蒙艮第四十

译这是伪作。只是不知道世上是否还有能识得其真的人？从图书推究，知道它所阐发的应当极为精要，精微的言论被埋没，非常可惜！我朱熹又曾读朱内翰震进呈《易说》的表，说此图的流传，是从陈抟、种放、穆修那里来的。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书》序，又说先生不只是种放、穆修的学者，“这仅仅是他学问中的一位老师罢了，并非他学问的最高境界”。凭着先生学问的奥妙，如果不出于此图，认为这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那么决不是种放、穆修所能达到的；如果认为“并非他学问的最高境界”，那么先生的学问，又怎能超越此图呢？因此我曾私下对此有疑问。等到得到志文加以考证，然后知道这果然是先生自己所作，而不是从别人那里接受的。胡公大概都是没有见到这篇志文才那样说的。然而胡公论述《通书》旨意说：“人们见其书简略，而不知道它的道理广大；见其文质朴，而不知道它的义理精微；见其言语平淡，而不知道它的意味深长。有人真正能树立伊尹那样的志向，修习颜回那样的学问，就会知道这本书的言论包罗至大，而圣门的事功无穷无尽了。”这是不可更改的极高论断，读这本书的人应当知道。因此又摘取这些话附在后面。干道己丑年六月戊申日，新安朱熹谨书。

译再次审定《太极通书》后序

南康本

朱熹

上述周敦颐的《太极图》及解说一篇，《通书》四十章，旧本流传的遗文九篇，遗事十五条，行状一篇。我所搜集编次的，都已经校勘审定，可以抄写刊印了。我考察先生的著作，近年来流传越来越广，但都不能没有错误。只有长沙和建安刻印的版本比较接近原貌！但仍有不少未尽完善之处。大概先生学问的深奥之处，可以用形象来告知的，没有比《太极图》更完备的了。至于《通书》中的言论，大概都是为了阐发其中的内涵，而“诚”、“动静”、“理性命”等章节尤为显著。程氏的著作，也都秉承阐述他的意旨，而李仲通的铭文、程邵公的志文、《颜子好学论》等篇，有时甚至直接引用他的话。所以清逸潘公为先生写墓志铭，叙述他所著的书籍，特别把创作《太极图》列为首要称述，然后才把《易说》、《易通》附在后面，他是懂得这一点的。考察汉上朱震（字子发）说陈抟把《太极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传给先生。衡山胡宏（字仁仲）则认为种放、穆修的传授，只是先生“所师从的一位老师，而不是他学问的最高境界”。武当祈宽（字居之）又说图像是先生指点画给二程看的，并没有写成书。这大概都是没看到潘公志文而说的。至于胡氏的说法，又是不考察先生学问的深奥之处，始终不离这张图。先生的《易说》很久已经不流传于世，以前见过两个本子，都不是真的。其中一个卦说，是陈忠肃公所著；另一个系辞说，又都是佛、老陈腐的言论。其中非常鄙陋可笑的话，比如：“《易》包罗天下的道理，就像养猴人欺骗众猴一样。”看这些话，就决然知道这不是先生所作。《易通》怀疑就是《通书》。大概《易说》是依据经文来解释义理，这本则是通论其大旨，而不依附于经文的。只是不知道它离开《易》而成为现在的名字，始于何时罢了。然而各种版本都附在《通书》之后，读者于是误以为是书的最后一章。致使先生立象的微妙意旨，晦暗而不明；突然谈论《通书》的人，也不知道其纲领在于此。长沙本既然来不及有所订正，而《通书》却依据胡氏所定的章节次序，先后随意有所移动更改，又删去章节标题，另外加上“周子曰”字样，都不是先生的原貌。像“理性命”章这类，一旦去掉标题，就完全无法理解。所附录的铭文、碑碣、诗、文，比其他版本详细，但也有的不能阐发先生的道，只是重复。所以建安本特别依据潘公志文将图篇置于篇首，而书的次序名称章节，也恢复原貌。又依据潘公志文以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载先生行事的实录，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并为一篇行状。其中大的方面，如蒲公碑碣说：“铲除奸邪弊政，像快刀健斧。”而潘公志文说：“精密严恕，务尽道理。”蒲公碑碣只说，“母亲未葬”；而潘公为郑夫人写的志文：却是“水侵蚀坟墓而改葬。”像这类情况，都依据潘公志文。而蒲公碑碣又说：“慷慨想要有所施展，以显于世。”又说：“更加思谋以奇特自名。”又说：“朝廷破格任用，奋发感厉。”都不是了解先生的话。又记载先生称颂新政，反复数十言，恐怕也不真实。像这类情况，现在都删去。至于道学的微妙之处，有各位君子所不知道的，则一概以程氏及其门人的言论为准。认为先生的书、言、行在这里也大致可以看到了。然后得到临汀杨方的本子来校勘，知道其中的错陋还有未尽纠正的。如“柔如之”应当作“柔亦如之”，“师友”一章应当分为两章之类。又得到何君营道诗序，以及曾经游历舂陵的人的话，知道行状所叙述的濂溪命名之说，有失去其本意的地方。何君序见遗事篇内。又考察濂溪广汉张栻所题跋先生手帖，依据先生家谱说：濂溪隐居在营道县荣乐乡钟贵里石塘桥西，濂是溪的旧名。先生寓居庐山，以示不忘本的意思。而邵武邹敷对我说：“曾经到过那里，溪的源头和末尾自分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那地方又别自号为楼田。而‘濂’这个字，则怀疑它出于唐刺史元结七泉的遗俗。”现在考察江州濂溪的西边，也有石塘桥，见于陈令举《庐山记》。怀疑也是先生寓居的名字。复核旧编，知道在删改之际，也有应当记录而误遗的。如蒲公碑碣自述：初见先生于合州，“交谈三日夜，退而感叹说：‘世上竟有这样的人吗’”！而孔文仲也有祭文，叙述先生洪州时事说：“公当时很年轻，面色如王，声音如金，从容和毅，一府的人全都倾倒”的话。蒲公碑碣又称赞他孤高风范远操，寄托情怀于尘埃之外，常有高栖遐遁之意。也足以证明他前面所谓“以奇特自显”等话的错误。又读张忠定公语录而知道所论述希夷、种、穆的传授，也有未尽其曲折的地方。考察：张忠定公曾经跟随希夷学习。而他论述公事有阴阳，颇与图说意旨相合。私下怀疑这种说法的流传，本来就有端绪。直到先生然后得之于心，而天地万物之理，巨细幽明，高下精粗，无

译对于其中不贯通的地方，于是开始绘制这张图，来揭示其中的奥秘罢了！曾经想要另外加以校正，来弥补其中的缺漏，但因患病未能做到。如今奉命暂代南康知军之职，于是得以在先生去世一百多年后继承并守护他的遗教，只是我的德行与先生不相类，惭愧恐惧已极，瞻仰先生如高山仰止，内心深切地醒悟感叹。于是取来旧本，再次加以修订，并附上我的解说如下。将书版刻印在学宫，以便与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研习。

译淳熙己亥年夏五月戊午日初一，新安朱熹恭敬书写。

通书后记

朱熹

《通书》是濂溪先生所作的。先生姓周，名敦颐，字茂叔。他年轻时便因学问品行闻名于世，但没有人知道他的老师出自何处。只知道河南两位程夫子曾向他求学，从而获得了孔、孟未曾传下的正统道统，那么他的学术渊源大概就可以窥见一二了。然而他用来指示孔子、颜回之乐，并抒发吟风弄月之趣的原因，也不能完全得知。他所著的书籍，大多散失。唯独这一篇，原本名叫《易通》，与《太极图说》一同由程氏传出，流传于世。而它的学说，实际上相互表里，大致推演一理、二气、五行的分合，以纲纪道体的精微，决断道义、文辞、禄利的取舍，以振起世俗学问的卑陋。至于论述入德的途径、经世的工具，又都亲切简要，不尚空谈。只是它的宏大纲领和重大作用，已经不是秦、汉以来诸儒所能企及；而它条理的细密、意味的深远，也不是当今学者所能迅速窥见的。因此程氏去世后，传承的人很少。那些了解它的人，不过认为它立意高远罢了。我自幼有幸得到他的遗编，初读时，茫然不知道它的意思，甚至有时连句子都读不通。壮年时，有幸拜入延平先生门下，然后才开始听到其中的一二学说。近年来，潜心玩味已久，才好像略有心得。虽然它的宏大纲领和重大作用我不敢妄知，但在它的章句文字之间，确实看到它的条理更加细密，意味更加深远，并没有欺骗我。回想从开始读到如今，岁月几何，忽然间已过三十六年，感叹前代哲人日益遥远，担心精妙旨意无人传承，私下不自量力，便作了注释。虽然知道浅近不足以阐发先生的精微蕴义，但开创通达大义，以等待后来的君子，或许能稍微接近吧。淳熙丁未年九月甲辰日，后学朱熹恭敬记录。仪封张伯云说：这篇序是晦庵先生最后编集解释《图通书》时所作。先生开始编集《通书》，无法考证其年份，根据先生序言说：“长沙本最后出现，是我编定的，比其他版本最详细严密，但仍有未尽之处。”于是于干道己丑年（一一六九年），复核旧编，定为建安本。到淳熙己亥年（一一七九年），共十一年，再次修订，定为南康本。又过了八年丁未年（一一八七年），重新作注，这部书才最终确定。现在的版本一律以此为正宗，而这篇序特别列在篇首，其他序跋依次列在后面。

又

延平本

朱熹

临汀杨方得到九江旧家传本，校对此本，不同的地方有十九处。但也互有得失。其中两条此本有误，应当遵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说“柔如之”，应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应当从“道义者”以下析为下段。其中十四条，意义可以两通，应当并存：如《诚几德》章说“理”，“理”一作“礼”。“理”一作“履”。《慎动》章说：“邪动”，一作“动邪”。《化》章一作“顺化”。《爱敬》章说：“有善”，此处下面有一“是苟”字。“学焉”，此处下面有一“有”字。“曰有不善”，一版没有这四个字。“曰不善”，此处下面有一“否”字。《乐》章说：“优柔平中”，“平”一作“乎”。《轻生败伦》， “伦”一作“常”。《圣学》章说：“请闻焉”，“闻”一作“间”。《颜子》章说：“独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齐》， “齐”一作“济”，一作“消”。《过》章，一作仲由。《刑》章说：“不止即过焉”，“即”一作“则”。其中三条，九江本有误，而应当以此本为正确：如《太极说》说：“无极而太极”，“而”下面误多一“生”字。《诚》章说：“诚斯立焉”，“立”误作“生”。“家人睽复无妄”章说：“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心”误作“以”。共十九条。现在附载于此，学者得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