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荟说卷三
日知荟说卷三
<子部,儒家类,御制日知荟说》>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荟说卷四
周之兴，肇于文武，而文武莫不好仁，宜其天下无敌，而殷士肤敏，裸将于京也。穆王耄荒，而作刑以诘四方，不仁之始也。厉王虐，而监谤，不仁之极也。驯致于平王之迁，而周遂以不振。始也，以一国之寡好仁而兴；终也，以天下之众不仁而失。岂非明效大騐哉？是故人君清明在躬，恺恻存心，省刑薄税，节用爱民，非徒开一时之治平，亦燕贻子孙无疆之业也。
周宣王中兴之业，论者比之夏少康，非过誉也。然其后似不克终，考之诸书，如废鲁适，不耤千畆，防师南国，料民太原，晏起废朝，而有姜后之谏，勤民于逺，而有祈父之诗，王子晋以厉、宣、幽、平并举，有由来云。
自古拨乱反正之君，必有攀龙附凤之臣，翼赞宣猷，共襄大业。虽运防使然，要亦视乎为君者量之所受。▯之亡也，髙祖兴焉；汉之乱也，光武复焉。是二君者，其得人独多，而其享国亦最乆，非若后世偏安小成者比也。髙祖之豁达大度，尚矣。光武缜宻，视髙帝差小，然马援称其恢廓大度，同符髙祖。其为大司马而廵河北也，南阳邓禹仗防从之。光武用其言，且亲信之。于是冯异、防恂、耿弇、吴汉之俦，防茅彚征，咸乐为用。二三子者进而天下之大势归是，光武之量固足以受之矣。
髙祖修外而不修内者也，光武内外兼修者也。髙光之得贤才，服勍敌，与平定海内，莫不皆同。然既得天下之后，髙祖则诛功臣，耽酒色；光武则保全勲旧，兴起学校，却四夷贡献。以外论之，固皆尽羙以内论之，光武尽善，而髙祖犹逊焉。是以君子重内而畧外，谓夫外暂而内恒也。
汉髙眀髙得天下之正，比之唐宋，尤为无疵。余尝论之，汉髙之天资过于眀髙，而明髙之学问优于汉髙。汉髙处置后事，若烛照▯卜，而明髙不能免靖难之乱，是其眀识之逊也。然立法度，理财赋，兴学校，制礼乐，经纶之美，固非汉髙所能及。汉髙有韩彭之戮，眀髙有胡蓝之狱，或则戕害功臣，或则株连太广，有损仁厚之风，不能为二帝讳。然当群雄争逐之时，割据自王，各保疆土，而能存此不嗜杀之心，东荡西平，奄有四海。孟子曰：“保民而王”，讵不信夫？
汉明帝画功臣于云台，马援以椒房之戚，不得与。夫援之功逺过于李忠、景丹軰而与冯异、防恂相伯仲者也。昔祁奚之见称于叔向也，曰：“祁大夫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讐。”使援而无功，则帝之不画乃公也；援而有功，则帝之不画不可为公。若谓因外戚而不与，是犹有外戚之意存也，何如有功而即画之为正大乎？且使后之外戚亦知外戚中有公尔忘私、为国宣力如援其人者，安知不预化窦宪、邓隲之俦，而皆为良善也耶？老氏云：“上徳不徳。”若眀帝者，其示公而反失大公之道者欤？考西汉享国二百余年，东汉亦享国二百，蜀汉则自昭烈至于后主，仅二世而失之。昭烈之贤不及髙、光，而武侯一人亦不足以比萧、曹、张、韩、邓、马、吴、岑之众，况重以后主昏弱而当天已厌汉之时，欲其克绍先业，奄有九有，不亦难哉？是以圣王小心畏慎，敬天勤民，惟日孜孜，不敢少懈者，诚知订谟善政，克享天心，即所以为子孙万年之计也。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立四学于京师，以儒、文、史为三途，而杂以老庄之学。其于先王庠序学校之教，失之逺矣。善乎司马温公之言曰：“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可谓切中文帝之病。
汉光武与唐太宗皆不世出之君，其勤政纳谏，礼贤兴学，亦略相等。然建武之治不及贞观者，太宗有房、杜、王、魏为之用，光武有邓禹、吴汉軰而不尽其用。以此见天下之治，全在用人；而用人之能尽与不能尽，则又治之至与不至，所以分也。或谓光武之不任邓禹、吴汉，未始非保全功臣之善道，然不择其臣之贤否而概不任事，则亦光武之失欤？
唐太宗贞观之治，人率多魏徴之直谏，不知徴之所以能直谏，皆因太宗之
译日知荟说卷三
<子部，儒家类，御制日知荟说>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荟说卷四
周朝的兴起，始于文王、武王，而文王、武王没有不好仁德的，所以他们天下无敌，殷商的士人也都敏捷地前来京城助祭。穆王年老昏乱，制定刑法来责问四方，这是不仁的开始。厉王暴虐，监视并禁止百姓议论，这是不仁的极点。逐渐发展到平王东迁，周朝于是便不再振作。起初，因为一国之人喜好仁德而兴起；最终，因为天下之人大多不仁而衰败。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效验和重大的证明吗？所以君主自身清明，心存仁爱，减少刑罚，减轻赋税，节约用度，爱护百姓，这不仅仅是开创一时的太平盛世，也是为子孙留下无穷基业的方法。
周宣王中兴的功业，评论者将他比作夏朝的少康，这并不是过誉。然而他后来似乎不能善终，考察各种书籍，如废黜鲁国的嫡长子，不亲自耕种千亩籍田，派军队驻守南方，在太原统计人口，晚起废朝，因而有姜后劝谏；让百姓在远方劳苦，因而有《祈父》这首诗；王子晋将厉王、宣王、幽王、平王并列提及，是有原因的。
自古以来，拨乱反正的君主，必定有攀龙附凤的大臣，辅佐宣扬谋略，共同成就大业。虽然时运使然，但也取决于君主的器量所能容纳的程度。秦朝的灭亡，高祖兴起；汉朝的动乱，光武帝复兴。这两位君主，他们得到的人才特别多，而且享国时间也最长久，不像后世那些偏安一隅、成就较小的人可比。高祖的豁达大度，是很高的。光武帝缜密，比起高帝稍显不足，然而马援称赞他恢弘大度，与高祖相同。光武帝担任大司马巡视河北时，南阳人邓禹持节跟随他。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并且亲自信任他。于是冯异、贾复、耿弇、吴汉这类人，如草木般汇聚，都乐于为他效力。这几个人进用后，天下的大势归于光武帝，光武帝的器量本来足以容纳他们。
高祖注重外在而忽视内在修养，光武帝内外兼修。高祖和光武帝得到贤才，降服强敌，平定天下，这些方面没有不相同的。然而得到天下之后，高祖诛杀功臣，沉溺酒色；光武帝则保全功臣，兴办学校，拒绝四夷的进贡。从外在来看，两者都完美无缺；从内在来看，光武帝尽善尽美，而高祖还稍逊一筹。因此君子重视内在而略去外在，因为外在是暂时的，而内在是恒久的。
汉高祖和明太祖得到天下的正统性，比起唐、宋，尤其没有瑕疵。我曾经论述过，汉高祖的天资超过明太祖，而明太祖的学问优于汉高祖。汉高祖处理身后之事，如同烛光照亮、占卜预知，而明太祖未能避免靖难之乱，这是他的明识不如汉高祖的地方。然而制定法度，管理财政赋税，兴办学校，制定礼乐，这些经纶之美，本来就不是汉高祖所能赶上的。汉高祖有杀害韩信、彭越的杀戮，明太祖有胡惟庸、蓝玉的冤狱，有的残害功臣，有的株连太广，有损仁厚的风气，不能为这两位皇帝隐瞒。然而在群雄争夺的时候，各自割据称王，保全疆土，而能存有这种不嗜杀的心，东征西讨，拥有四海。孟子说：“保民而王”，难道不确实吗？
汉明帝在云台绘制功臣画像，马援因为外戚的身份，不能列入。马援的功劳远远超过李忠、景丹等人，而与冯异、贾复不相上下。从前祁奚被叔向称赞，说：“祁大夫内部举荐不回避亲人，外部举荐不回避仇敌。”假如马援没有功劳，那么皇帝不画他的像就是公正的；马援有功劳，那么皇帝不画他的像就不能算是公正。如果说因为他是外戚而不列入，这还存有外戚的偏见，哪里比得上有功就画像来得正大光明呢？况且让后来的外戚也知道外戚中有像马援这样公而忘私、为国家效力的人，怎么知道不能预先教化窦宪、邓隲这类人，使他们都成为良善之人呢？老子说：“上德不德。”像明帝这样的人，难道是显示公正反而失去了大公之道吗？考察西汉享国二百多年，东汉也享国二百年，蜀汉则从昭烈帝到后主，仅仅两代就失去了天下。昭烈帝的贤能不及高祖、光武帝，而诸葛亮一人也不足以比得上萧何、曹参、张良、韩信、邓禹、马援、吴汉、岑彭等众多人才，何况后来遇到后主昏庸软弱，而当时上天已经厌恶汉朝，想要他继承先业，拥有天下，不也很难吗？所以圣王小心谨慎，敬畏上天，勤勉爱民，每天孜孜不倦，不敢稍有懈怠，实在是知道制定好的谋略和善政，能够承受天心，这就是为子孙做万年之计的方法。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在京师设立四学，以儒、文、史为三个途径，而夹杂老庄之学。这距离先王庠序学校的教化，相差太远了。司马温公的话说得好：“天下没有两条道，怎么会有四学？”可以说切中了宋文帝的弊病。
汉光武帝和唐太宗都是世所罕见的君主，他们勤于政事，采纳谏言，礼遇贤才，兴办学校，也大致相等。然而建武之治不及贞观之治，是因为唐太宗有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等人供他使用，光武帝有邓禹、吴汉等人却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天下的治理，全在于用人；而用人能否充分发挥，则是治理达到极致与否的区别所在。有人说光武帝不任用邓禹、吴汉，未尝不是保全功臣的好方法，然而不选择臣子的贤与不贤而一概不让他们做事，这也是光武帝的过失吧？
唐太宗贞观之治，人们大多归功于魏征的直谏，不知道魏征之所以能直谏，都是因为唐太宗的
虚懐，道之使谏，从善如流，故也。然当时进谏者多矣，太宗独归美于魏徴者，亦以徴至公为心，而不事形迹，面从是戒，而必尽谠言，任强直之责，而不顾擅权之讥，陈激切之论，而不畏诽谤之议。四者有一于此，则不能直陈，魏徴能去之，太宗能察之，是以君臣一徳，为近古所罕觏欤。
译虚心纳谏，是道促使他这样做，他听从善言如同流水般顺畅，所以如此。然而当时进谏的人很多，太宗唯独将美德归于魏徵，也是因为魏徵以公正为心，不刻意做作，戒除当面顺从，必定竭尽正直之言，承担刚直的责任，而不顾忌专权的讥讽，陈述激切的言论，而不畏惧诽谤的议论。这四点中只要有一点存在，就不能直言进谏，魏徵能够去除这些弊病，太宗能够明察这些品质，因此君臣一心，这在近古时代是很少见的吧。
唐太宗之初即位也，于放宫女，定勲臣之后，即置▯文馆，选贤才之士以讲求天下之政，虚懐纳諌以收众益。论止盗，则先防吏；欲去佞，则务至诚。其反覆指陈，皆切中时事。此诚有见于偃武修文之道，即初服之规模，而经国久逺，燕贻子孙之法，举概见于此矣。盖开创之时，武胜而文衰，是宜崇文；承平之际，文兴而武弛，是宜修武。太宗居开创之初，天下甫定，故崇文以济武，而置馆以选举天下之贤，讲论天下之政，非徒以文词已也。且太宗率将卒习射于显徳殿，其不忘武备之意，昭昭甚明。读史者慎毋以治天下之道惟在文而不在武，斯论得其平，而亦万世保邦之畧也。
唐太宗论张元济寻究盗状，以魏徴之对，但归过炀帝，故有“非特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之语。斯语也，岂太宗防惜炀帝而为之辞哉？盖为政之道，实在上下一心。君必导臣以直，臣必事君以忠。君有所不知，臣必竭忠以告之，然后幽隐无蔽，天下无不平之患也。张元济之寻究盗状，炀帝实不之知，告而不赦，斯炀帝之罪也。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元济亦不能以所寻实非贼者之六七人上告，卒致枉承者二千余人骈首尽戮，是谁之罪欤？虽然，其所以不上告者，亦因炀帝平日之草菅民命，有以导之也。魏徴既以此戒太宗，太宗又以有司及元济之不入告，戒其臣。既知深戒乎此，则当时之政，上必不忍暴刑以虐其下，下必不敢欺蔽以愚其上，可知已。贞观之所以称盛治，皆由尔时君臣交相儆勉，孜孜不怠之一念致之也。夫清明毎始于兢惕，而寃滥总起于怠荒，岂外一心而他求也哉？
唐太宗以荀悦《汉纪》赐李大亮，亦出于一时之偶然而，尹氏起莘，乃以为太宗之励其臣以义不以利。若然，则魏徴之谏伐冯盎，赐绢五百，上十渐疏，又赐以金瓮，岂太宗之视魏徴转不如大亮之不可以利诱乎？夫读史者，亦识其大端，知其体要而已。若必事事臆度而悬揣之，以为古人具有深意焉，吾未见其有当也。
唐元宗躬耕兴庆宫侧，得重农之意，抑亦开元之政也。当是时，元宗志气清眀，留心治理，焚珠玉以戒侈，赐吐蕃诗书以柔逺。天下太平，防致刑措，是孰使之然哉？亦由元宗励精圗治，用致化理耳。元宗能恒保此心，勤于为政，以养民为先，以奉已为后，则贞观之治可得侔矣。乃天寳以后，卒至荒滛过度，百家之产费于一日，朱门餍酒肉，路旁有饿殍，岂向者躬耕重农之心于是而或亡哉？良由理不胜欲，公不胜私，转爱民之心为剥民之具。是知一念之善恶，而政教随之，防于影响，可不戒乎？唐明皇幸蜀，肃宗即位灵武，天下多事，安史乆而后平，三镇相继以煽，兵戈嵗兴，供饷载道，壮者危于锋刃，弱者苦于输将，天下戸口减耗已及三分之二焉。然则富庶之盛，果足恃乎？
唐宪宗初年，吐突承璀自东宫得幸，承间欲有关说。宪宗心惮裴垍，使勿言。及攻泽潞无功而还，垍又疏请斥之以谢天下。宪宗即罢其领兵，聴言圗治，若是其锐也。及既定淮蔡，志盈意满，信用皇甫镈等。裴度谏之而不聴。度之谏其言切于垍，而鏄挠乱国政，其罪浮于承璀。然而取舎顿异者，血气用事，心无所主，安乐则荒，可唐文宗初志，以拯乱为务，措置乖宜，卒召甘露之变。其后茍延旦夕，保位为幸，而顾以衣衫三澣自诩，无怪乎栁公绰之嗤其末节也。夫为君有为君之体，为臣有为臣之体。为臣而失为臣之体，害止身家；为君而失为君之体，祸遂蔓延于天下。人君当天下已平，多难已定，虽受四方之奉，初无损于圣明。即或偶服澣衣，亦无不可，特非沾沾焉以是为美徳也。文宗时，祖宗之天下大半弃之矣，即使卧薪尝胆，犹恐不及，尚何顔服澣衣而无愧，且自诩盛徳也哉。
三代以下言利之朝，莫若汉武帝、宋神宗。盖由桑▯羊、王安石巧说，以为不加赋而国用足，不知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譬如泽中之水，流者日多，聚者日涸耳。且实而按之，当时政治之舛，固不待言，其所聚
译唐太宗刚即位时，在释放宫女、确定功臣后裔之后，便设立了弘文馆，选拔贤才之士来研讨天下的政事，虚心采纳谏言以汇聚众人的益处。谈到制止盗贼，就先防范官吏；想要去除奸佞，就务必做到至诚。他反复指陈的道理，都切中时弊。这确实体现了他懂得偃武修文的道理，以及初定天下的规模，而治理国家长久深远、留给子孙后代的法则，都概括在这里了。大概开创时期，武力强盛而文治衰微，因此应当崇尚文治；承平时期，文治兴盛而武备松弛，因此应当修习武备。太宗处于开创之初，天下刚刚平定，所以崇尚文治来辅佐武备，设立馆舍来选拔天下的贤才，研讨天下的政事，不仅仅是为了文辞而已。况且太宗率领将士在显德殿练习射箭，他不忘武备的心意，非常明白。读史的人千万不要认为治理天下的道理只在于文治而不在于武备，这样的论断才合乎公允，也是万世保全国家的方略。
唐太宗讨论张元济查究盗贼的情况，对于魏征的回答，只把过错归咎于隋炀帝，所以有“不只是炀帝无道，臣下也不尽心”的话。这句话，难道是太宗怜惜炀帝而替他找借口吗？大概为政的道理，实在在于上下一心。君主必须引导臣下正直，臣下必须侍奉君主忠诚。君主有所不知，臣下必须竭尽忠诚来告知，这样幽隐之处就没有遮蔽，天下就没有不平的祸患了。张元济查究盗贼的情况，炀帝实际上并不知晓，告知却不赦免，这是炀帝的罪过。有关部门因为炀帝已经下令斩决，于是就不再执意上奏；张元济也不能将所查实的并非盗贼的六七个人上报，最终导致冤枉认罪的二千多人并排被杀，这是谁的罪过呢？虽然如此，他们之所以不上报，也是因为炀帝平日视民命如草芥，有引导他们这样做的原因。魏征既然以此告诫太宗，太宗又用有关部门和张元济不向上报告的事，来告诫他的臣下。既然深知对此要严加警戒，那么当时的政治，上面必定不忍心用暴虐的刑罚虐待下面，下面必定不敢欺骗蒙蔽来愚弄上面，这是可以知道的。贞观之所以被称为盛世，都是由那时君臣互相警惕勉励，勤勉不懈怠的这一念头造成的。清明往往开始于谨慎警惕，而冤滥总是起于懈怠荒废，难道能离开这一心而另求他物吗？
唐太宗将荀悦的《汉纪》赐给李大亮，也是出于一时的偶然，而尹氏起莘，却认为这是太宗用义而不是用利来激励他的臣下。如果这样，那么魏征劝谏讨伐冯盎，赐给他绢五百匹，呈上《十渐不克终疏》，又赐给他金瓮，难道是太宗看待魏征反而不如李大亮那样不可以用利诱吗？读史的人，也只要识其大端，知道其体要而已。如果一定要事事凭空揣测，认为古人都有深意，我未见其恰当。
唐玄宗在兴庆宫旁边亲自耕作，体现了重视农业的意思，这也是开元时期的政事。当时，玄宗志气清明，留心治理，焚烧珠玉来警戒奢侈，赐给吐蕃诗书来安抚远方。天下太平，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程度，这是什么使他这样的呢？也是由于玄宗励精图治，才导致教化治理罢了。玄宗如果能恒常保持此心，勤于为政，以养育百姓为先，以奉养自己为后，那么贞观之治就可以与之相比了。然而天宝以后，终于到了荒淫过度，百家的财产耗费于一天，朱门里酒肉吃不完，路旁有饿死的人，难道以前亲自耕作重视农业的心意在这个时候就丧失了吗？实在是因为理智胜不过欲望，公心胜不过私心，把爱民的心变成了剥削百姓的工具。由此可知，一念的善恶，政教随之变化，如同影子和回声一样，能不警戒吗？唐明皇逃往蜀地，肃宗在灵武即位，天下多事，安史之乱很久才平定，三镇相继煽动，兵戈年年兴起，运送军粮的车辆在路上络绎不绝，壮年人危在锋刃之下，老弱之人苦于运输，天下户口减少已及三分之二。那么富庶的盛况，果真值得依赖吗？
唐宪宗初年，吐突承璀从东宫得到宠幸，趁机想要有所关说。宪宗心里忌惮裴垍，让他不要说。等到攻打泽潞无功而返，裴垍又上疏请求斥退承璀以谢天下。宪宗立即罢免他统领军队，听从言论图谋治理，像这样锐利。等到平定淮蔡后，志得意满，信用皇甫镈等人。裴度劝谏他不听。裴度劝谏的话比裴垍更急切，而皇甫镈扰乱国政，其罪过超过承璀。然而取舍顿时不同的原因，是意气用事，心中没有主见，安乐就荒废。唐文宗初志，以拯救混乱为务，措施不当，最终招致甘露之变。其后苟且延命，保住位置就庆幸，却以衣衫洗过三次自夸，难怪柳公绰嘲笑他注重末节。做君主有做君主的体统，做臣下有做臣下的体统。做臣下而失去做臣下的体统，祸害只限于身家；做君主而失去做君主的体统，祸患就蔓延到天下。人君当天下已经平定，多难已经安定，虽然接受四方的供奉，起初无损于圣明。即使偶尔穿洗过的衣服，也没有不可以，只是不能沾沾自喜地认为这是美德。文宗时，祖宗的天下大半已经丢弃了，即使卧薪尝胆，还恐怕来不及，还有什么脸穿洗过的衣服而无愧，并且自夸盛德呢？
三代以下谈论利益的朝代，没有比汉武帝、宋神宗更甚的。大概由于桑弘羊、王安石巧言辩说，认为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不知道天下的财富不在官府就在百姓，譬如泽中的水，流走的日益增多，聚集的日益干涸罢了。况且实际考察，当时政治的错乱，本来不用多说，其所聚集
萧何与曹参尝有隙，及何没，所荐者惟参。参卒守何法而勿失，人不多参之能，而多何之公也。虽然，使参常人也，则必变何所为，且有以议其后。汉治防不紊哉？为国之臣，不顾已私，而惟其治之当。韩范上殿争论，下殿不失和气，率用是道。然韩范穷经力学，夙负经济才，故其所见者大。萧、曹起刀笔吏，所为有古大臣风，余以是为尤难也。汉贤相首称萧、曹，不其宜哉？
汉博士之置虽发自公孙▯而董仲舒实开其端，贤良防云：“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又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絶其道，无使并进。”武帝善其言，以仲舒为江都相。自后乃置五经博士。夫湛深经术，孰有过于仲舒者？因仲舒之言而置博士，反摈仲舒于江都，无亦信公孙▯之徒，而使贤否混淆，不得竟用之过欤？
孔明不遇昭烈，则抱膝隆中，歌梁甫吟，以终老耳。昭烈不得孔明，则亦拊髀自叹，以是终身焉。已然昭烈与孔明，何由作合哉？故余尝推司马徳操之氷鉴，其功与孔明同良，为此也。抑又思献帝时，汉室陵夷，已不可救，使得如徳操辈坐镇朝廷，运筹帷幄，或尚可挽回万一。余故惜夫汉季之君，舎祖宗育养之才，以为他人资，或隠而弗见，至于大事弗可为，乃欲与妇人女子谋诛奸雄，适以自速其毙，不亦大可哀哉！
孔明用行舎藏之义，防同于顔子，而以管仲、乐毅自比者，岂其志趣防模，仅限于二人所成就哉？意者，公见当时汉纲陵夷，黎民涂炭，初不异于春秋战国之际，即有管乐，亦不足以拯其溺，然犹頼得君而小有所就也。三顾之前，葢无有能知卧龙者矣。目睹时之凋敝，而不忍江河之日下，有不禁慨然于管乐之尚能遇主者。不然，以公之迹考公之心，设仅以管乐自比，则白帝托孤之后，大星未陨之前，保蜀之功，亦足以比于管乐矣。何必深思大虑，惓惓于汉贼之不两立，王业之不偏安，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哉？夫自比管乐，而管乐实不逮公，此可见公之心之虚，而业之广矣。故百世下许公者，以为有王佐气象也。
羊、陆二人，惟相知之深，故相惮之极，不得已而为相好之事。君子观于抗亡，而祜亟亟于灭吴，可以知当日二人交欢之时势矣。
唐史载虞世南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嘉之，亦曰：“朕有一言之得，世南未尝不恱；有一言之失，世南未尝不怅恨。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由不理？”是则太宗之取世南，世南之见重于太宗，岂徒文学哉？
世之治也，人敦实行，而去浮华；世之乱也，人务虚名，而竞文藻。故文运关乎国运，君子于文之厚重浇薄，而即以觇时之盛衰。隋开皇四年，诏公私文翰，并宜实録，亦一时良法。但行之不永，有名无实，六朝之风未革，而隋亦遂以亡。盖六朝之弊，始于魏之三祖，崇尚文词，横于晋之何、王，清谈误世，遂使瑰丽竞尚，古质渐失，佻达成风，绮靡无行。文日繁而政日乱，葢以此也。及唐有天下，而昌黎韩子出，起八代之衰，为诸儒之倡，始克返华侈而归质实。世道人心，有攸頼焉。夫言为心声，心之所存，而言形之，其所系，岂浅鲜哉？
娄师徳之荐狄仁杰，可谓智深而勇沉者矣。武氏固枭狠多猜，使师徳暴▯仁杰于众，则武氏必疑为一党，仁杰不得用，非唐室福也。故师徳不欲使人知己荐仁杰，仁杰亦不自知为师徳所荐。逮武氏告之，而后有娄公盛徳之叹，此并非仁杰感知己之深，乃服其韬晦不露，且以复唐自任也。迨后姚元之、张柬之更进迭用，皆因仁杰之举，卒以灭周兴唐。所谓善处危难，有济困之才者，吾于师徳见之。
李光弼大败史思明于河阳，天下之势遂定。当是时，实因白孝徳奋勇争先，斩贼将刘龙僊，而三军之气倍増。顾未战而仆固懐恩先贺战胜，曰：“观其揽辔安闲，知必克。盖孝徳义理之气裕于平时，故志壮心安也。”尝考叚太尉逸事状所载，孝徳用秀实计，署秀实为都虞▯，郭晞士卒纵暴无
译萧何与曹参曾经有过嫌隙，等到萧何去世时，他所推荐的人只有曹参。曹参最终坚守萧何的法度而不失，人们不称赞曹参的才能，却称赞萧何的公正。虽然如此，假使曹参是普通人，就一定会改变萧何的做法，并且会有人议论他的后任。汉代的治理怎么会不混乱呢？身为国家的臣子，不顾念自己的私利，只考虑治理是否得当。韩琦、范仲淹在殿上争论，下殿后却不失和气，大抵都是遵循这个道理。然而韩琦、范仲淹穷究经书、努力学习，向来负有经世济民的才能，所以他们见识远大。萧何、曹参出身于刀笔小吏，所作所为却有古代大臣的风范，我认为这尤其难能可贵。汉代的贤相首先推崇萧何、曹参，不是很恰当吗？
汉代博士的设置虽然发端于公孙弘，但董仲舒实际上开创了先例，贤良对策说：“不平时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求得文采一样。”又说：“凡是不在六艺科目、孔子学说范围内的，都断绝他们的途径，不要让他们同时并进。”汉武帝认为他的话很好，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从此以后才设置五经博士。那精通经术的人，谁有超过董仲舒的呢？因为董仲舒的话而设置博士，反而把董仲舒排挤到江都，难道不是轻信了公孙弘之类的人，使得贤与不贤混淆，不能彻底任用他的过错吗？
诸葛亮如果不遇到刘备，就会在隆中抱膝而坐，吟唱《梁甫吟》，终老一生。刘备如果没有得到诸葛亮，也就只能拍着大腿独自叹息，以此度过终身。既然这样，刘备与诸葛亮，是通过什么途径结合的呢？所以我曾经推崇司马徽的识人之明，他的功劳与诸葛亮同样良好，原因就在这里。我又想，汉献帝时，汉室衰微，已经不可挽救，假使有像司马徽这样的人坐镇朝廷，运筹帷幄，或许还可以挽回万一。所以我惋惜汉末的君主，舍弃祖宗培养的人才，让他们成为别人的资本，或者隐居而不被看见，以至于大事无法作为，却想和妇人女子谋划诛杀奸雄，正好加速自己的灭亡，不也很可悲吗！
诸葛亮践行“用则出仕，不用则隐居”的道义，这与颜回相同，而以管仲、乐毅自比，难道他的志向气度，仅仅局限于这两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吗？大概是因为，他看到当时汉室纲纪衰微，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起初并不异于春秋战国之际，即使有管仲、乐毅，也不足以拯救沉溺的百姓，然而还是依靠得到明君而小有成就。三顾茅庐之前，大概没有能了解卧龙的人。目睹时局的凋敝，不忍心看到江河日下，不禁对管仲、乐毅尚能遇到明主而感慨。不然的话，以诸葛亮的行迹考察他的内心，假如仅仅以管仲、乐毅自比，那么白帝城托孤之后，大星陨落之前，保卫蜀汉的功劳，也足以比得上管仲、乐毅了。何必深思熟虑，念念不忘汉贼不两立、王业不能偏安，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以管仲、乐毅自比，而管仲、乐毅实际上不及他，这可以看出他内心的谦虚，以及事业的广大。所以百世之后赞许他的人，认为他有辅佐帝王的器量。
羊祜、陆抗两个人，因为相知很深，所以相互忌惮到了极点，不得已而做出相互友好的事情。君子观察陆抗灭亡的局势，以及羊祜急切于灭吴，就可以知道当时两人交好时的时势了。
唐史记载虞世南志向性情刚烈，每当论及古代帝王的为政得失，必定存有规劝讽谏，多有补益。太宗赞赏他，也说：“我有一句话说得对，虞世南没有不高兴的；有一句话说得错，虞世南没有不怅恨的。群臣都像虞世南，天下怎么会治理不好呢？”这样看来，太宗任用虞世南，虞世南被太宗看重，难道仅仅是因为文学吗？
世道太平时，人们崇尚实行的德行，摒弃浮华；世道混乱时，人们追求虚名，竞逐文辞藻饰。所以文运关乎国运，君子从文章的厚重或轻薄，就可以窥见时世的盛衰。隋朝开皇四年，诏令公私文书，都应当如实记录，也是一时的良法。但实行不久，有名无实，六朝的风气没有革除，隋朝也就因此灭亡。大概六朝的弊端，始于魏朝三祖，崇尚文词，横行于晋朝的何曾、王衍，清谈误国，于是使得瑰丽竞相崇尚，古朴质朴逐渐丧失，轻佻成为风气，绮靡没有节制。文章日益繁复而政治日益混乱，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等到唐朝拥有天下，而昌黎韩愈出现，振兴八代以来的衰颓，作为诸儒的倡导者，才开始能够返回华丽奢侈而归于质朴真实。世道人心，有所依赖。言语是心声，心中所存的，通过言语表现出来，它所关联的，难道浅薄吗？
娄师德推荐狄仁杰，可以说是智谋深远而勇气深沉的人了。武则天本来凶狠多疑，假使娄师德在众人面前显露狄仁杰，那么武则天必定怀疑他们是一党，狄仁杰不能被任用，这不是唐室的福气。所以娄师德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推荐了狄仁杰，狄仁杰也不知道自己是娄师德推荐的。等到武则天告诉他，才有娄公盛德的感叹，这并不是狄仁杰感激知己情深，而是佩服他韬光养晦不露锋芒，并且以复兴唐朝为己任。后来姚崇、张柬之相继进用，都因为狄仁杰的举荐，最终消灭了周朝兴起了唐朝。所谓善于处理危难，有救济困厄才能的人，我在娄师德身上看到了。
李光弼在河阳大败史思明，天下的局势于是安定。当时，实际上是因为白孝德奋勇争先，斩杀贼将刘龙仙，而三军的士气倍增。然而未战之前仆固怀恩先祝贺战胜，说：“看他安闲地拉着缰绳，知道必定能攻克。大概白孝德义理之气在平时就充裕，所以志向壮烈而内心安定。”曾经考察段太尉逸事状所载，白孝德采用元秀实的计策，任命元秀实为都虞候，郭晞的士卒纵暴无
頼者，皆取以悬藁街，后遂不复横。是孝徳固以爱民为政，非武夫战卒比，故临敌之际神色自闲，乃素所涵养然也。蓄义理之勇，而挟矛大呼，乱流竟进，是血气得义理为桢干，而勇乃大勇矣。非特孝徳之防为然也，光弼之得制全胜，亦以是而已矣。
译那些投降的人，都被抓来悬挂在藁街，此后便不再横行霸道。这是孝德本来就以爱护百姓为施政方针，不是武将士兵所能比拟的，所以在面对敌人时神色从容镇定，这是他平时修养涵养的结果。积蓄义理之勇，手持长矛大声呼喊，逆流而上奋勇前进，这是血气以义理为支柱，而勇气便成为大勇了。不只是孝德的防御如此，光弼能够控制战局取得全胜，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罢了。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天寳之乱，顺贼者，非眀皇素所谓忠臣乎？仗节者，非明皇素不识靣者乎？而顔杲卿兄弟，不以位卑职小，尽其谋猷，矢其忠悃，一死于禄山，一死于希烈。君子以是为尤难也。
宋李沆为相，尝曰：“居重位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朝廷防制纎悉备具，或徇所陈行一事，即所伤多矣。斯言也，得失盖参半焉。夫朝廷防制，自有章程，受之先王，百世不易。然岂无因时制宜，当博采兼聼者乎？博采之，兼聼之，以试其可否，果无益于时事，罢之可也。未甞试之，而一切奏罢，岂所以广言路哉？若谓中外所陈利害，皆无足观，而惟朝廷旧制是遵，则政乆弊生，亦将置若防闻乎？夫小人妄陈利害，扰国政而乖是非者，固常有之矣。然不可因此而遂絶中外之陈奏也。惩噎废食，岂理也哉？
郭子仪、李光弼起朔方牙将，振难宣忠，克摧逆锋。虽立功各不同，而国祚复安，二人均有力焉。其用兵也，军士咸乐子仪之寛，而惮光弼之严。两者并称，然吾以为用兵其暂也，事君其恒也。子仪之事君也，功葢唐室而主不疑，权倾天下而众不嫉。朝闻命，夕就道，用之则竭力勤王，舎之则闭门自守。光弼晩年颇有嫉谗自安之举。吐蕃防京师，代宗诏光弼入援，畏祸迁延不行。夫观其暂若彼，观其恒若此。葢智力可勉强而徳量不可勉强故也。
或曰：孔子言君子无争。韩魏公与范文正公上殿争论，下殿不失和气。不失和气，是也。上殿之争，非争乎？不知夫子之所谓争，盖谓相竞以气而不循乎理耳。朝廷之上，社稷之大计，俟吾一言以定是非安危，而惟观望顺从，缄口不出一言，岂君上所頼哉？其所争者，非一身一家之事也，国与天下之事也。至下殿不失其和，则仍归于无争也。若如或人所云，则李林甫以立仗马讽诸言官，可谓息争端而舜禹臯益吁咈一堂之上，不可谓中天郅隆之世矣。
晋文之覇成于城濮之战，其命帅也，赵衰举郤縠焉，且曰：“縠敦诗书而说礼乐，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徳之则也。”然文之胜楚，终不在此。其称舎于墓，分曹卫之田以畀宋私，许复曹卫以擕之执，宛春以怒楚，皆谲道也。虽幸而胜，所失亦已多矣。使文公眀大义以责楚之不共会诸侯，以讨楚之有罪，其谁不服？而必区区用谲，岂知徳义者哉！
韩昭侯任用申不害，抑亦残忍矫伪人也。即其藏敝袴，曰：“以待有功。”夫人而无功，则不宜赏；人而有功，则敝袴不可以赏。《诗》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賔，中心贶之。言报有功也。”昭侯欲以敝袴待有功，其视功臣何轻哉！昭侯与申不害同其心术，故忍伪乖张至于此，而后世▯为羙谈，至以“不僭赏”目之，抑亦愚矣。
晏平仲周及三族人服其彰君赐，陈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晏子识其为夺齐国。夫同一施恵于人，而晏子与陈氏贤奸各异，非公与私之异趣乎？
汉法陵迟，狗尾致诮；唐纲不振，墨勅肆行。至于关内侯因烂羊头，大将军告勑才易一醉，叔世风頽，爵位失叙。岂惟缙绅之羞，亦云国家之忧也。宋太祖定法，以文武常防官考满即迁，非循名责实之道，罢之。又任子之法，台省六品，诸司五品，登朝尝歴两任者，然后得请，所以示名器不轻假人也。淳化中置审官院，考课中外职事，受代京朝官引对磨勘，始复序进之制。又诞圣节及三年南郊，皆聴奏一人特恩，不预焉。由是奏荐之恩寖广，虽君恩之逮，亦非所以慎名器也。仁宗用范仲淹、富弼防，乃复定磨勘任子法，两地臣僚非有勲徳善状，不得非时进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内，有无劳绩及举者数取防朝官，须三年无私罪，有监司及清望官五人为保任，方迁。磨勘之法于旧为宻焉，裁损奏补入仕之路，罢圣节奏防恩，而任子之恩亦杀，朝廷之纲纪由是而立，名器由是而重，而范富之外补亦肇于此矣。小人不顾人国，而惟已之图，如此哉！恐磨勘之严而侥幸不得以骤进，因奏防之杀而姻戚不得以叙官，于是恶其兴是
译疾风才能知道劲草，动荡的时局才能识别忠臣。天宝年间的叛乱，那些顺从贼寇的人，难道不是唐玄宗平时所说的忠臣吗？那些坚守节操的人，难道不是唐玄宗平时连面都没见过的人吗？而颜杲卿兄弟，不因为地位卑微、职务低微，就竭尽他们的谋略，表达他们的忠诚，一个死于安禄山之手，一个死于李希烈之手。君子认为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宋朝李沆担任宰相，曾经说：“身居重要职位却无补益，对于朝廷内外所陈述的利弊，一概上报废止。”朝廷的防备制度细致完备，如果顺从所陈述的实行一件事，造成的伤害就多了。这话，得失大概各占一半。朝廷的防备制度，自有章程，继承自先王，百世不变。然而难道没有因时制宜，应当广泛采纳、兼听各方意见的时候吗？广泛采纳，兼听各方意见，来试验其可行与否，如果确实对时事无益，废止它也可以。未曾试验，就一概奏请废止，这难道是为了广开言路吗？如果说朝廷内外所陈述的利弊，都不值得一看，只遵循朝廷旧制，那么政治久了弊端就会产生，也将把防备制度置之不理吗？小人妄陈利弊，扰乱国政，违背是非的，固然常有。然而不能因此就断绝朝廷内外的奏章。因噎废食，难道合乎情理吗？
郭子仪、李光弼从朔方牙将起家，在危难中振奋精神，宣扬忠诚，能够摧毁逆贼的锋芒。虽然立功各不相同，但国家命运得以恢复安定，两人都有功劳。他们用兵，军士都乐于郭子仪的宽厚，而畏惧李光弼的严厉。两者并称，但我认为用兵是暂时的，侍奉君主是恒常的。郭子仪侍奉君主，功盖唐朝而君主不怀疑，权倾天下而众人不嫉妒。早晨听到命令，晚上就上路，任用他则竭力勤王，不用他则闭门自守。李光弼晚年颇有嫉妒谗言、自求安身的举动。吐蕃侵犯京师，代宗诏令李光弼入援，他畏惧祸患拖延不行动。看他的暂时表现像那样，看他的恒常表现像这样。大概智力和能力可以勉强，而道德和度量不能勉强啊。
有人说：孔子说君子不争。韩魏公与范文正公上殿争论，下了殿不失和气。不失和气，是对的。上殿的争论，难道不是争吗？不知道孔子所说的争，大概是说互相竞争意气而不遵循道理罢了。朝廷之上，社稷的大计，等待我一句话来定夺是非安危，却只观望顺从，缄口不言，这难道是君主所依赖的吗？他们所争的，不是一人一家的事，而是国家和天下的事。至于下了殿不失和气，那就仍然归于不争了。如果像有人所说的那样，那么李林甫用立仗马讽刺各位言官，可以说是平息争端；而舜、禹、皋、益在朝堂上吁咈相和，就不能说是中天鼎盛的时代了。
晋文公的霸业成就于城濮之战，他任命主帅时，赵衰推荐郤縠，并且说：“郤縠崇尚诗书，喜爱礼乐，诗书是义理的府库，礼乐是道德的准则。”然而晋文公战胜楚国，最终不在于此。他所说的驻扎在墓地，分割曹、卫的田地给宋国作为私产，许诺恢复曹、卫以牵制他们，利用宛春激怒楚国，这些都是诡诈之道。虽然侥幸获胜，所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假使晋文公明大义来责备楚国不共同会合诸侯，讨伐楚国的罪行，谁不服从呢？却一定要用区区诡诈，难道是懂得道德义理的人吗！
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也是残忍矫伪的人。就拿他藏破裤子来说，说：“用来等待有功的人。”人如果没有功劳，就不应该赏赐；人如果有功劳，破裤子不可以用来赏赐。《诗经》说：“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说的是报答有功的人。韩昭侯想用破裤子等待有功的人，他看待功臣多么轻贱啊！韩昭侯与申不害心术相同，所以忍心伪诈乖张到这种地步，而后世却把它作为美谈，甚至用“不僭赏”来称它，也太愚蠢了。
晏平仲周及三族人佩服他彰显君主的恩赐，陈氏用自家的量器借贷，而用公家的量器收回，晏子识别出这是要夺取齐国。同样是施惠于人，晏子和陈氏贤奸各异，难道不是公与私的不同趋向吗？
汉朝法度衰微，狗尾受到讥讽；唐朝纲纪不振，墨敕肆意施行。以至于关内侯因为烂羊头，大将军的告敕才换得一醉，末世风气颓败，爵位失去秩序。这不仅是缙绅的羞耻，也是国家的忧患。宋太祖定法，文武常参官考满就升迁，这不是循名责实的方法，废止了。又任子之法，台省六品，诸司五级，登朝曾历任两任的，然后才能请求，这是为了显示名器不轻易授予人。淳化年间设置审官院，考核内外职事，受代京朝官引见磨勘，开始恢复序进的制度。又诞圣节及三年南郊，都听任奏荐一人特恩，不参与其中。于是奏荐的恩泽逐渐扩大，虽然是君恩所及，也不是慎重名器的做法。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于是重新制定磨勘任子法，两地臣僚没有勋德善状，不得非时进秩。京朝官在磨勘年限内，有无劳绩及举荐者，取法朝官，须三年无私罪，有监司及清观官五人为保任，才升迁。磨勘之法比旧法更严密，裁减奏补入仕之路，废止圣节奏荐恩，而任子之恩也减少，朝廷的纲纪由此建立，名器由此重视，而范富的外补也由此开始了。小人不顾国家，只图自己，就是这样啊！恐怕磨勘的严格而侥幸不能骤进，因奏荐的减少而姻戚不能叙官，于是厌恶他们兴起
议者而百方以出之。虽仁宗之贤，亦不免焉。向使磨勘任子之法由是而定，则可以▯之后世而无弊。宋制多因循，范富二公不惧众人之议，毅然行之，卒亦不得遂其志焉，可叹也夫。
译议论的人用各种办法来阻止这项措施的实施。即使是仁宗那样贤明的君主，也不能避免这种情况。假使磨勘和任子的制度因此得以确立，那么就可以垂范后世而没有弊端。宋朝的制度大多沿袭旧例，范仲淹和富弼两位公卿不畏惧众人的非议，坚决推行改革，最终却不能实现他们的志向，真是令人感叹啊。
殷浩累辞徴辟，有似乎清，然自其末年达桓温书一事观之，向之所谓清者，有利心焉。却利以钓名，与攫利同，然攫利者人輙轻之，而钓名者非具卓识之君子不能别而斥之也。殷浩诚士林之蠧哉！
汉武帝时，财穷民困，盗贼蜂起，一二言利之臣，更欲赋民三十，以助邉用，岂不知民之疲，而茫然为之哉？无亦伺上意，邀恩宠耳。自武帝悔悟，用田千秋为富民侯，由是兴利之辈渐去，赵过之俦一时并进。以是知天下未甞无人，惟在上之向用与否耳。然千秋之为富民侯，盖亦有说。先是，千秋为髙庙寝郎，上急变讼戾太子寃，上由是重之。盖千秋觇上，颇知太子无他意也。其言借髙祖之神，而启上悟，以是时上犹好神仙耳。及帝封禅后，见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宜悉罢之。”千秋遂进罢遣方士之论，则度上意之厌神仙，而首变其说也。由是观之，千秋岂亦出于苏张诡遇之术欤？不然，轮台悔过之后，迄于昭帝在位之年，一日未尝离宰相位，而所设施究无可称，则千秋之本末可知矣。使千秋有王佐才，得武帝英明之君，迎其悔过之机，殚厥忠悃，以辅主徳，一变至道，其所施为必有可观者。语云：“明君良臣相须殷而相得彰。”吾于武帝末年，盖惜其无良臣云。东汉党锢之祸，此天亡汉而善人君子之厄运也。然予以为时贤亦不能无过者。盖忠直之言，小人之讐也。小人蟠据于上，而遽欲忠直之得信，难矣。且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诸贤相与标榜，不为括囊之无咎，而为壮趾之征防，亦自速其死也。夫死而有益于国家，死亦何憾？所可惜者，死之无益，而又使国家有害贤之名，是诸贤之所为过甚，而未审乎出处之宜也。孟子曰：“位卑而言髙，罪也。”位卑者之所言，讵非忠言？然在圣明，固不待卑位之言，而季世又孰用其言者？言且足以贾罪，而诸贤之矜情厉气，又从而甚之，何以免哉？昔王安石之祸，程伯子曰：“亦吾辈有以取之。”则知大贤处世，不为太髙之行，凡以言语气节相鼔者，必其涵养有未至，穷理有未精也欤？
钟、邓争入蜀之功，濬、浑竞平吴之绩。钟、浑不足论，而邓艾之亡，王濬之褊，君子有讥焉。李愬能于破蔡之日，以谦抑自处，且有以矫蔡人之顽悍，示王朝之礼秩，不诚度越诸将哉？
孙盛书枋头一事，岂尚计一已之声名荣利者乎？计声名荣利者，必不至以死生易之。此太史所以重于齐，而董狐所以重于晋也。其心以为记载在一时，而是非昭垂，使乱臣贼子不得逃其诛于千载之下。虽其身之颠沛流离，至死而不顾。乃盛于清谈盛行之时，而独能不畏强御，以成信史，不足多哉！
陶侃才望素隆，使讨苏峻之役，如救焚拯溺，刻不容缓。敌王所忾，以全臣节。吾谓长沙之绩，可以与管、葛比肩。王导、谢安非其伦矣。而左右观望，心懐不平，必待温峤反覆开陈而后决。在侃，固所以疾庾亮也。其如朝廷何哉？岂其时忘运甓之志欤？
古弼佐太武，常称之曰：“社稷臣。”迹其以弱马给猎骑，则重军国而轻逰畋也；不发牛车运麋鹿，则勤民事而缓从禽也。夫上有所好，在下者惟恐奉行不适上意，以获重谴。弼乃权国事之轻重，非礼者虽上所命，直违之而不予。太武亦知其贤，信任有加。岂非聼言纳谏，惟期政理平寜之主哉？
北魏房景伯之母，因郡民有列其子不孝者，使其子立堂下，而召其母对食，命景伯供食，凡二十余日。其子叩头流血，母亦涕泣乞还。胡氏以为崔母知教化之原，吾以为景伯固一州之长也。州之民不知其几百千万也。使景伯知教化之原在于孝弟，而躬亲以率之，学校以教之，奨善以劝之，罚恶以惩之，兴孝举弟，敬老慈防则州之民羣化于孝弟，且无至景伯之堂而母子相陈以伤天伦者矣。今州有一人焉，列其子之不孝者，崔母命景伯供食以愧之，且至二十余日之久。设州民复有如是者，崔母又将命景伯供食欤？又将二十余日欤？是舎一州之政，而惟供食以示民之是务，将不胜其敝且
译殷浩屡次推辞朝廷的征召和任命，表面上看似清高，但从他晚年给桓温写信这件事来看，他先前所谓的清高，其实是怀着利心的。拒绝利益来钓取名声，与攫取利益是一样的，然而攫取利益的人人们往往轻视他，而钓取名声的人，如果不是具有卓越见识的君子，就不能辨别并斥责他。殷浩确实是士人阶层中的蛀虫啊！
汉武帝时期，财政枯竭，百姓困苦，盗贼像蜂群一样兴起，一两个谈论利益的臣子，更想向百姓征收三十税一的赋税，来资助边境的军费，难道他们不知道百姓疲惫，却茫然地这样做吗？无非是窥探皇帝的意图，以邀取恩宠罢了。自从武帝悔悟，任用田千秋为富民侯，从此兴利之徒逐渐离去，赵过这类人一时并进。由此可知天下并非没有人才，只在于在上位者是否任用罢了。然而田千秋担任富民侯，大概也有原因。在此之前，田千秋担任高庙寝郎，在皇帝急于追究戾太子冤案时，他借高祖神灵之意启发皇帝醒悟，因为当时皇帝还喜好神仙之道。等到皇帝封禅之后，接见群臣，才说：“我即位以来所做的狂悖之事，应该全部废止。”田千秋于是进言罢遣方士，这是揣度皇帝厌恶神仙之意，而首先改变说法。由此看来，田千秋难道也是出于苏秦、张仪那种诡诈逢迎的手段吗？不然的话，轮台悔过之后，直到昭帝在位期间，他一天未曾离开宰相之位，然而他的施政终究没有什么可称道的，那么田千秋的本末就可以知道了。假如田千秋有辅佐帝王的才能，遇到武帝这样英明的君主，顺应他悔过的契机，竭尽忠诚，辅助君主德行，实现政治的根本转变，他的施政必定会有可观之处。俗话说：“明君与良臣相互需要殷切，相互契合则彰显。”我在武帝末年，大概惋惜他没有良臣。
东汉党锢之祸，这是上天要灭亡汉朝而善人君子遭遇的厄运。然而我认为当时的贤人也并非没有过错。因为忠直之言，是小人的仇敌。小人盘踞在上位，而急于让忠直之言被信任，是困难的。况且高峻的东西容易缺损，洁白的东西容易污损。各位贤人相互标榜，不采取包容无咎的态度，反而像脚趾受困那样招致祸患，也是自取灭亡。如果死对国家有益，死又有什么遗憾？可惜的是死得没有益处，又让国家背上迫害贤人的名声，这是各位贤人做得过分，而没有审察出仕与隐居的适宜之处。孟子说：“地位卑微而议论高位之事，是罪过。”地位卑微的人所说的，难道不是忠言吗？然而在圣明的君主面前，本来不需要地位卑微者的言论，而在末世又有谁采纳他们的言论呢？言论尚且足以招致罪过，而各位贤人矜持情绪、严厉气势，又从而加剧了这种情况，怎么能避免呢？从前王安石引发的祸患，程颐说：“也是我们要招致的。”由此可知大贤处世，不做出过于高远的行为，凡是靠言语气节相互鼓动的，必定是涵养没有达到，穷究事理没有精微吧？
钟会、邓艾争夺入蜀的功劳，王濬、羊祜竞争平定东吴的业绩。钟会、羊祜不值得评论，而邓艾的灭亡，王濬的狭隘，君子有讥讽。李愬能在攻破蔡州之日，以谦抑自处，而且有办法矫正蔡州人的顽劣强悍，展示王朝的礼制秩序，不确实超越各位将领吗？
孙盛记载枋头一事，难道还是计较个人声名荣利的人吗？计较声名荣利的人，必定不会以生死来交换。这就是太史公在齐国受重视，而董狐在晋国受重视的原因。他们心中认为记载在于一时，而是非昭示垂范，使乱臣贼子在千载之下也不能逃脱诛讨。即使自身颠沛流离，至死也不顾。于是孙盛在清谈盛行之时，而独能不畏强权，以成就信史，不值得称赞吗！
陶侃才德声望一向崇高，派遣他讨伐苏峻的战役，如同救火救溺，刻不容缓。顺应君王的愤怒，以保全臣子的节操。我认为长沙的功绩，可以与管仲、诸葛亮比肩。王导、谢安不是他的同类。然而左右观望，心中怀有不满，必定等待温峤反复陈述后才决定。对于陶侃，固然因此憎恨庾亮。那朝廷怎么办呢？难道他那时忘记了运砖的志向吗？
古弼辅佐太武帝，常称他为：“社稷之臣。”看他用劣马供给猎骑，则是重视军国而轻视游猎；不发动牛车运输麋鹿，则是勤于民事而延缓随从禽兽。君主有所喜好，在下位的人只怕奉行不符合君主心意，以获得重谴。古弼却权衡国家事务的轻重，不合礼制的即使君主命令，也直接违背而不给予。太武帝也知道他的贤能，信任更加深厚。难道不是听取言论采纳谏言，只期望政治治理太平的君主吗？
北魏房景伯的母亲，因为郡中百姓有列举其子不孝的，让她的儿子站在堂下，而召见其母对面吃饭，命令景伯供食，共二十多天。他的儿子磕头流血，母亲也流泪乞求归还。胡氏认为崔母知道教化的本源，我认为景伯本来是一州的长官。州的百姓不知有几百万。假如景伯知道教化的本源在于孝悌，而亲身示范以率领他们，通过学校以教育他们，奖赏善行以劝勉他们，惩罚恶行以惩戒他们，兴起孝道举荐悌行，敬老慈幼，那么州的百姓群体化于孝悌，而且不会到景伯的堂前母子相互陈述以伤害天伦了。现在州中有一人，列举其子的不孝，崔母命令景伯供食以使他羞愧，而且长达二十多天。假如州民再有这样的人，崔母又将命令景伯供食吗？又将二十多天吗？这是舍弃一州的政事，而只以供食来示民为务，将不胜其弊端而且
劳矣。教化之原，夫寜若是夫？所谓原者，若网之纲，裘之领。茍能提纲而挈领，则顺者不可胜数也。孝弟诚教化之原，然非平日有以兴其天良，使民皆知孝弟之在已确然而不可移，肫然而不能已，亦何能移风易俗，胥天下而丕变哉？故就一事论，崔母知教化之权；就州长论，景伯实未尽教化之道也。
译真是劳苦啊。教化的本源，难道是这样的吗？所说的本源，就像网的总绳、皮衣的领子。如果能够提起总绳、抓住领子，那么顺从的人就数不胜数了。孝悌确实是教化的本源，然而如果平时没有方法激发人们天生的良知，使百姓都知道孝悌在于自身，确实不可动摇，真诚而不能停止，又怎么能改变风气、移易习俗，使天下都发生巨大的变化呢？所以就这一件事来说，崔母懂得教化的关键；就州长来说，景伯实际上没有完全掌握教化的道理。
范寗数进忠言，指斥奸党，素为孝武所亲。徒以疾，王国寳卒被谮，出为外郡。此可见正人难近，小人易惑。虽素所信任之人，而一入谗说，黜之无疑也。使孝武不出范寗、徐邈等，国寳之乱，未必至此极。而王恭辈晋阳之甲，亦无辞以兴矣。语曰：「善人天地之纪也。」其言岂欺我哉？牛李争纳维州，司马公以为徳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维州本唐地，有故有之地，此举不渉于为利矣。且天子以四海为家，人之慕义而来者，固可以拒之不受，而且使归以毙其命乎？况僧孺非挟讐之言，为犹可。当时牛李之党已成矣，僧孺徒欲以快私忿，不知败徳裕之事，即所以败国家之事。人臣不忠，莫此为甚，而司马公犹以为义乎？至胡氏则以为以维州归吐蕃，失祖宗土宇，缚送悉怛谋，沮归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计，夫以小信妨大计，犹为僧孺曲言之。纲目大书曰：「吐蕃将悉怛谋来归维州。」不曰叛，而曰来。及赠以右卫将军也，又特书于后，无有贬辞。则知悉怛谋之来归，李徳裕之欲受，皆出于至正。僧孺不过欲沮徳裕而为之辞耳。吾据纲目书法以断司马、胡氏之论，而牛李之是非，已不辨而明也。
田畴被刘虞一日之知，为虞达表长安。及虞讨公孙瓒，不克而死，畴归祭谒虞墓，虽瓒之威有所弗顾。后居徐无，能相约束，结以威信，北邉翕然。其人之信义才智，皆非常人所及。逮曹操击乌桓，欲封为侯，又固拒不受。吾益信畴为当时罕见之人，惜乎汉政陵夷，不能复振，使贤能者▯于下而不伸。若畴者，仅一见用于刘虞，而未遂厥志，抱恨以终。呜呼，其亦可哀也矣。
唐自肃、代、徳顺，祸乱相仍，而宦寺之用事，日甚一日。中使不已，至于监军；监军不已，至于典禁；典禁不已，至于佐命。于是建置，天子在其掌握，而威权出人主之右。原其始，由天子之宠信太甚；考其终，天子欲求其一笑而不得。是岂非势之日流日下，而祸已酿成？虽有智者，亦仅付之太息流涕，而莫可如何。然刘蕡不顾已之死生存亡，而忠言谠论，亹亹数千言，使正士览之而气壮，智者鉴之而逺害。虽一时无救于祸败，而千载共仰其忠诚，岂不伟哉！
唐室藩镇之祸，至徳宗之世极矣。当是时，人各懐不臣之心，天子威令不能下行。即拥兵观望，未忍逆命者，亦不多得。况其志雪朝廷之耻，而恭顺恪谨，相率以勤王事者，岂非天下所公与哉？李抱真以数骑诣王武俊营，开诚布公，劝以忠义，约为兄弟，誓同灭贼。虽抱真逼于田恱，未必无自全之防，而于朱滔、田恱诸镇逆命之秋，独能以诚悟武俊，相率勤王，此纲目所以褒美特笔书之，亦春秋之防欤？且夫师克在和，武俊之军于南宫也，两军尚相疑贰，使抱真防有顾望之志，则事不谐矣。抱真告其司马则曰：「今日之举，系天下之安危。若其不还，领军事以聴朝命，亦惟子励将士以雪讐耻；亦惟子是置已之死生安危于度外，而惟以国家之事为重者也。」卒得武俊之和，而朱滔不乆败亡，天下于是稍定。非抱真之功，其谁之功哉？乃逆命者未闻有所诛斥，而效顺者未闻有所褒嘉，驯致赏亦有所不受，诛亦有所不惧，国不可以为国矣。吾故以是叹徳宗之闇也。
唐之季世，民困极矣。有张全义者，独能以爱民为先，筹其衣食。时人为之语曰：「张公不喜声伎，惟喜佳麦良茧，岂非知政夲者乎？」全义虽不如古之名臣，亦可谓是时之良臣。使僖宗置之相位，授以重任，彼既能规昼于河南，岂不能措置于朝宁？所以挽頺波而拯溺俗，必更有可观者。而终于是已焉。君子以是重为唐惜之。
王建起草贼，终能得蜀，保有一邦。其聴军士王先成条列七事，遂以取彭州。非有经逺之虑，取才之量，不能也。然建既用其言而不録其人，是能取贤而不能任贤也。苻坚得一王猛，委任之専，遂有天下之半。先成所白七事，实当时之要务，与扪虱而谈者何异？若能推广其意而善行之，天下不足平也。而建不能，宜乎所保有者止一蜀地
译范寗多次进献忠言，指斥奸邪之党，向来受到孝武帝的亲近。仅仅因为生病，王国寗最终遭受谗言陷害，被外放为郡守。这可见正直之人难以亲近，小人容易迷惑。即使是向来信任的人，一旦听信谗言，罢黜他也就毫无疑问了。假如孝武帝不罢黜范寗、徐邈等人，王国寗的祸乱未必会达到如此极端的地步。而王恭等人晋阳起兵，也就没有借口兴起了。古语说：“善人是天地的纲纪。”这话难道欺骗我吗？牛李党争中关于维州归属的问题，司马光认为李德裕所说的是利，李德裕所说的是义。维州本是唐朝的土地，收复故有之地，此举并不涉及贪利。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那些仰慕道义而来归附的人，固然可以拒绝接受，而且还要让他们回去送死吗？况且李德孺并非出于私仇而言，尚且还可以理解。当时牛李党争已经形成，李德孺只是想要发泄私愤，不知道败坏李德裕的事情，就是败坏国家的事情。作为臣子不忠诚，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司马光还认为这是义吗？至于胡氏则认为，把维州归还吐蕃，是丢失祖宗的疆土，捆绑送还悉怛谋，是挫伤归附之心。李德孺因小信而妨碍大计，说因小信而妨碍大计，还是为李德孺委婉说话。《纲目》大字记载说：“吐蕃将领悉怛谋来归附维州。”不说叛变，而说归来。等到赠予他右卫将军时，又特别在后面记载，没有贬斥的言辞。由此可知悉怛谋的来归，李德裕想要接受，都出于至正之道。李德孺不过是想要阻挠李德裕而找的借口罢了。我依据《纲目》的书法来评判司马光、胡氏的言论，而牛李两党的是非，已经不用辩驳就明白了。
田畴受到刘虞一天的知遇之恩，为刘虞向长安传达表章。等到刘虞讨伐公孙瓒，失败而死，田畴回去祭奠刘虞的坟墓，即使公孙瓒的威势也不顾惜。后来居住在徐无山，能够相互约束，以威信团结众人，北边地区欣然归附。他的信义才智，都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等到曹操攻打乌桓，想要封他为侯，他又坚决拒绝不接受。我更加相信田畴是当时罕见的人，可惜汉政衰微，不能再振兴，使得贤能的人沉沦在下层而不能伸展。像田畴这样的人，仅仅被刘虞任用一次，而没有实现他的志向，抱恨而死。唉，这真是可悲啊！
唐朝自从肃宗、代宗、德宗以来，祸乱相继，而宦官掌权，日益严重。中使不止，发展到监军；监军不止，发展到掌管禁军；掌管禁军不止，发展到辅佐皇帝即位。于是皇帝的废立，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而威权超出皇帝之上。推究其开始，是因为皇帝宠信太过；考察其结局，皇帝想求得他们一笑而不可得。这难道不是势力日益衰落，而祸患已经酿成吗？即使有智慧的人，也只能叹息流泪，而无可奈何。然而刘蕡不顾自己的生死存亡，而忠言正论，滔滔数千言，使正直之士看了而士气振奋，智者借鉴而远离祸害。虽然当时无法挽救祸败，但千载之下共同敬仰他的忠诚，难道不伟大吗！
唐朝藩镇的祸患，到德宗时达到了极点。当时，人们各自怀有不臣之心，天子的威令不能下达。即使拥兵观望，不忍心违抗命令的，也不多。何况那些立志洗雪朝廷耻辱，而恭顺谨慎，相继勤王的人，难道不是天下所公认的吗？李抱真率领几骑兵到王武俊军营，开诚布公，用忠义劝勉他，结为兄弟，誓同灭贼。虽然李抱真受到田悦逼迫，未必没有自全的防备，而在朱滔、田悦各镇违抗命令的时候，唯独他能以诚意唤醒王武俊，相继勤王，这是《纲目》特别褒美记载的原因，也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吧？况且军队胜利在于和睦，王武俊的军队在南宫时，两军尚且相互猜疑，如果李抱真有观望的志向，那么事情就不成功了。李抱真告诉他的司马说：“今天的举动，关系天下的安危。如果我不回来，统领军事听从朝廷命令，也只靠你激励将士洗雪仇耻；也只靠你把生死安危置之度外，而只以国家大事为重。”最终得到王武俊的和睦，而朱滔不久败亡，天下于是稍微安定。如果不是李抱真的功劳，是谁的功劳呢？于是违抗命令的人没有听说被诛斥，而效忠顺从的人没有听说被褒奖，逐渐导致奖赏也不接受，诛杀也不畏惧，国家不能成为国家了。我因此感叹德宗的昏庸。
唐朝末年，百姓困苦到了极点。有个叫张全义的人，唯独能以爱民为先，筹划他们的衣食。当时的人说：“张公不喜欢歌舞伎乐，只喜欢好麦好茧，难道不是知道政事根本的人吗？”张全义虽然不如古代的名臣，也可以说是当时的良臣。如果僖宗让他担任宰相，授予重任，他既然能在河南有所作为，难道不能在朝廷有所作为吗？所以挽回颓势而拯救溺俗，必定更有可观之处。而最终只是这样罢了。君子因此为唐朝深深惋惜。
王建出身草寇，最终能取得蜀地，保有一邦。他听从军士王先成条列七件事，于是攻取彭州。没有长远的考虑，选拔人才的度量，是不能做到的。然而王建既然采纳了他的言论而不录用这个人，是能够选取贤人而不能任用贤人。苻坚得到一个王猛，专门委任他，于是有了天下的一半。王先成所陈述的七件事，确实是当时的要务，与扪虱而谈的人有什么不同？如果能推广他的意思而好好实行，天下不足以平定。而王建不能，难怪他所保有的只有一蜀地。
而已。
薛聪仕北魏为侍御史，每迁必让，让必固。魏主褒之曰：“卿天爵自髙，固非人爵之所能荣也。”葢自伏轼结靷之士，以顺为正，不知礼义亷耻之可尊，而惟以博金紫、取禄位为事。夫然故在上者益不知士之可贵，而谓爵禄在上之所司，可以奔走牢笼天下，天下士惟吾命之是从而上，日尊士日贱，非上之骄，亦下之自贱使之也。聪能修天爵而不要人爵，可贵在已而不在人。于是魏主亦以“非人爵所能荣”称之，使君不敢目士为惟吾所奔走牢笼者。薛聪也，自成其贵，而并有以成君之羙。视三代以下骄謟之俗，顾不伟欤？顾不伟欤？
译罢了。
薛聪在北魏担任侍御史，每次升迁必定推辞，推辞必定坚决。北魏皇帝褒奖他说：“你天生的尊贵地位很高，本来就不是人为的爵位所能荣耀的。”
大概自从那些驾车侍奉、以顺从为正道的人出现以来，不知道礼义廉耻值得尊重，只以获取高官厚禄、谋取职位俸禄为事。正因为这样，所以在上位者更加不知道士人的可贵，而认为爵位俸禄由在上位者掌管，可以用来驱使、笼络天下，天下的士人只听从我的命令，于是上位者日益尊贵，士人日益卑贱，这不是上位者的骄横，也是下位者自轻自贱造成的。
薛聪能够修养天生的尊贵而不求取人为的爵位，可贵在于自身而不在于他人。于是北魏皇帝也用“不是人为的爵位所能荣耀的”来称赞他，使得君主不敢把士人看作只是供自己驱使、笼络的对象。薛聪啊，成就了自己的尊贵，并且也有助于成就君主的美德。看待三代以后骄横谄媚的世俗风气，难道不伟大吗？难道不伟大吗？
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夷考千古，国家之兴，未始不因得贤者，而其衰，未始不由用鄙夫。代宗广徳元年，河北诸州已降，有史朝义降将薛嵩、田承嗣、李懐僊者，叩懐恩马首，乞行间自効。懐恩恐贼平宠衰，奏留嵩等以为党援。朝廷亦厌兵，遂以为节度使。河北三镇之横，自此始。是后治兵完城，自署将吏，贡赋不通，婚姻相援，父死子嗣，兄终弟及。朝廷有弗从，则三镇连横以拒命。流至于李茂贞、韩建、朱全忠之乱，而唐遂以亡。呜呼！懐恩之恐贼平宠衰，亦细事耳。由此一念，代宗不悟，因循茍且，授人太阿。其后未甞无宪宗之刚断、武宗之英眀，而卒莫之救。懐恩鄙夫，固不足论，独恨代宗用患得患失之人，而弗知自贻其祸。其后懐恩亦终至于叛。使当时用郭子仪、李光弼为将，则消患于未然，定乱于未萌，又安有藩镇逆命之事乎？然是时郭、李之不得董兵，由鱼朝恩、程元振居中用事实阻挠之。是以知人君欲去外之鄙夫，必先去其内之鄙夫；欲去内之鄙夫，又当先去其心之鄙暗。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未有失其夲而能治其末者也，未有乱其内而能正其外者也。故人君治天下有道曰：先正其心。」
天下之事，有败于怠忽而成于干惕者，亦有得于雍容而失于拘谨者。盖雍容可也，怠忽不可也；干惕可也，拘谨不可也。唐李徳裕之相武宗，史称其休沐如令，沛然若无事时，岂非雍容有度而不过为拘谨者哉？夫人之处事，亦限于才力之大小。譬射之能中百歩者，百少以外不能保其必中。元和以后之相，竭蹷从事，不暇休沐，或继火乃罢，然所理者何乱，所服者何镇？是拘谨之无成，而才力之不足有为也。徳裕遇武宗，君臣相资，卓然有拯乱之志，而兼有禁暴之才，故其时内侍敛迹，藩镇屏息。至其休沐如令，在徳裕则可在他人则不可，葢徳裕之才力比他相为有余耳。
玉之在璞，追师知之；珠之在蜯，鲛人知之。惟人之品，术极始终之殊致，虽古帝犹难知之。然知人之道，亦騐之于理而已矣。唐王、杨、卢、骆，一时称为能文。裴行俭以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非能享爵禄者。杨子稍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幸矣。其后皆如其言。行俭之所以知四子者，亦岂外夫揆之以理哉？当其时，四子之所以行已与夫行俭之所以观人，必不仅如史之所纪。学者不以理揆之，必以行俭之知人为神竒不测，如是则圣人何必以为难哉？夫神竒不测非难，而平易合道之难。其能以理论人者，必其自足于理者也。
唐纲不振，教息风頺，専务姑息，藩镇强横，浸滛至于五代，割据兼并，犯令陵政，伺弱乗危，以成逆志，登受禅之台，窃黼扆之座者，皆藩镇也。以故朱温秉旄宣武，当羣雄观望之时，首发大难，逞其凶顽，椒殿血流，唐祚移矣。既而亚子兴晋阳之甲，▯继事之志，属均王膏粱之子，才能不过中人，又朱氏稔恶之后，梁之宗社一旦归唐，宜矣。庄宗锐始怠终，从珂移镇召祸，敬塘一入唐遂以亡，背约取危，晋亦顿灭。智逺之得国颇正，而承祐无逺大之志，奋诛戮之威，使郭威得以借口，一举而汉祚复移于周。葢五十余年之间，凡五易国，而其间以别姓入继者，又可指数也。五代之乱，可谓至极，至宋而天下始定于一，岂势力所及哉？有道故也。推其致乱之由，皆藩镇防扈，尾大不掉。太祖以杯酒片言，解数百年不可解之锢习，而天下之治平亦不尽系乎此，功徳不足以及兆民，区区智取术驭，岂能久逺乎？故运世必有其本也。王安石免役之令，不为无补，既无追呼刑责之苦，且鲜挽输力作之劳，而按戸科配，所费实鲜。当时士大夫顾以口角争之，且争之而不能穷其词。如文彦博云：“惟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是岂足以折安石之喙乎？彦博之说似本于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之意，不知此正所以
译孔子说：“鄙陋的人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还没有得到官位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官位后，又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那他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考察千古历史，国家的兴盛，没有不是因为得到贤人的；而国家的衰败，没有不是因为任用鄙陋之人的。唐代宗广德元年，河北各州已经投降，有史朝义的降将薛嵩、田承嗣、李怀仙等人，向李怀恩叩马请命，请求在军队中效力以报效朝廷。李怀恩担心叛贼平定后自己的恩宠会衰减，于是上奏请求留下薛嵩等人作为自己的党羽和援助。朝廷也厌恶战争，于是任命他们为节度使。河北三镇的专横，从此开始。此后他们治理军队、修缮城池，自行任命将吏，贡赋不上交朝廷，通过婚姻互相援助，父亲死后儿子继承，兄长去世后弟弟接替。朝廷如果有不听从的，三镇就联合起来抗拒命令。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李茂贞、韩建、朱全忠的动乱，唐朝于是灭亡。唉！李怀恩担心叛贼平定后恩宠衰减，这也不过是小事罢了。由于这一念头，代宗没有醒悟，因循苟且，把大权交给了别人。此后并非没有宪宗的刚毅果断、武宗的英明，但最终都无法挽救。李怀恩这个鄙夫，本来不值得议论，只是遗憾代宗任用了患得患失的人，却不知道这是自己招来的祸患。后来李怀恩最终也叛变了。假如当时任用郭子仪、李光弼为将领，那么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消除它，在动乱尚未萌发时就平定它，又怎么会有藩镇违抗命令的事情呢？然而当时郭子仪、李光弼不能统领军队，是因为鱼朝恩、程元振在朝中掌权，实际上进行了阻挠。因此知道君主想要除去外面的鄙夫，必须先除去里面的鄙夫；想要除去里面的鄙夫，又应当先除去自己心中鄙陋昏暗的念头。董仲舒说：“君主端正自己的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没有失去根本却能治理好枝节的，没有内部混乱却能端正外部的。所以君主治理天下有方法，叫做：先端正自己的心。”
天下的事情，有因懈怠疏忽而失败、因勤勉警惕而成功的，也有因从容宽和而获得、因拘束谨慎而失去的。大概从容宽和是可以的，懈怠疏忽是不可以的；勤勉警惕是可以的，拘束谨慎是不可以的。唐朝李德裕辅佐唐武宗，史书记载他休假休息如同法令规定，充沛自在好像没有事情发生，这难道不是从容有度而不拘束谨慎吗？人处理事情，也受限于才力的大小。比如射箭能射中百步以外的人，百步以外就不能保证一定射中。元和年以后的宰相，竭尽全力从事政务，没有闲暇休假，有时点着蜡烛才停止，但他们治理的是什么混乱，安抚的是什么藩镇呢？这是拘束谨慎没有成就，而才力不足以有所作为。李德裕遇到武宗，君臣互相依靠，卓越地有拯救动乱的志向，并且兼有禁止暴乱的人才，所以当时宦官收敛行迹，藩镇屏住呼吸不敢妄动。至于他休假休息如同法令规定，在李德裕身上可以，在其他人身上就不可以，大概是因为李德裕的才力比其他宰相更为充裕罢了。
玉在璞石中，玉匠知道；珠在蚌壳中，鲛人知道。只有人的品质，术数极尽始终的不同，即使是古代的帝王也难以知道。然而知人的方法，也只是验证于道理罢了。唐朝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当时被称为擅长文学。裴行俭认为王勃等人虽然有文采，但浮躁浅露，不是能享受爵位俸禄的人。杨炯稍微沉静，应当做到县令；其余的人能善终，就是幸运了。后来都如他所说。裴行俭之所以知道这四个人，难道也是超出用道理来衡量吗？在当时，这四个人之所以这样行事以及裴行俭之所以观察人，必定不仅仅像史书所记载的那样。学者如果不以道理来衡量，必定认为裴行俭知人是神奇不可测度的，像这样圣人何必认为知人难呢？神奇不可测度并不难，平易符合道义才难。那些能用道理来衡量人的，必定是自己内心充足于道理的。
唐朝纲纪不振，教化停息风气颓败，专门致力于姑息纵容，藩镇强横，逐渐蔓延到五代，割据兼并，违犯法令欺凌政令，窥伺弱小乘人之危，以成就叛逆的志向，登上受禅的台基，窃取帝王座位的，都是藩镇。因此朱温在宣武军掌握兵权，当群雄观望的时候，首先发动大的动乱，逞其凶恶顽固，椒房殿内血流成河，唐朝的国运转移了。不久李嗣源兴起晋阳的军队，继承后唐的事业，恰逢后唐均王是膏粱子弟，才能不过中等，又是朱氏积恶之后，梁朝的宗庙社稷一旦归于唐朝，是应当的。庄宗开始锐利最终懈怠，从珂移镇招致祸患，敬塘一入后唐就灭亡了，违背盟约招致危险，后晋也顿时灭亡。石敬瑭得到国家还算正统，但承祐没有远大的志向，奋起诛杀的威严，使得郭威得以借口，一举将汉朝的国运转移到周朝。大概五十多年之间，总共五次改朝换代，而其中用别姓入继皇位的，也可以数得过来。五代的动乱，可以说到了极点，到宋朝天下才开始统一，难道是势力所及吗？是有道义的缘故。推究导致动乱的原因，都是藩镇防备抗拒，尾大不掉。宋太祖用杯酒片言，解除数百年不可解除的锢习，而天下的太平也不完全系于此，功德不足以惠及亿万百姓，小小的智取术驭，怎么能长久呢？所以治理天下必定有其根本。王安石免役的法令，不是没有补益，既没有追呼刑责的痛苦，又很少挽运输送劳作的辛劳，而按户科派，所费实在很少。当时士大夫却用口角争论，而且争论而不能穷尽言辞。如文彦博说：“只与士大夫治理天下，不与百姓治理天下。”这难道足以驳倒王安石吗？文彦博的说法似乎本于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的意思，不知道这正是
与百姓治天下也。即当时免役，岂能无弊？弊在务多敛而取赢也。又在今虽免役而异日助役如故，仍复受役也。彦博不知议及此，但云“祖宗法制不可更张，以失人心”，至以为“与士大夫共治，非与百姓共治”，尤理不足以伸其词。是皆安石逆料必有是论，而适合其意者也，岂足以移安石之志哉？
译与百姓共同治理天下。即便当时免除了差役，难道就没有弊端吗？弊端在于致力于多征收赋税以谋取利益。又在于如今虽然免除了差役，但日后协助官府服役的情况依旧，仍然要承受劳役之苦。吕公著不知道议论到这一点，只是说“祖宗的法度制度不可更改，以免失去民心”，甚至认为“是与士大夫共同治理，而不是与百姓共同治理”，尤其道理不足以支撑他的言辞。这些都是王安石预先料到必定会有这样的言论，从而正合他的心意，这哪里能够改变王安石的志向呢？
古人云：天下治乱，闗宰相；人主得失，系经筵。张居正辅政，当显宗冲龄，屡进讲经史，外则总揽朝政，明智善断。于时治虽未纯，亦可谓之小康；君虽未哲，亦可谓之守道。盖居正以一人而兼宰相、经筵之任，皆有成效，非有大过人之才不能。独其刚愎自用，嫉人长，防己短，惧大权他属。髙拱以元老而被斥，冯保以奸宦而交通，至于废制守防，心冀留任何，不顾义理，至此极也。虽然，显宗有居正而朝廷清明，天下无事，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及居正没，而内则奢侈，外则盗贼，民不聊生。盖居正心不端而才有余，公不足而智有余。方之房、魏、韩、范，非其等夷；方之李林甫、蔡京，大相迳庭。大约张说、吕夷简之俦，而乗时建立，过之谓之忠臣，不可谓之奸臣，不可。吾将谓之才臣焉。乃身没未防，家产籍没，子嗣逺窜，虽祸自己召，显宗亦刻薄寡恩哉。
徐有功当武氏肆毒于上，酷吏恣虐于下，守死善道，为人所难为，其度量过人逺矣。卒之保防善类，纪纲不至大壊，人心不至大散。狄仁杰又培植之，而张东之遂因以复唐祚。人但知有功为周行寛政，而不知有功为唐之苦心也。唐人潘好礼著论，以为胜于张释之，特为其持刑一节可至，有功之心事尚未深切言之欤。
三代以下称贤君者，汉有文帝，唐有太宗，皆恭俭恵爱，政无繁苛，民用以寜。然文帝之徳虽优于太宗，而时少名臣，有贾谊而不能尽其用。唐之房、杜、王、魏，同心一徳，相赞一庭，贞观之治尤称盛焉。至四年丰穰极矣，岂无致之之故哉？夷考其时，上尝与羣臣语及教化，封徳彛劝帝以刑罚绳天下，魏徴劝行仁义，上卒従徴言，偃武修文，与民休息。至于四年，天下遂大稔，流散者归乡里，斗米三钱，夜户不闭。上归功于魏徴而曰：“惜乎不使封徳彞见之。”夫人君莫不说顺已之人，而恶逆耳之言，太宗独从魏徴而逺封徳彞，其修已固已审矣。既臻其盛，不忘规谏之人，二喜一惧之论尤致意焉。此其所以保安常治而不危也欤？
千古之学，无二端也。内不欺己，外不欺人者，谓之学；内负于己，外负于人者，则不得复谓之学。然已不负人，强恕者犹能勉焉；至寜人负己，则非知命不惑者不能。唐徳宗时，四十余州大水，陆贽请赈。徳宗谓淮西贡赋既缺，不必遣赈，而贽以秦穆救饥，“寜人负我，无我负人”为言，徳宗乃悟。胡氏寅以忠恕知命许之，当矣。而又谓敬舆之学为诚，洙泗之徒。夫世有洙泗之学，而可以伪为者哉？寅盖有慨于周衰道废，权谋、名法、清净之术，凡自外于洙泗之学者，皆能立功效于一时，而后之学者多浮慕焉，故以贽为之凖的也。夫徳宗之世，羣小用事，正人不容，徳宗复以猜忌御下，欲人臣之各尽其情，难矣。独贽以忠诚明辨，开悟人主，而所言亦间被施行，是其为学，实无愧于天，无怍于人，而非曲学取媚之可比。人臣致身，其尚以贽为法哉？
唐宪宗之始即位也，称名相者四人，杜黄裳、裴垍、李绛、裴度是也。黄裳遇君于初，而抱才以没，志未大施。裴度克平淮蔡，卓乎尚矣。独裴垍、李綘出处略同，然綘以谗罢，垍以病终。眀哲保身，綘犹逊于垍乎？夷考唐史所载，垍之言曰：「垍不敢以私害公。」又称其独赏谏官之能言时事者，则垍之所以保身，实出于君子之眀哲，而非委曲从时、偷容取媚者所可比。夫不敢以私害公，不过人臣自善之一端，而赏谏官之言事，则是以言事君、绳愆纠缪、格其非心，得古大臣之遗则矣。
诸葛孔明为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约其生平，亦曰公忠二字而已。公故无我，忠故无私。无我无私，然后志气清明而经纶中理。故其言曰：“我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所谓止水无心而平，量明镜无心而照形，以物为心而不逐于物者也。尤不可及者，孔明之器识规模，三代以下未见其伦比，而况区区一隅之人士乎？乃数戒羣吏，勤攻其过失，其虚以受人而不敢自是，如此此其所以肩随于伊吕也欤？
唐姚
译古人说：天下的安定与动乱，关键在于宰相；君主的得失，取决于经筵讲官。张居正辅佐朝政，正值显宗年幼，他屡次进讲经史，对外则总揽朝政，明智且善于决断。当时治理虽未臻完美，也可称为小康；君主虽未达圣哲，也可称为恪守正道。这是因为张居正一人兼任宰相和经筵讲官的职责，都取得了成效，没有远超常人的才能是做不到的。只是他刚愎自用，嫉妒别人的长处，防备自己的短处，害怕大权旁落。高拱作为元老被斥退，冯保作为奸宦与之勾结，以至于废弃制度、守备，一心希望留任，不顾道义，到了这种地步。虽然如此，显宗因为有张居正，朝廷清明，天下无事，太仆寺积蓄的黄金多达四百多万。等到张居正死后，对内则奢侈，对外则盗贼横行，百姓无法生存。这是因为张居正心地不端正而才能有余，公心不足而智谋有余。将他与房玄龄、魏徵、韩琦、范仲淹相比，不在同一等级；将他与李林甫、蔡京相比，又截然不同。他大致是张说、吕夷简一类的人，凭借时势建功立业，称他为忠臣太过分，称他为奸臣也不对。我将称他为才臣。然而他死后不久，家产被抄没，子孙被流放远方，虽然灾祸是自己招致的，显宗也太刻薄寡恩了。
徐有功在武氏在上肆虐、酷吏在下恣意残暴时，坚守正道至死，做了别人难以做到的事，他的度量远远超过常人。最终保全了善良的人，纲纪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人心没有彻底离散。狄仁杰又加以培植，于是张柬之等人得以恢复唐朝国运。人们只知道徐有功在周朝实行宽政，却不知道徐有功为唐朝苦心孤诣。唐人潘好礼著论，认为他胜过张释之，只是因为他坚持刑法这一节可以到达，徐有功的心事尚未深切地论述罢了。
夏商周三代以后被称为贤君的，汉朝有文帝，唐朝有太宗，他们都恭敬节俭、仁爱百姓，政令没有繁杂苛刻，百姓得以安宁。然而文帝的德行虽然优于太宗，但当时缺少名臣，有贾谊却不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唐朝的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徵，同心同德，在朝廷上相互辅佐，贞观之治尤其被称为盛世。到了贞观四年，丰收到了极点，难道没有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吗？考察当时的情况，皇上曾经与群臣谈论教化，封德彝劝皇帝用刑罚约束天下，魏徵劝行仁义，皇上最终听从了魏徵的话，偃武修文，让百姓休养生息。到了贞观四年，天下于是大丰收，流亡的人回到家乡，一斗米只值三钱，夜不闭户。皇上把功劳归于魏徵并说：“可惜没让封德彝看到。”君主没有不喜欢顺从自己的人，而厌恶逆耳之言的，太宗唯独听从魏徵而疏远封德彝，他修养自身确实已经审慎了。既然达到了盛世，不忘规劝谏诤的人，对“二喜一惧”的言论尤其重视。这大概就是他能保持长久安定而不危亡的原因吧？
千古的学问，没有两个宗旨。对内不欺骗自己，对外不欺骗别人，叫做学问；对内辜负自己，对外辜负别人，就不能再称为学问了。然而自己不辜负别人，力求宽恕的人还能勉强做到；至于宁愿别人辜负自己，就不是知天命、不迷惑的人不能做到的。唐德宗时，四十多个州发生大水灾，陆贽请求赈济。德宗说淮西的贡赋已经短缺，不必派遣赈济，而陆贽以秦穆公救饥荒，“宁愿别人辜负我，不要我辜负别人”为言，德宗这才醒悟。胡寅用忠恕、知天命来赞许他，是恰当的。又说陆贽的学问是真诚，是洙泗（孔子）门徒。世上有洙泗的学问，却可以假装吗？胡寅大概感慨于周朝衰微、道统废弃，权谋、名法、清净等术，凡是背离洙泗学问的，都能在一时建立功效，而后来的学者多浮泛羡慕，所以以陆贽作为标准。德宗的时代，小人当权，正直的人不被容纳，德宗又用猜忌驾驭下属，想让臣子各自竭尽忠诚，很难。唯独陆贽以忠诚明辨，开悟君主，而且所说的话也间或被施行，他的学问，实在无愧于天，无愧于人，而不是曲学阿谀所能比拟的。臣子立身，应当以陆贽为法则啊！
唐宪宗刚即位时，被称为名相的有四人，杜黄裳、裴垍、李绛裴度是也。杜黄裳在初期遇到君主，抱着才华去世，志向没有大大施展。裴度平定淮蔡，卓越高尚。只有裴垍、李绛的出处大致相同，然而李绛因谗言被罢免，裴垍因病去世。明智地保全自身，李绛还比不上裴垍吧？考察唐史所载，裴垍的话说：“我不敢因私害公。”又称赞他独自赏识能议论时事的谏官，那么裴垍之所以保全自身，确实出于君子的明智，而不是委曲顺从时俗、苟且取媚的人所能比拟的。不敢因私害公，不过是臣子自我完善的一个方面，而赏识谏官议论时事，则是以言论侍奉君主、纠正过失、匡正邪念，符合古代大臣的遗则了。
诸葛孔明是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概括他的一生，也不过是公忠二字罢了。公所以无我，忠所以无私。无我无私，然后志气清明而治理合乎道理。所以他说：“我的心像秤，不能为人作轻重。”所谓止水无心而平静，量明镜无心而照形，以物为心而追逐于物。尤其不可及的是，孔明的器识规模，三代以下未见其伦比，何况区区一隅之人士呢？于是多次告诫群吏，勤勉攻治他们的过失，他虚心接受别人而不敢自以为是，如此，这就是他肩随伊尹、吕尚的原因吧？
唐姚
崇、宋璟为相，有髙仲舒者，博通典籍；有齐澣者，练习时务。姚、宋毎坐，二人以质所疑，且曰：“欲知古，问髙君；欲知今，问齐君。”姚、宋能知二人之贤，亦已难矣。又况能知二人之各有所长？推斯道也，虽虞廷官人工，虞水火，各当其材者，亦不过因是以驯致耳。
译姚崇、宋璟担任宰相时，有位叫高仲舒的人，广博通晓古代典籍；有位叫齐澣的人，熟悉当时的政务。姚崇、宋璟每次上朝坐定，这两人便用来请教所疑惑的问题，并且说：“想要了解古代的事，就问高君；想要了解当今的事，就问齐君。”姚崇、宋璟能够知道这两人的贤能，也已经很难得了。更何况他们还能知道这两人各自有所专长？推究这种道理，即使是虞舜朝廷中官员各司其职，掌管水土之事，各尽其才，也不过是顺着这样的道理逐渐达到的罢了。
人臣，外而忘家，内而忘身，并忘己之勲猷莭概然后能遇非常之事，而处之一如其常。茍不能忘其勲猷节槩，则犹视君与已为二人，而有所牵制。何则？信道犹未笃，自知犹未明也。韩魏公之为臣，实能忘身忘家，并忘其勲猷节概者也。故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且并不见已之措天下于防山之安。若魏公者，亦可谓信道笃而自知明矣。信道笃而自知明，则虽无魏公之时位，亦可以信其能措天下于防山之安。如顔子之箪瓢陋巷，不改其乐是也。而其气象规模，又穆乎其深逺矣。
日知荟说卷四
孔子《大学》一书，用▯古圣王明徳、新民之道，其所从入，以致知为始事，而诚意次之。葢未有意不诚而能修齐治平一以贯之者也。未有知之不极其至而意能诚者也。见于经传者，至汤、武君臣始相与言学，髙宗、成王尤勉勉焉。汤、武上圣，而孟子以为反之，盖圣学之难纯如此。然非谓性之者遂无所为学也。观尧、舜、禹相▯，所以审辨于危微之介者，非致知之学乎？所以致精、致一以守其中者，非诚意之学乎【臣鄂尔泰】获侍
皇上讲诵于今五年矣。曩者甞承
命序《乐善堂文钞》，其义蕴之深闳，风格之髙古，有目者。
共识而【臣】窃观我
皇上镕经液史，所以究兴衰治乱之根源，察邪正是非之幽渺者，皆不袭前贤之绪论，而必求自得于心。又时就所言，反求诸身，私庆。
圣心实能以致知诚意之学，体验于
当躬而重为四海生民幸也
御极以来，动应民志，实政实心，忾乎天下，用能以数月之中，俾老防贤愚皆忻忻然自得于遐荒万里之外，近者。
防务余暇，复自择论辨之文，前集所未载者，为《日知荟说》。
命【臣】等各缀防语而
御制序文谓：録此以验诸行事。伏念我
皇上今兹治教之日兴，乃曩者典学致知之眀效也。而犹不忘素学时以自体察，又设诚于内而致行之之大验也。夫汤武以尧舜为必可学，故能为汤武；髙宗成王以汤武为必可学，故能为髙宗成王。以
圣性之髙明
圣学之渊粹而加以
圣心之诚，一三代圣王之治，将复见于今矣【臣】少备宿卫，未暇殚心载籍，谨就所夙闻于经书者，达其愚悃。言之不文，而以承
宠命为愧而已
乾隆元年秋七月，少保大学士【臣】鄂尔泰敬防
在昔三代圣王之治，皆由学而成。凡散见于诗书者，其根源可寻绎而见也。汉唐以后，英明仁厚之君，非无性资之髙、求治之切者，而终无以跻于三代之隆。盖由学焉而未探其根源，故所以濬其知者不能深，而致于行者不能笃耳。我
皇上徇齐敦敏夙承
世宗宪皇帝之教，自问寝视膳而外，耳目心志一用之于学，而他无间焉。故于五经四子之书，早洞见其根源，而防考汉、唐、宋、元诸儒之义疏，以折衷于至当。循是，以观诸史，其治乱安危之防，无防不察也。循是，以慎取百家之言，其出入离合浅深之数，无隠不烛也。循是，以悬衡人物，推极事理，皆灼知独见，而无匿情。用是发为文章，言髙而防逺，理达而气昌，得心应手，俄顷立就，而迥出于前贤思议之表【臣廷玉】奉
先帝恩命，简侍讲读，十有余年，实亲见焉。曩者彚集众体。
为乐善堂文钞既承
命而为之序。近复别择论辨之文二百六十条，为《日知》。
荟说仍
命【臣】防之伏见
皇上继序以来，凡见诸政教者，一凖于天理，而应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是以数月之中，近自邦畿，逹于山陬海隅，莫不忻忻然，若时雨之沃其心，春阳之被其体，葢我
皇上好古敏求，日有孜孜，以致其知者既深且固，故今之宵衣旰食以行所知者，笃实充周，时措咸宜。由是以徃，法天行健，恒久不己，则徳化所成，直比隆于三代，岂惟逺过汉唐而已哉【臣廷玉】读是编而为天下臣民庆者，弥厚且逺焉。微特依
日月之光，挂名简末，而与有荣施也。
乾隆元年秋七月，少保大学士【臣】张廷玉恭防
【臣】闻法天之学，与时偕行，而惟日不足
译臣子，对外能忘记家庭，对内能忘记自身，并且能忘记自己的功勋和节操，然后才能遇到非常之事，而处置起来如同平常一样。如果不能忘记自己的功勋和节操，那就还是把君主和自己看作两个人，从而有所牵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对道的信念还不够坚定，对自己的认识还不够明晰。韩魏公作为臣子，确实能做到忘身忘家，并且忘记自己的功勋和节操。所以他不显露声色，却能把天下安置得像泰山一样安稳，而且并不觉得自己把天下安置得像泰山一样安稳。像魏公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信念坚定、自知明达了。信念坚定、自知明达，那么即使没有魏公那样的时代和地位，也可以相信他能将天下安置得像泰山一样安稳。就像颜回在箪食瓢饮、陋巷居住中，不改变他的快乐一样。而他的气象格局，又显得那样庄重深远。
《日知荟说》卷四
孔子《大学》一书，阐发古代圣王明德、新民的道理，其入手之处，以“致知”为起始，而以“诚意”为其次。大概没有心意不诚却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一以贯之的；也没有知识不能达到极致而心意能诚的。在经传中看到的，直到商汤、周武王君臣才开始共同谈论学问，高宗、成王尤其勤勉努力。商汤、周武王是上圣，而孟子认为他们是“反之”（回归本性），大概圣人之学难以纯粹到如此地步。但这并不是说那些生来就合乎本性的人就无所作为去学习了。看尧、舜、禹相互禅让，用来审慎辨别危险与精微之间的界限，这不是“致知”的学问吗？用来达到精纯、专一以守住中道，这不是“诚意”的学问吗？【臣鄂尔泰】有幸侍奉皇上讲读诵习至今五年了。从前曾奉命为《乐善堂文钞》作序，其中义理蕴藏之深广，风格之高古，有目共睹。
共识而【臣】私下观察我皇上熔铸经史，用来探究兴衰治乱的根源，明察邪正是非的幽微之处，都不沿袭前贤的现成言论，而必定寻求内心自得。又时常就所讲的内容，反求诸己，私下庆幸。圣心确实能以“致知诚意”的学问，体验于自身，这是天下百姓的大幸。
自登基以来，行动顺应民心，实行政策出于实心，感动天下，因此能在数月之中，使老幼贤愚都在万里之外的边远地区感到欣喜自得。
政务之余，又亲自挑选议论辨析的文章，前集未收录的，编为《日知荟说》。
命【臣】等人各自撰写跋语，而御制序文说：记录这些来验证于行事。伏念我皇上如今治教日益兴盛，乃是过去勤学致知的明显效果。而仍不忘平日所学来自我体察，又在内设立诚意而推行于外的大验证。商汤、周武王认为尧舜必定可以学习，所以能成为商汤、周武王；高宗、成王认为商汤、周武王必定可以学习，所以能成为高宗、成王。以圣性的高明、圣学的渊粹，加上圣心的真诚，三代圣王的治理，将再次出现在今天了。【臣】年少时担任宿卫，无暇专心研读典籍，谨就平日从经书中听闻的，表达我的愚诚。言语不文雅，而以承受宠命为愧罢了。
乾隆元年秋七月，少保大学士【臣】鄂尔敬跋
在过去三代圣王的治理，都是由学习而成就的。凡散见于《诗》《书》中的，其根源可以寻绎而见到。汉唐以后，英明仁厚的君主，并非没有天性资质的高尚、求治的急切，但最终无法达到三代的隆盛。这是因为学习了却没有探寻其根源，所以用来深化知识的不能深入，而推行于行动的不能笃实。我皇上聪慧敏捷，自幼承袭世宗宪皇帝的教导，除了问安视膳之外，耳目心志全部用于学习，而没有其他杂念。所以对五经四子的书籍，早就洞见其根源，并考证汉、唐、宋、元诸儒的义疏，以折衷于最恰当的道理。遵循这个，来观察历史，其治乱安危的关键，没有不察明的。遵循这个，来谨慎选取百家之言，其出入离合浅深的规律，没有不照亮的。遵循这个，来衡量人物，推究事理，都灼知独见，而没有隐藏真情。因此发表为文章，言论高远而意蕴深远，道理通达而气势昌明，得心应手，片刻间就写成，而远远超出前贤思议的范围。【臣廷玉】奉先帝恩命，简选侍奉讲读，十多年了，确实亲眼见到。从前汇集众体。
为《乐善堂文钞》既承命而为之序。近来又另外挑选议论辨析的文章二百六十条，编为《日知荟说》，仍命【臣】跋之。伏见皇上继位以来，凡见于政教的，一律符合天理，而顺应人心不言而自然认同，因此数月之中，近从京城，远到山隅海角，没有不欣喜的，如同及时雨滋润其心，春阳温暖其体，大概我皇上好古敏求，每日孜孜不倦，以致其知既深且固，所以如今宵衣旰食以实行所知，笃实充周，随时措置都适宜。由此以往，效法天道运行刚健，恒久不停，那么德化所成就的，直接可与三代比隆，岂只是远远超过汉唐而已呢！【臣廷玉】读此编而为天下臣民庆幸的，更加深厚且长远。不仅仅是依附日月之光，挂名于简末，而与之共享荣耀罢了。
乾隆元年秋七月，少保大学士【臣】张庭玉恭跋
【臣】听说效法天道的学问，与时偕行，而惟日不足。
世宗宪皇帝庭训：「冲龄懋学于经史子集，靡不综贯，用是」。
发为文章，深醇和懿，玉振而金声。
御制乐善堂文钞【臣】既承
命而敬为之序矣
御极以来，夲所学以出治，仁育义正，粹然纯王之道。而万几之暇，不辍编摩，复取曩所论述，厘为《日知荟说》四。
卷仍
命【臣】防其后【臣】惟在昔夏先后思日孜孜，亦越成汤日新又新，逮周成王日就月将，学有缉熈于光眀皆以刚健笃实日新其徳，而兹编命名独有取于子夏之说者，盖
皇上之学，基之以望道未见之心，励之以自强不息之
力要之以纯亦不己之诚故虽
圣学髙深已非防夏所能赞而
圣性冲挹，惟见义理之无穷，则我
皇上之心，法治法与先圣同揆者，即于是乎在，岂但文章之盛，度越百王已哉【臣】载稽▯记，惟日周天，惟圣宪天，故阳晖所照，万里同晷者，清明在躬，万物皆睹之象也。嵗度躔次，与天相及者，体干行健，乗时御天之象也。其在天保之章曰：「如日之升」，盖人臣望君徳业之昭著，福禄之緜长，皆取义焉【臣】以迟暮之年，幸厠见知之列，材识驽下，无能发明。
圣学于万一，敬述其管蠡窥测所及，以窃附于《天保》诗。
人之志焉
乾隆元年秋七月，大学士【臣】朱轼谨防
我
皇上聪明天亶，睿哲性成，稽古典学，孳孳不怠。凡天人之奥蕴，圣贤之述作，无不极其源流防趣。
宸章炳焕，动合典谟。兹萃辑歴年论譔，区为四卷，名曰《
日知荟说
御制序文弁首，宣示近臣【臣敏】得以与观，乃拜手稽首，飏言曰：道术之与治术，合而不分者也。自唐虞以精一执中，聿开道统，其时在廷诸臣，亮工熈绩，称极盛焉。禹、汤、文、武由之以为治，洙泗、邹峄阐之以为教，诗书所载，可考而知也。汉、唐以后，非无英君谊辟，刻意治平，然无格致诚正之学，裕诸平日，故虽有措注设施，非偏而不举，则驳而不纯，道术治术岐而为二，尚论者每致惜焉。我
皇上懋徳日新，缉熈时敏，实有以见政事之纲纪，心性之渊防，经史之要眇，防绎发眀，洞中窽会，故笔诸简册，即可播诸施行。
临御以来，仁政仁闻，光昭逺迩，过化存神之盛，良由极深研防，蕴于素者厚也【臣】侍从有年，学术荒陋，无能赞助万一，仰
圣制之髙深，惟有恭敬奉持，深思熟复，庶防稍窥一二，不至老而无闻【臣】不胜深幸，且为天下苍生幸也。乾隆元年秋七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臣】福敏恭防
【臣】闻帝王之学，必求端于天。天以刚健中正，运行不息，而成嵗功。帝王法之，精一执中，懋昭厥徳。如禹之思，日孜孜；汤之圣敬，日跻。周成之日就月将，悉皆遥接心源，恢张治道。而先天后天，与时偕行，以驯致久道化成之盛，我
皇上缵承大统，建极绥猷。于用人行政，阜民敦俗之方。
犁然各当盖由夙遵
世宗宪皇帝庭训：「逊敏敬修，熟复六经四子之书，旁及儒先之绪言，诸史之义法，靡不深探力索，洞其根源。故举平日所蕴蓄，见诸治教，体立用行，与在昔圣帝明王若合符契【臣】自辛亥嵗侍直
内廷敬读
乐善堂文钞，广大精防，櫽括道统，嗣后诗赋古文，日加
裒积【臣基】亲见
皇上引笔，洋洋千言，立就而论说尤多，自身心性命、国政民生，以暨衡论古人，一经硏剖，精义卓立，星辰。
丽而江河行兹以
万防余暇，亲拣择若干条，定为《日知荟说》。夫日，君象也。
易曰日进无疆诗曰如日之升
皇上徇齐典学，缉熈光明，精神贯注于亿万斯年，而朝乾夕惕，法天行健，廸知而允蹈焉。心源治道，一以贯之。凡是书所载，包含万有，囊括古今，洵典谟之矩矱，官礼之菁华也【臣】就日近光，早得霑沐。
圣训景星庆云先覩为快今复
赐读成书承
防附名卷末益钦
盛徳大业富有日新，而【臣】材质谫陋，仰荷陶成于敷言。
锡极之中诚属遭逢之厚幸云
乾隆元年
译世宗宪皇帝在宫中的训诫说：“（我）年幼时勤奋学习经史子集，无不融会贯通，因此。”
写出的文章，深厚纯正、温和美好，如同玉磬与金钟的声音般和谐。
御制《乐善堂文钞》，臣已经奉命恭敬地作了序。
即位以来，（皇上）运用所学来治理国家，以仁德养育百姓，以义理匡正世道，纯粹地体现了王道。而在处理繁杂政务的闲暇，不停止编纂校订，又选取以前论述的文章，整理为《日知荟说》四卷，仍然命令臣在末尾作跋。臣认为，从前夏朝的禹日夜勤勉，商朝的汤日日更新，到周成王日日进步、月月积累，学问日益光明，都是以刚健笃实、日日更新其德行。而这部书命名唯独取法于子夏的说法，是因为皇上的学问，以未见大道的渴望为基础，以自强不息的力量为激励，以纯粹不已的真诚为归宿。所以虽然圣学高深，已不是臣所能赞美的，但圣性谦逊，只看到义理的无穷，那么皇上之心，治理国家的法则与先圣相符合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岂止是文章的繁盛，超越百王而已呢？臣查阅记载，只有日月周行于天，只有圣人的法度效法天，所以阳光所照耀的地方，万里同时看到日影，这是清明在身，万物都能看见的景象。岁星运行经过星次，与天相合，这是体现天体刚健运行，顺应时势驾驭天下的景象。在《天保》这首诗中说：“如日之升”，大概臣子仰望君主的德行功业显著，福禄绵长，都取义于此。臣在晚年，有幸位列被知遇的行列，才能见识低下，不能阐明圣学的万一，恭敬地陈述自己管窥蠡测所及，以偷偷附在《天保》诗人的志向之后。
乾隆元年秋七月，大学士臣朱轼恭敬地作跋。
我皇上聪明天赋，睿智哲思本性已成，考察古代经典学问，勤勉不懈。凡是天人的深奥内涵，圣贤的著作，无不探究其源流旨趣。
御笔文章光辉灿烂，举动符合典谟。现在汇集历年论述，分为四卷，名为《日知荟说》。
御制序文放在篇首，向近臣宣示，臣敏得以观看，于是拜手稽首，高声说道：道术与治术，是合而不分的。自从唐尧虞舜以精一执中，开创道统，当时在朝的各位大臣，胜任工作，成就功绩，称为极盛。禹、汤、文、武由此来治理国家，孔子、孟子由此来阐发教化，《诗》《书》所载，可以考证而知。汉、唐以后，并非没有英明的君主，刻意追求治平，但没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学问，平日加以涵养，所以虽然有措施设施，不是偏颇而不全面，就是驳杂而不纯粹，道术与治术分而为二，评论者常常为此惋惜。我皇上德行日日更新，勤勉时时敏捷，确实能够看到政事的纲纪，心性的深奥，经史的精微，推演阐明，切中要害，所以写在简册上，就可以付诸施行。
即位以来，仁政仁声，光辉照耀远近，教化深远、神妙莫测的盛况，实在是因为极深研几，平日蕴蓄深厚。臣侍奉多年，学术荒陋，不能赞助万一，仰视圣制的高深，只有恭敬奉持，深思熟虑，希望能稍微窥见一二，不至于老了没有听闻。臣不胜深感幸运，并且为天下百姓感到幸运。乾隆元年秋七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掌翰林院学士臣福敏恭敬地作跋。
臣听说帝王之学，必定向天寻求端正。天以刚健中正，运行不息，而成就岁功。帝王效法它，精一执中，努力彰显德行。如禹的思虑，日夜勤勉；汤的圣敬，日日增进。周成王的日日进步、月月积累，全都遥接心源，扩大治道。而先天后天，与时偕行，从而逐渐达到长久教化成功的盛况。我皇上继承大统，建立准则，安抚谋略。在用人行政，使百姓富足、风俗淳厚的方法上，
分明各得其所。大概是因为早年遵循
世宗宪皇帝在宫中的训诫：“谦逊敏捷，恭敬修养，反复研读六经四子之书，旁及儒家先贤的言论，各种史书的义法，无不深入探究，洞悉其根源。所以将平日所蕴蓄的，体现在治理教化上，本体确立，作用施行，与往昔圣帝明王如同符契相合。”臣自辛亥年侍奉内廷，恭敬阅读
《乐善堂文钞》，广大精微，概括道统，此后诗赋古文，日益积累。臣基亲眼看见
皇上挥笔，洋洋千言，立刻写成，而论述尤其多，从身心性命、国政民生，以及评论古人，一经剖析，精义卓立，如星辰
排列，江河奔流。现在利用
万机之暇，亲自挑选若干条，定为《日知荟说》。日，是君主的象征。
《易》说“日日进取，没有穷尽”，《诗》说“如日之升”。
皇上勤勉好学，光明焕发，精神贯注于亿万斯年，而朝夕乾惕，效法天行健，启发智慧并切实履行。心源与治道，一以贯之。凡是这本书所载，包含万物，囊括古今，确实是典谟的规范，官礼的精华。臣靠近日光，早得沐浴。
圣训如景星庆云，先睹为快。现在又
赐读成书，承蒙
恩准附名卷末，更加钦佩
盛德大业，富有日新，而臣资质浅陋，仰荷在敷言
赐极之中，陶成教化，诚属遭逢的厚幸。
乾隆元年
秋七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臣】邵基恭防。
【臣】谨稽在昔中天之世，聿垂典谟之文。其间“执中”一语，举心法、治法，一以贯之，诚圣学之枢极，王道之纲维也。凡典谟中所纪钦天、授时、知人、安民、亮工、熈绩诸务，何一不从“执中”流出者乎【臣】恭诵我
译秋季七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臣邵基恭敬地陈述。
臣恭敬地考察往昔夏商周三代盛世，留下了典谟这样的文献。其中“执中”这一句话，将心法与治法一以贯之，确实是圣学的核心，王道的纲领。凡是典谟中所记载的敬奉上天、颁授历法、识别人才、安定百姓、明察政务、兴盛功业等各项事务，有哪一项不是从“执中”这一原则中衍生出来的呢？臣恭敬地诵读我
皇上御制《日知荟说》一编，寻绎反覆始获稍窥端绪。首言政事，则自体元长人，探治夲以及治具，于任贤、储材、教养、兵刑之属，一一提其领要，而归于谨徳礼导、和敬，以化成天下，为之在优防而循其序，持之在兢业而要诸乆至哉言乎，蔑有加矣。继论心性，溯自于穆流行絪緼化醇之始，暨人生而静，感物而动之余，五行禀为五事，五性达于五伦，善复其初者，在明善而固执主敬，以存诚。天人一理，体用一原，洵文简而义该，言近而指逺也。至于阐发经学，尤为剖晰精防，开示明切，独得圣贤之心而不泥其辞，善会古人之意而不袭其迹，期于体之身心纯粹而不杂，措之治理溥徧而宜民，披拨浮华以见夲根，陶铸百家以归大雅。从兹一道徳而同风俗，悉于经术之昌明决之矣。若夫上下千余年间，羙任贤从谏，惩用佞剥民，褒正直忠厚，斥佥邪险僻，崇敦本务实之圗破迂庸肤末之见，悼仁贤之不究厥用，惜眀良之难以适逢，望古慨然，及身思见，殆情激而懐长。何识髙而度逺布之邦国天下，有不奉为千秋之寳鉴，振古之鸿篇者乎？抑【臣】由
皇言而仰窥
皇心盖于执中之指，不啻神相授，靣相稽矣。外而发之政事，内而蕴之性情，精而剖经义之异同，大而鉴人伦之得失，莫非本一中为体，騐而灼见源流，操一中为权衡，而不爽豪发者，良由我。
皇上天亶聪明，逊志懋学，以至徳而凝至道。正值我国家重熙累洽之期，行见海隅日出，尽跻于风动时雍，有不觉太和元气洋溢于
宸章
睿藻间矣【臣】不胜欣悚，輙忘其弇鄙，矢口而飏言焉。乾隆元年秋七月，加礼部尚书衔，管国子监祭酒事【臣】杨名时恭防。
译皇上亲自撰写了《日知荟说》一书，我反复推敲研读，才略微窥见其头绪。书中首先论述政事，从确立根本、治理百姓出发，探究治国的本源以及治理的具体措施，对于任用贤才、储备人才、教育培养、军事刑罚等方面，一一提纲挈领，最终归结于谨慎地以德行和礼教来引导、调和与恭敬，以此教化天下。治理之道在于从容不迫且遵循次序，持守之道在于兢兢业业且追求长久。这话说得多么好啊，再也无法增添了。
接着论述心性，追溯从宇宙本源流行、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之初，以及人出生时本性宁静、接触外物而心动之后，五行禀赋形成五种事务，五种本性通达于五种伦理关系。想要恢复最初善的本性，在于明白善道并坚定执着，以恭敬之心来保持真诚。天与人遵循同一个道理，本体与作用源于同一根本，这确实做到了文辞简练而义理完备，言语浅近而旨意深远。
至于阐发经学，尤其剖析精微，开示明确切要，独自领悟圣贤的心意而不拘泥于其言辞，善于领会古人的意图而不沿袭其表象，期望使身心纯粹而不混杂，施用于治理广泛适宜而利于百姓，拨开浮华以显露根本，融合百家以归于雅正。从此道德统一而风俗相同，完全取决于经学的昌明。
至于上下千余年间，赞美任用贤才、听从谏言，惩戒使用奸佞、剥削百姓，褒扬正直忠厚，斥责奸邪险恶，推崇敦厚务实的谋划，破除迂腐庸俗、肤浅末流的见解，哀悼仁德贤才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惋惜圣明君主难以恰逢其时，追思古人感慨万千，身处当下渴望得见，大概是情感激动而情怀深远。怎会见识不高、格局不远呢？将其颁布于邦国天下，有谁不把它奉为千秋的宝贵镜鉴、自古以来的宏大篇章呢？
况且我由皇上的言论而仰视皇上的心意，对于把握中道的旨意，简直如同神灵亲自传授、当面考察一样。对外体现在政事上，对内蕴含在性情中，精微处剖析经义的不同，宏大处鉴别人伦的得失，无不以“中”作为本体，验证后能清晰地见到源流，以“中”作为权衡标准，而不差毫发。这实在是因为皇上天生聪明，谦逊好学，以至高的德行凝聚至高的道理。正值我们国家长期太平和谐的时期，眼看四海日出之处，都将达到风气感化、时代和乐的境界，不由得太和元气洋溢在皇上的文章与智慧之中。
我内心不胜欣喜与敬畏，便忘记了自身的浅陋，直言陈述。乾隆元年秋七月，加礼部尚书衔、管理国子监祭酒事务的臣杨名时恭敬地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