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稼书先生问学录卷之三
陆稼书先生问学录卷之三
朱子集中吴伯丰问孟子序说，引《史记》列传以为《孟子》之书，孟子自作。韩子曰：“轲之书非自着。”先生谓二说不同，《史记》近是。而于《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则曰：“门人不能尽记其词。”又于第四章“决汝汉”处注曰：“记者之误。”不知如何。朱子答云：“前说是，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按今《孟子》注仍是伯丰所引，则知朱子于集注未及改者亦有矣。然其大本处则必无差，非姚江之徒所可借口也。
朱子答刘仲升书，谓平日不曾仔细玩索义理，不识文字血脉，别无证佐考验，但据一时自己偏见，便自主张，以为只有此理，更无别法，只有自己，更无他人，只有刚猛剖决，更无温厚和平，一向自以为是，更不听人说话。此固未论其所说之是非，而其粗厉激发，已全不是圣贤气象矣。谭梁生见圣编，其病正自如此［见五十三卷］
朱子答项平父书，谓告子之病，盖不知心之慊处，即是义之所安，其不慊处，即是不合于义，故直以义为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见得此意，而识义之在内者，然又不知心之慊与不慊，亦有必待讲学省察，而后能察其精微者，故于学聚问辨之所得，皆指为外，而以为非义之所在，遂一切弃置而不为。此与告子之言，虽若小异，然其实则百步五十步之间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讥裸裎也。按愚向直以告子作象山、阳明之流，今观朱子此条，则又见其小异处［见五十四卷］
蒙引》一书，大有功于先儒。如程子云：“性即理也。”《蒙引》曰：“性即理也，指心中之理也，故为性。不然，何处不是？”此言岂不大有功于程子乎？
胡世宁在弘治间言风俗之弊曰：“朝士安于豢养，狃于因循，廉节埽地，趋媚成风。以通达为高致，以廉退为矫激，以推奸避事为老成，以党恶和光为忠厚。其羣居言议所及，心志所向，不曰升官则曰成家。其有语及国事，当忧民瘼，当恤者，则众怒羣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则曰好名，使必无所容身而后已。”愚尝三复斯言，自古风俗之弊，莫不皆然，但有轻重浅深之不同耳。有志世道者，可一日而忘挽回之方哉？
史记载晏婴沮孔子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穷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司马温公、金仁山皆疑晏子之贤，未必有此事。然朱子于《论语》序说，虽削去其语，而仍载其事，则未尝以为无也。明末有王革论之最详曰：「晏子学于墨氏而精其术，是故见吾夫子之祭必丰腆也，则以为不若豚肩不掩豆之为愈也；见吾夫子之衣以裼裘也，则以为不若一裘三十年之为愈也；见吾夫子之饮食多不苟也，则以为不若食无兼味之为愈也；见吾夫子之亲丧自尽而祔于内外者必诚必信也，则曰『崇丧厚葬不可以为俗』也，而不知以薄为道之流于忍也；见我夫子之急于济时而周流四方也，则曰『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也，而不知如其道则传食诸侯不为泰也；见其巽与之言则谓之滑稽，而不知欲人之易从也；见其直道事人则谓之倨傲，而不知持身之不可苟也；见其动容周旋皆中乎礼则谓其盛容繁饰，而经年累世不能殚且究也，而不知苟简鄙陋，君子以为固也。」此一段可为定论。愚谓夫子之于晏子、老子，犹朱子之于象山，道虽不同，而不嫌于交好。
晏子、子西同沮孔子。然晏子之沮，是因其学术之僻；若子西，则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王之将帅，有如子路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纯是私意，两人相去又甚远。
史记》《檀弓》皆载孔子负杖逍遥歌“泰山梁木”之事。吴澄曰：“
译陆稼书先生问学录卷三
朱子《文集》中吴伯丰询问孟子序说，引用《史记》列传认为《孟子》一书是孟子自己写的。韩愈说：“孟轲的书不是他自己写的。”先生认为两种说法不同，《史记》的说法更接近事实。但在《滕文公》首章“道性善”的注释中，朱子却说：“门人不能完全记住他的话。”又在第四章“决汝汉”处的注释中说：“这是记录者的错误。”不知该如何理解。朱子回答说：“前面的说法是对的，后面两处说错了。熟读《孟子》七篇，观察其文势，如同熔铸而成，不是拼凑而成的。”按现在《孟子》的注释仍然沿用吴伯丰所引的说法，由此可知朱子在《集注》中来不及修改的地方也是有的。然而其根本大义必定没有差错，这不是姚江学派的人可以借口的。
朱子回复刘仲升的信中说，平时不曾仔细玩味探究义理，不认识文字的血脉，另外没有证据来考验，只凭一时的个人偏见，便自行主张，认为只有这个理，再没有其他方法，只有自己，再没有他人，只有刚猛决断，再没有温厚和平，一向自以为是，再不听别人说话。这固然不论他所说的对错，而他粗厉激切的作风，已经完全不是圣贤的气象了。谭梁生见圣编，他的毛病正是这样［见五十三卷］
朱子回复项平父的信中说，告子的毛病，大概是不懂得心中感到满足的地方，就是义所安顿的地方，心中不满足的地方，就是不合于义，所以直接把义当作外在的东西，而不寻求。现在的人因为孟子的话，却能够明白这个意思，认识到义在内心，然而又不知道心中满足与不满足，也有必须依靠讲学反省，然后才能察觉其精微之处的，所以对于学习积累、询问辨析所获得的，都指斥为外在的，认为不是义所在的地方，于是全部抛弃而不做。这与告子的话，虽然看似小有不同，但实际上不过是百步与五十步的区别罢了。以此互相嘲笑，就像同浴而讥笑裸体一样。按我过去直接把告子当作象山、阳明一流的人，现在看朱子这条，又看到他们小有不同的地方［见五十四卷］
《蒙引》一书，对先儒大有功劳。比如程子说：“性就是理。”《蒙引》说：“性就是理，指的是心中的理，所以称为性。不然，哪里不是理呢？”这话难道不是对程子大有功劳吗？
胡世宁在弘治年间谈论风俗的弊端说：“朝廷士大夫安于被豢养，习惯于因循守旧，廉洁节操扫地，趋炎附势成为风气。以通达为高致，以廉洁退让为矫激，以推卸奸邪、回避事务为老成，以结党营私、和光同尘为忠厚。他们群居议论所涉及的，心志所向往的，不是升官就是成家。如果有谈论国事，应当忧虑百姓疾苦，应当体恤的，就会招致众人愤怒、群起猜忌，众口排斥，不是说惹事就是说好名，一定要让人无处容身才罢休。”我曾反复诵读这些话，自古风俗的弊端，没有不是这样的，只是轻重深浅不同罢了。有志于世道的人，可以一天忘记挽回的方法吗？
史书记载晏婴阻止孔子的话说：“儒者滑稽而不能遵循法度，倨傲自顺，不能做下属；崇尚丧事、尽情哀悼，破产厚葬，不能成为风俗；游说乞贷，不能治理国家。自大贤去世，周王室已经衰微，礼乐缺失已有间隙。现在孔子讲究容貌服饰，繁琐升降之礼，详尽的礼节，累世不能穷尽他的学问，穷年不能穷究他的礼仪。您想用它来改变齐国的风俗，这不是用来引导百姓的方法。”司马温公、金仁山都怀疑晏子的贤德，未必有这件事。然而朱子在《论语》序说中，虽然删去了他的话，但仍然记载了这件事，则不曾认为没有这件事。明末有王革论述得最详细说：“晏子学习墨家而精通其术，所以看到我们夫子祭祀必定丰盛，就认为不如豚肩不掩豆更好；看到我们夫子穿裘衣时加外衣，就认为不如一裘穿三十年更好；看到我们夫子饮食多不苟且，就认为不如食无兼味更好；看到我们夫子亲丧尽礼而附祭于内外者必诚必信，就说‘崇丧厚葬不可以为俗’，而不知道以薄为道的流弊在于残忍；看到我们夫子急于济世而周游四方，就说‘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而不知道如果合乎道义，传食诸侯并不过分；看到他谦逊的话就称为滑稽，而不知道是想让人容易听从；看到他直道事人就称为倨傲，而不知道持身不可苟且；看到他动容周旋都合乎礼，就认为他盛容繁饰，经年累世不能穷尽且穷究，而不知道苟简鄙陋，君子认为固执。”这一段可以作为定论。我认为夫子对待晏子、老子，就像朱子对待象山，道虽然不同，但不妨碍交好。
晏子、子西都阻止孔子。然而晏子的阻止，是因为他的学术偏颇；至于子西，则说：“大王派遣出使诸侯的使者，有像子贡那样的吗？大王的辅相，有像颜回那样的吗？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那样的吗？大王的官尹，有像宰予那样的吗？”孔丘如果得到土地，贤弟子作为辅佐，不是楚国的福气。纯粹是私意，两人相差又很远。
《史记》《檀弓》都记载孔子负杖逍遥歌“泰山梁木”的事。吴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