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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医藏医学源流论四

卷上 方药

医藏 · 已译 · 第 9–15 段

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得天地之气,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变易血气,以除疾病,此药之力也。然草木之性,与人殊体,入人肠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圣人为之制方以调剂之,或用以专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辅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权焉。此方之妙也。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譬之作书之法,用笔已工,而配合颠倒;与夫字形俱备,而点画不成者,皆不得谓之能书。故善医者分观之,而无药弗切于病情;合观之,而无方不本于古法,然后用而弗效,则病之故也,非医之罪也。而不然者,即偶或取效,隐害必多,则亦同于杀人而已矣。至于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则《内经》详言之,兹不复赘云。

卷上 方药

古方加减论

古人制方之义,微妙精详,不可思议。盖其审察病情,辨别经络,参考药性,斟酌轻重,其于所治之病,不爽毫发。故不必有奇品异术,而沉痼艰险之疾,投之辄有神效,此汉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胜穷,若必每病制一方,是曷有尽期乎?故古人即有加减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现之症或不同,则不必更立一方,即于是方之内,因其现症之异,而为之加减。如《伤寒论》中,治太阳病用桂枝汤,若见项背强者,则用桂枝加葛根汤;喘者,则用桂枝加浓朴杏子汤;下后脉促胞满者,桂枝去白芍汤;更恶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汤,此犹以药为加减者也。若桂枝麻黄各半汤,则以两方为加减矣。若发奔豚者用桂枝,为加桂枝汤,则又以药之轻重为加减矣。然一二味加减,虽不易本方之名,而必明着其加减之药。若桂枝汤倍用芍药而加饴糖,则又不名桂枝加饴糖汤,而为建中汤。其药虽同,而义已别,则立名亦异。古法之严如此。后之医者,不识此义,而又欲托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则即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则即曰小柴胡汤,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参也。用猪苓、泽泻,即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专在桂枝也。去其要药,杂以他药,而仍以其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则归咎于病,或则曰咎于药,以为古方不可治今病,嗟呼!即使果识其病而用古方,支离零乱,岂有效乎?遂相戒以为古方难用,不知全失古方精义,故与病毫无益,而反有害也。然则,当何如?曰:能识病情与古方合者,则全用之;有别症,则据古法加减之;如不尽合,则根据古方之法,将古方所用之药,而去取损益之。必使无一药之不对症,自然不倍于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

卷上 方药

方剂古今论

后世之方已不知几亿万矣,此皆不足以各方者也。昔者,圣人之制方也,推药理之本原,识药性之专能,察气味之从逆,审脏腑之好恶,合君臣之配偶;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经络。其思远,其义精,味不过三四,而其用变化不穷。圣人这智,真与天地同体,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圣相传,无敢失坠。至张仲景先生,复申明用法,设为问难,注明主治之症,其《伤寒论》、《金匮要略》集千圣之大成,以承先而启后,万世不能出其范围。此之谓古方,与《内经》并垂不朽者。其前后名家,如仓公、扁鹊、华佗、孙思邈诸人,各有师承,而渊源又与仲景微别,然犹自成一家。但不能与《灵》、《素》、《本草》一线相传,为宗枝正脉耳。既而积习相仍,每着一书,必自撰方千百。唐时诸公,用药虽博,已乏化机。至于宋人,并不知药,其方亦板实肤浅。元时号称极盛,各立门庭,徒骋私见。迨乎有明,蹈袭元人绪余而已。今之医者,动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称,其指不一。若谓上古之方,则自仲景先生流传以外无几也;如谓宋元所制之方,则其可法可传者绝少,不合法而荒谬者甚多,岂可奉为典章?若谓自明人以前,皆称古方,则其方不下数百万夫常用之药,不过数百品,而为方数百万随拈几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严,今之方何其易,其间亦有奇巧之法、用药之妙,未必不能补古人之所未及,可备参考者。然其大经大法,则万不能及。其中更有违经背法之方,反足贻害。安得有学之士为之择而存之,集其大成,删其无当,实千古之盛举。余盖有志而未遑矣!

卷上 方药

单方论

译方剂和药物,看起来相合,实际上各自有所不同。药物禀受天地之气,形成各自的性质,各有不同的功用,能够改变人体的血气,以消除疾病,这就是药物的力量。然而草木的性质与人的形体不同,进入人的肠胃之后,怎么能够按照人的意愿发挥作用而取得疗效呢?圣人因此制定方剂来调配药物,有的用来专门攻治,有的用来兼治,有的彼此辅助,有的彼此相反,有的相互配合,有的相互制约。所以方剂制成之后,既能使各味药物充分发挥自身性质,也能使各味药物失去原有的某些性质。这种运用和控制药物的方法,其中有很大的权衡作用。这就是方剂的奥妙。如果根据病情选用药物,药物虽然切合病情,但组成立方没有法度,这叫作有药而无方;或者拘守一个方剂来治病,方剂虽然良好,但其中有一两味药与病情无关,这叫作有方而无药。这就好比书法的方法,运笔已经工巧,却把字的结构安排颠倒了;或者字形虽然完整,点画却没有写成;这些都不能称为善于书法。所以善于行医的人,分别观察每一味药,就没有一味药不切合病情;合起来观察整个方剂,就没有一个方剂不是本于古法;这样用药后仍然没有效果,那是疾病本身的缘故,不是医生的罪过。如果不是这样,即使偶尔取得疗效,潜在的危害也必然很多,那也和杀人没有区别了。至于方剂大小、奇方偶方的法则,《内经》说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上卷 方药 论古方的加减 古人制定方剂的意义,微妙精细而详尽,实在难以想象。他们审察病情,辨别经络,参考药性,斟酌病情的轻重,所治疗的疾病没有丝毫偏差。所以不必使用奇异的药物和特殊的技术,对于沉积已久、难治凶险的疾病,投药后往往就有神奇的疗效;这就是汉代以前的方剂。但是世人的疾病多得无法穷尽,如果每一种疾病都一定要制定一个方剂,那什么时候才有尽头呢?所以古人又有加减的方法:疾病的大体性质相同,但表现出的症状有所不同,就不必另立一个方剂,只在原方之内根据现有症状的差异进行加减。比如《伤寒论》中,治疗太阳病使用桂枝汤;如果出现项背强硬,就使用桂枝加葛根汤;有气喘,就使用桂枝加浓朴杏子汤;泻下之后脉象促急、腹部胀满,就用桂枝去白芍汤;如果更加怕冷,就去掉白芍,加入附子组成汤剂;这仍然是通过药物的增减来调整方剂。至于桂枝麻黄各半汤,则是把两个方剂合并并加以调整。如果发作奔豚,就使用桂枝,并加重桂枝的用量组成加桂枝汤;这又是通过药物剂量的轻重来加减。即使只增减一两味药,虽然不改变原方的名称,也一定要明确写出所加减的药物。如果在桂枝汤中加倍芍药并加入饴糖,就不再称为桂枝加饴糖汤,而称为建中汤。药物虽然相同,但方剂的意义已经不同,所以名称也不同。古代法度的严谨就是这样。后世的医生不懂这个道理,却又想借用古方的名义,把古方中的一两味药拿出来,就用某个古方的名称来称呼它。比如用了柴胡,就称为小柴胡汤,却不知道小柴胡汤的功效全在于人参。用了猪苓、泽泻,就称为五苓散,却不知道五苓散的妙处全在于桂枝。去掉其中的关键药物,混入其他药物,却仍然沿用原方的名称。使用后没有效果,不知道责怪自己,有时归咎于疾病,有时归咎于药物,认为古方不能治疗今天的疾病,唉!即使果真辨认清楚了疾病而使用古方,但药物支离破碎、杂乱无章,哪里会有效呢?于是彼此告诫说古方难以使用,却不知道这样完全丧失了古方的精髓,所以对疾病毫无益处,反而有害。既然如此,应当怎么办呢?答:能够辨识病情与古方相合的,就完整地使用古方;如果有其他症状,就依据古法进行加减;如果不能完全相合,就根据古方的法则,对古方所用的药物进行取舍、增减。一定要做到没有一味药不对症,这样自然不会违背古人的法则,所用的方药也必然会有神奇的疗效!上卷 方药 论古今方剂 后世的方剂已经不知道有几亿万种了,但这些都不足以各自成为有独立意义的方剂。从前圣人制定方剂,推究药理的根源,了解药性的专长,考察气味的顺逆,审察脏腑的喜恶,配合君药、臣药的相互关系;同时又探索疾病的根源,推求经络的关系。他们的思考深远,方义精妙,药味不过三四种,但运用起来变化无穷。圣人的智慧,确实与天地融为一体,不是人的心思所能达到的。从上古直到今天,千百位圣人相互传承,不敢使它有所失坠。到了张仲景先生,又进一步说明方药的使用方法,设置问答以阐明疑难,注明主治的症状;他的《伤寒论》《金匮要略》集千百位圣人的大成,承继前人并启发后世,万世都不能超出它的范围。这就是所谓古方,与《内经》一同流传不朽。在张仲景前后的各位名医,如仓公、扁鹊、华佗、孙思邈等人,各自都有师承,学术渊源又与仲景略有不同,但仍然各自形成了一家之学。只是不能像《灵枢》《素问》《本草》那样一脉相传,成为宗派的正统支脉罢了。后来积习相沿,每写成一部书,必然自己撰写数百个方剂。唐代的各位医家,用药虽然广博,却已经缺乏灵活变化的机理。到了宋代的医家,甚至并不懂得药物,所制定的方剂也呆板、充实而浅薄。元代号称医术极盛,各自设立门户,只是放纵地施展个人见解。到了明代,也只是沿袭元代医家的残余而已。现在的医生动不动就说古方,却不知道“古方”这个名称所指的范围并不相同。如果说的是上古的方剂,那么从张仲景先生流传下来的方剂之外,几乎没有多少了;如果说的是宋、元时期制定的方剂,那么其中可以效法、可以流传的极少,不合于法度而荒谬的却很多,怎么可以奉为典章呢?如果说从明代以前的方剂都称为古方,那么这样的方剂不下数百万种。常用的药物不过几百种,而方剂却有数百万个,随手取几味药就都能组成一个方剂,又何必一定说这是某个方剂呢?唉!唉!古代的方剂是多么严谨,今天的方剂又是多么容易制定;其中也有奇巧的方法和用药的妙处,未必不能补充古人尚未涉及的地方,可以作为参考。然而在根本的经旨和大法方面,绝对不能与古人相比。其中还有违背经典、背离法度的方剂,反而足以留下祸害。怎么才能有有学问的人替我们选择保存这些方剂,汇集其中的精华,删去不恰当的部分,那实在是千古以来的盛举。我本来有这个志向,却还没有来得及去做啊!上卷 方药 论单方

单方者,药不过一二味,治不过一二症,而其效则甚捷。用而不中,亦能害人,即世所谓涨上方者是也。其原起于本草。盖古之圣人,辨药物之性,则必着其功用,如逐风、逐寒、解毒、定痛之类。凡人所患之症,上一二端,则以一药治之,药专则力浓,自有奇效。若病兼数症,则必合数药而成方。至后世药品日增,单方日多,有效有不效矣。若夫外内之感,其中自有传变之道,虚实之殊,久暂之别,深浅之分。及夫人性各殊,天时各异,此非守经达权者不能治。若皆以单方治之,则药性专而无制,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故医者不可以此尝试,此经方之所以为贵也。然参考以广识见,且为急救之备;或为专攻之法,是亦不可不知者也。

卷上 方药

禁方论

天地有好生之德,圣人有大公之心,立方以治病,使天下共知这,岂非天地圣人之至愿哉之高下,以为效验,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而反害,变化无定,此大公之法也。若禁方者,义有所不解,机有所莫测。其传也,往往出于奇人隐士,仙佛鬼神,其遇之也甚难,则爱护之必至。若轻以授人,必生轻易之心,所以方家往往爱惜,此乃人之情也。一则恐发天地之机也。禁方之药,其制法必奇,其配合必巧,穷阴阳之柄,窥造化之机,其修合必虔诚敬慎,少犯禁忌,则药无验。若轻以示人,则气泄而有不神,此又阴阳之理也。《灵枢》禁服篇:黄帝谓雷公曰:此先师这所禁,割臂歃血之盟也。故黄帝有兰台之藏,长桑君有无泄之戒,古圣皆然。若夫诡诈之人,专欲图利,托名禁方,欺世惑众。更有修炼热药,长欲导淫,名为养生,实速其死。此乃江湖恶习,圣人之所以诛也。又有古之禁方,传之已广,加载医书中,与经方并垂,有识者自能择之也。

卷上 方药

古今方剂大小论

今人以古人气体充实,故方剂分两甚重,此无稽之说也。自三代至汉、晋,升斗权衡,异同,以今较之,不过十分之二。(余亲见汉时,有六升铜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汤,伤寒大大剂也。桂枝、芍药各三两,甘草二两,共八两为一剂。在今只一两六钱,又分三服,则一服不过五钱三仞零。他方有药品多者,亦不过倍之而已。况古时之药,医者自备,俱用鲜者,分两以鲜者为准,干则折算。如半夏、麦冬之类,皆生大而干小。至附子,则野生者甚小,后人种之乃肥大,皆有确证。今人每方必十余味每味三四钱,则一剂重一三两矣。更有熟地用至四两一剂者,尤属可怪。古丸药如乌梅丸,每服如桐子大十丸,今秤不过二三分,今则用三四钱至七八钱矣。古末药用方寸经匕,不过今之六七分,今服三四钱矣。古人用药,分两未尝从重。(《周礼·遗人》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 ,六斗四升曰 ,四 共二石五斗六升,为人一月之食,则每日食八升有余矣。盖一升只二合也。)二十年来,时医误阅古方,增重分两,此风日炽。即使对病,无气不胜药力,亦必有害,况更与病相反,害不尤速乎?既不考古,又无师授,无怪乎其动成笑柄也。

卷上 方药

药误不即死论

古人治法,无一方不对病,无一药不对病。如是而病犹不愈,此乃病本不可愈,非医之咎也。后世医失其传,病之名亦不能知,宜其胸中毫无所主也。凡一病有一病之名,如中风,总名也。其类有偏枯、痿痹、风痱、历节之殊,而诸症之中,又各有数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又如水肿,总名也。其类有皮水、正水、石水、风水之殊,而诸症又各有数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凡病尽然。医者必能实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减何药,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论何病,总以阴虚阳虚等笼之谈概之,而试以笼统不切之药。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轻,适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对症之药,亦奏小效。皆属误治。其得免于杀人之名者,何也?盖杀人之药,必大毒,如砒鸠之类,或大热大寒,峻厉之品。又适与病相反,服后立见其危。若寻常之品,不过不能愈病,或反增他病耳,不即死也,久而病气自退,正气自复,无不愈者。间有迁延日久,或隐受其害而死。更或屡换庸医,遍试诸药,久而病气益深,元气竭亦死。又有初因误治,变成他病,展转而死。又有始服有小效,久服太过,反增他病而死。盖日日诊视,小效则以为可愈,小剧又以为难治,并无误治之形,确有误治之实。病家以为病久不痊,自然不起,非医之咎,因其不即死,而不之罪。其实则真杀之而不觉也。若夫误投峻厉相反之药,服后显然为害,此其杀人,人人能知之矣;惟误服参附峻厉之药,而即死者,则病家之所甘心,必不归咎于医。故医者虽自知其误,必不以此为戒,而易其术也。

卷上 方药

药石性同用异论

译所谓单方,药物不过一两味,治疗的不过一两个症状,但疗效非常迅速。使用后如果不对症,也能伤害人,这就是世人所说的涨上方之类。这种方法起源于《本草》。古代的圣人辨别药物的性质,必然注明它的功用,如驱逐风邪、驱逐寒邪、解除毒邪、止痛之类。凡是人所患的症状,只要属于上面一两个方面,就用一味药来治疗;药物作用专一,药力就深,自然会有奇效。如果一种疾病兼有几个症状,就必须合用几味药组成方剂。到了后世,药物品种日益增加,单方也日益增多,有效的和无效的就都有了。至于外感、内伤,其中自然有传变的规律,有虚实的不同,有病程长短的区别,也有病位深浅的分别。再加上人的体质性情各不相同,天时也各有差异,这不是既能守住常法、又能通达权变的人所能治疗的。如果全都用单方治疗,那么药性专一而没有制约,偏于一端而不醇和,有利就必然也有害。所以医生不能拿这种方法来试验病人,这正是经方之所以可贵的地方。不过可以用来参考,以扩大见识,也可以作为紧急救治的准备;或者作为专门攻治某一病证的方法,这也是不能不知道的。上卷 方药 论禁方 天地有爱护生灵的德性,圣人有大公无私的心,制定方剂来治疗疾病,使天下人共同知道,难道不是天地和圣人最大的愿望吗?根据病情的高下而取得疗效,所以有的使用后痊愈,有的使用后反而受害,变化没有定规,这就是大公之法。至于禁方,其中的意义有难以理解之处,机理也有难以测度之处。它的传授往往出自奇异之人、隐士、仙人、佛家或鬼神,能够遇到传授者非常困难,所以得到之后必然极其珍爱护持。如果轻易传授给别人,必然使人产生轻视、随意对待的心态,所以方家往往珍惜保守它,这也是人之常情。一方面是担心泄露天地的机密。禁方中的药物,炮制方法必然奇特,配伍必然巧妙,穷究阴阳的关键,窥探造化的机理;制作和调配时必须虔诚、恭敬、谨慎,稍有触犯禁忌,药物就不会有效。如果轻易拿给别人看,气就会泄散而失去神效,这也是阴阳的道理。《灵枢·禁服篇》中,黄帝对雷公说:这是先师所禁止泄露的内容,是割破手臂、歃血为盟的誓约。所以黄帝有兰台收藏典籍,长桑君有不可泄露的戒约,古代圣人都是如此。至于奸诈的人,专门想谋取利益,假托禁方的名义,欺骗世人、迷惑众人。还有人修炼温热药物,长期想要诱导淫欲,名义上说是养生,实际上是在加速人的死亡。这就是江湖上的恶劣习气,是圣人之所以要诛斥的。又有古代的禁方,流传已经很广,被收入医书之中,与经方一同流传;有见识的人自然能够选择辨别。上卷 方药 论古今方剂的大小 现在的人认为古人的体质充实强壮,所以古代方剂的剂量很重,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从夏、商、周三代直到汉、晋时期,升斗和权衡等度量衡虽然有不同,但拿来与今天相比,不过是今天的十分之二。我亲眼见过汉代的六升铜量器,容量相当于今天的一升二合。比如桂枝汤,是《伤寒论》中剂量较大的方剂。桂枝、芍药各三两,甘草二两,共八两作为一剂。按今天的剂量只有一两六钱,又分三次服用,那么每次不过五钱三分多一点。其他方剂中药味较多的,剂量也不过是它的两倍而已。何况古代的药物由医生自己准备,使用的都是鲜品,剂量以鲜品为准,晒干后再折算。比如半夏、麦冬之类,都是鲜品大而干品小。至于附子,野生的很小,后人栽种的才肥大,这些都有确实的证据。现在的人每个方剂必用十多味药,每味三四钱,那么一剂药就重“一三两”。更有熟地一剂用到四两的,尤其奇怪。古代的丸药如乌梅丸,每次服用像桐子那么大的十丸,按今天称量不过二三分;现在却用到三四钱,甚至七八钱。古代的散药用方寸匕,按今天的剂量不过六七分,现在却服用三四钱。古人使用药物,剂量从来没有取重的。《周礼·遗人》说:凡是供给百姓的粮食,每人每月四斛;六斗四升为一斛,四斛合计二石五斗六升,作为一人一个月的粮食,那么每天吃八升多。大概一升只相当于今天的二合。近二十年来,时下的医生错误地阅读古代方书,擅自把药物的分量加重,这种风气日益盛行。即使药物表面上对症,但如果病人的元气不足以承受药力,也必然有害,何况药物还与病情相反,危害岂不是来得更快吗?既不考察古人的医理,又没有老师传授,难怪他们的做法常常成为笑柄。卷上 方药 错误用药未立即致死论 古人的治疗方法,没有一个方剂不是针对病情的,也没有一味药不是针对病情的。如果这样治疗,病仍然不能痊愈,那是因为这种病本来就无法治愈,并不是医生的过错。后世的医生失去了古代医术的传承,甚至连疾病的名称也不能辨知,难怪他们心中完全没有主见。凡是一种疾病,都有一种相应的名称;例如中风,就是总称。它的类别又有偏枯、痿痹、风痱、历节等不同;而这些病症之中,又各有若干具体证候,各有确定的名称,各有主治方剂。又如水肿,也是总称。它的类别又有皮水、正水、石水、风水等不同;而这些病症之中,又各有若干具体证候,各有确定的名称,各有主治方剂。凡是疾病都是如此。医生必须明确说出它究竟属于什么病名,遵循古人所主张的哪一个方剂,以及应当加减哪些药物,这样自然就有法则可以遵循。可是他们不论遇到什么疾病,总是用阴虚、阳虚之类笼统的说法加以概括,再试用笼统而不切合病情的药物。然而竟然也有治愈的。有的是病情本来较轻,正好要自行痊愈。有的是偶然有一两味药对症,也能取得一点小效果。这些都属于错误治疗。他们为什么还能免于被说成杀人呢?因为能够杀人的药物,必定是剧毒之品,如砒、鸠之类,或者是大热、大寒以及药性峻猛的药物。并且恰好与病情相反,服下之后马上就能看出危险。如果只是平常的药物,不过不能治好疾病,或者反而增加其他病症罢了,并不会立即死亡;时间一久,病邪自行退去,正气自行恢复,就没有不痊愈的。间或也有病情拖延日久,或者暗中受到药害而死亡的。更有反复更换庸医、把各种药物都试遍,时间一久病邪更加深入,元气耗尽而死亡的。还有起初由于错误治疗,病变成另一种病,辗转拖延而死亡的。还有开始服药时有一点效果,长期服用却过了限度,反而增加其他病症而死亡的。因为医生每天诊察,症状稍有减轻就认为可以治愈,病情稍微加重又认为难以治疗,表面上完全看不出错误治疗的迹象,实际上确实是在错误治疗。病人家属认为病拖延已久而不能痊愈,自然会不起,不能归咎于医生;又因为没有立即死亡,便不责怪医生。其实,这正是真正把人害死了,却没有被察觉。至于误用药性峻猛且与病情相反的药物,服下后明显造成危害,这种杀人,人人都能看出来;只有误服参、附等峻猛药物而立即死亡的,病人家属反而心甘情愿,必定不会归罪于医生。所以医生虽然自己知道用错了药,也一定不会以此为戒而改变自己的医术。卷上 方药 药与石药的药性相同而用途不同论

一药有一药之性情功效,其药能治某病,古方中用之以治某病,此显而易见者。然一药不止一方用之,他方用之亦效,何也?盖药之功用,不止一端。在北方,则取其此长;在彼方,则取其彼长。真知其功效之实,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迨至后世,一药所治之病愈多而亦效者,盖古人尚未尽知之,后人屡试而后知,所以历代本草所注药性,较之《神农本经》所注功用增益数倍,盖以此也。但其中有当有不当,不若《神农本草》字字精切耳。又同一热药,而附子之热,与干姜之热,迥乎不同;同一寒药,而石膏之寒,与黄连之寒,迥乎不同。一或误用,祸害立至。盖古人用药之法,并不专取其寒热温凉补泻之性也。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所生之方,或取嗜好之偏,其药似与病情之寒热温凉补泻若不相关,而投之反有神效。古方中如此者,不可枚举。学人必将《神农本草》字字求其精义之所在,而参以仲景诸方,则圣人之精理自能洞晓。而已之立方,亦必有奇思妙想,深入病机,而天下无难治之症也。

卷上 方药

劫剂论

世有奸医,利人之财,取效于一时,罔顾人之生死者,谓之劫剂。劫剂者,以重药夺截邪气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时即出,必渐消渐托而后尽焉。今欲一日见效,势必用猫厣之药,与邪相争;或用峻补之药,遏抑邪气。药猛 厉,则邪气暂伏,而正亦伤;药峻补,则正气骤发,而邪内陷。一时似乎有效,及至药力尽,而邪复来,元气已大坏矣。如病者身热甚,不散其热,而以沉寒之药遏之。腹痛甚,不求其因,而以香燥御之。泻痢甚,不去其积,而以收敛之药塞之之类,此峻厉之法也。若邪盛而投以大剂参附,一时阳气大旺,病气必潜藏,自然神气略定,越一二日,元气与邪气相并,反助邪而肆其毒,为祸尤烈,此峻补之法也。此等害人之术,奸医以此欺人而骗财者十之五。庸医不知,而效尤以害人者,亦十之五。为医者可不自省,病家亦不可不察也。

卷上 方药

制药论

制药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详于宋之雷 ,今世所传《雷公炮炙论》是也。后世制药之法,日我一日,内中亦有至无理者,固不可从;若其微妙之处,实有精义存焉。凡物气浓力大者,无有不偏,偏则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则用法以制之,则药性之偏者醇矣。

其制之义又各不同,或以相反为制,或以相资为制,或以相恶为制,或以相畏为制,或以相喜为制。而制法又复不同,或制其形,或制其性,或制其味,或制其质,此皆巧于用药之法也。古方制药无多,其立方之法,配合气性,如桂枝汤中用白芍,亦即有相制之理,故不必每药制之也。若后世好奇眩异之人,必求贵重怪僻之物,其制法大费工本,以神其说。此乃好奇尚异之人造作,以欺诳富贵人之法,不足凭也。惟平和而有理者,为可从耳。

卷上 方药

人参论

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杀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后杀其身者,人参也。夫人参用之而当,实能补养元气,拯救危险。然不可谓天下之死人皆能生之也。其为物,气盛而力浓,不论风寒暑湿、痰火郁结皆能补塞。故病患如果邪去正衰,用之固宜。

或邪微而正亦惫,或邪深而正气怯弱,不能逐之于外,则于除邪药中投之,以为驱邪之助。

译每一味药都有自己的性情和功效;某味药能够治疗某种疾病,古方中就用它来治疗这种疾病,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一味药不只在一个方剂中使用,在其他方剂中使用也有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药物的功用不止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就取用它在这个方面的长处;在那个方面,就取用它在那个方面的长处。真正了解药物功效的实际情况,自然就能灵活地切合病情,发挥药物的作用。到了后世,一味药能够治疗的疾病越来越多,而且确实有效,这是因为古人尚未完全了解它的功效,后人经过反复试验才逐渐认识到,所以历代本草著作所记载的药性,比《神农本经》所记载的功用增加了数倍,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但其中有些说得恰当,有些说得不恰当,不如《神农本草》那样字字精确切实。又如同样是热性药,附子的热性与干姜的热性,截然不同;同样是寒性药,石膏的寒性与黄连的寒性,也截然不同。一旦误用,祸害马上就会到来。这是因为古人用药的方法,并不只是取用药物寒、热、温、凉、补、泻的性质。有时取用它的气,有时取用它的味,有时取用它的颜色,有时取用它的形态,有时取用它所生长的地方,有时取用它嗜好的偏向;药物所依据的这些方面,似乎与病情的寒、热、温、凉、补、泻并不相关,但用上以后反而会有神奇的效果。古方中像这样的例子,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学习医术的人一定要逐字探求《神农本草》精微意义所在,再参照张仲景的各种方剂,那么圣人的精深道理自然就能够彻底明白。这样,自己创立方剂时也一定会有奇特而精妙的构思,深入把握病机,天下就没有难以治疗的病症了。卷上 方药 劫剂论 世上有些奸诈的医生,贪图病人的钱财,只求一时见效而不顾病人的生死,这种做法叫作劫剂。所谓劫剂,就是用药力峻猛的药物强行截断、夺取病邪。病邪侵入人体后,不可能让它在一时之间立即排出,必定要逐渐消退、逐渐托出,最后才能完全消除。现在想要一天之内见效,势必要使用“猫厣”之药与病邪相争。或者使用峻补的药物,遏制压伏病邪。药物过于猛烈峻厉,病邪暂时被压伏了,但正气也会受到损伤;药物过于峻补,正气骤然亢盛,病邪却会向内陷入。一时看起来似乎有效,等到药力耗尽,病邪又卷土重来,而元气已经大大受损了。比如病人身体发热很重,不去消除这种热邪,反而用沉寒的药物压制它。腹痛很重,不寻求病因,反而用芳香燥烈的药物抵御它。泻痢很重,不去除其中的积滞,反而用收敛的药物把它堵住之类,这就是药性峻猛的治法。如果病邪旺盛,却投用大剂量的参、附,阳气一时大盛,病邪必然潜藏,人的精神气力自然会稍稍安定;过一二日,元气与病邪合在一起,反而助长病邪,使它肆意发挥毒害,造成的祸害尤其猛烈,这就是峻补的治法。这种害人的手段,奸诈的医生借此欺骗病人、骗取钱财的,占十之五。庸医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却仿效这种做法来害人的,也占十之五。行医的人怎么可以不自我反省,病人家属也不可以不加以察辨呢?卷上 方药 制药论 炮制药物的方法,古方中记载得很少,而宋代雷〔原文缺字〕的著作记载得最详细,现今流传的《雷公炮炙论》就是这部书。后世炮制药物的方法,一天比一天〔原文疑有讹字〕增多,其中也有极不合理的,本来就不可以遵从;但其中微妙的地方,确实有精深的道理存在。凡是气味浓厚、药力强大的东西,没有不偏于一面的;有所偏重,就一定既有利处也有害处。想要取用它的好处而去掉它的害处,就采用炮制的方法来制约它,这样药性偏颇的药物就会变得醇和。制约它的道理也各不相同:有时用相反的药性来制约,有时用相互资助的药性来制约,有时用相恶来制约,有时用相畏来制约,有时用相喜来制约。而具体的炮制方法又各不相同:有时制约它的形态,有时制约它的药性,有时制约它的味道,有时制约它的质地;这些都是善于运用药物的方法。古方中炮制药物的方法不多;古人创立方剂时,配合药物的气味和性质,例如桂枝汤中使用白芍,也包含相互制约的道理,所以不必把每味药都单独炮制。至于后世那些喜欢猎奇、崇尚奇异的人,必定要寻找贵重而怪僻的东西,把炮制方法弄得极其费工费料,借此使自己的说法显得神奇。这不过是喜欢猎奇、崇尚怪异的人编造出来,用来欺骗富贵人家的方法,不足以作为依据。只有平和而合乎道理的炮制方法,才可以遵从。卷上 方药 人参论 天下间有些东西能害人,杀死人的身体,却未必会使他的家业破败。使人的家业破败,却未必会杀死他的身体。先使人家业破败,随后又杀死他的身体的,就是人参。人参如果使用得当,确实能够补养元气,挽救危急。但不能说天下所有已经死亡的人都能靠它救活。人参这种药,气势旺盛而药力浓厚,不论是风、寒、暑、湿,还是痰、火、郁、结,都能够补益并加以壅塞。所以病人如果病邪已经去除而正气衰弱,使用人参固然合适。或者病邪轻微而正气也已经疲惫,或者病邪深重而正气怯弱,不能把病邪驱逐到体外,那么就在祛除病邪的药物中加入人参,用它来帮助驱邪。

然又必审其轻重而后用之,自然有扶危定倾之功。乃不察其有邪无邪,是虚是实,又佐以纯补温热之品,将邪气尽行补住。轻者邪气永不复出,重者即死矣。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而常人之情,无不好补而恶攻。故服参而死,即使明知其误,然以为服人参而死,则医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尽,此命数使然,可以无恨矣。若服攻削之药而死,即使用药不误,病实难治,而医者之罪,已不可胜诛矣。故人参者,乃医家邀功避罪之圣药也。病家如此,医家如此,而害人无穷矣!更有骇者,或以用人参为冠冕,或以用人参为有力量;又因其贵重,深信以为必能挽回造化,故毅然用之。孰知人参一用,凡平凡这有邪者即死,其不死者,亦终身不得愈乎?其破家之故,何也?盖向日之人参,不过一二换,多者三四换。今则其价十倍,其所服,又非一钱二钱而止。小康之家,服二三两,而家已荡然矣。夫人情于死生之际,何求不得,宁恤破家乎?医者全不一念,轻将人参立方。用而不遵在父为不慈,在子为不孝,在夫妇昆弟为忍心害理,并有亲戚朋友责罚痛骂,即使明知无益,姑以此塞责。又有孝之慈父,幸甚或生,竭力以谋之,遂使贫窭之家,病或稍愈,一家终身冻馁。若仍不救,棺殓俱无,卖妻鬻子,全家覆败。医者误治,杀人可恕,而逞己之意,日日害人破家,其恶甚于盗贼,可不慎哉!吾愿天下之人,断不可以人参为起死回生之药而必服之。医者,必审其病,实系纯虚,非参不治,服必万全,然后用之。又必量其家业,尚可以支持,不至用参之后,死生无靠,然后节省用之。一以惜物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若如近日之医,杀命破家于人不知之地,恐天之降祸,亦在人不知之地也,可不慎哉!

卷上 方药

用药如用兵论

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而毒药则以之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必生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能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偏性,攻脏腑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天丧身殒命之忧。是故传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此之谓向导之师。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寡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究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

若夫虚邪之体攻河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威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衍,布阵有方,此又不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卷上 方药

执方治病论

古人用药立方,先陈列病症,然后云某方主之。若其症少用出入,则有加减之法,附于后方。可知方中之药,必与所现之症纤悉皆合,无一味虚设,乃用此方毫无通融也。又有一病而云某方亦主之者,其方或稍有异同,或竟不同,可知一病并不止一方所能治。今乃病名稍似,而其中之现症全然不同,乃立以此方施治,则其药皆不对症矣。并有病名虽一,病形相反,亦用此方,则其中尽属相反之药矣。总之,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症,悉与古方前所陈列之症皆合。更检方中所用之药,无一不与所现之症相合,然后施用,否则必须加减。

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断不可道听途说,闻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论其因之异同,症之出入,而冒昧施治。虽所用悉本于古方,而害益大矣。

卷上 方药

汤药不足尽病论

译但又必须审察病情的轻重之后再使用它,这样自然能发挥扶助危急、稳定倾败局面的功效。如果不察看究竟有无病邪、属于虚证还是实证,又辅以纯粹补益温热的药物,就会把病邪全部补住。病情较轻的,病邪会永远不能再排出;病情较重的,当即就会死亡。医生之所以一遇到疾病就使用〔原文句末标点及句意残缺〕。而病人家属服用后即使死亡也不后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愚昧的人都认为价格昂贵的是良药,价格低廉的是劣药。而普通人的常情,又没有不喜欢补益药物、厌恶攻伐药物的。所以服用人参而死,即使明知用错了药,人们还是认为:服过人参却仍然死亡,说明医生已经尽了力,子女尽了孝心,这是命数所决定的,也就没有什么可怨恨的了。如果服用攻伐削损的药物而死,即使用药没有错误,病情确实难治,医生的罪过也已经多得无法胜数。所以人参,竟成了医生用来邀功避罪的灵丹妙药。病人家属如此,医生也如此,于是造成的无穷害处就更大了!更有令人惊骇的,有人把使用人参当作体面,有人把使用人参当作有本领;又因为它贵重,就深信它一定能够挽回天命,所以毅然使用。哪里知道人参一用,凡是〔原文“凡平凡这”疑为OCR讹乱〕有病邪的人就会死亡;那些没有死亡的,也终身不能痊愈吗?它导致家业破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从前使用人参,不过换用一二次,多的也不过三四次。如今它的价格涨了十倍,而所服用的数量又不只是按一钱、二钱计算就停止。小康之家服用二三两,家业就已经荡然无存了。人在生死关头,什么要求不能答应,难道还会顾惜家业破败吗?医生完全不加思量,轻率地把人参列入方剂。使用人参而〔原文“用而不遵”疑有讹字〕不使用,在父亲看来就是不慈,在子女看来就是不孝,在夫妻兄弟之间则被认为是狠心害理;还会受到亲戚朋友的责备痛骂,即使明知没有益处,也姑且用它来堵住责难。又有孝子慈父,幸而〔原文“幸甚或生”疑有讹字〕病人没有死亡,便竭尽力量谋求治疗,于是使贫困之家即使病情稍有好转,全家也终身受冻挨饿。如果仍然没有救活,连棺材和殓葬都置办不起,只好卖掉妻子、卖掉儿女,全家彻底败落。医生错误治疗,杀了人还可以说是误诊误治;但如果逞着自己的意愿,天天害人、使人家破财败,这种恶行比盗贼还严重,怎么能不谨慎呢!我希望天下人千万不要因为把人参当作起死回生的药,就一定要服用它。医生必须审察病情,确实属于纯虚之证,非人参不能治疗,服用后必定万无一失,然后才可以使用。又必须估量病人的家业,确认还能够支撑,不至于使用人参后连生死都无所依靠,然后才节省着使用。一是爱惜财力,二是保全人的性命,三是保住人的家业。这样存心行事,自然会得到上天降下的福报。如果像近来的医生那样,在人们不知道的地方害死性命、败坏家业,恐怕上天降下的祸患,也会在人们不知道的地方发生,怎么能不谨慎呢!卷上 方药 用药如用兵论 圣人用来保全民众生命的方法是:五谷用来滋养,五果用来辅助,五畜用来补益,五菜用来充养;至于毒药,则用来攻除病邪。所以即使是甘草、人参,误用而造成伤害,也都属于毒药一类。古代喜欢服食药物的人,必定会生出奇异的疾病;就像喜欢用战争求胜的人,必定会遭遇奇异的灾祸。因此,设置军队是为了消除暴乱,只有不得已时才兴兵;使用药物是为了攻治疾病,也只有不得已时才使用;二者的道理是相同的。所以疾病造成的祸患,小则耗损精气,大则损伤性命,隐然就像一个敌国。用草木各自偏于一面的药性,去攻治脏腑偏盛的病势,必须做到知彼知己,采用多种方法加以制约,然后才没有丧失天年、死亡的忧患。对于会沿经脉传变的病邪,先在它尚未到达之前夺取先机,这就是截断敌人要道的方法;对于横行暴发的疾病,赶快保护尚未发病的部位,这就是守卫我方险要疆界的方法;患病而兼有宿食停积的,先去除食积,就像敌人的粮草已经被焚毁;疾病因旧病合并而发作的,必须防止两者合并,就像敌人内部的接应已经断绝。辨明病在何条经络,不泛泛地使用药物,这就叫作向导之师。根据寒热病情而采用反治的方剂,这就叫作行间之术。一种疾病分开治疗,就可以用较少的药力战胜众多病势,使各个部分前后不能相互救援,病势自然衰弱。几种疾病合在一起治疗,就集中力量攻击其中最坚固的部分,使病邪彼此离散而没有统领,众邪便全部溃败。病邪正在进展时,就不要等到它发展得太过分才治疗;稳固地守护元气,是为了使病邪的势力疲敝;病邪正在衰退时,就必须追究它将要转移到哪里,再增加精良有力的药物,这样是为了攻击它的巢穴。至于虚邪侵入人体,攻治过度〔原文“攻河过”疑有讹字〕,本来应当使用平和的药物,却用峻猛的药物来补益;在衰败困敝的时候,不能无穷无尽地耗竭民力;实邪造成的损伤,攻治不可迟缓,就使用峻猛的药物,再用平常的药物调和它;富强的国家可以借此振奋威武。然而,选取药材必须恰当,使用的器械必须优良,务必按期完成而不拖延〔原文“克期不衍”疑有讹字〕,布置阵势还要有方法;这样的内容又是无法一一说尽的。孙武子的《孙子》十三篇,把治病的方法全都包括在内了。卷上 方药 拘泥方剂治疗疾病论 古人使用药物、创立方剂时,先列出病症,然后说某个方剂主治它。如果病人的症状略有出入,就有加减药物的方法,附在方剂后面。由此可知,方剂中的药物必定与实际出现的症状丝毫不差地相合,没有一味药是虚设的,所以使用这个方剂时不能有丝毫通融。又有同一种疾病却说某个方剂也能主治的情况;这些方剂有的略有不同,有的竟然完全不同,由此可知一种疾病并不只是一个方剂能够治疗。如今只是病名相似,但其中实际出现的症状完全不同,却制定这个方剂来治疗,那么方中的药物就全都不对症了。还有病名虽然相同,但病的形态相反,也使用这个方剂,那么其中就全是与病情相反的药物了。总之,想要使用古方,必须先审察病人所患的症状,确认都与古方前面所列的症状相合。还要进一步检查方中所用的药物,确认没有一味不与实际出现的症状相合,然后才能施用;否则就必须加减药物。如果无法加减,就另选一个方剂,绝不能道听途说,听说某个方剂能够治疗某种疾病,便不论病因是否相同、症状是否有出入,冒昧地施治。即使所用的药物全都源自古方,造成的危害反而会更大。卷上 方药 汤药不能完全治疗疾病论

《内经》治病之法,针灸为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导引、按摩、酒醴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盖服药之功,入肠胃而气四达,未尝不能行于脏腑经络。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则病属有形,药之气味,不能奏功也。故必用针灸等法,即从病之所在,调其血气,逐其风寒,为实而可据也。况即以服药论,止用汤剂,亦不能尽病。盖汤者,荡也,其行速,其质轻,其力易过而不留,惟病在荣卫肠胃者,其效更速。其余诸病,有宜丸、宜散、宜膏者,必医者预备,以待一时急用,视其病之所在,而委曲施治,则病无遁形。故天下无难治之症,而所投辄有神效。扁鹊、仓公所谓禁方者是也。若今之医者,只以一煎方为治,惟病后调理则用滋补丸散,尽废圣人之良法。即使用药不误,而与病不相入,则终难取效。故扁鹊云:人之所患,患病多;医之所患,患道少。近日病变愈多,而医家之道愈少,此痼疾之所以日多也。

卷上 方药

本草古今论

本草之始, 于神农,药止三百六十品。此乃开天之圣人,与天地为一体,实能探造化之精,穷万物之理,字字精确,非若后人推测而知之者。故对症施治,其应若响。仲景诸方之药,悉本此书。药品不多,而神明变化,已无病不治矣。迨其后,药味日多,至隐弘景倍之,而为七百二十品。后世日增一日。凡华夷之奇草逸品,试而有效,医家皆取而用之,肛有成书。至明·李时珍,增皆取而用之,代有成书。至明·李时珍,增益唐慎微《证类本草》为《纲目》,考其异同,辨其真伪,原其生产,集诸家之说,而本草更大备。此药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则亦后人试验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广。然皆不若《神农本草》之纯正真确。故宋人有云:用神农之品无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后世所增之药则万有不足凭者。至其诠释,大半皆视古方用此药医某病,则增注之。或古方治某病,其药不止一品,而误以方中此药为专治此病者有之。更有己意推测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实非此药之功,而强着其效者。种种难信。至张洁古、李东垣辈,以某药专派入某经,则更穿凿矣,共详在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篇。故论本草,必以神农为本,而他说则必审择而从之。更必验之于病而后信。又必考古方中所曾用者,用可采取,余则只可于单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后世所谓之奇药,或出于深山穷谷,或出于殊方异域,前世所未尝有者,后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异气之所钟,造物之机,久而愈泄,能治古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识之,以广见闻,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

卷上 方药

药性变迁论

古方所用之药,当时效验显著,而本草载其功用凿凿者,今根据方施用,竟有应与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气浓而力全;以后传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一则种类之异也。凡物之种类不一,古人所采,必至贵之种。后世相传,必择其易于繁衍者而种之,未必皆种之至贵者。物虽非伪,而种则殊矣。一则天生与人力之异也。当时所采,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气未泄,故得气独浓。今皆人功种植,既非山谷之真气,又加灌溉之功,则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则名实之讹也。

当时药不市卖,皆医者自取而备之。迨其后,有不常用之品,后人欲得而用之,寻求采访,或误以他物充之,或以别种代之。又肆中未备,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药遂失其真矣。其变迁之因,实非一端。药性既殊,即审病极真,处方极当,奈其药非当时之药,即效亦不可必矣。今之医者,惟知定方,其药则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虽有神医,不能以假药治真病也。

卷上 方药

药性专长论

药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性热能治寒,性燥能治湿。芳香则通气,滋润则生津,此可解者也。如同一发散也,而桂枝则散太阳之邪,柴胡则散少阳之邪。同一滋阴也,而麦冬则滋肺之阴,生地则滋肾之阴。同一解毒也,而雄黄则解蛇虫之毒,甘草则解饮食之毒,已有不可尽解者。至如鳖甲之消痞块,使君子之杀蛔虫,赤小豆之消肤肿,蕤仁生服不眠,熟服多眠,白鹤花之不腐肉而腐骨,则万不可解者。此乃药性之专长,即所谓单方秘方也。然人只知不可解者之为专长,而不知常用药之中,亦各有专长之功。后人或不知之,而不能用,或日用而忽焉,皆不能尽收药之功效者也。知医者,当广集奇方,深明药理,然后奇症当前,皆有治法,变化不穷。当年神农着《本草》之时,既不能睹形而即识其性,又不可每药历试而知,竟能深识其功能,而所投必效,岂非与造化相为默契,而非后人思虑之所能及者乎?

卷上 方药

煎药法论

译《内经》的治病方法,以针灸为根本,再辅以砭石、熨法、沐浴、导引、按摩、酒醴等方法。不同的疾病各有适宜的疗法,缺少任何一种都不可以。服药的功效在于药物进入肠胃后,药气向四方输布,没有不能运行到脏腑经络的。如果病邪位于筋骨肌肉之中,疾病就属于有形之病,药物的气味不能发挥功效。所以必须采用针灸等方法,直接从疾病所在的部位入手,调和血气,驱逐风寒,这才是切实而有依据的治疗。何况即使只讨论服药,单单使用汤剂,也不能完全治好疾病。汤剂有荡涤之意,药力运行迅速,药质轻,药力容易过去而不留;只有病在营卫、肠胃的,药效才会更加迅速。其余各种疾病,有的适宜丸剂,有的适宜散剂,有的适宜膏剂,医生必须预先准备,以应对一时的急需;根据疾病所在的部位,周详曲折地施治,这样疾病就无处隐藏。所以天下没有难以治疗的病症,所使用的药物往往都有神奇的效果。这就是扁鹊、仓公所说的禁方。如果像如今的医生那样,只用一剂煎药治疗,只有病后调理才使用滋补的丸剂、散剂,就把圣人的良好方法全部废弃了。即使用药没有错误,但与病情不相适合,最终也很难取得疗效。所以扁鹊说:世人所忧虑的,是忧虑疾病太多;医生所忧虑的,是忧虑治病的方法太少。近来疾病的变化越来越多,而医生治病的方法却越来越少,这就是顽固难治的疾病日益增多的原因。卷上 方药 本草古今论 本草学起源于神农,所载药物只有三百六十种。神农是开天辟地的圣人,与天地合为一体,确实能够探究造化的精微,穷尽万物的道理,所写的每一个字都精确无误,不像后人那样凭推测才有所知。所以针对症状施治,疗效就像回声应声一样迅速。张仲景各种方剂中的药物,全都以这部书为依据。药物品种并不多,但运用起来神妙变化,已经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疗了。此后,药物的种类一天比一天增多,到陶弘景时增加了一倍,达到七百二十种。后世的药物种类一天比一天增多。凡是中华和夷地的奇异草药、罕见药品,试用有效的,医生都取来使用,〔原文“肛有成书”疑有讹字〕。到了明代李时珍时,〔原文“增皆取而用之,代有成书”疑有严重讹乱〕。到了明代李时珍,他增补唐慎微的《证类本草》,编成《本草纲目》,考察各种记载的异同,辨别真伪,考究药物的产地,汇集各家的学说,于是本草学更加完备。这就是药物种类由少变多的原因。至于药物的功效,也是后人通过试验才知道的,所以它们能够治疗的疾病越来越广。然而这些都不如《神农本草》所记载的那样纯正真实、准确可靠。所以宋代有人说:使用神农所记载的药物,没有不见效的;陶弘景增加的药物,已经不很有效;至于后世增加的药物,则有万分之中也不足以凭信的。至于后世的解释,大多是看到古方用某味药治疗某种疾病,就增加注释说它能够治疗这种病。有时古方治疗某种疾病,所用药物不止一味,却有人误以为方中的这味药是专门治疗这种疾病的。更有凭自己的意思推测出来的说法。还有偶然治好了一种病,实际并不是这味药的功劳,却强行把疗效归在它身上的。种种说法都难以令人相信。至于张洁古、李东垣一类人,认为某味药专门归入某条经脉,就更加牵强附会了;这些内容详见《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篇》。所以讨论本草,必须以神农的著作为根本,其他说法则一定要仔细审查选择后再遵从。还必须在疾病中验证过,然后才能相信。还必须考察古方中曾经使用过的药物;可以内服采用的,就内服采用,其余的只能用于单方和外治的方法。又有后世所谓的奇药,有的出自深山穷谷,有的出自特殊的地方和异域,是前代从未有过的;后人使用它们,往往能取得奇效。这是偏僻地方的特殊气候所孕育的药物,是造物的机理随着时间逐渐泄露出来,因此能够治疗古方不能治疗的奇病。博学多识的君子也应当认识这些药物,以扩大见闻;这又是本草记载以外的内容了。卷上 方药 药性变迁论 古方所使用的药物,在当时疗效显著,本草也明确记载了它的功效;如今按照古方使用,却有时有效、有时无效,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各地地气不同。当初刚开始使用这种药物时,必定是在它原本出产的地方采集;那是它本来生长的土地,所以药气浓厚而药力完整;后来把种子传播到其他地方,地气发生变化,药力就变弱了。一是药物种类不同。凡是事物都有不同的种类,古人采集的必定是最为贵重的品种。后世相互传种时,必定选择容易繁殖的来种植,未必都是最为贵重的品种。东西虽然不是假的,但品种已经不同了。一是天然生长与人工培育不同。当时采集的药物,都生长在山谷之中,元气尚未耗散,所以得到的药气特别浓厚。如今都靠人工种植,既没有山谷中的真实地气,又加上灌溉的作用,于是药性变得平淡而薄弱了。一是名称和实际药物发生了讹误。当时药物不在市场上出售,都是医生自己采集并储备。后来有些不常使用的药物,后人想得到它们来使用,便四处寻找访求,有时误用其他东西来充当,有时用别的品种代替。又因为药铺中没有储备,便用相似的东西欺骗别人、谋取利润,于是这种药就失去了本来的真实面貌。药物发生变迁的原因,实际上不止一个方面。药性既然不同,即使辨察病情极其准确,处方也极其恰当,无奈所用的药物已不是当时的药物,即使有效也不能确定。如今的医生只知道固定方剂,至于药物则让病人家属到药铺购买,所以药材真假难以辨别。即使有神医,也不能用假药治疗真正的疾病。卷上 方药 药性专长论 药物治疗疾病,有些功效可以解释,有些功效却无法解释。比如药性温热能够治疗寒证,药性燥烈能够治疗湿证。芳香药能够疏通气机,滋润药能够生津,这些功效是可以解释的。同样都是发散药,桂枝却能发散太阳经的病邪,柴胡则能发散少阳经的病邪。同样都是滋阴药,麦冬却能滋养肺阴,生地则能滋养肾阴。同样都是解毒药,雄黄能够解除蛇虫之毒,甘草能够解除饮食之毒;这些功效已经有些无法完全解释了。至于鳖甲能够消除痞块,使君子能够杀灭蛔虫,赤小豆能够消除皮肤水肿,蕤仁生用能使人不眠、熟用能使人多眠,白鹤花能够使肉不腐而骨腐,这些功效就完全无法解释了。这就是药物各自特殊专长的功效,也就是所谓的单方、秘方。然而人们只知道那些无法解释的功效属于药物的专长,却不知道常用药物之中,也各自有特殊专长的功效。后人有的不了解这些专长,所以不能运用;有的天天使用却忽略了它们,因此都不能充分发挥药物的功效。懂得医术的人,应当广泛收集奇特的方剂,深入明白药物的道理;这样遇到奇异的病症时,都有治疗的方法,运用变化无穷。当年神农撰写《本草》时,既不能只看药物的形状就立即认识它的药性,也不可能把每味药都亲自反复试验后才知道,却竟然能够深入了解药物的功效,而且使用后必定见效,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与造化暗中契合,而不是后人的思虑所能达到的吗?卷上 方药 煎药法论

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饪禽鱼羊豕,失其调度,尚能损人,况药专以之治病,而可不讲乎?其法载于古方之末者,种种各殊。如麻黄汤,先煎麻黄去沫,然后加余药同煎,此主药当先煎之法也。而桂枝汤,又不必先煎桂枝,服药后,须啜热粥以助药力,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则以甘澜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则以白饮和服,服后又当多饮暖水。小建中汤,则先煎五味,去渣而后纳饴糖。大柴胡汤,则先煎五味,去渣而后纳饴糖。大柴胡汤,则煎减半,去渣再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则煎药成而后纳大黄。其煎之多寡,或煎水减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药之法,不可胜者,皆各有意义。大者发散之药,及芳香之药,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疏荡;补益滋腻之药,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总诀也。故方药虽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药必无效。盖病家之常服药者,或尚能根据法为之;其粗鲁贫苦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以病难愈也。若今之医者,亦不能知之矣,况病家乎?

卷上 方药

服药法论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如发散之剂,欲驱风寒出之于外,必热服,而暖覆其体,令药气行于荣卫,热气周遍,挟风寒而从汗解。若半温而饮之,仍当风坐立,或公寂然安卧,则药留肠胃,不能得汗,风寒无暗消之理,而荣气反为风药所伤矣。能利之药,欲其化积滞而达之于下也,必空腹顿服,使药性鼓动,推其垢浊从大便解。若与饮食杂投,则新旧混杂,而药气与食物相乱,则气性不专,而食积愈顽矣。故《伤寒论》等书,服药之法,宜热宜温,宜凉宜冷,宜缓宜急,宜多宜少,宜早宜晚,宜饱宜饥,更有宜汤不宜散,宜散不宜丸,宜膏不宜圆。其轻重大小,上下表里,治法各有当。此皆一定之至理,深思其义,必其得于心也。

卷上 方药

医必备药论

古之医者,所用之药皆自备之。《内经》云:司气备物,则无遗主矣。当时韩康卖药,非卖药也,即治病也。韩语公《进学解》云:牛溲、马渤、败鼓之皮,俱收并蓄,特用无遗,医师之良也。今北方人称医者为卖药先生,则医者之自备药可知。自宋以后,渐有写方不备药之医,其药皆取之肆中,今则举世皆然。夫卖药者不知医,犹之可也。乃行医者竟不知药,则药之是非真伪,全然不同,医者与药不相谋,方即不误,而药之误多矣。又古圣人之治病,惟感冒之疾,则以煎剂为主,余者皆用丸散为多。其丸散,有非一时所能合者。倘有急迫之疾,必须丸散,俟丸散合就,而人已死矣。又有一病只须一丸而愈,合药不可只合一丸。

若使病家为一人而合一料,则一丸之外,皆为无用。惟医家合之,留待当用者用之,不终弃也。又有不常用,不易得之药,储之数年,难遇一用,药肆之中,因无人问,则亦不备。惟医者自蓄之,乃可待不时之需耳。至于外科所用之煎方,不过通散营卫耳。若护心托毒,全赖各种丸散之力,其药皆贵重难得。及锻炼之物,修合非一二日之功,而所费又大,亦不得为一人只合一二丸。若外治之围药、涂药、升药、降药,护肌腐肉,止血行瘀,定痛煞痒,提脓呼毒,生肉生皮,续筋连骨;又有薰蒸烙灸,吊洗点 等药,种种各异,更复每症不同,皆非一时所得备,尤必须平时预合。乃今之医者,既不知其方,亦不讲其法;又资本以蓄药料,偶遇一大症,内科则一煎方之外,更无别方;外科则膏药之外,更无余药。即有之,亦惟取极贱极易得之一二味,以为应酬之具,则安能使极危、极险、极奇、极恶之症,令起死回生乎?故药者,医家不可不全备者也。

卷上 方药

乩方论

世有书符请仙而求方者,其所书之方,固有极浅、极陋、极不典,而不能治病且误人者;亦有极高、极古、极奇、极稳,以之治病而神效者。其仙或托名吕纯阳,或托名张仲景。其方亦宛然纯阳、仲景之遗法。此其事甚奇,然亦有理焉。夫乩者,机也。人心之感召,无所不通,既庆心于求治,则必又能治病之鬼神应之。虽非真纯阳、仲景,必先世之明于医理,不遇于时而死者,其向导一时不散,游行于天地之间,因感而至,以显其能,而其人病适当愈,则获遇之,此亦有其理也。其方未必尽效,然皆必有意义,反不若世之时医,用相反之药以害人。惟决死生之处,不肯凿凿言之,此则天机不轻泄之故也。至于不通不典之方,则秘持乩之术不工,或病家之心不诚,非真乩方也。

卷上 方药

热药误人最烈论

凡药之误人,虽不中病,非与病相反者,不能杀人。即与病相反,药性平和者,不能杀人。

译煎药的方法,最应该深入讲解;药物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此。烹煮禽、鱼、羊、猪,如果失去调理,尚且能够损害人体,何况药物专门用来治病,怎么可以不讲究煎制方法呢?这些方法记载在古方的末尾,种类各不相同。例如麻黄汤,先煎麻黄,去掉浮沫,然后加入其余药物一起煎,这是主药应当先煎的方法。而桂枝汤则不必先煎桂枝,服药以后还必须小口喝热粥来帮助药力发挥,这是另一种方法。例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就要用甘澜水先煎茯苓。例如五苓散,要用白饮调和服下,服药以后还应当多喝温水。小建中汤,要先煎五味药,去掉药渣,然后加入饴糖。大柴胡汤,要先煎五味药,去掉药渣,然后加入饴糖。大柴胡汤,要煎到药液减少一半,去掉药渣后再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要等药煎成以后再加入大黄。至于煎煮的多少,有的把水煎去一半,有的把十分的水煎去二三分,有的只煎一二十沸。煎药的方法多得数不尽,而且各自都有道理。大体说来,发散类的药以及芳香类的药,不宜煎得太久,要取其药性较生而能疏通发散的作用。补益、滋腻类的药,适宜多煎,要取其药性煎熟而能停留蓄积的作用。这就是煎药的总原则。所以,药方虽然已经对症,但煎法失当,药物必然不会见效。因为病家中平常经常服药的人,或许还能够按照方法来做;那些粗疏而贫困的人家,哪里能够按照方法炮制,所以疾病难以痊愈。如今的医生尚且不能懂得这些,何况病家呢?上卷 方药 论服药的方法 疾病能否痊愈,不只是药方必须对症;即使药方已经对症,如果服用不得法,不但没有功效,反而会造成伤害,这是不可不知道的。例如发散类的药剂,是要把风寒驱逐到体外,必须趁热服下,并用温暖的被子覆盖身体,使药气运行于营卫之间,热气周遍全身,带着风寒从汗中解除。如果药只半温就喝下,仍然迎着风坐立,或者【原文“或公寂然安卧”疑有讹误,语义不明】安静地躺着,那么药就会停留在肠胃中,不能发汗,风寒没有自行暗中消散的道理,反而会使营气受到风药的损伤。能够通利的药,是要使积滞得到化解并向下排出,必须空腹一次服下,使药性鼓动起来,推动污浊之物从大便排出。如果把药和饮食混在一起服用,新旧食物相杂,药气又与食物相互混乱,药性就不能专一,食积反而会更加顽固。所以《伤寒论》等书所说的服药方法,有的适宜热服,有的适宜温服,有的适宜凉服,有的适宜冷服;有的适宜缓服,有的适宜急服;有的适宜多服,有的适宜少服;有的适宜早服,有的适宜晚服;有的适宜饱服,有的适宜饥服;还有的适宜用汤剂而不宜用散剂,适宜用散剂而不宜用丸剂,适宜用膏剂而不宜用圆剂。针对病情的轻重、大小、上下、表里,治疗方法各有适宜。这些都是确定不移的至理,深入思考其中的道理,就一定能够真正领会。上卷 方药 论医生必须备齐药物 古代的医生,所使用的药物都是自己准备的。《内经》说:“掌管气化者准备齐全药物,就不会遗漏应当使用的药物。” 当时韩康卖药,并不只是卖药,实际上是在治病。韩愈《进学解》说:“牛溲、马渤、败鼓之皮,都收集并储藏起来,特别需要时没有不能使用的,这是医师的高明之处。” 如今北方人称医生为“卖药先生”,由此可知医生自己准备药物的情形。宋代以后,逐渐有了只开药方而不准备药物的医生,他们的药都从药铺中取来,如今全天下都是这样。卖药的人不懂医术,这还可以理解。可是行医的人竟然不懂药物,那么药材的正误、真伪就完全无法辨别;医生与药物彼此不相熟,即使药方没有错误,药物出错的地方也会很多。而且古代圣人治病,只有感冒一类的疾病以煎剂为主,其余疾病大多使用丸剂、散剂。这些丸剂、散剂中,有些不是一时之间能够配成的。假如遇到紧急的疾病,必须使用丸剂、散剂,等到丸剂、散剂配成时,人已经死了。又有些疾病只需服一丸就能痊愈,但配药时不能只配一丸。如果病家只有一个人而只配一料,那么除了一丸以外,其余的药都将没有用处。只有医生家中配制药物,把它留下来等有需要的人使用,才不会最终被弃置。又有些药物平常不常用,也不容易得到,储藏数年也难遇到一次使用;药铺里因为没有人询问,也就不会准备。只有医生自己储藏这些药物,才可以应付意外的需要。至于外科所使用的煎方,不过是疏通、调和营卫罢了。如果要护心托毒,全靠各种丸剂、散剂的力量,而这些药物都贵重且难以得到。再加上需要锻炼炮制的药物,修制配合不是一二日的功夫,所需费用又很大,也不能只为一个人配制一二丸。至于外治所用的围药、涂药、升药、降药,有的用于保护肌肉、腐蚀坏肉,有的用于止血、行瘀,有的用于止痛、止痒,有的用于提脓、拔毒,有的用于生肌生皮,有的用于续接筋脉、连接骨骼;又有熏蒸、烙灸、吊、洗、点等药物,种类各不相同,而且每种病症又各有差别,都不是一时之间能够备齐的,尤其必须平时预先配制。可是如今的医生既不懂得这些方剂,也不讲究这些方法;又【原文“又资本以蓄药料”疑有缺字或讹误】没有资本来储备药材,偶然遇到重症,内科除了一剂煎方以外,再没有其他方剂;外科则除了膏药以外,也没有其他药物。即使有所准备,也只是取一二味极其便宜、极易得到的药物,作为敷衍应付的工具,这样怎么能够使极其危重、险恶、奇特、严重的病症起死回生呢?所以,药物是医生家中不可不全部备齐的东西。上卷 方药 论乩方 世上有些人画符请仙来求取药方,他们写出的方子,固然有极其浅陋、极不规范、完全不合典籍,而且不能治病反而误人的;也有极其高明、古奥、奇特而稳妥的,用来治病却能取得神奇疗效。那些仙人有的假托吕纯阳的名义,有的假托张仲景的名义。他们所开的方子也宛然像是吕纯阳、张仲景留下的方法。这件事非常奇异,但其中也有道理。所谓乩,本来就是一种感应的机关。人心的感召没有什么不能相通的,既然诚心求治,就必然会有能够治病的鬼神来回应。即使不是真正的吕纯阳、张仲景,也必定是前世精通医理、却没有遇到时机而死去的人;他们的神识一时不散,游行于天地之间,因感应而来,显露自己的才能。恰好这个人的病将要痊愈,于是得以遇到他们,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们开的方子未必全都有效,但一定都有道理,反而不如世上的时医用相反的药物来伤害人。至于决定生死的地方,他们不肯明确说出,这是因为天机不能轻易泄露。至于那些不通顺、不合典籍的方子,是因为主持扶乩的人技艺不精,或者病家的心意不诚,并不是真正的乩方。上卷 方药 论热药误人最为猛烈 凡是药物误人,即使不对症,如果不是与病情相反的药物,也不能杀人。即使药性与病情相反,只要药性平和,也不能杀人。

与病相反,性又不平和,而用药甚轻,不能杀人。性既相反,药剂又重,其方中有几味中病者,或有几味能解此药性者,亦不能杀人。兼此数害,或其人病甚轻,或其人精力壮盛,亦不能杀人。盖误药杀人,如此之难也,所以世之医者,大半皆误,亦不见其日杀数人也。即使杀之,乃辗转因循,以至于死,死者不觉也。其有幸而不死,或渐自愈者,反指所误用之药以为此方之功效,又转以之误治他人矣。所以终身误人,而不自知其咎也。惟大热大燥之药,则杀人为最烈。盖热性之药,往往有毒;又阳性急暴,一入脏腑,则血涌气升。若欺之阴气本虚,或当天时酷暑,或其人伤暑伤热,一投热剂,两火相争,目赤便闭,舌燥齿干,口渴心烦,肌裂神躁,种种恶候,一时俱发。医者及病家俱不察,或云更宜引火归元,或云此是阴症,当加重其热药,而佐以大补之品。其人七窍皆血,呼号宛转,状如服毒而死。

病家全不以为咎,医者亦洋洋自得,以为病势当然。总之,愚人喜服补热,虽死不悔。我目中所见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医者与病家,无一能听从者,岂非所谓命哉!夫大寒之药,亦能杀人,其势必缓,犹为可救;不若大热之药,断断不可救也。至于极轻淡之药,误用亦能杀人,此乃其人之本领甚薄,或势已危殆。故小误即能生变,此又不可全归咎于医杀之了。

卷上 方药

薄贴论

今所用之膏药,古人谓之薄贴。其用大端有二:一以治表,一以治里。治表者,如呼脓去腐,止痛生肌,并摭风护肉之类。其膏宜轻薄而日换,此理人所易知;治里者,或驱风寒,或和气血,或消痰痞,或壮筋骨,其方甚多,药亦随病加减。其膏宜重浓而久贴,此理人所难知,何也?盖人之疾病,由外以入内,其流行于经络脏腑者,必服药乃能驱之。若其病既有定所,在于皮肤筋骨之间,可按而得者,用膏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经贯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之服药尤有力,此至妙之法也。故凡病之气聚血结而有形者,薄贴之法为良。但制膏之法,取药必真,心志必诚,火候必至,方能有效,否则不能奏功。至于敷熨吊 种种杂法,义亦相同,在善医者通变之而已。

卷上 方药

貌似古方欺人论

古圣人之立方,不过四五味而目。其审药性,至精至当;其察病情,至真至确。方中所用之药,必准对其病,而无毫发之差,无一味泛用之药,且能以一药兼治数症,故其药味虽少,而无症不该。后世之人,果能审其人之病,与古方所治之病无少异,则全用古方治之,无不立效。其如天下之风气各殊,人之气禀各异,则不得不根据古人所制主病之方,略为增减,则药味增矣。又或病同而症甚杂,未免欲兼顾,则随症增一二味,而药又增矣。故后世之方,药味增多,非其好为杂乱也。乃学不如古人,不能以一药该数症,故变简而为繁耳。此犹不失周详之意。且古方之设,原有加减之法,病症杂出,亦有多品之剂,药味至十余种。自唐以后之方,用药渐多,皆此义也。乃近世之医,动云效法汉方,药止四五味,其四五鼓掌之药,有用浮泛轻淡之品者,虽不中病,犹无大害。若趋时之辈,竟以人参、附子、干姜、苍术、鹿茸、熟地等峻补辛热之品,不论伤寒、暑湿,惟此数种轮流转换,以成一方,种种与病相反,每试必杀人,毫不自悔,既不辨病,又不审药性,更不记方书,以为此乃汉人之法。呜呼!今之所学汉人之方,何其害人如此之毒也!其端起于近日之时医,好为高论以欺人;又人情乐于温补,而富贵之家尤甚。不如是则道不行,所以人争效尤,以致贻害不息。安有读书考古,深思体验之君子,出而挽回之,亦世道生民之大幸也!

卷下 治法

司天运气论

邪说之外,有欺人之学,有耳食之学。何谓欺空之学?好为高谈奇论,以骇人听闻;或剿袭前人之语,以示渊博,彼亦自知其为全然不解,但量他人亦莫这能深考也。此为欺人之学。

译药性与病情相反,药性又不平和,但用药很轻,也不能杀人。药性既然相反,药剂又用得很重,但方中有几味药是对症的,或者有几味药能够解除这种药性,也不能杀人。即使兼有上述几种危害,或者这个人的病很轻,或者这个人的精力强盛,也不能杀人。误用药物杀人,竟然要经过这么多条件,所以世上的医生大半都误治,却也没有看到他们每天杀死几个人。即使真的因此杀了人,也是病势辗转发展、因循拖延,最终到了死亡,死者自己并没有察觉。那些侥幸没有死去,或者逐渐自行痊愈的人,反而把误用的药说成是这个方子的功效,又转而用它误治其他人。所以他们终身误害别人,却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只有大热、大燥的药,杀人最为猛烈。因为药性属热的药,往往带有毒性;而且阳热之性急迫猛烈,一进入脏腑,血就会涌动,气就会上冲。如果这个人的阴气本来就虚,或者正值天气酷热,或者这个人受到暑邪、热邪的损伤,一旦投用热剂,两个火邪相互争斗,就会出现眼睛发红、大便闭塞、舌头干燥、牙齿干枯、口渴心烦、肌肤干裂、精神躁动等各种恶候,一时之间全部发作。医生和病家都没有察觉,有的说应当进一步引火归元,有的说这是阴症,应当加重使用热药,并辅以大补的药物。这个人七窍都流血,辗转呼号,样子就像服毒而死。病家完全不认为这是过错,医生也洋洋自得,认为病情发展本来就应当如此。总之,愚蠢的人喜欢服用补益、温热的药,即使死了也不后悔。我亲眼见过这种情况,不止一次流着眼泪劝说,但医生和病家没有一个肯听从,难道这不是所谓的命吗!大寒的药也能够杀人,只是发作的势头必然缓慢,还可以设法挽救;不像大热的药,确实绝对无法挽救。至于极其轻淡的药,误用也能杀人,这是因为这个人的根本元气非常薄弱,或者病势已经危急。所以稍有误治就能发生变故,这也不能全都归咎于医生杀人。上卷 方药 论薄贴 如今所使用的膏药,古人称为薄贴。它的用途大致有两种:一种用来治疗表证,一种用来治疗里证。治疗表证的,例如拔脓去腐、止痛生肌,以及遮挡风邪、保护肌肉之类。这种膏药适宜制得轻薄,并且每天更换,这个道理人们容易知道;治疗里证的,有的驱逐风寒,有的调和气血,有的消除痰积痞块,有的强壮筋骨;方剂很多,药物也随着病情加减。这种膏药适宜制得厚重浓稠,并且长久贴敷,这个道理人们难以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疾病由外部向内部传入,流行于经络脏腑之中的病邪,必须服药才能驱除。如果疾病已经有固定的部位,在皮肤、筋骨之间,可以按压而找到,就用膏药贴敷,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进入腠理,疏通经脉、贯通络脉;或者把病邪提出来,或者攻散它,比服药更有力量,这是最精妙的方法。所以凡是病邪之气聚集、血液凝结而形成有形病变的,薄贴的方法最好。只是制作膏药的方法,所取的药必须真实优良,心意志向必须诚恳,火候必须达到要求,这样才会有效;否则不能奏效。至于敷、熨、吊等各种杂法,道理也相同,只在于高明的医生能够灵活变通运用。上卷 方药 论貌似古方而欺骗人的方剂 古代圣人创立方剂,不过使用四五味药而已。他们审察药性,精细而准确到了极点;他们察看病情,真实而确切到了极点。方中所用的药物,必定准确对应病情,没有丝毫差错;没有一味药是泛泛使用的,而且能够用一味药兼治几种病症。所以药味虽然少,却没有一种病症不能涵盖。后世的人如果能够审察病人的疾病,与古方所治疗的疾病没有一点差别,就完全使用古方治疗,没有不立即见效的。但是天下各地的风气各不相同,人的禀赋也各有差异,因此不得不根据古人所制定的治疗主病的方剂,稍微增减药物,于是药味就增加了。又有时病名相同而症状很复杂,难免想要兼顾,于是随着症状增加一二味药,药味又增加了。所以后世的方剂药味增多,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把方子弄得杂乱。只是后世医家的学问不如古人,不能用一味药兼治几种病症,所以才把简略变成了繁杂。这仍然没有失去周密详尽的用意。而且古方的制定本来就有加减的方法,病症复杂地同时出现时,也有药味较多的剂方,药味多到十余种。唐代以后的方剂,用药逐渐增多,都是这个道理。可是近世的医生动不动就说要效法汉方,药物只用四五味;这四五味药中如果使用浮泛轻淡的药物,即使不对症,也还没有大的危害。那些迎合时尚的人,竟然把人参、附子、干姜、苍术、鹿茸、熟地等峻补辛热的药物,不论是伤寒还是暑湿,只用这几种药轮流更换,拼成一个方子;种种都与病情相反,每次使用都必然杀人,却一点也不悔改,既不辨别病情,也不审察药性,更不查考方书,还以为这就是汉人的方法。唉!如今所学习的汉人方剂,为什么会这样毒害人啊!这种风气起源于近来的时医,他们喜欢发表高深的议论来欺骗人;又因为人们喜欢温补,富贵人家尤其如此。如果不这样做,医道就无法推行,所以人们争相仿效,以致危害不断。哪里有读书考究古理、深入思考并亲身体验的君子出来挽救这种局面,那也将是世道和百姓的大幸啊!下卷 治法 论司天运气 邪说之外,还有欺骗人的学问,还有道听途说的学问。什么叫作欺空的学问?喜欢发表高谈阔论和奇异见解,来使人感到惊骇;或者抄袭前人的话来显示自己学问渊博,他自己也知道其实完全不懂,只是料想别人也没有办法深入考究。这就是欺骗人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