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止集卷一

译论地方形势。图中所列，距扬州约二十里，到达扬子湾。漕河东面是盐河，是专门为盐运开凿的渠道；从江都经过宜陵镇一百二十里，就是泰州州治。州治向北不到二里，就是泰州的水田。从东西两坝往下，进入新城河港、白口、宁乡司、凌亭阁，向北一百四十里，是兴化。稍稍转向西南八十里，是高邮；再转向西北一百二十里，是宝应；又转向东北九十里，是盐城。从泰州起，到兴化、高邮、宝应、盐城，曲折迂回总共虽有四百三十里，但田间道路相连，东面渐近大海，西面濒临湖泊；盐场、草荡、河泊、湖港，四周总计不下数千里。千里以内往来，只凭船只通行，完全没有可以牵引车辆的道路。它的地势大体像锅底，所以古人称为泽国。然而之所以称为沃壤，只是因为湖堤坚固、水利兴盛罢了。堤防一旦决口，千里土地就会变成深沟。肥沃时一同肥沃，成壑时一同成壑，从来没有一个州遭水灾而另一个州独自不同，也没有一个县遭水灾而另一个县独自幸存的。因此说到它们相合的一面，五州县的利害、丰歉是均等的，没有彼此区别。说到它们相分的一面，泰州的田地靠近邵伯湖，邵伯堤决口，泰州先受灾，兴化、高邮、宝应、盐城其次。高邮、兴化的田地靠近高邮湖，高邮堤决口，高邮、兴化先受灾，泰州、宝应、盐城其次。宝应、盐城的田地靠近汜光湖，汜光堤决口，宝应、盐城先受灾，高邮、兴化、泰州其次。水到达有先后，水灾却没有轻重之别。这是因为射阳等湖不能完全蓄纳，庙湾等海口又来不及宣泄。用人的身体来比喻：各个湖泊都是喉咙，五州县的田地都是腹部，海口则是尾闾。水从喉咙进入，必定要等腹部充满之后，才从尾闾排出；难道能说腹部以内有一处不承受水吗？何况水源大于喉咙、出口小于尾闾，进水多、出水少，难道有不使腹部涨满的道理吗？论五方城治。图中所列泰、髙、宝、兴、盐五州县的城池，只有高邮、宝应临湖而建治所，兴化居于中央，至于泰州、盐城，则处在南北、上下之间。谈论水灾的人偏重高邮、宝应、兴化而轻视泰州、盐城，难道不是拘泥于一隅之见、从未全面观察原野吗？假如钱粮全都出自建城的一小块地方，那还可以这样说；如果钱粮必定出自田地，就应当考察田地在哪里。泰州、盐城两州县的城治确实高，但高的只是城治。泰州从南向北，盐城从北向南，它们的田地有多少？田地低洼的又有多少？古代建立国家的人，观察地势、修筑城池，使居民聚集，从来没有不选择高地来建城的。即使高邮、宝应确实临湖，兴化确实居中，但它们的城治也从来不低，城附近的土地也从来不薄。高邮古称盂城，说它的形状像倒扣的盂，独自占据扬州、楚地的脊梁罢了。兴化是海陵之地，宝应是阳平郡；若论城治，难道全都低于泰州吗？盐城在五代时，南唐旧属泰州，与泰州土地相连，中间不过一水，情形大概可以知道了。何况湖水向东决口后，淹没的究竟是城，还是田地呢？如果临田建治，那么水灾的利害不在城；如果田地不能耕治，那么水灾的祸害也不在城。只拿城治来谈水灾，是最糊涂的做法。其他地方来不及逐一列举，图中泰州旧时设置东西两坝，坝以南为上河，坝以北为下河。上河从运盐河流来，下河连接兴化县而去，地势高低，简直像楼上和地下的差别。设置两坝来划界，只是为了防止上河的水向下泄。近年以来，每逢湖堤决口，坝下的水就比坝上高一寻一丈，关市不通，几乎淹到城门。隆庆三年，海防备兵使者、衡水人傅公登城眺望水势，看见汪洋一片，叹息说：“百姓难道要变成鱼吗！”这是近来的事情，并非只有一次。过去又听父老说，嘉靖初年湖堤大坏，洪水猛烈向东而来，浸入城中，州堂办公之处水深二尺，这是父老亲眼所见。由此说来，湖水造成的灾害，难道只是高邮、宝应、兴化，而要排斥泰州，不让它与三地同类、共同论灾吗？这也太冤屈了。

译论广陵田赋。图中所列田地，低洼处适宜种稻，高处适宜种豆麦；然而长江边、湖西的高地、漕渠与盐河之间，往往引水开渠以资灌溉，这就是所说的极其肥美高产的土地，并不只是适宜种豆麦而已。广陵所属有三个州、七个县：南面有仪真、泰兴，东面有如皋，再向东有通州、海门。这些地方土势高而且厚，多是前面所说引水开渠的地方，湖水决口向东也波及不到，所以可以不论。说到图中所列的地方，江都的赋税米三万余石，豆麦也相称；其中邵伯以下与泰州水田相邻，邵伯堤决口，江都这一带也曾遭灾。然而按全县计算，不到十分之一。从瓜渚连接泰兴，是滨江之地；从扬子桥到高庙，是漕渠；从扬子湾到宜陵斗门，是盐河；从黄子湖到各塘以及西山等处，蓄水、排水都便利。因此不能因为邵伯一隅受灾，就连带议论四境肥沃土地的利益。然而邵伯百姓仍然心怀不平，认为一个人不能得到安居，是时势给他的罪过，难道不希望当权者加以区别对待吗？高邮西面对天长，宝应与它们土地相连，高地肥田也有很多，只是最重要的赋税在下河，本来不应牵涉讨论。有人说，江都很美，即使有邵伯的灾害，也不能遮蔽它的美，为什么？美地有一百处，灾地只有一处，数量上占不了优势。高邮、宝应遭灾，即使有湖西的肥美之地，也不能遮蔽它们的灾害，为什么？灾地有一百处，美地只有一处，数量上同样占不了优势。至于泰州和兴化就不同了：维扬的赋税二十万，泰州和兴化一个州、一个县占了一半，其余三州六县占另一半，难道不是因为这里水田多、特别适宜种稻，所以赋税特别重吗？如今田地变成水湿低地，连稻谷也几乎不存在了，这十万重赋凭什么供给？兴化不能供赋，当权者请求减免抚恤的奏疏屡次上报，追究拖欠赋税也常常宽缓，兴化灾民还能够延续朝夕生命，盼望将来水患平定；而泰州却像倒扣的盆子一样，冤情无法申明。难道是因为兴化没有旱地，所以被列入高邮、宝应一类，而泰州不只是水田，可以与江都相比吗？并不是这样。恐怕只是没有斟酌它们赋税数额的差别吧。议论政事的人应当考察根源，体恤百姓的人必须关心他们的痛苦。泰州的痛苦，已经不只是剥床及肤了。试着追究根源，看上下二河能否相提并论：滔滔汪洋，是否只像邵伯一隅那样？荒芜的原野，能否像 江都四郊那样？以不能耕种的田地，共同承担固定不变的赋税，最终难道还不能与高邮、宝应、兴化三州县相比吗？赋税数额的多少，是可以比较而知道的。详细说法都在后面的论说中。倘若真能有推己及人的羞耻之心、因百姓溺困而忧虑的感情，诚恳地把百姓当作自己的赤子，不把他们看成秦越那样的异域之人，请当权者虚心详细察看；那样一定不会吝惜伸手出力，而必定设法救援他们。

译论田赋分数。图中所列，南界泰兴，西界斗门，东界如皋。这三面过去是泰州所称的高地，其中只有盐河一带能够引水耕田，足称肥沃土地，可按稻田计算科米三千九百石有余；从两坝进入内部，则地势高亢而无水，不能种禾，计算科麦六千石有余、豆八千石有余；再往里面，地势像仰放的瓦片，向下不到三里便全是下河。北界兴化，科米五万二千石有余。这就是夏秋两税、上下二河田赋的大概情况。麦豆不论。说秋米，上河只有三千石，与江都的三万石相同吗？下河达到五万石，与邵伯一隅相同吗？二者不能同日而语，实在太明显了。江都不能用一隅之地掩盖三万石，泰州为什么反而用三千石掩盖五万石？太过分了！议论灾情的人不考察数额多少的差别，使这一方百姓困苦而不得公平，真是可叹可悲！如果又说兴化没有上河，泰州还幸亏有这三千石，即使大水成灾，仍可以借此周转；豆麦的产出也足以换成米输交官府吗？那又错了。上下二河分明是两地百姓，夏秋两税也分明是两个时节的赋税。漕粮兑运，这三千石够用吗？豆和麦能够充作漕粮吗？上河百姓能够代替下河输送米粮吗？这好比一家人，兄弟早已分家，各户的差役都由自己承担；后来一人富、一人贫，而贫者的差役又特别繁重，除非亲爱之情达到极点，否则想强令富者代替贫者承担重役，一定做不到。又好比两个县，井疆已经划分清楚，钱粮各自按当地所产征收；假如一个县丰收、一个县歉收，而歉收县的赋税又特别多，除非有父子般的亲情，否则想强令丰收县代替歉收县缴纳重赋，也一定不可能。我曾考察历代沿革：泰州唐初是海陵县，后来又分为一州一县，州名吴州，县名吴陵；当时还没有如皋，也没有兴化。到元代才专称泰州，并把一州一县的土地在其中逐渐析出如皋，又逐渐析出兴化。因此上下二河泰州兼有，而且下河土地尤其多。如今维扬各属编定户籍、确定赋税，没有一个像泰州这样兼有上下二河的。现在如皋全按上河论，兴化全按下河论；泰州兼有两河，却不斟酌其中数额的差别，反而让它与如皋归为同类，却不能与兴化一同论灾，难道不是很冤吗？父老中曾有人激愤叹息说：“哪里能够像前代旧例那样，仍把这片土地分为一州一县，使上下二河不再由同一州县兼有呢？倘若区别明确，灾害或许有希望得到减轻的一天吧？”这固然是愤激不平的叹息，但其中郁闷无奈的情绪也从言辞中显露出来了。我特意把这件事写成论说，又把钱粮额数分别列在下面，希望当权者能够考察借鉴。泰州编户共一百八十坊里以内。上乡编户三十五里。官田、民田共计一千九百八十九顷六十亩四分二厘。一科正米三千九百一十九石六斗二升二合二勺；一科小麦六千四百九十石五斗五升三合二勺；一科黄豆八千五百六石二斗一升三合二勺。以上是上乡图中所列三面旱地的情况。两税的数额，全都在这里了。土地收成虽然瘠薄，但年成遇到歉收的时候很少，唯独害怕干旱。凭这一点就概括拿它与下河相比，还希望上级减免抚恤，是欺骗，是不忠。但只执着于上乡少有歉收这一点，而掩盖下乡常年受灾的情况，那就太冤屈了。前些年丈量田地时，太守说下河粮赋繁重而又苦于水灾，想通融把下河秋米分摊出去；这种做法名义上说是给下河减粮，却不知道各地土地产物各有固定的产量。这是一个不产米的乡，却强行按米征收，实在太不通达了，难怪不能实行。下乡编户一百五十二里。官田、民田共计三万四千一百九十一顷五十亩八分二厘。一科正米五万二千三百九十九石一斗六升五合九勺。以上称为下乡图中所列北界水田。秋粮的数额竟然多到这个程度吗？湖面平静时，这里还算是禾黍之乡；湖堤决口时，却常常变成一片汪洋大海。大概近来十年中有八九年如此，却仍然不许与高邮、宝应、兴化一同论灾。这公平吗？查考秋粮数额：兴化是五万零五百石五斗九升，高邮是二万九千九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升，宝应是一万二百一十四石二斗二升。这一州两县的赋税，与泰州相比，数额多少如何呢？如今论水灾只说高邮、宝应、兴化而不涉及泰州，为什么？它们土地相连、交错居住，同样受到水灾，又同样编户多、钱粮多，那么泰州受灾土地更加广远，是很明显的。土地越广、距离越远，灾情就越深重，也很明显。难道土地广而且远，受水反而会狭而近吗？这实在就是冤情像倒扣的盆子一样无法申明。

译论勘察灾情的异同。图中所列五州县的水患已经很详细了，然而受水灾本无彼此之分，论定灾情却有不同，难道是当权者在其中有厚薄之分，而泰州百姓偏偏不是当权者的赤子吗？一定不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听说的多，亲眼见到的少；即使亲眼见到，也有见到的部分和没有见到的部分。什么叫听说的多、亲眼见到的少？高邮、宝应处在南北交通要道，使者来往如同织布，临湖而居、苦于水灾的情况，谁没有听说过？而兴化又是高邮的属县，说到高邮就必然说到兴化。这三地本来就是世人常常指称的地方；泰州偏僻地处东部，谁能看见它？谁能听说它？什么叫见到一部分、又没有见到另一部分？泰州偏僻，来往的只有两三个上司。上司乘楼船从扬子湾进入，只看见两坝之间禾黍茂盛、丰收富足，实在美好而繁盛，赞叹不已；哪里看得见江都与泰州的分界？又哪里看得见下河一眼望去已经成为湖泊？即使有巡视县境、进入兴化的人，旧有道路也不经过泰州，他们又从哪里看见泰州的水灾呢？不过间或也有奉命勘察灾情的官员。奉命官员进入境内，从来没有全部走遍；上下二河受灾多少，也从来没有通盘考察；他们上报灾情，往往把上下二河混杂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别列出、加以区别。这样一来，兴化、泰州一体受灾的情况，又从哪里能够转达给当权者呢？当权者尚且听不到，何况朝廷呢？不过，关键还是看当权者是否用心。请允许我用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明。登城叹水，隆庆三年有衡水人傅后川公，曾刻石题记以发声；万历二十一年有乌程人吴平山公。由于这些缘故，两次大水时，泰州得以与兴化共同请求减免、折征，百姓仰望他们，如同禾苗盼望应时的雨水。万历十年曾发生大水，水势比前两年更加凶猛，恰好有当权者从上河而来，父老聚集起来向他申诉，他反而发怒说：“我亲耳听见两坝之间插秧时的歌声不断，你们这些人凭什么说有水灾？这也是在欺骗我。”带头的人被杖打三十下。等到如皋县令奉命前来勘察时，县令一向善于迎合当权者的意旨，而泰州又恰好由同知代理政务；当时正值端午，他正驾着龙舟在水上嬉戏取乐，嘱咐如皋方面不必以礼相待，县令大怒而去，便按原样向当权者报告。这一年，水势滔天，兴化改折赋税，泰州却全额征收；漕船到达下河，百姓甚至卖掉妻儿来供应漕粮，已经不堪承受命运。百姓因此编歌说：“登城望水没有傅公，龙舟戏水遇到谢同知；滔滔水患如同沧海，卖儿赔粮万灶空。” 唉，这就是看见与看不见的明确验证。我曾说，名与实，是论事辨析的关键；利与害，是审察事情的依据。五州县的情况本来相同。高邮、宝应、兴化有受灾的事实，也有受灾的名义；有受灾的祸害，也有因受灾而得到的利益，这是不幸中的一点幸运。泰州同样有受灾的事实，却唯独没有受灾的名义；同样有受灾的祸害，却唯独没有因受灾而得到的利益，这是不幸中的不幸。下河受水患侵扰，上河掩盖下河的水灾也成为祸患，为什么？当权者认为泰州幸好有上河，所以不治理它的灾情；百姓却怨恨泰州不幸拥有上河，于是把它的灾情一概遮蔽。百姓的隐痛就是这样。如果能在名实、利害的辨析上权衡一番，或许还能产生忧恤百姓疾苦的心思吗？

译论水患发生的频繁程度。图中所列被水淹没的田地，都是由万家百姓承担粮赋的田地。既然已经被水淹没，即使不称为田地，也应当是逐渐积累形成的，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事情始于隆庆三年，黄河、淮河水势暴涨，在高堰横向决口，灌入各个湖泊，于是形成大面积水浸。当时还说，这是数十年中仅见一次的水灾，总会有水患平定的一天。此后直到现在，每逢伏秋水期，水势必然暴发。屈指计算：隆庆五年发水，万历二年发水，四年大水，五年又发水，以至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五年，又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没有一年不是大水。百姓困苦流离的情状，还忍心说下去吗？天灾流行，虽然国家各地都有发生，但这一方地方，老天为什么降下如此惨酷的灾害？我从童年时就听长者说：下河虽然地势低洼，但春天耕种，秋天收获，就像从寄存处取东西一样容易。如今竟然成了这样。隆庆以前，下河是安乐之地；隆庆以后，下河成了陷阱之地。山陵和深谷并未迁移，风景却突然不同，难道不是由于水患发生得频繁吗？水灾到来，必定在伏秋时节。伏天是插秧播种的时候，秋天是庄稼成熟收获的日子。农夫终年辛勤劳作，忧心忡忡地盼望年成；偏偏在这个时候失收，呼号急切，仿佛父母去世，有耳朵的人都不忍听。等到深冬水退，距离这个时节才过了多少日子，又到了开始播种的时节。农夫再次竭尽力量耕作，借贷来生产；秧苗已经插下，才刚刚复苏，禾苗正生长茂盛，田野充满生机，农夫看见这些，喜悦之情溢于眉端。哪里料到肩上的锄头还没有放下，湖堤又传来决口的消息。不久水就到了，四野波涛汹涌，生产资料、工具和劳动力全都付之东流。一年又一年，这样下去何时才是尽头？小小的百姓，能经得起几次失败？难道不会出现织机空置、家中徒有四壁的人吗？老人死亡，壮年离散，幼儿被卖，大家庭破败。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救活将死之人还怕来不及供养”；假如贾谊看见这种情形，难道不会痛哭流涕、长声叹息吗？不过，难道也没有偶尔遇到伏秋不发水的年份吗？即使这样，也还有无法作为的地方：下河全是围田。所谓围田，就是四面有沟，中间筑土成为圩田。圩田用来抵御水灾，勉强足以形成界限，并没有长堤、旱坝那样坚固。大水连年冲刷，圩田全被侵蚀，终于与沟渠齐平，再也看不出田地的形状。田地尚且不存在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耕种？其中比这里稍好的，不到十分之三四；而这三四成中，有力量耕种的又有多少？没有力量的最终也只能弃置，任其成为荒田罢了。想恢复从前那样，竭尽力量耕作、借贷生产的人又有多少？波涛暂时平息，荒芜的田地已经过半；即使是不发水的年份，仍然像发水一样；不是灾年的年份，仍然像灾年一样。唉！凶年还是丰年，关系到百姓生命的安危。假如按十年计算，九年丰收、一年受灾，还不算严重；七年丰收、三年受灾，百姓就困苦了；五年丰收、五年受灾，百姓更加困苦；三年丰收、七年受灾，百姓就无法活命了。如今十年之中十年受灾，百姓凭什么生存？《诗经》说：“周朝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遗留下来。”说的不就是今天吗？这是高邮、泰州、宝应、兴化共同的情况。可是唯独泰州的冤屈像倒扣的盆子一样难以申明，减免抚恤不均，旧欠未清又征收新赋，催征更加急迫，这就叫水患越来越深。而且是在灾害之中又增加了更重的灾害。因此我曾把州中百姓逐一拿来概括计算：某人没有田地，那么他家一定是能够自行存活的；某人有田地，那么他家一定会贫穷到骨头；某人有田而且田多，那么他家一定会逃亡，挤入沟壑之中。为什么？田地荒废而粮赋仍在，不是被水淹死，就是被催科逼死。唉，百姓有固定的产业，才会有稳定的心志。如今本来用来养活人的产业反而伤害人，却还说他们有固定产业吗？百姓困苦到这个地步，那些怀有杞人忧天般忧虑的人，尚且担心将来会发生不可测的事情，怎么能始终让他们面向角落哭泣、因不平而鸣冤呢？

译论减水堤闸。图中所列，南起邵伯，北抵宝应长堤，共计三百四十里左右。嘉靖以前没有水闸，始建于万历三年。大概隆庆以后，水灾没有一年不发生，堤防也没有一年不决口。主持漕运的人深受其苦，想加固堤防，就认为不如分流水势，以减弱它的汹涌；想要分水，就认为不如开闸放水，疏通水流漫延的道路。于是依堤修建水闸，下部铺石板，约五尺高，把下面填实，上面留空。水势暴发时，水可以从空处流出；水位下降时，实处可以拦蓄。把它命名为减水闸。在三百里内像星星、棋子一样分布。这难道不是蓄水排水的大好处、保护堤防的长久屏障吗？然而蓄水在湖中是有利的，排到下游后，谁来承受它的祸害？保护堤防固然有所得，但水灌到下游，谁来承受它？五州县的土地，所受危害而难以承受的，只有湖堤决口。如今有一座闸，就等于有一个决口。共计水闸三十六座，就等于有三十六个决口。每闸宽五十尺，三十六闸决口总宽一千八百尺。水源源不断地流来，年年如此，难道不会把田地变成深沟吗？所以在没有水闸时，只有堤防偶然决口，还可以侥幸遇到万分之一的机会，偶尔发生一次。有了水闸以后，水一到来，这些闸口就成了按年必然决开的口子，最终成为常态。百姓的田地怎么能不被淹没？地方怎么能不受灾？年年苦于水患，难道不是这个原因吗？但是，虽然它损害民生，实际上却严重关系漕运。对于这种水闸，怎么敢轻易提议拆除？只是近年以来，水闸虽然像星罗棋布、棋子排列一样分布，堤防却又不能不时时决口。为什么？减水只能在水势通常暴发时发挥作用，却不能在水势大暴发的日子减水。为什么不从近来的事情来看呢？万历二十一年大水，邵伯湖堤一处决口竟达到二十七处；淳家湾口耗费数千百计的金钱修筑，经过一年还不能完工。前任监司张念碧公劳苦焦心，直到调任时还不能离开。如今伍越潭等处又决口九处了。难道邵伯从来没有减水闸吗？我记得自己少年时跟随父亲到北方做官，往来经过那里，亲眼见到湖堤不过用木桩防护罢了。父亲指给我看，叹息说：“土木工程的费用竟到了这种程度吗？”没想到后来又增加了砖砌。砖砌还不够，不久又改用石头砌筑。石头砌筑还不够，又全用酒米汁和灰调和，填补它的缺口。国库资金耗费在每年的修缮上，民众力量耗尽在堵塞决口上，却连一年平安无事都不能保证，为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口〕 大概在此以前，洪水成灾，黄河、淮河水位上涨。泥沙停积，湖身突然升高，主持漕运的人不得不在堤上增添新土来抵御水势。增高的堤越高，新添的部分越危险。西风怒涛，震撼长空，即使想不决口，也做不到了。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事情的始末本来就是这样。水患的危害实在太大，堤防也太难守了。如今又将把周桥、武墩、高涧的水加进来，今后实在不知道会怎样。难道能不一听到老虎就变色惊惧吗？水势经常暴发，减水闸就会时时漫溢；水势大暴发，湖堤就会年年决口。长淮如果再次恢复旧日水势，南下的利害，不问也可以知道。依据这种情况来为湖东郡县论灾，却唯独把泰州抛在一边，难道减水闸排出的水与泰州五万重赋的田地没有关系吗？何况邵伯堤连年多次决口，泰州最先受灾，论灾时反而排在兴化之后，难怪万民哀号、捶胸，却得不到公平。论射阳诸湖。图中所列各湖，从泰州新城河到兴化、高邮、宝应、盐城之间，称为湖的有五十多个。大概都是选择其中深而宽阔、可以蓄水的地方，给它们命名罢了。虽然大小、宽窄各不相同，作为湖泊却是一样的。图中不能把它们的名称全部记载下来，只有射阳一湖更加深广，又靠近庙湾海口。五州县的各路水流必定汇入这里，然后排向大海，实在是蓄水、汇水、宣泄水流的通道。如今凡是谈水利的人，必定说到射阳。但哪里知道今天的射阳已经不是昔日的射阳了呢？隆庆年间，洪水向南奔流，湖底没有不淤垫升高的。如今探测湖底，已经淤积浅平；四面望去平坦开阔，茫然没有边岸，与田地没有多少区别。蓄水汇水不深，排泄水流又能有什么用？以至五州县的水流壅塞难通，倒灌成灾，各条河流都奔向这里，原本不该蓄水的田地也一起蓄起了水。从射阳说起，广洋等湖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大概古人咏叹各湖的诗说：“三十六湖蓄水，其中尤其大的有五湖。”如今按实际考察计算，三十六个湖可以增加一倍甚至达到千数；但所谓五湖，哪里还知道哪些算大湖？后来当地人续诗说：“如今地势淤高，不能蓄水，谁还能分辨五湖和六湖？” 抚今追昔，时代形势已经完全不同，水患造成这样的危害，本来就是应当如此。近来有主持防洪疏导的人，动不动就说：“把某条水导入射阳湖，通达到海。”假如真的把水导入，恐怕湖泊容纳不下，海口又不能立即通达，最终难道不会仍然把田地变成深沟吗？唉！唉！水流进入，昼夜不停；田地受灾，始终没有安宁。即使有一百个射阳湖，又有什么好处？不仅如此，千里以内的沟渠四通八达，其中测量水深，有的达到一丈多，有的达到数尺。地势虽然总体像一个锅底，但高低、浅深也自然各有区别。我曾看过冬天水干涸时，高而浅的地方，水有时退去、田地露出；低而深的地方，水始终聚集，田地沉没。秋季水势暴涨，则不论地势高低、深浅，全都归于一片汪洋。水流散漫、停蓄，平缓铺展，并没有从高处倾倒而下的气势；其他水又从旁边增加进来，只看见水面之上还有更高的水。希望它有所蓄积而不危害田地，难道可以指望吗？面对这样的地形、这样的水势，却说把淮水导来，只借道射阳湖一次，如同过路客人一样；想不让它泛滥而危害百姓，又能施行什么办法呢？由此说来，五州县的水灾淹困，还不能希望有水患平定的一天。却说唯独泰州情况不同，难道真的是只论城治而不论五万重赋所出自的土地吗？

译论盐场海口。图中所列各盐场，靠近海边，交错分布，都有海口；唯独庙湾盐场水道通畅无阻，为什么呢？地势高低，是上天所造成的，谁能把它们划得完全一样？淮南盐场有二十多个，属于通州分司的约占十分之四，属于泰州分司的约占十分之六。通州分司辖地内部多高亢，不受水患影响，仿佛风马牛毫不相干。泰州分司辖地，外面临海而低，里面田地也低，中间却有高地横亘，似乎是上天特意生成它来分隔湖海，形成内外的界限。因此外部常常苦于海潮侵入，却从未听说内部曾经疏通湖水向外排出。宋代转运使张纶修筑泰州捍海堰，因而兼任泰州知州；堤堰修成后，流离在外的百姓回来归业，有三千多户。范仲淹任泰州西溪仓监，修筑捍海堤，绵延数百里来保护民田，后世享受其利益并祭祀他。这两件事足以说明当地地形。修堰筑堤，是想抵御外部水患；决堰穿堤，是想排泄内部积水。抛弃前人的既成事业，只求眼前暂时安稳，实在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只有丁溪盐场有龙开港，白驹盐场有牛湾河，都是通向海洋、用于排水的通道，只是旧有河道已经长久淤塞。万历十二年，泰州和兴化苦于积水，向上申诉，巡按贵溪人姚公向朝廷请求，才疏浚了一次。修建闸门、疏浚渠道，耗费金钱以万计，不到两年就被灶丁暗中毁坏了，而主管此事的官员竟一个也不过问，其缘故实在难以言说。盐城的石墶，内地比海面高出数十丈乃至百丈，水势迅疾奔下，如同从高屋檐头倒水，宣泄水势最有利的地方就在这里。然而盐城一带的百姓受堪舆家的说法迷惑，认为会损害自己，屡次议论修建，又屡次阻止。由于闸门启闭终究只成了旧事，不能有助于泄水，万一使二十年来积累的苦患竟连一点通利也得不到，岂不令人扼腕叹息吗？只是庙湾这一道海口，虽然可以通行而不致为害，但方圆一千多里的水都汇集到这里排出，怎么能如此勉强呢？所凭借的这个枢纽，容量究竟有多大？从地形来看，这不过是一个尾闾。若只为这一千里地区设置它，也只能泄去这一千里自然形成的水量。一旦再加上淫雨积水，就会壅塞；再加上湖堤决口的水，又会壅塞。为什么呢？流水这种东西，不充满低洼处就不会前进。一千里以内的地势既然低洼，水势也平缓开阔；低洼处是水必然趋向的地方，平缓处则是水必然停留的地方。水趋向那里，必定先充满低洼处才会继续前进；水停留在那里，就会积聚而不能流动。入海的出口虽然看似水从高处直泻而下，但水流要绕行一千里，哪里能够直接倾泻出去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丈〕 不是水流彼此不能衔接，而是曲折迂回太多。俗话说：宁可做鸡的嘴，也不要做牛的肛门，说的是出入通道容量的多少。又说：鞭子虽然长，也打不到马腹，说的是距离远近造成的形势。如今这里的水，来时浩浩荡荡，去时却缓慢迟滞；散开时四望皆平，聚集时却只从一条狭窄水口排出，怎么能不造成灾害呢？其中又有四件事助长水患：从扬子湾到海安镇，一路上引水灌田，因而挖渠直通下河；各自修筑土坝，任意蓄水泄水；甚至有奸民勾结商船逃漏税款，又引入私盐，把这里当成谋利的场所，并且频繁开闸放水流入，到处都等于有决口。渔人截断水流谋利，遍布下河各处，在要道密密铺设竹箔并插入水中，积水因此几乎不能流动；方圆千里以内，做这种渔业的人多得数不清。民间废弃的田地里芦苇青草丛生，水道因而被荆棘草木堵塞，水流不得不减慢；五州县之中，废田不知有几千顷。水流运行往往受风势影响而进退：顺风时水流前进，逆风时水流倒退；今天退去一尺，明天又恢复原状。旧水尚未消退，新水又接踵而来，淹没田地、冲毁圩堤，终于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隆庆、万历三十年间，没有一天不受水患困苦，形势本来就是如此。百姓既然苦于水患，便日夜想着疏通海口、畅通水道，就像饥渴的人急于得到饮食一样，伸长脖子盼望说：或许能把我们从流离失所中救出来吧？可是现在长淮横溢，泗州百姓告急；陵寝被视为重中之重，民生反而被看轻。议论者还打算就着现有海口把淮水导入，周桥的水议定从子婴沟流入，武墩的水议定从泾河流入，高良涧的水议定从泛光湖流入。这是主管此事的官员万不得已，因为陵寝紧急而采取的治标办法；又担心下游积水淹没、壅塞泛滥，所以想使水入海，确实是仁厚的办法，也是苦心经营。然而形势不可能使两方面都获利，我私下恐怕淮南的废墟将要变成大海，淮南百姓将要成为鱼鳖，难道就这样完了吗？再也没有盼望生存下去的日子了吗？有人说：子婴沟、泾河是在地下地势中流行的，庙湾、石墶则把水放入海中就停止了。为什么会损害百姓，却还不知道呢？水一进入湖泊，便从四面向低处流，怎么能使它从中间流行而排向四海呢？这话有道理，但不是说水要先充满低洼处然后才能前进吗？只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看见表象而没有察明实情。何况这千里之水，一个海口排泄尚且不够，再加上三路水流，一个海口想要排尽反而会有余力，却还说不会冲漂房舍、淹没田地粮食而使百姓受害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三十年〕 必定没有侥幸可言。大江发源于岷山，黄河发源于星宿海，流经数万里而直达大海，是因为两岸地势高，水从中间流行。这就是所谓挖地引水注入大海。黄河到了中州以下，土地松软、地势平坦，尚且不能保证不向两旁决口。如今淮水从庙湾入海，有高岸可以约束它吗？不会向四面漫流吗？能够直达大海吗？不会横向泛滥吗？这样看来，水流并不是不必充满低洼处就能前进。难道能说这是水的本性吗？即使大规模疏通庙湾，重新开通石墶，百姓只是盼望借此泄湖水，如今官府却还要借此放淮水。淮水与湖水汇合后，水势更大，排出得更慢；排出得越慢，壅塞就越远；壅塞得越远，危害就越深。这样下去，必至于千里田地全部沉没，遍地成为池沼而不能停止。既然如此，却说泰州的田地不在受害之列，难道另有堤防把它隔开，使彼此不相通吗？讨论水势的人必须观察形势，谋划事情的人必须依据事理。如今形势已穷尽、道理已推究到极处，所以特意这样直率地发表极端的议论。即使因此获罪，我这个愚昧的人哪里还有闲暇顾及其他呢？

译论述高堰的利弊。图中所列泰州以北、盐城以南，西面环绕漕湖，东面连接大海，唯独没有涉及高堰，大概是专门从地方受水灾的角度来说，与淮水没有关系。然而高堰位于泛光湖西北，实际上是屏障淮南。淮南之所以没有遭受水灾，唯一庆幸的就是有这座堰，使淮水不向南迁徙而成为大水泽。所以淮南有高堰，就像家庭有墙垣一样。《左传》说：人家有墙，是用来遮蔽祸患的；墙有缝隙而毁坏了，这是谁的过错？依据这句话就可以讨论高堰的利弊。高堰所在地比宝应高一丈八尺，比高邮高二丈二尺；而高宝堤比兴化、泰州的田地高，有的高一丈，有的高八九尺。这样高堰与那些田地的高差，就超过三丈多了。高低参差达到这种程度，是天地自然形成的，没有人能够改变。由此可知，前人实在是不得已才修筑高堰，使淮水不向南流而向北流，并不是故意阻挡水流使它向北，只是顺着地势加以疏导罢了。不这样做，淮水一旦向南流，凭借三丈的地势落差灌入千里平原，哪里还能有这几个州县作为淮南，俨然形成一道屏障呢？大禹治水的遗迹已不可考。汉代陈登任扬州刺史时大力兴修水利，这座堰确实是他创修的。堰下汇聚的湖泊，有的名叫洪泽湖，有的名叫阜陵湖，有的名叫沙沟湖，承受淮水、泗水而蓄积在一处，随后又折向北面、东面流入大海。因此泗州原来没有遭受水害。经历唐代到宋代，转运使张纶大规模修治它；经历元代到明代，平江伯陈瑄再次修治；又过了二百多年到万历七年，总河大臣又因循旧制再次修治。事情历经世代久远，并非一朝一代之事；上下千余年，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当事官员难道不能另创一种办法吗？难道不能顺势决开一处吗？然而他们始终守住成规，既然前人兴办了它，就没有人敢废弃，这遵循的究竟是什么道理？难道不是审察南北的大形势，认为有些事不可改变吗？议论者不探求其中缘故，只因害怕泗州人的喧闹，便专门责怪堰坝造成危害，那么汉代的陈登、宋代的张纶也都应当承担责任了。泗州人说：淮水的危害在于陵寝。这话确实有道理。可是从陵寝的角度看，与淮南百万生灵相比，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即使牺牲百姓生命来保护陵寝，作为臣子的职责和道义本应如此。然而漕运通道的咽喉也系于此处。我说，漕运通道与陵寝又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假如漕运通道堵塞了，还可以另寻办法治理；陵寝如果受到震荡，怎么能顾及漕运而任凭陵寝震荡呢？权衡子贡所说万不得已时应先办什么的道理，那么即使另寻漕运通道来保全陵寝，又有什么妨害？然而高堰决口，又不足以减少泗州的水量，也不能使水全部流入平地，这一点已经可以用前些年的事实来证明。万历二十一年，淮水四处泛滥，漫过高堰堤顶还达到数尺；周家桥口原本已经通行，又再次决口。高良涧决口宽达七十余丈，向南奔流的势头几乎像大海倒灌；高宝、邵伯各湖堤一日之内崩决的地方多达一百一十余处，而泗州城中的水只减少了不到一尺，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泗州以下与淮南五州县的地形相同，都是所谓锅底形地势。淮水从西面来，历代没有造成祸患，是因为下游没有壅塞，可以望见大海而直趋而去。因此泗州没有倒灌，淮南也没有决堤，因而能够兼得两方面的好处。可是清口的壅塞，是近年才开始的。正因为清口壅塞，泗州处在锅底地形，不能不防备倒灌之害；淮南也处在锅底地形，不能不承受决堤之害。两地地形相同，所受的灾害也相同。既然如此，高堰即使决开，泗州的水也不能大幅减少，难道不是这个缘故造成的吗？究竟是谁真正造成了这种局面？如今不责怪清口壅塞，却专门责怪高堰堵塞，这只是揣测末端而不整治根本。可叹啊，淮水滔滔流淌，万古以来都一样；为什么自从有高堰以来，历经汉、宋一千多年，泗州一直平安无事，偏偏到了今天才责怪有这座堰呢？只说高堰没有修治时，泗州不遭受洪水；高堰修好以后，泗州天天苦于水患。却不说清口没有被泥沙堵塞时，淮水畅通流行而不造成危害；清口泥沙逐渐淤长后，淮水受阻而不能流行，这才是严重的。其糊涂难道到了认为清口的门槛会因为修筑高堰而越长越高的地步吗？知道清口堵塞并不是高堰修筑造成的，就知道泗州的利害不在于高堰有无。因此，清口若能疏通，即使不打开高堰也没有损失；清口没有疏通，即使大规模打开高堰也没有益处。大体道理已经很清楚了。有人说：疏通清口工程艰难、费用巨大；打开高堰工程容易、费用较省。不如暂且先做容易而省钱的，这是紧急时先治标的办法。但不知道人有疾病，急于治疗而导致病情恶化的常有十分之八九，缓慢调治而导致恶化的不到十分之二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疏通清口泥沙虽然困难、费用虽大、见效虽慢，但它带来的利益全面而广泛，最终又能有益且长久。譬如治病，善于切察人的脉理，扶助元气，疏通关膈，不但可以除去疾病，还能使身体长寿，日益趋于安康。决开高堰的口子，虽然容易、省钱、见效快，但利益少而且偏颇，最终反而会留下祸害而没有功效。譬如治病，不察看人的虚实，剖伤他的肠胃，过度使用发汗、攻下之法，不但疾病未必治好，性命也会随之丧失。这就是治病分辨标本的道理，可以坐在那里筹划明白。有人说：淮水决口向南流，经瓜仪入江，能够使泗州不受害，高宝也不受害，岂不是两方面都获利、两方面都保全吗？但不知道淮南的地势，从高宝向东都是向下的，从邵伯向南却又升高，淮水不能通达到长江，是地势限制了它。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漕河比湖面高六尺多，开凿使它加深，以便与湖水相通，通达到瓜仪，也仅仅能够转运漕粮罢了。如今高堰一带方圆四十里，两岸高耸，几乎像山峰对峙；稍遇旱灾，常常苦于水浅难行，却还要储蓄五塘的水，预先用来接济。如今五塘虽然毁坏，旧有遗迹仍在，古人的建置确实有深远用意。

译前些年湖水造成灾害，假如能够直接泄入长江，那么堤坝不至于决口，水也不会全部向东流，岂不是便利的办法？然而做不到的原因，是可以想见的。万历五年大规模疏通通江的各个水口，湖水只减少不到一尺，漕河三十里以内的舟船几乎不能通行。万历二十年又开挖金家湾、芒稻河，堤坝照样决口，湖水向东奔流，却连浩荡水势的百分之一也未能稍稍减弱。这正是南北地势有高低起伏的形势，可以清楚看见。由此谈到高堰决开而泗州水量并未减少，难道其中的道理会相反吗？牺牲百姓生计、堵塞漕运通道，如果能够安定陵寝，可以做；然而利益不能胜过危害。牺牲百姓生计、堵塞漕运通道，却未必能够安定陵寝，便不可以做。这样一来，就是一次举动使利害两方面都失去。何况陵寝绝不能被水淹，漕运通道绝不能堵塞，百姓生计也绝不能牺牲。深远周全的考虑、兼顾各方利益的防治办法，应当着眼于那些方面，而不应只着眼于此处。至于陵寝中的高玄宫，原本并不临近水边；如果泗州人的喧闹只是以讹传讹，那么自有谏议官负责防范，又怎么敢轻率地插嘴呢？我是淮南人，极力说高堰不能开；泗州人又极力说高堰一定要开，彼此争论不休，莫非各自都是为了自己的乡土吗？只是泗州人所说的是感情，拿道理衡量却不对，他们只图自己获利，却忘了不能把邻国当作倾倒祸水的地方。我所说的也出于感情，但用道理衡量却是对的，是兼顾他人利益，希望把天下看作公共之物。天下的事情不是一家人的私事，所以我直截了当地说，高堰绝不能决淮水，淮水绝不能向南流，只是因为我相信这个道理罢了，难道还敢求得与世俗说法相同吗？如今总河督臣主张分导黄河，认为高堰不能开；漕抚督臣主张疏导淮水，认为高堰难以轻易废弃；奉使科臣主张勘察议论，认为高堰不能任凭淮水向下游流去。盐、漕、江三方面的官员负责防护治理，都说高堰不能弃置，而清口应当赶紧防护疏浚。司空的复核判断没有差错，朝廷的裁决也十分确切。既然如此，我还何必絮叨不休呢？只是担心水性无常，人言容易使人迷惑。每年修治堤坝的大计若不能坚持，危险堤坝上的蚁穴就难以防范。有人主张任凭它自行削弱而不加干预，那么淮南将来的忧患正不会止息。即使如此，国家万年的基业正在兴盛，东南亿万百姓的气运也系于此处，难道会因为区区一座堰而另有忧患吗？我写这篇议论，或许也是为了预先采取防患措施，避免临事仓促，只是像杞人忧天一样多虑吧？

译论述改正漕粮兑运办法。图中所列五州县历年水灾的始末，已经在论述中详细说明了。洪水泛滥的警报不断，恢复平定遥遥无期。赋役的数额一经确定就不能改变。百姓日夜伸长脖子等待的，只有朝廷浩荡的恩典。然而钱粮对于县官来说，是维持正常供给的款项；对于百姓来说，是固定的赋税。因此只有起运、存留两个方面。起运如内库上用以及京城、边境的军需，存留如官学生的俸禄和地方经费。哪一项可以缺少吗？缺一不可。为什么大司农面对各地上报灾情，往往急于征收起运粮，却暂缓征收存留粮，却不知道存留粮对于地方，正如起运粮对于京城、边境，同样没有可以缓征的道理。所以急于起运其实是实征，暂缓存留只是空文。那么所盼望的浩荡恩典从哪里来呢？就是改兑、改折漕粮。什么叫改折？漕粮按正兑以石为标准，另有补闰、二六等费用，计算下来缴银一两二钱多；而改折税重的只收七钱，税轻的只收五钱。什么叫改兑？漕粮按正兑以石为标准，另有水脚、过湖等费用，计算下来缴米一石七斗三升多；改兑则只加耗米二斗五升，再加变易米二升。改折的数额，每年按惯例确定若干，由漕运衙门留下，以应对各地临时发生的灾害；改兑的数额则平均分派给各省，只听任各地临时自行斟酌调剂。因此，除非巡抚、巡按勘察核实灾情达到九分五厘以上，不得轻易批准改折。然而大司农仍请求严格禁止。改兑则听凭办理，司、府按照地方原定额数分派，各份文单的多少，大体相差不大。我不熟悉漕运的计算，这里的大致数目就是如此。如今兴化因为连年遭受水灾，漕粮全都改兑了。改兑还不止，又把改兑全部改为折色；折色还不止，又把折色全部改为永折。浩荡恩典广泛施及兴化，就是这样。近来主管官员又因兴化而推及同样遭灾的地方，使高宝的漕粮也全部按永折办理。浩荡恩典推广到高宝，又是这样；唯独泰州没有得到。士民思索其中缘故不得而知，聚在一起扼腕叹息说：假使本州田地与兴化不同，我们没有怨言；假使本州粮额比高宝轻，我们也没有怨言。如今田地被水淹没，与兴化并没有疆界上的区别；田地所出粮食，与高宝却还有轻重差别。为什么唯独把我们抛弃，主管官员又不亲自下来全面勘察呢？难道不是沉冤无处申诉，只能在墙角哭泣吗？何况又让我们替兴化代缴粮税，那更是冤中加冤了！请允许我尽情说明：维扬一郡三州七县的秋米，共二十一万八千八百九十六石二斗二升。其中按定额应起运的正兑米六万石，改兑米三万七千石。按照均平的办法说，三州七县以额粮为标准，每一万粮额应有若干石正兑、若干石改兑，这是固定的自然数额。按照通融的办法说，三州七县每年以丰歉为标准，丰年增加正兑、减少改兑，歉年增加改兑、减少正兑，这是临时调剂的数额。在征收输送之中包含轻重调节的权力，目的只是不能失去维扬九万七千石起运的定额，以充足国家漕运四百万石的储备而已。漕运规制的立法自有其周密之处！所以泰州额粮五万二千多石，应得正兑不过一万五千石，改兑不过九千二百石。嘉靖三十年以前，这些数额从未有过差错；即使按照通融办法临时有所增减，按照均平办法计算，最终数额也没有不相符合的。各年分派文单由票府州现存的卷案可查，历历分明。后来正兑忽然派到二万九千六百石，比原额骤增一万四千多石；改兑却忽然只派一千九百五十石，比原额骤减七千多石。悬殊太大，收到文单的那天，没有人不惊骇而且疑惑；然而最终没有人知道这种变化从何而起，只姑且写成诉状呈报，主管官员却总是不答复。从此以后年年沿袭，遂成为惯例，却没有听说有人重新订正。一个郡的正兑是六万石，泰州竟有二万九千石，是十分之五；一个郡的改兑是三万七千石，泰州却只有一千九百石，不到十分之一。正兑增加一万五千石，每年计算多征银一万六千两、多征米九千五百石，超过十分之七。百姓困苦不堪，简直如同身陷涂炭、倒悬之中。只是我不知道，漕运规制在各省是否果真如此偏重而不均？假如说是奉行上级指示，那么必定有题奏章疏可以依据；假如说是额定惯例，那么嘉靖三十年以前不应有差异；假如说是应当增加，那么维扬总赋也没有见到部文规定另行续派。三州七县本来是一体，此处有所增加，彼处必有所减少；此处既承受其害，彼处必应得到其利。我大概已经查得其中缘故了。此前兴化的官府以及科第出身的官员厚爱桑梓，当时水灾还不像现在这样困苦，于是凭自己的力量为兴化谋划，而主管官员便借此把全郡改兑的漕额定为三万二千石，全部派给兴化，余下五千多石派给三州六县。既然兴化用改兑替代正兑，就应当把它原有的正兑额留下，再由三州六县公平分担才对；三州六县既然共同减少改兑，就应当把原有的改兑额留下，再从起运正兑中逐步增加才对。可是他们不作衡量，径直把兴化一万五千石正兑全部裁去，转派给泰州。那两个州六个县的正兑从未失去原有数额，起运额却突然逐步减少，这该如何解释？对兴化来说，是泰州替兴化全部承担正兑；对各州来说，是泰州替各州县分担起运。按天理衡量说不通，按事情本身考察又大错特错，不知道主管官员为什么这样安排，难道另有缘故吗？大概是众怒难犯：给众多城邑增加粮额，必然会有很多人群起喧闹，尤其费力难以应付；不如欺压一个城邑容易。编户相距遥远的，没有比泰州更远的；额数沉重的，也没有比泰州更重的。把这些都集中给它，足以掩盖事实，比起各个城邑分担更不容易受到抵制。

译所以兴化公开宣称：泰州是上河的富裕郡，不是兴化所能企望的。主管官员相信了这话，认为泰州真是富郡，果真是兴化所不能企望的吗？唉，冤屈何其深重！愚昧的百姓又将到哪里申诉呢？当时，下河还没有被水淹没，民力尚未耗尽；沉溺于燕雀在堂中的安逸，没有产生鸿雁聚集水泽的忧患感，也就因循下去了。如今你们的田地沉没了，家产倾覆了，想向宫门呼喊却无从申诉，哭泣于道路，实在可怜。是谁造成了祸患的根源，使它直到今天仍成为阻碍？难道能不追究并怨恨当初首先主持此事的人吗？富裕人家的兄弟分割财产，有人取得的数目多，有人取得的数目少，但都没有失去富裕生活；心里虽不平，也还因为富裕而不去计较。一旦有人贫穷了，难道还能不因分产多少而追怨，并请求官府为自己申诉吗？富裕人家的百姓服差役，前一种差役原本较轻，后一种差役加重，但力量还支撑得住；心里虽不情愿，也只能因为还承担得起而勉强应付。一旦贫穷了，难道还能不因轻重不均而追怨，并请求免除自己的差役吗？泰州今天的情形与此有什么不同？粮额已经不是洪武年间的旧额，却强行替兴化承担赔补。兴化官府为兴化谋利，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又怎能把怨恨留给邻境呢？事情已经到了极限，数额也已经到了极端，难道不应返本还原，把泰州原有的数额归还吗？如果始终顾念兴化无法恢复原状，那就破格上奏，请求让两地各自保留一部分，这不也是无偏无党的政治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请主管官员亲自屈尊，专程到泰州、兴化交界之地，逐亩勘察，周遍询问并斟酌衡量：两地地势高低是否相同？田地受水是否相同？正兑唯独加在泰州是否合理？改兑唯独留给兴化是否妥当？起运额由两州六县共同代担是否合适？然后把往年具题的奏疏以及摊派的缘由，明确说明应当增加、应当减少的原因，不要让人因不知情而暗中承担赔补；还要明白晓谕公平正大的道理，务必使人心悦诚服。即使不能一体免除、抚恤，也可以免得日后退去而留下怨言。我写到这里，不知自己的愤懑从何而来。只是想到其中曲折，主管官员借奉诏之名治理此地，却从未考察事情的端绪，也未详细了解历来经过，便冒昧备述直陈；只希望仁人君子确实留意并垂览此文。

译论述专设农政官。图中所列各处水患，长期成为地方积累的灾害；希望主管官员施以浩荡恩典、实行均平政令，文中的情意已经充分显露。只是因为不得已，才替万民请求延续朝夕之间的性命罢了。已经反复思考：国家有不能频繁蠲免的正常赋税，百姓也不能几次三番侥幸得到恩赐。如今年年发水，年年成灾；请求蠲免，嫌次数太多；不请求，又受困于年年灾害，这是两难。幸而获准请求，虽稍微使困顿的百姓得到缓解，却对面容憔悴的百姓毫无根本补益。恩惠像涓滴一样落在下面，赋额的亏损却落在上面，这是上下交相困窘。何况不能获准的日子多，能够获准的日子少；获准的地方有偏有向，不能获准的地方又不均衡。这些都不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要想长久而且能够继续，难道不在于修明农政吗？要使农政得到整顿和施行，难道不在于设置专官吗？请允许我放开来说明。统治天下的人把百姓看作上天，百姓又把食物看作上天；然而百姓不能自己成为自己的上天，只能等待统治天下的人替他们成为上天。所以勉励农业、重视粮食、治理田地乡里、开辟土地，是用来辅助上天，使百姓的上天得到利益，这是天道的常态，是可以长久的。救济灾害、防御祸患、减免租赋、减轻税收，是用来补助上天，拯救百姓的上天。天道发生变化时才这样做，是不能长久的。我曾说，《云汉》中的祈祷祭祀，不如《七月》所写的农事；赐租的诏令，不如《甫田》的诗歌；减免徭役赋税，不如收取禾穗时留下的遗穗；讲求荒政，不如整顿和阐明农事。与其接待将要焦头烂额的上宾，不如听取预先防患、及早谋划的办法。这样，治理淮南土地，使水不成为灾害、灾害不伤害收成，就一定有办法。天灾流行，哪个国家没有？这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然而淮南的水患，并不一定全都出自天灾；既然不全出自天灾，就一定有赖于人为的治理。三十年来，人为的治理又怎么样呢？我曾见大力修治湖堤，修堤是为了漕运，不是为了百姓；又修建减水闸，建闸是为了堤防，不是为了百姓；又开通泛光月河，开月河是为了避开湖水的危险，不是为了百姓；又疏浚金家湾，疏浚金湾是为了削弱湖水的势头，不是为了百姓；近来又议论疏通海口，疏通海口是为了导引淮水，不是为了百姓。名义上虽然说是想兼顾百姓生计，最终却不能兼顾，为什么呢？就在于是否有专人负责。天下的事情，专人负责就能专一，专一就能精细，精细就一定日益推进并取得大功；不专人负责就会分散，分散就必然粗略，粗略就会迟缓谋划而看不到成效。国家转运东南漕粮，不能不急；高宝湖堤请看今天上下负责治河的使者，他们殚精竭虑，内部没有遗漏的防备，储备材料、召集工匠，外部也不遗余力，几乎手脚磨出老茧却不说劳苦；露宿野外，把船当作房屋，把风波当作家园，也不说艰苦。因此连年洪水，漕粮转运始终没有因阻塞而受害，专人负责的效果已经可以看见。如今淮水一旦壅塞，朝廷不吝惜百万巨资，也不难派侍臣专程前往；即使朝堂上议论纷纷，最终议案也已有定论，工程很快就能完成。难道不是因为此事紧急而且重大，所以专门治理吗？淮南堤内不过是弹丸之地，怎么敢与河道漕运比较轻重缓急？何况上至巡抚、巡按、监司，下至知州、知县，官员众多，无不负有治理百姓的职责，怎么能说没有专官呢？即使专门治理，也不过是疏通水道、开通海口两件事罢了，怎么能说这就是专门治理呢？唉，这正是所谓不专门负责。淮南与漕河相提并论，确实显得轻微，也显得缓慢。然而若论人口，则有亿万乃至兆数；若论贡赋，则有三十万石有余；若论煮海盐利，则有一百二十万以上。县官所仰赖的资源，难道只是浅薄微少吗？巡抚、巡按、监司在上面督察，地位虽高，却尊卑有别、势力隔绝。太守总管一郡，像父母官一样较为亲近，但政务纷繁、驻地又远。州县守令分治一地，作为百姓的君长最为亲近，但各自只顾本地百姓，彼此血脉不能贯通，互相牵制，不能随心办理。因此连年洪水，官府并不是不施恩于百姓，也请求蠲免、请求赈济，但农政水利最终没有听说有人替百姓经营谋划，这就是不专门负责的效果，也可以看见了。孟子说：如今治理国家的人，就像患了七年病才寻找三年生的艾草；如果平时不储备，终身也得不到。我认为今天淮南的农政，也正是这样。王文成说：事情成功在于责任专一，失败在于职守纷扰。每当想到这件事，天下就没有什么不能治理的了。我认为今天淮南的水利，应该采用这个办法。难道没有看到江南的事情吗？三吴是财赋重地，曾经得到专门敕令，命宪臣主管其事，又曾派遣直指使巡行察访。如今即使不敢奢望三吴的待遇，也应当略微仿照其意，特意设置一名府佐，专门总管千里以内的事务，官衔定为同知，题定职事为“专管淮南高泰宝兴盐水利农政”，授予关防，重视并扩大其事权，与现今管河同知并列而分掌谋划，使一人治理堤外，一人治理堤内；一人治理上游，一人治理下游。这样，水流就像车有两轮、门有两扇枢轴一样。若果真实行此法，应当有十项好处，请让我逐项列举。从前海口不治理，治理后又很快废弃，始终没有成功，已经很久了。有专官，就会每天讨论其中缘故并谋划办法，或开通，或守护，完全按照应当设置的办法办理，这是第一项好处。水流经过千里而且曲折迂回，常常担心堵塞不能到达；有专官，就会每天巡视各地考察探求，或疏浚，或开通，完全按照规划扩展，这是第二项好处。湖中蓄水，水面过高想使它加深，四周想使它成为堤垣；有专官，就会每天察看土质、相度规划，疏浚或筑堤，完全按照裁量办理，这是第三项好处。五州县交界之地、各盐场错杂分布，田间水道有此地认为应当贯通而彼地认为应当堵塞的，有彼地认为有利而此地认为有害的，常常互相矛盾；有专官亲自巡视当地，考察谋划，就不得不归于统一，这是第四项好处。盐城隶属淮安，与高州、泰州、宝应、兴化一向互不统属，像石墶一事，彼此争执不能决定，其他事情也可以由此推知。有专官后便能兼辖各地，得到调度指挥的便利，没有偏曲防范的忧虑，这是第五项好处。三十年间流民迁徙不定，野外多废田，村落各成废墟；有专官就能逐一巡视，使流民重新安定聚集，凡是守令政务所不能顾及的，也可以提调衡量并上报承办，这是第六项好处。

译洪水造成灾害，是因为平时没有预先讲求。有专官，就能预先准备应对；即使不能使灾害不影响收成，也能使勘察、上报、拯救不至于参差不齐：哪里受水最惨，哪里受害较轻，都能公平统一；州县不能随意夸大或缩小灾情，实地勘察也不必反复委派官员，这是第七项好处。上游壅塞，往往导致堤坝决口，是因为下游不能畅通；有专官，就先治理下游，下游通畅后上游自然恢复，水顺着地势流行，堤坝容易守护，不至于临渴才掘井般仓促，也有益于漕运，这是第八项好处。还不止这些：千里水乡水面广阔，盗贼出没无常，这就是所谓萑苻之泽；因而申明约束，有盗则捕拿论罪，太平则使祸患消弭，盗寇收起邪心，这是第九项好处。盐利聚集之地，百姓容易产生争夺之心，私盐贩卖公开进行，无法禁止；元末张士诚就在此地起兵，盐徒的祸患可以作为鉴戒。命二三名巡司总管所属事务，负责稽查，使盐利流通而除去弊害，盐政也因此得到整顿，这是第十项好处。增加设置一名官员，却可以坐收十项利益，难道会只是偏见和臆说吗？如果真能赶紧议论上奏，及早为四方州县作出规划，就应选择守令中才能和操守都优良、声誉尤其显著的人，任用他们。还要责成他们完成任务。千里水国，治理好是他的职责，治理不好就是他的罪责，不允许再推诿给别人。若说五年之内不能达到水患平定、民生恢复的功效，那是没有道理的。这与今天请求蠲免、明天请求改折，对民间困穷没有益处、对国家财政反有损害的做法，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有人说：设置官员会增加扰累，直接让治河官兼任就可以了。不知道治河官每年修筑长堤，日常事务尚且忙不过来，再兼管水利，必然无法兴办，这就是两方面都荒废。比如江防一事，瓜洲已经设置专官，难道还能再兼管治河吗？漕河一事，治河已经设置专官，难道还能再兼管农政吗？一地的水利即使不能与漕河相比，难道唯独不能与江防并列吗？维扬一郡，我私下认为这三名同知都不可缺少。有人说：官署、俸薪、门皂等费用，若由民间在灾荒困顿时增加摊派，岂不是增添负担吗？这完全可以不增加摊派。州县按例设有府馆，用来供出行官员住宿，稍加修缮，就足以作为分署；让他春夏驻在泰州，秋冬驻在兴化，每天在两地之间巡行即可。▯官的柴薪马匹费用，往往都由内库扣留供给，自然会有余裕。门皂则从五州县的差役中听候调遣，按额数轮番使用，难道一郡还会缺少这些人吗？还说什么增加负担呢？俗话说：事情越苦，越应当设法谋划。我不忍看乡人受苦，思考这件事已经很周详了。愚昧之人的一点所得、樵夫的浅陋见识，我怎么敢忍住不说出来？主管官员若能一同体察我的诚意，也就知道我对治理事务实在浅陋无知；至于究竟如何办理，还请自行裁断。唉！水患把人赶到远方，百姓有盐碱地，只能唱着种出稻粱的歌；河神造成灾殃，百姓拥有肥沃土地，却只能发出土地沦为沼泽的叹息。林谏议的谋划说得好，他说：桑田变成大海，是天道运行的规律，谁能违背它？人力若能发挥到极致就可以胜过天，转变形势的力量，谁说难以做到？所以如今如果说民生不值得重视、民利不必兴办，只听任天命而已，那就没有希望了。如果还不肯弃置而轻视这件事，暂且不必再谈其他。防御海潮的长堤绵延一百四十里，难道不算艰难巨大吗？范仲淹不过是一名监仓使，却不吝惜财力创修它，使后世百代都得到依赖。难道面对今天的水患，反而没有办法抵御吗？又难道淮南主管此事的官员中，没有继承范仲淹而奋起作为的人吗？亿万家百姓伸长脖子、抬足盼望，正天天等待着他们。附录：泰州的利弊。天下的郡县广大而众多，其中利弊也各因地方而异。我已经论述过泰州水灾了，凡是其中应当急切办理、补救的利弊，也一并附列如下：一是兴化新堤。下河的水道绵延遥远，没有一处可以通行陆路。万历己卯、庚辰年间，兴化县令偶然说，高邮往来的船行十分艰苦，便首先倡议修筑堤坝；兴化居民认为有了这道堤可以防御邵伯湖水，因而赞成此事，于是修筑堤坝，从兴化到高邮，长达一百二十里。自从有了这道堤，泰州西部停积的水不能排泄，于是受到兴化曲意筑堤的祸害。大概下游地势东高西低，大水弥漫时，东西水面相平，尚且看不出来。等到水势将要平定的日子，西部积水便被这道堤横截其中，不能流去；虽有几处水门，也不能畅通，因此泰州境内西半部沉没的田地特别多，原因就在这里。假使这道堤能够隔断高邮、宝应湖水，使其不到泰州，那么泰州虽在西部承受危害，却也能在北面依赖它的庇护，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而从高邮、宝应倒灌来的水，情况仍旧；到了冬春水势消退时，却只有这里退得更晚。何况邵伯湖决口对泰州是剥肤之灾，而近年来湖水决口不在高邮、宝应湖，却在邵伯湖，难道不是这样吗？近来竟有兴化西部已经成熟收获，而泰州西部还沉在水底的情形，实在太过分了。这是兴化的不仁。它造成的祸害单独在西部，前面论述时所以没有写到，现在特意附带记在这里。一是荒废田地的虚粮。粮赋是根据田地征收的，田地早已荒废，粮额却仍然照旧。即使受定额约束，难道能和熟田相同吗？沉在水中的田地，或许还可以希望有水势平定的日子；而长期荒废的土地，终究没有恢复耕作的希望。即使风雨适时、年成和顺丰收，那些荒田也早已变成湖荡，永远没有可以耕种的地基了。估计不下数千百顷，这数千百顷田地所负的粮赋不下万余石，怎么能够征足呢？即便说定额难以豁免，也应当按照数额多少酌情处理，依照缓急次序调剂安排；我私下认为，有司不可不加意核查一次。

译一是民灶征输。两淮运司的盐课甲于天下。灶场共有三十处，泰州占其中三分之一有余。灶户购买民田十分之三四，所缴粮赋相同。论定差役，以新灶、旧灶为标准。嘉靖二十一年以前为旧灶，二十二年以后为新灶，对他们的体恤已经很周到了。可是新灶户却诡称为旧灶，以逃避差役，这已经成了弊端；而征收输纳的办法又常常受灶户牵制，以致法令无法实行。起运、存留是定额，灶户稍有完纳能力，便只起运而不缴存留。催征考核是通常的规矩，灶户却专门抗拒催科，不到场接受比较。官府也无可奈何，只专责民间完纳规定的分数，灶户拖欠的粮赋全都归到灶户名下。历年完纳、拖欠的数目都可以考察得知。过去的不谈，姑且从万历十九年以后说起。仅仅五年，灶户之间拖欠的就达到二万四千三百八十两有余，民间替灶户挪借解送的达到二千二百六十两有余。这可以说是有朝廷的法令吗？同样都是遭受水灾，百姓缴纳不耕田地的税，而灶户却自行获得蠲免；百姓赔补没有田地的粮赋，更何况还要替灶户缴纳。凡遇到征办紧急的时候，剜髓般的苦难全在百姓而不在灶户。幸而遇到恩例蠲除赋税，赐租的恩惠却全落在灶户而不在百姓身上。唉，百姓又有什么罪过，竟到了这种地步？其中的弊端几乎难以一一列举。灶户中的里役往往有许多豪强狡猾之人，他们与书吏串通，善于谋取奸利。每逢催征，便千方百计地影射侵吞。听说有一个贫困者轮值担任灶里役，因而竟致富有。又听说往年灶里役曾征收数百石粮食送到州里缴纳，有一个书吏反而教他们带回去，于是从中瓜分。由此说来，拖欠的弊端难道全在灶户中那些零散小户吗？实在令人慨叹。近来当事官员不得已，曾听说有提出民户、灶户分开征收的请求，却又受议论阻碍，最终搁置了。那么，难道就这样一直听任下去吗？我私下认为，即使分开征收不能实行，至于铲除奸弊、去除蠹害，也在于主持盐政的各位大人君子；似乎应当放弃成见，为地方稍加留意。一是包区。全州一百八十七里，分别各立为区，以便催征，原本有确定的数额。自嘉靖丈量以后，每十年编造一次册籍；在推收、过割过程中，奸民和狡猾的书吏借机作弊，年年累积，终于造成数千石粮额虚悬。有关官员不得已，便把它分摊到各区，代为缴纳，名叫“包区”。这是什么政体呢？从前备兵使傅公曾经查办此事，刚有一些头绪，调入京城的报告就到了。已经清查出来的数额不久又失去，现在又过了二十多年。不仅包区依旧，虚悬的粮额又重新增加了。这样长期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这个弊端在于各里总算不清。即使想要清理，也自有办法，只看负责办事的人打算怎样做罢了。相关言论已详见前集和给游太守的书中，这里不再详论。《敬止集》卷一。《史部·地理类·河渠之属·敬止集》。

译钦定《四库全书》。《敬止集》卷二。明代陈应芳撰写。奏疏、防务、公文、序、碑。论议湖工防务。上奏湖工大举兴办事，恭敬陈述招募夫役的意见，请求命令主管此事的臣工虚心筹办，以使淮扬积困的百姓得到苏息。近来看到邸报，漕运总督李世达上了一道奏本，提出开凿月河以避开湖上险情，有利于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他大体认为，宝应县汜光湖风波险恶，屡屡成为漕运道路的阻碍；可以仿照高邮湖依靠堤岸的办法，开通一条月河，估计工程共需银二十五万两，能够给漕运带来无穷利益，成就湖防长久之功，等等。工部对此复议，题奏后奉到圣旨：开凿月河等事，依照拟定方案，着漕运衙门督促所属官员用心办理，务必留下长久利益。钦此。臣是淮扬人，家住宝应湖东面，亲眼见过这些事情，读到这份邸报不胜欣喜。过去长期积累的灾害和艰巨工程，先后各位臣下多次上奏，最终竟然中途停止。如今数年以来，淮河、黄河水流安定，高堰堤坝坚固，河道工程中缺少而尚未兴办的，只有这一条月河了。漕河各位臣子亲眼看见其中艰难，想要乘此时机修治兴办，幸蒙圣明体恤东南，俯允所请，实在是大圣人的作为，是天下万世无穷的利益。臣因为此事关系桑梓，刚拿到邸报时私下十分欣喜；随后想到招募夫役的利弊，却又忧愁不乐，内心深感警惕。我希望能说上一番话，却又害怕阻挠已经形成的议案，获受越职进言的罪责。这几天以来，我在心中辗转反复，不能自我排解。即便如此，樵夫等平民的话，圣人也会择取；汇集众人的思想，扩大忠诚有益的意见，议事的人不会抛弃。陛下如果确实宽免臣越职进言的罪责，请允许臣把话全部说完而不加隐讳。如今所谓兴办湖工，难道不是为了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吗？只是国家财政的安危在于民生，而民生的苦乐在于财力。过去先儒程子说：“养活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力量。”民力充足，生活生产就能发展，教化能够施行，风俗就会美善，所以治理政事以使用民力为重。爱惜民力常常达到极致，使用民力也通常不轻易；即使不得已而使用，也一定要有节制、爱养的办法。现在按事理推测，月河不开放，漕运道路就会受阻，百姓有漂流淹溺的忧患；用它来把百姓从鱼鳖之中拯救出来，使他们获得安全通行的利益，这是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所系，确实不可不赶快谋划。然而月河一开，民力就会劳苦于筑堤施工，民财就会困顿于赔补摊派，淮扬几十个州县也会因此骚动不安；如何使他们重新安定聚集，使他们不遭受怨恨诽谤的伤害，同样是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所系，尤其不可不赶快讲求。如今详细考察漕运臣下的奏议，其中说，按方丈量取土，约需工程银九万六千两有余，而木石费用则是十二万两。至于分派夫役，则说工程艰巨，必须得到五万人才可以完成；各州县按照数额选募精壮之人服役。他们的谋划和安排，难道不能说详尽周全吗？然而按臣个人的浅见推算，暂且不论石工，所谓土工费用，就是招募夫役的钱。我私下估计，五万名夫役，每人每天的工食即使只给二分，五万名夫役一天也要一千金；一天一千金，一百天就是十万金。这样，所谓九万六千两，只够供给五万人三个月的费用。不知道按方丈量取土，能不能在三个月内全部完工？又不知道二分的费用，能不能够一个人一天使用？限定本年九月开工，万历十四年五月完工，共计一年零六个月。即使其中有停工日期，或费用有所增减，大约计算，九万六千两能足够招募一年夫役吗？不足的部分，难道抚按另有办法处理吗？还是要让百姓自行赔补呢？假如抚按另有办法，就必须有神输鬼运的法术才行。假如说这是力役征发，按照服役的分额办理，却要让百姓自行赔补，臣的疑惑就更加深了。《诗经》说王事劳苦尚且被称贤，北山诗还感叹劳役分配不均；没有得到充分信任，却劳苦百姓使他们遭受祸害，淮扬百姓是多么不幸啊！即使万不得已，也只能偶尔做一次，怎么能让淮扬百姓连年如此呢？按臣亲眼见到并记得的情况，万历二年，漕运臣王宗沐提议开凿瓜洲闸河；万历四年、五年，漕运臣吴桂芳提议修筑高邮湖堤；议案尚未落实，万历六年、七年，河臣潘季驯又提议修筑黄河远堤和高堰石堤；又未落实，万历十年，盐臣任养心提议疏浚串场河，抚臣凌云翼提议开凿淮安新河；又没过多久，万历十一年，抚臣傅希挚、按臣姚士观提议开通白驹、丁溪场海口。这些工程都是不可停止的劳役，都经过议定钱粮，招募夫役，按照工程量给钱，方案不是不清楚完备。只是按照所谓招募的办法，难道真的是用钱粮招募，而完全不扰累百姓吗？臣过去见河工刚刚兴办时，抚按把命令下达到司、道，司、道下达到州县，州县下达到里甲；里甲人数不足，于是有挨家挨户征发的夫役，有牙行征发的夫役，有商贾征发的夫役，有管夫的长役，有烧砖的长役，有运石的长役，有管理舟车的长役；按照各家财产的多少作为出夫等第，把姓名登记在官府，催促他们服役。刚开始登记姓名时，差人有索取费用的惯例，房科有打点钱财的惯例；富人行贿以求脱免，穷人奔走申诉哀告；有能力的人最终侥幸逃脱，愚弱的人却一个挨一个前去服役。甚至有人听到风声便提前带着妻子儿女逃走，有人赴缢投水而死，有的人父亲已经死了，官府却逮捕他的儿子或孙子。牌票追呼的骚扰遍及民间，戴锁带枷、被牵连的人挤满街道，呼号、怨骂和诽谤的声音充满道路，被逮捕拘押、遭受鞭打楚挞的人遍布公堂，这种情状实在说不尽。这是登记姓名之苦的第一种。等到无法逃脱，必须为此办理夫役时，远处的人每人每月有一两二钱的费用，近处的人每人每月有九钱的费用；有的以此为标准按月计算安置家属的费用。假设一家要办理五名夫役，每月就要防备十金的支出。即使有的上等多、有的下等少，也可以由此推知。至于运石、运砖和出舟车的人，费用更是无法估量，也可以推知。人们往往倾尽资财来偿付费用，资财不够便卖田产来补贴，卖田产还不够便卖儿女来补贴；几个月之间，民间便一空。这种情状实在说不尽。这是雇用夫役之苦的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