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稗疏卷一

译上经 “括囊”：有底的叫作囊。囊口在中间，两头都有底，就是今天的被袋。其中一头有底的，则是郑司农所说的直囊。六四处在上下两个卦象的中间，像囊口一样；阴柔收缩闭结，所以形成“括囊”的象。“黄裳”：本义说：“黄是中色，裳是下身的服饰。”既然如此，《象传》所说的“美在其中”，是因为黄居中央，难道裳本身就是美吗？衣裳的制度是：上衣覆盖在外，裳的边缘又有黻，佩、带、绅加在其上。这样看来，衣穿在外，裳藏在内，所以说“在中”。黄裳是元端服的下裳，从人君到命士都穿它；至于下士则穿杂色的裳，不能形成文采之美，所以用黄色作为美饰。六五居中位而以纯阴居之，不夹杂其他，所以说这是“在中”的美。“磐桓”：磐是平整的大石；桓是竖立两根木头并交叉贯穿。公圭脊上的双纹与此相似，《檀弓》所说的桓楹就是这种东西。一个阳爻处在下方，坚固地竖立来承载群阴，上承九五，所以有磐石、桓木般安定正固、建立不移的象。旧说认为这是犹豫不前的象，不对。俗语有“盘还”一词，“还”本音为旋，俗讹读作环；“桓”音完，音义各不相同。震体主动，而屯卦不安宁，不可能是任意盘旋游荡之象，这在义理上说不通。“乘马班如”：班是排列。马彼此分开而鸣叫，叫作班。《春秋传》有“班马之声”，既然彼此分开，就不是一匹马，也不是并驾同行的马。所以“乘”应读作“剩”，指四匹马。一乘之马彼此分开而行，便有停驾的象，所以又说“邅如”。卦中有四个阴爻，像四匹马：有的跟随初爻，有的跟随五爻，上下方向不同。因此九二、六四、上六都说“班马”。“蒙”：蔓草覆盖在草木上面叫作蒙。《诗经》说“葛生蒙楚”，《尔雅》说“蒙，玉女”。玉女就是女萝。女萝附着在草上并覆盖其上，所以有“蒙”的名称。柔弱的蔓藤向上伸展，必定有所依附；童子幼稚昧惑，也必须依附先生才能坚强自立，所以说“童蒙”。本卦阳在下、蒙蔽于阴之上，以至于忘却险难，因此取此象。旧解释没有说明白。“不利为寇”：举兵攻打别人叫作寇。寇不是盗贼的意思。《尚书》说“寇贼”，是指前来侵犯的盗贼。孟子说“齐寇”“越寇”，都是敌国。若指盗贼，难道要等到蒙卦上九才说不利吗？“云上于天”：《易》取象，必定是天地之间确实存在这种现象。所以水不能上加于天，而需卦的坎称为云。所谓天，从地面以上都叫天。因此云与泽都能上升，泽上升便成为雨。火能出现在其上，是因为光照耀于空中。雷从地上发出并在空中震响，声音才会壮大。至于山，则说“天在山中”，因为山中的空处就是天。如果说“天与水违行”，是按照经文中的天来说的：星辰之天向左旋转，而水和石头流行归入大海，所以说违行。这些都不是自然现象之外的象。假如不是自然之象，而是世俗盲目卜人画卦改卦、附会卦影，画兽头人身、男子戴冠、妇女着袂来惑乱世人、欺骗百姓，那岂是圣人建立诚信的言辞吗？“不速之客”：是不必催促的客人，也就是不必催促其等待。自初爻到三爻，都表现为前面有险、迟疑徘徊而不前。在郊外、沙地、泥中，都不是迅速敏捷、疾行而进的象。世俗把宴请客人时早晨再次邀请称为“速”，好像驱使、催促的言辞，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大概是读《易》不仔细而造成的误解。“宿客”的“宿”应当仍作住宿之“宿”。考察《仪礼》，需卦本来是坎在前、乾欲进的象，怎么能说是不召而来的客人呢？四个阴爻属于“速”这一类，只是泛泛而言。六四属于坎体，并不是从外面到来的客人。“鞶带”：带没有叫作鞶的名称；鞶是鞶缨一类的车饰。带是用来系佩囊和蔽膝的。《尚书》说：“车服用来表彰功劳，车的等级按照服饰来区别。”所以再受命时赐给服饰，并不说赐给车；说赐服饰，车也包括在其中。《象传》只说“受服”，就是这个原因。“否臧”：否，马融、郑玄、王弼、王肃都读作方有反。韩康伯读成否泰之“否”，在义理上说不通。否是不然、不可的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规律认为不能善美，就一定会滥用武力而导致失败。晁氏说，先儒多把它读成“不”或“不”，知道“不”本来就有“否”的读音。“左次”：兵法说，前军左低，后军右高。高处在后面，凭借险要来结营；低处在前面，驰骋于旷野而趋利。前军左方不前进，后军右方也都停止。经文不说“前”而说“左”，是因为军队虽然不进，前军仍必须远出侦察以防敌人；只有左方是屯聚停驻的地方。“不宁方来”：不宁方，是指不安宁的方国，如同《诗经》所说“干不庭方”，不是说尚未如此而将要如此。不宁，就是心志不定。除六二以外，其余各爻都不是九五的正应，所以担心九五不接受自己，后来便怀疑恐惧；但由于与上六相比附，没有谁敢不前来。“自我西郊”：所从来的方向，是“自西郊而来”，即从西面向东。凡是说向东，都是将要不下雨的征兆，谚语所谓“云向东，一场空”。这是因为乾位在西北，阴气虽然向上运行，却被至阳之气驱赶而行，所以不能下雨。若上九重阳，覆盖在上的阴气不能上升，便会再次下降而成为雨。这也象征文王的德业将要向东推进三州，却未能实现，所以说“我”。“何其咎”：旧说把“何”当作语气助词、诘问词；如果说“有什么过错”，就不应说“何其”；如果说“他的过错多么严重”，那么《象传》就不能说“其义吉”。凡说“无咎”，其中已经包含吉；必须先说吉，之后才可以说无咎。吉未必就是无咎，但既说无咎，就不必再说吉，因为无咎便是吉。即使没有吉，也不能被君子视为凶。“何”字本义是担、负，从人从可，指人所能承担的责任，于是担负而行。正音读胡可反，读如“伙”，转读如“贺”。它借作“谁何”的“何”，是人在负载物品后追问那是什么东西；转音为“何者”，是语速急促的声音。俗人专门用“何”表示谁何，又给负荷之“何”加草字头写成荷花之“荷”，这是传写《论语》者的错误，后来相沿不改。像《易经》的“何”以及校勘《诗经》中的“何蓑”，仍应写本字。这里说“何其咎”，是因为《小畜》本来是阳盛之卦，乾德想要运行，却被六四的阴爻阻挡；初九又与六四相应而受到畜止，所以不能说毫无过错。只是初九之德处在潜藏阶段，以回转而不进为正道，独自承担过错，不把它牵累到六二、九五身上，正是善归于君、过归于己的意义，所以说“其义吉”。

译这与姤卦九二“义不及宾”的意义相同。“履虎尾”：通常彖辞都是先明说卦名，后面再接象和占断的话；这里却把“虎尾”连在“履”后面成为一句，所以卦名“履”是省略说法。实际上，“履虎尾”就是本卦名称的意义。履，是踏上想走的道路、把脚安放其上，表示顺利而安定。履卦是忧患之卦，孤阴前进而践履得位的刚爻，只说“履”，辞气平和、意义安稳，并不是本卦的象。必须说“履虎尾”，辞气才危险，意义才险峻。正如“同人于野”必须说“于野”，才能表明不只是二爻与五爻相同，而是五阳都与之相同；“否之匪人”也不是天地上下造成否塞，而是三、四失位，人道不相交，阳爻前往非人的道路，才有这种象；“艮其背”是阳上升而阴得中，并不是有意止息，而是孤阳处在上面，再无可行之地，不得不停止。因此只说“同人”“否”“艮”不足以准确表现卦德，必须和下文合起来，意义才显明。“拔茅茹”：旧说把“拔茅”断为一句，把“茹”连到下面，以“其汇”为一句，在文义上说不通。茅和茹都是草名；茹藘又叫茅搜，今天称为茜草。这种草蔓生，与茅草一同生长，茎坚韧，拔它时不能截断，必定连根和同类一起拔出。泰卦的三个阳爻、否卦的三个阴爻，都是三个相连而形成卦体，中间没有断开，所以有这个象。“茹”读平声，如“如”，不同于茹菜之“茹”读上声、如“汝”。“帝乙归妹”：旧说认为帝乙是纣的父亲，但《本义》说帝乙嫁妹时也占得此爻，后来获得福祉。文王作《周易》，周公系爻辞；商代占筮所用的《归藏》，其象和占断各不相同，怎么能沿袭商代占筮来判断吉凶？何况归妹卦的爻辞也说“帝乙归妹”，又怎么解释？“元亨利贞”一辞，穆姜占得便是凶；帝乙若非其位、非其时，怎么能吉？再考察史书：帝乙的元妃没有儿子，早早去世，所以微子的母亲原是媵妾，元妃死后才代理内主，并生纣而成为嫡子。帝乙的妃子既然早夭且没有生育，帝乙再传一代殷就灭亡，还有什么比这更凶？怎么能说是获得福祉、大吉？殷代天子都以十干为号，称乙的有汤的天乙，还有祖乙、小乙，不只是纣的父亲称乙；因此这里必定是有一位得到贤淑女子、广续后嗣而承受上天福佑的帝乙，显然不是纣的父亲。这里说“归妹”，是阳下降于阴的辞语：二为帝，五为妹，阳返回内卦居中，阴返回外卦居正，是男子前来就女子的象。婚姻礼制到周代才确定。周代以前，男子前往女子家成婚，如今所谓入赘；即使是尊贵的天子，有时也采用这种制度，所以说“归妹”，意思是前往归属于妹，而与渐卦所说的“女归”不同，这是因为卦象如此。王氏说：女子处在尊位，降低身份下嫁六二，这是帝乙之女归往夫家，并不是嫁妹。考证古代制度，必须把时代放回《易》所处的时期，才能发现周代以前的婚姻礼制。周礼确定以后，秦汉更加严格，所以有赘婿谪戍的法令；唐宋以下又逐渐紊乱。如今儿子离开父母而侍奉别人，冒用别人的姓氏，伦理败坏得更厉害了。“苞桑”：苞是枹木。《尔雅》说枹是遒劲的木，树干魁伟。郭璞说：树木丛生，根、枝和节相互盘结，凹凸不平。桑田中的桑树分畦栽种，枝干伸展，虽然属于柔韧之木，但枝条柔弱，仍然容易折断。只有生长在道路中的桑树，主干长满瘿瘤、盘结坚实；如果把风马、逸牛系在它的树干上，就一定不能挣脱。大人处在否塞的时代而巩固根本、自强不息，并得到贤者辅佐，正与此象相似。“匪其彭”：是明白分辨。许慎说：“彭是鼓声。”鼓声用来聚集众人并使其前进。六四处在三个阳爻之上，又接近九五，好像要统率前进，逼近九五这个孤阴；但它是退处之爻，又与离卦同体，越接近君位，志意越谦下，不敢承担号召众人的责任，所以说“不是他的鼓声”，知道分际和义理应当如此。但因此又说“明辨晰也”。“晢”与“晳”字形相近，俗读常常误合为一字。“晳”从析从白，是白的意思；“晢”从折从日，是明的意思，音读为折。“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旧说把“殷”解释为盛，于是把“殷荐”连成一句；不说举行盛大的音乐，却说盛大地荐献，在文义上不妥。郊祀的礼，是以诚心事奉上天，并不以外在文饰为主，没有听说要把它做到极其盛美。后世使用大乐、设置宫县，梁武帝广泛考察礼文后订正并撤改，这才是这种情况。只有大雩使用盛乐，因为阴阳不调而不下雨，所以把音乐做到极盛，以感召和气；这并不是为了崇德，而且雩祭遍祀山川百神，不只是上帝。考察《尧典》，“殷”是中、正中的意思。郊祭在日至之时举行，正是冬气的中点。祭祀祖考也在四仲之月，所以说“殷雷之出地”发生在仲春，也是居中的时令。至于“以配祖考”，旧说认为是以祖考配上帝，也不对。郊祭配享只有祖，不能让考也参与；而且是祖配上帝，不是上帝配祖，应当说“配以祖考，荐之上帝”，不应说“以配祖考”。大概“配”的意思是相合。音乐用来象征德行，所以是象征祖考的德，使其志气感通而相合，因此说“以配”。这类经文都应顺着文句求取解释，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不能屈曲文义去迁就自己的说法，否则什么都能说通了。“王用亨于西山”：文王之所以称王，是周公制定礼制后追尊他为王。文王确实接受了殷王赐予的斧钺，担任西伯来事奉殷，终身安处于诸侯的身份。说文王受命称王，是公羊学派以及董仲舒、何休、蔡邕等人曲意附会的邪说，宋儒已经辨析得很详细了。为什么《本义》在这里又认为是文王？而且周人称文王，必定连同谥号一起称。连谥号称呼，才表明是追尊为王；如果舍去谥号而直称“王”，如《尚书》所说“王若曰”一类，必定是已经君临天下的王。周人从未直接把文王称作王。《本义》又说文王在岐山郊祀，筮得此爻，更是曲解。殷的命运尚未终结时，举行郊祀，曹操、刘裕都不敢做，难道文王反而敢做吗？而且升卦六四的爻辞也这样说，难道文王享祀西山，先筮得随卦，后来又筮得升卦吗？何况君王的大祀是用卜而不用筮，少牢以下才用筮，礼书已有明确规定，怎么能混乱筮法的设置？人人都可以借此决断疑惑，所以说“以前民用”。即使文王偶然享祀时筮得此爻，也不能执着于一件事的吉凶，来概括天下后世尊卑、常变的一般通则。因此这里的象，显然不是用文王个人占筮应验来说明的。

译把西山说成岐山，也不对。文王治理岐地，岐山正在他的封国内，不能说是西山。说“西”，是因为中国的山只有西方最高，这是对拥有天下的王的通称。所谓九五的“西山”处在最高的位置，是指上六。此卦以阳随阴为义，上六处在天位之上，世间没有什么可以与它相当，大概只有鬼神。上六属于阴，山本属地类；九五以阳刚处于中位，委曲心意、竭尽诚意来随从上六，所以形成这样的象。这是在赞美九五的德；对于上六来说，则是处于穷极、无可再随，只能居上而听别人来随从的象，并不纯粹是吉。假如举行祭祀而筮得此爻，也是鬼神不安、不享用祭品的征兆。所以《象传》说：“上穷，义愈显著。” “先甲后甲”（附“先庚后庚”）：郑玄认为，先甲三日是辛，后甲三日是丁，取的是自我更新、反复叮咛的意义，《本义》沿用了这种说法。王弼认为，甲是创制法令，如同汉代的令甲、令乙。孔颖达把两种意义都采用了，但都是为了求得解释而不得不曲取后代的枝节说法来附会。把辛解释为新的说法，出自刘熙《释名》；刘熙的书多迂曲错误，不足采用。辛本来是五味之一，字从革作辛；其字形从“辜”的省形，又有金刚触人而使人疼痛流泪的意思，本来没有自我更新之意。丁之所以解释为丁宁，是因为钲声丁丁宁宁；借它表示反复告诫，是因为钲用来在行阵中警戒众人。只说丁而不说宁，显然不能作为详细勉励、教戒的词语。用歇后语来制作隐语，是俗说中最荒谬的。康成的《易》注完全采用纬书，所以荒诞到这种程度。王氏说创制，比较接近本义，但拿汉代的令甲、令乙来证明，也不对。令甲、令乙是法令卷帙次序的名称，甲只是卷册的开头，和创制有什么关系？汉人以缣帛纸张代替竹简，所以有这种名称，不能用来证明文王的经文；而且又怎样解释巽卦的“先庚后庚”呢？从实际意义说，甲是事情的开始，庚是时势的变化；先，是在事情开始以前告诫；后，是事情发生以后再次申明戒令，都是巽风申命的意思。蛊卦像风刚从山中出来，是事情开始的时候；意思是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先发布命令，事情已经实行后又加以戒告。重巽而处在外卦之中，形成庚日变更、事后谋划的象，所以说庚；庚在时令上属于秋季，是寒暑、生杀、变易的时候。先庚后庚，是说在庚日以前和已经过了庚日以后，都要申明命令，以善始善终。说“三日”，是因为誓戒以三日为期限。意义自然明白，何必搜集琐碎说法，巧为附会呢？至于“八月有凶”，旧说有的把八月解释为遯卦值位的月份，因为康节所传陈抟圆图中遯卦居正西；有的把八月解释为观卦值位的月份，因为魏伯阳《参同契》的卦气说中观卦居酉位。这两种说法都出自纬书。京房的学说以谶纬为宗旨，开始把卦配以月份；黄冠又借此作为丹术，真正从事君子之术的人不屑于谈论它。而且把遯看作临的错卦，把观看作临的综卦，都是依据相反的意义来解释。若以错综相反来谈吉凶，那么泰卦应当说到否卦时凶，屯卦应当说到鼎卦时安定，到了蒙卦时亨通，为什么唯独临卦到了遯、观才凶？临卦六爻都变才成为遯，初、二、五、上四爻变才成为观，彼此相差很远；不是发生大的变化，不会到达那里。彖辞是对静止不变状态的占断，怎么能预先担忧它到了遯、观的月份呢？卦有错综，就像人有生死，难道能在刚出生的时候说到死亡之日会有凶吗？由此足以知道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八月属于兑位，正是西方；八月处于秋季中段，是兑道形成的时候。临卦内卦为兑，从初爻到三爻都是兑体，而使兑卦形成的正是六三的阴爻。初九、九二以阳临阴，虽然属于兑体，却以感应为道，所以都吉；这是因为兑体尚未完成，因而免于凶。到了六三，兑体形成，便成为“甘临”，于是有凶。说“有”，是说因为忧虑它而可以避免；不凶而不忧，反以为甘美，就必然凶。把爻辞联系彖辞、依据卦体来论占，明白而简易；尊崇经文、贬抑纬书，《易》道才会大明。经文被谶纬扰乱，京房、陈抟一流相互承袭，形成这些偏邪的言辞，这类问题不可不赶紧辨正。“灭趾”“灭鼻”“灭耳”的“灭”仍是没，像水淹没物体，使它沉没其中而看不见。剥卦的“灭趾”、噬嗑卦的“灭颐”、大过卦的“过涉灭顶”，都是隐没不见的意思。“屦校”是脚上的刑具，如今徒刑犯所戴的东西；校就像今天的枷。屦校戴在小腿上，从上面看便看不见脚趾；“何校”在颈项上，从下面看便看不见耳朵。“肤”是大块肉，因没有骨头、贪食而形状不整；捧起来啃食时，上面会遮住鼻子。旧说没有说明这一点，反而疑惑为彻底灭绝；如果是那样，噬肤何至于割掉鼻子？涉水过河又何至于砍断头颅呢？“得金矢”：《周礼》说，大司寇用两造、两剂来禁止百姓争讼，缴纳一束箭和三十斤金，然后才受理。这里说的是百姓的诉讼不经过乡、遂、县等地方官，违犯司寇的禁令，直接到司寇处申诉；如同今天越级诉讼处笞五十的律文，并不是所有诉讼都必须缴纳金和箭后才受理。管仲治理齐国时，才下令凡是诉讼者都出金和箭以供军用，于是富人可以任意告发，贫民含冤而不能申理。这是霸国的乱政，不是先王的法制。《本义》引用它来解释此爻，是错误的。而且噬嗑是强行使不相合者相合，初爻和上爻有受刑的象；九四、六五才是理直而得以伸张的人，并不是听讼之人。若《大象》说“明罚敕法”，那是另一层意思。凡是经文中的爻辞，都与彖辞相通，是周公继承文王的意旨；爻辞不与《大象》相通，是因为周公并非预先为孔子作解释。爻辞是对占《易》的人说的，《大象》是对学习《易》的人说的。因此屯卦的“经纶”、蒙卦的“果行育德”，爻辞并没有申说这些意义，显然不能用《大象》来解释爻辞。九四正受到咬合之累，怎么能听取别人的诉讼而接受金和箭？况且幸而得到叫作得，不幸而得到也叫作得；如果是法令本来应该收取的，就不能说是“得”。缴纳三十斤金和一束箭既然是通常的法令，就不应说“得”。难道要因百姓诉讼而庆幸，并以获得这些东西为利吗？从实际情况考察，金矢是以金属作箭头的箭。古代有茀矢、枉矢、杀矢的区别，只有杀矢使用金属箭头，其他有的不用金，类似今天的骨箭头箭。初爻和上爻强行想使不相合者相合，九四刚强而不受其咬合，所以拿箭相向。初爻和上爻用箭射九四，九四得到他们射来的箭，又反过来射他们，所以初爻和上爻得凶，而九四得吉。从卦象来求取意义，意思自然显现，不容杂引曲说来损害经义。

译“七日来复”：旧说认为这是从姤卦而来，经过遯、否、观、剥、坤，直到复卦，共七日。这是根据卦变和卦气来解释。可是卦气见于《参同契》的说法，是一卦配一月，并不是一日配一卦。若说卦变，则是因已经形成的卦有一爻变动，如噬嗑之于颐；或者一爻移易，如损益之于否。没有像姤与复这样相反悬殊，却可以说复卦从姤卦而来。复卦从六二以上本来是纯坤之体，只有初爻得到阳气；所谓来复，是从坤卦来说的。坤卦一变便得到复卦，所以说“四不远复”，“不远”便不是经过七卦。大概七是少阳之数，坤是老阴，乾是老阳，所以乾说“用九”，坤说“用六”，不用七、八之数。到了纯坤而阴气无可再消，于是阳气迅速返回，并以七日起始。说“日”，是指一昼一夜，数到了极点就会反转。意思是阴气积累到六日便必然复返，这是寒暑、阴晴的常态。但不正之气的变化未必如此，所以只有在第七日迅速返回，才是天行的正道，而只有颜子能够看见这一点。那些流连于遯、否、观、剥的，是迷失而不能返回，甚至十年也不能返回的人。卦气之说，沙随程氏斥责它出自纬书，这是正确的；既然如此，又哪里值得相信呢？“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这里说“至日”，是概括冬至以后的一段时间，并不是只在日至那一天闭关就结束；否则商旅和行人姑且停留在旅舍，只不过成了玩笑。省方也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事；吉行五十里，一天往返尚且出不了郊关，怎么能说巡视四方？大概从日至一直到雷从地中出来、惊蛰以后〔古代历法以惊蛰为正月中气〕，才开关允许商旅通行，君主随后才出行巡视四方。冬至以后两个月内，纯阴凝结在上，是复卦的象；这时寒气正盛，百姓应当入室休息，老人慈爱幼者。若任凭商旅贪利奔走，就会触犯寒威而损伤生命，破坏父子兄弟在岁时团聚相亲的乐趣。君主若巡视四方，车辆随从跋涉，官吏百姓迎送等候，踏冰踩雪，怨言就会纷纷产生，都不利于保养孤阳、顺应天行。因此两个月内下令安静居处，以体现复卦的德性。现在的制度从腊月十五日起到正月十五日止，除军国大事必须紧急报告外，一律停止办理，这仍然保留着它的遗意。“曰闲舆卫”：郑玄说：“‘曰’应当作‘日’，本义也随之改变。”考察起来，“曰”“日”二字在隶书中相近，但篆书差别很大。此爻没有每天都闲暇的意义。“舆”就是车，《春秋传》所说的“舆臣台”就是这个意思。“卫”是徒众中跟随出征的人。君主出行有军队跟随，卿出行有旅众跟随，都属于卫。“闲”是熟习其事。“曰”与“爰”相近，含有告诫之意，如《诗经》“岂不曰戒”的“曰”。良马正要奔驰时，再次告诫仆从，要用平素熟习的方式护卫车辆，不使车马倾覆，这才是艰难守正而得吉。“何天之衢”：旧说遇到“何”字都不加解释。如果把它看作赞叹语，就和“天之衢”二字的文义不相通。由此可知，“何”也是负荷之“何”。“负天之衢”，如同《庄子》所说“负云气，背青霄”。经文中的“何”字都读上声。“朵颐”：《本义》说：“朵是下垂，表示想吃东西的样子。”下颔叫作颐，卑贱之人想吃东西，也只是垂涎于颐，颐本身当然不能下垂。而且经文说：“舍尔灵龟，观我朵颐。”那么“朵颐”是我，观看它的人是你，难道会自己朵颐又自己观看吗？“朵”的本义，是树木下垂成朵的样子，指枝叶花实累累而多。这里说贪婪急躁的人，看到我食物器具丰盛，便注目观看，惊讶羡慕，想分取其中的利益。过错不在于“朵颐”，而在于观看；虽然还没有嫉妒争夺，情欲已经放纵了，所以说“也不足以尊贵”。如果解释成垂涎，那就更加卑贱，难道只是“不足以尊贵”而已吗？“借用白茅”：古代席地而坐，另无食床〔就是今天的桌子〕，爵、俎、豆、笾都放在地上，没有垫借它们的东西。礼书的文字可以考察。只有郊祀上帝的礼仪没有这种明文，所以这里说用白茅的花穗铺在地上作垫，大概指郊祀。因此《系辞传》说：“藉助万物而加以重用。”郊坛地面狭窄，上下台阶、献祭进荐时，执事者在旁边快步行走，担心器物容易倾倒，所以用茅来垫借，使之安稳。君主和执事者都恭敬谨慎，将要享祭，万不能让器物倾覆，却仍然一定要用茅垫借，因此说：“谨慎到了极点。” 之所以使用茅，是因为事奉上天要质朴，不敢用人为的华美来装饰祭品。初六承载三个阳爻以上，事奉九五的天位，所以有这样的象。“樽酒簋贰用缶”：樽酒、簋贰四字应当断为一句，《象传》已有明文；但晁氏把“贰”连到下面，与“用缶”断句，说《象传》的“簋”字是衍文，只凭自己的意思改动经文，文义却不通。《本义》沿用了这种说法，过错就在这里。樽用来盛酒，簋用来盛黍稷。如果在樽字下说酒，又把簋字连下断句，难道簋也是酒器吗？那么缶又盛什么？缶是瓦器。樽有的用金铸成，有的用木雕刻并加以装饰；簋用木雕成，施以丹漆，有的再加玉饰。这里说用缶，是说樽、簋都使用陶器，不用雕琢金木的精美器物。酒属于燕礼，簋则属于食礼，用来盛食〔“食”读嗣〕；燕礼与食礼不是同一天举行，详见《周礼》《仪礼》。如今既设置燕礼的樽，又陈列食礼的簋，交错放置来接待宾客；而且樽、簋不用精美的礼器，改用陶器，简约得很。宾客在室内饮食，进献酒食的人不从门进，而从窗户进，简略得更加过分，似乎已有过失。但因为阴柔顺承阳刚的诚意，器物虽简陋、礼节虽简略，情意却深厚，所以最终没有过错。用实际情况考察验证，文义自然明白；否则既有樽又有簋来盛酒食，缶究竟盛什么呢？割裂经文，只会徒然增加混乱，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周易稗疏》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周易稗疏》卷二 汉阳王夫之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