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译百姓在变革的时局中和睦相处，天下人归附尧的仁德，这是可以想见的。舜具备深邃的智慧与光明的德行，从而成就了太平的功业，天下人归附舜的仁德，这是可以验证的。虽然如此，尧舜的心志，哪里会算计到天下人归附自己的仁德呢？也只是尽力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罢了。自身的私欲不可有，就去除它；利益不可贪恋，就远离它；愤怒不可放纵，就惩戒它；欲望不可炽盛，就遏制它。将这些私欲克制得干干净净，以至于天理浑然完整，由此推而广之：尊敬自己的长辈，进而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孩子，进而爱护别人的孩子。像这样，即使一家之心归附于仁，也不满足；一国之心归附于仁，也不满足。那么，即使到了天下归附于仁的地步，他们的心难道敢立刻自满吗？也只是怀着对上天敬畏报答的诚意，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婴儿的情怀，始终如一罢了。所以说：君子践行仁德，足以领导众人。

译董仲舒说：“百姓追随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如果不通过教化来修筑堤防，就无法阻止。”教化的关键，没有比礼更重要的了。《礼记》说：“认为旧堤防没有用处而毁坏它的人，一定会遭遇水灾；认为旧礼制没有用处而废弃它的人，一定会招致祸乱。”这话值得深思。大凡礼制的设立，对内约束内心，对外规范行为。当太平无事时，人们视礼为无用，就像没有水患时的堤防一样，想要废除它的人很多。他们不知道人的欲望泛滥，比水灾还要严重，其势头是无法遏制的。况且水灾只限于一个乡邑，而民患将会波及天下，使百姓陷入溺亡的境地，能不谨慎吗？

渔网没有纲绳就无法张开，没有纵绳就无法振起。纲绳纵绳确实设置好了，渔夫举手撒网，鱼就能捕获了。天下就像一张大网，郡县都邑，各级官府和各项事务，都是环绕等待被举起的。纲纪具备，君主端正自己的心志来推行它，治理就能成功了。所以，网不是没有纲纪，而是没有渔夫的手去张开它，就不能捕获鱼；天下不是没有纲纪，而是没有至正的心志去主导它，就不能实现治理。董仲舒说：“君主端正心志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这可以说是懂得政治的根本了。

周成王勉励周公说：“治理好四方作为辅佐”，周公劝勉成王说：“治理好四方成为新的君主”。周公既勉励成王成为周朝恭敬的表率，又自我激励说“成为周朝诚信的表率”。君臣之间神色庄重，警惕戒惧，而周公想要以诚信率先垂范，这确实是后世臣子的最高准则。因为只有诚信，才能内心无愧于心，外在无愧于人，忠诚仁爱之心都是本性自然流露的。希望成王成为新的君主是出于诚信，希望成王成为恭敬的表率也是出于诚信。周公多才多艺，辅佐安定王室，或许有别人赶不上的地方，但周公的诚信却是人人都可以勉力做到的。如果竭尽诚信，那么即使不如周公，也已经和周公有了相同的根本了。

君主的职责，以用人最为重要，也以用人最为困难。如果得到了合适的人，那么天下虽然广大也不难治理。但如果一定要寻求德才兼备的人来任用，那么天下的人才就会匮乏，职位就会空缺。只有根据才能授予职位，并且预先培养人才来储备，这样朝廷就不会缺乏人才，国家也不会荒废事务。《周书》所说的“三宅三俊”就是这个意思。虽然如此，用人固然是君主的重要事务，但明察体恤更是用人的根本。君主如果不是早晚勤奋警惕，怀着敬畏上天、勤勉爱民的心，就不能做到志向气度如同神明，即使想要辨别谁适合担任官职，谁适合担任俊才，怎么可能做到呢？那些把耳目寄托在小人身上，自以为聪明的人，他们所认为的官职人选并不是真正合适的人，所认为的俊才也不是真正的俊才。这就是“知人则哲”之所以困难，而“明目达聪”有其根本的原因。

如今识人，其难度比古代增加了十倍。这是因为官职日益增多，人情日益狡诈的缘故。有人说：君主只要寻求贤能的宰相，而宰相又寻求监司，监司各自选择太守和县令。所选择的宰相，即使贤能，又怎么能把天下的人才全部举荐出来呢？所以只能让宰相、监司各自举荐他们所了解的人，进献到朝廷。君主审察其中合适的人，授予他们职务。况且作为臣子，或许可以不知道而不举荐，但国家的一个职位，如果空缺，必须让一个人担任。君主又能推诿给谁呢？只有以公正之心居处，以虚怀接物，以明察烛照实情，以宽厚原谅过错，斟酌轻重，舍短取长，或许可以分担政务、辅助治理罢了。

喜爱贤才的心，实在不可稍微懈怠。但如果把受人欺骗当作正确，那么受欺骗的次数多了，必将反过来改变自己的行为，连喜爱贤才的心也不得不懈怠了。何况用容易受人欺骗的人去喜爱贤才，那么他所喜爱的就可以知道了，一定不能真正得到贤才而喜爱他们。程子的这番话，还应当斟酌其是非。

评论者通常说：乡举里选，必须实行。公卿聚集在朝廷，选拔任用他们，尚且有滥竽充数的情况，何况乡里所举荐的人呢？如果认为乡里的评价是公正的，朝廷的议论是私心的，这是怀疑少数人的欺骗，而相信千百人不欺骗我。唐玄宗任命宋昱负责选官事务，进士刘乃给宋昱写信说：“禹、稷、皋陶同在舜的朝廷，尚且说要采集九种德行，考核政绩也要九年。近代的主考官通过一篇判词来考察言论，通过一次作揖来观察行为，为什么古今的快慢如此不相当？”刘乃的话虽然娓娓动听，但也没有触及选拔人才的根本方法。如果说要长时间观察其成效，那么官员就会缺乏人手，职事又不能长期空缺。只是他不重视辞藻华丽，似乎崇尚根本、务实的言论，但如果一定把这作为最高准则，人的心术、德行一时固然不能深入了解，却先失去了衡量文章的准则了。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有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行，怎么保证没有言论的人就一定有德行呢？

北魏崔亮设立停年格，只问年龄资历，不甄别贤与不贤，用人不当的指责，由此兴起。然而这个制度确立之后，即使有英明的君主和明察的宰相，也不能更改，为什么呢？遵循旧法容易用力，更改法则难以成功。到了唐代，以身体、言辞、书法、判词四项为标准，开始集会考试，观察他们的书法和判词，考试后审查他们的身体和言辞，比崔亮的制度稍好一些，但距离古制已经很远。济世的谋略，存在于心中，不取决于身体的胖瘦；造福百姓的志向，隐藏在心里，不取决于言辞的善辩；治理世事的文章，体现在辞句中，不取决于书法的工整拙劣；教化百姓的工具，根源于德行，不取决于判词的敏捷迟钝。如果一定要以这四项为标准，那么杜预的身体不能跨马，应当

译被晋武帝所抛弃；周昌口吃结巴，不被汉高祖任用；王导书法不如王羲之，怎么能成为东晋中兴的贤相？司马光写不好四六骈文，怎么能成为宋朝的名臣？由此看来，只看重人的外在标榜而抛弃其实际才能的，是唐朝的选官制度。那么怎样才可行呢？回答说：君主自身清明，端正自己以表率众人，慎重选拔大臣来主持选官，打破常规以表彰廉洁能干的人，依据资历以鼓励长年辛劳的人，这样奸邪之人就无法施展其巧诈，小吏就无法容留其奸恶，这就行了。

译祁奚能够举荐贤良，君子称赞他对外举荐不回避仇人，对内举荐不回避亲人。举荐仇人尚且可以，举荐亲人则更难。平庸之人庇护自己的亲人而加以推荐，厌恶自己的仇人而加以疏远排斥，这固然不能与君子相提并论。然而，君子中那些以名声为重的人，大多矫饰真情来举荐仇人，割舍私爱来回避亲人。他们的行为表象与所谓的平庸之人固然相差悬殊，但其私心却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亲人属于“我”的范畴，未能做到无私，必定希望忘记私我；既然希望忘记私我，却终究不能没有私我。如果真的无私，哪里还会知道有亲人呢？只要举荐贤良就可以了。

汉朝的基业由高祖奠定，唐朝的功业由太宗开创，这两位君主都将任用贤才作为最紧急的任务，而对于陈平、马周得到赏识，都奖赏了举荐他们的人，先后标准一致，确实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然而，陈平才华有余而忠厚不足，况且魏无知是他的老朋友；至于常何对于马周，不过是家客罢了，却能知道他的贤能，让他代为起草奏章，并据此如实推荐，这种撮合尤为奇特。况且马周本性非常正直，必定不是向常何有所求。虽然如此，假使当时太宗不询问，询问了却不召见，召见了却不任用，马周的贤能也就无从显扬了。只有太宗虚心喜好善政，派遣使者催促，随即任命马周为监察御史，于是马周有了遇到明主的感激，常何获得了举荐贤才的名声，太宗收到了得人的成效，一举而具备三种善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山涛举荐人才，当时被传为美谈。我认为山涛选择才能资质可以任用的人是正确的，但他先拟定几个人，得到诏书暗示意向后，才公开上奏，这难道不是因为避嫌而失去了大臣体恤国家的大义吗？后世劝谏君主却烧毁草稿的人，未必不是由此而来。然而，与那些揽权谋私以及平庸无能、不能分辨贤奸的人相比，这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

自从虞舜朝廷九官各有任命，商朝制度六太各有职官，而周朝官制中董正训迪、设官分职，以此作为百姓的准则。六卿各自掌管的事务，便从这里开始了。后世虽然名称制度屡次更改，历代有所增减，但六卿作为百官的表率，六职作为百务的总领，也如同天地四时，历经万古而不变。成王任命百官时说：“六卿分掌职事，各自率领下属，以引导九州，使亿万百姓富足成功。”六卿共同侍奉王朝，职事各有分工，而治理的目标只有一个。从职事来说，所掌管的不同；从治理来说，总以富足成功亿万百姓为事务。天地凭借四时来完成一年的功业，然而四时各自有其时节，交错运行而不违背，总以布施天地的化育为务。六卿的职事，也就是这样罢了。

君主没有比以天下之大作为聪明更善的，没有比以一两个人的私心作为耳目更祸害的。以天下为聪明的，是圣王的公心；以一两个人为耳目的，是平庸君主的私智。以公心来处理，那么即使四海之大，边远之地之远，也不出我的照临之中；以私智来处理，那么在一两个人之外，一无所见，而这几个人，往往遮蔽迷惑君主的聪明，专擅权势，最终导致昏暗无知罢了。

贤明的君主不世世代代出现，名臣也依靠君主而显扬。君臣之间，在于真诚互信，大公至正罢了。周世宗曾说：“太祖养成了王峻、王殷的祸患，所以群臣有过错就当面质问，有功绩就厚加赏赐。”因此文武官员各自竭尽所能，畏惧威严而感怀恩惠，他真是懂得公正取信之道啊！

大臣是坐而论道，开诚布公，以国家的安危、百姓的利弊为念，而不拘泥于小节小廉。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他忧虑的时候，必定有安定百姓的实际政令；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他快乐的时候，必定有保持治世的宏大谋略。所以廉洁不是人臣的最高境界，《周礼》六事，以廉洁为根本，是用来考核小臣的。大臣没有不廉洁的，但未曾以廉洁来要求他，大概因为廉洁不足以尽大臣的本分，而在进思退思的时候，必定更有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使天下处于泰山般安定的作为。不然的话，小臣尚且以廉洁为本，难道大臣可以器用不整饬吗？

唐朝杨绾辅佐代宗，诏令下达之日，朝野互相庆贺。郭子仪减少声乐，黎干精简随从，崔宽宅第宏大奢侈，急忙毁坏撤除。大概杨绾的清名俭德，足以作为人们的表率，就是这样的。然而当时，天下的弊政很多，代宗正倚仗他整顿纲纪，但最终杨绾执政期间，寂静无闻。那么杨绾的清名俭德，不过是完善自身，而不是拨乱救时的宰相。

唐太宗自称以五件事自我勉励，从而获得成功。然而考察贞观之治，其中违背这五件事的很多。只有虚心纳谏，是自古帝王所罕见的。为什么不归功于这一点呢？难道他歉然不自足的地方，正是他喜好纳谏的原因；而他自满自信的地方，终究没有深入验证吗？

朝廷有诤臣，正直之言每天都能听到，不是臣子好，实在是君主明。唯唯诺诺成为风气，阿谀奉承每天进献，不是臣子的罪过，实在是君主的过错。君主有过错而臣子进言，臣子进言而君主听从，天下后世不称赞臣子而称赞君主，认为进谏是臣子的职责，受谏是君主的德行。那些逞弄私欲，拒绝直言，过失丛生，祸延家国而不醒悟的人，究竟是何居心呢？

罗从彦有言：“立朝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基于忠厚，那么抵制奸邪私欲而不刻薄；忠厚出于正直，那么保全善类而不结党。”古代的君子，如汲黯立朝，排斥公孙弘、张汤

译（这）就是所谓的正直。耶律楚材每次向太宗陈述政事时，（太宗）说：“你又为百姓哭了吗？”这就是所谓的忠厚。然而汲黯并非不忠厚，而耶律楚材也并非不正直，因此后世都称他们为名臣。

译夏商周三代之后，汉文帝对待贾谊，汉武帝对待董仲舒，都知道他们贤能却不能充分任用。唐德宗对待陆贽，宋钦宗对待李纲，危急时任用他们，缓和时就抛弃他们，最终也没有完全施展他们的抱负。只有君臣志同道合，任用贤人而贤人能够施展才华，像唐太宗对待房玄龄、魏征那样，大概才接近这种境界吧？

臣子侍奉君主，如果没有坚定不可动摇的操守，即使有谋略作为，怎么知道君主不认为那是谋求晋升的阶梯、祸害百姓的工具呢？汉朝的桑弘羊、张汤，宋朝的王安石等人，何尝没有才能？只是因为才能不遵循正道，且没有操守，所以导致翻车败局。即使杀上一百个这样的人，也不足以弥补他们的过失。所以用人的原则，与其任用有才而无德的人，不如任用有德而无才的人。因为他们不忍心谋取私利，从而败坏百姓的事务。

孔子告诉鲁哀公选拔人才的方法说：“不要任用夸夸其谈的人，不要任用夸夸其谈的人，不要任用夸夸其言的人。”接着又说：“士人必须诚实，然后才去寻求有智慧才能的人。智慧才能，是才；诚实，是德。天下的士人，难道都兼具才德吗？兼具才德的，固然属于上等；如果不兼具，有的才胜过德，有的德胜过才。我宁愿选取德胜过才的人。”这是孔子的教诲。

建造房屋并规划管理，却不预先谋划，这是没有志向。怎么能建成庄严宏伟的景象？堆土成山，却不增加一筐土，这是不勤奋。怎么能形成高峻的样子？做臣子的，以专一和谐来推崇功业，以进思退思来扩展事业，也不过如此罢了。所以必须激励你的志向，勤勉你的工作，不要招致三年没有成功、功亏一篑的讥讽。

君主治理政事，一定要从养育百姓开始。养育百姓有方法，在于选择管理百姓的官员。因此，废除刑罚，不如刑罚公平；免除赋税，不如赋税正当。公平与正当，不取决于上级，而取决于管理百姓的官员。况且上级颁布减免租税的命令，而偏远乡村督促催缴反而更加严厉的，是有的；上级下达怜悯体恤的诏令，而穷苦百姓和寡妇得不到恩泽的，也是有的。只有管理百姓的官员一旦选得贤能，百姓的隐情就能上达，君主的恩惠就能下施，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臣子掌握大权，是君主最忌讳的。然而奸臣专权，国运就会转移；庸臣避权，萎靡不振占据职位，虽然表现不同，但对国家的危害是一样的。只有忠良之臣，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有权力的名声正是他们所不回避的。这样才足以安定社稷、庇护百姓，否则的话，随大流进退，窃取利禄，君主忌讳就离职了，那天下怎么办？所以忌讳臣子有权力的，常常出自中等才能的君主。如果是英明的君主，不曾不授予臣子权力，以辅助治理，而君主不曾失去权力，臣子不曾专权。在授予权力的过程中，就有制约专权的方法，这又哪里是中等君主害怕臣子有权力而另外寻求监控窥探之术所能比拟的呢？

王道以仁爱浸润，以义理切磋，以礼制陶冶，以音乐教化。它的产生有源头，不是无本之治；它的施行不匮乏，不是靠终日谋划。天地资助万物生长和开始，圣人引导百姓养育和安适。因此百姓和乐，忘记了帝王的威力有什么作用？就像人每天从事汲取和注入的工作，却不知道水对我的利益非常深厚。至于霸者的欢愉，大概像沟渠的充盈和干涸，很快就能等待到；又哪里值得谈论井水养育不穷尽的道理呢？

古代圣王设立教化的规范，彰显仁义的准则，百姓和睦，遵循正道。海角天涯，没有不听从教导的，不是强迫百姓做他们不能做的事，实际上是引导百姓遵循他们固有的本性。百姓固有的，身体是父母所生，本性是天地所赋。圣王推广自己的孝道来兴起百姓的孝道，而教导恭敬、教导爱护，起初并不是离开自己而依赖他人。这就是至德要道，之所以成为百行的根本。所以圣人用孝道治理天下，也不过是尽自己的本性从而尽百姓的本性罢了。

过于刚强必定折断，过于明察必定昏暗。威严过度而百姓习惯轻慢，从而轻视法律；苛刻明察而百姓巧诈，从而欺骗上级。这是我所倚仗用来使人畏惧和明察的，正是我之所以不畏惧不明察的原因。《吕刑》说：“有德而威严，才真正令人畏惧；有德而明察，才真正令人明察。”确实是探究根本的言论。周公告诫成王治理洛邑说：“明察建立功业，敦厚成就宽裕，严厉中有宽厚。”成王告诫君陈治理洛邑说：“宽厚而有节制，从容以和谐，宽厚中有严厉。”大概周公治理时，殷商百姓尚未顺服，正值三叔散布流言的时候，所以必须用严厉治理，并用宽厚补救；等到君陈治理洛邑时，殷商百姓已经长久顺服周公的训导，纠正了邪恶之心，所以用宽厚治理，并用严厉补救。成王、周公的意思，与周文王、周武王的一张一弛，有什么不同呢？

君主以敬畏上天为心，就一定不敢怠慢他的臣子；臣子以敬畏上天为心，就一定不敢欺骗他的君主。君臣同心同德而天功显明；天功显明，而治化成就。这样之后，上天为百姓设立君主，君主为百姓任命臣子，都没有辜负上天。

周宣王不亲自耕种千亩田地，虢文公进谏。认为百姓的大事在于农业，上天的祭品从这里出产，百姓的繁衍从这里产生，事务的供给从这里存在，和睦协调从这里兴起，财用繁衍从这里开始，敦厚纯固从这里成就。可见天子接受万方的供奉，必须推究根本所在，敬畏上天在于勤勉百姓，修养自己从而侍奉双亲，知道耕种收获艰难，体恤忧患而不安逸。周宣王是中兴的贤君，尚且忽视这一点，难怪后世因宴安游乐而废弛这一典制的很多。

译罢了。只有圣明之君，小心翼翼，勤于民事，体察天心，恭敬诚恳而不懈怠，常常举行耕耤的典礼。这实在是因为知道这是百务之首，教化百姓的根本。因此，使得雨旱适时，丰收的征兆显现，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译古代大臣的忠诚，爱护君主的人，没有比防止祸患萌芽、杜绝细微迹象，去除君主的奢侈之心，以永远保全君主的德行更重要的了。因为君主的心，是民俗形成的根源。君主的心端正，那么天下人都归于正道。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端正君主，国家就安定”的意思。

统治人民的人，是代替上天来养育百姓，臣子又辅佐君主来彰显上天的功业。所以地位称为天位，职责称为天职。君主奉行上天，臣子奉行君主，必须警惕安逸享乐。内心没有一念敢荒废，日夜勤奋；外面没有一事敢疏漏，却仍然谦逊不满足。这就是他们能够感动天地，通达神明，逐渐达到大治，使美好的名声和福禄永远安定的原因，这些都是君主与臣子共同享有的。

晁错说：“爵位，是君主所专有的，从口中说出就无穷无尽。正因为它容易得到，所以宠幸之臣去谋求，谄媚邪恶之人去进献。那些追求荣誉宠爱、希望得到赏赐，迎合君主喜好的人，极尽他们的权术。名位和器物既然泛滥，各类人才混杂，天下的事到了不可再问的地步。统治人民的人，何必苦于设置俸禄和地位来招致坏人，败坏扰乱国家政事呢？本来是想报答他们的勤勉，这难道不悲哀吗！”

夏商周三代以后，称汉文帝、唐太宗为贤明的君主。然而汉文帝在知人方面不足而在安民方面有余，唐太宗在知人方面有余而在安民方面不足。就他们相似之处来评论，虽然各有长处，但想要媲美虞舜朝廷的知人安民，是困难的。上天用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四季宣发其气，百物欣然繁荣，而那深远不息的道理，主宰其中的，本来是最容易而没有困难的。大地有山川河岳，承载万物，飞行动物各自安居，生长养育各自顺应次序，而那安贞顺应的德行根植于其中的，本来是最简单而没有繁杂的。乐由上天制作，其极致像乾卦一样容易；礼由大地制定，其极致像坤卦一样简单。所以排列舞位、兴起舞蹈、制作钟鼓，并不是所说的容易；几案升降、酌酒献酬，并不是所说的简单。根植于内心和谐而仁爱，那么听到音乐的人都知道亲近自己的亲人；根植于内心和谐而恭敬，那么看到礼仪的人都知道尊敬自己的尊者。尊敬尊者而亲近亲人，这是易简的教化。所以乐达到极致就没有怨恨，礼达到极致就没有争夺。争夺是由于不简，怨恨是由于不易。这难道是圣人所说的揖让而治理天下吗？如果不能达到礼乐的极致，就不能做到易简；不能做到易简，就不能教化天下。那些淫乐邪礼日益兴起，不用说了。即使拘泥于器物数目和仪节文饰的末节，而得不到其根本，就说是“我能兴办礼乐”，难道恰当吗？

上天使阳气上升，布施于上方，而主宰岁功；使阴气下沉潜伏于下方，而适时出来辅助阳气。于是天地交合，阴阳融合，万物发生。王者裁成辅相，暗中协调造化之功，也只是调节宣发天地之气，调和阴阳的适宜罢了。所以《周官》所说的天产动物就是这样，所说的地产植物也是这样。动物属于阳，所以用阴德来补救其虚；植物属于阴，所以用阳德来抑制其盈。这就是先王时代，百姓登上仁寿，风俗达到纯和，山不秃而泽不竭，胎不伤而卵不破，万物各自顺利生长，人无缺乏供养。难道不是上下与天地同流吗？

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与圣人的根本是一致的。所以天地无心而生万物，圣人无为而教化万民。并不是没有四季的运行、六府的修治，而是化育以藏往，神明以知来。化育则诚在事先，存神则物随心感。神明与化育，曾有什么天地与圣人的差异呢？

圣人的文德，用来教化天下。所以法离卦的明，用来联络天下的情；法艮卦的止，用来确定天下的分。叙述五典，排列五礼，六德用来培养其根本；六艺用来通达其枝叶。有根本有文饰，实行它必须从自身开始，教化它必须遵循其道。礼乐百年而后兴起，王者必须一世而后仁，不可急躁，不可虚伪。后世的君主，像汉武帝寻求遗经，明帝亲临辟雍，唐太宗兴办太学，宋理宗尊崇程朱，如果说这是兴办文教，可以；如果说这是教化天下的文德，则不可以。叔孙通制定朝仪，不过是补救一时的弊端而已。叔孙通本来不是修礼的人，而高祖时也不是修礼的时候。只有文帝在承平康乐之后，亲身具备明哲的资质，休养生息，天下无事，这就是所说的礼乐百年而后兴起的时候，却不能举用道德之士，兴办先王的法度，还守着叔孙通的旧仪，因循岁月，坐致典章文饰湮没郁积，让美名归于三代，实在可惜啊。贵贱有等级，上下有别，章服有制度，进退有法度，这是礼的节文。先王实行礼的节文，而清明在身，志气如神，与天地同节，所以百姓没有不知道和敬的。羽籥干戚用来演奏，屈伸缀兆用来舞蹈，金石丝竹用来宣发，翕纯皦绎用来完成，这是乐的节族。先王演奏乐的节族，而淡而不伤，和而不淫，与天地同和，所以百姓没有不知道和爱。和而敬，所以秩然有文，都知道尊敬尊者；和而爱，所以雍然成象，都知道亲近亲人。尊敬尊者而亲近亲人，那么四海之内，亿万民众，有不教化流行风俗美好的吗？从此以后，礼乐不修，士人生来眼睛看不到进退揖让的仪节，耳朵听不到六律五音的盛大。那些攻治礼乐的人，缙绅之儒视为一种技艺

译朝廷之上也将其视为细枝末节，只是在祭祀宴饮时偶尔使用，那么所谓的和谐恭敬、和睦友爱又在哪里呢？又怎能期望它能引导百姓而成就教化呢？所以叔孙通制定的礼仪，不是先王的礼仪；祖孝孙制定的音乐，不是先王的音乐。想要治理天下的人，关键在于振兴礼乐；振兴礼乐，关键在于修养亲爱谦让的品德，实现和睦友爱的境界，这是教化的极致。

译住在遮蔽阳光的屋子里的人，不知道天有多高；登上泰山，就知道了。在池塘里泛舟的人，不知道水有多大；眺望大海，就知道了。想要修明王道的人，想要找到它的门径，除了穷究经典，还有什么途径呢？

先王的政治，固然不能拘泥于必须照搬实行。但一定要认识他们为政的方法，以及他们施行这些方法的意图，并谨慎地坚守它，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所以同样是什伍连坐的制度，周朝的先王用它来仁爱百姓，让他们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救助，疾病互相扶持。秦朝用它来残害百姓，让一个人有奸邪行为，邻里就要告发他；一个人犯罪，邻里就要连坐受罚。什伍连坐的制度，难道本身就能仁爱百姓或残害百姓吗？不过是周朝和秦朝的心意不同罢了。

光武帝从南阳起兵，刚刚诛灭新莽，天下还未安定，就思考养育治理百姓的方法，首先拜访卓茂，任命他为太傅并封侯，而且封号叫褒德侯。光武帝豁达大度，与汉高祖相符，在得人的盛况上，不免逊色于汉初，但有胜过高祖的地方。不仅在于能够保全功臣，还在于兴办教化，重视农桑，让天下百姓刚遭受兵戈水火之苦，就产生了顺遂本性、乐于生活的心理，这又是高帝所不能做到的，而必须等到文帝、景帝时期才有的。以开创基业兼以守成，我在光武帝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太宰统领百官，这是他的专职。而用九职来任用万民，则是司徒的职责，但仍然由太宰统领。太宰均衡天下，对于所有九职的事务、九职的百姓，没有不让他们安居乡里，衣食充足的，没有因手工业者失业而失去生计的，没有因饥寒而失去职业的，没有违背礼义而抛弃道义的，没有用奇技淫巧来迷惑众人的。像这样，那么普天之下，没有不听从教化的。五谷按时令生长，万物顺利滋生。这就是所说的顺着百姓的利益来使他们得利，而百姓得到的利益就已经无穷无尽了。有人说《周礼》是理财的书，即使是太宰也掌管这件事。不知道先王所说的利，利在百姓；后世所说的利，利在官府。怎么能用后世附会的说法，来诽谤先王良好的法度和美好的政治呢？

刘晏掌管度支，凡事都存有长远的见识，而不计较小的费用。推广到盐政和谷物买卖，出纳的权力一定委任给士人，以养育百姓为先。事情必须在一天内决断，以防止胥吏的弊端。因为有能力，所以成为唐代谈论理财的臣子中最优秀的人，评论者对此有所取法。那么用义作为利，施惠而不耗费，国家用度充裕，而百姓获得丰饶的恩赐，这种治理国家的大计又怎样呢？君子因此阅读《大学》，而认识到生财有大道。

《周礼》中天府掌管祖庙的守藏及其禁令，凡是国家的玉镇、大宝物都藏在那里。百姓缴纳户口数和谷物数，就接受并收藏起来。先儒认为重视户口和谷物这件事与玉镇、大宝物同等重要，而我认为户口和谷物比宝物更重要。为什么呢？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百姓粮食充足然后教化才能兴起，教化兴起然后国家才能治安，国家治安然后祖宗的器物才能常常守护而不坠落，所以户口和谷物比守护宝物更重要。而且想要全面了解民情，没有比全面了解户口数更好的；想要全面了解户口数，又没有比全面了解谷物数更好的。因为能够全面了解谷物数，那么年成的丰歉可以查考，百姓的人口可以统计。由此均衡土地，确定乡里，排列多寡，平定政令，举天下之大而明察秋毫、计算精确，兼并者就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巧诈了。先王在百姓缴纳户口和谷物时，一定拜受并收藏于天府，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月令》所说的来年的适宜措施，就是象魏所颁布的政令。先王治理百姓，原本不期望朝令而暮改。宋朝实行新法，列举《周官》中一年、五年、三十年都有变更的法度，来附会他们的说法，这是错误的。

自古以来，有一个治世，必然有一个乱世；有一个盛世，必然有一个衰世。这是天运循环，未尝不是因为人事导致的。导致治世的君主，他的兢业常在动荡之后保持警惕；骄奢亡国的君主，他的奢侈常在安逸之时放纵。俗话说：“君主和宰相不谈天命，是因为他们有创造命运的权力。”如果推托给天数的偶然，也就太过分了。

孟子说：“丰年子弟多懒惰，荒年子弟多暴虐。”《国语》中敬姜说：“肥沃土地上的百姓不成材，是因为安逸；贫瘠土地上的百姓没有不向往道义的，是因为勤劳。”话语看似相反，实际上互相补充。孔子说：“百姓可以让他们遵循道，但不能让他们明白道。”既然可以让他们遵循道，那么无论丰年荒年、沃土瘠土，都可以引导他们向善。这难道不是治理百姓者的责任吗？治理百姓者能以父母看待子弟的心来看待百姓，那么无论家庭的贫富、年成的丰歉，都想要引导他们向善。所以丰年而百姓不至于安逸，荒年而百姓反而习惯于勤劳，沃土而懒惰的人向善，瘠土而不陷入暴乱。如果听任百姓的转移而没有办法教化引导他们，那么年成不是丰就是荒，土地不是沃就是瘠，必然导致没有一个向善的百姓。孟子、敬姜的话，是说百姓自发的行为；我所论述的则是治理百姓者。

评论者都说：“井田制一定要恢复，封建制一定要实行，乡饮酒礼一定不能废除。”这三者之中，尤其以井田制、封建制为重要。不知道想要实行井田制而导致混乱的，是王莽；实行封建制而导致叛乱的，是汉景帝时的七国之难。认为乡饮酒礼可以稍缓实行，反而没有大弊端的，是唐玄宗命令州县实行乡饮酒礼。然而考察玄宗时，先王教养的法度，一事都没有，而只取乡饮酒礼实行，这不过是博取遵循古制的美名罢了，确实有什么好处呢！

轩辕氏命令伶伦取嶰谷的竹子，截断两节而

译吹奏它，将其定为黄钟宫的音高。制作十二根律管，用来聆听凤凰的鸣叫。雄凤鸣叫六个音，雌凤鸣叫也六个音。比照黄钟宫的音高，遵循隔八相生的法则，由此衍生出六律的意义。六律确定，度量衡也就都确定了。六律是万事的根本，而黄钟又是六律的根本。古代圣明的君王，为百姓谋划，考虑得极为深远。为他们提供食物，以救济饥饿；为他们制作衣物，以抵御寒冷；让他们居住在宫室中，以摆脱潮湿困顿；设立学校加以督导，以教化浇薄的风气。还担心他们互相欺骗，于是制定斗斛权衡，以取信于人；担心他们互相争夺，于是修筑城郭、制造兵器，以保卫他们。司徒修明六礼，以节制百姓的本性；阐明七教，以兴起百姓的德行；大司乐依据成均的道理，教育王室的子弟、公卿大夫元士的嫡长子，以及民间的俊秀之才，以此造就君主和师长。这是在百姓富足、粮食充足之后才施行的。然而顺应天时，兴发地利，引导人和，以安排劳作与休息，没有不以六律作为根本的。用历法来授时，而历法以律为根本；用政令来济助百姓，而政令以律为根本。因此，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寒暑变化各自应合时节，而年、月、日、时没有差错。将黄钟律管的长度九十分之一作为一分，各自乘以十，上升到“引”，那么长度的长短就都准确了。黄钟律管容纳中等大小的秬黍一千二百粒为一龠，十个龠就是合，累积到斛，那么容量的多寡就没有误差了。一龠的重量是十二铢，加倍就是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十钧为石，那么重量的轻重就没有差错。黄钟正确，六律就正确；六律正确，万事就成功。天下极其广大，万事极其纷繁，用一个人来整齐万事，掌握这个根本去推行，就不会有差错。这就是古代圣王能够统一道德、同化风俗的原因吧。

译《周礼》将兵制寓于农业之中，当时没有供养军队的费用。然而用战阵之事来教导耕作的百姓，每天教就会劳累，每月教就会疏漏。当时之所以没有看到它的害处，是因为处理得恰当。大司马掌管四季的田猎，仲冬时节举行大阅兵，前期群吏告诫众人，修习战阵法则。春搜、夏苗、秋狝，都是参照这个做法。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只用几天来修习战阵法则，百姓不劳累。前期进行演练，百姓就有空闲时间，必定早晚自己在坐起进退刺击的方法上练习，这是可以知道的。

常平仓和社仓的设立，关键在于用人得当。然而常平仓在官府，社仓在民间。在官府的，法令确立且事权统一；在民间的，人情私弊且弊端丛生。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况且天下的州县不过一千几百个，而州县中的村社何止数万？寻找一千几百个贤能的人尚且困难，何况数万呢？假如州县都能得到贤能的官员，察觉百姓有灾祸就预先申报，当百姓饥荒时就立即赈贷，那么常平仓的粮食固然充足，常平仓的好处也无穷无尽。社仓虽然有利，又何必实行它呢？

宋代曾巩议论赈灾时，认为有司建议请求打开仓廪，壮者每人每天二升，老弱每人每天一升。但是每天不能按人数计算，人不能逐一列举，假如以十万户等待食物，经过十个月，将用什么来救济？而且在发放接受之际，有快慢，有是否均等，有真诚虚伪，会计的扰民，办理的烦琐，措施稍有差错，都足以导致弊端。所以曾巩又说：“不如一次性赈济。”假设遇到这种大灾荒，应当赐钱五百万贯来完善他们的居所；借贷粟米百万石，来供给他们的食物。这样既免去了日日就食的劳苦，又没有胥吏侵吞渔利的弊端。而农民得以修习他们的田地，商人得以治理他们的货物，流通转移，一切都能恢复他们的职业，生生之计不穷尽。况且现在借贷而以后收回，那么储蓄的实质没有损失，实际花费的只是五百万贯钱而已。然而五百万贯的钱、一百万石的粟，也不是荒年一时所能迅速办到的。必须藏富于民，藏谷于社，使饥荒时有救济，水旱时无忧虑。一旦遇到年成歉收，就按照曾巩的议论实行。这在于执政者平日筹划得宜罢了。

唐开元二十九年，设立赈饥法令。州县有饥荒的，不等待奏报，就立即开仓发放完毕，然后奏闻。我曾经认为这很好。大概应当赈济时就赈济，如同救火救溺，刻不容缓。假如奏报迟延，有什么益处呢？

宋代韩琦请求保留没收的绝户田地不卖，招募人耕种而收取租税，用来供给老弱贫疾，称为广惠仓。立法很好，后来王安石辅佐神宗，实行新法，卖掉广惠仓的田地作为青苗钱的本金。只知道利于国家，而不知道利于百姓，最终百姓受害，国家也没有得到利益。一个广惠仓，由韩琦设立，由王安石卖掉，相差何止千万呢！

自从禹用历山的金子铸造货币，救济人的困顿；汤用庄山的金子铸造货币，赎回人的无钱卖子者。而铸造金子为货币的制度兴起，然而起初没有详细记载它的熔炼功夫如何，外廓的形状是什么样式。自从太公设立九府圜法，而钱币有专门的掌管者，轻重以铢来赈救百姓。百姓嫌它轻，于是有母权子而行；如果不堪重，于是有子权母而行。轻重适宜，公私都方便，有无赖以相通，军国资以充裕。这是钱布流通而没有货币的原因。从那时以后，秦有八铢，汉初有榆荚、八铢，失之太重，榆荚失之太浅。太重太轻，不是用来充裕国家计策、资助民用。所以武帝斟酌适宜，铸造五铢钱，外廓其质。后世议论者认为得到轻重的适宜。大概铜出于山，成于人。如果钱币缺乏实质，轻而可以多取货，谁不盗铸以图利？严刑密法，有不能禁止的。钱币的实质，重则铜炭的费用，熔冶的功夫，监督匠役，设立监置场所所需，一钱的使用不足以偿还一钱的本金。国家又依靠什么来铸钱呢？所以铸钱必须始于权衡轻重，而轻重的适宜，没有超过五铢的。确实仿照汉法的五铢鼓铸以利于民，那么府库充实而国用有储备，才得到钱法的中道。总之，铸钱的弊端在于轻重屡次更改，屡次更改的弊端，三代以上没有。自从秦以后才开始有，世道有兴衰，风俗有淳厚浇薄。考察古代君子之所以对三代以下叹息的原因。

私盐的危害，没有比巧法自利的大商，以及拥众持兵的大枭更甚。然而这两者，如果不与胥吏、汛兵首尾相连，势力不能实行。有司能整顿军队，那么大弊端立即消除。那一二贫民私窃少许，用来糊口的，比起网漏的鱼，而不加论处。这是上下都依赖的政治。

人禀受五常，而具备五伦。伦没有比君亲更先的，常没有比仁义更重要的。战国时，功利的学说中人，而伦常的道理扫地了。只求利，而遗弃其亲的有，背叛其君的有。即使是其君亲，也只看利，难怪其子若臣遗弃自己、后顾自己。所以梁惠王首先以利国问孟子，而孟子立即告诉他说：“王何必说利，也有仁义罢了。”大概仁义与利势不两立，遵循利则至于不夺不餍，遵循仁义则人各亲其亲，各敬其君。

译难道是因为不施行仁义，就抛弃功利吗？

译明德，就是谨慎修德。谨慎修德，也就是用来彰显明德的方法。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各自发挥其极致的功效，德行也就彰明了。由此而有人口、有土地、有财富、有用处，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务。

上天对于百姓，呼吸之间息息相关，毫厘之间没有阻隔。和气招致吉祥，乖戾之气招致灾异。因此圣明的君王敬畏上天，就以此来勤勉于治理百姓，重视农事，恩惠鳏寡孤独，以此来协和万民而感动上天的鉴察。《乐记》说：“百姓有德行，五谷就昌盛。”《诗经》说：“安抚万国，屡次获得丰收年。”大概想要祈求上天的赏赐，必须尽力做好百姓的事务；而尽力做好百姓的事务，又不仅仅是催促耕种、捕捉蝗虫这些虚文形式。董仲舒所说的警戒、劝勉、辛劳都有方法，礼乐刑政没有差错，那么感应契合的符验，自然没有差错。然而在上位的人知道天与人之间的响应，又必须尽力做好人事来代替天工，严厉惩罚游手好闲的人，减轻徭役和赋税，让百姓知道只有努力耕种才是安定便利的，疏浚河渠，修筑塘堰，来资助灌溉，这样农民不用督促自然勤勉，财富不用征收自然丰富。即使有旱灾水灾，百姓也没有饥荒的脸色。如果放纵百姓闲暇安逸，田地荒芜，粮仓空虚，即使风调雨顺，也难以指望上天降下安康。

汉文帝废除肉刑，改为笞刑。然而笞打五百下的人，大多死亡。到了汉景帝减少笞打的数量，制定棰令，用竹子制作刑具。从此受笞刑的人得以保全性命。史书记载死刑既重，生刑又轻，百姓容易触犯法律，认为活命容易触犯，轻刑相比活命，或许导致死亡，不还是更好吗？况且既然犯了轻刑，那么显然不是应当判死刑的罪行。而被笞打致死，仁爱的人是不忍心的。文景之治并称，是有原因的！皋陶称赞舜说：“好生的德行，融洽于民心。”说的是没有刑罚必定基于仁爱。汉宣帝能够任用杜周为廷尉，可以说是选对了人；设置廷尉平，可以说是名实相符。然而仁爱恭敬未能信服人心，根本源头未能纯粹，这就是出现赵、盖、韩、杨案件的原因。

司马光说：“《春秋传》说：军事以严厉结束，作为将领的也就是严厉罢了。效仿程不识，虽然没有功劳，却不会失败；效仿李广，很少有不覆灭的。我认为用兵以得到人心为根本，宽厚来补救严厉，严厉来补救宽厚。如果仅仅用法律来约束他们，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冒着锋刃而乐于被使用呢！”

文治用来治理内部，难道内地完全不讲究武略吗？武治用来治理外部，难道外地完全不施行文德吗？如果这样，那么干戈起于身边，怎么能战胜？而伸长脖子向往教化的人，终究永远得不到王者的恩泽了。只有文治来补救武治，武治来补救文治，刚柔互相施行，那么折冲樽俎，文治不仅仅是文治，武治也在其中了。德威令人敬畏，武治不仅仅是武治，文治也在其中了。

君主一天要防备万种情况，布施政令治理国家，关键在于一心。心要虚，不要实。虚则受益很多，实则忠言进不了。唐太宗初年，听从劝谏不违背，改正过错像决断一样。后来颇为自以为是，辽东战役，力排众议，实行以至于伤害威望损害尊严，才开始后悔魏征不在。大概太宗能治理事情的末节，不能治理心的根本。事情可以勉强于一时，而心不能持久。所以开始时如此虚心接受，等到治理成功就放纵了，终究不是虚心。虚心，就没有内外，没有始终，安止顺从那么人欲就没有空隙介入。所以做君主的，没有比正心更优先的。

《易经》说：“谦卑尊贵而光明”，所谓的谦卑，难道仅仅是降低宫室、停止贡献、推辞尊号、拒绝瑞符吗？清明在身，志气如神，是事天的谦卑；开门明目，舍弃自己听从别人，是用人的谦卑；不长傲，不纵欲，不极乐，不满志，是临政的谦卑。具备这几条，然后才能保持盈满保全安泰，长久地治理安定。从前魏征在贞观极治时，上十渐疏，可以说是劝他的君主有大而居谦；蔡京在新法败坏之后，还进献“丰亨豫大”的说法，来蛊惑君主的意志，贤人和奸人的用心，由此可知了。

苏轼有言：“麴蘖盐梅，和而不同。”大概臣子对于君主，不以阿谀为善，也不以激切攻讦为高，只看道理在哪里罢了。如果合乎道理，君主认为是对的臣子也认为是，不落入同流合污。如果违背道理，君主认为是错的臣子也认为是，不落入同流合污。如果君主所做的合乎道理，而臣子矫饰认为是错的，固然不可以；倘若君主所做的违背道理，而臣子阿谀认为是，不是更谬误吗！

天下极其广大，万事极其繁多。虽然有智者，博量推测，不能穷尽其所以然。只有以诚心实行，就极其简单容易。《易经》所谓“天以简易而可知，地以简约而能成”的，霸者的欢娱，难道没有假借仁义的政令吗？然而不诚。三代以下，想要治理的君主很多，只有他们不诚，所以没有禹、汤、文、武的盛世。由此可知治理天下的人，能够致力于智、仁、勇来实行吗？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而身不修，家不齐，国不治理的，从来没有过。推广到天下，而天下不平，九经的功绩不举的，也从来没有过。如果舍弃诚心而另外有所凭借，这就像北辕而适越。

《大田》的诗说：“雨水滋润我的公田，接着滋润我的私田。”忠顺的意思，表现在祈祷祭祀；亲爱的心，并非勉强。等到公田既已滋润，私田也沾润，妇子恬

译百姓安乐地享受他们的快乐，获利地获取他们的利益，这终究还是归于君主所赐予的。如果不是君主恩德一向普及，有办法深入肌肤、浸透骨髓，谁能使民心归顺，达到如此大顺的地步呢？考察《甫田》这首诗说：“我的田地已经整治得好，这是农夫的福庆。”正是因为他爱护下属、慰劳农夫的念头，用来感动百姓的地方很深，那么他施行于政事上的，固然无法考证，但必定是逐渐推行仁义，并非短时间就能做到的，这是可以知晓的。

译远方各国前来进贡，攀越高山，横渡大海，悬挂绳索，跨越险索，耗费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和力气才将这些贡品送来，京城里不过是供人一时观赏玩乐罢了。君主侍奉上天，爱护百姓，即使每天勤勉不懈，还担心做得不够，何况更加懈怠荒废，那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秦始皇派徐福到海上寻找神仙，最终损失了上千人，一无所获。汉武帝派李广利率领军队去大宛寻求汗血马，耗费经年，死亡过半，得到的马只有二十匹。这两位君主，难道不是俨然以百姓的父母自居吗？告诉父母要杀害他们的子女，即使是愚笨的人也不会这样做，难道这两位君主的智慧还不如这个程度吗？实在是因为放纵自己的私欲就不顾惜人命了。最终，秦朝迅速灭亡，汉朝侥幸免于祸患，又怎么能长久地享受安乐呢？

天下的太平，不产生于富裕繁盛的日子，而常常建立在辛勤劳苦的经营之时；动乱不始于政局动荡的时期，而常常潜伏在安逸享乐之际。因此，君主忧虑勤勉事业就能成功，骄横放肆政治就会败坏。

君子整天勤奋努力，晚上也警惕戒惧，没有什么时候不谨慎。要恭敬啊，要恭敬啊！上天明显地昭示着，没有哪件事不应当谨慎。人之常情，在可能产生忧患的境地，或许还能保持矜持谨慎，而在已经安定的日子，容易生出疏忽大意。在容易疏忽的地方，如果没有不运用谨慎的，这就是用来治理国家、保全社稷，从而永远享有宏大基业的原因吧？

天命所赋予的就是本性，本性与天理本来不是两回事。因为上天以那深远无穷、永不停息的天理化生万物，而人获得这个天理作为生存的依据，也就具备了这个天理作为本性。所以，从人的方面来体现，就可以认识天命的不二；而从天的方面来验证，又可以察知人生的真实无妄。无极就是太极，太极就是阴阳。这是上天的一理在流行运行。本性依据天理而确立，天理从本性中产生。这是人根本于天理而产生知觉的原因。如果不禀受于天，那么本性从哪里来？如果不回应于事物，那么天理从哪里显现？所以，天理是处理事务的适宜准则，这是百位圣人也不能改变的至理名言。难道另外有所谓的天理可以随意加诸于人吗？通晓了这个，就是一以贯之的道理，也是性善的奥妙所在。然而，不是至诚的人不能通达这个学说。因为诚是应对事务的根本，忠于君主、孝顺父母必须极尽诚意。极尽诚意，然后才能合乎适宜。合乎适宜的，就是道心。一旦有虚伪，就违背了适宜。违背适宜的，就是人心。自从舜提出道心、人心的说法，后世的学者就认为道心是天理，人心是人欲，却不知道道心是本性天理的端倪。程子所说的“刚说到性时就已经不是性了”，就像太极中虽然具备阴阳却不见阴阳一样。至于分化为阴阳，那就固然不是太极了。那么，本性天理可以用道心来概括吗？至于阴中包含阳的，是动的根源在于阴；阳中包含阴的，是静的根源在于阳。阴阳包含在太极中的，是两仪已经确立之后；太极不混杂于阴阳的，是二气尚未分离之初。所谓“上天的命令，深远无穷永不停息”，大概不外乎这个意思吧？至于白天中有黑夜，黑夜中有白天；男人中有女人，女人中有男人；水中有火，火中有水这样的论述，虽然它们相生相伏的规律，总之离太极也已经很远了。拿人来说，就像人心不能成为道心一样。没有通达本性天理的人，自作主张，另生枝节，妄自以为有道心，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人心之中。善于学习的人，探求本性中固有的东西，遵循自己应当做的，克制私欲，恢复礼制，由思考诚意进入至诚的境界，铭记在心而不丢失，那么一以贯之就有希望了。即本性即天理，本源之学在这里得以获得，致用之道在这里得以通达。古代圣人觉悟世人、启迪百姓的深切用意，在这里也就没有落空了。

天命所赋予的就是本性，禀受于天的，就是生生不息的天理；遵循本性就是道，体现于人的，都是生生不息的心。这就是仁之所以包容四德，而羞恶、辞让、是非都源于恻隐之心，贯通万善而亲亲、仁民、爱物都根源于不忍之心的原因。

天有四种德行，而元为首；人有五种常道，而仁为首。所以孟子说：“仁，就是人心。”意思是仁是心的德行，是爱的天理。有了仁然后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以表明仁不可以片刻离开。至于程子又说：“满腔子都是恻隐之心。”这与孟子的论述互相阐发。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没有心中具备仁而没有恻隐之心的，也没有离开恻隐之心而成为仁的。因为仁举其全体，而恻隐见其一端。人能够由此心而扩充它，凡事都运用恻隐之心，那么仁岂可胜用呢？不仅如此，必定在闲居独处时，无处不存养恻隐之心，这就是所谓的“在腔子里”。用它来克制私欲，那么私欲被克制而礼制得以恢复；用它来应对事务，那么事务顺遂而内心安宁。满腔子中无非是恻隐之心，和乐融洽，怡然自得。所谓心如谷种，仁就是它生长的本性，难道还有其他的吗？

圣人的言语，其深远如同上天，所谓教化不可强制，圣人的境界不可测知，终身遵循它而不能穷尽。其切近如同大地，所谓日常饮食，出入起居，没有一件事可以离开，没有一息不在其中。然而，用近处来比喻远处，用远处来彰显近处，远天就是近地的道理，近地就是远天的施予。

践行道义而在自身有所得叫做德。试问有德的君子，他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