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稼书先生问学录卷之一
陆稼书先生问学录卷之一
仪封张伯行孝先甫订，受业诸子仝校。
陈几亭谓颜山农以口舌陷狴犴，罗近溪变产脱之。山农视近溪家为外府，取用无厌。论学或不合，则披其颊。在近溪因失所宗，抑情忍辱，亦人所难。而山农之妄取苛求，悉动于气，人欲横流，视彼制欲者，不应愧死乎？山农事见于邹南皋所撰《近溪墓碑》，几亭之论非过也。盖阳明致良知之学，苟无程朱格物之功，则所认为本心者未必是本心，所认为良知者未必是良知，自必有弊。而况山农、近溪专以自然为主，其弊又曷可胜道哉！
余冬序录论进言之法曰：吕伯恭云：“解人之怒，须委曲顺其意，然后徐以言语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言彼之不是，我却以为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窦婴乃言：“夫名冠三军。”宣帝正怒盖宽饶，而郑昌乃言：“宽饶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义之节。”故二人卒不免死，此皆不善救人者也。魏文侯与士大夫坐，问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君也。”翟黄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黄趋出。次至任座［任座事出刘向新序］座对曰：“仁君也。君仁则臣直，黄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复召翟黄。秦王与中期争论［此事出战国策］不胜。秦王怒，人为说秦王曰：“此悍人也，适遇明君故也，遇桀纣必杀之矣。”王因勿罪。唐穆宗时，崔发驱曳中人，因系狱，台谏申救皆不听。李逢吉从容言曰：“崔发驱曳中人，诚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务念。”上愍然曰：“比谏官但言发冤，未尝言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为不赦之？”即释其罪。故劝人不可指其过，须先美其长。人喜则语言易入，怒则语言难入，观上数事可验矣。又按陈几亭曰：“凡性躁者，乘怒虽有智，不及生，必使缓之而后智出。”如敬翔之于朱全忠，往往以术缓之，缓之而后可以正谏。翔助逆之人耳，然谏法可取。观燕泉所述，则知当婉其辞；视几亭所述，则知谏又当宽其时，合而用之，其庶几乎。虽然，此皆为谏者言也。若受谏者，则岂可曰“若者激，若者骤”而不之听耶？虽盛怒时，闻逆耳之言，亦当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〇燕泉、几亭所述，亦是救之末流之法，又不若番吾君教公仲连进士之法为得其本。
余冬序录曰：「范纯仁凡荐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议。其人不知自纯仁所出。或曰：『为宰相，岂可不牢笼天下士，使知出于门下？』纯仁曰：『但愿朝廷进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于我耶？』潘良贵除考功郎，迁左司。宰相吕颐浩从容谓良贵曰：『旦夕相引入两省。』良贵正色对曰：『亲老，方欲乞外。两省官，非良贵可为也。』退语人曰：『宰相进退一世人才，以为贤耶，自当擢用，何可握手密语，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笼，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补外。贤宰相如范纯仁，决不肯以术牢笼人。士大夫如潘良贵之贤，亦决不为人所牢笼矣。此一条吾辈书诸绅，则闹热之际可以自安。又曰：「昔杜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之曰：『吾恐为害，不求益也。』宋林大中落职归客，或劝大中通韩侘冑书曰：『纵不求福，盍亦免祸？』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祸可惧而免耶？』陆务观有言：『祸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祸弥甚。』此一条吾辈书诸绅，则忧疑之际可以自安。」
张侗初谓天下之患，莫大乎太分别。太分别则不肖者无所容，而贤者亦局于所见而不化。且一分别，则天下贤不肖将有不胜分之患；不胜分，且有不胜混之患，此乱之道也。韩魏公三十年相业，其得力处正在不欲分别黑白。又作《涣羣论》曰：孔子云“君子羣而不党”，而《易》称“涣，小羣以成大羣”。夫大羣，羣也；小羣，党也。大羣为君子，而小羣则虽有君子之名，行君子之事，而其流必中于小人之无忌惮。何也？以有小人为之借也。君子有一偏
译陆稼书先生问学录卷之一
仪封张伯行孝先甫校订，受业弟子共同校对。
陈几亭说，颜山农因口舌之争陷入牢狱，罗近溪变卖家产将他救出。山农把近溪家当作自己的外库，取用没有满足的时候。讨论学问如果不合意，就扇近溪耳光。近溪因此失去了所尊崇的依靠，压抑情感、忍受屈辱，这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而山农胡乱索取、苛刻要求，全凭意气用事，人欲横流，比起那些克制私欲的人，难道不应该羞愧而死吗？山农的事见于邹南皋所写的《近溪墓碑》，几亭的评论并不过分。大抵阳明致良知的学问，如果没有程朱格物的功夫，那么所认为的本心未必是本心，所认为的良知未必是良知，自然一定会有弊端。更何况山农、近溪专门以自然为主，他们的弊端又哪里说得完呢！
《余冬序录》论述进言的方法说：吕伯恭说：“化解别人的怒气，必须委婉顺从他的意思，然后慢慢用言语去化解，他的怒气才会平息。如果别人正指责他的不对，我却认为是对的，这是在激怒他。”田蚡正对灌夫发怒，而窦婴却说：“灌夫的名声冠绝三军。”宣帝正对盖宽饶发怒，而郑昌却说：“宽饶进朝有忧国之心，退朝有死义之节。”所以这两个人最终难免一死，这都是不善于救人的人。魏文侯与士大夫坐着，问说：“我怎么样？”群臣都说：“是仁君。”翟黄说：“君不是仁君。君攻打中山，不封君的弟弟而封君的儿子，不是仁君。”文侯发怒，翟黄快步退出。轮到任座［任座的事出自刘向《新序》］，任座回答说：“是仁君。君仁则臣直，翟黄的话直率，因此知道君是仁君。”文侯于是又召见翟黄。秦王与中期争论［这事出自《战国策》］，秦王输了。秦王发怒，有人对秦王说：“这是个强悍的人，恰好遇到明君罢了，如果遇到夏桀商纣，一定被他杀了。”秦王因此没有治他的罪。唐穆宗时，崔发拖拽宦官，因此被关进监狱，御史台的谏官申辩救援都不听。李逢吉从容地说：“崔发拖拽宦官，确实是大不恭敬，但他的母亲八十岁了，因为崔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正以孝道治理天下，应该务必挂念。”皇上怜悯地说：“近来谏官只说崔发冤枉，不曾说他大不恭敬，也不说他家有老母，像您所说，我为什么不赦免他呢？”立即赦免了他的罪。所以劝人不能直指他的过错，必须先赞美他的长处。人高兴时言语容易听进去，发怒时言语难听进去，看上面几件事就可以验证了。又按陈几亭说：“凡是性情急躁的人，乘着怒气虽然有智慧，也来不及产生，一定要让他缓下来然后智慧才出现。”像敬翔对于朱全忠，往往用计谋让他缓下来，缓下来之后才可以正言规劝。敬翔是助逆的人，然而规劝的方法可以取法。看燕泉所述，就知道应当委婉言辞；看几亭所述，就知道规劝又应当宽缓时机，合起来使用，大概差不多了。虽然如此，这都是为规劝者说的。如果是接受规劝的人，难道可以说“这个人激怒我，那个人急躁”而不听吗？即使在盛怒之时，听到逆耳的话，也应当立刻忘记怒气而观察道理的是非。〇燕泉、几亭所述，也是补救的末流方法，又不如番吾君教公仲连进谏的方法得其根本。
《余冬序录》说：“范纯仁凡是推荐引进人才，一定依据天下的公议。那个人不知道是从范纯仁那里出来的。有人说：‘身为宰相，难道可以不笼络天下士人，让他们知道出自门下吗？’范纯仁说：‘只希望朝廷进用不失正直的人，何必知道出自我这里呢？’潘良贵被任命为考功郎，升迁为左司。宰相吕颐浩从容地对潘良贵说：‘早晚我会引荐你进入两省。’潘良贵严肃地回答说：‘父母年老，正想请求外任。两省的官职，不是潘良贵可以担任的。’退下后对人说：‘宰相进退一世的人才，认为贤能，自然应当提拔任用，怎么可以握手密语，先显示私恩？如果士大夫受他的笼络，又凭什么在朝廷立足？’当天就请求外补。贤能的宰相如范纯仁，决不肯用权术笼络人。士大夫如潘良贵那样贤能，也决不会被别人笼络。这一条我们写在衣带上，那么在热闹纷扰的时候可以自我安定。又说：‘从前杜预在镇守时，多次馈赠洛阳的权贵。有人问他：‘我恐怕受害，不求得益。’宋代林大中罢职回家，有人劝林大中给韩侂胄写信说：‘纵然不求福，难道也不能免祸吗？’林大中說：‘福不可求而得，祸可惧而免吗？’陆游有言：‘祸有不可避的，避之得祸更甚。’这一条我们写在衣带上，那么在忧虑怀疑的时候可以自我安定。’”
张侗初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过分区分更大的了。过分区分则不贤的人没有容身之处，而贤能的人也局限于所见而不能变化。而且一旦区分，那么天下贤与不贤将有不胜分派的祸患；不胜分派，又有不胜混杂的祸患，这是动乱的道路。韩魏公三十年的宰相业绩，他得力的地方正在于不想区分黑白。又作《涣群论》说：孔子说“君子合群而不结党”，而《易经》称“涣，小群以成大群”。大群，是合群；小群，是结党。大群是君子，而小群则虽然有君子的名义，行君子的事，但其流弊必然中伤小人的无忌惮。为什么呢？因为有小人为之借势。君子有一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