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四宋周应合撰

译《诸国论》。陆机《辨亡二论》（陆机本是吴人，居住在秦淮；晋灭吴后，便写作《辨亡二论》，并叙述他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的功业）。上篇说：从前汉朝失去统治，奸臣窃取权命，灾祸从京畿开始，毒害遍及天下，皇家的纲纪松弛败坏，王室于是衰微。此时群雄像蜂群受惊一样纷纷起兵，义军从四方会合。吴武烈皇帝慷慨奋发治理下国，像闪电一样从荆南兴起，权谋策略纷繁，忠诚勇武盖世；他的威势使夷羿震动溃散，交战时敌虏授首，于是扫清宗庙，祭祀皇祖。当时，像云一样兴起的将领各自统带州郡，像火焰一样骤起的军队横跨城邑；咆哮勇猛的群体如风驱赶熊罴之族，雾气般聚集。虽然各军以义举兵，同盟协力，但都包藏祸心，凭借武力阻兵，依恃混乱；有些军队缺乏谋略，军纪丧失，终于使寇乱滋长。忠诚的谋划和武勇的气节，还没有像吴武烈皇帝这样显著的。武烈帝去世后，长沙桓王才华超逸，应时而生；二十岁时便才华显露，招揽遗老，与他们共同继承事业。神兵向东驱进，以少击众；所攻之处没有攻不下的坚城，所战之敌没有能交锋的强虏，诛杀叛逆、安抚降服之众，江外于是平定。他整饬法令、修治军队，威德显赫；以宾客之礼礼待名贤，其中张昭最为杰出；交接、驾驭豪俊，其中周瑜最为卓异。这两位君子都弘大敏捷而多有奇谋，通达高雅而聪明睿智，所以同道之人按类归附，志趣相投者凭气节聚集。江东人才大概确实很多。原本将要北伐中原诸地，诛除违犯法纪者，使皇帝的车驾回到夷庚，恢复帝位于紫闼，挟持天子以号令诸侯，肃清天道，使旧有的一切归还。战车已经整装待发，群凶侧目而视。大业尚未完成，孙策却在中年去世。于是我大皇帝孙权继承奇伟的踪迹，沿袭前代逸出的法度；以睿智之心遵循法令图谋政事，询问旧事，颁布法令，考察遗留下来的风俗，并加以坚定稳固，进一步实行节俭。他广泛访求才俊，喜欢谋划、善于决断；礼聘贤士的束帛陈列于丘园，表彰征召的命令交相传布于街巷。因此豪杰才彦闻声响应而纷纷到来，志士仰慕光辉而飞奔，奇异之才聚集，勇猛之士成林。于是张昭担任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防等人，入朝成为心腹，出外担任辅佐。甘寕、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等人，奋发显示威势；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等人，发挥自己的力量。文章才学方面，诸葛瑾、张承、歩隲以声名使国家增光；政务方面，顾雍、潘濬、吕范、吕岱凭才干担当职事；奇伟卓异方面，虞翻、陆绩、张惇以讽谏议论、举发正直而著称；奉命出使方面，赵咨、沈珩以机敏通达获得声誉；术数方面，吴范、赵逹以预测吉凶来协助施政。董袭、陈武舍身保护君主，骆统、刘基以强烈进谏来弥补过失。谋划没有遗漏，举措没有失误。因此终于割据山川，跨江控制荆、吴，与天下争衡。魏国曾借助战胜的威势，率领百万军队，乘船浮过邓塞，攻下汉阴的军队；船桨数以万计，如龙跃起顺流而下，精锐骑兵有千队，如虎行走在平原和低湿地上。谋臣满堂，武将相继。魏军慨然产生吞并江滨、统一天下的意图。然而周瑜率领我方偏师，在赤壁击退魏军，使其丧失旗帜、车马道路混乱，仅仅得以逃脱，收敛行迹远远逃遁。汉王刘备也凭借帝王的名号，率领巴、汉之人，乘时势危急而施展变化，连营结垒达千里，立志报关侯兵败之仇，图谋收复湘西之地。但我方陆公也挫败了他，在西陵使其军队覆灭；刘备兵败困顿，后来才得以脱身，最终死于永安。后来又有濡湏之战，临川使敌军精锐受挫；蓬笼之战，敌方孤零零的一辆战车也没有返回。由此两国将领丧失士气、挫败锋芒，势力受损，财力匮乏。吴国安然坐收其弊，于是魏人请求和好，汉人请求结盟；吴国遂登上帝位，与魏、蜀鼎足而立。西面到达庸、益的郊野，北面分据淮、汉水边，东面包有百越之地，南面囊括群蛮之外。于是讲习八代礼制，搜集三王的乐章，向上天祭告，拱手作揖接待诸侯。勇猛的将臣和刚毅的士卒沿江防守，长矛和强劲的戈戟迎着风奋发。各级官员竭尽谋虑辅佐君上，四民在下各自发展事业。教化协调不同的族类，风俗传播到遥远的边地。于是派一名使者巡视、安抚外域。巨象和良马在外界驯服，明珠珍宝在内府闪耀；珍贵奇异之物和尊贵的车马络绎而来，奇珍玩好相继赶到。轻便的使车驰骋于南方荒远地区，冲车战船停息于北方原野。百姓免遭干戈之患，军马没有清晨出征的忧虑，帝业于是稳固。大皇帝去世后，幼主临朝，奸邪之人肆意作乱。景皇帝于是兴起，遵循、修整遗留下来的法令；政治没有大的缺失，是守成的贤明君主。到了归命侯时期初年，典章刑法还没有消失，旧臣仍然存在。大司马陆公以文武才略使朝廷兴盛，左丞相陆凯以正直敢谏竭尽规劝；施绩、范慎凭威望厚重显名，丁奉、钟离斐以勇武刚毅著称。孟宗、丁固等人担任公卿，楼▯、贺邵等人掌管机要事务。君主虽然患病，辅佐大臣仍然贤良。到了末期，群公相继去世，百姓于是有瓦解的灾患，皇家有土崩的祸端。历数已尽、天命应变，晋王师便顺应时势出兵，吴军终于在阵中溃散，百姓逃奔各城。城池没有篱笆般的坚固防御，山川也没有沟壑丘阜可以凭借。并不是因为有公输般云梯一类的器械、智伯灌水冲击一类的灾害、楚子筑室围困一类的攻势，或燕人渡过济西一类的军队。军队还不到一昼夜，国家社稷就被夷平了。即使有忠臣孤独愤懑、烈士以死守节，又能挽救什么呢？曹操、刘备的将领，并不是一代之内才选拔出来的；当时的军队，也没有从前那样众多。战守的办法，难道没有前代的成例吗？险要地形的优势，也没有突然改变；可是成败却改变了道理，古今都是如此。这种趋向为何会不同呢？是双方所受的教化不同，授予任用的人才不同。下篇说：从前三方称王时，魏人占据中夏，汉氏拥有岷、益，吴国

译控制荆、扬二州，并全部占有交、广之地。曹氏虽然以功业平定中原，但暴虐也很深，人民怨恨他；刘公凭借险要地势来施展智谋，功业已经很浅薄，而当地风俗也很鄙陋。吴桓王凭武力奠定基业，太祖以德行完成它；他们聪明睿智、通达明敏，德行法度宏大深远。他们求贤唯恐来不及，防备人却像对待幼童一样；接待士人，完全表现出盛德之容；亲近仁人，倾尽内心的爱护；从军队中提拔吕防，从俘虏中识别潘濬；推重诚信之士，不担心被别人欺骗；量才授予职位，不忧虑权力反过来逼迫自己；为尊重陆公的威势而执鞭躬身；把武卫军全部交给周瑜，以成就他的军队；住简陋的宫室、吃粗淡的食物，却厚赏有功之臣；敞开心怀、虚心接受谋士的计策。因此鲁肃一见面便自愿托身，士燮越过险阻来效命；赞美张公的德行，便减少游猎的娱乐；认为诸葛的言论贤明，便割舍情欲之欢；感念陆公的规劝，便删除繁琐刑法；认为刘基的建议奇异，便制定三爵之誓；屏住呼吸、局促不安地等候子明的病情；分出滋味、舍弃甘美来养育凌统的遗孤；登坛慷慨激昂，把鲁子敬的功劳归还给他；删去投降者的恶言，相信子瑜的节操。因此忠臣争相竭尽谋略，志士都能够尽力施展才干；宏大的规划和长远的谋略，本来不应满足于小小的成就。所以百官虽然勉强配合，各种事务还来不及办理。最初建都建业时，群臣请求完备礼仪等级，天子推辞而不答应，说：‘天下人将会怎样看待我？’ 宫室、车舆和服饰大概已经够俭朴了。到了中期，天与人的名分已经确定，所以各种制度的缺失大致得到修整；虽然深厚的教化和美好的纲纪还不能与上代相比，但用来治理国家、经营邦政的条件，也足以施行政务了。土地纵横万里，披甲士卒将近百万；田野肥沃，士兵训练有素，器械锋利，财物丰足；东面背靠沧海，西面凭借险塞，长江控制着境内地域，高山环带着疆界。国家的利益，还没有看见比这里更宏大的。假使能以正道守护它，以谋略驾驭它，恭敬遵循先代典章，勤勉体恤百姓，谨慎治理政事，修整确定防守险要的常法，就可以长久传世、永远延续，不会有危亡之患。有人说：‘吴、蜀是唇齿相依的国家。’蜀国灭亡，吴国也灭亡，道理确实如此。但蜀国只是吴国的藩篱和援助之国，并不是吴人的存亡所系。两国边境相接之处，重山叠嶂、险阻密布；陆路没有适合长毂车通行的道路，水道狭窄而水流湍急，水上还有惊涛骇浪的艰险。即使有精锐军队百万，出发时也不过能通过千人；船只连接千里，前锋也不过百艘。所以刘氏伐吴时，陆公把它比作长蛇，形势就是如此。从前蜀国刚刚灭亡，朝臣各有不同谋划：有人想堆积石块使水流变险，有人想制造机械来应对变化。天子汇总众议，向大司马陆公询问；陆公认为，四条大河是天地用来调节、宣泄其气的，本来没有可以阻遏的道理；而机械则是敌我双方都可以使用的。如果对方放弃自己的长处而去从事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即在荆、扬争夺舟船的用途，那就是上天在帮助我们。我们只需谨慎守住峡口，等待擒获他们罢了。到了歩阐作乱时，他凭借寳城拖延强敌，又用厚重的财物引诱群蛮。当时，大国的军队如云飞集、如电骤发，旗帜悬挂在江边，沿水边修筑营垒，占据要害之地，以阻止吴人向西。巴、汉水军沿江东下，陆公率偏师三万人，向北据守东坑，挖深沟、筑高垒，按兵养威；反叛军被迫停步等待杀戮，不敢向北窥探生路。强敌战败，连夜逃遁，军队损失大半；又分派精锐五千人向西抵御水军，东西共同防守，献上的俘虏数以万计。贤人的谋略确实可信，难道会欺骗我们吗？从此烽火很少报警，疆域之内少有忧患。陆公去世后，暗中谋划的征兆出现，吴国的祸患加深，六军惊惧。太康之战时，军队并没有比从前更多；广州之乱，祸患也没有比先前的灾难更严重。然而国家倾覆，宗庙成为废墟。唉！人才相继亡失，国家困苦衰败，不正是这样吗？《易》说：‘汤、武革命，是顺应天意。’有人说：‘动乱不达到极点，治理就不会显现。’这是说帝王要因应天时。古人又说：‘天时不如地利。’ 《易》说：‘王侯设置险阻来守卫自己的国家。’这是说国家所依靠的是险要地势。又说：‘地利不如人和，关键在德行而不在险要。’这是说守卫险要在于人。吴国兴起时，三者都依靠了；这就是孙卿所说的合并三者。等到吴国灭亡时，只依靠险要而已；这又是孙卿所说的舍弃三者。四州的百姓，并不是不多；长江以南并不是缺少俊杰；山川险要，容易守卫；强劲锋利的器械，容易使用；前代政治留下的法度，也容易遵循。功业没有兴盛，灾祸却降临，为什么呢？是因为运用这些条件的人失误了。因此，先王通晓经营国家的长远规划，审察国家存亡的关键规律；谦抑自己以安定百姓，厚施恩惠以取得人和，宽容谦冲以诱发俊才的谋略，慈爱和善以凝聚士人和百姓的爱戴。所以国家安定时，百姓与它共同庆贺；国家危急时，万民与它共同患难。安定时与众人共同庆贺，危急就不会发生；危急时与下民共同患难，困难就不足以造成祸害。这样才能保全社稷、巩固疆土，使人们不再有《麦秀》诗中亡国的悲思，也不再有《黍离》诗中哀悼周室的感慨。皇甫湜作《东晋正闰论》说：‘君王接受天命，以人为主，必定要实现大一统，说明自己所受的天命〔一作“所授”〕，以端正天下的地位，统一天下人的心。舜把帝位传给尧，禹把帝位传给舜，这是凭德行禅让；桀被汤放逐，纣〔一作“受”〕被武王诛杀，这是因时势相合；秦灭掉东西二周，兼并六国，这是凭武力成就；汉朝革除〔一作“除”〕秦的社稷，这是凭仁义取得。因此从尧以来，有的凭德行，有的凭时势，有的凭武力，有的凭仁义，承接传授如同贯穿的绳索，始终〔一作“终始”〕清楚可见。虽然道路各不相同，但都取得了正统。至于魏从汉取得天下、晋从魏取得天下，史册既已记载，彰明可知。百王的正统既已贯通，万代也不会有不同的说法。’▯帝无道，所以国家沉沦。晋朝南迁，实际说的是元帝。它与祖乙迁离耿地、盘庚迁都亳、幽王亡于戏、平王逃避戎狄，有什么不同呢〔四字一作“其事同其义一矣”〕？拓跋氏本来是匈奴的后裔，来自幽州、代地，承袭占有先王的桑梓之地，自立为中国的帝王名号，这难道能称为正统吗？晋朝本来没有改变，这难道能称为禅让吗？既然已经没有可以传授的对象，从前〔一作“往”〕著书的人却称“帝元”，现在编录的人都把晋列为闰统，实在是错得太远了。

译有人说：‘魏所占据的就是中国吗？’回答说：‘尧、舜之所以成为圣王，是因为有礼义；幽王、厉王之所以成为昏君，是因为没有礼义。这并不取决于土地〔四字一作“岂系于地哉”〕。杞国采用夷狄礼俗，杞国就成了夷狄；孔子居住在九夷，九夷就不鄙陋了；接受纣王的教化，贤士就变成了卑下之人；因为戎狄迁徙，伊川就变成了陆浑。可见并不取决于土地。晋朝南渡，人物都归附而来，礼乐全在，流传的风俗和良好的政治，史书中都有记载。魏氏任意施展暴力强权，残虐中原；被杀伐的地方，鸡犬都没有留下；驱赶士人女子充作内篱，任由他们遭受杀戮；把衣冠之士指作刍狗，放纵屠杀；种族部落日益繁盛，年岁越久越多。如果把这样的魏国奉为帝统，那么天下士人会有人蹈海而死，天下百姓必定〔一作“有”〕有人登山饿死，难道还会忍心吃它的粮食、站立在它的朝廷吗？’到了孝文帝开始用中原文化改变夷狄、改换姓氏、变更法制时，已经来不及了。况且所谓授受，又有什么依据呢？又说：‘周继承元，隋继承周，国家的兴起，实际上继承隋氏。你认为这是什么道理？’回答说：‘亚日为宋，宋为齐，齐为梁，江陵之祸以后便成为周。陈氏自行建立又被夺取，没有什么可说的。’ 何况隋朝兼并了江南，统一天下，后来又把帝位传给了我朝；所以向上推究，我朝承受于隋，隋承受于周，周取代梁，继续上推，直至尧舜，这才是承受天命的正统。那么，陈朝在南方作乱，元魏在北方作为偏统，难道还不明白吗？难道还不明白吗！吕祖谦《十论·吴论》说：孙权起兵于江东，扩张疆域到荆楚，向北图取襄阳，向西图取巴蜀，却都没有成功。北面与曹操为敌，西面与刘备为敌；这两人都是天下英雄，他们所任用的将帅，也都是一时豪杰。孙权左右逢源地战胜了他们，之后才能安定自己的国家。等到孙权的国家已经稳固，曹操也已死去，曹丕、曹叡相继即位，中原出现了可以图取的机会。可是孙权的名将将近死尽，孙权自己也老了。世人说，孙权之所以能守固，是因为东南的土地；之所以能强盛，是因为东南的军队。这种说法大错特错。东南的土地，是天下最弱的地方；而孙氏所据的土地，又是六朝中最弱的，只有孙权能守住它而使之稳固。东南的军队，是天下最弱的军队；而孙氏的军队，又是六朝中最弱的，只有孙权能使用它而使之强大。从长江上游到江陵，再从江陵南转，地势在巫峡处变得险窄。上下千里之间，可以航行渡过的地方总共有多少处，可以扼守的地方又有多少处？道路平坦，并没有潼关、剑门那样的阻隔。从广陵渡江到京口，从历阳渡江到采石，从邾城渡江到武昌，都容易得如同反掌。江陵一旦失守，上游就没有像结草那样坚固的防御；濡须一旦失守，长江上就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办法防守了。地势可以说是十分薄弱了。孙权的军队，全都是江南的船夫，是力量微薄、才干低下的人，只不过是零星招募、收拾盗贼，驱赶捕猎和制伏越人来充实队伍，军队也可以说是很弱了。然而孙权使用他们，为什么能这样稳固而强盛呢？大概孙权赖以自立的，只有谋略罢了。他不只是采用臣下的谋略，而且还亲自提出自己的谋略；对内用谋略驾驭众人，对外用谋略应对敌人。这就是他处在土地狭小、兵力少、天下最弱的地位，却能与中原抗衡、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原因吧。孙权刚开始立国时，曹操攻下荆州，写信给吴国，举国震惊恐惧。孙权听了鲁肃的意见，猛然醒悟；听了周瑜的谋议，奋然起兵，一举击退曹操。保存刘备，奠定称王称霸的事业，这是采用周瑜、鲁肃的谋略。后来刘备借荆州不归还，关羽在上游与吴相抗。孙权认为，如果放任关羽发展，使他向北吞并许昌、洛阳，完全占有江汉，然后回师东下，谁还能抵挡他？想要图谋关羽，又怕曹操乘吴军疲弱来袭。于是趁关羽逼近许昌、洛阳之际，曹操以朝廷命令招致孙权，孙权便写信并出兵攻击关羽，以此向曹操效力；使吕蒙、陆逊一举袭取关羽，从而完全占有荆楚。西面把刘备封闭在三峡，北面解除曹操的威胁，以此安定江东，这是采用吕蒙、陆逊的谋略。正当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天下人愤怒切齿之时，孙权知道刘备一定会为关羽报仇，又担心曹氏从后方牵制自己。于是就在这个时候放下内心强烈的愤怒，向魏称臣并接受魏所授的爵位，封锁、攻击刘备并将其击退，这就是孙权的谋略。等到魏责令他送太子入魏，而孙权不肯派遣，西面的忧患尚未解除，北面的忧患又重新发生，孙权的计策似乎已经穷尽了。孙权知道刘备以恢复汉室为名，而曹操篡夺帝位的罪行比杀害关羽更重；刘备也想结交孙权作为友邦，专心图取北方。于是孙权派使者与刘备讲和，以满足刘备的愿望，终于得以暂时减轻西面的压力，专心对付北方，抵挡魏军并将其击退，这又是孙权的谋略。曹操从乌林退兵后，因怨恨孙权而向东征讨，认为孙权依靠水军来固守，所以率领水军南下到合肥。孙权如果在江南拒战，曹操的水军就会进入长江，孙权的军队将不战自溃。因此孙权在濡须迎击曹操，使曹操虽有水军也无从施展；曹操的步兵、骑兵虽多，却受江边泥泞阻隔，正逢春水上涨，也无从发挥作用。曹操叹息退兵，这又是孙权的谋略。曹操退回以后，在旁人看来，大则应当追击败军，小则也足以自我夸耀；但孙权不这样做，反而向曹操请求投降。这是因为孙权料定曹操内部的忧患还很多：北方有尚未平定的河北，西方有尚未收复的关中。曹操想进攻这些地方，却顾虑东南发生变故，非等到大体安定下来不会前往。因此孙权假称投降，以稍稍满足曹操的心意、使他安心，让曹操不再担忧东南，集中力量经营西北；孙权便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修治战守准备，等待曹操再次来攻。这就是孙权的谋略。

译曹丕责令孙权送太子入魏而未能南征时，孙权看出曹丕用兵不如他的父亲，老臣宿将也不像曹操在世时那样尽力。曹丕先在濡须被击退，后来又来进攻；孙权认为，曹丕不懂军事，若不让他深入、使其上下兵力疲惫，就不会停止；若不让他迫近江南再返回，曹丕也不会罢休。因此孙权故意开放道路引诱他前来，临江而不交战，挑衅他又不回应，使魏军力量耗尽后自行退兵；又小规模出兵警戒。此后魏军再也不敢向南出兵。这又是孙权的谋略。孙权还认为，军队长期不使用，士气就会迟钝；边境长期安定，人心就会安逸；如果让敌人安然无事地积蓄力量，坐等其资力增长，也不是好办法。因此他两次欺骗淮南的将领，引诱他们出动后加以攻击，所得俘获足以补充自己的资财，同时也破坏了敌人的资财，这也是孙权的谋略。孙权又认为，所使用的多是南方士兵，适合水战而不适合陆战，因此用兵从未有一天离开舟楫；即使乘胜追击败军，也不肯远离水路去追逐利益。即使有大举长驱直入的计划，也不敢冒险实行，以侥幸求取一时之胜。因此曹休败退后，孙权不敢追击；▯札提出的建议，孙权也不敢采用。这也是孙权的谋略。孙权接受吴王封号时，极其恭敬地接受爵位和命令，使国内的人知道自己已经向魏的百姓身份屈服了。他又与邢真结盟，暗中借此激怒群臣。正当他准备谋划进取，却又表现得如此卑屈，这也是孙权的谋略。所以孙权治理国家，奋发时用谋略，屈服时也用谋略；胜利时用谋略，危急时也用谋略，一举一动无不出于谋略。因此，他能够凭借一条长江作为阻隔，与曹操、刘备抗衡。然而孙权起兵并不是为了仗义，只知道把割据作为守备，不能兴复汉室来倾覆天下的人心。假使在汉末大乱时，孙权能够招徕中原士人，广泛招募西北士兵，整编精锐的骑兵和步兵，挟带舟楫使用，击鼓向北出兵，水陆并进，谁能抵挡他呢？曹丕即位时，孙权又能够寻求汉室后裔加以辅佐，出兵讨伐曹氏；刘备一定也会与他联合呼应、互为犄角，中原士人和怀念汉室的百姓，必然有人起兵响应我们。孙权不知道采取这种做法，只是在崎岖的蛮夷山海之间自我尊大，所以虽然竭力运用计谋诡诈，事业却只够维持终身，不能留给子孙；只够保全自己的国家，不能与天下争衡，可惜啊！然而假使孙权不运用谋略来自立，那么即使他本人也不能寿终，何况子孙呢？他的国家不能保全，何况天下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孙权死后不久，诸葛恪第一次采用这种办法，仅仅取得胜利；第二次采用，便大败。孙綝采用这种办法，又在江淮之间失败，惶惶不安而已。幸亏上游有陆抗这样的贤将，凭借重兵，也只能勉强支撑襄阳一面。陆抗死后，也就惶惶不安了。假使孙皓不施行暴虐统治，难道又能够长久存在吗？后世不了解这一点，以为孙权依靠谋略自立，便想仿效孙权划长江为防线，这是没有看清地势和军备最为薄弱的事实。古人中只有陆抗明白这一点。陆抗对孙皓说：‘长江和险峻的河流，用来限制疆域，是守卫国家的常规办法，却不是有智慧的人首先应当考虑的。’陆抗这句话，是说当时的地势不值得多谈，而所谓智者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别的治国之道。陆抗可以说是善于论述孙氏地势的人了。《晋论上》说：东晋开始时，地势形势与吴国相近。然而吴国北面不能越过淮河，而东晋时期却取得了中原的土地。吴国很快被晋所灭，而东晋面对石勒、苻坚的强大势力，始终不能攻破其君臣。东晋的人才远远少于吴国，却能如此稳固，是因为晋朝承系中原正统，天下把它看作共同的君主。既然承系正统、为天下共主，却一百多年不能平定天下、洗雪仇耻、恢复旧有疆土，那么晋朝君臣就应当获罪。《诗经》赞美周宣王说：‘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句践，也都是先治理国内，然后才出兵征伐。如今晋室南迁，士大夫沿袭中朝旧习，上等的以清谈自我放逸，下等的以放诞为乐，政务日渐衰败，风俗大为败坏，所以威权和兵权被奸人盗取。小则是跋扈，大则是篡夺。士大夫中虽然有把事业责任担在自己身上的人，但也因为政务没有修治、财力困乏、国力不足，不能充分施展志向，岂不可惜！《易经》说：‘君子把才能藏在自身，等待时机行动，还有什么不利呢？’政事已经修治，任用贤能将领，等待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时机一到便出兵，就没有不成功的。晋朝既然内部没有修治政事，对外任用的人又不是合适之才，即使有可以乘机收复中原的时机，也没有办法应对；即使出兵，也会失败。因此褚裒北伐时，蔡谟说：‘今天的事情，必定不是当时贤能之人所能办成的。’▯浩再次北伐时，王羲之说：‘区区江左，早已使人寒心；竭力争取武功，不是当前应当做的事。’又说：‘即使有值得高兴的形势，也应当从内部求诸自身，而眼前的忧患却重于可喜之处。’由此看来，晋朝政事没有修治，任用的人又不合适，即使有可以乘机收复中原的时机，也无能为力。然而蔡谟的话，大体是说任用的人不合适，所以说：‘除非是上圣和英雄，其余的人都不如衡量德行、估量力量。’王羲之的话，大体是说根本不稳固，所以说：‘保卫淮河已经不是力所能及的事，长江以外只能羁縻而已。’这两个人都指出了当时的失误，但如果完全按照他们的话去做，那么东晋就没有恢复中原、洗雪仇耻的时日，只能端坐江左，等待衰弱灭亡罢了。这是只知道其中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东晋初年，它的强弱究竟如何？三国时期的吴、蜀，当时有志之士尚且还想自我强盛而不肯停止。诸葛亮、诸葛恪的话最为显著，但他们也同样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译诸葛亮说：‘先帝知道我讨伐贼寇，才能弱而敌人强；然而如果不讨伐贼寇，王业也会灭亡，只是坐等灭亡，和讨伐他们相比，哪一个更好呢？’诸葛亮治理蜀国，可以说是有政绩，蜀国所任用的也可以说是得人，但始终没有可以乘取的时机。诸葛恪说：‘如今之所以能够抵抗曹氏，是因为曹操当年的兵力到现在已经恰好耗尽，司马懿也已经死去，他的儿子年幼软弱，还不能任用有智谋的人；现在讨伐他们，正是他们困厄的时候。’诸葛恪的话知道要把握可乘之时，却不知道修治政事，也没有正确估量自己的才能和所任用的人，所以诸葛亮没有成功，诸葛恪最终失败。考察蔡谟、王羲之与诸葛亮、诸葛恪的议论，恰好相反，但各自只说对了一面。如今喜欢有所作为的人，一定把诸葛亮、诸葛元逊的话放在首位；喜欢安逸偷惰的人，一定认为蔡谟、王羲之的话正确。折中而论，把才能藏于自身，等待时机而行动；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这是圣经上的话，不可改变。后世也说：‘做事贵在乘敌人的隙。’又说：‘上策没有比自治更好的。’只要急切地治理自身，政事已经修好，恢复旧疆的准备也已具备，事变和机会自然会到来，不必担忧没有机会。一旦观察到敌人的漏洞而行动，将无往而不利。如果内部虽有自治的名声，却没有自治的实际，只是空话，消磨日子、拖延岁月，端坐守成，等待敌人自行灭亡，这不是愚人所敢知道的道理。假如不审察时势，事先轻率出兵，小则没有功劳，大则覆灭失败。一旦机会到来，国力和军力已经耗尽，不能再作应对，东晋这样的事情实在很多。《晋论中》说：从前孟子说：‘国内没有守法度的世臣和能辅弼君主的贤士，国外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来的忧患，这个国家常常会灭亡。’没有敌国外患，可以说是国家安定，却说常常灭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既没有法家拂士，敌患又不来，君主骄纵、臣下放纵，陷入危亡而自己还不知道。东晋末年就是这样。东晋初年，敌国纷纷扰乱，强臣专权，君臣上下惶恐不安，就像站在堆积的柴薪上而火将要燃烧一样，所以君主没有骄奢自大的过失，臣下也都把危亡当作忧患。正因为如此，内部虽有王敦、苏峻接连反叛，桓温擅自掌权、废立皇帝；外部又有石氏军队三次进至江边，苻坚发动淝水之战，江东几乎不能保全，但当时君主在上面心怀恐惧，而王导、温峤、陶侃、谢安、谢玄等人足以竭尽力量，所以能在极危急时重新安定，将要灭亡时又得以保存。等到桓温死后，苻坚又灭亡，上游各镇都接受朝廷号令，不再有割据跋扈的人。姚氏据守关西，慕容氏在河北相互攻伐，也不再有从前那样的边境忧患。君臣上下都把江东的基业看作万世安宁，心满意足；孝武帝渐渐在上面产生奢侈之风，道子一党在下面窃取威权，谢安、谢玄甚至因功名而疑惧。唉！谢安、谢玄死后，政事更加败坏，比已经危急、将要灭亡的时候还严重；昏昏沉沉、萎靡不振，自己却不知道。不久，君臣兄弟之间争夺权力、培植党羽，上游的祸患又开始发生；还没有等到外敌强大，国家就灭亡了。圣人在无事之时，尚且提出保持盈满、守成不失的告诫，难道不值得相信吗？何况东晋的仇耻尚未洗雪，却突然把自己当作已经无事，这不是太愚蠢了吗？《晋论下》说，杜牧认为宋武帝不能取得河北，所以隋朝成为王业，刘宋只能成为霸业。我认为不是这样。要吞并天下，关中最重要，河北次之。关中，是周、秦、汉凭借它取得天下的地方；河北，是光武帝凭借它取得天下的地方；都是凭借这些地方来夺取天下。曹操、石勒凭河北取得关中，苻坚凭关中取得河北。这三个人都吞并了天下十分之八九，却不能兼并东晋以后所据的地区。北魏凭河北取得关中，后周凭关中取得河北，隋、唐凭关中取得天下。照这样说，凭关中兼并天下的有五个，未能成功的有两个；凭河北兼并天下的有一个，未能成功的有三个。那么关中最重要、河北次之，难道还不可信吗？宋武帝不只是没有得到河北，他只是暂时占有了关中罢了，什么时候真正得到过呢？宋武帝出身平民，亲身经历百战，战胜攻取的气势，仿佛曹操、司马懿以下的人都不能相比。率领东南最弱的军队，训练并使用他们，踏平西北最强大的国家，前面没有横列的强敌，旁边没有坚固的敌军；逆着黄河向上，打开关隘进入，使用军队如同从高处倒水、劈竹一样容易，可以说是奇功。然而得到关中却不守，突然向东返回，反掌之间丧失号称百二险固的土地；晚年慷慨登上寿阳城楼，向北眺望流泪罢了，难道不可悲吗？我认为宋武帝失去关中，有三项罪过：第一，喜好杀伐，不能取得中原人的人心；第二，急于窥伺帝位，不能迅速满足中原人的愤怒；第三，倚仗南方士兵，不能任用中原人。宋武帝攻下广固时，想把当地父老全部坑杀；韩延之、范泰竭力劝谏，他仍然诛杀王公以下三千人，并把他们的家属没收入官。前代贤人评论这件事，认为宋武帝举事还不如苻坚、姚氏；有智勇而没有仁义，难道不是恰当的评论吗？这是他的第一项过失。宋武帝不愿做晋室的藩辅，天下人都知道。然而如果他辅佐晋室而行动，能够凭借大义，使中原人知道他是为晋朝洗雪百年仇恨，那么天下谁还能非议他？他的儿子也不会失去天下；如今急于篡夺帝位，大业不能完成。曹操尚且能说：‘天命有归，我要做周文王，终身辅佐汉室而不取代它。’宋武帝的见识和谋虑远不及曹操，这是他的第二项过失。宋武帝北伐时，魏主询问崔浩，崔浩曾预言宋军一定能取胜，却不能长久。刘裕攻取燕国、秦国时，西北人士没有听说有人据守连城、率领大军前来归附。刘裕只使用南方人，在山河之间转战，往返万里。假使刘裕收取燕地后，选用燕地豪杰，广泛招募壮勇，用来倾覆三秦；取得秦地后，又选用秦地贤杰，广泛招募壮勇，用来倾覆河北；分封爵位、割裂土地，把功名与众人共享，那么向东讨伐北魏，便不是元嗣所能抵挡的了。攻下北魏，中原就全都取得了；向东扫除慕容氏的残余，向西剪除赫连氏的遗种。凭刘裕的智谋勇力，以王镇恶、檀道济、朱超石、沈田子等人为爪牙，以谢晦等人主持谋划，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

译刘裕的施政作为，既然不能选用燕、秦两地的贤能豪杰，广泛招募壮勇之士，却只勉强使用远方客军中的南方士兵；即使没有未经训练的士卒，单独使用南兵，也已经败坏到无法支撑，这是他的第三个失误。大概南北之地适宜的条件不同，进攻和防守的便利也不同，南兵不能单独使用，有三点原因：虽然勇猛却轻率，这是第一点；有利于凭借险要地势，不利于在平地作战，平地作战容易困顿而难以持久，这是第二点；容易混乱而难以整顿，这是第三点。项羽击破赵军时，一个人抵挡百人；汉高祖征讨黥布时，张良告诫他不要同楚人争强斗胜。然而项羽、黥布最终都被高祖以持重坚守的办法困败，这就是虽勇猛却轻率。吴王刘濞发动叛乱时，有一位田将军请求立即占据洛阳，说：“汉军的车骑一旦进入梁、楚的郊外，事情就会失败。”这就是有利于险地而不利于平地作战。吴、楚军队屯聚了几个月，因缺乏粮食而溃散。刘裕的军队到达长安时，已经唱歌思归，这就是容易困顿而难以持久。刘裕的军队到达长安后，天天在市肆中横行暴乱，这就是容易混乱而难以整顿。刘裕既然没有中原的民众，却想凭南兵守住关中，无论智者还是愚者，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刘裕向东归还，世人都认为是因为刘穆之去世，他急于篡取帝位；我认为，正是因为南兵不能守住关中。刘裕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失去了中原人的人心，想让全军一同归还，却又舍不得关中，不忍心放弃它；如果不归还而留下来防守，那么南方人思归的心情已经十分强烈，军队将要溃散而自行归去。刘裕连自己的性命和地位都未必保得住，更何况关中呢？几十年才取得的成果，在一天之内丧失，这是古今都令人惋惜的事情。那么，后世想要恢复中原的人，取得中原郡县之后，难道不应当把刘裕的事作为深刻的警戒和防范吗？《宋论》评论宋文帝，说河南地区是宋武帝留下的旧有土地，所以宋文帝竭尽国家力量，调集全国军队去夺取它，最终却没有取得一寸土地的功劳。史书说文帝失败，是因为他在宫中遥控指授防守策略，而江南白下的军队轻率进攻、容易退却。依我看来，文帝不用老将和旧臣，却大量任用年轻的新进之士，即使让他们专门负责统领军队，仍恐怕不能免于失败，何况还要从宫中加以牵制呢？锋刃箭矢交战于原野，决断战机却在深宫之中；战机稍纵即逝时才加以防备，远在千里之外才确定计策。即使让到彦之之类的人统率精锐部队，也不能成功，何况江南白下的军队呢？然而江南的军队也并不弱。宋武帝攻破燕、秦、魏，所用的也都是南兵。为什么宋武帝使用南兵就强盛，宋文帝使用南兵却衰弱呢？南兵不能单独使用，难道没有可以号召并加以使用的北方人吗？大概宋武帝在前面犯了失误，而宋文帝又在后面犯了失误。自古以来，东南方向北伐有两条道路：向东走水路，从淮水进入泗水，再由泗水进入黄河；向西走陆路，越过汉水流域到达洛水，再由洛水进入关中。自从晋氏南迁以后，褚裒、殷浩、桓温、谢玄都只沿其中一条道路进军。到了宋武帝时，水陆两路同时出兵，所以能够成功。如今宋文帝只单独使用南兵，又专门依仗水战和舟船的优势。虽然曾经派薛安都等人在关陕竭力作战，但孤军没有援助，彼此的形势不能相接。这三点，就是宋文帝失败的原因。假使宋文帝得到贤能的将领并任用他，让他屯驻淮水以北，委托他筹划经营；不单独使用南兵，而是号召中原民众；不只依仗舟船，也修整车马、发挥陆战的优势，那么即使不能牢固守住河南，也不至于一败便丧失千里土地，再败便使胡人的战马饮水于长江。宋文帝整顿政事，是宋朝的贤明君主，却在军事安排上如此错误，难道不值得警戒防范吗？《齐论》评论说，天下的情势是：处于艰难之时就勤勉，处于承平之时就懈怠。勤勉者即使弱小也会奋发，懈怠者即使强盛广大也会衰败。元魏凭借强大的兵力，占据中原土地，兵士和战马精良强健，上下都熟悉军事而喜欢作战。自道武帝以来，攻战取胜，从未稍有挫败，几乎统一了天下。然而到了孝文帝时期，朝廷商议出兵攻打齐国，在朝廷任职的大臣都认为不可行，即使以威势驱逼他们，也没有人愿意执行。与前代那些习惯作战、不断修治战备的情形相比，为什么反差如此之大呢？大概自道武帝去世以后，改由太后抚养幼主并主持政务，群臣都在安逸享乐中成长，不再是拓跋氏那种驰骋马上的战士了。逐渐营备朝廷宫室的华美，不再是拓跋氏住穹庐、随时迁徙的习俗了。金钱玉帛使府库充满，不再是拓跋氏计算牛马、锥刀微利的生活了。穿华美衣服、吃甘美食物，冬天温暖、夏天凉爽，不再是拓跋氏习惯饥饿劳苦的生活了。高谈阔论、缓步而行便可以取得高官，获得卿相之位，不再是拓跋氏争相以战功攻城取地的功勋了。旧有的习俗全部改变，流于承平无事的状态。即使依靠三代的礼义来维持承平无事，时间一久，尚且会因骄奢淫逸而导致动乱，何况元魏上下没有礼义来维持，稍微没有战事便志气骄满，制度奢侈，子女众多，土木营建兴盛。人本来就具有天生的骄奢淫逸之性，一旦进入奢靡华丽、纷繁浮华的环境，必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这就是慕容氏、苻氏、姚氏政权不能长久的原因。元魏居住在云中时，还没有严重背离原有风俗习惯，然而上下已经厌恶战争、害怕作战。国主亲自处在军队行列之间，军队却不肯前进。到了迁都洛阳以后，元魏的国势就衰落了。我私下把这比作人和猛禽：去掉猛禽的锋利爪子，再给它披上凤凰的羽毛，那么既没有功德可以彰显，也没有威势值得畏惧，被猎人网罗捕杀，是必然的。然而元魏衰落以后，宋朝多有内外事务，齐朝立国时间又短。梁武帝错误地谋求攻取，等到元魏分裂为东西两国之后，才坐等它自行灭亡。假如南朝有英明勇武的君主、足智多谋的士人，积蓄开拓疆土的准备，窥伺元魏的空隙，那么元魏哪里能够这样长久地占有中原呢？《防齐论》下篇说：齐氏立国时间短，虽然没有取得境外的功业，但在边境战事方面也没有损失。齐太祖刚即位时，魏国以刘昶为主将入侵；齐高宗篡夺魏国政权时，魏国又来入侵，这些行动都各自有借口。然而当时魏军入寇没有什么奇谋，齐军防御它也没有高明的计策，双方胜负大体相当。魏军不能渡过淮水向南攻定汉水、沔水流域，齐国的大镇没有受到损伤。齐军也不能追击，魏军全军返回。不过，魏军取得了沔水以北的几座城池，齐军不能重新夺回。齐国君臣估量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开拓疆土，所以也不敢制定深入报复的计策，等到魏国派使者与齐通好后，再归还俘虏并接纳魏使，这也是正确的计策。然而敌人的情势没有常态，和好不能长久。

译高祖同魏国讲和五年后，魏国又以明帝篡位为借口，分路入侵。魏孝文帝难道只是为了名义吗？他只是为了获取土地罢了。齐氏自从与魏通好以来，边防没有修整，一旦变故发生，国内尚未安定，外来的祸患又到来，难道不是危险吗？不知道和好不可依赖，这种情形自两汉以来就是如此。《梁论》上篇说：陈庆之率领几千名东南士兵，进入中原这个士马强盛的地区，大小数十战，从未稍有挫败，终于进入洛阳。六朝以来征伐所取得的功绩，没有比这更迅速的了。然而他最终失败退回，也是情理所必然。为什么这样说呢？孤军单独深入而不能成功，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当时梁武帝如果让各路军队同时进军，乘着魏国上下离心崩溃的时机，分头收取河南郡县土地，必定可以夺取。陈庆之既然到达洛阳，却放纵士卒在街市横行，这哪里是吊民伐罪的军队呢？当时如果能够整顿军阵，宣扬梁朝的恩德，招取那些不满尔朱氏的人并任用他们，改立魏国君主，那么河南的土地即使不正式纳入版图，也一定会成为梁朝的附庸国。南方人擅长步战，却缺少马匹。陈庆之能够在平原旷野上同北方军队鏖战，如果让他们凭借步战优势作战，胡人怎么能抵挡呢？进入敌境以后，应当致力于扩充骑兵，使敌人不满离心。南方人中擅长射箭的，也应参杂使用。即使不能守住洛阳地区，能够多得到一些骑兵，仍然足以增强国势后再归还。这样又怎么会有嵩阳之败呢？然而陈庆之与元颢彼此猜忌，那么扩大丘陵地区的计划，元颢必定不会实行。由此看来，陈庆之进军或退兵，都可以专门委任给他；元颢的成败，却不能交给他负责。只顾虑元颢的成败，却不顾虑军队人数的多寡，不是好的计策。陈庆之本来就是奇才，不容易妄加评论。这里记述他的不足之处，以等待后来有陈庆之这样才能的人来观察。梁朝灭亡的《梁论》下篇说，梁之所以灭亡，是由于侯景。梁武帝接纳侯景，得到祸患既快，所受祸害又重。梁元帝仅仅能够消灭侯景，最终却不能振兴国家，可悲啊！从前冯亭把上党郡献给赵国，平原君想接受它。赵豹说：“圣人非常忌惮没有原因而得到的利益。”太史公说：“利益会使人的智慧昏暗。”梁武帝接纳侯景就是这样。侯景因为猜疑自己不被高氏容纳，反复无常地南来投奔；既不是梁朝凭借兵威使他归附，也不是梁朝派人游说使他降服，他忽然带着三十州、数千里土地来归附，这可以说是无缘无故得到的利益了。梁武帝考虑朝臣的劝谏和游说，不是不详细周密；但他起初怀疑，最终还是接纳了侯景，可以说是利益使智慧昏暗。赵国和梁朝取得土地的情形不同，但所受祸患相似。赵国招致长平之战，几乎导致亡国；梁朝招致台城之祸，也终于亡国。梁朝所受的祸患又比赵国更严重。赵国面对强大的秦国这个敌人，击败它反而招来祸患；梁氏既没有强大的秦国这样的敌人，仅仅一个侯景就足以造成动乱，这又比赵国更差。那么，梁武帝当时不接受侯景可以吗？回答说：“当时高氏、宇文氏控制东西魏，三国鼎立；谁拥有广大的土地和强大的军队谁就能取胜，怎么能不接受侯景呢？接受侯景有什么办法吗？”回答说：“侯景刚叛变时，先向西魏投降的两个人已经察觉了他的欺诈。于谨请求给侯景加授爵位却不要派兵，王思政则请求趁机进取，于是西魏派王思政与李绰弼等人前往，因此已经扼制了侯景的心腹要害。不久王思政进入颍川，把侯景驱逐出去，这就已经捣毁了他的巢穴。西魏又召侯景入朝，这是在挫败他的奸谋。侯景既然不肯入朝，王思政于是占据了侯景所属的七州十二镇土地。这样，魏国借着接纳侯景，不损一兵一卒便取得了一千多里的土地。梁武帝设置的罗网，几乎没有一两分比得上西魏，为什么还可以接纳侯景呢？”梁武帝既然相信侯景的奸诈之言，却派羊鸦仁去接应；羊鸦仁不是侯景的对手，不能制约侯景，这是第一项失误。又听信朱异，舍弃鄱阳王萧范而任命萧渊明为主帅，最终造成寒山之败，使军队在外面受挫，侯景更加无所畏惧，这是第二项失误。侯景的土地没有得到一寸，既然不能取得侯景的土地，又要侯景做什么？不杀他，废黜他也可以，却反而在边境供养他，这是第三项失误。侯景还没有到来时，已经对宇文氏怀有二心；他用言辞为自己辩解，梁朝不能当面驳倒他的真实意图，便违背原则起草诏书安抚他。后来侯景逃亡进入梁境，梁朝不能制止和收容他，于是放弃锁钥禁制而纵容他，使盗贼占据边疆；接着又向他表示恭顺，容忍他的不逊；然后又用空洞言辞劝说他。高氏把萧渊明作为离间侯景的手段，梁朝又不能以充分的信任对待侯景而欺骗他；阴谋已经暴露，又不能抢先攻击并讨伐他。梁朝的失误就是这样。梁朝所采用的方略、所任用的将帅，与西魏相比相差何止万里！所以梁朝不但没有得到侯景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侯景丝毫力量，反而遭受山一样大的祸患，都是因为梁武帝任用的人不合适，谋划和安排又失当。无缘无故得到的利益，无时无处不存在；在方略和部署上，还应当把这件事作为鉴戒啊！《陈论》说，陈朝的形势不值得谈论；与吴国相比，陈朝连江陵也没有，从峡口到海边全都依靠长江罢了。即使孙权复生，也尚且不能守住，何况陈叔宝的荒淫昏聩呢？大概自晋朝以来，人们习惯于水战，依仗长江自我防守，却根本不知道我方能够渡江，敌方也同样能够渡江，长江有什么值得依仗的呢？依我看来，长江就像北方的黄河一样；黄河尚且有水势凶猛、急流难渡的忧患，至于长江，只要顺风登船，转眼之间就可以渡过。即使有京口、采石、浔阳、武昌、巴陵这些号称控制要害的地方，难道能同秦关、剑阁相比吗？守卫长江的计策，必须取得淮南，把那里作为战场；荆楚控制上游，又有水军在江中作战，这样以后才可以大致安定。孙权抵御曹操，东晋抵御苻坚，宋朝抵御魏太武帝，齐朝抵御魏孝文帝，都是这样。如果说丧失淮南、荆楚的防地，却单独凭借浩大的江流，把它作为最大的险阻，难道不可笑吗？如今陈朝既失去了淮南，又失去了江陵；吴国有长江阻隔，又有南郡，一旦王浑的军队从淮南进入，杜预的军队从襄阳进入，王濬的军队顺江而下，沿江各镇的守军就无法抵御。陈朝依靠长江阻挡敌人，又失去了荆州；一旦贺若弼从淮南出兵，秦王杨俊从荆楚出兵，杨素的军队泛舟沿江而下，沿江各镇的守军即使能够抵御，也不能击破敌军。大概没有淮南、襄阳，那么从广陵到峡口都可以渡江。

译吴、陈延续三代以后还没有亡国，已经算是侥幸了。唐朝末年，杨行密占据江淮；他死后，李昪取得江淮，定都金陵，把自己比作孙权。等到他拥有淮南各郡后，便阔步高视，向东攻取二浙，向西夺取湖南，向南攻取闽越，南方没有比它更强大的势力。等到淮南被周世宗夺取后，南唐便从困窘走向灭亡。这也是失去淮南就不能守住江南的明显验证。王羲之说：“保住淮南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如保住长江。”大概他只看到了吴国能够守住长江，却没有看到陈朝和南唐那样的政权实际上守不住。后世有智慧、有谋略的君子既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就千万不要割弃荆州、淮南，而提出只守长江的主张。《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五，宋代周应合编撰。文籍志第三。奏议【关于建康而最为切要的奏议，全部收录在这里；其余的摘录重要语句，按照事情分别收入各志。】李纲上奏说：“皇帝亲临建康，关键在于树立志向，以成就中兴的大业。臣恭敬地看到，皇帝乘车在仲春的吉日从吴门启程，亲临建康，这是出自皇帝自己的决断，既不改变，也不疑惑，慨然立下了恢复疆土、扫清中原、拯救百姓、平定祸乱、消灭大恶、洗刷耻辱、报仇雪恨的志向。天下臣民没有不闻风而起、恭敬振奋、拍手跳跃的，都希望暂且片刻不要死去，以亲眼看到中兴的功业，实在是非常盛大的举动。”臣私下观察，自古建功立业、扶持国家的臣子，没有不把树立志向放在首位的。申包胥听说伍员有覆灭楚国的言论，便说：“我一定要保存楚国。”后来他在秦国朝廷哭泣求援，请求出兵，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志愿。张柬之在荆南江中向武氏陈说，后来终于恢复唐朝国运，使祭祀延续三百年。一个人一旦发出这样的念头，功烈尚且如此，何况凭借圣明资质做万乘之主呢？汉高祖的志向，表现在不肯长久郁郁地居住在汉中，而同韩信讨论平定三秦的策略；光武帝的志向，表现在信都城楼上展开舆地图，同邓禹讨论天下大计。这些都是先确定志向，后来成就功业，起初似乎疏阔难以实现，最终却能建立大功、树立大名、成就大业，功业施于当世，名声流传后世，记载在典籍册书中，不可抹杀。” 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上天赐予勇气和智慧，时运正处于艰难之际；长久以来遵循韬光养晦之道，面对时机便果断决策，忽然改变计划，想要拨乱反正、振兴衰败，光复祖宗的大业，所以亲自总领六军，来到江表，舍弃吴越而亲临建康，逐渐制定北伐的计划。您的志向、思虑和规划，可以说是宏大深远了。臣希望陛下进一步扩大圣明的志向，充实它并付诸实行，与神明共同谋划，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不要因为去年冬天突然取胜就自我懈怠，不要因为眼前大致安定就自我满足。凡是能够实现中兴之治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凡是能够危害中兴功业的事情，没有不加以去除的。凡有所规划和安排，都一定以天下为尺度，都一定以施行长久、可以传给后世为准则，中兴就不难实现了。中兴事业对于用兵来说，只是其中一件事；最重要的是把整治政事、使赏罚得到信实、明辨是非、区分邪正、招致人才、振作士气、爱惜民力、顺应民众心愿放在首位。这几方面都具备以后，士人在朝廷奋发，农民在田野安居，粮食充足，财用不匮乏，将帅和睦，士卒乐于作战，用兵哪有不胜的道理呢？如今敌人虽然强大，却不仁不义，专门采用反复欺诈、残暴虐待的手段来胁迫控制天下，因而神明愤怒、民众怨恨，没有人愿意同它亲近。”}], 自古以来，哪有像这样还能长久立国的呢？这正如隆冬时阴气凝结、寒冷严酷，层层冰封千里；阳和之气一旦到来，就会依时消融。明白这个道理必然如此，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从前范蠡劝越王勾践说，能够保持盈满要靠天时，倾覆则取决于人事，调节事务则要顺应地利。勾践采用了这些意见，国家因此富强。然而又必须使人事与天时相互配合，然后才能成功，于是终于得以报吴。臣私下观察，国家去年各路丰收，今年春天雨水旱情调和适宜，又将成为丰年，这是在我们方面已经得到天时了。正应当修治人事来顺应它。以我方没有过失，等待敌方出现过失，那么平定祸乱、建立功业，兵役不必再征发，这有什么遥远的呢？臣以固陋之见，自靖康以来参与听闻国事，独自坚持战守的主张，不敢赞同和议。然而如今已经十二年了，孤立危急而少有同道，又屡遭诽谤诬陷，仰赖圣明，曲加察照，才从九死一生的边缘脱身，如今得以充任官职，待罪于方面。恭敬地听说戎车将临驻江边，将要大有作为，以成就平定边防的功业，臣欣喜庆幸之情，比平常深厚万倍。只是臣虽已衰病，还希望没有填埋在沟壑之间，能够看到陛下恢复中原、抒发千古以来的愤恨，这样志愿就满足了。汪藻上奏，请求分拨张浚的军队防守、应援建康。臣从去年三月底得到这个消息，传闻说金人在建康筑城，是打算在那里度过夏天。臣虽然庆幸事情不是这样，但心里仍暗自忧虑，认为中原困于强敌而能够得到短暂休息，正是依靠金兵不能忍受暑热，所以往往在天气转寒时才来，尚未到暑热便先行返回。臣在半年之间急切筹划，仍然每年忙于奔命而无暇顾及其他。如今如果任由他们度夏，就会长久把那里作为巢穴，再无所顾忌，不知朝廷将凭什么抵挡。等到了行在，听说韩世忠把战舰排列在江中，截断金人的归路，每天都有所缴获，并且说金人困窘急迫的情状。臣私下欣喜庆幸，认为三月间传来的消息大概是荒诞之言。后来又看到黄榜中完整记录的韩世忠防守奏报，更认为早晚一定可以把他们扫除。如今将近二十天了，却一点消息也没有，议论的人很怀疑世忠的奏状未必全是真的。又连续几天从常州、润州来的人都说，敌人在蒋山、雨花台两处各自扎下大寨，环抱城池开挖两道河沟来防守，又凿山修成小洞，作为避暑之地；陆上增筑城垒，水上制造战船。而采石一带已经渡江又返回的金人，接连不断。如今已经五月了，比平常年份离开巳月多时，反而离去后又回来，他们想留在建康的意图十分明显。这样看来，就又与三月间的传闻相互符合了。臣听说金人行动常常设置诡计，尤其喜欢装出困窘急迫的样子，来迷惑我军。我军陷入他们计谋之中的事，前后不止一次。如今怎么知道他们本来不是打算度夏，而是假装困窘急迫，只是为了使我军疑惑误判呢？建康是东南的咽喉，是国家的门户。天下的转运和朝廷的号令，没有不经过这里而通达的。如果金人果真据此建立巢穴，那么东南的粮饷就会断绝。就像有人扼住人的【疑字】咽喉、守住人的门户，难道还能高枕无忧地睡觉吗？不知道群臣每天到皇上面前，也常常反复谈到这些吗？难道竟认为没有事情，而把应当讨论的事当作太平时代的首要事务吗？还是揣测陛下不喜欢听这些话，所以不把它们上报呢？不只是这样，敌人既然扼住我们的咽喉、守住我们的门户，那么各地群盗也会观察我们的缓急，把我们当作他们决定向背的依据。国家果真有力量使他们退听、屏息不动吗？何况还有意料之外的忧患，其中有些难以明说，却不能不加以考虑。臣愚昧地认为，这件事关系重大，朝廷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早晚都放在心上。等到五六月间我军行动便利的时候，防备各将领与韩世忠一举将其扫除，这不只是除去眼前的祸患，还将使他们终身受到惩戒，不敢再向南来；其中利害，难道不是相差万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