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三

译走的众多人员。胸中郁结就会烦闷，精神壅滞就会枯竭；要使这些事务能够连续处理而不知疲倦，权衡安排各种应对，不正是在这里吗？然而一百二十年来，并不是没有名卿宰相在这里任职，寒防、宿圃也曾多次修建，唯独这里一直没有时间修葺，正是因为堂舍尚能安置。对安居之处过分精细，就会被认为有所嫌疑。唉！尽心叫作忠，心中认为不便的事，不能勉强自己；顺应事务叫作实，事情应当改革，就不能迟疑。马公宁可亲自承担改建的劳苦，也一定要给后人留下安身、崇德的凭借；宁可舍弃防避嫌疑的谦让，也一定要给这里的人留下使生活得到保障的福泽。若不是因为心中有一刻也不能安居的地方，他难道会忍心欺骗自己吗？不欺骗自己，也就不会欺骗君主了。”退食后的闲暇时光，用来补养白天的精神，栖息于太虚之境；以天日为鉴，保全自己的内心。越是曲折周旋，越是庄严恭谨；越是沉静深厚，越是通达广大。这座堂，难道不就是其德性的深奥所在吗？即使如此，马公也是人中之龙，可以在雷电之域施雷，可以降雨；天下北门的锁钥，不是合宜之人不能交付。难道一衣带水就能限制南北吗？有人说：“营建一座堂，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也就算了。” 之所以不敢不加以记述，是因为这是马公所命。堂共七间，后面还有五间，各间两侧都有步廊，面向廊道设有軨轩，中间建有航斋，这是马公完成的规划。添差通判汪洵负责总管各项事务，添差总管郑良臣负责督促，使各项事务都符合要求并勤勉办理，于是由司掌五朏之事者完成工程，这是马公慎重选任委派的结果。马公名光祖，字华父，是金华人，曾拜母自欺斋西山真公为师；他有根基牢固的学养，正是如此。如今任宝章阁学士、制置沿江兼留守行宫。宝祐五年闰月十六日，朝奉大夫、行尚书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时暂兼权侍立修注官、兼崇政殿说书陆壡谨记。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使、节制本州屯戍军马胡大昌书写，并篆刻印盖。静得堂在忠实不欺堂后面。玉麟堂在忠实不欺堂的左后方，俯瞰青溪，前面临近芙蓉池。前面有喜雨轩，后面有恕斋，旁边有竹轩，右面有静斋，左面有学斋。杜公杲记述学斋说：“人不可以不知道学习。五常之性未尝不均等，经过日益涵养，才能发扬光大。人不知道学习，愚昧的人会一天比一天昏昧，不肖的人会一天比一天悖逆，天赋给我的本性就会丧失。这就像要求跛脚的人行走，要求独眼的人视物一样，既不能有所行动，也不能有所看见。百工技艺无不由学习而成；士大夫希望使自身向善，在世间有所作为，反而不知道学习，甘愿陷于昏昧悖逆，难道不是荒谬吗？”我因才德不足，屡次承受任命，年过七十而接近八十，分掌金陵军民事务，政务繁多，因而坐废许多时间；读书间歇时得到少许休息，凝神默坐，温习旧知识以获得新认识，不敢因为年老而懈怠。府治的便坐，通常是高堂敞柱，用来盛大宴饮、合聚歌舞娱乐，并不是收藏修养、读书学习的地方。东面有三间屋，处在内外之间，颇为安适方便，只留下北窗，其余都堵塞起来，实在有失于艮背的意义。砖地久已潮湿，不适宜作为昏暗而防备森严之所。因此开辟南面，以获得明亮的通道，也使地面避开潮湿。它的南面正对着一堵墙，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一步也无法行走。孔子说：“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面向正墙站立一样。”《周官》说：“不学习，就会面墙而立。”于是把它命名为学斋。在这里读书，在这里延请宾客，间或也在这里处理政事。抬头思考这些道理，夜以继日地寻求自己应当学习的内容，希望能够通达事理，眼睛有所看见，行动没有阻碍；这样一来，这堵墙就是我的铭文，盘就是我的丹书。

译否则闭目而不能看见，又凭什么去实行呢？”

译锦绣堂在玉麟堂左面，上面是忠勤楼，堂名和楼名都是皇帝亲笔赐予的。庭院中左右种植金华树，两块石头屋立在它们前面，前面又是木犀台，再前面是碑亭。左边有一座堂，名为水乡。退庵吴公渊记载说：臣极其愚昧浅陋，年老又加重了这种不足。陛下不忍弃置我，使我在江阃待罪。臣虽然任职而常常想到自己的忧责，却不敢因此懈怠政事。然而考察功劳、核计政绩，臣自视仍有不足。于是五月丙寅日，皇帝亲笔光明地颁下诏书，认为臣略有忠勤表现，授臣资政殿学士，职任照旧。臣蒙受宠遇，惊惶不安，感恩流泪，深怕没有办法报答并发扬圣天子的显赫恩命。防郡楼新建成后，臣便拜手稽首请求，希望得到皇帝亲笔题字悬挂在楼上，使臣可以抬头仰望，恭敬地感受皇帝近在咫尺的威严，岂敢有丝毫违背志向。上天高远却听见卑微之人的请求，早晨上奏，晚上便得到赐予。题字有虬龙腾跃、飞龙翱翔的气势，字体有银钩铁画的形态，自光尧以来，擅长书法的圣贤也没有能超过它的。石头山、钟山、秦淮、青溪，水边山顶，草木泉石，无不沐浴天光，蒙受圣恩，荣耀无比。何况一国的百姓，何况一国的守臣呢？臣已经整肃冠服，询问龟筮，明白地把匾额刻在金石上，以此宣示无穷。又拜手稽首说：从前太祖曾把风云庆会赐给臣沂中，等到孝宗时，也曾把明良亨会赐给臣浩然，但那些都是私第而不是公署。太宗虽然为臣把易简书写的玉堂之庐改易过，但那是在宫禁深密之地，并不是外藩所居。如今臣蒙受皇恩赐予，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天下各郡国大概很少有这样的事，难道不是稀有难逢、千载一遇的际遇吗？至于霍去病立志消灭匈奴、祖逖发誓收复中原，这是疆场之臣所谓的忠；诸葛亮经办政事、综理万物，陶侃搬运砖块以珍惜光阴，这是疆场之臣所谓的勤。臣不敢不鞭策衰朽、磨砺迟钝，谋求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臣吴渊惶恐，惶恐，叩头，叩头。淳祐十年十二月下旬，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沿江制置使、充江南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营田使兼知建康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兼行宫留守、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兼三郡屯田使、金陵郡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臣吴渊拜手稽首谨言。【原文缺字】在忠实不欺堂的右面。安抚司佥防在西防的西面【详见《安抚司》】。制置司佥防在仪门的东面【详见《制置司》】。府都佥防在仪门的西面。镇青堂在府廨的东北面，上面是钟山楼，后面是青溪道院。木犀亭名为小山，菊亭名为晚香，牡丹亭名为锦堆，芍药亭名为驻春，都在堂的左面。叠石堆成山，上面有亭，名为一丘一壑；下面是金鱼池，亭名为真爱。它的南面是曲水池，亭名为觞咏。再往西是杏花村，桃李蹊中的亭子名为种春，竹亭名为深净，梅亭名为雪香，海棠亭名为嫁梅，都在堂的右面。青溪的一曲环绕堂前，左面有桥通往水乡，题名为小垂虹；右面有桥通往锦绣堂，匾额题为藕花多处，这些都属于郡圃。堂的深处，匾额题为防书，是景定年间修志时沿用的旧名。堂东面的便门通向青溪道中。西花园在安抚司佥防的右面。马公光祖改建为惠民药局，看窗两所：一所在西花园的东南面，临近御街，匾额题为近民；马公光祖又改建为军装局。另一所在嫁梅亭后面，临近东虹桥。通判防。本朝的制度规定，各州设置通判一员；西京、南京、天雄、成德等州各设置二员。江宁府起初设置一员。嘉祐年间，审官院说：西京、北京、荆南、江宁府等都是京府，又有安抚使、都钤辖分别统领州镇，这些地方的通判今后都应由资序相当于知州的人选充任。后来按照西京等地的例子增置一员，分为东西二防。此后又增设一员，由朝士充任，称为南防。如今东防在府子城内的左面，西防在子城内的右面，南防在子城外的西南面，各处都有题名。东防壁记。官职设置丞、辅，时间已经很久了。事情重大时听从长官，小事则可以专门上达，用来区别长官与副贰，端正名分体制。秦朝最初设置郡时，就有郡丞。汉代以来，有治中、别驾；隋、唐时期，有司马、长史、郡赞。这些官名虽不同，都是辅佐郡守。到了我朝太祖，鉴于藩镇权力过大的弊端，设置通判，以分割州府权力，凡事无不参与。后来又使通判能够按察所辖地区，意在使他们的权力职责与长官相等，才能彼此配合，施政同心，休戚一体，不再只是一般的长官与副贰关系。时间久了，原本的用意逐渐偏离，借着权力均分，形成彼此猜疑、相互逼迫的局面。通判虽辅佐长官，却不能使自己的行动不被长官怀疑，于是有人不敢任事，便拿郡丞来作推卸的借口。唯独金陵不是这样，留守通常由重臣巨公担任，没有逼迫和嫌疑，竟然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上佐帅守治理郡务，每天到签事防，大小事务都归于程限，还督视其他州的事务。只是把香、矾、茶、盐以及经总制等事务作为职责，至于兵民、赋役、听断、占位、文书等事，只谨慎办理而不参与。了解其中缘故的人都知道，这与最初的设置完全不同：大概起初只有一员，后来才增置，所以东西相对而立，成为两处副职办公之所。称为东防的，是最初设置的那一员。建炎、绍兴初年，战争兴起，需要应付各种物资，这一官职的事务十分繁重。后来虽然屯驻重兵，而王人又振济粮道，东倅的职务兼管军队审计，逐渐已经没有其他调度事务，曾经稍稍减省。自从北方边境纷扰，战争结束而年年接连发生饥荒，淮地百姓流徙到府城之下的以万计；考核仓廪供给，制定赈济救助条款，防止盗贼发生，事务不止一端。开封郑公镇以秘阁官身份来到这里，正好遇上这个时期，每天鸡刚啼叫，便点亮蜡烛坐在公所，笔下没有片刻停顿，忧虑政事，不敢稍有闲暇。辅佐治理的劳苦，几乎与治理关决大邑相当。然而郑公是四姓中的英杰，天资高明，熏陶不凡，举止都合乎典范，处理事务一向绰绰有余。闲暇日子里，他阅览东防墙壁上的旧记，担心刻印在木板上容易漫漶，便把它刻在石头上；又因为我不以科举功名和官位显达，也不在善于言辞之列，于是让我为它书写开头。人只有力量得到闲暇后，心境才能平和；心境平和后，施政安排才会有条理。郑公在事务倥偬、没有空闲的时候，却能摒弃苟且，谋求长久，这难道不是才力有余才能做到吗？从前我志行的祖父，南渡初年曾任本州副职，前后四年，供应军需，曾经竭尽劳苦。旧记却遗漏了他的姓名，难道是因为年代在追记以前的缘故吗？如今不敢求得附列于旧记，只叙述陪都副职的体制不同于其他郡，而今日事务又如此繁多，并且说明郑公能够把这些事情处理得从容，让后来者有所考察。

译嘉定年间的第二任通判，长至从政郎、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所准备差遣蒋志行记。秦规【右朝散郎，绍兴八年二月到任，十年三月内任满】。邓邦宁【左朝散郎，绍兴十年三月到任，十二年缺月任满】。蔡祐【右宣教郎，绍兴十二年四月五日到任，十四年四月初五日任满】。张敏功【右朝奉大夫，绍兴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到任，十六年四月初六日任满】；张颉【左朝奉大夫，绍兴十六年四月初十日到任，十八年四月初十日任满】。葛与时【右朝散郎，绍兴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到任，十九年五月内被召回】。黄兊【右朝奉大夫，绍兴十九年七月到任，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任满】。徐璞【右奉议郎，绍兴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任满】；王宾【左奉议郎，绍兴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到任】。杨云【左承议郎，绍兴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到任，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任满】。周淙【右奉议郎，绍兴二十七年六月六日到任，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任满】。苏师德【右朝奉大夫，绍兴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三十一年改任缺平茶 盐公事】。葛祺【右通真郎，绍兴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隆兴二年正月一日任满】。吕正已【右朝奉郎，隆兴二年正月一日到任，当年六月二十五日改差知无为军】；张维【左朝奉郎，原为添差，隆兴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填补吕正已的空缺，乾道元年三月十五日任满】；李大亨【右朝奉郎，乾道元年三月十五日到任，三年四月十三日任满】。严焕【左承议郎，乾道三年六月十八日到任，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任满】。任元恺【右承议郎，乾道五年七月初十日到任，六年四月初十日改差主管合州崇道观】；秦渊【左朝散郎，乾道六年四月三十日到任，八年四月三十日任满】。季壁【右朝请郎，乾道八年六月十二日到任，淳熙二年二月初三日任满】。钱徽之【朝请大夫，淳熙二年二月初三日到任，淳熙四年三月初八日任满】。王复【朝散郎，淳熙四年三月初八日到任，淳熙五年八月初八日退休】。陆静之【朝散大夫，淳熙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淳熙八年闰三月初一日任满】范栋【承议郎，淳熙八年闰三月初一日到任，十年四月初五日任满】洪邃【承议郎，淳熙十年四月初六日到任，十一年十月转任朝奉郎，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任满】詹承宗【朝奉郎，淳熙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淳熙十四年八月初十日转任朝散郎】李谊【承议郎，淳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髙特【朝散郎，淳熙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到任，绍熙二年十月某日任满】毕芾文【朝散郎，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任，三年二月十一日转任朝请郎，绍熙四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任满】范成绩【朝奉大夫，绍熙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朱賛【奉直大夫，庆元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任】连逢辰【朝奉大夫，庆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元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任满，出任英徳府知府】郑师尹【朝奉郎，庆元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到任，嘉泰元年正月三十日任满】邹补之【朝奉郎，嘉泰五年二月初一日到任，同年九月二十五日退休】傅公邵【朝奉郎，嘉泰二年二月十四日到任，嘉泰四年三月初三日任满】髙得全【朝散郎，嘉泰四年三月初三日到任，五月转任朝请郎，开禧二年四月任满，出任黄州知州】赵善瓖【朝请大夫，开禧二年四月二十日到任，次年正月十六日退休】尤棐【朝奉郎，开禧三年五月十八日到任，嘉定二年五月十八日任满，出任衡州知州】郑镇【承议郎、直秘阁，嘉定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任，至嘉定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任满】施诚一【嘉定四年六月十七日到任，嘉定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终任】张宗泌【朝散郎，嘉定六年四月十一日到任，至嘉定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任满】吴钢【承议郎、直寳谟阁，嘉定八年十二月到任，嘉定九年五月初九日改任太社令】潘槱【奉议郎，嘉定九年十二月到任，至嘉定十一年八月特授差遣，任临安府通判】林叔诚【奉议郎，嘉定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到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任满】沈杲【宣教郎，嘉定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十四年四月十四日退休】尤爚【通直郎，嘉定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到任，至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任满】王瀹【朝散大夫，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到任，至寳庆二年二月初九日任满】赵崇慤【朝请郎，寳庆二年二月初十日到任，至绍定元年四月十三日任满】

译钱显祖【朝奉大夫，绍定元年四月十四日到任，至当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退休】吴焯【朝奉大夫，绍定二年四月到任，三年二月特授差遣兼任沿江制机，四年四月就地授任高邮军知军】楼樾【朝请郎，绍定四年七月到任，五年闰九月转任朝奉大夫，六年九月初十日任满】卫湜【朝奉郎，于绍定六年九月初十日到任，端平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改授差遣，任全州知州】赵希珦【朝散郎，端平元年十月到任，二年七月转任朝请郎，八月差遣监行在左藏东库】吕好问【奉议郎，端平二年十月到任，三年二月因受赏转任承议郎，四月转任朝奉郎，嘉熙元年十 月授任籍田令，兼任沿江制置使司参议官。嘉熙元年十一月初六日交接任职】周宷【朝散郎，嘉熙元年十二月初六日到任，嘉熙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退休】薛坦【朝散郎，代理太社令，嘉熙二年五月至十月，授任军器监簿，仍任通判，三年八月转任朝请郎，三 年六月，授任军器监丞，兼任都督军马行府主管机宜文字】赵希畣【朝散郎，嘉熙四年正月到任，淳祐元年八月二十一日罢任】费伯英【宣教郎，淳祐元年十一月到任，二年六月内因涉及受赃官吏之事，被论列后任祠禄官】娄体仁【奉议郎，淳祐二年八月到任，三年三月转任承议郎，四年】秦九韶【通直郎，淳祐四年八月到任，十一月因母丧解除任职】赵希淦【朝奉郎，淳祐五年三月到任，因受赏转任朝散郎，七年四月任满】陈梦龙【淳祐七年四月到任，九年四月得到官职交接任替】江华【淳祐九年四月到任，十年六月差遣充任江东帅司参议】沈璧【淳祐十年十一月到任，十一年十月转任朝散郎，十二年二月某日随所属官司解除任职】范庆家【朝奉郎，淳祐十二年三月到任，十一月某日差遣任循州知州】韩燮【通直郎，淳祐十二年十二月到任。寳祐改元后的三月，兼任分差审计司。二年九月，转任奉议郎。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三月〕 二月，任满，征辟充任江东添差帅司参议】陈□【朝请郎，寳祐三年三月到任，五年二月转任朝奉大夫，四月十五日任满】杨珤【朝散郎，寳祐五年四月到任，开庆元年四月奉制书差遣，暂代安庆府职务，六月初三日任满】李逢魁【朝散郎，开庆元年六月初三日到任】张士逊 《西防壁记》：设置防壁并撰写记文，是古已有之的做法。建康是当今的留都，地位重要，事务繁多；倅贰所治理的地方在防门之外，东西两处相对而立。我承乏任职于此，首先询问前任政绩，却唯独没有听说西防的情况。过去曾设置一名官员分掌这一职务，前代英才和后来的俊杰，当然不乏其人。绍兴戊午年，李宏公因被推荐而入台，接替他的是宗室赵略公，这些情况见于《东防记》。从那以后，便无从考察了，难道旧有碑刻偶然没有保存下来吗？还是因循拖延，未能建立碑记呢？于是我询问访求当地老人，得到了历任官员的姓名，从戊辰年任职的沈大有公以下，共二十九人。他们到任、任满的年月，多次加以搜求，却没有人能够知道。于是想到史书缺漏文字，自古就有，《春秋》记“夏五”以及记载郭公之事，便是这样。谨依史书笔法，把能够知道的事项写出，列在左边，希望后来者有所考察。庆元戊午年孟夏望日，江阴何武仲记。沈大有【承议郎，绍兴十九年在任】史俣【朝奉郎】梁审礼【大夫一职缺】史琮【中间缺大夫一职】李衡老【朝郎】奉 邢孝肃【承议郎、直秘阁】张郯【宣教郎】刘子昻【朝请大夫】方璹【承议郎】路申中【承议郎】梁季珩【宣教郎】何几先【奉议郎】周枢【朝请大夫】潘恕【朝散郎，乾道六年在任】郑复【朝请大夫】冯田【承议郎】程行敏【朝奉郎】张埏【承议郎】姜凯【承议郎】陈骥【朝奉郎】髙昙【宣教郎，淳熙八年十月到任】薛琛【朝奉郎，淳熙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汪憺【朝奉郎，淳熙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蔡珵【朝请大夫，淳熙十三年十月初三日到任】朱致民【承议郎，淳熙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到任】廖俣【朝请郎，绍熙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林光祖【朝奉郎，绍熙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王万枢【朝散大夫，绍熙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林致【承议郎，庆元元年八月初七日到任】何武仲【朝奉大夫，庆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任】陆相【朝奉郎，庆元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任】汪檝【朝请郎，嘉泰元年三月初四日到任】何洪【承议郎，嘉泰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翟□【承议郎，嘉泰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任，开禧元年七月十七日任满，得到接替】李椆【朝奉大夫，开禧元年七月到任，三年八月因受赏转任朝散大夫，三年九月初一日任满】张维【承议郎，开禧三年九月到任，嘉定二年十月某日任满交接】莫秘【朝请大夫，嘉定二年十月初八日到任，嘉定四年十一月初六日任满】陈章【承议郎，嘉定四年十一月初六日到任，六年某月差遣提辖行在权货务都茶场，建康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月〕 设置司署】李涣【朝奉郎，嘉定六年十二月到任，八年十二月转任朝散郎，二十一日任满】曾耆年【嘉定八年十二月到任，九年六月转任朝散郎，十年十二月任满】孙仁荣【嘉定十年十二月到任，十二年十二月任满】赵汝玺【嘉定十二年十二月到任】彭耕【嘉定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任】赵汝靓【嘉定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汪绎【寳庆元年四月至九月转任朝请郎，三年四月任满，因功绩而改授差遣，出任兴国军知军】

译沈柔孙【寳庆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绍定二年四月三十日任满】汪阐中【绍定二年四月三十日到任】汪文举【奉直大夫，绍定四年六月到任，十二月奉制书差遣暂代和州职务，绍定五年九月初七日回任】卫价【朝散郎，绍定六年六月十一日到任，端平二年二月初二日任满】唐璘【朝奉郎，端平二年二月到任，至三年十月初一日授任监察御史】楼扶【宣教郎，端平三年十一月到任，十二月转任通直郎，兼任沿江制机，嘉熙元年九月请求任祠禄官而离任】林宜孙【承议郎，嘉熙二年四月十七日到任，十月十二日因父丧离职】丰云昭【通直郎，嘉熙二年十二月到任，嘉熙三年三月改授添差临安府通判】朱嵘【承议郎，嘉熙三年四月初七日到任，至淳祐元年某月某日任满交接】盛文昭【通直郎，淳祐元年六月到任，七月初三日离任】史弥厚【朝请郎，淳祐元年十一月到任，二年七月初十日任满】陈允坚【奉议郎，淳祐三年十一月任祠禄官】赵时鐩【承奉郎，淳祐五年三月到任，四月差遣监镇江府分司粮料院】髙衡孙【承议郎，淳祐七年四月到任，八年七月差遣主管行在诸司审计司事务】虞防【通直郎，淳祐八年八月到任，十月转任奉议郎，九年四月暂代州分司检阅官】王同祖【奉议郎，淳祐九年十一月到任，次年改授添差沿江制置司主管机宜文字】叶隆礼【承奉郎，淳祐十年十月到任，至十一年二月改授国子监簿，离任】宋宗【宣教郎，淳祐十二年八月到任，至寳祐二年十月任满】何处任【承议郎？寳祐二年三月到任，五年闰四月初八日任满交接】辛应中【朝散郎，寳祐五年某月到任，缺七字，因避亲离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月〕 叶溥【承议郎，寳祐六年二月到任，开庆元年四月转任朝奉郎】王起晦【通直郎】景定元年正月十一日到任，二年正月改授沿江制置大使司参议官，任于行在。诸司审计司】薛季弼【朝奉郎，景定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南防壁记》：国家驻跸钱塘，而金陵是留都，地位显要雄重，东南各防府中没有比它更重要的。带旄钺出镇此地的，通常是宰执大臣，因此别驾的选任尤其受到重视，大概相当于古代河南少尹的职务。其他郡的别驾有一人或两人，这里则按照行在的规格设置，另有员外置，形成三种编制，用来安置由朝廷士绅补授外任者。职务清简，府公并不把他完全当作属吏；作为地方的司马，人们以此为荣。只是这个职位创置已久，前任者的姓名漫无从考查，难道不是有所缺漏吗？寳祐戊午年，梁椅侯由太史氏任此职，急切地想考订旧事，已经磨治石碑等待召人来撰写，却没有完成。接任的廖邦杰侯正搜集旧事，不久又调任别官离去。等到潘梦竒侯到来，才接续完成此事；向旧府档案中查找，自嘉熙戊戌年以后，能得到姓名的只有十四人，于是把他们的任职年月全部疏列出来，刻在下面的坚石上，缺失的典章才算完备。潘侯告诉我这些经过，请我记载始末。我回答他说：“题名当然不能缺少，但姓名能够不朽，难道只在于刻在这里吗？江州司马这一职务，如果没有《防壁记》，就不会流传下来；然而它之所以流传，是因为有白乐天，而不是因为那篇记文。否则唐代担任司马的人，为什么偏偏只有白乐天流传下来？千年以后，其他人的事迹磨灭了，又有谁来记载呢？士大夫为自己谋求不朽，也就可以了。”潘侯说：“说得好。”于是把这些一并记下，用来告知后来者。潘侯是京口人，资政马光祖公任金陵镇守时，因为潘侯曾任尚书省检阅文字，便选拔征辟了他。景定改元之年，岁在庚申，初秋朔日，文林郎、宜差充任沿江制置大使司干办公事吴季子记。迪功郎、建康府司户参军兼佥防袁兖书写。朝散郎、沿江制置大使司防议官孙吴防篆刻。大概是奉议郎、宜特改差任建康军府通判兼管辖境内劝农营田事务，仍借绯服，兼任沿江制置大使司主管机宜文字潘梦竒立碑。戴宗昭【奉议郎，嘉熙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到任】陈有成【奉议郎，淳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到任】黄约天【朝奉郎，淳祐二年九月初一日到任，淳祐四年九月初一日再次任职】费伯隆【通直郎，淳祐八年三月十八日到任】髙斯复【奉议郎，淳祐十年八月二十日到任，至淳祐十二年二月改授池州通判】章墀【朝请郎，淳祐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到任】潘骥【朝散郎，寳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任，至四年某月某日改授添差江东帅司参议】何宗姚【承议郎，寳祐四年八月初六日到任，十二月依省劄，与沿江制机汪洵之互相调换任职】汪洵之【通直郎，寳祐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到任，至当年十月内授任官告院】汪立信【宣教郎，宝祐五年十月十九日到任】梁椅【宣教郎，寳祐八年六月到任，开庆元年三月授任宗正寺簿】廖邦杰【承议郎】，开庆元年二月改授差遣，仍兼任淮西饷管；三月授任告院，仍任原职；十二月改授江东帅司参议。参】潘梦竒【奉议郎，景定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到任，十月转任承议郎，二年五月转任朝奉郎】职官防 职官共三员：一是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防公事，官署在府门内左侧，位于通判东防的南面；二是节度推官，官署在府门内右侧，位于通判西防的南面；三是观察推官，官署在府门内左侧，位于签判官署的南面；各处都有题名。

译签判题名：签幕号称一郡僚属之长，建康作为陪京大府，其地位又不是其他郡所能相比的。因此，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选也不轻。往昔声誉卓著、才华出众的人，接连不断地担任此职，不知有多少。然而环顾四壁，竟没有记下他们的姓名，使后来者茫然无从考察，这难道不是典章的一大缺漏吗？嘉定甲申年秋天，我充任此职，旁搜旧日文牍，推考历任官员的事迹，想要辑录成一篇防记，只是力量还不够。有一天是上元节，赵令尹时侨对我说：“我县有一块题名碑，已经刻满了；将要再采石续刻，想请您为它撰写碑文，同时把这块石料作为礼物送给您，可以吗？”我说：“好。”等到得到这块石头，于是便命工匠刻写。但绵延的防壁历任官员的详情已经无法全部查明，近三十年来，只有从大魁傅公以下共十人的任替始末可以考察，于是把他们列在碑石上。虽然不能把过去的情况全部叙述出来，或许也将为后来者有所启发。寳庆初元，岁在乙酉，立秋日，朝奉郎、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防公事，赐绯鱼袋、劒津邓文举仲文谨记。傅行简【承事郎，嘉泰三年十二月内到任，至开禧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被召赴行在】楼枬【通直郎，开禧元年七月十一日到任，至开禧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任满交接】蔡震【承议郎，开禧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任，至嘉定三年二月十一日任满交接】朱元▯【承议郎，嘉定三年二月十二日到任，至本年五月初七日退休】赵与悊【承务郎，嘉定四年闰二月十七日到任，至五年十月内因父丧离任】王师闵【承事郎，嘉定七年二月初十日到任，至九年正月初四日退休】袁甫【承事郎，嘉定九年三月十三日到任，至十年五月二十六日被召赴行在】何叔智【承议郎，嘉定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至嘉定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任满交代】；叶畤【朝散郎，嘉定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任，至嘉定十五年六月初三日任满交代】。石孝睦【承议郎，嘉定十五年六月初四日到任，至嘉定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任满交代】；邓文举【承议郎，嘉定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到任】。王修【通直郎，宝庆二年八月十二日到任，至绍定元年九月初五日任满交代。同月初七日，奉省中批札，】调任六部提领，兼任酒库祈主管文字。余元廙【承议郎，绍定元年九月初五日到任】。毛汝大【奉议郎，绍定三年十月十二日到任，至绍定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任满交代】；吴当可【朝请郎，绍定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任，绍定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奉省中批札，调任沿江制 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潘晋孙。叶之瑞【通直郎，端平元年十二月初二日到任，至嘉熙元年某月某日任满交代】；李尚【朝奉郎，嘉熙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次年九月二十五日退休】。贺赅【嘉熙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淳祐元年四月初六日离任赴班】。沈时中【淳祐元年四月初七日到任，至淳祐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任满交代】。赵汝玖【朝散郎，淳祐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陆祀【承议郎，淳祐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黎九徳【宣教郎，淳祐八年四月初五日到任】。施沂【承宣郎，淳祐九年四月十五日到任】。曹之格【承事郎，淳祐十年九月初六日到任，至淳祐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改任知上元县事】；赵与濓【奉议郎，淳祐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到任，至宝祐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奉省中批札，调任通判】。任建康军府事，赐绯鱼袋。高纯嘏【承务郎，宝祐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到任，至宝祐四年七月十二日退休】；于庭兰【承事郎，宝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任】。王文子【宣议郎，开庆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任】。刘曽【奉议郎，景定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节推题名，不论官职高低，也不论任职更替，刻录姓名、记载年月，是为了让后人看今天如同今天看过去一样，表示不忘其事。金陵是帝王之州，节镇的职任系于此地。南渡以来，佩麟符、任地方长官的人，不是宰辅就是法从，权势显赫、地位尊贵，不是其他州郡的守臣所能相比；辖境广大、百姓众多，也不是其他郡所能相比。韩愈所谓‘元戎总管三军事务，统领治理所属百姓’，大概节度推官确实能够在其中辅佐帮助。确实如此，若不是才智宏大、善于辨析、通达敏捷而胜过常人的人才，没有谁适合担任此职。淳熙年间，赵彦橚曾任此官，后来官阶显达。从那以后，贤才大多不缺，但记载此事的文字却独独缺失，没有流传下来。我程沆才庸学浅，承乏任职于此，趁着闲暇，访求年老的吏员，获得赵公以下共十一人的姓名。正好前任程德臣又来主管酒政，因按乙酉年班次入籍而将要举行盛事，所以我乐意同他整理编次，刻在石上。至于官署房屋将要倾圮、修缮工役尚未到来，实在是因为没有别的财力和事务条件，所以未能实现一天之内必定修葺的愿望。后来到任的人，如果能把我前面所叙述的事作为建立功名的目标，又把我后面所感到的不足作为结交和睦的勉励，那么这篇记就不只是为了记录姓名、年月而已了。嘉定甲申年中秋日，儒林郎、建康军节度推官程沆记。赵彦橚。宋览。赵善章。赵善象。赵善琏。李尉。蒋肃【开禧元年七月二日到任】。赵希阖【嘉定元年八月十六日到任】。钱莘【嘉定四年十月五日到任】。程德臣【嘉定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任】。王遵度【嘉定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到任】。程沆【嘉定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任】。虞允荣【宝庆二年三月十一日到任】。赵渘夫【绍定元年三月十七日到任】。强琪【绍定四年四月十四日到任】。赵汝静【绍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到任】。罗叔韶【端平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任】。赵希臣【端平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到任】。赵希□【嘉熙三年七月初五日到任】。汤通【淳祐二年四月初三日到任】。

译袁徽【淳祐六年七月十九日到任】。赵汝末【淳祐八年八月十二日到任】。杨继祖【淳祐十年十月初八日到任】。赵汝詶【宝祐元年十月十九日到任】。魏瑢【宝祐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到任】。陈开先【宝祐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到任，景定元年十二月初一日赴班】。叶起翁【承直郎，景定二年某月到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月〕 察推题名。建康古代是帝王居住的地方，六朝、南唐的遗迹都还保存着。高宗南巡驻跸钱塘，因此把这里作为陪都。曾经因巡视军队而亲临此地，麟符留在这里，留钥镇守，筹划主帅的人选比其他节镇更为重要。不是当代名位都很显赫的人，不能入选此职；属官也不轻易授予。因此每次都被称为得到人才。我同乡刘宗直字叔向，由庆元五年乙科出身，任观察推官，善于履行职务。他寄信给我，请我撰写厅壁记。我听说此地是士大夫云集之处，商人货物聚集，军民混杂，按理官府每天都应忙不过来；可是幕府的诉讼最少，公堂上没有积压的事务。幕府省减文书，几乎像道院一样。即使这种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留的习俗，也有它的来由，难道不是宾主双方贤能之人积累而造成的吗？自绍兴七年赵不蔺以下，共得到二十多人。查阅他们的姓名，有丞相蒋公以文章著称，有侍御萧公以风操气节显名；贰卿丘公入朝则是朝廷的礼仪楷模，出任地方则是郡国的表率。他们受到进用，本来还没有止境。离开这里后登上显要官位的，又不止一人。这个官职并不轻微，就是如此。宗直，你要努力啊，更应当施展周详委婉的谋略来辅佐长官，使贤能的事业昌盛，继承诸位名公的足迹。难道只是因为所任官职显大吗？还是乡党也将因此感到荣耀。嘉泰三年冬至日，显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奉化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四明楼钥记。赵不蔺【绍兴七年到任，十一年任满】。马升之【绍兴十一年到任，十四年任满】。张滋【绍兴十四年到任，十七年改任其他官职】。陈与善【绍兴十七年到任，十九年十月退休】。赵公衡【绍兴十九年到任，二十三年任满】。张舜由【绍兴二十三年到任，二十五年任满】。蒋芾【绍兴二十五年二月到任，二十七年六月因丁忧离任】。萧之敏【绍兴二十七年九月到任，三十年任满】。曾宗镇【绍兴三十年五月到任，隆兴元年任满】。赵伯衍【隆兴元年三月到任，乾道二年四月任满】。丘崈【乾道二年四月到任，五年四月任满】。褚意【乾道五年四月到任，八年任满】。王以宁【乾道八年十一月到任，淳熙三年任满】。郭继道【淳熙三年三月到任，六年任满】。刘慤士【淳熙六年四月到任，九年任满】。白仲举【淳熙九年五月到任，十二年任满】。赵善纪【淳熙十二年六月到任，绍熙元年任满】。赵崇礼【绍熙元年闰五月到任，二年退休】。李埴【绍熙二年九月到任，绍熙四年退休】。赵善悳【绍熙四年十二月到任，庆元元年九月因丁忧离职】。赵彦臮【庆元二年三月到任，庆元五年七月任满】。陈公庆【庆元五年七月到任，嘉泰元年十一月因丁忧离职】。刘叔向【嘉泰二年三月到任，开禧元年四月三日任满】。赵黔夫【开禧元年四月三日到任】。俞道一【嘉定元年四月初六日到任】。袁肃【嘉定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嘉定五年七月初三日任满】。马壬仲【嘉定五年七月初三日到任，嘉定六年五月某日任满】。赵师浄【嘉定八年九月到任】。赵彦楠【嘉定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嘉定十三年五月四日任满】。鲍克正【嘉定十三年五月四日到任】。赵汝然【嘉定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到任】。吕樗年【宝庆二年九月十一日到任】。江魁祖【宝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到任，绍定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任满】。赵汝□【绍定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任，端平元年七月某日任满】。张榘【端平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嘉熙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任满】。赵善比【嘉熙元年八月十七日到任】。张应星【迪功郎，嘉熙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到任】。林溥【从事郎，淳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淳祐五年正月十三日请求因避亲而离任】；王肖翁【承直郎，淳祐五年六月初六日到任】。叶春【从政郎，淳祐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至淳祐八年二月初五日任满】。赵与进【从事郎，淳祐八年二月初六日到任，至淳祐十一年五月初二日任满】。制使姚公希得任职期间，创建了一所府幕官廨宇。本府职官缺少廨舍，景定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买下内西夹道的一处民宅，共有房屋十四间，永久充作官署，价钱一万三千五百贯；现在增补任用的节度推官居住在那里。《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宋代周应合撰。官守志二。诸司寓治。古今州牧、郡守的任职更替，已经全部列在年表中。本朝各司设置使职，有的兼任守臣，有的由守臣兼领，有的不兼任守臣而寄治于府，有的并非寄治却由府遥相隶属；哪一年设置，哪一年裁省，哪一年恢复，都应当加以考察。官制的沿革，都适宜有所考证。图列在左边，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各司的大要，记在图后。〈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

译都督府【同都督、督视】。唐武德二年，将江宁府改为扬州，东南道行台设置尚书省。武德七年，将行台改为大都督府，统辖上元、金陵、句容、丹阳、溧水、溧阳六县。襄邑王李神符检校扬州大都督。武德九年，迁到江北，治所设在江都。本朝绍兴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下制，任命吕颐浩为特进、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江淮等路诸军事。设置参谋官二员、参议官二员、主管机宜文字二员、书写机宜文字一员、干办公事官十员、准备差使文臣十员、准备差使大小使臣各二十员、准备将领使唤十员。参谋官任用户部尚书李弥大、秘书少监傅崧卿；参议官任用直显谟阁李承造、左宣教郎刘宁止；随军转运使任用左司郎中姚舜明。傅崧卿授徽猷阁待制，姚舜明、刘宁止授秘阁修撰，李承造授直龙图阁。闰四月四日，皇帝对吕颐浩说：‘卿年高而有功劳，如今总领都督之任，我正要把大事托付给卿，不应再亲自处理琐碎事务。从前诸葛孔明连二十杖以上的处罚都亲自处理，司马宣王认为这样一定不能长久。唐太宗告诫房玄龄、杜如晦说：“听说你们处理诉讼，每天忙得没有空闲，怎么还能帮助我访求贤才呢？”卿从今以后，凡是关系大体的事情就裁决，其余琐事可以宽略处理。’ 八月，吕颐浩说：‘各路如果有溃散而无处归属的军兵，或者百姓逃散藏匿，请下令招收使用，随即逐项具文申奏。还请降发庚牌、旗榜二十副，交给颐浩招收使用。’皇帝同意了。七月二十四日，徽猷阁待制、都督府参谋官、权主管本军事傅崧卿说：‘奉诏吕颐浩赴行在奏事，职事令崧卿暂代主管。吕颐浩现任宰相，又兼领都督之职，原先下达的指挥对现在的事务有所妨碍，应该申报请示。行移文书方面，除三省、枢密院仍按旧例使用状文，六曹使用单独署名的申状，兵将官及所属官司仍使用劄子外，其余一律使用公牒。公牒以“主管府事”为名。一，各路所有统兵的大小将帅，都准许听从节制。一，请求江东安抚大使司一路事务，由崧卿与李光共同防议、商量、参决。其余两大使司和其他各路，请暂且听从各路大帅依照已经取得的便宜指挥分别施行。都督府原先留下的各项丁壮及人马，还没有下达明文听从崧卿节制。一，原先下达的指挥，允许临机便宜施行完毕后，具文奏报。’ 如今暂代主管府事，就难以据此施行，请求准许按规定申奏，或向都督申报。请求详细斟酌施行【缺五字】下属人马，暂且命令傅松卿节制，其余事项都依从。九月二十八日，吕颐浩等说：都督府申请的统一指挥，除现已遵照施行的事项外，如今有同都督诸军事官一员，准备统兵出发前往建康府办理事务。由于统一指挥中只准许辟差参议官二员、干办官十五员、准备差遣文臣十员。如今正值防秋之时，完全需要官属分头协力，实在人数太少。除同都督官外，准许另差本宗有服亲属中的书写机宜文字官一员、干办官五员、准备差遣文臣十员；其辟差、请给、理任等事项，都依照已经取得的指挥办理。皇帝同意。绍兴三年正月八日，下诏派户部侍郎姚舜明前往建康府，将凡属都督府、朝廷拨给下来的钱物，以及各官司起运到达和本府应当取拨的钱物、粮斛，全部由姚舜明专门总领。又从都督府选派有才干、熟悉钱谷事务的属官四员，充任粮料审计司监官。凡属都督府管辖下官兵的帮勘、请给等事项，都经由户部粮审院按条文审核后支给。江东路转运司应当供给都督府的钱粮事务，就近听从户部安排施行。当时因为都督府请求按照旧例，派户部侍郎一至二员前来专门总领大军钱粮，所以有这道诏令。四月七日，三省说：已经下达指挥，刘光世在建康府设置官署，所有都督府应迁往镇江府，以便照应两军机务。诏令都督府把官署迁到镇江府。绍兴五年二月十二日，下制任命左通奉大夫、知枢密院事张浚特授左宣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江淮诸军事。绍兴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下诏说，都督行府在江上处置边事的一切官吏、军兵及各色人等，已经显见勤劳，可以命令张浚等分别保举说明后上报。隆兴元年六月十四日，下诏少傅、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张浚，特降授特进，仍任枢密使、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七月四日，下诏将江淮都督府官属一并改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司官属【起初张浚因符离之战被降授特进，皇帝说：‘罢免枢密使。’宰臣陈康伯奏说：‘这样却是罢去政权。’皇帝说：‘可以把都督府改为宣抚司。’】到这时，参赞诸军事陈俊卿上奏说，降官以示惩罚，是古代的制度，也是张浚自己请求的；但把都督府改为宣抚司，恐怕人心观望，号令无法施行。皇帝说：‘这还不可以。’到殿中侍御史周操上奏说：‘官爵是人臣一己的私荣，有罪就随即贬削，这是名分上应当如此。至于都督这个名号，实际上是国家任用人才的权柄，怎么也能逐级削减呢？’皇帝说：‘这个意见很好，可以恢复都督府。’陈康伯等奏报已经有了指挥，皇帝下诏，等张浚的儿子张栻到达后再下达指挥。皇帝说：‘好。’随后又说：‘不必等张栻来。’八月八日，宰执进呈说，降授特进、枢密使的张浚正在处置江淮军马，按理应当增加他的事权，于是诏令恢复都督江淮军马。九月二十一日，特进、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汤思退，特授都督江淮东西路建康、镇江府、江阴军、江池州屯驻军马，其余职任依旧。二十三日，太傅、宁远军节度使杨存中可授同都督江淮东西路建康、镇江府、江阴军、江池州屯驻军马。二十七日，汤思退、杨存中上劄子说：‘臣等蒙恩授都督，已经下达指挥，以“江淮都督府”为名。臣等共同商议，如果同在设置官署的地方，只应使用都督府印。’

译所上奏状、所张贴的告示以及共同签署的文书，如果分处两地，也应以“江淮都督府”为名；应当使用印信，并通用联署名衔，仍在官阶下说明【行在或出使】，这样才可以使事权归于一统。皇帝同意。二十八日，汤思退、杨存中又上劄子奏说：‘臣等考察，先前孟庾、韩世忠任宣抚使、副使时，两人共设置官属三十员；张浚一人任都督时，设置官属二十二员，使臣和监当官还在外地。如今臣等共两人，现斟酌裁减，拟设置如下：原先参赞军事二员，因属官已经任命，不再另行设置参谋官；现请求设置参议官、主管机宜文字、主管书写机宜文字各二员，干办公事四员，准备差使六员，防检主管书写文字共三十人，分拨一半先随杨存中前往。’皇帝同意。十月一日，下诏任命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文字、兼权户部侍郎王佐为都督府参谋官，这是依从汤思退的请求。二十三日，汤思退说：‘臣身居宰相之位，奉命督师，只是敌人虽然已经议和，’而奉使人员还没有越过边界，屯驻边境的军队数十万，在这样的严霜时节，不能没有暴露在外的忧叹。臣想选择日期，与属官一同出发，到淮河一带宣布圣德恩意，抚慰慰劳军队。皇帝同意。二十七日，汤思退上劄子奏说：臣考察，先前请求下拨的犒赏金银五十万贯，已经交给杨存中先行携带前往；请求再拨五十万贯，其中请从左藏南库现存的籴本银中拨支一十二万两，另从现有金中拨支三千两。皇帝同意。十一月六日，下诏说：‘朕委屈自己派遣使者，本想安定军民，但敌情变诈，突然发兵。魏杞等所携带的礼物、金银、匹帛，可以命令都督府收缴；并从左藏南库拨现钱三十万贯，命都督江淮军马汤思退携带前往，作为犒军费用。’七月，下诏说：王之望可授同都督江淮军马，汤思退仍带都督之职，可以只留在朝中，派王之望充任督视，限两日内出发。不久王之望辞免，皇帝同意。同日，汤思退说：‘恭敬地奉行圣旨，命臣仍带都督之职留在朝中。只是臣忝列宰相，既然参与军国大事，如今不前往淮上，就不应再兼领都督职事。希望圣上慈悲，特命解除都督府这一行官吏、军兵等人的职任，使他们立即遣散，各自回到原来的去处。’ 九日，下诏：同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杨存中，可特授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十四日，下诏：此前汤思退请求拨下的激赏金银、官告等物，拨赴杨存中处作为激赏费用，命枢密院派使臣二员押送前往。乾道元年二月六日，都督江淮军马杨存中说：边境已经安定，臣依照圣旨赴阙奏事。所有江淮都督府事务，伏望特降圣旨，限定期限办结，各军功劳赏赐迅速保明上奏。淳祐七年四月十八日，下制：任命通奉大夫、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长沙郡开国公赵葵，特授枢密使兼参知政事，督视江淮、京西、湖北军马，仍任通奉大夫、长沙郡开国公，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后来奉御笔兼知建康军府事、行宫留守、江南东路安抚使。五月二十六日，在镇江府交接职务。淳祐八年二月，招降泗州守军。五月，奉圣旨转升三官。赵葵奏说：‘边境局势紧急，都督府的设置不能不权宜应对一时，形势稍有缓和，就应当办结。’ 这是因为将士有支付犒赏的费用，官吏有发给俸禄的开支，何况其他费用又是平常的数倍。臣自从奉命开设都督府以来，仰体国用匮乏，凡是朝廷拨下的银、绢、钱、米，一丝一毫也不敢妄自耗费，但实际支用已经感到十分紧缩。又有犒赏泗城以及断桥战功这一项，合计要用三百多万金银牌器，这还没有计算在内。如果不早日办结，拿什么来支付？况且如今各郡城壁坚固，将士勇猛强悍，敌人又经历战败之后，料想不会还像从前那样怀有轻视之心，从而使臣能够承担巩固边防的责任。朝廷又对每件事都予以接应，完全足以屏蔽藩篱。所有都督府事务，请求办理结局，希望圣上慈悲，传谕大臣考察核实；臣已经多次奏请早日赐准施行。这样做不但朝廷没有额外支出，也能使各边的阃臣专心承担责任，对于国家事务实在大有补益。诏书答道：‘朕明察边境情形，想到不能不事先防备，所以把督帅、总领军队的重任授予卿；卿位列枢臣之首，亲身承担重大委托，筹划上下游防务，不因暑寒而停止每日整顿军备、申明警戒。表里淮河、长江，气势相连，确实已经掌握了胜算。可是敌人仍然沿袭过去的行径发动进攻，倚仗人多，贸然大举侵入我方泗城，窥伺我方盱、楚二州。’ 边吏急忙报告，赖指挥孔夙的指授，各将士争相奋勇激战，敌军震惊恐惧，不能支撑。后来敌军又像蚂蚁一样聚集在南北边隅，架设梯桥，修筑甬道，想作长期驻扎的打算。我军迅速进攻，终于使他们失去势力，溃败逃走。连年侵犯边境，从来没有一次得到大治，也没有什么惩罚；如今敌人败退逃散，或许他们会知道畏惧我国吧？卿的功劳非常伟大。朕屡次致书严厉申饬边防，又请卿以军费为念，讲义气而不逃避艰难，忠心体恤国家，这正是卿一向积蓄的志业。唱《出车》慰劳凯旋之师，难道不是朕所希望的吗？然而敌人的奸谋不可测，武备应当更加谨慎，要趁此时筹划长远的计策。若已经开垦田地，就勉力把田亩耕作完成；希望卿为朕稍加留意，以成就卿的功名，这难道不是美事吗？赵葵又上奏说：自从敌寇退去以后，我多次具奏，关请早日颁下结束督府事务的命令。今天承准回降诏旨，臣又专门委派督机朱申前往泗上核实功赏，发放犒劳将士的钱物；但尚未见到实际支遣钱物的数目，不敢重复冒昧上报以烦天听。本月初一日，朱申已经回到幕府，逐项交割清楚。同时据朱申实地探察，敌人自败退以后，大多已经向北逃走。如今天气渐渐转热，春水每天上涨，所谓扰乱耕作、践踏麦田的计谋，未必会再次发动。

译督府事务结束，正是现在的时机。臣微薄愚陋的考虑是：距今年秋风到来已经没有多少日子，正不可因为敌寇退去就忘记日后的谋划。如果督府事务结束，边境将帅必定能够专任其责；否则彼此含糊推诿，只是白白浪费时日，这对边防尤其关系重大。希望圣上慈悲，察看臣屡次奏请，特别降下结束督府事务的指挥，容臣退归田里，稍稍休养精神。日后如有防御艰难、需要任用臣的时候，臣谨不敢推辞。五月初六日，皇帝亲笔赐书给赵葵，命他带着职衔入朝奏事。十二月二十八日，赵葵上奏说：去年敌军骑兵深入两淮，骚扰从春天延续到夏天，越来越无所顾忌。臣蒙受圣上错误的裁断，得以统领军队。臣受命以来，急忙考察军政，对外城池守备疏漏，对内舟船防务简陋，尽力安排，大体已经就绪。而敌军重兵已经聚集在淮、泗一带，臣仰仗国威，随即将其剿灭驱逐。事情平定以后，臣先后十几次上奏陛下，请求退归田里；皇帝温和的诏书勉励慰谕，达到再三，并用御笔答应让臣到来年春天退职。臣当时认为各项事情还不够周密，也担心此前的劳绩全部废弃，所以没有再坚决辞退。一年之内，凡是关系防御的事务，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办理的，事情大体已经稳妥。臣自认为忝列大臣，不敢一一细说。如今幸而三边都没有动静，而且新春已经临近，即使各处有侦察骑兵，也完全可以应付。臣自量是什么人，所得已经过多，只希望大体办完国事，从来不懂得为自身打算。朝廷怎么可以让衰病之身长久居留，实在难以再入朝奏事。况且臣主持督府两年，除了原来核定的科降费用以外，从未再征收一文一粒，勉强支撑到现在。如果不结束督府事务，实在会成为徒然耗费。除已经正在办理汇总结束的文书外，只要等到春季侦察骑兵不再进入，便应当上奏请求奉祠，并缴还督府印信。九年正月，赵葵上奏说：督府两年的支出费用十分浩大，臣屡次想陈奏请求核减费用，却不敢这样做。如果结束督府稍有迟延，用度就会更加增多，眼看便会匮乏，请求迅速降下结束督府事务的指挥。二月又上奏说：如今春季已经过了一半，边境消息平静。虽然据间谍报告，如三汊口、蕲县、蔡州，都有少量敌军往来，不过是张扬虚声，用来防备我军进攻劫掠。况且自二月以来，风雪雷雨交加，淮水突然上涨，浩荡如海面，甚至有宽达二三十里的地方。据各处报告，水势每日增长，敌人即使有成群的千名武骑，也无从使用。眼下完全可以保证不会再有其他变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况且行府的一切文书、钱物、军马、器械之类，都已经汇总编类，制成账册。除应当寄留在建康府的以外，原来核定的科降银绢、官告、度牒，一丝一毫都没有支用，并且还有用不完的。官防方面，现已派从事▯新除武学谕兼任督视行府的准备差遣。胡大昌为武功大夫、閤门宣赞舍人，特地添差江南西路马步军副总管，驻扎江州，仍主管事务，任督视行府计议官，兼都总辖。许国定负责押运装船，启程押解回朝廷。作院已经下令停工，军马也已经安排妥当，此外没有未了结的事情。加上各司都明知督府结束的文书往来已经很多，已经正在下札命令制司及沿边各郡各自承担责任，安排防御。如果结束督府的指挥仍然拖延，那么人心和事务体制将更加涣散，关系十分重大。谨再次具奏，仰望圣上慈悲，特别降下睿旨，立即结束督府事务，容臣归老田里，实在是对上天厚恩的感戴。关于建康府应当遴选守帅一事，也请求宣谕宰臣，详加赐予施行。督府所属全部官员，臣昨天已经具奏，请求给予在外合适的差遣，仰望圣上详加裁处。闰二月，制书授予赵葵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长沙郡开国公，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赵葵第七次辞免，请求授予祠官。制书改授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仍奉朝请。宣抚使。本朝设置宣抚使，始于咸平年间。宣抚使设司于建康，则始于绍兴年间。绍兴元年五月一日，诏令应当让江南东路安抚大使吕…… 颐浩兼任寿春府、滁州、庐州、和州、无为军宣抚使。五月十六日，奉诏：宣抚司应办理的事务，都依照吕颐浩此前任江东安抚大使时所得的统一指挥施行；每年拨钱四十万贯、米二十万石。七月十六日，江南东路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充任寿春府、滁州、濠州、庐州、和州、无为军宣抚使李光说，应当辟置参议官二员；已经辟用宗颖，另外请求差遣左中大夫盛旦，朝廷同意。九月二十四日，诏令太尉、武成感德军节度使韩世忠充任江南东西路宣抚使。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诏令太尉、武成感德军节度使、神武左军都统制韩世忠充任江南东西路宣抚使，特授开府仪同三司，充任镇江、建康府、淮南东路宣抚使。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宣抚使韩世忠说：此前申报所属官员，请求依照旧例叙定官阶：参谋官按照转运使、副使叙官，参议官按照知州军且为朝请大夫以上者叙官，机宜干办公事按照发运司主管文字叙官，准备差遣按照签判叙官。如今承准朝廷旨意，宣抚司参谋、参议官按照提举茶盐官叙官，机宜干办按照通判叙官，臣私下担心属官的叙位会被降等。并且绍兴年间，发运司主管文字、干办公事在所属部的通判之上；如今宣抚使司机宜干办公事却与通判同等叙官，显然可见宣抚使在发运使之下。诏令：参谋官以知州资序者与提刑同等叙官，参议官以知州资序者与转运判官同等叙官，机宜干办公事仍依发运司主管文字叙官。六月一日，镇江、建康府、淮南东路宣抚使韩世忠说，请求依照此前任江南东西路宣抚使时已经取得的统一指挥行文，除安抚大使外，一律使用札子，朝廷同意。七月三十日，诏令镇江、建康府、淮南东路宣抚使司向本路帅司行文使用公牒，所属各县使用札子。十一月二十日，江南东路、淮南路宣抚使司说，本司……

译所属官员中，干办公事三员，准备将领五员，准备差遣、准备差使各五员。由于当前事务紧急，军务防务繁多，全靠官属办理完备。如今现有官属人数太少，确实使办事进展不前。请求依照韩世忠的先例，添差各类官属，或许容易集合办理事务。朝廷同意。五年正月十八日，诏令武成感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镇江建康府淮南东路宣抚使韩世忠除授少保，仍任武成感德军节度使，充淮南东路宣抚使，在镇江府设司。三月六日，三省说：刘光世、韩世忠现任淮南西路宣抚使，因为所属军队现驻屯于镇江府、太平州。诏令刘光世兼任太平州宣抚使，韩世忠兼任镇江府宣抚使。三月十三日，定江昭应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江南东路宣抚使张俊说：本司参议官左中奉大夫、▯秘阁史愿现任添差严州通判，希望特赐改差为平江府添差通判，等交割完毕后，请允许他带着现任职衔，仍旧暂代本司参议官；将来事情平定后，再停止本司职务，前去正式任职。朝廷同意。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诸路军事都督行府说：朝廷如今想要恢复中原，所依赖的正是各位大帅；幕府尤其需要得到合适的人才。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士大夫一进入军中，便私下议论并鄙视幕府，指称为浊流，都是因为朝廷没有审慎选择，任凭各处自行辟差。因此所任用的人，有的因获罪而罢废，有的借机报答私恩，有的为了应酬逢迎，有的出于请托求利、谋求官职，几乎没有进退取舍的节操，有的人甚至任职十年还不退。如今如果朝廷稍加选择贤才，以提高所选人员的分量，请求军中所有属官都以任满二年资历替换罢免，作为永久定制。诏令：宣抚司属官，准许本司奏请辟用或由朝廷差除；选人仍按旧制任职三年，其他人一律以二年为任期；如愿意留任第二任，听凭本司申报，请取朝廷指挥。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诏令韩世忠、张俊已经授任枢密使、副使，他们原来统领的宣抚等司应当撤罢，遇到出师时临时取旨。各司现今所管的统制、统领官、将、副以下官员，一律改充御前统制、统领官、将、副等，隶属枢密院，并各自带“御前”二字入衔。四月二十八日，诏令韩世忠、张俊的宣抚官属，一律优先给予升等差遣。绍兴三十二年七月八日【孝宗已经即位，但尚未改元】，张浚除授少傅，仍任观文殿大学士，充任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在建康府设司，进封魏国公。十月二十九日，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司说：本司属官想依照四川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的先例，与监司干办公事、知州同等叙官，朝廷同意。隆兴元年六月十四日，诏令张浚特降授特进，仍任枢密使、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节制驻屯于建康、镇江府、江阴军、江州、池州的军马；试尚书礼部侍郎陈俊卿降授左朝散大夫，充任敷文阁待制、参赞军事；唐文若降授左承议郎、尚书户部员外郎；冯方降授左承事郎；▯秘阁查籥差充江淮宣抚使司参议官；都督府所属官员一律改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司官员。七月七日，诏令此前都督府进攻讨伐，特许便宜行事；如今都督…… 府已经撤罢，宣抚司的一切军事事务，都应当上报奏请指挥。此前颁下的便宜行事指挥，不再施行。八月八日，诏令宣抚使张浚仍旧都督江淮军马，详情见《都督》。十二月二十八日，张浚说：“此前承蒙恩典，降旨让我节制两淮，后来改授宣抚使、都督江淮军马。两年防秋，偶然免于旷废职守。除臣和地位较高的属官以外，自然不应陈奏请求。至于臣随行的官吏、军兵，以及所有在军前办事确有劳绩的人，希望允许臣保奏证明，按照前后宣抚司、督视府等处任职月日的体例，特赐推恩施行。”朝廷同意。制置司。制置使从建炎年间开始设置。起初把安抚、制置合为一职，后来分为二职。有时以制置使兼任安抚使，有时以安抚使兼任制置使，有时省去制置使，把它的事务并入安抚司。近年以来，专门把制置司看得很重要，而安抚司的事务就很简略了。江淮制置有时合为一职，有时分为二职，又有时以沿江制置使兼任淮西制置使。近年以来，只有沿江制置仍旧设置，通常兼管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的屯田。起初设置制置使、副使、大使。后来省去副使，由侍从以下官员充任使，由尚书以上官员充任大使。兼任知建康府者，已经在表中详细记载。现在把制置司沿革的大概记在下面。建炎元年六月二十六日，诏令右司员外郎刘宁停止原任，改除为▯龙图阁同提领水军沿江制置副使。闰八月一日，诏令奉议郎、徽猷阁待制、淮南西路制置使胡舜陟除任沿江都制置使，知建康府兼江南东路安抚使王义叔任沿江制置副使。二年二月，吕颐浩随从皇帝到达秀州，除授资政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率领一千多名疲弱士兵守卫扬子江，于是沿途招募溃散士兵，得到四五千人，在镇江府以北、背靠江边的下寨，与金人隔岸相持，仅一个月。吕颐浩披甲乘坐轻舟，时常在江中往来督责军将官员用船渡送江北逃回的敌占区官员、士庶、军兵及家属，并选募敢死之士过江，夜间焚烧劫掠敌寨；又分派兵将官员沿江上下招集溃兵。金人北去，朝廷命吕颐浩主管江宁军府事务。绍兴元年九月二十六日，诏令江东西、湖南路上供的钱粮长期没有得到妥善办理，夏、秋二税上户拖欠不催缴，下户受到弊害，各路盗贼仍然很多，至今招抚收编还没有完成；可以差遣户部尚书孟庾带着现任职衔充任江东路宣抚制置使。有关财赋催收、拘留、催促、蠲免、放宽，都依条令和赦书施行，务必宽恤民力；上供钱粮要按期限催促起运，凡盗贼应当招抚收编或进剿的，都交由他斟酌安排，具列条目上奏。

译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帝上朝宣谕宰执说：“史正志条陈舟师利害，其中有些可以实行。”魏杞奏说：“现在看来史正志的议论很有道理。”皇帝说：“想尽快实行安排。”蒋芾奏说：“陛下将来要派大臣出使，不如先派史正志，以后可以作为参赞。”皇帝说：“就差遣他知建康，仍兼任沿江制置使；从建康到鄂渚的舟师，都命令他总管。”八月二十九日，新除集英殿修撰、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史正志说：“查考如今沿江制置司，只专门办理水军、海船，谋求长远便利的办法。所有应使用的印记，现请求向礼部关借奉使印，带去专门作为制置司使用。所有新设的佥防一司官吏，臣私下担心会耗费财用；如今只就用安抚司的佥防官吏兼任制置司职事，却请求恢复设置省罢的空缺，俸给依照安抚司属官办理。”官属所带的衔位，称为“江东安抚司沿江水军制置司”。所有库务不再另行设置；凡修造船只、教阅和支用费用，都使用安抚司的钱物。朝廷同意。四年三月十四日，史正志说，请将到任后节省下来的钱中拨出现钱十万贯，收归制置司水军赤历；在出产木材的州军收买板木，在建康自行设置船场，增造一车十二桨、四百料的战船，兼而使用。朝廷同意。六年以后，省去制置司；到开禧二年六月又恢复设置，以朝请大夫、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军府、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叶适兼任沿江制置使。三年二月十六日，除授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专门办理屯田。三年九月十四日，以朝散大夫、宝文阁待制、知建康军府事、江南东路安抚使徐谊兼任江淮制置使。嘉定元年正月五日，以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知建康军府事、江南东路安抚使丘崈改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八月十四日，以观文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知建康军府事、江东安抚使何澹兼任江淮制置大使。其后龙图阁学士杨辅、龙图阁待制黄度、宝文阁待制刘榘相继都以知府、安抚使兼任江淮制置使。嘉定十年，省去江淮制置使。十二年九月，恢复设置沿江制置使，以中奉大夫、宝文阁待制李大东任此职，兼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后来沿袭此制。绍定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改沿江制置使为江淮制…… 置大使，任命赵善湘担任。四年十二月，又改为江淮安抚制置大使。六年七月以后，再改为沿江制置使，先后由李寿朋、陈韡、别之杰、杜杲、董槐、赵以夫担任。只有陈韡加授大使。淳祐七年六月，赵葵开设督视府，省去制置司。淳祐九年正月，督府事务结束，恢复沿江制置司，吴渊以端明殿学士充任使，兼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其后由王埜、丘岳、马光祖、赵与▯相继担任。只有赵与▯加授大使。开庆元年三月，资政殿学士马光祖由京湖制置大使改除沿江制置大使，兼知府事、江东安抚使。四月【缺日】，准尚书省札子：备文思院申报，准尚书礼部符，备准尚书省札子，铸造沿江制置大使司印一颗。此事本院已经遵照指挥，命令工匠依法铸造，全部完成后，由有关官员逐一核对，篆文完全没有差错，应当由本院解送尚书省缴纳，听候颁给施行。随状呈到，伏请依照指挥。事由是：现将封好的圆形铜印一颗札送沿江制置大使司，照此交收完毕，申报尚书省，依此办理。大使马光祖率领参议官以下官员，于五月初十日面向宫阙遥拜谢恩，恭敬接受并开始使用。九月，蒙古忽必烈率领重兵偷偷渡过浒黄州，诏令马光祖进军到江、黄支援应援汉、鄂。景定元年三月，敌寇逃走，江面肃清，马光祖回到本司。有诏书嘉奖慰谕，赐给金帛，不久进升为资政殿大学士，职任仍旧【详见《年表》】。制置司签厅记：金陵是古代都城，宫阙所在。自古以来在江南建国，而有志于恢复中原的人，没有不把这里作为根本的。自本朝南渡以来，每次都派重臣留驻镇守；凡有使命出行，往往就在这里开设幕府。大概因为此地处于江淮咽喉，若能有所恢复拓展，就可以暂时停驻銮驾，指挥关河。太平无事时，就可以谨慎防备风寒，作为屏障保卫帝室。这里本来就是当今天下的重镇。自从督视宣威等职相继省并以后，沿江制置之名，始建于开禧二年七月。待制叶公适首先接受这一任命。第二年春天，把沿江改为江淮。到嘉定初年，宣使赵公淳实任制使，又以资政丘公崈任大使。那年夏天，二人一并被召回，不到一个月，又让总领饷务的李公洪办理制司事务。又过两个月，观文何公澹以知府身份代理大使事务。此后更替不断。嘉定十二年，朝廷有分设制置使的议论，阁学李公大东推荐自己来任帅守，才重新恢复为沿江制置使，沿江这一名称从此确定。然而从最初设置本司到现在，大约已经二十多年了，却没有宾僚共同议事的厅舍，文书也没有收藏的处所。

译宝庆三年春二月，先生从京口调任镇守并开设藩府，询问民俗之后，首先询问各司幕府所在。回答的人说：“某处是帅司，某处是府司，制司则从前根本没有。”节制司只是附属机构，制司连官吏也从未有过。先生叹息说：“哪有名义上专掌一方军事，而下至办理一郡江防事务的？职任掌管军机，却连谋划筹议、安置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吗？”亲手记下这件事，立即报告朝廷，另设节制一司，专设官员兼任佥议之职。朝廷谋议同意了。有一天，先生看见几十间破败的房屋，位于设防机构东边，问后得知：“这是公使酒库。”于是召集幕僚属官命令说：“酿酒糟丘之类的杂务，怎么能一直占据这里？何不替我把它迁到丽谯之外，把这块地方作为制司议事厅舍，让节制司附设在这里。”众人都答应了。于是清空酒瓶酒罐，全部拆除重建。东边厅舍面向西，大门宽阔敞开，旁边连接府治，是为了方便咨询。东边厅舍面向南，中间高楼耸立，名叫议事楼，是为了协调共同谋议。楼下台基厚重、柱础宽大，门庭四面敞开，登阶而上的地方，是制幕议事厅。议事厅的北面，朱门白墙，明窗曲栏，是制幕休息闲坐之处。议事厅的左边，沿着台阶下行，屋檐高高翘起，突出在长廊之上的，是节幕议事厅。深入十多步，上面建有复屋，开设的房间数目与议事厅相同。面向东而空旷的，是节幕休息闲坐之处。极目望去，在连片屋脊之外，有一座翼然的亭子，奇花怪石交错在前，修竹拂过墙头，清流冲入门窗，这就是两幕的园圃。回廊曲屋，分别排列，环绕于左右前后，是两司的官吏住舍。东廊外排列着二十多间房屋，穹顶瓦屋、高层楼阁鳞次栉比、屋角参差突出，是各司的架阁库。至于皂隶候伺的地方、厨房浴室等杂处，从大到小、从粗到细，没有一处不各得其宜，并且都具备相应的位置。与帅司、府司相比，凡是原来已经具备的佥舍，差别实在很大。合计共有房屋一百四十楹。工程于宝庆丁亥年十月二十八日开始，于绍定戊子年三月初二日完工。人工按工计，共二万四千；钱按缗计，共一万一千；米按斛计，共九百五十。全都是节省公费建成的，从未向朝廷请求。大概先生天性清淡，平素喜好经籍，凡是宴饮游乐之事、交际馈赠的礼物，一概拒绝而毫不迟疑。冗员和弊害既已清除，国库积蓄日益充裕，因此费用出自公帑而百姓不知道有劳役，必定计算工钱而人们不知道有劳苦。这真可以说是不扰民而把事情办成。工程落成后，好问于是率同僚请求为此事作记。先生说：“追求名声的举动，是我所感到羞耻的。”所以每到一处建造公宇，从未把自己的姓名题在屋梁之间，更何况敢于写文章吗？好问又坚决请求说：“一司厅舍的兴建和废弃，哪里足以影响先生的声望？只是不能没有文字记明年月，使后来的人知道它从何时开始罢了。”先生说：“如果确实是这样，你何不自己来写，我不必参与。”好问退下后推究此事：在帷幄中筹划谋略，然后才能在千里之外决定胜负。军机本来贵在秘密，然而宾客幕僚没有固定处所，怎么能做到保密呢？这样说来，先生这次举措并不只是为了美观，也不只是为了壮大威势、提高声望。身处其中的人，必定会思考如何副合先生的期望，然后才能任用。现在逐一叙述事情的始末，姑且等待日后大手笔之人采择。先生名善湘，字清臣，是濮园第五世孙，丙辰年考中进士，由淮西制置使调任京口；六年，授理卿兼刑侍，不久以待制、宝章阁身份来到云门分掌一方军政。生儒林郎、差充沿江制置司干办公事吕好问撰写。门生承直郎、辟差充建康军节度推官兼制置司签厅赵渘夫书写。门生宣义郎、差充沿江制置司准备差遣叶……篆写匾额。门生文林郎、差充沿江制置司准备差遣孙立，定石。景定重建签厅记：自从王茂洪以幕府著名山川以来，金陵幕府在天下间的重要性就很高，这种来历已经很久了。我国中兴以后，设置陪都，犹如古代的京、洛。它襟带江淮，扼守东南，缓急之事常常先于四方。每次开设制置府，圣天子必定选择重臣主持。其一时的宾佐多是元帅亲自辟用的人，常常是天下人才中的选择。宝祐乙卯年秋，资政殿大学士裕斋马公从京尹任上来到这里任留守，兼领使职。过了两年，调任京湖，代理应天府事务。皇上因为金陵思念马公，第二年又让他回来镇守。马公先前曾总管西部粮饷，到这时命令他再次兼任。凡是他所统领的四司事务、三军号令、官员黜陟和征调、粮饷供应，以及统理所属百姓等，事务因此十分繁多。马公常常五更起身，夹着纸张、捆束文卷，挥笔迅疾，立即剖析决断，彻底铲除根本，丝毫没有差错。军门事务办妥，府中官吏便飞快前来呈进文书。白天的漏刻还没有过半，粮饷事务也这样办理。退朝后又与宾客、四邻交相奏报，处理记、表、请等文书，接受口头答复，一一举要办理；还出来查看议事厅，秩序井然，没有一个敢懈怠的。马公再次镇守时，淳祖曾因新安二郡而有幸置身幕下。有一天，马公告诫僚佐说：“秋风已经吹动了，我们应当珍惜每一刻，只是事务没有一件不应预先筹备。”众人署押的地方狭窄，不符合文书画诺的需要，于是商议改建。不久，淳祖因马公辟用而任康、庐二州守臣，侦报说蒙古由武沙冲入江南，进犯鄂州。马公于是率军来到江边，冒着雨雪奔波道路，在池口之间往来多次。下游凭借此举得以巩固防守，丞相使江、汉地区肃清，朝廷内外都安定下来。马公也随即回到军府治所；等到淳祖被召入朝，经过这里便向马公致谢。淳祖偶然行经府邸，看见百姓熟知马公的仁爱，军队熟悉他的纪律，官吏遵守他的法令。凡是先贤风范事迹中可以记载、足以作为崇尚教化、砥砺风俗方法的，没有一件不予以举述。在青溪、白鹭之上，刻饰彰明他的德行，像鸟儿张翼高翔。进入游幕所在，只见堂阶和房舍排列整齐，灿然华美。各位宾佐向马公请求，命淳祖为此作记。淳祖不敢推辞。曾经跟随各位从事官之后，私下听说：只有马公足以统率众人，只有廉洁足以砥砺风俗，只有勤勉足以办成事务，只有敏捷足以建立功绩。

译马公一身兼具这些品德，气性刚强、志向端正；从他所知所行达到的境界来看，无论早晚都不能忘记，寒暑不能改变，壮年老年也不能移易。军门事务没有穷尽，而人的精力有限；以清闲虚度岁月，以谈笑求取功名，是忧国之人所忌讳的。马公建造更新这座房屋，难道不是为共同任事的人提供场所吗？鸾凤聚集于树林，必将成为太平时代的鸣声；杞梓生长在园囿，必将聚集成为建造大厦的栋梁。马公爱惜士人，是为了国家，本来就将从中选取人才。各位君子不要忘记马公的志向。众人都说：“怎敢不日夜恭敬，以免忘记马公的志向。”工程开始于【缺月】乙亥，完成于十月乙未。门生朝散郎、新除秘书郎陈淳祖记。淳祐题名记：嘉熙改元十二月，制使、大学、尚书别先生从姑孰分掌金陵军政。当时首先被招致的，参议官是嘉禾李曾伯，机宜文字是东嘉黄汉章，干办公事是古霅吴堮，准备差遣是番阳王应辰。刚进入幕府时，读到《重修议舍记》，见其规模焕然一新，知道它始于绍定改元之春，正是大资赵公分掌军政之日。接着询问题名石刻，才知道此前从来没有。官署寺观题名，各处都是如此。沿江大幕府却因循未立，难道不是典制上的缺失吗？于是召来老吏询问过去幕属的姓氏，其中任职年数多的，往往已经不能全部记得。现在从绍定改元以后，收集编次，刻登于石上，希望后来的人有所考查。题名不过是一件事罢了。自从吴堮冒昧戴巾进入幕府，前后三次更换年号，到这时才得以树立题名，难道也是有时机的吗？淳祐改元上巳日，吴堮谨书。宝祐续题名记：本朝制度，凡州县官吏达到一命以上的，不是由堂授，就是由铨司注授，不能自行选择。可以自行选择并辟召的，只有少数几位掌管方面军政的长官。这就是大幕府号称“小朝廷”的原因。然而由上面任命的人，贤能或不肖，人各不一，不能完全满足众人心意时，可以推说“不是我招来的”。由下属选择的人，必定是气质相近、才能品德相当；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又能推给谁呢？韩愈所说“了解他的宾客就可以了解他的主人，了解他的主人就可以了解他的宾客”，难道不是很重要吗？淳祐十二年春，如今我承蒙恩典分掌金陵军政，职位清轻而责任重大，凛然害怕不能成功。我向东边招揽士人，急迫得好像来不及，实在不是只取他们的虚名，而一定要寻求实际才能。不只是取用他们委婉的谋划，更要凭借他们忠诚的规谏；不只是取用他们苟且附和，更要使他们充分提出不同意见。经过两年，招揽而来的士人逐渐增多。他们的智慧足以谋划，才能足以治理属吏，忠心足以勤勉事上，仁惠足以存恤下民，又以《诗》《书》及六艺之学来充实自己；他们与湖南幕府的宾客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惭愧的。因此，虽然才能品级有差别，职守也各不相同，但彼此观察学习而向善的人，无不纯正一致地归于正道，这也是一时的盛事。幕府旧有题名，偶尔也有中断。我偶然得到一块端正的石头，于是从我开始到任之日断起，按次序列出姓氏，大字刻在石后；后来来任的人，再依次考察并附刻在下面。各位君子请求我作记，我告诉他们说：“人才存在于天下，任用以后才能显现，时间久了以后才能了解。如今被了解的人，日后一定有可以验证之处；考察他的开始，也一定要观察他的结局。”我与各位君子在这里交游，难道只是为了一个府的任用吗？是要聚集天下人才，为天下所用。各位君子应当更加培养自己的才器学业，不能违背所坚守的原则，并且立志追求长远、宏大的事业。由此使声誉和实际功绩流传到朝廷，人人都说：“这是沿江的宾客。”那么岂只是各位君子的荣耀，也同样是我的光荣和美好名声了！于是把这些话刻在石上。时在宝祐二年六月既望，金华王埜记。《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

译安抚司。大中祥符三年八月，正要举行祭祀汾阴的礼仪，适逢江淮地区歉收，于是命令各路都带安抚使，便任命知升州张咏兼任江南东路安抚使；本州驻泊都监李重睿、阁门祗候蔚信都任都监，并下发手札告谕张咏等人：辖下各州军即使不是发生灾伤的地方，也应当加以安抚，不要使懒惰的农民煽动摇荡而逃亡迁徙；官员中有贪污混浊、严酷刻薄、不懂绥抚的，要迅速具列事情和姓名上报。凡州县蠲免纳入司所正在收取的欠负，以及依照省司规定期限核定征科、无力赔补的款项和应依赦令除免释放的款项，省司尚未明确指挥的，一律暂且停止区分登记，开列上奏。四年六月，诏书说：“朕以微薄德行君临众方，没有忘记日夜勤劳，希望达到富足安康的治理。想到江边直到淮水之滨，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田地几乎荒废，远远想到百姓，朕心中悲痛。应当命起居舍人、直史馆李迪为江淮南安抚使，閤门祗候张利用为都监，慰问乡里，察访官吏，审问详察狱讼，宽缓调节财赋征收，务必使各项措施适宜，以谋求安定聚集百姓。”宣和三年五月六日，诏令江宁府守臣兼安抚使、兼江南东路兵马钤辖【臣僚说：睦州盗贼猖獗，大军奉行上天讨伐，已经平定安靖；担心班师以后余党仍在，理应加以安排。臣私下听说，太宗皇帝曾因蜀地盗寇虽已平定而仍有残余党羽，于是命赵昌言担任安抚招讨使；神宗皇帝也曾命刘瑾知防州，兼任江西安抚兵马钤辖。如今请求任命杭州、越州知州兼任本路安抚使，以镇守安抚一方。国史《职官志》说：“经略安抚使司设经略使、安抚使各一人，由直秘阁以上官员充任，作为所领州的寄任官；各自掌管一路的军民事务，都率领属官审理狱讼，颁布禁令，确定赏罚，稽核钱谷、甲械出纳的名籍，并依法施行。事情难以专断的，就把可否意见具列上奏。涉及机密紧急事务、边防事务以及士卒犯罪应受惩处的，允许便宜裁断。”旧制度规定，凡各路安抚使之名，都由各州知州充任，掌管抚慰安定良民、察访奸邪，肃清一道。江南东路由江宁府知府充任；后来江南东路安抚钤辖司说：“奉到指挥，在沿江设置帅府的重要州郡，本路帅府由一名文臣充任都总管，一名武臣充任副总管。如今新制度下，江宁府知府现已兼任一路安抚使，是否合适，是否应当便以马步军都总管的衔名相连？”诏令准许带马步军都总管衔名。建炎二年三月八日，诏令：各路虽然分别设置了帅府，但一路现任官吏原本没有节制、指挥，因而养成玩忽的常态，遇到缓急难以成事。应令各路安抚使酌情节制施行。三年五月三十日，尚书省说：现在斟酌，拟将江池饶信州作为江州路，由知州兼带本路安抚使；建康府、太平、宣徽州、广德军作为建康府路，由知府兼带本路安抚制置使，节制江东路军马；江州知州兼带“江东湖北”四字入衔，并去除不切实际的名目，使名分与事务相符、号令归于统一、责任稍专。诏准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三省说：沿江一带道路相距遥远，如果只在建康、江州两路设置帅府，恐怕照管不周，缓急之间会失去机会。现在拟将江南东西路州军分置三帅，总辖其地；建康府路安抚使在池州设置帅府，划建康府、池州、饶州、宣徽州、太平州、广德军隶属其下。考察建康府本来就是设置帅府的地方，但本府到镇江府不到二百里，相距太近；到江州则有一千四百里，远近不均。唯独池州正处于镇江、江州之间，若在池州设置帅府，则沿江四帅彼此道路距离很均衡，确实便利。诏准行。绍兴元年正月十日，诏令吕颐浩充任江东安抚大使兼知池州，其余依照已经下达的指挥办理。九月一日，中书门下省说：江南东西路旧以建康府、洪州为帅府，设置两路安抚大使，命东路大使兼知池州、西路大使兼知江州。这两州地势偏僻狭窄，不能与建康府、洪州相比，违背了祖宗分道设置帅府、增强国势的本意。诏令江南东路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西路安抚大使兼知洪州；池州守臣今后选派武臣。绍兴元年正月十日所降安抚大使兼知江、池州的指挥不再施行。二年四月十二日，诏令江南东路安抚大使司准备差遣，辟用文臣不得超过十五员；准备差使，辟用武臣不得超过十五员，作为定额；现已差遣下去的人员，限指挥到达后，都依条例裁减罢免。三年十二月，中书门下省说：此前任命沿江三大使时所辟官属，是因为当时金人尚未北撤，李成、马进等贼军又在附近，所以增置员额较多。如今边报宁静，别无群寇，其属官理应裁减。诏令沿江三大使司，准许设置参谋、参议官、主管机宜文字各一员，干办公事三员；文臣准备差遣、武臣准备差使、准备将领，各以五员为额。超过额数的人员，一律依省罢法办理。二十二日，尚书省说：各帅司设置的属官人数多少不一，任意差遣并非祖宗旧制，应另行制定统一的差遣等级。诏令江东安抚大使准许设置参谋、参议、主管机宜文字各一员，干办公事五员；安抚使准许设置参议、主管机宜文字各一员，干办公事四员；并令所举辟的参谋、参议须具通判以上资序，机宜须具第二任知县资序，其余须具录以上资序，其他依已经下达的指挥办理。

译江东安抚使始设于大中祥符年间，此后时有省罢、时有恢复。到了建炎年间，江南东路安抚、制置合为一使，自吕颐浩开始；后来省罢制置，只保留安抚使。绍兴初年设置江南东路安抚大使，自叶梦得开始；后来省去“大”字，只任命安抚使。绍兴八年，又将安抚、制置合为一职，并加“大使”之名，叶梦得再次任此职。此后孟忠厚、张守都沿袭这一制度。绍兴十五年以后，连制置和“大使”一并省去，只任命安抚使。乾道三年，以安抚使兼任沿江水军制置使，史正志任此职。后来不再兼任制置。开禧二年，又兼沿江制置，随即改为兼江淮制置，自叶适开始；徐谊、丘崈、何澹、杨辅、黄度、刘榘、李大东都沿袭此制。嘉定十五年，又兼沿江制置。绍定四年，将江淮安抚、制置合为一使，仍加“大使”之名。六年，仍以江东安抚使兼沿江制置使，此后其余各项合并、省罢，都是沿袭这一制度：有时兼任制置，有时由制置兼任，有时充任使，有时充任大使，并兼知建康军府事，详载于年表，此处不再重复。从参议以下的题名如下。安抚司签押厅壁记。绍熙甲寅九年，我来到本司任充员，和同舍的干办公事有空闲，彼此相视说：“建康在六朝时是都城，北枕长淮，东南牵引吴地，江山横亘，城阙隐约可见。自祖宗以来，已经常任用重臣；国家南渡后，曾经驻跸于此。后来皇帝幸临安，留钥之任，更借助这里的地势来减轻北顾之忧。与过去又不同了：不是巨公名卿，很少有人被任命为幕府官，幕僚也因此显得重要。但当时没有外患，边疆官吏不戒备，帅司事务稀少，任职处理民事十分清简。早晨起来进入签押厅，铜漏还未滴完三四刻就可以回去休息，胥吏与徒属彼此相忘，庭院屋宇一片萧然。金陵有许多废弃遗迹，有时出城登高眺望、凭吊古迹，实在有很多空闲。即使有高才大智，想奋发努力来显示自己，又能施展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有一天天子赫然振作、彰显威武，将要同仇敌交战，那么主人会多受督责；看那些担任宣抚之职的将领，作为辅佐者应当亲临战场、统率军队，在中军参与谋划，军书纷纷而来，每一举动都要符合军事机宜，责任难道还轻吗？那时即使有高才大智，恐怕尚且应付不暇，何况才力在其下的人呢？而我们终日袖手安坐，难道能不稍加思考吗？” 机宜孙公起说：“天下的事情哪里能预先料定？我们这些人的才智即使未必超过常人，又何必预先忧虑？姑且放下，不要过问。”签押厅壁记尚未建立，前后幕府有的处在太平时期，有的正逢仓促忙乱；一时之间，至德之人建成大功、兴起大利，也一定有谋划和赞助之力，只是姓名没有显著记载，后人将凭什么考察呢？我最终任期届满离去，想搜集扬播于载籍之中的事迹，按年月次序列出，回头请九言先生执笔记下我的初衷。他推辞说：“长者在这里，哪里敢写狂妄鄙陋之文？”退下以后，我自己想，孙公是我的先君子在长沙任职时的同僚，我怎敢推辞？此外没有什么可说的，唯独把当时感慨的话记述如下。现在将机宜、干办公事列在左方，参议虽然品秩尊贵，也同样属于幕僚，一并把最初的人员记载下来。庆元丙辰季夏，建州游九言撰书。续题名记。金陵是陪都，防守长江、控制淮河，是东南第一等的都城和防区。藩司与府司两大幕府的官僚都配备齐全。建炎年间，命令兼任制置使，招致幕僚辅佐，体制相同而机构不同：军械、军队、钱粮由制置幕府主管；文书、簿籍、刑狱、诉讼由府幕掌管。安抚帅司一处的文书，于是因此简省。每天刚天亮，慢慢赶到府中，已经是漏刻下了；退朝用膳回到公署，却没有一个人把职务上的忧患放在心上。淳祐丁未年夏，枢密使赵公奉皇命出防，巡视军队，在建康建立大都督府。朝廷的名卿才士，兼具文韬武略，在帷幕中筹划边防，声势显赫、光彩照人，都能把功勋名声流传于史册。而帅府幕僚属官，也在这时勤勉奋发，都以自己的职务来表现才干。盛大啊！我听说岷山盛产美玉，武库中多有犀角制成的器物；张公主持殿帅府，徐、韩愈等人才相继出现。乌公镇守河阳，温生、石生，你们何不归来呢？声气相应、志趣相求，如云飞、川泳一般，必定有人内在如鸣玉般清正，外在建立旌旗功业，挺立成为世所称颂的名臣。像乡从魏公幕中来的人，竟不知道他的姓名，可以吗？”众人说：“从前墙壁上本来有记文，经过多年，尘土昏暗、木材腐蚀，请你替我们改刻到石上。”我私下暗自高兴，曾经参与幕府议事，怎敢以鄙陋推辞。淳祐八年六月初一，朝奉郎、添差充参议官三山陈骏之记。迪功郎、添差充干办公事东莱吕祖异书。制使姚公希得任职期间创建并修缮安抚司签押厅，景定四年四月。

译《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制使姚公希得任内创建并修缮建康府都签押厅记。【防、都幕府的重要性由来已久。国朝盛时，西洛僚佐多是贤才，天下称道。副职称倅的是谢希深，推官是欧阳永叔，还有尹师鲁、梅圣俞，都在其选。因为陪京大镇，不是其他幕府可以相比。治中、别驾每天到这里，参与裁决可否，号称都签押。凡是用来镇抚邦国、施行教化、统理所属各县的事务，全都在这里谋划、裁定。金陵早就号称帝王之州，自从皇帝南渡，掌管锁钥之任就不轻易授予，而选择幕僚尤其谨慎。景定二年冬，我承乏留守建康，幸好边境安宁；如果只是领取俸禄而懈怠，我哪里敢这样做？于是访求民间疾苦，筹划军队实务。经过两年，各项废弛事务大致兴办起来，学校修好了，社稷庙也修葺了。于是想到本州面临防务，事务重大，而议事厅舍低洼狭小，不足以尊重宾客、敬慎民事。于是节省不合制度的浮费，裁减不急需的冗役，因旧地基拆除重建。厅五间，堂七间，中间设置航斋，宾序环列四周，吏舍分列两旁，共一百零四楹。堂匾题为“此奇”，取自苏轼“贤哉江东守，收此幕中奇”之句。】把门闾筑得高，把轩窗修得敞亮，四周屋檐高峻严整，柱子排列整齐，墙面涂抹丹红，内外都华美好看，可以俯仰，可以谈笑，这才称得上具备高明游息的条件。视野没有阻塞，气氛不会烦扰，政务大小都在这里商议，诉讼的是非曲直都在这里剖析。事情一来便能辨明名分，事情发生便能及时应对，将没有一处处置不当的。这样看来，这座屋宇的建成难道没有补益吗？又听说，明道年间程子任镇宁之掾时，仓库等细小事务没有不尽心办理的，事情即使很小而未妥，也一定同守臣共同处理。张子韶在墙上大书“镇东签押”，并写道：“此身如果有一天偷闲，百姓便会遭受无边的苦难。”前代儒者奉行职守，忠诚而恭敬到了这种程度。居住在这个幕府中的人，若能以二位前贤的心为心，岂只是留守者值得依赖？将会看到惠民之政遍及江左，声誉功业流传朝廷，各位也将从这里升迁。谢、欧、尹、梅难道是些什么特别人物吗？我将奉召还朝，于是刻石作记，使后来的人知道此工程的起始，并敬重其事。】费用二十一万七千旧楮，米八百二十五石。景定癸亥年，重建制司签押厅。从四月到八月完工。总计耗费官楮二十五万余缗，米八百石。记载金陵自皇帝南渡以来，与过去的睢、洛不同；后来有近臣出镇，开创督理采石的功业，至今幕府仍有美好的声誉。嘉定年间合并江淮、建立帅府以后，虽然后来分置，选任仍以此为期望。那个帅府旧有屋宇，位于府署东侧。前任观文马公认为低矮简陋、不相称，拆除改建，题为“沿江大幕府”，规模超过旧制。只是大门逼近吏舍，曲折向旁边伸出，宾客房间多在阁外、附属廊庑之下。马公奉召，来不及完成，尚书姚公继任。过了一年，威令畅行、恩惠流布，境内平安无事。一天设宴款待宾客，筹胜回头说：“唉，这大概是要留给我的了。”酒宴结束后，把此事交给议曹赵湜办理。一个月后告成，修葺筹胜虚以处理事务，增建厅堂二间，把匾额移挂到中堂。后来题为集思堂，两侧配以阁；阁东面环绕廊庑，横贯相连，向南通出君子堂。堂和亭都沿用旧制并重新涂饰丹红。沿堂向右转，中间是便签押厅，左为廊庑，右为门。姚公亲书“沿江幕府”匾额挂在上面。门外道路宽约三丈，前面建大门，仍把旧匾额悬挂上去。工程完成后，幕下士人相互感叹说：“姚公忠诚尽心、体恤国家，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去办理。关于军队的事务，如同舟师，整治政务、补充器械和士卒；关于百姓的事务，如学校、社稷，均平赋税、简省劳役，都按次序举行。可是姚公退食闲居，却住在几间老屋中，安然住着而不修缮。试着说来，人情没有不希望安宁的。姚公早晚处理政务，凡是可以使别人安宁的事，无不推究筹划，甚至及于僚吏；至于自身，却安于简陋。推想姚公的心志，假如进入朝廷、坐在庙堂之上，天地之间有一物不得其所，都会认为是自己的责任；一定会把使一方安宁的心，推广到使四海安宁。富贵对姚公又算什么呢！”大家相互赞叹姚公的品德后，又互相勉励说：“我们安居在这里，筹划军政，起草文书，没有几次谈笑就过完一天。大雁般列队前进，展开纸张、调和墨汁，写字不到一百，午漏还未下，签押厅便要回去了。”风景没有改变，山川还和过去一样。雍公的美好足迹可以继承，但江沱一带的宴安逸乐不可以留恋。众人说：“怎敢不早晚以此自我规诫，不忘姚公的恩德！”姚公名希得，字逢原，潼川人。当时以刑部尚书任制置防江。景定四年十二月，门生、朝散郎、差充防江制置使司参谋官赵时槖记。门生、朝奉郎、差充防江制置使司参议官黄蜕书写。门生、承议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参议官杨同祖篆刻题盖。《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景定建康志》。

译钦定《四库全书》。《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六，宋周应合撰。官守志三【诸司寓泊】。总领所【在行宫西南、都酒务北，绍兴十二年建立。】本朝防务制度：起初命朝臣总领都督府、宣抚司的财赋。后来收编各帅的军队，作为御前军，屯驻各地，都设置总领，也以朝臣担任，并兼带“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一职。可见又使其参与军政，不只是负责粮饷而已。其位次在转运副使之上。建康、池州各军的钱粮，由淮西总领掌管。其属官有干办公事、准备差遣【后来又有主管文字】，以及分差粮料院、审计司【审计司由通判兼任】、榷货务、都茶场、御前封桩甲仗库、大军仓、大军库、赡军酒库、市易抵当库、惠民药局。绍兴三年正月八日，诏令派户部侍郎姚舜明前往建康府，专门总领都督府所需的钱物、粮斛；仍在都督府中选派有威望、熟悉钱粮的四员，充任粮料院、审计司监官。都督府所属官兵等的核验、请给等事务，都须经户部粮审院依条例审核后支给。建康府榷货务、都茶场，也命姚舜明提领。十一年五月四日，诏令以吴彦璋为太府少卿，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专门负责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各军不得听其节制。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诏令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所属官员今后准许由户部尚书、侍郎，太府、司农卿、少卿通行荐举。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方师尹说：近年州县沿袭旧习，不把军饷放在心上，钱物有积压数月才发出的，粮斛转运有经过一年才到的；监司坐视不管，毫不经意。请求选择监司、郡守中尤其违慢者，考察弹劾上报，重加贬黜责罚。诏准。八月九日，诏令今后总领司互相举荐改官的人，都依宪司、漕司等举官磨勘办理。这是听从左司谏凌哲的请求。三十一年三月一日，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说：江东屯驻军队每年耗费钱币近七百万缗，米以石计近七十万；科拨虽有名目，期限虽有规定，但官吏侵吞拖延，监司、守臣及副职安然不加注意。请求将监司、守臣及副职以下怠慢最严重者考察弹劾，重加贬黜责罚；对承办人员和胥吏，依无能力办理的规定裁罢，事情稍重的也依条例施行。诏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诏令各路大军每逢招收到人，先把姓名报总领所；每十天委派总领官与都统制到总领所或教场，共同当面填写军号。对于效用等不刺手面的人，也命令当众审问，核实投名日期；凡应得衣物之类，一面由总领所列入清单，当天并按旬、月、两季直接审核发给，列明数目，申报省部，以便照数核销科降。乾道二年二月，枢密院说：已经下达指挥，三衙招收军兵、效用人员，由本军申报解送枢密院，命承议司使用等杖审验人才、刺填军额；在外屯驻的军队，委托本路总领官依此办理。外地各军都不解送到总领所，只行文关报姓名、审验资格，预先填报到军日期，发放请给，不得有误差防范。诏令总领所照三衙招收效用军兵的拍试格法，一体施行。二十八日，淮西、江东总领杨倓等说：请求把江东安抚司、建康府都统司的酒库一并拨付给淮西总领使所。五年三月六日，淮西、江东总领叶衡说：奉指挥派属官前往庐州，供应郭振修城官兵的钱粮。查得虽有干办公事二员，其中一员分派专在池州军前负责给纳、签押，实在缺少官员，深恐误事，请求依鄂州先例增置干办公事、准备差遣各一员。诏准辟差准备差遣一员。六年四月一日，诏令淮东总领所并归淮西总领所，由沈夏总领；保留属官一员。铸钱司可以裁罢，并归发运司；保留干办公事一员，也归发运司。闰五月五日，中书门下省说：考察淮东总领所废并司名，应当合并归入。诏令以“总领两淮、浙西、江东财赋军马钱粮所”为名。十七日，户部说：既以“总领两淮、浙西、江东财赋军马钱粮所”为名，所需印记，拟使用“总领两淮军马钱粮所”十字为印文，并将原来两所的印交纳上去，使事务归于统一。诏准。六月十七日，户部说：淮西总领沈夏奏称，淮东总领所事务非常繁多，正需要稽核收支并检查粮审院的批放；由于淮西相隔遥远，难以革除弊端。又查得淮东签押厅从来不曾与务场、仓库相干涉，现拟仿照池州旧例，委派所属官员主管给纳。户部审查后，认为应依所请，以“户部给纳所”为名，并令总领所往来提督施行。诏准。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诏令建康府从朝廷桩管的楮币中借拨五十万贯，供应淮西总领所支用；待原料马军司尚未到达的纲钱中收回拨还，仍旧桩管；并开具起发纲运最为迟滞、数量最多的地点及当职官员职位、姓名，申报三省、枢密院。

译八年四月十六日，权尚书户部侍郎沈夏说：今后总领所官员赴行在奏事，淮东由守臣兼权，淮西由漕臣兼权。景定二年，诏令制置、总领合为一职，以沿江制置大使马光祖兼任淮西总领，详见题名。题名记：乾道庚寅年冬，铨选官员备数时，我起任部属次卿，认识了在民曹任郎中的钱唐单公。淳熙改元之春，我偶然到秣陵，单公恰好在这里总领军饷，又得以往来相交。第二年秋九月，单公对我说，古来总领所都有题名记，唯独总领所缺少，请我来写。我已经推辞却没有获准，于是恭敬地回答说：“好。”谨考《唐史》，刘晏能够总揽大体，又兼领盐铁、度支等使，那么“总领”一词由来已久。古文中“总”有时写作“騣”，意义相同而字形不同；书籍都写作“总”，《诗经》多写作“鬷》；《春秋左氏传》与《诗经》相同，《周官》《戴记》以及各史书与书籍相同。然而“防人总布”中的“总”读作鼓儳的“儳”，“汉宣纪”的“总”又写作“综”，许慎《说文》及侍中的说法也是如此，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大体说来，“总”的意义如同“縂”：总持纲柄而权力不向下转移，如总理名实；官职不虚妄授予，如总摄方略而必须统一；如总领法度而必须树立声威；如总持福祉而使其安静无扰。这大概就是任命此官的本意。本朝自绍兴癸丑年开始设置此官，用来整治各路军事实务。庚申年夏，又加“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其职任更加重要。不久有诏旨，淮西、江东仍旧分别设置司署；秣陵只是重兵留戍之地，兵力是临淄的两倍，钱谷浩繁，超过首山。若不是杰出群伦的人才，不能胜任此职。单公刚到任时，看见簿书纷乱如丝，看见繁多的冠带和鬓发如云。对于积累的弊病和混乱，一旦清理削除、改革更新；任用人员各因其才，驾驭吏员严厉却不苛刻。不久，粮食充足、财物丰厚，政绩以办事有成而闻名，却没有扰民。即使管仲调节物价、李悝平抑粮价、桑弘羊实行均输、耿寿昌推行常平、士安调节物价，也未必远远超过他。不久，诏书从天而降，赐予三品服色，显赫得令人惊异；又任命他为大农，恩宠更加优厚。仰想圣上励精图治、责求实效，授予名器并不虚假，对臣下上奏的功状要求严格。单公升迁时，公论浩大，称许其完全合宜。有人问：“铨说食货必以八政为根本，丰厚财用必以七德为根本，为什么？”我说：“孟子不是说过‘没有政事，财用就不足’吗？所以食货以政为本。班固论《易》说‘用什么聚集人民？答案是财’，而财又必须根源于天地的大德，所以丰财以德为本。” 如今钱串腐朽、粮仓充盈，有如元光年间，可以由此观察政绩；士人饱食而歌，战马在槽边腾跃，有如韩愈诗中所咏，可以由此观察德政。从前各位公卿纷纷登上要津，大概都是由这条道路出仕的。我知道单公离开这里、在朝廷中显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唉！晋国城濮之战的军队极其强盛，却因粮食缺乏而食用楚军的粮食；霍去病是汉代良将，军中剩下肉而士卒却面有菜色，史官尚且称赞他有才干。何况如今军事实力富足，足以作为关中的根本、使河内富裕，用来成就大业，却不把这些刻在坚石上，实在是重大的典章缺失。于是写下此文以作记载。又查阅名籍，得到担任此职的共二十一人，于是一并刻下。当时是闰九月丁卯日，龙图阁学士、承议郎、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胡铨记。宣教郎、充枢密院编修官袁说友书写。姚【姓名缺】　　　　　　张成宪 宋棐　　　　　　　掌均 莫将 吴彦璋【右朝散郎、太府少卿】，绍兴十一年五月五日到任，十三年闰四月八日与淮东总领互换。吕希常【两次互换】。吕希常【右朝散郎、司农少卿，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十五日到任；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磨勘转朝请郎；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磨勘转朝奉大夫；二十二年八月内转朝散大夫；二十四年十月内致仕。】宋贶【敷文阁直学士、右宣奉大夫、知建康府。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内兼权，至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调任知平江，罢免兼权。徐林【左朝散郎、太府少卿，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一日到任，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归班】。赵子防【左朝散大夫、尚书户部郎中，绍兴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到任，八月内除直秘阁、两浙路转运副使。】两浙路转运副使。方师尹【左奉议郎、尚书金部员外郎。绍兴二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到任，二十八年五月二日。】磨勘转承议郎；二十九年二月内除太府少卿，三月内除尚书左司郎中。都絜【左朝散大夫、尚书户部郎中，绍兴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到任；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除司农少卿；十一月十六日磨勘转朝请大夫；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归班。】李若川【右朝散大夫、尚书户部员外郎，绍兴三十二年二月一日到任；本月七日磨勘转朝请大夫；三月二十九日升任郎中；隆兴二年五月七日改除尚书右司郎中，又除司农少卿。】杨倓【左朝请大夫、司农少卿，隆兴二年六月九日到任；乾道元年二月六日除司农卿；十月十一日因职事修举转朝议大夫；二年七月一日磨勘转中奉大夫；二十五日除敷文阁待制；自陈依亲，八月五日提举佑神观。】司马伋【右朝散郎、尚书户部员外郎，乾道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十月十五日丁忧】。叶衡【左朝奉郎、太府寺丞，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二十七日因前任知常州军器之功，特转朝散郎；三年正月四日磨勘转朝请郎；七月七日除尚书户部员外郎；五年三月十四日除太府少卿；六年正月十六日除权尚书户部侍郎。】沈夏【左朝请郎、太府少卿，乾道六年二月十四日到任；四月一日通领淮东总领；二十二日兼发运副使；闰五月二十五日因前任玉牒成书，特转朝奉大夫；八月二十四日改除湖广总领。】

译张松【右中奉大夫、直显谟阁、江东转运副使。乾道六年九月一日兼权两淮总领；十一月十二日除太府少卿、两淮总领兼发运副使；十二月三十日复置淮东总领，罢通领；七年四月四日除去所带发运副使；六月除直显谟阁、提举台州崇道观。】查籥【左朝散郎、太府少卿，乾道七年六月九日到任，七月十八日改知镇江。】周閟【右朝散郎、尚书户部员外郎，乾道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任，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升任郎中。】五月十一日归班。滕防【右朝请郎、尚书户部员外郎，乾道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到任；七月二十一日改除直阁、湖。北转运副使。】单防【右奉议郎、尚书户部员外郎，乾道八年八月十四日到任；九年七月六日除司农少卿；淳熙元年正月三日磨勘转承议郎；二年正月十八日赐紫章服；三月十二日除司农卿；三年正月一日被召奏事；十五日除权尚书户部侍郎。】盖经【奉议郎、司农寺丞兼权户部郎官，淳熙三年二月七日到任；当年十月二十六日因日历所进书，准告转承议郎、行丞；四年五月十二日因实录院进书，转朝奉郎；十月三日除户部郎官；六年三月十三日除太府少卿；四月二十六日因日历所进书，转朝散郎；六月七日因提领酒库，转朝请郎；八月二日除权尚书户部侍郎。】叶宏【朝奉郎、守太府少卿，淳熙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当年十二月二日磨勘转朝散郎；九 年七月十四日罢职。韩彦质【朝请大夫、太府少卿，淳熙九年八月初一日到任；当年十二月十八日磨勘转奉直 大夫；十年五月二十九日被召奏事，除太府卿，兼知临安府。蔡戡【朝奉郎、守太府少卿，淳熙十年七月十八日到任，奉指挥与湖广总领赵汝谊互换】。赵汝谊【朝请大夫、太府少卿，淳熙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十二年九月二日准告，因措置淮西屯田破坏失误，降授朝散大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准告，叙复朝请大夫；当年六月一日准告，磨勘转朝议大夫；当年闰七月十一日准告，特授试太府卿，仍任淮西总领；至淳熙十五年八月初八日致仕。】张抑【朝奉郎、太府少卿，淳熙十五年九月初六日到任；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因覃恩转朝散郎；五 月二十八日磨勘转朝请郎。绍熙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因丁忧离任。钱端忠【朝议大夫、尚书金部郎中，绍熙元年八月初一日到任；十二月十九日磨勘转中散大夫；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除司农少卿；三年正月十三日改除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刘颖【朝请大夫、司农少卿，绍熙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到任，六月十八日因丁母忧。】郑湜【朝散郎、尚书仓部员外郎】，绍熙三年九月十五日到任；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磨勘转朝 请郎；五年三月十七日归班。赵师【姓名后一字缺】。赵师【朝请大夫、太府少卿，绍熙五年三月十五日到任；九月十五日因覃恩转朝议大夫；九月十九日因明堂赦恩，加封祥符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闰十月十七日磨勘转中奉大夫，行太府少卿；庆元元年五月初七日罢职。】胡瑑【朝奉大夫、试司农卿，庆元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到任；三年三月十九日奉圣旨，命赴行在。奏事。万钟【中大夫、守司农卿，以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改任。庆元二年七月十五日到任；三年三月十三 日奉圣旨，除秘阁修撰，知镇江府。杨文昺【朝散大夫、行尚书户部员外郎，庆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四年五月十七日准告，特授太府少卿；当年六月十八日准告，磨勘转朝请大夫；当月二十三日致仕。】曾炎【朝散大夫、尚书户部郎中，庆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五年六月十四日磨勘转朝请 大夫；当年八月二十七日除直敷文阁、福建路转运副使。曾防【朝奉郎、守尚书户部郎中，庆元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六年闰二月十六日除守太府少卿，仍任淮西总领；当年六月一日磨勘转朝散郎；当年七月十三日因修订庆元宽恤诏令，转朝请郎；十二月初七日改除福建转运副使。】韩亚卿【朝请大夫、尚书户部郎中，庆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后来因为是恭淑皇后的亲属，特授朝议大夫，并磨勘转中奉大夫；嘉泰二年正月初九日除太府少卿；九月二十日赴行在奏事。】王补之【朝请大夫、试太府卿，嘉泰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到任；嘉泰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赴行 在奏事。叶籈【朝请郎、守尚书户部郎中，嘉泰四年四月一日到任；开禧元年正月十九日召赴行在奏 事。商飞卿【朝议大夫、试司农卿，开禧元年正月二十日到任；二年四月十一日除权户部侍郎。仍任总领；三年三月十三日除户部侍郎，仍任总领；四月十三日致仕。徐邦宪【奉议郎、守尚书户部员外郎】，开禧三年五月十七日到任；嘉定元年三月十三日召 赴行在奏事。李洪【朝议大夫、太府少卿，嘉定元年三月十四日到任；嘉定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以侍奉亲属为由请求任宫观】。赵不□【朝请大夫、司农少卿，嘉定二年五月初四日到任；嘉定三年六月十三日准告，授试 司农卿职名依旧，兼任淮西总领。嘉定五年十月八日，奉令前往行在奏事。

译胡槻：朝奉大夫、尚书户部郎中。嘉定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任；六年十月十七日授司农少卿；八年二月十八日经磨勘转为朝散大夫，同年五月二十一日授试司农卿；九年闰七月五日转为朝请大夫，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特转奉直大夫；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经磨勘转为朝议大夫；十二年七月十六日依省劄除去职任，改任州郡差遣。商硕：宣义郎、太府寺丞，兼权户部郎官。嘉定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到任，十四年四月初三日告授户部员外郎；五月十三日经磨勘转为宣教郎；六月二十五日告称因以前任淮南运判时转运军饷有功劳，特转奉议郎；六月二十四日告授升任郎中。陈宗仁：朝奉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嘉定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兼权此职，至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当日交割职事。李骏：朝散郎、尚书户部员外郎。嘉定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到任，十二月初四日经磨勘转为朝请郎；十七年十月初十日因覃恩转为朝奉大夫，同月十五日升任郎中；寳庆元年九月二十五日授司农少卿，十二月八日转为朝散大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转为朝请大夫；寳庆二年十月任宫观。戴桷：承议郎、尚书户部员外郎。寳庆二年十月初十日到任，三年闰五月初三日经磨勘转为朝奉郎；绍定二年四月初四日授太府少卿，同年六月十四日经磨勘转为朝散郎；三年四月初四日特转朝请郎；十一月内请求奉祠，二十三日授直焕章阁，主管绍兴府千秋鸿禧观。杨绍云：朝散大夫、权尚书户部侍郎。绍定四年二月初九日到任。同年五月二十二日因庆寿恩转为朝请大夫；同年九月初十日封乌程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五年四月初四日因酬赏转为朝议大夫；六月十三日经磨勘转为中奉大夫；同年九月内，依敕令差遣提举安庆府真源万寿宫。呉潜：朝散大夫、太府少卿。绍定五年九月十九日到任，办理交割，并权管江东转运司职事。六年十二月五日，依省劄召赴行在，尚未起行期间；同月十七日，依省劄，暂时兼权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十八日，依省劄授太府卿，职名依旧，兼任总领。端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依省劄授秘阁修撰、枢宻都承旨。五月六日离任。蔡范。何元寿：中奉大夫、秘阁修撰、知太平州，授行太府少卿、淮西总领，兼知本州。嘉熈二年闰四月十三日在州办理职事交割；六月十二日回到转运司。嘉熙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依告命任守太府卿，职名依旧，兼任总领；十一月六日替任期满。李曾伯：朝散大夫、行尚书户部员外郎。嘉熙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到任。嘉熙四年十月十五日依告命，因磨勘转为朝请大夫。到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圣旨令前往行在奏事；随后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授右司郎官，任满替代离任。尤焴：朝奉大夫、司农少卿，兼任淮西总领。嘉熙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交割职事。淳祐二年正月八日，依省劄，暂时权管沿江淮西制置留司、建康府江东安抚司行宫留守司职事；七月十八日前往行在奏事，离任。池圣夫。王爚：朝请郎、尚书户部员外郎。淳祐五年五月十二日到任，七月十七日依告命，经磨勘转为朝奉大 夫。六年闰四月初八日依省劄授左司郎官；五月十八日任满替代离任。郑霖。韩补：朝奉郎、尚书户部员外郎。淳祐七年二月十七日交割职事；五月依告命经磨勘，转为朝散郎，并依省劄兼任督视行府防议官；八年正月一日依省劄授将作监；三月初六日依省劄，令前往行在奏事。陈绮：朝请郎、尚书户部员外郎。淳祐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交割职事；八月经磨勘转为朝奉大夫，同月奉诏兼任督视行府防议官；九年五月授将作监；十二月经磨勘转为朝散大夫；十年五月授司农少卿；八月令前往行在奏事。徐防：中散大夫、行太府寺丞，兼权户部郎官。淳祐十年十一月初三日交割职事；十一年五月 八日，授户部郎中，兼任淮东总领、知镇江府。五月二十四日离任。吕好问：中奉大夫，职名依旧为将作监，兼任淮西总领。淳祐十一年十月二十日交割职事。淳祐十二年二月八日依省劄，暂时兼权江东路转运判官；同年五月十一日依省劄授司农少卿，职名依旧为淮西总领，暂时兼权江东运判。马光祖：中奉大夫、守司农卿，兼任淮西总领。寳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交割职事；同年九月某日，依省劄暂时权管江东转运司职事。至寳祐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依省劄奉圣旨，暂时权管江东转运使司事务；同年十一月十三日，依十一月九日省劄，备奉御笔，授权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立即前来任职。赵与□：朝请郎、司农卿、淮西总领，兼江东路运判。寳祐二年十二月初二日交割职事；至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因以前任删修敕令，按例应得赏赐，转为朝奉大夫、试司农卿，职任依旧；同年七月十三日依省劄，暂时权管建康府留钥职事；九月十五日因磨勘转为朝散大夫；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奉御笔授权户部侍郎，职任依旧，兼淮西总领、江东计度转运副使；五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授右文殿修撰、两浙转运副使，立即前来任职；十七日随后奉圣旨授集英殿修撰，职任依旧。

译余晦：中奉大夫，职名依旧为权户部侍郎，改授淮西总领兼江东运副，封鄞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寳祐五年四月十一日交领职事。至同年五月二十六日，依告命授中大夫差遣，封爵依旧；同年七月二十一日，依告命授太中大夫差遣，封爵依旧；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告命进封鄞县开国子，增加食邑二百户；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共同奉御笔，授户部侍郎，职任依旧。至寳祐六年二月二日，依省劄奉圣旨，授寳章阁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抚使；至同年二月五日，奉御笔改任知平江府兼淮浙发运使。郑羽：奉直大夫、尚书户部左曹郎中、淮西总领，兼江东运判。寳祐六年二月十八日交割职事。至七月二十三日离任。倪垕：朝散大夫、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寳祐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权管并兼江东运判；当日奉圣旨授太府寺丞，职任依旧。八月二十一日依告命经磨勘，转为朝请大夫；十一月二十一日依省劄奉圣旨，授户部郎官，兼淮西总领、江东运判；十二月二十一日依告命任行尚书户部员外郎，职任依旧。开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依省劄，以左曹郎中为系衔；正月二十六日依省劄，暂时兼权建康府管干沿江大使司留司事务；二月二十七日依二月某日省劄，兼权提领江淮茶盐所；五月二十八日依五月二十二日省劄，正式兼任茶盐所；六月九日依告命特转朝议大夫；九月二十八日依省劄，兼任建康府制置留司职事；同年十月七日离任。印应雷：朝奉郎、守军器监，兼淮西总领、江东运判。开庆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景定元年二月初二日依省劄兼任提领江淮茶盐所；同年三月三日因磨勘依告命转为朝散郎；至同年四月二十九日，省劄备奉圣旨，授直焕章阁、枢宻院副都承旨。马光祖：景定元年五月，以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的身份任职。暂时兼任行宫留守。转运司：在行宫西面，绍兴八年设置。《国史志》记载，转运司设转运使、副使、判官，均由朝官以上官员充任。掌管调剂一道的租税，以供国家支用；分巡所属地区，考察官吏的能否。旧制有计度转运使、副判官，两省五品以上官员担任者称为都运使。建炎以来，各路都转运使的除授并不固定，只有使、副使、判官经常设置。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的转运使制度，始于太平兴国初年分置江南东、西路。后来江南西路又合并为一路，设置转运使、副使二员。天禧四年重新分为两路，各设置转运使一员。太平兴国六年，分派朝臣担任江南转运副使，不久废除副使一职，后来改为转运使，礼部郎中张去华担任此职。嘉祐五年八月，诏书说，任用转运使，是为了寄托耳目之职、治理财赋。江南东西两路距离京师数千里，却都由一名转运使统领；留在治所时没有人共同防备，出巡时没有人共同协力，一旦有紧急警报，调发运输事务繁重，机宜防备稍有失误，百姓就会受到弊害，这实在不是预先考虑、提前防范的办法。因此各选置转运判官一员。建炎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江南东路转运司上言：靖康元年敕令规定，赡养学校的钱粮、物帛、田产，都由转运司以窠名收管。后来准发运司收管，用作转般籴本，尚未防止其被拨还。诏令由转运司收管。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三省上言：江南东西路既已分别设置三帅，两路转运司难以仍按旧制分路差官，建议合并为一司，名为江南路都转运司；今后差派漕臣三员，其中一员为都转运使，并共同管辖应办的漕运事务，如有缺误，一律承担责任。皇帝同意了。绍兴元年正月十日，诏令江南路依旧分为东西两路，各设置转运司，现任漕臣仍按两路分别管理职事。题名记。转运使的设置虽然起始于唐代，但当时只是掌管水陆运输；至于黜陟和按察，仍另行派遣使者。到了本朝，才得以考察一道官吏的能否、百姓的安乐与疾苦、狱讼和钱谷等事，无不应当过问。庆历年间，欧阳文忠公任河北都转运使，又请求参与边防事务，以便调度军储、考察将帅。仁宗因此认为他的意见正确，此后转运使的职任便加重了。如今江东也是边地，辖有九郡，治所在建业。天子南巡时，建业有新建的行幸之宫；又驻扎重兵以控制江淮，军饷供应繁多而道路遥远，所以所谓转运使，比其他路的职任更为繁重。元吉在这里任职已经一年多，想寻求前任姓名，以考证他们任职时间的长短，但碑刻和志记已经毁坏湮灭，无法追寻。于是向旧府询问，得知开寳八年，江南舆地开始上报职方，任命杨克让知升州，实际兼管转运事务。太平兴国初年，便任命樊若水为转运使。六年，张齐贤、张去华相继任副使，随后又充任使职。当时沿袭唐代开元旧制，将江南分为东西两路，不久又重新合并。天禧四年，才确定分为东西两路。太平兴国三年，各路设置转运判官，不久又省并。嘉祐五年，又重新设置转运判官。这期间的名卿贤大夫，不能全部列举。建炎以来能够完全考见的，也有姓名散存，却失去了官称；或者官称尚存，却遗漏了到任、罢任时间，恐怕年代越远，便越无法考察。因此从建炎年间开始依次记录，共得到四十八人。朝廷设置转运使的职任如此重要，一路承担输送、廉察等繁重事务，却逐渐失去了传承；如果由我这个不肖之人重新整理恢复，那么贤者前来任职，难道忍心让他们的事迹仓促废弃而不予记录吗？乾道三年九月戊子，颍川韩元吉记。李尚行：左朝散郎，副使。王琮：左中奉大夫、直显谟阁，副使。陈敏识：右朝散郎，运判。黄子游：右朝散郎，运判。刘景真：右宣义郎，运判。张汇：右朝散郎，运判。向子諲：右朝请大夫、直龙图阁，转运使。张汇：右朝请郎、直秘阁，副使。

译朱异：任左朝奉郎，兼任运判。曾纡：任右中奉大夫，充直宝文阁副使。郭康伯：任右奉直大夫，兼任运判。俞俟：任右朝请大夫，兼任运判。马承家：右中奉大夫，副使。唐闳：右朝请大夫，运判。绍兴八年八月一日到任，九年二月七日任满罢职。沈昭逺：左朝散郎、直秘阁，副使。绍兴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十年八月二十八日任满罢职。韩珉：右朝请大夫，运判。绍兴九年七月八日到任，十年三月三日致仕。张果：左朝请大夫，运判。绍兴十年四月十四日到任，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任满罢职。陈敏识：右朝请大夫，副使。绍兴十年九月一日到任，十一年十月六日罢职。王防：右中奉大夫、秘阁修撰，副使。绍兴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到任，十二年九月七日罢职。章茇：右朝议大夫，运判。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到任，十四年正月十二日任满罢职。黄敦书：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阁，副使。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任满罢职。赵伯牛：左朝奉大夫、直秘阁，副使。绍兴十四年到任。王禔：右朝请大夫，运判。绍兴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到任，十七年八月七日任满罢职。赵不弃：右中奉大夫，运判。绍兴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任。林大声：左朝请大夫、直秘阁，副使。绍兴十六年四月二日到任。郑桥年：右朝请大夫、直秘阁，运判。绍兴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赵士防：左朝请大夫，运判。绍兴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到任。王铸：右朝请郎，运判。绍兴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任。周石：右朝请大夫、直秘阁，副使。绍兴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到任。赵公智：右朝奉郎，运判。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黄仁荣：右朝请大夫，运判。绍兴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到任。叶义问：左朝请郎、直秘阁，运判。绍兴二十六年三月四日到任。周绾：左朝议大夫，副使。绍兴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到任。邓根：左朝请大夫，运判。绍兴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到任。徐度：左朝请郎，运判。绍兴二十八年三月四日到任。李植：右朝请大夫，运判。绍兴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到任。呉防：右朝请大夫，运判。绍兴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孟处义：左朝请大夫，运判。绍兴三十年正月十三日到任。魏安行：左朝散大夫、直敷文阁，副使。绍兴三十年七月三日到任。李若川（任右朝散大夫，担任运判，于绍兴三十一年四月八日到任） 吕稽中：右朝请大夫，运判。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到任。栁大节：右朝奉郎，运判。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任。陈良弼：右朝请大夫，运判。绍兴三十二年二月二日到任。向子忞：右奉直大夫，副使。绍兴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任。薛良朋：左朝奉大夫，副使。隆兴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沈黄瑀：左朝散郎，副使。隆兴二年五月四日到任。沈枢：朝散郎、直显谟阁，副使。隆兴二年五月十七日到任。叶仁：右奉直大夫，运判。隆兴二年十月十八日到任。韩元吉：右朝奉郎、直秘阁，判官。乾道元年八月一日到任。陈汉：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阁，副使。乾道二年十二月六日到任。赵彦端：左朝散郎、直显谟阁，副使。乾道三年十一月一日到任。王秬：右通直郎、直寳文阁，副使。乾道四年十月初四日到任。黄石：左朝散郎、直显谟阁，副使。乾道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唐瑑：右朝请大夫，充任秘阁修撰，副使。乾道六年二月十九日到任。张松：右中奉大夫、直显谟阁，副使。乾道六年闰五月十七日到任。沈度：右朝散大夫、直龙图阁，副使。乾道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张维：左朝奉大夫、直徽猷阁，副使。乾道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程大昌：左朝请郎、直龙图阁，副使。乾道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程叔达：左朝散大夫、敷文阁，副使。乾道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任。吕正已：降授右朝散郎、直敷文阁，副使。乾道九年七月初一日到任。杨师中：中奉大夫、直秘阁，运判。乾道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韩元龙：朝奉大夫、直寳文阁，副使。淳熈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胡坚常：朝请大夫、直秘阁，副使。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徐本中：朝奉大夫，充任集英殿修撰，副使。淳熈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到任。顔度：朝奉郎、直寳文阁，副使。淳熈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赵师虁：奉议郎、直龙图阁，运判。淳熈五年五月一日到任。王师愈：朝请郎，运判。淳熈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到任。陈损：朝请大夫、直寳文阁，副使。淳熈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到任。徐本中：朝散郎，充任集英殿修撰，副使。淳熈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任。曽逢：朝请大夫，权副使。淳熈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任。赵师虁：朝奉郎、直龙图阁，副使。淳熈九年六月十五日到任。苏谔：朝散大夫、秘阁修撰，副使。淳熈九年七月初五日到任。赵师揆：宣教郎、直徽猷阁，副使。淳熈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到任。

译顔度：朝奉大夫，充任秘阁修撰，副使。淳熈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二年任宫观。朱安国：朝散郎，运判。淳熈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十四年改差知广州。沈揆：中大夫、秘阁修撰，运副。淳熈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到任，十五年任宫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 钱象祖：朝奉大夫，运判。淳熈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任，十六年改差知婺州。薛叔似：承议郎，运判。淳熈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七月罢职。林枅：朝请大夫、直焕章阁，运副。绍熈元年正月初三日到任，十二月内改任知明州。杨万里：中奉大夫、直龙图阁，运副。绍熈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三年八月改差。傅伯寿：朝请大夫，运副。绍熈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任，五年九月改授浙西提刑。彭椿年：朝请大夫、直龙图阁，运副。绍熈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到任，次年十二月任宫观。万钟：中大夫、直龙图阁，副使。庆元二年正月十一日到任，七月改授司农卿、淮西总领。耿延年：朝议大夫、直显谟阁，运判。庆元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三年十二月改任知绍兴。钱端忠：中大夫，运副。庆元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二月改差知平江府。韩亚卿：朝请大夫、直华文阁，运判。庆元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六年改授淮西总领。耿延年：中奉大夫，充任秘阁修撰，副使。庆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任，嘉泰二年致仕。郑防：朝议大夫、直寳文阁，运副。嘉泰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任，十二月致仕。赵公豫：中大夫，充任秘阁修撰，运副。嘉泰三年正月十二日到任，十月任宫观。鲁□：朝议大夫、直寳谟阁，运判。嘉泰三年十一月一日到任，四年五月另行给予差遣。王闻礼：朝奉大夫，运判。嘉泰四年六月九日到任，开禧二年五月任宫观。卓洵：朝奉大夫，运判。开禧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三年三月解任。徐邦宪：奉议郎，运判。开禧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到任，五月改授户部郎官、淮西总领。钟将之：朝请大夫，运判。开禧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到任，嘉定元年七月改授江西提刑。俞亨宗：朝请郎，运判。嘉定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任，二年十月改授福建提刑。庄夏：朝散郎，运判。嘉定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任，四年正月授尚右郎官。胡澥：奉直大夫，运判。嘉定四年三月十二日到任，五年二月改任淮南漕，三月致仕。孟猷：朝请大夫、直龙图阁，运副。嘉定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六年四月任宫观。章良肱：承议郎，运判。嘉定六年六月十五日到任，七年五月授金部郎官。真徳秀：朝请郎、秘阁修撰，运副。嘉定八年二月一日到任，十二月授知泉州。俞建：朝奉大夫、直寳谟阁，运副。嘉定十年六月五日到任，十二年七月授金部郎中。岳珂：奉议郎，运判。嘉定十二年八月五日到任，十四年八月授军器监、淮东总领。陈宗仁：承议郎，运判。嘉定十四年闰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七年五月令前往行在奏事。丘寿迈：朝请大夫、直焕章阁，运副。嘉定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到任，绍定元年四月赴召。江湛：朝散大夫，运判。绍定五年十月初十日到任，端平元年三月免职。髙定子：中奉大夫、直寳谟阁，江东运判。端平元年四月到任，嘉熈元年正月赴召。唐璘：朝散郎、直秘阁，运判。嘉熈元年四月十三日到任，二年七月任直华文阁、知广州。李曽伯：起复朝散郎、尚书兵部员外郎，运判。嘉熈三年四月到任，兼任督视行府参议官。徐鹿卿：朝奉郎，运判。嘉熈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到任，五年七月五日授浙东提刑。孟防：朝请大夫、直秘阁，运判。淳祐元年八月十三日到任，随后依省劄兼权太平州江东淮 东茶盐所。三年二月二十日令前往行在奏事。邓泳：太中大夫、寳章阁待制、知太平州，兼任江东运副、提领江淮茶盐所。淳祐三年二月二十八 日到任，兼同提领安边所。四年三月，授华文阁待制、沿江副使、知江州。何元寿：淳祐四年四月七日，以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兼提领江淮茶盐所，兼江东 副使，同提领安边所；五年二月罢职。丘岳：淳祐五年五月初一日，以中奉大夫、直显谟阁、知太平州，兼提领江淮茶盐所，兼江东运 判，同提领安边所。八月改任知江州、沿江制置副使、江西安抚使。陈垲：淳祐五年十月初九日，以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兼江东运副，兼提领江东淮 东茶盐所，同提领安边所。七年五月授户部侍郎、提领茶盐所、知太平州。赵希▯：以朝议大夫、试礼部尚书、督视行府参赞军事，兼任江东运使。淳祐七年六月九日到 任。九年闰二月，授端明殿学士、知建寕府。舒滋：以宣教郎、直秘阁，任江东运判，兼提领江淮茶盐所、尚书省财用所参议官。淳祐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任；绍兴十一年十二月，除授直宝章阁，任温州知州 吕好问【中奉大夫，仍任将作监，兼淮西总领。淳祐十一年十月到任，十二年二月兼任江东运判。】五月十一日，除授司农少卿，仍任淮西总领，兼任江东运判 马光祖【中奉大夫，守司农卿，任淮西总领。宝祐元年九月，暂时代理江东运司事务。二年十一月，除授权 户部侍郎兼临安府知府、浙西安抚使，目前前来任职】

译赵与□【朝请郎，司农卿，淮西总领，兼任江东路运判。宝祐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到任，三年七月。】十三日，当时暂时代理建康府留钥职事。五年正月七日，任右文殿修撰、两浙运副 余晦【中奉大夫，仍暂时代理户部侍郎，改任淮西总领兼江东运副。宝祐五年四月十一日到任。六 年，除授宝章阁待制，任平江府知府，兼任发运使】郑羽【奉直大夫、尚书户部左曹郎中、淮西总领、江东运判，宝祐六年二月十八日到任】倪垕【朝散大夫，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于宝祐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权任淮西总领、江东运判；当天奉圣旨除授太府寺丞。开庆元年正月，以省札署左曹郎中衔；当时暂时兼任权建康府管干沿江制置大使司留司事务。二月二十七日，当时暂时兼任权提领江淮茶盐所；该年七月三日离任】印应雷【朝奉郎，守军器监，淮西总领兼江东运判】开庆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景定元年 正月二日，兼任提领江淮茶盐所。景定元年四月，除授直焕章阁、枢密副承旨】陈绮【朝议大夫，直徽猷阁，江东转运副使，兼任提领江淮茶盐所】景定元年六月到任，二年二月。兼任江东提举，三月进直宝文阁，八月除授直龙图阁、枢密副都承旨】侍卫马军司【在城西门内，天庆观右侧】题名记。汉代京师设有南军、北军，卫尉掌管宫门屯卫之兵，中垒校尉掌管北军营垒事务。后来又增设八校尉以及羽林、期门等部属，负责巡逻和藩卫，兵威暗中形成，成为后世设立军队不可轻易改变的制度。国家并列设置三衙，虽然说是沿袭五代制度，实际上确实承自西都的遗制。侍卫马军司大概创设于后梁，到后唐改为侍卫亲军，后周改为龙防左右军。本朝又改称铁骑，捧日军；龙骑军改称龙卫军，各设十指挥。所统领的骑兵编额，大约有三十五指挥。端拱元年冬十月甲子日，特意设置马步军龙卫、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捧日、天武两军也在此时一并建立。再加上殿前侍卫马步军都副指挥使和都虞候，共八名，统称管军。这样的任用选择，难道不重要吗？中兴初年，禁旅亲卫的名册只剩下了残余。到了绍兴年间收编各将领部下，建立三衙御前诸大军，国威更加震慑四方。然而各军如棋子般分布、如星辰般罗列，严密拱卫，主要都在京畿以内。孝宗皇帝谋略英明、决断雄伟，锐意经营对外防御。于是乾道七年三月，才开始命令把骑军分司屯驻金陵，特意拨出钱六十万缗，用来慰劳戍守将士，壮大金陵龙蟠虎踞的形势，这实在是命将帅保卫中原的长远谋略。现在距此已经三十年了。我倪不武，从前奉命主管骑军，想到我家世代承受国恩，恩泽深入肌骨，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如今又忝列管军之中，早晚勤勉自励，凡是职责所应做的事，都不敢怠慢。军务之余，因而想到殿前司、侍卫步军司都有题名记，诸军都统制也各自恭敬地记载，唯独马军司因循未办，这确实是文献上的缺漏。于是考订自建隆初年至今的情况，共得一百一十七人。对于建隆以来历朝的名将，只大略记载他们任免的年月；对于中兴以来的人，则连同考察他们迁调改任的由来。排列姓名，刻在坚石上，不仅为了留给后人看，也希望后人推究功业源流，油然而生仰慕蔺相如的心意，以坚定报国之心，不忘先世的功勋。这就是我倪不武建立题名记的本意，并不只是为了装点观瞻。庆元五年十月□日，武略大夫、荣州刺史、侍卫马军都虞候郭倪记。张光翰【建隆元年正月除授都指挥使，八月罢免】韩重赟【建隆元年八月除授都指挥使，二年七月改任】刘匡义【建隆二年七月除授都指挥使，开宝六年九月罢免】张廷翰【干德五年正月除授都虞候，开宝二年二月退休】李进卿【开宝二年八月除授都虞候，九月改任】党进【开宝六年九月除授都指挥使，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罢免】李汉琼【开宝六年九月除授都虞候，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罢免】白进超【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除授都指挥使，三年四月改任】米信【太平兴国三年四月除授都虞候，六年八月升任都指挥使，雍熙三年七月罢免】刘延翰【太平兴国五年十月权任都指挥使，六年七月罢免】李继隆【雍熙三年七月除授都虞候，端拱元年二月升任都指挥使，至道三年五月罢免】王汉忠【端拱二年三月除授都虞候，五年六月改任】王荣【淳化五年□】范廷召【至道三年七月除授都指挥使，咸平三年二月改任】康保裔【至道三年七月除授都虞候，咸平三年正月在河朔为国战死】王汉忠【咸平三年二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四年二月改任】葛霸【咸平四年三月除授都指挥使，景德二年十二月罢免】高琼【咸平六年五月权任□】刘谦【咸平六年五月权任□；景德元年八月除授都虞候，二年十二月改任】曹璨【景德二年十二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升任都指挥使，二年九月罢免】张旻【景德二年十一月除授都虞候，大中祥符元年改任】郑诚【大中祥符元年四月权任，十二月除授都虞候。二年九月改任】张旻【大中祥符二年九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六年正月除授枢密副使】高翰【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到任，七年十月改任】王守赟【大中祥符七年十月除授都虞候，九年正月改任】蔚昭敏【大中祥符九年正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天禧二年七月改任】靳忠【大中祥符九年正月除授都虞候，天禧三年六月改任】王守赟【天禧三年七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天圣三年三月改任】刘美【天禧三年七月除授都虞候，五年八月退休】杨崇勋【天禧四年二月除授都虞候，乾兴元年正月改任】夏守赟【乾兴元年二月除授都虞候，天圣二年二月改任】

译杨崇勋【天圣二年三月除授都指挥使，三年十月升任殿前副都指挥使】郝荣【天圣二年三月□】康继英【天圣二年三月除授都虞候，十月改任】彭睿【天圣三年十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六年正月退休】张遵【天圣三年十月除授都虞候，五年九月改任】高继勋【天圣五年九月除授都虞候，六年正月改任】石斌【天圣六年正月除授都虞候，七月改任】王德用【天圣六年七月□】郑守忠【明道元年八月□】高继勋【明道元年八月除授都指挥使，景祐二年三月罢免】张昭远【明道元年八月除授都虞候，二年六月罢免】张守遵【明道二年六月除授都虞候，景祐元年十一月改任】张潜【景祐元年十二月除授都虞候，二年五月改任】郑守忠【景祐二年五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四年闰四月改任】许怀信【景祐二年五月□】刘平【景祐二年八月除授都虞候，四年闰四月改任】高化【景祐四年闰四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康定元年十二月改任】石元孙【景祐四年十一月除授都虞候，康定元年正月改任】孙防【康定元年二月除授都虞候，四月改任】方荣【康定元年四月除授都虞候，十一月改任】李用和【康定元年十一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庆历二年三月改任】任福【康定元年十二月除授都虞侯，庆历四年八月改任】曹琮【庆历二年三月除授副都指挥使，五年五月退休】王元【庆历四年八月除授都虞候，五年闰五月改任】许怀德【庆历五年闰五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八年四月改任】王信【庆历五年闰五月除授都虞候，八年四月改任】郭承佑【庆历八年四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八月改任】周美【庆历八年四月除授都虞候，八月改任】张茂寔【庆历八年□】狄青【庆历八年八月除授副都指挥使，皇祐三年六月罢免】范全【庆历八年八月除授都虞候，皇祐三年六月改任】王凯【皇祐三年六月除授都虞候，四年九月升任殿前都虞候】周美【皇祐三年六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四年九月退休】张茂寔【皇祐四年九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嘉祐六年五月罢免】王达【皇祐四年九月除授都虞候，十一月退休】

译纪质【皇祐五年二月除授都虞候，至和元年正月改任】王从政【至和元年二月除授都虞候，五月改任】范恪【至和元年五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嘉祐四年改任】王兴【至和元年五月除授都虞候，嘉祐三年九月改任】孟元【嘉祐三年九月除授都虞候，十一月退休】郝质【嘉祐四年十二月除授都虞候，六年五月改任】马怀德【嘉祐六年五月除授都虞候，九月改任】李璋【嘉祐六年九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十一月改任】贾逵【嘉祐六年九月除授都虞候，十二月改任】郝质【嘉祐六年十二月除授都指挥使，治平元年八月改任】宋守约【嘉祐六年十二月除授都虞候，八年五月改任】郭达【嘉祐八年五月除授都虞候，治平元年八月改任】窦舜卿【治平元年八月除授都虞候，三年二月改任】贾逵【治平元年八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元丰元年六月改任】杨遂【治平三年五月除授都虞候，熙宁五年十一月改任】卢政【熙宁五年十一月除授都虞候，八年二月升任殿前都虞候】张玉【熙宁八年二月除授都虞候，三月退休】杨遂【元丰元年六月除授副都指挥使，二年正月改任】刘永年【元丰元年六月除授都虞候，二年正月改任】卢政【元丰二年正月除授副都指挥使，三年十二月改任】燕达【元丰二年正月除授都虞候，三年十二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四年八月改任】苗授【元丰三年十二月除授都虞候，四年十二月改任】林广【元丰五年四月除授都虞候，七月退休】刘昌祚【元祐元年三月除授都虞候，二年十一月改任】刘舜卿【元祐二年十月除授都虞候，三年七月改任】李浩【元祐三年七月除授都虞候，五年十二月改任】吕真【元祐五年十二月除授都虞候，绍圣元年正月改任】姚麟【绍圣元年正月除授副都指挥使，二年九月改任】王崇拯【绍圣二年六月权任，元符三年除授都虞候。八月改任】王恩【元符元年二月除授都虞候，八月改任】张整【元符元年二月权任，八月退休】贾岩【元符元年九月权任，十二月退休】曹诵【建中靖国元年八月除授都指挥使，崇宁元年四月任宫观官】徐和【崇宁元年闰六月除授都虞候，大观二年四月除授副都指挥使，三年七月罢免】王恩【崇宁元年八月权任，四年三月改任】曹评【崇宁四年二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大观二年正月任宫观官】刘德【崇宁四年二月除授都虞候，大观二年正月改任】刘法【大观二年二月除授都虞候，三年十月罢免】高俅【政和元年四月除授副都指挥使，八月升任殿前副都指挥使】刘法【政和元年四月除授都虞候，八月改任】杜大忠（政和元年八月授任都虞候）。郭仲（政和元年八月授任副都指挥使）。何灌（宣和七年十二月授任都虞候）。王元（宣和年间授任副都指挥使）。曹蒙（宣和年间任殿前都虞候、忠州团练使，权代理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李邀（靖康元年任中卫大夫、果州团练使，权代理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郭仲荀（靖康元年任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武安军承宣使，主管本司公事，改任主管殿前 司公事）。薛安（靖康元年七月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黔州观察使，权代理侍卫亲军公事）。杨惟忠（建炎二年任检校少保、建武军节度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左言（建炎年间任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常德军承宣使，权代理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李质（建炎年间任中卫大夫、明州观察使，权代理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刘锡（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明州观察使，权代理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赵哲（建炎年间任左武大夫、明州观察使、枢密都承旨，权代理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边顺（建炎三年九月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莱州防御使，权代理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绍兴二年 九月改任）。辛永宗（绍兴元年十一月任中卫大夫、达州观察使、神武中军统制，权代理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随后改任江西总管。闾勅（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明州团练使，权代理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兰整（绍兴二年任平海军承宣使，权代理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四年八月，授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五年闰二月改任浙东总管。韦渊（绍兴四年任昭庆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权代理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王爕（绍兴五年闰二月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建武军承宣使，授任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改任宫 观）。边顺（绍兴五年闰二月任步军司，权代理马军司公事）。解潜（绍兴五年十一月任协忠大夫、华州观察使，权代理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十二月，权代理三司职事）。六年九月，随从皇帝车驾前往平江。七年正月，任宫观。刘公权（任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知閤门事，权代理主管马军司公事）。兰整（绍兴六年九月任浙东总管，权代理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七年六月罢免军职，任宫观）。刘锜（绍兴七年正月任右武大夫、开州团练使、带御器械，权代理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兼任三司职事）。十一月罢任。边顺（绍兴七年六月任步军司，兼权代理马军司公事。七月退休）。解潜（绍兴七年十一月任协忠大夫、华州观察使，权代理主管步军司公事；八年四月权代理马军司公事；九年 正月改任福建总管）。

译刘锜（绍兴九年三月从淮西军回朝任职，十年二月改任）。刘光烈（绍兴十年三月任中卫大夫、庆远军承宣使，权代理主管马军司公事）；十三年三月内改任。赵宓（绍兴十三年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宣州观察使，任步军司，权代理马军司公事）；八月免去兼任。田晟（绍兴十三年八月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镇西军承宣使，授任主管马军司公事）；十九年六 月改任。刘宝（绍兴十九年六月任殿前司选锋军统制，授任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武泰军承宣使，主管马军 司公事；八月改任）。成闵（绍兴十九年八月任宣州观察使，权代理主管马军司公事。二十二年三月，授任主管殿前司）。李显忠（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任宁国军节度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 都统制，授任太尉，主管马军司公事。隆兴元年六月罢任）。张守忠（隆兴元年六月任制州观察使、步军司后军统制，授任主管马军司公事。乾道元年二月，退休）。李舜举（乾道元年三月任左武大夫、忠州刺史、马司选锋军统制，授任主管马军司公事。六年十 月改任）。李显忠（乾道六年十月复任威武军节度使、左金吾卫上将军，授任主管马军司公事。七年三月 奉圣旨移屯建康府行司。六月，复任太尉。九年正月，任宫观）。王权（乾道九年闰正月，复任武康军承宣使，授任主管马军司公事，退休）。赵撙（乾道九年闰正月任昭化军承宣使，授任主管马司公事；四月，授任马军司都指挥使。淳熙二年 八月退休）。李川（淳熙二年八月任武功大夫、文州刺史，授任侍卫马军司都虞候。九月，改任）。王明（淳熙二年九月任武功大夫、惠州刺史，授任马军司都虞候。三年十月，任宫观）。吴拱（淳熙三年十月任武康军节度使、右金吾卫上将军，授任马军司都指挥使；五年十二月退休）。马定远（淳熙六年正月任武德郎、左领军卫郎将，授任侍卫马军司都虞候；七年九月改任）。雷世贤（淳熙七年十月任武翼大夫、右骁卫将军，授任马军司都虞候；十二年十二月授任副都指 挥使；绍熙元年十月改任）。张师颜（绍熙元年十月任武德郎、左领军卫郎将，授任马军司都虞候。庆元四年三月，主管台州 崇道观）。郭倪（庆元四年三月十六日以武义大夫身份授任主管马军司公事。五年六月八日，授任马军司都虞 候；嘉泰元年八月二日改任）。李珪（嘉奉元年八月授任主管马军司职事，三年七月授任都虞候，开禧元年六月赴召）。李汝翼（开禧元年十月授任主管马军司职事，开禧二年四月离任）。王瑛（开禧二年六月以右武大夫、江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身份，授任主管马军司职事；当年八月，赴 召）。戚拱（开禧二年八月以武德郎、镇江府诸军副都统制、知楚州管内安抚身份，授任主管马军司职事）。三年十二月赴召。周虎（嘉定元年八月以文州刺史、知和州兼管内安抚、提举江南西路兵甲公事身份，授任主管马军 行司公事；四年闰二月，授任马军司都虞候；五年五月二日，改任）。许俊（嘉定五年五月二日以武功大夫、池州诸军副都统制身份，主管马军司公事。嘉定六年十月 十一日改任）。冯榯（嘉定六年十月十一日以武功大夫、开州刺史、左领军卫将军身份，授任主管马军司公事；嘉定 七年十月九日改任）。刘琸（嘉定七年十月十三日以武经郎、江州诸军副都统制身份改任主管马军司公事。嘉定十年 七月二十三日，改任镇江都统制）。李庆宗（嘉定十年八月二十八日以训武郎、平江府许浦水军副都统制身份，改任主管马军司 公事；十二年十月三日赴召）。扈再兴（宝庆二年三月五日以左武大夫、忠州团练使身份，充任鄂州、江陵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 制兼知康阳军，改任蕲州防御使、侍卫马军司都虞候。三年二月退休）。许俊（宝庆三年九月十六日以左武大夫、潭州观察使身份，授任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兼权建康诸 军都统制司职事；绍定四年七月授任马军司副都指挥使）。孟珙（端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以训武郎、江陵府诸军副都统制身份，授任建康诸军副都统制，兼权马军司职事。五月十一日，授任主管马军司事。十一月二十九日，授任带御器械，立即供职。十二月二十四日，准许休假；因授任主管马军司公事，特升为武功郎。二年正月十九日，依旧职暂时驻扎黄州。十一月七日，兼任知黄州。嘉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改任）。王鉴（嘉熙元年四月十二日以拱卫大夫、福州观察使、江东马步军副总管身份，兼权马军司职事；九月十四日，授任主管马军司公事，暂时兼任知黄州。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授任马军司都虞候。三年三月，授任武康军承宣使、马军副都指挥使。四年九月，兼任知濠州。淳祐三年正月，改任）。吕文德（淳祐三年正月授任福州观察使、马军副都指挥使，兼任知黄州。四年五月授任保康军承宣使，六月授任淮西招抚使，兼任知濠州。五年四月十九日授任枢密副都承旨。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授任左领军卫上将军）。御前诸军都统制司（设在行宫北面，绍兴十二年建立）。

译题名记。高宗已经成就中兴大业，驻跸钱塘，让马归牧、让牛回田，把弓箭收藏入鞬櫜之中，将兵权全部收归枢密院掌管。他选拔将领、排列帅臣，分别驻屯于要害地区，用坚固的防御作为屏障。何况建业是当时的陪都，控制长江，连接淮右，更是重要的军事重镇。绍兴丁巳年，才开始让张公循王俊驻扎于此。从丁巳年到辛亥年，实际有五十五年。从张公到现在，又经历了十三人；有的任职十七年，有的十四年，有的四三年，有的一二年。至于其中贤能、智谋、功勋和事业，自有国史以及天下公论记载，不会湮没。然而，还没有人记录他们来去的年月，以及前后相代的次序，这也是一司的缺典。我在任职并核定人数的第二年，才得以查考旧籍，编次前后，磨治石碑并把这些内容刻记下来。为此说道：天下有事时，关键在于乘机建立功业；天下无事时，关键在于解除戒备、休养士卒。至于修缮武库中的器械、精练士卒的技艺、充实有关官署的财帛，无论有事还是无事，都不能有一天懈怠。承受君主宠信并接受君主任命的人，难道可以安逸地居处吗？如果知道后人看待今天，正如今天的人看待过去，那么一定会努力自勉，求得无愧于心。如果这样，那么设置题名，难道只是记载姓名、书写年月、记录前后次序而已吗？绍熙二年四月十一日，武功大夫、荣州刺史、充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赵济记。续记题名。关于题记旧有记载。圣朝人物，后人将从这里考察；何况将帅是三军的主宰，是王室的爪牙，关系并非小事。他们的离任、到任和更替，难道可以任其湮没而不流传吗？金陵是大都，自从警跸南渡以来，增加驻屯的重兵，以屏护京畿。历代圣主相承，选拔任命尤其谨慎。中兴名将接踵而出，宏大的功勋和远大的谋略，光耀史册，大多由此地产生。我夏友谅承蒙错误的恩遇，刚到这里时，举凡军务都很繁忙，根本没有空暇。过了三个月，军事事务稍稍就绪，于是询问前代贤哲。有人说，防御司的左边有题名碑。只见翠绿色的石碑上钩画着文字，如鸾鸟停驻、鸿鹄挺立；我抚摸细看，历代杰出的虎臣，他们的姓名先后、品秩高低、往来年月，都清楚可考。然而，刻载的文字按次排列，已经从碑首延伸到碑尾。近年帅臣的副职刻写题名时，毫无顾忌，令人徘徊良久，深感慨叹。想到岁月迅速流逝，名迹很容易湮灭，如果因为害怕麻烦而不续刻，便辜负了前人的志愿。于是磨治坚石，放置在防御营垒旁边，用来记载后来的任职者。将来这块石刻磨灭之后，希望与我志同道合的人继续增补它；这也正是今天所做之事的意义。绍定辛卯年仲冬上旬，合肥夏友谅续记。张俊（少师，镇北、崇信、奉宁军节度使，淮南西路宣抚使，兼任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营田大使，齐国公。随皇帝车驾驻跸临安府。绍兴四年三月间，率领所属神武右军人马前来建康府驻扎。绍兴五年十二月三日，改任行营中军。绍兴六年八月间，出发前往泗州。绍兴七年三月间，又回到建康府。到绍兴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授任枢密使。其所属军马奉圣旨改编为御前军）。王德（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清远军节度使、御前统制。绍兴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赴召，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至绍兴十五年九月七日，改任两浙东路马步军副总管，驻扎明州）。王权（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宁州观察使、殿前司忠勇马军统制，授任武康军承宣使，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绍兴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到任。任内授任清远军节度使。至绍兴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赴行在奏事）。李显忠（宁国军节度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池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御营先锋都统制。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到任。任内兼任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寿亳州招讨使。至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授任太尉，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郭振（武节郎、殿前司左军统制，兼任知寿春府、主管管内安抚司公事，授任蕲州防御使，权代理主管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到任，至当年七月二十一日改任两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驻扎秀州）。邵宏渊（亲卫大夫、常德军承宣使、兼閤门宣赞舍人、池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调任主管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绍兴三十二年八月九日到任。任内授任广州观察使，又授任武安军承宣使、检校少保、宁远军节度使，兼任淮南、京西、京东、河北路招讨副使。隆兴元年六月十四日降授武功大夫。至隆兴二年四月二日，复任成州团练使，改任江南西路马步军总管，驻扎隆兴府）。王彦（保平军节度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知防阳府，充任京西南路安抚使，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兼任淮南西路招抚使，节制本路军马。隆兴二年四月七日到任，至乾道元年三月二十四日，调任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刘源（武功郎、閤门宣赞舍人、侍卫马军司中军统制，特升为武略大夫、忠州团练使，调任主管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乾道元年四月五日到任。任内升为武显大夫、高州防御使。至乾道三年八月十四日，调任荆湖南路马步军总管，驻扎潭州）。张荣（武功大夫、建康府驻札御前左军统制，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乾道三年闰七月二十七日到任。任内升为右武大夫。至淳熙元年二月十一日，改任荆鄂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

译郭振（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奉国军承宣使、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乾道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到任。任内兼任知庐州，充任淮南西路安抚使、马步军总管。升任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授任武泰军节度使。至乾道六年十月六日，以原官退休）。李舜举（荣州刺史、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乾道六年十 月二十八日到任，至乾道七年十二月四日罢任）。郭刚（左武大夫、达州刺史、池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乾道七年十二月四日到任。任内转任蕲州防御使，又升为拱卫大夫、明州观察使，兼任知和州、主管管内安抚司公事；又升为亲卫大夫、宁远军承宣使；又授任福州观察使。至淳熙十一年三月十八日，以原官退休）。翟琼（武显大夫、侍卫马军行司中军统制，权代理侍卫马军司职事，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淳熙元年三月十日到任，至当年十二月十九日，增任江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驻扎太平州）。张荣（右武大夫、左千牛卫大将军，再次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淳熙二年正月四日到任，至淳熙三年正月十七日，增任江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驻扎建康）。刘沂（武节大夫、带御器械，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兼任知和州。淳熙三年二月十 四日到任，至当年八月十六日罢任）。王世雄（武显大夫、权代理知郢州，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兼任知和州。淳熙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任，至淳熙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赴行在奏事，授任右千牛卫将军）。李彦孚（武经大夫、殿前司防圣步军统制，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兼任知和州。淳熙六年四月十八日到任。当年七月罢免知和州。至当年十月六日，改任平江府许浦镇驻札御前水军副都统制）。刘光祖（武节大夫、英州刺史、江州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改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 副都统制。淳熙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淳熙十一年五月十七日罢任）。郭钧（武功大夫、楚州团练使、右骁卫将军，兼领侍卫马步军司职事，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淳熙十一年五月五日到任。任内升为右武大夫、蕲州防御使。至淳熙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赴行在奏事，授任殿前副都指挥使）。梁师雄（武经郎、步军司中军统制，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淳熙十一年六月九日到任，至当年七月九日奉召赴行在，授任左领军卫中郎将，兼权代理侍卫步军司职事）。阎仲（保义郎、殿前司选锋军统制，特授修武郎，调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淳熙十二年三月五日到任。任内升为训武郎。淳熙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就任，调充都统制。任内升为武翼郎、武经郎。至绍熙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赴行在奏事，升一官，调任主管华州云台观）。冯湛（降授武翼大夫，兼閤门宣赞舍人、镇江府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改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任内升为武经大夫、武节大夫、武德大夫。至绍熙五年二月十二日，改任江陵府副都统制）。赵济（武功大夫、荣州刺史，权代理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兼权代理侍卫马军司职事。绍熙元年四月二十九日，调充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五月十六日到任。至绍熙四年六月初九日退休）。皇甫斌（武德郎、权代理发遣楚州军州事。绍熙五年二月十二日，改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二月二十八日到任。任内升为武翼大夫、武经大夫。闰十月七日，调充都统制。至庆元元年二月二十四日罢任）。王知新（武功郎、左武卫中郎将。绍熙五年闰十月七日改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十一月三日到任。任内升为武经大夫。至庆元元年三月七日调任兼知庐州，三年带忠州刺史；庆元四年六月十五日再次就任，授任知閤门事）。吴曦（起复为濠州团练使、知庐州军州事、主管淮南西路安抚司公事。庆元元年二月九日，授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四月一日到任。任内升为蕲州防御使。至庆元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授任殿前司都指挥使）。赵（缺名；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充任池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庆元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改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六月十五日到任，任内升为濠州团练使。至嘉泰三年二月二十日退休）。董世雄（武德郎、侍卫步军都虞候，兼权代理侍卫马军司职事。嘉泰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改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四月十五日到任。至嘉泰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赴行在奏事；至四月初二日罢任）。李爽（武德，镇江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嘉泰四年某月二十二日赴行在奏事，改任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当年四月十三日到任，至开禧元年八月间调任兼知庐州，开禧二年六月十四日罢任）。

译郭倬（武翼郎、左骁卫中郎将。嘉泰四年四月十九日调充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五月十六日到任。任内升为武经郎，又升为武节郎。开禧二年三月十二日改任池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田琳【武翼郎，建康府驻扎御前水军统制。开禧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四月二十九日到任。六月二十一日，授任都统制。七月十二日，差遣兼任庐州知州。任内升武翼大夫、果州团练使。又升武节大夫，仍任果州团练使。又升达州刺史。开禧三年十月十六日退休。】李郁【忠州团练使、左领军卫大将军。开禧三年九月七日，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任庐州知州，节制淮西军马。十月十九日到任。任内升郢州防御使。至嘉定元年七月十六日，差遣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何汝霖【武功大夫、殿前司选锋军统制，兼任盱眙军知军。嘉定元年二月十二日，差遣充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三月初一日到任。嘉定元年七月十六日，奉圣旨前往庐州屯驻，节制淮西出戍军马。嘉定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赴行在奏事。六月二十六日，授任环卫官。】庄松【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楚州驻扎御前武锋军副都统制，兼任楚州知州。嘉定元年七月十六日，改差充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九月初六日到任。任内升忠州团练使。嘉定六年十月三日，奉圣旨给予宫观职名。至十月十四日罢任。】许俊【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嘉定六年十月十一日奉圣旨，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十月十四日到任。任内因率兵前往安丰军，尽心筹划，保卫边境，训练士卒，修筑疏浚城墙壕沟，制作军器，打造战舰，比其他机构确实更加整备。奉圣旨，特升两级官阶。嘉定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许告老，转任右武大夫、忠州团练使、左骁卫将军。嘉定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差遣提举绍兴府千秋鸿禧观。七月一日离任。】许国【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右屯卫将军，充任鄂州、江陵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任随州知州，兼京西湖北沿边都巡检使，提督随州、枣阳、信阳三城，节制屯戍军马。嘉定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奉圣旨，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八月二十四日到任。同年十月十一日奉圣旨，兼权代理庐州知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抚司公事，任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本路屯戍军马。至嘉定十五年十一月间，差遣提举建康府崇禧观。十二月一日离任。】翟朝宗【武德大夫、高州刺史、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在楚州设置司署，兼同节制屯戍军马。嘉定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圣旨，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权代理庐州军州长官，兼管辖境内劝农、营田事务，任淮南西路安抚副使、马步军副都总管，兼提领并筹办屯田，专门负责筹办、督促修城，节制本路屯戍军马。十二月十七日到任。任内升武功大夫、忠州团练使。宝庆元年六月十九日，奉命特升一级，令暂时回本司。至宝庆元年十月二十六日，授任知閤门事，兼管客省、四方馆事务，提防制造御前军器所。十一月十七日离任。】夏友闻【武节郎、右武卫郎将。宝庆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奉圣旨，暂时兼权代理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职事，管理军马。十二月十六日到任。任内升左骁卫中郎将，转任武德郎。绍定三年四月十九日退休，追赠武略大夫、宣州刺史。】许俊【左武大夫、潭州观察使，主管侍卫马军行司公事。绍定三年十月初八日，依据尚书省札子，暂时兼权代理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司职事。十月初十日交割管理事务，在任内特授潭州观察使。绍定四年九月初三日离任。】夏友谅【武略大夫、忠州刺史、池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绍定四年八月十六日，依据枢密院札子，奉圣旨，因在江西讨捕盗贼中获得胜利、建立功劳，特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九月初三日到任。任内适逢庆寿赦恩，特升武显大夫。又曾提领人马，总统各项节制调遣事务，攻克盱州、泗州，完全收复城池，其功劳突出；奉圣旨特升四级，但尚未等到告身下达。绍定六年九月二十日退休，特赠武功大夫、和州防御使。】李虎【武略大夫、达州刺史、池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改授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绍定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到任。至端平元年六月十七日，兼任光州知州。任内转任右武大夫。端平二年五月十九日回本司，仍任建康都统制，改兼泗州知州。同年七月十五日，改授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鉴【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带御器械，兼权代理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兼任侍卫马军司职事，兼权代理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总统淮西一路军马。端平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任。任内升拱卫大夫、福州观察使，封霍丘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端平三年五月初三日免去兼任职务并离任。】

译王忠【保义郎，特差权代理发遣江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暂时兼权代理建康都统司职事。嘉熙元年三月十五日到任。嘉熙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兼权代理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嘉熙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带行环卫官，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任内带行左卫将军、文州刺史，先后转任武节郎。淳祐二年正月十一日，召赴枢密院禀议。】王福【利州观察使、左武卫上将军，知安丰军，兼管辖境内劝农、营田、屯田事务，任沿边都巡检使，节制本军屯戍军马。淳祐二年正月十二日，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任安丰军知军。任内带行带御器械，封合肥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特授安远军承宣使。淳祐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奉圣旨，仍旧带御器械，任建康都统制。暂时赴枢密院禀议。同年六月十五日，解除安丰军职事。后来依据枢密院札子，奉圣旨暂时驻扎扬州，共同筹办防御事务。淳祐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改授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仍兼任侍卫马军司原有职事。】鄮进【武功大夫、遥郡刺史、閤门宣赞舍人、淮南西路马步军副总管，兼侍卫马军行司中军统制。淳祐四年六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六月十四日奉圣旨，兼权代理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职事。同年七月十八日到任。任内准许告身，授吉州刺史。淳祐七年五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五月十九日奉御笔，授任江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六月初五日离任。】刘全【拱卫大夫、福州观察使、左屯卫大将军、京西南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知防阳军府事，兼管辖境内劝农、营田、屯田事务，充任鄂州、江陵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封随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淳祐五年三月十一日，枢密院下札，奉圣旨召赴枢密院禀议。后来依据枢密院札子，四月十八日奉圣旨，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六月初六日到任。至七月二十六日，依据尚书省札子，三省共同奉圣旨，兼权代理真州知州，节制本州屯戍军马。至淳祐六年闰四月十六日离任回本司。任内准许告身，转授亲卫大夫，加封随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淳祐七年五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五月十九日奉圣旨，授任环卫官，六月初四日离任。】张仲宣【拱卫大夫、扬州观察使、左武卫大将军、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封沈丘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淳祐七年五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五月十九日奉御笔，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同年六月十六日到任。任内适逢明堂大礼赦恩，准许告身，进封沈丘县开国伯，增加食邑二百户。淳祐九年八月初六日退休。】王忠【武节郎、文州刺史、左武卫大将军，任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带行环卫官，左武卫大将军，兼潭州驻扎并办理事务，兼任潭州飞虎亲兵、忠义诸军都统制。后来知枢密院陈大使改授其行府所属全部官属办理结局，王忠随本司解除职务。淳祐九年八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八月十四日奉御笔，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任内先后依据告身转充武经大夫。淳祐十一年八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八月十三日奉圣旨，王忠赴枢密院禀议。】马汝海【武功大夫、閤门宣赞舍人、江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和州宁淮军统制。淳祐八年六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六月十一日奉圣旨，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任。淳祐九年五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五月六日奉御笔，授任池州驻扎诸军副都统制，随后离任。】孙琦【武功大夫、左卫将军、平江府驻扎御前许浦水军副都统制。淳祐九年五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五月六日奉圣旨，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同年五月十九日到任。淳祐十年三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三月二日奉圣旨，带行右骁卫将军。后来依据淳祐十年五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五月十五日奉圣旨，差遣知招信军。】汤孝信【左武大夫、福州观察使、左屯卫大将军、两浙东路马步军副总管。淳祐十年六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五月二十七日奉御笔，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同年六月十五日到任。后来依据枢密院札子，兼总制镇江府殿前司防应军马，暂时驻扎镇江府。淳祐十一年八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八月二十六日奉圣旨，给予宫观职名。】张文彬【修武郎，统制真州军马。淳祐十一年八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八月十日奉御笔，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后来依据枢密院札子，八月十八日奉圣旨，特许带行左骁卫郎将，听从两淮制置大使司调遣。同年九月十一日到任。任内先后转充武翼郎。淳祐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离任。】王德【武功大夫、左屯卫将军，特差淮东制置大使司计议官。淳祐十二年五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枢密院奏报，五月二十一日奉圣旨，特许叙复原有官职，暂时兼权代理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职事。同年六月八日到任。淳祐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奉御笔，授任建康副都统制。宝祐二年正月十九日退休。】

译陈玺【训武郎，江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淳祐十一年八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八月十三日奉圣旨，王忠现赴枢密院禀议，所有建康都统制职事交割给江东总管陈玺兼权代理；陈玺于同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淳祐十一年十二月【日期原文缺载】，枢密院札子。十二月八日奉圣旨，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任内此前因率部兵前往涡河剿贼立功，特升三级，转充武节郎。】汤孝信【左武大夫、福州观察使、左屯卫大将军，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于宝祐二 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任，至宝祐二年九月十四日离任。陈奕【武功大夫、閤门宣赞舍人，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于宝祐二年七月二十五 日到任，至宝祐五年闰四月十九日离任。王鉴【武康军承宣使、沿江制置使司谘议官，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于宝祐三年九月十五日到任。后来改差任京湖宣抚大使司谘议官，宝祐五年七月初十日离任。】智春【武德大夫、閤门宣赞舍人，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于宝祐五年闰四月二十日到任。至宝祐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离任，改任通州知州。】朱广用【武功大夫、右骁卫将军、沿江制置使司谘议官、池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随后改授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于宝祐五年七月十一日到任，至景定元年九月初十日离任。】孙虎臣【武德郎、閤门宣赞舍人，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于宝祐六年十二月十 五日到任，至开庆元年三月十六日离任。钟实【武德大夫、閤门宣赞舍人、淮西马步军副总管，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于开 庆元年三月十七日到任，至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退休。赵国英【武略大夫、两淮制府帐前都统制，授任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于景定元年 二月二十八日到任，至景定元年八月初五日离任。苏才【武功大夫，带行环卫官，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沿江制置大使司计议总统，统领建 康、太平州两郡江面上的兵船，于景定元年六月十八日到任。李海【武功大夫、閤门宣赞舍人、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于景定元年八月初六日到 任。提领江淮茶盐所。嘉熙四年八月，创置制置茶盐使，以户部尚书岳珂担任此职。皇帝亲笔赐给岳珂诏书说：“朕因为边境战事没有平息，国家财政已经告急，想采取变通办法来防备，于是考察先朝旧例，把制置茶盐使的职任交给你。我的意图是断绝私盐贩运，以收回利益权柄；疏通流通盐的渠道，以增加国家赋税；革除苛细征收，以使商人获利。你要竭尽心力体恤国家，不要放松法令，不要徇私情，使收入足以供给朝廷而不扰害百姓，以符合委任和责成的本意。这样朕就嘉许你，这也是设置此司的开始。”淳祐元年五月，岳珂被召回尚书省，制置茶盐使改置提领。江东制置兼徐公鹿卿、孟公防、邓公泳、何公元寿、丘公岳、陈公垲、舒公滋，都以太平州守臣兼任；江东转运兼吴公渊，以太平州守臣兼任，淳祐、宝祐年间共两次任职；马公光祖，淳祐年间以江东转运、淮西总领兼任，宝祐年间又以沿江制置使兼任；后来倪公垕、印公应雷都以转运、总领兼任，陈公绮则以转运副使兼任。岳珂以后，凡由太平州守臣兼领的，便把司署设在本州；不是太平州守臣的，司署都设在建康。淳祐四年四月，颁给奉使印，才正式确定“提领江淮茶盐所”的名称，这就是司署所在地得以确定的缘由。起初，客商贩运正盐、浮盐，每袋收钱二十贯六百文；在真州卖盐而不按资次办理的，每袋收钱一十贯三百文，都称为“助军钱”。客商贩茶，每一长引收钱十二贯三百六十文，每一短引收钱一十贯三百文，都称为“审验钱”，其中另有分列的一项叫“吏禄钱”。凡收取的钱，三成使用三分十八界会子，七成使用十七界会子。又在采石盐场设置秤盘局，以三百二十斤为一袋；草茶以一百二十斤为一长引、一百斤为一短引；末茶以一百二十斤为一长引、九十斤为一短引；超过规定的数量予以没收，并按罪论处。这是岳尚书主持制置时的情况。后来沿袭这些办法，又增设邓步、梅渚两个局，扣收浙盐的助军钱，这是孟运判任内的情况。撤销采石秤盘局，增加收取盐袋助军钱，裁撤邓步、梅渚两个局，这是何运副任内的情况。印发出山由子，在雁荡增设机构并扣收茶叶，这是吴尚书任内的情况。淳祐年间兼领财用分司，于是把镇江榷货务并入本所，又创设采石分司，恢复秤盘局，并创设池口局以及常州、丹阳、上下各局，扣收徽州茶。

译严州等州的草茶运过淮河的，都令其纳钱。又创设宜兴、溧阳两个局，扣收浙盐搭买香引的钱。又创设江州分司：凡上江茶，每一长引收钱二百贯，其中三十贯交入分司，一百七十贯交入本所；每一短引收钱一百七十贯，其中二十贯归分司，一百五十贯归本所，都称为“贴纳钱”。江东草茶的审验钱照旧收取，仍不论长引、短引，每引一律收贴纳钱一百贯。于是茶盐所每年收入比平常增加一倍，财用所的收入也与本所相等。这是舒运判任内的情况。此后提出六项申请：第一，禁止权摄【考察前任任内的情况，往往按照乡里关系、新旧交情分派各局事务，按月按日迎合人情；严重的还私自占用、借补名额，在其中横行。既不把升迁当作指望，也不以职业操守自见，早晚经营盘算，只求攫取财物，像蚂蚁趋向腥膻、苍蝇见到血一样，进入公家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进入私家的却已经多达十倍百倍。各局事务因此无法办理，商旅也更加困苦。现在从马光祖到任开始，各局都差遣现任文武官员，虽然未必能完全保证他们谨慎无过，但凡受到按察、应当谪罚的人，其中若有尽心竭力、公而忘私、廉洁奉职、为官办事者，应当予以荐举。】有违犯法令的，一定要按劾。过去权摄的弊端，一并停止断绝。第二，裁并各局【考察上江的茶、下江的盐，以及其中紧要的汇集转运之处，确实不能不设置机构。分设在此前创置的各个子局，像星罗棋布一样，不分紧要与否，逐月增加、逐日增多。被差遣的官员，下至吏卒，为了填饱无底的欲壑，必定不会只做例行检查，搜罗盘剥无所不至，商旅于是开始遭受这些祸害。现在逐项斟酌，除采石秤、制盐袋、芜湖贴纳、搭引、香斤、检视、批发等局不可废除外，建康、池州、池口、镇江府、丹阳、常州以及无锡、江阴各局，都改由各处州县佐官负责，在本所办理榷货，不再差官专门设置机构。外有宜兴、溧阳，原本是秤盘、浙盐搭卖茶引和乳香的地方；如今浙盐既未发运，上述各局暂且停止，等待以后再行处置。镇江一局只是检察下江草茶，既然官府没有收入，也应当裁并。】第三，订正权衡【考察本所的秤盘和客商的袋盐，正应当使轻重公平，公私两便。此前局官不能洁身奉公，贪污风气互相煽动，每逢客船到岸，先行私下说合，以贿赂多少决定斤两高低；掌秤等人全都使用手法，在秤盘时暗用各种暗号，有的摸下巴、摸头巾，有的摇头、眨眼，只知道逐逐争利，却看不见大局，远近传为笑谈，给商旅造成祸害。】现在马光祖亲自前往采石，召客商上来，当面校正衡器，刻定印记，将此前使用的私秤拿到官府劈毁，务求公私双方都不受亏损。众人都说公平，已经刻板发布榜文作为依据。第四，禁止苛细取索【考察各局旧例，本来是供给官吏及其属员使用，以防止他们苛取。前任任内已经具文申报朝廷，自有成例。近年以来又在此之外创立名目，层层出现，有所谓到岸钱，有所谓住卖钱，又有所谓过局钱，甚至批发茶引时以字号收钱，客人购买、铺户购买也收钱，判状、请印之类也都收钱，其他索求不易一一列举。茶按引计算，盐按袋计算，累积起来不知有多少。自马光祖主持此事以来，已经告诫官吏，将上述弊端全部革除；如有违犯，官员按劾，吏卒判罪发配。已经张榜悬挂在各局，约束办理完毕。】第五，停止发给茶由【查得江西产茶的州郡，客商起运茶叶，既有太府寺发给的茶引，又有分司入山公据以及筒袋印纸、关防，已经十分严密。此前因审验名目，又发给出山由子，实在重复，只是助长通判防范、官吏阻挠和索取，扰害商人的弊端。】现在朝廷新下达指挥，已经把审验并入贴纳，以上所说的由子一律停止发给，已经施行完毕。第六，约束牙侩【查得茶船到岸，按例由牙人担保纳税。无良牙侩却擅自包揽、收取、转倒，把客人的财货作为私家经营资本，以新货压旧货，挪后换前，动辄拖延数年，不归还客商本钱。又有包揽客人应纳官钱而归自己所有，侵占使用，等到客货卖出后再逐次补纳，公私双方都受到损害。马光祖到任后，立即发帖召集在册的官牙，责令其立下罪状保证，不许沿袭旧弊；如有违犯，定当依法施行。】这就是马总领任内的情况，他把采石分司撤销并入本所；陈运副任内又作了调整，其制度规模的沿革大致如此。主管文字一员或二员，由院辖差充任，或者由本所从已任县令的人中选辟；干办公事一员，准备差遣二员；芜湖、采石属官三员，或选辟，或由堂差。官职的设置就是这样。赋税收入有考核优劣，也有劝勉奖赏，都载在法令中。提领建康府户部赡军酒库所。南宋中兴以来，在建康府创设的酒库，行宫一库，本府三库，江东安抚司二库，淮西总领所四库，侍卫马军司一库，御前诸军都统制司十八库，共二十九库。乾道年间，周总领关报朝廷，设置户部赡军酒库所，将二十九库全部并入本所。于是城内设置东、南、西、北、中五库，以及嘉防镇、淮凤台三库；城外设置丰裕、龙湾两库，共十库。到嘉定年间，又在石井、韩桥、湖熟增设三库。淳祐二年，池总领圣夫又把城内八库合并为三库：凤台镇、淮合为一库，东西北及嘉防合为一库，南中合为一库。淳祐十二年，吕总领好问裁省东南西北中五库，城内只设嘉防、凤台、镇淮三库，城外两库仍旧。绍定年间，赵大使善湘又在城外创设防江一库。淳祐初年，吴制使渊又创设激赏防五库，这六库都隶属于沿江制置司。淳祐十一年，吕总领好问申报朝廷，将制置司的六库并入本所，包认每年定额，把防江改为城北库，激赏改为城南库，城西门改为城西库，靖安改为龙湾新库，天禧改为南子库。

译宝祐二年，将城南库、南子库并入丰裕库，将龙湾新库并入旧库。现在每年的收入中，解送缴纳给御前酒库所的有七十五万贯【以下均为十七界官会】，分隶沿江制置司的有七十六万贯，分隶江东安抚司的有二十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一贯四十文，分隶建康府的有一十五万四千四百五十五贯【月份有小尽时，按日数扣除】，分隶侍卫马军司的有二万二千二百七贯七百八十文，分隶御前诸军都统制司的有三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七贯三百九十六文，其余都归入淮西总领所，用作军粮等开支。这就是酒库沿革的大略。提领由总领兼任。主管文字一员。嘉定年间设置，有的由堂除授，有的由本所选辟，并且都由已经担任县令的京朝官充任；任满二年，升一级官阶。干办公事或准备差遣一员。嘉定年间设置，由京选通差充任，也由本所选辟；任满三年，升一级官阶。任期中不足整月的日数，按日计算奖赏，并减免磨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零月〕 酒库监官。乾道七年，每库设置二员。开禧初年，裁减一员，增加使臣五员。嘉定以后，嘉防、镇淮、凤台、丰裕、龙湾五库，都由本所选辟官员；东西南北中五库，则由吏部注差。淳祐十年，裁减东西南北中五库的监官，其余五库的监官仍由选辟充任。任满后，依照条格推定奖赏。籴场监官。嘉定年间设置二员，负责籴买事务。淳祐十年裁减一员。或由有关部门注差，或由本所选辟。任满后，依照条格推定奖赏。都钱库监官。嘉定年间设置一员，负责钱财出纳，由吏部注差。任满后，依照条格推定奖赏。《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六。《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景定建康志》。钦定《四库全书》。《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七，宋代周应合撰。

译官守志第四。各县县令。上元县修筑城防记。秣陵府治管辖上元、江宁两县。明道先生曾任上元县主簿，代理县令事务。他均平赋税，审理诉讼，引导百姓遵守恭敬礼让。观察他处理政务，真有县令的风范；行动之间，其影响流传至今。因此当地的灵光焰彩在近旁各地无可比拟。我的同乡曹君之格，随公文调任此县，恰好得到治理这一百里之地的机会。他仰首想象，仿佛明道先生再次出现，尽职履行道义，舍身为百姓办事。过去的官吏把公事包揽为市场交易，隐瞒欺骗赋税，种种做法都足以成为百姓的祸患。曹君决意全部整顿，彻底查究根源，对百姓的急迫予以宽缓，对官吏则严格要求。经界法不能实行，隐瞒、逃避、寄托、挟带等弊端复杂多端，欺诈的手段无穷无尽。曹君天不亮就坐在听事堂审理事务，核定赋税文书中应缴纳的数额，依据差等订正各户税额。全境都称颂公平；两方争讼同时到庭，往往不离座便迅速裁决。不久，凶险强横之人退缩了，听事的事务逐渐减少，监狱多次空置。于是利用空闲时间，修定倾斜、损坏的建筑，像亭、像堂，纵横交错连接远近门廊、官吏房舍，全部趋于坚固良好，共计不下百间屋宇。县中没有其他多余财力，整治材料、核算费用，全部已经支出。从前县印用铜章磨损，成为县里缺少典章的一件事，历任县令都置之不问，每年还屡次急忙向府中上报。朝廷重新铸印后下发县中，其他比印章更细小的事务，曹君也没有不加以整治的。他安定百姓的心愿将要在任期结束时完成，便派遣使者不辞劳苦前来，请我撰写这篇记。四周百里作为一个县，聚集着万户百姓，他们的欢乐、忧愁、安宁和困苦，难道我手中的权力只是用来执法管束商人，追求在早晚之间办成所谓功利之事吗？如今那些强悍而有决断的人，只说县里亏欠自己，便凭力量压制百姓，唯恐做得不够。回头看那些能够详细考察、深入思考，以今人比照古人，像曹君这样治理县务、使百姓得到安宁的人，我本来没有想到竟能亲眼见到。只见曹君树立匾额，标记墙壁，使人踮脚肃立、低头醒悟而有所思。即使一草一木，也真想加以保护爱惜，仿佛明道先生仍在这里。先生本来认为县政可以通达天下，就题写“政达”来命名我的堂。先生本来认为存有仁爱之心、爱护万物，利益就没有不惠及人的，于是题写“存爱”来命名我的亭。先生的道德和教化周遍于我，正是孔夫子的道德和教化。又因为孔夫子有爱莲的文章，便题写“同爱”来命名我旁边池塘边的亭子。即使匾额折损、道路受到侵扰，根本精神也仍然存在。心中警惕而有所感怀，借他曾在此任职来表彰、激励并尊显他，也借此说明崇尚贤能、治理风俗的根本，开头说这些罢了。这些事情不足以记载吗？怎么能不记？宝祐乙卯日南至，朝议大夫、集英殿修撰、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江万里记。县里设置县令，是为了推行政令并把它施加于百姓。县令有政令，从朝廷下达到部刺史，部刺史用一张纸交给州，州改换一张纸，严定期限下发给县，到了县里便无计可施。事务盘根错节、仓促繁忙，是各种事务责成办理的地方，所以这个职位很难担任。建康是东南一大都会，防守关钥所系，地位比其他州郡重要；所辖县有五个，而上元是城内的县。府中把事务发布给下属，上元总是先行办理，所以比其他县尤其困难。绍兴辛巳年，赞皇人李辟之来任此县县令，开明、刚强而敏捷，处理事务游刃有余。任职不久，敌人逼近淮河，窥伺长江，朝廷大力加强守备。不久皇帝车驾慰劳军队，李公住在江边，督率民兵，巡视营寨；应当加强的防务、谨慎管理的烽燧和军粮，以及千乘万骑、百司庶府所需的帐幕、衣被、粮食、俸廪、薪炭等物，没有一样不准备齐全，首先以办事有能闻名。圣天子召见他，他的奏章恳切，深深切中当时的弊病，于是人人都称颂李公；他不只是才干出众，而且通达事务的宜当之处，不这样是做不到的。有一天，他对我葛邲说：“以前从未刻石记载县令，后来追寻姓名求取，却因为距离现在十多年而已经失传了。自绍兴以来，找到十二人，我将写下他们到任、离任的年月，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你替我把这件事记下来吧。”我葛邲担任本县县丞，长期同李公交往，推辞不掉，于是刻在这块石上。绍兴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右承事郎、知建康府上元县丞、主管学事葛邲记。宝庆续题名记。建业是当今的别都，分为五个属县，其中有两个县的县治设在帅守治所；最大而且最壮盛的，就是上元县。肩负麟符的重任，按例交给近臣；地位、仪貌崇高显贵，不同于一般州郡，却让佩墨绶的县吏早晚在他面前办事，未能充分施展志向，而所治理的地方又壮大如此，确实可见胜任之难。前后到此任职的人，往往都先估量自己的才干然后接受任命，因此在任时多有值得记载之事，离任后也多被百姓思念。旧有丰碑，完整记载姓名；从绍兴到嘉定，次序清楚，足以考察。现在的县令赵公时侨，先前曾任留守大帅，是观文殿学士彦逾的孙子。观文离开此地，将近三十年，百姓对他的德行怀念如同一日之间；然而他们眷恋召棠，不忍砍伐，何况又看到了像贤祖那样的赵公呢？赵公确实具有祖先的风范，约束自己严谨，面对百姓公正；不严厉而威令能够施行，不扰民而赋税催收能够办成。在抚恤教养百姓的空闲时间，把各种废弛的事务都整顿起来，办理政事有条理。从前坍塌的地方如今重新创建，从前狭陋的退食堂如今增建得更加宽敞；又开辟后圃，营造新亭。如果不是县政整齐富裕，怎么能做到这些？第二次考核的期限已经临近，任满更替的日期将到；回头看题名碑，刻字已经遍满，于是命工匠重新制作，记载下来续接前记，便嘱托我作文举撰写这篇文章。我既然有幸同公共事，亲眼见到他的善政，怎敢以文辞浅陋为由推辞？唉！应当在新天子即位初年，把这些事刻在坚石上，以表彰贤者，而孝行列在首位，光明美善，真是可嘉！然而公的本意，并不是要借此自我炫耀。任期循环往复，正好合于时宜。从今以后，在这里任职而歌咏政绩的人，都可以把姓名题刻在这块石头上，这对于后世也算有所补益。总而言之，毁誉是否公允，要过很久才看得出来。将来邑中的老人看到这些姓名，想起这些人，感念他们无穷的遗爱，传播他们永不泯灭的美名。若能如此，即使大书特书，也可以问心无愧了。后来的人，应当以此为鉴！宝庆元年立春日，朝奉郎、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赐绯鱼袋剑津邓文举谨慎记载。徐端辅【右朝奉郎，绍兴二年七月到任】蒋阁祖【右宣义郎，绍兴四年四月到任】赵丕化【右朝奉郎，绍兴五年三月到任】曾恢【右宣义郎，绍兴六年五月到任】吴枢【右朝奉郎，绍兴十年二月到任】吴芑【右宣义郎，绍兴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到任】

译许颂【右承议郎，绍兴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到任，至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任满】胡廷直【右通直郎，绍兴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到任，至二十年二月初七日任满】冯和叔【右承事郎，绍兴二十年二月初七日到任，至二十三年五月初四日任满】黄霖【右通直郎，绍兴二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到任，至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任满】许宦【右承事郎，绍兴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到任，至二十七年二月四日改差，监潭州南岳庙】滕谨【右奉议郎，绍兴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到任，至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任满】李辟之【右通直郎，绍兴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到任，至隆兴二年四月十六日任满】李允升【右从政郎，隆兴二年四月十六日到任，至乾道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罢任】魏楫【右宣教郎，乾道二年九月初一日到任，至五年九月十九日奉旨在都堂审察】方廷瑞【右承议郎，乾道五年十月三十日到任，乾道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任满】苏囿【通直郎，乾道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淳熙二年三月八日任满】赵公崇【通直郎，淳熙二年三月初九日到任，至淳熙四年四月十九日任满】薛裵【通直郎，淳熙四年四月十九日到任，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任满】赵伯晟【奉议郎，淳熙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到任，至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任满】冷世修【宣教郎，淳熙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至十二年七月初九日任满】郑若容【奉议郎，淳熙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到任，至十五年八月一日任满】王允蹈【宣教郎，淳熙十五年八月初二日到任，至绍熙二年八月十九日任满】姜楷【奉议郎，绍熙二年八月二十日到任，至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任满】程阜【奉议郎，绍熙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至庆元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请急难假离任】方楷【景祐初年释褐，历任三职，因考核成绩升任卫尉寺丞，任江宁府上元县知县。他曾亲自捕获群盗，却不接受奖赏，说：“我是县令，只是在替天子履行职务罢了，有什么功劳呢！”欧阳文忠公曾作《送方希则序》，对他期望很高，大概是赠给方公的文章。后来乾道丙戌年，方公的曾孙、名滋者以敷文阁待制身份镇守金陵；又过了三十年，五世孙叔恭又四次任此县，并将姓名题刻其上。偶然遗漏了任满和离任的年月日，应当在庆历、皇祐年间，姑且摘录大略，附在左边】方叔恭【奉议郎，庆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到任，至五年四月十二日任满】莫柯【奉议郎，庆元五年四月十三日到任】郑缉【宣教郎，嘉泰二年五月初三日到任】扈卞【奉议郎，开禧元年五月二十日到任】赵希苍【通直郎，开禧元年闰八月初九日到任，至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改差制机】史复祖【宣教郎，开禧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至嘉定二年五月初四日任满】戴槩【承议郎，嘉定二年五月初四日到任】栁说【宣教郎，嘉定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到任，至七年六月初九日任满】洪圭【奉议郎，嘉定七年六月初九日到任，至十年八月初三日任满】司马述【宣教郎，嘉定十年八月初三日到任，至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改任宁海军签判】叶宰【宣教郎，嘉定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到任，至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任满】赵时侨【嘉定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到任，至宝庆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任满】赵崇健【宣教郎，宝庆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任，至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任满】奚抚【通直郎，宝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任，至绍定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任满】钱逄【通直郎，绍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至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任满】楼淮【奉议郎，端平元年二月初六日到任，至嘉熙元年四月十三日任满】丰云昭【通直郎，嘉熙元年四月十三日因句容两次调任而到任，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改任通判建 康府】戴宗昭【奉议郎，嘉熙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至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改任建康府通判】蒋孝参【奉议郎，嘉熙四年二月初二日到任】谭谷【宣教郎，嘉熙四年六月十六日到任；淳祐二年四月十五日，沿江制司发布文书，随该司解任】陈夣高【奉议郎，淳祐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至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任满】赵若珫【宣教郎，淳祐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到任】王旦【通直郎，淳祐七年十月十五日到任，至十年十月二十日任满】陶夣桂【淳祐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到任】曹之格【承事郎，淳祐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到任。宝祐元年二月转任宣义郎，二年闰六月转任宣教郎。三年五月向省部申报，获发一枚新铸官印，印文为“上元县印”。同年十二月调任无为军通判】陈寅【宣教郎，宝祐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到任，至六年十二月望日任满】许钥【通直郎，宝祐六年十二月望日到任，至景定元年五月改任添差临安军府事通判】钟蜚英【奉议郎，景定元年八月到任】

译江宁县苏魏公所作《题名记》说：县令题名，旧时没有传承。苏颂刚到任时，认为这不是便利百姓的当务之急，尚未抽出时间经营。一天，乡民有争讼田地的，诉状牵连数家，都来到庭前，纷纷辩论争执，起初无法裁决。询问田契约据，都说已经丢失；询问最初转移承受的时间，都说记不清了。他们能说的，只是某县令任内曾处理某事，直到某县令所治理的邻乡，正是某人祖先受田登记的年份。县中有版籍，大概记载着这些事。于是追查这位县令任职的年份，但邑中的胥吏都说不出来。便替他们搜集查阅数十年的簿书，才看见那位县令的官职和姓名。查阅版籍，果然找到了争讼田地者祖先的姓名，详细记载了某地的田数，侵占冒领者于是理屈词穷。苏颂因此感叹说：过去任官的人，离任后留下姓名，在府寺记录年月，难道只是好事者所为吗？这也是有道理的。这场诉讼，正因为查到县令的官职姓名，才得以确定争讼发生的年月；又因为版籍，才知道百姓事情的真伪。版籍虽然完备，百姓却不能说出年月；县令虽然离任，百姓仍能说出他的治理事迹。因此，县令离任后在后面题名，并非对治理毫无益处。于是依次列出历任县令的官称和姓名，从开宝年间李氏离开国郡邑、归于职方并开始任命王官起，到庆历六年为止，共七十年，历经三十八任县令，而我接任其后。于是命人磨制石碑，记下历任交接的次序，把它嵌置在听事厅的墙壁之间，并不只是为了记录年月。又想到那些任职治事的人，坐在宽敞的官署里，享受丰厚俸禄，借助天子的威刑，依据簿籍治理政事；如果不能勤勉自身，督察簿书事务，平心静气地处理人口诉讼，恐怕并不是朝廷设置官职、划分职责的本意。何况这里是江宁这样的邑，紧密依附于大府，号称望县；辖地东西南北方圆百里有余，编户超过两万，而开年后逃亡尚未归籍的将近一千；按人口计算，约为户数的一半，登记在劳役和胥徒名下的又将近三十分之一。赋税徭役的轻重，货财的转运使用，兼并势力的强弱，纷争是非的曲直，大概每天都有，全都系于长民者的裁决。假如处理失当，百姓就会实际受害，负责治理的人怎能不对此用心？所以我因记录年月而进一步议论政事，又把命人办理此事的缘由写在左边，将用来告诫各位民官，希望他们专心处理民务，不要让百姓只说“某县令曾治理某事”，却没有别的可告知后人。姑且等后来的人来听理政务；这不只是警戒后来者，也是用来警戒我自己。这样，每天登上此堂接受诉状时，举目看见它，就会说：“前些日子的某件事，就是这个人办理的。” 如果说某位县令没有治理好，那么我所处理的弊端就一定会仔细复核他的说法，探求其中实情，也希望达到合理的结果，稍稍减轻自己的责任。淳熙《壁记》说：古人记事附系年月，这大概就是设置本官治事壁记的由来吧？难道不是承袭古制吗？自己写记是讨好自己，代人撰写是讨好别人。有人说，《春秋》的宗旨在这里就被弃置于地了，固然如此。若想叙述治道，区别贤能与不肖，以训诫后人，那么应该由谁来写？也不过奉诏记载兴废，列出姓氏罢了。江宁是有名的县，始建于晋太康辛丑年，历经宋、齐、梁、陈、隋、唐及五代，共六百四十五防，到本朝天禧二年，才用这个名称建府。中间县名废置更易不止一次；中兴以来，这里是行殿所在之地，人口众多、事务繁剧，县令的责任更加不轻。历阳张伯子来到这里，任职已经三年，得到历任县令姓名、年月日的记载，自乐君以来直到如今共二十二人，于是刻石嵌置在官署墙壁上；记事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唉！设置官职本来是为了百姓，官职上下相通，而县令尤其接近百姓，谁比县令更容易直接治理他们？如今江宁有县令，阅历年月超过七百年，曾在这里任职的人有多少？能够有记载传到今天，有缘由而且姓氏得到流传的，却寥寥无几。俯仰之间，谁能不对此有志呢？如果有志于此，百姓就能各得其职，而县令本人反倒不必参与其中；至于我就不知道了。至于能否流传，也不取决于有没有壁记。然而雕屏铭几，大概终究不能彰明吧？张君嘱我为它作序，我恭敬地替他写下。伯子名孝伯，淳熙甲辰冬至日，同郡龚敦颐记。绍定《壁记》说：江宁官署过去有壁记，创立于淳熙甲辰年，时间久了，石上的题刻几乎已经刻满。宝庆三年夏天，建安刘君来到这里，任期届满、政绩完成，于是刻石接续在左边。金陵是帝王之州，江宁是京畿赤县。考察前记，行殿所在之地人口众多、事务繁剧，县令的责任更加不轻。当时沿江还没有设置制司；自从制府大规模建立，承受调发和差遣，于是事务更加繁多，那么担任县令的人，岂不是比从前更加不轻松吗？责任越重，承担这种责任就越困难。如今竟然空缺而不续刻，那么在此以前，其间有贤能有才干的人，或许不能留下姓名；在此以后，人们将据此观察后来者是否贤能有才干，却没有凭证。这样，壁记果真可以空缺而不续刻吗？这篇记，并不只是记录年月罢了：某人于某年某月到任，那么某年某月的县政是否得到治理？百姓是否没有受到扰害？若是如此，人们一定会说：某人果然贤能而有才干。天下有共同认可的是非，人心有共同认可的好恶。继任县令的人，将没有不奋发努力、以贤能有才自期，并使后人看待今天如同今天看待前人那样。那么，江宁的百姓不就更加幸运了吗？这正是刘君最深切的愿望，也是这篇壁记得以续刻的原因。刘君名垕，是尚书文简公的儿子。他治理政事平易慈祥，不扰民而能办成事务。制府认为他贤能，向朝廷报告，于是让他兼任幕府职务。绍定己丑九月十六日，宣教郎、行国子正董洪记。乐【姓名缺失】朝请郎，绍兴元年到任】朱举直【修职郎，绍兴三年到任】盛瑺【宣教郎，绍兴六年到任】张昌【奉议郎，绍兴九年到任】臧梓【宣教郎，绍兴十一年到任】苟绅【奉议郎，绍兴十二年到任】叶义问【宣教郎】曾譓【朝奉郎】姚劭【宣教郎】窦安国【右承事郎，绍兴二十年九月到任，至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任满】曾浩【右朝奉郎，绍兴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至二十六年十月初九日任满】洪□【左承议郎，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初十日到任，至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任满】陈希平【右宣教郎，绍兴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任，至三十二年正月退休】喻仲远【左宣教郎，绍兴三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到任，六月四日退休】

译张椿【右从事郎，绍兴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到任，隆兴元年十月改差为四川制司干官】赵彦恂【左宣教郎，隆兴二年三月十七日到任，乾道二年八月十五日任满】陈旵【右宣教郎，乾道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至四年七月内罢任】何作善【右宣教郎，乾道四年十月十七日到任，至八年四月十九日任满】葛郛【右奉议郎，乾道八年四月二十日到任，至淳熙元年七月十八日任满】赵伯涣【宣教郎，淳熙元年七月十九日到任，至三年七月二十日任满】章騆【通直郎，淳熙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任，至五年十月初三日任满】赵善兴【奉议郎，淳熙五年十月初四日到任，至九年正月十九日任满】张孝伯【奉议郎，淳熙九年正月二十日到任，至十二年二月初四日任满】曾炎【通直郎，淳熙十二年二月初五日到任，至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任满】虞汝翼【承议郎，淳熙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任，至十二月初八日丁忧】裘▯祖【宣教郎，淳熙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至绍熙三年五月初三日任满】陆峻【承议郎，绍熙三年五月初四日到任，至庆元元年十月十二日任满】刘履忠【奉议郎，庆元元年十月十三日到任，至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任满】于倬【通直郎，庆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到任，至嘉泰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任满】杨九鼎【通直郎，嘉泰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任，至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丁忧】何中寔【嘉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到任，至开禧二年七月奉文书暂代庐州通判】冯必大【开禧三年五月初一日到任，至嘉定元年五月二十五日退休】潘槱【宣教郎，嘉定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任，至二年九月初八日丁忧】徐▯年【宣教郎，嘉定三年正月初一日到任，至六年正月改任监建康府权货务都茶场】胡林卿【宣教郎，嘉定六年二月十九日到任，至九年四月十六日任满】莫光朝【宣教郎，嘉定九年四月十七日到任，至十年十一月十七日退休】王大临【宣教郎，嘉定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到任，至十四年四月初十日任满】季端谊【宣教郎，嘉定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到任，至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任满】潘子高【宣教郎，嘉定十七年五月初十日到任，至宝庆三年五月初九日任满】刘垕【奉议郎，宝庆三年五月初十日到任，至绍定三年六月初八日任满】陆衍【朝奉郎，绍定三年六月九日到任，至六年六月十日任满】周大昌【通直郎，绍定六年六月十一日到任，至端平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任满】惠孔时【宣教郎，端平三年十月十七日到任，至嘉熙二年八月任满】王圭【通直郎，嘉熙二年八月初六日到任，至淳祐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任满】赵与稀【奉议郎，淳祐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到任，至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任满】钱谦孙【通直郎，淳祐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任，至七年十二月初三日，被征召任滁州通判】赵崇镣【宣教郎，淳祐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至八年六月十六日丁忧】孙榟【宣教郎，淳祐八年八月初一日到任，至十年八月初二日退休】曹庭褒【奉议郎，淳祐十年八月初三日到任，至宝祐元年八月七日任满】赵崇耑【奉议郎，宝祐元年八月初十日到任，至三年十二月十日退休】叶信厚【宣教郎，宝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至四年十月六日因避亲属任职而离任】赵希瓍【宣教郎，宝祐五年正月初五日到任，至六年十一月因父亲去世服丧】林晖【宣教郎，开庆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王镗【宣教郎，景定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句容作为县邑，历史十分久远。自汉代以来，不知有过多少县令、县长。江左号称近畿三品佳邑，选任官员尤其受到重视，但姓名能够流传下来的大概很少。偶尔有载入史册、见于碑版的，也只能数出一二人。当代有名望、有长德的人，难道没有曾任此县县令却没有留下显赫名声的吗？传记所遗漏的，便湮没无闻了。这样看来，题名确实不可缺少。国朝建炎以后，旧有记载已经不存在。隆兴初年，岑人宏君于是立碑，找到晋代以下六人、元丰年间一人、建炎以后十三人。不久，石碑毁坏并被丢弃。敏德到县任职两年，才得到它的拓本，于是重新广泛搜访，却没有可供考察的载籍。先向石碑寻求，又向故老询问缘由，另外找到前代五人，以及太平兴国至宣和年间八人。从岑君以后，又找到七人，一直到敏德本人。于是磨石刻录，今后听事厅中便有可供考查的记录了。至于遗漏之处，还要寄望于后来的君子。淳熙十五年正月二日，承议郎、知县事姑苏黄敏德记。刘超【晋人】　　　　　孙谦【宋人】颜继祖【宋人】买希镜【齐人】周洽【齐人】杨延嘉【唐人】岑植【唐人】　　　　　王昕【唐人】李哲【唐人】　　　　　吕倕【唐人】邵金迈【伪吴人】韩继闳【南唐人】查文直【南唐人】王玄【南唐人】宋籍【太平兴国三年以下，均属本朝】马庄【将仕郎、守大理评事】曹从寿【咸平四年】祖岳【咸平四年】方峻【朝奉郎、太常博士，皇祐元年】丘濬【景德年间，卫尉寺丞、知县，补筑占星台】袁毂【熙宁十年】叶表【将仕郎、秘书丞，元丰二年四月】真元弼【宣德郎，元丰五年】游冠卿【承议郎，元祐二年】

译杜绍【承奉郎、武骑尉，兼崇禧观，绍圣年间】滕及【通直郎，崇宁元年】李琳【奉议郎，宣和五年】董苹 马仲宣【朝奉郎、尚书员外郎，政和年间】黄唐傅【政和八年】刘子佾【右承议郎，绍兴三年】孙时升 刘识　　　　　　　范振【绍兴七年】邹惟叙【右承议郎，绍兴十年】宗防【右承事郎，绍兴十三年】汤遐年【右承奉郎，绍兴十七年】陈孝逸【右宣教郎，绍兴二十年】龚涛【绍兴二十四年】赵不怯【绍兴二十六年】胡维【绍兴二十八年】施兴祖【绍兴三十年】范卣【左奉议郎，绍兴三十二年】岑乂宏【右奉议郎，隆兴元年】葛郇【通直郎，乾道四年】慕容邦用【乾道七年】陈文琥【右宣教郎，乾道八年】朱光弼【淳熙元年】赵善言【承议郎，淳熙三年】俞泂【宣教郎，淳熙七年】向溉【奉议郎，淳熙十年】黄敏德【承议郎，淳熙十四年】孟益【淳熙十六年】张斗南【承议郎，绍熙元年】叶谦之【绍熙三年】钱师元【奉议郎，忧元元年】赵时侃【承务郎，庆元四年】齐砺【朝奉郎，嘉泰元年】江公亮【通直郎，嘉泰四年】朱拱臣【奉议郎，开禧年间】孙乾曜【承议郎，嘉定四年】魏熹【通直郎，嘉定七年】赵希爽【承奉郎，嘉定十年】施沆【通直郎，嘉定十三年】王通【奉议郎，嘉定十六年】张偘【通直郎，宝庆二年】丁宗魏【绍定二年六月十八日到任】吴淇【绍定三年四月初十日到任，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任满】赵熙【绍定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端平三年十月初十日任满】丰云昭【端平三年十月十一日到任，嘉熙元年四月十三日两次调任上元知县】王之经【嘉熙元年四月十四日到任】蔡誉【嘉熙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到任，淳祐二年正月初八日任满】丁埴【淳祐二年正月初九日到任】张榘【淳祐五年三月初二日到任】赵汝挛【淳祐八年二月十二日到任，十一年三月初八日任满】吴衍【淳祐十年三月初九日到任】恵昌【寳祐元年六月十一日到任】赵孟铣【寳祐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三年正月初三日授任大理评事】奚李虎【寳祐三年四月十七日到任】赵汝档【宣教郎，寳祐六年六月十五日到任】史十之【通直郎，开庆元年四月初九日到任】朱頴逹【廸功郎，景定二年四月十五日到任】溧水县防壁记。秣陵号称江左重镇，中山是秣陵的壮丽大邑。溧水县设置于隋开皇年间，历任县令已经很多了。本朝绍兴己卯年，荆南唐永夫开始追记前任县令的姓名，从皇祐壬辰年起，共四十一人，刻在石碑和墙壁上，以彰显往昔、留传后世。吴兴刘季高为此撰文作记。嘉定庚辰年岁末，我来主管本县。自己生性迟钝、才力低劣，早晚勤勉自励，惭愧不能赶上前任的万分之一。回头看墙上的记文，横竖广狭、纵横直曲，继唐永夫之后的县令只有二十四人，而题名已经几乎遍满。想到这里，即使想因陋就简，也不行了。于是到别的山上寻访石料，命工匠重新刻碑，立在便防左边。碑面既扩大又增高，以等待后来者，仍有很充足的余地。唉！唐永夫刻石时，距我主管本县屈指算来正好六十年。其间的更替，难道是有定数的吗？刘季高替唐永夫作记时曾说：“前人创作此碑，并不是没有原因，只是想让后人知道他们的是非贤否，辨别应当取舍罢了。”我虽然不才，请让我遵奉这句话，并且把它记录下来，以勉励后来者。又过了两年，壬午年四月十六日，苕川史改之记。李叔轲【皇祐四年四月到任】史良【至和二年四月到任】詹彦光【嘉祐二年四月到任】皇甫辽【嘉祐四年四月到任】张维【嘉祐六年四月到任】刘处约【治平元年三月到任】毕仲逹【治平二年四月到任】闗杞【熈寕二年四月到任，三年正月授任广西常平】孙汲【熈寕三年四月到任】张绶【熈寕六年四月到任，八年四月改任】傅传正【熈寕八年八月到任】张谔【元丰元年十一月到任】周邠【元丰四年四月到任】张常【元丰六年九月到任】葛讽【元祐元年九月到任】孙廷臣【元祐五年十一月到任】周邦彦【元祐八年二月到任】何愈【绍圣三年三月到任】曹裕【元符二年七月到任】李楶【崇寕元年十一月到任】刘显【崇寕二年十一月到任】江公明【崇寕三年十二月到任】

译纪霖【大观元年十二月到任】张华【大观四年九月到任】蒋巘【政和三年八月到任】高举【政和六年九月到任】邹雱【宣和元年十一月到任】刘摭【宣和五年四月到任】林彭年【宣和六年二月到任】张知刚【靖康元年十一月到任】髙尧明【绍兴元年十二月到任】汤克忱【绍兴四年二月到任】徐端辅【绍兴六年九月到任】李朝正【绍兴七年十一月到任，十年四月被召回】章借【绍兴十年十二月到任，十二年正月改任】胡慤【绍兴十二年二月到任】姚耆宗【绍兴十五年二月到任】朱抟【绍兴十八年十月到任】薛衮【绍兴二十一年十二月到任】李文开【绍兴二十四年十二月到任】苏楷【绍兴二十六年五月到任】唐锡【绍兴二十九年二月到任】刘授之【绍兴三十年八月到任】李衡【隆兴元年十月到任，乾道二年十月再次任职，乾道三年九月被召回】陈嘉善【乾道四年三月到任，七年三月任期届满，由人接替】梁公永【乾道七年四月到任】程闻一【乾道九年正月到任】庄璋【淳熈二年正月到任】司马僖【淳熈三年六月到任】强焕【淳熈五年七月到任】王衎【淳熈七年九月到任，十年十一月任期届满】方仲忽【淳熈十年十一月到任，十四年二月任期届满】李泳【淳熈十四年三月初六日到任】张韺【淳熈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到任】呉友闻【淳熈十六年七月四日到任，绍熈三年七月九日任期届满】赵善誉【绍熈三年七月九日到任，庆元元年七月任期届满】陈楠【庆元元年七月到任，三年九月任期届满】赵希琦【庆元三年九月到任】张攀【嘉泰元年二月初二日到任，嘉泰四年二月初一日任期届满】蔡康【嘉泰四年六月初二日到任】张详【开禧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到任，嘉定三年十月十五日任期届满】汤诜【嘉定三年十月十六日到任，六年六月十二日任期届满】俞迁【嘉定六年六月十三日到任，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任期届满】刘允武【嘉定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李知新【嘉定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任期届满】史改之【嘉定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奉省劄授任评事】汪仁荣【嘉定十六年三月初九日到任】陈洽【嘉定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寳庆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通理任期届满】向立【寳庆元年十二月初七日到任】黄普【寳庆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绍定元年七月初二日通理任期届满】史弥巩【绍定元年十月到任，四年十二月任期届满，由人接替】卫社【绍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后来因为两位通判都是亲族，奉部符任满离职】顔俨【端平元年四月十八日到任，二年四月九日磨勘后转任承议郎，三年四月十七日完成两考资序】因避亲而离任，后来奉省劄改任淮东制机】辛延【端平三年七月内到任，至嘉熈元年十月内奉省劄改任安边所干办公事】王俦【嘉熈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三年七月内磨勘后转任奉议郎，四年闰十二月初八日奉省】劄改任主管临安府城南左厢公事】李以申【淳祐元年正月十八日到任】张楩【淳祐三年七月二十日到任】赵崇乗【淳祐四年六月初四日到任，淳祐五年二月磨勘后转任奉议郎，淳祐七年六月二十七 日任期届满】刘棻【淳祐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八年八月因磨勘转任奉议郎，九年七月初十日改赐绯鱼】袋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任期届满，由人接替】赵希岗【淳祐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任，十一年六月磨勘后转任承议郎。寳祐元年九月二十三 日任期届满，由人接替】乔进孙【寳祐元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任，当年十月磨勘后转任通直郎，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任期届满。十月二十六日，奉省劄，特意差遣为通判无为军，补任现有空缺】汤卿月【寳祐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任，六年十二月内因磨勘转任奉议郎，开庆元年十月二 十九日任期届满，由人接替】朱南杰【开庆元年十一月初一日到任，景定元年六月在任时改任清流知县】潘岿之【景定元年六月十八日到任】溧阳县题名。溧阳原本是秦代设置的县，计入版籍的户数超过二万户，辖境横跨三百里，长期隶属于建康。县城距离所属上级越过数个驿舍还很遥远，偏僻而孤立，四面都是湖山，旧有狡悍的风俗，号称难以治理。宋德与神灵的教化向南传播到江表，百姓长期受到陶冶沐浴，又有端正贤良的人相继担任县令，用道义来磨砺他们，用正道来驯服他们，如今的风俗才变得恭敬诚厚。各家都有贤良子弟，开始争相奔赴学校，庭院中的诉讼日益稀少，荒地每天得到开垦，才俊中乐于行善的人也出现了。这不正是前后任县令勤于教化、使风俗逐渐改变的结果吗？我杜于能才学浅薄、没有专长，对事理多有不明，任官将近两周年，却竟享有安闲简静的名声，逃脱了旷职被贬的罪责，这实在是承蒙前贤的功德深厚。想要看到那些前贤，考察已经成就的事业，铭记并昭示他们显赫的姓名，于是召集、访求旧日属吏，按次序把他们登记下来。从开寳年间李氏归朝以后算起，到如今担任本县县令的，大约有二十八人。把姓名题刻在右边；至于他们施政是仁厚还是鄙薄，操守是清廉还是浑浊，拿这些去询问本地百姓，应该不会有虚假吧！哪里还有闲暇置评呢？庆厯五年五月日，大理评事杜于能序。平陵隶属于建康，是个大县；疆域里程的广大偏僻、户籍的繁多、风俗教化的厚薄，以及官吏百姓的善恶，前篇序文已经叙述得很详细了。

译癸卯年，宫舍周侯担任县令的第二年，政事治理已经完成，公务闲暇，任期将近届满，于是对属吏说：杜公当初提议题名并刻立，只恐怕时间久了会漫漶毁灭，无法传给后人观看，因此命令把它刻在坚贞的美石上，安置在廊庑之中，以告知后来者。随后便刻成了。唉！我们的百姓中有离任后思念县令的人。思念却不能再见，只能追想、仰慕他的遗迹；遗迹尚且有保存下来的，难道这种思念可以忘掉吗？这也是长官把德政传之后世的深意吧？嘉祐八年九月日，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守县尉杨照后序。朝散郎、守太子中舍、知县事、赐绯鱼袋周景纯立石。设置题名碑，是为了记载过去、传示后人，这个县也有这种做法。它创始于杜县令，周县令继承了它。然而旧石年代久远而且损坏了，如今县令考按图籍、查考遗迹，找到近二十年来旧任县令的政绩、爵位、里籍和姓名，另行刻在石上，以接续杜、周二公最初的志愿。绍兴戊寅年七月望日，右从事郎、主簿黄湛记。右通直郎、知县事吕文中重立石。溧阳作为县，其建置沿革都详载于图籍；当地风俗和治理情形则见于旧记，这里不再赘述。子遹私下奇怪的是，县令的职位在尚书左选中长期空缺，动辄经过多年，却没有人过问。大家都说：浙江以南那个地方，名声向来是最难治理而且事务最繁重的地方了；然而规制还在，只要稍微施展敏捷的手段，就可以立即治理好。过去人们畏惧它，竟然轻视到这种程度。这个县的难处，本来就应当超过天下最繁剧的县邑；而且弊病衰败、贫困枯竭，纲纪完全松弛，这怎么还能重新治理呢？子遹没有估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却慨然奋发地说：“天下难道有不能治理的县吗？”于是甘愿接手别人所抛弃的地方，独自先乘小船前往，低头就任，亲朋没有不嘲笑责骂他的。到任那天，县城就像破败的船、毁坏的房屋一样，完全无法支撑。于是他曾经历尽险阻，含忍羞辱，操守坚定，具备足够的顽强坚忍，过了一年半，才开始能够除掉祸害、铲除奸邪，各项制度也逐渐建立起来。于是才有意续刻题名碑。从李抚州以下，找到四个人，都是对本县有功的人，于是叙述他们任职的年月并刻在碑上。子遹实在是狂妄平庸之人，却有幸把自己的名字附列在碑后；天下最没有才能的人，难道还有比子遹更差的吗？子遹尚且能够这样竭力施为，如果有才干而贤能的人来治理，那么所费力气应当更少而功效加倍；这样看来，溧阳的风俗本来就醇厚，县邑也并非难以治理。消除天下人的疑惑，洗刷本县的诽谤，请从子遹开始。嘉定十三年十月甲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阳县、主管劝农公事、山阴陆子遹记并书。潘干【后汉光和年间】王舒【东晋初年】阮裕【东晋时期】阮崇【东晋末年】禇球【齐代】萧某【梁元帝时期，《南史》说萧溧阳，马虽老了仍然骏健】乔翔【唐开元十七年】郑晏【与李白同时代的人】王时楙【大厯六年见于太虚观钟上的刻文】柳均【见于旧县防碑】季操【贞元年间，与孟郊同时】李寂【朝议郎，开成二年】史寔【银青光禄大夫，天祐三年】郭延沼【南唐升元三年，银青光禄大夫】王真规【朝议郎，保大十四年】李运【开寳年间任县令，当时正值李氏归朝之初】张宗敏【任职四年】董▯正【秘书丞】姜公绰【大理评事，任职三年】王保衡【任职四年】夏侯戬【淳化五年任登仕郎，任职三年】李濬【秘书丞，任职三年】李拱【太常博士，任职三年】成悦【著作佐郎，任职三年】董术【秘书丞，任职三年】宋武【试校书郎，任职三年】萧楚材【殿中丞，任职三年】李昭素【职方员外郎，任职三年】孔昭亮【秘书丞，任职二年】李昌震【任职二年】郑南【登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天圣二年】王简【太常博士，任职二年】宋正已【苏州观察支使，任职六月】查咏之【大理寺丞，任职二年】苏叟【任职三年】孟造【卫尉寺丞，任职五月】王梦臣【大理寺丞，任职一年半】窦简【大理寺丞，任职三年】章资【大理寺丞，任职二年】蒲延熈【大理寺丞，康定二年四月到任，庆厯二年五月任期届满，由人接替】冯旦【卫尉寺丞，庆厯二年十月到任，四年九月任期届满，由人接替】蒋秘【著作佐郎，庆厯四年九月到任，五年五月任期届满，由人接替】杜于能【大理评事，庆厯五年十月到任，八年四月任期届满，由人接替】孙薰【卫尉寺丞，庆厯八年四月到任，皇祐二年二月任期届满，由人接替】查宗闵【任太子中舍，皇祐二年四月到任，皇祐四年十二月任满交替】章怜【任秘书丞，皇祐四年十二月到任，至和二年十二月任满交替】真昺【任朝奉郎，代理太子中舍。至和二年十二月到任，嘉祐三年八月任满交替】丰有孚【任太子中舍，嘉祐三年十月到任，嘉祐六年十一月任满交替】周景纯【任太子中舍，嘉祐六年十一月到任，嘉祐八年十月任满交替】吴君平【任秘书丞】；钟离景圭【任太子中舍】；方仲谋【任大理寺丞】；雷豫【任大理寺丞】高初【任著作佐郎】；罗彦辅【任秘书丞】周伯玉【任著作佐郎】；葛苹【任宣德郎】郭瑑【任奉议郎】；项瞻【任宣德郎】何康直【任右宣德郎，元祐二年三月到任】吴勉【任右通直郎，元祐五年四月到任，元祐八年十二月任满交替】张康孙【元祐八年十二月到任】黄长彦【任奉议郎，绍圣四年三月到任，元符三年四月任满交替】刘淮夫【任奉议郎，元符三年四月到任】李车【任通直郎，崇宁三年四月到任】龚弁【任宣教郎】万阐【任通直郎，大观三年十月到任，政和二年十月任满交替】郑骧【任承议郎，政和二年十月到任，政和六年十月任满交替】袁黻【任通直郎，任职一年五个月】曾谘【任通直郎，宣和元年四月到任，宣和五年七月任满交替】胡似之【任通直郎，宣和五年七月到任，靖康元年八月任满交替】王棠【任左奉议郎，靖康元年八月到任，十一月因母丧离任】

译杨邦乂【任左奉议郎，靖康元年十一月到任，建炎三年八月改任建康府通判】沈棠【任右宣义郎，建炎三年九月到任，绍兴二年五月任满交替】赵公白【任左奉议郎，绍兴二年五月到任，绍兴四年七月任满交替】许嘉谋【任右承事郎，绍兴四年七月到任】吴洵武【任右宣义郎，绍兴六年二月到任，十一月改任潭州南岳庙监】孙汝翼【任左宣教郎，绍兴七年五月到任，绍兴八年正月改任台州崇道观主管】何几先【任右修职郎，绍兴八年三月到任，绍兴十年九月任满交替】李孝恭【任右朝散大夫，绍兴十年九月到任，绍兴十三年十月任满交替】王升【任右承议郎，绍兴十三年十月到任，绍兴十四年十月因避亲属关系而罢任】韦能定【任右承议郎，绍兴十五年四月到任，九月因避亲属关系而罢任】施祐【任右承事郎，绍兴十五年十一月到任，绍兴十九年三月任满交替】冯廸德【任右承议郎，绍兴十九年三月到任，八月罢任】周淙【任右通直郎，绍兴二十年十月到任，绍兴二十二年六月改任江东抚干】章锷【任右宣教郎，绍兴二十二年九月到任，绍兴二十三年八月以通理任满罢任】黄绎【任左朝奉郎，绍兴二十三年十二月到任，绍兴二十七年三月任满交替】吕文中【任右通直郎，绍兴二十七年三月到任】蒋晔【任右通直郎，绍兴二十九年九月到任，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改任提辖行在杂买务杂赏场】；翁翊臣【任左奉议郎，绍兴三十二年三月到任，隆兴元年四月改任台州崇道观主管】；李鼐【任右宣教郎，隆兴元年九月到任，乾道元年八月罢任】陈苍舒【任右通直郎，乾道元年十一月到任，乾道五年四月任满交替】喻仲迁【任右通直郎，乾道五年四月到任，乾道八年正月因母丧离任】赵利【任右通直郎，乾道八年四月到任，淳熙元年八月任满交替】刘珪【任通直郎，淳熙元年八月到任，淳熙三年八月任满交替】周世修【任通直郎，淳熙三年八月到任，淳熙五年九月任满交替】高时【任奉议郎，淳熙五年九月到任，淳熙八年十一月任满交替】沈纶【任宣教郎，淳熙八年十一月到任，淳熙十一年十一月任满交替】邓埏【任通直郎，淳熙十一年十一月到任，淳熙十三年七月罢任】周煓【任承议郎，淳熙十三年八月到任，淳熙十六年八月任满交替】陈楠【任宣教郎，淳熙十六年八月到任，绍熙二年四月任满交替】魏冲【任承议郎，绍熙二年四月到任，绍熙五年四月任满交替】李卞【任朝散郎，绍熙五年四月到任，庆元三年四月任满交替】苏石【任奉议郎，庆元三年四月到任，庆元四年六月罢任】方桷【任通直郎，庆元四年九月到任，嘉泰元年十二月任满交替】赵賛夫【任奉议郎，嘉泰元年十二月到任，嘉泰四年任满交替】陈仲逵【任承议郎，嘉泰四年十一月到任，嘉定元年正月任满交替】钱重【任奉议郎，嘉定元年正月到任】李大原【任宣教郎，嘉定二年五月到任，嘉定五年七月任满交替】王棠【任通直郎，嘉定五年七月到任，嘉定八年七月任满交替】施灮【任通直郎，嘉定八年七月到任，嘉定十年四月离任】褚孝锡【任奉议郎，嘉定十年五月到任，这年冬季奉祠】陆子遹【任承奉郎，嘉定十一年正月到任，嘉定十四年四月任满交替】林演【任宣教郎，嘉定十四年四月到任，嘉定十六年八月改任主管临安府城北右厢公事】；徐子石【任宣教郎，嘉定十七年三月到任，宝庆三年六月任满交替】袁乔【任宣教郎，宝庆三年六月到任，绍定元年七月因避亲属关系离任】章铸【任奉议郎，绍定元年九月到任，绍定三年十月离任】徐耜【任宣教郎，绍定四年三月到任，端平元年五月任满交替】徐谓礼【任通直郎，端平元年五月三日到任，端平三年十月因母丧离任】姚仍【任奉议郎，端平三年十月初十日到任，嘉熙三年五月仍在任内，去世】章诜伯【任宣义郎，嘉熙三年七月十六日到任，嘉熙四年九月离任】赵希准【任通直郎，嘉熙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淳祐二年六月任祠禄】李仲鼇【任通直郎，淳祐二年九月十五日到任，淳祐三年五月改任淮安州通判】施枢【任从事郎，淳祐三年六月九日到任，淳祐六年三月离任】王湘【任宣教郎，淳祐六年闰四月到任，淳祐九年四月任满交替】汪之纯【任承事郎，淳祐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任，淳祐十一年告假】刘次春【任宣教郎，淳祐十一年二月初一日到任，宝祐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任满交替】赵希羔 王涛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七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景定建康志》钦定《四库全书》《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八，宋代周应合撰

译《儒学志》第一 儒者凭借道义来教化百姓；人如果不学习，就不能明白道义。天地所以各得其位、万物所以得到养育，都有赖于儒学的功用。六朝难道没有学校吗？总明观有学校，集雅馆有学馆，北郊有崇儒馆，西邸有授经馆，鹿苑有书台，士林有文室，但这些终究都没有挽救当时的局势，为什么呢？因为办学没有掌握根本。到了我宋朝兴起，聚奎出现祥瑞，真正的儒者接连出现，正统学术大为彰明。河南程子得到濂溪周子的传授，向上接续孔子、孟子的传统，曾经在这里任职。南轩张子是传授道学给五峰的人，曾经在这里侍奉父母。西山真氏以濂洛之学为宗旨，曾经在这里奉持符节。前后各代的儒学宗师，使斯文的传承长存；他们执掌地方、奉持符节，前后相接，声势显赫，所到之处都能使人受到教化，遗留下来的风范至今仍可汲取。他们讲经授业，所接触的大多是名士胜流，所以这里的士人不只是急切追求科举，也尤其勤勉于讲学；如此自然应当政治清明、教化兴盛、习俗淳厚，一举洗去六朝的鄙陋。如今庙学更加崇建，精舍一并开设，这是为了振兴教化；学掾一职同时设置，又特意任命山长，这是为了重视学校职守；经籍储藏丰富，这是为了广泛考察；府库和学田收入日益增加，这是为了充分供养；把先哲列入祠祀，这是为了激发仰慕；科举能够得到人才，这是对实际任用的验证。因此特意记载这些，写成《儒学志》【各郡志关于学校都不另设专志，只有判录中有《学志》；现在仿照这种体例，一定把儒学另立一志，是为了表明所重视的事项】前代学校的兴废 晋建武元年十一月，征南军司戴邈上疏说：“自从防乱以来，学校废坏，世道长期败坏，礼制风俗一天比一天衰弊。如今王业刚刚建立，万物正开始发展，应当笃行道义、尊崇儒学，以此劝导风俗教化。”元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开始设立太学。江东发生大饥荒，皇帝下诏让百官各自上密封奏事。益州刺史应詹上疏说：“元康以来，轻视经典而崇尚道家，把玄虚旷达视为夷达，把儒术清廉俭朴视为鄙俗，应当崇尚、奖掖儒官，以更新政治教化。”太兴三年，皇太子在太学举行释奠礼。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瓌、太常冯怀认为江左逐渐安定，请求兴办学校，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在秦淮水南、废弃的丹阳郡城东南设立太学，征集学生；但士大夫仍崇习老庄，儒术始终没有振兴。太元十年，尚书令谢石请求在太庙南面恢复兴办国学。宋元嘉十五年，在北郊设立儒学，命雷次宗居住主持。第二年，又命丹阳尹何尚之设立玄学，著作郎何承天设立史学，司徒参军谢玄设立文学。宫苑记载：儒学在钟山山麓，当时人称为北学，就是今天的草堂。玄学在鸡笼山东面，今在栖玄寺旁。史学、文学都在耆阇寺旁。元嘉二十年三月，皇太子劭在国学举行释奠礼，颜延年作《释奠诗》【见《诗类》】。元嘉二十七年，撤销国子学，但那块地方仍称为故学。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设西邸，延请才俊，于是命名为士林馆【西邸在鸡笼山】。梁大同六年，在台城西面设立士林馆，延请、聚集学者。梁武帝起初喜好儒术，后来尊崇信奉佛法，讲解翻译佛教经典，于是士林馆受到轻视。《南唐书》说：南唐占有江淮地区，搜集典籍，特意设置学官，在秦淮河边开设国子监；今镇淮桥北、御街东面的旧比较务，就是国子监所在地，当地人俗称国子监巷。本朝兴办、崇重府学 雍熙年间，文宣王庙在府城西北三里的冶城旧址。天圣七年，丞相张士逊出任太守，上奏请求把庙迁到浮桥东北面，修建府学，拨给学田十顷，赐予一监书籍。景祐年间，陈执中又把它迁到府治东南面，就是今天学校的所在地。建炎年间毁于兵火。绍兴九年，叶梦得重新建造学校，援引西京的先例，上奏请求增加设置一名教官。淳熙四年，刘拱重新修缮。庆元二年，张杓修建楼阁来供奉御书，阁下设议道堂；稍微加重释奠礼仪，储藏典籍；增加廪给，文风大为振兴。淳祐初年，别之杰增修学校房舍。淳祐六年，赵以夫奉命把教堂改名为明德堂，增建两廊以安置从祀者。淳祐十年，吴渊排列祠祀先贤，增加学校廪给，创办义庄。宝祐年间，马光祖兴办学校，举荐孝廉，修筑周、汉以来名贤祠并为之作赞，士气因此振兴。叶梦得所作《府学记》说：先王用武力平定天下，必定还要用文治来完成治理。〔《诗经》〕《江汉》中歌颂宣王南征，已经把铠甲、兵器、战车、马匹等盛大完备的军容写尽了；篇末才说：“彰明他的文德，使四方国家都受到融洽教化。”治国之道难道不是有根本吗？卫灵公问孔子关于陈列军阵的事，孔子说：“俎豆礼仪的事，我曾听说过；军旅作战的事，我没有学习过。”孔子难道认为军旅之事不值得学习吗？他的意思是，如果懂得怎样举行俎豆礼仪，那么军旅之事也没有什么不能办的；即使说“我出战就能取胜”，也是可以的。汉高帝完全平定楚地，唯独鲁地不肯降服，便率领天下军队想屠灭鲁地。鲁地的儒生仍然讲诵经书、学习礼仪，弦歌之声不断，于是汉军不敢加害，等待他们服从。大道施行时，本来就有许多不期然而然的事，谁说鲁地的儒生竟能折服汉高帝呢？再往上推，舜帝舞动干戚和羽旄而使有苗来朝，这叫作广泛施行文德。因为仁义道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人人都有。如果没有到了完全灭绝的地步，即使一时不幸陷于叛乱、失道，甚至犯上作乱，只要慢慢返回根本，也一定会悔悟并知道改变。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可以等待他们因变化而找到归宿，却不能把他们看成必然灭绝、永远不会回头。那么文德难道可以在天下一日废弃吗？学校本来就是道理义理产生和传播的地方，也是斯文首先兴起之处。

译建康统领江左八州的地域，在东南地区是大都督府。过去这里的文献比其他地方优胜，旧时州学在州城东南角，却又遭遇兵火，城郭尽成丘墟，只有学宫高高地勉强保存下来；颓墙残壁彼此倾圮倚靠，学生四散，博士倚着席位而不讲学。绍兴二年，我开始以安抚大使的身份分镇此地。当时淮河以北分裂成盗贼出没的地区，盗众像蜂群一样屯聚，像野猪一样横冲直闯，战鼓声彼此相闻，大概想修葺学校却没有空暇。后来过了七年，皇帝车驾返回钱塘，下诏把建康定为留都，因而再次承受皇恩，授予我居守之职。我任职第二年，整顿安宁荒残之地，招抚流亡百姓，百姓渐渐恢复，人民安定下来从事本业。于是感慨地说：“现在可以办学校了。”便命属官依照旧址全部拆除而重新建造，从己未年孟冬开始，到庚申年仲春完工，共五个月。建造房屋一百二十五间，坐北朝南面对秦淮河；扩展讲习场地，排列设置斋舍，地势高敞、明亮、干爽、平坦，比从前确实有所增加，但不奢侈也不简陋。下至厨房、厕所，没有不完备的。随后又在大门东面建造小学，并命有关官署查考礼典簿册，校正祭器，制作新的礼冠和黼服，全部合乎规定。核查所属各县的学田，招募百姓耕种一千九百十五亩，每年收入赋税为米、豆和麦五百四十斛有余。坊市中允许自行酤酒而取得的地方有三区，每年收入酒课钱一百八十万有余。占用府城土地、租佃居住的有八十五所，每年收入租钱六百七十五万有余；分别编成图册簿籍，按时缴纳。凡是供给廪食的费用，都没有欺骗隐瞒。于是选在上丁日举行释奠先圣之礼，礼期前，率领郡中执事人员在两序斋戒，诸生无不跟随观看；清洗、检查祭牲尤其谨慎。早晨起来，笾豆排列整齐，史官报告时辰已到，众人依次就位；手持端正的笏板，衣带下垂，佩玉铿锵作响，升降、俯伏、起立，直到礼事结束没有一项违失。礼成后接受祭祀福胙，在东阶献爵；观看的人有几百人，无不叹息感动。退下后，我向参加祭祀的人作揖并告诉他们说：“《子衿》诗所写的情形，是郑人所感到羞耻的。那么，不知在郑国时究竟是什么原因，竟然让这件事流传记载下来？然而子产明白想毁掉乡校，子产却没有这样做；由此看来，在子产当政时，乡校大概仍然存在。郑国的学校从未最终废弃，有了子产就能使它兴盛起来。”四方用兵超过十年，列于各郡国的学校究竟是废亡还是保存，我不敢知道。只是天子以仁爱、孝道、勤劳、俭朴治理天下，能够恢复大业；我愿与朝廷内外共同休养生息，使天下恢复太平，这件事我始终一刻也不敢忘记。上帝正在监察，也已经把河南的土地归还给我们，兵革渐渐平息。现在宣王那样的德政将在这里兴起，我们这个邦国号称陪都，比照周王在郏鄏建都，实际就是宗周所在；这里也正是风俗教化的首要之地。学校重新兴办，从今天开始。掌权食禄的人难道可以不推重子产治理郑国的做法，以求实现先圣念念不忘的俎豆礼仪之意，共同前后辅佐，成就我君主的志业吗？即使是身穿布衣、束着革带的人中，也一定有宏达英伟之士埋没在民间，他们将接踵而起，从这里出现，共同拯济一代天下；诸位大夫还请努力。众人都说“是”，于是把这篇记刻在石上，后来的人或许可以据此考察。大成殿在棂星门北面、府门以内，从祀者的神位在两廊。旧日的礼器用漆绘的竹木制成。宝祐二年，王埜置办了新的礼器，尊、罍、勺、爵、簠、簋、坫、豆，都是用锡制造的。他又制定陈列礼器、充实祭馔的仪式，绘成两幅图。春秋两季在上丁日举行释奠礼时，就在殿前展开，以便给执事人员观看。御书阁在明德堂后面。默斋游九言记载：拥有国家、家族的人崇尚并设置学校，是要用来教导百姓、使他们兴起而践行善行的。人一出生，按名分有君臣，按亲情有父子兄弟，婚配有夫妇，以责善相劝有朋友，这些都是人心共同具有、日常生活中恒常存在的关系。圣人把守城池、甲兵和禁令防备看得很严，不可以稍有松懈，但圣人又不单靠这些，为什么呢？学校的作用本来不像用威势强力控制那样，可以在早晚之间见效；然而三纲明白，奸邪之徒就知道畏惧，五教修明，善良本心就会一天天生长，《诗》《书》的恩泽广泛浸润百姓，而人们自己并不察觉。假如让六经的言论一日之间坠落在地，名分和义理废弃而不存在，天下的事情哪里说得尽呢？帝王治理天下，始于彰明五常，谨慎办理庠序，百姓兴起而践行善行，朝廷也因此尊严。秦朝焚烧六经，毁坏人伦大纲，国家也随之灭亡。汉、唐以来，向往道义虽比不上古代，但如果有人以仁义起兵，连续制定礼制，或者放下武器讲习经艺，锐意钻研经典，他们的国运也会昌盛。末世轻视学术，虽然没有达到秦朝的程度，然而名义存在而实际已经消亡，格言不被采用，士气受伤而风节败坏，预示动乱的情形全都一样。学校受到重视还是轻视，可以用来占卜一个国家的命运，真是蓍草和蔡草一样的神验吗？我宋朝建立根基，致力于把文教放在首位；庆历初年，于是下诏州县都建立学校，而历代圣训告诫尤其完备。绍兴年间，又用石经来嘉惠士子，三代以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建康学宫旧在城西北角，景祐初年，元任陈执中把它迁到现在的地方。建炎年间毁于战乱，绍兴九年，资政殿学士叶梦得重新修建，规模大致完备。唯独历朝御书还封藏在夫子殿中，庄严奉祀仍有欠缺。庆元乙卯年，宝文阁学士、尚书广汉张公前来镇守，扶助善良，剪除奸邪，以礼延请众多士人。教授王益祥、陈与行于是提出请求，大意说：学校是风俗教化的源头，尊崇君主、明辨人伦的首要之处；如果不加以表彰，执政者岂不是缺少应有的典章？建康作为江淮都督府，尚且不像边远屏障和支郡堡垒那样，仍能珍藏历代圣上的御笔；希望有所尊崇，以明确展示给州中百姓，使他们知道国家崇尚儒学。诸生洪□、裴叔度、朱舜庸、朱梦龙、郭致一等随后响应。尚书肃然动容，想到当年正逢饥荒，正在讲求赈济灾荒的政务；第二年，便命安抚司干办公事游九言会同两位教授开始办理此事。充任安抚司属员的是使臣李荣，负责监督工程；徒陈钦负责核查钱粮；吏员罗演、宋继先、俞友仁办理文书；魏辅、李鉴负责登记出纳；计算工程的是军典王永；负责稽查门户的是严惠；九名卒负责掌管物资，冯亮、尉辛、韩、郑、耿、三旺等在其中。

译分领工程事务的是薛进、雷兴、斌旺、二李；工匠有五等，魏安正属于其中。他们防墨精巧，规制合乎尺度，观看的人都称赞。朱义作为副手，栋梁备齐后，架梯凌空、运转机牙并负责盖屋的是戴义。铺瓦的是邵立；编织苇席、折取竹材的是汪德；雕刻栏杆、雕镂枅木等木工小件的是王士宁。工程从七月丙午日开始，到仲冬十五日完工。楼阁左右原有夹池，担心时间久了积水潮湿，会使我们的地基倾颓。最后，斋谕严康时请求亲自察看工役，让工人搬运砖石、覆盖土筐来填实池地。共用人工二万八千有余。工程结束，没有鞭打一人；大概是张贴告示于通衢，说明工钱公道来招募工人，并非下令各县拘捕追发。用了缗钱八千、硕米七百，也都各有余数。楼阁高六丈三尺，纵长、横宽为五丈四尺；横宽按照楼阁高度的数目再增加三尺，纵长的尺数也如此。楼下建议道堂，用来供师生闲暇时宴饮游乐并讲论教谕。工程不到半年，费用不到一万，选择合适的人加以役使，大小人员同心协力。教官又向府中报告说，学校房舍已经长久而且破败；益祥和与行到任后，节省削减浮滥开支，得到芦场余钱八百缗、米七十硕，希望附带用来修建楼阁和修缮学校。于是改换教堂的命令，教堂有四分之一已经腐朽倾挠；门和廊可以更换的有十二处；公厨拆除后重新建造。在楼阁东角创建比较技艺、誊写记录的房舍九楹，学校又可以支撑一段岁月了。工程刚结束，尚书调任镇守南昌，想请当世大官来撰写记文。又过了一年，九言、益祥和与行都被催促代替离任，诸生说记文还没有写成，后来者便无从考察，请先生把它写下来。王广文认为九言自始至终主持工程，便请他执笔。九言说：考核期限、稽查费用是我的职分；至于答扬皇帝的恩赐，则不是我所敢企及的，姑且等待撰写记文时再说。我曾经看孟子论说，没有固定产业却有恒常之心的是士人。办学虽然是为了彰明人伦，但人伦之所以能够彰明，实际上始于人心。国家设置师儒，并不是用官吏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过去士子充任贡士、议论官职，也并不只是为了养活自身、荣耀家庭。求学的人也知道应当怎样修养自己的心吗？人的心清明纯粹，起初本来至善，没有丝毫私欲。如果能在最初就加以涵养，哪里会有过失？只是人渐渐长大后与各种事物交接，心就受到诱惑而变得混杂；爱欲的招引、忿怒暴戾的摇动、利害得失的夺取，使心开始不能保持正直。念头一萌发，事情便随之发生；这种危害哪里说得尽呢？所以彰明朋友相互劝善的义理，防范于五种人伦关系之中，正是要约束邪念，使本心保存下来。平日用心考察，便能知道私欲从哪里产生；内心既已端正，将它推广实行，就能以忠孝为根本，建立事业，使自己在当世显明。居家而未出仕，就以从容宽和的美德行事，遵循规矩，作为乡里和国人的表率，这难道不是士君子所应学习的吗？由此可知，士君子实在是四民风俗的倡导者；而学校又是一郡士子风俗的倡导者。诸位长期受到教育，一定自己能够明白。九言身份卑微而见识浅陋，足迹几乎遍及江南，每每喜爱金陵土地的风俗质朴敦厚而崇尚气节。前年代理府倅职务时，每天收到的诉状不过一百多件，比起事务繁剧的郡，才十分之一罢了。所以做吏、当兵的人，大多懂得自爱，少有强悍狡诈的风气；工商和负贩之人，也很少听说有巧诈虚伪的。两年中三次接到州府文书，奔走村落赈济饥民，察看旱涝，巡视城郭，看到这里的民风更加朴实。假如教化一向明白，难道不是很容易治理吗？感慨自己年老了，将要回归山林。因为这次任事，同诸位相处数月，怎能不怀着深厚的情意？谨把这些话一并写在后面，应当使金陵质朴敦厚的风俗有所仿效，从而不辜负国家崇尚儒学的心意。这也是九言对本地士大夫内心的期望。淳熙三年丁巳季秋，承直郎、建安人防九言题记。讲堂就是明德堂，是虚斋赵以夫公改建的。议道堂在御书阁下面。正录的居所位于明德堂左边。直学的居所位于东廊的最前面。各职事人员的居所位于明德堂右边。斋舍东序有三斋，名为守中、进德、说礼；西序有三斋，名为常德、育材、兴贤。另有一斋名为由义，在职事人员居所后面。直舍有两所，在议道堂。新祭器库在大成殿前、东廊以南。旧祭器库在御书阁东侧。客位在西侧门里面。公厨在东序后面。学廪在西序后面。义庄仓在议道堂后面偏西处。射圃在义庄仓西面，有一座亭子，名叫绎志。修建学校，是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根由，这在古代就有了。可是《王制》所说兴办学校，却是在没有荒废的土地、游荡的百姓，能够节制饮食、顺应时令、乐于做事、勉励功业、尊敬君主、亲近上级之后，难道是先使百姓众多富足然后再施教吗？三代的制度和设置，大体就是这样吗？人伦不明，圣人一天也不能因此治理天下，那么学校难道是可以缓办的事情吗？凡是《王制》中所说的这些事项，都是为了施教；一定要这样以后，学校才可以兴办，教化才可以完成，不能不顾次序而越级施行。建康府学原在府城西北角，景祐元年，天章阁待制陈执中公重建。这里中途遭受兵火，绍兴九年，左丞叶梦得公实际重新修建。距今才四十年，椽木栋梁已经坠落弯曲，瓦片飘落，墙壁毁坏，几乎无法用来尊奉圣人、扩大教化的根基。淳熙二年，现任观文殿学士、建安人刘珙公来镇守此地，开始谒拜祭奠时，看到学校倾斜破陋，心中十分忧虑。当时正好因旱灾上报，刘公认为饥荒是自己的责任，只竭力办理荒政。百姓既受到实际恩惠，如同获得新生，于是凡是教导百姓的事务，便依次修举。春秋释奠是用来侍奉先圣先师的，但通常不能始终保持恭敬，刘公办事更加谨慎，一定要看完祭礼才退下。因为明道先生确实传承了孔子、孟子的道统，而且他在担任上元县主簿时，仁民爱物的政绩很显著，于是在学宫中为他立祠，以表示尊崇。

译有百姓因同侄子的诉讼来到府庭，刘公根据讼辞责备自己，剖析天理，百姓感动得流泪，双方争斗之心全都消失了。从此家家传诵，里巷兴起和睦相处的风气。刘公有一天到学校去，回头对文学掾汝楫、黼说：“学校屋宇破败到这种地步，正是修缮的时候吗？”于是捐出公帑三百万钱，命知上元县薛裵主持这项工程。学校也拿出多年积存的钱一百三十多万来补助费用，雇工买材料，把倒塌腐朽的墙壁改换并修整高峻；将神像的遮蔽昏暗之处加以修整并施以彩绘；堂、廊、斋舍、学廪、仓库、厨房、浴室，破旧的修理，毁坏的重建，计划务求坚固长久，不作苟且的表面美观。寝居所需的一切，也都配备严整。淳熙五年二月戊寅开始施工，四月最后一天完工。刘公亲临察看，接见诸生，趁机讲明求学的要旨，又用义利之说教诲他们；众人无不感动奋发，怀着向往之心，弦诵声接连不断。于是选择吉日，亲自率领属官举行释菜礼，并恭敬地请乡老来设宴款待。老人们感叹不已，看见礼仪而知晓古制，请求砍取石材来记载此事，使它流传不朽。汝楫等说：“公在这里执政三年，到这时才修学校，难道是忌讳劳苦、吝惜费用，所以现在才开始吗？其实公并不只是修学校，而是在修明教化。土木工程容易毁坏，金石的寿命却有记载。” 国家厚重崇尚学校，超过汉唐。”所以要延续斯文的脉络，关键在于用力培养士人。皇上不得不通过科举取士，但士人不应只把科举及第作为自己的期望。自从士人沉溺于求取功名，道学便废弛；自从求取功名不在郡学，乡校也衰败了。凡是刘公留意于本地，恳切地教导士人、更新学校、告诫士人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修养自身，使自己在乡里成为善人；在乡里修养成善，再使本国之人成善，那么这种传承，与土木工程的功效、金石的寿命相比，难道会有终止吗？至于违背耆老的意愿而执笔记事，这是汝楫等的职责，岂敢推辞！淳熙五年六月甲子，迪功郎、充任建康府府学教授黄黼，承议郎、充任建康府府学教授章汝楫记。由从事郎、监建康府户部大军库门许及之书写。重修府学。景定四年，制使姚希得公派总管曹臻主持此事，将本学的殿堂、斋舍、学门、棂星门、仓屋等处，以及两位教官的廨舍一并修葺一新，同时置办各种使用物品，共计费用四万二千一百八十多缗，米六十四石九斗有余。设置教授。天圣年间创建学校，设置教授一员。绍兴九年，因为左丞叶公上奏，依照西京的成例，增设一员，分为东西两防。东防在学校左边，西防在学校右边。起初东西两防的题名合刻为一碑，后来分为两碑。东西防总题名记。学校是用来彰明人伦的，设置官员是为了传授道理，设立这样的职位，难道是轻易的事吗？建业极其壮丽，比上都还多。历来秀异之民、冠绝群伦者以及执掌宰相枢密要职的人，都是从这里出身的。在这里分任教职，也是当时的选拔。过去只设一名教授，到绍兴初年，石林叶公镇守此地，才建议增设一员，把两人的廨舍列置在学校东西两边。西防沿用旧制，没有人详细知道它始于何时；东防则自叶公创设后日益兴盛，盛光祖是最初任职者。西防原来没有记载，前任沈元肖同僚孙才弱实际加以考求，得到三十二人的姓名。还没来得及刻碑，沈公离任，汝楫接任；我与才翁一见如故，欣喜两防相距不过几步，每天相从，不空有讲习之名，乐在其中而忘了官职冷落。于是想把姓名刻在石上。才翁年长于文学之业，适合撰写记文，便把这件事交给汝楫；我推辞不得，于是写下此文。希望从今以后，继任者都能共同尽心于此道，使求学者有所奋发，以追继前代名人的美德。将来明秀俊伟之士出仕而成为著名公卿，他们追溯所受教诲的来源时，难道不会也有我们的荣耀吗？这篇记文难道只是列出姓名而已吗？淳熙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宣城章汝楫记。晋陵孙鼒书写，开封赵善珏题字。刘亘　钱寿朋　孙适 黄唐杰　叶萃　汪乔年 陶去泰　盛光祖　丁娄明 蒋汝功　郏次云　李木 胡靖　蔡珵　王宾 祝公达、李木、谢芷【以上各人的年月都无法考证】；周必大【修职郎，绍兴二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到任，三十年二月十四日除授太学录】；戴达先。唐仲友【从事郎，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到任，隆兴二年正月初七日任满】；王信【迪功郎，隆兴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黄石【从事郎，绍兴二十九年四月初六日到任，三十二年二月十四日任满】。曹崈【承议郎，绍兴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到任，隆兴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任满】；徐扬【承议郎，隆兴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乾道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任满】。何作哲【承议郎，乾道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六月初二日任满】。梅瑛【迪功郎，乾道四年六月初三日到任】。莫澄【从事郎，乾道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朱佾【修职郎，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淳熙元年正月初二日任满】。孙鼒【迪功郎，淳熙元年正月初三日到任，四年三月初二日就任，关升为从事郎】。王椿【文林郎，淳熙十五年七月初三日到任。绍熙元年四月，遇覃恩，循升为儒林郎。二年八月二十 九日任满】。陈震之【从政郎，绍熙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任】。王益祥【修职郎，绍熙五年十月二十日到任，庆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任满】。余禹畴【从政郎，庆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到任，嘉泰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任满】。陈憺【从政郎，嘉泰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嘉泰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任满】。程珌【从政郎，嘉泰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黄云翼【迪功郎，嘉定元年三月初九日到任，次年六月二十五日关升为从政郎，至嘉定四 年四月初一日任满】。苏汉【迪功郎，嘉定四年四月初二日到任】。黄肤卿【迪功郎，庆元三年十月十三日到任，庆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任满】。范择能【从事郎，庆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任，嘉泰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任满】；田晓【从事郎，嘉泰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开禧三年四月二十日年满离任】；黄匀【开禧三年四月二十日到任】。

译冯特卿【从事郎，嘉定三年七月十四日到任，六年七月十六日书满】。黄民望【迪功郎，嘉定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到任，七年三月十四日除授太社令】。朱方大【文林郎，嘉定七年十月十六日到任，至十年十月十八日年满离任】。缪师皋【迪功郎，嘉定七年五月初四日到任，至当年八月十四日离任】。杨迈【从政郎，嘉定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至十年二月初十日离任】。戴【缺名，从政郎，嘉定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到任，至嘉定十四年二月十四日任满】。陈珏【修职郎，嘉定十四年正月四日到任，十七年正月四日任满】。徐庭圭【宣义郎，乾道二年二月初十日到任】。李廷直【迪功郎，乾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任，六年十二月任满】。薛珪【从事郎，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九年八月初十日任满】。沈宗说【从政郎，乾道九年八月十一日到任，淳熙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就任，改授宣教郎】；章汝楫【承议郎，淳熙三年十一月十日到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任满】。胡弦【迪功郎，淳熙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六年十月八日关升为从事郎，八年四月二日用 出疆赏，循升为文林郎】。徐嘉言【从事郎，淳熙九年二月十二日到任，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任满】。林思聪【迪功郎，淳熙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到任，十五年七月初二日任满】。黄黼【迪功郎，淳熙四年四月初一日到任，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任满】。王诚之【从政郎，淳熙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到任】。鲍义叔【从事郎，淳熙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王莱【从事郎，淳熙八年十月初三日到任，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任满】。鲍士良【迪功郎，淳熙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任，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任满】；朱士挺【从政郎，淳熙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到任，绍熙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离任】；陈大应【从政郎，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到任】。陈与行【迪功郎，绍熙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到任，庆元三年十月十三日任满】。欧阳伟【从政郎，嘉定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至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任满】。东防续题名记。金陵号称留都，府学设置两名教官。从我高宗六龙南渡以后，就已经如此了。题名有碑，完整记载了实际情况。东西两防原合为一篇记文，从绍兴初年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但历任政事官的题名已经充满，无法再附刻在一起。因此得到两块坚硬的石碑，分置东西，各自撰写记文，以续接前面的志书。过去从盛光祖以下到欧阳伟，凡属于东防的共有十八人。如今新碑创始于嘉定癸未年，而我陈珏恰好任次职，便首先书写姓名以记载年月。自己任职，自己书写，虽然浅陋也不推辞。此后依次列署官衔并续加题名，就留待后人完成。至于创建有其始末、记述已有其人，前志已经详备记载，不必再赘述。当时为嘉定十七年正月十六日后，修职郎、充任建康府府学教授三山陈珏记。陈珏【修职郎，嘉定十四年正月四日到任，十七年正月四日任满】。蒋襃然【承直郎，嘉定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到任，宝庆三年二月任满】。潘忠恕【迪功郎，宝庆三年五月十日到任，至绍定二年正月十二日解任】。刘泳【从政郎，绍定二年八月十三日到任，五年八月十三日任满】。欧阳方【承直郎，绍定六年十月初三日到任，端平三年五月三十日离任】。孔圣义【承直郎，端平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任，嘉熙三年五月三十日外调为铜陵县知县】；沈煇【嘉熙三年九月初九日到任】。方逢辰【淳祐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淳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任满】。吴必达【淳祐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到任】。蒋熊【淳祐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任，淳祐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任满】。李杞【淳祐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任，宝祐元年十月初八日因母亲丧事离任】。叶维华【承直郎，宝祐二年正月初一日到任，宝祐五年二月十八日任满】。陈焕武【宝祐五年二月到任】。赵与种【开庆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西防续题名记。六经不再著作以后，史法代替它兴起。世人说汉代的文章近似经，唐代的文章近似史。然而文章学的兴盛，没有比唐代更盛的。考察当时的情况，人人自成一家，大多法度严密，气势雄健，可与千古相比。此后世道教化渐渐乖舛，只凭口耳相传，每天谈论虚空之理；把语言文字的记录当作经，把科举考试的文辞当作史。沉溺于流弊之中，没有谁能够自行摆脱。往往对治乱之理毫无所闻，遇到事情便失去依据，不只是心思枯竭、文笔滞涩而已。我又曾考察铨选官吏的事务，更加有所感慨。县令，是百里之内培养人才的宅长；狱掾，是千里之内掌管刑狱、关系人命的人；博士，是一郡统领学术的人。是否胜任，竟然懵懂而不仔细考问。一名吏员只要高声说符合格式，便立即注拟任用。今天用这种方式选士，日后就用这种方式教人。从前一方面说，这是求学者的弊病；从后一个方面说，这是施教者的责任。上面的教化明白，下面的人才会奋发。所以说：古代做老师的人，是由下面的人尊奉为宗师；后世做老师的人，是由上面选择任命的。尊奉宗师是因为道，选择任命是因为官；然而既然守住官职，也就应当守住道。只是选择官员难道容易吗？金陵是陪都，掌管教化是重大职责。景温由朝廷推举选任而来，精研教育之事，使士人衿服归心。

译他施行教育，是从经书中寻求根源，用史书贯通滋养其学问。这样胸中的学问就广大浑厚，足以用于世事，哪里还会在意辞章呢？把秦淮之地变成邹鲁之乡，是完全可以期待的。回想我从前曾因学校虚席而惭愧，如今这种惭愧也洗去了。难道只是这个地方的幸运吗？题名的石碑已经刻满，又重新竖立一块，使后来的人有所考查。这又充分体现了教化之意无穷的道理。景温，范氏，名光，是鄞江人。其元年为嘉定某年，壬午月无射日甲子。中奉大夫、权知尚书吏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兼权中书舍人程珌记。范灮【迪功郎，嘉定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到任，至十七年二月十六日任满】。王汉章【从政郎，嘉定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宝庆三年五月任满替换】。许巨川【文林郎，宝庆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到任，绍定四年正月十一日任满】。颜俨【承直郎，绍定四年正月到任】。计明▯【儒林郎，绍定五年十月到任，端平二年正月赴班】陶炽【文林郎，端平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嘉熙二年三月十二日任满】。莫子文【从事郎，嘉熙二年三月到任，淳祐改元四月赴班】。赵若炳【从事郎，淳祐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到任，淳祐四年八月初四日任满替换】。胡太初【迪功郎，淳祐四年八月初六日到任，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离任】。薛峤【迪功郎，淳祐六年十二月初六日到任，九年十二月初六日任满替换】。宋自强【从政郎，淳祐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到任，宝祐元年三月十七日任满替换赴班】；赵熄夫【修职郎，宝祐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宝祐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任满替换】；陈懋钦【迪功郎，宝祐四年四月到任】。刘应子【儒林郎，宝祐六年六月初六日到任】。设置经籍。天圣年间，赐予国子监书；绍兴初年，赐予石经。如今已经不再完整。近来师儒收集经、子、史、集四部书，也大多没有完备。阃府正设法求取国子监书来惠及众多士人。增加学校经费。天圣七年开始创建学校，朝廷拨给田十顷，此后又陆续增加。到靖康年间，增至三十八顷五十七亩，房廊七十一间，以及酒坊三处。每年收钱一千八百二十四贯有余。到绍兴二十八年，又用秦申王所送的一万贯钱续置田一千八百九十亩。此后本府又有增拨。到景定年间，田地所属共九千三百八十亩、一角六十步；坊场所属三处，每年收入钱二万四千余贯【铜井坊在江宁县，银林坊、钟山坊都在溧水县】；芦场所属两处，每年收入钱四千三百余贯【白鹭洲一所，共十五顷三十八亩有余；水瓜洲一所，共六百亩有余】。合计每年收入米三千八百八十余石，菽麦四百石，钱四万一千余贯；柴薪、丝麻的收入不计在内。两防的账目都有簿籍，记载都有碑文，都由学校提督钱粮掌管，这是通判东防的职责。设立义庄。义庄创建于淳祐辛亥年，是退庵吴公镇守建康时的事。这年四月，府中发文告知学校，大意说：“我过去曾看到四明府学有一所义庄，每年收取租税。凡是簪缨之后代以及现正在学校学习、任职、供给膳食的生员，遇到婚嫁或丧葬等吉凶之事，便从其中拨给资助，我心中十分羡慕。建康府士子贫困的很多，有的人遇到吉凶之事常常缺少费用，尤其值得怜悯。现在用钱五十万贯，回买到制司后湖田七千二百七十八亩三角二十八步，每年收四千三百余石，按市斗计算米麦各半。发给本学，置簿登记并掌管；如果确实是簪缨之后代以及现正在学校学习、任职、供给膳食的生员，遇到婚嫁或丧葬等吉凶之事，请具状经学校保明后申报，发给米八石、麦七石。米每石折钱三十六贯，麦每石折钱二十五贯。本年发卖田地原有租收的米麦，解送到的钱一十二万余贯，发下提督府学钱粮防收管照办。从五月开始按规定发给，并把后湖庄田的地亩步数清楚登记入册。从本年夏料开始直接催收，将催收来的租课寄放在广济仓储存，本学养士所用的钱米不得与之混杂。发文给学校照办施行，并告示士子知悉。”府学回报八项：一，想利用本学空闲地段设置仓库，收存米麦；二，想在学库旁边另行隔出一库，收存钱防；三，想专门及于本地土著而不及游学之人；四，想把到殿入学、赴任的人中确实贫困者，照吉事的例子一并周济；五，想制定凶礼资助的条例，只有祖父母、父母、本人、亲兄弟、妻子发生事故才应发给，不许把疏远之人冒充亲近之人，把没有的事说成有，妄自陈报以求得利；六，想请教授、正录、直学五员亲自到仓库共同收支授受，又亲自书写交领文书、置簿登记，每年终了进行考核；七，想设置租课总簿，催收注销，季度末进行考核；八，想把田亩簿册及义庄的始末一并刻在石上，以流传永久。五月二十二日，府中发文全部依照所申办理。到第二年二月又发文考察核定：“本府近来设立义庄，如确实是簪缨之后代以及现正在学校学习、任职、供给膳食的本地生员，贫困而遇到吉凶之事，由府学保明申报本府，发给米八石、麦七石，米每石折钱三十六贯，麦每石折钱二十五贯。条例虽然已经制定，范围还不够广。从本月二十六日开始，外地来游学、现正在本学学习任职的士人，或者寄居本府而非本地土著的人，如有吉凶之事，也一律发给。又考虑到人人都向府中申报，恐怕造成烦扰，现专门委托西防通判提督此事。遇到有人请求资助，就请本学查验确实情况，保明后具文申报提督防，发给学校文书，遵照施行。

译义庄记。从前文正范公自任西帅直到登上二府，慨然拿出俸禄赏赐所得，置办城郭附近的肥沃田地一千亩，名为义田，用来赡养族人。钱公辅认为他的义举高尚，替他作记。我曾读到这里，叹息说：义，是充实一个念头，便可以延续万年；周济一方，便可以使四海都得到供养。如果只是用车乘相济、用一釜一粟给予，君子不会称为义。世上的卿大夫和士人，走在显达的仕途上，享用美食，每天同族人一起娱乐，本来可以如此；但他们只顾使自身丰足，亲疏本末之间，很少有不把财富积聚起来的。偶尔想到这里，尚且又觉得力量多有不足，何况乡里呢？至于地位极高、官居宰辅、荣归故里、衣锦昼行，每天同乡人交往，本来应当殷勤相待；但他们身居高位而自尊自大，把乡人看得如胡越一般，很少有人能贯通这种亲民之情。桑梓乡里想一睹其仪容尚且不可，何况天下呢？只有留帅、资政吴公不是这样。吴公是金陵人，以忠勤奉行六经，以忠勤治理天下。建牙镇守不久，就彻底更新乡校，充实廪粟，增加膳钱，可以说是当务之急。若还不止于此，他每次面对僚属，必定谈到四明义庄不可不置，于是命有关部门赶快经营，用钱五十万缗，购得后湖庄田七千二百七十八亩有余，每年米麦合计四千三百余硕，交给学宫。估量这块地，取得议道堂左边的地方，开辟房屋三十楹，题名为义庄。凡本乡本国簪缨子弟以及平民之流，嫁娶婚丧都有供给；即使是学校登记在册、贤关及第、进入太常任职的人，出仕后携带行李到戍瓜之地，也没有不予以帮助的。它对于世道人心的关系并不轻。于是嘱托文学掾以及前廊官员，严格考核并按时办理出入；每年终了分别核查吉事和凶事，按例发给米或麦，共十五硕。这恩惠十分优厚。州中士人欢欣地歌唱说：燕昭王像窦氏那样抚恤孤儿，西门豹赈济贫民；从前只是听说这些名声，今天亲身接近而受到恩惠。无论举荐还是远地存恤，都有助于使我们饱享吴公一念之仁；给予麦舟，掩埋枯骨，从前家中遭逢凶事，今天幽魂也有安葬之所。耗费很少而得到的恩惠深厚，使我们能够衔感吴公至仁的德行。这种仁是义的推行，义是德的显现。唉！凭范公乐于施舍，尚且只救济亲族中的贫者和疏远者中的贤者，还来不及顾及其他人。如今秦淮、钟阜，大江南北，四通八达，到处都如春天一般。比起范公当年的义举规则，更加兴盛绵长并有所增益，天下人所受的福泽没有尽头。郡中人和诸生踊跃摩挲碑石，希望有所记载以告知后来者，使后来者自我勉励；我这个滥居泮宫职务的人，本来就应当这样。感服吴公深厚的义举，于是动笔写下此文。当时为淳祐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差充建康府府学教授从政郎宋自强撰文，差充建康府府学教授迪功郎李杞书写，朝议大夫、前主管成都府玉局观沈先庚篆写碑额。《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八。《钦定四库全书》卷。《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宋代周应合撰。

译儒学志二。创建明道书院。明道先生程子【事迹见《程子书》及《先贤传》】曾以濂溪先生周子为老师，慨然立下求道的志向，穷究性命之理，遵循人的本性和天道，体察道理而成就德行。自孟子去世以后，圣人的学问失传。先生生在一千四百年以后，从遗留下来的经书中得到失传的学问，立志要用这条道理启发世人。上天不肯多留给他寿命，这位哲人早早去世。他曾任上元县主簿，并代理县事，政绩教化深入人心，直到今天人们还思念他。因顺应人们心中的思念而彰明先生的教化，这就是书院得以建立的缘由。此前淳熙初年，忠肃刘珙公在学宫中祭祀程子，朱文公为此作记。绍熙年间，主簿赵师秀君来任职，便在听事西侧绘制程子画像并设祠祭祀。嘉定乙亥年，主簿危和君又向太守刘榘公请求，于主簿官廨东面取得钤辖旧廨的地基，改建新祠。部使者西山真公捐钱三十万、粮食二千斛来资助此事。不久李珏公来接替刘公，也共同协助这项工程。前面设置重门，中间供奉程子神像，把正堂题名为“春风”；上面建楼，旁边有两座学塾，名为“主敬”“行恕”；把泉水命名为“泽物”，把坊门表名为“尊贤”。书院建成后，率领本郡博士和各位生员举行释菜礼；从此以后，每逢春秋仲月的丁日，便按此作为常行的礼典。设置堂长和各项职事人员，聘请招致品行美好的士人。西山先生曾记载这件事，并把它刻在石碑上。书院受到崇重没有多久，忽然就毁坏废弃了；堂舍虽然还在，却完全没有讲学之事，后来竟成为军储和宾客寓居的地方。淳祐己酉年二月，天空大雷电，书阁忽然失火。退庵吴公于是重新创建书阁，比旧阁更加宏伟；阁下建春风堂，聘请名儒担任山长，招集有志之士共同学习，扩建斋舍和序舍，增加廪给，仿照白鹿洞书院的规条，制定讲学和考课的程式，前来求学的人很多。圣天子听说后加以嘉奖，亲笔书写“明道书院”四个大字，赐作匾额，使它与其他四所书院同等。宝祐丙辰年，裕斋马公在瓦砾中得到西山先生的断碑，重新刻立，并在碑后作跋。开庆己未年，马公再次修建大阃；开始办公时，与部使者率领僚属到春风堂主持讲学，听讲的士人有数百人。于是命山长编修程子著作，刻印后发给诸生，又拨给田产以增加廪给，于是教养士人的各项事务都齐备了。希望后来的人继续保存这种善意和既定规制，使斯文的传统长久延续，这就有待后来的君子了。祠堂居中，共三间，面宽四丈，进深三丈；中间设置塑像，匾额题作“河南伯程纯公之祠”；东西两廊各十五间。御书阁在春风堂上方，共五间，面宽八丈，进深四丈。楼上郑重供奉皇帝的御笔墨迹，四周排列经籍。春风堂在祠堂后面，面宽七间，进深十丈、五丈，是主持讲学的地方。过去朱公掞在汝地拜见明道先生，回来后对人说：“如同坐在春风里一个月。”堂名大概就是取自这句话。堂中设置讲座，四周设置听讲席位，靠台阶处悬挂帘子，前面筑台，台上栽植四根柱子。主敬堂在春风堂北面，共三间，面宽三丈八尺，进深二丈三尺，是举行防食、防茶的地方。庭院中有荷花池，前面栽着三株槐树。燕居堂在主敬堂后面，山长张显在堂中设置先圣和十四位先贤的神位。山长的住处在主敬堂左边。堂长的住处在主敬堂右边。堂录的住处在春风堂上方的左边。讲书的住处在春风堂后面的右边。职事人员的住处有两处：一处在春风堂上方的右边，一处在春风堂后面。尚志斋三间，在主敬堂前东序的南面。明善斋三间，在主敬堂前西序的南面。敏行斋三间，在主敬堂前东序的北面。成德斋三间，在主敬堂前西序的北面。省身斋在春风堂前的左边，是后来续建的。养心斋在春风堂前的右边，是后来续建的。公厨在主敬堂前东序的后面。米廒在主敬堂前东序的南面。钱库在主敬堂前西序的南面。值房在公厨旁边。蔬菜园在书院右边。后土祠在大门里面的左边。中门屋三间，面宽四丈，进深二丈五尺。把御书“明道书院”四字悬挂在门楣上。左边是幕次，右边是吏舍。大门屋三间，面宽四丈四尺，进深一丈八尺。左右设置枑缭，并用墙垣围护。用于廪稍的田产，是帅府历任官员陆续拨到的，共四千九百八亩三角三十步【上元县徐提举等三户佃田七十三亩，又三十八亩地三十一亩一角；江宁县邵仁等十户佃田七十七亩三十八步；句容县戴日德等四十一户佃田三百八十六亩二角四十三步，地十二亩一角二十五步，杂产二十六亩二角二十步；溧水县平登仕等十四户佃田三千五百四十二亩四十七步；溧阳县杨省四等十八户佃田产四百九十二亩三十八步】。每年收入稻米一千二百六十九石有余，稻谷三千六百六十二斤，豆麦一百一十余石，折合租钱一百一十贯七百文；另外还有白地、房廊钱【常州宜兴县所属房屋出租，每年收现钱八十一贯九百文；王监场献到的白地房廊三项：上元县丫头巷北街白地租钱，扣除官府减免后每日收一贯一百四十文足；崇道桥南马司寨前白地租钱，扣除官府减免后每日收四百二十五文省；鸡行街鱼市街箩行口房廊屋租钱，扣除官府减免后每日收二百六十文省】。本府每月拨下供养士人的支遣钱五千贯，使用十七界官会，并拨芦柴四十束【淳祐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府牒规定：每年从张庄变卖两种麦子的价钱中拨出十七界钱十万贯，发给书院供养士人和日常支遣；王尚书埜到任后，每月只支用五千贯】。钱粮官掌管收支，所供俸禄各有差等；每年年终进行核算【每月俸禄：山长一百贯，钱粮官二十贯，堂长一百贯、米三石，堂录六十贯、米一石五斗，讲书五十贯、米一石五斗，堂宾二十六贯、米一石二斗，直学二十四贯、米一石二斗，讲宾十七贯、米一石二斗，司计十五贯、米一石二斗，掌书十五贯、米一石二斗，堂祠十四贯、米一石二斗，斋长十贯、米一石，正式供给的生员每人五贯，医谕米七斗；每日供给职事生员米二升五合、造食钱三百文；山长、堂长的贴食钱七百文；堂录、讲书的贴食钱五百文；堂宾至斋长的贴食钱二百文】。

译各项供给都按照亲自签署的食簿发放；不参加供给事务的，不发给。住宿斋舍的职事和生员，每晚发油钱二百文；堂长、堂录、讲书每晚发油二两，都按照亲自签署的宿斋簿发放；不住宿斋舍的，不发给。寒冷月份发炭：山长进入堂舍之日每天发五斤，堂长每天五斤，堂录、讲书每天各三斤，众职事生员每天各二斤。从十月初一开始，到正月月底为止；凡是支领行食并住宿斋舍的全额发给，不住宿斋舍的发一半。凡发钱都使用十八界官会，凡发米都使用文思斛斗。立规程一：春秋举行释菜礼，朔望拜谒祠堂，礼仪都仿照白鹿书院。凡有志于求学的士人，不论远近，都到山长处递交入院状，并隔帘呈问疑义的一篇文章；文理通明的，才请入书院，以杜绝泛滥。每旬山长入堂，会集职事和生员，发给讲签，进行讲解和复讲，一切按规矩办理。逢三、八日讲经，逢一、六日讲史，并记入讲簿。每月考课三次：上旬考经疑，中旬考史疑，下旬考举业【按孟月、仲月、季月分别考本经、论、策三场】；文理优秀的传报入斋，并记入德业簿。各位生员德业修养与否，设置簿册记录，由直学掌管。三次考核后进行黜退或升进。职事和生员出入都穿深衣。请假设有簿册；外出而不在簿上登记的，处罚。凡书院士友，不许出外请谒、投献；违犯者议定处罚。在官府有诉讼的，可以请假，事情办完之日来参见。请假超过三个月的，职事另行差替，生员不再重新入院。凡拜谒祠堂、听讲、供课，无故不到的，记入簿册；达到三次，罢免职务，停止供给。凡职事、生员违反规矩而离院的，不许再次入院。记序：黙斋游公记说：天下的求学者都共同尊奉孔子，共同学习六经、《论语》和《孟子》；他们引用这些经典作为学说依据，往往也大体相同。然而自孟子去世后，人们都说圣人的言论失传，不能得到圣人的本心。比如赵国有荀卿，汉代有扬雄，唐代有韩愈，都各自著书，想使自己的学说与圣人相合，但后世认为他们还没有完全阐明大道的要旨。此后，大人先生很少出现，学者没有可以尊崇仿效的榜样，各自坚持私见，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欲望，便高喊尊崇孔孟，何必再求其他。唉！自汉代以来，众儒相继兴起，哪里有不尊崇孔孟的？可是功业卑微浅陋，始终没有谁能恢复帝王时代的盛大功烈。更有甚者，口头上忌讳谈论佛老，内心却实际仰慕信奉；以跟随管仲、商鞅为可耻，行事却实际采用他们的做法；流于权术，依附奸邪之人，任何时代都有这种情况。儒者难道能够完全逃避这种责任吗？圣人的道虽然说是极其深奥，能够穷究天地的深微、探究事物的精微，但它近处并不离开人心共同具有的道理。然而，忠信孝悌这些切近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却日益衰微；师道既然没有建立，学者对于日用之理以及人心共同认可的道理，也都荒废了。因此他们惶惑无所归依，议论虽然很多，实践却更加薄弱；整天谈论六经，却未必真正相信六经。宋朝兴起后，伟大的儒者接连出现。像明道先生程氏，早年从濂溪周先生那里听闻大道，学问日益光大。他从自己的内心体验出发，必定要看见上天所赋予的本体清楚明白，没有丝毫虚妄；然后才能穷尽人的本性、达到天命，穷究神妙、知晓变化，也没有丝毫疑惑。凭此独善其身，便能立身于世，推行天下的大道，俯仰之间无愧无怍；把它施用于天下，则尧舜三王至仁的政治、安抚招徕百姓并使天下和谐的成效，都会灿然明备，而根本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六经都完整保存着，却没有人能究明它们的旨意；如果有人能够认识孔孟的本心，确切地与人心相合，我就跟从他。可叹，亿万民众虽然不可能人人听闻大道，但这颗心极其神明，不可厚诬；即使过了一百代，也会有人知道先生的风范。上元县主簿赵君师秀对我九言说：“师秀实际履行的，正是先生过去担任过的官职。如今建康府已经建祠来教化激励士子，只是先生曾经任职的旧地还没有建祠，仍是礼制上的缺典。我冒昧想在官署听事厅西侧绘制先生的遗像，设置俎豆来祭祀。”赵君早年凭进士身份登上甲科，却不急于追求眼前的功名和速成的成效，而把尊崇信奉先生之道作为根本，可见他知道自己应当致力于什么了。他向九言请求作记。我私下考虑，先生担任佐贰官时，施政虽然没有推广到很远，但教化流行于一县，已经不是小小的补益；这些事见于当时数家的记述，此处不再重复，只敢记下其中大意，以表明赵君建祠的意旨。学者如果能够就先生遗留下来的言论，在自己心中加以验证，那么如何诚实修身、选择善道并通达孔孟之道，应当可以自己明白。庆元丙辰年季冬，建安游九言记。西山真公记说：圣人的道，散布在典籍之中，明白地向人显示，已经完备了。尧传授给舜，只说一个“中”字；舜传授给禹，又增加了三句话。其中说“人心”，指的是人的欲望；说“道心”，指的是天理。必须精细地选择它，专一地守护它，然后才能把握中道。所谓“中”，就是天理本来如此的准则，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私人的欲望参与。《大学》《论语》《孟子》指明义与利的区别，都与这个意思相同，只是不曾用“天理”来说明；唯独《乐记》说：“不能反省自身，天理就灭亡了。”又说：“外物来到，人就被外物所化；人被外物所化，就是使天理灭亡而使人的欲望穷极。”世人说《礼记》这部书，大体出自汉代儒者之言，传说流传很多；有谁曾说到这里吗？从那时以后，道日益昏暗，经过一千多年，到了我朝，政治教化美盛，风俗气厚，才有濂溪周子出现，独自得到失传的精妙。明道先生程公见到周子而领会其道，阐明幽微、发掘精微，使它更加明白彰显。如今看先生遗书所记，他谈论学问，必以通达天德为根本；谈论治理，必以实行王道为宗旨。有了天德，之后才可以谈王道；天与人、内与外，贯通为一，没有不同的道路。所以先生曾对学者说：“我的学问虽然有所承受，但‘天理’二字，是我自己体验后阐发出来的。”伟大啊！这不正是向上承接尧舜孔孟的传统，向下开创万世学者准则的原因吗？上天的命运运行不息，万物由此获得形体，天理也同时赋予其中。仁义礼智的本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情感，耳目鼻口和四肢百骸的作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理，哪一样不是天理呢？

译人们只知道人的人为之处，却不知道人的天性；如果任凭物欲肆意流行，使义理沉没丧失，那与禽兽还有什么区别呢？知道人的天性，才知道人的本性是善的；知道性善，才能穷究事理；能够穷究事理，才能使意念真诚、心志端正，从而修养自身；把这种修养推广到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无非是顺从上帝的法则。先生出生时，承受了天地元气的精华；他的学问所达到的境界，纯粹就是天理。因此他的神采显得和煦充盈，如阳春般温暖；他说话时，宽缓自然，如饮醴酒般酣畅。他在家中施教，愿意跟随学习的士人很多；他在朝廷中与人争论新法，天子明白他的忠诚，执政者也感受到他的诚意。当时凡是违逆执政者意旨的人都被贬斥，唯独先生被授予宪节，他竭力辞谢而不就任；离去很久以后，人们仍然思念他。他去世时，士大夫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他，都为之流泪，认为如果当时任用先生，他必定会有安抚招徕百姓、使天下和谐的成效；同时又深为百姓没有遇到这样的贤者、不能共同享受先生辅助兴行王道的恩泽而悲痛。如果不是先生的心学纯粹合于天理，又有谁能够做到这样呢？先生做官时，曾任江宁府上元县主簿；考察他的施政，如均平田赋、兴修水利、止息邪说、端正人心等事情，都是天理流行而显著呈现的表现。后来经历变故，乡里人士很少有人能够谈论这件事。乾道年间，资政殿大学士刘公栱主持府事，才开始在学宫中祭祀先生；侍讲文公先生实际上为此作了记，于是事情已经清楚显著，足以教化激励学者。后来主簿赵君师秀又在官署前面建造几间屋舍，以寄托尊奉先生的意思，但房屋低矮狭窄，不相称。嘉定甲戌年，临川危君和继任此职，才向帅守莆田刘公榘请求，扩建并扩大它。德秀当时将要任漕运官，捐出钱三十万、粮二千斛来资助。不久，豫章李公珏继任，也共同帮助办理此事。建堂三间，中间郑重设置塑像，匾额题为“春风”。堂上建楼，高敞明亮，洁净清静。内部建斋舍两间，东边名为“主敬”，西边名为“行恕”。后面建小屋，名为“读易”。外面建斋舍一间，名为“近思”。斋舍旁建亭，名为“静观”。又建两庑在堂两侧，如鸟翼相护，并把表墓和《河南雅言》刻在墙上。危君对于这项工程，确实勤勉；而刘公开始筹建时，曾嘱托德秀为它作记。危君又郑重多次请求，反复催促而不放弃。德秀以自己固陋为由竭力辞谢，却终究无法推辞。只是我自己想来，年轻时略知诵读学习先生的著作，起初茫然不知方向；后来粗略有所领会，私下认为：自从有典籍以来，“天理”一词只在《乐记》中偶然见到，是先生首先阐发它，使其学说大为明白，学者得以据此用力。因此，先生揭开千古的秘密，唤醒万世的迷惑，对于圣道的功劳可以说很盛大了。他所以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又有两句话：在未发之前，以“毋不敬”持守心志；在将发之际，以“思无邪”戒慎警惕；涵养与省察并行，动与静都相互整饬，认识天理、事奉天理，二者都做到极致。达到最高境界时，内在的中和与外在的表现融为一体，隐微与显著没有间隔；这样虽然仍是人，实际上却浩浩然与天同体。像这样，与先生的道合不合呢？我不自量力，依次编排这些说法交给他。危君若认为可以，就请刻在堂上，给后来到这里游学的人看，使他们知道先生的道虽然高深，但下功夫有关键，也许万分之一能够成为振兴人心的助力。嘉定丙子年正月吉日，真德秀记。裕斋马公跋说：充满宇宙的只有一个天理。明道先生通过体验将它阐发出来，用来承传孔孟的传统。先生就是通达天人的人；书堂是传留下来的教化之地。西山真先生作记，开头叙述精一之道的传承，直接把道心理解为天理，教导学者认识天理、奉行天理，使人成为合乎天理的人。西山先生的宗旨，就是明道先生的教诲；他希望学者继承明道先生的传承。有人对他把人心理解为人的欲望感到疑惑。何不明白：心在尚未发动时，本来没有天理与欲望的分别，也没有道心与人心的区别。它发动于理，便成为道心，当然无不善；它发动于欲望，便成为人心，虽然不能说都善，却何曾都不善呢？精细辨析它，就使理制约欲而彼此不相混杂；专一守持它，就使欲望顺从天理而彼此不相离。无论动静、言语或沉默，都没有不善之处，也就没有一处不是天地帝王所传的本心。学者如果真能在心未发之前加以持守，在心将发之际戒慎警惕，并且对这颗心所具有的天理自然有所体会，就可以洞然明白而不再疑惑。宝祐戊午年仲春上旬日，门人、通奉大夫、守刑部尚书、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江南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兼行宫留守、兼提领江淮茶盐所、武义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马光祖谨慎作跋。替斋王公记御书：臣王埜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亲身践履圣人的境域，内心探求大道的本源，因而尊崇先民，以激励后来的学者。于是眷顾建业，这里确实是儒臣程颢任主簿的地方；他的道德和流风，直到现在还没有消亡。那里有庄严的祠宇，却一天天归于湮没荒芜。前任制臣吴渊访求旧址、谋划新建，用来彰明文明教化。臣恭敬叩拜，请求皇帝亲笔书写巨大的匾额，来加以荣宠和安抚。匾上星汉般光彩回旋，鸾凤仿佛飞舞。美盛啊！臣王埜承乏镇守一方，又有幸承受皇帝的余光。于是告诫四方士人并教导他们说：河南之学精粹极了，仿佛坐在春风之中，又仿佛遇到元气运行、万物受到滋养，见到它的人都充满生机。鄠、洛、澶、汝，都是程氏历来任职的地方。只有这陪都还保存着先生遗留下来的足迹，如此光赫的斯文，谁来主持发扬呢？我曾仰观圣朝以仁德立国；说到仁德兴盛，没有比昭陵潜邸旧藩更突出的了。仁德的源流在这片土地上开始，像山脉培厚、河川流衍一样绵延；这里有儒学宗师前来从游，传出他们学说的余绪，并把它落实在政事中。过去臣朱熹曾说：均平田赋、修筑堤防等惠及百姓的政事很多，祭祀脯龙、折断竹竿以教导百姓的用意也很完备。这难道不是仁德的发扬吗？以黄旗紫盖所笼罩的区域，响应云龙风虎的祥瑞，气类相互感召，千载难逢的时机恰好相会；国家延续昌盛的福祉，原来是有来由的。

译如今圣主治理天下，仁德的时运已经彰明，正当实行仁政的时候；使众多士人焕然更新，仰慕并践行先哲的高尚德行，使如山一般的典范在今日重新出现。这难道只是施行文教而已吗？巍巍的钟阜，承接昔日镐京丰芑之地的仁德，万世都将永远依赖它。我恭敬地为清明的时代诵述这些。宝祐元年正月初一日，宝章阁直学士、通议大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充江南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营田使、兼行宫留守、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兼三郡屯田使、金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臣王埜拜手稽首谨言。裕斋马公作《程子序》：孔孟之道，到程子这里才大为彰明；程子的道，到淳祐年间得到表彰后更加尊崇。皇帝伟大的诏言，把程子比作颜回、曾参，是用来向学者显示求道的标准。明道书院在金陵，实在是因为仁德之国而祭祀程子。程子的门徒把程子奉为师友，在这里讲学，使这里成为尊重所闻、践履所知的地方。然而登上程子的讲堂，就一定要读程子的书。读了他的书，然后才能明白他的道，把它存于心中，践履于自身，并推广到国家天下；这样，天地万物都将依赖于我。然而这座堂是为程子设置的，却没有程子的书，难道不是缺憾吗？我每每有志于此，却因容易受到镇守职务牵累而没有实现。再次来任职后，我曾把这件事告诉客人周君应合。于是汇集二程先生的言论和行事，编成一部书，以《大学》的八条确定篇目，并以程子关于“无何”的文章作为表述。周君和翁君来到后，彼此共同校订，这部书于是完成了。虽然如此，过去二程先生向老师求学时，老师曾让他们寻求仲尼、颜子以什么为乐。程子十五六岁时，豁然想要学习圣人。今天读这部书的人，应当寻求程子学习圣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这部书就不只是编纂而已。先儒评论明道先生的学问，都说他是孟子之后唯一的人。如今程子的书，难道不是接续孟子的吗？韩退之曾说：“考察圣道，要从孟子开始。”我也说：“孟子以后，考察圣道要从程子开始。”开庆己未年秋八月中旬，后学金华马光祖作序。《程子书》完成后，山长周应合把自己不领取的每月五千贯俸钱用作刻梓费用，共一百六十七版，收藏在书阁，由司书掌管。设置提举官。开庆元年，听从山长的请求，仿照东湖书院的先例，设置提举官，由制干文及翁兼任。不久便裁撤。重修明道书院。景定四年，姚公希得任内重修门楼、廊房和墙壁，焕然一新，总计费用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余缗，米三十硕。橘洲姚公再次为明道先生立后。此前有一年，朝廷曾下札到池州，选择伊川五世孙中名叫偃孙的人作为后嗣。前任政事马观文因为本府有明道书堂，便把他接来加以教育，并连同他的母亲曾氏一起安置在官舍，每月按等级供给。不到两年偃孙就去世了，曾氏母亲没有依靠，先贤又没有后嗣，实在令人忧虑。景定三年，根据学官的申报，于是再次下文到池州访求；既然没有本宗嫡派可以依照昭穆继承，便发文给郡学和书院，选择同姓而且可以教育成才的人，查明后申报。申报选定的是程掌仪必贵的哥哥程子材的儿子庆老，年仅十岁，天资厚重，家世代代读诗书，可以作为明道先生的后嗣。于是择日举行释菜礼，到纯公祠告祭，立他为偃孙之子，命名为幼学，让他掌管祠祀，在叔父程掌仪处学习，每十天安排课程，使讲学不废。又让他的祖母曾氏与他一同接受供养，使祖孙能够相依。倘若上天保佑斯文，教育供养能够使他长大成人，先贤或许就不会断绝祭祀，也许对世间教化有所补益。举行礼仪所需的礼币费用以及每月教育供养的廪给，都列在下文。祖母曾氏领取五百贯十七界钱，用作衣被费用。掌祠程幼学领取五百贯十七界钱，用来置办衣服。生父程子材送一千贯钱、土绢四匹。建康府每月支给三百贯钱、十七界米二石；一半交给程掌仪领取，作为曾母每日供给之用；另一半存放在书堂，作为曾母衣服等费用。明道书堂每天供应膳食，折合钱每月支给四十五贯、十七界米七斗五升，拨交程掌仪家，作为幼学每日食用之费。程掌仪必贵承担任教“▯”的职责，书院每月供给束脯钱五十贯、十七界米五斗。开堂讲授《大学》【大学之道，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在于使民众更新，在于达到至善。学习为什么称为“大”呢？《易》的乾坤，是天地的性情。乾卦的象辞说：“天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应当因此自强不息”，这是效法天。坤卦的象辞说：“大地的形势厚重顺承，君子应当因此以厚德承载万物”，这是取法地。学而聚集知识、询问辨析，怎么能不说是乾卦的敬健？内心正直而外表端正，怎么能不说是坤卦的厚顺？人应当学习天地。百川学习海水，最终流入大海；人学习天地，最终达到与天地相似，这才是“大”的学问。尧舜禹汤文武孜孜不倦，孔子惶惶不安地求道，都是这种学问。曾参、颜回、子思、孟子切磋勉励、勤学不倦，也是这种学问。天子的长子、众子，公侯卿大夫士的嫡子，以及国家选拔的俊秀之士，勤勉讲习的，都是这种学问。学习开始于效法天地的形象，最终达到与天地相同。由此而达到尊位，开始于穷尽万物的道理，最终达到统摄万物。由此而化育，开始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最终达到齐家。由此而整齐，国家由此而得到治理，天下由此而得到平定。学问之“大”，确实是大啊。】《大学》正经的条目有八项，纲领有三条。

译所谓纲，是条目中最重要的部分。即彰明光明的德性，使民众更新，使自身止于至善。“三在”就是《大学》的三条大纲。什么叫彰明光明的德性？心的本体，因为虚而灵，因为灵而明。朱子所说“虚灵不昧”，是指心；具有各种道理，是指性；应对万事，是指情。合起来说，心统摄性与情。心从天那里获得，所以称为德；它属于火，所以极其光明。试着猛然反省，方寸之心圆满明亮，可以照耀八方；如同太阳正处中天，魑魅便潜伏。若心昏暗而没有光彩，是被物欲污染了。刮除磨洗、洁净心灵，使它恢复本来的光明，常使自身清明，志气如神。嗜欲将要到来时，必先有所征兆。至诚之道可以预先知晓事物。征兆显现在蓍草、龟甲上，行动表现在四肢；即使独处屋漏之下也不惭愧，即使在暗室也不欺骗。尘埃除去，镜子空明；水波停止，水面平静；浮云收敛，日月明亮。这就叫彰明光明的德性。什么叫使民众更新？我已经明白了，就不能任由他人处在昏昧、陈旧和污染习俗中，应当共同革新。对于后觉后知的人，要借助我的知觉使他们觉悟；一定要使道路安康通达，百姓各守法则，家家都能受封赏。百姓因此改变，时世和谐；众民普遍成为具有你的德行的人。即使山林中的武夫，也都可以成为国家的干城。汉水上游的游女，都没有想过要违犯礼法。百姓以有灵明的德性为乐，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这就叫使民众更新。什么叫止于至善？并不是在彰明德性、使民众更新之外，另有一种至善。自己的德性没有一丝一毫不明，就是彰明德性的至善；民俗没有一处不更新，就是使民众更新的至善。彰明德性、使民众更新，从头到尾达到十分完美的境地，这就叫止于至善，这是《大学》的大纲。若论条目，修身以上的四条，是彰明德性的事；修身以下的三条，是使民众更新的事。纲领一举出，条目自然张列。经文说：“古代能够把光明德性彰明于天下”，由此可见彰明德性一定要推及使民众更新；传文说“使民众更新”，先引用盘铭“日日更新”，由此可见使民众更新必须以彰明德性为根本。有些人扬眉瞬目，直指这颗心；有些人保存内在的光明，承袭外在的明察，只把功夫用于自身，这就是佛老所谓的明德，却不能推及使民众更新。有些人炫耀智术，蒙蔽世人的耳目，假借仁义来鼓动百姓寻欢作乐，这就是管仲、晏婴所谓的更新民众，却不知道它必须以彰明德性为根本。这正是他们成为异端、成为偏曲学说，最终不能进入《大学》之道的原因。金陵是重镇，闻名于世的人很多。江左六朝的事情，姑且置而不论。我国朝的大儒程纯公曾在此地做官，熙宁年间的宰相王荆公曾居住在此地。诸位来这里游览、歌咏，经过上元县的甘棠，眺望镇山寺的雪柏，是否也曾知道程氏的学问与王氏的学问是相同还是不同？我私下听说，程夫子教人，先从《大学》开始；他的遗言和前人的训诫，遍布典籍，可以举而实行，贯通历代帝王而不改变，经历万世也没有弊病。王氏的学问，依仗强辩明察而创造新说，自作聪明而扰乱旧有制度；用新经蛊惑败坏士人的心，用新法劫持控制天下，用新进少年排斥抛弃元老，不致力于自己彰明德性，一切都取决于新政，却想求得更新民众的功效。学术一旦偏差，天地仿佛分裂。过去有人说神州陆沉、百年成为丘墟，王夷甫等人不能不承担责任。我也说中原动荡，到如今已有一百多年，所见只有兽蹄鸟迹、麦秀黍离，王介甫等人不能不承担罪咎。假如王介甫早些采用程子顺应人心的言论，做顺应人心的事情，不蓄养聚敛之臣，不经营不义之财，不专门任用掌管国家而只致力于财用的卑劣小人，首先不触犯《大学》明白的告诫，那么后来哪里会有多得说不尽的灾祸呢？学者知道王氏的学问是错误的，然后才知道程子的学问是正确的。进入春风堂，仿佛千年以前的先生仍然活着；走出半山亭，却留下万古遗恨。学者也只须审察清楚谁是谁非罢了。明白这一点，大概就不会背离程子的教诲，也可以进入《大学》之道。又讲授《中庸》【天所赋予的叫作性，顺着本性而行叫作道，修明这条道叫作教。《中庸》是什么意思？这是篇名。子思先生阐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孔子的道，总不超出中庸。什么叫中？不偏不倚，没有过度或不足。太极是中，皇极是中，天地是中，圣贤是中，事物也是中。尧舜禹三位圣人相互传授，真诚地把握其中道。商汤建立中道，周文王顺从上帝的法则，周武王以皇极建立法度，周公制定礼制的中道，孔子随时处中的中道，都属于中。庸，就是平常。因为中，所以恒常；因为恒常，所以合乎中道。从通常人的情理看，尧舜不把帝位传给儿子而传给贤人，禹不传给贤人而传给儿子；商汤放逐夏桀，周文王侍奉殷商，周武王讨伐商纣，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孔子想接受中牟、佛肸的召唤，却又没有去，不采纳讨好奥神、灶神的说法；对于晨门、荷篠那类人的态度，又取其安于饭蔬饮水之乐，似乎都不合于常态。然而不知道这正是中道之所以为中，也正是常道之所以为常。为什么这样说？假如尧舜的儿子丹朱、商均能够成才，那么尧舜也一定会把帝位传给儿子；假如禹的儿子启不成才，那么禹也一定会把帝位传给贤人；假如夏桀、商纣仍受天命，人心没有背离，那么商汤、周武王也一定会像周文王那样遵循时势，暂且养晦；假如管叔、蔡叔没有散布流言，没有挟持武庚、禄父反叛，那么刑斧不必破损，斨斧不必残缺，《鸱鸮》诗也不必作成，而《常棣》诗中的宴饮欢乐自然会照常进行。假如孔子果真得到任用，有时就会不等车驾备好便前往；如果不被任用，有时就会连冕服也不解下便离去。可以出仕，也可以退止；可以久任，也可以速退；没有主观臆断，没有一意必行，没有固执，也没有自我中心，这就是中，也正是它成为常道的原因。这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中庸，也是子思先生以《中庸》命名篇章的大旨。天命之谓性，是什么意思？自然而然的，就是天；就像今天所说的命令，命就是命令。与生俱来的，就是性。从天赋予人来说叫作命，从人承受天赋来说叫作性。天命就是性，性就是天命，所以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什么意思？性就是理，理就是仁义礼智。

译率，就是遵循。遵循本性的仁，父子之间就有亲爱；遵循本性的义，君臣之间就有敬重；遵循本性的礼，长幼之间就有秩序；遵循本性的智，是非之间就有分别。所以说“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什么意思？从天赋予人的方面说叫命、叫性、叫道，这本来是人人相同的；从人的气禀方面说，有的厚、有的薄，有的清、有的浊，不可能完全没有差异。只有圣人能够完成天地未能完全实现的功业，尽到君师应尽的职责，就在这条道上加以品节规范，使它成为天下的法则，可以传给后世，这就叫教。然而这种教也不超出三纲五常，只是顺着人所具有的去施行，而不强迫人做其所没有的，所以说“修道之谓教”。这样看来，性、道、教，名称虽然有三个，实际却是一个，因为都同样出自天。曾经因此考察圣经贤传立言的要旨，仿佛出自同一张口。《帝典》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细辨察、专一守持，才能确实把握其中。”道心就是天命之性，精一就是顺性而行的道，执中就是修道而成的教。《汤诰》说：“伟大的上帝把中正之理降给下民，使他们各有恒常的本性，能够安定地遵循先王的法则。” 上帝降下的中正之理，就是天命之性；各有恒常的本性，就是顺性而行的道；能够安定地遵循其法则，就是修道之教。《泰誓》说：“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之灵；真正聪明的人才能成为大君，大君要成为百姓的父母。”天地是万物父母，就是天命之性；人是万物之灵，就是顺性而行的道；大君成为百姓父母，就是修道之教。《周诗》说：“上天生养众民，使万物各有形体，也各有法则。”这就是天命之性；“人民秉持常性，喜爱美好的德行”，就是顺性而行的道和修道之教。刘子说：“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出生”，这就是天命之性；“所以有礼义威仪的法则来确定人的命分”，就是顺性而行的道和修道之教。孟子关于性善的道理，是从子思的《中庸》中得到的。荀子所谓性恶、扬子所谓善恶混杂、韩子所谓性有三品，都是没有明白子思的中庸。程子说得好：“只谈性而不谈气，论述不完备；只谈气而不谈性，论述不明白；把二者分开来说，就是错误。”自孟子以后，能够阐明性理、对人心有功、对世间教化有补益的，只有程子一人。他论说《中庸》时说：“这篇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著作。” 又说：“善于读《中庸》的人，得到这一本书，一生都用不完。”希望各位朋友精心思考并努力践行它，以进入中庸之道。设置山长一员，教养士人的事务都归他掌管。自从书院建立以来，帅府便从各位幕官中选任一人兼任。景定元年以后，改由吏部注授差遣吴坚【淳祐十二年二月，以江东抚干兼任】。开堂讲义：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能够自立，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懂得天命，六十岁听到什么都能通达，七十岁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这其实是圣人的谦辞，同时也是教人说明求学的次第。学习的大要没有别的，只在于不丧失自己的本心罢了。十五岁立志求学，是为了寻求自己的本心，这是学习的开始；能够随心所欲而不越矩，则本心已经存于自身，这是学习的最高成就。明道先生说：“圣贤千言万语，不过是想使人约束已经放失的心，使它反复回到自身，由此能够自己寻求向上进步。”这话意义多么深大，难道不是深刻领会了本章的要旨吗？约束放失之心使它返回，便是立志求学的功夫；不断向上寻求，那么从三十岁自立、不惑，直到随心所欲而不越矩，都包含在其中了。试着推究此理：上天生育百姓，没有不把这种道的完整体性赋予他们的；所谓道的完整体性，实际上浑然具备于一心之中。只是外物侵扰心灵的情况很多，这颗心有时随外物迁移，便不能成为自身的主宰。这就是必须立志求学的原因，不过是要明白善道，以恢复本来的状态罢了。孔子是圣人，若说知识，他是生来就知道；若说实行，他是安然实行，似乎不必依靠学习。他自称十五岁立志求学，大概是为求学者确立法则，使他们知道应当趋向哪里：先确立自己所能掌握的根本，像水流填满洼地后再向前流，文章形成篇章后才能通达一样，逐步前进。况且孔子所说的“学”，究竟学习什么呢？朱子说：“这里所说的学，指的是《大学》。《大学》的纲领，是彰明光明的德性，使百姓更新，并止于最高的善；其具体条目，是穷究事物之理以获得知识，使意念真诚、心志端正、修养自身，并推广到治理国家、安定天下。它体制完备而作用宏大，不学习就不足以充实它。”所谓“志”，就是心之所向。精神凝聚安定，思想专一，对于《大学》的道理，就像射箭的人追求命中、行路的人奔赴家乡；声色财利不能动摇他的操守，富贵显达不能改变他的节操。一定做到这样，才可以称为立志求学。由立志求学而达到自立，是因为认识已经明白、实践也在进步；由自立而达到不惑、知天命，是因为实践更加有力、认识也更加深入；达到耳顺，是认识的最高境界，不用思考便能领会；达到随心所欲而不越矩，是实践的最高境界，不必勉强便能合于法度。立志求学，是达到随心所欲而不越矩的开始和条理；随心所欲而不越矩，是立志求学的最终完成和条理。始终条理贯通一体，也只是不丧失本心而已。古人八岁进入小学，教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等事务，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等知识，已经足以收回他们放失的心，培养他们的德性，并成为进入大学学习的根本。十五岁进入大学，教他们穷究事理、端正心志、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又借此开发聪明才智，增进德行，修习学业，以收获小学教育的成效。因此圣人设置了明确的学习次第，使求学者及时学习，循序渐进；凭借逐步积累的功夫，取得亲身体验的实效，大体以十年为期限，考察其日益更新、不断进步的成效。必须先立志求学，才能自立；必须先自立，才能不惑；直到耳顺、不越矩，各有一定次第，不能越级跳跃而上。如果已经立志求学，从此不断前进，逐节反省察验，不到最高境界便不停止，又怎么会走到半途就停步呢？人的身体受到血气的牵累。年少时不学习，血气尚未定型，本心容易被遮蔽；壮年时不学习，血气正强，本心容易被扰乱；老年时不学习，血气已经衰弱，本心容易消亡。学问与血气彼此消长，只因不立志求学，所以任由血气作主。年少时血气未定，壮年时血气刚强，老年时血气衰弱，都足以成为本心的祸害。能够立志求学，那么志气就成为主宰，血气便听从它的命令。从学习而自立，从自立而不惑，直到知天命、耳顺、不越矩，都是靠志气始终不衰来实现的。

译学习达到不越矩的境界，心就寂静而不妄动，一受到外物感发便能通达，本心清澈明亮，与道合而为一，随心所欲所做的没有不是最高的道理。因为心就是道的本体，随心所欲就是道的作用。声音成为音律，身体成为法度，天下的规矩都由我自身发出，还有什么可越过规矩的呢？明道先生从十五六岁时起，就立志求学，希望成为圣人，这固然说明他的天资很高。然而从他“约束放失之心”这句话来看，就知道他的学习有一定进程；圣学始终的条理，以及用来修养自己、教导他人的原则，全都不超出这一点。明道是在学习孔子。如今诸位朋友登临明道先生的讲堂，难道可以不把明道学习孔子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吗？求学者研习这一章“立志求学”的道理：第一，要知道圣人并不以自己的圣人身份自居；第二，要知道圣人这样永不停息地体察和实践道体；第三，要知道圣人年纪越高，道德越盛，而亲身体验、实际实行、显著的习察，自然有无法掩盖的表现。如今的求学者与圣人相距非常遥远，难道可以虚度岁月而不知道怎样自我勉励吗？因为进学的功夫全在立志。志向一旦确立坚定，从三十岁到七十岁便是一节比一节紧密；从自立到随心所欲，一步比一步高峻，知与行一同进步，越进步越达到极致。这就是圣人成为圣人的原因。开堂之初，讲学的开端正在今天，诸位为什么不先立下自己的志向呢？胡崇：淳祐十一年六月，以江东抚干兼任本职。开堂讲义：《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使百姓亲近更新，并止于最高的善。《大学》是圣道的门庭；这三项是《大学》的纲领。“止于至善”一句，又是彰明德性、更新百姓的目标。程子说：“《大学》是孔氏遗留下来的书，是初学者进入德行之门的著作。”又说：“初学者进入德行之门，没有比《大学》更好的；其次没有比《论语》《孟子》更好的。”这就是它成为圣道门庭的原因。朱子说：“《大学》一篇的旨意，总括起来不超出八件事；八件事的要点，总括起来又不超出这三项。”这就是所谓《大学》的纲领。程子认为这是义理精微的最高境界，所以用“至善”来概括。凡是想充分实现彰明德性、更新百姓之实的人，都必须求得止于至善，不能容许有一点过分或不及的偏差。這就是“至善”成为彰明德性、更新百姓之目标的原因。古代求学的人，幼年时进入小学，长大后进入大学。小学明白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大学则穷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根本，通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作用。学习有小学、大学的区别，但所遵循的道理却只有一个。自从无极的真性、阴阳二气的精华奇妙融合凝聚，便化生出万物。人和万物共同被天地包容，形成于天地之间；得到的气偏斜而闭塞的成为万物，得到的气端正而通达的成为人。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所谓“人得天地中正之气而生”，所谓“人是天地之心”，所谓“只有人是万物之灵”，所谓“只有人得到天地秀美之气而最为灵秀”，所谓“得到五行秀气的成为人”。所谓“天地之塞，是我的形体；天地之帅，是我的本性”。“德”就是得到，称为美德、崇高之德、通达之德、天德，都源自最初禀受的天性。方寸之心虚明灵妙、洞达澄澈，万物之理无不具备，处处显现，不用思考便知道，不用学习便能够做到；由此可知，人之所以不同于万物、能够养育万物，并且与天地并立为三，是因为具有这种光明的德性。然而光明的德性禀受于天，能否使它光明却在于人；光明的德性根源于本性，能否使它光明却要依靠学习。光明的德性虽然人人共同具有，但能够使它光明，却是圣贤优先做到的。此德性纯粹合乎天理的能够使它光明，夹杂人欲的不能使它光明；通过求问学习来体察道理的能够使它光明，被气质遮蔽的不能使它光明；觉悟的人约束自己的情感、涵养本性，便能使它光明。愚昧的人放纵本性、禁锢情感，便不能使它光明。光明的德性不能显明，那么我之所以不同于万物、能够养育万物，与天地并立的根据，也就已经迷失而不能觉察了；昏昧不明，不能变得光明清楚。然而人的本性虽然受到欲望炽烈的侵扰，天赋的光明终究不会消灭。即使尚未施加使它光明的学习，本来光明的本性也有不可完全昏昧的一面。因此《大学》的教导，先从格物致知开始，用来启发使德性光明的端绪；接着讲诚意、正心、修身，用来完全实现使德性光明的实际功夫。光明的德性是我本来具有的，体认它必须真实，在本性分际之内洞然有所见，这就是依循本来光明的德性而使它更加光明。光明的德性是我素来具备的，持守它必须笃实，在亲身实行之间显著表现出来，这就是修养本来光明的德性而使它更加光明。这是成就自身的学问。学习之所以称为“大”，不只是成就自己，还包括所谓成就万物。光明的德性我有，别人也有；迷惑的人都可以使他们觉悟。圣贤具有它，愚昧不肖的人也具有它；昏昧的人都可以使他们变得明白。尽自己的本性，以尽别人的本性；彰明自己的德性，以彰明别人的德性。对于夹杂人欲的人，我为他开启并引导其被遮蔽之处。对于被气质遮蔽的人，我为他启发引导；对于放纵情感、扰乱本性的人，我为他防护约束并加以保养。使昏暗的变得光明，使闭塞的变得通达，如同醉酒的人醒来、做梦的人觉醒、在迷路中看见日月。这一过程始于齐家，中间经过治国，终于平定天下。之所以称为“新”，是因为洗涤净化人的精神，发扬人的风采，使人从阴暗污浊之处出来而登上光明之境，使人从否塞之地进入通泰之境，使人脱离卑陋、困厄、浅薄的领域，而处在高明广大之地。人人都禀有这种光明的德性，由我使其更新，光明的德性才开始显明，并不是过去没有、现在才有；人人都具备这种光明的德性，由我使其更新，光明的德性得以重新显明，并不是先前有所亏损、后来才有所增加。这是成就万物的学问。彰明德性是成就自己，更新百姓是成就万物；二者之间都不可以夹杂个人的私意和小聪明。天下的道理无不具有一定的法则，何况光明的德性不是从外面得来，使它光明、使百姓更新，也不是人的一丝力量可以增减，难道没有所谓当然的法则吗？这个法则是什么？就是至善。至善，就是彰明德性、更新百姓所应遵循的法则。君主止于仁，臣下止于敬，儿子止于孝，父亲止于慈，与人交往止于信，这就叫至善，也叫知道应当止于何处。凡是要彰明自己的德性、更新百姓的德性，必须止于这里，然后天理才能纯粹，不夹杂人欲。

译通过求问学习便可以通达道理，不被气质遮蔽；使情感合乎本性，而不使本性屈从于情感。否则，还不足以谈论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道理。《大学》的道理，只有这一章，而道的门庭、学的纲领以及用力的目标，都完整地见于这四句话之中。求学者舍弃至善之外，还能把什么作为精密切实用功的地方呢？即使如此，求学者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固然没有比这更切要的；书中关于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要旨，也没有比这更紧迫的。此书所讲的道，是太极由此分判，阴阳二气由此分开，五行由此播布，两仪由此确立，四时由此运行，一刻不停，万世不弊。它先于天地开始，后于天地终结；究竟是谁主宰安排它？是谁维系纲纪它？必定有承担这一责任的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开创宇宙，确立人的最高准则，运行神妙的教化，使百姓各得其宜。此时《大学》的道，恩泽融入世间。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继承它，整理人伦、建立皇极，设置学校来申明孝悌。此时《大学》的道，公开施行于天下。后来世道衰败、道术微弱，我的老师孔子把《大学》的次序记录下来，曾子又通过传述《大学》来阐发其意义。孟子以后，这种道理逐渐衰微消失。上天开启我大宋，濂溪先生、二程先生相继出现，晦庵先生又接着阐发说明它。《大学》的道理，正如天地长久郁闭后忽然开朗清明，日月长久被遮蔽后忽然重新明亮，确实可以传于万世。我们同道之士何其有幸，能够生在今天，读《大学》这部书，心中豁然如冰雪消融，怡然觉得义理顺畅；从容自得地探求，充分领会而自有所得，用来真正践履实行，求取《大学》的道理。晦庵先生又担心读这部书的人不明白从哪里入手，于是说：“敬这一字，是理学用来成始成终的功夫。”又引用程先生所说的“专一而不旁骛”，说到所谓“整齐严肃”。那么，《大学》的道理，从格物致知直到治国平天下，无论彰明德性、更新百姓，还是止于至善，都不可以有一天忘记“敬”。他如此紧要地向后来的求学者说明这一点，难道还不够深切明白吗？又听说，求学者做学问，与其向书本求取，不如向自己求取；与其向言语求取，不如向内心求取。圣贤著书，千言万语，不过是想开启我们心中的光明，启发我们心中的更新，始终向善而不做不善罢了。不向自己求取而只向书本求取，不向内心求取而只向言语求取，那么书只是书，言语只是言语。书上说要彰明德性，而我的心仍旧不明；书上说要更新百姓，而我的心仍旧没有更新；书上说要止于善，而我的心中不善的地方仍然照旧。这样，书上的话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有的人虽然有所明白却不能始终明白，有所更新却不能始终更新，都没有达到至善。游览明道先生的讲堂，阅读明道先生的著作，诵读明道先生的话，为什么不也反过来向自己求取呢？向自己的内心求取，开启内心的光明，谋求内心的更新，归于至善的境地吧！即使如此，关键还在于以敬来主持它。朱貔孙：宝祐二年某月，以江东抚干充任本职。开堂讲义：《周礼》说：“大司徒用乡里的三类事物教导万民，并从中选拔荐举人才。第一类是六德：知、仁、圣、义、忠、和；第二类是六行：孝、友、睦、婣、任、恤；第三类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古人的选举办法，大致是先教导他们，之后再选取；人才之所以兴盛，正是因为这样。如果不教导就选取，就如同不耕种却希望收获、不整治田地却希望成为熟田一样，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尧舜时，契教导人伦，冯典掌管音乐，乐正教导贵族子弟；等到他们有所成就，就任用他们、录用他们，广泛接受并施行教化，无不是具备九德的人，既用这些内容教导，也用这些内容选拔。经过夏代到商代，一直如出一辙；到了周代，这套制度终于大为完备。大司徒说：“用乡里的三类事物教导万民，并从中选拔荐举人才。”所谓三类事物，就是德、行、艺。明白而不迷惑叫作知；公正而不偏私叫作仁；广大而能化育万物叫作圣；行为合乎适宜叫作义；不欺骗叫作忠；合乎节度叫作和。这六项是天下完整的德性。从孝敬父母发展到友爱兄弟，从友爱兄弟发展到和睦亲族，从和睦亲族发展到亲爱姻亲，直到对朋友尽责任、对乡里加以救济，这叫六行。从五礼、六乐、五射、五御，直到六书、九数，这叫六艺。三类事物虽然各有不同，但合起来便是一条道。扬子说：“用道来引导他们。”子思说：“修明道就叫作教。”孔子说：“志向在道，守持于德，依凭于仁，游习于六艺。”没有一样不是具体事物，同时也没有一样不是道。六德以知、仁为首，这是教导方法首先着重的地方。知用来彰明道，仁用来防护道。教导没有比开启人的心智更优先的；使人明知并融合贯通，是为了防护人的心。德由知而达到仁，那么圣、义、忠、和四项也就具备了。六德如果完备，六行、六艺也包含其中。六行是仁的实践，六艺又是知的实践。人如果能够完备六德，随着仁德充实的程度，就可以做到孝、友、睦、婣、任、恤，成为具备六行的人；随着知识达到的程度，就可以做到礼、乐、射、御、书、数，成为通晓六艺的人。教导的方法如此详细，选拔的方法又更加详细。开始由闾胥登记那些敬重、勤敏、能任事、能救济的人；接着由族师登记那些孝顺、友爱兄弟、和睦、亲爱姻亲以及有学问的人；上至党正，则登记他们的德行、道艺，按年按时主持考察比较；再上至州长，则考核他们的德行、道艺，荐举贤能者。

译教导的方法既详细，选取人才的方法也详细；规模宏大，条目又细密周全。士人在这样的时代出生，服从并学习这些教导，屡次经过品评鉴定，那么将来让他们出仕任长官、入朝治理事务，就没有一件事不尽到自己的职责。因此，凭六德被荐举的人，便是至圣大贤，如周公、召公一类；凭六行被荐举的人，便是善人君子，如康叔、君陈一类；凭六艺被荐举的人，则是所谓各有一项小善的人，大多只把姓名记录下来。即使只具备一艺，也没有不任用的，就像三百六十属各自专任一职这一类情况。至于下层的胥徒、府史、舆台、皂隶、侍御、仆从，也无处不是正直之人。他们耳濡目染，受到声气感召，不待期望便自然归于德行、道艺。先王的教化，成效难道可以估量吗？西汉初年举荐孝廉、举荐茂异，虽然得到了一些以德行、才艺荐举人才的意思，但三类事物的教化却不再见到了。因此，夏商周三代以前，人才都出自道德教化的造就；三代以后，人才将随着各自的天资而发展。儒术本来可以使国家受益；没有周代的教化，西汉却恰恰因儒术而衰败。名节本来可以使国家受益；没有周代的教化，东汉却恰恰因名节而衰落。晋代没有周代的教化，人才沉溺于相互推崇清谈；唐代没有周代的教化，人才止步于相互崇尚辞章。并不是人才不如古代，大概是教导的方法不如古代罢了。唉！成周时代虽然遥远，所谓三类事物的教化，难道会因古今不同而有无存亡吗？士君子在家中、出现在乡党之间、游学于学校，都是服从和学习这种教化的地方。应当以古人为自我期许，以先王的教化约束自己。为什么有的人安于卑陋而不能学习这种教化，有的人仗恃聪颖奇异而不再学习这种教化，有的人热衷于求取功名而没有时间学习这种教化呢？三年一次的大考，往往就是凭这些人来应试，他们对“贤能”二字实在多有惭愧。明道先生说：“一律用道德仁义来教导培养他们，又专门根据实际品行、才干和学问来升用进取；除去一切没有义理的弊病，不到几年，求学者就会普遍发生巨大变化。”伊川先生说：“人人都说他不教人学习科举业，其实科举业只要足以取得科第就够了。比如十天中用两天学习科举业，那么剩下的日子完全可以用来求学。”明道先生所说的“巨大变化”、伊川先生所说的“求学”，难道会在六德、六行、六艺之外吗？一定要取法成周的教化，一定能够遵循明道、伊川二位先生的训诫，这样才可以成为贤能之士。圣明的天子又将荐举师帅，也能够用道德教化那些私下受学的学者。请千万不要说：“拿着几寸长的笔，在一尺长的纸上作文，只要大致符合主管官员的标准，就可以凭此谋求利禄。”一定要追求无愧于自己的内心，无违背先王的教化，无背离明道、伊川二位先生的教诲，以求使自己归属于有德行、通道艺的人，然后才可以。愿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努力。赵汝詶：宝祐三年某月，以建康节推充任本职。开堂讲义：《大学》经文第一章共一百六十五字，是《大学》的开头一章，全书的纲领都在这里，其余各章都是对它的发挥。这部书未经先儒考订校正，其中有的先后次序错乱，有的文字脱漏不全，有的分裂而不相衔接，有的间隔太多，所以始终没有完全达到完善。现在把第一章作为纲领，其余各章作为条目。第一章有“三在”“二知”“六先”的文字，其余各章有对“三在”“二知”“六先”意义的扩充。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以及“知至”“知本”和“先诚意”“先正心”“先修身”“先齐家”“先治国”，都有扩充的义理散见在其余各章中，仍然可以考察。至于格物致知的扩充义理却缺失了，难道不是因为时代久远而散佚了吗？或者是先圣留下来，等待后人用心领会、意会贯通吗？我曾考察诸儒的著作：晦庵朱先生说，“格”就是到达；想来他的意思是说，对于每一件事、每一种物，都要认识到其中道理的极致。平广赵先生又说，“格”是以物为对象而穷究它的道理，就像“格敌”一词的意思；想来他的意思是说，我自身的道理与万物的道理相对，万物的道理就是我自身的道理；知道自身的道理，就知道万物的道理。何况天地万物与我同出于一个本原，我能够探究它们的原则，事物之理就被穷究了。一旦穷究了事物之理，知识就达到极致；知识达到极致，就使自己的知识充分发挥到无所用之处，从而达到无所不知的境界。所谓“无知”，不是佛教所说的如死灰枯木一般，而是文王所说的“不识不知”、孔子所说的“无知”。“致”是使它达到极致的意思。[此处原文“致者，致其为臣而去之义”疑有讹脱]如果所知还没有达到极致，事物之理就没有穷尽；事物之理没有穷尽，知识中就会夹杂私见；知识夹杂私见，意念就不能真诚；意念不真诚，心就不能端正；心不端正，身就不能修养；身不能修养，家就不能整齐；家不能整齐，国家就不能治理；更新百姓的事业，我没有看见它能够得到实行。请试着从自己的内心观察：正当心神专注、安静沉默的时候，意念未尝不真诚；但一旦各种吉凶悔吝纷纷杂沓地出现在眼前，患得患失的念头便胶着扰乱于胸中，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对事物的认识还不透彻，所以被事物所动。心一动便产生分别之知，有了分别之知，意念就夹杂；意念夹杂，便不能真诚。格物致知的学问意义实在重大啊！谨以此说补充发挥第二章的意义。潘骥：宝祐四年某月，以江东帅司属官充任本职。开堂讲义：“复卦亨通，出入没有灾患，朋友来而没有咎害，反复回到正道，七日后阳气来复，利于有所前往。”《彖传》说：“复卦亨通，是刚爻返回而依顺道运行，因此出入没有灾患，朋友来而没有咎害，反复回到正道，七日后阳气来复，这是天道运行的规律。利于有所前往，是因为刚爻在增长。复卦，大概可以从中看见天地的心吧！”一个阳爻开始在卦中产生，便称为复。观察《彖传》的文辞，已经足以说明复卦的意义了；但它一定还要赞叹说“复卦，大概可以从中看见天地的心”，这是什么心呢？天地以生育万物为心，而人出生以后，又得到天地的心作为自己的心。自从太极初次分判，阴阳分开，开合、动静的端绪便循环往复而不停息。剥卦发展到极点必然转为复卦，阳气没有永远消尽的道理，也没有突然增长的道理。因此先儒把运动的端绪看作天地之心。运动的端绪，大概就在那微妙绵密之间，是征兆初现的时候吧？在月份上对应子月，在音律上对应黄钟；生机的微妙，有不可形容的地方。所谓“雷在地中”，只是圣人特意取其象来说明而已。先王观察复卦的象，于冬至日关闭关隘，商旅不得通行，是为了保养阳气。君子斋戒居处时，一定遮蔽自身，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吧？由天地之心来验证人的心，人心的善起初没有明显征兆，但这颗心一旦发动，便有所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

译四端中的仁，就是四德中的元；这种心，就是天地生育万物的心。在六爻之中，又可以看见圣贤孜孜不倦地向善的心意，这正是天地生生不息的心。初九表示颜子近于仁的功夫，是不违背仁的意思。因为以阳刚君子的德性作为复卦最先出现的爻，所以说“不远复”。六二能够亲近初九之仁而谦下相从，也就是颜子克制自己、恢复礼的意思；复道没有比这更美的，所以说“休复，吉”。六三反复回归虽然有危险却没有灾咎，过失在于曾经失去，而不在于重新复归，所以赞许他屡次复归以求仁，不因屡次复归而责怪他。六四居中而行，独自复归，不说吉凶。六五敦厚地复归，只达到没有悔恨。大概六四以阴柔之爻处在众阴之间，力量薄弱又没有援助，却想独自复归以求挽救，所以还没有复归于仁，因而不能说没有咎害。六五以阴爻居尊位，贤人处在下位却得不到帮助，只能凭中正柔顺保全自身而已，还不能把仁普遍施行，因此不能达到亨通。圣人垂示警戒的用意很深。上六处在复卦的终点，迷失而不能复归；本心既已丧失，还有什么虚灵的知觉可言呢？这正是孟子所说的自暴自弃，是不仁之中最严重的。彖辞从天地最为仁厚的一面来说，所以一句话便已经说得充分。爻辞从君子求取仁德的一面来说，所以在得到与失去之间，反复申说一褒一戒，仍觉得表达不尽。自汉代以来，《易》学失传，天地之心无法看见，大概已经一千多年了。明道先生关于元气的论说，浑然天成；他启发求学者，必定使他们观察天地生育万物的气象，并且说“满腔子都是恻隐之心”。这样，不借助训诂说明，复卦的意义也已经森然存在于胸中了。上元是先生过去游学之地，自古以来那里就有祠庙；诸位在其中学习，也已经很久了。丙辰年，十一月癸丑日冬至，过了五天就是嘉平月初一，潜藏的阳气微微发动，生机开始回转。裕斋先生作为当世大儒，承继道学正统，特意在这一天屈尊来察看；先生作为这座讲堂的领袖，命后学潘骥讲解《复》卦，以便观察天地之心。潘骥衰老颓败、沉沦世俗，哪里足以阐明《易》的深奥旨意？但我私下有所听闻：《复》有两层意义：“复，是上天的道；使它复归，是人的道。”一股元气存在于天，屈伸往来而不停止，这是“复”；一道天理存在于人，万古长存，却不能没有消长盈虚，这是“使之复”。“复”，是上天运行刚健不息的方式；使之复归，是君子自强不息的方式。然而天道从来没有离开人道。诸位在阳气复归的时候，更应尽力履行人道，寻求使善复归的道理；这样善端便会天天生长，德性的根本就在这里。如果拘泥于旧习而没有自我更新的机会，受到外物诱惑而没有致力于内在修养的实际功夫，那么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最终只会迷失而停止，这不是生生不息的意义。谨将晦庵先生赞颂《复》卦的话附在后面：“万物纷纷生长，生命没有穷尽，谁在主宰它？造化以此为工，阴气闭合，阳气开放，一静一动，深远而无边；整体与妙用，难道只在这里吗？潜藏的阳气壮大，衰退的阴气退却，于是说光明出现了，这就是天地之心。闭合达到极点而没有余留，正是开放的开始；生机蓊郁，具备全部的美善。它在人身上叫作本性的仁，收敛藏于方寸之间，却包容无边；它的萌芽已经萌发，它的恻隐已经显露，由此充实扩展，四海都可以作为准则。只是因为正值这微妙绵密的时刻，所以要斋戒、遮蔽自身、关闭关隘，仰观伏羲之图，考察经典、会通传文，谨慎赞述一辞，以告诫人们不要懈怠。” 周应合：开庆元年四月，以江东抚干充任本职。开堂讲义：孔子说：“学习并且按时温习，不也很喜悦吗？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我却不恼怒，不也是君子吗？”圣贤著作的要旨，常常寓于篇章开头。《大学》开头揭示彰明德性、更新百姓、止于至善的要领；《孟子》开头辨析仁义与利益的界限；《中庸》开头说明性、道、教本来是一源，这些都是全书的要旨。至于《论语》一书，是孔门弟子记录孔子嘉言而成，内在自有次序。先儒认为，开头一篇是进入道的门径、积累德性的基础，也是求学者首先应做的事。要由已经说出的内容，领悟尚未说出的意义。我私下认为，第一篇的要旨又在第一章；第一章的要旨又在第一句；第一句的要旨又在第一个字。《论语》字字都在讲仁，而求仁从求学开始，所以“学”是《论语》的第一个字，也是人的第一件事。先把“学”字认识清楚，才可以同他谈读《论语》。然而“学”这个字，固然有些儿童能够说出来，却有些老人仍不知道它的要义，这是为什么呢？“学”的意思是效法。效法应当效法的，是正确的学；效法不应当效法的，是错误的学。把虚无寂灭拿来相互夸耀的，是异端之学；把记诵见闻、辞章写作拿来相互炫耀的，是世俗之学。他们都有所效法，却自称为学，并不是我们圣门所说的学。圣门的学问，只在于明白善道而恢复人的本初罢了。人出生之初，都同样得到天地之气作为形体，同样得到天地之主宰作为本性。本性就是天理，天理没有不善的，也没有圣人、愚人、贤人、不肖者的差别。只是因为所禀受的气有清浊、纯杂的不同，所以对于本来具有的善，有的显明，有的被遮蔽。显明的人保全本初，向上成为圣人，其次成为贤人；被遮蔽的人丧失本初，流转而成为愚人、不肖之人。这难道是他们本初的固定状态吗？学习之所以可贵，在于彰明自己本来具有的善，恢复已经失去的本初，通过反省察验、克制治理来改变气质，并且一定以圣贤为目标。比如说：“颜回是什么人？希望成为他，就是这样。”又说：“立志要有伊尹的志向，学习颜子的学问。”又说：“我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又说：“文王是我的老师。”又说：“舜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像他一样。”这些都是卓然有见识，所效法的对象没有错误。善性尚未明白、本初尚未恢复时，看圣贤几乎如同天地之别；善性已经明白、本初已经恢复时，贤人可以达到，圣人也可以达到。

译上天赋予人的本初，本来没有不同，只是人不善于学习，抛弃了自己本来都可以成为圣贤的初性，安于自认为不可能成为圣贤的鄙陋状态；这是圣人深深怜悯的地方，也是圣人寄望于学习的原因。既然已经说到学习，就一定要接着说按时温习，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学习固然在于认识道理，更在于能够实行它。不知道却能够做到，本来没有这样的道理；知道却不能做到，那么所学的又是什么呢？所以，从尚未知道、尚未做到而求知求能，叫作学习；已经知道、已经做到而仍然不断用功，叫作按时温习。比如知道孝悌的道理，就一定要不断练习孝悌的行为，没有一刻不孝不悌，这样才可以学成为古代那样的孝悌之人；知道忠信的道理，就一定要不断练习忠信的行为，没有一刻不忠不信，这样才可以学成为古代那样的忠信之人。只是效法而不温习，不是学习；温习却不能时时进行，也不足以成就所学。这就是“学习并且按时温习”成为《论语》第一句的原因。尚未懂得道理时，最迫切的是求知；所知已经通达，怎么会不喜悦呢？尚未能实行时，最迫切的是求能；所能已经熟练，怎么会不喜悦呢？所知一天比一天深入，所能一天比一天熟练，默默体认而心中贯通，知识和能力一同进步，心中豁然如冰雪消融，怡然觉得义理顺畅；由此自得的趣味，内心确实有一种喜悦，是无法向别人言说的。《集注》在这里载录了程子的两段话：先说按时反复思考推究，义理浸润融合于心中，所以会产生喜悦；这种喜悦产生于所知。又说学习是为了将它实行，按时温习便使所学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会产生喜悦；这种喜悦产生于所能。为什么“不也喜悦吗”要接在按时温习之后呢？这是第一章的第一节。下面又用两节申说这一层意思，圣人难道没有深意吗？古代求学者是为了自己，这正是圣人的意思。程子所说义理浸润于心中、所学成为自己的东西，就是为了自己的意思。为己，是致力于内在；为人，是致力于外在。但细微相近之处，正需要明辨。为己与为我不同，为人与使人受益也不同。为己，是做自己应当做的事，并非受到外在诱惑；为我，则拘泥于自我的私心，只看见自己而看不见外物。及人，是把自己的善推广到别人，把别人看得与自己没有隔阂；为人，则只求获得别人的知晓，自己的内在却全都不真实。只知道为己而不知道推及别人，弊病将流于为我，这就接近异端之学，不是圣人所说的学；喜欢推及别人，却不乐于别人不了解自己，弊病又会流于为人，这就沉溺于世俗之学，也不是圣门所说的学。所以圣人的训诫一方面防止、一方面截断，必定希望求学者为己而没有为我的弊病，推及别人而没有为人的弊病。下文两节的意思，大概就是彼此发明这一点吧？开头说按时温习的喜悦，接着一定说朋友到来的快乐，这是希望求学者为己而不流于为我。因为本性是万物共同的本原，并不是被个人私自占有的东西。人的本初相同，善性就相同；善性相同，学习的内容也相同。独自学习的喜悦，哪里比得上与别人共同学习更加喜悦？自己成为君子的幸运，哪里比得上天下人都成为君子的最大幸运？学习而有朋友，我的学问就不孤单；朋友从远方来，共同学习的人更加多了。按时温习而产生的喜悦，与众人共同分享，就从过去存在于心中的喜悦，发展为现在显现于外的快乐。喜悦产生于我心中自己得到的东西，快乐产生于众人内心共同得到的东西。归根结底，人和我同出于同一个本原罢了。按时温习而喜悦，功夫精密；朋友到来而快乐，气象广大。这正是《大学》所说自我更新、更新百姓的事业，无不属于自己分内应当做的事。只知道按时温习的喜悦，却不知道朋友到来的快乐，就是只知道彰明德性是自己的分内事，却不知道更新百姓也是自己的分内事；把别人和自己看成截然不同的两类，这样不流于为我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既然说到朋友远道而来的快乐，却一定接着说“人不了解我，我却不恼怒”，这是又担心学者满足于使别人受益的快乐，最终流于为他人而学的私心。远道而来的朋友，是自己的善已经得到信任的人；不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的善尚未得到信任的人。把朋友远来当作快乐，并不是急于求得别人了解，而是以自己的善足以惠及他人为乐，并且认为他人的善与自己的善没有不同。人不了解自己而不恼怒，并不是因为只顾自己而忘了别人，而是因为所学在于自己，本来就与别人知不知道无关。恼怒与快乐正好相对，“人不知”与“朋来”正好相反。以朋友远来为乐，是公心；因人不了解而恼怒，是私心。这就是“使别人受益”和“为他人而学”不同的地方。如果既以朋友远道而来为乐，又因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恼怒，那么先前所学的一切，都是为了求得别人了解而谋划，所谓自我获得，其实从未真正自得。学习有为自己和为他人的区别，这正是君子与小人由此分开的地方。为自己的学问，达到“不被人了解也不恼怒”之后才算得到验证；君子的德行，也达到“不被人了解也不恼怒”之后才算成就。《集注》在这里载有程子的说法：“虽然乐于使别人受益，却不被人认为是对的也不烦闷，这才是所谓君子的两节意思。”难道不是彼此发明、互相阐明吗？孔门弟子记录各种善言，却把这一章列在首篇之首，大概是要向人显示入道的要领。然而这一章虽有三节，实际的关键只在第一节。朋友来而快乐，是用来充实“时时温习”的意义；别人不了解而不恼怒，是用来验证“时时温习”的意义。第一节两句，关键只在“学”字。习，是学习的功夫；时，是学习的恒常；说，是学习所得的滋味。如果不先把“学”字认清，不知道所学究竟是什么，那么所温习的就会错，所得的快乐和不恼怒也无不随之而错，都是由于没有审慎考察所效法的内容。《集注》中“明善复其初”一句，是向人指示求学的准则，难道可以不审察它所说的“善”是什么吗？就是仁义礼智的道理。分开说是四种，专门说“仁”，实际上仁包含了它们。因此程子说：“仁是天下共同的公理，是善的根本；是上天赋予人的，也是人成为人的依据。”不失去作为人的依据，就可以成为贤人、圣人；可以与天地并立、赞助天地化育万物，也在于此。世上的学者有的还没有认识仁的完整体用，往往专指爱为仁，却不知道爱固然是仁的作用，却不足以穷尽仁的本体。先儒说仁只是合乎道理而没有私心，这句话实际上揭示了三代以后儒者尚未认识到的道理。

译圣门传授道统，只称许颜子、曾子以克制私欲、恢复礼制为仁：这是颜子学习的内容。把实行仁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是曾子学习的内容。所以《论语》第一章说了一个“学”字，第二、第三章便说出了“仁”字。仁之外没有别的学问；所谓“学”，所学的就是仁；所谓“习”，所习的就是仁；所谓“说”，所乐的也是仁。朋友远来而快乐，就是“自己想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想通达，也使别人通达”，以及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意思。人不了解自己而不恼怒，就是心中没有一丝私心，以及“实行仁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的意思。合起来看，全都是仁。每个字都在说仁，这一点更加可以确信：知道圣门所说的仁，就知道圣门所说的学。愿与共同求学的人努力前进，以求不辜负上天赋予我们的本性。有子说：“做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上级的人很少；不喜欢冒犯上级，却喜欢作乱的人，从来没有。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建立了，道就由此产生。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大概就是实行仁的根本吧？”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讨好人的脸色，这种人很少有仁德。”孔门的教诲以什么为先？回答说：以学习为先，所以《论语》首章先说学习。求学最重要的是什么？回答说：仁最重要，所以第二、第三章便说仁。实行仁从哪里开始？回答说：从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开始，所以说仁时一定先说孝弟。仁是心的德性，是爱的道理；孝弟是仁在事情上的表现。只说学习而不涉及仁，学习就没有依据；只说仁而不涉及孝弟，仁就无从入手。爱固然不足以穷尽仁，但爱是仁的作用。爱没有比爱父母更大的，所以善于侍奉父母叫作孝，善于侍奉兄长叫作弟，这就是学习实行仁的起始之事。就一家来说，父兄是处在上位的人；从父兄以外看，凡是比我尊贵、比我年长的人，都是处在我上位的人。善于侍奉父兄、不去冒犯他们，是孝弟在家庭内部的实行。凡处在上位的人都不去冒犯，是孝弟向外推展的表现。不能爱自己的父母、敬重自己的长者，当然不能指望他能爱敬别人。哪里有在家能爱父母、敬长者，在外却喜欢冒犯上级的人呢？哪里有小事不冒犯上级，大事却喜欢作乱的人呢？不喜欢冒犯上级，比侍奉父亲、侍奉兄长所达到的范围又扩大了多少？不喜欢作乱，比不喜欢冒犯上级所达到的范围又扩大了多少？凭他善于侍奉父兄的心，可以相信他不会冒犯上级；凭他不喜欢冒犯上级的心，可以相信他不会喜欢作乱。孟子首章所说的“没有实行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的亲人，没有实行义的人会把君主放在后面”，虽然与这一段的措辞不同，意思却相近。学习仁却不先学习孝弟，就是不能在内实行孝弟，也不能在外实行孝弟；就是能够学习，却不能把它推及他人。如果事事都学习孝弟，那么事事都不会有冒犯上级、作乱的过失；如果人人都学习孝弟，那么人人都不会有冒犯上级、作乱的过失。全天下都是孝弟之人，都没有冒犯上级、作乱的人，天下因此就会太平。所以说：“尧舜之道，不过就是孝弟罢了。”从本性上说，仁是孝弟的根本；从具体实践上说，孝弟是实行仁的根本。人们知道以仁为学，又知道学习孝弟的事情来实行仁，那么侍奉君主、尊敬长者、爱护百姓、爱惜万物的道理，都由此产生。仁好比谷种，孝弟就是刚刚萌发的禾苗，仁民爱物就是禾苗上长出的许多谷粒。有子在这里说了一个“为”字、一个“本”字，又说了一个“生”字，每个字都精确恰当。学者若能体会他的话，就应当知道入道的次序了。这一章记录有子的话，刚说到实行仁的根本；后面一章记录孔子的言论，便说到“很少有仁”的警戒。为什么这样安排？这正说明孔门弟子记录言论并不苟且，教导人也有次序。两章相互对照，正是担心人们在极细微处发生差错。程子说，孝弟是顺从的德性，“顺”字最能准确形容孝弟。然而顺从合乎正道才是孝弟，顺从失去正道就成为谄媚、佞巧；花言巧语、装出讨好人的脸色，正是谄佞的作为。把孝弟看作顺从，就不会失去本心；把谄佞看作顺从，就都是出于私心。本心就是仁，私心就不是仁。仁与不仁，只要从真伪上就能看出来。比如孝弟之人和颜悦色、容貌温婉、声音柔和、态度谦下，这是孝弟真实自然流露出来的地方。如果只是把言辞说得巧妙，把辞令修饰得漂亮，把脸色装扮得和善，在外表上刻意修饰，专门务求取悦别人，出于有意做作，那么声音、笑容、神态都只是虚伪罢了。如果不这样加以辨别，那么花言巧语的虚假顺从与孝弟的真实顺从似乎没有区别，仁与不仁又从哪里看得出来呢？所以把“花言巧语、装出讨好人的脸色，很少有仁”作为警戒，接在记述孝弟为仁之后，实在有深意，不可以草草看过。仁是心的德性，是爱的道理。所谓心的德性，是专门从整体上说的仁，是仁的本体；所谓爱的道理，是从具体方面说的仁，是仁的作用。“孝弟为仁”的仁，是说仁的作用，着重从爱的道理来说；“巧言令色鲜仁”的仁，是说仁的本体，着重从心的德性来说。这两章都在说仁，必须联系起来看，大概就可以认识仁的体用。它们言外的意思，是引导而不明说，学者必须反复玩味、仔细体认，自然会有所获得；这样求学，必定不会错。有人说，孝弟是从具体事情上说的，固然可以说是仁的作用，也确实是爱的道理。言语和脸色都是从外部表现出来的，怎么会关系到仁的本体？怎么会关系到心的德性？却完全没有想到，言语和脸色固然不是心的德性，却足以用来验证心的德性；并不是说言语和脸色本身就是心的德性。言语和脸色固然不是仁的本体，但花言巧语、装出讨好人的脸色足以损害仁的本体；并不是说言语和脸色本身就是仁的本体。朱子说：“在外表上刻意修饰，专门务求取悦别人，人的欲望一旦放纵，本心的德性就灭亡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仁”字是着重从心的德性来说的。程子说：“知道花言巧语、装出讨好人的脸色不是仁，就知道仁是什么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仁”字是着重从仁的本体来说的。心的德性常存，爱的道理就会常常充实；仁的本体能够完全保持，仁的作用必然广泛施行。仁的具体实践固然不止孝弟，但孝弟是较容易做到的；能够做到容易的，就能实行困难的，从这里不断充实扩展。

译损害仁的事情固然不止花言巧语、装出讨好人的脸色，但花言巧语、装出讨好人的脸色是较容易警戒的；能够戒除容易戒除的，就能禁止难以禁止的，从这里开始。这种说法，难道只是得益于程子、朱子的阐发吗？大概也得益于孔子、颜子之间的传授。颜子问仁，孔子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就是仁。”颜子请问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看、听、说、做都是外在表现，这四方面禁绝不合礼的行为，仁就在其中。谈《论语》中关于仁的道理，没有比孔子、颜子的传授更精妙的了；没有不合礼的言语行动，就是实行仁。在言语脸色上放纵花言巧语、媚态取悦，就知道这是很少有仁；从戒除花言巧语、媚态取悦入手，就可以进而做到“四勿”；做到“四勿”，就可以学习颜子的学问；学习颜子的学问，就是获得孔门的仁；获得孔门的仁，就不算白读《论语》了。学者入道之初，如果只知道“孝弟为仁”的教训，不知道“巧言令色鲜仁”的警戒，就只认识仁的作用而不认识仁的本体，所学很容易发生偏差。因此我认为，首章说一个“学”字，这两章相继说“仁”字，正是孔门弟子善于记录言论，提取要领来教导人，暗中自有次序，不可草草看过。如果认为《论语》的言论只是杂乱记录、没有次序，那大概是没有深入玩味。程子说：“学者先读《论语》，它就像尺度和秤一样，用它来衡量事物，自然能够看出长短轻重。”实在应当逐句弄清楚，逐字弄清楚，切实反省察看自己，下一番细密的功夫。裕斋先生再次任江阃，与部使者率领各位僚佐惠临书堂，命我讲解《论语》，我恭敬地取篇首章句阐发其义，并请教于宗师，向诸位朋友求得益处。” 张显【开庆元年闰十二月，以添差江州教授、权充的身份任职；景定二年正月，经推荐授任史馆检阅】开堂讲义【“广泛学习，详细询问，慎重思考，明白辨析，切实实行。”《中庸》的首章，是全篇的纲要和要旨。开头讲天命、性、道、教的根源，中间讲存养、省察的要领，最后讲圣人神妙功化的极致。下面三十二章反复演绎，无不表达这个意思，可以说达到极点、妙极了，不能再有所增加。然而泰山、华山的高，必须由一步一步攀登而上；沧海的深，必须乘船航行才能到达。《中庸》的德性，难道会没有由此进入的途径吗？我曾虚心涵泳，切实反省，因而有所体会。第二十章中说：“广泛学习，详细询问，慎重思考，明白辨析，切实实行。”这五项，是圣贤教人的固定根本，是学者进入德性的首要任务吧？必须由此进入，才能真正积累功力，长久不懈，使心与理相融合，认识天命、性、道、教的根源，完全掌握存养、省察的要领，以达到圣人神妙功化的极致。这就是学问功夫的最高成就，圣人的事业也完成了。世上的人往往认为首章境界太高而畏惧它，又把这五项看得低而忽略它。畏惧它，认为不能越级达到；忽略它，又不能努力达到；道之所以不能明白、不能实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况且这五项的意义，字字精确恳切；五项的次序，节节贯通。学习说“广博”，询问说“详细”，思考说“慎重”，辨析说“明白”，实行说“切实”，这是意义的精确恳切。先广泛学习，然后详细询问；详细询问，然后慎重思考；慎重思考，然后明白辨析；明白辨析，然后切实实行，这是次序上的贯通。人不可以不学习；人一旦学习，学习有广博，也有简约。由广博返回到简约，是可以的；否则就会见闻少、浅陋、固执、滞塞，不足以周全理解事物的道理，那还学习什么？学习就一定会有所疑惑；有疑惑就要询问，而询问有详细和粗略之分。应当重视详细而不满足于粗略；否则就会苟且简略、粗疏不精，不能得到是非的实际，那还询问什么？既然能够反复诘问，通过老师朋友启发端绪，又应当深入研究探讨，谨慎用心思考以探究到底。不思考固然不可以，浮泛地思考没有益处，苦苦思考又可能伤害心神，这些都不是慎思。怎样才能做到慎思？既然能够深入研究探讨，谨慎用心思考以探究到底，又应当分辨清楚、精确明白，通过明辨和论说来审定是非。不辨析固然不可以；辨析如果差之毫厘，或者只停留在近似而失去真实，也都不是明辨。怎样才能做到明辨？总的说来，先要明白什么可以防止偏说，什么可以得到正确见解；得到正确见解后，还要能够验证；明白而没有昏暗，通达而没有阻塞，然后切实实行，使表里一致、始终不二。这样，广泛学习、详细询问、慎重思考、明白辨析这前四项，就都真实地体现于履行实践之中，而不是拘泥于空话虚文的末流。前四项好比行程目录，最后一项才是落脚前行。道路虽远，哪里有什么难以到达的呢？因此五项完备之后，自然可以进入《中庸》的深奥境界，赞助天地化育，与天地并立，所有这些都不超出这五项。圣贤的话说得如此深切明白，也可以停止了。然而又进一步申说：学习不到懂得透彻就不停止，询问不到知道清楚就不停止，思考不到有所获得就不停止，辨析不到明白就不停止，实行不到切实就不停止；一直说到别人学习一次自己学习百次，别人学习十次自己学习千次，即使愚笨也一定能明白，即使柔弱也一定能坚强。这样一来，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以及安然实行、勉力实行的仁与勇，都坦然地摆在求学道路之间。圣人可以通过学习达到，意义越说越详尽，言辞越说越恳切；言辞有尽，意义却无穷。所谓圣贤虽然去世一千几百年，他们的心至今仍在；与亲自提耳面命的训诫相比，有什么不同吗？没有不同。学者难道可以不把它写在衣带上时时记诵吗？

译难道可以不牢记在心、恭敬奉行吗？不过，学习、询问、思考、辨析就是求得知识，实行就是努力践行。知与行可以相互依存，却不能彼此缺少。学习、询问，是借助他人所得的“得”；思考、辨析，是自己获得的“得”。这是由他人和自己相互资助，因而能够相互成就。横看、竖看，各自都有条理，越看越有精神，全都不可以不加以考察。我敬仰河南二程子，他们是应时而出的伟大贤者，确实首先尊信并表彰这部书，使人有所考据，从而接续千年以来失传的道统。他们曾说：“广泛学习，详细询问，慎重思考，明白辨析，切实实行。五项缺少一项，就不算学习。”这话说得有意义啊！朱子的《白鹿洞规》，也一定列举这五项，作为求学的次序。这规约说得极其周到啊！孔子、子思、程子、朱子的说法，先后完全一致，是千万世学者进入道的津梁。又听说《中庸章句》中说，第二十章开始详细谈“诚”；所谓诚，是本篇的枢纽。诚，不过就是实。这五项也不过都不超出一个“实”字罢了。大制使资相裕斋先生，平日践履只凭一个“实”字，身处奎画忠实不欺之堂，心中传承西山中庸实学之印。近来奉诏清肃上游地区，荣归陪都，士人百姓无不庆贺。到任之初，政令教化焕然一新，使我显滥主持明道书堂。自量迂腐拙劣，哪里当得起这样的任命？我再三辞谢推避，却未获准许。于是拜祠开讲，常以《中庸》所说为学的次序五条，为诸位朋友讲说，最终归结到“实”这一字上。因而想起丙辰年夏天，显滥曾经以“实”这一说法开讲。第一义，如今又在讲毕时重申，为什么呢？私下观察诸位朋友的进修，不能说毫无所见，所以极力说明，不能停止。“实”这种东西，片刻也不能离开；可以离开的，就不是实。把实说成信，固然是这个实；朋友之间有信，也同样是这个实。它所包含的本体，虽然极其广大；它所联系的作用，却极其切近。学习广博而真实，实就存在于博学之中；发问审慎而真实，实就寓于审问之内。至于思考慎重、辨析明白、实行笃厚，实无不行于慎思、明辨、笃行之中。这就是实，不必到外面去寻找。若学习不广博，就不是真实；发问不审慎，就不是真实；思考不慎重，就不是真实；辨析不明白，就不是真实；实行不笃厚，就不是真实。起初并不在于谈论高深玄妙的道理，而只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正常行动。一定要师友之间切磋琢磨，以这种真实的心来讲习这种真实的学问，致力于这种真实的德行，这样才不辜负圣明天子表彰激励儒学的真实用意，也不辜负贤明长官培育人才的实际功劳。倘若彼此不以真实相互勉励，反而互相欺骗，那不仅不敢这样做，也没有闲暇这样做。胡立本【景定元年，依照吏部差遣，任正任迪功郎，充任建康府明道书院山长；四月初十日到任】开堂讲义【《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在于使民众更新，在于安止于最高的善。《大学》经文一章，传文十章；传文十章共一千五百四十六字，本来以经文一章为全书的纲要。经文第一章共二百零五字，又以这四句十六字为纲领。这是说，《大学》的道理在哪里？答道：在彰明光明的德性，在使民众更新，在安止于最高的善。所谓明德，是人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极其光明的德性。朱子用“虚灵不昧”来说明它；“虚灵不昧”是指心而言，“虚灵”说的是气，“不昧”说的是理。胡泳过去跟随先师学习，曾经把它比作明珠。这颗明珠光辉灿烂，若置于宇宙之间，自然明亮灵秀；即使放在泥土污秽之中，一旦洗去污染，仍然光辉灿烂。然而人心的明德，其极致远远超过此。比如帝尧的明德能够光照四方，感通天地上下，又哪里是明珠所能比拟的？只是可惜人被气质所扰，沉溺于物欲，自己不能使它明亮罢了。明德就是上天的明命；只是说“明命”，是以天所赋予的来称为命；说“明德”，是以人所接受的来称为性。明德和新民，虽然可以说明德是本体、新民是作用，但其实也只是以自己的明亮去使别人明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圣贤既然能够彰明自己的明德，又不忍天下人自行昧失本性本源，所以教天下人都彰明自己的明德。因为上天所生的众民共同具有这种明德，所以我能够使它明亮；不愿只独善其身，必定还要兼善天下。这两句话其实只是一个道理。所谓安止于最高的善，是说明德必须明达到十分，新民也必须更新达到十分。不仅达到八分、九分还不能算至善，即使达到九分九厘九毫，也还不能算安止于至善。像尧的仁、舜的孝，才是至善；其余四端和各种德行，都应照此推求，必须达到十分，才算至善。《大学》一书只在这四句话上；四句话说的只是明德、新民和安止于至善，而所谓“至善”，也只是把明德、新民推到极致。若论新民，也只是使天下人都彰明自己的明德罢了，实际上只是一件事。自古以来，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立君、立师，只是为了明德、新民和安止于至善。上天能够把这种明德赋予人，却不能使人自己彰明自己的明德，所以必定生出一位神圣聪明睿智的人，作为亿万民众的君主，这就是所谓“为之君”；又用自己的明德教导百姓，使他们都彰明自己的明德，这就是所谓“为之师”。人若懂得新民的要义，就放眼观察人与万物，会发现这种德性并不是彼此凭借、彼此侵夺的，也没有一开始就终身不可改变的气质。因此在治理民众方面，也不能不推行这种学力；希望学力一旦达到，别人尚未明白的地方自然能够更新，大家共同振作，大家共同洗涤，大家共同开朗豁达，就像黄钟一经鼓动，万物都森然振起；雨后明月运行长空，千山万林全都洁净。使人更新的功效，真广大啊！这种更新，并不是到外面去寻求新的东西，不过是使那些尚未明白的地方更新罢了。盘铭所说的“日日更新”，《康诰》所说的“使之更新”，《诗经》所说的“维新”，先儒又把它们作为《大学》传文第二章，用来解释“新民”吗？这就是先儒所说的“新民”并不是在人的本性之外另行给予或增益什么吧？不过，明明德即使做到了，还要安止于善；达到了善却没有安止于至善，也不是明明德的最大功效。新民而不安止于善，达到了善却没有达到至善，也不是新民的最大功效。这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至善就是达到极致，而且没有任何不善。先儒说它是事理当然的极致；所谓安止于至善，就是安定地止于此处，再没有不足。先儒说这是达到这个境界而不再迁移的意思；这正是最精纯、最恰当、尽善尽美的境域，清楚昭著地成为千万世的标准和准则。

译不只是说善，却一定要说至善；不只是说至善，却一定要说安止于至善，这就是它之所以称为《大学》的吗？学问之所以称“大”，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然而自从后世《大学》的道理不明，便有人不致力于彰明自己的明德，只把政治教化和法令制度当作足以使民众更新的手段；这是不知道修养自身功夫的人。又有人爱护自身、独自求善，自以为这样就足以彰明自己的明德，却不屑于使民众更新；这是不知道治理民众作用的人。还有人略微知道这两件事都应当致力，却安于小成，习惯于眼前的利益，不求安止于至善所在；这又是修养自身的功夫没有完成，治理民众的作用最终也没有成就。先儒说，君子不能听闻大道的要旨，小人不能遍受治理成效的恩泽；对于后世学习《大学》的人来说，难道不是一件遗憾吗？即便如此，这仍是讲明道理的学问，最紧要的功夫全在于亲身体认。那么，体认应当从哪里下功夫呢？答道：只在第一句“明明德”上。因为我的明德就在心中，善恶是非，细微之处全都清楚不昧；说出一句话而不合善道，忽然就能自己觉察其不对；做一件事而违背事理，忽然就能自己醒悟其中的过错。这种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都是明德具存在心中而发露出来的。人能够从它所发露的地方扩充推广、涵养培育，并通过致知、格物来开启它的明，通过诚意、正心、修身来完成它的明，直到没有一天不明、没有一刻不明，那么我的本来光明就会恒常光明。由此推行开来，民众就可以更新；由此穷究到底，就可以安止于至善，《大学》的功业也就完成了。设置书堂，是要用来求学的。求学难道还有别的吗？不过是学习修身治人的学问罢了。过去先儒曾说：“读书的次序，姑且着力去看。”《大学》冒昧地加以赞说：“读《大学》的次序，姑且着力去看。”篇首的三句话，“读篇首的三句话，姑且着力去看。”其中“明明德”一句】翁泳【以上为元县尉，暂代县尉职务】开堂讲义【《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在于使民众更新，在于安止于最高的善。《大学》经文一章，传文十章；传文十章共一千五百四十六字，本来以经文一章为全书的主体和纲要。经文第一章共二百零五字，又以这四句十六字为纲领。这是在说《大学》的道理究竟在哪里？答道：在彰明光明的德性，在使民众更新，在安止于最高的善。明德，是人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最光明的德性。朱子用“虚灵不昧”来说明它；虚灵不昧是指心而言，虚灵说的是气，不昧说的是理。胡泳过去曾跟随先师学习，尝试把它比作明珠。这颗明珠光辉灿烂，如果置于宇宙之间，自然明亮灵秀；即使放在泥土污秽之中，一旦洗去污染，仍然光辉灿烂。然而人心的明德，其极致远非如此。比如帝尧的明德能够光照四方，感通天地上下，又哪里是明珠所能比拟的？只是可惜人被气质所扰，沉溺于物欲，自己不能使它明亮罢了。明德就是上天的明命；只是“明命”是以天所赋予的来称为命，“明德”是以人所接受的来称为性。明德、新民，虽然可以说明德是本体，新民是作用，但其实也只是以自己的明亮去使别人明亮。圣贤既然能够彰明自己的明德，又不忍天下人自行昧失本性本源，所以教天下人都彰明自己的明德。因为上天所生的众民共同具有这种明德，所以我能够使它明亮；不愿只独善其身，必定还要兼善天下。这两句话其实只是一个道理。所谓安止于至善，是说明德必须明达到十分，新民也必须更新达到十分。不仅八分、九分还不能算至善，即使九分九厘九毫也还不能算安止于至善。像尧的仁、舜的孝，才是至善；其余四端和各种德行，都应照此推求，必须达到十分才算至善。《大学》一书只在这四句话上，四句话说的只是明德、新民和安止于至善；所谓至善，也只是把明德、新民推到极致。若论新民，也只是使天下人都彰明自己的明德罢了，实际上只是一件事。自古以来，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立君、立师，只是为了明德、新民和安止于至善。上天能够把这种明德赋予人，却不能使人自己彰明自己的明德，所以必定生出一位神圣聪明睿智的人，作为亿万民众的君主，这就是所谓“为之君”；又用自己的明德教导百姓，使他们都彰明自己的明德，这就是所谓“为之师”。自己的明德得到彰明、使民众更新，都必须达到十分的境地，才算达到极致。到了这个程度，尧能够彰明高尚的德性，最终必定使黎民百姓共同变化、和乐相处，这就是天下后世君主和师长的典范。否则，即使说能够彰明自己的明德，又能够使民众更新，只要还有一丝一毫没有安止于至善，也不是《大学》的最高功效。求学的人应当想到，上天赐予我的明德，光明显著，没有内外之分；它同羲、农、尧、舜、禹、汤、文、武最初没有丝毫不同。从生而知之、安然实行的层次来说，也必须使自己的视、听、言、动时常呈现这种道理，使它清楚地存在于心目之间。正如孔子所说：“站立时，就看见它像参与并列在面前；坐在车上时，就看见它像倚靠在车轭上。”又如舜在墙上看见尧，在羹汤中看见尧，于是从吃完一顿饭不违背尧的道理，到三个月不违背，再达到纯粹无间、永不停息，然后才可以说明德安止于至善。至于使民众更新，也要达到十分的极致，然后才称为新民安止于至善。这是《大学》的最高功效，是圣人神人的事业，也不是超出我们本性之外的事情。上等的人本来就完全具备这些方面，称为仁且智；在《中庸》中称为性。次一等的人，应当从恭敬入手来获得知识，再努力实行以完成它，称为由智达到仁；在《中庸》中称为教。等到功业成就，结果是一样的。至于其中的步骤和条理，先师的教诲还有一些是朱子没有说到的，日后还应当同诸位君子共同讲论。程子所说：“天下共同的道理，对那一方没有益处，就必定对这一方有益处。”诸位君子玩味这四句话，要看出上天与人之间授受的关系，也要看出本体与作用同出一源，还要看出神圣人物功业的极致；真正地认识并努力实行，一刻也不能间断。《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 【史部，地理类，都會郡县之属，《景定建康志》】钦定《四库全书》《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宋代周应合撰

译儒学志第三 设置县学 上元县学在县治西面。景定二年，钟知县钟蜚英创建。《建学前记》：上元自从程夫子任县簿以来，士人受到训导，至今仍然恭谨自守。县邑过去没有学校，刚刚设置弟子员四人，附属于郡学官，并由县里供给廪食。春秋两季祭祀先圣时，县令穿着规定的服装，在两庑下向七十弟子荐献，除此之外，对他们一概没有供给。东阳陈侯陈寅到任后，感慨地说：“我作为这里的县长，使读书人没有地方藏修、休息和交游，必定要把他们送到郡里去，难道不觉得非常惭愧吗？”只是县里的赋税都输送到郡中，哪怕极细小的收入也没有留下，因此迟疑观望了三年。后来正好县城近郊有民田收入归入官府，共有若干亩，于是向大尹、观文赵公请求，他立即答应了。又计使户部倪公欣然同意，拿出废弃园圃，横向、纵向各三百尺有余，让人规划建造学校。于是上元县学一日之间开始筹建。陈侯正清除荒草、砍去遮蔽，整治木石，工匠们全都动工。不久任期届满离任，遗憾的是未能等到工程完工，担心后来的人不能继续完成，便嘱托我记述其创始经过。我私下认为，三代的学校制度，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周公用来治理世变、确立人伦准则的制度，六典都具备了，唯独没有听说过建学校、养士人的费用。等到考察它的制度，才知道巷有塾，里有师，早晚出入都有教导；从二十五家组成的闾逐级上升到党的庠、术的序，直到国学，没有一处不是有条理、有规约的。这样以后才知道，井田和学校并行，确实是造福千秋万代的良法。阡陌一经开通，读书人十有八九没有固定的产业，学校也往往没有固定的处所。治理百姓的人要把他们聚集起来教导，就必须供给饮食、营造房舍；而官府没有公田，又必须在常规经费之外设法筹措，所以这件事比古人更难。只是令人感慨，如今的求学者每月有考试，每十天有考课，大抵不过是致力于记诵阅览，工于词章，借此钓取声名利益；所谓学规，又只是出自一时身居职位的人，多半并非圣贤的本意。其实从洒扫、应对、进退礼仪，一直到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治理他人，才是所谓的学。如今假使治理百姓的人孜孜不倦地去完成这项艰难事业，而他们所学的却同古代相悖，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况且陈侯筹办这项工程时，一定说过：“有了粮食才施教，有了根基才建屋。”大概凡是做事情，都要先立根本；办学也不过如此。县里的读书人，或许应当想到陈侯开始筹办此事的艰难，体察他首先建立根本的用意，并更加致力于继承程夫子留下的规约和教训，这样才不辜负陈侯的期望。至于房屋、器物和服用等尚未完全造成，新任县令就将到来，他一定能够把陈侯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我恭敬地执笔等待续写。宝祐戊午年冬至日，宣教郎、添差通判建康军府、兼管辖境内劝农营田事梁椅撰写。《后记》：观文、相裕斋马公第二次任建业府尹的第三年，江涛平静，边防文书事务稍有闲暇，便命门客周应合执笔，补写《职方乘》缺失的文字。他认为，皇帝居留之都的重要门户，不可以同一般的华丽城楼混列，以表示对君主的尊崇，于是编写《留都录》作为全书的卷首。又认为，教宫和礼殿不应同县邑房屋混列，以表示对师道的尊崇，于是又编写《儒学志》另行分列。从郡到县凡有学校，都加以记载。上元列于各县学校之首，学校尚未建成时，已有碑石记文；周应合于是就此向钟令钟蜚英询问核实。钟令说：“前任县令陈君有志于此，正要离任时未能办成，刻石以期待后来者。许君继任陈君，也没有办成。我钟蜚英才力不足，刚到任时，奉府公之命，把兴建学校作为第一件事。”我曾绘图规划此事，几个月后将要完工；当时只听到他说这些话，还没有见到工程的实际情形。一天登上元县的勤清堂，从容地观看堂屋深处，才见墙上画着学校宫室：殿、学、堂、序、门、厨、井等都已具备。两庑间聚集着工匠，锯木的在左边， wield 斧头的在右边，梁、栋、椽、桷排列森然。我询问县令说：“一声吩咐就能集合人力办成事情，是何等的才干！工程齐备而百姓竟不知道，是何等的仁厚！”刚过一个月，县令来对我说：“学校已经建成了，有堂一所、斋房四所，还没有命名，冒昧请您命名。” 应合说：“‘彰明光明的德性，使民众更新’，这是《大学》的宗旨。堂匾题作‘明新’，可以吗？孔子以文、行、忠、信四项教人，而以学习文献、修养品行为要，因此以‘存忠主信’命名书斋，可以吗？”县令说：“好。”应合又说：“从前尚未建学时已有记文，如今既已建成，难道可以没有记文吗？冒昧一并请求。”应合坚决推辞，县令请他更加用力，于是问他说：“上元作为县名，始于唐代，已有五百年了；建学校从这里开始，是什么缘故？”县令说：“本县升为州，江宁、建康升为府，都以此地为治所，郡中已经有学校了；县里再建学校，恐怕显得多余，所以不敢做。县里把赋税和狱讼看作急务，而县治又在府城附近，更先处理紧急事务，在他们看来兴学是迂阔之事，没有空闲顾及。至于那些自我勉励、知道建学不可停止的人，又因财力和费用有时受府中限制，不能办成。如今府公命令我建学，又用宽缓的条例给我充裕条件，于是免除了‘不敢办、没有空闲办、没有能力办’的讥责。这是我蜚英的幸运，也是府公的恩德。”应合感慨叹息说：“县有学校，确实是三代党、庠、术、序制度的遗规。武城县弦歌教化，难道因为鲁国已有泮宫，就不去办理县学吗？佛寺和老子祠遍布郡县，至圣先师的宫室反而会被怀疑为多余吗？贾生感叹官府把文书簿册、期限考核看作大事，因而风俗流失、世道败坏，却安然不以为怪；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回心向道，这类事情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 兴学本来就是首先应办的事务，怎么能说它迂阔呢？所担心的是学校建立了，教育却没有建立；若说它迂阔而且多余，也就确实应当如此了！”于是考察六朝时期：那时县还没有命名为上元，龙阜、鸡山、北郊、西邸等处都设有学校，且都在今天县境之内。建学虽多，但世道却日益低下，难道是学校对社会没有益处吗？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应当怎样教育罢了。对于大经大法不加研究，谈论义理以玄妙为高，铺陈文辞以浮靡为上，自以为这就是学问，却不是我们圣人所说的学问。自孟子去世以后，圣人之学便不明，到我宋代，才产生了真正的儒者，如程纯公揭示天理的奥秘，张宣公精通义利之辨，确实足以标明希圣希贤的正道，也给后世学者留下指南。这里正是两位先生教化经过的地方，在这里建立学校，难道不应当急切、勤勉、互相勉励、认真切实地阐明两位先生的教诲，以恢复三代风俗、洗除六朝陋习吗？县令居住在袁州，难道不应想想李泰伯的话吗？武夫出卖投降，是因为《诗》《书》的教化废弛；人们只看见利益而听不见道义。臣子为忠而死，儿子为孝而死，都可以追溯到教育之道凝聚人心的缘故。教育之道的关键，只在于彰明天理、辨别义利罢了。义心根植于天理的正道，利欲产生于形体血气的私欲，二者不能同时并立。

译这一方面增长，那一方面就消退；那一方面减轻，这一方面就加重。一个人能够成为孝子、忠臣、贤者、圣人，达到配合天地、树立人伦极则、流传万古而不磨灭的境地，是义心积累的结果。一个人如果为了便利自己而出卖身体、遗弃双亲，出卖交情，甚至欺骗君主、误害国家，舍弃道义而求生，沉沦到禽兽境地，是利欲积累的结果。起初只是毫厘之差，最终却如天地般悬殊。姑且就本地的事说，自古以来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只有忠贞之士受到尊崇？卞公忠襄、杨公享受百世祭祀，虽然死了却犹如活着。为什么杜充、李棁之流却被万世痛恨，连猪狗都不如？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义与利的区别。《易经》说：‘天险是不可攀登的，地险就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上元滨临长江，江水滔滔，设置地险的道理人人都知道。天理牢固地存在于人心之中，利害不能改变它，患难不能使人恐惧，威势、武力和盗贼不能夺走它，这就是天险。用教育之道凝聚人心，难道才是真正设置险阻、守卫国家的最大手段吗？这样以后，才知道彰明天理、辨别义利的教育不可不明确；建立学校来彰明这种教育，也不可不广泛。我的确知道首先应办什么了。不办理这件事，学校即使很多，又有什么用呢？”县令说：“这正是我的志向。” 这就是府公命令我办学的原因，请按照这些话去做。把它刻在石上，来告诫我的士人；至于土木工程的费用是末节，所以不记。景定辛酉年秋八月，承直郎、宜差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司干办公事周应合记。承议郎、改添差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司参议官兼防江制置大使司参议。官程其垕书。观文殿学士、光禄大夫、防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军府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使、江南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行宫留守、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暂兼淮西总领、金华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六百户。马光祖篆盖。奉议郎、特差知建康府上元县主管劝农营田公事、兼弓手寨兵军正、兼防江制置大使司干办公事钟蜚英立石。江宁县学在县治北面，景定四年由知县王镗创建。《建学记》：君子如果想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大概一定要通过学校吧？三代的学校制度，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周代的制度，从比、闾、族、党一直到州、乡、国、都，无不设有学校；学校无不有教师。凡属民众学习法令、参加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以及学习六德、六行、五礼、六乐，无不是用来教导人伦，使人有亲、有义、有序、有别、有信，各自充分履行自己的本分。百姓受到教化、风俗形成，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就是这个缘故。世道衰落到了秦代，破坏井田制度，焚烧《诗》《书》，周家的法度历经汉、唐也不能恢复。上天开启我宋，仪式法度取法三代典章，建立国家、治理百姓，把教育和学校放在首位。建隆三年，下诏修建学校。乾兴元年，兖州建立学校。皇祐四年，各藩镇建立学校。庆历四年，州县都建立学校。县有学校，确实保存了周成王时代党、庠、术、序的遗意。江宁是金陵的属县，是江左的名邑，但学校房舍还不完备。每逢颁行正朔，春秋两季举行谒见、祭奠礼，县令和属官率领县中生员到郡学随班拜礼。自庆历至今已有二百年，借用宫舍、跟随老师学习，人们熟视无睹，却没有人过问。番阳王君镗来任本县长官，除簿书和期限考核以外，慨然把兴学作为自己的责任。到任以来，凡是可以节省的地方，都一点一滴地积累，用来筹划经营。等到正好遇上设置主管学校的官职时，有教师却没有学校，这不是用来符合上级防范要求的办法。于是他在县衙北面测量土地，召集工匠，购买材料，早晚尽力施工。士人因此感动奋发，不用劝说便互相协助。留守、文昌姚公听说后认为这是壮举，拿出金钱粮食来帮助。校门建成后高大壮观，殿宇庄严，明伦堂宽敞，廊房两侧建为两斋，排列成四间；值宿人员有居舍，前廊有礼位；塑像、礼器没有不完备严整的。士人从此可以在这里藏修、游息了。然而，群居受教育，不可没有供养；官府没有公田，学校就不能长久维持。于是又得到若干亩田地，归入学校，用来接续供给学生的廪米。王君推崇教化、改善风俗，诚恳地为学校筹划，并不因任期届满离去而稍有衰减。从今以后，凡在这里求学的人，难道只是舞文弄墨来谋求名位吗？为子弟的职责应当共同承担，为臣下的道义应当尽力，交友应当择取端正之人，夫妇相处应当懂得礼仪法度。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都是由此选拔出来的。明白这些道理，就应当尽力；实行这些道理，就能达到目标。如果真能遵循这条道路，或许才不辜负国家建立学校、设置教师的本意。至于只致力于博览记诵、工于词章，却说我的学问仅止于此，那就不是王君对诸位的期望了。景定四年某月某日，奉议郎、宜差充防江制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杨巽记，承议郎、特添差防江制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杨同祖。由朝散郎、差充防江制置使司参议官赵时橐篆额。盖由宣教郎、知建康府江宁县、主管劝农营田公事王镗树立。句容县学始建于唐开元十一年，在县衙东面。本朝开宝年间修缮；皇祐二年七月，太常博士方峻再次建造；元丰二年，叶表把县城南面的馆驿改建为学校；绍兴壬申年、淳熙己亥年重修；宝庆丙戌年，王通把民地换归学校，增筑墙垣，左右两边疏浚池塘；嘉定戊寅年，在正礼堂左侧祭祀明道、伊川二位先生；宝庆丁亥年，开始建造濂溪、明道、伊川三位先生的祠宇，与石刻亭相对。

译《重建学记》：奉议郎古梧吴君淇来任句容县令时，军事正十分紧张，军需事务纷至沓来；对内安抚百姓，不失圣天子爱养百姓的心意；对外谨慎供应军需，不违背贤方伯安定边疆的谋略。内外两方面都尽到责任，上下彼此信任，乡里安宁，弦歌教化也有了充足条件。他深思观察百姓、设置教育，是王政的首要事务；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是县令长官的职责。这个县的田地质量低下，赋税处于中等以下；田地缴纳中等赋税，因此百姓勤劳，生活俭朴。因为勤劳俭朴，不会见到奇异外物便改变志向，所以这里的风俗最接近古代，也容易进入道德之门而有所成就。此县有三茅山，峰峦环绕，竹木深密，有泉石的胜景，却没有悬崖溪谷的险峻，是隐逸君子适宜居住的地方。相传秦朝动乱时，茅氏兄弟确实住在这里，就像武陵源一样。他们居住安稳，后来竟一去不返；荒诞之说便乘机产生，说他们在这里升仙，使听说的人产生遥远遐想，使到访的人心生仰慕，希望辽东仙人有时能够回来，缑山仙会有时能够重逢。若幸而早晚遇见他们，便可以饮九酝酒，吃五百岁的仙桃，驾鹤乘鸾腾跃升天。但事实终究并不是这样，于是起初为这种荒诞说法惭愧，后来又担忧无从解释。我暗中取用屈原《九歌》中以“司命”为篇名的意思，来称呼这座山的隐逸君子，认为仙人车驾虽然不可能盼望得到，但人的生死祸福，或许有可能转移改变。大概只有这座山中隐逸君子的在天之灵能够掌管这些，使世上贪生怕死、畏惧灾祸而祈求福佑的人争相趋附，希望能够长生而没有灾祸。但事实又不是这样，于是说法更加陷于穷困，荒诞被揭穿后也更加惭愧。又根据传记记载孔夫子向老聃请教礼制的事，塑造两尊土木像，给他们取了两个名字。那位傲慢而少有羞耻之色的塑像作老聃，把谦逊自守的塑像作孔夫子。并说：“老聃是我的老师，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大概是想说，知道尊敬孔夫子的人必然知道尊敬他的老师，知道尊敬他的老师的人必然相信他门徒的说法。却不知道老聃把清静、冲淡、沉默作为道，难道是荒诞之人所能拜师的吗？孔夫子既然是圣人而不自居，又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假如只因曾经请教过某人就把对方当作老师，那么向郯子询问官名，向太庙中的人询问礼仪，每件事都请教，难道那些小国国君以及快步奔走、执掌祭祀礼器的人都能成为老师吗？所以采用前面两种说法，就是自己诬蔑了这座山的隐逸君子；采用后面一种说法，则不只是严重诬蔑孔夫子，也连同他们自以为老师的老聃一起诬蔑了。这种荒诞说法难道还不值得严厉责罚吗？不过，提出这些说法的人，是四面八方来的人，并不是我们本县的人。他们以荒诞承接荒诞，以愚昧欺骗愚昧，而我们本县接近古代、容易进入德行的风俗，依然如故。既然如此，兴办学校来引导他们，端正人心，止息邪说，捍卫先圣之道，难道不是贤明县令长官的职责吗？县令于是节省县中浮费，计算学校廪粮的余数，再加上本县百姓自愿捐助的钱财，购买优良材料，聘请高明工匠，选择吉日，拆除旧校舍，全部焕然一新。殿前台阶庄严整齐，符合王者制度；堂屋廊庑宽广修长，仿照诸侯泮宫的规制。皇帝御书置于殿中，先贤设有祠堂，士人知道尊崇什么；校舍有防，学习有斋，士人知道应当勉励什么。下至厨房、洗涤和储藏之处，以及防隶居舍，各自都适合用途。总计建屋六十间，墙长一百丈。工程始于绍定庚寅年季秋初一，经过十六个月才完工。米以石计，共用四百五十石；钱以缗计，共用三千八百四十二缗；按工日计，共一万一千二百日。公家没有告乏，大概是因为调度节约有方法；私人没有感到劳苦，大概是因为役使慰劳有方。工程完成后，县令请我记载此事。我认为君子的这项举动关系重大，不只是为了士子在城中的名声罢了。我正要编次事情始末，县令又写信来。信中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要到大学阶段才算学成。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所以我把堂命名为“明德”，并亲笔书写悬挂出来。您何不替我进一步说明它的意义呢？我认为，明德是上天平均赋予人的。只有先明白自己具有这种德性，然后才能彰明别人的德性。因此，彰明明德一定要从致知开始。如果真正达到致知，是非便能明确辨别，异端邪说还能迷惑人吗？知识达到极致以后，意念诚实、内心端正，便没有妄念邪思，凭空而行、御风飞升之类的说法还能进入心中吗？由此修养自身，那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没有不遵循礼法的，怎么会任意放纵在礼法之外？由此使家庭整齐，那么家中各人、父母妻子都能尽到自己的道义，怎么会自行断绝于人伦之中？再由此推及治国平天下，那么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所以能够充分彰明自己的德性，正是这个道理；反过来，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之所以衰老昏乱而不可救药，也是违背这个道理的结果。县令说：“对。这本来就是我们同道之士不用告诫也知道的。不过，这条道路难道能由我们这一党人私自占有吗？应当刻在石上，来惩治荒诞者的罪过，作为愚昧者的针砭。”壬辰年冬至阳气复始之日，丹阳刘宰记并书。敷原王遂题写匾额。溧水县学建于唐武德元年。至圣文宣王庙在县城东三十步。本朝熙宁二年，知县闗杞将学校迁到通济桥东南面。绍兴八年，知县李朝正重修大成殿，并建命教堂和斋舍，郑刚中公为此作记。绍兴三十年，知县唐锡重修。隆兴二年，知县李衡增加名额以供养士人。淳熙十三年冬，知县房仲忽重建命教堂。十四年夏，知县李泳重修东西两庑。绍定二年，知县史弥巩在命教堂后面增建尊道堂。嘉熙四年，知县王俦在校门右侧建小学，王遂公为此作记。淳祐五年，知县赵崇乘重修大成殿。六年，又在尊道堂后面创建钓鳌亭，面临淮水，吴潜丞相为亭题写匾额。七年三月，重建校门、棂星门以及东西两庑。十二年，知县赵希岗建斋舍十二间。宝祐元年，重修命教、尊道二堂，在西庑创建学校廪库。县尉胡俙把命教堂匾额改题为‘明伦’。四年，知县乔进孙重建棂星门，并加以整饬墙垣。景定元年，制干赵介如代理知县事务，重修大成殿及东西两庑，在棂星门外建亭，取《易经》临卦《象传》的文辞，题匾为‘教思’。” 前后任县令都把兴办学校作为要务，因此溧水的文教风气最为兴盛，参加贡举的人很多。这固然是山川奇秀之气所集中造成的，也是守令培育造就的结果。

译《重建学记》：九州的风俗，只要不是特别鄙陋，没有不乐于接受教化、尊崇学校的。溧水县学建于熙宁己酉年。在闗杞任县令的那一年，到绍兴丁巳年县令李侯谒见孔庙时回头看去，所保存的仅有门和殿，杂草丛生、衰败遮蔽，只剩下焚烧后的灰烬。李侯请长老来询问说：‘本县有一万户人家，俊秀而可以成为儒雅之士的应当很多；他们不肯共同出力整修这座废弃的学校，难道是轻视子弟吗？’长老悲伤地上前说：‘自从动乱以来，本县政务的废弛比学校还严重。田地桑树没有种植，赋税征取不均，瓶中的糠豆都不能使人吃饱。文书送到门上，征取没有定额，百姓忧苦无聊，劳烦官吏也无计可施。如今幸而得到一位好县令，只求使百姓生存保全，其他事情还来不及顾及。’李侯听后夜里不能入睡，天亮便起来治理政事。他认为隐匿租税、逃避差役是县里的大弊病，于是制定法度和标准；那些准备抗拒治理的欺诈官吏、强悍百姓，全都归诚，自行交出隐匿的东西。本县赋税于是大为公平，富人安定，贫人欢喜，大家从容闲适，都在空闲日子询问孝、悌、忠、信之道，争先实行。长老又上前说：‘您先前说学校荒废却没有整修，如今冒昧请求您立即率领僚属到荒废的学校去，四处察看筹划，默默安排处置。’ 于是退下来购买材料、召集工匠，把规划图纸交给木匠，使他们依次建造旁边的房屋，都以旧殿为式样，建成堂、廊庑、士人居住的房舍、宾客住宿的处所、器物仓库以及厨房、浴室等处。外面又建小学，共一百八十楹。从开始施工到绍兴庚申年二月丙午，共五十八天便落成，所用的都是防用积余植仆补坏而办成的。士人已经背着书箱出入上下，在释奠礼中升降行礼，拜、起都知道自己处在儒雅教化之中，却不知道这座学校从起初就已经焕然一新了。唉！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是古代的制度。孔子回答政事询问时却说：‘已经富足了，还要再加什么？’回答说：‘教育他们。’所以知道，学校的兴盛一定在百姓富庶安乐之后。如果百姓终年辛劳，连父母都不能供养，即使有庠序，他们又怎么能来游学呢？这正是本县长老的意思。不过，平民士人群居在诗书礼乐的场所，逐渐受到仁义忠和的润泽，他日如果得到时机来推行大道，以及朝廷选取他们充任公卿百官，也无不从这里出来。县令既然满足了长老的心愿，那么今天对于本县士人的供养已经没有不到位的地方了。至于本县士人应当怎样要求自己、怎样报答县令，还未必知道。县令名朝正，字治表，建炎二年考中进士。绍兴十年冬十月丙戌，任左奉议郎、权尚书礼部侍郎兼详定一司敕令。荣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郑刚中记。《建小学记》：古代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大概五家以上就必须设塾，迎请退职的官员来做教师，并不只是郡县才有供养士人的学校；凡是能说话的士人，没有不受教育的。十岁到外傅那里学习，学习书写、计算和幼年礼仪，诵读《诗经》，学习舞象、舞勺；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穷究事理、尽心养性、修养自己和治理他人的道理，条理井然不乱，文采灿然，并不只是使成年人成德。自秦代废止学校、轻视士人以来，汉、唐的君主难道没有有志于此的吗？直到仁祖时，郡中设置学官；中兴以后，县令也逐渐增置学校。然而士、农、工、商混杂居住，不再是家家学习、人人诵读，怎么能够做到家家都有士君子的品行呢？即使幸运地设置学校、整顿教育，入门不知道奉养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出外听不到跟从老师、选择朋友的训诫；洒扫时一定没有增加扫帚、约束衣袖的仪态，应答时一定没有背剑、偏头靠近对方耳边说话的姿态；进退时一定没有缓步而后于长者的秩序；居处没有礼仪，行动没有音乐，动作没有五射五御的文理，静处没有六书九数的方法。父亲教给儿子、兄长告诉弟弟，不过是声韵毛病和文章得失的习惯，以及谋求利禄、进身取用的打算。不只是丧失了学问、废弃了教育，也不只是求学的人没有了、教师资质也缺乏；人的气质习俗日益鄙陋，志向思虑越来越浅薄，这就像筑屋却没有地基，挖井却没有取得功效。难怪子夏有分别等级的说法，子游认为这些只是末节；管仲门下弟子的职责，只能实行内政，外事却没有人能够推行。能够卓然自立，不过是因为天生资质优良罢了。溧水处在升州、宣州之间，正当王道教化衰微之时；如果男子不背弃朋友而死，女子不对君臣之信失节，那么天伦之美应当没有不能尽到的。千百年间，风俗淳厚，人物杰出，难道会没有这样的人吗？可是当时朝廷制定制度，以科举选取士人；即使有千户人家的地方也没有人能够应诏赴试，难道是人的才质比古代浅薄吗？是因为宝玉没有雕琢，幼苗没有培养罢了。史公提刑史弥巩任县令时，重视教育和培养，长期废坏的学校渐渐得到恢复。如今王公到任，兴办学校、尊崇教育格外谨慎，首先在西庑开辟地方，建成小学；随即又在学校西面开地建宫，使之符合虞庠在西郊的制度。成童以下的学生聚集受教，以二十人为一班；作诗、属对，按照各人能力逐步进学；课程考试有定期，教导有教师，表彰劝勉有格式，弦歌诵读之声相连不断。此前公廪有五百斛，不足以供养学生；到这时每年从各仓拨取，按月从税收中支取，仍担心不够。恰好永宁乡新筑圩田，租入七十石，可以完成小学的供给，真是天造地设，仿佛特意安排如此。士风兴盛流行，人才接连出现；前面成就的人，后面有人继承；现在进学的人还没有止境。小的渐渐兴盛而出，大的勤勉不懈而上升。恢复周代而鄙弃汉唐，从此开始。于是大书课程册籍，让人记载学校建成之事，便说：小学对于大学，层次虽然不同，道理却只有一个。大学是依据义理来明白天下的事，小学是从具体事物来观察天下的义理。

译如果确实使幼年求学的人在孝、悌、忠、信的行为上用力，并进而学习射、御、书、数的技艺；等到长大以后，由格物致知达到诚意，那么义理没有不明白的；由正心修身推及治国平天下，那么事情没有不能办好的。从塾、庠到序、学，教育没有不成功的，人没有不受到教化的。如今反而在言语对偶之间求工巧，距离圣贤的道路越来越远。然而有人作赋，知道万物混然一体，志向不在温饱；有人歌咏愿意秉持清白忠贞的节操，朝廷也称赞庆贺。鹦鹉能够学人说话，怎么比得上凤凰，却被称赞为精神充满胸中；骏马刚落地便产生驰骋千里的志向，树木刚抽出嫩芽便有高耸入云的气象。王朝由此得到人才，名贤也不会废弃这种教育。假如士人没有学问、教师没有教导，轻薄放荡而受到“在城”之讥；嬉笑作乐，却没有“不怒”的教诲；互乡的人不能保证其来往，孔里的人却想求得速成。儿童便有成年人的风度，嬉戏时也有士人衣襟的歌咏。难道只是说儿童的学问根植于幼年，还是也要使老年人称道他们已经成为大人？能够懂得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的人太少了。怎么能保证他们不会欺骗君主、出卖国家，成为乡里的羞耻呢？小学自始至终的教育，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敬”。这颗心一旦树立，无论到哪里都属于彰明明德、使民更新的功业。难道只是士子应当尽力，还是长官也应当尽心吗？王公名俦，是北海人。寺丞田子为国正，国正后来以纯正的学问和高尚的品行师从丞相赵汝愚；寺丞则以清廉的节操和美善的品行受到黄尚书度的知遇。那么他的政事难道只是处理簿书、按期考核而已吗？我年轻时便和寺丞一同拜黄公为师。如今真是幸运，亲自在句曲山下耕作，还来得及看到德化取得成效，所以不推辞而为此作记。嘉熙庚子年清明日，金坛王遂记并书。丹阳洪陈哲题写匾额。《教思亭记》：溧水的县治，壮观啊！只是难得有合适的人来治理。开庆己未年冬，番阳赵君防道从间幕中被选出，代理本县事务。当时军书正紧急频繁，百姓依靠他而没有恐惧。第二年春，军事停止，文教修治，他祭祀先圣先师，于是在宫墙外建亭，使士人聚集，也让众人观看。那里大概是全县最优胜的地方。泽水之上有地，在《易经》中属于临卦，所以取《象传》的文辞命名为“教思”。当时正向府公裕斋先生请求题匾，却因公文召回随幕而没有办成。又过一年，本县百姓思念他，府公命他再次前来，亲笔大书“教思”二字，交给防道刻下悬挂在屋檐下。正值贡士选拔之时。府中统辖五县，登名府榜的共有十三人，这一年溧水占了八人。六经考试都居首选，士人登上此亭，个个神色振奋、彼此庆贺说：“赵君的政事使我们安宁，赵君的教化使我们向善。”马公任用他，足以给我们带来福祉；他离开后又回来，因此使我们喜悦。我们县一向贡士很多，却没有比这个时期更兴盛的。这座教思亭的建成，足以振兴我们。坡老曾说：‘君子施行无穷的教化，来保全无疆的百姓。’愿意记下这件事，使它流传无穷。防道于是根据本县士人的意思，写信请我作文。我与防道有在幕府任职时结交的情谊，推辞而不能获准，于是为他作记说：‘临卦的卦象，上为乾、下为兑；厚重的德性承载万物，是坤卦的顺德。朋友讲习，是兑卦的喜悦。容纳保全而无边无际，大概取自坤卦；教育的思虑无穷，大概取自兑卦。不有所保全，怎么能够临民？不有所教化，又怎么能够保全？’所以龟山杨氏说：‘君子临近、治理百姓，不是用力量控制他们，只是教育他们罢了。’防道大概从这里有所领会吧？为什么呢？所谓教育，就是《周官》中乡大夫的职责：从司徒那里接受教育法，用三类事物教育所治理的百姓。知、仁、圣、义、中、和称为六德；孝、友、睦、婣、任、恤称为六行；礼、乐、射、御、书、数称为六艺，道理就在其中。本末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平日施教，三年举行一次大比考核，然后举荐贤者能者，带领人数多少不等的士人，按照礼制以礼接待宾客。贾公彦解释说：‘所谓带领人数多少不等的人，是聚集在庠序前面、都来观看礼仪的人。’知道观看什么，也就知道应当教什么了。这座亭子，大概正是为观看礼仪的人设置的吧？教育不在亭子本身，而在于有关于教育的思考，这就是防道命名此亭的意思吗？临民不靠力量，而靠教育；教育不凭外在形迹，而凭内心。让人涵养浸润、自由游息，其中的意义深远绵长。贤者能人从这里兴起并且特别兴盛，就可以验证防道的教育，而府公所题的大匾也不会受到辱没了。有人说：‘六五是临卦的主爻，知道以亲临之道治理天下，大君这样做应当吉祥。大君亲临天下，是天下之事；如今把临卦的教育之思施加于子男之国，合适吗？不合适吗？’回答说：亲临天下者所施行的正道教育，有赖于亲临一国者推广这种教育。国家无论大小，都致力于教育，天下的教育便成功了。如今府公亲临大江以东，想着推广大君的教育；防道亲临子男之国，想着推广府公的教育。贤能之士从这里兴起，出则做官、入则治理；到了将来亲临百姓的人，又应当思考怎样推广县令的教育，使它成为无穷、无疆的事业。程子《传》说：‘教育引导的思虑，至诚而不厌倦；容纳保全的心意，广大而没有限量。防道，何不和本县士人一起勉励实行呢！’景定辛酉年十月十六日，承直郎、江南东路安抚使司干办公事周应合记。溧阳县学在后汉光和年间，溧阳长潘干曾经建立校官，碑铭至今还清楚可读。绍兴年间，喻仲远任溧水尉，在固城湖旁发现这块碑【湖在今溧水县境内，后文详载】，那里在当时必定是县治。唐代有县令林均，兴办学校、供养学生，其事见于残碑【碑在今天的旧县】。本朝初年尚未设置县学，淳化五年，县令夏侯戬在县西门外建宣圣庙【其地就是今天西门内的广惠行祠】。皇祐四年，知县查宗闵把学校迁到县城东南角。崇宁年间，知县李亘在学校前增建斋舍，又就高处建堂，命名为“挹秀”。大观三年，本县士人又在学校前建阁，命名为“折桂”。建炎末年，溃兵拆除房屋作为营地，只剩下大成殿。绍兴十八年，知县施祐依旧有基础兴建学校；当时寄居本地的尚书阎彦昭率乡里豪绅集资帮助经费，粗略建成但还不完备。二十年，知县周淙重新加以修葺整治，在殿后建堂，命名为“德化”。年久以后颓毁，庆元三年，知县李卞修整。嘉泰年间，知县赵赞夫重修，又在德化堂后建待聘轩。

译嘉定初年，知县李大原、王棠都曾整修，王棠又建濂溪、明道、伊川、龟山四位先生的祠堂以及棂星门。学校有兴能、观光、尚志、丽泽四斋，设有学长、学谕、直学、教谕等官位和直舍、膳食处。嘉定十三年，知县陆子遹重修斋舍和廊庑，砌筑台阶庭院，制作三献官礼服，建立杨忠襄公祠堂，增置祭器所、书籍所和学校仓廪，改造厨房、浴室，在学校前临溪处开辟射圃，并筹划供养士人的经费。当时增加的经费为：供给学校秋季料米一千三百五十五石二斗三升六合八勺，夏秋租钱四百五十六千三百一十七文。《新修文宣王庙记》：董仲舒的说法好啊：‘人从上天那里接受禀赋而出生，上天生长五谷供人食用，生长桑麻供人穿衣；人能够役使牛、乘骑马，圈养豹、关押虎，这说明人得到上天的灵性，比万物尊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然后知道仁义；知道仁义，然后重视礼节；重视礼节，然后安处于善；安处于善，然后乐于遵循义理；乐于遵循义理，然后才能称为君子。能够使人成为君子的，只有我们孔夫子的道。如今天下郡县都可以建立孔夫子庙，却不能尊崇修治它们，那凭什么显示教化呢？溧阳县孔夫子庙旧址在县城西面，既狭窄又破败。如今县令太子中舍查侯曾商议想把它迁到县城东南角，因重新役使百姓而没有办成。过了一天，本县百姓共同前来请求，愿意献出自己的土地，合力筹集材料迁建庙宇。查侯说：‘你们恐怕要劳累吧？’百姓都说：‘先前明府遇到将要发生的饥荒，劝人分出粮食救济贫民，又说让我们修筑堤坝防水，开垦陂田，众人因此得以活命，而且有使百姓富裕的心意，这要怎样报答呢？如今又商议迁建孔夫子庙，将用善道教化我们；受到这样重大的恩赐，怎敢不来这里出力呢？’于是众人一致兴工，很快就完成了。殿堂廊庑的制度、圣贤的塑像，都安排得恰当，足以使本县人戴儒冠、穿方领，在其中游学；奉县令祭祀用的礼器，侍奉乡先生的讲经席，懂得父子兄弟的道理、君臣上下的礼节，从而安处于孝悌，乐于遵循中和之道，培养贤能，接受爵禄。进入本县境内，将会看见男女行路都遵循左右之道，青壮年挑担负荷而能彼此体谅轻重；到了乡里，将会看见争讼田地的人相互克制，捕鱼取水的人彼此谦让。这样以后，溧阳百姓才会知道查侯的恩德不可忘记。查侯在饥荒年役使百姓，而百姓忘记劳苦，是因为他的诚心所感动。假如治理百姓的长官都能这样，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建立、什么政令不能实行呢？申公所说：‘治理国家不在于说得多，只看实际努力实行得怎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庙建成以后，查侯把文章托付给我，士龙认为这件事可以用来劝勉，于是欣然写下它。皇祐四年九月七日，沈士龙记。《绍兴重修学记》：溧阳县学最初何时建立，已经无法考知；考察孔夫子庙记，大概皇祐四年从西城迁到现在的位置，历时已久，废毁和修葺并不固定。最后在建炎末年，溃兵到来，拆除学校房屋作为营垒，只剩下大成殿及其地基，从此便成为废墟。绍兴癸亥年秋，天子大力兴办学校；建阳人施祐任本县县令的第二年，才集合豪族富室建立今天的学校。又过一年，学校大体建成，正是绍兴十八年。周淙侯任职时，施侯已经离任；周侯拜谒先圣先师后，遍观学校房舍，惋惜它虽已建成却还不完备。绍兴二十年春，于是趁着房屋倒塌、墙垣倾圮、门窗疏朽、瓦砖残缺、黑白彩绘和丹朱装饰尚未设置之际，全部更换修葺并加以彰饰，使建筑宏丽焕新，文采灿然，巍然耸立在县城东南，如同涌起的鳌背。皇帝在这一年下诏选拔众多士人，命令他们提前赴乡饮酒礼，于是周侯得以奉行此事，竭尽力量，礼意格外优厚。于是本县居民从达官以下全都前来，平民士人云集，比往常特别盛大。本县百姓得以观看进退、揖逊、登降的礼节，无不称赞感叹，认为周侯既能整备庄严的殿庭来举行释菜礼，又能修饰堂、庑、斋、序来容纳士大夫在其中周旋，真是盛举。事情办完、工程结束后，周侯便命令他的属官三衢陈闻远为此作记。陈闻远私下认为，国家中兴以后，已经修复邻国友好关系，把威武置于虚空而不使用的境地，首先招纳贤士，打开教化之门。皇帝又下诏让郡邑扩建庠序、供养士人，以此尊崇名教、培育人才，恩德实在深厚。因此即使是偏远僻陋的地方，弦歌诵读之声也像沸水一样喧腾，这都是守令宣扬教化的力量。何况这里是金陵，疆域广大，民众和物产繁多，云峰秀水，平远可爱；其秀美灵异之气，应当不会逊于其他山川陆地，必定会集中到人的身上。这里理应人才成批出现，取得科第就像摘取胡须一样容易，法从之臣接踵并进；将来担任三公之职，或许还可以看见这样的人，绝不是偶然。也应当知道，庠序不可不修，本来就是本县百姓的愿望，也是县令的职责。譬如建造房屋，开始合拢修建，不如稍后使它完整；完整之后还一定要达到美善，然后才是最好的谋划。县令的功劳确实美善，推行这种心意继续前进，我知道他一定能粉饰治理的器具、文饰王朝的谋略。这就是我记载事实的原因。绍兴二十年十一月初十日，陈闻远记。《庆元重修学记》：古代诸侯的礼制，是天子命令他们施行教化，然后才能建立学校。凭诸侯国君的尊贵身份，想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如果没有王命，就不能擅自实行。鲁国是周公的后代，承受王命由来已久；到僖公能够修建泮宫时，诗人便作诗歌颂他。

译还是因为把这件事作为职责的人太少了吗？本朝弘扬圣道，崇尚儒雅，凡是郡县都设立学校，安置生员来阐明人文，可以说是盛况了。对于教育来说，本应是容易办成的。建康是如今的大府，溧阳是府中的名邑，可是学校兴废无常，难道不是取决于主持其事的人吗？中兴以来已经超过二十年。具兴周侯淙任县令时，才开始能够办成。自那以后又过了四十年。时间越来越久，修理整治也越发懈怠，逐渐导致倾颓毁坏，瓦砾杂草遍地，几乎成为荒地。如今姑苏李侯来主持县政，才又整顿修备，士人们都很喜悦。在其中任职的人，庄重地相继来告诉我说：“我们乡里的这项工程，完成它实在艰难，幸而遇到了合适的人，才得以做到这一步，不能不把它记下来。”自从学校毁坏以来，前后不是没有经营修建过，只是没有找到要领；钱财耗费在因循牵连上，事情又因沿袭拖延而松弛罢了。如今县令您选择士人中公正勤勉的刘康国、乐黄中主持这件事，材料美好，工匠精良，吏胥也都十分谨慎。不久便增建房屋三十余楹，栋宇完备华美，比从前更加完善。以前，诸生没有地方弦歌诵读，每逢行礼谒见、释菜祭祀，遇到雨雪泥泞，就战战兢兢害怕跌倒，他们哪里能够恭敬严肃呢？如今廊庑宽敞明亮，斋舍排列有序，执礼学习，足以舒展严肃恭敬、进德求道的诚意。将来必定会有人考中高等科第、登上显要仕途、继承前贤功业，这难道不是美事吗？天下的事情，只有心地公正的人才能够办成。如果说宽严取决于施政方式，那么县令您的心意以慈惠爱民为主，把百姓看作子女，只怕伤害他们，毫无私心。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反而责怪您过于柔弱。学校之所以没有修整，难道历任政令都没有这样的心意吗？只是困于财赋考核的督责，哪里还有余力兴办停废事业、补救弊端？如今县令您治理三年，没有催征赋税的暴虐，而期限和数额也没有亏缺；又把常额以外的余财拿出来，公开兴建学校。不仅如此，社稷坛是郡县的重要事务，正义庙是风俗教化所系之处，都已荒废而不修葺；挹秀、清晖二水门，是用来巩固一县形势的，也置之不问。如今全都重新创建、焕然一新了。谁说柔和宽厚不足以治理政事？皋陶叙述九种德行，首先说“宽厚而严肃，柔和而坚定”。成王告诫君陈说：“宽厚而有节制。”《周官》说：“用公心消除私欲，百姓就会真正归心。”如今县令您的心是公正的，是严肃的，是坚定的，是有节制的。请您替我们把这些记下来。我年老衰退，闲居在家，而且文笔并非我所熟习，老病使我更加闭塞荒疏，哪里足以担当此事呢？然而我身为本县百姓，看见学校荒废，心中怜惜，盼望它重新兴起已经多年了。如今既高兴李侯能够把事情办成，又欣喜诸位的话确实有道理，所以径直替他们完整叙述其意，用来告诫后来的人，使他们时时修葺，不要再让它毁坏。李侯名卞，字茂卿，是己丑年郑侨榜的进士。庆元丁巳年夏四月辛亥日记。《景定建康志》卷三十。钦定《四库全书》。《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一，宋代周应合撰。

译儒学志第四。祭祀先贤。祠堂四所，设在府学中，合计祭祀二十六人。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纯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以上四位先生在大成殿东。丞相范忠宣公，丞相吕文穆公。一拂先生郑介公，通判杨忠襄公。丞相周文忠公，南轩先生张宣公。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壹是先生吴正肃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以上九位在大成殿西。太师鲁国颜公，丞相李文定公。中书傅献简公，少保马忠肃公。枢密包孝肃公，尚书张忠定公。以上六位在明德堂东。丞相赵忠简公，丞相张忠献公。丞相吕忠穆公，丞相陈正献公。尚书黄公，枢密忠肃刘公。枢密丘公。以上七位在明德堂西。府学的祠堂起初只有两所：东祠祭祀明道先生，因为他是道学的宗师，并且曾任上元县主簿；西祠祭祀忠襄杨公，因为他曾任建康通判，并在建炎年间死于节义。淳祐年间增建各祠。濂溪先生是明道先生的老师，伊川先生是明道先生的弟弟；晦庵、南轩、勉斋、壹是、西山诸先生，都是以程子为学术宗师，并且恩泽流布于百姓的人。丞相忠宣公以下诸人，都曾在这里任官，他们的政绩、教化和德泽有不能忘却的地方。如今学校每月初一参拜行礼，春秋仲丁举行释菜，都是常规礼典。只有明道、忠襄两祠有碑记。明道先生祠记：资政殿大学士建安刘公珙镇守建康的第二年，夏四月，才开始在学校建立明道先生祠，并派人带信到新安婺源，送达朱熹，说：“我年轻时读程氏的书，就已经知道先生的道学和德行，确实继承了孔孟失传的道统。我希望学习它，虽然不能达到先生的境界，但内心一直向往。等到我来到这里，属县中有个上元县，是先生年轻时做官游历的地方。考察书记载，均田、修筑堤防以及治理百姓的政绩很多，教授百姓晒制龙脯、折取竹竿等事也都有记载。然而询问当地老人来考察事实，才知道经过兵乱变故之后，先生的风声德俗已经没有什么流传下来了。” 我刚到这里时就感慨万分，立即想奉祀先生来表达自己的敬意，使本地读书人能够因此振作学业，做官的人能够以先生为法来治理政事，百姓能够不忘记先生的德泽。不幸当年正逢大灾荒，救济饥民的事情当时比什么都紧急，于是直到现在才得以实现这一愿望。因为您曾诵读先生的诗、阅读先生的书，所以希望请您作文记述此事。”不久，府学教授孙鼒、沈宗说也来信，进一步表达刘公的意思，并详细说明刘公起初为何焦劳而未能办成，以及如今为何事务稍暇而得以举行，信中说得很详细。朱熹打开信后，长叹一声，仰头说道：“尊重贤人、崇尚德行，刘公的志向是美好的；使百姓富足后再施行教育，刘公的政事是正确的；请我作文，刘公的心意是勤恳的。然而，从大的方面说，先生的学问，所谓考察先圣而没有谬误，百世之后等待后圣也不会迷惑，这些本来不用说也明白。从小的方面说，上元县的政绩与先生相比，距离还远，规模也小，我又担心这些还不足以称扬先生。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我俯身思考，先生的学问固然高深远大，但他教人的方法循循善诱、次序分明；他曾经忧虑世上的学者舍弃近处而追求远处，不能从低处做起却窥望高深，因此轻易自以为大，最终一无所得。这样看来，世间只喜欢谈论宏大之处的人，确实有些东西没有察觉。上元县的政绩，确实好像狭小而浅近。然而先生曾说：‘一个刚刚取得一命官位的士人，如果存心爱护万物、爱护百姓，就一定能有所救济，那么他内心所存的仁爱，又怎么能用大小来评议呢？’我才智浅陋，私下希望用这番话来接受刘公的嘱托，或许能够有助于成全刘公的志向，也有助于阐发先生的学问。又想到刘公忠诚的言论和宏远的谋虑，已经在朝廷中发挥了作用；如今虽然身在外地，却仍然如此急切地救灾弭患，那么对于先生内心所存的道理，他一定有深切感受，并且在内心默默契合。建立这座祠堂，难道只是为了表达尊贤尚德的心意，使百姓不忘先生而已吗？至于推行刘公的志向，用先生的教诲来教育当地人，使他们切实从事修养自己、爱护他人，而没有空谈高远、越级求进的弊病，这就是孙、沈二位的责任了。愿二位努力吧！我在这里正对此寄予希望。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熹记。嵩山黄铢书写。忠襄杨公祠记。我自从奉召回朝、结束督师职务以来，先后六次上奏请求退休，暂居建康等待命令。府学教授陶君来见我说：‘从前明道先生程纯公，以正统学术倡导诸儒，各郡各国祭祀他都十分恭谨。本地先生曾任上元主簿，学校原来有他的祠堂，香火很盛。我曾听说忠襄杨公任本州通判时，正值金人大举入侵，宰相杜充统领各道军队，却望风迎降。其余将领有的受辱，有的逃跑，只有杨公发誓以死报国，多次与敌军抗战，口中不断唾骂敌人，最终遭受剖心的酷刑。朝廷因公的义烈改谥为忠襄，赐给庙额以褒扬忠节。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他的事迹记在丽牲碑上，刻在台阶下的石碑上，光明显赫，仿佛与日月星辰同样明亮。我生长在大江以东，早就熟悉这件事；如今又考察地方志乘，才知道杨公还曾兴办学校，治理溧阳，对百姓和士人有恩德，可是学校还没有他的祠堂，难道不是典礼上的缺失吗？于是就在纯公祠堂的右边，绘制杨公画像来表达敬意。请您替我记述这件事。有人或许会问我：‘这两位先生难道不是同类吗？’我回答说：‘把人相比，是因为他们的道相似。禹、稷、颜回、曾子、子思，困穷与显达并不相同，出处进退也不相似，但孟子把他们相提并论；这难道是世俗所说的简单类比吗？’

译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立志于仁。天地运行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根源于天理的，是仁义礼智之性，禀受气质的，是血肉、口、身体之躯；而心，是天理的居所、气质的统帅，贯通古今，交错综合于人物之中，一切都由它而来。学习，就是要努力不失去本心，使进退取舍由自己作主，即使富贵也不能使自己放纵；使生死取舍由自己作主，即使威武也不能使自己屈服。自从学习之道无人讲明以来，人们不是受困于气质的偏颇，就是被利害私欲夺走本心：口想吃美味，眼想看美色，耳想听声音，鼻想闻香臭，这些都是人的本性欲望，却不知道天命还有节制；居住只求安逸，饮食只求饱足。这颗心的本体本来充满仁爱，真实充沛而流行贯通，可以与天地并立，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人；但如果只求安逸和饱足，便是小人的作为，还不足以称为大丈夫。以这种心态求学，就会只求侥幸取得眼前利益，安于小小成就；以这种心态做官，就会见利忘义，遇到危险只希望幸免。那些庸俗之人和低贱奴仆尚且不值得责备，他们往往还会凭一时勇气，践行仁义如走康庄大道。士人和大夫学习究竟为了什么？难道只把从书本和耳闻中读诵、欺骗取利求禄当作满足，而所谓成就自己、成就万物，都认为与自己无关吗？这不是非常可耻吗？考察两位公所遭遇的事情虽然不同，但他们立志于学、归于仁，能够不失本心，这一点前后是一致的，难道还可以分出高下吗？世俗流弊横行，时代衰败，边患正盛。我赞许陶君举行这件事，足以振兴衰败、扶立懦弱，没有失去圣贤修养自身的本意。特此记下年月。杨公名邦乂，字希稷，吉州吉水人。凭政和年间上舍生身份赐进士第。听说杨公的曾孙天麟，如今任提领建康户部酒库所主管文字，奉行常规事务十分谨慎。杨公的恩泽真是深远长久。端平三年十二月癸巳，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临卭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三百户，魏了翁记。先贤堂一所，在府学东面、明道书院西面、青溪之上，由马光祖建立。自周、汉以来，合祀四十一人，各有赞文。至德让王吴太伯【最初逃居句曲山中】。赞文说：太伯远行开创吴地，这难道是周朝盛大德行的体现吗？伟大的谋略多么显明，伟大的功业得以承继。上天已有成命，并非自身的责任，却把王位让出而离去，如同河川奔流、堤防决裂。孔子不是说过吗？这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虞仲隐居，季札守节，这就是他们流传芳名、遗留功业吗？郡县以吴人为属，礼让便是准则。越相国范蠡【修筑越城，位于长干里】。赞文说：王道衰降才有霸业，霸业衰降才有强国。越国进入吴地，范蠡的谋略得以施展。这座城高高屹立，而他本人退隐，土地也荒芜了。治理国家的事业已经过去，治理家庭却因此富足。他三次聚积财富、三次散尽财富，后来成为陶地的富人。人们只听说他殖财致富，后世人却被这些事迷惑。晋国的郄縠、卫国的子贡，谁没有与他并驾齐驱？可叹啊！有通达才能而生在世上，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势。汉严先生子陵【严光在溧水县结庐居住】。赞文说：子陵与光武帝曾共同求学。光武帝本可与他共同使天下长久安宁，怀抱仁德、辅佐正义，却惊讶地称他为狂客。星辰离去，希望这些话能够进入皇帝心中，使他不忘记子陵，使子陵早晚陪伴在身边，不把他当作奴仆看待而视为常态。他减轻秦朝的苛法并洗涤其弊，也略微施行仁义。高皇帝不以勇力自夸，说：‘如果不是我沛县乡里的三位老人劝说，就没有人能使我起兵。’极其忠诚而真挚，同学同乡，也不过是有仁义罢了。秦因不施仁义而亡，汉因施行仁义而昌盛。后世学习仁义的人，仍应仰望东庐先生。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诸葛亮往来游说吴国共同讨伐曹操，又劝孙权定都建业】。赞文说：头顶苍天、脚踏大地，三纲五常，谁能窥伺汉室鼎命？天下纷乱，诸葛亮在草庐中谋划天下大义。即使踞虎蟠龙之地，也不只是吴都而已。他主张联合力量断绝曹操，誓言光明坚定，终于消灭强敌。蜀国不过稍稍延续了一段时间罢了，否则魏国便不会存在。大概炎兴、咸熙年间，前后还不到一年，大星便可能陨落。汉贼终究不能两立，武侯的志向多么壮烈！吴辅吴将军娄文侯张子布【张昭的宅第在长干道北，宅第附近有张侯桥】。赞文说：啊，张昭、娄侯，你们发扬英风，辅佐孙氏；恩义激发忠心，正义使人追随。你身兼文武，声名震动南北。孙策说：你不是齐国的仲父，但如今却如此刚正不阿；这正是遗留下来的正直老臣之心。即使触犯不合常理的事也不回避，行动从不停止；堵塞城门、焚烧房舍，当然知道自己不能坐等死亡；坚卧固守，当然知道自己不可能被捆缚。即使人人想杀他，他也超然自持，浩然之气无人能窥其边际。长干以北，淮水以东，遗留下的声音铿锵有力，这就是张侯之宫。吴将军、南郡太守周公瑾【周瑜，周郎桥在句容县】。赞文说：天地之间，怎么会生出这样蛮横的奸雄？他厌恶群雄，狂妄地挟持至尊。谋士如雨，战将如云；攻破荆州，攻下江陵，骄心盛气，轻视天下而无人能与他匹敌。烈火焚烧江面，蛟龙巨鲸惊惧，于是他不得志而退去。把天下分裂为三份，竟不知道上天要断绝奸凶、扶助正义；还在那里垂涎，最终自取焚灭。可叹啊！取代汉室鼎命很容易，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却很难。周公瑾的功勋，是凭空手建立起来的。人们极目远望秣陵，哪一处湖水不浩浩荡荡？这水流传千年，留下芳美的足迹。吴侍中、尚书仆射是子羽【是仪的宅第在西明门】。赞文说：贤者能够改变风俗，风俗哪里能反过来改变贤者？世上有这样的人，他的正直难道可以与子羽相比吗？看见奸邪之事，便以有利于国家为准则，不因满朝权势而改变；清廉谨慎、正直朴素，立定心志实行，能够使君主信任他。远望大宅便知道他不肯与众人争夺，虽然有人攻击他，也无从施展。众人害怕灾祸而诬陷他，哪怕刀锯加在颈上，他也不改变。只守住一种正道，对于纷杂的百般邪说毫不疑惑。他勉力行善而已，从未把责任推给时势。晋太保睢陵公王休征【王祥墓在江宁化城寺北】。赞文说：孝的意义实在太重大了！巍巍元公，在魏朝享有声望，是晋廷所尊崇的人，享有高寿和显贵爵位。然而流传百世的至孝行为，竟只是家中传述、人人称颂。潜藏的没有不是鱼，飞翔的没有不是雀；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或在水边，或在帷幕之间，因而坚定地面向西芒山，向我们显示觉悟。齐国朱异，梁朝阮孝绪，唐代张常洧、丛芝、异兔、阙地、致葠、鹿寤等，他们的所在，都确实美好。此都的名册永远不断，历史又有谁能改变？爱敬之心谁能违背德礼？树立这样的风声，足以大大改变人的楷模。晋平西将军孝侯周子隐【周处，子隐台在鹿苑寺】。

译赞文说：改过向善，是《易经》所说的益道。像雷一样迅速，像风一样疾快。尚未改变时，不过是土块瓦石；改变以后，便如金锡圭璧。刚烈的孝侯周处，改变志向而研习诗书。从前是燕赵一带的浪荡之人，如今成为邹鲁之地的儒者。心念一改变，万事万物都焕然一新。老虎尚可搏杀，所以他竭尽力量奉养父母；蛟龙尚可刺杀，所以他为国而死、忘却自身。没有见过这样刚强的人，只能叹息当时世人啊！晋太傅、丞相、始兴文献公王茂弘【王导的宅第在乌衣巷】。赞文说：江左政权的开创，由始兴公经营；虽说晋室一度不存，却又恢复了晋室，扶持三代后继之君兴起。众人忙乱奔走，他用镇定来安定局势；虽然每天都没有空闲，终于也差不多可以安定下来。人们还说：‘如今的管仲，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能够筹划北方大计；力量足以形成器局，足以推行事业。’这难道不是早早显扬、艰苦经营吗？只是当时一世人都沉溺于清谈，实在可悲啊！晋太尉、大司马、长沙桓公陶士行【陶侃事迹见《石头城》】赞文说：威严堂堂的陶公，是一代重臣，镇守远方，声名显赫。咸和年间形势危急，皇宫震动，他清除妖氛、荡平凶恶。天下归于一人，谁还会急于求取盟约呢？太真的义军所指之处，便把枭首和鲸鱼般的巨敌斩杀示众。凡是这些戎狄之事，陶公都亲自承担并求得成功；谁挥动的不是麈尾，却能筑成百堵城墙？谁不是贪图时机，却又分外爱惜这些砖石？如此远离尘俗、清高自守，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凡是君子，都应当忠诚而真实。晋侍中、骠骑将军忠贞公卞望之【卞壸，忠烈庙在冶城南】。赞文说：卞望之品格高峻，立于朝廷之上神色正直；他独自谢绝闲适安逸，宁可鄙弃吝啬的执着，以自己的防范裁制来纳入世间轨则。面对危难便献出生命，始终没有改变；这样才可以保持内心的正直，尽到做臣子的职责。忠与孝的根本其实相同，跟随他的还有两个儿子，遗留下的庙宇庄严肃穆。晋太傅庐陵文靖公谢安石【谢安宅第在乌衣巷口】。赞文说：自从建元以后，政事不同而天下安宁。在天下人的期望中，谁先于谢安石？既然希望寄托于他，全国都倚仗他。他退居时，不只是像伯夷；出仕时，人们把他同王茂弘相比。因此他从容宴饮，万事都得到条理安排。对内杜绝窥伺的奸邪，对外挫败吞并的野心。即使晋室已经衰弱，也还稍稍能够振奋人心。高雅之道崇高，清谈之言娓娓动听。那个人已经遥远，他的居室却还很近。晋车骑将军献武公谢幼度【谢玄别墅在土山下】。赞文说：北方的强大，谁说没有对手？南方的强大，却总说不是所长。北方军队没有百万，也没有比秦军更凶猛的敌人。声势震荡飞扬，气焰直逼江边。文采如芝玉的士人，承担军旅职责；温文尔雅的衣冠之士，却被豹狼般的敌人包围。于是谢玄一举将他们击退，风声鹤唳成为士气，草木也仿佛成了兵士。南方有人才，北方就没有强敌。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王逸少【王羲之事迹见冶城楼】。赞文说：王逸少的精深内蕴超过了他的盛名。有人说，出仕还是退处，取决于时势轻重；即使朝廷事务不是他的本心，他也能经营综理、安排秩序，把一切分别处理；根基树立、形势兴起之后，便把志向寄托在冶城。高远地追想古代高士，而世人竞相追求高大；他说应当积累细小以达到宏大，世人却崇尚轻薄；他说应当重厚谦退。他向两位尊者决心立誓，远远超越群臣。可以说是出类拔萃、居于众人之中了。有人说他的书法云气盘旋、龙蛇惊动，实在冠绝古今，二人并列谈论；这才真正懂得我的心意。晋中领军、光禄大夫吴处默【吴隐之茅屋旧址在城东】。赞文说：吴处默真是清廉啊！他在晋陵任小官时，亲自砍柴往返；到了番禺，饮用海边的贪泉之水也毫不疑惧。有人说这是我故意矫饰：靠纺织来维持食物，却还常常不够；穿布衣，衣服也仍不完整。观察他平日的细小事情，也足以验证他的安处之道。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把心安置在亲人身上，不把身体看作自己的私有之物，而是献给兄长吗？至高的德行最为重要，外物最为轻微；茅屋可以腐朽，名声却不可磨灭。宋征君雷仲伦【雷次宗在鸡笼山开设讲馆，教授北方学者】。赞文说：自古以来有国家，就要建立学校、设置教师；即使时局动荡，怎么能停止这种事呢？元嘉年间形势危急，鸡笼山高耸，儒学讲馆高高建立，求学者勤勉用功。在西岩之下，开导我们尊贵的事业；改变华林的旧有学术，礼遇十分优厚，聘请的礼币也足以作为国家的事务。这样振兴文风，可以用来观察德化。齐贞简先生刘子珪【刘瓛居住在檀桥】。赞文说：做人却没有学问，最终会愚昧；有学问却没有老师，又能跟从谁呢？恭敬地降身求教，士人们都以老师为师，谁敢另立名目？青溪翁具有青溪般的至高德行，神明也能与之相通。他不指手画脚，也不曲身屈足，而是聚集众人于自身周围。屋顶墙壁偶然坍塌，闺房空空；来来去去的人看见的，只剩鸲鹆的踪迹。他以正直来申明道义，使君主听见。赞美你的孝行，并把它转化为忠心。作为典范，不在言辞义理之中；如果顺应天道，便能得到宗旨。百世之后仍可以振起邹鲁之风。齐诸王侍读陶通明【陶弘景居住在茅山】。赞文说：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正是天地之心；超然出于众人之上，承担着人伦纲纪的责任。何况已经升任王府属官，乡里任用他，前途正迅速发展，为什么忽然轻视神虎，勇敢地投冠弃簪？早晨乘车离开朝廷，晚上身影便栖息山林。无奈这是上天所命，他的生机更加充盈，胸襟磊落，处理文翰之事，细大都记录鱼鸟禽兽。一定要使天下人不受疾病侵害；白云使他自得喜悦，他坚守志向，并非只在幽静之处寻求道术。可叹仙道与佛法分裂，逐渐流于淫滥；征召陶弘景时，反而震动句曲山，谄媚之志倾向钟山。宏大的周公、孔子之教，万古以来开启了百姓的蒙昧。梁昭明太子萧德施【萧统书台在定林寺后】。赞文说：远古以来，人文大为显明。下至魏、晋，辞采华美纷繁流传。各种习尚相沿，名声荣誉显著；众多作品虽然漫漶，只有他独自擅长选取、编次。这些都是他才华余泽的芬芳，也是文章功业的丰盛成果。太子居于储宫，文士云集；天性仁慈孝顺，宽厚仁惠而成就美德。如果又能以圣贤为师法，以义理为根本，那么他的才干又哪里只是辞章文苑而已！登上那北峰，高高的平台已经平整；草根树梢之间，到处传来诵读弦歌的声音。唐太师、刑部尚书鲁公颜清臣【颜真卿任升州刺史】。赞文说：唉！鲁公具有孤高的大节和忠贞的心，小人不了解鲁公，鲁公却确实了解小人。他直言进谏时，明知小人奸邪，决不会与自己同心；他出使时，也预先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回来。鲁公说：‘人心无路可循，眼前时事只有上天知道；只要正义所在，我自处其间，毫不因时势疑惑。相传我不会死而会成仙。’难道这是茫昧无知吗？其中的道理其实明白昭然。凭着秋霜烈日般的气节，即使不能列于星辰，也必定应当在人间流传。那些小人，宇宙虽然广大，又哪里容得下他们？还未等到朝露消散，已经化作尘土了。唉！鲁公虽然不能知道上天，却已经看透了小人。唐翰林供奉李太白【李白往来金陵的事迹，详载于本集】。

译赞文说：天地英灵之气，空过千年才降生一人，恍若天仙下凡，驾驭云雾而远离尘世。他以平民身份惊动九重天，担任翰林供奉，难道国家大事也让他参与议论吗？哪里只是谈论儿女之事！大概他怀有霸王之才略，或许差不多可以施展吧。他年轻时稍稍施展身手，手携郭令公，脚踏贺季真。至于奉上圭印来赎罪，也足以证明他的志业和常人不同。难道不是因为他具有道骨仙风，可以蜕化超脱，诗才又不凡吗？这山中郁郁苍苍，悠悠长存；大川之旁公不再来，至今已经五百年了。唐山南西道节度参谋孟东野【孟郊，任溧阳尉】。赞文说：在当今纷扰的人群中，贞曜先生的心却独具古意。他披览搜求《诗经》三百篇，把五言七言诗写得顿挫有致。其中写春草之心，浩荡地报答慈母之恩。探究儒道，接续圣人传承；当时只有韩愈能够与他相提并论，二人前后相应，如云龙各有高下。永远怀念并珍视他的长处，谁能像他那样看待自己的交游？一个县尉的职位多么荒凉，千年之后仍令人仰望他的清苦。南唐司徒致仕李致尧【李建勋，赐号钟山公】。赞文说：唉！知道时势不可作为，因而不去强为的人，大概就是李致尧吧？他身居显贵荣华，年盛而声望高，却明察时势与命运本来如此，于是指着钟山逍遥自乐，在菅台、度榭之间，背着手杖拖着鞋子行走。既相信桃花的隐逸，也约定以流水为伴。哪里像其他人那样离去后又回来？终于因此保全了君子的身份。南唐内史舍人潘【缺佑】见《江南录》。赞文说：唉！知道时势不可作为，却仍然要去作为的人，大概就是荥阳公吧？这是怎样的时势呢？在道理和疆土方面，众人都在沸腾的鼎中苟且喘息，只有他忧虑深远、谋划长久。遇到昏暗的君主，全国却像发狂一样，同舟之船已经要倾覆。呼号仓皇，风雨昏暗，鸡鸣不止，宁可踏入死亡也要疾恶如仇。真是君子。枢密使济阳武惠王曹国华【曹彬，开宝年间任升州行营统帅】。赞文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养，圣人守护君位的原则叫作仁爱，使天下安定统一的办法叫作不嗜杀人。恭敬地想，艺祖开始建立华夏，整顿我军六师，并发誓告诫你们：振作我们的元气，进入蜀都，住进他们的宫室，使一切地方都安居，百姓都肃然归顺。江南为什么偏偏要落后于我？同心同德的臣下，不急于驱赶他们，众人的意志确实和谐一致。百姓由病困而复苏，国主既已被俘，百姓也逃脱了诛戮；收起我们的兵器，保全他们的身体。功业以不杀人为显著，福庆还会延续有余。设置栅栏和旌旗，陈列骍色旄旗、宏大的枢仪，圭板、櫑具、金佗、玉鱼等仪物，传给子子孙孙。这是多么盛大啊！贪婪残暴的人看见这些，又会作何感想？尚书忠定公张复之【张咏，祥符年间知升州，后再次任职】。赞文说：太平时代最可贵的是正直，刚健浩大的气概凝聚成英杰。他的品德高尚而坚贞，自我赞许其德；荐举推扬之事下达到乘驿传送，弹劾攻击也不避开贵臣辅弼。他不急切地谋求升进，宁愿惶惶然出任外地官职。防治茶业、种植桑树，尊重农业根本而抑制末业；把盗贼教化为百姓，推广道德而停止兵革；专门铲除奸邪，对百姓有爱也有威。能够像婴儿依恋母亲那样，百姓舍不得他离去，地方竭力挽留他。江东父老直到今天还在传诵张公的政绩。听民歌唱和之声，考察张公政事的阴阳得失，他从希夷之学中所得很深，那些同道之人哪里能窥见其毫末？中丞恭惠公李防防【李防，淳化年间任升州观察推官】。赞文说：谨慎防范、审度整饬，古人把保持祭器洁净视为常事，今人却视为异常；忘却轩冕礼服，古人认为容易，今人却认为困难。恭惠公在朝廷任职时便开始显露端正品行，在本府任官时，华美节操不因细小事情而改变。因此他的清廉修养贯通内外，他的谨慎敦厚贯穿始终。只要有人倡导这种做法，谁没有这样的心？顺着他的志向去做，哪里有古今之别？他因做官后买书而感到悔恨，可以使贪婪之人惭愧；他屏退车马随从而进入山林，可以使浅薄的风俗趋于厚重。枢密孝肃公包希仁【包拯，天圣年间知江宁府】。赞文说：孔门四科尤其重视政事，难道冉有、季路也能被称作庸俗的官吏吗？孝肃公所到之处，百姓万物都吐气舒展。正直的栋梁必能成材，精炼的钢铁岂会弯曲。他一生光明磊落，所说的话最终都得到应验。才华在乡里长者中显露，敏锐地推举贤能；为了奉养双亲，难道不可以调任官职吗？他的行为通达神明，气概充塞天地。朝廷大臣畏惧他的严厉刚毅，国家财政倚仗他的筹划周旋；京师赞美他的镇压整肃，州郡长官敬畏他的巡行宣抚。他迅速裁决一时事务，众人纷纷传诵他的事迹。百姓直到今天仍以他的姓和爵位称呼他。如今从政的人，还应当以他为法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丞相忠宣公范尧夫【范纯仁，治平年间任江东转运判官】。赞文说：忠宣公多么卓异！他的奏议光明显著，既不同于熙宁，也不苟同于元祐；务求审慎处理、缓慢谋划，希望志向能够实现、事业能够成功。考察他的实践，符合六经精神，融通于忠恕之道。他认为如果因为避开好名之嫌而不行善，就会堵塞行善的道路；即使后来两次任相未能成功，也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尺度。那些不断离间毁谤的人，又怎么能掩盖他最终的声誉？世道令人忧心，我的思绪悠长。恭敬瞻望他的仪范，并不是偏爱某一位计臣。宗正寺丞纯公程伯淳【程颢，嘉祐年间任上元主簿】。赞文说：上天的运行开始显明，宋朝的德业于是兴盛。河洛之学的传承，与洙泗之学相同。天理的精妙，和气的融合，不用言说就能感化人，充满了春风般的气息。正是这位在国家任职的人，兴建书堂，开导我们的百姓，并使他受到祭祀。监安上门郑介夫【郑侠，清凉寺有祠】。赞文说：从前神宗受到上天保佑时，希望把世道提升到五帝三王的境界。当时宰相承担完成功业的责任，鄙弃汉唐而不愿谈论。在朝堂上变了脸色，说天下已经治理安定了。啊！有一位不卑下的臣子，抱着关塞流离的孩子，扶携饥饿寒冷的人，于是画图献给皇帝。天颜终于看见了隐藏的实情，正要附和的人却想阻塞它。只有他独自触犯最艰难的禁忌，皇帝的心才开始醒悟。这难道不也是稍稍阻挡了狂澜吗？狂澜如风中飘叶，他只忘记了使君主惭愧这件事。后来从政的地方，原本就在官职诱惑之中，哪里甘心如此？那位美好的人啊！唉，悲叹不已！少师龙图学士文靖公杨中立【杨时，当时曾家居溧阳】。赞文说：龟山先生德行深厚、道术尊高，是一代人的希望，像灵光一样独自长存。他立身于本朝，士人称他为展季，倡导阐明这门学问，使其道统得以承继。衣冠之士中的南公，也是溧阳人；不要轻视溧阳，溧阳是君子的乡里。参政庄简公李泰发【李光，绍兴年间任宣抚使】。赞文说：帝王所居之地，是东南的都会；对外连接江淮，对内控制湖海。于是建为京城，忠愤与义气充盈其中。皇帝说：‘谁能顺从我的采择？’李光拜首回答。看见士人而不懈怠，千乘万骑，只有他能安置；百司庶府，只有他能治理。高耸的宫阙，秦淮河环绕着它；人口密集的天邑，钟山承托着它。銮舆来到这里，称许你建成此功。考察这座都城，关系到万世的正义；不把都城建在这里，便是权奸的计谋。他直入而激烈进言，痛恨附和之人，急切地承担艰难任务，没有地方逃避灾祸。即使能把他放逐到荒远之地，也不能使他的心背离王室；即使能使他戴刑具服劳役，也不能使他的口不读《易经》。唉！真是忠诚啊。

译太师、丞相、魏国忠献公张德远【张浚，绍兴年间任留守、都督】。赞文说：思陵巡幸邺地，魏公统领军队；虽然大功尚未完成，但大义已经彰明，表明上天之心，扶持人伦纲纪。人类能够区别于禽兽，中原没有陷入彻底沉沦，所依靠的只是魏公。臣子侍奉君主，在天地之间无处逃避；成败、利钝，都不值得计较。如今看来，土地虽然被割让，敌人却不能据此吞噬；兵事虽然暂时解除，敌人的跳梁也不能长久。因此那些暗中作恶的人，只能使人畏惧仇敌、出卖国家，以蛊惑败坏人心，使魏公不能实现志向。但他的志向并未停止，至今仍有凛然生气。秘阁忠襄公杨希稷【杨邦乂，建炎年间知溧阳县，后升任通判】。赞文说：杨公任县令时，敌人到来便作战；升任郡府通判后，我的心志也不改变。土地小、百姓少，力量仍能组织军队。凶恶的气势压迫城池，形势却实在无法取胜。这是赵氏的鬼神，敌人怎么能够让他屈服而活命？朝廷褒扬忠节、表彰祠庙，改谥为忠襄，这只是国家的恩典，并不是杨公个人的荣耀。太师、丞相、雍国忠肃公虞彬文【虞允文，绍兴年间任督统】。赞文说：金石不能进入人的内心，至诚却可以使它裂开；鬼神不能被审问，人却可以使它流泪。伟大的雍公在采石显露英名，一声号令便振作起来，三军转瞬之间击溃强敌。大敌正当强盛，朝廷中谈论兵事的人很多，疆场上掌握军队的人也遍布各处；他们本来曾参与庙算、献上军事谋略，却没有人为江上军队真正主持大局。虞允文提出一个计策，发出一支箭，敌人仓促之间来不及应对。幕府并非专门征战之所，书生也不是健壮士卒，来这里难道是为了什么作战吗？谁能想到这竟是他们的职责，只用几句话便决定祸福，交战之间便夺取爵位财帛。将士们以一当百，同心协力，击沉敌人先前驶来的船只，扫除敌军先登的踪迹。杀马祭旗的血徒然腥臭，投鞭断流的气势顿时失去十万大军的威力。假如早先披上敌酋的金甲，像鞭打微弱敌人那样作战，这次战事哪里能拖过一年而使敌人遭到诛灭？后来既登上画像，又享受太庙祭祀；功绩载入史册而不可磨灭，我们的祭祀永不止息。太师徽国文公朱元晦【朱熹，淳熙年间任江东转运】。赞文说：洙泗之后过了一百年，孟子出生；濂溪、伊川之后过了一百年，朱子诞生。天地元气的传承响应时势而兴起。他裁定评述千古，阐明六经；精密地探究知识，努力付诸实践。像玉振金声一样集大成。在一个郡，他必定通达；在一道，他必定通达，也足以有所发明；在天下，他必定通达；在后世，他也必定通达，后来人一定会取法于他。安抚殿撰宣公张敬夫【张栻，任督府机宜文字】。赞文说：以显道为宗师，以仁仲为传承。很早便听闻大道，勇敢地追求仁德。知识与实践一同进步，清楚辨析义与利。像蝉蜕去外壳一样摆脱人欲，融入天理的春天。得以辅佐贤明君主，却丝毫不宽贷小人。早年在家庭中接受教诲，最终却怀抱志向死于中原。圣人的谋略广大，如今仍仿佛存在。太师正肃公吴胜之【吴柔胜生于金陵】。赞文说：正肃公得到老师传授，能够通达施政之道。在京畿幕府和荆州使途任职时，发放粮食赈济饥民。朝廷说：‘你擅自替百姓作主。’百姓说：‘他养活了我们，我们应当像祭祀尸主一样祝祷他。’这种长久的德行不会坠落；可以禁止的是学校，不能禁止的是人心。上天监察他的德行，他施及万物的恩泽深厚。用什么报答他？就在他的后人身上。太师参政文忠公真希元【真德秀，嘉定年间任江东运使】。赞文说：孔孟之邦，家家读书，户户吟诗；先进的风气流行，后进的人仰望追随。远至汉代，诸儒都清楚显著。难道其他邦国没有人才吗？却仍有许多像鲁、邾这样的小国。只有西山公，邻近孔子的宫墙，听闻此道后，悔恨自己过去偏重辞章；著书充满家室，贬黜霸道而尊崇王道。他并非没有遇到时运，既已登上四辅之位，却为了保全自身而收敛退藏众贤。车马所经过之处，道路堵塞、途径阻隔；但他爱民的政绩，成为后人的准则。以上赞文都刻在各祠位下方【马公建立这座祠堂时，议定祠位次序的人定为四十二人，马公的祖父野亭先生也在其中。马公说：‘野亭先生自有漕司祠堂，这里不必列入，何况我不愿偏私自己的祖先。’如今祠位还空着一个，后来的君子应当把野亭先生列入这座祠堂，以补足这个空缺。】《青溪先贤堂记》：公卿、大夫和士人可以入祠的有三条：有道、有德、有功。金陵是帝王之州，上下数千年间，有道、有德、有功的人前后相望。为什么吴、晋两代的臣子都有祠堂，而其他朝代却缺少呢？开庆元年秋，资政殿学士、淮东制置大使马昉在青溪最胜之处建立先贤祠。凡是生于此地、任职于此地、居住并守卫此地，而且其道德功业足以在此受祀的人，从本朝上溯汉、周，共有四十一位；吴、晋两代只取十一位，选择也确实很严格。此前宝祐丁巳年，马公以太常卿任职，掌留都政务，使江东政通俗美、百姓富足，教化百姓无不勤勉，表彰往日、劝勉后来，这座祠堂就是由此兴建的。当时请前宗学谕冯去非确定可以入祠的人选，并为此作赞。但适逢朝廷谋划荆帅之任，催促马公改镇，祠堂之事终于没有完备。过了一年，马公晋升为四辅大臣，前来巡视，抚临甘棠旧地，凡是前面记载尚未完成的事项，都加以研究、规划，祠堂才建成。八月壬辰日，举行释菜礼，参加者冠帽如星罗列；古代先民仿佛都在眼前，看到他们的高尚德行，便能够扩大自己的德心。有客人赋诗说：“吴国开凿青溪，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年；九曲水道回环曲折，七座桥梁蜿蜒相接；鸡鸣射雉之乐，已经荒废，只剩下游荡流连。” 昭明太子宫和衒乐苑都已废弃，宣尾庙改作青衣祠，终于使这条溪流淤塞、远处水流受阻的原因得以显明。如今张挂匾额、安妥神灵，圣贤仿佛居于其中；广泛流传的美名，成为祠堂文章的光彩；祭器、礼乐和弦歌的风气，洗去了宴饮游乐之习。这就是疏浚青溪、使它的恩泽流传于留都万年的原因。”马公对客人说：“你只知道青溪在外观和声听上的变化，却不知道我朝远远超过前代，为什么不看看这座祠堂呢？清高没有超过严子陵的，而隐逸之中达到致尧境界的，是他的同类；忠贞没有超过清臣的，而子布、子羽是他的同伴。休征的孝行、望之的节操、子隐的勇气、内史的耿介、逸少的高雅、仲伦和子珪的德行、施太白和东野的文章，都可以说是有德，但还不如大伯达到了极致。明哲如陶朱公，整暇如茂弘、安石，英迈如士行、公瑾、幼度，都可以说有功，却不如孔明功业盛大。我宋诸贤兼具功德：武惠公如士行，忠献公如茂弘，忠襄公如望之，忠定公、孝肃公如清臣，介公如荥阳之邻，忠宣公大概像谢安，正肃公大概像子羽，恭惠公是致尧的同类，庄简公、忠肃公近似公瑾。”

译至于河南纯公、龟山文靖公、南轩宣公、紫阳文公、西山文忠公，都是以道德著称的人，这是汉代以后从未有过的，而他们全都集中出现在我宋。孔子、孟子以后，道统不就在这里吗？有道的人必然有德，也必然有功；但功业能否完全施展，有时还取决于时势。如果没有至高的德行，就无法成为道的根本。重视道德而轻视功业，人们将只知道根本而不知道施用；推崇功业而遗弃道德，人们将只知道末流而不知道源头。吴代祠堂所重在功业，对道德的意义重视不足；晋代祠堂兼重功与德，但对于道则没有听闻。古今合并祭祀之后，三者才完备。《大学》的道，在于彰明明德、使民更新，最终止于至善。曾子阐发至善之传说：‘君子尊重贤者及其贤德，亲爱亲人及其亲情；小人享受自己的快乐，谋求自己的利益。因此终身不会忘记。’建立这座祠堂，是因为这些人不可忘记，并且思考他们有哪些地方值得学习：某人有道，某人有德，某人有功，应当勉力向他们学习。三者俱全，就是最高境界；具备其中两项，次之；只有一项，也不失为美名。国家和百姓终将依赖他们。你们诸位对此有志向吗？客人说：‘这是推广教化、使百姓更新的恩赐，还是因为想要实现您以古人为友的志向呢？’马公命人记录此事，并刻下迎神、享神、送神的辞章，使百姓歌咏。辞曰：‘长江啊水声淙淙，形势如虎踞龙蟠；群英秀美，礼乐兴盛；纵览千古，哪里能穷尽。究竟是谁留在青溪，安穆地愉悦于寿宫？思念至德，始于苍姬；躲避圣嗣，句吴因此兴起；走遍长干，游览五湖；照耀客星，隐居东庐；坐在很石之上，安定吴都；怀念仲父，在秦淮之隅；火烧赤壁，完成伟大的壮图；追忆尚书，居于西明；孝行感天，获得冰鱼；鹿苑之中，传习儒书；从乌衣巷兴起，显现夷吾之才；运送百甓，恢宏宏业；忠孝相承于父子，将相相传于叔侄；登临冶城，追想高世之士；饮贪泉而不改志，终身清贫；文教兴盛如雷；刘氏著书，陶、萧继作；大节凛然如霜；谪仙风流飘逸；云龙上下，东野继承；桃花流水，致尧之志；荥阳公忠愤激烈；追念先民，年代遥远；上天昌盛我宋，将有贤臣辅佐；平定江南，兵锋不染；德行如乖崖，桑树本根受到褒扬；赞美中丞，蓉幕声望崇高；神明如待制；忠恕充实于身；使春风护持寿命元气；图画彰显回天之意；出自师门，道学与南方相接；建立留都，功业垂于万世；凭借征伐之斧，长江风平浪静；死守疆土，使人知道义；采石之战，功业奇伟；紫阳承继道统；辅佐父亲南轩；开启后世，使一切归于正道；西山泽被百姓；宛如元凯那样贤能；掌管锁钥，镇守北门；思以古人为友；建立芬芳的堂庑；合聚荃草芷草，满庭芬芳；秋风轻拂桂枝；杜蘅缭绕荷屋；献上菊花和寒泉；采集水藻庆贺落成；沐浴兰汤，洗濯华饰；仰望美人，一同迎神；芳香满堂，神灵降临。’ 神灵如云而来，姑且逍遥自在；琳琅相集，发出铿锵声响；吉日良辰，蒸蕙草、酌椒浆；伟大功勋，崇高德行，与日月同辉；赐给百姓大福，光明昭昭而无穷。高山仰止，大道可行，千秋万代难以忘怀。诸位的姓名、品行和事迹，各自详见本人的赞文，这里不再重述。马公名光祖，字寔夫，是金华人，受学于西山，后来的学者称他为裕斋先生。承直郎、宜差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明道书院山长周应合记；文林郎、宜差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司干办公事赵与辀书；从事郎、特差充沿江制置大使司主管机宜文字徐道隆篆额。转运司所属祠堂共有三所，建立的年月各有记文记载。丞相忠宣范公祠。《忠宣祠堂记》：治平元年，忠宣范公任江东转运判官，作《筹思亭》诗，其中有句说：‘以至诚可以通达造化，审慎思虑可以与权衡相敌。环境寂静，居处便忘却疲倦；内心虚明，自然能够照见一切。’石刻至今仍然保存。嘉定八年春，起居舍人、建安真侯希元恪奉命共同办理事务，仰慕忠宣公的贤德，又喜爱他的诗意深远，于是在这座堂的西边另建一室，绘制范公画像，恭敬祭祀。又摘取诗中语意，把原称‘激扬亭’的改名为‘虚明’，把原称‘双槐堂’的改名为‘忠宣’。举目之间，先贤就在眼前，高山仰止的心意片刻也没有忘记。这是因为他的精神与内心深深相契合吧！君子的作为，应以三代以前的圣贤人物为目标，不应以两汉以后的人物为满足。因为三代以前，士大夫早晚所从事的，不超出这些道理。内心稍有偏差，便要痛切地自我惩戒；学问日益进步，道德日益充实；立身中正而不偏倚，整体浑然一体，不能只用某一项善行来概括。因此汉代以后，虽然间或出现英才，却没有人能够进入那种境界。我朝人物的盛况，接近古代了。到了元祐年间，正直之士排列朝廷，忠宣公美好的德行，实在值得仰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忠宣公议论政事时，慷慨奋发，知道的没有不说的。比如认为濮王不应称为亲属、法度不可改变、边境空隙不可开启，这些都切中当时的弊病；他多次进言又多次被贬斥，所以天下称他为‘正人’。但蔡确被远谪，他认为处罚过重；章惇、邓绾获罪，他也替他们设法解救。忠宣公当然不是结党奸邪之人，但他能够如此委曲周全，可见他的志向和思虑深远。所谓《论语》‘君子不器’、《中庸》‘哪里有什么偏倚’，正是他平日所遵循的规模。当时人才并非不多，忠直敢言的人也并非不可喜爱；然而要做到中正无偏、像忠宣公这样的人，确实很少。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忠宣公专心致力于此，内心本来就不偏；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根源在内心，于是自然不偏。他曾称引孔子的话：‘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者之上，就能使邪曲者变得正直。’他认为任用正直、罢黜邪曲，可以使人改恶从善，何必区分党人而损伤仁德教化呢？这见识多么深远啊！他的议论持平，不故意矫激高亢，使自己的志向常能伸展，言论全部得到采用，哪里会有后来仇恨报复的祸患呢？反复吟诵《筹思》诗，就能发扬这种心志，精微而切实。君子由此知道忠宣公的内心所在，因为他确实以三代以前的人物为目标。

译起居舍人真希元以严正神色立于朝廷，有德行、有言论，名重当世，却唯独对忠宣公如此恭敬，这也足以看出他的内心所在。忠宣公镇守环庆时，竭尽全力救济灾荒，不等候奏报；起居舍人救护百姓时也是如此。他多次向朝廷请求，施惠非常广泛，也有不等待批复便实行的。这又都是爱民之心，根源相同，所以不约而同。唉，真是贤德啊！嘉定元年五月十六日，朝散郎、试秘书监、兼国子祭酒、兼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兼崇政殿说书袁燮记。参政文忠真公祠【徐鹿卿公始建，附设于忠宣范公祠；马光祖公特意另建，今为专祠】《文忠祠堂记》：圣上改年号为淳祐的那一年，真公去世已经七年了。此前江东发生大饥荒，死亡和迁徙的人接连不断；百姓所受的救济，没有比嘉定乙亥年更多的。人们感念他的德行，无不如此。鹤山魏公记述真公的事迹，却没有记载江东救荒之政。南昌徐鹿卿公考求其中缘故，认为这是礼典的缺失。当治平年间，范忠宣公主管漕运事务，真公建堂并命名为‘忠宣’，在堂中绘像，以表示仰慕先贤、努力实践。到这时，徐公将真公与范公同室合祀，以慰藉江东百姓无穷的怀念，于是写信给宗学博士黄自然，请他根据真公的事迹补正文献的缺漏。黄君说：‘自然与真公是朋友，了解真公最详细；若没有王遂参与，他又曾听闻救荒的始末，请他来诏示后人，应该没有不可。’当时徐公调任浙东宪使，写信告诫王遂说：‘我出发的日子已经定了，你一定不要推辞。’王遂谦逊谢绝，不敢承当。但当时他任淮西总领所干办公事，因职务闲暇得以私下听闻真公和李道传救济百姓的政绩。真公治理金陵，恩泽施及太平、广德；李公治理池州，恩泽施及宣徽；二人都亲自承担劳苦，并将事务分派给幕府。王遂心中由此了解真公的心志，所以敢于不再推辞而作此记。起初，真公历任三馆，侍奉螭头殿，进入玉堂，文章光彩灿烂，名声传入宫禁。他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都以仁义为根本，都关系到君主的德行和治国根本，也都切中君子与小人的辨别。出使北方而未能通达时，更加阐明复仇雪耻的道理。朝廷内外都想听闻他的风采。他先后守泉南，镇守豫章、长沙、三山，施惠于民、平定盗贼，都有善政。外族畏服，天下人只怕他不能入朝为相。政治更新后，他在朝廷阐明《大学》所说得失、盛衰、治乱、存亡的道理。皇帝命人诏告，让他校订文章并入奏；皇帝欣然接受，准备让全国都听从他的意见。然而真公去世了。只局限于收敛一条政事、论述一项措施，恐怕会忧虑末节而忘记根本，举出小处而遗漏大处。江东刚开始旱灾时，真公便面有忧色，合并本路义仓和转般米数十万斛，增加储备；又借户部请求免除夏税之机，减免百姓的征收；选取郡县官员及寓居当地的贤者，核查实际情况；劝导大户不要拒绝分粮，允许贫困者出售粮食，救济缺粮者；灾情严重的，运粮赐给他们；患病者，运送药物给他们。以河北救灾之议为根本，实行青州救灾之政，冒着风雨，走遍二郡。粮食仍不足，便开寄纳仓，并拿官钱到吴中购粮。仍然不足，就用翰苑囊中的钱补充。不忍心留都的救济赶不上需要，便拿出自己的财产赈济供养。事情办到最后，百姓的需求更加紧迫，于是把转运来的粮食改作救济。广德守臣上奏诬陷他，当时官员常常把弹劾教官的事上报。真公主动承担责任，为自己申明冤屈。正值旱灾，他祈祷降雨，白鹭洲的人看见他恭敬对越神明。年终终于获得丰收，他告诉袁公甫，请其把这件事写成记录。不仅如此，他还推究皇上的仁德，把皇上比作仁祖，同时指出群臣享乐懈怠、与政和宣和时期无异的十件事。言语意旨恳切，人们之所以心悦诚服，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是因为仁爱与诚意合而为一。因此百姓思念他，难道是偶然吗？徐公祭祀他，难道也是徒然吗？文正公、忠宣公都有辅佐帝王的气象，见识高明的人仍遗憾他们没有同周敦颐、程颢、程颐一样的学问。真公居住迁阳以后，文公已经去世；居住七年，读尽考亭诸书，阐发天理人心的奥妙。大概即使有人登门受教，也未必能完全得到这些学问；诚意和实德，难道是一日之功吗？真公把自己寄托于忠宣公，实在是理所当然。当真公立祠时，曾向洁斋袁公求记，又向漫塘刘公求记。二公所称许的，似乎不像元祐时期的人物气象。如今看来，先生大人的立身成就太伟大了，岂是拘泥于区区文字形式所能达到的呢？徐公在朝廷任职时，多次进献危切之言；持节出任西江，纲纪大为振作。他曾向朝廷请求，乞给缗钱一百万帮助购买粮食，并以真公的事迹作为依据。朝廷于是拨下祠牒，交给仓司，以备救济供养。若把徐公与真公的政绩相比，二人有先有后：范公与真公相距一百多年，徐公与真公也相隔二十七年。这不是前者有所依附、后者有所羡慕，而是道路未必相同，内心却相同。所谓相同是什么？竭尽自己的内心，就是竭尽自己的天性。子思说：‘想要了解人，不能不了解天。’孟子说：‘保存自己的本心，养护自己的本性，这就是侍奉上天。’《诗》《书》的格言、孔孟遗留下来的言论，以及迁阳的学问、南昌的教诲，都有根本可循。后来的学者，难道可以不在这方面努力吗？这一年八月寒露日，朝散大夫、显谟阁待制、知宁国军府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使王遂记并书；奉议郎、守秘书丞兼权屯田郎官黄自然篆额。宝祐二年，马光祖公兼任漕运使，刚到任时，拜谒范忠宣、真文忠二公祠，见祠堂偏僻狭隘，规格不相称。文忠公是真公所师法的人，而忠宣公又是真文忠公曾经祭祀的人。马公想要张扬二公的英灵，瞻仰前贤、践行其德行，于是在筹思堂西侧重新建祠，将二公合并祭祀。与旧祠相比，规模宏大，祠庭庄严肃穆，四时祭祀按时举行。马公亲自撰文告祭二公。告忠宣公文说：【宝祐二年，岁次甲寅，十一月庚子朔初三日壬寅，中奉大夫、守司农卿、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时暂兼权江东转运使司事、借紫马光祖，谨以昭明之礼告祭大丞相范忠宣公：世上难得的是人才，人才难得的是时机。治平是一个盛世，江左远在南方边地，负责观风察俗的职务，必定要任用适当的人。公以名世之才主管漕运，官吏受到教化，百姓怀念您的德行。凡是培植宰相事业、开启元祐盛世的事情，确实都从这里发端。因此您的节义凛然，直到今天仍与龙盘虎踞的山川形势相互映照。为您立尸位而祭祀，以教化后人，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偏僻简陋的房屋，恰恰只能显出主管祠事者的不敬。】

译这次我来到这里共同任职，登上公堂，看见您的画像，您那堂堂正正、巍然高峻的形象，正如曾文昭公铭文所说，像中流砥柱，又像空舟一样，仍然俨然存在。身处数百年之后，怎能不由此产生敬仰和爱慕？所以拆除旧祠而重新修建，以表彰前人的心志，激励后人的事业，彰显太平时代人物的盛况。谨借祠堂落成之际，写下自己的志意。希望公明鉴，尚飨！】告文忠公文说：【宝祐二年，岁次甲寅，十一月庚子朔初三日壬寅，门人中奉大夫、守司农卿、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时暂兼权江东转运使司事、借紫马光祖，谨以昭明之礼告祭大参真文忠公先生：我年幼时便立志求道，十四五岁诵读先生的《救楮疏》，已经愿意拿着经书列为弟子。成年后任新喻主簿，先生正好镇守洪都，我曾拿文章请您批评订正；后来先生因服忧离任，没有来得及。等到我任余干县令，才得以登门受教。《心经》《政经》《文章正宗》《夜气箴》《裕斋诗》，都是先生为我作的。先生对我的期望很深，对我的成就期许很厚。如今我总领漕运，先生的棠荫仍在这里；流传下来的风范和善政，深深存在于人心，近五十年来如同一日。为您立尸位祭祀，并与忠宣范公合祀，是适宜的。】然而祠墙已经坍塌，房屋破败低陋，规格很不相称。马光祖恭敬拜谒之后，既已寻访先生的遗迹，便遵循先生的遗志施行，并加以保护保存。于是选择高爽明敞之地，扩建旧址，重新建造。从今以后，凡是奉事君主、治理百姓、修身处世而不能以先生之心为心的人，就让大江来作证。话虽如此，难道只是光祖如此吗？后来担任使者的人，看见庄严的遗像，也应当知道以什么为准则而效法。最初恭敬奉祀之时，不敢不告祭。尚飨！】《上梁文》说：【伏惟此地，一百五十年来有两位福星降临照临；后世数十万年，也将共同仰望北斗。难道可以不更新松木栋梁，用来寄托祭祀之礼吗？何况这里有虎踞龙蟠的形胜，有伟大的故都；而运输服牛乘马所载的物资，这里实在是重要的寄托之地。伟大的当代，间世而生大儒：治平年间，忠宣范公持节而来；嘉定年间，文忠真公奉着安车而至。二人咨询考察一路政事，前后同心。倚着柳树吟诗，念念不忘百姓的安乐忧患；开仓赈济灾歉，使九郡百姓欢欣歌唱。即使在不同时代，天下苍生都均受恩泽；到了今天，江东遗老尤其仰慕高尚风范。登临这座堂，就像见到本人；怀念他们的道，不只是祭祀画像。奉使、总领、提领运使的大卿、礼乐官、文章正宗等职，一方面可以遥想范公的楷模，一方面又亲自承继先生的学术衣钵。】每逢退朝办公之余，便吟诵‘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诗句，抚摸墙上尚未漫灭的记文，仿佛梧树般的身姿仍然存在。面对苍苔绿水，感叹旧祠狭窄逼仄；青门红窗，于是使新址更加宏敞。用这些来彰明敬意，使他们的神灵得到安妥。不必另作迎送之礼，只要有歌辞，就像罗池祭祀柳子厚一样，希望每逢饮食都能祝祷，如潮州人奉事韩昌黎一样。现在开始举行上梁礼，恭敬陈述押韵的颂辞。东方：太阳托着金盘升上碧空，近在咫尺的憩棠遗迹仍在，仿佛亲见先生如晴月春风。西方：贯索星沉落，太白星低垂；胸中仍有凛凛兵甲，唤回前贤扫除鲸鲵。南方：薰风长久吹拂，晴岚绵延；二老在九泉若能复生，便以一杯茶演说《易》学，直到芝函。北方：沙漠茫茫，云色如墨；风云险要构成长江天险，千古以来都在思念丹心报国。上方：台上北斗森然罗列，一望苍穹，内心无愧；仰望前贤，个个都是好榜样。下方：燕雀争先飞来庆贺新厦。东南：学子都以香瓣祭祀，如百川朝宗，长久不肯离去。伏愿上梁以后，道统寿命无穷，人心趋向更加端正。须知参政、宰相原本都由此推求而来，如此美好的榜样，对于后来担任监司的人寄予很大希望。】太子少师野亭马公祠。《野亭祠堂记》：道理存在于天下，只有公平才能使人心服，只有忠孝才能发扬先人的志向。历经千百代，仍如同一日。行善能够降祥，这是天道；而百姓思念甘棠，也必定是内心有所感动才会如此，难道是偶然吗？我圣朝以仁义建立国家，以忠厚对待士大夫，恩泽浸润、涵养培育，越积越深、流传越远。当时有职位的士人，只知道以身为国、奉行法令、爱护百姓、施惠万物。一念精纯洁白，培植国家长久发展的根脉；其源流所及，不只惠及自身。因此芳名流传、福庆承袭，世代都有显达人物。吕、王、韩、范诸家，重重佩印、接连乘车，声势显赫、光彩辉煌，衣冠人物的盛况由来已久。东阳马公名纯，庆元年间以承议郎主管江东转运司文字，秉持公平正直，能够辅佐长官；持节办事从容温和，德行尤其丰富。六十年后，到了宝祐戊午年，马公的孙子光祖才华清正、品德敏达，声名显著于当世。天子鉴于他的忠诚，使他奉使如玉麟晋升，并以书殿恩例示意执政大臣，都是特别的优遇。然而他治理百姓、处理政事，始终一概以祖父为法。第二年春天，皇上认为陪京的钥匙不能交给普通人，必须由重臣掌管。马光祖的兵威震动钟山草木，德行威望覆盖四方，卓然具有忠定公那样的尊重地位。来到都城的人士，歌舞传唱往日桐乡百姓的爱戴，换到任何地方都一样。于是请在转运司官署的一侧绘制马公画像并建祠祭祀。碧瓦层层如鱼鳞，玉饰匾额排列在楹柱之间；夯实地基、拓展岸地，不待告诫，工程便已完备。中元节后第二日，马光祖率属官举行落成礼。抬头瞻仰他的德容，只见骨相丰厚、气度深远，苍髯古朴；身穿朱红衮衣，头戴高耸的貂蝉冠。仪容庄严肃穆，仿佛可以拱手趋近。推究他的内心，像河流般深沉、玉石般蕴藏，生发出来的才德绵延发展，未有穷尽。美好啊！这正是乔木世家、盛德祭祀的表现，也验证了感应之理，不能诬说没有。马公二十岁便考中隆兴进士，和南轩、东莱讲论研习，精深详尽；关于天文、地理、制度的学问，没有不彻底研究的。他任三山司录时，曾与上官争论是非，使许多百姓得以保全生命。有人想把他推荐给京城官府，他总是谦逊谢绝。他耿介孤高、恬淡退让，大多如此。乔文惠公行简、葛端献公洪，都曾横经执弟子礼向他学习。他在邺地任职时，吴居父镇守当地，有一天没有来访，春天便迟迟不来，桃花全都晚开；这大概是他与马公唱和的诗句，石刻至今仍存。马公写文章吟诗，从不苦心雕琢，而意境自然独到。《金陵百咏》大概只是遗稿罢了。他一生的著述，如《书经》《中庸》《大学说》《周礼随释讲义》《春秋编年图》《豫章流芷杂著》，都详细载于家史。

译年老以后，世人称他为野亭先生。如今祠堂旁边悬挂匾额，并把年月刻在柱子上，以表示永远不忘。先生从资政殿的恩例开始，累次追赠至太子少师；这座祠堂从兴工到完工，前后正好一甲子。祠堂的香火供设、屏风龛位和祭器礼制，全都仿照忠宣公、西山公二祠的礼仪。有人说：‘先生过去只是属官，难道应当向他拜谒吗？’回答说：‘明道先生曾任上元县主簿，道所在之处，即使处于下位，也可以面向北方行弟子礼。世上没有孔子，却有老聃、郯子等人含糊敷衍地求教，这正是世道不如古代的原因。即便如此，表彰贤者、尊崇德行，使百姓知道所应敬仰的对象，或许正是观风使者首先应做的事。’开庆元年八月初一日，朝议大夫、行尚书户部郎中、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倪垕记。马光祖因为建成此祠，担心日久香火和洒扫会懈怠，于是拿出剩余俸禄买田一百多亩，用每年的租收入供给祠堂所需；把这件事隶属于转运司主管文字，每年收取其余盈余，等待修缮之用，并且将此事刻石立在祠下。府境内的各座祠堂。颜鲁公祠【在句容县】。《鲁公祠堂记》：淳祐二年，我任宛陵知州，仰慕颜鲁公的为人，却无法找到他的画像。朋友刘汝进经过虎耳山，拜谒颜公墓，得到了画像。我取来南丰祠记阅读，想到如果像临川那样建堂祭祀，也足以表彰一方人物。五年后，句容县令张榘把县里的图经寄给我，其中记载县东来苏乡后颜村有颜尚书墓，石龟仍在；这才知道颜公虽然死于蔡州，但过了一年淮、蔡平定，朝廷追赠他为司徒，谥文忠。卢杞被贬后，李希烈兵败身亡，首级献给朝廷，朝廷下诏命其子颜硕等护送遗体归葬。后颜村就是虎耳山。句容作为县，唐代始终只有至德戊戌年和上元辛丑年隶属于升州；后来真人将其分割为二，因此墓地界址仍称‘润州句容县颜尚书墓九坟十八墓’。岁月流逝，昭穆次序混杂，只剩石人、石柱、石版和墓地尚存，墓志却已经不在；没有人能够标明墓地，这可说是礼典的缺失。自从陋巷、断、绝、颜含、师古等人以来，都以文章著名；颜杲卿兄弟更是显著有风节。颜公书法遒劲，他的《放生记》和府学、茅山碑，都受到世人珍重。晋代有卞壸在守卫京城的危难中殉难，父子一门都以忠孝著称；他虽不是本地人，离世三百年后仍在一郡之中著名，难道是偶然的吗？所以说，慷慨舍身并不难，难的是从容赴义。观察颜公以死为志、却不轻率赴死，也足以看出他处理生死合乎道义。生死是大节，出仕或退处是大事。唐朝的祸患始于天宝，到了贞元更加严重；宋璟、张九龄已经去世，李绛、裴度尚未出生。当时只有郭子仪、陆贽、段秀实、李泌、阳城等人算得上人才，却无法挽救唐朝的祸患。如果不是李勉、郑叔则等人在前面挽救，李皋在后面痛哭，那么人心共同的正理就断绝了。平原失守时，有人遗憾二十四郡没有一个忠臣，甚至发出不认识颜公的叹息。十七郡推举他归事肃宗、代宗，后来却遭到李辅国、元载、卢杞的不满。南丰所说的‘触忤世俗、失去职位却不后悔’，天下只有一人；这足以看出他的刚烈，但他如何处置这些事情，还没有说到。当初卢杞听说颜杲卿先中丞当面怒视他，便惊惧下拜，心中怨恨已经很深。等到李元平奉使无能，卢杞便代他出行，这是一种死法；颜公只是告诫子弟奉守家庙、抚养孤儿。四名将领强行相互推逼威胁，颜公说：‘我的兄长颜杲卿守节而死，李希烈的计谋终究不会被我采用；如今被拘送蔡州，我料定必死，于是亲自写下志文说：这是我的殡葬之所。’ 这是第二种死法。李希烈询问朝廷群臣的礼仪，颜公回答不合他的意，李希烈便在庭中堆积柴薪，想要烧死他。颜公怡然微笑说：‘难道我会受你的诱骗和胁迫吗？’这是第三种死法。伪使者声称奉诏从大梁而来，颜公骂道：‘不过是叛贼罢了！’这是第四种死法。他自称将近八十岁，到了七十六岁便自缢。天下人仰望他，称为鲁公。朝廷不必另行废置什么，绢帛也不必另行赏赐；他之所以能够立身不屈，不是容易说清的。南丰仍遗憾他的文章夹杂神仙、佛教之说；除了韩愈之外，未必可以这样责备别人。近世名公责怪他年老而不能勇于退处，这句话可以留给后世评议，却不是评论颜公的合适标准。张榘说：‘这难道不是开启人心、使天理觉醒、履行县令职责的事情吗？’于是应当表彰他的墓，请附近居住的进士高元龟指明墓地所在；高元龟欣然协力，在墓旁建立祠堂，刻石补立于墓上，另画颜公画像，作文助祭，以供岁时祭祀。唐朝拥有天下啊，内政却没有纲纪；夷狄轻慢啊，藩镇纷纷跋扈；平原不动啊，最终范阳覆灭；淮、蔡叛乱啊，诸镇相继丧亡；陋巷有颜氏后人啊，十分贤良；心存王室啊，一饭也不敢忘；奉使宣慰啊，计谋却不善；被喂给贼人啊，任其像虎狼一样施毒。我活着时在朝廷，我死后安眠于墓床；忠肝义胆啊，实在无法估量。升州有句容县啊，山高水长；虎耳是名山啊，来苏是它的乡里；卞壸的忠孝啊，使臣子增光；两县一州啊，百世芳名相齐；从容赴义啊，以此激励自己奋强；畏怯观望啊，哪里还敢隐藏。凿刻石碑作龟趺啊，在旁边建祠；以苹蘩作为祭品啊，春秋举行烝尝祭祀。起初我读《句容志》，见其中记载颜尚书墓在来苏乡后颜村。等到颜运使发文给府中，要求归还苗税，重建祠堂，我深为鲁国公感到痛惜。后来阅读本传，新旧史书都没有记载此事；只有门客根据颜因亮的行状说归葬于万年县凤栖原，而令狐峘所撰颜公墓志也说在万年县旧原。忠臣义士的志节无不在这里，而墓地竟在中原，更令人痛悼。第二年六月中伏日，华文阁直学士、中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德安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王遂记并书。

译一拂先生郑介公祠【曾在清凉寺读书，后来考中甲科；因抨击新法，被贬后回到故乡，日常所存只有一柄拂尘】。《郑介公谥议》：宣教郎、太常博士刘靖之议论说：‘按照官品定谥，是合乎常规的办法；按照节操品行定谥，是非常规的办法。国家用常规办法申明正义，那么对于非常规的情况，当然不能轻易授予谥号。熙宁新法时期，王安石刚愎刻忍，一心想从皇上那里取得控制权；吕惠卿一类奸险小人，在下结交呼应，蒙蔽君主、误害国家，蔑视上天、诬害百姓，元老名儒几乎都被排斥殆尽。郑公过去曾向安石学习，为报答知遇之恩，密封奏书多次进呈，始终不肯回头；他忧愤忠诚，把亲眼看见的情况写成奏章，使百姓颠沛流离、憔悴困苦的情状，全都陈列在皇帝面前；当时剥削百姓、搜刮掠夺而不仁的政策，也全部让皇帝听闻。神宗警觉而醒悟，夜里睡不着，第二天便下令废止某事某事等不利于百姓的措施，共十八项；又责备自己，要求臣下进言，久旱之后终于降雨。’ 当时郑公不过是监管城门的一个小吏，却越职冒死进言，甚至擅自启用马递，甘愿遭受鼎镬之刑，也不顾惜自己。王安石因此失去职位，挟持君主而任用的小人围在皇帝面前哭泣，指责郑公是狂人，想要治他的罪。郑公又多次上书，明确斥责吕惠卿，指他是奸贼的根本；又与吕嘉问极力争论市易法，并且反复论说边兵之事已经成为大不祥。群党攻击他，于是门局被罢。郑公不久又取来魏征、姚崇、宋璟以及李林甫、杨国忠、卢杞等人的传记，考察在位者所做的事情，把与李林甫等人相同、却与姚崇、宋璟相反的行为分类比较，列成一表进呈，情绪激愤，言辞恳切，没有一句隐讳。奏章送入后，执政大怒，制造狱案罗织郑公，于是他被贬往贞阳。到元祐初年，任命他为泉州教授；元符元年又迁任英州；崇宁初年虽一度起复，随即又停止，最终没有得到叙用，直至去世。郑公从年轻时便刻苦励学，书无所不读，并以一条道理贯通；他自述为文原则说：上不谄媚公卿，下不迎合乡党，刀山火海可以踏入，但议论不可改变；把四方万里的温饱当作自己的温饱，把四方万里的喜忧当作自己的喜忧。他的志向是怎样的啊！不幸遇到新法沸腾之时，想用一杯水去救车载柴薪的大火；但他的精诚贯彻上达，竟能使深居九重的皇帝洞察偏僻地方的隐情，展开图卷长叹，使弊法立即改变，民情欢呼，天意感动回转，实在伟大。他在英州任职十年，陶冶风俗教化，使当地风俗逐渐知道学习。文忠公苏轼在论荐他的文章中说：‘他以小官身份触犯权要，冒死也不顾惜，终于成就了直言。’又说：‘考察他一生出仕和退处的大节，合乎君子舍身成仁、难于进取而容易退处的道义。’元祐年间想任用他却未能实现，绍兴年间追赠抚恤也没有完全实现。经过七十多年，才得以议定改定谥号的礼典。难道不是为了劝勉奖掖忠直，这确实是我祖宗的家法，而上天又把这件事留到今天，以帮助今日政治更新的善意吗？既然如此，什么谥号才相称？回答说：‘美好的谥号很多，公居于其中有什么不足？但是，与其得到众人共有的称号，哪里比得上得到公自己所认可的称号更为尊贵呢？’郑公名侠，字介夫。所谓‘介’，正是公一生自我认可的品格。冠礼所取之字与死后的谥号，意义相同。先儒说：‘古人定谥，有取自名的，有取自行为的，有取自字的。’何况谥法中说：‘知死必往’叫作介，‘执一不迁’也叫作介。郑公第一次上奏时，本来就说：‘陛下请看图卷，实行臣所说的话；十日之内如果还不下雨，就请在宣德门外斩臣，以纠正欺君慢天之罪。如果稍有成效，也请依法惩处臣越分进言的罪。’ 等到奏书第二次上呈，他又说：‘臣所说的难道不对吗？请在众人面前斩臣，以堵塞流言汹涌传播的道路。’这可以说是不因利害祸福而改变自己的操守，是知死也必定前往的人了。后世之人听闻郑公耿介独立、无所畏惧的风范，他的忠气义烈，千年之后仍然可以使人奋发。请求谥号为‘介’。承议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沂王府小学教授、兼权考功郎官李道传复议谥号说：‘已故追赠朝奉大夫郑公去世九十六年后，皇帝下诏命有关部门特别议定谥号。公名侠，字介夫。太常博士认为古人有从字取谥的义例，又认为公一生的行为合乎“知死必往”“执一不迁”的谥法，所以请求谥为介。按郑公原本跟随宰相王安石学习，熙宁年间，王丞相以政事毒害天下，郑公劝谏他，却不受丞相诱导。郑公不因利害而动摇，反而当时以区区守关小吏的身份上书，极力陈说丞相的过失，并且把所见百姓流离困苦的情状绘成图，由城门附马递送到银台通进司，作为机密紧急事务上奏。忠诚恳切，感动天听，皇上为此施行他所说的十八项措施，朝廷内外都震动了。王丞相罢职以后，郑公接连上书，论说吕惠卿的奸邪情状，言辞更加切直。’ 公虽然因此获罪，最终一生都困顿坎坷。然而百年之后，读他的书，想见他的为人，仍会凛然感到他的生气仿佛就在眼前。唉，可以说真是耿介啊！再考察公一生的经历：大概从被罢免监安上门起，贬谪英州十二年；适逢哲宗即位，遇赦得以返回。元祐年间，苏轼、苏辙二位先生先后向朝廷推荐他，这才授任泉州州学教授。任期届满后再次任职，因父母之丧离职；服丧期满，授任泉州录事参军。元符初年，再次贬到英州。后来虽然又因赦免返回，却终老不再被任用。在众多小人中耿介独立，他的耿介还可以赶得上；在众多君子中耿介独立，他的耿介就无人能及了。元丰以前、元符以后，公与时势不合，本来就是应该的。元祐年间，先朝旧臣掌握权柄，正直之士充满朝廷，从贬籍中起用的、从州县中擢升的、从山林岩穴间征召的，大概多得数不清。公敢于犯颜直谏而忘却自身，理应入选谏官、御史，却两次被任命为分教，又做纠曹，十多年间不能走出温陵境内。当时负有引荐人才责任的人，对此不能说没有遗憾。但公始终不肯稍稍屈服以求合于时，至此更清楚可见。《易经》说：“耿介如石。”

译孟子说：“柳下惠不会用三公的高位来换取他的耿介。”公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当初，台狱已经结案，吕惠卿议定应判公死刑，神宗说：“他所说的话不是为了自身，忠诚也值得念及，怎么可以加重罪罚呢？”神宗圣明，绝没有杀害直臣的道理。公每次上书，总说：“如果臣所说不当，请斩臣首。”那么在进谏之时，公本来就已经把死置之度外了。难道不是明知会死也一定前往吗？从熙宁、元丰到元祐，再到元符，又到崇宁、宣和，时局屡次变化，而公始终耿介如一，难道不是坚持原则、始终不改吗？博士议定谥号，拟谥为“介”【详见《介公书堂》】。公未中第时，曾随父亲任官于江宁，在清凉寺法堂西边得到一间屋子，闭门读书，那正是他从师王安石学习的时候。后人把那里称为“介公读书堂”。嘉定十四年，总领商公硕摹画公像，在这里建祠【上梁文：公抗疏于安上门，天下共同推重他的正直节操；他在清凉寺读书，主人首先寻访他的遗迹，想到其凛然生气至今仍存，不禁感叹故家已经无有。于是就在旧日寒斋的基础上，庄严修建绘像的祠堂。恭敬地想念西塘先生介公：求学问道，希望像孔子、颜回一样；侍奉君主，必定只以尧舜为准则；官爵并非他所期望，难道法科、书局之类的职位能够招致他吗？他一生清廉节俭，把美食华衣看得如同污秽之物。感叹旁观者喜欢著述，便想根据所见写成篇章。他在英州滞留十年，在泉州任职三次，虽然困顿、死亡、流离接连而来，唯独刚强方正、劲直守正的意志从未改变。默默地等待时机，曾经使朱塘之水停止；哪里会忧虑像蛇一样伏藏，自可安居于宝梵之所，贯通神明。始终真实明确，元符年间再次被贬，崇宁年间又恢复官职，后来绍兴年间追赠官职，嘉定初年赐谥；时势自有屈伸变化，我对荣辱又有什么关系？郑公坊里已经为他表彰门闾，瑞像阁前还留有他的足迹。寻访他读书、饮酒之地，献上寒泉与秋菊；堂上他的德容高耸，如万竿竹在清风中的劲拔；囊中的奏稿，光彩胜过秋夜列星。何妨与半山老人卜居为邻，更允许铁冠道人进入梦中。奉使、总领、郎中等官员，风采挺然，与他有同样的襟怀和志趣；正当运送粮草之时，难道只是为了使粮食充足，还要想到树立懦夫、廉抑贪吏吗？这是为了表示不忘君恩，壮大一次拂尘般的清高，振兴百年的文献；不但可以揭示本邦的秘闻，也可以预示斯道的兴盛。于是举行上梁礼，写下颂辞。抛梁东，石头城插入青翠山气之中，先生吟诵万卷诗书的地方，还令人忆起寒斋中雪卷风吹。抛梁西，书堂新建在五彩祥云低垂之旁，想象当年忠义之气，直贯碧霄，在秋日晴空中如虹。抛梁南，天外三山的翠色映入屋檐，法眼禅师不必再说法，夜漏将尽，书卷在手，酒意微醺。抛梁北，坐着便可俯视空阔江面上碧绿的烟水，千古高风照人而使人感到清寒，清凉寺何必还要依靠潇潇竹声。抛梁上，旧阁无人，令人思念瑞像；使者之家靠近郑公坊。独立在西风中怀想卓异的品行。抛梁下，阳光照在朱栏上，碧瓦凝聚光彩；只愿用一拂之力振起衰颓的波澜，必定会有志同道合者前来庆贺新厦。恭敬地希望上梁之后，仰知所学之道，家家都有他的书；即使身居抱关这样的小官，也不要自甘卑下；处于考槃之境，也应当明白大道义理。秋风吹过清凉殿，只能徒然怀抱江山草木之悲；白日里的禅关，共同寄托对亭台栏槛、松竹幽篁的想象。南轩先生祠【在天禧寺方丈后面，是先生旧日读书的地方】重修祠堂记。人降生之后，有这种心，便有这种知。尧舜的圣明，就是这种心、这种知。普通男女的愚昧，与尧舜并没有本质不同。依据天理而不只依据人为，便会明白；只依据人为而不依据天理，便会昏暗。尊敬贤者而鄙弃不肖者，喜爱善行而憎恶恶行，这是人的本心，与生俱来，是天理的自然。至于小人轻慢君子，趋向邪恶而背离善良，是受习俗影响却不自知，是人欲驱使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平民在乡里实行信义，往往有盗贼因此收起兵器、绕道经过他的里巷；刚烈的妇人意志坚定而不可夺。世俗中本来就有人为他们建立祠宇来奉祀，这是谁使他们这样做的？实在是天在起作用，是人心的良知。自周代衰落直到孔子，到了孟子时，道统便不再传承；天理渐渐泯灭，人心日益昏暗。自汉代以后，上下之间，没有人承担起这个责任。到了宋代，尊崇道统、重视德行，在削平割据、开创国基之初已经显现，人心的善端也在这时萌发。后来濂溪先生、二程先生出现，揭示圣贤的深奥道理，孟子的学统才得到传承，道统于是重新建立。自宗室中兴以来，文公朱先生以自身承担道统，启发彰明天心。南轩先生张氏，是文公所敬重的两位先生之一，与文公共同阐发义理，以续接周敦颐、二程的学说。于是道学的兴盛，如同太阳升起，如同江海充盈奔流。妇女儿童听到先生的名字，都知道他是贤人。譬如景星、麒麟、凤凰出现，却不把它们当作祥瑞，那就是妄人。凡是讲习学问的地方，都建有祠宇，尊崇而严整洁净，足以启发人们的敬仰。百年之间，儒学风气文雅盛美，难道会没有原因吗？唯独金陵天禧寺旁边，有房屋六七楹，名叫南轩，实在是先生讲习的地方。想象他早晚思考，仿佛圣贤立在面前、车衡倚在身旁；天地运行变化的道理，圣贤传授的学问，父子共同讲求尊君救时的原则，朋友共同阐发垂范后世、建立教化的条理，与百圣相通而不违背，贯通万世而无愧。这座轩，怎么能任其荒芜而不修治呢？可惜年代久远，少有重道之士，日益倾圮严重，春天还成为游人宴饮的地方。杲过去暂任江淮幕职时，尚且把空阁关闭而未能前往；如今这样狼藉不堪，我心中暗自挂念。把这件事告诉长官，却没有人听从我；近来承办阃府事务，便想因旧址而增修新制。等到来到这里，几乎已经不忍举目，于是命工匠修治整葺，使内外整齐，在中间绘制先生画像，让后学之士再次瞻仰祠宇，仍然追想道义；虽然人已去世而道统仍存，仿佛可以见到先生，使人的良知奋发，有跃然而起、不能自已的感受。

译唉！里巷中有应当作为楷模的人，坟墓前有应当拜谒的人；这座轩应当重新修建，难道不正是守土官员的责任吗？还希望后来的人不要忘记。于是写辞说：“孟子离我们越来越远，我的道日益昏暗。道统的明与暗，取决于儒者的瑕疵与醇正。学习却有瑕疵的，有韩、董、扬、荀；从此以后，瑕疵也几乎听闻不到了。我宋建立天下准则，以义与仁为本；教化如风，德泽如雨，太和之气蒸腾熏染。笃厚地生出了大儒：濂溪、二程、文公、宣公，道学由此中兴。从前宣公在这座轩中诵读学习，南轩之名与道学一同尊显。谁知不到百年，栋宇便摧毁倾倒。今天我来到这里，一再瞻仰，一再皱眉。赶紧命令工匠，彻底焕然一新。有高大的正堂，门庭锵然整肃。画像图绘惟妙惟肖，祭位安妥神灵。于是使先师不再困于暑寒，牢醴按时进献，酒觞俎豆依次陈列。难道只是轩堂更新吗？实在是轩堂保存，敬意也保存。磨石镌刻文辞，告知后人。”淳祐三年七月丙子，后学杜杲记。忠肃刘公祠【在蒋山东庵】淳熙二年，府境大旱，留守刘珙赈济得法，百姓受到他的恩惠。刘公离任后，五县县令共同绘制他的画像，在蒋山东庵为他建祠。侍御李处全撰写记文。资政殿大学士刘尹治理建康的第二年，政治清明，德泽融洽，教化推行。百姓有了父母般的官长，安置在自己的居所。江东百姓感叹流泪，说自从我宋统一天下，从开宝年间到现在，换过的牧守不知多少。像张忠定的明察，张文懿的安静，包孝肃的严正，傅献简的仁爱，刘公实在兼而有之，比两汉的循吏还要更胜一筹。在此以前，旱灾水灾接连发生，年成不能顺利收获，百姓将要陷于饥荒。刘公早晚勤劳，不敢自求安逸。他又整治近世习俗欺骗虚诞的弊病，于是把实际情况全部具文上报，请求免除租税、劝导富户分财赈济，发放常平仓粮、停止漕运转供，凡是有利于荒政的措施，全都推行。又担心商贾运输受阻，便再次请求下诏，令上游郡县不要囤积往年粮食，不要加重征收；如果有人不奉行，可以把他们禁止牟利的情况上报。由此长江以西，巨舰桅樯相连，聚集到东谷，物价因此平稳，百姓于是有粮可吃，不再迁徙，救活的人大约以百万计。恩泽广泛遍及，邻近三地也依靠这些恩惠，免于有人饿死道路；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变成了欢乐歌谣和赞美功绩之声。事情上达天子，皇帝赞叹嘉许，立即赐下褒奖诏书，用来倡导九牧，诏书收藏在盟府。刘公拜手叩首，扬言说：“确实是认真修明政事、谨慎做好准备，来抵御水旱灾害，把恩惠施加给百姓，使他们能够奉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这都是陛下的仁爱和圣明。幸亏陛下留心听取臣的意见，所以臣才能竭尽微薄之力，施展万分之一的力量，把这些百姓从沟壑中救出；这都是天地父母无可估量的恩施。臣有什么力量呢？把上天的功劳贪来当作自己的力量，臣实在恐惧，所以刻写美玉，勉强夸大上面的恩赐，希望能够激励、警戒那些不在意百姓的懈怠官吏。”又以周宣王的事迹见于《云汉》《车攻》《吉日》《江汉》《常武》等诗篇为例，反复申明告诫，希望中兴复古的盛况能够在今天重现，使士大夫从此更加信服。刘公忧国爱民，他的心出于至诚，并不是夸耀当世、邀取名声的人。从前汲黯出使河内，河内因水旱受灾，贫民一万多家，有的甚至父子相食。汲黯便根据便宜之权发放仓粮赈济贫民，并请求归还符节，承受擅自发布诏令的罪责。汉武帝虽然认为他贤能，却最终认为他鲁莽妄为，不予采用。前代正直贤臣韩国富弼，从执政之地出任藩镇；他在青州、河北遭遇大水，百姓流徙到京东，韩公劝百姓拿出粮食，得到十五万斛，又增加官仓粮食，营造公私房舍十多万区，把灾民分散安置，使他们便于取得柴薪和饮水；所立法规简便而周详，救活五十万人，又招募其中的人充军，另有一万多人因处在容易引起嫌疑的位置而被排斥、受责难。韩公说：“宁可用我一人的性命换取几十万人的性命，我也不后悔。”后来韩公终于担任仁宗宰相，辅佐政务历经三代皇帝，成为宋朝的宗臣；与汉武帝对待汲黯的做法相比，实在相差很远。刘公凭借旧日宥密近臣的声望，治理一时政务；文能安抚众人，武能威服敌人，天下正期待他在一年之内使天下达到太平。他掌握枢机，坐镇庙堂，为天子经营四方，使两河重新归入舆地图，不动声色，令万世安稳如泰山。公接受任命是在今年三月，诏书晋升他为观文殿学士；皇帝正要重用公来振兴江东百姓，江东人害怕公离去后再也见不到他。属县五位大夫：上元县知县赵公崇、江宁县知县赵伯涣、溧水县知县司马僖、溧阳县知县周世修、句容县知县朱光弼，顺应百姓的愿望，想在蒋山精舍绘制公的画像。公禁止他们这样做而未能阻止，他们又一起写信送给李处全，大略说明如下，并且说：“公早晚辅佐天子，那么没有一件事物不能受到他的恩泽，哪里只是江东如此？我们江东人感念公的恩德很深，不仅及于公本人，还要及于他的子孙；我们想家家都能每天见到他的形象，饮食时必定为他祝祷。既然不能像京城百姓那样天天在道路上盼望皇帝的衮衣，那么就不能不留下公的画像。” 公虽然想谦让功善、推辞名声，又怎能违背众人的心愿呢？您是公在场屋中的同学，何不把这件事记下来？李处全又对五位大夫说：“这本来正是公最不愿意做的事。公如果果真早晚入朝为相，布施德政、调和政令，治理功业盛大，史册会记载他，鼎彝会铭刻他，那么公的画像就会位列烟阁、云台之上；在这里又算得了什么？即便如此，百姓拳拳爱慕的心意，也是值得嘉许的，怎么敢因为不愿题名而推辞呢？”这样做是为了褒奖美好的政绩，尊崇大臣；褒奖政绩，臣工就会受到勉励；尊崇大臣，帝室就会更加尊严，这是唐代的旧例。何况千百世之后，后人仍可考察岁月和事迹，请把这篇文章刻在石上。五位大夫都说：“好。”于是又用诗歌系述道：“大江以东，钟山、石头山，虎踞龙蟠，是帝王之州。行宫宫阙高耸，翠凤旗飘扬；百姓众多，事务也浩繁。显赫诚信的刘公，文武才能都适宜；皇帝说：‘可敬啊！前往安抚我的军民。’公从湖湘出发，树立旌旗、建立牙帐，扬帆向东而来，军队护卫没有喧哗。公既然开设藩镇，儿童老人都欢呼；剔除弊蠹，铲除奸邪，抚恤孤苦；饥荒恰好到来，公无暇安宁，便写奏章上报，专心经营荒政。公说，从前尧、汤时代，水旱灾害也不能完全避免；要使百姓不挨饿，必须预先做好储备。”

译既免除赋税租税，又打开储粮；万艘船只首尾相接，一同而来。市场上有多余粮食，百姓不再面有菜色，欢欣鼓舞；赞颂之声传遍田间小路。过去百姓吃不饱，公便不能安睡；如今百姓口含食物嬉戏，公才开始高枕而卧。皇帝因此嘉奖，赐给公玺书。诏文光彩灿烂，皇帝的声音铿锵有力。皇帝圣明在上，公却避让而不把功劳据为己有。啊，多么显赫的丰碑，光芒直冲斗宿。皇帝亲临正衙，一天处理万机。衮职有所缺失，谁来补救？金节光耀，行将催促公入朝。公入朝京师，四夷都停止谋划。皇帝说：‘啊！你是正直的儒者，是社稷之臣，那就来辅佐我吧。’公位居庙堂，明堂十分明亮。皇帝说好，公答应好。皇帝垂衣而治，清庙高大庄严。群臣和睦，鼓钟竽笙齐鸣，报告适时成功。愿皇帝万年长久，愿公执掌宰辅大权。公的画像在堂上，这是邦人的庆幸。记文成于丁酉年冬季，但碑石狭小，来不及刻成。第二年公去世，百姓思念他更加迫切。人们说登临岘首山而流泪的人之所以有碑，正是这个缘故。住山僧祖庆已经换了这块石碑，让李处全一并书写。淳熙八年，岁在辛丑，四月丙午朔。朝奉大夫李处全【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景定建康志》钦定《四库全书》《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二，宋代周应合撰 儒学志五 贡士 解额 晋元帝初年制定扬州每年举荐二人【在此以前，因为战乱，朝廷致力于安抚远方，孝廉、秀才到达后不必考试，普遍授予官职；到此时，皇帝重申旧制，都命令考试经书，凡有不能通过考试而被举荐的，制定刺史、太守免官的规定】太兴三年，孝廉、秀才多数不敢出行，到达者便托病不参加】宋代制度规定丹阳郡每年举荐二人【凡州荐举的秀才、郡荐举的孝廉到达后都要考试，天子有时亲自临视；以及公卿所荐举的人，都归属吏部，按才授官。凡举荐得当或失当，各有奖惩；失误者，对本人直接加以禁锢，期限长短随其罪过议定。武帝做晋国相国时，曾重申旧制，仍旧实行考试】隋代制度规定，蒋州每年贡举三人。唐代制度规定，升州每年贡举三人【有才能的人不受固定人数限制】本朝中兴初年，建康府解额为一十名。绍兴二十六年增加为一十一名【《绍兴通用贡举格》规定，建康府解额为一十人；又根据绍兴二十六年二月七日指挥节文：西北流寓东南的人，可以按照绍兴二十三年各州土著进士终场人数，计算若干人取一人。例如某州解送一千人，参加考试到终场一百人，便解送一人。该年解试时，流寓人参加终场的人数每增加一批，土著人按比例便增加解送一人；或者在流寓人较少的地方，按照土著人数十分取一人，流寓人达到土著人数的三分也解送一人。例如土著人每一百人解送一人，流寓人参加考试达到三十人以上，也解送一人。如果以后参加秋试、解送的人数增多，不得超过绍兴二十六年所取人数。后来乡贡进士李伊等四十二人上状，请求按照绍兴二十六年二月七日指挥，让流寓、土著士人混合考试，本府取中一十一名。本府于是申报尚书省和礼部，请求准予施行。得到省札批准的指挥节文，随即下达到国子监勘验处理；确认本府所申报的流寓人与土著人混合考试，每次取中一十一人，便札付本府照办】端平元年，守臣奏称建康作为行宫所在的重要府治，请求比照临安府的旧例，特别增加解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零三十人〕 八月十日，奉圣旨，建康府解额特别增加两名，共以一十三名为定额。贡院 建康府贡院在青溪以南、秦淮以北，就是蔡侍郎宽夫住宅的旧址。乾道四年，留守史正志修建；绍熙三年，留守余端礼修缮并扩建。嘉定十六年，余端礼的儿子余嵘任知府时，拆除旧院而重新建造。陈天麟、杨万里曾经撰写记文。重修贡院记。古代从京师直到乡邑，都有学校。士人从秀士到进士，然后由官府考察任用。《王制》所记载的制度，是说士人没有不出自学校的。后世学校和科举两种制度并行：用学校培养士人，用科举选取士人。培养和选取各有不同；在州里共同考试，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与计偕一起进京，再在春官举行会试。所以从京师到郡国，没有地方没有选取士人的场所。士人正聚集时，有司设置案几，主考官以下走下堂来，两次拜礼、焚香；恭敬地让士人就位。这样设置礼闱，虽然近于沿袭唐制，也是因为重视进士科，不敢苟且行事。这与古制有什么违背呢？建业人才众多，奇异杰出的人才接连出现；过去有许多超群儒士，名列各科前茅而成为著名公卿，前后相望。因此后来子弟更加自我勉励，响应每三年一次诏令参加考试的，常有数千数百人。战事兴起后，百事草率，有司无暇修治房屋来接待进士，便开始夺取浮屠、黄冠的居所，借作考场。郡中历任几位守臣，大都置之不问，有人告诉他们，便说：‘这不是我所急于办理的事。’史侯从天官贰卿出任镇守的第二年，诸生以此事请求，而贡院旧址被里巷百姓用作营舍，已经四十年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史侯慨然念及此事，指着这块地改换其用途，捐出金钱补偿迁移和建筑费用，又取用剩余木材建造一百一十楹房屋。恰逢其他郡遭遇水灾，百姓流离到江边，史侯便招募他们，让他们凭劳动取得食物；不足的地方，就用厢军补助。工程在夏季最后一个月开始，中途停歇，终于在中元节完成。这一年是乾道四年。贡院面向秦淮，连接青溪，遥对方山，气象雄伟秀丽。史侯召集宾客举行落成礼，向诸生作揖，告诉他们增进道德、修习学业的方法。荐绅和布衣士人写作歌诗来赞美他的善举。并且说：史侯对于我们建业士人，恩德已经极其深厚，希望请人写文记载他的功劳。史侯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为此说道：世上做官的人，如果不是通达多能之才，就不能办成事情。想要兴办有利之事、振兴废弛事业，却没有在事前筹划，便会畏缩不前而不敢作为；否则，就不知道财力会匮乏、百姓会劳苦，只顾集中办理有司自己的事务，这样的官吏又有什么可取呢？史侯是博通经学的儒者，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对于天下事务没有不熟悉的。所以这次举措，国人还来不及知道，他便在片刻之间办成了。其他如排解烦难、救济急务，也大多如此。他却把核实事实与追逐浮名、修饰外表与遗漏内里、本末首尾颠倒错置，然后兴办学校、增加膳食仓廪，称作崇尚儒学。向百姓征询意见，百姓说：‘难道偏偏要加重我们的劳苦吗？对于这种不急于办理的事情，应当违背职责到什么程度呢？’唉！史侯也真是贤能啊！从今以后，建业士人取得高等科名、登上显要仕途、追踪前代名臣，都是史侯赐予的。建业的士人们，努力吧。史侯名正，字志道，是丹阳人。十一月初一日，左朝散郎、充敷文阁待制、知镇江军府事、宣城陈天麟记。左承议郎、通判建康府事、姑苏严焕书。左朝请郎、直显谟阁、权发遣江南东路计度转运副使公事、浚仪赵彦端书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