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畿辅名迹

译，已经很详细了；既然题名说“略”，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我听闻的燕地遗闻，医无闾山、昭余祈泽薮、崆峒山上广成子的石室仍然存在；西山的大翮山、小翮山，是王次仲坠落羽翼的地方；息壤从金马门涌出，张世杰生于范阳村，谢枋得饿死在悯忠寺；这些地方和事情，游兴没有到达，所以书中没有涉及。题名为“略”，确实有道理！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协理詹事府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管理纂修玉牒事务、前南京国子监祭酒、直起居注、纂修两朝实录、知制诰、经筵日讲官方逢年撰写。[原书缺页]都城，是应合天垣的地方。燕地对应天极，天垣有三处，天极只有一个。太阳从东方升起，运行于十二次；北极居中，指向十二辰，以北斗的斗柄统摄天下。天险设在坎方，地势厚重如坤，皇帝建立都城，人民会聚归向天极，这又进了一层。皇帝居北面南，威服夷狄，福泽华夏，珍美食物由水陆运来。大概是借用西北的刚劲来制服东南的富饶，也借用东南的富饶来制服西北的刚劲。富饶与刚劲各自驾驭，优势始终掌握在我方。若想使富饶之地变得刚劲、使刚劲之地变得富饶，就是不懂得先皇的深远谋划了。这又进了一层：燕云之地被割让以后，中原局势收缩；山岭可以划界，就以山岭为界；河流可以划界，就以河流为界；长江可以划界，就以长江为界。难道没有长远谋略吗？只是山川阻隔而路途遥远，科举制度从旁枝衰落，弓弩弯曲在弦钩之上罢了。居于天下中央，不如虎视天下；虎视天下，又不如把天下提在手中，自己抵住瓶口。雒阳不如关中，关中不如蓟地。守雒阳只能凭天下，守关中只能凭关隘，要守护天下，必定要凭借蓟地。文皇帝取得帝位后，便制定亲自守边的方略；起初分封时，使都城建在燕地，使陵墓建在燕地，前承万世未曾开辟的荒远之地，后为万世留下无穷利益，整顿九边，收纳四海，难道是偶然的吗！三百年来，天下所有臣民，没有不向这里聚集的；红尘蔽日，几乎没有闲人。目光所及之处，风大沙飞，土地坚硬，水味咸苦；幽深的山岩和优胜的古迹，若不是亲自经过，往往不会放在心上，稍有小小警变，便轻视了建都之意。都城建在燕地，是天意与人事共同促成的。我知道它合乎天意，是因为阴阳气候在这里格外不同，受上天眷顾而适合建都；我知道它合乎人事，是因为这里有流泉沃野，士人做官，百姓安居。这就是《帝京景物略》写作的原因。考察中原的山势，江北是主，江南是宾。古代圣王，必定多生于江北。江北的山势归结于泗水、凤阳一带，根基从山后延伸，幽深险要之地没有超过这里的。根本相同而末端各异的是山；根本各异而末端相同的是水。天下的水都向东流入沧海，沧海的边际称为天津，所以山水汇聚之处，没有能与我们的帝京相比的。于是神人汇集，万物爽秀而盛大，成周鼓舞文治，汉代出现祥瑞形象；这些山川人物的气象，怎么能说不是先有气运而后有符应呢？至于潭中云影、塔上倒影，龙洞、螺峰的光色，草木山石幻化的精气，古今盛大的游观，即使

译留下更多仆人来记录，也不能完全列举。侗向北方求学并游历燕地已有五年，侗的朋友于奕正是燕人，在燕地山水之间二十年；两人都不敢把所见所闻据为己有，于是彰显山水的高深，用来告知天下同道。奕正负责搜集考订，侗负责铺陈文辞。事情若不合典章、不见经传，侗不敢下笔；文辞若表达不通，奕正也从不轻易认可。没有亲自经过的地方，二人分头前往，务必核实；出门时各自前往不同方向，回来后互相报告。所采集的古今诗歌，以雅、南、颂为准，不合此标准的都不取；这件事由侗的朋友周损负责。三人挥汗起草，研冰取水，终于写成此书。全书八卷，篇目一百三十多篇。崇祯八年乙亥，冬至后第二天，麻城刘侗撰写。

译凡例 至尊所居的内苑，不是外臣凭亲见或传闻所能知道大概的；四坛、诸陵，臣民只能远望，不敢到达。如今本书略记帝京景物，只记游踪所经过、坐谈所考析的地方。苍茫的景色，无论早晚阴晴，只到达近处百里之内的，就远望而记述；丰碑孤冢仍然存在的，即使相隔千年，也前往凭吊。有些偏僻荒凉的小寺、琐碎的家园，游人没有到过，到了也没有流传，便略去不记。长安，是秦人对都城的称呼；都燕，却不是燕地原有的称呼。战国时称燕，金代称燕京，元代称大都，我朝沿袭古称，怎么可以呢！我朝称顺天，直到八府都以此为一称；又称北京，与南京相对而为二称。如今约略按照古代甸服以内的范围，称作帝京。记载有一定体例，起草有疏，射礼有策。如今本书以“帝京”为篇名，所记的是山水、园林、佛寺宫宇。如果指点经世济民之学，絮絮不休地议论，能说这样的文字有条理、有骨架吗？书中如大学的典则、首善书院的讲学、三忠祠的漕运、卢沟桥的河道、嵇山馆的沿袭风俗，只偶尔谈及，用来寄托欣喜和感慨，并不是没有记载，而是不求完备、不求详尽。作为《顺天府志》辅翼而流传的书，有《燕史》（戚伯坚）、《宛署杂记》（沈榜）、《长安客话》（蒋仲舒）、《长安可游记》（宋启明）等。有的杂乱而失去条理，有的讹误，有的遗漏，有的散漫，有的鄙俗。这部书逐一考察人物和事情的始末，核实事情的有无，广泛采集而约束修整，使旧有面貌焕然一新。有疑问的就传述为疑问，可信的才传述为可信，这是必须做到的。成书有根据，碑刻版本如今仍存；即使是故老的传说，也姑且谨慎置放，何况东野、齐谐一类荒诞之说，岂敢把怪异传闻当作事实！然而书中多有偏僻奇异之事，其中蕴含的意义广博宏大而充沛。这片土地自石晋割让以后，六百多年不隶属于中原；而辽、金、元相继在此建都，所以奇迹异闻多见于三部正史。本书为了表述旧事，没有全部删去；看到夷狄退却、华夏兴盛，内心深感惆怅。山名、水名、寺院和家园的名称，采用当地人平常的称呼，方便游人询问。城池九门都有皇帝赐名，但当地人有时仍沿用旧称，那就不合王制。如今一律遵照门额，不称海岱门、顺城门。只有叙述金元时期的说法时，才仍沿用当时的名称。西山的大寺，创建者有一半是中官。寺院金碧辉煌，地区多达六百余处，本书所列佛寺，间或保存创建者的姓氏，这是因为记载繁多。只有晏公祠，因其尊崇圣贤、尊重儒学，才特别郑重地大书特书。本书记载帝京，遇到帝王庙号和讳名，都严肃地列出。对于前代显赫公卿，有的称名并在前面冠以官职，有的称名并在前面冠以籍贯。僧人、道士和隐逸之士的姓名无法考查，就采用世俗称呼。过去称古人的碑碣是山川的眉目。这一带汉、唐、宋代的碑刻，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两通；其余成排列出的，多是辽、金、元的遗物。碑文文字荒疏，只能记明年代，所以只保存碑目，不寻求抄录原文。保存一通元碑，是因为其中的夷语可以讥议。这部书的著述安排在叙事记游之间，每篇都有一定篇幅和首尾；有时体例和旨趣不相合，也就舍弃旧闻。例如报国寺，只叙述游览时所看到的景物来成篇，其他碑记就不能随意插入。按记载，英宗周皇后的弟弟吉祥，幼年剃发出家，白天在街市游走，夜里住在报国寺的伽蓝殿中。英宗忽然在夜里梦见伽蓝神来告诉他，皇后的弟弟如今在某处；周皇后的梦也相同。当天就派人寻找，终于找到了他。但吉祥愿意做和尚，不能强迫他还俗，于是改报国寺为大慈仁寺。如今寺西的伽蓝殿，就是梦中神灵所说的地方。本书所着重的是地方。比如汉代前将军的事迹、玉泉和解池，著述很多，但本书只叙述北征一件事，因为事情发生在燕地市境内。至于文山在鄱湖助战、忠肃公在武林梦兆等事，发生地不在燕地，一概不旁及。乡里习俗，关系到地方风气；语言鄙俗、事情琐碎的，也一定备载详述。因为今昔情形不同，风俗日渐由淳厚变得浇薄，采集民风的人应当对此深思。春场附记岁时，弘仁桥附记酬神进香，高梁桥附记游乐，胡家村附记虫嬉。名公的游览记，可以为山川增光；但要使他们动笔，往往只是某一天偶然的玄妙感触。由于岁月先后不同，所得各自不同，即使篇幅很大，如果没有相承关系，也不沿用、不收录。关帝庙、狄公祠等，不录入本传，因为国史记载清楚，不必详细叙述。其他事情，只有隐逸轶闻和混淆讹误的议论，才务必加以表彰、辨明。园林寺院，有的名称已经著名，并按所在地列在一起，如净业寺、莲花庵附在水关之后，李园、米园附在海淀之后。有的名称隐晦，却特别标出，如水关之后的太师圃、卧佛之后的水尽头。有的过去著名而今已废弃，仍作为指称，如高梁桥的极乐寺、玉泉山的功德寺。佛寺中，常常称说十刹海；园林馆舍中，常常称说太师圃；山林薮泽中，常常称说滴水岩、云水洞。人工的高大修饰，不是本书所看重的。奕正是燕人，喜爱游览，而且对燕地的游览最为详细。刘子是楚地来客，也喜爱游览，在燕地游览了五年。这部书中，奕正负责采集事迹，疑惑的绝不滥记，可信的绝不遗漏；刘子负责组织文辞，怪异的不是凭空编造，夸张的也没有超过事实。完成这部书确实十分艰苦。一处景物没有查清，就带着粮食住宿舂米；一件事情没有查清，就打开箱箧仔细搜查；一句话没有问明，就遇到人便拉住衣襟询问；一个字没有弄清，就变了脸色坚持争辩。从春天一直到冬天，一铢一两地反复考订，终于编成了书。山川的记载止于夷陵，佛寺宫宇的记载止于兴衰，时令节日的记载止于游乐，园林的记载止于草木山石；只是编排事情、组织文辞，不加一句褒扬，也不加一句讥刺。熟读本书的人，不必只求知道书中明说的内容，还应从言外领会其意。要记载山水，古代有《水经注》可取法；要记载佛寺，古代有《洛阳伽蓝记》可取法；要记载游乐，古代有《武林旧事》可取法。杨、周二人怀抱声名，瞻望大道；他们的辛苦容易转化为工巧。郦道元遍历四方区域；他的广博容易转化为深奥。这部书，是盛明时代恭敬作揖而发出的宏论，是京畿郊外千里之内所见所闻的记录。草木枯荣各有不同，范围广狭也各有尺度，实在困难，实在困难。而且它安排体例、铺陈文辞，并没有再踏袭前人的一步。周代的两京、汉代的两都，都不能算盛大。我朝两京对峙而建，正当初创而兴盛，真是壮美啊！《帝京景物略》编成之时，恰好与刘子短游白下；早晨游览，晚上记述，不顾自己固陋，准备继续撰写《南京景物略》，已经开始起草了。博学的朋友，希望你们予以帮助。凡是因景物追述过去游览、征引后来游踪的，就附上诗歌。本书所得诗歌，五千多首：本集十七种，碑刻十一种，抄本流传十五种，秘藏书箧十二种。奕正和刘子没有时间选定，便交给周子损处理。淘汰四千篇，保存一千多篇。尚未征得的诗，等待以后补入。

译前代记志之书，陈列诗歌不完备，采集诗歌也没有选择。天宁寺在中州，朝天宫在金陵，秘魔岩在五台，文山祠在江右，忠肃祠在武林；这些地方景物不同、物产各异，全部删去。诗歌按时代先后编排，这是体例。有的按地点编排：先海淀，再李园，再米园；先瓮山，再耶律墓，再圆静寺；三忠祠先记祠，再记通惠河；报国寺先记松树，再记佛像，再记楼阁。各有类别总目，以便读者查阅。燕地土著的情况，就不必说了。流寓者，远的已经居住数代；客居者，久的也有数十年。读到这部书，耳目受到一番惊动，却还没有完。我耳朵听到了而脚步没有到达的，就有所遗漏；脚步到达而事情道理仍有疑惑的，也有所遗漏。至于不是我遗漏，而是选择胜景、选择事情时，由于见闻少而遗漏的，就更多了。我把这些话告诉周子，周子说：还不够。前辈题咏这些地方，如果不是刻在石上就不能流传，如果不是刻在木版上就不能流传；即便已经流传，我亲眼周览过的，也只有十二处。我把这些话告诉刘子，刘子说：我来续写，我来续写；我哪里知道后来续写的人，不会比今天多一倍呢。太学石鼓，第一卷 太学石鼓 都城东北艮方的角隅，看到坊门题着“崇教”，走过街道称为“成贤”，国子监就在那里。建国初年，这里本是北平府学，永乐二年改为国子监，左边设孔庙，右边设学校，规制齐备。彝伦堂的松树，是元代许衡亲手栽植的；庙门内的石鼓，是周宣王游猎时刻立的石碑。我们的太祖高皇帝首先重视教化、尊崇儒学，把它作为万世教化的根本；考察虞、商时太学设在郊外，夏、周时太学设在国都内的制度，在南京鸡鸣山南面建立太学，距离朝廷和市集十里。我们的成祖文皇帝建立北太学，虽然沿用元代旧址，但距离朝廷市集也同样远。这样不越过都城门禁，朝廷和市集的喧闹也远离了；而那些高大辟雍中的士人，则敬业而谦逊。孔庙起初设置塑像，嘉靖九年撤去塑像而改用木主；启圣另设专祠，东西两庑配享的先儒也有升祀和黜祀。这是采纳大学士张孚敬等人的建议。凡是我朝列圣登基，必定亲自举行释菜礼，戴皮弁、执圭，拜两拜献上帛和爵，礼毕再拜，然后到彝伦堂，赐祭酒、司业等人坐着讲学，并赐敕书训诫晓谕。我们朝初兴办国子监，升堂、背诵、课试、点名、请假期限等规定的严格，古代没有可比；燕赐的恩典、衣粮的供给，以及衣服、器物、厨房、洒扫等所需的差役，其优厚和周详，古代也没有可比。学生编定号舍，按班入坐，积分达到及格标准；经过若干年，学业教成，便授予官职：在朝廷中任台谏之官，在地方上任藩臬之职，这在古代没有可与之相比的。勋戚和重臣的子弟，也一定要经过太学教习，行四拜礼来拜见师儒，跪下听受询问，这在古代也没有可与之相比的。太学所培养出来的士人，其德行、功业、节操和学问，难以一一书尽；每逢礼闱开科考试，国子生占十有七，这在古代也没有可与之相比的。它的声教远播到四海之外，琉球、交趾、啰啰、乌撤等国，都遣送子弟入学；有的还参加科举制科考试，学成后返回本国，这在古代也没有可与之相比的。大概在这个时期，儒雍的职秩中，博士、助教、正字、录事等官员，没有不在清晨参不座[原文疑误]的；官生、民生、军功生、恩生等学生，没有不在夜间点灯诵读的。率性堂和积分簿，也没有不是年年登记成绩凭据的。学生受到熏陶浸润而养成器识，讲论礼乐、击鼓鸣钟；文士兼习武艺，武士兼习文业。因此，载道所和典籍库所藏的书板都不染尘埃，明道堂的座席总是温暖的，射圃中每天都能听到击鼓声。按照便利的成例开办后，进入国子监可以纳粟、纳马，出监则有减历、增历；但差拨人员不足，坐班人数又少。议论增加名额，便会使铨选壅塞；议论减少名额，又会使学校空虚。我皇上第一次亲临辟雍，不久便颁行《孝经》和《小学》，废止纳粟入监的旧例，修订并实行积分法，禁止逃班、越历的人；又令太学六堂的学生按月定期进行会讲、复讲、背书和课业考核，坐堂达到七百，积试达到八分，[擏淬铲磢：原文词语疑为讹误，义不可确考]，于是忠良之士接连出现。祖宗得到人才的盛况，如今真是最为兴盛啊。庙门内的石鼓，质地是石，形状像鼓，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共有十面，文字属于籀书，内容歌咏天子田猎。起初它们隐埋在陈仓的荒野中，唐代郑余庆取来安置在凤翔的孔庙里，却遗失了一面。皇祐四年，向傅师从民间得到那一面，十面才重新齐全。宋大观二年，从京兆迁到汴梁，起初安置在辟雍，后来置于保和殿。字的阴文镶嵌着金，斑斑灿然。靖康二年，金人用车把石鼓运到燕地，剔取其中的金子，把石鼓放在王宣抚家中，后来又迁到大兴府学。元大德十一年，虞集任大都教授，在泥土荒草中找到它们，才迁入国学大成门内，分列左右。石鼓从秦汉以来就没有流传。郡邑志记载：贞观年间，吏部侍郎苏勉记述此事说，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都称赞它古雅奇妙。可见它在唐初已经显名。从此以后，历代都有表彰。唐代除虞、褚、欧阳外，还有苏勖、李嗣真、张怀瓘、窦臮、徐浩、杜甫、韦应物、韩愈；宋代有薛尚功、杨文昺、欧阳修、梅询、苏轼、黄庭坚、张师正、王顺伯、王应麟、赵明诚、郑樵；元代有杨桓、熊朋来、吾衍、潘迪、虞集、周伯温；而我朝杨修撰慎认为，石鼓早已闻名，晋代王羲之、唐代章怀太子也曾谈到它。谈论石鼓的人，都在说明它流传和显现的源头，但说法各不相同。认为是周宣王的石鼓，的是韩愈、张怀瓘、窦臮；认为是周文王的石鼓，到宣王时才刻上诗文的，是韦应物；认为是秦代文字的，是宋代郑樵；认为是宣王之物但对此存疑的，是欧阳修；认为确是宣王之物的，是赵明诚；认为是成王石鼓的，是程琳、董逌；认为是宇文周所作的，是马子卿。如今鼓文剥蚀漫漶，但按其形制计算，本应有六百五十七字。此前保存多少已不可考。宋治平年间，尚存四百六十五字；元至元年间，尚存三百八十六字。杨慎于是说：正德年间仅存三十多个字。根据如今的拓本，甲鼓存字六十一，乙鼓四十七，丙鼓六十五，丁鼓四十七，戊鼓十二，己鼓四十一，庚鼓八，壬鼓三十八，癸鼓六，共存三百二十五字。只有辛鼓没有保存下来的字。嘉兴李尚宝日华又说：苏东坡曾亲手钩摹石鼓文，篆籀文字完整，音义注释齐备，远胜潘迪等人的著录，世间还有流传的本子。有人问：既然刻在石上，为什么称作鼓呢？回答说：在这之前就有这种名称了。如今衡阳县合江亭石鼓书院中也有一面石鼓，大得像倒扣的钟，字是禹篆，文字内容是禹祭祀的文章。大概三代的铭刻制度是：文德刻在彝鼎上，武功刻在钲鼓上，征伐的功勋表现在兵器和大斧上。田猎是为了检阅武备。周武王刚刚统一天下，借着出兵猎兽来陈述天命，并策命诸侯。所以《武成》记事用策，《岐阳》记猎用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