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古今
医之高不齐,此不可勉强者也。然果能智竭谋,小心谨慎,犹不人。更加以诈伪万端害不可穷矣。或立奇方以取异;或用僻药以惑众;或用参茸补热之药,以媚富贵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鲁之辈;或立高谈怪论,惊世盗名;或造假经伪说,瞒人骇俗;或明知此病易晓伪说彼病以示奇。如冬月伤寒,强加香薷于伤寒方内而愈,以为此暑病也,不知香薷乃其惑人之法也。如本系热症,强加干姜于凉药之内而愈,以为此真寒也,不知彼之干姜,乃泡过百次而无味者也。于外科则多用现成之药,尤不可辨,其立心尤险。先使其疮极大,令人惊惶而后治之,并有能发不能收,以至毙者。又有偶得一方,或五灰膏、三品一条枪之灰,罔顾人之极痛,一概用之,哀号欲死,全无怜悯之心。此等之人,不过欲欺人图利,即使能知一二,亦为私欲所汨没,安能奏功?故医者能正其心术,虽学不足,犹不至于害人。况果能虚心笃学,则学日进;学日进,则每治必愈,而声名日起,自然求之者众,而利亦随之。若专于求利,则名利秘两失,医者何苦舍此而蹈彼也?
卷下 古今
医学渊源论
医学之最古者《内经》,则医之祖乃岐黄也。然《本草》起于神农,则又在黄帝这前矣。可知医之起,起于药也。至黄帝则讲夫经络脏腑之原,内伤外感之异,与夫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夫用药之理。医学从此大备。然其书讲人身脏腑之形,七情六淫之感,与针灸杂法为多,而制方尚少。至伊芳有汤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传闻,无成书可考。至刻苦鹊、仓公,而汤药之用渐广。张仲景先生出,而杂病伤寒,专以方药为治,遂为千古用方之祖。而其方,亦俱原本神农、黄帝之精义,皆从相传之方,仲景不过集其成耳。自是之后,医者以方药为重,其于天地阴阳,经络脏腑之道,及针灸杂术,往往不甚考求。而治病之法,从此一变。唐宋以后,相寻弥甚,至元之刘河间、张洁古等出,未尝不重《内经》之学,凡论病必先叙经,而后采取诸家之说,继乃附以治法,似为得旨。然其人皆非通儒,不能深通经义,而于仲景制方之义,又不能深考其源,故其说非影响即支杂,各任其偏,而不归于中道。
其尤偏驳者,李东垣为甚,惟以温燥脾胃为主,其方亦毫无法度。因当时无真实之学,盗窃虚名,故其教至今不绝。至明之薛立斋,尤浮泛荒谬,犹圣贤之学,变而为腐烂时文,何尝不曰我明经学古者也。然以施之治天下,果能如唐虞三代者乎?既不知神农、黄帝之精义,则药性及脏腑经络之源不明也,又不知仲景制方之法度,则病变及施治之法不审也。惟曰:某病则用某方,如不效,改用某方。更有一方服至二三十剂,令病者迁延自愈者。胸中毫无把握,惟以简易为主。自此以降,流弊日甚,而枉死载途矣。安得有参《本草》,穷《内经》,熟《金匮》、《伤寒》者,出而挽救其弊,全民命乎?其害总由于习医者,皆贫苦不学之人,专以此求衣食,故只记数方,遂以之治天下之病,不复更求他法,故其祸遂至于此也!
卷下 古今
考试医学论
医学人命所关,故《周礼》医师之属,掌于冢宰,岁终必稽其事而制其食。至宋神宗时,设内外医学,置教授及诸生,皆分科考察升补。元亦仿而行之。其考试之文,皆有程序,未知当时得人何如?然其慎重医道之意,未尝异也。故当时立方治病,犹有法度。后世医者,大概皆读书不就,商贾无资,不得已而为衣食之计。或偶涉猎肆中,剿袭医书,或托名近地时医门下。始则欲以欺人,久之亦自以医术不过如此。其误相仍,其害无尽,岐黄之精义几绝矣!若欲斟酌古今考试之法,必访求世之实有师承,学问渊博,品行端方之医。如宋之教授,令其严考诸医,取其许挂牌行道。既行之后,亦复每月严课,或有学问荒疏,治法廖误者,小则撤牌读书,大则饬使改业。教授以上,亦如《周礼》医师之有等。其有学问出众,治效神妙者,候补教授。其考试之法,分为六科。曰针灸,曰大方,曰妇科,曰幼科兼痘科,曰眼科,曰外科。其能诸科皆通者,曰全科。通一二科者,曰兼科。通一科者,曰专科。其试题之体有三:一曰论题,出《灵枢》、《素问》,发明经络脏腑、五运六气、寒热虚实、补泻逆从之理。二曰解题,出《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考订药性,病变制方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日治病之验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之意。如此考察,自然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乎古法,学有渊源,而师承不绝矣。岂可听涉猎杜撰,全无根柢之人,以人命为儿戏乎!
卷下 古今
医非人人可学论
译医术有高有低,彼此不齐,这是不能勉强改变的。但如果确实能够用尽智慧和谋略,做事小心谨慎,即使〔原文“犹不人”疑误〕,也不至于轻率害人。如果再加上千方百计的欺诈伪饰,造成的危害就无穷无尽了。有的创立奇特的方剂来取得不寻常的效果;有的使用偏僻少见的药物来迷惑众人;有的使用人参、鹿茸等补益而温热的药物,来讨好富贵之人;有的假托神仙、佛家的方剂,来欺骗愚昧粗鲁的人;有的发表高深空谈和怪诞言论,以惊动世人、窃取名声;有的伪造经典、编造虚假说法,欺瞒世人、惊骇世俗;有的明明知道这种病很容易诊察,却故意把它说成另一种病,以显示自己的奇异。例如冬月患伤寒,却硬要在伤寒方中加入香薷,病好了就说这是暑病;却不知道香薷只是他用来迷惑人的手段。例如本来属于热证,却硬要在凉药中加入干姜,病好了就说这是真寒证;却不知道他所用的干姜,原来已经炮制浸泡过一百次,早已没有药味了。在外科方面,他们多使用现成的药物,更加难以辨别其真实用意,而存心也尤其险恶。先把疮疡弄得极大,使人惊慌,然后再给以治疗;甚至有的只会使它发作,却不能使它收敛,最终导致患者死亡。又有的人偶然得到一个方剂,或者是五灰膏,或者是三品一条枪的药灰,完全不顾患者极其痛苦,便一概使用,使患者哀号得像要死去一样,自己却全无怜悯之心。这类人不过是想欺骗别人、谋取利益;即使略知一二,也会被私欲淹没,怎么能够取得疗效呢?所以医生能够端正自己的心术,即使学问不足,也还不至于害人。何况如果能够虚心而努力学习,学问就会日益进步;学问日益进步,就会每次治病都能痊愈,声望也日益提高,自然求医的人会增多,利益也会随之而来。如果一心只想着谋利,那么名声和利益最终会两头落空;医生何苦舍弃这条正路而去走那条邪路呢?下卷 古今 论医学的渊源 最古老的医学著作是《内经》,所以医学的祖师就是岐伯和黄帝。然而《本草》起源于神农,那就又在黄帝〔原文“这”疑为“之”〕之前了。由此可知,医学的起源,是从药物开始的。到了黄帝时期,才讲明经络脏腑的根源、内伤与外感的区别,以及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大小、奇偶等组方制度,阐明了运用药物的道理。医学从此大体完备。不过,这部书多讲人体脏腑的形态、七情六淫所造成的感受,以及针灸等杂治方法,而制定的方剂还比较少。到了伊尹〔原文“伊芳”疑误〕,才有用汤液治疗疾病的方法;但这也是从传闻中得来,没有成书可以考证。到了扁鹊、仓公〔原文“刻苦鹊”疑为“扁鹊”〕时期,汤药的运用逐渐广泛。张仲景先生出现以后,对于杂病和伤寒,专门用方剂药物来治疗,于是成为千古以来运用方剂的祖师。而他的方剂也都本于神农、黄帝的精义,都是从历代相传的方剂中继承而来,张仲景不过是把它们汇集整理而成罢了。从此以后,医生重视方剂和药物,对于天地阴阳、经络脏腑的道理,以及针灸等杂术,往往不再认真考究。治疗疾病的方法也从此发生了变化。唐、宋以后,这种趋势更加严重;到了元代刘河间、张洁古等人出现,他们没有不重视《内经》学说的,凡是论述疾病,必先讲经文,然后采取各家的说法,接着附上治疗方法,看起来似乎领会了经旨。然而这些人都不是通晓儒学的学者,不能深刻贯通经文的意义;对于张仲景制定方剂的意义,也不能深入考察其源流。所以他们的学说不是只停留在表面影响,就是支离杂乱,各自任意偏执,而不能归于中正之道。其中偏颇驳杂得最严重的,是李东垣;他只把温暖、燥烈脾胃作为主旨,所用方剂也完全没有法度。由于当时没有真正的学问,只会窃取虚名,所以他的学说流传至今仍没有断绝。到了明代的薛立斋,学说尤其浮泛荒谬,就像圣贤之学变成了腐朽的时文一样,却何尝不说自己是通晓经典、学习古法的人呢?然而把这种学说用于治理天下,果真能够达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境界吗?既然不知道神农、黄帝的精义,就不明白药性以及脏腑经络的根源;又不知道张仲景制定方剂的法度,就不能审察疾病的变化和施治的方法。他们只会说:某种疾病就用某个方剂,如果没有效果,就改用另一个方剂。更有一种方剂连续服用二三十剂,任由病情拖延,最终使患者自己慢慢痊愈的。胸中毫无把握,只把简单易行为主。从此以后,流弊一天比一天严重,冤枉死亡的人遍布道路。哪里能够有既参究《本草》、穷究《内经》,又熟读《金匮》《伤寒》的人出来挽救这种弊端,保全天下人的性命呢?这种危害总是由于学医的人,大多是贫苦而不学习的人,只想靠行医谋求衣食;所以他们只记住几首方剂,就用它们来治疗天下所有疾病,不再寻求其他方法,祸害于是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下卷 古今 论考核医学 医学关系到人的性命,所以《周礼》中医师一类的官职归冢宰掌管,每年年终一定考核他们的事务,并据此制定俸禄。到了宋神宗时期,设置内医学和外医学,设立教授和学生,全部分科考核,按成绩升迁补缺。元代也仿照这种制度实行。他们考试所用的文章都有固定程序,只是不知道当时选拔出来的人才究竟如何。然而,他们慎重对待医道的用意,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当时制定方剂、治疗疾病,仍然有一定的法度。后世的医生,大多是读书没有成就、经商又没有资本的人,不得已才把行医作为谋求衣食的办法。有的偶尔在书铺中翻阅医书,抄袭医书内容;有的托名说是拜在附近名医的门下。开始时只是想用这些手段欺骗人,时间久了,连自己也认为医术不过如此。他们的错误相互沿袭,造成的危害无穷无尽,岐伯、黄帝医道的精义几乎断绝了!如果想要斟酌古今考核医生的方法,就必须访求世上确实有师承、学问渊博、品行端正的医生。如同宋代设置教授,让他们严格考核各位医生,选取合格者发给行医挂牌,使其行医。挂牌行医以后,也仍然每月严格考核;如果有人学问荒疏、治疗方法错误,小则撤掉行医牌照,令其读书,大则告诫其改行。教授以上的医官,也应当像《周礼》中的医师一样分有等级。其中学问出众、治疗效果神妙的人,可以候补教授。考试的方法分为六科。分别是针灸科、大方科、妇科、幼科兼痘科、眼科和外科。六科都能通晓的,称为全科。通晓其中一两科的,称为兼科。只通晓一科的,称为专科。考试题目的体裁有三种:第一种是论题,题目出自《灵枢》《素问》,要求阐明经络脏腑、五运六气、寒热虚实,以及补泻逆从的道理。第二种是解题,题目出自《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考查药性,以及根据病变制定方剂的方法。第三种是医案,要求叙述平日治病是否有效,以及为什么使用这个方剂、治疗这种疾病。这样考核,自然能够使言论必定本于圣贤经典,治疗必定遵循古法,学问有源流,师承也不会断绝。怎么可以任凭那些只涉猎一点、胡乱杜撰、完全没有根基的人,把人的性命当作儿戏呢!下卷 古今 论并非人人都可以学医
今之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及食计耳。孰知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也。黄帝、神农、越人、仲景之书,文词古奥,披罗广远,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凡病情之传变,在于顷刻,真伪一时难辨,一或执滞,生死立判,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也;病名以千计,病证以万计,脏腑经络,内服外治,方药之书,数年不能竟其说,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也。又《内经》以后,支分派别,人自为师,不无偏驳;更有怪僻之论,鄙俚之说,纷陈错立,淆惑百端,一或误信,终身不返,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又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若今之学医者,与前数端,事事相反。以通儒毕世不能工之事,乃以无文理之人,欲顷刻而能之。宜道之所以日丧,而枉死者遍天下也。
卷下 古今
名医不可为论
为医固难,而为名医尤难。何则?名医者,声价甚高,敦请不易,即使有力可延,又恐往而不遇。即或可遇,其居必非近地,不能旦夕可至。故病家凡属轻小之疾,不即延治;必病势危笃,近医束手,举家以为危,然后求之,夫病势而人人以为危,则真危矣。又其病必迁延日久,屡易医家,广试药石,一误再误,病情数变,已成坏证。为名医者,岂真有起死回生之术哉?病家不明此理,以为如此大名,必有回天之力,若亦如他医之束手,亦何以异于人哉?于是望之甚切,责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权者,则当之者难为情矣。若此病断然必死,则明示以不治之故,定之死期,飘然而去,犹可免责。倘此症万死之中,犹有生机一线,若用轻剂以塞责,致病患万无生理,则于心不安;若用重剂以背城一战,万一有变,则谤议蜂起,前人误治之责,尽归一人。虽当定方之时,未尝不明白言之。然人情总以成败为是非,既含我之药而死,其咎不容诿矣。又或大病瘥后,无气虚而余邪尚伏,善后之图,尤宜深讲。病家不知,失于调理,愈后复发,仍有归咎于医之未善者,此类甚多。故名医之治病,较之常医倍难也。知其难,则医者固宜慎之又慎;而病家及旁观之人,亦宜曲谅也。然世又有获虚名之时医,到处误人;而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亦命也。有杀人之实,无杀人之名,此必其人别有巧术以致之,不在常情之内矣。
卷下 古今
邪说陷溺论
古圣相传之说,揆之于情有至理,验之于疾有奇效。然天下之人,反甚疑焉。而独于无稽之谈,义所难通,害又立见者,人人奉以为典训,守之不敢失者,何也?其所由来久矣。时医之言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嗟乎!天地之风寒暑湿燥火犹是也,生人七情六欲犹是也,而何以古人用之则生,今人用之则死?不知古人之以某方治某病者,先审其病之确然,然后以其方治之。若今人之所谓某病,非古人之所谓某病也。如风火杂感,症类伤寒,实非伤寒也。乃亦以大剂桂枝汤汗之,重者吐血狂躁,轻者身热闷乱,于是罪及仲景,以为桂枝汤不可用。不自咎其辨病之不的,而咎古方之误人,岂不谬乎?所谓无稽之邪说,如深秋不可用白虎。白虎乃伤寒阳胆之药,伤寒皆在冬至以后,尚且用之,何以深秋已不可用?又谓痢疾血症,皆无止法。夫痢血之病,属实邪有瘀者,诚不可以遽止;至于滑脱空竭,非止不为功,但不可塞其火邪耳?又谓饿不死之伤寒,吃不死之痢疾。夫《伤寒论》中,以能食不能食,验中寒、中风之别,其中以食不食辨证之法,不一而足。况邪方退,非扶其胃气,则病变必多。宿食欲行,非新谷入胃,则肠中之气,必不下达。但不可过用耳。执饿不死之说,而伤寒之禁其食,而饿死者多矣!胃痢疾为吃不杀者,乃指人之患痢非噤口,而能食者,则其胃气尚强,其病不死,故云。然非谓痢疾之人,无物不可食。执吃不杀之说,而痢疾之过食而死者多矣!此皆无稽之谈,不可枚举。又有近理之说,而谬解之者,亦足为害。故凡读书议论,必审其所以然之故,而更精思历试,方不为邪说所误。故圣人深恶夫道听涂说之人也。
卷下 古今
涉猎医书误人论
译现在学习医术的人,大多无聊至极,只是把这个行业当作谋求衣食的办法罢了。谁知道医道,是古代圣人用来泄露天地的奥秘、夺取造化的权柄,以挽救人死亡的方法。其中的道理精微玄妙、深入神明,不是聪明敏锐、明达睿智的人不能学习。黄帝、神农、越人、张仲景的著作,文辞古奥,内容广博深远,不是学问渊博、通达事理的人不能学习;凡是病情的传变,往往发生在顷刻之间,真证和假证一时难以辨别;一旦固执拘泥,生死立刻就会判定,不是胸襟虚灵、能够随机应变的人不能学习。疾病名称多达千种,病证多达万种;脏腑经络、内服外治以及方剂药物的著作,几年也不能把它们全部讲完,不是勤奋读书、善于记诵的人不能学习。而且《内经》以后,学术分支流派各不相同,人人自立门户,不能没有偏颇驳杂之处;更有怪僻的议论、鄙俗的说法,纷纷陈列、错杂并立,造成种种混淆迷惑;一旦错误相信,终身都不能回头,不是具有精确鉴别力和确切见识的人不能学习。所以从事这一道的人,必须具备超过常人的资质和通达事理的见识;还要能够摒除世俗事务,专心学习数年,更得到老师的传授,这样才可以同古代圣人的心意暗中相通、默契相合。如果看现在学习医术的人,却同前面所说的几方面件件相反。把通晓儒学的人终身也不能精通的事情,竟想让没有文理修养的人在顷刻之间学会。医道之所以日益丧失,冤枉死亡的人遍布天下,也就不奇怪了。下卷 古今 论不应成为名医 做医生本来就难,成为名医尤其困难。为什么呢?名医的声望和身价都很高,不容易诚恳地请来;即使有能力延请,又怕去了也遇不到他。即使有时能够遇到,他居住的地方也一定不在附近,不可能早晚随时赶到。所以病家对于凡是轻微的小病,往往不立即请他治疗;一定要等病势危重,附近的医生束手无策,全家都认为危险了,才去求请名医。病势到了人人都认为危险的程度,就是真的危险了。而且这种疾病一定已经拖延很久,反复更换医生,广泛试用各种药物,一错再错,病情多次变化,已经成为难治的坏证。做名医的人,难道真的有起死回生的医术吗?病家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名声如此之大,必定有扭转天命的力量;如果他也像其他医生一样束手无策,那又凭什么不同于普通医生呢?于是对他的期望非常迫切,对他的责备也非常严厉。如果真能掌握人的生死权柄,那么承担这种责任的人就很难办了。如果这种病确实必死,就明确说明不能治疗的原因,确定死亡日期,然后飘然离去,这样还可以免除责任。假如这种病在万死之中仍有一线生机,却用轻缓的药剂敷衍塞责,导致病人完全没有生存的可能,自己心里也会不安;如果使用峻烈的药剂背水一战,万一发生变化,诽谤和议论就会蜂拥而起,前任医生误治的责任全都归到一个人身上。虽然在确定方剂的时候,医生也未曾不把这些情况明确说明。然而人情总是把成败当作是非,既然服用了我的药而死亡,这个罪责就无法推卸了。又有大病痊愈以后,元气虚弱而余邪仍然潜伏的情况,病后的善后调理尤其应当深入讲究。病家不了解这一点,调理失当,病愈后又复发,仍然把责任归咎于医生治疗不善,这种情况很多。所以名医治病,比普通医生更加困难。知道其中的困难,医生固然应当更加谨慎;病家以及旁观的人,也应当设身处地地谅解。然而世上又有一些徒获虚名的当代医生,到处误人;病家反而说:这个人来治也没有治好,这也是命啊。实际上有杀人的行为,却没有杀人的名声;这一定是此人另有巧妙手段造成的,已经不属于常情了。下卷 古今 论邪说使人沉溺 古代圣贤相传的学说,用人情事理来衡量确实有深刻的道理,用来验证疾病也有奇异的疗效。然而天下人反而对此非常怀疑。唯独对于那些没有根据、道理难以讲通、危害又立刻可见的说法,人人却奉为准则训诫,谨守而不敢违背,这是什么原因呢?这种风气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当今医生常说:古代的方剂不能治疗今天的疾病。唉!天地间的风、寒、暑、湿、燥、火仍然是这些,人的七情六欲仍然是这些,为什么古人使用古方就能使人活下来,今人使用却会使人死亡呢?他们不知道,古人用某个方剂治疗某种疾病,是先审察并确定病情,然后才用这个方剂治疗。如今人们所谓的某种疾病,并不一定就是古人所谓的某种疾病。例如风邪、火邪交杂感受,症状类似伤寒,实际上并不是伤寒。却仍然用大剂量桂枝汤发汗,病情严重的吐血、狂躁,病情较轻的身体发热、烦闷紊乱,于是把责任归咎于张仲景,认为桂枝汤不能使用。不责怪自己辨别疾病不准确,反而责怪古方误人,难道不是荒谬吗?所谓没有根据的邪说,例如说深秋不能使用白虎汤。白虎汤是治疗伤寒阳明〔原文“阳胆”疑误〕病的药,伤寒都发生在冬至以后,尚且可以使用它,为什么深秋就已经不能使用了呢?又有人说,痢疾、血证都没有可以止住的方法。痢疾下血,如果属于实邪而且有瘀血,确实不能立即止住;至于滑脱、虚空、耗竭的情况,如果不止血就不能奏效,只是不能用止法闭塞火邪罢了。又有人说,伤寒病即使挨饿也不会死,痢疾病即使吃东西也不会死。《伤寒论》中,是通过能不能进食来验证中寒与中风的区别;其中根据能不能吃东西来辨证的方法,不止一种。何况邪气将要退去时,如果不扶助胃气,病情必然会发生更多变化。宿食想要运行排出,如果没有新的谷食进入胃中,肠中的气就一定不能向下通达。只是不能过量食用罢了。拘泥于“饿不死”的说法,在伤寒病时禁止患者进食,结果饿死的人反而很多!所谓痢疾病吃东西不会死,是指患痢疾的人不是噤口不能食,而是能够进食;这说明他的胃气还强,疾病不会导致死亡,所以才这样说。但并不是说患痢疾的人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拘泥于“吃不死”的说法,患痢疾时吃得过多而死的人也很多!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空谈,无法一一列举。又有一些说法本来接近道理,却被人错误解释,同样足以造成危害。所以凡是读书和议论,都必须审察其中所以然的原因,再精心思考、反复验证,这样才不会被邪说误导。所以圣人非常厌恶那些把道听来的话当作途中的传说、随意传播的人。下卷 古今 论涉猎医书会误人
人之死,误于医家者,十之三;误于病家者,十之三;误于旁人涉独医者,亦十之三;盖医之为道,乃通天彻地之学,必全体明,而后可以治一病。若全体不明,而偶得一知半解,举以试人,轻浅之病,或能得效;至于重大疑难之症,亦以一偏之见,妄议用药,一或有误,生死立判矣。间或偶然幸中,自以为如此大病,犹能见功,益复自信,以后不拘何病,辄妄加议论至杀人之后,犹以为病自不治,非我之过,于是终身害人而不悔矣,然病家往往多信之者,则有故焉。盖病家皆不知医之人,而医者写方即去,见有稍知医理者,议论凿凿,又关切异常,情面甚重,自然听信。谁知彼乃偶然翻阅及道听途说之谈,彼亦未尝审度,从我之说,病者如何究竟,而病家已从之矣。又有文人墨客及富贵之人,文理本优,偶尔检点医书,自以为已有心得。旁人因其平日稍有学问品望,倍加信从;而世之医人,因自己全无根柢,辨难反出其下,于是深加佩服。彼以为某乃名医,尚不如我,遂肆然为人治病,愈则为功,死则无罪。更有执一偏之见,恃其文理之长,更着书立说,贻害后世。此等之人,不可胜数。嗟乎!古之为医者,皆有师承;而又无病不讲,无方不通,一有邪说异论,则引经据典以折之,又能实有把持,所治必中,故余人不得而矣其末议。今之医者,皆全无本领,一书不读,故涉猎医书之人,反出而临乎其上,致病家亦鄙薄医者,而反信夫涉猎之人,以致害人如此。此其咎全在医中之无人,故人人得而操其长短也。然涉猎之人,久而自信益真,始误他人,继误骨肉,终则自误其身。我见甚多,不可不深省也。
卷下 古今
病家论
天下之病,误于医家者固多,误于病家者尤多。医家而,易良医可也;病家而误,其弊不可胜穷。遥不问医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其误一也;有以耳为目,闻人誉某医即信为真,不考其实,其误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务取其便,又虑别延他人,觉情面有亏,而其人又叨任不辞,希图酬谢,古人所谓以性命当人情,其误三也;有远方邪人假称名医,高谈阔论,欺骗愚人,遂不复详察,信其欺妄,其误四也;有因至亲密友或势位之人,荐引一人,情分难却,勉强延请,其误五也;更有病家戚友,偶阅医书,自以为医书颇通,每见立方,必妄生议论,私改药味,善则归己,过则归人,或各荐一医互相毁谤,遂成党援,甚者各立门户,如不人己,反幸灾乐祸,以期必胜,罔顾病者之死生,其误七也;又或病势方转,未收全功,病者正疑见效太迟,忽而谗言蜂起,中道更改,又换他医,遂至危笃,反咎前人,其误八也;又有病变不常,朝当桂附,暮当芩连;又有纯虚之体,其证反宜用硝、黄;大实之人,其证反宜用参、术。病家不知,以为怪僻,不从其说,反信庸医,其误九也;又有吝惜钱财,惟贱是取,况名医皆自作主张,不肯从我,反不若某某等和易近人,柔顺受商,酬谢可略。扁鹊云:轻身重财不治。其误十也。此犹其大端耳。其中更有用参、附则喜,用攻剂则惧;服参、附而死则委之命,服攻伐而死则咎在医,使医者不敢过症用药。更有制药不如法,煎药不合度,服药非其时,更或饮食起居,寒暖劳逸,喜怒语言,不进不节,难以枚举。
小病无害,若大病则有一不合,皆足以伤生。然则为病家者当何如?在谨择名医而信任之。
如人君之用宰相,择贤相而专任之,其理一也。然则择贤之法若何?曰:必择其人品端方,心术纯正,又询其学有根柢,术有渊源,历考所治,果能十全八九,而后延请施治。然医各有所长,或今所患非其所长,则又有误。必细听其所论,切中病情,和平正大;又用药必能命中,然后托之。所谓命中者,其立方之时,先论定此方所以然之故,服药之后如何效验;或云必得几剂而后有效,其言无一不验,此所谓命中也。如此试医,思过半矣。若其人本无足取,而其说又怪僻不经,或游移恍惚;用药之后,与其所言全不相应,则即当另觅名家,不得以性命轻试。此则择医之法也。
卷下 古今
医者误人无罪论
人命所关亦大矣。凡害人之命者,无不立有报应。乃今之为名医者,既无学问,又无师兼以心术不正,欺世盗名,害人无算,宜有天罚,以彰其罪。然往往寿考富浓,子孙繁昌,全无殃咎,我殆甚不解焉。以后日与病者相周旋,而后知人之误药而死,半由于天命,半由于病家,医者不过根据违顺命以成其死,并非造谋之人。故杀人之罪,医者不受也。何以言之?夫医之妨否,有一定之高下。而病家则于医之良者,彼偏不信;医之劣者,反信而不疑。
译人的死亡,因医生误治的,大约十分之三;因病家自己处理不当的,大约十分之三;因旁人涉猎医书、擅自干预治疗的,也大约十分之三;医道是通达天地的学问,必须对整体道理都明白,然后才可以治疗一种疾病。如果整体道理并不明白,只是偶然得到一点一知半解的知识,就拿来给人试用,那么病情轻浅的,或许能够取得疗效;至于重大疑难的病证,也凭着片面见解妄自议论用药,一旦发生错误,生死立刻就会判定。偶尔侥幸猜中一次,便自以为这样严重的疾病尚且能够见效,于是更加相信自己;以后不论什么疾病,都随意妄加议论,直到害死病人之后,仍然认为是疾病本来就无法治疗,不是自己的过错。这样一来,终身害人而不悔改。然而病家往往有很多人相信他,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病家都是不懂医术的人,而医生写完方子就离开;他们看见有人稍微懂些医理,议论起来头头是道,又显得异常关切,情面上的分量很重,自然就会听信。谁知道那个人不过是偶然翻阅过医书,或听来一些道听途说的话,他自己也从未认真审察,只是顺着我的说法议论病情究竟如何,而病家已经听从他了。又有文人墨客和富贵之人,本来文理修养较好,偶尔翻检医书,便自以为已经有所心得。旁人因为他们平日略有学问和声望,便更加信服跟从;而世上的医生因为自己完全没有根基,辨析疑难反而不如他们,于是对他们更加佩服。那人认为某位名医尚且不如自己,于是放肆地替人治病;治好了就算自己的功劳,治死了也不承担罪责。更有一些人执着于片面的见解,倚仗自己的文理长处,进一步著书立说,贻害后世。这样的人数不胜数。唉!古代做医生的人,都有师承;而且没有一种疾病不讲解,没有一种方剂不通晓;一旦出现邪说异论,就引用经典、依据典籍加以驳斥,又确实有把握,所治疗的病一定会见效,所以其他人就不能〔原文“不得而矣其末议”疑误〕妄加评论。如今的医生全都没有真正的本领,一本医书也不读,所以涉猎过医书的人反而出来凌驾于他们之上,导致病家也鄙视医生,反而相信那些涉猎医书的人,以至于造成这样的危害。这件事的过错全在于医生中没有真正的人才,所以人人都可以评论医术的长短。然而涉猎医书的人,时间久了,对自己的见解越发深信不疑,开始时误导别人,接着误导亲属,最后连自己也误害了。我见过这种情况很多,不可不深刻反省。下卷 古今 论病家 天下人的疾病,因医生误治而受到贻误的固然很多,因病家自己处理不当而受到贻误的更多。如果是医生误治,还可以更换良医;如果是病家自己判断错误,造成的弊害就无穷无尽了。既不询问医生医术的高低,就请来给自己治病,这是第一种错误。有的人把耳朵当作眼睛,听见别人称赞某个医生,就相信他确实高明,却不考察实际情况,这是第二种错误。有的人因为平日与某位医生熟悉,为了图方便,又担心另请别人会使情面上过不去;而那位医生又厚着脸皮承担下来,不肯推辞,希望得到酬谢。古人所说的把性命当作人情,就是第三种错误。有远方来的邪僻之人假称名医,高谈阔论,欺骗愚昧的人,于是不再详细考察,反而相信他的欺骗妄言,这是第四种错误。有的人因为至亲密友或有权势地位的人推荐某位医生,碍于情面难以推辞,只好勉强请来,这是第五种错误。更有病家的亲戚朋友偶然翻阅医书,自以为很通晓医理,每当看见医生开方,就必然妄加议论,私自改动药味;治好了就归功于自己,出了差错就归罪于别人。或者各自推荐一个医生,彼此互相诋毁,于是结成党援;更严重的各自另立门户,不能容忍对方胜过自己,反而幸灾乐祸,希望一定取胜,完全不顾病人的生死,这是第七种错误。又有病势正要转好、尚未完全取得疗效时,病人正怀疑见效太慢,忽然谗言四起,中途更换治疗,又换另一位医生,最终病情危重,反而责怪前一位医生,这是第八种错误。又有病情变化无常,早晨应当用桂枝、附子,晚上却应当用黄芩、黄连;又有纯属虚弱的体质,病证反而适宜使用芒硝、大黄;有实邪很盛的人,病证反而适宜使用人参、白术。病家不了解这些情况,认为治疗方法怪僻,不听从医生的说法,反而相信庸医,这是第九种错误。又有人吝惜钱财,只选择价钱便宜的医生;何况名医都自作主张,不肯顺从自己,反而觉得不如某某医生等人平易近人、柔顺听从商量,酬谢也可以少一些。扁鹊说:把身体看得轻、把钱财看得重的人,不能治疗。这是第十种错误。这还只是其中较大的方面罢了。其中更有喜欢使用人参、附子等补益药,一听到使用攻伐药就害怕的人;服用人参、附子而死亡,就把责任推给命运;服用攻伐药而死亡,就责怪医生,使医生不敢根据病证使用药物。更有制药不合乎法度,煎药不符合分量和火候,服药不合适宜的时间;甚至在饮食起居、寒暖劳逸、喜怒言语等方面,也有不适当、不节制的地方,难以一一列举。小病这样做没有大碍,若是大病,只要有一处不合适,就足以损伤生命。那么,作为病家应当怎么办呢?在于谨慎选择名医,并且信任他。就像君主任用宰相,选择贤能的宰相后专门委任他一样,道理是相同的。那么,选择贤能医生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定要选择人品端正、心术纯正的人,又要询问他的学问是否有根基、医术是否有源流;考察他历来治疗的效果,确实能达到十次中八九次有效,然后才请他来治疗。然而每个医生各有所长,如果当前所患的病不是他的专长,就又会造成错误。一定要仔细听他所说的话,看是否切合病情,是否平和、正大;用药也一定要能够准确切中病情,然后才把病托付给他。所谓准确切中病情,是指医生在制定方剂时,先说明制定这个方剂的原因,以及服药以后将会出现怎样的疗效;或者说一定要服用几剂以后才会见效;他说的每一项都能应验,这就叫准确切中病情。这样考察医生,选择合适的人就已经完成大半了。如果这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说法又怪僻荒诞,或者模棱两可、游移不定;用药以后,实际情况同他所说的完全不相应,就应当立即另找名医,不能拿性命轻率地试验。这就是选择医生的方法。下卷 古今 论医生误人是否有罪 人的性命所关系的事情实在重大。凡是害人性命的人,没有不受到报应的。如今那些以名医自居的人,既没有学问,又没有师承,加上心术不正,欺骗世人、窃取名声,害死的人数也数不清,按理应当受到上天的惩罚,以彰明他们的罪行。然而他们往往长寿、富厚,子孙繁盛昌达,完全没有遭受祸殃,我实在非常不理解。后来我日久与病人周旋,才知道人因误服药物而死,一半由于天命,一半由于病家;医生不过是顺从或违背天命而促成了他的死亡,并不是最初谋划害人的人。所以,杀人的罪责并不由医生承担。为什么这样说呢?医生医术的优劣,有一定的高下差别。但病家对于医术良好的医生,偏偏不相信;对于医术低劣的医生,反而相信而毫不怀疑。
言补益者以为良医,言攻散者以为庸医;言温热者以为有益,言清凉者以为伤生。或旁人互生议论,或病患自改方药,而医者欲其术之行,势必曲从病家之意。病家深喜其如顺,偶然或愈,医者自矜其功;如其或死,医者不任其咎。病家亦自作主张,隐讳其非,不复咎及医人。故医者之曲从病家,乃邀攻避罪之良法也。既死之后,闻者亦相传,以为某人之病,因误服某人之药而死,宜以为戒矣。及至自己得病,亦复如此。更有平昔最佩服之良医,忽然自生疾病,反信平日所最鄙薄之庸医而伤其生者,是必有鬼神使之,此乃所谓命也。盖人生死有定数,若必待人之老而自死,则天下皆寿考之人而命无权,故必生疾病,使之不以寿而死。然疾病之轻重不齐,或其人善自保护,则六淫七情之所感甚轻。命本当死,而病浅不能令其死,则命又无权,于是天生此等之医,分布于天下。凡当死者,少得微疾,医者必能令其轻者重,重者死。而命之权于是独重,则医之杀人,乃隐然奉天之令,以行其罚,不但无罪,且有微功,故无报也。惟世又有立心诈欺,卖弄聪明,造捏假药,以欺吓人,而取其财者,此乃有心之恶,与前所论之人不同。其祸无不立至,我见亦多矣。愿天下之人细思之,真凿凿可征,非狂谈也。
译说补益的人,就认为是良医;说攻伐、疏散的人,就认为是庸医;说温热的人,就认为对身体有益;说清凉的人,就认为会损伤生命。有时旁人在旁边互相议论,有时病人自己改动方剂和药物;医生想让自己的医术得到施行,势必只好曲意顺从病家的意思。病家很喜欢他这样顺从自己,偶然治好了,医生就自夸功劳;如果病人死了,医生也不承担责任。病家也自作主张,隐瞒自己的错误,不再把责任归咎于医生。所以医生曲意顺从病家,正是邀功避罪的好办法。病人死后,听说此事的人也互相传述,说某人的病是因为误服某人开的药而死,应当把它作为警戒。等到自己患病时,却也还是这样。更有平日最为佩服的良医,忽然自己患病,反而相信平日最鄙视的庸医,因而损伤自己的性命;这一定是鬼神在使他这样,这就是所谓的命运。人的生死有一定的命数,如果一定要等人年老后自然死亡,那么天下就全是长寿的人,而命运也失去了权柄;所以必定会产生疾病,使人不以长寿终老。然而疾病有轻有重、各不相同;有的人善于保护自己,那么受到六淫七情影响的程度就很轻。命中本来应该死去,但病情轻微,不能使他死亡,那么命运就没有了权力。因此,上天才降生了这类医生,把他们分布在天下。凡是命中注定应当死亡的人,即使只患了轻微的疾病,医生也一定能使轻症变重,重症导致死亡。这样一来,命运的权力便全都集中在医生身上;医生杀人,其实是暗中奉行上天的命令,执行上天的惩罚,不但没有罪,反而还有一点功劳,所以也不会受到报应。但世上又有一些人存心行骗,卖弄聪明,捏造假药,用来欺骗恐吓别人,从中骗取钱财;这属于蓄意作恶的人,与前面所说的那类人不同。他们所遭受的祸患无不立即到来,我亲眼见过的也很多。希望天下人仔细想想,这些事情确实都有明确的事实可以验证,并不是狂妄的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