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论大法第一

译《伤寒法祖》说任越庵 序 我曾想过，能够著书立说，胸中一定要博览并熟记万卷书。下笔时不能有丝毫尘滓。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独到的一家之言。后世的人阅读古人的书，也一定要同古人的心意相契合，这样说出来的话才不会错误。慈溪柯韵伯先生为张仲景的《伤寒论》作注，共六卷。又亲自撰写《伤寒论翼》两卷。阐明前人尚未发明的深奥内容，探究自己独到发现的秘旨。他的辨析明白而详细，使张仲景著作中千百年来没有阐明的疑案，一下子变得豁然明白。后世的人读到柯氏的注释和论述，就能了解张仲景学说的精微之处。他的功德是多么大啊！只是这部书流传已经很广，翻刻的版本也很多，其中的文义和字句，大多已经出现了鱼鲁、豕亥之类的文字讹误。读者不能彻底弄明白，便都把它束之高阁。我的老师任鸿波先生，拿出他先祖任越公亲手抄写的一部《伤寒法祖》。看起来就是柯氏的《论翼》。只是对于其中错误讹误的地方，又仔细加以校正，删去繁杂之处而取其简要，全部都校订确定，毫无瑕疵。我因此一边抄写，一边阅读它，发现它分列六经、建立论说，也都遵循柯氏的观点。凡是从事这一学业的人，都应当细心领会，领悟其中的精深义理，这样才有希望把泾水和渭水分清，自然会形成自己的明确见解，也就可以避免把书本背在肩头、装在书箱里却不能理解其义理的弊病。唉！柯氏是张仲景的功臣。任氏对于柯氏的功劳，难道不也很大吗？因此写下这篇序言来记述此事。道光二十二年，岁次壬寅，仲春上旬，在锄经山房记。后学清四陶观永谨慎记述。上卷 全论大法第一 按：根据张仲景自己的序言，他说自己撰写了《伤寒杂病论》。全书合计十六卷。可见《伤寒论》和杂病论从来没有分成两部书。凡是条文中不专门贯穿伤寒内容的，就与杂病具有相同的意义。例如太阳经的头项强痛，阳明经的胃中有实邪，少阳经的口苦、咽干、眼花，太阴经的腹部胀满、呕吐、泄泻，少阴经的想要睡觉，厥阴经的气向上冲击心胸等症状，这些是六经所表现的病证，并不是六经所受的伤寒。这才是六经分别主管各种病证的总纲。并不是专门为伤寒这一种病证制定的法则。考察六经的提纲，全都指向内在的病证。只有太阳经的提纲，是针对寒邪伤害肌表而制定的。其余五经的提纲都指向热证。只有太阴经的提纲，是针对寒邪伤害里部而制定的。然而太阳经中暑会发热，也同样会怕冷。太阴经受热邪侵袭，也同样会腹痛、呕吐、泄泻。但这并没有脱离太阳经主外的确定原则，也没有脱离太阴经主内的确定原则。至于六经分别辨析病证，都兼顾伤寒和杂病，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因为太阳经主管肌表，它的提纲是针对外感病制定的法则。所以王叔和把张仲景合在一起论述的内容，全都归入了伤寒。却不知道张仲景自己已经说明了他的书，并不是只为伤寒而设。所以在太阳篇中，先把各种病证的线索逐一提出来说明清楚，比其他经篇更加详细。其中说：太阳病，有的已经发热，有的还没有发热，但一定会怕冷、身体疼痛、呕吐恶心。脉象的阴脉和阳脉都紧的，称为伤寒。可见伤寒另有自己的提纲。它不只是太阳伤寒的提纲，也是六经伤寒的总纲。也不过就是这个意思。考察张仲景唯独在太阳篇中，分别称为伤寒，称为中风，称为中暑，称为湿痹，称为温病；至于其他经不再分别列出病名，这只是举出一个方面，可以由此探求其一以贯之的道理。此外还有结胸，脏结，阳结，阴结，瘀热，发黄，热入血室，说胡话，像发狂一样，等各种病证。有的由于伤寒，有的并非伤寒。在这样纷乱复杂的情况中，正可以思考《伤寒杂病论》合在一起论述的宗旨了。大概除了伤寒之外，杂病的名称还有很多种。数量多得无法计算。所以设立六经，分别主管这些病证。在伤寒病中，杂病最多。内证和外证相互夹杂，虚证和实证交互表现。所以把伤寒和杂病合在一起参照辨析。正是要从合论之中看出泾水、渭水的清浊。这就是把握纲要的治法。王叔和不知道这个宗旨。他说湿病有三种，应当分别另行论述。那么中风、温病，又怎么能和伤寒合在一起论述呢？他认为这三种病症都是伤寒所导致，只是与伤寒相似，所以才会在这里看到它们。那么中风就不是伤寒所导致的了。温病与伤寒并不相似，为什么不为它另立篇目呢？霍乱是肝经发生病变所致。阴阳易，病愈后的劳复，都是损伤筋骨所导致的。全都应当归属于厥阴经。又怎么能另立篇目呢？王叔和把太阳经的三种病证分列在前面，又把厥阴经的各种病证分列在后面，开创了后人分门别类论述病证的先例。哪里知道张仲景的简要法则，能够把百种病证都兼收在六经之中，却没有一种能够超出六经之外。只应当在六经上探求根本，不应当在各种病名上寻找枝节。王叔和凭个人意见扰乱了张仲景原来的编集。在劳复篇之后，重新编入了可发汗、不可发汗等篇章。例如说弱脉反而在关部，濡脉反而在巅部，微脉反而在上部，涩脉反而在下部。不知道这种说法把什么称为“反”。难道濡、弱、微、涩等脉象还有固定的部位吗？这类说法姑且不一一辨析。至于他说的治病大法，春夏适宜发汗，冬季适宜催吐，秋季适宜泻下。假如没有遇到相应的时令，该发汗时不发汗，该催吐时不催吐，该泻下时不泻下，难道一定要等到相应的时令才行吗？而且利水、清火、温补、和解等治法，完全没有提到。所以后人称张仲景，只有发汗、催吐、泻下三种治法，确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至于春夏秋冬四时，是所有人共同经历的。患病的人，会因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发汗、催吐、泻下，是根据病情施治的。制定治法是为了治疗疾病，不是为了适应时令。这就产生了把治病大法理解错的弊端。后人因此产生了随着时令用药的迂腐做法。谈论麻黄汤、桂枝汤的人，说它们适宜在冬季严寒时使用，而其他三个季节严禁使用。谈论白虎汤的人，说它适宜在夏季使用，而秋分以后严禁使用，以及立夏以前也严禁使用。其实首先应当顺应当年的时气，不要损伤自然的和谐。寒、热、温、凉药物的反向运用，只是普通人日常饮食中的常理罢了。张仲景是根据病证来制定方剂的。难道会随着时令来确定剂量吗？应当知道张仲景的治法，全部本于《内经》。按：岐伯说：调治疾病的方法，必须辨别阴阳。阳病要从阴来治疗，阴病要从阳来治疗。确定病变在表还是在里，各自守住它所属的部位。病在外，就从外部治疗；病在内，就从内部治疗。病势由外向内传变的，治疗它的外部。病势由内向外传变的，调理它的内部。病势由内向外传变，并且外部病势强盛的，先调理内部，然后再治疗外部。病势由外向内传变，并且内部病势强盛的，先治疗外部，然后再调理内部。如果内外病势互不相关，就治疗主要的病证。对于较轻的病势，再加以调理。其次使它恢复平和。病势强盛的，就削弱它。寒、热、温、凉，依照其所属的性质来削减它。根据对病情有利的方面来处理。这就是治病的大法。

译张仲景全面继承并阐述了这些原则，没有遗漏。这些原则寓于各篇之中，表达得十分明显。本论中所说的，发热、怕冷，是阳分的病变；没有发热、只怕冷，是阴分的病变。这就是阴阳的区别。阳病用白虎汤、承气汤来保全阴液。阴病用附子、吴茱萸来扶助阳气。病在外部，就用麻黄汤、桂枝汤来治疗表证。病在内部，就用芒硝、大黄来治疗里证。如果表虚而里实，表热而里寒，就发汗以调和表证，救治里证并攻下里邪。病证有浅有深，治疗有先后次序，方剂有轻有重。这就是确定病在内还是在外，各自遵守其所属部位的原则。太阳、阳明并病，应当轻微发汗。太阳、阳明合病，使用麻黄汤。这是病势由外向内传变，所以治疗它的外部。阳明病，发热并出汗，不怕冷，反而怕热，使用栀子豉汤。这是病势由内向外传变，所以调理它的内部。发汗后病情没有解除，却持续发热如蒸，这是病势由内向外传变而且外部病势强盛。应当使用调胃承气汤，先调理其内部。表证尚未解除，而且心下痞满的，这是病势由外向内传变而且内部病势强盛。应当先解除表证，然后才可以攻治痞证。这是先治疗外部，然后调理内部。如果内外病势互不相关，就是病在半表半里。用大柴胡汤、小柴胡汤治疗主要病证。这就是所谓病势轻微时加以调理。其次使它恢复平和。使用白虎汤、栀子豉汤、小承气汤之类的方剂。病势强盛的，就削弱它。就使用大承气汤、陷胸汤、抵当汤之类的方剂。所说的观察脉象和病证，知道是哪一种逆证，再用相应的治法治疗，那么寒、热、温、凉等药性，就依照其所属性质来削减病邪。这就是根据对病情有利的方面来处理。如果拘泥于四时而限制治法，又把治疗疾病限制在汗、吐、下三法之内，遇到病情发生变化，就只能束手等死了。况且发汗、催吐、泻下三种治法，也是出自岐伯的理论。而利水、清火、调理、补益等治法也都具备。其中说，凡是有邪气的，使邪气浸渍形体而成为汗，邪气在皮肤的，就用发汗法使它发散出来。邪气实盛的，就使它消散并泻下。这是发汗一类的治法。胸腹中部胀满的，就从内部泻下。血分有热的，适宜疏决血热。这就是泻下的治法。病位在上部，就顺势使它越出，这叫催吐。病位在下部，就引导它排尽，这叫利水。小便过于急迫的，就加以按抑，使其收敛。这就是清火的治法。气虚的，适宜加以牵引扶助。这就是调理补益的治法。邪气在皮毛，还没有损伤形体。所以张仲景制定麻黄汤，迅速发汗以疏解表邪。邪气进入肌肉，这就已经损伤形体。所以使用桂枝汤，并吃稀热粥来解肌。这就是使邪气浸渍形体而化为汗。如果邪气与正气相互争斗，内外都属实证，寒热交替出现，所以制定大青龙汤，在麻黄汤、桂枝汤中加入石膏来清泻火邪。这就是使邪气消散并泻下。催吐剂，有栀子豉汤、瓜蒂散，用来分别胸中虚证和实证的不同。泻下剂，有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抵当汤，用来分别气分、血分以及病位浅深的不同。利水剂有猪苓汤、真武汤，寒热性质相差悬殊。清火剂有石膏、黄芩、黄连一类，药力轻重各有差别。阳气虚，就在附子、吴茱萸中加入人参，以引导扶助阳气。阴气虚，就在白虎汤、泻心汤中加入人参，以引导扶助阴气。各种治法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拿这些去询问岐伯，也丝毫没有差错。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他们的道理是一致的。我还有一点疑问。张仲景说平脉辨证，是《伤寒杂病论》的宗旨。这说明脉象和病证从来没有截然分开。既然要根据病证来诊察脉象，那么平脉就包含在辨证之中。病证有阴有阳，脉象也应当与阴阳相合。发热怕冷，是阳分的病变；没有发热而怕冷，是阴分的病变。这就是病证阴阳的分别。应当把它列在全论的开头。脉象有大、浮、动、滑、数，称为阳脉。脉象有沉、涩、弱、弦、微，称为阴脉。这就是脉象阴阳的分别。这一条本来应当接在后面。王叔和既然说自己搜集了张仲景的旧论，并记录了其中的症候和诊脉方法，由此可知，叔和另行制定了脉法，只是从这些地方搜集而来罢了。试看《太阳篇》中说：脉浮的，病在表。脉浮而紧的，按治法应当身体疼痛。脉浮而数的，按治法应当发汗后痊愈。这些条文中的脉法，并没有收入《辨脉》《平脉》篇。这说明叔和搜集得还不完整，仍然遗漏了张仲景原来的体例。由此推论，可以知道寸口脉浮，表示病在表，以及寸口脉浮而紧，脉浮而数，这些条文，都是从这类地方搜集出来的。关于阴结、阳结的脉象和病证，无不处在阳明中风与中寒之间。身体阵阵恶寒而又发热的，无不处在少阳寒热往来的范围内。脉象的阴脉和阳脉都紧的，未必不是《少阴篇》的内容。关于阴阳相互搏结的条文，未必不在伤寒出现结脉、代脉、伏脉的时候。假如张仲景另行编集脉法，或许会有上部和下部的分别，也就不会有“凉”“平”“辨”的区别了。所谓“平”和“辨”，都是叔和搜集各家说法，并托名为张仲景所说的。这都是各自承袭家传医术的结果。世人只知道序例是叔和的文章，却不知道其中还有不属于张仲景原书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叔和改换过的。他只针对伤寒立论。在十六卷书中，不知道遗弃了多少内容。而六经各篇的文字中，夹杂的内容也不少。难道这还会是张仲景原来的编集吗？这虽然只是我的一己之见，未必正确，请看序例中所引用的《内经》文字，没有一处不是增添句子、改换文字的。他们尚且敢于改动岐伯的经文，何况是张仲景的论述呢？想要辨认真正的张仲景著作，就要逐条考察它的行文笔法。由此可知，《考功记》自有不合于《周官》的地方，难道褚先生与太史公之间就不能有很大的不同吗？世人都把《金匮要略》看作张仲景的杂病论。这样一来，就像有若被认为可以比拟圣人一样，难道只有曾子才是不可以勉强比拟的吗？上卷 六经正义第二 按：根据张仲景自己的序言说，虽然还不能把各种疾病全都治愈。但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各种疾病都很用心。所以对于各种疾病的表里、阴阳，将它们分为六经，使各自都有所主管，辨清脉象与症状之间的异同，以及寒热、虚实的不同。使治病的人，只需在六经的范围内着手辨治，施行发汗、催吐、攻下、和解、温补等治法，就不会有所失误。人的全身疾病，都可以纳入六经的范围，就像《周礼》把官职分为六官，因而各种职务都得到统摄；又像主管天时的官员把气候分为六气，因而万物得以生成一样。伤寒不过是六经中的一种病证。王叔和不知道张仲景所说的六经，是划分界限的“经”，而不是经络意义上的“经”。他妄自引用《内经》的《热病论》，撰作《序例》，置于仲景著作之前，从而混淆了六经所主的治法。六经的道理不明白，那么仲景辨平脉象、辨别症状，当然就难以完全权衡各种疾病了。至于热病所说的六经，专门以经脉发病为主，只有表里实热证，并没有表里虚寒证。虽然起因于伤寒，但已经转变成了热病，所以最终称为热病，而不称为伤寒。要知道《内经》所说的热病，就是温病的另一种名称。所以没有恶寒的症状，只有可以发汗、可以攻泄的治法，并没有可以温阳、可以补益的先例。看《温病名篇》，又称作《评热病论》，其中的含义就可以明白了。王叔和不从疾病的根本原因上探究，只在病名上加以分别解释，所以《序例》中所引用的《内经》内容，既违背了仲景的宗旨，也误解了岐伯的本意。至于仲景所说的六经，是把人体划分为六个区域，所涵盖的范围很广。虽然以脉象作为贯穿联系的纲纪，却不是专门根据经络来建立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