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学术辨
清 平湖陆陇其稼书着
辨上
汉唐之儒崇正学，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则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后，异端曲学知儒者之尊孔孟也，于是皆托于孔孟以自行其说。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学者遂莫从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辟邪，然后孔孟之道复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来，异端曲学知儒者之尊程朱也，于是又托于程朱以自行其说。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学者又莫从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则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所指则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则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则冰炭矣。程朱言静言敬，则亦言静亦言敬，静敬之名同，至所以为静敬，则适越而北辕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则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则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论也。黑白淆而雅郑混，虽有好古笃志之君子，力扶正学，亦止知其显叛程朱之非，至其阳尊而阴篡之者，则固不得而尽绝矣。盖其弊在宋元之际即有之，而莫甚于明之中叶。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且辑《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以明己之学与朱子未尝异。龙溪、心斋、近溪、海门之徒从而衍之，王氏之学徧天下，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于是泾阳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学者复寻程朱之遗规，向之邪说诐行为之稍变。然至于本源之际，所谓阳尊而阴篡之者，犹未能尽绝之也。治病而不能尽绝其根，则其病有时而复作，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今之说者犹曰阳明与程朱同师孔孟，同言仁义，虽意见稍异，然皆圣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于孔孟，自外于仁义，则天下之人皆知其非也，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义而非仁义，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阳明之流弊，非阳明之过也，学阳明之过耳。程朱之学，岂独无流弊乎？今之学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轩、敬斋、月川之丝毫无疚也，其流入于偏执、固滞，以至偾事者，亦有矣。则亦将归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学之弊。末学之弊，如源清而流浊也；立教之弊，如源浊而流亦浊也。学程朱而偏执、固滞，是末学之弊也。若夫阳明之所以为教，则其源先已病矣，是岂可徒咎末学哉？
辨中
阳明以禅之实而托于儒，其流害固不可胜言矣。然其所以为禅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则知禅矣。知禅则知阳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气聚而成形，而气之精英又聚而为心。是心也，神明不测，变化无方，要之亦气也。其中所具之理，则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灵处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于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禅者，则以知觉为性，而以知觉之发动者为心。故彼之所谓性，则吾之所谓心也；彼之所谓心，则吾之所谓意也。其所以灭彝伦，离仁义，张皇诡怪，而自放于准绳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觉当之耳。何则？既以知觉为性，则其所欲保养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伦庶物之理，皆足以为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尽举而弃之也。阳明言“性无善无恶”，盖亦指知觉为性也。其所谓良知，所谓天理，所谓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来面目，即我门所谓良知。”又曰：“良知即天理。”又曰：“无善无恶，乃所谓至善。”虽其纵横变幻，不可究诘，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说，则人伦庶物，固于我何有？而特以束缚于圣人之教，未敢肆然决裂也。则又为之说曰：“
译学术辨
清 平湖陆陇其稼书著
辨上
汉唐时期的儒者尊崇正统学问，所尊奉的不过是孔子和孟子罢了。孔孟之道受到尊崇，那么诸子百家的言论就衰息了。自从唐代以后，异端邪说和歪曲的学问知道儒者尊崇孔孟，于是都假托孔孟的名义来推行自己的学说。我说孔孟，他们也说孔孟，学者们于是无法辨别其中的是非。程颢、程颐和朱熹出现，推崇正统、驳斥邪说，然后孔孟之道才重新显明，天下人都尊崇它。自从宋代以来，异端邪说和歪曲的学问知道儒者尊奉程朱，于是又假托程朱的名义来推行自己的学说。我说程朱，他们也说程朱，学者们又无法辨别其中的是非。程朱谈论天理，他们也谈论天理，天理的名称相同，但所指的内容却相差天壤。程朱谈论至善，他们也谈论至善，至善的名称相同，但所指的内容却如同冰炭般对立。程朱谈论静、谈论敬，他们也谈论静、谈论敬，静敬的名称相同，但所谓静敬的内涵，却如同要去越国却向北驾车一样背道而驰。程朱的言论中有可以借用的，他们就说程朱本来就是这样说的；有不可借用的，他们就说这是程朱中年时期尚未定论的观点。黑白混淆，雅乐与郑声混杂，即使是有好古笃志的君子，极力扶持正统学问，也只知道那些公然背叛程朱的是错误的，至于那些表面尊崇、暗中篡夺的，本来就不能完全杜绝。这种弊端在宋元之际就已经存在，而在明朝中期最为严重。自从王阳明倡导良知学说，以禅宗的实质假托儒家的名义，并且编集《朱子晚年定论》一书，来表明自己的学说与朱子并没有不同。王龙溪、颜山农、罗近溪、何心隐等门徒随之推衍，王阳明的学说遍布天下，几乎让人以为圣人再次兴起，而古代圣贤下学上达的遗法被破坏得干干净净。学术败坏而风俗随之恶化，其弊端发展到放纵礼法、蔑视伦理常道，天下人恣意横行，不再安守规矩法度之内，各种弊病同时发作。于是泾阳的孙奇逢（景逸）起来挽救，痛陈王阳明的弊端，使天下学者重新寻访程朱的遗规，之前的邪说和偏激行为稍有改变。然而到了根本源头之处，所谓表面尊崇、暗中篡夺的，仍然没能完全杜绝。治病而不能彻底根除病根，那么疾病有时还会复发，所以到了崇祯年间，风俗更加败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这并非一日之寒。所以我认为明朝的天下不是亡于寇盗，不是亡于朋党，而是亡于学术。学术的败坏，正是酿成寇盗和朋党祸乱的原因。现在议论的人还说，王阳明与程朱同样师从孔孟，同样谈论仁义，虽然见解稍有不同，但都是圣人的门徒。何必极力排斥并深深拒绝他呢？假如他背离孔孟，背离仁义，那么天下人都知道他是错的，又何必等待我来辩驳？正因为他的学说看似孔孟而非孔孟，看似仁义而非仁义，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就是不能不辩驳的原因。有人又说：王阳明的流弊，不是王阳明的过错，而是学习王阳明的人的过错。程朱的学说，难道就没有流弊吗？现在学习程朱的人，未必都像胡居仁（敬轩）、胡广（敬斋）、薛瑄（月川）那样毫无愧疚，其中流入偏执、固滞，以至于把事情搞砸的，也有。那么也要归罪于程朱吗？这又不对。天下有创立教义本身的弊端，有末流学者的弊端。末流学者的弊端，就像源头清澈而水流浑浊；创立教义本身的弊端，就像源头浑浊而水流也浑浊。学习程朱而偏执、固滞，这是末流学者的弊端。至于王阳明所创立的教义，其源头先已有了毛病，这难道可以仅仅责怪末流学者吗？
辨中
王阳明以禅宗的实质假托于儒家，其流毒危害固然说不完。然而他之所以成为禅宗，是怎样的呢？回答说：明白了心性与性的区别，就知道禅宗了。知道禅宗，就知道王阳明了。现在人出生，气聚集而形成形体，而气的精华又聚集成为心。这个心，神明不可测度，变化没有定法，总之也是气。其中所具备的理，就是性。所以程子说：“性就是理。”邵雍说：“心是性的外壳。”朱熹说：“灵明之处是心，不是性。这个心，是性所寄托的地方，而不是性本身。性，寄托于心而不是心本身。”前代儒者辨析得，也非常明白了。至于禅宗，却把知觉当作性，把知觉的发动当作心。所以他们所谓的性，就是我们所谓的心；他们所谓的心，就是我们所谓的意。他们之所以灭绝伦理纲常，背离仁义，张扬诡怪，而自我放纵于准则之外，都是因为不知道有性，而把知觉当作性罢了。为什么呢？既然把知觉当作性，那么他们想要保养而不丢失的，只有这个知觉而已。一切人伦万物之理，都足以成为我的障碍，而唯恐它们有所牵累，理应全部抛弃。王阳明说“性无善无恶”，大概也是把知觉当作性。他所谓的良知，所谓的天理，所谓的至善，无非指的都是这个。所以他说：“佛家所说的本来面目，即是我们门徒所说的良知。”又说：“良知就是天理。”又说：“无善无恶，就是所谓的至善。”虽然他的言论纵横变幻，不可穷尽诘问，但其主旨也可以看出来了。推演他的学说，那么人伦万物，对我有什么关系呢？只是被圣人的教化所束缚，不敢公然决裂罢了。于是他又解释说：
良知苟存，自能酬酢万变，非若禅家之遗弃事物也。”其为说则然，然学者苟无格物穷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觉，以自试于万变，其所见为是者果是，而见为非者果非乎？以况其心本以为人伦庶物，初无与于我，不得已而应之，以不得已而应之心，而处夫未尝穷究之事，其不至于颠倒错谬者，几希。其倡之者，虽不敢自居于禅，阴合而阳离；其继起者，则直以禅自任，不复有所忌惮。此阳明之学所以为祸于天下也。泾阳景逸深惩其弊，知夫知觉之非性，而无善无恶，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击。阳明者，亦可谓得其本矣。然其学也，专以静坐为主，则其所重仍在知觉。虽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当穷究。然既偏重于静，则穷之未必能尽其精微，而不免于过不及。是故，以理为外，而欲以心笼罩之者，阳明之学也；以理为内，而欲以心笼罩之者，高顾之学也。阳明之病，在认心为性；高顾之病，在恶动求静。我观高子之谕学也，言一贯，则以为是入门之学；言尽心，则以为尽心然后知性；言格物，则曰知本之谓物。格与程朱之论，往往龃龉而不合者，无他，盖欲以静坐为主，则凡先儒致知、穷理、存心、养性之法，不得不为之变易。夫静坐之说，虽程朱亦有之，不过欲使学者动静交养，无顷刻之离耳，非如高子《困学记》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后有以为下手之地也。由是观之，则高顾之学，虽箴砭阳明，多切中其病，至于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范围。岂非阳明之说浸淫于人心，虽有大贤不免，犹蹈其弊乎？吾尝推求其故，天下学者所以乐趋于阳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则为其学者可以纵肆自适，非若程朱之履绳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则其学专以知觉为主，谓人身有生死，而知觉无生死，故其视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为真。故不贤者既乐其纵肆，而贤者又思求其无生死者，此所以羣趋而不能舍。呜呼！纵肆之不可易明也。至于无生死之说，则真禅家之委耳。学者取程朱阴阳屈伸往来之论，潜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学，而彼之是惑乎？
译良知如果存在，自然能够应对万事万物的变化，不像禅宗那样抛弃万事万物。”这种说法虽然如此，但是学者如果没有格物穷理的功夫，却想凭借此心的知觉，去应对万事万物的变化，那么他所认为是正确的果真正确，所认为是错误的果真错误吗？况且他的心本来认为人伦万物，起初与我无关，不得已才去应对，用这种不得已才去应对的心，去处理那些未曾穷究的事情，不至于颠倒错谬的，几乎没有。提倡这种学说的人，虽然不敢自居为禅宗，但暗中契合而表面背离；后来继承的人，则直接以禅宗自居，不再有所顾忌。这就是阳明之学之所以危害天下的原因。泾阳景逸（孙奇逢）深刻警惕其弊端，知道知觉不是本性，无善无恶不能用来谈论本性，他之所以排斥阳明，也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然而他的学问，专门以静坐为主，那么他所看重的仍然在于知觉。虽然说事物的道理，是我们本性中固有的，也应当去穷究。但是既然偏重于静，那么穷究未必能尽其精微，难免有过与不及的毛病。因此，把理看作外在，而想用心去笼罩它的，是阳明之学；把理看作内在，而想用心去笼罩它的，是高顾（高攀龙）之学。阳明的毛病，在于把心认作性；高顾的毛病，在于厌恶动而追求静。我观察高子教导学问，说“一贯”，就认为是入门的学问；说“尽心”，就认为尽心然后才能知道本性；说“格物”，就说知道根本叫做物。与程朱的议论，往往格格不入，没有其他原因，大概是因为想要以静坐为主，那么凡是先儒致知、穷理、存心、养性的方法，不得不为之改变。静坐的说法，虽然程朱也有，不过是想让学者动静相互修养，没有片刻的分离罢了，不像高子《困学记》中所说的，一定要澄澈精神默坐，使本性显露出来，然后才有下手的地方。由此看来，那么高顾之学，虽然针砭阳明，大多切中其弊病，至于本源的地方，仍然不能超出其范围。难道不是阳明的学说浸淫人心，即使有大贤也不免，还蹈入其弊端吗？我曾经推求其中的缘故，天下学者之所以乐于趋向阳明而不可遏制，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学问可以放纵自适，不像程朱那样循规蹈矩，不可假借；二是他的学问专门以知觉为主，说人身有生死，而知觉没有生死，所以他视天下的一切都是虚幻，只有这个是真实的。所以不贤的人既乐于其放纵，而贤的人又想寻求那没有生死的，这就是大家争相趋向而不能舍弃的原因。唉！放纵的不可改变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没有生死的说法，则是禅宗的末流。学者采取程朱关于阴阳屈伸往来的论述，潜心熟读玩味，其中的道理也就明显了。为什么不学习这个，却迷惑于那个呢？
辨下
自阳明之学兴，从其学者流荡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贤君子出于其间，其功业足以润泽生民，其名节足以维持风俗。今曰阳明之学非正学也，然则彼皆非与？若夫明之末季，溃败不振，盖气运使然，岂尽学术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阳明，则宋之衰，亦将咎程朱；周之衰，亦将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阳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来，秉国钧、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继也遂持之于上；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遂为政事、为风俗礼法。于是而弛名教，于是而轻政刑，于是而紊僻邪诡异之行，于是而生纵肆轻狂之习，于是而成。虽曰丧乱之故，不由于此，吾不信也。若其间大贤君子，学问虽偏，而人品卓然者，则又有故。盖天下有天资之病，有学术之病；有天资僻而学术正者，有学术僻而天资美者。恒视其胜负之数，以为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参之鲁，师之僻，由之喭，而卒为圣门高弟，此以学胜其天资者也。如唐之颜鲁公，宋之富郑公，赵清献，皆溺于神仙浮屠之说，而志行端方，功业显赫，为唐宋名臣，此以天资胜其学术者也。人见颜、富诸公之志行功业，则以为神仙浮屠之无损于人如此，且以为诸公之得力于神仙浮屠如此，是何异见气盛之人冒气寒而不病，而谓不病之得力于风寒；善饮之人多饮而惺然，而谓惺然之得力于多饮？岂其然乎？今自阳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从之，其天资纯粹不胜其学术之僻，流荡忘返者不知凡几矣。间有卓越之士，虽从其学，而修身励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学之无弊也，盖其天资之美而学术不能尽蔽之，亦如颜、富诸公学于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则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学而弃其人，亦岂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议其学？哉！且人但见颜富之品行卓荦，而不知向使其不溺于异学，则其所成就岂特如此而已？但见明季诸儒为王氏之学者，亦有大贤君子出其间，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遗法，不谈良知，不言无善无恶，不指心为性，不偏于静坐，不以一贯尽心为入门，不以物格为知本，则其造诣亦岂仅如是而已耶？譬诸日月之蚀然，不知其所亏之已多，而但指其仅存之光以为蚀之无伤于光，岂不误乎？呜呼！正学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既汨没而不出，而大贤者亦不能自尽其才，可胜叹哉！
原序
或有问于余者曰：「陆稼书先生所著有以《问学录》名者，何义也？」余应之曰：「先生服膺考亭素矣，于四书讲义与《困勉录》不既彰彰乎？兹编之作，仍以尊考亭也。」曰：「自尊德性、道问学，并见于《中庸》，而世之言教者，谓考亭主于道问学，象山主于尊德性，之说果然乎？」曰：「象山亦焉知所为德性而尊之哉？彼其为说，谓心即理，是以心为德性，可知矣。吾不知质诸伊洛所云「性即理」者，能无失焉否也？至其教授弟子也，止于主静，于是有安坐瞑目之功，有忽然顿悟之效，其以主静为尊，又可知矣。吾不知质诸伊洛所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者，又无失焉否也？若夫考亭之学，则不然矣，操存涵养，莫非明德性之当尊，而格物致知，兼以着问学之不可偏废，揆诸孔孟，固一理之攸同，较之二程，无几微之不合。其于象山，目之为禅学，方之为告子，岂非以其任心废学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哉？有明以来，正学或显或晦，姚江祖金溪之说，摽为「致良知」一门，几欲举问学而废之。天下之士见其功业文章，彪炳宇宙，莫敢置词，随风而靡者比比也。稼书先生独毅然指其非而不顾，非诋姚江以訾金溪也，所以尊考亭也。理无两是，论无两可，此先生《问学录》所以见志也。今观其言，学术醇正，原本深厚，于近世诸贤所论，辨晰尤精。余素仰先生之学而未逮也，因为刊订是书，使天下知先生之书，实与考亭相表里，而于卷中特删去其辨难牵引之太繁者，如伊川先生置之不问之意，盖正学既明，异端自息
译辨下
自从阳明之学兴起，追随他的学者流荡放纵，这本来是有的；但也往往有大贤君子出于其中，他们的功业足以恩泽百姓，他们的名节足以维系风俗。现在说阳明之学不是正统之学，那么他们难道都不是大贤君子吗？至于明朝末年，国家溃败不振，大概是气数命运使然，难道完全是学术的缘故吗？如果明朝的衰亡可以归咎于阳明，那么宋朝的衰亡，也将归咎于程朱；周朝的衰亡，也将归咎于孔孟吗？这又不对。周朝和宋朝的衰亡，是因为孔孟、程朱的道没有得到实行；明朝的衰亡，是因为阳明的道得到了实行。自从嘉靖、隆庆以来，掌握国家权柄、治理百姓的人，谁不是浸染在他的教化之中呢？起初在下层倡导，接着就在上层推行；起初只是议论、声气相投，接着就变为政事、风俗礼法。于是名教松弛，于是政令刑罚被轻视，于是乖僻邪怪的行为混乱，于是放纵轻狂的习气滋生，于是败坏的局面形成。如果说丧乱的原因不由于此，我不相信。至于其中那些大贤君子，学问虽然偏颇，但人品卓然不群，这又有其他缘故。大概天下有天资的毛病，有学术的毛病；有天资偏颇而学术端正的，有学术偏颇而天资美好的。通常看这两者胜负的比例，来决定这个人的高下。比如柴愚、参鲁、师僻、由喭，最终成为孔门的高足弟子，这是用学问战胜了天资。比如唐朝的颜鲁公，宋朝的富郑公、赵清献，都沉迷于神仙佛道的学说，但志向行为端正，功业显赫，成为唐宋的名臣，这是用天资战胜了学术。人们看到颜、富等公的志向、行为和功业，就认为神仙佛道对人没有损害像这样，而且认为这些公得力于神仙佛道像这样，这有什么不同呢？就像看到气盛的人冒着寒气而不生病，就说不得病得力于风寒；善于饮酒的人多喝而清醒，就说清醒得力于多饮？难道是这样吗？现在自从阳明的教化盛行，天下纷纷追随，那些天资纯粹却不胜学术偏颇，流荡忘返的人不知有多少。偶尔有卓越的人士，虽然追随他的学问，但修身励行，不愧对古人，这不是他的学问没有弊端，大概是因为他天资美好，学术不能完全遮蔽他，也像颜、富等公学习神仙佛道，但他们的为人和行为却不是神仙佛道所能达到的。因此不能因为他的学问而抛弃这个人，又怎么能因为这个人而就不敢议论他的学问呢？况且人们只看到颜、富的品行卓荦，却不知道假使他们不沉迷于异端学说，那么他们的成就岂止如此而已？只看到明末诸儒中为王氏之学者，也有大贤君子出于其中，却不知道假使他们全都遵循程朱的遗法，不谈良知，不言无善无恶，不把心当作性，不偏重于静坐，不把一贯尽心作为入门，不把格物当作知本，那么他们的造诣岂止如此而已呢？好比日月之蚀，不知道亏损已经很多，却只指着仅存的光亮说蚀对光没有伤害，难道不是错误吗？唉！正学不明，人才陷溺，中等以下的人既沉沦而不能自拔，而大贤者也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真是令人叹息啊！
原序
有人问我：“陆稼书先生所著的书有以《问学录》命名的，这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先生一向信奉考亭（朱熹），在四书讲义和《困勉录》中不是已经彰明昭著了吗？这部书的编撰，仍然是为了尊崇考亭。”问者说：“自从‘尊德性’、‘道问学’同时见于《中庸》，而世间谈论教化的人，说考亭主张道问学，象山主张尊德性，这种说法真的如此吗？”我回答说：“象山哪里知道什么是德性而尊崇它呢？他所说的，认为心即理，所以把心当作德性，可以知道了。我不知道对照伊洛（程颢、程颐）所说的‘性即理’，能不失去吗？至于他教导弟子，只停留在主静，于是有安坐瞑目的功夫，有忽然顿悟的效果，他把主静当作尊崇，又可以知道了。我不知道对照伊洛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又不失去吗？至于考亭的学问，就不是这样了，操存涵养，没有不是明德性应当尊崇的，而格物致知，兼以显示问学不可偏废，衡量孔孟，本来是一个道理，比较二程，几乎没有微小的不合。他对象山，目之为禅学，比作告子，难道不是因为他任心废学的弊端，将有不可胜言的吗？有明以来，正学或显或晦，姚阳（王阳明）祖述金溪（陆九渊）的学说，标榜为‘致良知’一门，几乎想要废除问学。天下的士人看到他的功业文章，彪炳宇宙，没有人敢说话，随风而靡的人比比皆是。稼书先生独自毅然指出他的错误而不顾，不是诋毁姚阳以诋毁金溪，而是为了尊崇考亭。理没有两个是对的，论没有两个是可以的，这就是先生《问学录》所以见志的原因。现在看他的言论，学术醇正，原本深厚，对于近世诸贤所论述的，辨析尤其精细。我一向仰慕先生的学问而没有达到，因此刊订这本书，使天下知道先生的书，实在与考亭相表里，而在卷中特别删去那些辨难牵引太繁琐的，像伊川先生置之不问的意思，大概正学既然明了，异端自然平息。”
，初不必切切然与较，而且聪明未一、识见未定之士，亦不至使是非邪正交杂于目前也。是为序。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端午后三日，仪封后学张伯行题于榕城之正谊堂。
译起初不必急切地与之计较，况且那些才识尚未统一、见解尚未确定的读书人，也不会让是非邪正混杂在眼前。这就是序言。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年端午节后三天，仪封后学张伯行在榕城的正谊堂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