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惑编卷四

译到了周朝，君臣之间的道义荡然无存，即使是邻国也不相见。

有人问：“如果有人倚靠孔子的墙，弹奏郑卫的靡靡之音，诵读韩非、庄周的言论，那么会把他引进门吗？”孔子说：“如果他在夷狄之地，就引进他；如果他在孔子的门墙之内，就挥手驱赶他。可惜啊！衣服还没做成，却先做了下裳。”

译晋朝陶侃说：“老子和庄子的学说浮华虚妄，不是先王的正统言论，不可实行。君子应当端正衣冠，整肃威仪，哪有蓬头赤脚，还自称为宏大通达的呢？”（《资治通鉴》）

魏国崔浩生性不喜欢《庄子》《老子》的书，每次读不过几十行，就把它扔掉，说：“这是矫揉造作、欺骗世人的言论，不合人情，一定不是老子所作。老子熟悉礼制，是孔子所师从的人，怎么会设立败坏法度的言论来扰乱先王的教化呢？”袁生所说的“家人箱子里的东西，不可以宣扬于朝廷之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北史》）

唐玄宗曾经梦见太上老君，老君说：“我的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处。”玄宗派遣使者去寻找，找到了后，迎回安置在兴庆宫。胡氏说：“人之所以有梦，大概是内心活动的表现。从前高宗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诚心求取贤才，所以梦见天帝赐予他优秀的辅佐。明皇怠慢政务，志在追求神仙，自认为老子是自己的祖先，因而感应并在梦中显现，这也是他诚意的体现。从此以后，荒诞怪异之事日渐听闻，天下就大乱了。”

晁氏说：“李耳撰写《道德经》两卷，我曾经学习过，通晓它的大旨而为之悲伤。大概是不幸身处乱世，忧惧之人所写的书吧？不然，为什么如此极力追求保全呢？古代的君子应对世事，有时明智有时愚钝，有时勇敢有时怯懦，只以恰当为贵，起初并不拘泥于某一方面。至于成败生死，则认为有天命，非人力所能企及，不在其中运用智巧来谋求保全，只是随着所遇到的情况而用道来处置罢了。因此面临祸福得失，从未有过忧惧之心。现在李耳的书却不是这样，害怕光明容易变暗，所以坚守昏暗；害怕宠爱必然失去，所以不回避屈辱；害怕刚强会折断，所以追求柔顺；害怕直率会受挫，所以追求委曲；害怕厚重会招致灭亡，所以不敢多积蓄；害怕盈满会溢出，所以不过分。已经显贵了，害怕招致罪过，所以退隐；功业成就了，害怕离去，所以不居功。凡是那些知道雄强却安守雌柔，知道洁白却安守黑暗，以懦弱谦下为道的做法，其用意大概是说：‘不这样做就不能免于罪过。’由此看来，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的追求保全吗？唉！人只要有意追求保全，就会心中怀有忧惧，事先谋划，从而有所不敢做。有所不敢做，那么他的弊病就大了。这就是老子的学说虽然深奥简约、广博宏大，却难免被列于诸子百家之中，而不能成为天下通达的大道的缘故吧。”（《文献通考》）

老子的学说，只要求退步柔顺屈服，不与你争，只要有一毫主张、计较、思虑的心，这气就粗了。所以说：致虚极，守静笃。又说：专气致柔，能像婴儿一样吗？又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明，守其黑，为天下谷。所谓溪，所谓谷，只是低下的地方，让你在高处，他只要在卑下的地方，完全不可抵挡。比如：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他取天下，就是用此道。比如张良的术数，全是如此。峣关之战，用利诱秦将，与他们连和，随即回兵杀之。与项羽约和，已经讲和了，随即劝高祖追击。汉家始终治理天下，全是得此术。到了武帝，全部发泄出来，便狼狈不堪。张良闲时不做声气，不让他说话，更不可抵挡。少年时也任侠杀人，后来因黄石公教导得较细，只是都使人不怀疑他。这就是他的乖谬之处。老子说话，只是退步占便宜，不要与事物接触。比如治人事天，莫若啬，迫而后动，不得已而起，都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学者多流于术数，比如申不害、韩非之类就是。其后兵家也祖述他的学说，比如《阴符经》之类就是。

孔子师从老聃的说法始于庄子。庄子师从老子，所以他的著作讥讽侮辱古今圣贤，唯独推崇老子，甚至假托孔子的言语，赞誉老子。后来汉儒编集《礼记》，承袭他的话说“闻之老聃”。《史记》老子传又增加许多老子训导孔子的言语，刘向编写《家语》，依据这些作为证据，由此坚定了后学的信心。不知道庄子一书多是架空寓言，当时孔子去世不久，知道天下崇信他的学说，所以托当时最受尊重的人，尊崇他的老师，希望老聃的道更加兴隆，这是庄子贬低孔子、尊崇老子的痕迹。后儒不察，《礼记》《家语》《史记》出自庄子之后，见孔子是万世师表，不应无所自来，而“问老聃”一语在诸书中详细记载，不知道始于庄子。不知道老聃的教主张清净无为，他的著作厌薄礼法，说“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是混乱的开端”。庄子传承他的学说，从而有剖斗折衡、抛弃仁义、焚符破玺、绝圣弃智等论调，那么老聃又有什么礼可以问呢？太史公说道家以虚无为本，因循为用，有法无定法，有度无定度。所以后来宗奉老庄的人，荡弃礼法，蓬头垢面，丧事饮酒，吊唁吃肉，晋代可以证明。哪有以礼训导孔子而勉励他的门徒，却与此不同的呢？孔子对于别人的善行，比如管仲的仁、子产的惠，都极力称赞不暇，哪有老聃是他的老师而故意埋没他的呢？这无疑是庄子的寓言。曾有人说孔子的门徒应当推崇忠恕而已。

孟子距离孔子很近，尊崇曾子、子思等人的最为确切，诵读孔子派接，不过文王、武王、周公，如果孔子果真师从老聃，庄子辈的人就知道了。老聃道的是非，庄子叙述而传承已经足够了，何必假借孔子的话来说明呢？这是借孔子尊崇老师，

译这就可以看出来了。后世捍卫正道的人大多将此事分开解说，如果说孔子向老子请教的事情，庄子外篇记载老子是周朝藏书之所的史官，或许他掌管许多书籍，孔子因此前往向老子请教，难道有这种可能吗？不然的话，《论语》中为何没有一句话提及老子，而老子的礼制为何没有全部传授给他的门徒，反而甘愿成为抛弃名节、轻视礼教的罪人呢？苏东坡曾经说庄子虽然讥讽孔子，实际上却是尊崇孔子，他在书末叙述百家之学时说：“譬如耳、目、鼻、口，各自有所擅长，却不能互相沟通。”所以墨翟、宋钘、禽滑厘、尹文子、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子到庄周，都叙述了各自学说的极致，而邹鲁的士人、穿着绅带的先生们，他们在诗书礼乐方面大多能够阐明，所以庄子推崇他们而不敢斥责。这又可以看出，在庄子之前推崇老子的人，是借助孔子来立论的。

译以上论述老庄

起初，燕人宋毋忌、羡门子高等人，宣称有仙道和形体解脱、消解转化的法术。齐宣王、燕昭王都相信他们，派人入海寻找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传说这三座神山在渤海之中，离人不远，但担心快要到达时，风就会把船吹走。曾经有人到达过，说各种仙人和不死药都在那里。到了这时，方士徐市等人也都上书陈述此事，请求斋戒并带上童男童女去寻求。于是派遣徐市带领数千童男童女去寻求。船队在海上交错往来，都以风大作为借口，说：“没能到达，只是远远看见了。”【史记】

李少君凭借祭祀灶神、延缓衰老的法术被汉武帝召见，受到尊崇。李少君隐瞒自己的年龄和出生地，善于巧言诡辩，往往能猜中人意。他说祭祀灶神就能招致神灵，而且丹砂可以化为黄金，蓬莱的仙人可以见到。见到仙人并举行封禅仪式就能长生不死。于是天子开始亲自祭祀灶神，派遣方士入海寻求蓬莱、安期生等人，并从事将丹砂等药物化为黄金的事务。过了很久，李少君病死，天子认为他是成仙升天了。【汉书】

方士栾大敢于夸夸其谈，身处高位却毫不迟疑。他拜见皇上说：“我经常往来海上，见过安期生、羡门高等人，他们说：‘黄金可以炼成，黄河决口可以堵塞，不死之药可以得到，仙人可以招致。’但是我的老师不是那种求人的人，陛下一定要招致他们，就必须尊重他们的使者，让他们成为亲属，才可以使唤。”于是任命栾大为五利将军，封为乐通侯，赐予食邑，赏赐豪华宅第，把卫长公主嫁给他，赏赐黄金十万斤。皇上亲自光临他的宅第，他的尊贵震动天下。于是海上燕齐一带，没有人不扼腕叹息，自称有禁咒方术能成神仙。后来他假装入海寻求他的老师，却去了泰山上，派人跟随查验，什么也没看见。而栾大谎称见到了他的老师，法术大多不灵验，因欺君罔上获罪，被腰斩。

齐人少翁凭借鬼神方术被汉武帝召见。皇上宠爱的王夫人去世，少翁用法术在夜间招来鬼魂，样子像王夫人。天子从帷帐中观看，于是任命少翁为文成将军，以宾客之礼对待他。文成又劝皇上建造台室，放置祭具以招致天神。过了一年多，他的法术逐渐失效，于是他用帛写书喂牛，假装不知道，说：“这牛肚子里有奇异的东西。”杀牛查看得到帛书，拿出来说其中的怪异。天子认出那是少翁自己的笔迹，于是杀了他。

汉武帝末年，大鸿胪田千秋说：“方士谈论神仙的人很多，但没有显著的功绩，请求全部罢免斥退。”皇上说：“大鸿胪说得对。”于是全部罢免了那些方士和等待神仙的人。此后，皇上每次面对群臣都感叹：“过去我愚昧迷惑，被方士欺骗，天下哪有仙人，全是妖言妄语罢了。”

有人问扬雄：“人们说仙人存在，是真的吗？”扬雄说：“唉！我听说伏羲、神农去世，黄帝、尧、舜死亡，周文王、周公、孔子也死在鲁城北，难道只有你爱惜生命而不愿死吗？这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仙道对你的同类也没有益处。”有人说：“圣人不以仙人为师，因为他们的道术不同。圣人对于天下，以不知道一件事为耻；仙人对于天下，以不能多活一天为耻。说‘生啊，生啊’，名为生存，实则死亡。”有人说：“世上没有仙人，那么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呢？”扬雄说：“说话的人，不就是那些喧哗吵闹的人吗？只有喧哗吵闹的人能使无变成有。”【法言】

有人问长生神仙之道，文中子说：“仁义不修养，孝悌不确立，何谈长生？人太贪婪无厌了！”【中说】

韩愈为李干写的墓志铭说：“李干遇到方士柳泌，从他那里学习服药方法，服用后，往往便血。等到第四年，病情更加危急，于是死了。他的方法是用铅铸一个鼎，中间挖空，装满水银，盖上盖子封住四周，烧制成丹砂。”韩愈说：“我不知道服食之说从哪个时代兴起，杀人不可计数，而世人羡慕崇尚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真是迷惑啊。”在文书记载和耳闻相传的不说，现在只选取亲眼看见、亲自交往而因服药败坏身体的六七位公卿，作为世人的警戒。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史李虚中（此处原文似有误，据韩愈原文应为李虚中或类似人物，但依题意翻译），刑部尚书李逊，李逊的弟弟刑部侍郎李建，襄阳节度使工部尚书孟简，东川节制御史大夫卢坦，金吾将军李道古，这些人都有名望地位，世人所共知。工部尚书吃了水银得病，自己说好像有烧红的铁杖从头顶贯穿到下面，推挤着从肛门排出，狂痛号叫，请求切断他的席子。常常因水银发作，而且止不住唾血十几年才死。殿中御史背上生疽，被判死刑，贬为吉州司马。我从袁州回京城，孟简乘船在萧洲邀请我，屏退旁人后说：“我得到了秘药，不能独自不死，现在送你一器，可以用枣肉做成丸药服用。”分别一年后他病了，他的家人来询问我说：“以前吃的药方错了，而且下面的药平服就好了。”病了两年终于死了。卢大夫死时溺血，肉痛不可忍受，请求死才死。金吾将军因为柳泌获罪，吃了柳泌的药，五十岁时死在海上。这些可以作为心中的警戒。想要不死却更快得到死亡，称之为智慧，可以吗？五谷三牲，盐醋果蔬，是人们日常食用的，人们互相劝勉，一定说努力进食。现在迷惑的人都说：“五谷使人短命，不能不吃饭，应当努力减少盐醋来调和百味。”猪、鱼、鸡这三种，古代用来养老，反而说：“这些都是杀生的，不可食用。”一桌饭菜，禁忌十样中常有不吃的，二三样不信，常道而务鬼怪，临死才后悔。后来喜好的人又说：

译那些死去的人都是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我却不是这样。刚生病时说：“药性发作所以生病，病去药行才不至于死。”等到快要死时又后悔。唉，真可悲啊，真可悲啊。

译唐穆宗服用金石类的药物，处士张皋上书进谏说：“心神清静则气血调和，嗜欲过度则疾病发作。药物是用来治疗疾病的，不可以当作补品长期服用。从前孙思邈说过：‘药物的偏性会起到辅助作用，但会导致人体脏腑之气不平衡。’假使真有疾病，用药尚且需要慎重，何况没有疾病呢？平民百姓尚且如此，何况天子呢？先帝相信方士的妄言，服用药物导致生病，这是陛下所详细知道的。怎么能再重蹈他的覆辙呢？”皇上认为他的话很好。不久穆宗发病去世。

范太史说：“夏商周三代的时候，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有固定的职业来靠劳动获取食物，有固定的行为准则来勤勉生活，壮年时努力奋进，年老时教导后人，修养身心以等待死亡罢了。天下无道的时候，没有众人皆死而想让自己独自不死的情况。持守邪道扰乱政治的人被杀，所以没有迂腐怪异之士。凡是药物都是用来治疗疾病的，哪有服用它就能不死的呢？”后世距离圣人时代越来越远，异端邪说竞相兴起，从秦汉以来，才有了神仙服食可以不死之说，所以人们大多被迷惑，圣道不明朗，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君主尤其甘心于此。以唐朝来考察，从太宗到武宗，被方士迷惑而服用药物导致败亡的有六七位君主，都追求长生反而缩短了天然寿命，这也足以作为警戒了。

有人问明道先生：“神仙的说法有根据吗？”明道先生说：“如果说白日飞升成仙之类的事，那没有；如果说居住在山林之间，保养形体、修炼气息来延年益寿，那是有的。譬如一炉火，放在风中就容易熄灭，放在密室中就难以熄灭。”又问：“扬雄说圣人不以仙人为师，因为他们的道术不同。圣人能做这种事吗？”明道先生说：“这是天地间的一个贼，如果不是窃取造化的机巧，怎么能延年益寿？如果圣人肯做，周公、孔子早就做了。”

按道家之术，杂乱而多端，前代儒者的论述，已经完备了。大概清净无为是一种说法，服食丹药是另一种说法，符箓又是另一种说法，经典科教又是另一种说法。黄帝、老子、列御寇、庄周的书，所说的只是清净无为而已，略微涉及修炼保养的事；服食以下的内容则不提及。到了赤松子、魏伯阳等人，则只谈修炼保养而不谈清净无为；卢生、李少君、栾大等人，则只谈服食丹药而不谈修炼保养；张道陵、寇谦之等人，则只谈符箓，都不谈修炼保养和服食丹药。到了杜光庭以下，以及近世道士之徒，则专门讲究经典科教，所谓的符箓，只是他们教派中的一件事。于是不仅清净无为的说法几乎不能知道其旨趣，即使是修炼保养、服食丹药的书，也未曾去询问过。然而他们都想要冒用老子作为宗主来推行他们的法术。我曾就这几种说法详细考察其是非：像清净无为的说法，曹相国、李文靖师法其意而不扰民，足以达到治理；何晏、王衍喜欢其荒诞而放纵自己，足以导致混乱。大概得失各占一半。修炼保养的说法，欧阳文忠公曾经删正《黄庭经》，朱文公曾经称赞《参同契》。两位都是大儒，排斥异端不遗余力，唯独不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山林独善之士，以此养生、保全性命，固然未曾得罪于名教。至于经典科教的设立，尽是鄙陋浅薄的言论，平庸的道士以此谋生，常想与佛教徒抗衡，而其说法相比佛教还不及三分之一，成为世间的祸患，也不算特别巨大。唯独服食、符箓两派，其说法本来邪僻荒谬，被迷惑的人遭受祸患不浅。栾大、李少君、于吉等人，因此丧命；柳泌、赵归真等人，因此祸害他人，最终自己也遭受杀戮；张角、孙恩、吕用之等人，最终因此败坏他人、天下和国家。那么柱下史老子的五千言，何曾有这些呢？大概是离得越远就越失去其真意了。

道书记载张陵，字辅汉，光武帝建武十年出生，在天目山得道，善于用符咒治病。桓帝永寿元年，在灵峰白日飞升，享年一百二十岁。邵伯温《闻见录》记载：汉建安二十年，曹操攻破张鲁，平定汉中。张鲁的祖父张陵，在顺帝时客居蜀地，在鸣鹤山修道，制造符书，迷惑百姓，信奉其道的人都要拿出五斗米，当时称为米贼。张陵的儿子张衡，张衡的儿子张鲁，将这种方法相互传授，自称师君，他的部众称为鬼卒、祭酒、理头，大体与黄巾军类似，朝廷不能讨伐，就任命张鲁为汉宁太守，镇守夷中。看这些记载，张陵并非异端。道家现在尊张陵为天师，查考张陵被封为天师，始于唐朝天宝年间，而北魏史书《崔浩传》已经提到寇谦之继承张陵为天师，难道天师起初只是泛称，唐朝才开始正式封授吗？

至元年间，方士请求炼制大丹，世祖下诏中书省供给所需物品。平章政事廉希宪上奏说：“前代君主多被方士欺骗迷惑，尧、舜得以长寿，并不借助大丹的灵气。”皇上说：“对。”于是拒绝了。

以上论述神仙方士

汉明帝刚听说西域有神，名字叫佛，于是派遣使者到天竺，寻求其道，得到其经书以及沙门回来。其经书大概以虚无为宗旨，崇尚慈悲不杀，认为人死后精神不灭，随着再次受形体，生前所做的善恶都有报应，所以重视修炼精神以达到成佛的境界。善于说宏大辽阔、优胜伟大的话，来诱导愚昧的俗人，精通其道，

译称为沙门。于是中原地区开始传播这种方术，绘制他的形象。只有楚王刘英最先喜好佛教，后来刘英有谋反的意图，被废黜流放，最终自杀。

译齐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范缜却极力宣扬无佛论。子良说：“您不相信因果报应，怎么会有富贵贫贱的区别呢？”范缜说：“人生就像树上的花，同时开放，随风飘散。有的拂过帘幔，落在茵席之上；有的穿过篱墙，落入粪坑之中。落在茵席上，好比殿下您；落入粪坑中，好比下官我。贵贱虽然不同，因果报应在哪里呢？”子良无法辩难范缜。范缜又撰写《神灭论》，认为形体是精神的实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精神对于形体，就像锋利对于刀一样，没听说过刀消失了而锋利还存在，怎么能允许形体消亡而精神还在呢？

赵石虎想要信奉佛教，著作郎王度等人议论说：“君王祭祀祖先，典礼制度完备存在。佛是外国的神，不是天子应当祭祀的对象。汉、魏两代只允许西域人在都城建立寺庙，汉人都不允许出家，也应该禁止公卿以下的人去寺庙烧香礼拜。那些赵国人中当和尚的，都让他们恢复原来的服饰。”【北史】

唐武德年间，太史令傅奕上疏说：“西域的佛法，没有君臣父子的伦理，用三途六道来恐吓庸人、欺骗愚民，追究过去的罪过，窥探未来的福报。甚至有人身陷恶逆之罪，在狱中礼拜佛陀，口中诵读梵语，企图侥幸免罪。况且生死寿夭，本来源于自然，刑罚德政、威权福祸，系于君主手中。如今他们假托佛法，都说由佛决定，这是扰乱天理，窃取君权。《尚书》说：‘只有君主能赐福，只有君主能施威，只有君主能享用美食。臣子如果赐福施威享用美食，就会危害你的家，凶险你的国。’五帝三王时代，没有佛法，君主英明臣子忠诚，国运长久。到了汉明帝才开始设立佛祠，然而只有西域僧人自己传播他们的教义。西晋以前，不允许剃度出家信奉佛教。到了石虎扰乱华夏，才放宽禁令。君主庸碌臣子奸佞，政治暴虐国运短促，是信奉佛教导致的。梁武帝、齐襄王，尤其足以作为警戒。从前褒姒一个女子，迷惑周幽王，能灭亡他的国家，何况如今僧尼有十万之众，雕刻绘制泥塑佛像，来迷惑天下，有不灭亡的吗？陛下让这十万僧尼，各自结成夫妇，十年繁衍人口，十年进行教育，兵源和农业都充足，利益难道不尽吗？”等到唐太宗即位，曾经问傅奕：“抵制佛法怎么样？”傅奕说：“佛，不过是西域狡猾之人，欺骗诛杀夷狄来神化自己。到了中国，那些纤巧虚伪之人，模仿庄周、老子的学说，来文饰它，对国家有害，对百姓无益。”皇帝认为他的话奇异。

《佛骨表》说：“佛，只是夷狄的一种教法罢了。自从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时代不曾有过。从前，黄帝在位百年，享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享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大禹都享年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然而中国没有佛。后来，殷汤也享年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岁，史书没有记载他们享年的极限，推测他们的年数，大概都不少于百岁。周文王九十八岁，武王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也没有进入中国，并不是因为信奉佛教才导致的。然而明帝时才开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罢了。其后动乱灭亡相继发生，国运不长。宋、齐、梁、陈、北魏以下，信奉佛教逐渐虔诚，年代尤其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施佛，宗庙祭祀不用牲畜，白天只吃一顿饭，仅限于蔬菜水果。后来竟然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也随即灭亡。信奉佛教求福，反而得到祸患。由此看来，佛不值得信奉，也可以知道了。”【唐书】

《唐书》说：“人们迷惑于怪异神灵，太严重了！像佛这样的人，不过是西域一个枯槁的人罢了，光着头露着脚乞食自给，瘦弱侮辱自己的身体，在山林中徘徊，实行一律的苦行，本来不求于人，徒众渐渐跟随他。然而他的学说荒诞迷茫，夷狄幻化变现，大概是推崇不验证无实据的事情，把鬼神生死贯穿为一条，依据它而不怀疑。摒弃嗜欲，抛弃亲属，大体上与黄老之学相通。到了汉朝第十四代，佛书传入中国。考察活人的情感，把耳目接触不到的当作奇异，把不可知的当作神灵，把物理之外的当作畏惧，把变化无常的当作神圣，把生而死、死而复生、轮回报应、在其中欣羡作为可能，把轻视近处、珍视远处作为喜好。翻译差异，不可探究。华人中诡诈荒诞的人，又搬来庄周、列御寇的学说，辅助他们层层堆砌，超越其表象，以无上不可加为胜，虚妄地互相夸耀胁迫而倡导这种风气。于是从天子到百姓，都震动而祭祀供奉。起初，宰相王缙凭借缘业之说辅佐代宗，于是开始设立内道场，昼夜诵经，希望禳除寇贼。大办盂兰盆会，塑造祖宗像，分供塔庙，被贼臣嗤笑。到了宪宗时，于是从凤翔迎接佛骨，放入宫中。韩愈指出其弊端，皇帝发怒，流放韩愈几乎致死。宪宗也没有获得自然寿命，追求福反而招祸，不也是错了吗？懿宗不像君主，精神迷乱，又重蹈覆辙。在无知无觉的地方兴哀，向百种解体的尸骸乞求庇护，以死发誓，毫无顾忌，流泪拜伏，即使侍奉宗庙上帝，也不过如此。委屈万乘之尊，把自己等同于古代胡人，数千年来迷惑自身而殉道。唉！国运转移国运耗尽，上天灭亡他了。懿

译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唐王朝的德行不再兴盛，难道不是由此而来的吗？可悲啊！

译唐代进士孙樵向唐宣宗进言说：“百姓男子耕种，女子纺织，尚且不能温饱，而众多僧人却安坐于华丽的房屋中，穿着精美的衣服，享用精细的食物，通常十户人家都养不起一个僧人。”唐武宗对此感到愤怒，于是剃度了十七万僧人还俗。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弃的寺庙，度化僧人几乎恢复到原来的规模。纵然不能像武宗那样清除积弊，为何要在已经废弃的基础上重新兴起呢？希望尽早颁布明确的诏令停止这种行为，或许百姓还能得以喘息。胡氏评论说：“向君主议论政事，必须陈述治乱的根本原因，辨析得明白，君主或许还会轻视而不听从；如果只是谈论末流带来的危害，本来就不应该被采纳。像孙樵这样的议论，就是复兴僧侣、修缮寺庙的例子。假如佛教对百姓有益，即使让一百七十万户人家供养十万僧人，确实也不值得吝惜。为什么呢？因为耗费的是财力，依靠的是善道，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有功可食’。只是因为佛教灭绝了常理，败坏了人伦，所以即使让他们吸风饮露，住在巢穴野外，也应当废除，何况是用华丽的房屋和精细的食物来供养懒惰游荡之人呢？这是圣明的帝王必定要清除的，哪里取决于武宗举措的是非呢？从这个角度说，或许能有所感化了。”

程明道先生不喜欢佛教。有人对他说：“佛的道理是正确的，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对。”程明道说：“所谓表现形式，难道不是出于道理吗？然而我所攻击的是它的表现形式，至于它的道理，我是不知道的。如果它的道理不符合先王之道，我本来就不愿学习；如果它符合先王之道，那么寻求六经就足够了，何必一定要向佛家寻求呢？”【《遗书》】

有人说佛家的道理比孔子的道理更直接，程明道先生说：“天下如果真的有捷径，那么孔子难道会让学者走迂回遥远而难以到达的路吗？所以，离开孔子的正道而走捷径，不过是冒险涉险阻，闯入荆棘丛罢了。”

有人问：佛家的意图，也是想引导人行善，难道对世间没有帮助吗？为什么排斥得这么深？程明道回答说：“善，是没有恶的称呼。世上那些没有父亲、没有君主的人，是恶还是善呢？”有人又说：“在家供养口腹身体，把侍奉父母的冷暖当作孝，这种孝是小孝；出家得道，将父母提升到人天之上，这种孝是大孝。佛家并非不孝，而是认为这是大孝？”程明道回答说：“良价杀父，是效仿牟尼逃父而做的。逃父入山而得道，不如让父亲免于思虑忧劳而亲身侍奉他来得周全。杀父将父亲提升到天上是不合道理的，不如让父亲免于斥逐饥饿而死而供养他的生命来得得当。那么佛家所谓的大孝，其实是他们父亲所谓的大不孝。假使佛家的说法完全实行，行佛道的人都无父，那么百姓的种族必定灭绝，佛法也就无法传下去了。如果人都无君，那么争夺屠杀、互相残杀吞食，佛家的党羽也无法自立了。”【《崇正辨序》】

晦庵先生说：“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理而已。天得到它成为天，地得到它成为地，而凡是生长在天地之间的万物，又得到它作为本性。它展开成为三纲，它维系成为五常，大概都是这个理的流行，没有地方不存在。至于它的消长盈虚，循环不止，从没有万物之前，一直到人消物尽之后，终了又重新开始，开始又复有终了，不曾有一刻的停顿。儒者在这里，既然已经得到了心的本来面目，那么内外精粗，自然不容有丝毫的间隙，而他们所用来修养自己、治理他人、垂范后世、建立教化的，也不容有丝毫的造作、轻重的私心。因此，顺应自然的理而成就自然的功，就能参赞天地、辅助化育，而幽明巨细，没有一样事物被遗漏。至于佛教，则从他们出生之初，就与这个理背道而驰了。想要他们的见解不错误、行为不谬误，怎么可能呢？大概他们做学问的根本用心，正是厌恶这个理充满天地之间，使得自己不能有一席之地无理以自安；厌恶这个理流行不息，使得自己不能有一息无理之时以自肆。因此背叛君亲、抛弃妻子、进入山林、舍弃生命，以求所谓虚无寂灭之地而逃避。因为他们立心的坚苦、用力的精专，也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所以能最终如他们所愿而确实有所见。但是以他们的言行来考察，他们所见的虽然自以为至深极妙，有不可以思虑言语到达的，但对于我们所说的穷尽事理，反而茫然无所见。虽然自以为直指人心，但实际上不认识心；虽然自以为见性成佛，但实际上不认识性。因此灭绝常理，堕入禽兽的领域，而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有罪。至于说法穷尽时，就有不舍一法的论调，用这种遁辞来掩盖前面的过失。然而他们秉持的常理之善，终究不可灭绝，又因为牵涉到实际见解的错误，所以有意而无理，能言说但最终不能践行其言。凡是佛教之所以为佛教的，始终本末，不过如此。然而因为他们有空寂的说法而不被物欲所累，所以世上所谓贤者喜欢它；因为他们有奥妙的说法而不滞留在形器上，所以世上所谓智者喜欢它；因为他们有生死轮回的说法，而自认为也匍匐而归顺它。这些说法，所以张扬显赫，震动照耀千古，而我们这些儒者，正蠢蠢欲动，鞠躬屏气，为之奔走服役还来不及。幸而偶尔有间世出的豪杰，而有声罪致讨的心意。然而又不能探究他们实际见解的错误，而诋毁为幻见空说，而不能以天理全体之大偏来纠正，引

译如果以“交通生育”这一说法作为主导，那就已经不得要领了。只是想要把“戎狄”的名号加在他们身上，而对于我们这些人，又未曾教导他们内修自治的实质，只是用中华历代圣王的威重来使他们骄傲，那么我担心这不仅不能坐收摧毁敌势、廓清天下的功效，或许反而会放走敌人，而成为我们这一方的罪过。

译以上论述佛教。

韩愈说：“如果信奉杨朱、墨翟、老子、庄子、佛教的学说，却想要达到圣人的大道，这就好比航行在断绝的港口和干涸的水洼中，却指望到达大海一样。”

《原道》说：博爱叫做仁，行为适宜叫做义，由此而达到的途径叫做道，自足于己，不依赖外物叫做德。仁与义是确定的名称，道与德是空泛的位置。所以道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德有凶险和吉祥之别。老子轻视仁义，并不是诋毁它们，而是他见识短浅。坐在井里看天，说天小，并不是天小，而是因为视野狭窄。他把温和细碎当作仁，把谨小慎微当作义，他轻视仁义是理所当然的。他所称的道，是他所认为的道，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称的德，是他所认为的德，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是结合仁与义来说的，这是天下的公论。老子所说的道德，是抛开仁与义来说的，这是个人的私见。周朝的道衰微，孔子去世后，秦朝焚书坑儒，汉朝崇尚黄老之学，晋、魏、梁、隋之间盛行佛教。那些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归于杨朱，就归于墨翟；不归于老子，就归于佛教。信奉那家就排斥这家，信奉那家就尊崇那家，排斥这家就贬低这家，信奉那家就依附那家，排斥这家就污蔑那家。唉！后来的人想要听闻仁义道德的学说，该听从谁呢？老子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佛教徒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信奉孔子的人，习惯听到这种说法，喜欢这种荒诞的说法而自我轻视，也说：“我的老师也曾这样说过。”不仅在口头上这么说，还把它写进书里。唉！后来的人即使想要听闻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向谁去寻求呢？人们喜好怪异真是到了极点！不探究事物的本源，不询问事物的末流，只想要听到怪异的事情。古代从事生产的人有四类，现在从事生产的人有六类。古代从事教化的人占其中一类，现在从事教化的人占其中三类。从事农业的家庭有一个，而吃粮食的家庭有六个；从事手工业的家庭有一个，而使用器具的家庭有六个；从事商业的家庭有一个，而依赖商业的家庭有六个。怎么能不使百姓贫困并沦为盗贼呢？古代的时候，危害人的因素很多，有圣人出现，然后教导人们相生相养的道理，设立君主，设立老师，驱赶虫蛇禽兽而让人居住在中土。寒冷然后制作衣服，饥饿然后制作食物，住在树上会跌落，住在土里会生病，然后建造宫室。设立工匠以满足器具的需要，设立商人以流通有无，设立医药以救治夭折死亡，设立丧葬祭祀以增进恩爱，设立礼仪以区分先后次序，设立音乐以抒发郁结，设立政令以督促懈怠，设立刑罚以铲除强横欺压，设立符玺、斗斛、权衡以建立信用防止争夺，设立城郭、甲兵以进行防守。危害到来就为之防备，祸患产生就为之防范。现在有人却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打破斗斛折断权衡，百姓就不争夺了。唉！这也不过是不思考罢了。如果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绝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寒热，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所以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是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的人；百姓是出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物钱财，来侍奉他们上级的人。君主不发布命令，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根本；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就失去了作为臣子的根本；百姓不出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物钱财来侍奉上级，就要被诛杀。现在他们的法则说：“一定要抛弃君臣关系，去除父子关系，禁止相生相养的道理，以求得他们所谓的清净寂灭。”唉！他们幸运的是出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没有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废黜；他们不幸的是没有出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前，没有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正道所纠正。帝王与圣人，他们的称号名称不同，但他们成为圣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夏天穿葛布冬天穿皮衣，口渴喝水饥饿吃饭，事情不同，但他们成为智者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有人却说：“为什么不回到太古那种无事的状态？”这就像责备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穿葛布那样容易？”责备饥饿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喝水那样容易？”《大学》说：“古代想要使光明德行显扬于天下的人，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先整顿好自己的家庭；想要整顿好家庭的人，先修养好自己的身心；想要修养好身心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心思；想要端正心思的人，先真诚自己的意念。”那么古代所说的端正心思而真诚意念，是为了有所作为。现在想要治理自己的内心，却排斥天下国家，灭绝天然的常理，身为儿子却不把父亲当父亲，身为臣子却不把君主当君主，身为百姓却不从事本分的工作。孔子作《春秋》，诸侯使用夷狄的礼仪，就视同夷狄；进用中原的礼仪，就视同中原。《论语》说：“夷狄虽然有君主，还不如中原没有君主。”《诗经》说：“抵御戎狄，惩罚荆舒。”现在却举起夷狄的法度，加在先王的教化之上，这距离大家一起变成夷狄还有多远呢？所谓先王的教化，是什么呢？博爱叫做仁，行为适宜叫做义，由此而达到的路径叫做道，自足于己，不依赖外物叫做道德。它的文献是《诗》《书》《易》《春秋》，它的法度是礼乐刑政，它的百姓是士农工商，它的职位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它的服饰是麻丝，它的居所是宫室，它的食物是粟米果蔬鱼肉，它的道理容易明白，而它的教化容易实行。所以用它来要求自己，就顺遂而吉祥；用它来对待别人，就仁爱

译如果君主以它作为内心的准则，那么就会和谐而平和；如果以它治理天下国家，就没有什么处境是不恰当的。因此，活着时能顺应人的本性，死后能尽到常理。在郊外祭祀，天神就会降临；在宗庙祭祀，人鬼就会享用。有人问：“这所说的道，是什么道呢？”回答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刚才所说的老子和佛家的道。”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商汤，商汤把它传给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把它传给孔子，孔子把它传给孟子。孟子死后，就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承了。荀子和扬雄，虽然有所选择但不精纯，有所论述但不详尽。从周公往上，上面的人是君主，所以他们的政事得以施行；从周公往下，下面的人是臣子，所以他们的学说得以流传。既然这样，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回答说：“不堵塞异端邪说，正道就不能流行；不停止异端邪说，正道就不能推行。”让僧侣道士还俗为民，焚烧他们的经典，拆毁他们的寺庙，阐明先王的正道来引导他们。使老而无妻、老而无夫、老而无子、幼而无父以及残疾的人，都能得到供养。这样大概差不多了，是可以的。

译明道先生说：“道的不明，是异端害了它。过去的危害浅近而容易知道，现在的危害深重而难以辨别。过去迷惑人，是趁着人的迷暗；现在侵入人，是借着人的高明。自称穷尽神妙、通晓变化，却不足以开导万物、成就事务。言论看似无所不包，实际上却背离了伦理。穷究深远细微，却不能进入尧舜的大道。天下的学问，如果不是浅陋固执，就一定会陷入这种境地。自从道不明以来，邪诞妖妄的学说竞相兴起，蒙蔽百姓的耳目，使天下沉溺于污浊。即使有高才明智的人，也拘泥于见闻，醉生梦死，自己不觉悟。这些都是正道上的荒芜，圣门上的阻塞。清除这些之后，才可以进入正道。”

致堂胡先生说：“三教的名称，是从它们的信徒失去本真而这样说的。其中荒谬悠远到极点的，是道家。儒家用‘学仁义道德的人’来称呼，从周代就有了，但这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美称。所以孔子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学习仁义道德而不失去正道，就是君子儒，其极致就是庄周所说的鲁国那个人。学习仁义道德而失去正道，就是小人儒，其极致就是庄周所说的从坟墓里拿出诗礼的人。佛，是浮屠所说的觉悟。因为修习他们的道而觉悟，称他们为佛，那么瞿昙的信徒就是这样。至于道，则是天下共同遵循而得到的，就像道路一样，哪里去不是道呢？得到道而穷尽的，只有尧舜文王罢了。黄帝的言论没有流传下来。老聃的八十一篇，概括在孔子的门下，难以取得大成，归结起来是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见解而立言，不能与天下共同遵循。只完善自身，不能与天下共同遵循，却称它为道，这是汉代以来浅薄儒者的议论，开启了后人支流分裂的弊端，怎么可以采纳呢？到了后来不再尊崇八十一篇的宗旨，而是听从方士的话，于是有了飞仙变化的法术，丹药符录的技巧，祈祷祭祀的方法，沉沦鬼狱的言论，杂乱地同时兴起，都归于道家这一流派。世人从事这些的，都说信奉道。信奉道的意思，是把道看作混沦玄妙，有主宰有知觉，能给人带来祸福的一个东西，难道不是差得太远了吗？佛教本来就是邪说，然而它所论述的虚实并行。至于它的三身，虽然说是寓意，但实际上有这三个人。道家只有老聃，是周朝的柱下史，那元始太上就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那么拿什么来比拟？岂不是邪诞到了极点吗？至于它的经论科仪等事，又是模仿佛教而不及的，自从杜光庭做了这些。道士师徒，供养口体，逃避税役，士大夫习以为常而不察觉，附和他们的倡导，难道不迷惑吗？所以趁着武宗道门先生的命令而这样说。那个赵归真，难道有其他长处，必定以残害生命、左道邪说迷惑君主，所以敬宗武宗都因服丹燥渴而死。像太宗的婆娑寐，宪宗的柳泌，都是这类人。如果吹嘘呼吸可以治病延年，那么司马承祯、轩辕集之这些人，怎么肯舍弃万乘之君的问题而离开呢？武宗说：‘宫中无事，和他谈论道，消除烦恼。’这是用清虚的情趣，掩盖他的非僻行为。君主只有减少欲望，邪说就没有地方进入了。”

一个教派各自树立门庭，互相诋毁。儒者驳斥天堂地狱、轮回忏悔的说法，是依据道理、坚持正道而论述的。如果两家互相诋毁，那么佛教说：摩诃迦叶下生世间，叫老子；道教说：老君派遣尹真人，喜欢乘着月精白象下到天竺，在净饭王的口中托生为佛。又说：老聃进入秦国，向西经过流沙，教化胡人成为佛，各自互相排挤以求胜过对方。至于两家对儒教，庄子首先说孔子向老聃问礼。佛教《天地经》说：宝历菩萨下生，号伏羲；吉祥菩萨号女娲；儒通菩萨号孔子。月明儒童前往做颜回。韩愈《原道》对佛教徒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基于此，南唐景福二年，把溧水县南的孔子祠改为孔子寺，因为孔子到楚国曾经经过那里，后来又改回儒童，意思是孔子真的是佛派。唉！不能纠正他们的错误，已经错了。又从而沉溺其中，难道不是很严重吗？古今《论衡》记载《周书·纪异》说：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年四月八日，井泉溢出宫殿，夜晚恒星看不见。太史苏繇占卜说是西方圣人出生。这是《周书》记载佛教的奇异。又怎么会有前唐虞、夏、商，预先托生为伏羲、女娲等道理呢？况且《春秋》记载恒星看不见，在庄王十年甲午年，距离昭王甲寅年三百四十年。《周纪》也是附会无稽之谈。陈大建五年，恒星看不见，史官占卜说是君主不严明法度，天子失去政令，诸侯暴横，国家灭亡的征兆。又难道是产生异人的祥瑞吗？

东坡苏先生说：“过去王衍喜好老庄，天下都师从他，风俗衰败，以至于南渡。王缙喜好佛教，舍弃人事而修习异教，大历年的政治，至今被人嘲笑。所以孔子很少谈论命运，是因为知道的人少。子贡说：‘老师的文章，可以听到；老师关于性和天道的言论，不可以听到。’关于性命的学说，连子贡都不能听到，而世间的学者以不谈性命为耻，这可以相信吗？现在士大夫甚至把佛老当作圣人，在市场上卖书的人，不是庄老”

译这样的书卖不出去。读他的文章，气势浩大却不着边际且深不可测；看他的相貌，超脱世俗却无迹可寻且难以亲近。这难道是真的能做到这样吗？大概是中等资质的人，习惯于放纵而喜欢荒诞罢了。假使天下人都能像庄子那样，把死和生看作等同，把毁谤和赞誉视为一样，轻视富贵，安于贫贱，那么君主用来激励世人、磨砺愚钝者的名位、器物、爵位和俸禄就都失效了。陛下又何必使用它们呢？更何况那些实际上做不到，却窃取庄子的言论来欺骗世人的人呢【奏议】

译司马温公不喜欢佛教和道教，说：“他们精微的言论不能超出我的著作，他们荒诞的言语不值得相信。”

朱子说：“佛教的言论，比起杨朱、墨翟，更加接近事理，所以它的危害更加严重。求学的人应当像厌恶淫靡的声音和美丽的颜色那样远离它，不然就会渐渐地陷入其中了。”

朱子对孝宗说：“那老子和佛教的说法，固然有让圣贤疑惑的地方，但实际上是不同的。我们以性命为真实，他们以性命为空虚。因为认为是真实的，所以寂静不动的本体中，清晰地具备着人伦常道和万物法则，没有一样不具备，这就是所说的感应而通达天下的道理，并且一定要顺应事物，遵循法则，没有一件事会有差错。他们认为是空虚的，就只知道以寂灭为快乐，不知道这是实理的本源；只知道应对事物显现形体，不知道真假的区别。因此，按照这种说法去修养，就能做到本体和功用同出一源，显明和隐微没有间隔，而端正心念、修养身心、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没有一件事不是合乎道理的。按照那种说法，就会根本和枝末截然分开，内心和外在断绝联系，即使有所谓的廓然透彻、灵通虚静、明妙等境界，对于灭绝天理、败坏伦理的罪过，以及颠倒错乱、运用失当的过失，也没有任何补救。”

佛教的过失，出于自私的厌世；道教的过失，出于自私的巧诈。所以轻视厌世，就想把一切弄空，这是佛教的过失。关涉机巧，就穷尽天下的术数，这是道教的过失。所以世上用兵、算数、刑名等，大多本于道教。

庄子和老子灭绝了义理，人伦尚未完全灭绝；到了佛教，人伦就完全灭绝了；到了禅宗，义理就完全灭绝了。

佛教刚来到中国时，大多是窃取老子的意思来制作经典，比如讲“空”的地方就是这样。后来道家作《清净经》，却又窃取佛教的语言。佛经所谓“色即是空”的地方，把“色受想行识”五个字对应一个“空”字，所以说“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也是这样，说都是空的。而《清净经》中窃取这句话的意思，却说“无无亦无”，只窃取了“色即是空”，却没有领会“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意思。佛教窃取了老子的好处，道家却窃取了佛教的坏处。譬如道家有个宝藏，被佛教窃取了，道家却只取得了佛教的瓦砾，实在可笑。

朱子对门弟子说：“佛老之学，不需要详细辨析就明白了，只是废除了三纲五常，这一件事就已经灭绝了天理，其他更不用说了。”

右通论

辨惑编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辨惑编附录

（元）谢应芳撰

答陈先生祷疾书

赵生来信，说古代的君子没有不谈论阴阳鬼神而敬信他们的，现在有病而向神祈祷，也是敬信之心所引发的，我的朋友为什么极力指责它不对呢？不是这样的。平时日常生活中，在暗室屋漏之处，曾经不知道天地鬼神值得敬畏，等到有了疾病，只听信巫师，一定说是某个鬼某个神降祸，祈祷禳灾各种手段都用上，焚烧纸钱像内贿一样，严重的甚至破家荡产，并且向邻里亲戚乞求帮助，侥幸病好了就欣欣然把功德归于巫师，如果不幸，就说祈祷得晚了，祭祀的礼节还没到位，鬼神发怒而夺走了生命。唉，太愚蠢了！人的生死命运在初生时已定，其有疾病是由于气的乖戾，就像阴阳乖戾而天地间的灾祸显现一样。如果认为人的疾病祸患是由鬼神造成的，那么天地间的灾祸又是谁祸害天呢？道理本来很清楚，人们却不相信。像我谢应芳这样的人，依靠经训的力量，颇明白这个道理，不被巫祝所迷惑，所以乡俗中有秀才不信阴阳鬼神的诽谤，只有先生您能明察。先生是儒林中的老成之人，我所敬服的，遇到可以交谈的人，赐给一言开导他，我们的道就幸运了，风俗就幸运了。

与盛教授请除土地夫人书

自从先生在常州任教以来，讲明义理，众多士人喜悦信服，修缮庙学，大规模建设焕然一新。我谢应芳私下曾与乡里的老人们讨论：本朝设置郡博士以来，没有像先生这样用心勤勉的。功绩真伟大啊！功绩真伟大啊！只是有一件小事，尚宜改正。敢以狂妄愚昧之言，冒犯您的清听。我谢应芳看到本学在戟门之外重建地灵祠，其神本来是没有的。如果真的有，这难道是不知道廉耻的人吗？现在画像的设置，夫妇并坐，楚楚地穿着裙钗装饰，盈盈地施着朱粉妆容，侍从在旁边站立，男女混杂，俨然坐在圣人清庙之下，能不感到羞耻吗？礼说：男子居外，女子居内。又说：女子出门，必须遮蔽面部。即使是近世礼俗的弊端，也不曾没有男女之别。至于民间百姓，客人如果经过，他们的妻子还躲避不出来，哪有身为神妻，却不知内外之分，露出身体和面容，眉案并食，来贪享士大夫的笾豆祭品？反而不如民间的普通妇女吗？唉！幽明虽然不同，道理则是一致的，决没有这样的道理，很明显了。

译近来听说先生对此有所察觉，原本打算只设立一尊地灵的神像，如今却并非如此。难道先生认为这是细微末节，不愿矫正时弊、违背世俗，而暂且顺从众人吗？先生的心意固然如此，但学校是教化风气产生的地方，凡是有所举措，都是众人所敬仰效法的榜样。我担心四方来此参观的人，会认为礼仪或许本该如此，从而互相模仿，最终却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的。又担心讲究礼法的人会因此非议先生，那么谁又能知道先生起初见解如此高明，后来顺从众人的心意却如此呢？这就是我之所以不避责骂，冒昧地陈述浅陋的意见，以倾吐我真诚的心意。希望先生用道义来衡量此事，勇敢地撤去神像，这不仅洗雪了神灵的羞耻，明确了礼制不至于沦落为习俗的谬误，也能显示先生不因人的身份而废弃善言。此外，我还有话说：大地的神灵中，没有比贤者更灵验的了。像吴季子、张文靖、胡文恭、邹忠公平等贤人，都是毗陵本地产生的英灵。学校原有的建筑低矮狭窄，不相称，如果借此祠堂供奉他们，难道不比供奉无名氏的鬼魂更好吗？程子说：“拆除神祠，百姓就会行善。”如果这样，即便因此得罪了鬼神，其灾祸罪责，也应当加在我应芳身上，我毫无悔恨。

译第二封信

应芳近来看到地灵祠里塑有夫妇的像，实在不符合礼制。僭越的言论，希望先生能听一听，这也算是“他山之石”罢了。信寄出后没有收到回信，或许有人讥笑我说：“怪异神灵的事，圣人不谈论。不是不谈论，而是不容易对别人谈论。至于地灵之神是否有配偶，儒家的先贤君子必定曾经论述过。现在您凭着一介微言，即使说得对，恐怕也不足以取信于人，怎么办？”我听了之后，既推辞说我不聪明，退下来又考证五峯胡先生关于南岳的论述说：“世俗为神庙塑像，男女同屋居住，亵渎到了极点。”北溪陈先生也说：“自从圣人的学问不明，鬼神的情状都不能了解。比如泰山封为帝，俨然人形，并且设立后殿，不知道又是哪座山配作他的妻子呢？”既然这样，那么土地之于山岳，是同类。塑像的说法已经不合常理，何况再加上配偶呢？只有先生撤掉并去除它们，以消除众人的疑惑。如果有不明白的人，请引用前面两位大儒的话来开导他们。谁会说不对呢？况且当今天下普遍祭祀的，叫三皇，叫孔子，叫社稷，有的塑像，有的设坛，都没有配偶。什么地灵却独有配偶？真是愚昧啊。考察古代的训诫已经如此，参看祭祀的典章又如此。反复思考，决没有这样的道理。不免再次用这些话来打扰您，以竭尽我千虑得一的愚见。只希望先生垂察。【常学旧有土地祠多设土偶，盛昭先生曾参与商议去除它们。后来重建此祠，被世俗言论所迷惑，仍然制作了地灵夫妇的像。因为我连续上两封信，于是才去除。时间是至正八年三月。先生名昭，字克明，扬州人，后来担任淮南省都事，守节而死】

与王氏诸位朋友论斋醮的信

恭敬地想到贤昆仲居丧三年，祥禫之期将至，打算命令道士设斋醮，以助先父冥福，计算用粮食花费几乎四百石，这也是出于孝敬之心，遵循世俗的礼制如此。然而冥福的实质，究竟有什么呢？我认为不如用三天斋醮筵席的费用，赈济一乡人户的饥荒，值此凶年，使乡里吃不起饭的贫民免于成为沟中的枯骨，他们的欢欣赞颂岂止比黄冠道士百倍呢？更想表达追远之诚，那么盛大设一祭，也差不多符合终丧之礼了。但今人对于亲人去世后，凡是说做好事的，不是佛教的斋，就是道教的醮，这两者之外，其余没有用情的地方，即使是祭祀也苟且而已。这大概是被习俗所淹没，自己不知道这是错误的。我请求引古证今，以这两者不值得相信，为诸位朋友详细说说。佛教以释迦为师，其书中没有设斋的说法。到了梁武帝相信迷惑因果，让僧人做斋，后来灭亡宗国，饿死台城，因果不值得验证了。道教以老子为师，书中也没有设醮的论述。到了宋徽宗妄意求福，命令道士做醮，不久倾危宗社，流落金营，所求的福绝，有什么呢？两位君主昏迷，不明物理，特以此为僧道衣食之计罢了。前代名贤，当今豪杰，卓然有见识而不迷惑的人，固然常有，只有闾阎小人，迷惑的十有九，诸位朋友不值得效仿。诸位朋友都是明达之士，平时高论，迥出人表，岂至于此也沦落陋俗，而不能践行其言呢？仆与先君子心交几乎三十年，忠告之语多蒙听从，前面所陈述的，我的朋友只要照着做，他必定在冥冥中含笑。余怀未尽，早晚当面说。诸位亲戚如果有用世俗言论阻止的，用我的话反驳他们【至正十五年，当时正纷乱，斋醮有禁令，其亲戚尚多非议的，信寄去后于是听从我的话】

论吴人不当祀范蠡的信

应芳投老异乡，如龟藏壳，未曾造访公卿大夫的门庭。现在一旦造访，固然不敢像东方朔自誉、毛遂自荐以求任用，也不是有富国强兵之策、惊世骇俗之论来卖弄才能，只是以古人一事关系风化，敢请为阁下陈述。我最近经过吴江，曾游览三高祠，顾瞻遗像，阅览前人记载金石之文，见所谓三高者，曰范蠡，曰张翰，曰陆龜蒙，谓其清风峻节，天下共高之，邑人为东家正而祀之。我于是私下有所感慨。季鹰鲁望，是吴地出产，吴人视为东家，这是自己；鸱夷子皮，始终事越，间以行留，其心未尝一日忘乎越。进美女，献宝器，以惑吴之君臣，乘虚进兵，以灭吴之宗社，大体都是范蠡的谋略。越人论功，范蠡居第一，岂非吴之大仇吗？惟其功成名遂，遁迹而去，其识见固高于常人，然而浮海之装，捆载珠玉，在齐又营致千金之产，自齐居陶，父子耕蓄，转物逐利，复积蓄累巨万。史公前后不一书者，盖深鄙之，不是赞美他。较之子房辞汉翛然，从赤松子游，相差多矣。杜牧之、苏子瞻都说范蠡私西施，以申公、夏姬相比，由此观之，谓其人为贪为秽，也不为过，尚何风节足慕乎？现在以吴人馨香之黍稷，享敌国贪秽的仇雠，于理其可乎？礼云：“民不祀非族”，何况仇敌乎？

译有人说：“既然已经有人推崇他，就不可以废除祭祀。”我回答说：“吴地有三位高尚的人，只是人们没有考虑到罢了。像泰伯、仲雍、延陵季子，确实是天下共同推崇的人。”凡是吴地的人，如果不是木头泥土，谁没有高山仰止的敬仰之情？只是我流落他乡，地位卑微如同草芥，虽然想纠正这种状况却无能为力，只有希望当道的君子根据名义来要求实际，加以改正，足以符合“三高”的名号，洗刷千年的耻辱，并使民众信服。然而这番话，我不告诉别人，却特意让阁下知道，实在是因为阁下心地正直而明辨事理，学识广博而见识高远，见到合乎道义的事就勇于作为，凡是端正人心、淳厚风俗的事情，没有不做的。只是这一件事，偶然没有顾及到，听到我的陈述，一定不会因为人的身份而废弃言论，这就是我之所以打开长久缄默之口的原因。希望阁下在掌管国家大政的闲暇，查阅祭祀典章，用事理来裁断，用道义来决断。该做的就做，该改的就改，在正堂上尊崇泰伯、仲雍、季子这三位让国至德的圣祠，配以两位贤人，仍然把张翰（季鹰）、陆龟蒙（鲁望）列在从祀的位置。这样，就纠正了前人的错误，刷新了百姓的耳目，振作高尚的风气，推崇礼让，激励衰败的时代和浅薄的习俗，并以此劝勉教化，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希望大人君子垂怜察纳。如果说范蠡有功而祭祀他，那么越国人祭祀他是合适的。就像诸葛武侯那样贤能，蜀国人祭祀他，吴国、魏国却从未有他的祠庙。这是公正的道理，古今一致，所谓向鬼神质询也没有疑问的。只是恐怕不知情的人认为我所说的话，既不足以谋利自身，又不急于世用，斥责我迂腐而嘲笑我。然而我的心，确实问心无愧。古语说：“可以和智者谈论，难以对俗人言说。”所仰仗的高明之人，必定会鉴察【这本书上饶公参政方打算移文有关官吏，恰逢世变而停止，现在暂且记录下来以等待懂的人】

译**疠鬼辨**

从前我路过无锡，恰逢当地百姓出城迎接神灵。那神像红发青面，嘴外伸出四颗牙齿，模样极其怪异。旗帜仪仗、鼓乐吹打，护卫着它，人们抬着它前行。我曾惊讶地询问缘由，有人回答说：“这是唐朝的张巡。”并且说张公死时自称要成为疠鬼，所以世人称他为疫疠之神而崇奉他。唉，这是什么邪说竟然如此附会呢？查考《唐史》，张公死守睢阳，就像一根木头支撑着即将倒塌的大厦，兵力耗尽、力气用尽，至死不忘君主。所以他愤慨地说：“活着不能报答陛下，死后应当成为厉鬼来打击贼寇。”这大概是忠义激切的言辞，哪里是说成为疫疠之鬼去祸害天下后世的人呢？所说的“疠鬼”，乃是泛称刚烈之鬼，如同韩愈文章中驱除厉鬼的“厉”字相似，并非疫疠的“疠”字。诬蔑冤枉前代贤人，迷惑后世之人，邪说的危害竟到了这种地步，能不辨明吗！只是遗憾我年老无能，不能为当地百姓毁除淫祀，彻底洗刷这种陋俗。我这点微薄的直言，用来告诉后来的人。

**呈长洲县请除淫祀文**

我曾认为，古代的名贤应当接受祭祀的礼仪，世俗的淫祀，怎么容许混杂其中呢？我私下看见晋朝常侍、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顾元公，出身宰相门第，是华夏后裔，文武全才，背负着“三俊”的盛名，平定了六州的大乱，其余的功勋业绩，都记载在史书中。如今他的墓在长洲县黄天荡南边，旧时有祠堂，是苏州人祭祀他的地方。近来被无知的小民，将附近废庙中俗称金家神等的塑像，移入本祠，放置在顾元公的上方，又有几个木偶，列坐在两旁，香臭混杂，扰乱视听。查考古代祭祀的法度，以劳绩安定国家就祭祀他，如今愚民所增加的妖邪之物，都系妄言祸福，动摇人心，乞求祭祀酬谢，这在王法中是必须诛杀的，侥幸得以幸免，怎么容许祭祀供奉呢？如果蒙受尊重礼遇前代高官，前去祭祀，去除淫祀，禁止亵渎。至于祠堂房屋废坏，墓地被侵削，一并请求整治施行【县令周元凯认为所说的话很合乎情理，立即约定一同前往祠堂墓地，命我写文章祭祀，并且命令毁去杂像，以及劝募邑人张君实重建祠堂，嘱托鄱阳周伯温写文章刻石在祠堂下，我又编集《怀古录》三卷，一并记载各位公卿的诗歌咏叹】

**辨讹**

江南的淫祀，在唐朝时被狄梁公全部毁除。唐朝衰微礼仪废弛，接着是五代十国的战乱，妄图乞求福分，谄媚不该祭祀的鬼神，随意用大的封号加封，扰乱混杂祭祀的典章，祠庙越来越多，街巷间的土地神有祠堂，大概是从这时开始的。我曾根据民情推测，起初，一定是因为农作物的功劳，根本在于土地，岁时祭祀，也近乎报答本源的意思。等到有了庙宇形貌的说法，没有可以塑像的对象，于是就用乡里有德高望重的人来充当。时间久远后世代变革，沿袭错误，以至于有可笑可怪而又不可理解的事情。暂且以眼前的事来说，郡城西南三十里，叫梅村，庙宇称为三姑。起初必定是说某姓的三孤之官，后来才讹传为三姑。查考《周礼》，三孤的尊贵，仅次于三公，就是后世所说的少师、少傅、少保。村民巫祝之类的人，无知妄作，把“孤”讹传为“姑”。又城东北有称为十姨的，必定是拾遗的讹传；称为雨淋的，必定是羽林。把十姨当作一个妇人，把雨淋当作不居住室内，这不过是可笑罢了。至于三姑，竟然塑了三个年轻女子，容貌艳丽装饰华美，众人所瞻仰，而且又把九里塘讹传为九女，来附会那些无根据的谈论，蛊惑人心，伤风败俗，有不辨明的理由。改正错误，应当从这里开始。唉！人喜好怪异真是厉害啊。从前苏东坡的诗中有说：“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郎。”大概江州有大孤、小孤两座山，澎浪矶，也讹传孤为姑，讹传澎浪为彭郎，苏公戏谑讥讽，意思很明白，有足以破除疑惑的了。像应芳这样的人，虽然究明这个道理，清楚地看到它的错误，无奈没有狄公在位的权力，又没有苏子闻名于世的诗歌，请求与乡里的士君子追溯俗情的本源，遵依法律，撤去错误的塑像，题写牌位说“土地三孤之神”，这样就可以纠正讹传，平息邪说，符合当今的法典，解除旧俗的群疑，而且不失去最初报答本源的意思。至于扫除淫祀，推行到四方，有不在我能力范围内的，就不多说了。刍荛之见如有询问，尚且等待他日。

**辨惑编附录**

**●辨惑编跋**

延陵谢子兰先生的《辨惑编》，京口用中俞公、建业晋仲李公为之作序。唉！南方士人多尊奉这两位公为师长表率，各省大比考试，往往提前送去聘礼。两位公主持文衡，都担心自己不如对方。如今他们的词翰文章依然令人感伤，谆谆恳切，为世道人心感到庆幸。那么我谢先生操心的端正，积学的广博，以及人品的高尚，不必遍览编中的内容，已经很明显知道他不是好辩之人了。二十五年后，武进县大夫董友善、陈汉广、尹明善一致捐出俸禄刻版，以广泛传播。大概是因为邪说滔滔，将借此作为中流砥柱罢了。我因卧病，不能跟随各位贤人之后。然而谢先生是我的忘年交，而且曾经游历于两位公的门下，反复阅读这本编著，不胜敬仰，也重新激起对乡邦耆旧寥寥无几的思念。金坛虞士常拜手敬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