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又说：五行和五气中，都包含着死中有生的意义。耳是肾的窍，属于子位；阳金在子位死去，而阴金由此产生。鼻是肺的窍，属于酉位；阳火在酉位死去，而阴火由此产生。所以耳能够主管听觉，鼻能够主管嗅觉。我认为鼻塞治疗心，耳聋治疗肺，也正是根据这个道理。又说：北斗位于北方而数为七，这是火的成数。南斗位于南方而数为六，这是水的成数；这就是阴阳精气相互交感的意义。太阳从东方升起，所以在西方酉位有鸡。月亮从西方升起，所以在东方卯位有兔；这就是阴阳魂魄往来运行的意义。人体的肝位于右侧，但诊脉时却在左手见到。脾位于左侧，但诊脉时却在右手见到；这也是阴阳相互藏居于其位置的意义。又说：男子之气始于子位，子位在下方，象征坎卦；属于男性而位居北方。因此男子之气聚集在外肾，外肾正是督脉、任脉交会的地方。女子之气始于午位，午位在上方，象征离卦；属于女性而位居南方。因此女子之气聚集在两乳，这是肺脉、肝脉气机始终运行的地方。雷艾陵精通义理之学，曾说：欲望也源自天性，离开欲望就不能单独谈论天理。天有理也有气，人得到天理而形成性，得到天气而形成形体。有了形体就有欲望；人的本性就是天理，而欲望就是天之气。饮食和男女之事，是人最大的欲望。假如没有饮食和男女之欲，就无所谓邪欲；既然没有邪欲，又哪里有所谓正理，而天理也无从依附于欲望而显现出来。这与佛教断绝色、声、香、味，归于虚无寂灭的道路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圣贤教人，不过是抑制欲望、节制欲望、减少欲望罢了；强行要求人断绝欲望，就不合人情了。艾陵所说的，确实是通达儒理之人的见解。《星甫野语》说：庐江姬家的妇女，母亲和女儿都没有肛门，大小便全都从前阴排出，却不妨碍生育。她的女儿出嫁后，夫家想退婚而引发诉讼。县令刘公依据她母亲的供词作了裁断，命人把她带入内室，由县令夫人亲自检查验证，于是诉讼便平息了。刘公的判词中有“尾闾偶尔缺失，并不妨碍种玉之田”之类的话。我认为这是特殊的禀赋，从前没有听说过，所以记录下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魏氏的《续名医类案》搜罗广泛丰富，各种变证都已具备；可惜编排草率，不免显得杂乱。我考察这部书卷十一疟疾门中陆祖愚治疗陈雅初的医案，案后说：“己丑年夏至后一日记录此案。” 后来又考察仁和胡书农学士的《先友记》，其中说：“魏君卒于乾隆壬辰年。” 既然如此，一部六十卷的书只用了三年就完成，即使极其敏捷，大概也不过是草稿初步完成罢了。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寿命，让他重新删削订定，绝不会有上述那些毛病。现在抄录几条我粗略校订的内容，请博雅之士加以订正。卷四中寒门的按语说：我有凌二官的医案，可以作为参考。我曾把全书从头到尾翻阅一遍，并没有凌二官的医案，恐怕就是热病门中凌表侄的医案。前后称呼不一致，怎么作为参考呢？这显然是最初编写的草稿，而不是定稿本。该门后面的两条，是魏氏的医案。凡是属于外邪侵袭的，都称为感证。魏氏编书虽然开头列有伤寒、瘟疫二门，但风温、湿温却缺漏未备；于是又在第六卷列出感证一门，十分含混，大概是对外感病的论述很疏略。杨氏子、至宋、复华等人的各个医案，都是魏氏的治疗验案，大多属于内伤兼有外感。魏氏说，伤风误用发汗法，大多会形成劳损，反复郑重地加以告诫。我认为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也有因为邪气尚未清除，却误用补法，因而形成劳损的情况。雍正、乾隆年间，歙县有个吴澄，字师朗，著有《不居集》一书，专门论述外感导致的虚损，自成一家之言。虽然他的治法还不能说完全完善，但他的论述不能废弃。本门最后一条是魏氏的医案。热病门中的喻氏医案，说到面部、足部浮肿之类的情况。魏氏认为面部浮肿可以这样解释，足部浮肿则不够确切，归根到底是血不能配合气运行罢了。我考察得知，肺主一身之气，而皮毛是肺所合的部位。感证之后，气已恢复而因血虚导致足部浮肿的情况固然有；但余热未清、肺气壅滞所导致的情况则更多。看看燥病门中赵我完次子的医案，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胃热没有清除，津液就不能恢复。医经说：胃气不和，就会睡卧不安。耳闭宜清肺，和耳鸣宜滋肾，是不同的治法。至于分别从脾、胃论治，尤其是开启了千百年来众多医家的蒙昧；叶天士从中深受启发，也因此使灵胎、润安都折服，为什么魏氏却一概加以否定呢？只有“痢疾因为泻下次数多而损耗阴液，疟疾因为出汗多而耗伤津液”这两句话说得最为精确。凌表侄这一条是魏氏的医案。火病门中石顽治疗张太史虚火证的医案，魏氏的评论非常正确。呕吐门从鲍绿饮这一条以下，都是魏氏的医案。泄泻门从宋复华这一条以下，都是魏氏的医案。只是复华的病，似乎是肝木乘侮胃土，所以适宜使用滋润的药物。如果是肝木乘侮脾土，那么人参、白术就是必需的药物了。疟疾门中施涣之、许怀民这两条，都是魏氏的医案。这一门的治法，对于暑湿时疟没有涉及，仍然缺漏未备。只有缪氏解释使用白虎汤治疗暑证，却在疾病初起时就杂用牛膝、首乌等入阴分的药物，这些做法都不能作为治病的准则。“胎疟”这个名称，尤其不合典籍规范。魏先生博学雅正，胡氏为什么也会被这个名称迷惑呢？痢疾门从张龙文这一条以下，都是魏氏的医案。痢后风门最后一条是魏氏的医案；[“第此案”原文疑有讹误]这条医案应当收入疟痢门。消渴门中胡天叙这一条是魏氏的医案。黄疸门从徐环薇这一条以下，都是魏氏的医案。内伤门最后两条，都是魏氏的医案。吐血门最后三条，都是魏氏的医案。鼻出血门最后两条，都是魏氏的医案。便血门中赵正为妻子诊治的那一条，是魏氏的医案。痿病门的按语说：这种病是肝经燥火郁结在脾土中形成的，世上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这确实是不可更改的正确论断。书中附录的黄澹翁医案没有见到，大概是因为这部书脱漏讹误很多。冯楚瞻治疗李主政的医案，议论非常精当，治法却还不够完善；但冯氏最受柳洲敬佩，所以柳洲不知不觉间对他推崇过头了。最后两条都是魏氏的医案。膈病门从陈溶上这一条以下，都是魏氏的医案。最后一条竟然是一篇祭文。喘病门中，叶石林家族连续四代都患喘病，但治愈各代疾病所用的药并不相同；同一支血脉相传，病情尚且如此。世上那些拘泥于固定药方来治疗变化不定的疾病，却不考察脏腑性质和病因各不相同的人，都是庸医。最后四条都是魏氏的医案。呃逆门最后一条是魏氏的医案。汗病门从詹渭丰这一条以下，都是魏氏的医案。面部疾病门后面的两条注语说：这是从来收集抄录进来的，不知道是哪一家的医案。由此看来，这部书并不是魏氏一人辑录选编的，只不过由他总其成罢了。而且其中有些注语没有被选入正文，却仍然保留下来，可见这只是草创的稿本，而不是定稿。文字芜杂，又有脱漏篇简，这种情况当然不少。眼病门从金封翁这一条以下，都是魏氏的医案。

译耳病门从朱、余两位女子这一条以下，都是魏氏的医案。读到先生自述耳病的原因，士雄也在十四岁时失去父亲，因而辍学经商；虽然生活困苦、颠沛流离，却还不至于患病，是因为[“母氏□拄家事”原文有缺字]母亲主持家事。读到这里，既感到少年时代的处境与先生相似，又痛恨自己学术空疏，不能挽救老母的危[原文“危□”有缺字]，这成为一生都无法赎清的罪过。我不禁涕泪交下，为此合上了书。鼻病门从沈晋培这一条以下，都是魏氏的医案。喑哑病门从严铁桥这一条以下，都是魏氏的医案。胁痛门从范康候这一条以下，都是魏氏的医案。腰痛门最后一条是魏氏的医案。疝气门最后两条都是魏氏的医案。第五十九卷跌打损伤门详细列举了各种证候，可以说已经完备了。但第二十八卷不知道为什么先列出了跌打损伤的各条，这些内容应当合并到后面。第二十八卷的小儿门都是鲠刺等病，也应当改题为“鲠刺”才对。第二十九卷既然列有各种虫病，又另列蛔虫证；蛔虫也是虫，似乎可以合并。至于文垣治疗马迪庵妻子的医案，魏氏认为其中的议论不合经义。潜伏的痰挟带火气向上冲逆，蛔虫也会因热而活动，这些都能使胸中跳动不安；热邪下降，痰和蛔虫一同下行，病自然就会安定。[“未可浓非也”疑为“未可厚非也”的讹文]不能因此过分责难。中毒门中刘立之治疗老妇人的医案，方法可以说神妙了。怎么知道她服用了水银呢？可是为什么最终没有把这件事交代清楚呢？如果是炼制丹药时服用的，就应当收入丹石毒药门。假如说是误服，也不可能病了好几年。奇病门中湖州邬阿二所患的是蛇缠证，并不属于奇病，应当收入外科门。月经病门中徐氏、范氏两条，都是魏氏的医案。崩漏门中刘氏、姚氏两条，都是魏氏的医案。妊娠下病门从汪陛堂这一条以下，都是魏氏的医案。妊娠虚损门中姚氏、胡氏两条，都是魏氏的医案。喻氏治疗李氏、黄氏的两件医案，笠泽治疗吴元水妻子的医案，都不应当列在心腹痛这一条下。至于黄咫旭妻子的疾病，魏氏认为喻先生不知道肝胃病的治法。我认为柳洲只擅长这一方面，却说可以概括治疗各种证候，未免矫枉过正。比如吴元水妻子的病，绝对不能投用活血药，怎么能只专门研究肝肾，而不询问其他情况呢？归身、熟地使膈气壅滞而导致呕吐，这是气分病中的高明论断，怎么可以非难呢！妊娠下血门中许氏、胡氏两条，都是魏氏的医案。难产门最后两条，都是魏氏的医案。胎衣不下门最后一条是魏氏的医案。产后血崩门从许竹溪夫人这一条以下，都是魏氏的医案。产后血虚门的按语告诫不要使用姜、附等刚燥峻烈的药剂，这一点最为切合病情；以养营为先，是先生独到的心得。最后一条是他治疗有效的医案。产后火热门从沈协兰妻子这一条以下，都是魏氏的医案。产后虚损是最常见的证候，我不明白魏氏为什么只选取了几件温补医案呢？产后癫狂这一条突然标明“魏玉横治疗一妇”，前面各门所附的本人医案都没有注明，所以我逐一指出，以便读者容易了解。本门中丁润兄妻子这一条也是魏氏的医案。各门凡是作者自己的医案，都附在相应部分的后面，唯独这里把它夹杂在中间，体例不一致，显然还没有编定。小儿伤寒门中袁仲卿儿子的病，喻氏说寒凉药都停留在胃口以上，不能透入；魏氏惊异地问，为什么还说镇坠药能够深入脏腑呢？我认为镇坠类药物性质都重浊下沉，药物虽然停留在胃口，邪气却会不能向外解除而深入体内。使用理中汤来推动前面药物的运行，必定要用枳实等药作辅助。这类寓意在言语之外的地方，都需要读者自己领会其中的意思。小儿喘嗽条中的“嗽”字应当删去，因为嗽证已经列在前面了。小儿疳病门最后两条都是魏氏的医案。第五十二卷肺痈、肺痿门只标了一个“肺”字，脱漏了下面三个字。悬痈门中魏氏的一个医案列在开头，[“□癖门”原文首字缺失]中魏氏的一个医案列在中间，都应当移到后面。第五十八卷疮疡门中的吴性全医案，是魏氏治疗有效的医案。但各门所附的医案都专门滋补肝肾，难道他一生的心得就在这里，因此想独树一帜吗？先曾祖《重庆堂随笔》下卷所附《洗冤录·人身骨节辨》，秀水庄芝阶先生读后，认为其中还有不正确的地方，于是把襄平姚立斋大尹所著的《洗冤录解》拿给我看。根据历来检验的许多案件，方骨下面的尾部骨头叫作尾闾，又名[原文缺字]端、穷骨、橛骨，俗名尾桩；实际上是尾[原文缺字]骨的末节，没有孔窍，也没有骨髓，有的像菱角，有的像人参芦头；有的与方骨相连生在其下，有的则与方骨断开后相连。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但它与现行《检骨格》所说的“男子九窍、女人六窍”确实不相符合。又说，女子有羞秘骨，是《洗冤录补》附会出来的说法；我检验女性骨骸时从未见过，同僚中也没有见过的人。而且据老仵作说，妇人生孩子时交骨会张开；如果有羞秘骨，就不能张开了。大概骨架前面的胯骨呈青黑色，多数是生前患过疮，或者服用金石毒药造成的。所以在踢伤致死一条中说，这块骨头千万不能检验，恐怕会误把青黑色认作损伤之类。难道有因为[“精”前原文缺字]而导致骨头青黑的道理吗？何况舍弃一个孔窍而另起两个孔窍，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说天理要凭这个来辨别贞洁和淫乱，那么妇女再婚就不能称为淫乱，未婚女子在外有私情又怎么能称为贞洁呢？如果不把这种说法辨正清楚，那么妇女下部受伤而死，反而因此玷污她的名节，岂不是非常悲惨吗！我认为《人身说概》《全体新论》等书都没有说人有羞秘骨；我本来对此有所怀疑，读到这里才释然。赶紧把它记录下来，以此表明自己的浅陋。

译太平戚鹤泉的文集中有一首《书汉张太守仲景碑阴文》，因此抄录在下面，使后世都知道医圣是应当尊敬的。碑文说：南阳汉代张太守仲景墓碑记载，太守是涅阳人，涅阳就是今天的南召，所以当时隶属于南阳。墓葬久已湮没，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崇祯戊辰年夏天，兰阳的诸生冯应鳌生病，恍惚中见有神人到来，自称是已故汉代长沙太守某人，前来为他治疗，并嘱咐应鳌替自己修缮某处墓葬。应鳌病愈后，根据神人所指，在南阳城东祠堂后七十步寻找，走到祝县丞的园子，环境完全相同，只是看不见墓的形状。应鳌向祝县丞请求一小块土地，为太守封土植树，祝县丞因为没有凭据而斥责他。应鳌想不出办法，便在祠堂中立了一块石碑，记下这件事后返回。三年后，有人在园中挖井时发现石碑，果然是太守的墓。恰逢盗寇作乱，应鳌虽然听到了这个消息，却不能前往。本朝戊子年，应鳌被选任南阳郡属叶县的教官，于是亲自到了那里；这时墓地已经先后经过祝县丞、包氏、杨氏三次易主。查验安葬的地方虽然确实无误，但墓仍然处在荒废的坑坎之中。应鳌把事情的始末全部呈报府中，出钱买下杨家的土地，重新砌筑[“甓□”原文有缺字]，并修建墓祠；参议桑芸公为此撰写碑记。唉，如果碑文所说属实，太守的神灵显应确实非常明显了。只是他为什么不在南阳附近显灵，却一定要借助相距很远的冯生；又过了一千多年才显现一次，偏偏迟到明朝将要改朝换代之际才出现？虽然显隐有时，其中的道理确实有难以解释的地方。但最终还是使遗留下来的尸骨不至于永远沉没，使墓祠蔚然可观，让后人经过时产生敬意；这样看来，事情确有事实根据，碑文所说也不是虚妄。唉，太守的功德流传万世，应该报答他的难道只有冯生吗？而像祝县丞那样吝惜一小块土地、不给他封土植树的人，又在哪里呢？长洲沈归愚尚书的《香岩先生传》说：先生名桂，字天士，号香岩。祖先一代从歙县迁到吴地，是诸生[“□山”原文缺字]公的曾祖。祖父紫帆有孝行，通晓医理；到了先生的父亲阳生时，才精通这门医术。范少参长倩没有儿子，晚年才得到伏庵太史；孩子出生时没有肛门，哭个不停，请医生来诊视，医生们都束手无策。阳生翁来到后说：“病变就在膜里面，必须用金刀把它割开。” 割开以后，谷道果然通了。太史后来长大成人，为紫帆翁写传记来报答他。先生年少时跟随老师学习经书，晚上回家后，阳生翁又把岐黄之学传授给他。十四岁时，阳生翁去世，先生于是跟随阳生翁的门人朱某，专心学习医术。朱先生就把阳生翁平日所教的内容全部教给了他。先生听到这些话便彻底领会了其中的精髓，见识超过了朱先生，因此在当时渐渐有了声名。先生诊察脉象、观察气色、聆听声音、审察形体，能够说出疾病所在，仿佛亲眼看见五脏的结聚一样。他治病用方从不拘泥于成见，曾说：药剂的寒温，要根据疾病的凉热来决定。自从刘河间以暑热、火邪立论以来，医家便专门使用寒凉药物。李东垣论述脾胃之火，必定注重温补调养，习惯使用参、附。朱丹溪创立阴虚火动的理论，又偏向使用寒凉药物。从此以后，尊奉丹溪学说的医家大多采用寒凉法，尊奉东垣学说的医家大多采用温补法。近来的医生茫然没有确定的见识，假借寒热兼备来侥幸碰对，借所谓平和来掩饰自己的笨拙，甚至早晨用一个方子，晚上就换另一剂药，始终没有确定的主见。大概疾病有已显现的证候、有变化的证候，也有转变的证候；必须清楚看出它从开始到结束以及转变的全过程，胸中有明确把握，然后才能施用方剂。否则就是拿药来治病，实际上是在拿人来试药。他的论断就是这样。因此他的名声著于朝廷和民间，即使下至小贩和顽童，远至邻近各省及边远地区，也没有不知道叶天士先生的；这是因为他的实际成就达到极高程度，名声自然归于他。他居家时整顿伦理纲常，修养和操守完备；与朋友交往诚信相待。人们遇到事情来找他商量，他便剖析成败利害，像判断疾病一样，洞察其中的关键。有人把患难之事告诉他，他便倾尽钱财救济，从不顾惜。先生又不只是凭医术而闻名啊！他去世时八十岁。配偶是潘孺人。有两个儿子：奕章、龙章。奕章也擅长医术，只是被父亲的名声遮掩了。有两个孙子：堂、坚。有三个曾孙，都学习儒业。享有先生遗德的人，以及高大显赫的家族声望，大概就将在这里得到延续吧。评论说：自从太史公为仓公作传并编次叙述他的事迹，陈承祚作《华佗传》沿袭这一体例，后来戴九灵、宋景濂也仿照这种体例撰写名医传记。先生不想凭医术为自己博取名声，也不想让后世以医术为他作传。临终时他告诫儿子说：“医术可以从事，但也不可以轻易从事；一定要天资聪敏颖悟，又读过万卷书，然后才可以凭借医术救济世人。不然，很少有不杀人的，这样就会把药饵当成刀刃。” 我死以后，子孙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轻易谈论行医。唉，真可以说是通达而且仁厚了。

译随园先生在给薛寿鱼的信中说：“这谈何容易！” 上天生下一个可以不朽的人，可是他的儿子或孙子却一定要把他推入必然腐朽的境地；这正是我感到悲哀的地方。所谓不朽，并不一定非要达到周公、孔子的境界才算不朽；后羿的射术、秋的棋艺、俞跗的医术，都可以流传不朽。假如一定要等到周公、孔子那样才可以不朽，那么天地之间哪里会有这么多各自成就如周公、孔子的人呢？您的祖父一瓢先生，就是凭医术而得以不朽的人。老人年高去世时，我正想着辑录他的生平梗概，以使他流传久远，却没想到您寄来的墓志铭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医术，反而把重点放在他与陈文恭公讲学之类的事情上。唉，这样一来，一瓢先生就无法流传后世，也要腐朽了！所谓学问，在于亲身实践，不在于空谈讲论。圣贤之学没有比仁更重要的；先生能够用医术施仁于百姓，使他们不至于早夭，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使老人安乐、使年轻人得到关怀的学问。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并尽力实践，什么学问能比这更伟大呢？又何必舍弃它而到别处寻求呢？王阳明建立的功业光辉显赫，胡世宁却讥笑他多做了一件讲学的事。陈文恭公也同样做了这件事，在我心里仍然认为不对。然而，文恭公毕竟是宰相，您的祖父只是平民。宰相借平民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名声就会更高；平民依仗宰相来抬高自己，却十分鄙陋。如今随便拉住一个过路人问他：“一瓢先生难道不是名医吗？” 即使是您的仇人，也不会有不同的说法。再问他：“一瓢先生难道是讲理学的吗？” 即使是您的亲属，也会有不同的说法。您不把世人共同相信的事情用来传述先人，却把世人共同怀疑的事情用来传述先人，难道不是拘泥于“技艺成就低下”的说法吗？您不知道，技艺正是道在具体事物上的表现吗？如果精心探求其中的本质，哪一种技艺不合乎大道呢？如果只是表面模仿它，道和技艺就都会失去。燕国的哙和子之，何尝不是借尧、舜的名义来抬高自己，最终却被木匠、车匠所嘲笑吗？医术作为一种技艺，尤其不能轻率地谈论。神农开创了医术，黄帝创立并发展了它，周公又让冢宰掌管它；医道与神圣之道相通。如今天下的医术已经断绝了，为什么唯独讲学这一流派还没有断绝呢？医术的疗效很快就能显现，所以名医百人中也没有一个；讲学的内容没有凭据，所以村里的儒生抬眼可见，到处都是。您不把先人尊崇到百人中唯一名医的地位，反而把他贬低到抬眼可见、到处都是的村儒之中，这是错误的。即使年老以后无所作为，出现这种附会，也应当把相关情况一并记载下来，不能把它的来由全部抹去。我曾经患病，性命危急；那时即使把十部周、程、张、朱的著作全部讲遍，又有什么用呢？而先生却只用一刀圭的药就使我活了下来，所以我由衷折服，相信他是一个可以不朽的人。我料想除此之外，他一定还有奇特的医案和良方，可以救人，可以使世人长寿；若把这些辑录下来流传后世，其价值一定远远超过一般语录中的陈旧言论。可是您却对此加以避讳而不公开，甘愿舍弃神奇的医术，去成就腐朽的虚名。这样做在理学领域未必能增加一个真正的席位，却反而使医术界失去了一位真人。这难道不是悖谬吗？这难道不可惜吗！已故的沈辛甫先生，是端恪公的曾孙。他曾经批评吴鞠通把疫病混同于温病。我认为不只是这一点。他在《温病条辨》的开头列举说：温病有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总共九项，看起来似乎没有遗漏任何义类，却不知道自己所列题旨并不清楚。冬天受到寒邪侵袭，到春天才发病的叫作温病；夏至以后发病的叫作热病。冬春两季感受风热邪气而发病的，首先侵犯肺，称为风温；在冬天发病的也称冬温，在春天发病的也称春温，这就是叶氏所论述的温病。夏至以后发生的热病，在《内经》中也称为暑病，因为它发生在暑热时令。所以张仲景把夏月感受暑邪而成的病称为【原文缺字】，大概“暑”和【原文缺字】都是“热”的意思。如今硬造出“暑温”这个名称，实在最不通达。至于疫病证候，更不能与温热病用同一种方法治疗，应当以吴又可、余师愚两家的学说作为准则。至于把温病分为温毒、温疟，不过是温病的细分类别罢了。总的说来，难怪越加辨析，反而越不清楚了。第二条说：凡是温病，开始于上焦，病在手太阴肺经。唉，难道他没有读过《内经》吗？伏气导致的疾病，是从体内发作的；只有冬春的风温、夏季的暑病和秋季的燥病，才都从上焦开始。如果这些界限本来就不清楚，却硬要划定界限来限制疾病的范围，那就未免一动手便错了。所谓从三焦来论治温热病，并不是说疾病一定先在上焦，然后逐渐发展到中焦、下焦。伏气从体内发作，因此也有疾病一起始就发生在下焦的情况。胃是藏纳污秽的地方，因此湿温、疫毒也有从中焦开始发病的情况。暑邪夹带湿邪时，也会侵犯中焦。而且暑邪属于火，心又是火脏，同类之气容易相互吸引，邪气极易侵犯心；所以即使疾病开始于上焦，也不能断定一定只在手太阴一经。第四条说：太阴经的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出现怕风怕冷的，主治用桂枝汤。吴鞠通既然尊奉叶氏，就应当详细考察叶氏的医论和医案来立论。例如《临证指南医案》温热门第三案说：温邪从上部受邪，进入肺中；肺主全身之气，气机闭塞而不能运行，外表好像有寒邪而战栗；这种温邪郁闭在体内，必然会转化为热。风温门第五案说：风温进入肺部，肺气不能下降，出现形体怕冷而内里发热，这是【原文缺字】郁结的征象。所用的药物都是辛凉而药性轻清的剂方。至于《幼科要略》，论述三时伏气和外感，尤其详细完备。对于春温证因外邪引动潜伏的热邪而发病的情况，必须先用辛凉药物来解除新感之邪，叶氏自注说应当使用葱豉汤。这些垂示后人的教诲已经十分明白，怎么能甘心违背呢？如果是想继承仲景的学说，那么祖先门庭的光荣，就不能夸说成是自己的家世功业。在泾先生说：温病是潜伏的寒邪转变为热，少阴的精气已经被劫夺；即使有新邪、旧邪合并，也不能再使用桂枝汤来助长热邪，使病邪断绝其根本。难道吴鞠通全都没有听说过这些话吗？中焦篇第一条的自注说：肺病逆传，就会传为心包；上焦失治，就会传到中焦；从上焦开始，最后到达下焦。唉，这是吴鞠通排定的路径，难道一定要温热病按照他的道路发展吗？哪有这样的道理？那些侵犯肺部的邪气如果不能从体表解除，原本向下传到胃才是顺传，所以往往上焦的病还没有结束，就已经波及中焦。只有不能顺势向下运行，反而内陷到膻中，才叫逆传。章虚谷也不明白这个道理，竟说火来克金，肺邪反而传入包络，所以称为逆传。从其所胜之脏传来的只是微邪，怎么反而可以把它说成逆传呢？难道这两位先生都没有读过《难经》吗？至于那些不是从上焦开始的病，就更不用说了。

译书名叫《温热条辨》，可是其中列举的霍乱全都是寒证，所以我年轻时就不自量力，写了一部《霍乱论》。沈辛老说：吴鞠通的书以叶氏为蓝本，其中有些内容是前人没有见到而由他补充的，例如增入秋燥的正化，把痉和螈分别列为两条；论说道理，实在何等精细。有些内容是前人已经见到却遗忘了的，例如霍乱证本来就在暑湿门中自成一类，岫云没有摘录出来，于是伊芳竟不知道其中也有热证。疝气条本应分为暴发和久病两类来论治，香岩先生早已说明，而伊芳又只知道疝气属于寒证。大概人的心思和才智，本来各有达到和达不到的地方；天地之间尚且是一个有缺陷的世界，更何况人呢？他又说：吴鞠通所说的疝气大多属于暴发的病证，而病程长的又属于积久形成的癥瘕病，所以可以一概用温热药物从下部治疗，使其排下。疝气即使有历时很久而不痊愈的，然而聚集时才有形，散开后便无形，起初并不是真有实体存在，并不像瘀血积聚在腹中那样。他又说：干霍乱发作时，把生芋捣汁咽下去就能立即生效，远胜过喝盐汤催吐。暑疡刚开始时，用丝瓜捣汁涂敷，或者把荷花瓣贴在患处，都很有效，不必使用水仙根。中焦篇第八十四条说：少阳疟疾像伤寒证的，小柴胡汤主治。这与温热病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竟然把它混杂列入其中呢？辛老说：叶氏知道暑湿时疟与风寒正疟截然不同，融会贯通圣贤的言论，只采用清解的方法，见识非常高明。而洄溪反而因为叶氏不用柴胡，屡屡肆意诋毁他，真是拘泥古说而不能消化；徐大椿尚且如此，何况他的后人呢？唉，辛老比我年长九岁，与我交情最深，品德和学问都很优秀，真是古代君子一样的人。他曾经替我校订《温热经纬》，如今家境贫寒，又没有子嗣，坟上的草已经长得很高了。他的遗稿还没有刊刻，我偶然从自己的草稿中检出几条，附录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他读书很有眼光，立论忠实而深厚。下焦篇中的定风珠，药味一派腥臭、浑浊、浓稠而腻，即使没有病、胃气虚弱的人也难以下咽。如果在厥逆、呃逆、病势将要脱竭时服用这种药，就是加速病人的危亡。第二十四至第二十六条，讲的都是冬天寒邪伏于体内、春天温病初发时的治法，却妄称为温热、温疫从上焦、中焦向下焦传变的治法，难道不是梦呓吗？第四十二条的自注说，宋元以来，人们不明白仲景这部书是专门为伤寒而设的。吴氏简直就是没有读过《伤寒论》。为《伤寒论》作注的有几十家，他们都认为这是一部专门论述伤寒的书，所以常常觉得书中的内容支离破碎、牵强附会。考察风、中寒、温、【原文缺字】、湿这五种气邪所导致的疾病，古人都称为伤寒，所以《难经》说：“伤寒有五种。”仲景因此以“伤寒”作为书名。连这些大的纲领都没有弄清楚，怎么可以轻率地著书呢！第五十一条所说的痰湿阻滞气机而导致的阴吹证，确实是前人没有论述到的。第五十五条阐明了蚕砂的功用，多么精确切要，所以我治疗霍乱时把它作为主药。吴氏这部书不过是把《临证指南医案》中的温热、暑湿各类医案穿插编成的，可惜没有追溯《内经》《难经》《伤寒论》等书的根源，也没有把叶氏的《温热论》《幼科要略》汇集参照。因此虽然说是阐发叶氏之说，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其中的精髓。至于采录附加的各个方剂，不仅删削编裁得不好，取舍也有不恰当之处。这就是我不得已编纂《温热经纬》的原因。后面三卷的杂论，以及《解产难》《解儿难》等篇，都是可以流传的著作，远远胜过三焦篇《温病条辨》中的内容。杂论中，只有“霍乱不能吐泻时，用苦辛芳香而温热的药物治疗”这句话值得商榷。《温病条辨》中值得商榷的地方很多，姑且像上面这样举出大概，希望读者不要随波逐流。阴吹本来是妇女常有的事情，没有其他痛苦的，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病；何况这种症状隐秘细微，医生更加不知道。相传产后还不到一个月就吃葱，便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不能因此就说是病。只有排气声音过于响亮，同时大便坚硬滞涩的，有的由于肠道燥结，有的由于瘀血阻滞，有的由于痰湿停滞，以致腑气不通，逼迫气体从前阴排出。不过也只应当润泽肠道的燥结，化解瘀血，宣通痰湿，不必专门治疗排气。把女孩变成男孩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有，但真正应验的极少。钱塘沈西海先生说：有一个方法，我每次试用都有效，而且非常简便。如果月经停止，并且确知已经怀孕，就取一张红纸，由丈夫亲自把“ 五更露结桃花实，二月春生燕子巢”十四个字写在上面；书写时心中默念“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四句。写完后，把红纸贴在卧床里面隐蔽的地方。无论书写时还是张贴时，都不要让别人看见，也不要让别人知道；验证有效以后，才可以传授给别人。黄锦芳说：杜仲、续断这两味药，世人都用来安胎，却不知道续断味苦，专门进入血分，能够活血消肿，所以乳痈、【原文缺字】结、肠风、痔疮、金疮、跌打损伤，以及一切血瘀证，都可以使用。它虽然略有收涩之性，能够运行而不至于泄下；然而误用于气虚、气陷的妇女，药力就会顺着下行，奔迫而无法控制，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哪里是区区的涩味所能稍稍阻止的呢？杜仲颜色紫而润泽，味辛甘，性微温，药性专门进入肝经，能够补气强筋；筋强健了，骨也会强健。凡是肾虚、肾寒而脚弱的病，用它最为适宜；如果是气陷、气弱的人，绝对不能服用，因为它的药性最能引导气向下运行，而没有使气上升并坚固的作用。胎动下坠本来忌讳血行过快、气机下陷，但有人服用这两味药也能见效，是因为人体气血以温通为贵，而胎动下坠的原因并不相同；也有由于肾气不温，经血凝滞，胞胎失去滋养而导致的。服用这两味药后，气得到温煦，血得到濡养，既不滞也不漏，胎儿自然就能安稳。这种用法只是针对下虚上实的情况。所以，凡是胎动下坠而尺脉有力、寸脉无力的，稍一活动就气短的，表虚而怕风、经常出汗的，心下像悬着空腹之感、吃东西就停止的，以及全身之气都想向下坠的，都属于禁用范围。无奈创始使用这种方法的人没有分辨清楚，流传久了，遂被当作安胎的灵丹妙药。归根到底，是因为不明白医理，不了解药性，也不知道证候；看到这个方子便称为神效，即使是容易滑胎的妇女，也同样通用。哪里知道杜仲、续断本来是因为跌打损伤，或下焦寒邪夹杂瘀血而导致胎动的人所用的良药？如果不知道审察病情、区别证候就胡乱使用，那么不但不能安胎，反而会催动胎儿、导致堕胎，甚至有使孕妇丧命的，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我认为这两味药我并不常用，但世人都把它们看作补益药品；有了黄氏这番论述，我更相信自己的浅见还没有昏乱。

译妇女临近生产时，世俗之人常常担心她挨饿受寒，却不知道吃得过饱、穿得过暖反而会导致难产。《治法汇》说：如果感到饥饿，应当吃稀粥，不要让她吃得过饱，略微有些饥饿最好，因为饥饿则气向下运行，气向下运行就能加快生产。如果吃肉或吃得太多，或者吃油腻、滞碍的食物，就会阻滞在上焦，使气不能下行，所以会难产；即使产下孩子，食物停滞在中焦，也会产生寒热症状。医生不能察明病情，胡乱使用温补药物，多半会导致危险。隆冬时住在简陋的房屋里，本来应当遮蔽严密，添置火盆。如果正值盛暑，就一定要选择清凉的地方，但必须避风，千万不要过于温暖，以免产生各种病患。如果没有凉室，可以在床榻前放一盆刚从井中汲来的水，用它来映照降温。《明史》记载，光宗在谅暗期间，郑贵妃进献四名美女，皇上身体不适，内医崔文升使用大黄药，结果一天一夜腹泻三四十次，头晕目眩，不能行走。杨涟上疏弹劾他说：这是有意的错误吗？还是无意的错误吗？如果是有意的，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抵偿罪责；如果是无意的，难道一次错误还可以再犯一次吗！皇上传召杨涟入内，久久地注视着他的眼睛。方从哲推荐李可灼进献红丸。皇上一喝汤药就喘息，药物送进来后才接受。皇上两次称赞忠臣，不久便传出圣体服药后温暖润泽、舒适畅快。又进献了一丸，第二天早晨皇帝就驾崩了。方从哲拟定诏旨，赏赐李可灼白银五十两；后来因王舜安的奏疏，改为罚俸一年。于是上书言事的人纷纷起来，说崔文升的罪行情节不亚于张差，李可灼次之，并弹劾方从哲。方从哲上疏申辩，并自行请求削夺官职；李可灼被发配戍边，崔文升被发遣到南京。我认为这是前朝三大案件之一，实在也是千古以来的大疑案。议论此事的人纷纷扰扰，直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皇帝当时的病情，因为文人大多不懂医术。我的朋友仁和徐亚枝先生曾说：李可灼向光宗进献红丸时，先有宦官崔文升使用大黄，所以尤悔庵拟作《明史乐府》时有“大黄一下法不治，红丸虽进补已迟”这样的句子。他说崔文升误用攻下法，这当然是对的；但把红丸说成补药，却不是这样。大概光宗的病，是阳明里实而太阳表证还没有结束的证候。史书记载，进服红丸后，圣体温暖润泽、舒适畅快；那么在此前使用大黄时，必定已经完全具备怕冷、无汗、全身拘急等证候。用大黄攻下后，连汤水都不能接受，显然是误用攻下法而形成结胸证。红丸是制成丸剂而颜色红的药，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究竟用了什么药物。我猜想它一定是能够疏通太阳经、兼治结胸的药物，所以服用后才会感到身体温暖润泽、舒适畅快。史书把“皇上身体不适”记在“郑贵妃进献美女”之下，或许是太阳经和太阳腑同时患病，配合红铅作为经腑双解的药剂。因此药丸颜色是红的，仍然属于攻下法，而不是补法。嘉言所说的，是得到攻下它的力量，并不是得到补益它的力量。至于第二天早晨驾崩，或许是病情稍有好转后又接触女色；宫禁深密，外廷的人不知道。否则，怎么会刚出现身体温暖润泽、舒适畅快的转机，证候还没有改变，只隔了一夜就突然去世呢？因此我感慨文人谈论医术，往往有很多谬误。例如《两般秋雨庵随笔》记载咏叹甘草的诗句：“历事五朝长乐老，未曾独将汉留候。”这都是因为没有读过医书的缘故。我认为，即使读过医书，但阅历不深的人，仍然会有被书本束缚的弊病，所以辨论疾病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江阴陈定九的《留溪外传》记载，前明崇明人蔡指方在医术上十分神奇，他曾说：医生心意一动，气息就浮动，志向一偏就想夸大，不能正确审察细微之处，失去参合辨析的恰当方法，而用药又错误，没有不在顷刻之间杀人的。这就像贤能的宰相治理国家，必定举荐贤人、任用能人，根据才能加以任使；心胸宽舒而且能够包容，先端正自己、做到无私，然后才能使鼎鼐调和、阴阳协调，天下得到治理。如果心术不正，志向偏颇趋邪，用人又不恰当，却想成就功业、终身保有美名，这样的人最终很少能够做到。所以说，行医就像做宰相，使用药物就像任用人才。医道精微，若不是断绝私欲、做到无私，通达神明所处的微妙境界，穷究事理、尽明本性，在幽明的极致处探研细微变化，就不足以传授医道。歙县吴畹清太守世代精通外科，他把家传秘法刊刻流行，以此造福后世，书名叫《攒花知不足方》。从事外科的人，应当把这部书奉为准则。他又在苏州刊刻了徐、陈两家的《易简方》四卷。书中凡例的第一条说：近来无论内科还是外科，病人一来求诊，医生先设法拖延时间，不肯让人很快痊愈。对于有财力的人，虽然不吝惜费用，却不知道病程拖久了身体就会虚弱，所受的损害正是由此造成的。至于贫穷而患病的人，既然不能一概送到医生那里诊治，就务必要让他早日痊愈，使他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如果也让病程长期拖延，必然会发展到无力治疗、奄奄一息地等死，甚至因为疾病丢掉职业，全家挨饿受冻，这难道忍心吗？希望行医济世的人心中存有救助和利益众人的愿望，努力改掉积久的陋习，一定会得到善报。吕慎庵先生辑录的医案《三编》第二卷第六页，在屠小苏令正案之后附有顾氏之子的医案，承蒙乌程汪谢城孝廉评论说：“在‘覆杯即已’以下的文字应当删去，因为说得过分了。” 如果这样，那么像吃粗茶淡饭的人患温证、暑证，也可以使用辛温药了。这个评论非常正确，我十分佩服。杭州城的饮食起居条件天下第一，即使苏州、扬州也比不上；然而那些生活优裕、衣食丰厚人家的孩子，往往受到过分爱惜，因娇生惯养而产生饮食过饱、衣被过暖的疾病，也比其他地方严重。不是亲身深入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不能完全知道其中的情形。我提出这番论述，也是有所针对而说的。所以我在下文特意写下“栉风沐雨”四个字。对于那些经历风吹雨打、经常在外奔波的人，即使感受温邪、暑邪，似乎也不能一味用清凉药物治疗，应当稍微辅助辛散之药，才符合病情和治疗时机。又以量体裁衣作结，告诫不可拘泥于固定成法；这正是担心把见解印死、固定成一个样子，所以不敢说得过于绝对。第二十二页所使用的交泰丸，是由黄连、桂心这两味药组成的。吕先生没有作注，我也附带说明这一点。

译从前武进的董兰痴盐运使、贡生海门茂才、四明项新桥先生，都说我是袁简斋先生的后身；我听到这话，惭愧得不敢承当。凭袁公的聪明、孝顺友爱、政务才能和文章成就，我哪里能望其万一？不过是性情通达洒脱方面有些相似罢了。定州杨素园知府说：袁先生是隔代罕有的名医。您治疗胡季槎茂才发背的医案，其中引用的话已经把内科、外科各种疾病的治法全部概括了，没有留下任何深意；然而千百年来竟没有人领会其中的意思。只是您尊重的医案，不论使用补法还是清法，全都把运转枢机、疏通经络作为高妙的作用。兰痴诸位先生的说法，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我认为这只是愚昧之人的一点偶然所得，恰好与袁公的见解相合罢了。至于袁公文集中的论述，无不是深入事理的深刻见解。我常常因为他的论述而领悟到这里的道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因为人体的气贵在流通运行，各种疾病都由气机失常、阻滞不畅造成；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即使药物与证候相合，往往也会受到阻隔而不能发挥作用，难道还不只是不能治好疾病吗？所以我把这些浅陋的医案记录保存下来，不嫌烦琐，反复诚恳地把这个道理告诉世人。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平易的药物、轻淡的方剂，常常也可以治愈重病；即使是必死的疾病，有时也可以借此暂时延缓片刻。有些不明白的人说，我的精妙医术和仁厚声誉传播到远近各地；面对千变万化、许多人苦思竭力也无法准确判断的病情，您却总能用平淡常见的药物治好，难道不是医运亨通吗？我只是笑笑，没有回答。然而在清静的夜里抚心自问，我惭愧自己没有实际学问，却侥幸获得了虚名；其中隐瞒不实之处实在很多。于是隐居在偏僻贫困的乡村，希望能够少犯过错。只是我这颗痴心还没有冷却，既然多嘴，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唉，一定会有聪慧而有心的人理解我的意思。我的姻亲戴雪宾茂才的先祖干斋先生精通医术，行医四十年。他曾说，医学这门学问，显露在外的一面，可以比作有形的棋局，面对变化没有固定方法；会的人很多，精通的人很少。隐藏在内的一面，可以比作无形的大道，神妙莫测；实行它容易，真正理解它却困难。可以说把其中的精微奥妙全都说尽了。所以先生年过六十，便发誓不再亲自诊治病人；但他乐善好施，即使家中没有积蓄，也从不厌倦。享年七十九岁去世。山阴俞仲华先生，是下方桥陈念义先生的高足弟子。他为人极其豪爽，颇有侠义之气；喜欢饮酒谈论军事，轻视钱财、喜好待客，也笃信佛教。他长久居住在省城，和我交情最深。只是谈到医术时我们意见不合，每当听到我评论张景岳，他就怒形于色。我体谅他过分虔诚地信奉老师，所以没有同他争辩。然而遇到时令感邪而病情严重时，他一定会嘱咐病家请我主持治疗。但他的两个儿子都误信温补之法，即使我和已故孝子张养之先生极力苦口劝谏，无奈父子二人都没有醒悟；像这样和而不同，正是如此。俞先生曾经撰写《结水浒演义》一书，又名《荡寇志》，尊崇朝廷、主张诛灭盗贼，立意非常端正，可惜文笔远远比不上施耐庵。而且错误地把扶助阳气、抑制阴气的宗旨寄托在医术中，恰好形成了偏颇谬误。杨大令素园先生曾经撰文批评这种说法。凭仲华先生这样的才学来谈论医术，尚且还会走入歧途，医术难道是容易谈论的吗！所以我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希望后人不要轻率地谈论医术。扶助阳气、抑制阴气，《易经》用它来比喻君子和小人；章虚谷说，这只能用来论治天下，不能用来论治疾病，说得很正确。我认为也不是完全不能用它来论治疾病，只是扶阳抑阴不能专门依靠温热药物。为什么呢？人体的元气好比阳气，外来的邪气好比阴气。所以热邪损伤胃中津液，仲景称这种情况为“无阳”。医生想要扶助阳气，就必须充养津液；想要抑制阴邪，就必须清除热邪。即使急用攻下法被称为保存阴液，但急下所攻下的是邪气；攻下邪气就是抑制阴邪，保存阴液所保存的是正气，保存正气就是扶助阳气。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会知道《易经》的道理和医理原本是一贯相通的。赵养葵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只知道温补药是扶阳的药物，却不知道阴阳是用来比喻邪气和正气的，所以他的方法只能治疗寒邪致病，以及阴气盛而格拒阳气的证候。可是他竟把书名定为《医贯》，以致后人受到迷惑，贻误了众多百姓，难怪洄溪先生要极力斥责他。仁和许周生驾部说：吴台卿笃信扶乩之言，长期吃斋礼拜，忘记自己的身体已经虚弱；又接受道士的戒律，百日不说话。正值夏季暑热之火郁闭于肺，最终因吐血而死。因此我说，扶乩之术起初只有一两个好事的人相信，后来朴实的人也相信了，再后来连聪明的人也相信了。把祸福交给扶乩来占卜，把学问交给扶乩来作老师，把疾病交给扶乩来作医生。背离阳明之道而进入阴暗之地，舍弃光明显著的事理而趋近幽冥昏暗之处；这种幽暗沉黑足以消磨人的精神和神志。我认为还有因此遭受横祸的人，历历可考。大体说来，受这种事迷惑，总是因为分不清义与利，心中存有非分的妄想。近来扶乩的场所越来越多，扶乩的方法也越来越新奇，甚至有些事情不堪一一叙述，尤其令人叹息。《艮斋杂说》说：克制愤怒，火气就不会向上升；节制欲望，水液就不会向下泄。水火相济，鼎的功用就形成了。君子读《损》卦的卦象，就能从中得到养生的道理。疫病伤人的严重程度，没有超过《谈往》所说的崇祯十六年。当时有“疙瘩瘟”“羊毛瘟”等名称，一喊得了病就立即死亡，片刻也不能存活。八、九两月间，疫死数百万人。十月间，有个福建人懂得辨识这种病的原因，看见膝弯后面有筋脉突起，颜色发紫的就没有救，颜色发红的赶快刺破放血便可以救活。等到霜雪渐渐降下，疫病的势头也逐渐减弱。我认为这种疫病虽然奇特，杀人又快又多，但无非是暑热毒气深入营分所致。所以病情较轻的，刺破放血就可以救活；而霜雪降下后，疾病自然会减弱。考察嘉兴王肱的《枕蚓庵琐语》和桐乡陈松涛的《灾荒记事》，都说崇祯十四年发生大旱，十五、十六年连续多年严重干旱，全国遭遇奇异的大荒，疫病大规模暴发。把这三部书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那是暑热、燥热之毒气造成的。一喊得了病便死亡，是因为邪气直接进入了脏腑。当时如果有余师愚那样的医生，或许可以救活其中一两个人。童【原文缺字】庐说：镇海钟景龙先生精通痧证和痘疹，经他治疗的病人，几乎没有一个失误；对于逆证的预后判断，都能确定应验的日期，从来没有差错。他所使用的药物，初期使用大黄的占十分之五，后来使用补剂的占十分之七。至于攻发邪毒，只用僵蚕而已；全蝎、穿山甲、桑虫之类，从来没有使用过一次。唯独遇到血热、毒邪旺盛的情况，地龙用一百多条也不嫌多。他曾说：小儿气血尚未充足，脏腑又娇嫩，痘疮不能顺利透发，实在是由于元气虚弱，不能充足化生浆液；浆液不足，毒邪就不能外泄。如果再用毒药攻毒，不但毒邪不肯外出，正气还会受到更大损害；正气虚弱而毒邪能够化解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话语简洁而道理精微，真是救济世人的格言。我认为也有因为热邪到了极点而不能化生浆液的，这是由于正气被壮盛的火邪消耗了。应当泻除火邪，忌用补益托毒的方法。至于出痘以后又生毒，多半是由于妄用毒药，或者误用温补药物造成的。

译杨素园大尹说：我见过阜平赵功甫的处方，药力非常轻。他曾说：小儿的腹胃容量有限，必须让他的胃气足以运化药力，药物才能发挥效果。这也是极其正确的道理。我认为赵先生虽然说的是小儿，即使治疗成人疾病，也必须估量他的胃气，然后再斟酌使用方剂。凡是身体脆弱单薄的人，完全可以和小儿一样看待。近世只有休宁汪广期，治疗小儿时专门使用药力轻缓的方剂。我的同乡管荣棠先生，年轻时学习经商，天资聪颖奇异，自知身体虚弱，恐怕不能长寿，于是潜心研究疡科十多年，终于精通了这门医术。他性情慷慨，施药救济别人，能够救治危重病证。我和他是生死不渝的深交。丙辰年冬季末，他忽然患吐血而死，年仅四十四岁，儿子才五岁。乡里人都为他的早逝感到惋惜。我写了一副挽联说：“多年身处清贫冷落之中，仍然存有仁心；施药又施粮，大家都感叹您的心肠热忱。” “一旦撒手离开红尘，这个人和这种疾病都令人悲痛，可怜孩子的嘴边还留着黄色乳痂。” 他去世前一个月，正好我在乡里，曾带着酒菜来招待我，并且把尚未完成的稿子给我看。他说：痈疽的发生，前人说有三种原因；其实除了乳岩、瘰【原文缺字】以外，并没有所谓的内因。凡是外感六淫，先形成内在的病变，例如伤寒发汗不彻底、温热病邪没有分解清楚，余邪停留不去，就会形成内痈、痞结、流注、附骨疽；这些都是体内潜伏热邪，又受到外寒凝滞所导致的。即使是胸部、背部等处的痈，也由湿热向上升发而形成。这就是所谓营气运行不畅，逆行郁结在肌肉之中，于是发作成为痈肿。如果说是阴虚火旺而生痈疽，这种情况千例中也未必有一例。总的说来，疡证不外乎气血阻滞；即使是损伤导致的疾病，也同样是血液凝滞、气机阻滞造成的，所以都没有使用补法的道理。至于服药的原则，本来不过是为富贵人设法，使他们心里安稳罢了。绝不能不加辨别地套用成法、迎合世俗；如果一见到【原文缺字】肿，就投用内疏黄连，毒邪必然变黑而内陷。如果投用犀角地黄汤，舌头一定会变成灰黑色；脾胃受到损伤，变化的证候也会因此纷纷出现。只是这个道理，不但病人不知道，即使医生在这一行干到老，也未必完全明白其中原委。等到证候逐渐加重，他们也不责怪自己用药不当，反而说病势太重，药物必须加大剂量；即使病人最终死亡，医患双方都还没有醒悟，真可悲啊！即使是各家刊刻的医案，也往往互相抄袭、雷同，或者各自坚持自己的说法、批评别人的说法，没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地方。像薛立斋那样动不动就使用人参、附子，贫苦病人先会因此倾家荡产，性命也就跟着丢掉了。而且如今的疡科医生不知道治病的方法，只把照搬书中方剂当作自己的本领，还编造“不服药就一定会留下毒邪而造成祸害”之类的话来迷惑病人。推究他们的用意，无非是求取名声、聚敛钱财，完全不顾病人的生死。我曾经开玩笑改写《醉翁亭记》中的两句话说：“医生的心思不在治病，而只在于聚敛钱财罢了。” 一笑而过。我自己惭愧从来没有认真学习过，方剂和药性向来都不熟悉；然而每次治疗别人的坏证，都不是从服药这一方面入手的。我读到这些话，钦佩他对医道见解深刻，而且所说的都符合我的心意，正想与他分析疑难、互相商讨，却没料到他突然去世了，天理实在不可再说什么了。于是赶紧像上面这样节录下来，以便使他本人及其见解流传后世。他又说：自古以来外科各书描绘病形、命名病状，竟然从鱼、虫、鸟、兽去设想，实在非常可笑。例如头部的鳝【原文缺字】头、蝼蛄串，唇部的龙泉疽、虎髭毒，手部的蛇头疔、蜣螂蛀，腿部的上水鱼、泥鳅疽，都没有任何解释。更不通的是，脚后跟的病叫牛程蹇，把人比作牲畜，近乎戏谑了。医生也完全不顾名实是否相符，随意创立名称来迷惑病人；病人反而认为医生能叫出病名，就是有见识。于是相沿成习，牢固得无法改变。推究其中的缘故，实在是因为不能根据穴位来命名，所以编造这些故弄玄虚、耸人听闻的说法罢了。应当把牛程蹇改为“行程蹇”，其余病名也都用相应的穴道来命名。如果不能归入某个具体部位，就只称为无名肿毒罢了。至于便毒，也不全是由于男子长期独居、欲望无从满足而生；古书说是欲念不能实现，大概并不完全正确。即使是霉疮，也不只是淫邪之毒造成的；一定是先有湿热伏藏在体内，又借淫邪之气而发作。如果这个人本来没有湿热，即使每天出入邪僻之地，也不会被传染。如果体内湿热本来就很重，即使没有与患病之人亲近，只要感受到这种邪气也会被传染。破伤风形成病证也是如此，都不能拘泥于一种说法来论断。

译他又说：外科的蜡矾丸，《本草》中记载了它，极力称说它有解毒、护心、保护膜原的功效；可是蜡极难化开，矾又会损伤心气、收涩肠道。病人进食甘美的食物，尚且难以运化，反而再给他服用坚硬、收涩而难以消化的东西，胃一定会闭塞而不能进食，病证也将因此加重。即使认为膜原需要用蜡来保护，可是蜡吞入肠胃之中，也未必能够到达膜原。方书上的话，难道都可以完全相信吗？他又说：古书所记载的内容，也有并不完全正确的。味道浓厚的食物会生痈疽。食用膏粱厚味导致的变化，足以生出大的疔疮。这就是“忌口”二字的依据。我认为这只是针对富贵人家的说法，并不是用来概括论述一般情况的。《千金方》《外台秘要》无不把谨慎饮食作为重要原则。李东垣说：患痈疽还吃肉，就是自己放弃生命。究其根本，各位先生当年交往的人都是富贵之人。王氏自己说他的医术只治疗贫病；然而他身居刺史的尊位，与民间日常生活中的疾苦相距还很远，他所说的贫病，并不是指吃粗茶淡饭、无处求告的真正贫困。至于劳苦贫困的人所患的疡毒，都是由六淫从外侵入造成的；医生却不知道变通，甚至连蔬菜、粗粮都不许入口，一顿饭之间就有许多禁忌，几乎使病人承受绝食之苦，这让病人怎么受得了？因此胃气闭塞，疾病反而不能痊愈。这是因为见识和道理都不明白，医术也不精湛，借“忌口”二字作为托词，来掩饰过错、粉饰错误。到了用药时，蜈蚣、桑虫、甲片、蜂房、蛇蜕、角刺等毒药却任意使用而毫无顾忌，为什么偏偏对普通食物严厉申明禁忌呢？习惯了这种做法却不加察考，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长叹的呢！如果能够对富贵人家适当减少禁忌，对贫苦人家适当增加可食之物，大概就能使两方面都得到恰当平衡。因为胃气充足，疾病就一定容易痊愈，肌肉也容易生长。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知道，又怎么能够辨识病情而施行高明的治疗呢？他又说：考察古代治疗疾病的方法，并不区分内科和外科。刀割、针刺、砭石、刺络、蒸法、灸法、熨法、洗法等各种方法都一并使用，并不专门依靠汤液这一种方法。如今各种方法都失传了，却只责求汤液治疗，所以邪气潜伏在经络之间，便发作成为痈疽。用药就像用兵。假如将领奉命讨伐暴乱，却废弃军纪，不把摧毁坚垒、击破贼军作为自己的职责，只是忙于文书檄令和账簿公文之间，敷衍应付差事，等待贼人自行灭亡，这就会姑息养奸、纵容盗寇，使其势力滋长蔓延而难以图治，直到和国家一起灭亡才停止；这就失去了作为将领的道理。医生治疗痈疽却丢弃刀针，不把切开排除脓液和腐肉当作首要任务，只是在方剂汤液之间周旋，等待痈疽自行溃破；这样因循姑息、养痈遗患，直到疾病和身体一同死亡才停止，也就失去了作为医生的道理。洄溪论述外科说：外科手法一定要寻求传授。这话是对的；但有悟性的人自然能够从中领会，否则即使传授给他也没有益处。如今针刺、砭石等方法已经废弃很久了，医生避开困难而选择容易的，病人害怕疼痛而苟且求安，这也都是由于当今的风气崇尚虚名、喜欢浮誉，只追逐名声而不要求实际成效。世道之所以越来越趋于衰败，是时势造成的，也是形势造成的。秦缓说：药力达不到，针刺也够不着。张仲景治疗伤寒，用麻黄、桂枝发汗；如果发汗不彻底，就用针刺放血来代替发汗。如今的人说麻黄、桂枝不能使用而以别的药代替，又禁止针刺之法，诋毁针刺会泄漏元气，以致邪气留滞不去，后来形成遗留的毒患。如史书传记所记载的，即使帝王将相患病而使用刀针的，也多得无法一一列举。试问今天遇到这种病情，还敢把这些方法说出口吗？所以说：这是时代造成的，也是形势造成的。由此可见，从前即使是内在的病证，也还需要配合外治；如今疡科却专门用汤液来治疗外部疾病。借口补益托毒来拖延时日，病情轻浅的耗费钱财、劳烦医生，病情深重而拖久的则溃败裂开；有的死时连收殓的器具都没有，有的身体残废、家庭破败。医生自以为谨慎，却不知道自己杀人于无形。病人乐于苟且求安，直到死亡也没有醒悟。这正如子产所说的，水【原文缺字】柔弱，百姓轻视并玩弄它，就会有很多人因此死亡。没想到医道也是如此，难道不令人悲哀吗！那些医生难道是存心想杀人吗？实在是因为不能辨别其中究竟是脓还是血。也有能够辨别的，却故意拖延，以便聚敛钱财。也有些医生不会使用刀针，只凭几种汤药方剂，装出爱护病人的样子来愚弄病家，反而诋毁刀针是危险的事情，以此掩饰自己的短处；把脓液蒸积、肿胀发作说成内病，把重证说成死证。病人果真死了，就可以显出自己判断果断；幸而没有死，又可以邀功索取谢礼。我这是欺骗谁呢？难道是在欺骗上天吗！古人有告诫使用刀针的说法，大概是说脓还没有形成时要避免过早使用，并不是一概禁止使用。那么，难道绝对不能服药吗？回答说：开始时不外乎用发汗法，疮就会痊愈；至于“疮家不可发汗”，指的是疮已经形成的情况，也不是一概禁止发汗。病后的调理，不外乎调理脾胃。除了这几种方法以外，不必再寻求其他方法了。我认为外科病证初起，多由于湿热蕴积在体内，或者痰饮停留不化，以致气机壅塞、血液凝滞；这种情况应当先采用疏通、清解、化解的方法。所谓发汗后疮就会痊愈，说的只是外感邪气没有清除干净而发病的情况。他又说：《外科正宗》所说十天刺破的说法，不能拘泥于固定期限，总要辨别脓是否已经形成，以此作为决定。辨别脓是否形成非常困难，有时一两天就已经有脓，但皮肤颜色没有改变；有时十多天还没有脓，皮肤却已经变成紫黑色。“辨别”这一个字，谈何容易！刀针不敢轻易使用，是因为审察判断不明确。开始时以谨慎为名而爱护病人，最后却因因循拖延而耽误病人。曾有病人倾家荡产、丢掉职业，身体也残损不全，服药多达数百上千剂，拖延数月之久，最后仍然必须用刀切开；也有不等切开便直接死亡的。其原因就在于辨别得不早，辨别得不精确。例如胸部痈疽脓液胀满成患，不切开必然死亡。脏毒不早些切开，必然形成漏管。头部、面部、嘴唇、口中的疔毒，不切开、不拔除，必然死亡。喉痈已经形成，不切开必然死亡。疽发于关节交接处，不切开必然造成残废。青腿牙疳，不用砭石刺治，必然无法救治。行程蹇、涌泉疽，不切开就会成为残废并死亡。紫云风，不用砭石刺治必然死亡。

译他又说：《外科正宗》所说脱疽这一证，认为病在手指就应当切除，完全没有道理。洄溪所论用虫药治疗的说法，也属于笑谈。虫是动物，难道能够隔着皮肤把它杀死吗？如果它逃到别的地方，就像流窜的盗贼不断滋长蔓延，必然会弄得遍地荆棘。石榴疽与翻花疮属于同一类，大多是由于伏藏的热邪向外越出，血液不能归于经脉所致，似乎与眼中的【原文缺字】肉是同一种病理。从前有个人眼睛长出垂下来的【原文缺字】肉，刺委中穴和患处，立即痊愈。我效法这个方法，用来治疗这种病，效果很好。我家族中有患这种病的人，内服药物、外用蚀药，最后死亡；治疗这种病的人应当以此为鉴。瘭疽往往很多，手指上长满了，逐个刺破排出脓液，立即就会痊愈。谁说江浙没有这种病？我们家乡称它为“惹肥”。多骨疽有两种：一种是由于脓液陈久而干涸，逐渐坚硬得像骨头，不能排出；时间久了就形成漏疮，取出后便会痊愈。也有患处高高隆起，脓液和细小的骨片不断一同排出的。另一种是患处坚硬，经过十年五年，既不疼痛也不溃破；古书说这是受孕当月六亲骨肉交合而形成的。这种荒诞不经的说法，是对后世的污蔑，实在令人痛恨！而没有见识的医生轻信这种说法，肆意讥笑污辱病人；这种含冤如覆盆的冤屈，谁来为他们洗雪呢？我认为胎儿没有两个受孕来源，所谓双胎、三胎，都是一次受孕形成的。这种病实在是由于流动的痰液和停滞的血液阻塞在腠理之间，日久而变得坚硬，坚硬如骨；疼痛时，就像骨头要钻出来一样。也有反复长出几次，长出数次以后才停止的；难道还能再说这是胎里带来的疾病吗？有智慧的人不会被这种说法迷惑，这样才可以行医。我治疗过四个人，都痊愈了。他又说：红肿属于血，心主血；如果拘泥于各种疮疡的疼痛、瘙痒都属于心火的说法，使用泻心汤、内疏黄连汤一味攻伐而不知收敛，往往会使病邪内陷。清除脓液和腐肉，是外科最重要的职责。富贵人家害怕疼痛而不愿清除，贫苦人家又格外厌恶污秽，医生便借口说不能清除，因而使病势蔓延、无法救治的情况很多。吴地风俗喜欢谈鬼，从我的家乡直到嘉兴、湖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地，凡是家中有人患病，必定先占卜再请医生；而占卜之人另有一套传授，信口胡说，动不动就说是鬼作祟，让病家召请巫师祈祷，必定要用几只鸡、几颗猪头。祈祷后病还没有痊愈，就频繁地占卜、祈祷，因此有的人病还没好，家产已经耗尽；有的人已经死了，却没有钱办理殓葬。不论贫富，全国上下都像发了狂一样。每次祈祷结束时，所准备的牲畜和祭物，一定要让亲朋把它们吃光；如果是在富贵官宦之家，就让仆人婢女吃掉。因此，那些大吃大喝的人，常常有人因此而生病。遇到疾病，也一定又占卜又祈祷，于是这种风气就不断蔓延。这种习俗代代相沿，即使号称绅士的人也同样这样做；这种鄙陋的风俗大概很难革除。只希望治理百姓的长官严令告诫占卜者：凡是占卜，都只能依据《卜筮正宗》，不得擅自使用邪书，妄说鬼怪作祟。即使想顺从风俗举行祈祷，也准许用素食作供品。这样或许可以保全百姓的性命，爱惜物力，实在是贤能官吏的仁惠政绩。我将拭目以待。《避暑录话》说：士大夫对于天下的事情，如果自认为聪明而且自信，没有什么不能做成的；唯独行医不能勉强而为。例如圣散子这个方子，起初并不见于世间流传的方书。巢谷自称是从异人那里得到的，苏轼因为巢谷奇特豪侠，便取用他的方子，写序将它流传于世；天下人又因为苏轼的文章而相信他的话。这些事情本来并没有因果关系，但那些追逐名声的人竟至于忘掉性命去试用这种药，人的迷惑大概竟到了这种地步。书中又说：蔡子因的妻子服用了陷冰丹，牙齿竟全都焦黑脱落。我认为，友人徐亚枝的岳母，是许亮耕的妻子，曾误服一剂附子药，牙齿便全部脱落。禾中的虞梅亭患有茎痿，医生不知道这是湿热所致，误认为是阳气衰弱，给他服用雄蚕蛾，结果一颗牙齿突然折断。周公谨说：《和剂局方》是当时精心汇集各家名方的书，所有方子都经过几位名医之手，最后又由提领以及宫中的官员、内臣共同参订校勘，可以说已经很精审了。然而其中错误的地方并不少。就拿牛黄清心丸这一方来说：总共用了二十九味药，其中药味的寒热属性错杂混乱，实在让人无法理解。我曾听一位名医说：这个方子其实只有前八味药，列到蒲黄为止；从干山药以后共二十一味，原本是补虚门中的山芋丸，不知当时因为什么缘故误写在这个方子后面，后来沿袭下来，一直没有改正。凡是这一类的错误，造成的贻误都非同小可。杨素园大令说：我和半痴讨论膈证时，认为噎病一定有某种东西堵塞其中，应当有专门治疗它的药物，能够消除这种堵塞；绝不是书中所说的生地、当归等滋润药物所能治好的。而且我对这种病症，历来考察各家说法，都没有确定的结论，所用的药也都平庸低劣。只有张戴人确实有所见解，只是用药过于峻猛，一般人不能照着实行罢了。至于这种病的病因，则一定属于肝胆。试着观察患有这种病的人，大多是忧虑思念、情志抑郁的人，或者是嗜好饮酒的人；其中的缘故是可以想见的。半痴并不认为这些话错误，便命我写成一篇论述，附在《古今医案按选》后面。只是惭愧自己的学识浅薄鄙陋，不能想出一种药物来治疗它。近来终于得到一个方子：把刚出生的小老鼠放在新瓦上焙干，研成粉末，用醇酒冲服。每次使用都有效，确实是个奇方。因此记录下来寄给半痴，使它流传于世。我从前编成《古今医案按选》，大令在乙卯年初夏经过杭州，曾为我评点这部书。我们分别已有多年，他忽然在军务繁忙之际，不远千里，把这个方子随同包裹封好，匆忙寄来；他那颗以百姓为念的心，可以说十分迫切了。我近来收集了一帖简便精妙的单方，名为《篷窗录验方》；又续编了两卷，收录了许多医生家中应该准备的药物。这些方药可以用来应对世间的疾病，也可以帮助贫苦之人。我的同乡蒋沐广文看到了这部书，认为它很好，已经将它刻印收入《汇刊经验方》了。徐洄溪说：我曾见过一个人，头风痛得厉害，双目都失明了，遍寻良医却没有效果。有位朋友教他取十字路口和人家屋脚旁的野苋菜，煎成汤倒入壶中，塞住壶嘴，让双眼对着壶口熏蒸。他的视力逐渐恢复，最终重新看见了东西。我认为这个方子用药简单而功效奇特，因为还没有收入《篷窗录验方》，所以附录在这里。考察《本草》可知，苋能通利九窍；苋的果实主治青盲、能够明目。而且“苋”字从“见”，更让人感叹古代圣人取义之精妙。

译我的同乡许辛木重新订正《外科正宗》，并附上自己制作的消核膏一方，用来治疗瘰 、乳核、流注以及各种结核。施送这种膏药多年，效果非常奇特；只是已经溃破的患处不要使用。这个方子用制甘遂、红芽大戟各二两，白芥子八钱，麻黄四钱，生南星、姜制半夏、僵蚕、藤黄、朴硝各一两六钱。共九味药，用麻油一斤，先放入甘遂、南星、半夏，熬到药物枯焦后捞出。接着放入大戟，第三次放入麻黄、僵蚕，第四次放入白芥子，第五次放入藤黄，每次都熬到枯焦后依次捞出。第六次放入朴硝，熬到不再爆响，用绢把油滤净。再把锅放回去熬滚，慢慢加入炒透的东丹，搅拌均匀。东丹用多少，以膏体的老嫩程度为标准：夏天适宜稍老，冬天适宜稍嫩。膏药熬成后，趁热倒入盛冷水的盆中，反复扯拨几十次，以去除火毒；这样就可以摊开贴敷了，宜厚，不宜薄。还说，膏药熬得老或嫩，各有适宜的情况。凡是溃疡一类的病症，膏药不要熬得太嫩，总以贴上就能粘住、揭下来又容易脱落为标准。摊得不要过厚；膏药太嫩而又摊得过厚，揭下时不是会带脱皮肉，就是会粘住皮肉。一般的热疖本来可以不留疤，但有的会长出妒肉，有的会像 镜一样；这不是粘贴时损伤了患处的皮肉，就是膏药本身造成的。唯独消核膏适宜熬得稍嫩，只要贴上时不至于融化塌落就可以了。摊贴时必须非常厚，因为这种膏药本来就是用来代替敷药的；熬得嫩而摊得厚，药气沉浸其中，浓郁而能够深入，同时皮肉仍会像平常一样随膏药脱落，不必担心粘住，也可以清洗。即使熬制其他膏药也有一定的方法。药物有坚硬和脆易的不同，如果一同投入，脆的药物就会先熬焦，势必要燃烧，只好一起捞出；但坚硬的药物其实还没有熬透，虽然分量较重，药味最终也没有熬出来。比如消核膏中的甘遂、南星、半夏最坚硬，所以先下锅。大戟的坚硬程度次于它们。麻黄、僵蚕更加脆易，所以又次于大戟下锅。白芥子会爆油，所以又次于麻黄、僵蚕下锅。藤黄液体多而残渣少，所以又次于白芥子下锅。朴硝没有实体，所以最后下锅。凡是熬制其他膏药，也应当这样处理。我认为各种结核大多夹杂痰，所以许君以控涎丹为主药，又加上行气散结的药作为辅佐，施用后总是见效，也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他所论述的膏药老嫩、厚薄，以及根据药物坚硬或脆易来分别安排下锅先后，尤其是使用膏药的人应当知道的。可惜从来没有人谈到这些，所以赶紧记录下来。萧山郁龙士在《瑶史》中说：到了瘴疠流行的地方，第一不可吃寒凉的东西，因为蛊毒都由寒凉之物侵入；第二不可接近女色；第三不可吃得过饱；饥饿时还可以治疗，吃饱了就无法治疗了。如果瘴气袭来，鼻中闻到异常的香味，应当立即躺倒在地，口中含着泥土，这样就不会受到瘴气侵害。此外，广东一带的溪水不能饮用，因为山中多有铁梨树，树叶落入山水中，浸泡后毒性极强；那里又有很多孔雀，孔雀粪也十分有毒。只有掘土开井取泉水才好，从左江到英德一路都是这样。用铁梨木制成的器具放置热物时会使人中毒，误食其中的东西就会生痈疽。我认为吃东西不要求吃饱，这是养生防病的第一等方法。应休琏的诗说：“根据腹量节制所受的食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强行进食”这两个字，最没有道理。世人因此丧命的很多，难道只有瘴疠之乡才忌讳这些吗！《认字测》共八十一篇，是关中的周子夫宇所著，以八十一个字分别作为题目。我读到他解释“寿”字时说：调理寿命没有比节制口腹更重要的，这个道理在《易经》的《颐卦》中说得很完备。“颐”的意思，就是养护。颐养之道守正，就能得到养护；得到养护就能长寿，而归根到底在于谨慎地说话，节制饮食。说话能够谨慎后再出口，饮食能够节制后再入口，颐养守正没有比这更好的，调理寿命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芦菔可以代替粮食，用来救济荒年。《膳夫经》说：贫穷人家把芦菔和盐、饭一起吃，称为“三白”。《瑶史》又记载了治疗梦遗的方子：临睡时取少量朴硝放在手心，用唾液调和，擦拭龟头，效果非常好。蔬菜中的葱，功效用途非常广泛。跌打损伤和金疮，都可以把它当作神效药物。它的药性与蜂蜜相反，但外治时借助二者相互配合，往往有更多神奇的效果。凡是痈疽刚开始发作，以及热邪郁结所致的肿痛、痞积等病，涂上它就立即见效。由此类推，触类旁通，就可以领会用药的巧妙之处。芦菔的功效，我的先曾祖在《随笔》中早已阐明过了。冬天采集芦菔叶，悬挂在树上，或者摊放在屋瓦上，到立春前一天收入瓮中，密封保存；如果还没有干燥，就收回来挂在屋内，等到完全干燥后再装入瓮中。凡是一切咽喉病症，把它洗净后浓煎，倒扣杯子片刻就能痊愈；同时还可以治疗时行病、外感、斑疹、疟疾、痢疾，以及饮食停滞、胀满、泄泻、疳病、黄疸、痞满等各种病症，无不有神奇的功效。价格便宜而见效迅速，非常适合预先储备。《瀛寰志略》又说：法国人用芦菔制糖，味道和甘蔗糖一样。可惜没有传下它的制作方法。海 ，是味奇妙的药。它能宣通气机、化解瘀滞、消除痰饮、促进食物运行，却不损伤正气。它经过盐、矾炮制，加入煎剂时虽然必须漂洗干净，但其软化坚硬、散开结块的功效确实仍然存在。所以哮喘、胸中痞闷、腹痛、 瘕、胀满、便秘、下痢、疳病、黄疸等病，都可以酌量使用。即使是应当用下法治疗的病症，如果体质柔弱脆薄，不能贸然使用硝、黄，我也总是重用此药，再根据病情辅以枳实、厚朴之类，没有不暗中收到迅速疗效的。晋三先生只说它配合地栗来清肝热，哪里足以说尽它的功效呢！我偶然患了眼睛发红、肿胀、疼痛的病，又一向害怕服药，便赶紧只用朴硝泡茶，趁热熏洗，每天做几次，没过几天就痊愈了。硝善于洗涤污垢浊物，趁热使用，就能使风、火、湿、热等各种邪气清除消散。水乡的农民大多患香港脚，俗称大脚风，又称沙木腿；这种病一旦肿胀就不消退，与通常香港脚发作后肿胀会消退的情况大不相同，治疗起来往往没有效果。这是因为脉络受伤，瘀血凝滞，气也受到阻塞，风、湿、热混杂的邪气侵入后不能排出。所以病刚开始时，胯部中间一定会结核并疼痛，同时怕冷发热，随后病势逐渐向下发展到脚部。刚开始发作时，应立即把葱白捣烂，拌上蜂蜜，敷在胯部结核疼痛的地方；把海 、地栗两味药浓煎，等海 完全化尽后，取药汤送服当归龙荟丸三钱，使结核立即消散，这样最好。如果已经形成，就用川黄柏一斤，酒炒后研成末；海 一斤，不要漂洗，煎至融化，再加入葱须自然汁搅拌均匀，制成绿豆大小的丸剂，用茅根汤每天送服三钱；外治时用杉木刨花煎成浓汤，加入朴硝一两，频频洗患处；每天用蓝布浸入盐卤后包扎，因为盐卤善于清除湿热、驱散风毒，凡是洗治鹅掌风、香港脚，也同样有效。忌食一切辛辣燥热、容易诱发病情的食物，尤其忌食蚕蛹。用这个方法已经治愈好几个人了。

译我的二女儿定宜十四岁时，患左腿左脚发红、疼痛、微微肿胀，起初并不认为是病，后来不时发作。我让她把黄柏研成末，用水泛成丸，以淡盐汤送服，每天一钱，服了一个月，便把病根除掉了。我弟弟季杰的岳母患带下如水流注，我知道这是她素来肝热炽盛，也让她服用这种丸药，每天三钱，一个多月后果然痊愈。由此类推，不只是说药物贵在精而不贵在多，也不是说药物贵在昂贵。所以详细记录下来。营气虚弱、元气耗散、脉象微弱将要断绝的人，仲景以炙甘草汤为主方来恢复他的脉象，所以这个方子又名“复脉汤”，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如果外来的邪气深重，气机闭塞，脉道不能流通，按压时反而摸不到脉，这叫作伏脉。这属于实证，与绝脉相比，差别如同天壤。如果遇到伏脉而不赶紧采用宣通、开泄的治法，那么脉象也会由伏而逐渐绝断。只是这种是邪气闭塞导致的脉绝，另一种是元气竭尽导致的脉绝，二者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听说有一个人一向患香港脚，今年秋天发作得非常严重，同时有寒热、气逆、面部浮肿等症状。医生诊察他的脉，沉伏而难以寻觅，认为他年过五十，旧病时常发作，脉已经将要断绝，于是给他服用炙甘草汤，希望恢复他的脉象。第二天查看，果然脉已绝，快要死了。有人称赞这位医生诊脉的方法精妙，而且善于运用古方，便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于是我询问他的大小便是否通畅，回答说不通。唉，这是邪气闭塞、脉象伏藏啊。明明是大实证，却误用治疗虚证的方法，胡乱投用滋腻药物，直接把病人堵塞致死。究竟是死于疾病吗？还是死于药物吗？实在令人悲哀。今年仲夏，仁和的胡次瑶学博来访，说他的侄女嫁给了朱仲和茂才的弟弟，患有肝胃痛。朱家因为省城中少有名医，便求取神灵降示的药方给她服用，大多是芳香燥烈、攻伐肝气的药物，服了几剂便直接死去。这是为什么呢？我说：肝胃痛也有虚、实、寒、热的区别，我想令侄女大概是阴虚血少的病。于是我查出甲寅年治疗徐亚枝先生儿媳的医案给他看，胡次瑶才明白是药物误治造成的。他又说，沈少莲孝廉的弟弟患两腿 软，频繁服用鸡血藤膏，忽然有一天精液不断流出而死亡。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说：鸡血藤药性温热而善于走窜，专门祛除风湿、运行瘀滞。沈某本来就是瘦弱阴亏的体质，这种腿病一定属于肝肾虚弱，治疗应当滋养潜藏、濡润培养，却误服了燥热药物，所以发生了这种变故，这是阴精全被逼迫耗散的结果。他又说，余杭的唐听江进士患疝病，医生采用温补法，附子一直服到一两二钱，逐渐导致大小便不通、饮食难以下咽，又重用麝香等药来开通关格，但大便仍不能通，最后竟从口中吐出粪便，狂叫着死去。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说：从前唐听江在会垣的陈雪舫家设馆时，我曾为他诊脉，他也是阴虚体质。这种疝病一定不是实证，也不是寒证，治疗只宜温养少阴、清解疏调厥阴；如果贸然使用刚烈、芳香、走散的药物，已经是不合适的，何况服用过多，就会使阴液全部受到劫夺，风火向上升腾，肠胃受到燎原之火焚烧，失去传导食物的职能，气机上下颠倒反复，所以粪便从口中出来，狂叫着死去。胡次瑶说：您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写进书里，作为世人迷信鬼神、服用现成药、喜用温补法的警戒呢？于是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我的妻子将要分娩，已经见红了，胎儿忽然向上冲，导致她呕吐。深夜情况紧急，我用酱油和开水调合，取一钱给她服下；这确实能够润下，药一入口病情就安定了。卷三。汉军王爵，字大封，博通古今，不求仕进，却精于医术，能够起死回生；危重病症遇到他，没有不能救活的。某军中有一位极其尊贵的人，全家几百口都染上了疫病，病情又将危及生命，便请王爵来治疗。王爵逐一诊察脉象、投用药剂，病人都立即好转。唯独那位贵人不肯接受治疗，王爵再三强求，他才开出方子，并大字写道：砒霜三钱，火酒四两，煎煮后服用。贵人惊愕地对他说：“这样做不是要很快死去吗？” 王爵严肃地说：“像您这样的贵人，不赶快死去还等什么？” 贵人说：“我犯了什么罪，竟至于此？” 王爵说：“您身为大臣，不思辅佐君主、施惠百姓，却把货财利益放在心上，横行索取、苛刻搜刮，八旗军士对您恨之入骨。一旦圣明的皇上知道这件事，赐您在西市处死，身首异处，家产抄没，妻子儿女收入官府；那还不如赶快喝下我的砒霜酒，或许还能保全头颅，保住一家老小。这才是真正的良药，难道要因为把它当作毒药就拒绝吗？” 于是贵人悚然醒悟，接受了劝诫，最终改正了自己的行为。郡中有个姓朱的人，平素有饮水成癖的毛病，病在左胁下，发作时就胀痛、呕吐。刚开始发作时病情很轻，医生总是用补药治疗，结果发作越来越频繁，病势也越来越重。我告诫他说：“这是饮水成癖，患这种病的人很多。只应以消除水饮、疏通气机为主，绝对不可使用温补药；一补就会形成坚硬的积癖，便无法治疗了。” 他不相信。后来因为发生了郁结不畅的事情，他的病大大发作，疼痛剧烈，呕吐不止，精神疲惫、全身乏力。医生于是大量使用人参、附子，热气向上冲，痰饮闭塞，疼痛更加剧烈，四肢发冷，脉象微弱；医生反而更加使用人参、附子，进一步助长了闭塞。药喝下一口，就像刀箭一齐刺入心中一样，他哀求不要再服。妻子儿女围着跪下哭着哀求说：“四位名医共同商议拟定的方子，难道会有错误吗？人参这样贵重，难道会没有效果吗？” 朱某说：“我难道不想活吗？实在是受不了这种药啊！只要让我稍微减轻一点痛苦，即使死了我也甘心。如果一定要让我痛苦至极而死，那也是命啊。” 他勉强喝下了一半，火热之气沸腾，痰液壅塞，哀号辗转，最终气绝身亡。大凡富贵之人死亡，大半都是这种情况，只是不像他这样严重罢了。要知道，适合病情的药，不必入口就能知道；闻到它的气味，就会感到喜悦而想喝下去；如果是不适合病情的药，闻到它的气味就会厌恶。所以服药时感到勉强、艰难的，都是药物与病情相违背。《内经》说：面对病人时，要询问他感到什么方便、什么舒适。这确实是治疗疾病的妙诀。至于《孟子》所说的：“药不到令人昏眩的程度，病就不会痊愈。” 这只是指攻逐邪气、破除积滞而言，并不是所有情况都如此。邻居中有个姓顾的人，年轻时过度进行房事，头皮出血，像出汗一样。这是肝肾之火逆向上冲，因为血热得厉害，所以从头发的孔窍中直接流出。汗是血所化成的液体，经过气化才变成白色。《内经》中有“肌衄”一条，是因为气散失后不能完成气化，所以肌肤中会出汗血。这种病证不是气不能气化，而是即使气化也来不及完成。给他服用甘露饮后痊愈。章御臣多次梦见白人，手持刀割自己的头，直到流血才惊醒；后来渐渐发展到一闭上眼就做这个梦，众多医生都束手无策。松江的沈鲁珍为他治疗，说：睡梦中看见白人，是肺虚。用独参汤治疗，每剂人参一两，服用后就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