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通略卷三

译宋太祖真是圣人啊【赵氏，名匡胤，在位十七年；建隆三年，乾德五年，开宝九年；庚申年至丙子年，享年五十岁；陵名永昌】。后唐明宗在天成丙戌年即位【天成二年】，焚香向天祈祷，希望早日降生圣人，做百姓的君主。第二年丁亥，太祖出生【出生于洛阳夹马营】。三十四年后，到宋建隆元年庚申年，他果然顺应天意、响应人心，成为百姓的君主。起初他侍奉周世宗，功勋和声望早已显著。世宗去世，少帝即位，契丹侵犯边境，太祖任殿前都点检，统率各军抵御契丹。军队从爱景门出发，太阳下方又出现一个太阳，黑色的光芒长时间互相磨荡。军校苗训懂得天文，指着天象对楚昭辅说：“这是天命啊。”当天晚上，军队驻扎在陈桥驿，将士叩击寝门说：“诸将没有君主，愿意推举太尉做天子。”太祖惊醒起身，坚决拒绝，但无法阻止众人，于是向他们发誓说：“少帝和太后，我将面向北方侍奉他们；公卿大臣都是与我地位相当的人，你们不得凌辱他们。近代帝王初入京城都纵兵大肆抢掠，今天不许再这样。”众人都下拜，天命和人心由此可见。随后太祖整顿军队，从仁和门入城，丝毫没有侵犯百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宰相范质以下的官员迎接下拜，举行禅让代替的礼仪，奉少帝为郑王【迁往西京，后来又迁往房州】。确定国号为宋，沿用后周的都城汴京【开封府】。改朝换代的那一天，市场没有改变营业场所；这样的事情，是汉、唐以来从未有过的【邵雍语】。当时，四方有许多僭越称号的国家和反叛的藩镇，泽潞的李筠【昭义节度使】、淮南的李重进【淮南节度使】反叛，朝廷将他们讨伐平定。先攻取泽潞，以打通两河的咽喉；其次攻取淮南，以打通淮扬的门户；接着攻取湖南、荆湘，然后才攻取蜀、广、江南、河东，先取容易的，后取困难的；先取近处的，后取远处的。削平割据、实现统一的规模，大致就是这样【吕中讲义】。两次叛乱【李筠、李重进】被诛灭后，有一天太祖问宰相赵普【赵普起初任掌书记，是太祖的谋臣，后来任宰相】说：“唐末以来，五十年间更换了八个姓氏的君主，是什么原因？我想停止战争，谋求长久安定，怎么样？”赵普说：“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藩镇权力太重，君主弱而臣下强罢了。如果逐步削夺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取他们的精锐士兵，天下自然就安定了。”太祖醒悟。当时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就是策划拥立太祖的诸将】都以旧日故交的身份掌管禁卫军。太祖于是召集他们设宴，酒喝到兴浓时说：“没有你们的力量，我到不了今天这个地位；但我从来没有能够安稳地放下枕头睡觉。”石守信说：“天命已经确定，谁敢有二心？”太祖说：“你们即使没有二心，可是你们部下那些想求富贵的人怎么办？有一天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做皇帝，能做到吗？人生如白驹飞过缝隙般短暂，所谓喜爱富贵，不过是多积聚金帛，尽情享乐罢了。你们为什么不交出兵权，出任大藩镇，选择方便的地方购买良田住宅，每天饮酒欢聚以终享天年？君臣之间都没有猜疑，上下彼此相安，不也很好吗？”众人都拜谢说：“陛下为我们考虑到这个地步，真是使将死者复生、使白骨长肉啊。”第二天，他们都称病请求解除军职，太祖于是分别授予他们节度使之职，罢免他们的军职【从此节度使都没有军权，只领取俸禄】。在酒宴之间，他除掉了一两百年都无法根除的痼疾；这是赵韩王【赵普后来封为韩王】为开国元勋、善于谋划国家的第一要义，如果不是太祖，还有谁能实行呢？所以，专擅土地、专擅军队、专擅财利、专擅杀人的现象，是五代承袭唐代藩镇弊病的结果。于是用知州取代方镇，以收回地方权力【起初任命昝居润为镇州知州，又多次任命文臣担任知州，并重新设置各州通判】；登记各道骁勇之士，补充禁卫军，以收回兵权；把赋税收入运送到京师，以收回财权；命令【文臣榷场院，又设置转运便】把大辟案件交由刑部办理，以革除地方专擅杀人的权力。在外，凤翔节度使王彦超等人也都被罢免节镇职务【开宝二年】，改授环卫官职。在内，消除宿卫军的逼迫；在外，消除方镇的专擅。逐渐削弱，长期维持；不激烈，也不懈怠，以成就长远的谋划，实在高明。此前，李汉超、郭进等人已经镇守关南、洺州、卫州等地；到这时，又命李继勋、姚内斌等人镇守潞州、庆州等地，把边境防务托付给他们。从此西北没有忧患，可以全力经营东南。东南平定以后，再逐步治理西北。于是荆南高继冲归服【乾德元年，带领荆州、归州、峡州三州投降】，湖南周保权被擒【同年，湖南十四州归附】；平定后蜀，擒获孟昶【乾德三年】；平定岭南，擒获刘鋹【开宝四年，即广南地区】；攻取江南，擒获李煜【开宝八年】。江南捷报送到皇帝那里，太祖哭着说：“天下分裂，百姓遭受灾祸，我一直想传播声教来安抚他们。攻城的时候，一定会有横遭刀兵杀害的人，这实在令人悲哀。”这话多么伟大啊，真是仁慈之心显露于仁慈的言语之中。太祖对各位降王给予极为周备的恩遇和礼待，他们都得以在宫禁之中寿终。苏轼说过：“三代以后，能够统一天下的共有四位君主【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都是因为不嗜好杀人而取得天下的。”宋太祖正是其中之一，确实如此。他曾在雪夜到赵普家中，谈到攻取太原【河东】时，赵普说：“太原处在西北两边之间，如果一举攻下它，边患就会由我独自承担，为什么不暂且留下它，等待削平各国呢？它不过是弹丸黑子之地，还能逃到哪里去？”太祖深以为然，所以直到刘钧在世时，始终没有对它用兵。刘继元即位后，才开始征讨它，适逢暑雨，于是退兵。虽然没有取得河东，实际上却有大禹征讨三苗、周文王讨伐崇国的遗意。因此，各个僭国中只有河东尚未平定；至于吴越，则已经奉行正朔很久了。西北两方的问题，考虑得非常长远【北方指契丹，前文已经说过；西方指西夏。西夏在唐代是定难节度使，统领银、夏、绥、宥等州，原姓拓跋，后来赐姓李，世代统领这些地方。太祖朝，李彝兴因赏赐进贡的马匹而受封；后来由李光叡继承，再由李筠、李继捧相继继承。太宗朝赐姓赵，仁宗朝元昊反叛，事情都见于后文】于是设置封桩库，积存金帛，希望用来赎回石晋割让的土地；如果不能赎回，就用战争夺取。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寿，那么河东就会平定，故地就会收复，一切必定都不会违背原来的计划；到那时，收取灵州、夏州不过是余事罢了。

译开宝八年，江南刚刚平定；第二年，太祖已经去世，寿命只有五十岁，难道不是天意吗？太祖的善行，史书多得写不完。有一天退朝后他闷闷不乐，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你以为做天子很容易吗？刚才趁着高兴随意下令办了一件事，却出了差错，所以不高兴。”后来他克服艰难，才知道做君主的困难。一次，他坐在寝殿里，命人把各道门都敞开；殿门全都端直开阔，他说：“这就像我的内心，稍有邪曲，人人都能看见。”朱文公说，太祖没有专门从事文字言语之学，但内心正大光明，确实与尧舜的心相合。太祖即位初年，多次到国子监，修葺先圣祠【任用孔子的远孙担任主簿；他起初在军中，手不释卷，太祖命王昭素为他讲《易》，并赏识“治理天下没有比爱护百姓更重要的，修养自身没有比减少欲望更重要的”两句话，把它们写在屏风之间】晚年尤其喜爱读书。太祖说：“做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宰相说：“天下只有道理最大【蜀地平定后，宫人进入掖庭，发现一面有‘干德’铸字的铜镜。太祖问陶谷、窦仪，他们回答说：‘伪蜀应当有干德年号。’太祖叹道：‘做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 他曾问赵普：“天下什么东西最大？” 赵普回答说：“天下只有道理最大。”太祖以武功兴国，却首先尊崇儒学；后来濂洛之学兴起，直接继承洙泗之学，使道理大为彰明，让求学的人仿佛生活在三代以前。虽然干德丁卯【五年】五星聚于奎娄，确实是上天开启文明的吉祥征兆，但扶植这一道统的开端，是太祖首先创立的。其他如悔恨饮酒过醉【他曾说：“沉溺于酒，凭什么做人”】、遣散宫人【放还愿意归家的宫人一百五十人，其余的人】、打碎七宝溺器【孟昶的器物】、穿洗过的旧衣服、寝殿设置青布绿苇帘、告诫皇女不要穿翠色短襦【晋王说：“陛下的服用太过简朴。”太祖说：“你不记得我住在甲马营中时的情形了吗？”】、亲自考试举人、下诏让百官轮流陈奏、下诏让长吏劝勉农桑、贪赃官吏有的杖杀弃市，有的发配海门岛、任用士人主管狱讼、大规模检阅并裁减冗余和羸弱兵员、斩杀川班中妄自申诉的人【他说：“士卒触犯我的法令，只有剑可以处置他”】之类的事，仓促列举也说不完。开宝癸酉【从庚申年到这里共十四年】，周国幼主去世，太祖为他举哀，停止临朝视事；与前代的残酷暴虐相比，他矫正弊端、归于忠厚，已经达到极致。至于不把天子的私情偏向自己的儿子，更尤其值得称道。昭宪太后杜氏【太祖的祖母】临终时，对太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得到天下吗？” “正是因为柴氏让年幼的孩子主持天下，众人的心不归附。你以后应当把皇位传给你的弟弟【指太宗】，能够立年长的君主，是社稷的福分。”太祖哭着说：“我岂敢不遵从太后的教诲。”后来太后又谈到建都，说：“晋王有龙行虎步之相，将来一定会成为太平天子；那么把皇位传给太宗，固然是太后留下的教诲，实际上也是太祖的真心。”太祖削平僭乱，他的英武不可能超过汉高祖、光武帝和唐太宗；但论存心、修身、端正家政以及传位，汉高祖和唐太宗就比不上他了。只是关于国家形势的建立和都城的选择，还有可以议论的地方。他曾到西京【洛阳】，想在那一天把都城迁过去；河南尚未迁定，又打算迁往长安。晋王极力劝谏，太祖说：“我想向西迁都，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凭借山河的险要，去掉冗兵，遵循周、汉的旧例，以安定天下。”晋王的话固然正确，但不到百年，天下的民力就已经耗尽了。大概北方不能取得幽州、蓟州，就不能在两河建都；西方不能取得灵州、夏州，关中就不能建都【朱文公《语录》说：“关中的山脉都从蜀汉一带延伸而来，到长安就结束；横山的险要，是山脉最高的地方。宋朝从横山以北的地方全都被西夏占有，山河的险固与我们共有，反而被他们据守高处来压制低处，所以关中不能建都。”】神宗急切地想夺取横山，大概取得横山就能据守高处俯临西夏；然而夺取横山的关键，又在永洛城，所以夏人拼死争夺它】因此不得已仍然把都城设在汴京，只能依靠军队来显示强盛，依靠漕运来取得富足。各位将领都召回京城养老、担任宿卫，各州几乎完全没有兵权；一兵一财都由朝廷控制。这种做法开始时虽然足以平息奸雄作乱，到了最后却渐渐没有力量抵御外敌的骄横。太祖虽然以武功开国，但文治已经开始，武略却已经逐渐不能奋进；立国的形势很像周、鲁，仁厚的积累逐渐会导致柔弱，这是事理和形势所决定的。太祖朝任用的宰相有几人【范质、王溥、魏仁浦、薛居正、沈义伦】，其中最专权且任职最久的，没有像赵普的；在外任方面，只有窦仪一人有学问又有操守。太祖多次想任命窦仪为宰相，赵普忌惮他的刚直，便和陶谷等人共同排斥他。赵普是开国元勋，最值得称道的是谋划国事；谋划国事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削平藩镇的谋略，以及决定征讨河东先后次序的谋略，这两件事。至于修养自己、端正君主，没有听说有什么作为；用人则完全不对。开国初年，正如天地重新开辟，不应厚诬当时无人；如果能够广泛引荐群贤，共同辅佐大业，哪里会只是后来所看到的样子呢？开宝九年十月，太祖患病，召晋王交代身后事，随后去世【宋皇后派人召皇子德芳，见晋王到来，急忙说：“官家，我和我儿子的性命就托付给官家了。”】晋王说：“共同保全富贵，不必忧虑。”晋王即位，这就是太宗【先名匡乂，后改名光乂，是太祖同母弟。即位后改名炅，在位二十二年；太平兴国八年、雍熙四年、端拱二年、淳化五年、至道三年；丙子至丁酉年，享年五十九岁，陵名永熙】。太宗即位是在开宝九年丙子十月至十二月，改称太平兴国元年；过了一年才改元，本来就已成为惯例，为什么如此急迫，不能稍忍十天半月呢？亲自考试举人【太平兴国二年】，每天到科场中寻求人才，不敢奢望选拔十人能得五人，只要得到一两个，也可以成为实现治道的工具。第一名果然得到吕蒙正，后来成为贤相。修筑讲武台，大规模检阅甲兵，近古以来从未有过。三馆名为崇文，六库储藏书籍【八万卷】，策府的文治光彩焕然一新。即位初年，文治和武备两方面都取得了成效。陈弘进献上漳、泉【二州】，钱俶献出吴越【十四州，太平兴国三年】；太宗亲征河东，刘继元投降，于是又征讨契丹，谋求收复幽州、蓟州，攻打幽州没有成功，便退兵。这次出兵本来只是为了夺取河东，却因轻易取得河东而习惯于这种胜利，忘记了夺取幽蓟的困难；不但没有功劳，反而招致敌寇，损害威望，使国势受到轻视，原因在于不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观察敌人的破绽。

译德昭【太祖长子】随军北征，军中曾在夜间发生惊乱，不知道太宗在哪里，有人谋划拥立德昭，太宗听说后很不高兴。回军后，太宗久不进军太原；有人提到应当赏赐德昭，太宗大怒说：“等你自己做了皇帝再赏，也还不晚。”德昭退下后自刎了。北征本来就没有取胜，太原方面却有功，于是太宗迁怒而不予赏赐。德昭不善于韬晦，似乎有收买人心的意图。太宗对夜间惊乱一事耿耿于怀，深深猜疑忌恨他。若按照诛心之法来论，说是太宗杀了德昭，也可以。那句“共同保全富贵”的话，又该怎样说呢？不久德芳也去世，太祖的两个儿子到此全都死了。契丹入侵，太宗轻信贺令图【雄州守臣】的话，命曹彬等人北伐，粮食耗尽而惨败。契丹于是攻陷深州、易州以及魏州、博州以北的地区，深受其祸。太宗非常悲痛，下诏宽免抚恤，但已经来不及了【太平兴国五年】。起初，昭宪太后的遗命让太祖把皇位传给太宗，是可以的；本来还想让太宗再传给秦王廷美【杜太后的幼子】，廷美再传给德昭。两个继承人相继死去，廷美才开始感到不安。太宗就传国之事询问赵普，赵普说：“太祖已经误了陛下，难道还容许再误一次吗？”于是赵普再次任宰相，排斥廷美，使廷美获罪【勒令回到自己的宅第】。赵普又让李符进言，说廷美心怀怨望，于是将廷美安置到房州，廷美因忧愤而死。赵普是开国元勋，却做出这种奸邪、倾险的事情，以求再次担任宰相，竟然全不顾太祖的恩义和天下的名节。他促成了太宗的过错，损害了垂统传后的美德，实在是赵普造成的。赵普大概既是功劳的首位，也是罪过的魁首。后来各位宰相，如李昉、吕蒙正、张齐贤、吕端，都以贤能著称。寇准、李沆、向敏中，也已经任参知政事。宋朝的人才虽然在景德、庆历以后更加兴盛，实际上却是在这个时期培养起来的。西夏的事情，是李继捧献出四州【赐姓名赵保忠】，他的弟弟李继迁【赐姓名赵保吉】却不断叛乱，直到太宗去世时也没有讨平。大概太宗对于西北两边都处理失误：夺取幽蓟，失误在躁急，因此同北方结下仇怨；收取灵夏，失误在姑息，因此给西方留下祸患。李继捧既然已经献出土地，就不应当再把夏州、台州的旧地交给他【授予定难节度使，赐给他银、夏、绥、宥、静五州，让他谋取李继迁】；又赐给他姓名，恩宠礼遇来得过于仓促，正好助长了他的骄横和叛乱。其服从不持久，讨伐又拖延缓慢，再次助长了他的轻慢。如果当初不在北方轻易耗用力量，而专门用兵于西方，哪里会有这样的事呢？然而太宗的善政和嘉言确实很多，值得记载。京畿百姓中有人到登闻鼓院申诉丢失了猪，太宗赐给他一千钱作为赔偿，说：“像这样的事也要受理裁决，真是可笑。”然而如果把这样的心意推广到治理天下，就可以没有受冤的百姓了。三司说市场征税拖欠了官府的税课，太宗说：“掌管财计的官员应当以极其公正为心，不要无故苛刻剥削而伤害和气。”他写《戒论辞》告诫州县官说：“你们的俸禄，是百姓的膏脂；下面的百姓容易欺凌，上天却难以欺骗。”设置侍读官，在听政的空闲时间每天阅读经史。《太平御览》编成后，他每天读三卷，有人担心会使圣体疲劳；太宗说：“每天打开书卷都有益处，并不算劳累。”他又说：“我读书常常到深夜才睡。凡是饮食吃饱后，没有不昏沉浑浊的。假如四肢没有活动，便又上床睡觉，血脉就会凝滞，各种疾病一定会产生。”他又说：“嗜好不能不谨慎。”符彦卿喜欢射猎，身边的人争着进献鹰犬，因而使他更加放纵横行；所以要知道君主应当淡泊无欲，不要让嗜好显露在外，这样奸邪之人就没有机会进入。太宗又说：“一寸光阴都值得珍惜，假如终日行善，百年之间也没有多少日子。”他又对近臣说：“每当看见品行端正、仪态雅正的士绅，常常替他们的父母感到高兴。召见授官近臣，一定选择良辰吉日，是希望保全事情最终吉利。” 乡里之间每天早晨都祝愿天子万岁，其次祝愿大臣长寿。朕和你们，怎么能不每天思考善事，以符合亿万百姓的祷祝呢？”这些都是名言。在后苑宴请群臣，赏花、钓鱼，后来成为惯例。太祖在位时，进士不过三十人，各科不过五十人；太宗临朝统治将近两纪，考中者接近万人。文治日益昌盛，武功却少有进展，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太宗还有一个过失，就是让宦官统率军队。李顺在蜀地作乱，太宗命王继恩平定，这是承袭唐朝中叶的过失，也开启了宣和年间童贯、谭稹等人的先例。破坏伦常纲纪，又有一个过失。太祖皇后宋氏去世时，群臣没有服丧，王禹偁据此进言，结果被贬到滁州。太宗轻视伦常纲纪到了这种程度，德昭、廷美不得善终，也由此更加显露出他的内心。那句“共同保全富贵”的话，又该怎样说呢？至于训导诸子、谨慎看重国家根本，则很值得效法和警戒。元僖【后来早逝】等人曾说：“你们生长在宫中，每穿一件衣服，就要怜悯养蚕的妇女；每吃一顿饭，就要想到耕田的农夫。违背我的人是我的老师，顺从我的人是我的贼，不可不察。”他对近臣说：“诸子年幼，还没有形成成年人的品性，僚属要赶快选择贤良之士；即使台隶等人也要亲自审慎选择，不希望有邪佞之人在他们身边。” 要让他们读书听讲，都有规定的课程。”太宗立元侃【真宗改名为恒】为皇太子，选毕士安、李沆兼任太子庶子、宾客，选择非常严格。太宗患病时，李皇后和王继恩忌惮太子英明，谋划拥立楚王元佐。太宗去世后，李皇后派王继恩召宰相吕端来商议应当拥立谁；吕端让王继恩进入阁内，把墨诏检查后锁起来，又让阁内的宦官守住诏书，自己进去，说：“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哪里容许再有其他议论？”李皇后默然无言，事情才停止。太子即位，这就是真宗。吕端平静地扶太子登上殿，却不向他下拜，请求卷起帘子让太子升殿；审视确认之后，率领群臣下拜并高呼万岁。太宗任用宰相、托付后事，以及吕端通达事变、承担重任，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唉！太宗的成就已经很明确：爱护百姓，崇尚文治，好学勤政，听取劝谏，知人善任，都做得如此。他对于把事业传给后代，是创业并建立长久统绪；对于承接太祖，则是继承帝统、守成遵循文治。可以说两方面都具备了。假如他能在伦常纲纪方面更加厚重，善待太祖的后代，并与儿子及秦王廷美之间归于忠孝，那还会有什么瑕疵呢？真宗即位初年【名元侃，改名恒。太宗立他为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咸平六年、景德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干兴元年。

译戊戌年至壬戌年，享年五十四岁，陵名永定】首先禁止奏报祥瑞。有人请求改变先帝旧政，他说：“先帝赐我名字那天，抚摸着我的背说：‘给你取这个名字，是希望我的儿子拥有恒久的德行。’我怎么敢忘记呢？”从他最初的心意来看，难道不是非常美好吗？至于西北两边，田锡说：“李继迁不应当与夏州翻脸，姑息他似乎错失了时机。关辅地区的劳扰，从此就要产生了。”后来果然攻陷灵州，田锡中箭而死。李继迁的儿子德明继位，请求投降，是害怕受到讨伐。曹玮【曹彬的儿子】说：“如果不及早图谋对付他，后来一定难以控制。”不久封德明为西平王。虽然一时得到苟且的安宁，到了他的儿子元昊反叛时，田锡和曹玮的话果然应验了。契丹入侵，真宗亲自出征到大名；傅潜拥兵不进，本应斩首，真宗却宽免了他。杨琼接着丧师，也没有被诛杀。陈贯【安阳人】上书说：“前些日子不斩傅潜，导致这些人畏惧死亡却不畏惧军法；如今如果不严格执行法令，后来军纪一定更加松弛。”没有得到答复。宋朝武功不能振作，是从军法不严开始的：傅潜是第一次失误，杨琼是第二次失误，后来张昭、王超又屡次失误，都因为逃奔失败而没有被诛杀。仁厚固然有余，但国势不知不觉间渐渐衰弱了。真宗北征时，宰相李沆留守京城，清肃【咸平二年】。真宗刚即位时，李沆每天把各地水旱灾害和盗贼之事上奏。王旦认为这些都是小事，不值得烦扰皇上的听闻；李沆说：“君主年少，应当让他知道民间的疾苦。否则血气正盛，如果不留意声色犬马，就会兴起土木、甲兵和祷祠等事情。我年老，来不及看到将来那种情形了；参知政事日后会忧虑这些。”文靖的这个意思，正是汉代魏相遗留下来的意思。当时边境正在用兵，每天上奏的事情都令人震动。王旦说：“怎么能经常处在太平之中，悠闲安逸而无所事事呢？”李沆说：“敌国外患，正足以使人警惧。将来天下安定了，也未必就能高枕拱手、无所事事，您要记住这句话。”这又是范文子解释楚国作为外在忧惧的遗意。李沆自己说：“身居高位却没有什么补益，只是各地报告利害的事情，我从未不施行，不过姑且以此报国罢了。”朝廷的防备、禁制和准备本来都很完备，若有人请求便随意听从，妄自更改制度，造成的损害就很多了。这又是曹参对宾客来访时想要游说自己，只用醇酒招待、不听其说的遗意。寇准向李沆推荐丁谓，李沆很久没有任用他。寇准问原因，李沆说：“有才是有才，怎么能让他处在人上呢？”寇准认为不是这样。李沆笑着说：“将来你应当想起我的话。”等到后来，李沆的话全都应验了。王旦、寇准都是名相；但是从文靖这几句话来看，他们二人的差距远远不及李沆。王沆去世后，毕士安、寇准一同任宰相【景德元年】。因为寇准性情刚强，便任用德望厚重的毕士安来加以调和。不久发生澶渊之战，既取得寇准刚毅果断的功劳，又把他纳入朝廷；镇定安静的局面也取得了毕士安德望厚重的助力，可以说两方面都得到了。契丹再次倾全国入侵，王钦若【参知政事】请求皇帝到金陵，陈尧叟【签书枢密院事】请求皇帝到蜀地。真宗问寇准，寇准说：“我希望把献出这种计策的人斩首，用他的血来涂鼓，然后向北征伐。天子神武，将帅协力同心，如果亲自出征，敌人一定会逃走；否则就出奇兵扰乱他们的谋划，坚守以使他们的军队疲敝。比较劳逸强弱的形势，我们已经取得胜算了。怎么能想要把国家社稷托付出去，远到楚、蜀去呢？”陈瓘说：“假使当时没有寇准，天下早就分成南北两部分了。”当时契丹太后年老，已经很厌恶战争。王继忠【原为宋将，陷于敌中】趁机进言讲和的好处。契丹让王继忠带着奏章到莫州。真宗问寇准，寇准说：“如果采用我的计策，可以数百年没有战事；否则，四五十年以后，戎人的野心又会产生。”真宗说：“朕不忍心让百姓困苦，不如暂且听从他们讲和。不过，如果不是用最高的德行怀柔他们、用大军威慑他们，怎么能够使他们柔顺服从呢？”于是亲自下诏，派王继忠、曹利用出使契丹。真宗的车驾北征，契丹抵达澶州，大将达兰被弩箭射死，遭到惨重挫败。车驾【原文“衂”字疑误】渡过澶州的河，来到北城，登上城楼，诸军高呼“万岁”，声音传到几十里外。契丹惊恐，于是议和确定下来【宋朝答应每年赠送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不久契丹退兵，从此不再侵犯边境。两国和好延续了几代，实在不能不归功于这次战事。是用战争取得和平，而不是以和平求和平，所以和平才能长久。议和以后，真宗厚待寇准。王钦若十分嫉恨寇准，说：“陛下认为寇准有安定社稷的功劳吗？城下订立盟约，是《春秋》所认为的耻辱。陛下知道赌博吗？陛下就是寇准孤注一掷的赌注。”真宗神色忧惧，罢免寇准的宰相职务，任王旦为相。真宗心中闷闷不乐。王钦若说：“要建立大功业，或许可以洗刷这次耻辱。”真宗问：“什么叫功业？”王钦若说：“封禅就是。举行封禅必须得到上天的祥瑞才可以。前代有些君主用人为制造祥瑞的办法，取信于天下，这就与上天降下祥瑞没有区别了。”真宗起初忌惮王旦，王钦若把真宗的心意告诉王旦，又赐给他酒，王旦因酒中得到珍珠，便不再坚持反对。身为大臣，难道可以用财货收买吗？王旦也不能说是没有罪过。第二年正月【大中祥符元年】，天书降临承天门，真宗跪拜接受。大赦天下，改年号；这大概是把王莽和唐明皇两个人的做法合在一起了【真宗先前告诉辅臣，某夜看见一个头戴星冠、身穿绛袍的神人，告诉他将降下三篇题为《大中祥符》的天书】。君臣把这种事情当作儿戏，借此欺骗上天和世人，只会留给千古后人笑柄罢了。真宗问待制孙奭对天书一事的看法，孙奭回答说：“上天有什么话可说？哪里会有天书呢？”天书再次降临，宫中又三次出现天书，于是封泰山、禅社首。东封泰山不久，西祀便接着举行。又奉着天书前往西京，在睢水之上祭祀后土。车驾经过曲阜，拜谒孔庙，加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并且在孔庙建立学校。宋朝建立到这时已经五十年，天下州县设立学校，就是从此开始的。然而这时各州设置天庆观，天下到处都有道教神像，也从此开始。这与汉明帝亲临辟雍讲学时，同时又迎接佛教传入天竺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呢？召见处士魏野【陕西人】，魏野没有来；有人把林逋【杭州人】的名声传到朝廷。他死时有诗句说：“茂陵日后若有人寻求遗稿，我还庆幸自己从来没有写过封禅书。”当时朝廷大臣除了孙奭以外，有愧于这些处士的人很多。向敏中任宰相，王钦若任枢密使，丁谓任参知政事【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应宫建成【丁谓日夜不停地督促，七年才建成，共有三千五百区】。张咏临终时【大中祥符八年】上奏说不应建造宫观，耗尽天下财力，请求斩杀丁谓来向天下谢罪。张咏的忠诚值得嘉许，丁谓的奸邪确实应该诛杀。大中祥符末年，飞蝗经过京城，当时真宗正在接受御膳，蝗虫遮蔽了太阳，心情十分不愉快，圣体从此不再康健。

译虚构并欺骗上天，究竟有什么补益呢？王旦掌权任用十八年【任宰相十二年】，到这时因病请求退职，于是罢免王钦若的宰相职务【王钦若说：“因为王子明的缘故，才让我做了宰相，使我晚了十年。”】。起初，王旦听李沆谈到亲眼见过王钦若所做的事，叹息说：“李文靖真是圣人啊。每逢举行大礼、奉天书而行礼时，他总是忧郁不乐。”真宗不能改变君主的心意，但至少还能保全自身而退处，这还差不多【天禧二年】。寇准镇守永安时，上奏说天书降临干佑山【这是巡检使朱能所制造的】，并迎入宫内。寇准于是第三次任宰相。寇准凭借安定社稷的大功和崇高声望，却也做了这种事，实在令人叹息。丁谓进谗诬陷寇准，寇准被罢免，后来又贬为雷州司户参军。李迪、丁谓任宰相【一次会餐时，羹汤沾污了寇准的胡须，参知政事丁谓起身替他拂去，寇准说：“参知政事竟然替长官拂胡须吗？”丁谓十分惭愧，从此开始产生进谗诬陷之心】。丁谓又趁真宗生病，在宫中诬陷寇准，群小几乎动摇了东宫【太子赵祯，即后来的仁宗】。真宗因李迪进言而彻底醒悟，不久李迪也被罢免。真宗去世【乾兴元年】，太子赵祯即位。雷允恭【宦官】擅自迁移陵墓，王曾【参知政事】禀告太后【刘氏，真宗皇后】，说：“雷允恭竟命人迁移皇堂，断绝了吉地。”于是王曾被罢相，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京城人说：“想要天下安宁，就应当拔掉眼中的丁。”公众舆论对此感到痛快。王曾任宰相时，认为嗣君即位，应当亲近经学儒者，于是命孙奭等人侍奉经筵，即使逢单日也不停地讲读。沂公的宰相事业，首先就可以从这里看出。吕中说：“真宗景德以前，是一个时期；大中祥符以后，又是一个时期。景德以前的宰相吕端、张齐贤、李沆、吕蒙正、毕士安、寇准、王旦，都是君子，其中以李沆最为贤明。大中祥符以后的宰相王钦若、陈尧叟、马拯、丁谓、曹利用，都是小人，其中以王钦若、丁谓最为奸邪。虽然有向敏中、李迪这两位贤相，却不到一个时期就离去了。”调和两宫关系，铲除大奸丁谓，辅佐天圣【仁宗初年】初年的政务，幸亏还有王曾在。我的看法是：真宗除去天书一事以外，其余大多值得称道，也是一位善于守成的贤主。寇准有功于社稷，给景德以后十八九年带来了安定太平，使真宗能够悠闲地举行东封西祀，这究竟是谁的功劳呢？王钦若这个奸邪小人，只凭“孤注”和“天瑞”两句话，对下诬陷功臣，对上蛊惑君心，造成真宗伪造祥瑞、欺骗上天的重大过错，损害了他守成之主的全部美德，唉，实在可怕啊！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名赵祯，十三岁即位，在位四十一年；年号天圣十年、明道二年、景祐五年、宝元三年、康定二年、庆历八年、皇祐六年、至和三年、嘉祐八年；癸亥至癸卯，享年五十四岁，陵墓名永昭】，在位时间最长，天性也最为仁厚。他十三岁即位，读到改元诏书时哭着说：“我不忍心立即更改先帝的年号。”服丧期满后举行宴会，也只使用一半的乐舞，始终不曾注目观看，宴会结束时仍有忧戚的容色【天圣二年】，他的仁孝早熟就是如此。仁宗年幼，皇太后刘氏与他一同听政，共十二年。契丹曾经发生饥荒，流民来到边境，仁宗说：“他们都是我的赤子。”于是赈济他们【天圣九年】。太后去世【明道二年】，遗诏尊杨太妃为皇太后【仁宗是李宸妃所生，由太后抚养。杨妃保护照看仁宗，仁宗小时候称刘太后为“大娘娘”，称杨妃为“小娘娘”；到这时因宫中名号而称杨妃为宝庆太后】。这时才有人把李宸妃【当时已经去世】生育仁宗的事情告诉仁宗，仁宗号哭了好几天，追尊李宸妃并改葬。进言的人多半揭露刘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范仲淹【司谏】说：“太后保育圣上十多年，应当……”应当掩盖小的过失，成全大的恩德。仁宗下诏，禁止再谈垂帘听政时的事情。刘太后贤明、慈爱，但想要为刘氏建立七庙、穿戴衮冕服饰，实在是大错。幸亏群臣进谏，她能够听从。仁宗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后，裁抑侥幸求进之事，朝廷内外都非常高兴。起初，仁宗有意立张氏为皇后；郭氏被立为皇后，是太后的意思。庄宪皇太后去世后，美人尚氏受到宠爱。尚氏言语不恭，郭皇后打了她的脸，却误打到了仁宗的脖子。宰相吕夷简赞成仁宗废后，范仲淹、孔道辅极力进谏。吕夷简说：“废皇后也是汉唐的旧例。”孔道辅【御史中丞】说：“臣下应当辅佐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怎么能拿汉唐的失德来作依据呢？”孔道辅、范仲淹【范仲淹为睦州知州，明道二年】被外放。尚氏更加受宠，仁宗的身体因此受到损害。宝庆太后多次进言，仁宗才命令尚氏出宫，立曹氏为皇后【曹彬的孙女，景祐元年】。吕夷简执掌政权很久，得到升进的人大多出自他的门下。范仲淹【入朝任待制】进呈《百官图》，指着图说：“这样的是按次序升迁，这样的是破格升迁；这样的是公正，这样的是徇私。”吕夷简发怒，说范仲淹越职议论政事、援引朋党，于是又罢免范仲淹，让他出任饶州知州。余靖【校理】、尹洙【校勘】为此进言，也都被贬。欧阳修于是写信给高若纳【谏官】，责备他不救范仲淹，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吕夷简把范仲淹等列入朋党名单张贴在朝堂上，并告诫百官不得越职议论政事。蔡襄【推官】于是作《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不肖是高若纳】。吕夷简把忠良贤臣全部驱逐，公开断绝进言的渠道，他的罪过很大。宝庆杨太后去世时，仁宗还没有继承人，有人劝他挑选宗室子弟养在宫中。于是皇帝的堂兄允让之子宗实【即英宗】幼年被养在宫中。宝庆太后的功劳有三项：拥立并抚养仁宗，这是第一项；帮助罢黜尚氏，这是第二项；劝仁宗立英宗，这是第三项。而且她谦逊谨慎，没有过失，实在贤德。刘太后有才能、有功劳，但也有过错；宝庆太后有功而无过。真宗得到刘太后、杨太后，并把仁宗托付给她们，也确实是善于知人的。宋朝有许多贤德的皇后，超过汉唐；曹氏、高氏、向氏、孟氏的贤德，本来如此。刘氏、杨氏的贤德，也不能埋没【景祐四年】。不久西夏元昊反叛【自称大夏皇帝，宝元元年】，进犯延州，刘平战死。吕夷简第三次任宰相，杜衍任同知枢密院事，召范仲淹和韩琦筹划西部边事【范仲淹任陕西转运使，韩琦为副，康定元年】。任福违背韩琦的节制，战败而死【庆历元年】。契丹趁西夏叛乱，派使者请求割让瓦桥关以南的土地【十县】。

译富弼触犯了吕夷简，吕夷简推荐富弼出使契丹。富弼对契丹主宗真说：“北朝忘记章圣皇帝【真宗】的恩德了吗？澶渊之战，难道只是听从各位将领的话吗？如果那样，契丹就会没有遗留下来的人了！况且两国通好，君主独享其中的利益，而臣下没有所得；如果用兵，利益归于臣下，而君主承受灾祸。所以北朝臣下中劝说用兵的人，都是为自己谋划，不是为国家谋划。如今中国有精兵百万，北朝用兵，能够保证一定获胜吗？损失的士卒和战马，由群臣承担吗？还是由君主承担呢？”宗真醒悟后说：“只是想得到祖宗过去的土地罢了。”富弼说：“晋朝把卢龙道割让给契丹，周世宗出兵夺取关南地区，都是不同朝代的事情。宋朝建立已经九十年了，如果双方都要求得到别的朝代的旧地，难道对北朝有利吗？”如果北朝君主命令使臣来索取土地，宋朝使臣就可以这样回答：“朕替祖宗守护国家，绝不敢把土地交给别人。朕不想为了争夺土地而使两国百姓大量死亡，宁可略微增加币帛，以代替土地的赋税收入。北朝想得到旧地，南朝难道愿意失去旧地吗？”富弼回国后，再次出使契丹。契丹想让宋朝在誓书中写入“纳”字，富弼严词拒绝，最终宋朝听从晏殊的意见，答应写入“纳”字。富弼争辩却不能改变决定。当时契丹只用虚张声势来动摇宋朝，而宋朝正被西部战争困扰，吕夷简坚持得不够坚定，最终增加金帛二十万才达成和议。富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极力推辞，最终没有接受任命。元昊入侵，葛怀敏再次战败而死。从刘平、任福战败到这时，敌人的声势更加壮大。然而他们仍然守着巢穴，不敢远离，是因为韩琦、范仲淹等人防备抵御严密，对他们形成牵制【庆历三年】。不久，元昊也派使者称臣，停止用兵，等待朝廷命令【后来元昊去世，宋朝封他的儿子谅祚为夏国王】。孙沔【陕西转运使】上奏说：“吕夷简在中书省二十年，三次担任辅臣，宋朝得到一个深受君主信任的人罢了。他把柔弱而容易控制的人提升为心腹，把奸诈而可以驱使的人保护为羽翼。”吕夷简以病辞职，于是被罢免宰相。吕夷简掌握国政时间最长，斥逐正直之人，召回奸佞、庸碌琐碎之徒，导致西北局势接连骚乱、桀骜不驯，这些都是吕夷简的过错。然而他能够悔悟，起用范仲淹并委以重任，还算幸运，因为他有机会补救过错。吕夷简退职后，于是任章得象、晏殊为宰相。命王素、欧阳修、蔡襄主持谏院，余靖任右正言。当时称为“四谏官”。韩琦、范仲淹任枢密副使，以枢密使的名义召用。夏竦受到台谏官的极力攻击，朝廷便用杜衍代替他。此时富弼、杜衍、韩琦、范仲淹在中书、枢密两府，欧阳修等任谏官。宋朝得到人才，在这个时期最为兴盛。石介【中允】作《庆历圣德诗》，其中有句说：“众多贤人进用，就像拔除茅草一样；大奸被除去，就像脱掉脚上的枷锁一样。”所谓大奸，指的是夏竦。夏竦对此深为怨恨，制造朋党之说，把杜衍、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列为党人。欧阳修作《朋党论》进呈给仁宗，最终也不能挽救他们。不久，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任枢密副使，韩琦任陕西宣抚使。在陕西任职的范仲淹和富弼每次进见仁宗，仁宗都一定责成他们谋求天下太平，并开设天章阁，赐给纸笔，让他们分条奏报当时的急务。范仲淹退朝后列举十件事【一是明确升降官员的标准，二是抑制侥幸求进，三是精简贡举，四是选择州县长官；意思是委托中书、枢密两府选任各路监司，监司举荐知州、知县；五是均平职田，六是厚待农桑，七是整修武备，八是减轻徭役，九是广施恩惠，十是树立信用】。富弼列举两项策略【一是停止任用过重的官职，二是抑制侥幸求进】。仁宗当时正信任他们，全部采用了他们的意见，以王素等人为各路按察使；被按察的人，罪行和法令都必定查明确定；改革取士法，先考策论，再兼考经义；严格选择监司；改变策试和补官的制度。范仲淹所说的十件事也大略得到实行【庆历四年】。范仲淹感念仁宗的知遇，把天下事当作自己的责任，与富弼日夜谋划，希望兴起太平之治。然而改革规模宏大，议论的人认为难以实行。等到按察使多次举劾官员，人人都不得安宁；任子恩荫受到限制，磨勘制度变得严密，靠侥幸得利的人感到不便，于是毁谤逐渐增多，朋党之说更加难以消解。在这之前，石介写信给富弼，责备他应当实行伊尹、周公的事业。夏竦让女奴暗中学习石介的书信，把其中的“伊周”改成“伊霍”，又伪造石介与富弼起草废立诏书的文稿，流言传到仁宗耳中。范仲淹、富弼开始感到不安，坚决请求出朝镇守边境：范仲淹任陕西宣抚使，富弼任河北安抚使，欧阳修也被罢去按察职务，出知滁州。范仲淹、富弼离开朝廷后，有人上奏说按察使苛刻【包拯首先改变了天章阁中所条列的施政办法】。晏殊被罢相，杜衍任宰相，又因为刚愎自用而且不学无术的陈执中任参知政事。杜衍经常压下宫中直接发出的恩赏诏令，靠侥幸得利的人对此不满。集贤校理苏舜钦是杜衍的女婿，也是范仲淹推荐的人。他借出售废旧纸张的钱公款宴请宾客，名流大多参加。御史中丞王拱辰唆使属下弹劾苏舜钦，借机倾陷杜衍。苏舜钦被除名，王洙等人也一同被驱逐。王拱辰说：“我这一举就把网中的人全部捕尽了。”【庆历四年】杜衍任宰相才一百二十天就被罢免【庆历五年】。范仲淹、富弼也都被罢免【皇祐四年范仲淹去世】。西北两边能够安定，究竟依靠谁的力量？边境事务安宁了，两人就可以被驱逐了吗？从此正直之人四次遭到驱逐，庆历之治衰落了。假使仁宗在这时长久任用韩琦、范仲淹、富弼、杜衍，让他们在两府任职，而不让一个奸邪庸碌之人从中离间，那还能怎样超过这种局面呢？不久韩琦、章得象也被罢免，陈执中任宰相。又恢复以诗赋取士，转运使不再兼任按察使，这些都改变了范仲淹在天章阁所条奏的事项。虽然文彦博、庞籍任宰相【皇祐三年】，但不久也都被罢免，陈执中再次任相【皇祐五年】。孙朴等人共同攻击陈执中，陈执中于是再次被罢免【至和二年】。这才同时任命文彦博、富弼为宰相。宣布制书的那天，士大夫互相庆贺，得知文彦博兼任并州知州。庞籍经过京城，仁宗问他：“朕任用这两位宰相怎么样？”庞籍说：“非常符合天下人的期望。既然已经了解这两位大臣并任用他们，就应当坚定地信任、长久地任用，然后才可以责成他们取得成功。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话而提拔他们，又因为另一个人的话而怀疑他们，太平就很难迅速实现。”欧阳修也再次任翰林学士。仁宗用人，前期以庆历年间最盛，后期以至和年间最盛。从此以后，韩琦任宰相，欧阳修任枢密副使，韩琦去世时把后事托付给欧阳修。嘉祐元年正月，仁宗受到风眩，不能处理政事，遇到事情由中书、枢密两府商议决定，便以诏书名义执行。仁宗患病时，宰臣劝他立宗实为太子；病愈后这件事暂时中止。范镇上奏说：“天下的事情还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吗？”连续上奏十九次，须发都因此变白，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也进言。司马光后来在谏院任职【嘉祐五年】，极力重申先前的意见。仁宗说：“把奏章送到中书省。”司马光见韩琦说：“如果不趁现在决定，将来某一天半夜，宫中拿出一张纸，指定某人为继承人，那时就没有人敢违抗了。”韩琦趁机极力进言，于是仁宗下诏，立皇兄濮安懿王的儿子宗实为皇太子，赐名赵曙。这件事如果再拖延半年，就非常可虑了；刚刚确定下来，仁宗便升仙去了。第二年二月，仁宗去世，皇子即位，这就是英宗。

译仁宗天性极其仁厚，对于死刑案件中有疑点的，岁岁救活的人数以千计。他曾说：“我从未因要置人于死地而辱骂别人，何况敢于滥用刑罚呢？”有一次夜里饥饿，想吃烧羊，又担心取用羊肉会成为惯例，便说：“怎么能因为不能忍受一夜的饥饿，就开启无穷无尽的杀戮呢？”有人进献蛤蜊二十八枚，每枚值千钱，他说：“只吃一筷子就要花费二十八千钱，我承受不起。”北方使者说高丽在职贡方面疏怠，现在想要出兵攻打它，仁宗说：“这只是高丽王子的罪过，与百姓无关。现在出兵未必能杀掉王子，反而会屠杀百姓。”最终停止了这次出兵【其他善政多得无法全部记载】。庙号称仁宗，不也是很恰当的吗？仁宗又喜好崇尚儒学，扶持发展儒道，对上承接太祖、太宗、真宗的心意，对下开创濂洛道学的美盛局面。在经筵听讲时，他对侍臣说：“我在盛暑时也从未稍感疲倦，只是担心你们劳累罢了。”下诏各州县都建立学校，确定太学生员额，任用孙复、石介、胡瑗为国子直讲。王尧臣考中进士，赐给他《中庸》篇；吕溱考中进士，赐给他《大学》篇。在《戴记》中表彰这两篇，用来激励儒臣，这已经开创了后来四书的先声。考察仁宗一生，就像白璧上有微小的瑕疵，大概就是郭后一事吧【后三句出自廷芳】。吕中说：“仁宗在位时，众贤臣都忧虑西北两方面的局势，但天下的形势最终却像倚靠泰山而坐在平原上一样安稳。” 这是因为宋朝以仁厚立国，所以国势稍显柔弱；以儒学施政，所以文治稍为优长。所依靠来维系纲纪的，是君子。”这也是公论；而君子的聚集、公论的清明，没有比仁宗时期更盛的了。天圣初年，王曾以自身承担怨责，但政权掌握在东朝，朝廷的大势终究受到牵制。明道二年亲政以后，已经孕育了庆历盛治的基础。宝元以来，朝廷没有一天不为西北局势忧虑。西边的战事，韩琦、范仲淹有功，而吕夷简也不能说没有功劳；北边的战事，富弼有功，而吕夷简也不能说没有罪过。庆历以来，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相继执政，于是朋党之论兴起，但君子一类最终还是胜过了小人。众贤臣议论政事时虽然像在争论，下殿以后却不失和气，这好比推车，主意在于一定要把车推行，又相互辅助，共同成就一代之治。仁宗晚年皇嗣尚未确定，依靠众贤臣极力进言才得以解决，这也是君子最终聚集、公论最终彰明的效果。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任用宰相二十三人；最初十年，王曾有功；后面二十年，杜衍、文彦博、庞籍、富弼、韩琦都有功；其中十年，吕夷简三次任相，他的功劳和过失不能相互掩盖。最令人惋惜的是，仁宗晚年想重用范仲淹，但范仲淹已经去世了。因此考察宋朝立国的始末：自李沆压制四方关于利害的言论而不予施行，积累下来，便形成了庆历时期迟缓的局势；自范仲淹上天章阁一疏而没有全部施行，激发之下，便形成了熙宁时期急切的政局。范仲淹在庆历，正如王安石在熙宁一样。各项措施施行还不到一年，投机取巧的人已经不满了。王安石在嘉祐年间上书论述变法的潜在原因，也已经略有显现【嘉祐五年，王安石任度支判官，上书大略说：天下本应大治却没有大治，法度虽然很多，却不符合先王之道。朝廷有时想要有所作为，变革流俗；投机取巧的人不高兴并加以非难，于是事情便停止，不敢施行。王安石所说的“想要变革却终于停止”，指的是阻挠范仲淹天章阁奏疏中所列举的措施。后来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实行变法，都是从这篇上书所陈述的内容进一步扩充而来】只是王安石关于变革的主张与范仲淹相同，而用意却与范仲淹不同。范仲淹的志向没有在庆历年间得到充分施行，王安石的志向却在熙宁年间完全施行了。世道升降的关键，难道不值得在这里长叹三声吗？我认为仁宗仁厚有余，而明断坚毅不足；任用君子很多，却免不了夹杂小人。庆历年间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不够有力，好在晚年还能把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等聚集到朝廷，托付他们辅佐太子，共同辅政。假如仁宗任用范仲淹能像神宗任用王安石那样，还有什么可惜的呢！英宗刚即位便得了病【先名宗实，后改名曙，是仁宗从兄濮安懿王的儿子。十三子也，四岁时被养在宫中，后来立为皇子，在位五年，治平四年甲辰至丁未，享年三十七岁，陵名水厚】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英宗的举止失常，对宦官缺少恩惠，任守忠等人便挑拨两宫关系。太后把这件事告诉辅臣，司马光说：“药物和针石尚未见效，也应当予以宽容，怎么能要求有病之人遵守无病之人的礼法呢？”英宗说：“太后待我没有恩情。”韩琦说：“舜被称为大孝，只是因为父母不慈而他仍然孝顺，这才值得称道。我恐怕陛下侍奉太后还没有做到极致，太后难道会有不慈爱的吗？”第二年英宗的病痊愈，韩琦把十件事情上奏，请英宗裁决，英宗全都认为恰当。韩琦到东殿再次奏报，太后称好。韩琦随即请求太后撤帘，并将任守忠贬逐，惩治他离间两宫的罪行；他不动声色，太后便把政权归还英宗。奸邪之人被屏退贬黜，这就是所谓的社稷之臣。英宗亲自临朝以后，所任用的都是君子，没有小人夹杂其中。首相是韩琦，枢密使是富弼，参知政事是欧阳修、赵概，经筵官是吕公著、刘敞，台谏官是司马光、唐介、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宋用。君子的盛况，只有治平时期是这样，大概是庆历、嘉祐年间涵养造就的功劳。英宗首先下诏讨论尊奉濮安懿王的礼制。此前司马光已经预先论及此事，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把所后之人当作父亲，所以为所后之人服斩衰三年；而为自己的亲生父母服齐衰一年，这是因为要尊重大宗，就应该降低小宗的服制。汉哀帝、汉安帝、汉桓帝、汉灵帝都是从旁支亲属中入继，却都追尊自己的祖父，这不能算孝，反而恰好违背义理，造成混乱。到这时司马光再次陈说，认为应当以高官大国尊奉濮王，称为皇伯而不称名。王珪、范镇等人的意见也相同。欧阳修说，古代从没有把生父称为伯父的；韩琦上奏说，以议论中的“皇伯”称呼濮王是没有根据的；台谏官都赞同他们。王珪、司马光提出议论，司马光又说：“王珪等人想依礼奉濮王，是在用义辅佐陛下。”政府想尊濮王为皇考；既把仁宗称为皇考，又把濮王称为皇考，那么把仁宗置于什么地位呢？假使仁宗还在位，濮王也平安无事，在这种时候命令陛下做皇子，不知应当称濮王为父亲，还是伯父？如果先帝在世，就称伯父；先帝去世，就称父亲，陛下必定不会这样做【治平元年】。吕诲等七次上奏争辩，英宗没有采纳。吕诲四次请求免去台谏职务，也没有获准，于是弹劾韩琦引导英宗阿谀而坚持错误，又与范纯仁、吕大防联合上奏，称欧阳修首先提出邪说，妄引经义，使君主陷入过失，请求把欧阳修交给大理寺，治韩琦附和迎合之罪。

译执政大臣于是请太后下手书，尊濮王为皇皇帝，称为亲属【治平三年】。从此公论更加激烈，吕诲说：“君主已经亲自临朝，所有政务都出自圣裁，何必借用太后的命令来堵住公议之口，使天下把怨言归于君主？如今又把怨言转移到太后身上。”政府虽然百般巧饰，最终还是辜负先帝的恩德，损害陛下的义理，违背圣人的礼制，失去天下人的人心，于是众人都上缴诰敕，等待治罪。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傅尧俞、赵瞻等人都被罢免，司马光也请求罢职，但没有获准。吕公著请求召还吕诲等人，没有得到采纳，也被罢免。唉！欧阳修倡议此事而误了韩琦，韩琦主持此议而误了英宗，起初是讲学不明，最后发展为坚持个人私意，实在可惜！然而称为“亲”固然不对，称为“伯”也流于世俗。只有程子曾代替彭思永上奏，其中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把所后之人称为父母，把亲生父母称为伯叔父母；这是人伦大道和大义，不可改变。”但是亲生父母的亲情和名分，极其重大，即使应当专心维护正统，难道能够完全断绝对亲生父母的私恩吗？因此先王制定礼制，既降低亲生父母的服制以确定正统关系，却仍然为他们服齐衰一年，以便区别于他们，因为这样可以表明亲生父母的地位极其重要，并使他们与普通伯叔父母有所不同。由此看来，英宗对于濮王，如果称其为“皇伯父某国大王”，并让濮王的子孙承袭爵位、奉祀，那么对于皇统既没有嫌疑和过失，对于亲生父亲也尽到了尊奉的礼数，既合乎公义，又免于流俗。韩琦、欧阳修负有一世的大名，又有政事、功业和文章，却引导君主做出这样的举动；即使曲意解释、详细辨说，最终也无法掩饰同时承认两个正统、两个父亲的过失，使他们的君主上不能对先帝尽孝，下也不能对濮王尽孝，得罪宗庙，得罪天地人神。英宗即位四年便突然去世，韩琦、欧阳修二人的声名也因此大为减损，怎能不令人痛惜！英宗驾崩【治平四年】，太子顼即位，这就是神宗【朱子说：“濮议中，欧阳修的说法不对，只因为他说死后成为鬼，无法考察，便随意称呼，认为没有关系，却没有想到道理不能这样。当时争论濮议，都是因为没有好好读古代礼书，没有看懂古人的本意】。吕中说：“台谏官与政府大臣互相攻击，是从治平年间开始的。治平以前担任大臣的人，多因台谏官的言论而离职；熙宁以后，台谏官则多成为大臣的私人。”神宗即位时【名顼，在位十九年，熙宁十年，元丰八年，戊申至乙酉，享年三十八岁，陵名永裕】，年仅二十岁，聪明英武，锐意进取有余。韩维【修起居注】上言：“天下大事不可仓促办理，君主施政自有次序，只应当更加用心谨慎慎重。”当时王安石还没有被召来，韩维已经察觉到其中的端倪。事情微妙，韩维被罢职后，参知政事吴奎接替他；韩琦被罢相，富弼接替他。朝廷多次召请王安石，他才被起用为翰林学士。吴奎首先两次说王安石迂阔，不可重用，任用他一定会扰乱朝纲。唐介也说王安石好学而拘泥古法，让他处理政务，必然会频繁更改制度，扰乱天下。此前，邵雍在治平年间于洛阳天津桥听到杜鹃声，凄惨地说：“洛阳本来没有杜鹃，如今它才来到。”不到二三年，南方士人担任宰相，专门致力于纷纷更改旧制，天下从此多事。到这时王安石入朝应对，神宗问唐太宗是怎样的君主，王安石回答：“陛下应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的作为并不完全符合先王之道。”于是上奏本朝因循守旧的弊病，说从来没有像古代那些大有作为的君主一样，讨论先王的制度并施行于天下。又谈到削减郊祀赏赐，王安石说：“国家费用不足，是由于不善于理财。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百姓赋税而能使国用充足。”王安石大言要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却首先主张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说法，岂不是太荒谬了吗【熙宁元年】。等到参与大政，士大夫一向看重他的名声，大多认为太平盛世可以实现。中丞吕诲独自弹劾王安石。司马光说：“任命下达的那天，众人都庆幸得到人才，为什么要弹劾他呢？”吕诲说：“王安石喜欢固守偏见，喜欢别人奉承自己；观察他的言论很美好，施行到事务上却很疏漏。担任从官还可以，登上政府高位，天下必然受其弊害。”当时王安石虽然还没有担任宰相，却已经纷纷改变旧章、推行新法；众贤臣竭力攻击他，神宗也竭力支持他。唐介【参知政事】因忠诚愤激而去世，吕诲、范纯仁、苏辙等因进言而被罢免。富弼的意见不被采用，坚决请求罢相；宰相改由陈升之担任，陈升之与王安石内外相应。赵抃、孙觉、程颢、宋敏求、苏颂、吕公著、张戬、王子韶、苏轼、司马光都被罢免，范镇又极力指责王安石而辞官。王安石于是取代曾公亮、陈升之而成为宰相。任相以后，杨绘、刘挚等人又被罢免；郑侠进献《流民图》，使正直之士几乎被驱逐殆尽。现在考察王安石所施行的新法，大体有：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设置提举常平司【夺取三司的财利权归司农寺，夺取转运使的财利权归常平使者，专门主管聚敛剥削，把钱财储藏起来作为日后开拓边疆的费用】；派遣使者考察农田水利【程颢字伯淳起初也曾与使者一同巡察】；设置中书检正五房、编修条例；增加宫观官【用来安置持不同意见的人】；施行保马法、户马法；施行均输法、市易法【由发运使主管，命百姓输送本地富余的物产，按照当时的价格平抑物价，再由市易司运到其他地方出售】；施行青苗钱法【以度僧牒作为本钱，让百姓在青黄不接时借取，收成时偿还，并收取三分利息】；施行保甲法【登记民兵，每五天训练一次】；施行免役钱法和收市利钱法【京城平民挑水、提茶等都要缴纳免役钱，不缴纳的不得贩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正税每一百钱，收取市利钱十钱；后来即使王税未达到标准，也收取十钱，最后反而比原来的正税还重】；施行募役法【让百姓缴纳免役钱，官户、女户以及军丁、未成丁而免除差役的人，也要缴纳助役钱】；殿试改变为采用策论【叶祖洽因迎合当时的政事而被选为第一名】；更改科举法【采用新经义和字说】；施行学校三舍法。以上都是王安石所施行的新法的大致内容。

译王安石为人学术偏狭，见解固执，自视很高，轻视同朝官员；自知之明不足，识人尤其昏暗。他的学问起初并没有真正见到道体，所以也不能用于实际，只是引用经书上的话来文饰错误的法令，拘泥于《周礼》中“国服为息”的文字而失去了它的本意。后来听到有人讥讽君主开设课场，便说：“如果不是陛下稍微看懂了《周礼》，怎么能不感到惭愧呢？”至于《春秋》，他竟把它看作断烂朝报而抛弃，由此可见他的经学实际上没有真正见解。他与同列官员辩论新法时说：“诸位只是因为不读书罢了。”这就是轻视同朝官员，认为他们都不读书，认为只有自己能读书。这样读书，读书又有什么用呢？这正是自知之明不足，不知道自己的学问偏狭根本不可施用。神宗常想让他稍微修改常平法，以符合众人意见，王安石说：“陛下现在是要用道胜过流俗，这与交战没有不同；如果稍微退缩，就会坐看自己被流俗战胜。”神宗因旱灾忧虑，想全部废除保甲等法，王安石却更加坚持，这就是他固执不回头的弊病。王安石起初大概想让众贤臣帮助自己，后来众贤臣不但不帮助他，反而互相攻击他。他开始任用一群小人吕惠卿、韩绛、曾布、蔡确、章惇、蔡京、卞氏等来奉行新法。王安石又担心众贤臣不停地攻击自己，于是引进一群小人李定、舒亶、何正臣、邓绾、谢景温等担任谏台官，作为自己的鹰犬来驱逐排斥众贤臣。又设置侦察士卒，察访议论时政的人并加以治罪。周厉王监视诽谤，这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又因私怨诬陷祖无择，设置诏狱，在秀州逮捕审讯他的后人，诬陷善良之人，动辄兴起诏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又看司马光请求任知许州的奏疏，其中说：“像苏轼这类违逆王安石的人，都被毁谤平素品行，并用严法陷害；臣不能不离开。”他坚决请求担任判西京留台，又说：“臣的先见不如吕诲，公正刚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于进言不如苏轼，孔文仲的勇敢果断不如范镇；从此以后绝口不谈新法，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像吕惠卿、李定这类人，本来依附于新法，他们又对善类有什么仇恨呢？不过是凭借险诈的资质，借此作为获取宠幸和俸禄的媒介，所以坚持错误而不改，肆意施毒而不停止罢了。王安石不善于识人，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指为不肖，把迎合自己的人当作贤能。所以司马光曾对他说：“忠信之士，在您当权时虽然与您意见不合、令人厌恶，后来一定能成为您的助力；谄媚之士，如今确实顺从适意，一旦您失去权势，必定会出卖您来抬高自己。” 这话大概是指吕惠卿。熙宁七年，神宗因久旱忧虑，太皇太后竭力说新法不便，流着眼泪向他陈说；此后王安石才罢相，但推荐韩绛为宰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两人共同遵守王安石的新法。当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认为这样做仍等于王安石没有罢相。吕惠卿担心王安石重新入朝，首先背叛了他，散布他的私人书信，从各方面阻挠他。韩绛劝神宗再次召请王安石，王安石从江陵七天赶到京城，于是再次任相。又过一年，神宗更加厌恶王安石，于是再次罢免他的宰相职务，从此不再召用他。至于开拓边疆一事，自神宗刚即位时，西夏将要以横山部归附宋朝，种谔认为可以乘此机会收复故地，于是攻取绥州；韩绛接着攻取银州。等到王安石任用王韶攻取熙河，神宗赐给王安石玉带以示奖励。此后又任用章惇攻取夔峡的蛮地，任用内侍李宪攻取兰州，经略治理熙河，分路进攻夏人；等到夏人攻陷永乐城，徐禧等人战死，全军都覆没。神宗看了奏报，痛哭说：“交趾与西部军队的死伤不少于二十万人，朝廷不能不承担责任。”况且王安石曾经提出这样的主张：“祖宗的制度不足以效法，别人的议论不值得忧虑，天象的变异不足以畏惧。” 祖宗和世人的议论，安石都确实置若罔闻，毫不顾念。当初第一次罢相，是因为久旱导致百姓流离；再次入相时，彗星又出现了，这怎么能掩盖天象的变异呢？可是他正要任用刘彝，激使交趾反叛，反而把彗星出现、天下将要更新的征兆推说成应在交趾身上，他的矫饰诬罔竟到了这种地步。等到辽人来商议边疆事务，想以分水岭为界时，安石说：“想要取得它，必先姑且把它给予对方。”于是割让了新开拓疆土东西七百里，终于使后来的奸臣把攻伐燕山说成神宗的遗意。西边的事情大致平定后，北边的事情又接踵而起，宣和年间的祸乱，实际上是安石开启的。安石的罪过，不只在于变乱法度、虐害百姓，实在还在于结党引进小人，使他们接连不断地任用，借谈利谋生事，直到天下陷入乱亡才停止；这才是他的最大罪过。看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呉充、王珪任相，蔡确任参知政事。呉充想改变新法，蔡确却坚持新法而加以阻止，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一个安石离开了，还有蔡确在，蔡确就是安石。此后接踵而来、被任用的人，如章惇、曾布、蔡京、蔡卞之流，没有一个不是安石一党，而且奸恶凶残超过了安石。当时，争论新法的人很多，而持论平正的人很少，只有司马光、吕公著的意见是正确的。司马光说：“拿住宅来作比喻，住了很久以后有缺漏，就修整它；如果不是大坏，何必全部毁掉重新建造？如今没有良匠和良材，却因为有少许缺漏就把它全部毁掉。”况且人们说安石奸邪，把他毁谤得太过分了；他只是不明白事理，又固执任性罢了。吕惠卿则奸险巧诈，不是好人，使安石蒙受恶名的事情，全是他做的。吕公著说：“我并不是说现在的法令全都不能施行，好的本来就应当保存，不完善的应当减损。如果确实不合适，不要因为已经施行就害怕改动；意见中有可以采纳的，不要因为是异议就废弃。”程明道曾说：“熙宁、元丰年间的事情，我们这一党也有过错，是说我们曾经激化了矛盾。”陆九渊说：“新法施行后，平和稳妥的措施不到十分之一二，激烈的措施常常占十分之七八。司马光、吕公著的意见，就是使事情归于平和的意见。”唉！神宗是世间罕有的君主。当时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他们的学问上承孔子、孟子的传承，确实也是世间罕有的贤人。上天同时降生了这几位大贤和神宗，似乎是有意安排的。可是又生出安石来让他担任宰相，使他得到君主如此专一的信任，却不让这几位大贤得到君主的信任，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上天还不想使天下得到治理吗？”

译况且神宗任用安石，简直是把他当作圣人来对待。安石以尧、舜的标准期望君主，却把管仲、商鞅自任，这样辜负神宗，实在太严重了。看神宗问程颢说：“安石是圣人吗？”程颢回答说：“《诗经》说‘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圣人的气象就是这样。安石连自身都不能治理，怎么能称为圣人呢？”程颢虽然还不能说是圣人，却可以称为仅次于圣人的大贤。眼前有仅次于圣人的大贤却不知道，反而说安石是圣人，这是为什么呢？神宗任用人才，在安石这件事上失误了。晚年总算得到司马光。起初，英宗命令编纂历代君臣事迹，书成以后，神宗赐名《资治通鉴》，亲自撰写序文。等到官制制定完成，设置御史大夫，想让司马光担任，蔡确、王珪阻挠而作罢。神宗下诏让司马光暂且担任外职，到了晚年，终于把他储备为元祐年间的贤相，用来挽救弊病、改变政治，这也值得称道。神宗去世，太子赵煦即位，这就是哲宗【十一岁即位，在位十五年，元祐八年、绍圣四年、元符三年，丙寅至庚辰，享年二十五岁，陵名永泰】。哲宗刚即位，年幼而不成熟，由太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氏】垂帘听政，召司马光、吕公著任用，二人都任门下侍郎，这是继承神宗遗留下来的意旨。首先废罢新法十项【如废罢逻卒、开河夫、制造军器的匠户，停止成都等路买马，废除在京物货场市易地课，放免市易、常平，免除役钱利息，废罢免行钱，废罢方田法，废罢后苑作方院】，这些事情都是由太皇太后在内宫决定的。那时司马光、吕公著二人还没有到朝廷。此时王珪已经去世，蔡确、韩镇任宰相，章惇任知枢密院事。司马光先上疏说当时的政事应当改革，并且说：“汉景帝改革笞刑，汉昭帝废止均输法，唐德宗、顺宗初年即位时，都废除了前朝的弊政；这些都是改动父祖的政事而且改得正确的事情，不能拘泥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说法。”司马光已经预先驳斥了张商英、李清臣的邪说【后来张商英以“三年无改”的说法，李清臣以“绍述”的说法攻击诸贤，最终给国家带来祸患】。召程颢任宗正丞，他还未赴任就去世了。程颢有志于经世济民，正将要被任用却突然去世，士大夫痛惜地说：“伯淳没有福气，天下也没有福气。”文彦博在他的墓上题写“明道先生”。唉，安石不是真正的儒者，只是借周公善于治理天下的美名来文饰自己。明道是真正的儒者，却终于没有赶上周公那样善治天下的实际成效。道理已经明白却不能施行，是人的原因，也有天意的原因。范纯仁、孙觉、李常、刘挚、苏轼、王岩叟、范祖禹、吕大防、梁焘、朱光庭等人，都依次得到提拔任用【元丰六年】。台谏官接连上奏数十章弹劾蔡确、章惇，蔡确被罢相，司马光任相，商议改革新法。司马光说：“先帝的法令，其中好的即使经过百世也不能改变。安石、吕惠卿所制定的法令给天下造成祸害，不是先帝本意的就应当改掉，应该像救火一样迅速。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政令，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政令。”有人说：“日后小人把父子关系的议论上报给皇帝，朋党之祸就会发生。”司马光说：“上天如果保佑宋朝，必定不会有这种事。”于是毫不迟疑地改掉了这些法令。废除提举常平官，恢复常平法，废除青苗钱，禁止科举考试采用王安石的字说，设置《春秋》博士，只有差役法恢复了。东南、西蜀认为不便，章惇争辩反对，司马光不听。吕公著、苏轼、苏辙都提出意见，范纯仁尤其恳切，甚至叹道：“这又是一个介甫了。”他留给司马光一封信说：“这项法令如果缓慢施行、仔细商议，就不会扰民；如果仓促施行、处理疏略，就会扰民。将一项疏略的法令让办事错误的官吏仓促执行，就会扰民，这也超出了您的预料。”司马光仍不听。蔡京任开封府尹，五天内差遣了一千多人。司马光高兴地说：“人人都像待制一样办事，还担心法令不能施行吗？”蔡京只是想讨好司马光，并不是事实【安石在金陵听说废除役法，惊愕地说：“竟然废除到了这种程度吗？这件事应当和先帝商议。”两年后才施行这项法令，最终不能改变，后来果然如他所说】。章惇、韩缜相继被罢免，吕惠卿逃窜；范纯仁任同知吕公著为相，文彦博任太师、平章政事，程颐任崇政殿说书，进呈札子大略说：“皇上年纪还轻，关键在于涵养熏陶。大体说来，一天之中接触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会发生变化，德行和器度也会养成。请求遴选贤德之人，以备劝讲。天下的重大责任，只有宰相和经筵官。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宰相；君德能否成就，则应由经筵官负责。”当时宰相是司马光和吕公著，于是任用程颐主持经筵，几乎选尽了天下的人才。可是两位宰相不久就去世，程颐也不久便离去，这又是为什么呢？九月，司马光去世。司马光执政超过一年，其中有一半时间因病居家；到他去世时，太皇太后悲痛大哭，皇帝也感伤流泪不止。京城百姓全都停止营业前往哭吊，四方前来会葬的人，像哭吊自己的亲戚一样【起初，司马光居住在洛阳十五年，天子认为他是真正的宰相，农夫和老人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女和儿童也都知道他是君实。等到他赴阙入宫哭临，卫士看见司马光，都举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百姓争着拥住马呼喊：“您不要再居住在洛阳了，请留下来辅佐天子，使百姓活命。”范纯仁说：“听到诏令下达，民间欢呼，都说这真是快活。”条贯】。起初，司马光任相以后，辽、夏一定询问他的起居。辽人命令边境官吏说：“中原已经任司马光为宰相了，不要制造事端、开启边境争隙。”苏轼曾说，司马光之所以感动人心、震动天地，只因为真诚罢了。人们认为这话说得对。苏轼任翰林学士时，撰写馆职策问题目，被朱光庭、王岩叟等人攻击；虽然太皇太后没有听从他们，但嫌隙从此产生了。

译起初，苏轼、程颐一同在经筵任职，苏轼喜欢诙谐戏谑，程颐坚持礼法，苏轼常常讥笑他。朱光庭、贾易【司谏、御史】都是程颐的门生，长期不能平息心中的不满，于是借文字上的问题指责苏轼诽谤先帝。邵伯温攻击苏轼说：“元祐初年，群贤聚集在朝廷，免不了按类别互相依从，所以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这样的说法。洛党以程颐为领袖，裴光庭、贾易为羽翼；川党以苏轼为领袖，吕陶等人为羽翼；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而羽翼尤其众多。只有吕大防，是秦地人，质朴耿直而没有党派；范祖禹以司马光为老师，不属于朋党。”当时被贬退元丰旧人的人，都把怨恨深藏在心中，暗中伺机寻找间隙，而诸贤没有觉察，自己分成党派相互攻击，到绍圣年间竟一概被指为元祐党人，远远流放到岭南、海南，实在令人悲哀【元祐元年】。程颐被罢免经筵职务，是孔文智等人弹劾他的缘故【元祐二年】。吕公著任司空、平章政事，吕大防、范纯仁任宰相；第二年吕公著去世，司马光、吕大防都任宰相不久便死在任上。上天是不想让宋朝治理天下啊！赵挺之【监察】又借策问攻击苏轼，苏轼被罢免翰林学士，出任杭州知州。范纯仁也被罢相【元祐四年】。文彦博退休，吕大防【丞相】、刘挚【中书侍郎】想引进元丰旧人，以平息过去的怨恨，把这称为调停。苏辙【中丞】说：“这些人如果回来，难道肯就此罢休吗？臣下遭受祸患还不足惜，所可惜的是朝廷和国家。”刘挚任右相，王岩叟任签书，苏辙任右丞，苏轼任承旨，贾易又攻击苏轼，苏轼、贾易一起被罢免。杨畏【侍御史】攻击刘挚，刘挚被罢相。杨畏离任时，刘挚谋划让章惇任相【元祐六年】。苏颂任相，第二年杨畏攻击苏颂，苏颂被罢免，这也是在为章惇铺路。董敦逸说苏轼替吕惠卿撰写制词，指斥先帝和太皇太后说：“先帝追悔过去的事情，甚至流下眼泪，这件事官家应当深知。宣仁太后的谋虑很深。”范纯仁再次任相，来之邵、杨畏攻击他，没有得到答复。太皇太后身体不适，辅臣问候病情，太皇太后说：“试着说说这九年中，是否曾对高氏施过恩？只是因为秉持至公之心，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病重将死，都没有让他们见面。”说完流下眼泪，又说：“我正想把这些话向官家说明白。我死以后，一定会有很多人调戏、蒙骗官家，应该不要听信他们。你们也应当及早退去，让官家另用一批人。” 太皇太后苦口婆心地说到这些，必定是深深看出了哲宗的不明智。可以说她有先见之明，称她为女中的尧舜，并不过分。她不是没有向哲宗把话说明白；日后仍然有人图谋追废宣仁太后，哲宗几乎落入他们的奸计，几乎免不了成为宗庙社稷的罪人，实在令人悲哀！太皇太后去世，皇帝才开始亲自处理政务。范祖禹上疏，言辞忠诚恳切，其中说：“今天正是宋朝兴衰的关键，也是君子、小人势力消长的时刻，不可不谨慎。”太皇太后当初在内宫决定大计，拥立陛下，斥退奸邪，压制侥幸求进之人。九年之间，虽然恩德遍及天下，但怨恨她的小人也很多。现在一定会有小人进言说：“太皇太后不应当改变先帝的政令，也不应当驱逐先帝的臣子。”这种离间的话，不可听信。陛下刚即位时，上书说法令不便施行的有上万份。太皇太后顺应人心希望改变的要求，和陛下一起改动，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私意而改变。既然改了法令，那么制定这些法令的人和主持施行这些法令的人就有罪，应当驱逐；这也是根据众人的意见驱逐他们，因为他们上负先帝，下负天下。只要陛下清心明察事理，若有人敢进献这种奸邪之言，就严惩其中一人，以警戒群邪，那么事情就会安定无事。如果稍微听进这些话，奸邪之言就会接连进来。万一追报太皇太后的礼仪稍有不周，不会损害太皇太后的圣德，却会使陛下的孝道有所亏缺。如今陛下刚开始亲自掌握政事，正是小人乘机窥伺、寻找间隙的时候，所以不可不谨慎防备。这些人既已经向上误导先帝的命令，又再次误导陛下，天下的事情难道经得起小人再次破坏吗？日后的祸患，范祖禹仿佛已经看见了。哲宗的不明智，实在可恨。吕大防想任用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纯仁说：“杨畏奸邪不正，不可任用。”吕大防称赞杨畏敢于进言，而且事先暗中约定杨畏帮助自己，最终竟然破格提拔了他。吕大防既不知人，又受到私情牵累，罪过很大。杨畏首先背叛吕大防，上言说神宗改革法令是为了流传万世，请求早日考察研究，以成就绍述之道。皇帝随即询问旧臣中哪些人可以召回任用，杨畏立即上疏列举章惇、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人，请求召章惇为相。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宣仁太后反复叮嘱的话，范祖禹详细陈述的意见，并不是不切实恳切，但皇帝全然没有省察。杨畏的邪说，只一句话就投入哲宗的昏庸之中，他是汉元帝一类的人。有人问朱文公说：“章献太后【刘氏】不如宣仁太后，但章献太后辅佐仁宗，后来却没有发生什么事。”朱文公说：“这也是因为仁宗的资质好。哲宗如果有汉昭帝那样的明察，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情了。”这话说得好啊！任命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温伯为左丞。“绍述”的说法，由李清臣首先倡导，邓温伯附和。两人长期在外任职而不得志，于是拿元丰年间的事情激发皇帝的意旨，李清臣尤其卖力。宋朝的治乱存亡，就在这里判定了。人们以为汴京沦陷是亡于徽宗宣和年间，却不知道其实已经在哲宗绍圣年间开始了。可悲啊！吕大防被罢免【绍圣元年】。考试录取新进士时，杨畏专门录取在策论中拥护熙宁、元丰新法的人，因此毕渐名列第一。于是朝廷的议论完全改变，元祐年间的人接连被驱逐。苏辙【门下侍郎】被罢免，出知汝州；苏轼从定州降职为英州知州；张商英任右正言，攻击元祐旧人不遗余力【起初任开封推官时，上言“三年无改”，一出任五年，便对此深为怨恨】。翰林学士范祖禹被罢职，曾布接替他。章惇任宰相，皇帝对曾布说：“章惇有制定立储大策的功劳，不同于其他人。”哲宗遭到这样的蒙骗，宣仁太后早已预先知道了。杨畏对章惇说：“我的行迹在元祐，内心在熙宁、元丰，是首先替章相公打开门路的人。”杨畏是纵横捭阖之徒，更改熙宁、元祐、佑圣等说法，随着时势和君主的爱好而改变自己的言论，人们称他为“杨三变”。

译范纯仁被罢免后，首先恢复免役法，并削夺司马光、吕公著的赠官。群小请求挖掘坟墓、砍断棺材，皇帝没有允许。吕大防以下的人被贬谪【即苏轼被贬惠州时】。范祖禹、黄庭坚因为修撰《神宗实录》而被流放；又恢复免役钱，放宽字说的禁令，禁止加恩，恢复安石、惠卿等人的官职，改变元祐的政策，恢复熙宁、元丰的旧法，纷纷开始实行【绍圣元年】。监察御史常安民说蔡京奸邪恶劣，并且说，宣扬绍述之说的人，实际上是假借这个名义来报私仇，托称先帝而施行奸谋；他们认为其他事情难以迷惑陛下的听闻、改变陛下的意志，只是听说先帝容易被感动。常安民因此被罢免驱逐，虽然不足以阻止群小、挽救众多正直之士，但他确实是真正的御史。废黜皇后孟氏，她是宣仁太后所立的皇后。章惇追恨宣仁太后，所以诬陷并废黜孟皇后。皇帝后来悔恨地说：“章惇败坏了我的名节。”靖康之祸时，孟皇后因为曾被废黜而保全了整个宗社，后来国家再兴，她有大功在其中，这也是天意。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邢恕曾诽谤宣仁太后有废立皇帝的意图，章惇于是借此给司马光等人定罪，再次把吕大防以下三十五人流放【即苏轼被贬儋耳时】。章惇怀疑还会重新任用元祐旧人，所以章惇、蔡卞日夜和邢恕谋划排斥陷害元祐旧人，任邢恕为中丞，制造同文馆狱案，想把他们全部诛杀。他们谋划追废宣仁太后，章惇、蔡卞亲自起草诏书，请求皇帝到灵座前宣读施行。向太后【神宗皇后】号哭着对皇帝说：“我每天侍奉崇庆宫，天日在上，这种话是从哪里说出来的？况且皇上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又与我有什么关系？”皇帝醒悟过来，取出奏章烧掉。第二天，蔡卞、蔡京再次上奏，坚持请求施行，皇帝说：“你们难道不想让朕进入英宗庙吗？”蔡卞等人被斥退到地上，议论于是停止。吕大防、梁焘、刘挚、范祖禹相继死在贬谪之所。唉，正直之人所受的祸患达到极点了。章惇、蔡卞对上想废黜宣仁太后，对下想诛杀诸贤，按内心动机定罪，他们造成的祸害超过了曹节、王甫对正直人士党锢的迫害，也超过了朱温、李振对唐末诸朝士的残害。善人是天地间的纲纪，却这样把他们斩绝，国家想不灭亡，能做到吗【元符元年】？吕中说：宣仁太后临朝后，任用司马光、吕公著；二人尚未到任，就废罢逻卒、户马、免行钱等，这些都出自宫中，并不是蔡确、章惇所能阻挠的，也不必等到司马光、吕公著来提出建议。二人到任后，改变熙宁、元丰的法令，正是神宗末年的悔悟之意、太皇太后初年的盛大心愿，也是天下人心的公论。然而，如果说太皇太后以母亲身份改变儿子的政令，那么日后必定会有人以“儿子不应改变父亲的政令”为说法进言。再说差役这件事，变法改变得太仓促了。秦地、晋地适合实行差役，吴地、蜀地适合实行雇役，各有各的利弊；不加以充分考察就急于改变，便造成了灾祸。熙宁、元丰年间的小人不能不全部清除，但熙宁、元丰年间的法令，其中好的也不必全部改变。青苗法、均输法可以废除，雇役法则应当革除其多取钱财的弊端，审度差役制度应当怎样实行，难道不可以吗？保马法和户马可以废除，但保甲法既然已经形成，就沿用它来训练阅兵，以节省军费，难道不可以吗？新经字说可以废除，但既然罢除诗赋、改取经义，难道不可以借此来尊崇经学吗？元祐年间只是没有把熙宁、元丰的旧人全部清除，却专门务求把熙宁、元丰的旧法全部废去，所以激成了绍圣以后纷纷扰扰的局面。又说：熙宁、元丰与绍圣之间，如果没有元祐几年间的润泽调和，那么灾祸不必等到宣和、靖康年间才显现。可惜一位老臣也未能留下，而诸位贤人没有了可以共同尊奉的领袖。司马光在今天去世，党争第二天就立即兴起。洛党、朔党彼此长期攻击。天禧年间寇准、丁谓的党争，是小人攻击君子；庆历年间吕夷简、范仲淹的党争，是君子攻击小人；元祐所谓的党争，却是君子攻击君子。明道说，实行新法时，我们这一党也有过错；绍圣年间的灾祸，我们这一党尤其有过错。熙宁年间君子的过错较小，他们争论新法，实际上出于公心；元祐年间君子的过错较大，他们所争论的多是细小事务和个人私意。元祐后来转变为绍圣，开始于朋党，完成于调停。开始于吕大防引荐杨畏，完成于杨畏引荐章惇。曾布、章惇、蔡卞、蔡京等人借绍述之名，实行王安石的法令。王安石变法造成的灾祸，只延续了一时；而引进小人造成的灾祸，却延续了一个朝代。小人得志以后，君子又遭受了严重祸害。因为编排元祐年间的章奏而获罪的有数千人；设置看详元祐理诉局而获罪的有八百三十家，真是可怕啊！我认为宋朝的祸乱，起于熙宁，决定于绍圣，完成于宣和、靖康，实在是小人接连掌权任事的罪过。若说王安石是造成祸乱的首要人物，难道还会有人不相信吗？哲宗去世，没有弟弟以外的子嗣，端王赵佶即位，这就是徽宗【神宗之子，哲宗之弟，在位二十五年，年号有建中靖国元年、崇宁五年、大观四年、政和七年、重和元年、宣和七年，辛巳至乙巳；靖康元年丙午年传位给儿子钦宗，钦宗丁未年被迁往北方，至高宗绍兴五年乙卯年死于北方，享年五十四岁，陵名永固】。徽宗刚即位时，年仅十九岁，首先驱逐内侍郝随等人【因奢侈浪费获罪】，任命韩忠彦为宰相，以龚夬、陈瓘、邹浩为台谏，范纯仁以下的官员一再得到收录叙用，追复司马光、文彦博以下官员的官职，恢复孟后的名位，罢免蔡卞【左丞】、蔡京【翰林学士】，把章惇安置外地。从最初看来，难道不是一代贤明的君主吗？后来竟变成这样，可见人心实在太危险了。不久，曾布任宰相，提出绍述的主张，国家的舆论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元符三年】。范纯仁去世。曾肇曾说：“假使纯仁的话在熙宁、元丰之后实行，必定不会有纷纷更改；假使在元祐年间完全任用他，必定不会有仇恨报复。”纯仁一死，旧臣也就全没有了。向太后去世。宋朝的家法最为端正，许多贤明太后在内廷辅助，保全和辅佐国家的功劳，大多可以同周朝的任姒、姜、太姒相比。后汉的马太后、唐朝的长孙皇后，只出现过一次，而且处在平常时期，并未经历变乱。宋朝的曹太后、高太后、向太后、孟太后四位太后并称，确实远远超过她们。向太后辨明宣仁太后所受的诬谤，实在值得嘉许。韩忠彦、曾布被罢免，蔡京任宰相，又夺去司马光、吕公著以下官员的官职，把苏辙以下五十多人禁锢。于是焚毁元祐法令，恢复绍圣年间的差役法，恢复方田法和保甲法，征收免夫钱，改变茶法、盐法，罢除《春秋》博士，更改科举法，禁止元祐学术，纷纷采取这些措施。当时太平日久，国库充盈，蔡京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专门用奢侈荒淫、导致败亡的方式引导皇帝，修建土木、搜求花石、崇奉仙道、开拓边疆等事情，纷纷兴起。

译宋朝的灭亡，在任用蔡京时就已经决定了。蔡京的门客强浚、叶明、叶梦得把元符年间上书辨明正邪的人编成名册，贬谪所谓邪党五百多人；陈述绍述主张的人反而列为正党，设置党籍碑，文彦博、司马光以下的人连同子孙都被禁锢。又废黜孟后【崇宁元年】，流放任伯雨、陈瓘、龚夬、张庭坚、江公望、邹浩、张舜民等人。宦官童贯重新取得湟州、鄯州，又取得洮州，任经略使，后来升任节度使。王安石配享孔子，是采纳了王安石女婿蔡卞的建议。随后又封王安石为舒王。女真人开始反叛，是因为辽朝残酷捕捉海东青。当时阿骨打即位，已经五十岁了。彗星出现在西方，长得竟然横贯天空。当时龙骧厩的马死了，蔡京把这件事当作星变的应验。蔡京被罢相，赵挺之任宰相。蔡京再次任宰相，太庙斋郎方轸上奏说：“蔡京以绍述为自己谋利，把陛下玩弄得简直像婴儿一样。他对上用不孝之名胁迫君主，对下用诽谤恐吓天下。怎么可以怜惜一个国家的贼子，而忘记社稷的重大利益呢？”方轸被流放到岭南。正直的人已经被消磨殆尽了。仍有像方轸这样尚未被消磨殆尽的人，是因为秉持常道的忠义天性不可磨灭，只是奸邪之人没有料到他们还会出现。把他们远远流放，就是不让整个朝廷略有一个正直之人。皇上只要稍微听到一句正直的言论就不肯再听，于是祸乱将要到来时，他已经瞎了眼，再也看不见；祸乱已经到来时，又茫然无措，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支撑它了【大观元年】。蔡京再次被罢免宰相。当时有彗星出现在奎宿、娄宿之间，两次侵犯帝座，这是金人两次侵犯京城的先兆。而且五星聚集在奎宿、娄宿之间时，汴京、宋朝兴起；有彗星出现在奎宿、娄宿之间时，汴京、宋朝就要灭亡。天象显示吉凶，可以说是明显得很了。张商英任宰相，几乎有所反正，蔡京当时也颇称许他的作为。朱勔兴办花石纲，东南地区陷入极大困顿。张商英被罢免，蔡京第三次入相。童贯出使辽朝，有个叫马植的人提出灭辽的策略，童贯把他带回宋朝，改名为赵良嗣。收复燕山的议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政和元年】。蔡京命童贯扩建宫室来讨好皇帝，皇帝多次沿着复道往来，于是期门方面的事情也兴起了。又修建万岁山，改名为艮岳，耗尽国家力量六年才建成；其他奢侈荒淫之事也都与此相同。道教的兴盛，开始于徐知常；天神降临之说，发端于王老志；到林灵素时达到极盛【宦官和道士常常假托替皇帝传诰命，没有不顺从王老志的；蓄养妻妾、穿华美衣服、吃精美食物的道士有两万人，一次聚会耗费数万缗，称为“千道会”】。这就是王钦若天书事件遗留下来的毒害，到此时又大为炽盛了。群臣还上表尊奉皇上为道君皇帝。自古以来，崇尚佛教没有超过梁武帝的，崇尚道教没有超过宋徽宗的；这两位君主晚年的结果，大概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宋朝派使者与女真交往，约定夹攻辽朝；女真不久便称帝，国号为金【重和元年】。童贯与赵隆【熙河将领】商议，拿官职来诱惑他，赵隆说：“我不敢为了求取赏赐而破坏两百年的友好关系；将来一旦产生事端，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高丽来告知说：“我们世代承受贵国恩惠，不敢忘记恩德。辽朝是兄弟之国，保存它足以成为屏障；女真人新近兴起，不可以同他们交往。”这次出兵，满朝满国没有人敢说忠言；忠言只在边塞一个小将和塞外一个小夷那里出现。迷惑而不能回头，难道还要等到国家灭亡吗？王黼任宰相，奸邪程度可与蔡京相匹敌。攻取辽朝的战争，王黼以自身承担责任，收复燕山的议论于是决定了【宣和元年】。赵良嗣出使金朝，约定夹攻辽朝。宇文粹中【兵书】入朝奏对，借机说到同僚中有人去世，皇上说：“凶险、诡诈，是心术不善，上天不会保佑这种人。上天任凭天理，人却任凭自己的情欲；人的行为，天虽然不说话，却会以善报善、以恶报恶。善人与恶人相互争斗，善人最终会胜利，这就是天理。” 从徽宗这番话来看，可以说是格言，实在同他后来荒淫败亡的行为不相似。由此才知道，逢迎君主的恶意，都是蔡京、王黼一伙人的罪过。当时四方盗贼兴起，方腊反叛，睦州陷落，杭、歙、衢、处等州也受到影响，朝廷派童贯【枢密】讨伐平定，童贯进为太师，梁师成开府。童贯、梁师成都享有宰相待遇，位居执政之上，内臣僭越、名器滥用达到了极点【王黼把梁师成当作父亲侍奉，因此取得宰相之位，凡事都奉行他的意旨】。宋朝与金朝约定夹攻辽朝，金朝攻取中京，宋朝攻取燕山；赵良嗣还一并许诺西京【云中、山后地区】，欺骗了朝廷。金朝攻陷辽朝中京，童贯在辽地战败，退守雄州；刘延庆的军队在卢沟河大败。自熙宁以来，军事实力已经扫地殆尽。童贯、蔡攸【蔡京之子】再次出兵，仍不能攻下燕山，便秘密祈祷阿骨打，希望他攻取燕山。金朝攻陷燕山，答应割让燕山府六州【涿、易、檀、顺、景、蓟】；平州、滦州、营州自后唐以来被安巴坚攻陷的地区，尚未议定。童贯、蔡攸率军进入燕山，金朝把金帛、官员和百姓全部席卷向北，宋朝还捐出每年数百万的岁币，所得的只是一座空城。朝廷设置燕云路，谭稹【宦官】任云中宣抚使，接纳辽朝降将张觉；起初约定双方都不许接纳叛逃者，而金朝已经答应割让燕山却尚未割让。金朝把这两件事归罪于宋朝，首先从平州入侵【五年】。不久，金朝灭亡辽朝，随即把攻打辽朝的军队用来攻打宋朝。宋朝供给燕山守军粮食财物，河东和河北、山东一带都陷入困顿，群盗接连兴起。蔡京到这时已经第四次任宰相，造成这样的祸乱和灭亡，究竟是谁造成的？既然已经使他退休，又糊里糊涂地把他召回来，只能看出他的愚昧昏暗罢了，后悔也来不及了！不久，金人分道入侵，斡里雅布攻陷燕山，进犯河北；尼堪进犯河东，包围太原。童贯逃回【当时童贯被封为王】。郭药师率燕山投降金朝，给金军充当向导【起初伐辽时，郭药师以涿州、易州投降宋朝，如今又叛宋投降金朝】。朝廷这才停止花石纲，要求天下进言，唉，已经太晚了！朝廷召集天下勤王军，举行内禅，太子赵桓即位，这就是钦宗，尊道君皇帝为太上皇帝。金朝太史占卜说帝星重新明亮，斡里雅布惊惧，想要退回去；郭药师说：“未必有所防备，不如暂且进军。”于是继续进兵。当时掌权的人多是奸臣所荐举，没有人敢进言。太学生陈东上书，请求斩杀六名奸贼以向天下谢罪，所指的是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括田、增加重赋，给河东、河北、京东、京西三路带来祸害】、朱勔。吕中说：“元符末年，又发生了一次更化。”

译曾布的奸邪，不是韩忠彦的懦弱所能制止的，天下大事多由曾布决定。曾布认为元祐、绍圣都各有过失，于是借用皇极的说法，建立“建中靖国”的年号。他不知道，元祐、熙宁、元丰的法令还可以有所损益、参酌并用；元祐、绍圣的人却绝不能调和折中、同时任用。结果君子全部被排斥，小人独自留下，这就是建中靖国年号为什么一变而成为崇宁的原因。”又说：“王安石本人虽然在熙宁末年退下了，但他的思想未尝没有流传到元丰、绍圣、崇宁、大观以后。祖宗所依靠来作为纲纪的，是君子，是公论。到了蔡京，便把这些全部削弱、败坏、消磨殆尽。上天将要使建中靖国变成崇宁，所以不让范忠宣在建中靖国初年再次任相；上天将要使宣和变成靖康，所以不让陈、刘二位忠肃在此后几年中留下【陈瓘、刘安世在宣和六年相继去世；范纯仁晚年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尤其留心人才。有人问他所储备、可以任用的人才，他说是陈瓘；又问其次是谁，他说：‘陈瓘自有可取之处。’这个人就是刘安世。有人问陈瓘的病情，范纯仁勉励他服药治病，说：‘天下的事情还要依赖您，应当努力保养身体，以等待时机任用。’陈瓘弹劾蔡京，说南北分裂已经有了萌芽，有见识的人都推重他的先见。○刘安世担任谏官时，当面斥责、在朝廷上据理力争，对旁人也一点不肯宽容，因此被称为“殿上虎”。他年老以后，名望更加崇高。梁师成派人用优厚官职诱惑他，说：“我是元祐年间保全气节的人，死后在地下见到司马公，也可以无愧了。”苏轼评论元祐年间的人说：“器之是真正的铁汉。”朱熹说：“了翁气概刚强、才干宏大，可惜没有得到任用。”又说：“了翁有治理天下的才干，假使让他得志，一定会有可观的成就。”又说：“靖康之祸，即使元城、了翁在，也仍然无法挽救，大概是心腹已经溃烂了。”有人问二人的刚强谁更适中，回答说：“元城得其中正，了翁后来有过当之处。”虽然张商英本是元祐罪人，晚年稍稍同蔡京意见不同，天下人也转而归向他，由此可知全国已经没有君子了。唯独蔡京竟然活到八九十岁还不死，难道不是天意吗？蔡京、王黼假托熙宁、元丰的事迹来作奸；任命童贯掌管边务，就是沿用李宪经制边事的意图而更加过分【朱熹说：‘熙宁、元丰年间用兵都任用宦官，后来于是有童贯、谭稹的祸患。’】重新取得湟州、鄯州，重新取得燕山，就是沿用开拓熙河、横山的意图而更加过分。王安石的法令尚且是出于所学偏狭、见识蒙蔽，章惇只是借王安石来报私仇。至于蔡京、王黼，则借绍述来迎合君主的奢侈欲望，以此推行他们的奸谋，只专心于剥削百姓、奉承皇上，括取田地、加重赋税；李彦因此同西北结怨，花石和营造之事使朱勔同东南结怨；又制作大晟乐，颁布政和礼，用来崇尚虚文、装饰美观，甚至在没有别的办法取悦皇帝、震动天下时，便扩张疆土来邀求功劳。祸患不在外部，而在内部；章惇、蔡卞、蔡京、王黼是小人中最突出的。自古以来，从没有内部没有蛀虫，却招来外部侵犯的。我的考察是：从韩忠彦驱逐大臣以后，满朝没有一个君子；从方轸被流放以后，整个朝廷没有一个敢进言的君子；从范纯仁、陈瓘、刘安世去世以后，旧臣中没有一个可以储备起来等待任用的君子。这些都是熙宁、元丰、绍圣、崇宁、大观年间一群凶恶小人接连出现、扫灭善类造成的，终于到了这种地步。他们想要报仇，本来也不必残酷到这个程度，不过是害怕那些人重新进用、夺走自己的权力和恩宠，所以痛下决心全部扫除，使同类消失、踪迹断绝，以巩固自己的恩宠，便利自己的作为罢了。难道还会有一丝一毫替国家社稷打算的心吗？他们的心本来产生于害怕失去，造成的祸患却终于导致国家灭亡，真是可悲啊【朱熹说：蔡京用“绍述”二字堵住天下人的嘴，实际上把神宗的法令几乎全部改掉了。确定官制以后，他建立尚书省，又把尚书省拆掉。若是别人拆掉尚书省，怎么能了结？蔡京增加卫士食钱之类的措施，都是用来取悦上下、作为窃取权力的办法。蔡京四次任相，始终只用“不要担心没有财物，只担心不能理财”的说法；这些做法的源头，都是王安石的盐钞、茶引使钱财成柜而入。】皇上高兴地说：“这是太师送给朕的增支啊。”又说：杲老同张相公谈论元祐年间的人才，张相公说：“也很好，像温公那样，是大贤人。”杲老说：“相公在谏官任上时，为什么还要议论他呢？”张相公说：“只是因为后生急于求取官职，所以才那样。”又说：“看看徽宗朝的事情，竟没有一件小事做得合适。”阿骨打却同他不同，常常把守信义作为主张。我们却毁约失信，因而激怒了他。像这样每次读国史，都读得头痛，却再也找不到一件事情能够合乎节拍【此处原文语意疑有讹误】。钦宗在祸乱已经达到极点之后即位【名赵桓，在位二年；丙午年、丁未年在位，丁未四月被迁往北方；五月以后高宗即位；钦宗在北方经历建炎元年至绍兴三十年庚辰年去世，享年六十一岁，陵名水宁】，确实已经难以有所作为了；但也并非没有尚可作为的机会，可惜这些机会全都失去了。自从金人进犯边境，朝廷多次要求臣民进言；局势稍有缓和，就压制进言的人。当时有话说：“城门关闭，言路开放；城门开放，言路关闭。”真是奇怪。王黼、朱勔、李彦首先伏法被诛，接着又诛杀梁师成。上皇前往南京，采纳右丞李纲的意见，制定守城策略，任命李纲为行营使。斡里雅布进犯京城【靖康元年正月癸酉】。李邦彦专门主张和议【人们称李邦彦为“浪子宰相”】，李纲主张抗战。皇上采纳李邦彦的计策，派使者求和。金人要求用金银、牛马、币帛犒劳军队，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并以亲王作为人质；康王赵构【高宗名】到金军北营，金人所要求的事情他全都答应了。李纲扣留割让三镇的文书，没有把它发出。金人派康王回到京城，北方制置使种师道、统制姚平仲、熙河经略姚古、秦凤经略种师中等率勤王军到达【号称二十万人】。种师道入朝拜见，说：“金人不懂用兵，哪有孤军深入别国境内，却能平安回去的道理呢？”皇上说：“既然已经讲和了。”李纲请求命令种师道等人听从臣节度，估计他们不会听从【最终因互不统属而失败】。朝廷搜括金银，得到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百姓收藏的金银已经被搜空了。种师中想等过了春分再进攻，姚平仲担心功劳只归种氏，便先率一万人夜袭金军营寨；计划泄露，反而被金军击败，诏令不许再进兵。起初，种师道请求挑选精锐出战，其余军队守城拒敌；在城寨周围设防，断绝金军掳掠，使他们缺乏粮食；又催促姚古会合河朔军队，驻扎在滑州、屯军于金营之后，约定日期一同进攻，这样一定可以取胜，但朝廷没有听从。

译李纲被罢免后，种师道说，用兵贵在出其不意，如今今晚再派兵分路进攻敌人，也是一条奇计；如果不能取胜，就每天晚上派几千人去骚扰他们，不出十天敌人就会逃走。李邦彦等人胆怯懦弱，都不采纳。这个时候不能任用像拯溺亨屯之类的大才来辅佐，却任用浪子为相，失败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第一次错失战机，实在可惜。于是罢免李纲，以此向金人谢罪，并派使者带着割让三镇的文书前往。太学生陈东等几万人伏在宫阙前，请求重新起用李纲；李纲复任尚书右丞，充任守御使。开始解除元祐党籍和学术禁令，金兵稍稍退去。金兵围攻京城共三十三天，得到割让三镇的文书、肃王到达后，未等金帛数量凑足便离去。种师道请求在临河拦截攻击，李纲请求扼守关津、断绝粮道、禁止抄掠、坚守营垒不要交战，等敌人疲惫后，再发布檄文索取誓书，放他们回去，等敌军渡河渡到一半后再进攻；这是必胜的计策，但全都没有被采纳。李纲又请求派大军按照澶渊旧例护送金兵，朝廷于是命古师中等率兵十万，并告诫他们相机进攻。李邦彦上奏，请立大旗，规定河东、河北擅自出兵的人按军法治罪。当时，从枢密院发出的文书命令追击并击破敌军，从三省发出的文书却命令护送敌军出境，诸将都不知道该听从哪一边。不是金兵能够保全军队撤回，而是国贼李邦彦等人曲意保全他们，使他们顺利撤走。这是第二次错失战机，实在可惜。李纲上奏说，三镇的官民一定以陷没为耻，金人带有辎重，没有时间久留；秋高马肥，他们一定会再次到来。现在应当整顿武备、修治边防，不要以为金人不会来，而要依靠我们有所准备来等待他们。上奏的防边御敌八项措施【比如请求把太原、真定等地建立为藩镇；河东、河北尚存的保甲应当组织训练，使他们保卫乡里；要害之处以及靠近京城的郡县都应筑造坚固城池】，大致只是具文施行了一两项而已。杨时【谏议】说，金人的力量足以攻城，城中的一切东西都将归他们所有，为什么还要请求讲和？他们也是害怕才撤回，并不是爱惜我们而不进攻。肃王起初约定到黄河就回来，金人却挟持他一同前往，应当以此问罪。三镇在前面拼死抵抗，再以重兵拥在后面，形势必然可以取胜；但朝廷不听，只听从当时的意见，仅仅罢去王安石配享孔子的资格。李邦彦被罢免，张邦昌、吴敏任宰相，李纲任枢密，耿南仲任尚书左丞【耿南仲是竭力主张讲和的人】；贬窜蔡京到潭州，蔡京在那里死去；他的儿子蔡攸、蔡绦以及童贯都被处死，六贼全都消灭了。可是像李邦彦、耿南仲、唐恪、聂山、王时、雍等这些贼人没有被杀，反而还掌握权力，这是为什么呢？张邦昌被罢免，徐处仁任宰相。朝廷在南京迎接上皇【上皇说：渡过黄河后为什么不拦截攻击？李纲说：肃王府在金军中，所以没有这样做。上皇说：为了宗庙社稷着想，哪里还顾得上谈论这个】。粘罕围攻太原，用锁城法困住太原；诏令种师中、姚古援救太原，种师中战死，姚古的军队溃败。耿南仲主张割让三镇，因为李纲想要用兵，便推荐他任宣抚两河，实际上是把他排挤到外地，再从中阻挠他，这样必然没有成功的道理【李纲极力推辞，许翰写下“杜邮”二字赠给他，李纲惊恐地接受了任命】。当时可以任宰相的人，是李纲；如果让李纲在朝廷内任相，把外面的择将之权交给他，又不让小人从中离间，必定不会再发生金兵侵犯京城的灾祸，天下也就安定了。这是第三次重大错失战机，实在可惜。错过这三次机会，始终被“和”这一个字耽误，坐等覆亡，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李纲制造了一千多辆战车，每天操练【后来吴玠制胜，也是用战车阻挡骑兵】。等到防秋军队集结时，朝廷却下诏，把各地征发的军队全部停止或削减。李纲极力争辩，说一年两次征发军队，天下军队走到半路却两次被叫停，和儿戏没有区别。如今并不是火还没有烧到身边，却在烈焰旁边仍然谈笑自若。周幽王点燃烽火召集诸侯军队的事，可以永远作为鉴戒。以后再号召军队，就不会再有人响应了。没有得到答复，这不是把李纲置于外地而不顾，而是把国家交给敌人而不顾。冯澥【谏议】上奏请求恢复熙宁、元丰时期的政策，诏令把这件事公布在朝堂上；李光【御史】、崔鶠【右正言】驳斥他，说冯澥阿附蔡京，故意把正直之士列入党籍等。朱文公说：靖康年间排斥正论，多半是耿南仲、冯澥的力量。邪党还留存，邪说还盛行，这就像已经死于鸩毒，却还把毒药藏在体内。刘韐等人援救太原，交战失败，朝廷罢免李纲，以种师道代替他【种师道不久去世】；派王云出使金国，商议以输送税赋代替割让三镇土地。王云回来，说金人似乎有答应的意思，实际上是在欺骗、麻痹我军。耿南仲、唐恪尤其相信这件事，于是下诏命令宣抚司不得进兵。金人始终用“和”字愚弄宋朝，宋朝也始终用“和”字自我欺骗，真是可悲啊！唐恪任宰相，贬黜李纲，认为他主张战争、使军队丧失。粘罕攻陷太原，斡里雅布攻陷真定；康王出使斡里雅布的军营，答应割让三镇，康王留在相州。斡里雅布再次侵犯京城，到这时，朝廷中已经没有可以倚仗的人才了。只有吴革多次请求出兵，在城外扎营，使敌人不敢逼近城池，并且打通东南道路，但没有被采纳。张叔夜【道南总管】率领三万军队入城防卫【朱子说：张叔夜只应当驻扎在京城附近，进退自如；不应该率兵进入城中，这样便受到牵制，所以最终没有成功】。何■〈卤上木下，仌代乂〉任宰相时，粘罕侵犯京城，于是任命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宗泽【磁州守】、汪伯彦【宰相守】为副元帅，催促他们率兵勤王。宗泽请求进兵援救京师，汪伯彦加以阻挠。宗泽请求自行进兵，朝廷同意了。元帅府刚刚建立，幸好有宗泽在那里；但已经被汪伯彦的奸诈庸碌阻挠了。京城陷落，皇帝悲痛哭泣，说：“没有采用种师道的意见，竟到了这个地步【金人初春离去时，种师道请求等他们渡河到一半再进攻】！”何■〈卤上木下，仌代乂〉率领城中百姓准备巷战，听到消息的人争相奋勇。金人于是收兵，假装请求割地讲和，请求与上皇相见。自从进攻太原以来，金人就一直用讲和来欺骗我们。李邦彦、吴敏、耿南仲、唐恪、何■〈卤上木下，仌代乂〉都落入了他们的计谋，因为被“和”字愚弄，所以战守都不牢固。金人极力搜括金银，皇帝一再到青城【金营所在】。刘韐、李若水为此而死【金人想任用刘韐，刘韐自缢而死；李若水辱骂金人，遭到杀害】。上皇、太后前往青城【朱皇后、太子赵谌随后也前往】。吴革起兵，谋划迎接二帝，范琼诱骗并杀害了吴革。金人拥立张邦昌，给他伪号“楚”；只有秦桧认为赵氏不应废除、张邦昌不应拥立，当时的舆论赞同他。张邦昌僭越称号的那天，百官悲惨忧痛，只有王时、雍、吴幵、莫俦、徐秉哲、范琼等人兴高采烈。

译二帝被送出、张邦昌被拥立时，往来参与议事的是吴幵、莫俦；逼迫皇帝和皇后的是王时、雍、徐秉哲；胁迫恐吓京城百姓的是范琼。王时、雍被称作卖国的牙郎，粘罕称吴幵、莫俦为“了事官人”，范琼也称他们为“卖国吴牙”。唉！这些人正是王安石、章惇、蔡卞、蔡京培植出来的奸邪种子和叛逆同党；并不是金人有能力攻破京城，而是国贼们相继帮助金人进攻。宗泽两次击败金人，率兵抵达大名；各地的勤王军没有一个到来。斡里雅布先行撤退【三月丁巳】，粘罕随后撤退【四月朔日】。二帝以下的人全都向北迁徙，只有孟太后因被废而获免。马伸【监察】劝说张邦昌迎接孟太后垂帘听政，并赶快迎奉康王，张邦昌听从了。张邦昌以太宰身份退居资善堂，太后下达亲笔手书。五月迎接康王，康王在南京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当时使臣曹勋从河北逃回，进献徽宗亲笔诏书说：“你可以立即即位，前来救援父母。”康王痛哭，拜受诏书】。这就是高宗。高宗生于丁亥年，与太祖相同；在南京即位，也与太祖当初兴起的地方相同，难道不是偶然的吗？但他刚开始开设元帅府，就任命汪伯彦为元帅、黄潜善为副元帅。高宗不能为父兄报仇，在任用这两人为正副元帅时就已经显露征兆了。吕中说：“金兵撤退，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德行足以感动他们、力量足以制服他们，只是因为两位首领的兵势尚未会合，担心被勤王军乘机攻击罢了。”从二月金兵撤退到十一月再次到来，共经历了十个月。此时本应上下同心协力，如同捧住漏水的器皿、浇灭焦土一样，救援朝夕之间即将覆亡的危急局势；他们却反而喜形于色，互相庆贺，归还勤王军，不谈炮石却谈安石【当时城外有五百枚炮石，各部门互相推诿，不肯收取，金人再次到来时全都被他们使用】；不讲防备秋季敌军，却讲春秋【重新设置春秋教官】；沉溺于一个“和”字，坐等覆亡。等到粘罕已经占据太原、斡里雅布已经攻陷真定，两河的咽喉已经被堵塞，三镇还等什么割让之后才抛弃呢？他们却还在议论是守还是弃，金人说：“等你们朝廷议论完，我已经渡过黄河了。”李邦彦等国贼用讲和误国，比敌人用讲和欺骗我们更加严重。金人夺取两河、再次进犯汴京，都是小人的计谋，也都是他们始终在辅佐、帮助金人的缘故。先挑起事端招来祸患，失败后又想赶快讲和来免除祸患。靖康年间卖国求和的人，就是靖康年间主张讲和的人；靖康年间主张讲和的人，就是宣和年间共同挑起事端的人。误导宣和年间时局的，是小人的首领；误导靖康年间时局的，是小人的余党。唉！祖宗用仁德凝聚民心，从未无故杀害一个百姓；用义理凝聚士大夫之心，从未无故杀害一个贤者。建隆年间开创了这一源头，庆历年间以后使其流传扩大，这就是治平丁未以前朝廷内外安定的原因。自从王安石推行新法，祖宗用仁德凝聚民心的传统就丧失了。自司马光以下，不知有多少人被追夺官爵；自吕大防以下，不知有多少人被贬逐而死，祖宗用义理凝聚士大夫的本意也丧失了。章惇便把王安石没有做得太过分的地方加以强化，蔡京、童贯又把章惇没有做得太过分的地方进一步强化，这就是靖康丁未年一败涂地、再也无法支撑的原因。唉！河东、河北和陕西的百姓死去，也不忍忘记君父；从宣和到绍兴十多年，仍然如此，可见我们的百姓没有辜负祖宗仁德的人还很多。士大夫受到国家深厚的恩惠，却反而忍心帮助敌人，忍心侍奉异姓，忍心背叛君父；这样看来，士大夫辜负祖宗义理的人反而更多。唉，实在太严重了！《历代通略》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历朝通略》卷四 （元）陈栎撰写 南宋【中兴南渡，定都钱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