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通志卷七十七

译颂 汉代蔡邕《陈留太守行小黄县颂》：大颢主持政事，建立春阳之时。我们的君侯勤勉不懈，来到小黄。众多官吏整齐恭敬，提起衣裳登上正堂。于是教训、勉励他们，向他们显示法度和准则。推究罪过要根据内心，审察狱讼要依据实情。对于刑罚滥用要谨慎，只求从轻处理。有罪而罪小的，放弃处死而使其生存。伟大的教化已经普遍施行，百姓因此安宁。于是作颂，用来彰显德政的声誉。 《考城县颂》：光明的帝王之道，向北通到考城。劝导这些务农的百姓，经营春耕农事。农桑事业，是国家的根本。我们的君侯勤勉不懈，美好的德音远播。率领你们这些百姓，谨慎恭敬地听从。女子拿着筐子，男子拿着农具耕作。再三告诫群僚，务必要宽缓公平。罪人得到赦免宽宥，监狱因此清空。 崔瑗《南阳文学颂》：从前圣人制定礼乐，是要统摄天理、治理万物，经治理国家、安排序民，建立均平、制定法度。顺着事物有利的方面加以利用，使它们不失本性。所以观看礼仪便能形成恭敬之体，听到音乐便能使内心和谐。这样以后，才知道返回本性、端正自身。取法于天的规律，以调和声音；探求圣人的言论，以形成谋略。用它来调和邦国，协调万民，安排宾客和使者，使远方之人喜悦。观察人的威仪，是为了省察祸福。人的容貌、言语、视察和听闻，都由此取得依据。百姓生活怎样，就用礼乐加以引导。于是修治礼官，振作羽籥舞具。我国已经淳厚，我的民俗已经敦朴。神妙的音乐使百姓得到美好，人口于是繁盛。没有一句话不得到回应，他的德行理应光大。先民已经逝去，依赖这些旧有典章。我们的礼仪已经有秩序，我们的音乐已经馨香。三种大事都得到很好的安排，却没有人知道它的形迹。晋代潘尼《释奠颂》：阴阳二气交替运行，五德相继显明。黄精之气已经盛极，素灵之气于是发光。有皇帝承受天命，建立我们晋朝的疆土。上天把大宝赐给他，使他如飞龙登位。宣扬创业根基，广大地延续光明的事业。三分天下始于文王，接受天命而终结天下则在武王；席卷要地和蛮夷，荡平安定荒远险阻。以大道救济群生，教化流布天下。后代皇帝承继法式，大力光大前人的事业，统有万方，使光明充满宇宙。上天笃厚地降生太子，继承大统之期，挺拔秀异。圣明恭敬的品德日益升高，深邃明智而宏大茂盛。专心留意儒术，勤勉研习古代训诫。遵循正道，谦让年长者；降低身份，虚心下问。言辞铺陈如金声，光彩润泽如美玉。像月亮升起，像天道运行。于是延请台保，任命经学之臣。圣上的容貌庄严肃穆，侍讲之臣恭敬和悦。抽绎阐发幽微的言论，启发大道的真理。探究幽深，穷尽奥秘，温习旧知而获得新知。讲学功业已经完成，精微义理已经研求。尊崇圣人、敬重老师，择定日期举行告奠。陈设三牢，牵引四县。既已戒备整饬，于是洗手进献。恭敬谦逊的孔圣，是百代君王所难以企及的；勤勉不倦的颜回，好学而没有违失。皇太子啊，体察神明、符合天机，吉祥的征兆先已显现，对未来洞察入微。两宫之中人才济济，百官和善盛多。俊才贤士如鱼鳞般聚集，杰出之士充满朝廷。像和氏之肆，没有不是美玉；像仪态端庄的凤凰，使我们的云韶乐充满欢乐。[疑误：原文“▯瑶谁剖”字形有误]谁来剖析美玉，四门洞然开放。云韶乐为何欢乐，神人确实和谐。蝉冠和冕旒照耀庭院，衣带和佩玉震响台阶。以谦逊使德行发光，以仁爱怀抱恩德。我的酒清澈，我的菜肴馨香。演奏六代舞乐，歌唱九成乐章。众多的贵族子弟，众多的学生。从昔日洗涤心灵，来观看国家的荣光。学习如同培植幼苗，教化如同风吹草偃。用文章使我广博，用大道使我宏大。万国如蝉蜕般更新，更何况那些俊秀人才。钻磨蚌珠使它明亮，剖开石料使其中的玉显露。丝织品不论玄色黄色，水流不论方形圆形；引导它便向前流，染它便显出鲜艳色彩。像金属接受模范铸造，像黏土制成方砖。上有所好如云聚集，下有所效如河川奔流。从前周朝兴起，是王道教化的开始，有文王，有武王，当时正用他们教导太子。如今我们的皇太子，继承圣德、通达事理，光明相继，永不止息。何谓庄严美盛？就是执掌文德、智慧的君王，亲近侍奉这一人，确实辅佐君主。孝道融洽于家庭和国家，光辉照耀九州。纯厚的福祉从晋国而来，万世永远昌盛富足。我这微末的下臣，过分地充任近侍，惭愧地跻身风云际会，与鸾凤、蛟龙般的贤才同列。自身沾染芳香流泽，亲眼观赏盛大典礼，竭尽诚意作颂，恭敬歌咏圣上的志业。唐代韩愈《公孙侨不毁乡校颂》：我想念古人，那就是郑国的子产公孙侨。他用礼治理国家，人民还没有安于他的教化，便到乡里的学校游学。众人议论纷纷，都说子产如果毁掉乡校，议论就会停止。子产说：“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可以成就美善。”哪里是喜欢多言，不过是各人表达自己的志向，其中也有善意。我们施行政事如果不善，我就躲避；究竟是善还是不善，我在这里观察。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消除；下面堵塞了言路，上面变成聋子，国家就要倾覆了。乡校既然没有被毁，郑国也因此得到治理。在周朝兴盛时，养老而征求意见；等到周朝衰落，诽谤的人反而被派去监督。成败的迹象，显明得可以观察。子产执政的法式就在这里；只是他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所以教化只能止于一个国家。如果真能遵循这条道路，治理天下的君主就能使教化曲折通达、旁及四方，施行到无边无际。唉！四海之所以不能治理，是有君主而没有贤臣，谁能继承这种事业呢？我想念古人。唐代韩愈《公孙侨不毁乡校颂》：【我追思古人，那郑国的公孙侨，按照礼义辅佐治理国家。当时百姓还没有安于他的教化，他便到乡里的学校去。众人的议论纷纷，都说：“如果子产毁掉乡校，议论就会停止。”他说：“这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样反而可以成就美政。”那些话哪里只是多嘴多舌呢？也都是各自出于向善的心意。我如果做得不善，就躲避开来；究竟是善还是不善，我正可以在这里观察。看那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也不能消除；下情被堵塞，上情听不到，国家就要倾覆了。乡校既然没有被毁，郑国便因此得到治理。在周朝兴盛时，奉养老人，并向他们请教意见；等到周朝衰败了，却让诽谤者充任监察。国家成败的迹象，明明白白，实在值得观览。这就是子产执政的法式；只是他没有遇到更大的机遇，所以教化只施行于一个国家。假如真正遵循这条道路，辅佐天下的君主，使教化曲折畅通、向四方广泛传达，施行到无边无际的地方，那该多好啊！天下四海之所以不能治理，是因为只有君主而没有贤臣；谁来继承并发扬这种事业呢？我追思古人。】宋代李棁《偃师嘉禾颂》：啊，皇上的教化多么淳厚，开创乾坤，光辉盛大，正是充满珍贵的吉祥。我的田地整齐肥沃，广大无边；滋生秀美，承受灵气；一茎多穗，异于寻常。农人说：“啊呀！”便把嘉禾献给县令。县令弯腰接受，用匣子装好送到府中。府中不敢据为己有，又送还给皇帝。皇帝说：“好！这是上天赐予的丰厚福祉，实在不是我所制造的祥瑞。”史官已记录在册。元代赵允迪《河南瑞麦颂》：百谷茂盛，充满田畴；微小的种子，只有麳、麰两种麦。春天播种，秋天收获，陇亩覆盖着秋日黄云。两穗合为一穗，三穗并生；四面垂下金色麦穗，周围缀满麦蒂。惊动了野外老人，他们看见这种瑞麦；还没有作歌谣，便先来献上嘉瑞。二千石官员啊，谁能不说您贤良？若不是监察侯，又有谁能担当？宾客僚属前来登上公堂，遥望北阙举杯祝贺。众人拜了又拜，叩首俯伏说：愿皇帝一人有庆，万寿无疆。

译明代宋濂拟薛收《上秦王平夏郑颂》：武德四年秋七月初一，记室薛收叩头再拜说：仰念秦王殿下从晋阳兴起，辅佐我皇帝，起义兵平定祸乱。金鼓一响，没有不称臣归顺的。只有郑王王世充、夏王窦建德不明白天命，侵扰我边疆，杀害百姓，抢掠财帛。这样的战争接连不断，实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皇帝震怒，下诏命大王统率诸军征伐郑国，于是大王在谷水击败王世充，进军包围洛阳。窦建德不思自守，反而与凶恶势力会合，率十万军队前来救援。大王率诸将奋战，将他击败并擒获。于是王世充智穷力尽、援军断绝，率群臣到军门投降。大王到长安，在太庙献俘，举行饮至礼。皇帝下诏在市中斩窦建德，赦免王世充为庶人，迁往蜀地，并大赦天下。天下百姓欢欣鼓舞，认为这是皇帝睿智的谋划和雄伟的筹算，以及大王显赫卓著的武功，光明盛大，无可超越。薛收身在军中，亲眼看见大王制胜、料敌的奇谋，以及进退击刺的威武，耳目震骇，仿佛面对鬼神。虽然自己浅陋无知，也不能不作诗歌铺陈皇帝盛大的恩德，因此谨作《平夏郑颂》一篇献上，希望借此昭示万世，宣扬大唐的声威功烈，彰显王业建立的艰难。颂辞说：真主挺然而生，居有灵秀之地，孕育非凡之才；有如天日的仪表，龙凤的姿态。吐纳阳气，鼓荡阴气，主持造化的机理；精气神所到之处，万物无不安定。皇帝起兵，来遏制隋朝的祸乱。秦王以神妙的运筹辅佐皇帝；有的人献上奇谋，智慧如同大龟；有的人施展勇力，力量如虎如兕。雄威吞并八方，取得胜利容易得如拾取遗物，迅猛如疾风鼓荡。声势浩大，四方来归，燕、魏相继投降，秦地也因此崩毁。金鼓之下，谁敢怠慢？只有夏、郑这两个小丑，占据河北、河南，兵器锐利、弓弩强劲，形成鼎足之势，力量与我军抗衡。夏军攻陷黎阳，妄想取得百战百胜；卫、滑、齐、兖等地被蹂躏，战乱不能平定。郑军夺取汴、亳，侵夺我方屏障；像封豕长蛇一样贪婪吞噬，越来越横暴。何况他们在官城大设陷阱，四面削壁突起，高峻如甗、甑。稍有忌惮便会陷入其中，宗族覆灭、性命丧失；怨气充塞上天，凝结成灾异。百姓实在悲哀，这种苦难何时才能结束？皇帝说：“唉，我的百姓有什么罪过！秦王，我命令你赶快筹划此事！你披甲，你张弓，你选拔精锐骁勇之士，向东进攻他们的都城。”秦王拜首受命，举行祃牙祭、辞祖出征；旌旗飘扬，士卒呼啸：“你们要万分珍重，赶快前进，扼守龙门，不要逃避贼寇的诛杀！” 又说：“你们施展德威，把敌人看得如同不存在，包围河内，打击它的主要据点。”又说：“你们扩大军势，擂动战鼓，控制洛口，断绝敌军的粮饷运输。”屡战屡胜，秦王于是进军洛阳，把军队移到青城，营垒像星辰一样交错。敌军逼近谷水，我军设置木栅，以虎为名。洛阳王说：“你赶快前往与我交战，把骑兵引向南方，挫伤敌人的胆魄。”神威不可抵挡，敌军逐渐退却。横向设置防线，长途追击，像防止水流进入囊袋一样；又挖壕沟固守。早晚击鼓鸣柝，没有多久便擒获敌人。用大鼎和沸腾的锅、炽热洪炉来熔炼，什么金属不能熔化？夏人最终仍然狂妄，兴兵助恶，军队多如树林，确实令人惊骇。秦王说：“安定下来！众军不要动摇。”敌军士卒已经疲惫，敌将又开始骄傲，敌人的败亡命运已经注定，胜负就在今天。或许上天要使我们摆脱劳苦，命我射出一箭，射中这两只恶鸟。虎牢是敌人的咽喉要道，我们要去夺取它。你们手持短兵器，一边行进一边诱敌；在防线中埋伏精锐，等敌人深入，再与他们拼死鏖战。敌军因此非常恐惧，尸体铺满道路，进退两难，行动反复而骚乱。敌军侦知我军牧马将要袭击，便逃走了。秦王于是渡过黄河，抵达广武；母马和骡马多如云集，却故意留下不取。敌军果然来迎战，在牛口排列栅栏；我军营门从辰时一直到午时都没有出兵。敌军士气已经衰退，疲惫不堪，想要逃走。秦王对士卒说：“趁你们整顿部伍，由你们率领骁勇骑兵，冲击这些丑类；长矛从正面推进，两翼截断敌人的两肘。”适逢敌军正在朝集，队伍颠倒失序；震雷突然响起，来不及掩耳。刀枪交错，飞龙般冲击，熊罴般怒吼；天日之间黄尘升起，如同浓雾。正当战斗酣烈之时，秦王出奇制胜，命尔知节等卷起军旗疾驰，从侧面绕过敌阵，张起我军虎旗。敌军惊惶恐惧，奔逃如融化的冰流。观察敌军首领，他想断绝道路向西逃走；秦王以神勇长矛一指，他便仆倒如死尸坠地。秦王命武威将他抓住捆绑起来，囚禁示众给郑人看。郑人说：“唉！我们的援军已经断绝，力量无法支撑；我们愿袒露上身，牵羊跟随投降。其余仍在作乱的人，也都将回来归顺。”于是奉上玉玺再拜，希望免于全部诛灭；秦王擒获俘虏，整军凯旋。秦王身披金甲，悬挂鱼袋，远远望去光彩闪耀。大将排列护卫，前后相连；铁骑一万匹从旁遮护羽纛，鼓吹声纷杂，以金镯打节拍。太庙光明显赫，直上云端。陈设俎豆，献上酒爵，笾豆整肃美盛。俘虏献上之后，一边拜礼一边祝祷。祝祷完毕举行饮至礼，宴席排列如竹林；醇酒像河水流淌，精美的肴馔如树林聚集；水鸟都喝醉了，歌咏声接连不断。皇帝说：“唉！窦建德实在不恭敬，积蓄祸患、助长邪恶；他的父亲曾经倔强抗命，本应斩下他的首级，以惩戒丑恶凶徒。王世充的罪行本已很重，但他率众抵抗进攻，我姑且不杀他，迁置到蜀地。百姓实在困苦，转运粮饷供给军队；有的人居住在偏远地区，长久被敌寇封锁，惴惴不安地自保，休息和屏息都感到艰难，应当实行给复之令，宽免他们的徭役。再赦免天下，以显示天下大同。丹凤衔诏，远近无不通达；大力宣扬皇帝的恩泽，充分彰明仁德功业。四方百姓都有话说，仿佛遮蔽的帷幕被撤去。从前战争连绵，城邑相接处血染荒草，千里之间几乎断绝人迹；如今安闲欢乐，家室安宁。”兵器全部收起，化成蓑衣。人和已经逐渐形成，上天的休祥应当降临。山中出现器车，厨房中显现瑞草萐莆；驺虞出现在郊外，凤凰衔草筑巢；黄龙舒展彩色，白鸟振翅显洁。无论北方南方，都受到声教的浸润。看那梁、楚之地，形势如千钧系于一发，必定知道将来会来朝贡，不必劳烦斧钺。上天生育百姓，后代即使出身卑贱，也必眷顾有德之人，使其安定并抵御祸乱。史书所记的事，连续翻阅也说不完；考察秦汉历史，其事迹十分明白。秦始皇肆意暴虐，虎视天下；凭借华山、黄河作为险固，自以为可以防守，却因祭祀狐鸣而引发天下动乱，局势像沸腾的羹汤。六国重新兴起，各自立王；项籍从会稽起兵，声势号称最强。

译他大声怒喝，万夫都吓破了胆。刘邦像扫除障碍一样斩灭他这个豺狼般的强敌，一举平定天下，于是天下安宁。强大的隋朝比秦朝更加亵渎天纪，各地豪杰举兵，聚集起来如蜂蚁一般。如果没有人代为平定，怎能治理天下？只有皇帝英明睿智，顺应时运而兴起；只有秦王辅佐他，统临四海。挥动黄钺、白旄，剪除铲平不守法度的人；没有坚固之物不能摧毁，没有险要之地不能攻克。夏、郑既已平定，天下太平可望实现。与炎汉相比，功业相互辉映，各有美盛。显赫的神功，可以昭示万代。薛收身在军旅，亲眼看见伟大的功业，谨敢扬写颂辞，告知太史。清代汪琬《睢州汤烈妇旌门颂并序》：顺治十七年，巡按河南监察御史臣粹然说：睢州诸生汤祖契的妻子赵氏，正值明末李自成之乱。贼兵进入汤祖契家，举刀劫持赵氏，要驱赶她出去。赵氏厉声呵斥说：“国家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竟至于屠杀百姓、侮辱妇女？上天的诛罚将要降临，很快就会看见把你们肢解示众，把肉喂给狗猪；连死都不怜惜，竟还敢用刀锯来威胁我！”贼人十分愤怒，于是用刀杀死她。直到今天，整个睢州仍在流传此事，人们说起便流泪；无论白发老人还是缺齿之人，传说都没有不同。于是士民某等向长官说明情况，长官又上报各府以及司、道官员，转达给臣下。臣进一步复核，认为应当为赵氏旌表门闾，用来劝导世俗。臣谨冒死上奏。听闻此事后，皇帝将臣下的奏章交付礼官议定，礼官的意见与御史所说相同，于是…… 下诏命有关官府遵照成法办理，在她家门上题写“节烈之门”。到了康熙十八年，赵氏的儿子侍讲斌和汪琬都在翰林院任职，便详细叙述母亲为守节而死的始末。最后，汪琬说：我们的祖章皇帝承受上天命运，刚刚定鼎并把国都置于燕地，就…… 命令臣僚广泛寻访明末为国死难的诸臣，共得到二十三人，分别赠官赐谥。与古代释放囚徒、修缮墓葬的做法实在没有不同。兴起的君王尊崇忠义节烈，恩典极其隆厚，用这种办法来振作更新臣民，改变懒惰苟且的风气；创建国家的规模，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既然如此，赵氏得到褒奖宠荣，难道不是应当的吗？汪琬忝居史官，有幸列在斌之后，以文章为职，不顾自己固陋，谨作《旌门颂》一章，交给斌刻在乐石上，永远流传。颂辞说：建立皇极，抚有万方；武功既已收敛，文教于是展开。忠诚和节烈，无论远近幽明都赐予恩宠，处处受到光耀。睢州女子赵氏嫁给汤家，幽静娴雅、贞正端庄，秉持恒常的德行。当时局势艰危，凶恶的贼人煽动祸乱；叫嚣纷乱，睢州百姓人心惶惶。赵氏却独自不肯屈服，抵抗那些凶徒。凶徒哪里知道义理？正放纵而狂暴；鲜血流淌，最终涂满凶器。睢州百姓因此一边歌唱一边传扬，又为她的遭遇深深悲伤。柱史采录此事，将它上报朝廷。皇帝说：“好！这符合天下人的愿望，我难道会吝惜而不为你表彰吗？这也不是偏私于你，而是你的节操确实美善。”于是命睢州人开采石料，在高冈上建造根基，又竖立牌坊。黑色的双柱华表使门墙更加绚丽，彰显礼教宗旨，卓然光辉灿烂。有嵩山一样高，有黄河一样长；河流长存、山岳耸立，美好的声名永不消亡。”张楠《偃师瑞谷颂》：康熙二十七年秋八月，偃师县庙前村嘉禾一茎三穗，同时生长，申报朝廷知晓。皇帝面容显出喜色，一时都称为祥瑞。众人说：这是皇帝的功德招致了上天的休祥。于是作颂说：戊辰这一年，农事获得丰收。浮丘的原野，惠及我们，使我们兴起歌咏。灵异地产出嘉谷，祥瑞云气笼罩平坦田野。一茎三穗，古今都称为奇异。丰年是喜庆的征兆，粮食多得装满篝筐。遗留下来的禾束和滞留的穗子，怎能承受这样的休祥？应把它归于上天，上天肃穆而幽深；也还给大地，大地广大而长久。问农人，他们都熟悉其中缘由。海角之地也受到广大恩泽，都在追求美德。

译嘉祥很快降临，确实提升了宏大的事业。恭敬地记述此事。《万寿宫告成颂并序》：臣卢焯。河南省万寿宫落成后，总督士俊已经恭敬记述了建造缘起和始末，又作赋一首，推扬我皇上的盛德大业，用来配合《九如》颂，传示万世，永远无穷。臣卢焯极其愚昧浅陋，虽如管中窥天、以涓滴测量宗海，哪里足以述说圣德的万分之一？但我想到唐虞时代，上有赓歌赞颂的盛况，下有百姓在康衢击壤而歌、在华封祝寿；连道路乡巷中的小民尚且能够歌唱。歌咏太平，彰显于史册。何况臣屡受圣恩，充任守土官，仰望看见…… 乾坤的形貌、日月的光辉，虽然文辞不能完全表达，但我仍踊跃作文，忘却自己的浅陋愚钝，谨作《万寿宫颂》一篇，用来记载宏大的恩泽，表达颂祝祈祷。颂辞说：我…… 皇帝登临帝位，功德足以比拟三皇，淳厚教化达到极盛。恩泽宏大广博，早晚都勤勉兴作，始终不懈。大德之人必享长寿，万年都拥有福禄。臣拜手叩首，六服之人前来归同。荆山、黄河之间是豫州，这里…… 说：这里土地居中，五色云气升起，太阳仿佛近在咫尺；庄严地通达朝会，绵延不断地举行祝寿祈福的…… 宫殿金碧辉煌，重大礼仪仍局促在旧有场所，地势又不能专用，怎么敢就此满足？大臣谋划重新修建，众官员也都一致赞同。大家欢欣喜悦，于是择定吉日，创立宏大规模，储备梁柱栋材，召集娄氏输送工程。规划取法天地，测量日影绘制图样。大鼓不要急促催赶，众人都欢喜而趋赴。座席环绕钩陈星，星辰连接紫微宫；帝王的帷帐于是张设，祥光瑞色交相辉映。玉阶上盘绕着螭龙，屋角像凤凰展翼；宫门上空云彩散开，衣冠人物如锦绣交织。旁边有值宿官舍，下面有回廊，侧面有复阁，里面有曲折的房屋；它的高度…… 丹红的门扉，它的宽度；红墙，它的长度；驰道蜿蜒，虹形屋梁映着杨柳；春日旌旗映着桃花，绶带飞舞如白鹭；清波环绕圆荷，翠盖覆盖碧绿池沼。香云盈盈，蓬莱仙岛雾气霭霭；宛如瀛洲、方壶。宏伟高大啊，杰出的建筑排列如星，棋布一般，轰然作响，不久便建成了；不只是建成，还符合…… 天降福禧的年月日时，正值摄提格年、元朔的吉日，于是工程终于在一个公旬内完毕。大挠推算日期，羲氏以恭敬之礼告知，愿圣人的寿命延续千万个春秋。中原大地啊，羲、轩抚育安定，尧的车驾所到，舜的琴瑟所游，禹开凿所及，汤盘铭所留；涧水、洛水之间可以卜居，郏鄏是周朝定都之地；北面临近清漳，东面控制淮甸，河流环绕腰部，山岳围绕面前。风雨调和，山川肥沃广衍；沐浴在太平之中，歌舞欢欣。伟大啊，我…… 皇帝的教化遍及九州，恩惠施及豫州百姓。皇帝如同百姓的父母，豫州人一同前来，大小官民都叩首。愿天地长久，愿圣人长寿。新宫高大巍峨，左边台阶、右边平地。鸳鸾般的贤士已经聚集，簪缨衣裾已经充满宫廷。百官卿士以及众多百姓，愿皇帝万年长寿。众人同声颂祝；角、亢星所在的宫垣，寿星降临之处，嵩山、少室山所在的地方，正是三呼万岁的土地。上天赐下纯厚福祉，豫州实在聚集了祥瑞。小臣作歌，用来记载…… 圣人的祥瑞。张鸣钧《中天日月光华颂》：颂诗八章，以“以德动天、监祥开日华”等句为韵。豫州处于中原，形势如群星拱卫天枢；清淑之气氤氲，开启乾坤之道；珍贵的太和之气相互激荡，包容天地经纬的精华。考察古代图书文字，文明最初在河洛开创，原本就多有神灵赐予的祥瑞。验证今日，太阳、月亮、五星会合于娵訾，早已符合…… 真正的符瑞。这一年正值单阏，律吕应姑洗；十五日，月华在半夜出现，经历戌、亥、子、丑四时之久。二十六日，日华在正午出现，经历辰、巳、午、未四时之久。奇异的文彩，灼灼照耀紫色天空；光辉相连，重重叠叠，纷纷布满碧空。重新纪年的开始，符合…… 龙飞升天而天宝凝聚祥瑞；帝王面南而治的亨通，接续清晨旭日，金轮焕发光彩；如同坎离相交、阴阳互济。人们共同庆贺升平，白昼黑夜接连长明；历数都预示着长久。鸣钧生逢圣明时代，任汴城司法官，欣喜看见庆云，恍惚亲临…… 丹陛之前。惭愧自己缺少像蔚宗那样的大手笔，只能遵循《天保》诗来颂扬皇上的恩泽，谨抒发欢欣喜悦，以赤诚之心记录时日来表达…… 贺颂。颂辞说：恭敬地想，我皇帝一人能够明察…… 崇高的德行光明灿烂；太虚之中的日月，按一定法则交替运行；□气循环不息，运行符合玑衡，出入没有差错；照临天下而无所偏私，以光照九域；政治符合自然化育之道，四灵全都来献瑞；冲和之气达到调和，天地开阔通畅；东沼祥瑞升腾，西陂瑞应接踵而来。天子居于中央，盛大的云气涌动；三足乌正处中天，文采照亮天空；阳气充盈于子时的一半，回望月中蟾兔更显妍丽；重重日轮相抱，璧玉相合、珍珠相联。光辉照耀嵩山宫室，妩媚映照洛川；吸纳灵气，孕育精华；融和的规度如明镜般莹洁；女娲炼石色彩斑斓，金色月光闪耀。仿佛奏起云门之乐，宏大的乐声隆隆；大小官民都叩首，恭敬接受上天的监察。皇帝选拔辅国栋梁，治理安定豫州、梁地；以使百姓富足为首要政务，广泛开垦荒地，使百姓获利。日月显示祥象，降下恩宠和嘉祥；绘制图册入朝报告，恭敬地应答颂扬。九重宫门旭日初晴…… 宫门刚刚打开，庆云灿烂绵延，瑞气近接蓬莱；皇帝于是询问并警戒臣下。上天眷顾于是降临，奋力建立功业，兴盛治道，勉励说：“恭敬吧！”臣下奉…… 愿皇帝如日月般光明，像朝日与月亮一样照耀；月光之华上下交融，天下安泰，君臣相交，声名远播。铺陈文采，确实足以垂范史册。皇帝是人中的麟趾，圣主加以褒奖，诸般功绩更加盛大；大瑞频频降临，都归于我皇帝，所受福禄无边。小臣载歌载舞，歌咏重新升起的光华。张建德《中天日月光华颂》并序：考察古代政治清明的时代，和气充盈融洽，神人与人相互感通；祥光显现在山川，精华萌发于草木。各种福物、可以招致的祥瑞以及大瑞、上瑞，并非只有一种征兆，都足以昭示臣民，声名铭刻金石。至于太阳属阳、月亮属阴，腾跃光辉、铺陈色彩，同时吐放光华，照耀千古，那么自有史书以来，只有中天日月光华这一件事。日月光华、清晨复清晨，这是帝王的歌颂；日月光华集中于皇帝一人，这又是八方诸侯一同进见叩首。难道不是因为圣明之主在位，观察天象、整齐政务，祭祀天地，君主英明、股肱贤良、百官都兴盛，四方风气为之变动，所以独有这样的庆瑞吗？伟大啊，我皇上…… 功德符合天地覆载，治理的美盛胜过功勋文采。吉祥的征兆和嘉瑞成双成叠地到来。这一年正值旃蒙，律吕应姑洗；太阳像重重光轮相抱，五色灿烂；祥云环绕，似烟而又不是烟。豫省臣民万目仰望，无不欢跃舞蹈，都称这是历来未曾见过的祥瑞。这个月十五日，月华又出现在汝宁，同样光彩灿烂、呈五色。十天之内，千里之地相继出现日月重轮，祥光重重照耀中天。圣人的祥瑞再次在天中出现，这是升平的象征，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制府作赋加以宣扬。

译恩泽和美德明亮灿烂，远远追随八方诸侯的歌颂；各位方伯、廉使也都有颂章，用来记载一时的盛事。建德自知不善文辞，面对日月之光无力描绘；但自己如葵藿朝向太阳，内心确实充满诚挚。敬仰之下献上颂诗十章，惭愧没有文采华美的风致，只是叙述升平长久的庆瑞罢了。颂辞说：天门开合，地维天纲；东方是太阳，西方是月亮；夜属阴，昼属阳。若木的光辉，扶桑的光明；承受上天长久照耀，运行有常。美好啊，我…… 皇上的恩泽遍布九州，甘雨祥风降临；百姓安定，万物丰盛，教化深入根基；灵异之物显现于飞禽走兽之间，百福接连降临，纯厚的福祉极其深厚。岁在单阏，时当阳春；天空澄澈，日轮显现重重光环，红黄交错，紫碧纷呈，仿佛相抱而又相承。未到辰时，光影已布满九霄；云气垂下五色，既不像绘画也不像图案，仿佛彩带交织。光彩如龙鳞闪烁，姿态如凤凰展翼；看似在前方，却无法逼近。这个月十五日，月亮也灿然放光；银蟾吐出艳色，金粟般的月光散作花朵；层层排列如绮罗，重重铺展如霞彩。并非秋日的强烈光辉，却整夜绵延不绝。于是测定其处在中天，实在是豫州之地；星宿会于娵訾，黄河在底柱山处清澈；盛世出现祥瑞，百灵聚集，日月同样明亮，万物争相观看。美好啊，这种上等祥瑞是古来罕见的。光华重新照临，卿云交织；只有有虞氏作为天下君主时，灵光照耀圆满天象，才可与尧的文德相辉映。我…… 皇帝的德行参合于天、赞助大地；我皇帝的功业超过诸王、胜过历代帝王。祥瑞多得写不完，福禄多得数不尽，于是日月并列于中天，显现这一…… 神异的星环，紫微宫居中，四方拱卫；王畿之上三足乌运行，彩色重重如顾兔；光辉环绕，适宜宣扬，史册入朝报告。宫门朱红，丹青焕发光彩；藻火纹更加增添光辉。河东制府、当时兴盛的岳牧，都拜手高歌。祥瑞纷盛，怎敢追踵宏篇，谨以短幅恭敬陈述。愿祝皇帝万年长久安宁。百般福禄。书。汉代邹阳《上梁王书》：我听说忠诚的人没有不得到报答的，守信的人不会被怀疑；我过去常认为这是真理，却只是空话罢了。从前荆轲仰慕燕太子丹的义气，白虹贯日，太子却害怕他；卫先生替秦昭王谋划长平之事，太白星侵入昴宿，昭王便怀疑他。精诚能够感动天地，却不能使两位君主相信他们，难道不可悲吗？如今我竭尽忠诚，把全部谋议都希望让大王身边的人知道，却不明不白地被交给官吏审讯，受到世人怀疑，这等于让荆轲、卫先生重新出现，而燕王、秦王仍不醒悟。希望大王仔细考察。过去有人献宝玉给楚王，楚王反而杀了献宝者；李斯竭尽忠心，胡亥却对他施以极刑。因此箕子装疯，接舆避世，都是害怕遭遇这样的祸患。希望大王察知献玉者和李斯的心意，再不要听信楚王、胡亥那样的判断，不要让臣被箕子、接舆所讥笑。我听说比干被剖心，伍子胥装入鸱夷皮袋；起初我不相信，如今才知道确有其事。希望大王仔细察看，稍微加以怜悯。俗话说：白头相交仍如同初识，倾盖交谈却如同故交，为什么？就在于彼此相知与不相知。所以樊于期逃离秦国到燕国，借自己的首级来帮助荆轲进献给燕太子丹；王奢离开齐国到魏国，临近城下自刎，以退却齐军、保存魏国。王奢、樊于期并不是在齐、秦是新交，却在燕、魏成为故交；他们离开两国、为两位君主而死，是因为行为符合心志，对义的仰慕没有穷尽。因此苏秦不被天下人信任，却为燕国像尾生一样守信；白圭作战丧失六座城池，却为魏国夺取中山。为什么？因为确实彼此相知。苏秦任燕国相国时，燕国人向燕王诋毁他，燕王按剑发怒，却赏赐他駃騠；白圭在中山显露才能，中山人向魏文侯诋毁他，魏文侯却赐给他夜光璧。为什么？两位君主与两位臣子推心置腹、肝胆相照，难道会因浮泛言辞而改变信任吗？所以女子不论美丑，入宫都可能遭妒；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入朝都可能遭嫉妒。从前司马喜在宋国被砍断膑骨，

译最终却做了中山国相；范睢在魏国肋骨被折、牙齿被打断，最终却成为应侯。这两个人都相信自己谋划必然正确，抛弃朋党私情，依靠孤立而真诚的交往，所以不能免于嫉妒之人的迫害。因此申徒狄投雍水而死，徐衍背负石头投海，不肯在世上苟且容身，不肯在朝廷结党取容来改变君主的心意。所以百里奚在路上乞食，秦穆公却把政事交给他；宁戚在车下喂牛，齐桓公却把国家托付给他。这两个人难道曾经在朝廷任官，或借助君主身边人的声誉，后来两位君主才任用他们吗？他们内心感通，行为相合，关系坚固如胶漆，兄弟也不能离间，难道会被众人的议论迷惑吗？所以偏听会滋生奸邪，独断专任会造成祸乱。从前鲁国听信季孙的言论，驱逐孔子；宋国采纳子冉的计策，囚禁墨翟。凭孔子、墨子的辩才，尚且不能自行免于谗谀，结果两国因此陷入危亡，为什么？众口可以熔化金属，毁谤积累起来足以销蚀骨骼。因此秦国任用戎人由余而称霸中原，齐国任用越人子臧而使齐威王、齐宣王强盛。这两个国家难道拘泥于世俗、受世系等奇异偏颇的浮言牵制吗？广泛听取意见、全面观察，才能把光明垂示当世。所以意气相合，秦、越之人也能成为兄弟，由余、子臧就是这样；意气不合，骨肉也会成为仇敌，朱、象以及管叔、蔡叔就是这样。如今君主如果真能采用齐、秦那样的明察，避免宋、鲁那样的听信，那么五霸也不足与之相比，三王的功业也容易赶上。因此圣王醒悟，抛弃子之的心术而不取悦他，承认田常的才能，封赏比干的后代，修缮孕妇的坟墓，所以功业覆盖天下。为什么？因为追求善行没有满足。晋文公亲近自己的仇敌而使诸侯强大，齐桓公任用自己的仇人而匡正天下。为什么？因为慈爱仁厚、情意深切，确实发自内心，不能靠虚假言辞假借。至于秦国采用商鞅的法令，向东削弱韩、魏，建立强国，最后却把商鞅车裂；越国采用大夫种的谋略，擒灭强大的吴国而称霸中原，最终又杀死了大夫种。因此孙叔敖三次离任相位而不后悔，于陵子仲辞谢三公之位，去替人灌溉园圃。如今君主如果真能去除骄傲之心，怀有报答臣下的意愿，敞开心胸显露真情，推心置腹施加厚德，始终与臣下共同面对穷困和显达，对士人毫不吝惜，那么即使是夏桀的狗也能让它对尧吠叫，盗跖的门客也能让他刺杀许由，更何况凭借万乘之主的权势、借助圣王的资质呢？然而，荆轲沉杀七族、要离焚烧妻子儿女的事，难道值得拿来向大王讲说吗？我听说明月珠、夜光璧，如果暗中投给路上的人，众人没有不按剑相视的，为什么？因为它们没有缘由地突然来到面前。盘曲的木头，根柢盘结奇异，却能成为万乘之器，是因为左右先替它作了容饰。所以没有缘由地来到面前，即使拿出隋侯珠、和氏璧，也只足以结怨而不能得到恩德；若有人先作引荐，即使枯木朽株，也能建立功业而不受忌妒。如今天下有许多居于贫贱、困穷独处的士人，虽有尧舜的学说，怀有伊尹、管仲的辩才，胸怀龙逢、比干的忠诚，想竭尽忠心辅佐当世君主，却平素没有根基和引荐；即使耗尽精神，想要启发君主的忠信、辅佐君主治理天下，君主也必定重演按剑相视的做法。这就使布衣之士无法成为那种由他人引荐而成材的枯木朽株。因此圣王治理天下、驾驭风俗，独自掌握陶铸万物的权柄，不受卑下混乱言语的牵制，也不被众多人的言论夺取判断。所以秦始皇任用中庶子顿嘉的话，相信荆轲而使匕首突然刺出；周文王在泾水、渭水之间打猎，载吕尚归来，终于称王于天下。秦国听信左右近臣而亡，周王任用乌集之士而成王业。为什么？因为他能够超越束缚人的言语，放开对域外议论的顾虑，独自观察光明开阔的大道。如今君主沉溺于谄媚之辞，受宫帷宫墙制度牵制，使不受拘束的士人与牛马同槽，这就是鲍焦对世道愤怒、不肯留下享受富贵的原因。我听说盛饰入朝的人不会因私情玷污义理，砥砺名节的人不会因利益损害操守；所以地名叫胜母，曾子不进去；城邑名叫朝歌

译，墨子回车而返。如今却想使天下胸襟开阔的士人被威权笼罩、被权势地位压迫，转过脸来玷污品行以侍奉谄媚之人，同时还想求得君主左右的亲近，那么士人只能伏死在洞穴岩薮之中，哪里还会有竭尽忠信、奔赴宫阙之下的人呢？关公《许昌报曹操书》：明公若把大义昭示天下而迅速取得天下，树立自己的功业，这不是我所敢预知的。若汉朝仍然存在，我怎敢不称臣？谨拜受您的厚命。许昌与张辽书：鲁仲连只是东海的平民，替齐国做下等士人，尚且以义理不肯称秦帝；后来秦国要封他为通侯，汉朝也列他为元勋，难道唯独可以让他背负汉朝吗？你暂且不要再说了。

译魏代曹植《与杨修书》：曹植告白：几天没有见到你，思念你十分劳苦，想来你大概也一样。我从小就喜欢写文章，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了。然而当今世上的作家，大略可以说一说。从前王粲在汉水以南独步一时，陈琳在黄河以北才气如鹰扬，徐幹在青州独享声名，刘桢在海滨文采振发，应玚在北魏崭露头角，而您在京城高视阔步。在这个时候，人人都自认为掌握灵蛇之珠，家家都自认为怀抱荆山之玉。于是我王设置天罗大网，将他们全部网罗，聚集到魏国来了。然而这几个人仍然不能腾飞远举、一举千里。凭陈琳的才华，虽然不擅长辞赋，却常常自称能与司马相如同调，这就像画虎画不成，反而画成了狗。我从前写信讥笑他，他却反过来作文章，大力称道，说我赞美他的文章。钟子期直到今天仍以善于辨听著称，我也不能胡乱赞叹别人，是怕后世讥笑我。世人的著述不能没有毛病，我一向喜欢别人讥评弹劾我的文章，有不好的地方便随时修改。以前丁敬礼曾写了一篇短文，让我替他润色；我自认为才能不如他，便推辞不做。敬礼对我说：“你有什么疑难？文章好坏，我自己能够判断；后世还有谁能相知并评定我的文章呢？”我曾赞叹这番通达的话，认为它是美谈。从前孔子的文章和别人交往流传，至于他编定《春秋》，即使子游、子夏这样的弟子，也不能增添一句；超过这个标准来说，我还没有见过没有毛病的文章。大概有南威那样的美貌，才可以评论美丽的女子；有龙泉那样的利剑，才可以讨论斩断切割。刘季绪的才华赶不上作家，却喜欢诋毁文章，挑剔其中的优劣。从前田巴在稷下诋毁五帝、指责三王、非议五霸，一天之内能使千人折服；鲁仲连一番说辞，却使他终身闭口。刘季绪的辩才还不如田巴，而当今像鲁仲连这样的人并不难寻找，难道不值得叹息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兰、茝、荪、蕙的香气，是众人所喜爱，但海边却有追逐臭味的人；咸池、六茎的乐曲，是众人共同喜爱的，墨翟却有非难它们的言论，难道可以强求一致吗？现在把我从小所写的一篇辞赋寄去，请你与我共同品评。街谈巷议必有可取之处，击辕而歌也有合于《风》《雅》的地方，平民的思想，不应轻易抛弃。辞赋是小道，本来不足以宣扬大道、彰示后世。从前扬子云起初也只是前朝执戟侍从之臣，尚且说大丈夫不应以此为业。我虽然德行浅薄，地位却是藩侯，仍希望竭尽力量辅佐国家，使恩惠流布百姓，建立传之万世的事业，留下铭刻金石的功勋，难道只是把笔墨当作功绩、把辞赋当作君子的事业吗？如果我的志向不能实现，我的道路不能实行，那么我将采集百官的真实记录，辨析时俗的得失，确定仁义的正理，形成一家之言。即使不能把它藏在名山，也要把它传给志同道合的人。若不是打算这样直到白头，哪里会有今天这番议论？我说这些而不惭愧，是依仗惠子的知己之明。明早来迎接你，书信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心意。晋代挚虞驳河内应当设立学校的奏书：河内太守鲁防让二百户百姓共同设立一所学校，尚未建成，司隶校尉便上奏说这是违法。尚书郎中骑都尉臣挚虞反驳说：河内是京畿附近的大郡，受到朝廷委任，太守亲自接近民情和事务，足以认识适宜的办法。他多次上表仍然请求二百家设立一所学校，说明他确实关心学校教育，必定希望办成。唐代韩愈《与少室李拾遗书》：恭敬地听说承蒙天恩，朝廷下诏敦促河南去劝谕拾遗公出仕。朝廷之上，大家伸长脖子向东眺望，好像初次看见景星、凤凰一样，争先一睹为快。当今天子仁慈圣明，大小事务都出自宰相；听到善言，乐于接受，仿佛唯恐听不到。自从即位以来到现在四年，凡是施行的政令没有不恰当的。勤俭的声誉、宽大的政策，深闺中的妇女和乡野小民都听得饱、说得厌。韩愈不通晓古代，请问先生：世道难道不是太平之时吗？又有一些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事情降临：年成丰熟，祥瑞和天赐之物纷纷到来。若干代以来的奸徒，不经交战便被拘捕；许多强暴之徒，其凶势消融而畏缩，迎着风便俯伏。若还有一件事没有办成，正好像自己被视为不成人。四海环绕之内，没有一个人披甲执兵。正当这个时候，拾遗公如果不赶快起身，与天下士人君子共同享受成功、共享成果，那就没有更好的时机了。从前孔子知道事情不可为，却仍不断去做，足迹遍及诸侯之国；到了可以施行仁道的时候，却藏身深山，牢牢关闭关隘坚决拒绝，那就和守持仁义的人不同了。想来拾遗公已经整好冠带登车，欣然肯来，施展平生积蓄，以补缀盛德中尚有的缺失，使利益施加于当世，名声垂留后代；我踊跃敬畏，片刻之间都在盼望。又私下听说朝廷的商议，一定会起用派往拾遗公那里的使者；如果您不答应，河南方面必定接着派人前往。拾遗公作为征召的隐士，如果仍不至，朝廷必定加授高官。这样一来，辞谢少数职位而接受更多职位，既有损廉节，也有害义理。拾遗公一定不会这样做。善人正在进用，他们这一类人都对拾遗公寄予希望。拾遗公倘若不肯起身，就会使众多善人无法与您一同施展才能。由于拾遗公不出仕，天子不能完全得到贤良之臣，君子不能全部得到显达职位，百姓不能完全蒙受恩惠利益，这个危害不能算小。希望您审慎察看、长远思考，务必使行为合于孔子的道路，那就非常幸运了。宋代谢绛《游嵩山寄梅殿丞书》：近来有使者从东方来，把诏书和御祝封存的香料交给我，派人告知嵩岳；太常移文，要求合用两名读祝、捧币的人员，府中便让欧阳永叔、杨子聪分别代理。恰逢尹师鲁、王几道从缑氏来到，于是想起早先曾约圣俞同游太室中峰，圣俞在仲春时已经前往。我被人间事务困扰，还没有来得及成行。如今幸好有机会，又有两三位朋友可以作为山水游伴，于是赶紧同他们商议，大家都喜形于色，不待告诫便出发。十二日白天漏刻尚未到十刻，我们出了建春门，住宿在十八里河。第二天经过缑氏，观看游嵩山时所立的碑，碑很大，文字还没有刻到缑岭上。随后寻找子晋祠，登上轘辕道，进入登封，从北门出城，在庙中斋戒。这天晚上睡下，起身后，官吏报告说已到五更；有关官员请我们穿朝服办理仪式。事情完毕，拜谒新建的宫殿，拜见真宗皇帝的御容；稍后到达山麓的峻极中院，才改换冠服，卸下车乘，随从不过几人，带着轻便行装便出发了。当时秋气清爽，日色阴沉，天气还不太寒冷；晚开的花和幽僻的草遮蔽着岩壁，正值人力清健壮盛之时，又有朋友簪缨相伴、谈笑宴饮的适意，于是登高涉险，气概豪迈，心志果决。

译遇到巨大的磐石和超过的大树，一定在它们上下休息，斟酒饮茶，傲然自得地停留很久。道路稍微平坦，就乘腰舆前行；山势陡峭险绝，就穿芒鞋继续攀登。我们窥看玉女窗、捣衣石，石头确实奇异，玉女窗却已经没有了。曲折前行到八仙坛，在三醉石休息，遍访前人的题字墨迹，却已经不复存在了。考察从前三位君子所作的赋，也不过是名声超过实际罢了。过午才到达峻极上院，师鲁体力最充沛，最先到达；永叔年纪最小，也最疲惫。于是大家洗脸漱口，吃饭饮水，稍稍从容后登上封崖山顶，向下俯瞰群峰，那些就是先前踮脚仰望、认为除非插上翅膀便无法到达的地方，如今看去全都像小土丘一样。城邑中的居舍楼观以及众多人物，看上去就像蚂蚁和土堆一样。世人所说的仙人，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如果真有，那么人世间的一切确实不得不被他们轻视了。武后封禅碑原来还保存着，碑上自称“大周”；当时的名贤把姓名刻在碑阴，却没有料到后代会讥笑他们不合典制。碑上空白无字的地方，从圣俞所记的乐理以下，四人同游时所刻的文字尤其精美。我认为古代帝王在这里祭祀天神、记录功德，当时尊崇美盛到了极点，后来的君子不必把它废弃毁坏。又寻找韩文公所说的石室，于是走到了东峰顶的尽头。随后与诸位君子商议，想去拜见诵读《法华经》的僧人；永叔说圣俞曾说此人鄙陋，恐怕不值得牵累损害高雅之名，我还是勉强诸位君子一同前往。从峻极峰向东南沿着险路走，路程不到三四里。有一位名叫法华的人，住在石室中，形貌如同土木，饮食则以猿猴和鸟类为伴。叩问他的真实旨趣，他却言语柔和、应答恰当，无法一一说尽。最切要的话大概是：古人念念都在定与慧上，怎么会夹杂其他念头？今人念念都在散乱上，怎么能够入定？师鲁和永叔扶持道路、贬斥异说，都是最善辩的人；他们不觉心醉而面有惭色，钦佩赞叹，久久不愿返回，同时又遗憾圣俞错误地斥责了此人。当晚住在山顶，约莫是十五日，仰望天空没有一丝云翳，万里景物尽收眼底。子聪怀疑月亮已经离我们近了一些，使人胸襟浩荡，完全忘却世间忧虑。我们在清冷的露水下徘徊站立，真觉得寒气透入骨髓和头发，瘦弱的身体将要承受不住。于是马上回到住舍，点起蜡烛，准备丰盛的饭菜和甜酒。五个人一起敞开头巾、解下衣带，环坐在一起尽情饮酒，赋诗论道，洒脱自得，竟不知道形体的劳累，也不知道利欲念头的萌发。半夜稍稍上床休息，第二天寻找下山回去的道路，行走并不觉得劳苦。中午到达中院，申时从登封西门出去，赶往颍阳，住在金店。十六日早晨出发，骑在马上放眼远望，太室山仍在身后的路上。向南向西走，只能看见少室山；至于观赏少室山的美景，如果不从这条路走，就不能尽览。当地人称它为冠子山，确实很符合它的形状。从这里走十七里，出颍阳北门，寻访石堂山的紫云洞，这里就是邢和璞著书的地方。山路极其陡峭，要攀着藤萝向上走七八里；山上有一个大洞，大约占地数亩，泉水从洞中流出，长期被道士占据〔原文“防”字疑误〕，洞内烟熏火燎，又被涂抹填塞。我已经告诫县令把他们迁出。这里山峰的形势险危绝特，大体彼此相对，仿佛出自巧匠之手；又有一面峭壁上像是天然形成了“神清之洞”四字，字体气势雄健而奇妙，大概可与薛老峰的题字相比。诸位君子怀疑是古代苔藓自然形成的文字，又猜想是大自然留下的笔迹，始终无法考究它的本末。停留了几十刻，正赶上将要下雨便离去，仍然冒着夜色行走二十五里，骑在马上大概已经疲惫厌倦了。这时有师鲁说话，永叔、子聪唱俚俗小调，〔原文“防道”疑有脱误〕吹洞箫，往往逗得大家笑到跌倒，哪里还知道道路的长短呢？十七日住在彭婆镇，随后沿伊水登上香山，到了上下八节滩才饮酒。从峻极中院开始，到这里结束，总共在墙壁、石头、树木之间题名约有十四处。大体上从东门一直向东再向南，从长夏门进入，环绕崧轘山一周，共四百里，可以说把最美的景观全都看尽了。只是心中仍然很不满足，因为圣俞没有一同前来。如今已经回到府城，恐怕下次相见很快就会被尘世事务淹没，所以赶紧写下这些奉告，希望可以代替一夜的交谈。明代何景明拟写给藩司的论赈济书：近来朝廷因淮西报告灾情，免除那里通常征收的赋税，命令守臣抚恤慰问并赈济借贷灾民。这是皇上俯身体恤百姓的意思，恩惠十分优厚。如今郊外乡里的百姓，有的卖掉房屋，离开田地，辞别兄弟，背弃父母而出逃；听说他们都抛弃妻子儿女，自己沦为奴婢，更严重的甚至把尸体丢在道路上，百人中也没有一个能够存活。那些尚未迁徙的人，也都盖上锅、关闭房屋，坐等死亡；有些人反而觉得迅速死去痛快，便在树枝上自缢。死者无人收葬，生者又得不到哺养，过去的事情已经足以为鉴，而将来的形势正日益紧迫。这正是执事应当竭尽智勇、施展长远谋略、广布厚恩以宽解民生、承接皇上旨意的时候。然而，对于利害的实际情况不了解，对于缓急的端绪也昏昧；在内部没有保存民生、应对变故的防备，在外部也没有应付事务的措施，这非常不是谨慎对待人口生计、彰显皇上实际恩泽的做法。我私下认为执事这样做不可取。如果允许我把利害说明，请执事听一听。如今替百姓谋划，大体上利处只有一项，而害处却有三项：征求财物的骚扰，劳役工役的辛苦，以及防备盗贼的忧患，这就是三害；对百姓唯一的好处，只是开仓放粮这一件事。利与害没有同时施行，利害的多少也不相称。如今征取鹰犬，官吏拿着鞭子和绳索逼百姓出钱；又屡次向百姓下令征取胡椒、布、麻、鞶带、缨饰等物，要求百姓先交钱购买，价格加倍而百姓实际上仍得不到物品；还屡次征取粗葛布，使妇女连多余的葛布也没有。这些本来都不是赋税征收，也不是贡品供应，却仍然天天接连不断，所以征求财物的骚扰依旧存在。王府征用黄河工役，筑城、修坟所需的夫役，连老人和羸弱者也包括在内；人们扶持颠倒者、起用废弃者，携带粮食行走数百里，死亡者已经过半，却没有人下令中止，劳役的艰苦仍和从前一样。前些时候因为百姓被抢劫而成为盗贼，便下令各乡设置捕盗盘诘的差役，似乎是权宜之计；然而捕盗者趁机制造奸弊，深查旁及无辜，平日里的无赖子弟成为他们的爪牙羽翼，逐户搜查，杀人杀牲畜，掠取别人的货物财物。盗贼还没有除掉，良民却先担忧灾祸，有司因循敷衍而不加省察，于是盗贼的忧患不但仍在，反而加倍了。开仓放粮本来是为了利民，结果弊端反而更加严重。仓门一开，豪强成群聚集；里胥、乡老隐瞒贫户、估计富户，官府的粮食只用来养饱市井中游荡求食的人，而住在乡野的百姓连糠皮都见不到。富户用车成队、大量运走粮食，贫民却连一斗一升也得不到。又有乡民进城等待发放粮食，随身资粮已经耗尽，每天靠卖糕饼充饥，最终却不能领到救济；等到稍微得到一点，还不足以偿还借贷，反而因此丧命。

译耳朵听到、眼睛看到的这些事情，实在令人痛心惋惜。要想给予百姓什么，必须先除去从百姓那里夺取的东西，像养育驯服兔子一样养护百姓。〔原文有乱码“▯”，此处据上下文译为“兔子”〕不蓄养猎犬、不栽种茂盛树木的人，不会因为斧柄接近自己而砍伐它，所以只是停止沸水而不损伤薪柴，只舀水浇在上面，沸腾并不会停止；养活人却只供给他的口腹，反而割取他的股肉，他终究不能活下去。如今三种祸害尚未除去，却想兴办一项利益来挽救百姓的灾难，这同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同呢？或许还不必死在盗贼刀下，却主动求得快些死在饥饿和劳役中吗？鲁僖公二十年春，修筑南门，是为了惩戒梁国入侵造成的祸患，并不是可以与阿房宫、章华台、金仙观、玉真观等工程相提并论的。连《春秋》都加以讥刺，何况役使百姓时已有饿死者，父子相互扶救，难道还要在荒年强行兴办奇异工程吗？推究本意，虽然可以说是美好的，但落实到行动上，贵在尽善尽美。譬如家中有病人，他的父兄起初替他治病，并不是因为怨怒。如果一个人说应当针灸，就给他针灸；另一个人说应当服药，就给他服药；各人拿出不同药方，温热寒凉杂乱并进，那么这个人不是病死，而是死于医生。如今的劳役，实际上不幸正类似这样。本来是为了抵御盗寇，盗寇还没有到，劳役造成的民间盗寇却已经进入百姓家中，聚集在百姓身上，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又有人说：不要因为加累贫民，不能自存的人，就应当惩罚那些素来富有的人。却不想那些素封之家，起初并没有神灵输送、鬼神搬运财富的办法，不过是凭借天时、贪图地利；如今上天不下雨，土地不生长，他们难道能把土地剖开来吃吗？况且素封之家，收入是普通人家的十倍，支出也同样如此。近年如果不是河伯不仁，就是旱神、虫神作虐；徭役赋税繁重急迫，家中没有一年的余粮。计算土地应缴砖税以外，守城服役的并非只带一捆柴草，而是多至几十人；捐助的也不是几文钱，而是多至几十、上百两银子。这些哪一样不是割肉补疮，最终留下的只是越来越少？他们怎么会满足？汲水的人不能离开深渊，连沟渠小溪也将干涸；童子手持火把登上昆冈，和手中柴薪一同烧尽。古代有个巨无霸，是个高大的人，一顿要吃一百个侏儒的食物。到了傍晚该吃饭时，巨无霸和侏儒一样都饿得空腹。假如规定侏儒吃五十天后，才允许巨无霸进食，那么巨无霸就会饿死，为什么呢？只是接受食物的人不同，而消耗食物的总量相同。如今动不动就说某某富裕，便无限度地向他们征取，把他们当作巨无霸，一顿要抵侏儒一百顿，且要应付五十天，果真有这样的道理吗？如果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形势恐怕会逼得富人全都变穷、穷人全都成为盗贼，那就恐怕不是天下的福分了。况且登上高丘在夜里呼喊，最终酿成齐国的祸乱；骊山的狐狸鸣叫，最终断送了秦朝的国运。野兽困窘了就会抓取，人困窘了就会作乱，这是往事留下的明证。因此，饿死者的尸体遍布道路，乡里井邑一片萧条，百姓所受的祸患太深了。暂停或减免赋税，应当作为首先考虑的办法，这是第一条。荒年中缺粮的，大多是贫苦下户；豪族大家必定积蓄丰厚。假如劝谕他们捐粮的办法不能实行，使官府所掌握的粮斛不多，那么即使有银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粮食，百姓同样无法得到实际好处。因此应制定劝导、奖赏和约束的办法，如授予冠带、称为义民之类，命他们输送粮食以帮助赈荒，接济官府，这还只是第二条。粮食少，价格就贵；商人和小民贪图利益，必定把低价地区的粮食运到灾荒乡里出售。假如官府嫌粮价高而压低收购价格，商人听到风声便不会前来，粮食也就无法运到，危害更大。应当张榜禁令晓谕：宁可允许价格上涨，不可允许压价；这样各地商人的粮食必定会像车辐聚向车毂一样汇集而来，价格不用压低也会自然平稳。这是第三条。百姓既然流散聚集到别处，假如没有安置办法，他们无处栖身，必然困苦至极而沦为盗贼，丰收之地和灾荒之地的百姓都会受害。富郑公在青州时，河朔百姓流入聚集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富公便让他们分散住入林落、坊村、佛寺以及公私房屋，各按适宜之处安置；又取得公私粮食二十余万斛，用簿册登记，约定领取日期，粮食出纳的详细手续，完全如同官府办理。等到麦子成熟，便遣送他们回乡，得以活下来的人有数百万口；这就是把流民安置到丰收州郡的办法，列为第四条。小民在丰收之年，公私方面尚且有许多拖欠，何况如今饥饿疲惫，哪里能够偿还？可以让各处张榜严禁革除：凡是公私一切拖欠的债务，全部暂停追究，不得催逼，以免造成流亡。这是第五条。赈济的办法，关键在于防止贫民得不到恩惠；如果主持此事的人选用不当，吏胥就会作弊，户籍也不真实，富人有满锅的财资，穷人却只能发出哀叹。因此应当选派有才干的官员主持此事，使登记在册的确实都是贫苦下户，并使在官府中的吏胥之徒不得任意施展奸诈；这样即使赈荒没有达到最好的政绩，也多少算是合乎法度。这是第六条。灾荒之年已经过去，如今田里的禾苗已有收成希望，也可以安定聚集百姓；只是百姓已经缺粮，哪里得到种子？可以在口粮以外，再供应耕牛、农具和谷种，使本乡百姓有所留恋，不至于全都成为沟壑中的饿殍。这是第七条。总的说来，救荒的防备，上等办法是先王所说的三年、九年储积，农业有余粮；其次是平籴、常平、义仓、社仓和预备等政策；下等办法是迁移百姓到有粮处就食，以及煮粥赈济。如今所请教的办法，虽然不是预备粮食的完善政策，却也是根据事情随时安排处置的办法。救荒的道理不可不讲，只是现在三月将要到来，田野之外，菜芽、树叶都可以采食；如果银钱、粮米分发赈济得当，再供应耕牛、农具和种子，那么尚未流亡的人一定不会轻易离开乡土，已经流亡的人也会听到消息而回来。其余那些时机已晚、缓慢而来不及办成事情的办法，就不必再讲了。执事您忧虑体恤百姓的隐忧，必定另有高明见解，不知认为怎样？刘理顺答孙白谷督师书：我本来不懂军事，近几日连续读到您筹划谋画的信件，知道贼寇可以指日平定，就像武穆击杀杨么一样。不过，我这个杞人仍有一点私下的忧虑，也有愿意向您请教的地方：一般说来，军队尚未集结，担忧的是没有军队；军饷尚未充足，担忧的是没有军饷。军队已经集结，军饷已经充足，又担忧军纪不明、士气不振。军纪明确、士气振作，又担忧权力不统一、众人不能协同。权力统一、众人协同，又担忧出兵过于猛烈而谋划不够严密。此前军队忽进忽退、忽合忽散、忽胜忽败，直到现在仍没有成功，都是因为犯了这些失误。如今边军陆续到达，骄横的将领已经心生畏惧，三晋地区输送军粮，畿南地区拨留军需，各营部署，明亮如三颗星辰。再严格执行申斥、纠察和参劾，形势已经形成，诸事如臂使指，这些问题都可以不必担心了。然而这次行动关系天下安危，并不只是豫、楚两省的事情；它如同用药须用峻烈剂量、赌博押上全部本钱，绝不能不采取行动，而在不可预知的两军交战之间侥幸求胜。闯新已经兼并曹部，他的部曲令人怀疑，能保证他们真的会为我所用吗？伪官遍布各地，他们的党羽已经分散，能保证他们不会彼此呼应援助吗？

译李申为人狡猾，逃窜潜伏在山中，能保证他不会成为后患吗？荆襄一带是水乡，西北来的士兵和战马，能保证他们能够忍受那里的低湿泥泞吗？左师桀骜不驯，狂妄放纵而毫无顾忌，能保证他不会心怀猜疑恐惧吗？这几件事，都是长安缙绅们苦心焦虑、忧愁得吃不下饭的事情。谚语说：“囊底的智谋，不要留到以后再用。”现在正是使用它的时候。天下的事情，没有威势就不能强盛，没有智谋就不能取得成功，没有虚心就不能有所增益，没有谨慎就不能完善。因此我不敢顾虑冒昧进言的嫌疑，斗胆把自己的揣想附在这里陈述，仰望您明察裁鉴。唉，这实在是我考虑过度了。答秦怀玉开府书：我听说成就大功，取决于见识和胆略而已；兼有这两点，即使经历百战也不会陷入危险。明公您性情和乐仁厚，旧日恩泽久已可比卓茂、鲁恭；新近建立的显赫功业，又足以追及方叔、召虎。接受任命不久，三次捷报已经飞速传来，而且▯取逆超生【原文“▯”字疑为OCR或缺字，语义不明】，把恢复京城的大略传达到了宫阙之下，实在已经米聚日中，岂能说只是管中窥斑之一？史书称李光弼进入汾阳，军营壁垒都为之改观；拿这与如今决防解围、奋力作战消灭寇敌相比，难易、虚实究竟怎样呢？眼下您驻节河南，鼓舞将士，接引余下的百姓，深深掌握了进剿的时机和方法。李际遇逃遁潜伏在山中，不过是游魂苟且喘息；各个伪官如沐猴而冠，已经成为釜底之鱼，只待擒获。再加上卜、陈二位将帅各自建立奇功，锐气正盛，哪里还值得忧虑兵力多少、强弱如何？只是应当训练军队、积蓄粮食，作好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的打算；各项经营部署告成之后，便可以计算日期等待朝廷赐予彤弓。凭明公的见识和胆略，我知道您对此早有谋划，谨静候佳音，静候佳音。孙白老什么时候出关？为什么不早些约定会面，共同形成犄角之势？白老曾经给敝乡写信，深深担心军饷不足，想趁今年秋收之时收买本色粮米，用来接济军需，这实在是万万不能停止的计划。明公或许已经有成熟的谋划了吗？近来有人向主管此事的官员献议说：专门联合土寨，安定边疆并制服闯贼，不过是反掌之间的容易事。大老极力主张这一说法。军队有奇兵与正兵，有虚兵与实兵；必须先使正兵和实兵达到不可战胜的程度，在我方具备这一条件之后，才可以根据时机施用奇兵和虚兵。如果只是凭口舌订立约定，便想取得如同手臂和手指般的协同作用，从而成就平定天下的功劳，恐怕只是尘土做的饭、泥土做的汤，不能拿来充饥。敝乡的事情经不起再次耽误，这对战机影响很大。谨附带陈述，供您裁断鉴察。答张留孺按院书：恭敬地读到您的谕示，敝省如今大概没有一处不是遭受灾害掠夺的地区了。几年来，壮丁几乎耗尽，又正赶上新的挫败，怎么能够支撑下去？所能依靠的，是明公雄才大略、为海内所瞻望，而且您快马兼程赶来，士气自然会加倍。那些苟延残喘的游魂，估计正要抱头逃遁罢了。如今的局势，盼望援兵如盼西江之水；可是那些骄横强悍、不肯听命的人，又像捕鸡的猫一样无能。只有招募训练乡勇，才稍有着落。虽然眼前溃败覆辙应当改变，但训练时间还不长，士兵哪里经历过战事？何况剿除贼寇的事情还不知道结果，恐怕不能因为怕噎着就停止吃饭。把明公已经制定的谋划颁布到各郡各邑，选择有才干的人与他们共同办事，转弱为强，谁知道将来不能取得奇异的胜利呢？禁旅已经出发，估计不久就能抵达汴州；应当根据时机加以调度，使军队行动有纪律，并且专门追求消灭寇贼。明公一定有许多妙用，我没有私下絮叨之意。故乡的事情迫切牵动着我的心，言语杂乱无章，仰望您明察鉴谅，我实在惶恐。王厈上邑侯书：近来看到您修缮城墙、疏浚城池的命令接连下达，家家设置防备，百姓大为安逸而且安康，实在是幸事。然而我私下仍有感到不安的地方，不敢自行隐瞒，谨冒昧陈述。时势困窘而举措却很奢费，这是过去所告诫的；以一项事务的缓办来宽缓两项事务，正是仁人的心意。传记说：“人一旦忙于饮食，其他一切事情都会荒废。”如今防防造成灾害【“防防”原文疑为OCR讹误，含义不明】，麦子和禾稼都没有收成，百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东西，道路上满是呼号叹息。即使不敢希望治理百姓的人绘制郑圗而开汲仓赈济，又何至于在各种劳役同时兴办时耗尽民力，使颜阖从旁叹息其必然失败呢？有人说：忍着疼痛弹压毒疮，揪住头发去救落水者，并不是喜欢疼痛、轻视头发，而是因为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祸害。一个人即使将死于饥饿、死于劳役，也比死在盗贼刀下相差很远。何况眼下还活着，正是因为这些征索劳役，繁重的差役怎么会没有危害？唉，这其实是逃避老虎却跳进山谷的说法。道路上有猛虎，吃人没有失误；还没有见到老虎便先跳进山谷，这是极其愚蠢的人才会做的事。如今把那些尚未立即死在盗贼刀下的人，责令他们死于饥饿和劳役，这同不必死于老虎却反而求得快些死在山谷里有什么不同？鲁僖公二十年春，修筑南门，是为了惩戒梁国造成的祸患，并不能与阿房宫、章华台、金仙观、玉真观等工程相提并论。《春秋》尚且讥刺此事，何况役使百姓时已经有饿死者，父子相互扶救，难道还要在荒年兴办奇异工程吗？推究其本意，虽然可以说是美好的，但落实到行动上，贵在尽善尽美。譬如家里有病人，父兄最初给他治病，并不是因为怨恨愤怒。假如一个人说应当针灸，就给他针灸；另一个人说应当服药，就给他服药；各人使用不同药方，寒热温凉杂乱施用，那么病人不是病死，而是死于医生。如今的劳役，实在不幸正类似这种情形。本来是为了抵御盗寇，盗寇还没有到，劳役造成的民间盗寇却已经进入百姓家中、聚集到百姓自身，不也是太过分了吗？又有人说：不要因此连累贫民，对那些不能自存的素封之家应当加以惩罚。却没有想到，素封之家起初并没有神灵输送、鬼神搬运财富的法术，不过是凭借天时、贪图地利；如今上天不下雨，土地不生长，他们难道能把这块土地剖开来吃吗？况且素封之家，收入是普通人家的十倍，支出也同样如此。近年不是河伯不仁，就是旱神、虫神作虐；徭役赋税繁重急迫，家中没有一年的余粮。计算土地缴纳砖税以外，守城服役的并非只需一捆柴草，而是多达几十人；捐助的钱也不是几两银子，而是多至几十、上百两。这些哪一样不是割肉补疮，最终留下的只是越来越少？他们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汲水的人不能离开深渊，连沟渠小溪也将干涸；童子手持火炬登上昆冈，和手中的柴薪一起烧尽。古代有个巨无霸，是个高大的人，一顿要吃一百个侏儒的食物。到了傍晚应当吃饭时，巨无霸和侏儒一样都饿得空腹。假如让侏儒吃五十天，才允许巨无霸进食，那么巨无霸就会饿死，为什么呢？只是接受食物的人不同，而消耗食物的总量相同。如今动不动就说某某富裕，便无限度地征取，把他当作巨无霸，一顿要抵侏儒一百顿，需供五十天，果真有这样的道理吗？如果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形势恐怕会逼得富人全都变穷、穷人全都成为盗贼，那恐怕不是天下的福分。况且登上高丘在夜间呼喊，最终酿成齐国的祸乱；骊山的狐狸鸣叫，最终断送秦朝的国运。野兽困窘了就会抓取，人困窘了就会作乱，这是往事留下的明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两〕

译这难道能不令人寒心吗？王厈愚昧地认为：酒斟得越多，争辩就越多；政令容易实行，就会有成效。应当先修城池，后修池城，然后再根据时势举事，留下余力让百姓休息；这就是康侯所说的，民力充足，生养才能实现，教化才能施行，风俗才能美善。如今有人眼睛像离朱一样明察，耳朵像师旷一样聪敏，手艺像公输子一样灵巧，各自专门擅长一种技艺，都足以发挥作用。假如让他眼睛数飞鸟，耳朵调节鼓声，左手运斤，右手执斧，那么一件事也不能做好。形势本来就有不可能同时做到的地方。舍弃他本来能够发挥作用的技艺，却责令他去做形势上不可能做好的事，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无法做到；这个比喻已经说明了。俗话说：“不要因三个人在一起就迷失方向，贵在广泛谋划。”我王厈愚钝无能，本来不足以同您谋划政事，幸望您把这封信交给全国共同议论。清代傅而师上书给田邑侯：我们这些人蒙受明公顾念抚育的恩德，至今已经五年了。想到如此深厚的恩德难以报答，又料想百姓卧辙挽留您的时候已经临近，这就像婴儿将要离开父母怀抱一样，留恋恩情出于天性，不能勉强压抑。做父母的即使有一两件事稍微不合子弟心意，做子弟的尚且会想到父母顾念抚育的大恩而不忍说出，何况本来没有一两件不合心意的事，又正当将要离开怀抱的时候呢？只是现在直言劝谏的药力比古代更重，而委婉进谏的义理又是圣人所教导的；所以即使有一两件事当面商议，我料想父母一定会认为这是爱护我而听取它。敝县的苦难太多，姑且把明公还没有完全知道、而我们深深忧虑、万难支撑的事情上报。第一，是应当革除按丁派差的做法。从来粮税由土地产生，差役随粮税摊派；有些地方并没有按丁派差。自从敝县署理事务的人开始这样做，他既聋又瞎，又恰逢在任得势的年头，忘记自己只是“五日京兆”，竟创下了遗祸千秋的根由。然而当时还说只是暂行一时，每个丁男征银不过一钱，哪里料到沿袭成习，流毒至今，竟逐步增加到六七两？丁正额原本只有三分，征到一钱，已经是原额的三倍，百姓尚且不能承受，何况又增加到其中的百倍呢？而且弊端严重到：现在还在的丁男暗中被除去姓名，已经死亡的丁男却明白列入户籍；奸猾的书吏按册加征，里书沿着姓名索取，死者无法捉住他的魂魄，生者却代替死者被剥削皮肉，这就是活人为死者承担赔偿的痛苦。更严重的是，六十岁以上由国家供养的人，过去没有丁差而现在却有丁差；十六岁以下由国家抚养的人，过去没有丁差而现在却有丁差；甚至没有儿子的寡妇，也从无丁变成有丁。这就是无丁者又替有丁者承担赔偿的痛苦。这些弊端，明公难道能全部知道吗？应当毅然竭力革除，以救目前之急、杜绝将来之患，这是第一件事。第二，是应当清理户口食盐。敝县食盐引的新旧额数总共只有三千七百二十张，保正有八十多处，各户人口多少不一；每户每季有缴银二钱的，也有缴三钱、四钱的，苦乐相差悬殊，大略计算，已经增加到一万多了。而且弊端严重到户书可以科派、挪移，不论村落大小，任意增减数额；保正加征钱粮、收钱放免，不计各家人口多少，一概分轻重征收。此外还有巡路每引一钱的陋规，经承每引一钱的常例，以及市井恶棍包揽操纵的愚弄。再加上催征差役时索要酒食、加以勒索，结果使留下的人连赋税也无法知晓，离开的人则唱着“到那边去”的歌。更严重的是，已经逃走的户口无法再追捕，于是把负担总加到尚未逃走的人身上；尚未逃走的户口又借流亡之名，另外加征到现存的镇中。这些弊端，明公难道能全部知道吗？应当明白彻底地清查，以挽救眼前、杜绝将来，这是第二件事。第三，是催征比较时所用刑罚应该宽缓。铸造刑书以救世、使用重典以止乱，虽是前人没有废除的做法，但推究设置笞刑的本意，刑罚轻重本来有三等：上等刑罚只可施加给盗贼、杀人者、衙蠹、市棍等危害百姓的人；其次才用于刁顽强悍、好打官司的人。至于追缴比较钱粮，不过是轻微责罚以示惩戒，只要不拖欠朝廷的正项赋税即可。敝县素来号称淳朴，正赋从来没有拖欠，似乎没有必要过分使用敲扑刑罚。近来催征比较连续十天，竟然整日施用棰楚刑罚，想来或许全都关系到军国重计，我不敢越职过问。只是看见百姓血肉横流，彼此号哭，声音传入耳中，惨状映入眼中。起初还可以变卖财产来供给，如今已经没有财产可变卖；起初还可以向亲友借贷，如今已经没有门路借贷；起初还可以卖妻卖子，如今已经没有妻子可卖，也没有儿子可卖。何况这些接受催征比较的人，原本并不是拖欠赋税的人，只因为琐碎的负担一天比一天多，代替别人承受剜肉般的痛苦；等到瘦弱的肌肉已经耗尽，便只能甘心接受桁杨刑具。明公天性慈仁，难道忍心让无辜者受到牵连，惨痛到这种地步吗？应当怜悯而宽减省察，使将要死亡的魂魄得到苏息，使将要朽坏的骨骸重新长出血肉，这是第三件事。不仅如此，除了这三件事之外，还有三种“空”：征收兽炭而焚烧山林，索取黄精而掘尽积雪，何首乌已经采尽，真后悔神农当初多写了这一味药；百合、山药也很稀少，只恨大地竟滋生了这两种东西。这是草木被采空。羡慕角鹰，便在野外张网捕捉，徒然说网眼稀疏；想得到雕鹰的翅膀，便在山上设笼捕捉，只因羽毛贵重；借兽皮做衣服，哪里还顾虑狼子般的野心，聚集众兽腋下的皮毛凑成白裘，顿时觉得狐狸皮都成了宝物。这是鸟兽被捕空。从前清风吹拂兰若寺，地上还有金莲花；如今车夫奴仆经过祇园，树上连银杏也没有了。这是佛寺被毁空。不仅如此，合并这三种空，又渐渐形成四种“尽”：安土重迁的百姓，听到了雁鸣乌啄般的悲歌，人口尽失；安居乐业的百姓，听到了草黄人行的叹息，民力耗尽；机杼空对着夜月，织机和纺织业尽废；庄稼变成荒草，耕耘之力尽失。这四种穷尽，明公难道能全部知道吗？

译难道会全部相信这些话吗？不过是内有衙役群聚作奸，外有保家逞其私欲。唉！明公应当赶快知道这些，也应当完全相信这些话了。起初或许是因为时势困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今后也应当作为万全的长远考虑，不能留下让人借口的端绪。事情如果不是由明公开始，而是由明公终止，这本来就会使百姓今日为您祝祷、来日歌颂思念，恩德难以穷尽；即使是由明公开始，又由明公亲自终止，也仍然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并不算晚。我们与明公的情谊关系至为深切，感情难以缄默，只知道直言有利于治病，于是忘记了委婉进谏之外露直率。希望明公仔细考虑并宽恕我们，实在幸甚！实在幸甚！汤斌写给宋郡守的信：清查册籍一事，承蒙您的一片好意，厘清剔除弊端，实在是利益无穷。事情办完以后，听说又被驳回，于是到赵尉那里取来您的批票，公开阅读您仁厚而有利于百姓的言论，不禁额手相庆。睢阳是多么幸运，能够得到执事彻底追究利弊的根源，为我们这些人的子孙作长远打算。只是关于徭役、大军两项，您没有说一句，不能不私下有所请求。睢阳卫的土地共有四项，叫作大军、新增、余屯、徭役。弓口中只有徭役一项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其起科数额独少。大军、新增、余屯三项总是以三百步为一亩，大约小地十亩折合行粮地八亩，就像州地二亩折一亩、商丘等县有的四亩折一亩、有的三亩折一亩那样，各地并不相同。虽然创始时已经无法详细考求，但奉行此制已经很久，远在前代二百多年间一直遵循，也是皇清定鼎以来一贯沿用而没有改变的制度。到了庚子、辛丑年间，蠹书制造的诡影地太多，钱粮难以敷用，于是有人把大军三项强行按小亩征粮，这就叫“挤地”。近年来催征比较不能推进，逃亡接连发生，对上使官员受误，对下使百姓受苦。幸而执事明察如犀，识破奸弊，杜绝长期弊病，正是使万民重新获得生计的时机。然而卫中的书吏长期从中作奸，把这里看成利薮；挤地既久，伪造的影地更加便利，所以他们结党密谋，必定不肯全部清理明白。如今借着您的批票中的一句话，竟公然向众人叫嚷：“大军和徭役一样不折算，已经奉有本府明文了！”竟要放肆地进行征派，士人百姓纷纷喧嚷，却不知道缘由。我们深知执事体恤穷苦百姓的仁慈和厘清奸弊的盛心，必定不会让蠹书借机行事，使土地户籍紊乱、士民无处申诉，所以斗胆联名写信禀告，请您发布明白的告示，命令各项土地亩数一概依照旧例，不得挪移变更，希望这样便使里役没有借口可说。总而言之，卫地自从丈量以后，花户和土地数目都可以按册籍查核。除徭役一项外，凡大军、新增、余屯三项，查核清册中小地十亩的，在赤历中登记土地八亩；小地一顷的，在赤历中登记土地八十亩。这样一来，从前的“挤地”自然消失，而当年的旧例也自然恢复。蠹书一定会说：“按小亩计算才能足额，按旧例计算就达不到额数。”却不知道土地还是从前的土地。本朝《赋役全书》规定的额地、额粮，全都依照故明的旧制。从前为什么按大亩计算就能足额，如今为什么一定要挤地以后才能足额？这不是诡影地太多，就是清册之外还有未申报的余地。以前多次奉到明文，命令花户自首、四邻举报，简直已经说到笔墨用尽、笔尖磨秃了。如今竟有花户已经把册子报到官府，里书却将册子遗失、使其无存。欺瞒隐匿而不申报，责任在花户；已经申报却遗失，责任在里书。里书掌管的究竟是什么事？托词说遗失，果真是无意的吗？总之，他们只是不愿土地亩数清楚罢了。我们认为，诡影地和清册之外未申报的土地，没有里书不知道的；应当把责任全部归给里书，限定期限清查申报，以大亩足额为止。这样既不损害国家赋税，又有利于百姓生活，恩泽遍及千家，惠及后世。州中士民只有焚香顶礼感谢而已。此事关系百姓疾苦，敬请明察。启。唐代柳宗元上书给裴晋公：伏惟周宣王、汉宣帝中兴的功业，歌咏于《大雅》，记载在史官笔下。然而申甫担任辅佐，方叔、召虎专门建立了征讨淮夷的功劳；魏相、邴吉谋划国政，辛武贤、赵充国建立了防御羌人的功绩。文治武功所归，中外无人能与之相同。伏惟相公受皇家天命，圣君贤臣彼此契合，谋略与德行相合，从而使天下达到太平。入朝有申甫、魏相、邴吉那样的勤劳，出镇又兼有方叔、召虎、辛武贤、赵充国那样的功业。向东取得淮右，向北降服恒阳，功业接连不断，功劳无人能够相比。因此天下文士都愿意执笔作文，勤加思考，以赞述宏大的功烈、阐扬伟大的勋业。宗元虽然遭受失败、耻辱，被斥退放逐，居守在南方蛮夷之地，仍想振作枯槁的才力，疏通淤塞的沟渠，竭尽浅陋之能，稍稍辅佐您。谨慎写成《平淮夷雅》二篇，因为恐惧而不敢进献，只私下希望让声音传到您的属下那里，希望可以宽宥我的罪过，以表明我的心意。越出职位妄发言论，惶恐战栗之情交相积聚，实在无法形容我的踊跃和惶惧。上书给河阳乌尚书：伏惟尚书凭借深厚的德行和伟大的才干，世代彰显功勋；平定两河之乱，在三城建立功业。即使铸在鼎彝、写入竹帛，也不足以记述您的功劳。如今进驻临汝一带，控制东方，威势隐然如长城，朝廷内外都倚赖您。宗元虽被屏弃在遥远边地，但饱闻您的德声，只遗憾不能亲自执鞭持弓，置身军伍之中，日夜踊跃，不能安居。伏惟您的威势所到，狂妄狡猾之徒已经震惧。您积累的巨大功业，还在不断增加崇高。小子我长久以来凭文章求取进身，曾经喜爱古人的事业，专门应当准备笔札、拂拭缣帛，赞扬您的大功，使它流传不朽。仰望云霄，仰慕之情交相深厚，冒昧触犯您的威严，越发惶恐不安。

译宋代苏轼上书给虢州太守：伏闻您光荣地承受皇帝恩宠，受命分掌一郡，只有这里山河形胜，正适合承当统帅之权；凡是在您的庇护下的人，没有不欣喜的。我私下认为，弘农是古代的旧地，虢国是过去的封邦；周代分封同姓亲族，唐代又以皇室本支担任尹官，这里的富庶一向高于二陕，莺花之盛也不逊于三川。韩公所作二十一篇文章中的风光都还存在，贾岛诗中五十六字所写的景色也依旧如初。有洪水、淄水灌溉的富饶，又承受女郎山云雨的滋润，四时没有旱灾，万物常常丰盛。金铜铸成的宝座充满各县，优良的松柏木材足以供应中都。至于政务简略、诉讼稀少，清静洒脱，有道山的情趣；鱼肥鸥足，依稀具有水乡泽国的风气。若不是贤能之臣，朝廷不会轻易把这里交给他治理；所以前任来此从未久留，而优厚的恩命已经显示出升迁。除非总管一路转运，否则就是进入六曹任职并随侍皇帝。前人的事迹有据可考，这次新任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伏惟知府某官，学问深入本源，道德登堂入室，精微之处穷尽天人之蕴，高明之理探究性命之微。内外职位屡经更换，功名显著；暂时以铜虎符镇守百里之地，姑且以朱轓车寄居三堂。希望您仰体精微之理，俯察百姓与社稷，听到命令便连夜早起驾车，想着在百姓中成就道德教化。我是仕籍中寒微的踪迹，不过是宾客僚属中的俗吏，久已仰慕您的美德声望，向来敬佩您如星斗般的声名。哪里料到在这个时候，竟能得到您的巨大庇护？有贤良之人来治理地方，已经兴起了百姓歌咏“来暮”的歌谣。只怕从天而降的恩宠，又要另行授予您诏命。我的赤诚之情实在无法尽述，对您的思慕更加迫切。苏辙上书给河阳文侍郎：伏闻您竭力辞去枢密事务，获准到名胜之邦任职，恩宠礼遇优厚，朝廷内外都为之庆贺欣慰。伏惟判府司徒郎，辅佐三代君主，始终专一，器量功业崇高深厚；不用多言，四方自然归服；道德高妙，无为而治，各项政务自然成就。这正是朝廷久久不愿发下让您均衡安逸的诏书之原因，也是士人百姓久久眷恋您保境安民之任的原因。只是进退出处的道义，确实是功名事业的最终归宿。留侯有志于跟随赤松子，晋公安居于绿野堂，自然而然得到满足，难道会没有留恋吗？何况三城靠近完整的洛阳，政务只在治理百姓和地方社稷，山林泉石又有足以助兴的乐趣。大道宏大而难以彰明，确实担心后来无人能够继承；百姓仍然思念良好治理，恐怕长久安定尚未能实现。张方平知陈州谢启：伏惟陈州是太皞氏的旧墟，始建于上皇时代；沩水之后，于此开创盛德的封国。这里承接京师首善之风，实在是功臣旧臣共同效力之地；如今只因承受朝命，冒昧领受藩镇的符麾。伏念方平，生逢太平时代，只是修养平常、才能不足任用的散材，却屡次更换台阁要职，久已想着退居门户之内，谨守本分。海上的鸟暂时停留，也受到以太牢祭品款待；风箫忽然吹过，难道能与雅正乐曲的和声相协调吗？不久前我解下郡守的印绶，得以回归乡里，希望安度晚年；于是终年在闲散官署中任职，分别参与那些病弱而被废弃的长民之事。近来又承蒙诏令，重新任用我，授予某官之职。您主持国家政务，调和均平，辅佐时政教化；明察政绩贯通于百官诸事，调理政务周遍于万般细微之处。大道十分平坦，至诚自然能够感通，我岂敢不仰仗您的存录和照拂？只是我的精力已经衰弱疲惫，还要再磨砺这把铅刀，姑且施展一番。所忧虑的是劣马难以长途奔驰。过了这些以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措置。曾巩《上韩相公赴许州启》：恭敬地听说您远行承持祥瑞，入朝侍奉清闲之职，借助太筮占问日期，命令掌管车马的人整治车驾。百神奔走护卫，应该不会有升降往来的劳顿；六气调和节宣，也应当使神明获得舒适。恭敬地认为，判府相公，才华堪称人中豪杰，品行完备而合乎天常；出生在尧舜盛世之后，继承韦贤、平当那样的显贵家族。忠贞纯正的操守，为三朝所简拔器重；和乐平易的风范，足以成为四海的表率。朝廷正比较和安排任用，暂且挽留藩镇辅臣中的杰出人物；您坚持抗拒极为正确的言论，多次辞谢荣誉俸禄。上面眷念寻求旧日德望，正合于皇上的心意，于是用来均衡边疆的劳苦，并就近改任乡邦之职。马缰皮革和金制车轭，已经整齐严备，做好入朝觐见的装束；衮衣绣裳在身，出行完全符合公卿应当归朝的期望。等待接受典册任命，首先执掌朝廷权柄。我身处情势复杂、容易发生奇异差错之地，与您相知最久，素来持心深厚，从未忘记您那微小的遗履之恩；伸长脖颈长久怀念，已经因您将来临而产生扫门相迎的喜悦。还希望您在上能够为了宗庙社稷，善自保养起居。

译赞 汉代张衡《南阳文学儒林赞》：南阳太守、上党人鲍君，怜悯文学的衰废，慨叹儒林的衰落，于是命令工匠修缮并更新学宫，推崇庄严肃穆的礼仪，弘扬人才济济的教化。魏代曹植《太昊庖牺氏赞》：以木德行事，姓风；创制八卦；以龙的祥瑞命名官职；效法大地，取象于上天；庖牺氏主持祭祀，结网捕捞鱼兽；制作瑟来象征四时，神圣的德性通达玄妙。 《帝喾赞》：祖先出自轩辕，是玄嚣的后裔；出生时便以自己的名字为言；以木德治理天下，安抚天地；神圣而有灵明洞察力，教化遍及四海，光明与日月并列。 《禹渡河赞》：禹渡过黄河，黄龙背负船只；船夫们都害怕，禹叹息着仰望上天，说：“上天授予我大命，我当勤勉建立功业、体恤百姓，死生由命。”黄龙于是收敛身躯。 《巢父赞》：尧要把帝位禅让给许由，巢父以此为耻；许由嫌听到这些话会污秽耳朵，来到河边洗耳；巢父认为那水也被污染而把它让给别人。唉，这三位贤士，清白足以激励世俗。 嵇康《许由赞》：许由保养精神，居住在箕山之旁；德性坚贞，形体完备，选择吉日登临仙境。 《原宪赞》：原宪体味大道，财富很少而道义丰厚；寄居在蓬门陋巷，安于贫贱，坚守穷困；弹琴歌唱，自得其乐，身体安逸，内心冲和；进见子贡时，显现出高远清白的风采。 《襄城童赞》：奇异啊，实在难以测度；襄城的小童，厌倦了游历天下，来到这里休息。晋代郭璞《嵩山太室赞》：嵩山是五岳之宗，华山、泰山、恒山、衡山各自为岳；山中灵气与玄远之境相通，神明洞察幽暗与光明；巍然居于中央，是群山中的英秀。陆云《王子乔赞》：遗弃形体而升入灵山，回头顾望身影却不再归来；乘云忽然远去，飘飘然飞向紫微宫。庾阐《孙登赞》：灵秀的山岩如霞彩铺陈，石室像鱼鳞一样层层构筑；青松高高耸立，仿佛宫阙；兰草旁的泉水从窗边涌出。草木茂盛，可以游览；芳香的泉水，可以洗濯。玄远的山谷寂静空旷，只有一张琴独自奏响。先生体现了这种境界，寂静地坐在幽僻岸边；神情凝定如冰，质朴如未经雕琢之木；和煦的阳光也不能使它光彩炫耀；把真性潜藏于内，外在的荣华则消散无踪。面对凝峙的山崖高声长啸，仰慕清朗的风操而弹奏。大道有时隐没，有时废弃；时运有时昏暗，有时消亡；通达者未必显露，玄妙疏放者未必标榜。有人说：先生晦藏德性而逍遥自适，嵇康才华秀异而通达；英明的风度清朗刚烈，道术携带芬芳；美好事物很少不遭摧折，祥兆开始发动而光明初现，精妙的鉴识奇特而绝伦。抬头遥望幽远之处，仰想着玄妙的贤哲。北周庾信《黄帝见广成子赞》：在紫府修治自身，在青丘询问政事；龙湖中的鼎沉没，丹灶中的宝珠流转；云气聚集便降雨，树木凋落预示秋天先到；最高的道理必须达到极致，长生不死也可以求得。 《严子陵负薪赞》：夏天披着皮裘，内心超脱于世俗；即使遇到季子，也不拾取遗落的金钱；鸟巢想要远离尘嚣，鱼儿只沉在深水之中；清白的声名和行迹都归于寂灭，何必一定要隐居山林？ 《孙叔敖逢蛇赞》：孙叔敖早晨出门，面容憔悴地回到家中；母亲回头询问，得知他把怪蛇埋了；你积有暗中的德行，公开的福报将要降临；最终做了楚国的相，死后仍享有荣华。 《张良遇黄石公赞》：张良为黄石公取鞋，跪着接受而毫无怨言；一卷兵书，老人分三次授予；过去人们称他为韩国的相，后来成为汉王的军师；谷城遗留下来的黄石，仍归于旧日祠庙。 《鉏麑见赵盾赞》：赵盾将要入朝，端正衣冠，整齐地持笏；鉏麑接受命令，怒发冲冠；面对贤臣，惆怅地回望城阙；利剑尚未拔出，青槐树下已经自尽。唐代柳宗元《伊尹赞》：圣人中有伊尹，他思念百姓的德行，前往归附商汤的仁德。他说：“仁固然是仁了，但如果长久不亲自施行，百姓便不能迅速亲近；我退下来思考使它迅速实现的办法，认为应当趁夏朝尚存而推行，于是前往夏地，不能再返回。即使在亳殷，也不忍心让百姓久久等待，便急忙前往察看，希望把狂乱者变成圣人，一天之内消除残暴，达到千万倍的效果，只希望最终没有留下祸乱的根端。五次往返而不因劳苦改变心志，事情才安定下来；于是从陑地出兵，黜退桀而尊奉汤，使遗民得以保全。大人没有固定的行为模式，只与大道相合。大道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成为人的父母，这才是最大的。伊尹是圣人中的首要者，已经获得仁德，仍以事情拖延为忧。普通人所疑惑的，正是我认为伟大的地方。唉，这种境界多么深远啊！

译（以上事迹）记载下来，用来作为教诲。宋代王曾《河图赞》：河水中的图啊，开启天地深奥的秘密；共有五十五个数啊，阴阳彼此牵引；只有伟大的伏羲啊，最初从神妙之中开创端绪；竭尽心力与奥妙相契合，哪里知道已经相隔了千万年。 《洛书赞》：洛水中有神龟啊，背负着文图赐予大禹；神禹啊，建立了常道法则；夏商末世啊，常道法则混乱湮没；箕子于是陈述洪范，使皇极因此焕然一新；万世的大法则啊，存留在箕子这样的人身上。 《朱熹程颢赞》：发扬美善，像山一样挺立；面色如玉，声音如金；是天地元气的汇聚，浑厚而自然生成；祥瑞的太阳、祥云、和风、甘雨，龙德居于正中，恩施于是普遍推行。 《程颐赞》：规画圆形，矩画方形；墨绳取直，准器取平；确实是君子，终于成就大业；布帛的纹理，菽粟的滋味；懂得德性的人稀少，谁能认识其中的珍贵？ 《邵雍赞》：上天造就的人中豪杰，英姿超迈而盖世；驾驭清风，鞭策雷霆；纵览天地而无边无际；手能探取月窟，脚能踏上天根；在闲适中通晓古今，在静谧中包容乾坤。 《富弼赞》：庆历年间的人望，元丰年间的老成；片言可以折服敌人，两朝曾执掌兵权；恩泽浸润南北，寿命可与冈陵相配；如岳降星陨，始终都具有神灵般的气象。明代李梦阳《殷三仁赞》：殷朝失去了驾驭天下的权柄，奸邪盗贼率军作乱；上天啊，降下灾祸，神灵也无所依凭；国家既已倾覆，我难道能独自支撑吗？为什么如此悲叹！决意依靠微子、箕子两位贤者，三次进谏终于实行。确实是深明睿智的思虑：赞美微子，因为他是有智慧的人，能知隐微，也能知显著；譬如洪水滔天，便从涓涓细流开始防堵；象牙筷子显示奢侈的开端，琼玉宫室预示灭亡的征兆；箕子抚琴而自悲，在街市上假装狂癫；他以《洪范》辅佐圣王，朝鲜因此获得昌盛。赞美箕子。箕子使殷的祭祀得以保存，干氏以死守节；殷人称比干有七窍之心，孔子赞誉他们为三位仁人。威烈的太师比干，确实是国家的贞臣。贤人一旦亡故，国家就因此倾覆；鹿台上的玉器被焚毁，麦秀之歌含悲无声。赞美比干。薛瑄《曹端赞》：资质纯厚，气质清正；明白事理，内心坚定；笃信而喜好古道，抵御邪说，防止正道受损；有德行，也有言论，用来使后人善良。美好的君子啊，光辉日日更新。箴 汉代扬雄《豫州牧箴》：荆山与黄河郁郁苍苍，伊水、洛水贯穿其间；荣华播布于枲麻和漆树之地，只有依靠这些才能成就事业。田地相连，房屋相接。夏、殷没有把都城建在这里，成周却在此安置。豫州的原野所居之地，就在鹑火星分野。四方角落都有人居住，境内没有比这里更适宜的地方。陪臣掌握政令，不思虑也不谋划；王室逐渐衰微，丧失了爪牙。既没有贤哲，也没有圣人，抛弃而失去了正道。方伯不能维持局面，韩国军队擅自发号施令。文王、武王极其纯正，厉王却变得昏乱。成王、康王时期极其安宁，幽王时却造成倾覆。所以拥有天下的人，不要说我强大，没有谁能败我；不要说我强盛，没有谁能使我灭亡。夏朝占有九州，到末世终于被放逐到南巢。成王、康王时天下太平，衰微降临到周朝后期，屏障遮蔽，忧惧不安；屏障既不能振作，影响便延及子孙。周赧王时达到极点，实际上断绝了周朝的祭祀。我这个牧守豫州的臣子，谨敢把这些话告诉柱下史。崔骃《河南尹箴》：茫茫的天下区域，划分冀州作为京畿。商邑宏大整齐，经营四方。唐尧、虞舜、商、周，都以河洛为居处。成王在郏鄏建都，安置于鹑火分野。各诸夏强盛有力，彼此相从又彼此横行；拆毁我们的墙屋，司徒、司空等官却不能匡正。霸主夺取王室权力，宗庙礼器因而分散；图籍迁到齐国，九鼎进入秦国。崔瑗《河堤谒者箴》：从前洪水泛滥，浩浩荡荡直冲云天。夏朝的司空，于是安定山川。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在龙门开凿；疏浚河道，使水流经砥柱，沿着黄河两岸前进。大陆泽已经受到阻碍，水流分布到北方原野；济水、漯水都顺利流通，沂水、泗水随着水势流行；长江、淮河浩浩荡荡，冀州的居处于是成为州；澹水、菑水潺潺流动，向东归入大海。九州原野十分安定，四方边隅没有危险。到了周朝衰微之时，夏禹的功绩逐渐衰败；疏导不再按照原来的疏导，填塞也不再按照原来的填塞。八方原野淤积，水位高过居民；洪水盛大奔流，屡屡冲决金堤。瓠子河水缓缓流淌，宣房宫因此作歌。主管水务的使臣，谨敢把这些话告诉掌管黄河的人。

译论 汉代孔融《汝颍优劣论》：孔融说：“我认为汝南的士人胜过颍川的士人。”陈长文诘难他，孔融答道：“汝南的戴子高，亲自停留在千乘万骑之间，曾与光武皇帝在道路上相遇；颍川的士人虽然能抗守节操，却没有谁能与天子抗衡。汝南的许子伯和朋友一起谈论世俗将要败坏，于是夜里放声号哭；颍川虽然忧虑时局，却没有能够为天下哭泣的人。汝南的府掾许君教太守邓晨谋划开辟稻田水陂数万顷，后世历代都享受到他的功绩，并且夜里出现火光祥瑞；韩元长虽然喜欢研究地理，却没有像许掾这样取得成功、显出成效的人。汝南的张元伯死后，托梦给范巨卿；颍川虽然有奇异之事，却没有能够显灵通神的人。汝南的应世叔读书，五行文字一眼同时看完；颍川虽然聪明人很多，却没有能够像离娄一样兼具明察照见能力的人。汝南的季洪任太守属吏，他的弟弟杀人应当处死，季洪亲自弹劾自己，走到宫门请求代弟受死，随即饮毒酒而死；他的弟弟因此得以保全。颍川虽然崇尚节义，却没有像季洪这样舍身成仁的人。汝南的翟文仲任东郡太守，最初举起义兵讨伐王莽；颍川士人虽然痛恨邪恶，却没有能够毁弃家产来报效国家的人。汝南的袁公著考中甲科，立即上书请求惩治梁冀；颍川士人虽然仰慕忠贞直谏，却没有能够以生命承担使命、直言进谏的人。” 唐代皮日休《晋文公不合取阳樊论》：三代奖赏臣下，是授予爵位而不是土地，是给予名位而不是器物。到了后世，废弃了古代制度，能够建立一项功劳的人，先窥伺君主的土地；能够建立一件勋业的人，先窥伺君主的器物。由此，鲁国有三桓，齐国有田常，楚国有白公。奖赏过度便产生僭越，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况且周王分封的诸侯，守护本来的封地，享有与其爵位相称的土地；赐给他们斧钺，分给他们钟彝；使他们与百姓同忧同乐，在国内掌握生杀之权，他们的尊贵已经达到极点了。天下无事时，他们推行德化，奉行贡赋职事；平时等待天子巡狩，出行则参加诸侯会同。天下有事时，天子用钟鼓征召他们，用征伐命令他们；对上用来安定王室，对下用来整顿诸侯，这本来就是诸侯、方伯的职责，是常规制度。假如天子另有赏赐，应当以德行谦让，哪里应当再接受土地？假如谦让而没有获准，那么接受它的爵位可以，接受它的器物也可以。况且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不足千里便不足以供养诸侯。诸侯的土地既然受到侵削，天子甸服的土地也会像削枝必然削到树干、剖肉必然剖到骨头一样受到损害。为什么呢？形势使它如此。像晋文公既已在郏鄏安定襄王，周王用土地慰劳他；阳人不服，晋侯便包围阳樊，于是侮辱其宗庙，苦害其百姓，虐待他的甥舅。唉，这也太不仁义了。这样看来，晋文公虽然有护送天子入都的功劳，却有凌辱天子威严的行为。周王赏赐时，他本应推辞说：‘臣重耳凭微薄的德行，担任专掌征伐的职务；遇到狄人侵犯残虐，天王暂时离开宗庙，臣敢于兴起下国军队，诛杀凶臣，安定王室，这只是臣的常职，不足以作为赏赐。’假如天王特别怜悯臣这次小小的征伐，不把它列入刑罚，并延续唐叔的福祚，使臣能够有所奉养，这样的厚赏已经足够了。假如把王畿以内的土地作为臣的封邑，那就是上面滥施赏赐，下面僭越接受。即使天王格外宠爱臣子，难道不顾宗庙的神灵、百姓的心意和后世的责罪吗？可是晋文公竟然不这样谦让，又请求开通隧道。这难道是因为他内心轻视衰弱周王朝的衰微，外部依仗诸侯的强盛而这样做吗？他完全不知道周王还尊重并守护典章礼制。况且周王说：‘从前我先王拥有天下时，规划方圆千里的土地，把它作为甸服，用来供给上帝、山川百神的祭祀，准备百姓万民的用度。’而周王所赏赐的土地，都在周朝甸服之内。周王明知土地在甸服以内，却仍把它给晋国，是因为力量不足以制服晋国。假如力量足以制服晋国，难道肯把方圆千里以内的土地给诸侯吗？所以周王对晋侯说土地方圆千里，其实是在讥刺晋侯接受土地。晋文公没有醒悟，最终还是接受了它。唉，文公称霸，有召请天子前来的讥刺，有请求开隧道的僭越，这些还不算最严重；最严重的事情在于夺取阳樊。宋代张方平《汴河论》：臣私下认为，今天的京师，古代称为陈留，是天下交通四通八达的地方。它不像函谷关、关中那样是天府之国，具有百二之险；也不像洛阳处于九州中央，内外有山河，地势险要足以凭恃。唐朝末年朱温受封于梁，因而在这里建都。到了石晋割让幽蓟之地给契丹，于是同强敌共同拥有平原的便利。所以五代彼此争战，祸乱相继发生，其祸患在于京畿没有藩篱界限，本根没有可以依护的屏障。太祖、太宗等祖宗受天命建立国基时，规模低下狭小，没有恢复周、汉旧都的规模，反而因袭梁氏旧制，难道是喜欢这样才居住于此吗？实在是形势有不得已之处，大体是因为这里有利于漕运、能够供养军队，又依靠强大的军队来建立国家。因此今天的形势是：国家依靠军队而立，军队以粮食为生命，粮食以漕运为根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建国初年疏浚三条河渠，使漕运通达京城。后来制定固定的上供年额，汴河运输六百万斛斗。广济河所运输的大多是杂色粟豆，只供人食和马料；惠民河所运输的，仅仅供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的军粮。只有汴河运输的全是粳米，兼带小麦，这才是太仓储积的实物。如今仰赖官仓粮食供养的，不只是三军，至于京师士人和百姓，数以亿万计，大半都要靠军粮的余粮来维持温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万石〕 所以国家对于漕运事务，极其紧迫而又极其重要。京师是大的城市，军队是众多的人；众多军队聚集之处，所以称为京师。有粮食，京师才能建立；汴河废弃，众多军队就不能聚集。汴河对于京城来说，正是建立国家的根本，不能把它同小小的沟渠水利相提并论。近年已经停止广济河运输，而惠民河运输的斛斗也不进入太仓，众多军民的生命全靠汴河。近年陈述汴河利害、提出治理意见的人很多，臣担心如果议论不止，屡次改作、数次更换，必定会使汴河日益失去旧有功能，国家的大计绝不是小事。唯愿陛下特别回转圣明的鉴察，深加省视，放眼长远，稳固国家根本。

译明代邵宝《治河论上》：后世凡谈论治水的人，一定说大禹治水；如果治水却不效法大禹，难道可以吗？孟子说：大禹治水，是顺着水的道路治理。水之所以成为水，大禹之所以能够治理水，原则都不出于此。黄河，是天下水流中最大的一条。大禹治水的详细情况见于《禹贡》，其中说：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流到龙门；向南到华阴，向东到砥柱；再向东到孟津，向东经过洛水入黄河之处，到达大伾山；向北经过浲水，到达大陆泽；再向北分流为九河，汇合为逆河，流入大海。这些都是顺应水势疏导的办法，起初没有逆着水势堵塞阻挡的说法，所以能够成就治理天下的功业，天下称其为神明，最终达到地势平坦、天地大治。今天看来，大禹所能空出的土地非常广阔，所处的形势非常容易，所要求达到的成效却很小，所以他的成功能够如此。如今治水的人距离大禹很远，而能够空出的土地比大禹狭小，所处的形势比大禹困难，所要求的成效却比大禹更大；想要成功，不也很难吗？什么叫所能空出的土地比大禹狭小？大概大禹疏导黄河，从大伾山以下便分流播散，随水流所到之处加以疏浚，不同它争夺土地，所以水能够顺应本性流行，不发生冲决的祸患。并不是完全没有冲决，而是水自己冲决，并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如今一杯水，把它举起来倾倒在地上，必定要有方圆一尺的地方才能容纳它，形势本来如此。黄河从大伾山以上，是杯中的水；大伾山以下，是流在地上的水。对于流在地上的水，却想像在杯中时那样拘束它、使它回旋，大禹尚且做不到，何况其他人呢？如今河南、山东的郡县棋盘般分布、星辰般罗列，官府亭舍和民间房屋相互毗连而居；凡是大禹空出来让给水流的地方，如今都已归我们所有。大概是我们没有容纳水的土地，而不是水占据了我们的土地，所以本来就应当有冲决的祸患。因此说，所能空出的土地比大禹狭小。什么叫所处的形势比大禹困难？我曾经考察大禹治水，他随处施工，完全没有房屋阻碍，也没有拘束限制。如今北面有临清，中部有济宁，南面有徐州，都是转运漕粮的要道；汴省在西南，又是宗藩所在之地，左顾右盼、前瞻后望，一行动就受到牵制。即使水有知觉，尚且不能使它一定按照我们的意图流行，何况水是无情之物，它怎么能曲折迂回来成全我们的事情呢？因此说，所处的形势比大禹困难。什么叫所要求的成效比大禹更大？大概大禹治水，只是除去水灾造成的淹没之害罢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要求。如今却要依靠黄河来漕运，黄河还不如汴河；即使不如汴河，又担心毁坏临清；即使不毁坏临清，又担心毁坏济宁；即使不毁坏济宁，又担心毁坏徐州。即便这些地方都不毁坏，又担心漕渠不足以运输粮物。把这几件事都解决之后，才可以称为治水。所以说，所要求的成效比大禹更大；以这样的土地、处于这样的形势，却要求达到这样的成效，即使大禹重新活过来，恐怕也很难做到。但有人还喋喋不休地说：‘某处应当在上游防护，某处应当在下游防护，某处应当在中游防护。’那真是糊涂到了极点。那么究竟怎么办呢？苏轼说：‘边塞不能用治理中原的方法来治理。希望取得大治，必然会达到大乱。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用不治理的办法来治理它。用不治理来治理，正是为了更深地治理它。’我认为黄河也应当如此。 《治河论下》：所谓用不治理来治理，不是不想治理，而是因为治理它很困难。既然治理困难便干脆不治理，那么造成的祸患就无法尽数说完。君子难道忍心坐视无罪的百姓承受这种残酷灾难吗？譬如有人生病，病势沉重并且将要死亡，是要寻求医生来医治呢，还是把他交给不医治的命运呢？把他交给不医治，就只是等死罢了。所以说，认为黄河不必治理，就是坐等死亡、把它交给不医治。假如已经知道要寻求医生，却认为可以等到它必定不会死亡，甚至达到千百年的寿命，这就是所谓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加害。如今治理黄河的人，和这有什么不同？所以也只能用不治理的办法来治理罢了。大概黄河从周定王时向北迁徙，汉代以后在东郡决口，在瓠子决口，在魏郡馆陶决口；屯氏河分流，清河又在灵鸣犊口决口，变化不止一种。议论者有的想疏通大禹旧日的河道，有的想堵塞决口，有的想分流以削弱冲决的势头，有的想筑堤以防止泛滥的忧患；又有人观察气象、运用术数，认为即使人力强大，也未必能够顺应天意。再考察前代史书，这些情况历历可见，也是今天治河者熟悉而听得很多的。虽然成败得失不能没有分别，然而譬如医生，难道他们全都使用同一个药方吗？假如不询问病情的缓急先后，只执着一个药方而求疾病痊愈，病不好就归罪于药方，难道是药方的罪过吗？这是使用药方者的罪过。取用古代的药方，随着病情缓急先后而使用，这就叫用不治理的办法来治理。所以如果漕渠紧急，就应当先筑并疏通张秋等坝；疏通故道、堵塞新决口、分流各支派等措施，依次安排。然而如果故道地势高，就不必一定疏通；如果新河道地势低，就不必一定堵塞。其中泛滥而流向旁侧的水，有时采用疏导的方法，有时采用堵塞的方法；以水来治理水，我不存有成见。因此说：‘取用古代的药方，随着事情的缓急先后而使用，这就是所说的道理。’如今黄河造成的祸患，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同时患有百种疾病。早晨病势稍轻，晚上便加重；表面的病情减轻，内部的病情却加重；即使有卢医、扁鹊这样的名医，也不能使它完全痊愈。所以一定要得到良医坐守在它旁边，切脉察色，听声音，观察寒热，探究病因，竭尽心力救治，正如前面所说取用古方、随着缓急先后而施治。幸而痊愈，就像原来一样调养；不幸又在这里复发，就改变方案重新治理。因此要有寻求医生的办法，不能让医药和药饵长期备置而不用，也不能停止攻治，只是不一定要求它彻底成功，关键在于不使它死亡罢了。所以说，用不治理的办法来治理。如今治理黄河的大臣，就是良医；工匠和物料，就是药饵。凡是所说的疏导、堵塞、分流、筑堤之类，就是攻治的方法。就今天的计策而言，应当常设总理大臣，再设置属官，频繁巡视，谨慎调度防护；任期届满便由他人替代，或者加以任命，使其仍旧任职，但不必以工程一定成功为要求。准备好工匠和物料，只听凭实际需要使用它们，这就可以了。

译然而，大臣承担这件事，责任在朝廷；疏导、堵塞、分流、筑堤之类的具体事务，责任在大臣；而所谓工匠和物料，则要依靠百姓。难道可以使百姓困苦吗？所以治理黄河并不难，难的是准备工匠和物料。崔铣《邺兵论》：彰德有卫兵，也有民兵。民兵中，快手是骑兵，民壮是步兵。卫兵分批戍守京师和北部边塞，留下的人守城捕盗。他们都生长在军伍之中，熟习刀戈弓箭就像熟习农具一样。民兵则从乡民和市井中挑选机敏的人充任，虽然每年操练、每月训练，却仍然不能拿弓、挟刀。全郡的精兵不足一百人。盗贼就像暴涨的水，突然来到便冲坏田地、咬决堤防，离去便自行干涸，并不是有固定期限可以凭借的。议论者说：‘如今没有盗贼了，却平白养着游手好闲的人，使他们空受差役；他们长期被豢养，懒于务农，一旦罢免，人人都会成为盗贼。革除民兵是方便的。’然而正德壬申年，蓟州盗贼数万人包围城池，火烧南关，火焰灼烧城角；卫兵先前都被贿赂放走，城中一个也没有，幸亏官军到来，盗贼才解散。唉！当时如果没有民兵，城池一定陷落。军队和百姓本来就是相互对待的：平时百姓出粮养军，盗寇到来便抵御他们，使百姓不受骚扰。缙绅宣讲礼教、申明刑法，武人披甲戴盔、学习武艺，清除盗贼，这件事由来已久。自从战事兴起，责任全落在主管官员身上，他们往往因此被夺职或降职；而那些武人却通过勾通盗贼起家，侵吞军费、放松戒备，几乎没有受到责问。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正德丁丑年，主管官员留心军务；当时上级命令主管官员一并督促整治留守的卫兵，军威稍有振作，即使荒僻空旷之地也没有惊扰。后来改变了原来的制度，城郭之外便发生劫掠官私财物的事情。驾驭百姓靠的是法，执行法律靠的是人。法律施行久了必然产生弊端，挽救它在于任用得人。如今担心他们成为游民、盗贼，想要直接废除民兵；一旦发生变乱，还能依靠谁呢？当初蓟州盗贼兴起时，刘七等只有八个人，后来增加到二十六人。辛未年，他们抢掠水冶没有成功，于是又向西到史泉，距离府城二舍，四面都是山。他们都庆幸得到偏僻之地，可以寻欢作乐，不再有其他忧虑，于是竟然放松马匹，解下弓箭、刀、槊，挂在墙间，纵情饮酒歌唱，夜里召来娼女，酣饮熟睡。民兵侦察得知，约定指挥某人在夜里前往袭击。戌时夜里到达史泉以东三里处停下，盗贼都熟睡了。当时只要人人拿着棍棒，便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可是披甲的民兵贪图盗贼的财物，对指挥说：‘这些人坐在那里就可以擒获了；但我们若没有利益，为什么要赶走他们？不如俘获他们遗弃的财物，怎么样？’ 指挥答应了，等到天亮发炮，盗贼大惊，于是凭着酒力跃上马匹，拿着矛和箭冲来；民兵全都逃跑，只有百户张世禄与他们交战而死。盗贼从此更加肆意妄为，扩展到数万人，后来才出动大军将其击败。唉！没有法令而不畏惧，就不能统率军队；不贪图财物而毫无疑虑，才可以取胜。直到今天，长者谈起这件事，没有不为之悲痛的。彰德北面有卫所，燕赵是西部边塞，太行山和豫、陕在南面，东面连接澶、鲁；所以彰德的卫、洹、汤等地可以作为阻隔，车骑如蚁群般聚集的险要也可以据守，军队可以裁撤吗？有人说：‘州县没有卫兵的，应当设置民兵，府一级的民兵不能撤除。’我回答说：‘治理军队应当根据这个道理，重视放免军人的法规，那么官吏就会廉洁；严格防守和查验，士兵就会聚集；放纵盗寇以及逃避兵役的人，都必须诛戮，并且使主管官员能够依法治理他们，这或许就可以节省军费了。’ 张论《风俗利弊论》：永州作为一个县，县境不过百里，但山地占了十分之七；车辆可以并行、马匹可以奔驰的地方不超过四十里，横向计算仅仅约五里；河道迁徙，又冲荡掉其中一半，剩下的不过三里多。竹木、桑麻都生长于此，成年男子和财赋也由此产生。这里的百姓承受着《召南》所说的古朴遗风，质朴而诚实，不浮华；衣服饮食粗淡，器具坚固朴实，没有轻佻巧诈。自从机灵的人发现了好处，第一项好处是：长官登上高处招呼他们，顺着风呼喊，便能使他们受到文雅教化；第二项好处是：百姓到老死都不认识官府，没有强健好讼、牵制上级的人；第三项好处是：地处山角偏僻之处，矿税刚刚废除，又没有设置驿站造成的繁重骚扰，也没有迎来送往、络绎不绝的费用。然而弊病也很多：文书和赋役的均摊反而留下弊端，到处增加赋税；境内几乎遍地荒芜，百姓流离迁徙以求活命，礼义教化不熟习，甚至有数十里听不到诵读声。婚姻嫁娶铺张到耗尽家产，丧葬祭祀崇奉佛教；无赖的市井头目把百姓当作取之不尽的深谷，强横的藩镇和邻近权贵把这里当作巢穴。这也是弊病。愚昧的深山大族在乡村横行霸道，杀人抢妇，安然不知畏惧；百姓贫困而不能向官府申诉，弱小而不敢对各种恶势力发怒。这也是弊病。百姓强悍而狡黠；尤其有三件最大的利弊，邻近地区所未必见过，却是人人有目共睹的：竹、河、矿。竹税比其他地区的定额不止多一倍；然而富人要耗尽其他产业的收入，培育几十年，不剪不伐，才有像手把那么大的竹子；穷人每天砍伐，竹林立刻变得光秃，赔纳粮税、变卖产业，仍然没有可卖的东西，最后全都折价归入邻近权贵之手。这就是所谓只有有利的名声而没有实际利益的，竹子便是如此。河流同县城相互枕靠依附；所谓凿井引水灌溉，十处中还没有一处能做到；秋水泛滥，两岸崩塌，房屋、田地和水井一望之下全都萧条荒凉。自从清丈土地以来，约有三千多亩受害，各处山涧大致也相同。这就是所谓得到一分利益却造成十分祸害的，洛水便是如此。矿中不出砂，已经是旧事；愚昧无知的百姓一旦受到荒年灾害逼迫，便在山谷聚集，以盗采矿砂为名互相残杀；官府追捕得急，他们便飞跃悬崖、填塞沟堑，实在令人痛惜冤屈。这就是所谓利益尚未得到，祸害已经先来的，矿便是如此。总的说来，为永州谋划，应当开垦闲置荒地，延请教师兴办私塾，疏通水渠、培育竹林，禁止奸邪、平息暴乱。说百姓仅有三五之地，却不能再看到三五之地的教化成效，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各种调停、拯救、整顿、纠正和敦厚笃实的措施，都应当用来符合执掌宪法者的深切意旨；希望主持此地的人留心。陈麟《正俗论》：我县风俗的事情，大略有些冒昧的话，乡人请姑且听一听。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是万世不可逾越的大防；不这样做，就会沦为禽兽。宋代朱文公先生考订《家礼》一书，明白简易，使人有所遵循，他嘉惠后世的用心十分深切。其他地方不了解我们洛阳，一切礼仪情文大多只是沿袭鄙陋的习俗。我从幼年起亲眼看见这些事情，感到悲痛，流弊直到今天，竟然还没有看到有人超越弊俗、挽回古制。士大夫虽然不能完全遵行《家礼》，还多少有人举行；

译至于庶民之家，沿袭旧习已经很久，完全不知道实行。乡约急切地请求得到一部《家礼》，每天同诸生讲习冠、婚、丧、祭的礼典，并且认真切实地亲身实行。凡是寺庙、巫觋技艺、男子斋社、焚香，以及一切邪僻而败坏风化的事情，都立即严厉责罚并禁止。这样，庶民或许重新看见上古淳厚朴实的风俗，懂得修身齐家的道理和谨慎办理丧事、追念远祖的心意；并且鼓动洛阳全境的人，使他们听到风声便振作起来。若一定说要从东都开始，这对于国家的风俗教化难道不是大有帮助吗？不过，事情开始并不难，能够坚持到最后才可贵。必须知道，这项举措是第一等好事，实行它的人要做第一等好人；要卓然自信，始终共同保持这一心志。若有败坏群体风气的人出现，就要让众人一起劝导，渐渐使他改变受到教化，不要给外乡人留下讥笑的把柄。丘起凤《风俗论》：风俗是淳厚还是浇薄，必定有人在其中加以移易，并不是偶然形成的。我们洛阳是周南最先受到善治的地方，后来召公、毕公相继来保治整顿，教化流行而风俗美善，哪里还值得疑问呢？等到苏秦学习鬼谷子的揣摩之术，游说六国，凭口舌取得客卿之位，人心因此奔逐，而先王礼乐教化的风气几乎湮没。汉朝兴起，吴公治理郡国，政绩最好，后来循良之吏接踵而来；在善政熏陶之下，民间风俗因此大为改变。所以两汉的风俗最接近古代，这也是风行草偃的形势所造成的。下至西晋，王夷甫一类人倡导清谈，石季伦一类人以财富丰厚而奢侈；世道丧失正理，国运也随之衰败。五代的动乱，也是在这种趋势下逐渐形成的。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虽然当时有贤明君主，但由于太后崇尚佛教，彼此煽动而形成风气，以至于在龙门岩石上雕刻佛像，排列得像鱼鳞一样密集，风俗于是更加低下。自隋至唐，五方杂处混乱，风俗很少纯正；江河日益向下流，风俗又有什么值得深论的呢？宋代名贤接连出现，也有寄居于此的，如文彦博、范仲淹、邵雍、司马光诸公，都是隔世难遇的豪杰。考察《耆英》《崇雅》等会的事迹，他们在培植和挽救风俗方面用力很多，所以当时确实大有古风。到了后来，又出现一段昏暗闭塞的时期。明太祖极力澄清整顿，礼教渐渐重新建立并且大为开辟；不要说成化、弘治以前，即使到神宗初年，百姓仍有淳厚朴实的风气，士人没有雕琢浮华的风尚；有无之间能够相互救济，权势之家以炫耀权势为耻；古代大雅遗风还保存了八九成，但直到今天，渐渐失去了原来的风貌。姻亲馈赠、宴会之际，竞相追求奢靡华丽，使中等人家四处顾望、犹豫不敢举办；长久这样下去，究竟能维持到哪里呢？更可笑的是，丧家完全不考察典礼制度，雕刻花纹、绘制图案，极尽变化和工巧；还装饰凉伞之类，燃放火炮，烟雾狼藉，光线刺眼，声音震耳，难道不应当有所警惕、感到惧怕吗？狂暴的水势一旦倾覆，逐渐便难以支撑。俗话说：要回转狂澜，必须先清理源头；要挽救风俗，必须先端正根本。负有风俗教化责任的人，希望认真在这件事上用心。清代王士俊《论蔡虚斋先生岳少保》：虚斋先生评论岳少保，大略说：岳公报国的志向最终没有实现，我独自遗憾的是岳公不知道权变。孝子对于父母，应当服从父母正确的命令，而不服从错误的命令。高宗一天之内用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班师，这也属于错误命令一类。将领在军队中，君主的命令有时可以不接受，正是说的这种情况。假如有利于社稷，专断处理也是可以的，这才叫权变。于是他坚持这个意见，反复论说五百多字。这样看来，岳公确实失去了这个机会，只知道守住常经而不知道通达权变吗？唉，这难道是了解岳公的内心吗？所谓权变，是善于运用常经，而不是背离常经、抛弃常经；更不能冒犯不可违背的典章，开启专擅的先例，甚至到了进退狐疑、身败名裂的地步。君臣之间的义理，有死而无二心，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何况大将手握重兵在外，形迹一旦近似跋扈不恭，即使功劳盖过天下，君子也将诛责他的内心。为什么呢？功名只是当时的行迹，忠孝却是万世的纲常，怎么可以在两者之间圆融曲折、含混处理呢？所以岳公奉诏班师，只知道有君主，只知道有君主的命令，哪里还顾得上讨论河北、河南？因此他虽然愤懑悲伤而流泪，最终也不敢迁就形势来满足自己的志愿。这正表现出他恭敬谨慎、纯洁无瑕，诚恳真挚、光明清白的品格，流传到今天；即使三尺高的孩童也会扼腕叹息，共同知道君主命令的严肃性竟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责备岳公违抗诏令呢？况且将领在军队中，君主的命令有时可以不接受，这句话可以作为训诫来理解，却不能把它当成无条件施行的准则。说这种话的人，大概是考虑到战阵之间决定胜负只在顷刻，不能事事都等待君主裁断；并不是说君主命令他出兵，他故意退兵，君主命令他退兵，他故意进兵，像虚斋先生所说的那样。竟然由一个例子而任意妄为。从前，汉代周亚夫…… 【这种说法是这样。七国之乱时，汉文帝派人传诏给周亚夫，让他救援梁国，周亚夫没有奉诏。但我认为，周亚夫不奉诏，正是比奉诏更善于奉行诏令。为什么呢？他不去救梁国，却截断了吴、楚的粮饷运输道路，这确实是防止梁国被救、从而达到救梁目的的办法。而且周亚夫是历经文帝、景帝两朝的宿将，将领和官吏都敬畏服从他，没有人敢从中说坏话，所以能够从容不迫地成就功业。况且诏令只是要他移动军队，并不是要他撤军回朝。假如文帝赦免七国的罪过，命令周亚夫班师，周亚夫难道敢不奉诏吗？诸葛武侯也曾引用过这个说法。五丈原之战时，司马懿想要出战，辛毗持节站在军门前禁止他，司马懿不敢出兵。武侯说：‘他本来没有决战的意图，只是将在外，君命有时可以不接受罢了。’这大概是武侯特意用来激怒司马懿，仍然是送给他妇女衣巾的计策罢了。然而这件事最终还是把辛毗看作正，把司马懿看作智。即使是最奸诈的雄杰，何尝不借君主的命令来镇定众人之心呢？由此可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确实不能轻易拿来作借口。这一点很明白。再就您的处境和形势来判断，又有万万不可这样做的原因。内有奸臣嫉妒，外有许多同僚猜忌，茫然四顾，没有像蚍蜉、蚂蚁那样微小的援助。您实在可以说是孤立无援了。

译您只能用忠诚勇敢的气概来鼓舞部下；假如一旦违抗诏命向北渡河，行迹便会涉及可疑，那贼臣秦桧就会得意地实现计谋，强行把您按谋反的罪律治罪，把您的罪行张榜公布于朝廷，使天下人都知道，并用罗织罪名、锻造文辞的办法陷害您，您将凭什么为自己辩明？即使您的亲信军队不怀疑您，又怎么能保证没有人怀疑呢？一旦心中产生怀疑，士气必然不振；两河的豪杰听到风声便会瓦解，即使想直捣黄龙府，又怎么能够做到？又怎么能够做到！到那时仓促慌乱、失去凭据，后悔也来不及了。难道没有看到唐代的郭汾阳、李临淮吗？郭公的强兵劲卒全都归入部籍，只要一纸征召，他们无不立即上路，因此谗言诽谤无从侵入。李临淮拥兵而不上朝，诸将田神功等也不再禀报畏服，于是他惭愧悔恨而死。由此说来，舍弃平日所凭恃的力量，却认为自己是在行使权变，那么即使发出诚信号令、宣称有危险，众人也不会相信。这只是从利害关系上看问题，不能用来议论圣贤；然而又怎么能不把这些筹划考虑进去呢？只有奉诏班师，才是最正当、最重大的行动，也是最周全的防备。明知贼臣秦桧的计谋不只是要撤兵，而是借此假手杀害您。为什么呢？如果我召您回来而您来了，就解除您的兵权，慢慢制造裂隙，再除掉您。如果我召您回来而您不来，就给您加上恶名，立即给您定罪诛杀。贼臣秦桧早已把这些筹划得十分周密。十二道金牌传召您仍不回来，他就会派张枢密一类的人，率领一支军队，带着囚车和长锁前来，您难道敢同朝廷的军队抗拒吗？如果您抗拒，那您就真的成了反叛；如果您不抗拒，他又会怨恨您为什么不早些回来。您只应捆束自身回朝，当面拜见天子，每天把两河的形势、唾手可得的燕云恢复方案，详细陈述在皇帝御座之前；宋高宗未必不会后悔并醒悟。果真后悔醒悟，那么我们的偏将、辅将和士马本来都还在，百姓的粮车也可以再次征运，所悬挂的岳字大旗又可以高高树立在三晋之地；这样堂堂正正，什么敌人不能摧毁？什么功业不能建立呢？即使我不幸死去，而赵鼎还没有死，韩世忠、刘光世等诸将仍然在，假如上天果真悔恨降祸，仍可继承我来恢复国土，那么我死去的那一天，也仍如同活着的年月。如果一旦不奉诏，君心就会怀疑我；怀疑我，又会牵连韩、刘诸将，贼臣秦桧还会因此把他们一网打尽，而恢复故土就永远没有期限了。这才真是我死亡的日子。唉，这正是您可以行使权变的地方，却为什么要责备您触犯极其忌讳的典章，开启专擅的先例？以至于在进退之间狐疑不决，最终自身和名声一同丧失呢？然而在班师以后，金国的兀术又写信给秦桧说：‘你早晚都请求议和，而岳某正在谋划收复河北；不杀掉岳某，凭什么议和？’您因此最终死去，这是上天不保佑宋朝，能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呢？这属于国运所造成的结果，并不是说您不能行使权变。只留下这精忠大义，凛然长存万古，使奸邪之徒胆寒，使顽固怯懦之人振作，您所保全的难道还不够多吗？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明代儒者持这种说法的，不只是虚斋先生一人。虚斋先生其实敬重您、爱护您，只是提出了这种要求过严的论说；然而其中的道理稍有偏颇，而且由此开启的先例也不可开。我的意思因此写在柱联上，并再次】

译辩 宋代司马光《凿龙门辩》【有人问：‘禹凿开龙门，疏通伊阙，这件事是否有根据？’我对迂叟说：‘龙门、伊阙，都是上天形成的，禹只是治理它们罢了。并不是山横在前面、水堵塞了河流，禹才开始凿山开路，然后使水流通。’有人说：‘凭什么知道呢？’我说：‘孟子说：“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自然流行的地方去治理，没有妄加作为。”如果凿山来使水流通，就不能说是没有妄加作为了。】元代吴澄《东西周辩》说：东西周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因前后建都地点不同而得名，另一种是因两位公爵封邑不同而得名。从前周武王西都镐京，后来向东在郏鄏营建都城。周公辅佐成王，在洛邑建宅，营建于涧水以东、瀍水以西，用来朝会诸侯，称为王城，又称东都；郏鄏即今河南。又在瀍水以东营建城邑，安置殷代顽民，称为成周，又称下都；即今洛阳。从武王到幽王，都以镐京为都。幽王娶申国女子为妻，生太子宜臼；后来又宠爱褒姒，生伯服，想立伯服为太子，便废黜宜臼。申侯联合鄫国和西狄入侵，杀死周幽王。诸侯赶走西狄和申侯，共同拥立宜臼，是为周平王。平王害怕狄人的逼迫，离开镐京，迁都东都。平王以下，以成周、王城为东周；幽王以上，以镐京为西周，这是因前后建都地点不同而得名。自平王东迁以后，传了十二代，到周景王时，他的庶长子朝与王猛争夺王位。王猛向东住在皇地，晋国军队接纳他，使他进入王城。入城次月，王猛去世，匄即位。过了半年多，子朝又进入王城，王猛的势力避居东面的翟泉。子朝占据王城，称为西王；敬王住在翟泉，称为东王。过了四年，子朝逃奔楚国。敬王虽然得以返回王城，但由于子朝的余党大多还在王城，于是迁都成周，王城的都城地位便废止了。到周考王时，他把弟弟掲封在王城，使其承继周公的官职，这就是周桓公。从此以后，东边有周王，西边有周公，但东西周的名称还没有确立。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的小儿子班又另行封在巩地，用来奉侍周王，这就是东周惠公。由于父子使用同一个谥号，而巩与成周都在王城以东，所以班的哥哥仍旧承袭父亲的爵位，居住在王城，这就是西周武公。因为王城在成周以西，所以从此以后，西边有公，东边也有公；两位公爵各自拥有食邑，但周王室仍然是一个整体。周显王二年，赵国、韩国把周地分割为二，由两位周公分别治理，周王只能寄居其中而已。周分为东西两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显王九年，东周惠公去世，儿子杰继位。周慎靓王以前的诸王都在东周。周赧王即位后，才返回西周，也就是王城旧都。《史记》说：“赧王时，东西周分治。”现在考察，显王二年已经分为两周，并不必等到赧王时才开始。后来西周武公去世，儿子文君继位。周赧王五十九年，秦国灭亡西周，西周公进入秦国，献出自己的封邑后归去。这一年，周赧王去世。第二年，周氏在东周灭亡。秦国把西周公迁到▯狐聚。又过了六年，秦国灭亡周，迁徙东周公到阳人聚。这是因两位公爵封邑不同而得名。前后建都地点不同所称的东西周，是以镐京为西、洛邑为东而言。两位公爵封邑不同所称的东西周，则是在洛邑两座城中，以王城为西、成周为东而言。大体说来，周朝共有三十六王：前十二王都于镐京，中间十三王都于王城，末十王都于成周，赧王一代都于王城。王城与镐京相对时，镐京在西、王城在东，两地东西相望，距离很远；王城与成周相对时，成周在东、王城在西，两地东西相距很近。其实只是同一座王城，过去称为东周，后来称为西周。周分东西，是因为武公、惠公两位公爵各据一方而成名；至于周王，有时在东，有时在西，东西之名取决于公爵，而不取决于周王。邵雍《经世书》把赧王记作西周君，与东周惠公并列，却没有提到西周公，这就直接把西边作为王、东边作为公了。也就是说，只知道东边有公爵，却不知道西边也有公爵；只知道周王在西边，却不知道赧王以前的周王本来在东边。《国防》编排篇目时先列东周，后列西周，难道没有用意吗？东西二周分治以后，周显王、周慎靓王两代五十多年，周王在东；周赧王一代五十多年，周王在西。先东后西，是按照先后次序排列。近来缙云人鲍彪作注，说西周是正统，不应排在东周之后，于是把西周升为首卷，在西周列王世，在东周列公世，这大概是受邵雍说法影响而误。鲍彪既不知道有西周公，又承袭宋忠的错误，把西周武公说成赧王的另一个谥号，反而认为徐广的说法疏略；这是因为他没有考察司马贞《索隐》的说法。鲍彪又说，赧王迁都西周，西周就是镐京。唉！镐京距离王城、成周八百多里，自从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已经不可能再据有那里；秦人还曾对秦仲说：“如果能够赶走西戎，就把那片土地给你。”镐京成为秦地，至今已经四百年了；它在长安上林、昆明池以北，是虎狼穴居的地方，周王怎么可能到那里建都呢？高诱注说：“西周是王城，今属河南；东周是成周，就是旧洛阳。” 这段话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白。鲍彪的注出自高诱之后，为什么竟把西周说成镐京呢？鲍彪又说，郏鄏属河南，是东周；却没有想到，郏鄏在从前正是所谓东周，而在这个时代则称为西周。这个时代的西周，与镐京、郏鄏相对而称东西的情况并不相同，怎么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呢？大概是有人因不了解而妄作，我不这样做。鲍氏对于《国防》一书，用心十分勤苦，但开卷之初仍不免有这样的错误。读者对于这种错误，也许没有察觉。我与夹谷王常、程钜夫偶然谈到此事，两位先生命我把它写下来，于是我便作了《东西周辩》。

译明代王祎《河图辩》说：河图在文字契刻尚未产生以前就已经出现，距今已有几千年了。然而河图究竟是什么样子，历来没有明确的说法。《易经·系辞》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依照它们制定法则。”《尚书·顾命》说：“河图放在东序。”《论语》说：“黄河不出现河图。”河图这个名称在经书中的记载就是这样；至于它的具体形制，经书却从未明确记载。后世儒者因为经书没有显现其形制，便任凭各自私下流传的臆测说法，互相摹拟，穿凿圣人深奥的秘密，侵凌大道的玄妙，各自以为已经得到真说，但最终没有一种说法真正恰当。于是，河图本来是天地自然的数，是圣人用来向万世显示阴阳造化之理的东西，反而被看作神奇怪诞之物。现在看来，关朗氏的说法是：河图的纹理，七在前、六在后，八在左、九在右，五和十居中；洛书的纹理，九在前、一在后，三在左、七在右，四在左前、二在右前，八在右后、六在左后。这是把十数的图称为河图、九数的图称为洛书。刘牧氏的说法是：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这叫洛书；头顶九、脚踏一，左边三、右边七，二和四像肩，六和八像脚，这叫河图。也就是说，刘牧把九数的图称为河图，把十数的图称为洛书。两家的说法竟然如此相反。邵雍说：“圆形的是河图之数，方形的是洛书之文。”又说：“圆形的是星，是历法纪年的数，它的起源大概就在这里；方形的是画，是划分州界、规划井田的方法，大概仿效于此。”世人都说邵雍把十数作为河图、九数作为洛书。然而，“头顶九、脚踏一”的图形是圆的，“一六二七”的图形是方的，这样看来，九是圆图，十是方图。怎么知道邵雍不是把九数作为河图、十数作为洛书呢？朱熹、朱发、张文饶都是精通邵雍学说的人，也都把九数作为河图、十数作为洛书。朱熹还推考其源流，认为濮上陈抟把先天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传给李之才，李之才传给邵雍；种放把河图、洛书传给李漑，李漑传给许坚，许坚传给范谔昌，范谔昌传给刘牧；穆修把太极图传给周敦颐，周敦颐传给程颢、程颐。程颐解释《易经·大传》的大意，大体上继承了刘牧的说法。到新安朱熹时，才极力批评刘牧说法的错误，并引用《大戴礼》“书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的话来证明洛书，认为《大传》既然陈述天地五十五之数，《洪范》又明言“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畴”，那么九就是洛书，十就是河图，还有什么可疑的呢？然而朱熹仍然说，《易经》和《洪范》的数确实互相表里；又说，怎么知道河图不能是洛书、洛书不能是河图呢？这样看来，朱熹对此仍不能完全没有疑问。临卭魏氏又怀疑朱熹的说法，认为朱熹起初把“九为河图、十为洛书”看作刘长民假托陈图南之辞而加以驳斥，后来又另引邵雍的话作证明。但邵雍只说圆、方，并没有说九、十，究竟哪个是洛书、哪个是河图呢？魏氏又说，靖士蒋山把先天图看作河图，把五行生成之数看作洛书，把“头顶九、脚踏一”的图看作太乙下行九宫之数，这种说法并不是毫无见地。九宫之数见于《乾凿度》，张衡传授下来，就是所谓太乙图；刘牧却把它当作河图，本来就有可疑之处。先天图中卦爻的方位安排细密妥当，无疑是古书的内容，但只在魏伯阳《参同契》中见到。陈图南的爻象卦数还不十分明白，到邵雍时才大为阐明。现在把它确定为河图，虽然没有明证，但确实有可取之处。因此，魏氏虽然怀疑朱熹的说法，却也没有提出确定的结论。后来谈论河图的又有好几家。新安罗端良曾把河图展示给人看，说建安蔡季通从蜀地隐士那里得到它；图形像车轮，黑白交错，分成八部分作为八卦，纯白的是纯阳，成为乾卦；纯黑的是纯阴，成为坤卦；黑白逐渐递减，成为其余各卦。这是第一种说法。江东谢枋得认为，自己曾从异人那里传得河图；它的形状仿照八卦构成，中间的坎、离两卦相互交错，与方士抽坎填离的术法相类似，这是第二种说法。有人说，凡是与太极图相合的就是河图；有人说，九十二种图全都是河图。由此看来，先儒关于河图的论说，差异实在很大。后世将要听从谁、相信谁呢？况且河图出现在伏羲时代，到孔子时已经过了几千年；这期间众多圣人从未谈到它。孔子确实谈过河图，却没有说明它究竟是什么图。自孔子以来又过了一千多年，也没有人明确说明河图；可是到了近世关氏、刘氏以后，关于它的说法才这样纷纷杂乱而没有统一。我的老师曾说，刘歆把八卦当作河图；王肃说，河图就是八卦；王充也说，伏羲王天下时，河图从黄河中出现，指的就是《易经》的卦。这些人算是懂得河图的人。依我的看法，说圣人因河图而画出八卦，可以；说八卦就是河图，却不可以。《系辞》明说“圣人依照它们”，所谓“依照”，就是因循河图来制作八卦的意思。孔安国说：伏羲氏治理天下时，龙马从黄河出现，于是便依照龙马背上的纹理画成八卦。把画八卦称作河图，这样说来，圣人确实是依据河图画出八卦的，怎么可以直接说河图就是八卦呢？大体上，世间儒者因为河图的形制没有在经书中明确出现，所以能够任意提出异说而不顾经文。但谁知道河图的形制其实并非没有见于经书呢？《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朱熹解释说：“这是天地之数，阳数为奇，阴数为偶，就是所谓河图。”由此可见，河图本来就是经书所载、可以见到的东西。我私下认为，黄河所出的河图，就是它的原本文式；所谓原本文式，是从一到十五，共十五个数，排列得像星象，所以称为图。它的方位是一、六在下，二、七在上，三、八在左，四、九在右，五、十居中；生数与成数这样相合并分配，是它本来就有的自然定位。中间的五是演衍之母，接着的十是演衍之子；再其次，一、二、三、四是四象的位置，六、七、八、九是四象的数。太老阳、太老阴位于西北，少阳、少阴位于东南；它们的数各按所属类别交错排列在外围，于是八卦便确定了。伏羲于是依照它，画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八卦。

译这样看来，圣人虽然因河图而画出八卦，如果说河图就是八卦，也未尝不可。有人说：“如果确实如你所说，那么把八卦当作河图，本来有根据；但如果说黄河所出的天一至地十就是河图的原本文式，岂不是近于怪诞妄说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天地启示造化的秘密，以此昭示万世，这种事情本来就不是世人平常能够见到的。”欧阳修曾怀疑河图、洛书是怪诞妄说，南丰曾巩却批评他说：“因为不是自己平常所见，就武断地认为不可能；把天地万物的变化都看作可以穷尽于耳目所能达到的范围，也可以说是过分了。”唉！曾巩这番话，正是我所要说的。《洛书辩》说：洛书不是《洪范》。从前箕子告诉周武王说：“我听说上古鲧堵塞洪水，扰乱地陈列的五行，上帝因此震怒，不把《洪范》九畴赐给他，常道秩序于是败坏。鲧被处死，禹继承兴起，上天于是把《洪范》九畴赐给禹，常道秩序于是得到整治。”这里起初并没有说《洪范》就是洛书。孔子在《易经·系辞》中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依照它们行事。”也从未把洛书说成《洪范》。把河图、洛书分配给《易经》和《洪范》，并把《洪范》九畴与洛书相合，是从汉代儒者孔安国、刘向、刘歆等人开始的。他们说，河图是伏羲氏治理天下时，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而来，图中的数为十，伏羲于是依照其纹理画八卦；洛书则是禹治水时，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文字而来，数为九，禹根据它排列次序，确定九畴。后世儒者认为九畴是帝王的大法，洛书又是圣人的话，于是都相信这种说法，没有人辨析它的错误。但谁知道河图、洛书都是伏羲用来创作《易经》的，而《洪范》九畴则是禹自行整理叙述的，并不是洛书呢？现在看来，把洛书当作《洪范》，有六点不可信。既然把河图定为十，就是天一到地十；把洛书定为九，就是初一到次九。况且河图的十个数并不只是从一排列到十：天一生水，地六使水成就，水的方位在北，所以一和六都在北方，表示水在其方位上生成；地二生火，天七使火成就，所以二和七都在南方，表示火在其方位上生成。至于东方、西方和中央的木、金、土，也没有不是这样。再说数目，一、三、五、七、九共二十五，是天数，都是白文，属于阳、属于奇；二、四、六、八、十共三十，是地数，都是黑文，属于阴、属于偶。这其中阴阳的道理、奇偶的数目、生成的方位，推求并拿来与《易经》验证，没有不相合的，因此把它称为《易经》，是适宜的。可是如果把洛书当作《洪范》，在义理上又有什么根据呢？不过只是因为它的数是九罢了。然而，把位于下方的白文一指为五行，难道五行有阳和奇的含义吗？把位于左肩的黑文二指为五事，难道五事有阴和偶的含义吗？八政、皇极、稽疑、福极，哪里体现了它们属于阳、属于奇？五纪、三德、庶征，哪里体现了它们属于阴、属于偶呢？再说，属于阳、属于奇的数共有二十五，属于阴、属于偶的数共有二十，合计四十五；这对九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阴阳奇偶的数在《洪范》中根本不存在，只是指着洛书的名目和九个数，就把它说成九畴。这样看来，洛书若只是洛书，直接排列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够了，何必一定要用黑白相间、纵横排列，积成四十五，又仿效河图的形式呢？这是第一点不可信。况且河图、洛书列出的是数，《洪范》陈述的是理。天所具备的只是五行，人所具备的只是五事，以五事参验五行，就是天人相合。八政，是人根据天道而制定的政事；五纪，是上天向人显示的时序；皇极，是君主用来建立大中之道的原则；三德，是治理国家用来应对变化的准则；稽疑，是人向上天听取判断；庶征，是推察天象来验证人事；福极，是人有所感而上天有所应。由此可见，九畴从一到九所陈述的，是天地人三才的至理，也是圣人参赞天地、治理万物，直到天人以祸福相互感应这一层面的天下治理之法。它的意义难道在于数目吗？难道像《易经》所说的天一地十，其中含有象数，必须有图才可阐明，因而能够无穷推求、无尽推演吗？汉代儒者只是看见《易经·系辞》把河图和洛书并列谈论，又看见洛书的数是九，于是就把它当作九畴。假如确实如此，那么河图的数是十，伏羲画卦为什么只画到八卦呢？这是第二点不可信。先儒有人说，河图从一到十的数，就是《洪范》的五行；河图五十五的数目，则是九畴各项的细目。河图固然包含五行之数，但五行只是九畴中的一项。如果真像这样，那么还要另外有八幅河图，九畴才算完备。至于九畴的细目，虽然可以凑合河图五十五的数，但洛书的数只到四十五；如果把洛书当作九畴，那么它的细目已经少了十个数。原来的图数不能完备，还要等待另一幅图来补足，这样一来，造化向人显示的道理，不也显得既疏远又不周密吗？何况九畴讲的是义理而不是数目，所以皇极列为一项并不算少，庶征列有十项也不算多，三德列为三项也不算细，福极列为十一项也不算大。如今却把它们分类计数，只因为偶然能够凑合五十五这个数，便把皇极与庶征中的恒常旸、恒常雨等并列，又把六极中的忧、贫、恶、弱等也凑成一个数目来排列，这样混乱失当，实在太严重了。

译况且它的数虽然是五十五，但在阴阳、奇偶、方位方面又有什么意义可取呢？这是第三点不可信。班固《五行志》引用刘歆的说法，把“初一曰五行”到“威用六极”这六十五个字作为洛书的原本文式；如果说这是禹所叙述的原文，还可以；但说这是神龟背负而来、排列在龟背上的文字，就不可以了。既然已经有这六十五个字，九畴的义理和次序也已经灿然明白，哪里还需要有二十五个白文、二十个黑文，排列成头、脚、左右肩足的形状呢？假使已经有这六十五个字，又有这四十五个数，一并排列在龟背上，岂不是多余得太厉害了吗？这是第四点不可信。况且箕子陈述九畴时，开头先从鲧堵塞洪水说起，确实是因为九畴以五行为首，而五行又以水为首。水患没有平定，天地人三才都不能安宁，这就是常道秩序败坏的原因；水患治理以后，天地因此得以确立，百姓因此得以安定，政教因此得以施行，然后九畴才可以推行，这就是常道秩序得到整治的原因。常道秩序的整治，也就是九畴次序的建立。《洪范》九畴原本出于上天。鲧违逆水性，扰乱五行，所以天帝震怒，不把它赐给鲧。禹顺应水性，使大地平治、上天成就，所以天把九畴赐给禹。先说上帝不把九畴赐给鲧，后说上天把它赐给禹，由此可以看出，所谓上天给予、所谓上天赐予，指的就是九畴所陈述的天地人三才至理和天下大法，起初并不是某种可以验证的实物，也不是某种可以寻求踪迹的东西。难道要说水患平定以后，上天果真赐给禹一只背负九畴的神龟吗？仲虺说：“上天于是赐给君王勇气和智慧。”《鲁颂》说：“上天赐给公纯厚的福禄。”圣人的资质、天下最尊贵长久的寿命，都是上天赋予的，难道一定要有具体物品才可以称作赐予吗？假使上天果真因为禹治水成功而赐给他神龟，把它作为祥瑞，就像箫韶奏响而凤凰来仪、《春秋》成书而麒麟出现一样，那么箕子所叙述的内容直接赞美禹的功劳就可以了，何必一定从鲧治水失败说起呢？这是第五点不可信。九畴的纲要，由禹加以叙述，就像伏羲、文王画八卦；九畴的具体条目，由箕子陈述，就像孔子撰作卦的彖辞、象辞来阐明《易经》；武王向箕子询问，就像向姜太公请教而接受《丹书》。上天把这种义理赐给禹，禹阐明其中的道理并著录为九畴，用来垂示万世，成为不可磨灭的经典，哪里有什么诡异神奇的事情呢？郑康成依据《春秋纬》的文字说：“黄河用来贯通乾道，出现天的符命；洛水用来流布坤道，吐出地的符瑞。”又说：“河图由龙显现，洛书因龟感应而出。”又说：“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圣人所说的图书，只是说它们出于河水、洛水而已，哪里曾说过龙龟之事？又哪里有所谓九篇、六篇呢？孔安国甚至说上天让神龟背负文字出来，这确实也是怪诞妄说。人神相接、亲手写成而文笔灿然的事情，不过是寇莱公、王钦若所谓天书罢了，怎么可以拿来谈论圣人经典呢？这是第六点不可信。既然如此，洛书究竟是做什么的呢？回答说：河图、洛书都是天地自然之数，圣人取用它们来创作《易经》，与《洪范》有什么关系呢？众说纷纭，还是以圣人的话作为判断标准。黄河出河图、洛水出洛书，圣人依照它们行事，这难道不是圣人的话吗？我用圣人的话来判断圣人的经典，难道还有不可信的吗？刘牧曾说，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时代；河南程颐也说，圣人看见河图、洛书而画出八卦。因此我知道，孔安国、刘向、刘歆父子、班固、郑康成等人所谓河图授给伏羲、洛书赐给禹，都是错误的。有人问：河图的数就是所谓天一到地十，这当然是这样。那么洛书的数，究竟有什么根据呢？回答说：洛书的数也不只限于这种说法。因此朱熹在《易启蒙》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他说：河图把五个生数同五个成数相合，使它们各自在相应方位同处，大概是把完整的数揭示给人，说明常数的本体。洛书则以五个奇数统领四个偶数，使它们各居其位，大概是以阳为主来统领阴，开创变数的作用。中央是主体，外围是客体，所以河图让生数居中、成数居外；正位是君位，侧位是臣位，所以洛书让奇数居正位、偶数居侧位。这是朱熹的说法。我认为，洛书中奇偶相对的排列，就是河图之数散开而尚未相合的状态；河图中生成数相互配合，就是洛书之数相合而各有所属的状态。二者大概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说它们实质相同，是因为都以天一到地十的数为根本；说它们名称不同，是因为河图取十数、洛书取九数，各自所指不同。因此，从一到五是五行，从六到九是四象；四象就是水、火、金、木。土在四时中分别旺盛，所以不说老少；五以外没有十，这就是洛书只到九的原因。若论方位，一是太阳之位，九是太阳之数，所以一和九相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篇、六篇〕 二是少阴之位，八是少阴之数，所以二和八相对。三是少阳之位，七是少阳之数，所以三和七相对。四是太阴之位，六是太阴之数，所以四和六相对。这样用洛书之数来解释《易经》，阴阳的道理、奇偶的数目和方位所在，都像符契相合。虽然《系辞》没有明说，但由此推求，便如同指掌可见。朱熹也曾说，洛书是圣人用来创作八卦的；可是他又说“九畴也同时由此产生”，这仍然是受到汉代儒者关于经纬、表里相互对应说法的迷惑。唉！事情明明出自圣人经典，清楚可信，后世却不相信它，反而相信汉儒牵强附会的说法，其中最严重的，大概没有比把洛书当作《洪范》更甚的了。所以我说：“洛书不是《洪范》。”河图、洛书都是天地自然之数，圣人取用它们来创作《易经》，与《洪范》无关。王鏊《河源辩》说：王子道经过汜水时，旧友邀请他游览大伾山。他俯视河流，有客人问黄河源头在哪里。王子说：“那不是我亲自走过的地方。” 二是少阴的方位，八是少阴的数，所以二和八相对。三是少阳的方位，七是少阳的数，所以三和七相对。四是太阴的方位，六是太阴的数，所以四和六相对。这样，以《洛书》的数来论《易》，其中阴阳的道理、奇偶的数目和方位所在，就像符节相合一样。虽然《系辞》从未明白说过这些话，但由此推究起来，便如同指着手掌看得一清二楚。朱子也曾说过：“《洛书》是圣人用来创作八卦的。”但他又说“九畴也由此一并产生”，这仍然是因为不能不受汉代儒者关于经纬表里的说法所迷惑。唉！事情有出自圣人经典、明白可信的，后世却不相信，反而相信汉代儒者牵强附会的说法；其中最严重的，大概没有比把《洛书》当作《洪范》更甚的了。因此我说：“《洛书》不是《洪范》。”《河图》《洛书》都是天地自然形成的数，圣人取用它们来创作《易》。王鏊《河源辩》：王子经过汜水时，故人邀请他一同游览大伾山。王子从山上俯视，看见河水流过，有位客人问黄河的源头在哪里。王子说：“这不是我亲自走过的地方。”即便如此，我认为它一定发源于昆仑山。客人问：“您凭什么知道呢？”

译客人问：“你凭什么知道？”王子说：“我是根据道理知道的。山与水同出一源，天下的山起于昆仑，天下的水也起于昆仑，这是毫无疑问的。”客人说：“你没有听说过吗？从前元世祖想要穷究黄河源头，派使者走了四五千里，到达吐蕃朶甘斯西部，有一个地方叫鄂端诺尔，汉语称作星宿海；那里有数百条水流，远望像排列的星星，这就是黄河源头，距离昆仑山又超过十多天路程。”我说：“西域的踪迹，是从张骞开始记载的。张骞所经过的各国，时间久、路程远；东汉时，大秦、条支、安息直到海滨四万里之外，都经过多重翻译前来进贡；班超派掾属甘英走到西海边才返回，他们都没有看见所谓昆仑山，为什么元朝使者却如此容易找到它呢？”《禹本纪》说：“黄河出于昆仑，距离嵩高山五万里。”《外国图》说：“从大晋向西七万里，才到昆仑山的遗址。”如今元朝使者行程不到五千里，却说已经越过昆仑，昆仑为什么这样近呢？自古所说的昆仑都在西北，元朝使者图中所指却在西南，这是为什么？那么元朝使者所谓的昆仑果真是昆仑吗？所谓星宿海果真是黄河源头吗？还不能知道。《尔雅》说：“黄河出于昆仑虚，水色白；与它相通的河渠共有一千七百条，水色黄。” 《山海经》说：“昆仑山丘，黄河水从这里流出，向东南流入泛天之水；洋水从这里流出，向西南流入丑涂之水；黑水从这里流出，向西流到大杵。”《淮南子》说：“昆仑山的遗址，黄河水从它的东北角流出；赤水从它的东南角流出；洋水从它的西北角流出。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顶有阿耨达池。池的东面有恒伽河，从象口流出，共有百条河流入东海；南面有新颍河，从牛口流出，共有五百条河流入南海；西面有博文河，从马口流出，共有五百条河流入西海；北面有斯陁河，从狮子口流出，共有五百条河流。”康泰《扶南传》说：“恒水的源头出自昆仑，有五个大源头，水流四面分出。”《洛书》说：“黄河从昆仑山流出，经过重野，流经积石山，成为中国的黄河。张骞说：‘于阗以西的水都向西流入南海；于阗以东的水都向东流入盐泽，潜入地下流行。于阗以南就是黄河源头所在。’古书所记载的情况，前后一致，难道都不可信而唯独元朝使者的话可信吗？有人说：因为元朝使者亲自看见了。回答说：古代那些达到最高境界的人，难道就不是亲自看见、凭空捏造来欺骗后世的吗？佛教产生于天竺，周穆王曾在瑶池设宴，难道不是见过佛教吗？却又对它产生怀疑。既然如此，元朝使者的话难道是诬妄吗？回答说：我曾经考察过，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于阗，一个出自昆仑山的旧址。汉朝使者也曾经追寻到黄河源头，说它出自于阗；那里山中多玉石，人们采来进献给天子。考察古代图书，曾把那座山命名为昆仑，但并不是古书所说的昆仑山。元朝使者所见的，大概就是这里吧？至于昆仑山旧址，他们本来就没有亲眼见到。况且天竺各国有身热头痛的坂道、县度山的险要、热风和夏季积雪，还有毒龙恶鬼、猛虎狮子等危害，元朝使者也曾经走过这些地方吗？《禹本纪》说黄河出自昆仑山，昆仑山高二千五百多里，是日月彼此躲避、隐没而发出光明的地方。山上有醴泉和瑶池，《淮南子》记载昆仑山上有禾木、珠树、玉树、玄圃、阆风。《十洲记》说弱水环绕昆仑山，山上有金台玉阙的壮丽景观。元朝使者也曾见到这些吗？这些说法虽然神奇怪诞、恍惚难明，不能全部相信，但说黄河源头出自这里，却不能说是虚妄。近来有个叫佛图调的人说，钟山以西六百里外有大昆仑，另外还有小昆仑；如此说来，昆仑山果然不止一处吗？昆仑山距离远近说法不一，那么黄河源头究竟应当怎样确定呢？《水经》说：“昆仑山在西北方，黄河水从它的东北角流出，向东南流入渤海。”其中一个源头出自于阗南面的山，向北流到葱岭，汇合后向东流入蒲昌海。郭璞说：“黄河出自昆仑山，潜行于地下，到了于阗国，又分成支流流出，汇合后向东注入盐泽，再经过积石山，才成为中国的黄河。”这就是确定的论断。我见近世谈论黄河源头的人，常常只凭一个人的见闻，便轻易废弃千古以来的说法，所以特意为此辨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人、四人〕 如今《范史》的刻本把每个人列为一列，把王常排在臧宫之前，把李通排在马武之前，把窦融排在刘隆之前，那么朱黼的话确实值得相信。现在依照正确次序加以订正，那么各人的功劳大小、名次高低也就都合乎实际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里〕

译《通志》又误解了《一统志》。如果以郡志的说法为正确，就会说修武有韩庄、韩村。我广泛查阅郡志，河内有韩村，武陟、温县也都有韩村；孟县以西有韩庄，相传是韩文公的别墅；东南有韩村，湘塜在那里。五个县都有一个韩村，为什么一定说韩愈在修武呢？有人说：村名不足为据，难道南阳还不足为据吗？我说：这完全不是这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晋侯请求使用隧道安葬，周王没有答应，便把阳樊、温、原、攒茅的田地赐给他，晋国从此开始开拓南阳。杜预注说：“晋国从此开始开辟南阳的疆土，这四个地方都在晋山以南、黄河以北，所以称为南阳。”我考察地理志，认为南阳是赵衰的封邑，阳樊在济源，攒茅在修武，温就是苏忿生的采邑温地。南阳大概是黄河以北地区的总称；既然六个邑都属于河内，那么如果南阳只是一个邑，周襄王当年赐给晋国的究竟是一个地方，还是五个地方呢？又有人说，韩愈在文集中自称南阳人，韩愈的文章却称他为天下人，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文集中称南阳，就像今天各县以所属郡名自称一样；称昌黎，就像今天世家大族自称赵氏为天水人、李氏为陇西人一样。有人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又称昌黎人呢？”回答说：“称南阳，是指郡望；称昌黎，是指世族郡望。”我之所以断定韩愈是河阳人，是因为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说：“又过了四年，我到河阳去省视祖坟。”他在《女挐圹铭》中说：“第五年，我任京兆尹，才命子弟和李姆置办棺木衣衾，把女挐的遗骨送回河南河阳，安葬在韩氏墓地。”韩愈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乡里和祖墓所在，却故意严重误说吗？撰写正史的人汇合各类志书，却没有来得及详考；撰写通志的人汇合郡志，也不能详考；修郡志的人依据旧闻，又不再详察。看到韩愈自称南阳，便因修武有南阳而把他附会过去；如果还有昌黎，也会再把他附会到那里。相信称地望、称世族的说法，反而忽略坟墓和归葬的记载，使本来很容易、很明白的事情变成令人迷惑、无法决断的问题，我不能不为此辨析。伊尹生平在早期没有明确记载。《帝王世纪》说：“伊尹生在空桑树下的地方。”孟子说：“伊尹在有莘氏的郊野耕作，却以尧舜之道为乐。”注释也没有明确解释。古代郡志说：“伊尹生于空桑，因此以伊水为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年、一口〕 《一统志》说：“空桑涧在嵩县南面。有莘氏的女子到伊川采桑，在空桑中得到一个婴儿；婴儿长大后辅佐商王，这就是伊尹。”考察开封陈留，有有莘野门，县南有空桑城。传说伊尹的母亲怀孕时为躲避水患，向东逃走，化作空桑树；有莘氏女子采桑时，在树中得到婴儿。又有记载说：“伊尹出生在伊水之上。”志书一会儿把人物归于河南，一会儿又在开封志中说是流寓之人，西安志中也有记载，读者因此产生疑惑。还有人把卢氏的莘川、邰阳的莘国也拿来作为依据。却不知道，一种说法是神灵降生于莘地，另一种说法是禹的后代受封为莘国，都和伊尹没有关系。这没有别的原因，都是从“莘”这个字附会出来的。若这些说法成立，那么郑州的莘城、莘县的莘亭，也都可以附会到这个传说中去了。何况这些地方相距如此遥远，而伊尹的寿数又没有可考。假如他既在这里耕作，又在那里耕作，那么一天的时间都不够用；他建树匡正上天之功、承担托孤之事，又是哪一年完成的呢？民间传说的错误，大多就是这样。我详细考察后认为，伊尹出生在夏末，距今已有数千年；嵩山一带世代相传，众口一词，和前面所说的正相符合。再从旁考查典籍，嵩县古代正是伊川之地。县南有一条水叫伊水，所以说伊尹出生在伊水之上，并以水为姓；水南有一条涧叫空桑，就是伊尹母亲所化的桑树、采桑女子得子的地方。涧的东面有一条沟叫莘乐，就是所谓“在有莘耕作、以道为乐”的地方，也是三次派人前往聘请伊尹的地方。前面所记载的事情，都一一有根据，其他地方则没有这些证据。而且当地有伊尹祠，每年伏日和腊日都举行祭祀，自古以来一直如此。前代正直之士胡尚书濙、刘宪佥都曾作诗歌咏此事，并记载下来。两位先生都以学问广博著称，必定有确实的见解。如今偃师西面有伊尹墓，和嵩县相距很近，也可以看出古人归葬故土、返本还乡的古今共同道理。由此说来，伊尹以水为姓，出生、耕作都必定在嵩县，这一点很清楚了。可是《一统志》仍把各种说法一并收录，这是史家保存疑说的惯例，读者自应明辨。有人说，商汤建都于亳，伊尹在陈留辅佐商王，陈留是京畿以内最重要、最繁盛的地方；当地人和后世之人受到他的恩泽，仰慕他的故乡，于是好事者便以伊尹旧居之名命名，这也如同周敦颐的濂溪本在营道，后来居住在庐山，便也把当地的水命名为濂溪一样，道理或许如此。或者古人志在四方，《礼记》所说的“东西南北之人”就是这个意思。伊尹也可能壮年时出游，老年时归休，曾经在某地居住过，于是摹写故乡景物，以慰藉思念本源之情，这也未可知。只是说出生在伊水之上、以伊水为姓，又在莘地耕作并以此为乐，只有嵩县符合，其他说法不足讨论。怀疑的人于是说：“您的辨析似乎有道理，但杞县、卢氏、陈留都建庙祭祀伊尹，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译清代丘起凤《洛书非沪书辨》说：永宁县西面有元沪水。黄帝时，史臣苍颉随黄帝南巡，来到这条水边，水中裂开一个窝，有乌龟出来，龟背上有红色甲片和青色纹理，这就是所谓的沪书。苍颉于是依照它来创造文字，这就是阳虚山上有制字台的原因。到了虞舜时，大禹治水，有乌龟背负文字从洛水中出来，这就是今天所传的洛书。考察洛水流经七个县的地方，要查明这只龟究竟从哪里出来，却无法知道。后人找不到它的具体地点，看到沪水和洛水相近，而且沪水逐渐流入洛水；又见沪水中有龟窝，形状宛然可考，于是便指称洛水出书的地方就是这里。此说一人倡导，百人应和，士大夫也深信不疑。我没有亲自到过这个地方，但曾查看地方志中的地图，发现龟窝距离洛水还很远，并不在即将汇入或已经汇入的交界处。这样看来，沪水自是沪水，洛水自是洛水，界限清楚得如同眉毛排列，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不至于被弄糊涂。可是对于在沪水龟窝中出现的乌龟，却偏偏说洛水出书就是这件事，实在令人无法理解。沪水并不是一条有特殊来源的水流，沪水中的乌龟也从未再次出现过。如果说大禹时代出现的乌龟就是这只，那么黄帝时代的乌龟又是从哪里出现的呢？永宁县人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却不统一考察事实；这样不论传为可信还是传为可疑，恐怕两边都没有根据吧？有人认为，洛书所记载的九畴，是千古罕见的奇事，所以只因艳羡称颂它，却没有深入考察。却不知道沪书出现后，文字因而被创造，结绳记事的简陋状况顿时改变；后来甚至有天降粮食、鬼在夜里哭泣的说法，就连禹所叙述的九畴也要凭借洛书之后才得以整理。沪书的重要性，难道反而低于洛书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舍弃沪书而称说洛书呢？我曾说，沪水确实在永宁县境内，洛水也流经永宁县；即使说两种书都出于永宁县，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拘泥于把沪水中出现的乌龟说成就是洛书中的神龟，绝对不可以。因为龟窝确实在沪水之中，和洛水完全无关；考察踪迹、核对名称，是非自然清清楚楚。说 宋代罗泌《太公舟人说》说：从前有人背着鼎去求见当世之主，人们只看到他背着鼎，却不知道他背鼎的用意，于是说他只是厨师。既然太公背着鱼竿去求见君主，有人把他称为船夫，也似乎有一定道理。太公望是河内郡汲县人。他为人专长于文事而内藏智慧，大概也曾经侍奉过纣王。纣王无道，他离去游历诸侯，退居东海之滨；听说文王兴起，便翻然说道：“我的道路果然是对的。”有人说：“经历七十多个君主而没有遇合，后来没有约定却彼此相合，难道是世俗所能窥测的吗？”当太公遇到文王时，有人说他用阴谋诡计求得君臣相合，这已经错了；又有人因为他垂钓求合，便把他称为船夫、渔父。《韩诗传》说：“文王起用他时，船夫有七十二人。”这果真如此吗？太公和文王的关系，孟子的说法最为接近事实。他刚来时，大概是想用钓鱼之道来游说文王。陈述钓鱼之道，难道是世俗所说的捕鱼吗？考察文王在渭水北岸打猎时，太公手拿鱼竿、挂着鱼饵，蹲在茅草旁。文王问他：“您喜欢捕鱼吗？”他回答：“君子以自己的志向为乐，小人以自己的事务为乐。我钓鱼并不是因为喜欢捕鱼。”那么，他为什么要挂鱼饵呢？他回答：“鱼来求食鱼饵，就会被牵住鱼线；人接受俸禄，就会服从君主。所以用鱼饵取鱼，鱼就可以被提起；用俸禄取人，人就可以被役使。用小钓在河川中垂钓，可以捕获鱼；用中等的钓术钓取国家，就可以捕获天下诸侯。”由此可见，太公垂钓不是为了做船夫，这一点很清楚。伊尹背着鼎俎，大概也是想用调和滋味的道理来游说商汤，难道他真是厨师吗？关于滋味的说法，就是盐梅调和的说法，详见《吕氏春秋·本味》篇。由此说来，太公的事情就更加可以了解了。既然如此，庄子说商汤以厨师之名罗致伊尹，范睢把太公说成渔父，也都是有原因的。《鬼谷子》说：“太公多次到文王那里求见，后来才与文王相合。”一定是对文王了解极深以后才归附他，并且毫不疑惑，难道是苟且求合吗？他辞别棘津向西进入渭水流域，大概也已经知道文王兴起的原因了。他知道文王将要兴盛而来投奔，想求得与文王的道相合，那么他用钓鱼来求见文王，难道是为了鱼吗？不过，文王卜猎的事情，我是明白的。太公的贤能，文王既然早已充分知道，难道还担心世人不知道他而显得自己标异，所以才借打猎并占卜来举荐他吗？胥靡这样的贤人，武丁难道不知道吗？可是他仍然说“梦见上帝赐给我贤臣”。武丁虽然已经知道这个人，但天下人还不知道；天下人不知道，所以不得不托之于梦。” 既然如此，文王不得不把任用太公的事托付于占卜，也就很清楚了。知道武丁所说的梦并不是真梦，也就知道文王所谓的占卜并不是真占卜。武丁的梦和文王的卜，或许是同一种做法。秦观《汝水涨溢说》说：汝南的风物非常优美，只是自从进入夏季以来，水涝便成为灾害。往年道路常常变成积水的陂塘，汝水上涨泛滥，城墙面临危险，湿热之气蒸腾，几乎和吴越一带没有区别。郡中百姓年年都遭遇这种情况。《汉书》称汝南有鸿隙陂，翟方进任丞相时，才上奏请求废除它，当地百姓对此怨恨得非常深。想来鸿隙陂不只是有灌溉之利，还盛产菱角、芡实、蒲草和鱼，实际上是全郡蓄水的地方。大陂废弃以后，水没有归宿，自然四处漫流而造成灾害。又据《水经》记载，汝水流到汝南郡西北时，从左侧分出一条支流，又曲折地向东转南，形状像悬挂的葫芦，所以称为悬瓠城。如今汝水的旧河道已经消失，只剩下这条支流；水涝突然上涨时，就有泛滥的祸患，这也是地势造成的。当时汉朝把这里作为豫州刺史的治所，这一带各城邑都是春秋时期沈、江、道、柏等国的旧地，相关事迹很多，暂时没有时间为它们撰写记文，读者可以查考。

译明代张应登《林县险要图说》说：这里是林县西山的险要之处。险隘所在，都属于太行山的支脉。北面从一百多里外进入，有马塔口、虹梯口；向南依次是蚁尖寨，寨南是鲁班壑，再向南有断金桥、风门口，以及东峻岅、崔八口、关墙岭，距离县城七十多里，位于山上。总的说来，南北相连，人迹能够到达；其中险要而适合防守的地方，首推蚁尖寨，其次是断金桥。其余地方都是崎岖的樵夫小路，车辆不能并行，马匹不能成队通行，上下都很困难，不必担心它们会被敌人利用。为什么呢？蚁尖寨西北距县城四十里，从姚村向西五六里就是东寨门口；上面有黄苍岩等十处泉水，中间有三楹官防、二十楹营房，原来是为官军戍守设置的。北面有牧场，宽七十步，可以容纳一千多名马卒；南面还有仓廒遗址，宽二十步，可以储存一万石粮食。从仓廒向南，经过小蚁尖寨、大蚁尖寨、古岩口、东盖头泉、小临清水泉，到西盖头泉，距离营房还约二十五里多。只有百岩口、东西盖头泉各有樵夫小路可以攀援上去，应当削平铲除，以断绝这些小路。又从教场北面，经朱路岩的断头岩，距离营房约十里多；朱路岩也有樵夫小路，也应当削平铲除。北面的柳树水泉、百户水泉、硙臼焦水泉，都在营房正西方；山西的漆树沟水泉、南树柳水泉、莲花水泉，都在大蚁尖寨山后的西面。所有泉水都可以供军队使用。断头岩到西盖头泉，南北相距三十五里；东寨门到寨西后沟，东西宽十五里。周围总共八十多里，都属于官军往来巡逻防守的范围。西寨后沟有通往山西的山间小路，已经堵截，往来不通，但由于时间久了禁令废弛，已经形成道路。如今重新铲除削平，大约需要十天；粮食只需留在一面，供上下运输，便于防守，就足够了。断金桥距县城西南五十里，从桃园店向西上行有一道泉水，与山西平顺县接界；地势险峻，只有一座桥可以通行，若一人把守关口，真是万人也不敢抵敌，是东西交通的咽喉，行人来往不断。万历十五年因年成荒歉，设置官员二人，率领军士分成二十班轮流守卫，确实是有远见的安排。如今事情已经平定，也应当撤回这些官军。为什么呢？白白供养冗员值得忧虑，扰民生事也令人担心。大蚁尖寨下面险峻、上面平坦，有几十处泉水，可以驻扎一万军队；这难道不是心怀不轨的人想借此逞强的地方吗？曹魏、高齐时期仓屯的瓦砾，至今还有可以辨认的遗迹，可见自古以来就防备这里。官军轮流驻守，过去曾议论要长期实行却没有来得及；既然可以利用水源开田，难道要让守军整天拿着武器，却一生都不能经营自己的生计吗？这就是他们陷于困乏的原因。应当命令守军带家属驻扎，各自利用泉水的下游，因地制宜开垦播种，收获的粮食不必起科征税。只是等几年后获得丰厚收益，再斟酌用它抵充军粮和行粮的数额。这样，土地的利益就能发展，险要也能巩固，守军便没有困乏的忧虑了。清代王滙《河工说》说：玄圭告成之后，享受大禹治水太平之治七百七十多年。到了周定王时，黄河改道流经砱砾。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东郡改道，改向渤海注入。后来在瓠子决口，又在魏地馆陶决口，于是分出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东。汉元帝永光年间，又在清河郡灵鸣犊口决口，于是河水分流到博州。屯河开始淤塞不通。过了两年，又在平原决口，于是从东面进入齐地、青州而流到海里，下游和漯水合为一流。王莽时期，黄河于是沿漯川流行，大河不再从大伾山北面流过，而改从相州、魏州南面流过。这样，凡是属于河流中的山泽，以及支流和黄河相贯通的地方，全都改变了位置，与《禹贡》的记载不相符合。建炎、绍兴以后，黄河决口流入钜野，泛滥到泗水，再流入淮河，称为南清河；从汶水汇入济水，经沧州、江地入海的，称为北清河。这时淮河只承受黄河水的一半。金朝灭亡时，黄河从开封以北的卫州决口，流入涡河，再进入淮河。一条淮河独自承受黄河全部水量，并把它输送入海。王莽时期断绝的济水，如今又从河北温州发源，独自穿行于枯黄的黄河水中，流入汶水，然后入海。所谓清济水贯穿浊黄河，终于成了空谈。又考察黄河从西向南流的情况：一支从兰阳向东南流，到宿迁的清河口汇入淮河；一支从宁陵向南流入涡河，到怀远汇入淮河；一支从仪封向北转弯，从小浮桥流入淮河，这就是今天的河道。一个黄河承受天下的水，而淮河又承受黄河全部水量流入大海，下游容纳不下，上游必然泛滥；这大概就是有志之士击楫渡河、思念大禹太平治水的原因吧。俞森《种树说》说：我听说，百年可以培植德行，十年可以种成树木。所以安邑种一千棵枣树的人、燕地和秦地种一千棵栗树的人、渭水沿岸种一千亩竹子的人，所得利益都可与千户侯相等。如今豫州历经闯贼焚烧劫掠，人口稀少，土地荒旷；虽然也不能说没有树木茂密成林的地方，但放眼平原，到处都是这种情况。我曾召来当地人询问，椅、桐、梓、漆等树木没有不适合种植的，桑、柘、榛、栗也没有不宜生长的。枣树两年结果，五年可收一石；柿树五年结果，十年可收三石；榆树一年枝荚就能长满一丈，柳树五年树干就能粗到合抱。这里土壤肥沃到这种程度，可见此地种树的效益还不需要十年便能显现。然而我仔细查看四郊，家中没有储蓄，房屋很少完整，难道这个地方的百姓全都愚昧无知，还是官吏没有办法引导他们呢？

译我曾计算种树的效益，有八种好处。上面的官员不肯尽心办理，弊病有三种；下面的百姓彼此观望、不肯行动，根源有两种。什么叫八种好处？一亩地种粮食，收获二石就算可以了；一亩地种树，收入难道不能达到几十石吗？这是第一种好处。年年有水旱灾害，禾苗和麦子容易受损，但榛、柿、栗、枣不可能同时全都遭受毁坏；年成丰收时可以出售，年景不好时还可以防备饥荒，这是第二种好处。穷人没有柴烧，甚至要捡马粪、挖草根；种树以后，既可收取果实，又可取用木材，何必担忧没有柴薪呢？这是第三种好处。建造房屋没有木材，只能用土坯盖草顶，久雨之后房屋倒塌，往往只能露宿；种树以后，上面可以建楼房，下面也不至于只能住土屋，这是第四种好处。树木少，活着时没有材料制作器具，死后没有材料制作棺椁；种树以后，木材多得用不完，这是第五种好处。豫州土地不坚实，靠近河流的地方容易崩溃；如果栽柳成行，树根彼此盘结，堤坝就会牢固，哪里还会被水冲毁呢？这是第六种好处。五亩住宅地种上桑树，住宅地如果荒芜就要缴纳里布；如今汴州四野的桑树高大茂盛，如果家家户户都种桑，大力发展养蚕业，这是第七种好处。五行的作用，是相克才能相生；如今树木稀少，木不能克土，土性就轻浮飞扬，人物也粗野强悍；如果树木繁多，土就不会飞扬，人也会变得秀美端正，这是第八种好处。有了这八种好处，而上下安闲和乐，虚度时日，那么三种弊病不除、两种根源不扩展，八种好处也就不能实现。什么叫三种弊病？一是上面的官员被簿书、期限和会集事务弄得没有空闲，常常担心放松了不紧要的事，反而耽误紧要的事。二是贪婪的人常常借事生端，谨慎的人常常安于旧习、因循守成。三是百姓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和他们共同谋划开始；还没有听到百姓歌颂官员，就先招来百姓对官员赠送麛裘的讥刺。至于民间，也有两种根源：有的人打算大规模种树，木匠需要大木材，但全国都没有，唯独一家有，这就是灾祸的媒介；邻里都长满蓬蒿，唯独一家果实累累，即使用柳条扎起篱笆保护园圃，也会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这就是所谓两种根源没有扩大的情形。若上面的官员不顾及三种弊病、不清除并扩展两种根源，种树的利益就无法取得。一里之内种树的只有一家，一县之内种树的只有一里，那么利益少而祸害多，不能不顾虑。如果全县都种树，利益就广了；全郡都种树，利益更广；全省都种树，利益尤其广泛，又何必担心灾祸只集中到一家呢？全省的利益，就是各县利益积累起来的。土地的性质有利于树木生长，最容易种植的莫过于枣、柿、榆、柳。柳树适合在冬月栽种，枣、柿、榆适合在三月栽种。枣、柿的果实可以用来备荒，榆、柳的树干可以用来建屋，枝条可以供作柴薪。假如各县都有贤能的县令、县长，颁下一道命令说：不论各户贫富，一家种枣树三十株、柿树三十株、榆树和柳树各一百株；能够超过规定多种，并且广泛栽种其他杂树的予以表彰，不遵守命令的予以惩罚，不得赦免。那么三年以后，百姓就不会报告灾荒；十年以后，各家都能安居。八种好处将无不显现。所担心的只是下发文告而不去查验，结果弊病只是停留在文书形式上，不能真正产生救济和实际利益。做县令的，下令以后，应当按时巡视郊野，这样人人都会受到震动，不敢荒废懈怠。俗话说：“培植德行，没有比使它滋长更好的。”几十年、上百年以后，父老们吃东西可以吃饱，居住可以安稳，指着那些遮天蔽日的树木告诉子孙说：“某树某树，都是某位县令亲自督察灌溉的。”他的德行难道不是不断滋长吗？所以我把事情的原委详细写出，告知诸位，希望诸位不要认为我的话迂腐，必定会卷起衣袖立即行动起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河南通志》卷七十七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河南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通志》卷七十八 艺文七

译考 宋代朱熹《韩文公行略考》说：现在把李翱撰写的行状、皇甫湜撰写的墓志和神道碑、旧史本传、《资治通鉴》、洪兴祖撰写的年谱、程俱撰写的历官记、方崧卿增订考证的年谱，考察它们记载的异同和详略，附在本传之下，以显示韩公一生行事的始末；已经见于文集的文章，就不再收录。新史本传说：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李白作文，韩愈父亲韩仲卿的去思碑说他是“南阳人”，但韩愈曾自称昌黎人。李翱撰写韩愈行状，也说是“昌黎某人”。皇甫湜撰写墓志，没有说乡里；后来又写神道碑，才说“韩氏上代曾居住在南阳”，又说韩愈隶属于延州的武阳。旧史也只说“昌黎某人”。现在考察新史，大概是因为李氏碑文而加上“邓州”二字。可是考察《汉书·地理志》，有两个南阳：一个是河内郡的修武县，就是《左传》所说晋国开拓的南阳；另一个是南阳郡的堵阳县，也就是荆州的南阳郡，字形与“赭”相同，唐代属于邓州。《元和姓纂》《唐书·世系表》记载有两个韩氏宗族：其中一支是汉代弓高侯韩颓当的玄孙韩骞，因避乱迁居南阳郡堵阳；韩骞的九世孙韩卫曾任河东太守，韩卫之子韩纯也任河东太守；韩纯的四世孙韩安之任晋朝员外郎，有两个儿子韩潜、韩恬，随司马休之进入后魏，任元菟太守；韩潜、韩恬有两个儿子韩都、韩偃，韩偃生后魏中郎将韩颍，韩颍生韩播，韩播迁居昌黎棘城。另一支是韩颓当的后代韩寻，任后汉陇西太守，世代居住在颍川；韩寻生司空韩棱，后来迁居安定武安；到后魏时，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韩耆，迁居九门；韩耆生尚书令、征南大将军、安定桓王韩茂；韩茂生韩均，韩均生韩晙，韩晙生韩仁泰，韩仁泰生韩叡素，韩叡素生韩仲卿，韩仲卿生韩防和韩愈。韩氏中间曾迁居陈留。由此推论，韩愈确实属于颍川韩氏，是韩寻、韩棱这一支的后代，却不能承接韩骞一支的世系。可是洪兴祖所撰年谱只因韩骞的后代曾迁居昌黎，便附会新史的说法，只是把堵阳说成均州，略有不同。等到洪兴祖再次考察两部书，发现韩愈真实的世系后，便隐讳不敢再写韩仲卿和韩愈的名字，只直接说世系不可考，现在自然也就无法据此判断。只有方崧卿增考时引用董逌的说法，认为韩骞是韩瑗、韩休的祖先，而韩愈出自韩寻、韩棱一支，这和两部书相合。他论述南阳时又说：“如今孟怀州全境都是春秋时期南阳的土地，从汉代到隋代，两个州都属于河内郡；唐显庆年间才把孟州隶属河……南府，建中年间又把河南的四个县划入河阳三城，后来又改为孟州。” 如今河内有河阳县，韩氏世代居住在那里。所以韩愈常常自己说要回河阳省视祖坟，女挐的墓志也说“把遗骨送回河南河阳，葬在韩氏墓地”。张籍祭奠韩愈的诗又说“旧墓在盟津以北”，由此可知韩愈是河内南阳人，这种说法独自最为正确。韩愈诗中所说“旧籍在东都，我家本在瀍谷”，那么一定是因为地理相近，韩氏后来才曾迁居那里。不过据此看来，韩愈和昌黎韩氏属于不同支派，而他又常常自称昌黎人，这一点仍然无法解释。难道是当时昌黎韩氏一族势力较盛，所以韩愈随意借其名自称，就像所谓“说刘氏都出自彭城，说李氏都出自陇西”一样吗？但是假如韩愈这一支确实出自昌黎，那么他们离开堵阳已经历经数代，后来又多次迁徙，就不应舍弃近世居住之地，反而把远在邓州的地方指作乡里。方崧卿又引用孔武仲的说法，也和董逌相同；王铚则认为韩愈出生在河中府永乐县，如今永乐仍有韩文乡，这种说法已经相当详尽。大概韩愈的世系虽然有不可考之处，但南阳就是河内修武，这一点没有疑问；新史和洪氏年谱的错误判断也可以看出来了。新史说：“韩愈三岁时父亲去世，跟随长兄韩防到岭南赴任，恰逢韩防去世。” 嫂子郑氏抚养了他。李汉的序文说：“先生生于大历三年戊申，三岁时成为孤儿。”这件事可见于《祭嫂文》和《乳母志》，相关情况又见卢东美的志文。洪氏年谱说：“卢氏志文所谓宗兄，是大宗、小宗的‘宗’，旧史把它解释为从父兄，是错误的。”旧史说：“大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韩会因元载获罪而被贬官。”柳宗元《先友记》说：“韩会善于清谈，有文章，名声最高，因此受到很多诽谤。”韩会去世后，韩愈带着家人北归，把韩会安葬在河阳。建中、贞元年间，韩愈又到江南避居；韩氏在宣城有别业，于是韩愈前往那里谋食。这些事见于欧阳詹的哀词、《复志赋》、《祭嫂文》、《祭老成文》和《示爽诗》。新史说：“韩愈自从懂得读书以来，每天能记诵数千上百字；等到长大，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问都能通晓。”行状说：“读书能够记住，所学的东西都能掌握。”墓志说：“先生七岁时就爱好学习，出口便能写成文章。”现在考察《复志赋》说：“正逢中原发生变乱，将要到江南谋食；从这时才专心致志地讲习学问，认为如果不学习古代训诫，自己的心就无所用处。”那么韩愈真正用功治学，正是在到江南谋食的时候。新史说：“考中进士，贞元二年丙寅，韩愈十九岁时才到京师。” 这一点见于《祭老成文》、欧阳詹的哀词和《答崔立之书》。贞元五年己巳，已有《上贾滑州书》。六年庚午，有《河中府连理木颂》。七年辛未，有《送齐皞序》。八年壬申，考中进士，当时二十五岁，见《上邢君牙书》。唐代《科名记》说：贞元八年，陆贽主持科举考试，试题是《明水赋》和《御沟新柳诗》，韩愈名列榜中，见《与陆员外书》。旧史说：大历、贞元年间，文士大多崇尚古学，只有独孤及、梁肃最为深奥精博。韩愈跟随他们的门徒交游，专心钻研仰慕古学，并在当代振作文风。等到参加进士考试，便把文章投给公卿，前宰相郑余庆很为他声誉传播，因此成名。这一年有《诤臣论》。九年癸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试题为《太清宫观紫极舞赋》和《颜子不贰过论》，见《上考功崔虞部书》和《与韦舍人书》。十年甲戌，有《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按现在考察，这篇文章应当属于十一年参加宏词科考试时所作，但是否如此还不详。洪氏年谱又说：这一年韩愈曾回河阳省视祖坟，见《祭老成文》；另有《赠张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参加宏词科考试，见《答崔立之书》；他三次上书宰相，都没有得到答复。

译这一年离开京师，经过潼关，写了《有感二鸟赋》。回到河阳后，写了《画记》。于是从河阳前往东都，写了《祭田横文》。今考：贞元八年以后、这一年以前，他又曾游历凤翔，写信给邢君牙，因不得志而离去，并有《岐山诗》。洪兴祖、程俱都确定此事在这一年六月，错了。《新唐书》说董晋任宣武节度使时，上表署韩愈为观察推官。董晋去世，韩愈随丧队出行，不到四天，汴军发生叛乱，他便离开，投奔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张建封征召他为府推官。他操守坚定正直，直言进谏毫无顾忌。《董晋行状》说：贞元十二年七月，董晋拜宣武节度使，接受任命后立即赴任，韩愈确实随行。《韩公行状》说：董公征召韩公同行，取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的资格，随即任观察推官。《墓志》说：先生三十一岁开始做官。《神道碑》说：贞元十四年以进士身份随董晋任平汴州推官。《旧唐书》写作巡官。洪兴祖《年谱》说：两篇行状都记载韩公在贞元十二年丙子年进入汴州，与史书相合；而墓志、神道碑所记却都晚了两年，实在无法理解。难道这一年只是征召韩公同行，到贞元十四年才正式下达任命吗？这样也不应拖延得如此之久。现在考察蜀本、樊本，没有“三十一而仕”的文字，只说他历任官职二十七年罢了。然而从韩公去世之年倒推，也应当把贞元十四年、三十一岁作为他开始做官之年。所以韩公虽然在贞元十二年进入汴州，但《水门记》作于贞元十四年正月，石刻本仍只称“摄节度掌书记、前进士韩愈”，可见征召任命还没有下达。推算起来，必定是这一年才下达征召任命，所以碑志中的话才会这样写，不应因任命下达得晚而怀疑。现在考察韩公入汴之年，洪兴祖刚刚考得出来；碑志所计算的年数，如果按任命下达的日期来说，也不能算错。但说贞元十四年随董晋平定汴州，却是错误的。又如《送俱文珍序》也作于贞元十三年，怎么能说贞元十四年才进入汴州呢？总之，应以韩公自己的说法、两篇行状、两部史书和《资治通鉴》为准。持正性情狂躁，他的考证有些地方或许没有审慎核实，不足以作为依据。《旧唐书》写作巡官，程俱的记载已经辨明其错误。洪兴祖《年谱》又说：贞元十三年丁丑，韩公在汴州，作《复志赋》；《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也作于贞元十四年戊寅，韩公在汴州，作《天星诗》《水门记》《杨燕奇碑》。贞元十五年己卯，《董晋行状》说三月三日丞相去世，韩公随丧队出行，第四天汴州发生叛乱，有《汴州乱诗》。《历官记》说：汴州发生叛乱时，韩愈的家属在包围之中，不久得以逃脱；韩愈从汴州向东奔赴彭城，随丧队到洛阳，又回到孟津渡过汜水，从陈州、许州一带出发，二月末到达徐州，节度使张建封把他安置在符离、睢水一带。到了秋天将要辞去徐州时，张建封上奏任命韩愈为节度推官，试任协律郎。冬天，张建封派韩愈到京师朝正，见有《欧阳哀词》。这一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交流》等诗。继《答李翱书》《上建封书》论述早晨入署、夜晚回家的事情之后，又有《谏击毬书》《贺白兔状》《徐泗亳节度掌书记防石记》《崔翰墓志》。贞元十六年庚辰春，韩公朝正后返回徐州，有《归彭城诗》。夏天离开徐州，向西居住在洛阳，见有《与孟东野书》和《题下邳李生壁》。考察韩公给孟东野的信，说想等到秋天才辞去；但《题李生壁》作于五月十四日，可见他还没到秋天就已经离开徐州了。《旧唐书》也说韩公发言直率，无所畏惧回避，难道他最终因此与张建封不合，虽张建封知道并欣赏他也不能容纳他吗？韩公离开徐州后，张建封去世；第二天徐州军队发生叛乱，见《白乐天哀三良文》。在洛阳时有《与卫中行书》，冬天韩公前往京师。《新唐书》说调任四门博士。洪兴祖《年谱》说：贞元十七年辛巳，韩公在京师参加调选，三月向东返回，见《与卢汝州荐侯喜状》；将要回去时，作《赠孟东野序》《蜀客诗》。这一年有《送李愿归盘谷序》《李楚金墓志》。韩公从上一年冬天参加调选，最终没有结果而回去；这一年冬天又前往京师。贞元十八年壬午春，才获得四门博士的任命。任博士期间曾请假回洛阳，因而游览华山，就是《答张彻诗》所说的“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李肇《国史补》说：“韩愈喜欢探奇，和宾客登上华山绝顶，估计无法返回，便发狂痛哭，写信与家人诀别。”华阴县令想尽各种办法把他救下来，他才下山。沈颜作《聱书》，认为李肇妄加记载，难道贤者会这样轻视生命吗？考察韩公的诗，才知道《国史补》所记确实是事实。这一年有《送陆歙州序》《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序》《与崔群书》《施士丐墓志》《马彙行状》。《新唐书》说韩公升任监察御史，并记载他上疏极力论说宫市的弊端；唐德宗发怒，将他贬为阳山县令。韩公在百姓中有爱民声望，百姓生了孩子，多用他的姓或字给孩子命名。洪兴祖《年谱》说：贞元十九年癸未，韩公三十六岁，由博士拜为监察御史。当时有《齿落哭杨兵曹》《陆歙州傪诗》，以及《与陈京给事书》《禘祫议论权停选举状》《苖氏墓志》，又有《上李实书》，其中称自己任前四门博士时，已经被罢免博士之职，却还没有接受监察御史的任命。

译信中说：“韩愈来到京师，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 大概韩公从贞元五年随郑滑一带的军府重新来到京师，到这时正好十五年。实录对李实极力诋毁，而这封信却大力称赞他的长处，这又令人无法理解。现在考察唐代制度，凡任官以四考为满；韩公任职才超过一年，不知因为什么缘故被罢免？罢免后又升迁。行状、墓碑都只说他选授四门博士，升任监察御史；而这封信称“前官”，又把文章作为投赠之礼献给李实，仿佛是不得已而为之。这说明他确实曾被罢免博士，另行升迁。这一年七月，韩公仍任博士；《乞免停选状》说：“臣虽然不是朝官，每月领取俸钱，也可以据此考核。”罢免的原因无法详细考察，但最终恐怕不是为了讨好李实以求进用。有人说德宗末年不任用宰相，所信任的人只有李实、韦执谊等，韩公大概不能免于委屈自身来伸张道义。然而韩公的《天旱人饥状》专门指斥李实，他修撰《实录》时也对李实一字不宽恕，唯独在这封信中出现如此抵牾。又韩公十九岁才来到京师，是在贞元二年；到贞元十九年，实际已经十八年了。现在却说“来到京师到现在十五年”，洪兴祖虽然解释为再次来到京师，但实际上只是牵强附会。把这些疑点一并记下，等待有学识的人来辨明。洪兴祖《年谱》又说：当时有诏令因旱灾、饥荒减免一半租税，但有关官署催征得更加急迫，韩公与张署、李方叔上疏说：“关中是天下的根本，百姓困急到这种地步，请宽免百姓的劳役并免除田租。”皇帝很是怜悯，最终却被幸臣进谗言，贬为连州阳山县令。幸臣就是李实，见《进学解》和《祭张署文》。《旧唐书》说：韩愈曾上数千字的奏章，极力论说宫市的弊病，被贬为阳山县令；但这篇奏疏如今已经失传。这样看来，韩公被贬，是因为论说这两件事。现在考察韩公被贬阳山一事，《寄三学士诗序》叙述得很详细，但行状只说被幸臣憎恶，出任阳山县令。《神道碑》也只说因为上疏论关中旱灾饥荒，被专权者憎恨。这样看来，他被贬并不是因为论说宫市，证据很明显。韩公现存《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与诗中所说完全相合。况且李翱、皇甫湜都是与韩公交游的人，不应韩公曾经写数千字论宫市，而行状和碑志却一点也不提。然而行状又说他被幸臣憎恶，韩公诗中却说：“有时自己怀疑是不是因为上疏，上疏难道就是原因吗？”可见这又未必全是上疏的罪过。诗中又说：“同僚全都是才俊，偏偏亲善柳宗元和刘禹锡。有人担心言语泄露，传出去后反而落入仇敌手中。” 又《岳阳楼诗》说：“前年被贬出任地方官，由此遭受的祸患最为无妄；奸邪猜忌害怕受到弹劾，便任意诬陷欺骗，把我斥逐出去。”这大概是被王叔文、韦执谊等人排挤的。德宗晚年，韦执谊、王叔文的党羽已经形成。这一年，补阙张正买因上疏劝谏别的事情获得召见，与他交好的人中有几人也都被谴责斥退。韩公被外调，可能也类似这种情况。《忆昨行》说：“伾、文尚未剪除，崖州已经炽盛；即使得到赦免，仍常常忧虑猜忌。”他被王叔文等人排挤，难道还不够明显吗？只是没有归罪于他们，反而把罪责归到上疏上。洪兴祖兼说宫市和旱灾饥荒两件事，却又没有考察韦、王党羽的始末，所以这里一并申说。洪兴祖《年谱》又说：从韩公的诗考察，大概在贞元十九年冬末被贬，贞元二十年甲申春才到阳山。当时有《同冠峡》《贞女峡》《和张十一功曹送刘生谢李员外》等诗，以及《别知赋》《送杨八弟归湖南序》《区册序》《答窦存亮书》《王弘中燕喜亭记》。《新唐书》改记为江陵法曹参军。洪兴祖《年谱》和《历官记》说：贞元二十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顺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年号为永贞。被贬官员全部追召回朝，韩愈任观察使，原来受到压抑的官职才改授江陵府法曹参军。见《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以及《张蜀墓志》《河南同官记》。洪兴祖又说：韩公这一年春天遇赦，夏秋间离开阳山，在郴州等待任命；从三月到秋末才接受法曹参军的任命。见《祭李郴州文》，当时有《郴州祈雨》及《郴州诸诗》。从郴州到衡州，有《合江亭》《郴州文》和《谒衡岳庙诗》；从衡州到潭州，有《陪杜侍御游湘西寺》以及《湘中诸诗》；从此被贬往洞庭，有《阻风赠张十一》诗；到岳州，有《别窦司直》诗；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学士》诗；又有《送孟琯序》《荆潭唱和序》《上李巽书》《郑夫人殡表》和《五箴序》。其中说：“我活到三十八岁，那么这些箴大概是这一年所作。所谓幕中的辩论，大概指在徐州时；台中的评论，则指任御史时。”《新唐书》说：元和初年，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郡，三年后转为正式任命。洪兴祖《年谱》说：“永贞二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年号为元和，这时是宪宗即位后的第二年。”韩公三十九岁，这年春夏还在江陵，有《李花》《寒食》等诗，以及《出游夜归赠张十一》《赠郑群》《赠簟》《答张彻》等诗。六月，韩公从江陵被召回，拜为国子博士；回朝后有《丰陵行》《游青龙寺赠崔立之》《送文畅》等诗，有城南联句诸诗，以及《祭十二兄岌文》和墓志。元和二年丁亥春，韩公任博士，有《元和圣德诗》和《释言行状》。其中说：“宰相中有爱好韩公文章的人，准备把文学方面的职务授给韩公；有人争着抢先，便捏造韩公的话传播出去。韩公害怕遭祸，于是请求分司东都。”但韩公所作《周况妻韩氏墓志》却说：“从兄韩俞去世时，开封尉韩愈当时任博士，请求分教东都；周生便把他的家属收容在开封境内，教育抚养他们。”所谓流言，就是《释言行状》中所解释的谗言；但韩公终究无法洗清，因此借兄长丧事为由请求离去。当时的宰相是郑絪，翰林舍人是李吉甫、裴垍。韩公在夏末离开京师前往东都，有《酬裴十六途中见寄》诗。这一年有《张中丞传后序》《答冯宿书》《卢于陵墓志》。元和三年戊子，改任正式国子博士，见行状；有《酬崔十六少府》《东都遇春》等诗，有《与少室李渤书》和《裴复墓志》。

译《新唐书·李渤传》说：“洛阳县令韩愈送给李渤一封信。”韩公当时任博士，五年后才任河南县令，从未任过洛阳县令。《新唐书》改记为都官员外郎，随即拜为河南县令。洪兴祖《年谱》说：“元和四年己丑，韩公四十二岁，改任都官员外郎，留守东都尚书省。”《神道碑》说：“授尚书都官郎中，分司东都，兼判祠部。”行状和新旧《唐书》都说是员外郎。《送李正字序》也只说都官郎，碑文错了。方回考证说：“韩公任都官员外郎是在六月十日，制书也写作员外郎。”洪兴祖《年谱》又说：“《神道碑》说，中官号称功曹使，掌管京城观寺；尚书对此束手失职，先生按照《六典》把他们全部索取回来，惩治他们的无良行为；当时他出入宫禁，喧哗众人，以此整肃浮屠。”《历官记》说：分判祠部时，韩公与宦官为敌，恶言骂语纷纷而来。韩公于是写公牒上书留守郑余庆，请求和各位郎官轮流判事，但没有获准。在东都时，有游览嵩山、洛水的题名，及《送李翱》《侯参谋》《和卢汀》《钱徽》《与窦韦寻刘尊师》等诗，有《送李正字归湖南序》及诗、《郑防校理序》、《祭薛公达文》及墓志、《京兆韦夫人墓志》《河南府同官记》。元和五年庚寅，授任河南县令。《神道碑》说：魏、郓、幽、镇各自设立留邸，储藏逃亡的士卒来掩盖罪过，士大夫和官吏没有人敢过问。先生将要揭发这种禁弊，以壮大朝廷声威，截断百姓控告官吏的文书，等待时机让它们公开。留守尹某非常恐惧，急忙加以阻止。有使者回来替先生说明情况，宪宗高兴地说：“韩愈是在帮助我。”后来郓邸果然图谋反叛，东都将要拥立留守来响应淮西。又有《上留守郑公启》：当时韩公因议论政事而失去郑公的欢心；河南军人有罪，韩公追上去杖责他，留守不高兴，韩公便写启辩解，第二天极力请求离职。文集中的行状说：改任河南县令时，韩公因职权分工与留守及尹某争辩，所以军士没有人敢触犯禁令。怀疑郑公最终听从了他的话，因此军人如此畏惧服从。在河南时，有《感春诗》《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及诗、《月蚀招扬之罘》，以及《河南令舍池台诸诗》《张圆墓碣》《卢殷墓志》。《新唐书》说升任职方员外郎。洪兴祖《年谱》说：元和六年辛卯，任尚书职方员外郎。考察这一年春天，韩公还在河南，有《送穷文》《辛卯年雪寄卢仝》《谁氏子》等诗、《送温造序》和《乳母志》。到京师后，有《酬卢云夫望秋作》《石鼓歌》《复雠状》《卢丞房武毕坰墓志》。《新唐书》说：华阴县令柳涧犯罪，前任刺史弹劾上奏，尚未得到答复，刺史便罢职；柳涧诱使百姓拦路索取军队屯驻的役直，后来刺史憎恶这件事，审查他的案件，将柳涧贬为房州司马。韩愈经过华阴，认为刺史暗中结党，便上疏请求查办。御史复核后，查出柳涧贪赃，又把他贬为封溪尉。韩愈因此获罪，又任博士。洪兴祖《年谱》说：元和七年壬辰二月乙未，韩愈由职方员外郎重新任国子博士，时年四十五岁。《旧唐书》说：韩愈因奉使经过华阴，上疏为柳涧申理。韩公从上一年起未曾出使，有人说就是他赴任职方员外郎时经过华阴，看见这件事，便上疏朝廷。然而《进学解》说：“三年博士，冗不见治。”旧本又作“三为博士”。按韩公贞元壬午年授四门博士，元和丙戌年任国子博士，丁亥年分教东都，今年又从郎官降任博士，前后共四次任博士。这里先说暂任御史，接着说“三为博士”，那么就是从丙戌年以后又三次任此官。若说“三年”，则从元和元年夏天奉召回朝，到四年春天仍任博士，首尾已经四年。方回考证说：丙戌年初次授官、丁亥年分教东都，本来不必分开计算，他实际是三次升任博士，应当写作“三为”才对。现在考察，上句说暂任御史，这里说“三年博士”，正是按任官时间长短来说的，恐怕应当作“年为”；但也不敢确定。洪兴祖《年谱》又说：这一年二月有《论钱重物轻状》。《新唐书》说：自建中年间制定两税法后，物价低而钱价高，百姓以此为患，于是诏令百官商议革除弊病。方回认为这篇奏状作于唐穆宗即位初年，《资治通鉴》附在长庆元年秋，是符合事实的；元和七年并没有这项议论。只有《会要》记载元和六年二月的制书，说建中以后货物价格低而钱价高，允许各道缴纳的钱币按现钱五分征收二分，其余三分兼纳按实际估价折算的绢帛，或许当时确有这项议论，但也不是元和七年。况且韩公元和六年二月还在东都，洪兴祖弄错了。洪兴祖《年谱》又说：这一年有《石鼎联句赠刘师服诗》《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志》、路应《神道碑》。《新唐书》改记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洪兴祖《年谱》说：这一任命在元和八年癸巳三月乙亥。《旧唐书》说：韩愈才高却多次被贬官，后来又降职，于是作《进学解》；执政者看了文章怜惜他，认为他有修史才能，所以授予这一官职。当时的宰相是武元衡、李吉甫、李绛。这一年有《答刘秀才论史书》《乌氏田氏庙碑》《郑儋神道碑》《李虚中董溪息国夫人墓志》。洪兴祖《年谱》说：元和九年甲午十月甲子，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馆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郎中身份掌知制诰。这一年有《元微之书》《田弘正书》《送张道士序》《刘昌裔神道碑》《王适孟郊扶风郡夫人墓志》。元和十年乙未，韩公任知制诰，有《和库部卢曹长元日朝回》《寒食直归遇雨二诗》，以及《与李绛书》《进顺宗实录状》。《旧唐书》说：韩愈撰修《实录》，详略失当，叙事不善于取舍。考察韩愈作史，详略各有意图，删去 ჩვეულ常事，着重记载与政事有关的内容，他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的意旨十分明显；当时议论此事的人非难他，最终把文章删改得残缺不全，实在可惜。史书又说：韩愈谈论宫禁中的事情颇为切直，宦官憎恶他，常常在皇帝面前说他的记载不真实。这种说法是对的。这一年有《与柳公绰二书》《论淮西事宜状》。说到下一年，又有《捕贼行赏表》《蓝田县丞厅壁记》《独孤郁卫之立墓志》《徐偃王庙碑》。

译洪兴祖《年谱》说：元和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由考功郎中、知制诰升任中书舍人；丙申日赐绯衣鱼袋。五月癸未，降为太子右庶子。行状说：盗贼杀死武元衡，韩公认为盗贼杀宰相后就仓促停止用兵，实在太懦弱；大军不可以停止，应当凭天下的力量夺取三个州，这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他的意见与裴丞相相合，所以最终出兵，但宰相中有人认为这样不方便。任满一月后升为中书舍人，后来最终因为别的事情改任右庶子。当时的宰相是李逢吉、韦贯之。所谓任满一月升为中书舍人，大概是因为唐代制度规定台郎任满一年便升迁；韩公从上一年冬天任知制诰，到这一年春天正好满一年。李汉说：收集韩公遗文没有遗漏；韩公掌管诏令一年，却没有一篇被收录，可见散失很多。只有后集收有《崔群户部侍郎制》一篇。现在考察，行状、《资治通鉴》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把这件事放在上一年任知制诰时；而《神道碑》《新唐书》则放在升任中书舍人以后。但行状说韩公所论涉及杀宰相之事，是在上一年六月，而奏状中实际上没有这句话。如果奏状果真写于六月以后，就不应完全不提此事。因此，这篇奏状不仅不在元和十一年正月以后，也不在元和十年六月以后。所以《资治通鉴》直接把它系在五月之下。行状叙事虽然大体真实，但记载言论却有错误。碑文和《新唐书》当然也有失误，现在应以《资治通鉴》为准。洪兴祖《年谱》说：这一年有《酬卢云夫曲江荷花行》《周况妻韩氏墓志》《王用碑》《科斗书后记》。行状、神道碑及《旧唐书》说：元和十二年丁酉秋，因为军队疲惫而长期驻扎，叛贼还没有消灭，皇帝命裴丞相任淮西节度使，以招抚讨伐叛军。丞相请求韩公随行，赐给三品官服和鱼袋，任行军司马，随丞相驻在郾城。军队从潼关出发，韩公请求先骑快马到汴州，感动并说服都统韩弘；韩弘接受命令，军队于是协调行动。韩公侦知蔡州的精锐士卒全都聚集在边界上，抵御官军；守城的都是老弱之人，而且不过一千人。他急忙向丞相报告，请求派三千士兵从小路进入，必定可以擒获吴元济。丞相还没来得及行动，李愬却从唐州文城营垒带领士卒，乘夜进入蔡州，果然擒获了吴元济。三军将士都替韩公感到遗憾。蔡州平定后，平民栢耆带着计策来拜见韩公，韩公与他交谈，认为他很奇异，于是向丞相报告，说：“淮西平定，王承宗已经胆寒，可以不必劳师动众；应当派能言善辩的人带着相公的书信，向他说明祸福来招抚他，他一定会服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丞相认为他说得对，韩公口述拟成书信，让栢耆把信藏在衣袖中送到镇州；王承宗果然十分恐惧，上表请求割让德州、棣州两州献给朝廷，并派儿子入朝侍奉。丞相回到京师，因功升任刑部侍郎；皇帝下诏让韩公撰写《平淮西碑》，碑文多叙述裴度的功劳。当时首先进入蔡州、擒获吴元济的李愬功劳第一，李愬对此不满。他的妻子能够出入宫禁，便借机诉说碑文不实，皇帝下诏磨去韩公的文章，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刻石。这一年有《送殷侑序》《祭张署文》及墓志，还有东征往返途中酬答唱和的各篇诗。晚秋在郾城夜间聚会作联句；任刑部侍郎时，有《举钱徽自代状》。元和十三年戊戌四月，郑余庆任详定礼乐使，上奏推荐韩愈、李程为副使。这一年有《李惟简墓志》《权德舆碑》。《新唐书》说：唐宪宗派使者到凤翔迎取佛骨，送入宫禁，三天后才送到佛寺。王公、士人和百姓奔走诵经礼佛，甚至有人依照夷人的佛法烧灼身体，珍珠宝贝成堆地悬挂在道路两旁。韩愈听说后很厌恶，于是上表极力劝谏。皇帝大怒，拿给宰相看，准备判他死罪。裴度、崔群说：“韩愈言辞触犯圣意，治他的罪确实应该；然而如果不是内心怀有极大的忠诚，怎么能说到这种程度？希望稍微宽容他，以此招来谏诤。” 皇帝说：“韩愈说我奉佛过分，还可以容忍；至于说东汉奉佛以后，天子都短命，这话多么悖谬尖刻啊！”韩愈作为臣子，狂妄竟敢这样说，当然不能赦免。于是朝廷内外都惊骇恐惧，即使皇帝的亲戚和贵族也替韩愈说情，皇帝才把他贬为潮州刺史。到潮州后，韩愈上表哀痛谢罪，皇帝颇为感动后悔，想重新任用他，拿给宰相看说：“韩愈先前的论说，是出于深深爱护朕；但不应说天子信奉佛教就会短命。”皇甫镈一向忌恨韩愈直率，立即奏说道：“韩愈终究狂妄疏略，可以暂且把他调到内地。”于是改任袁州刺史。起初韩愈到潮州，询问百姓疾苦，百姓都说：“恶溪有鳄鱼，把百姓的牲畜几乎吃光了，百姓因此贫困。”几天后，韩愈亲自前去察看，命属官秦济拿一只羊、一头猪投入溪水，并向鳄鱼祝告。这天晚上，溪中突然刮起暴风、响起雷电；过了几天，溪水完全干涸，鳄鱼向西迁徙了六十里，从此潮州没有鳄鱼之患。袁州人把男女作为奴隶，超过期限不赎回就没入官府；韩愈到任后，全部计算赎金，用俸禄赎回被没入的男女，送还给他们的父母，共七百多人，并与众人约定禁止再把人当作奴隶。洪兴祖《年谱》说：元和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韩公被贬为潮州刺史；宰相怀疑是冯宿起草了奏疏，于是把冯宿外放为歙州刺史。当时的宰相是皇甫镈、程异。韩公被贬后立即出发，刚上路便取道前行，染病后才到海边。根据《宜城驿记》，他在三月二日经过宜城；根据《泷吏诗》，他在三月将近望日到达曲江；根据谢表，他在三月二十五日到达潮州；根据祭文，他在四月二十四日驱逐鳄鱼。他从曲江到潮州，用十多天走了三千里，大概是因为泷水湍急。方回考证却说：谢表和祭神文都只说“今月”，驱鳄鱼文的原本也只写年月日，因此韩公实际在何月何日到达潮州，确实不知道。况且从韶州到广州虽是顺流，从广州到惠州、从惠州到潮州，水路陆路各半，绝不是十天之内能够到达的。所以韩公的表文也说，从潮州到广州往来，动辄要经过一个月；这样看来，韩公到潮州绝不可能在三月，驱鳄鱼也未必是在四月二十四日。现在按道路里程和行程考察，方回的说法是对的。但《与大颠第一书》的石刻本却说是四月七日，这又好像确实是在三月二十五日到达潮州。其说法无法详考，空缺不记也可以。洪兴祖《年谱》又说：韩公从京师到潮州，有《路旁堠至蓝关示侄孙湘》《武关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河驿次邓州界》《过南阳》《泷吏题临泷寺至韶州》《寄张使君》《酬张使君惠书》《过始兴江口感怀》《赠元十八协律》《初南食贻元十八》《答柳柳州食虾蟆》《别赵子》等诗，以及《宜城驿记》、潮州谢表、《祭鳄鱼文》《请置乡校牒》《贺册尊号表》。

译这一年七月己丑，群臣上尊号，大赦天下。十月己巳，按照惯例酌情调近，改授袁州刺史。《新唐书》说召回拜为国子祭酒。洪兴祖《年谱》说：元和十五年庚子闰正月，唐穆宗即位；韩公这一年春天到达袁州，途中有《酬张韶州端公》《韶州留别张使君》二诗。到袁州后有《袁州谢上贺穆宗即位》《贺赦》《贺册皇太后》《贺庆云五色表》《举韩泰自代状》《滕王阁记》。九月召回拜为国子祭酒，而《滕王阁记》却说是十月任袁州刺史，大概是任命在九月下达，十月才接受任命。《祭湘君夫人文》中所说恢复原有章绶，是因为韩公任行军司马时曾获赐金紫，如今任祭酒才恢复旧有品秩。从袁州赶往京师，途中在石头驿，有《寄江西王中丞阁老仲舒》诗；到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和《题西林寺故萧二郎中旧堂》诗。《因话录》说：萧颖士的儿子萧存，字伯诚，任金部员外郎，厌恶裴延龄的为人，弃官归隐庐山。韩公年轻时曾受到金部的赏识，知道这件事后，经过江州游览庐山，访问金部故居，于是写下这首诗，并留下百匹缣帛来救济他。行进到安陆时，有《寄随州周员外君巢二诗》送到。到枣阳县时，有《题广昌馆诗》送到；到襄州时，有《醉中留别李相公诗》。在冬末到达京师。这一年有《南海庙碑》《与孟简书》《论黄家贼事宜状》《典贴良人男女状》，又有《论夷獠请因改元大庆遣使宣谕仍择经略使抚之》。还有祭祀柳子厚及其侄孙滂的祭文和墓志，洪兴祖《年谱》记载。洪兴祖又说：行状说，韩公升任祭酒后，有一名直讲善于讲解礼制但容貌鄙陋；学官中多是豪族子弟，排斥他，不让他共同用餐。韩公命令属吏说：“把直讲叫来，让他和祭酒一起吃饭。”学官从此不敢轻视直讲。韩公上奏推荐儒生担任学官，每天让他们会集讲学。学生们争相前往听讲，彼此高兴地说：“韩公来任国子祭酒，国子监不会寂寞了。”韩公在国子监时有《雨中寄张籍诗》，《举张惟素自代状》《请复国子监生徒状》《论新注学官牒荐张籍状》《请上尊号》。《新唐书》说转任兵部侍郎。洪兴祖《年谱》说这一任命在长庆元年辛丑七月。当时有《举韦顗自代状》《李郱张彻祭文》《李郱郑群薛戎墓志》。现在考察，方回《增考》所论《钱重物轻状》应当在这一年秋天。《新唐书》说镇州发生叛乱，杀死田弘正，拥立王廷凑；皇帝下诏让韩愈宣抚。韩公出发后，众人都替他担忧。元稹说韩愈很可惜，唐穆宗也后悔了。皇帝下诏让韩愈根据事情情况灵活处理，不必一定进入镇州。韩愈说：“哪有接受君主命令却停留不进，只顾自己安全的道理？”于是快马疾驰进入镇州。王廷凑部署严密的军队迎接他，甲士排列在庭院中。坐定后，王廷凑说：“之所以闹得纷纷扰扰的，原来是这些士卒。”韩愈大声说：“天子因为您有将帅之才，所以赐给您节钺，难道料到您会同叛贼反叛吗？”话还没说完，一名士兵上前激愤地说：“先太师为国家攻打朱滔，血衣还在这里；我们这支军队有什么对不起朝廷的，竟把我们当作叛贼？”韩愈说：“看来是认为你们不记得先太师了。假如还记得他，那当然很好。而且要判断是叛逆还是顺从，以及其中的利害，也不能只援引古代的事情；我只把天宝以来的祸福讲给你们听。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义、朱滔、朱泚、吴元济、李师道这些人的子孙还在吗？其中还有做官的吗？”众人说：“没有。”韩愈说：“田公把魏博六州归还朝廷，官至中书令，父子都接受了旌节；刘悟、李祐也都掌管大镇，这些都是你们军中共同听说过的。”众人说：“田弘正刻薄，所以这支军队不安。”韩愈说：“既然如此，你们杀害田公，又残害他的家属，还能说什么呢？”众人于是喧哗说：“侍郎说得对。”王廷凑害怕众人的心意动摇，急忙挥手让他们退下，接着哭着对韩愈说：“现在您想让我做什么？”韩愈说：“神策大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还不少；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抛弃他们。” “您为什么把他长期围困在那里呢？”王廷凑说：“立即放他出来。”韩愈说：“这样就没有事情了。”牛元翼果然突围而出，王廷凑没有追赶。韩愈回来后，把与王廷凑及其三军的谈话上奏皇帝，皇帝非常高兴，升任他为吏部侍郎。洪兴祖《年谱》说：长庆元年七月，镇州发生叛乱，杀死田弘正，拥立王廷凑；朝廷任命深州刺史牛元翼为深冀节度使，讨伐王廷凑。十月，任命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牛元翼被王廷凑包围。长庆二年壬寅二月，赦免王廷凑，诏令韩愈宣抚，韩愈回来后牛元翼果然突围而出。行状说：韩公回来，在皇帝面前奏报与王廷凑和三军的谈话，皇帝非常高兴，说：“你竟然直接这样对他说，因此我有意重用你。”于是授任吏部侍郎。现在考察，“先太师”指原镇州统帅王武俊。《神道碑》说：“藩镇反叛，太原出兵，用轻利诱使回纥，召请先生说明祸福，譬喻时像引虎咬臃，鲜血直流。如今所忧虑的不是兵力不足，便匆忙上疏陈说得失。”现在考察，这几句话无法理解，其他书也都没有记载，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意思，恐怕有错误。洪兴祖《年谱》又说：这一年有《次寿阳驿》《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次承天营奉酬裴司空》《镇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见寄》《镇州初归》等诗，以及《韦侍讲盛山诗序》《论变盐法事宜状》。长庆二年壬寅九月，转任吏部侍郎。行状说：所有令史都不再锁闭在官署内，听任他们出入。有人问韩公原因，韩公说：“人之所以害怕鬼，是因为看不见鬼；鬼如果可以看见，人就不害怕了。候选官员见不到令史，所以令史的势力很大；允许他们出入，所以他们的势力就轻了。”这一年有《郓州谿堂诗》《窦司业祭文》《窦司业墓志》《楚国夫人墓志》《黄陵庙碑》。《新唐书》说：当时宰相李逢吉厌恶李绅，想把他排挤出去，于是任命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地下诏免除他参加御史台朝会，却任命李绅为御史中丞。李绅果然弹劾韩愈，韩愈以皇帝的诏令为自己辩解。后来弹劾和辩论的文章纷纷出现，宰相以御史台和京兆府不协调为由，于是罢免韩愈的京兆尹，改任兵部侍郎，同时把李绅外放为江西观察使。李绅求见皇帝后得以留任，韩愈也重新任吏部侍郎。洪兴祖《年谱》说：长庆三年癸卯六月，韩愈以吏部侍郎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诏令免于参加御史台朝会，此后不得援以为例；十月癸巳任兵部侍郎，庚子日任吏部侍郎。行状说：改任京兆尹后，六军将士都不敢犯法，私下相互说：“这就是那个还想烧佛骨的人，怎么可以触犯他？”因此盗贼停止活动。遇到旱灾，米价也不敢上涨。

译李绅任御史中丞时，给囚犯戴上刑具送到京兆府，命令用京兆尹的杖责打他们。韩公说：“哪有这样的道理？”便让使者把囚犯送回去。当时李绅正受皇帝宠幸，早晚将要拜相；宰相想排挤韩愈，便以御史台和京兆府不协调为由请求，两次改任他的官职。李绅既然得以留任，韩公入朝谢恩。皇帝说：“你和李绅争的是什么事？”韩公于是为自己辩解。几天后，又任吏部侍郎。《神道碑》说：“重新任兵部侍郎。”铨选官员时不把令史锁在官署内，父亲七十岁、母亲六十岁、本人七十岁的人，都给予两种便利来选取人才，使凭借钱财和权势谋求仕进的途径断绝。现在考察，碑文遗漏了任兵部侍郎这一节；“此兵字当作吏字”，“不锁入吏”就是前面所说放令史出入；“二利取才”的含义不详，怀疑这是铨选制度中的说法，或者文字有所脱误。洪兴祖《年谱》说：韩公任京兆尹时，有《举马总自代状》《贺雨》《贺太阳不亏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龙文》；再次任兵部侍郎时，有《举张正甫自代状》。这一年有《罗池庙碑》《送郑权序》及诗、《祭马总女孥文》以及《李于女孥墓志》《韩弘碑》《论孔戣致仕状》。《新唐书》说：长庆四年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洪兴祖《年谱》说：“长庆四年甲辰正月，唐敬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张彻墓志》；八月有《孔戣墓志》。”这一年韩公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行状说：“患病满一百天的假期后，病假期满，于十二月二日死于靖安里的住宅。韩公临终时说：‘我大哥韩德行为高尚，通晓医药，进食一定查阅《本草》，寿命却只到四十二岁。我性情疏懒粗疏，吃东西不选择禁忌，官位做到侍郎，年纪已经比大哥大十五岁了。这样还没有什么不足，即使最终能够死在窗下，幸好没有达到失掉大节的地步，死后可以在地下见到先人，也可以说是光荣了。’”第二年张籍祭奠韩公的诗中说：“去年夏天，韩公请假养病，住在城南庄；当时我也因官休息了两个月，和他一同游赏。”又说：“我们共同喜爱池上的佳句联吟，舒展悠远的情怀。”又说：“韩公作游溪诗，吟咏起来多么慷慨。”城南庄在长安城南，是韩公的别墅。文集中没有所谓“池上联句”；“游溪诗”就是《南溪始泛》三首。又说：“韩公有旷达的见识，把生死看作一体；到了临终清晨，神情意态仍不慌乱，赠给我珍重的话，傲然放下被衾衣裳。”韩公在面对生死时，就是这样。《神道碑》说：“遗嘱规定丧葬一切都要合乎礼制。世俗习惯荒陋，画写浮图，日期用七来计算，以及拘泥于阴阳家所谓的吉凶，这些都不要玷污我。”我现在考察这件事，可以看出韩公的平正。他一生谨守礼法，排斥异教，信念坚定，至死不变，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可是家谱没有记载，大概是不以此事为意吧。韩愈的性情明锐，不诡诈随俗；同人交往，自始至终毫不改变。他成就后来的进士，往往使他们知名；经韩愈指授的，都称为韩门弟子。韩愈官位显达后，渐渐谢绝馈遗；凡是内外亲属以及朋友中没有后代的，他都替他们嫁出孤女，并为他们防护家产。嫂嫂郑氏去世，他穿了一周年的丧服来报答，行状说：“韩公气度厚重，性情通达，议论多能把握大体。”《神道碑》说：“朝廷有重大案件和疑难问题，文臣武将共同防卫，没有人能先发言。”先生讲授经书并引据裁断，考核比合传记，侃侃而谈，神色严正，人们都信服他的言辞。《墓志》说：“韩公胸襟洞达开阔，不设置等级门户；平日即使睡觉吃饭也未曾离开书籍，疲倦时把书当枕头，吃饭时以书义娱悦口腹，勤勉不倦地讲解评议，用来磨砺诸生，唯恐不能做到完美。”他常以诙谐笑语、孤独歌曲相娱，使大家都沉醉于义理而忘记回去。唉，真可以说是快乐平易的君子、伟大的人物了。碑文又说：“内外亲属中孤苦弱小的人，全都像亲人一样抚恤；用仁爱使男子有家可成，女子有归宿，甚至超过对待自己。”韩愈同人交往，后来即使对方辜负了我，也始终不计较。对方死后，就替他料理家事，平均分配粮食，分剖财产；即使是微贱弱小的人，也像贤者亲戚一样对待。别人讥笑他，他反而更加笃定，从未有一顿饭不接待客人。内室中的人有时白天见到他的面容，退下后互相指点，说这是奇异的事情。他从不留宿货物和多余财产，常说：“我前些日子还要脱衣典当来换取食物，如今留下的已经很多了。”韩愈常说：“自汉代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以后，文章作者不是世代都有。”因此韩愈深入探究文章的本源，卓然自立，建立了一家之言。他的《原道》《原性》《师说》等几十篇文章，都奥妙广博、宏深精深，同孟轲、扬雄的文章相互辉映，并且辅助六经。至于其他文章，开头立意和措辞，总以不沿袭前人为要；然而只有韩愈写来，充沛流畅，仿佛才力有余。他的门徒李翱、李汉、皇甫湜跟着仿效，却远远赶不上他。跟随韩愈交游的人，如孟郊、张籍，也都在当时获得了声名。《墓志》说：“先生的文章，不拘圆方；到了这种境界，归结为匡扶经学之心，掌握圣人之权，并以古代作者为友。” 他排斥邪说，抵御异端，以扶助孔氏，保存皇道的最高原则；知道人的罪过，并不是我所计较的事情；吞纳古今，广大无边，浑厚浩大，不可窥测考量。等到他酣畅纵放、豪迈奇曲之作，快利的文字飞驰于纸上，奇异的文辞如鲸鸣铿锵，春意般的华丽震动、照耀天下。然而他的文章又缜密幽微，篇章妥帖，句子适当，精妙能事达到极点，入神出天，唉，真是达到极致了！后人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的。自姬氏以来，只此一人而已。现在考察“知人罪非我计”一句，其中必定有脱误，怀疑应当是“人知人罪非我所计”。方氏附录程子说：“韩愈也是近世的豪杰之士。比如《原道》的言论，虽然不能说没有毛病，但自孟子以来，能懂得这一点的，只有韩愈而已。他说‘孟子醇厚极其醇厚’，又说‘荀子和扬雄，选择道理却不精审，论说道理又不详尽’；如果没有见解，怎么能在千年以后如此明白地判定他们的是非得失呢？又说：‘韩愈晚年的文章，见识非常高，不可轻易看待。’古代求学的人，只修养德行罢了；有了德行就能发言，不必专门学习也能做到，这是必然的道理。韩愈却因为学习文章的缘故，每天探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所以他的见识能够达到这里。

译至于他求学的次序，虽然似乎有违背之处，但他说：“孟轲死后，圣学没有得到传承。这不是有所抄袭前人的话，也不是凭空杜撰、信口随意说的，必定是有所见解。如果没有见解，那么他所作、并因此流传下来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现在考察各位贤者的议论，只有这两条能够穷尽其中最深的地方。然而再考察临川王氏的著作，他的诗说：“纷纷扰扰，很容易耗尽百年生命；举世之中，有谁认识真正的道？删去陈旧言辞，只向末俗夸耀，可惜无所补益，白费精神。”他对韩愈的褒贬，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曾经折中双方的意见来议论，私下认为：程子的意思，确实把握住了大要；王氏的话，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大概韩公对于道，只知道它的作用能够周遍于万事，却不知道它的本体具备于自己的一心；只知道它可以推行于天下，却不知道它的根本应当先落实于自身。所以他的言论常常详于外在事物而略于内在修养，他的志向常常极其远大，而行为未必能谨慎到细微之处。他虽然知道文章与道有内外、浅深的不同，却始终不能审察它们缓急轻重的次序来决定取舍；虽然知道急切地推行道、救济时弊、抑制邪说、推举正道是自己的事情，却有时不免夹杂贪恋官位、羡慕俸禄的私心。这些都表现在他的文字中，确实有如王氏所讥刺的地方。但是王氏虽然能够说到这一点，他所谓的“道真”，实际上是老子、佛教的余波，正是韩公极力诋毁的东西；这就好比楚国虽然失之于一端，齐国也没有得到正确答案。因此现在把两家的说法一并保存，并附带说出我管窥所得的一两点私见：如果据此来评论，那么对于韩公学问的得失，或许可以有所区分了。明代邵宝《测影台考》说：【按照《周礼》以土圭测量太阳影子的办法，共立五座表，其中中表在阳武，就是今天登封东南郜县旧治所在的地方。我到那里时，见有两座台保存着。南面的一座，用大石雕琢而成，上面狭窄，下面宽阔，高一丈多，宽约一半。中间竖立一通石碑，刻着“周公测景台”。台北三丈左右，又有一座台，高约三丈多，用砖砌成。它的北面中间有一道缺口，深、宽各二尺左右，下面排列石块作为通道，一直通到北面约五丈处。石头上有两条小渠，渠旁刻着尺寸，十分精密。最北面的一块石头上有两个小孔，用来出水。询问当地人，他们说，旧时老人相传这就是量天尺，两个小孔则是铜壶滴漏。考察县志，这里名为观星台，也是周公所筑。然而我看到台上所刻的尺寸，所用的只是今天的文字，恐怕不是周公留下的。况且历代律书谈到尺度时，也从未说到阳城测景台的尺制，大概不可信。恐怕只有石台是周公的遗迹，所谓观星台，则是后人因台而建的。况且这个地方曾经设置金昌府治，也曾设置郜县治，修建这座台的，难道是那些时候吗？又按《礼疏》说，四方的表各自距离中表一千里。我根据《禹迹图》考察，南表应当在郢地以北，东表应当在辽地以东，北表应当在肃地以北，西表应当在华地西南、终南山以东。如今那些地方不知道是否也有遗迹保存着？姑且记下这座台的形制，以备参考。】娄枢《河内星野魏分与卫分考》说：【我虽然没有学习天文，但地理却有可以依据的地方。国家的迁徙虽然没有常规，星宿分野却有定数。按《周礼·保章氏》，以星土辨别九州的地域和所封疆域，各有分星，用来观察妖祥。班固《地理志》说，魏地属于觜、觹、参的分野，其疆界从高陵以东直到河东、河内，因此河内是觜、觹、参的分野。又说卫地属于营室、东壁的分野，东郡、卫郡、河内、野王、朝歌都是卫的分地。这样又把河内列为营室、东壁的分野。《史记正义》也把河东、河内列为魏地觜、觹、参的分野，把河内的野王、朝歌列为卫地营室、东壁的分野，两种分法的错误，正同《汉书》一样。朱子解释《诗经》说：“如今怀州、卫州、澶州、相州、滑州、濮州等州以及开封府、大名府的辖界，都是卫境。”这是把前面所说的旧卫和后来建都之地的卫交相举出，混合而言。既然把河内归入《鲁》《卫》中卫国的卫，等到解释《孟子》时又说河内、河东都是魏地，于是又把河内当作赵、魏之魏；这是说懿公亡国以后，河内被周王赐予，又分给魏国的情况。我曾详细考察河内的地域，辨别它属于魏和属于卫的不同。河内本是殷代的旧都，周灭殷后，把殷的畿内分为三个国家，《诗经》国风中的《邶》《鄘》《卫》就是这些。邶封给武庚，管叔治理鄘，蔡叔治理卫，用来监视殷民，称为三监。《尚书序》说：“武王去世，三监叛乱，周公诛灭他们，把他们的土地全部封给康叔，又把邶、鄘的百姓迁到洛邑。”所以三国的诗歌同属一风。传到第十六世，懿公被狄人灭掉，齐桓公讨伐狄人，又在楚丘重新封立卫国，这就是卫文公；卫成公迁都帝丘，就是今天的濮州。《乐记》所说的“桑间濮上”之乐，指的就是这里。襄王十七年，把河内的土地给予晋国，贾逵说：“晋国有功，便用土地赏赐它，土地就是阳樊、温、原、攒茅的田地。”假如河内属于卫，周天子怎么能从卫那里夺来给晋呢？由此可见河内不属于卫。《左传》说晋国开始开拓南阳，大概是小修武以南的南阳，不是今天唐州、邓州的南阳。魏国本来是周王室同姓的国家，晋献公灭掉它，把土地封给大夫毕万；等到韩、赵、魏三家分晋，河内又归属于魏。魏惠王三十一年，把河西土地献给秦国，迁都大梁，国家仍称魏，但实际建都的地方并不是原来的魏地。而且魏分得晋地是在删定《诗经》以后，《诗经》中有《魏风》，有《唐风》，有《卫风》。唐就是晋，今为山西平阳府一带；卫则是卫国的东郡、浚邑、澶渊等地。河内属于魏，毫无疑问。汉代费直、蔡邕，魏代陈卓，唐代李淳风、僧一行关于星历的说法各不相同。娄枢独自赞同郑渔仲的论说：“汉、魏诸儒谈星土，有的以州为准，有的以国为准；至于辰次度数，以及岁星的迁徙，也不是正规的天文学，不能作为依据。”何况魏迁都大梁后，河西便合入东井；秦攻取宜阳后，上党便归入舆鬼。我因此说：“国家的迁徙虽然没有常规，星宿的分野却有定数。”这话是对的。唐代一行所说的十一次分野，只有以云汉的始终来说明。云汉，是江河之气。辨认江河在两戒间的脉络，观察斗宿罗列于四维之间的升沉，分野所在就像指点手掌一样清楚，先儒对此极力称赞。

译一行把星野固定在各国，不如把星野固定在云汉，大概是因为地上的国家会迁徙，而天上的星宿不会迁徙。娄枢却认为，把星野固定在云汉，不如固定在山岳，因为天上的星宿难以步量，地上的山岳容易步量，而且山岳也不会迁徙。我近来看到《河南志》，它把河内列为卫国营室、东壁的分野；《山东志》则把濮州列为卫国营室、东壁的分野。况且河内向南连接河南，不到一百里就成了柳、张的分野；向北连接河东，不到一百里就成了觜、觹的分野；而向东到濮州、博州，几乎有一千里，营室、东壁的分野却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这样岂不是又狭窄又长吗？晋代《天文志》还说河西四郡是营室、东壁的分野，竟越过岐、雍，远远分到六千里之外，更加无法理解。《史记·天官书》说营室到东壁属于并州分野。从前舜认为冀州太大，便把西北部分分为并州，就是今天的大同、太原一带。如果像各种书所说的那样，那么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没有一处不是营室、东壁的分野。考察得越多，疑惑反而越深。《括地志》把觜、觹、参列为益州分野。《星经》说：益州是魏地，属于毕、觜、参的分野；河内、上党、云中也在其中。现在考察，禹划分九州时有梁州，汉武帝把梁州改为益州，就是今天的四川，和河内相距一万里。诸儒对于地理上容易步量的地方，尚且纷纷争论、没有定论，难道还能说天文上难以步量的分野吗？看来天道确实不是人所能完全听闻了解的。所以我说：“我虽然没有学习天文，但地理却有可以依据的地方。”大体说来，河内的分野之所以不确定，是因为古代属于山西，却处在山东；今天属于河南，却处在河北。古代各国根据各地风俗采集诗歌，我如今根据诗歌所表现的风俗来考察地域，再根据地域确定星宿分野，这样可以吗？张子说：“卫国土地濒临黄河，土质贫薄，所以那里的人气质轻浮；土地低洼，所以那里的人性情柔弱。如今卫辉、曹、濮、陈留、浚仪、澶渊一带的风俗人物，都很像这样。河内的土地并不贫薄，地势也不低下，人不轻浮柔弱，肯定不是卫地。土地不是卫地，就不是营室、东壁的分野，这很明白了。”《魏风》各篇，如《葛屦》《汾沮洳》，说土地狭窄，百姓俭啬而心胸急迫。河内乡野之人也很像这样。《伐檀》《园有桃》写性情耿介，内心多有忧思。河内的君子也很像这样。后来即使有善于作诗的人，描写河内的风俗，也不能超过这些诗；应当确定河内就是魏地。地域属于魏地，那么星宿就是觜、觹、参的分野，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周汝逵《所兵考》说：【汉、唐以后，宋代号称没有兵。到了熙宁七年，命令京西各处额定兵员各五百人；后来又在唐州、邓州增置土兵、勇健兵，各额定四百人。唐州设置右屯第十一屯，其规模比西魏淮南的屯兵还详细。明初平定天下第二年，特命金吾右卫千户程飞兼任知县；过了三年，设置千户所，增加守御兵员，隶属于南阳卫。当时披荆斩草，建立军府，专门裁决军务，不仅议论军队，县里的户口、赋税、租庸也都归其掌管。登记在军兴册上的有旗军一千二百二十人，京西操备七百三十人，门军一百二十人，操练官舍余丁一千四百七十人。春季搜狩、秋季狝猎，大概就是这些。渐渐到了正德七年，兵力稍有损耗。流贼猖獗，黄河以南没有坚固城池。右所千户鲁宁与县侯陈顼倡导义勇，誓死守城，共抵抗攻围二十八天。贼人架起栋梁椽木向上攀登，城中人击鼓呐喊，投下石块把他们击退。贼人又背负船板挖掘地道；于是计谋让市民吕聪拿出所储存的几十石麻油，浇在柴草上点火，贼人不敢靠近。夜里有人把帛书射入城中，说：“军中看见有身穿金甲的神兵腾空而下，来救唐州百姓；约定城中不要害怕，我们三天之内一定拔营离去。”起初城中人还以为这是缓兵之计，不敢相信。到了第三天，贼人果然退兵，残破了泌阳。这场战役中，神灵的功劳占多数；然而神灵与人的谋划相互应合，也有赖于军队的力量和历练。如今过了一百多年，除去远远隶属于蓟、榆边军的兵员外，本所步兵操练不过三百五十人，守城不过三十人，守把军不过四十人，招募的义勇不过二十人。承平日久而兵力衰弱，本来就是这种变化。过去跟随县大夫到射箭教场阅射，见到拿弓发箭、射中仪的靶子的人常有十多个，我私下还以为这些材官、驺发足以壮大在山的形势。退下来询问后才知道，他们都是民间射雕的高手，临时雇来充数的，一时竟把这种情形当成理所当然。宋人说：“小孩子空着手不能进入教场。”这不是空话。那么应该怎样改变这种情况呢？古代所谓值千金、百金的勇士，按照各人的技艺分等高下；可以缴纳市租，也可以供给牛酒举行宴饮。如今的制度只规定军士粮饷若干，民快粮食若干，丝毫不能擅自增减，怎么能够倡导勇猛快捷的技艺，而不与羸弱者走同一条路呢？有人说，痛恨卫兵不能使用，想把责任全部推给保甲。保甲在宋代就已有受拘束、被索取、遭鞭笞的苦处，绝不能依靠他们充当军队。只有县大夫训练他们来防守乡里，禁止一切佐领、保党参与其中的事务，这才是善于使用保甲。又有人想重新把责任推给民兵。百姓出钱养卫兵，而卫兵又不能使用；百姓还按户凑钱充当民壮，而民壮也不能使用；到了后来又不能免除本人服兵役，怎么忍心呢？那么为什么不采用韩魏公的说法：“百姓赋税征收已经很重，却能终身保全骨肉相聚的欢乐”，只是不让他们服兵役，以平息人们的议论呢？我还记得江西王文成平定南赣时，命令兵备官在所属州县中选拔八九人作为精兵，优厚供给粮饷，任命将领，依靠他们平定盗贼。崔文铣也说，县里挑选民壮，仿照古代土兵，应该训练并选拔强悍勇猛的人，让其中武艺才能突出者守城缉盗；懦弱者仍命令他们耕田植桑，与保伍错杂编列。遇有警报，就集合起来守卫。大概乡里严整，县城就安定；县城严整，府治就安定；推及天下，都是这个道理。如今唐州也应当效法这个意思。】记述。

译明太祖《黄河述》：【吴元年丁未十一月，派遣大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名身披坚甲的骑兵、步兵，渡过长江，越过淮河，向北进入中原，首先使齐、鲁归服。第二年洪武初年夏四月，平定河洛；秋八月，元朝君主弃城远逃沙漠。又在冬季转战晋、冀，安抚并占有这些地方。关右听到风声便献纳降款，中原于是平定。太祖曾说：“统治天下，不在中原建都不可。”如今中原既已平定，必须亲自到那里仰观俯察，选择地方居住。于是就在这一年夏四月，率领数万禁兵前往察看，逆流而上沿黄河行进。这月抵达汴梁。当时政务繁多，虽然山川秀丽，古今人物的事迹，一时也没有空闲歌咏。到了洪武九年秋八月，在奉天门祭祀社神并斋戒。傍晚坐在道路上，有一位待制儒臣李思迪侍奉在旁，他也是当时一同乘船前往的人。于是谈到北行时黄河水道的变迁，想写一篇文章却没有完成；第二天午时漏刻，思迪把文章拿来进呈。我看这篇文章的意思，描写水势，说明河源，文章颇有次序。朕于是替它作《述》。洪武元年夏四月，命有关官府清理江淮水滨和黄河沿岸的旧河道。某日乘坐大船抵达瓜州，那时春水刚刚退去，积水开始上涨，长江没有大浪，太阳也不酷热，时令清和，适宜出征而且吉利。船驶入运河，停泊半日后抵达广陵。第三天到达淮阴，船夫驾船进入淮河。这天巽方风势很大，扬帆飞旗，不到两个时辰就到达黄河。淮河两股水流汇合的地方，可以看到水分成两道，清浊分明，像用界线隔开；并流二十多里，才混合成一股向东流去。随后越过淮河进入黄河，才觉得水和泥土混在一起，极其浑浊，没有清水。水色到了黄色而没有黑色，也没有其他颜色，所以古今都称作黄河，确实应该如此。船行三十天，昼夜处在这水面上，时时刻刻观察它的形势，只见它如万马奔驰，声势如大地轰鸣、雷声震动。急流奔涌的速度，片刻也无法看清。到了山势回转、石头突出的地方，水流就环绕盘旋，像羊角一样。水底玲珑可见，因风激荡而发怒；波涛飞溅冲天，就像珍珠飞散、雨水降落。有时巨浪像堤坝一样突然涌起，横贯河面，使急流变缓，流动的水停止，细浪也失去波纹。过了很久，各股水流汇聚而来，横亘的水势将要消散时，忽然有一股水回旋，水底发出低沉呜咽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水中出现一个洞穴，周围仿佛有几丈，形状像井，上通天空，下达河底，俗称旋涡。水流旋转得非常急，其中飞溅的水花冲起，超过旋涡一丈多，纷纷落到岸边，沸腾般扑打在人身上。水流经过两山峡谷之间，有时直行而湍急，有时弯曲折转，有时绕石旋转，有时又回流冲击河岸，有时急怒奔腾，形成堆积的雪白浪花；有时使山崩地陷，有时使船翻桨折；有时巨鱼摆动一下尾巴，在人呼吸之间，早已游出十里。它仿佛蛟龙，先蜿蜒一曲而出，或再蜿蜒一曲，便形成深不见底的深渊，四野都成为湖泊；若蜿蜒一转，转眼之间便奔出千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这水流如此急促，驾驭着有利条件的事物，竟会达到这种程度吗？人们称这水为神水，但它常常给中原带来灾害，成为百姓祸患的事情很多。朕亲自游历这条河，观察水势；遇到两山之间，河道狭窄、水流湍急，应该是这个原因吧？到了平原旷野，河水向东冲荡、向西冲塌，使桑田变迁；水势稍微漫溢，也应该是这个原因吧？这些刚强和柔弱的变化由此产生，谁说一定有神灵呢？如果说黄河没有神灵，那么它之所以成为这样，也有其原因：水流极其浑浊，滔滔向东流去，从古到今不停息，这是长久恒常的情形。忽然变得极其清澈，连人的影子和细微之处都能清楚看见；这种情况有时延续千百里，有时延续几十里，这才可以说是神异。因此上古的君主把它载入祭祀典章，敬畏它、祭祀它，为百姓祈求福祉。如今朕得以观察这条河，狭窄笔直的地方像经线、像弦；凡是山势回转、石头突起的地方，河流就盘曲得像羊肠。如果从河阴到徐州、宿州，地面开阔、原野平坦，情形就不是这样。这条河浩浩荡荡、漫无边际，深不可测。《禹贡》注说：“三门山尚未开凿，吕梁山尚未疏通，那么黄河就从孟门山以上流出。”这说法不一定正确，必定是后人讹改了原文，辗转相传而产生差误。朕从前既已游历黄河，如今想起来，又写下这篇《述》作为说明罢了。】清代马士隲《汴城围陷述》：【感慨自明朝国运永远终结、逆贼李自成肆意毒害中原以来，四方百姓遭受涂炭，流离失所；唯独盘踞我河南中部数年，没有一座城不被攻破，没有一个城邑不残破。犁锄变成刀剑，肥沃土地长满茂草，蓬蒿堵塞道路，千村听不到犬吠，郊外白骨遍地，百里之内炊烟断绝。至于大江以南，风景还和从前一样；黄河以北，人物也依然如故。这样看来，天下的苦难，没有比我们河南更苦的了。河南八郡、河北三府，虽然经历兵乱和饥荒，却没有受到严重蹂躏；河南四府只是暂时残毁，逐渐恢复。唯独开封城高大坚固，却被弃置在泥沙之中，官府没有驻节之地，百姓没有栖身之所。这样看来，河南八府的苦难，没有比我们开封更苦的了。其他事情不全部论述，只说省城的灾难：开始于愍帝十三年六月不下雨，仲秋时节飞霜，一斗米值两金，土贼四处兴起；百姓饿死的有多少，因饥饿而相互吞食的又有多少？从前密密麻麻的人口，十成只剩四五成。上天没有停止降祸，逆贼成群结队，如蜂聚蚁集，声势倒海排山。辛巳年春、冬两次逼近城下，驱掠百姓作为前锋，埋葬在我军的箭石之下；苦战恶攻二十个昼夜。百姓战死的有多少，被掠杀的有多少？可怜这些残存百姓，从前十成中剩四五成的，如今仅剩一二成。

译逆贼李自成的志向是屠杀汴城。壬午年初夏，他卷土重来；粮食用尽，援军断绝，掘取草根也没有办法，早晨煮饭杀男子，午间做饭烹煮女子。百姓饿死的有多少，被杀后又相互吞食的有多少？可怜这些残存百姓，从前十成中剩一二成的，如今百人中也剩不下一两人。九月十六日以后，河伯又助长灾虐：起初是我们挖河来淹没贼兵，后来贼兵反而引河水灌城，东京开封的人物全都葬身茫茫波涛之中。偶尔有一两个男女在城头、屋角之间辗转，或在木筏、树梢上哀号；又遇凄风苦雨，以饥饿之身抵御寒冷。百姓溺死的有多少，冻死的有多少？可怜这些残存百姓，从前百人中尚有一二人的，如今竟万不存一。苍天啊，人啊，究竟为什么使我们的百姓到了这种极端境地？然而辛巳年攻城时，贼兵窥视城池，我们就悬楼射击；贼兵挖城，我们就挖掘孔道出击；贼兵筑起柏木高台，我们就用火炮焚毁；贼兵轰击地雷，我们就筑墙抵御。设奇谋、制胜敌人的，是各级上台官员；冲锋陷阵、抵挡敌人的，是各级武官；率领众人、倡导义勇的，是各位绅士生员；悬重赏招募死士、杀一个贼给银五十两的，是周王府；毅然登城守卫的，是省城中六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的数十万男子。到了壬午年的围城，已经五个月了。米粮一斗值百金，青菜一斤值千钱，这是什么时候啊？宁可死，也没有二心。我们汴城的百姓，本来就是这样重义。只是援军逍遥在黄河岸上，而各位将帅杀害百姓、冒领功劳；又有一两个官员借着养兵的名义，倡导搜粮。还有杨铨、张尔猷之流不肖的绅士生员，凭借城狐社鼠般的奸诈，施行狼贪虎噬般的计谋，挨门逐户，掘地拆门，不给百姓留下一粒粮食，却还说是搜粮养兵。甚至闯入富户之家，拷打夹逼仆婢，金珠银钱无不卷走；甚至按户派粮，指名送入军营，不论绅士还是豪门，白天用铁锁锁住脖子，晚上用绳子捆住双脚，把全家的所有财物都拿去满足贪婪武官，这究竟算什么事情？然而百万生灵始终没有二心，宁可拖着奄奄待毙的身体涂满刀刃、跳入水中；这样的百姓，究竟是怎样的百姓啊？他们仍然说，这就是为义而死。直到贼兵进入潼关，而西安迎降；越过居庸关，北都也没有守住。这和二十四郡望风披靡、大梁数百万生灵全部葬身鱼腹，有什么不同？难道不值得与颜氏兄弟一同游历地下吗？事情传到朝廷，明帝拨出国库十万金赈济；假如不是直指王公以及汉监军旧县令王公燮多方救援、渡送，这些尚未尽数死去的余生，早就全都归入万顷汪洋了。他们还能再次沾受明帝的洪大恩泽吗？我大清定鼎之后，要问今天的百姓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水火灾难和贼寇侵扰中幸存下来的遗民。明朝失去天下，是从失去大梁开始的；我大清获得天下，亿万年没有疆界，也同样是从抚养大梁百姓开始的。后世治理这片土地的人，难道不应当念及我朝忠义的百姓而加意抚恤吗？】

译传。明代田一儁《太康刘烈妇传》：【王国赐，字礼科给事中竹溪君的长子。王生二十岁时去世，他的妻子刘氏不到一个月，最终也上吊而死。根据事状，王生不应早夭的理由有两条，而烈妇之死有四种美德。王生十六岁补为弟子员，父亲考中进士，入朝成为向天子进谏的大臣，地位显贵了。可是王生更加降低身份、谦恭待人，努力学习文章；称他为有才华的公子，不是吗？王生幸有伯父在家，伯父是父亲的兄长，收他为子；但他独自因病弱不能侍奉父亲和母亲，便以此为恨。病情恶化后，他蒙面面向北方长声号哭，眼泪不断流下。这难道不是孝友之心真诚郁结于内吗？君子因此悲悼王生。烈妇嫁给王生时，只有十三岁。过了两年多，王生患病两次；到第三年病得将不起，算来夫妻相处已有四年，正是年华灼灼、艾年将至的时候。临终诀别时，刘氏以一死要求王生，最终用死亡来报答他，这是多么守信啊！王生大概还来得及侍奉他的祖母。祖母看出烈妇过度哀毁，必定不能活下去，便挟持她使她躺卧起身不得有空隙；稍有间隙她就上吊，吊上去便解下，直到第四次上吊后才完成自己的志愿，这是多么刚毅啊！死前一天，她跪着把父亲遗留的金子献给祖母，又剪下皮金制成一个香字，交给侍女说：“人的容貌和荣名，难道会永远保持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我或许可以留下香气、流传芳名吧；这就是我的志向和内心。”随后她沐浴更衣，自尽而死，这是多么从容啊！每天早晚进食完毕，她都流着泪对伯母说：“妇人死于丈夫，是本分；只是女子与丈夫相隔太远。我如果死了，恐怕会连累尸身，请不要让我的尸体经他人之手而含垢蒙辱。”这是多么通达礼法啊！贞节刚烈之人，难道不是这样才相称吗？】何岑《李空同传》：【空同李公名梦阳，字献吉，他的祖先是扶沟人；人们称他为北地生，是因为先世从军之故，其实即使从军，也不属于那个户籍。明朝初年有个名叫李恩的人，本来姓李，入赘大冈王聚田家，冒姓王氏。王家原属军籍，赘婿承继其家，也就代替王家后代承袭军籍。起初隶属蒲州，后来又从蒲州迁到庆阳，庆阳属于北地。永乐年间，李恩在白沟河战死；他的儿子李忠，慈祥惠爱、乐善好施，人称佛王。李忠生李正，李正才恢复李姓，名为李正，仍在庆阳诸生之中；因荐举明经，任阜平县训导，升任封丘教授，于是回到大梁安家。娶高宜人为妻，生下李梦阳。李梦阳十八岁考中陕西乡试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与信阳何景明、姑苏徐贞卿倡导古文辞，彻底洗刷了草创蒙昧的陋习。当时外戚寿宁侯张延龄倚仗宠幸，横行无忌，没有人敢过问。李梦阳奉诏陈述“二疾、三害、六渐”，言辞指斥寿宁侯，稍稍触及皇后宫禁，因而被下诏狱，毒打拷问备受折磨，但言辞气节丝毫没有屈服。各个替贵戚说话的人都袒护张延龄，争着想杀死李梦阳来献媚。案件审理完毕，幸赖敬皇帝仁慈圣明，最终下诏恢复他的官职。正德改元，李梦阳晋升为郎中。正逢宦官刘瑾等人天天引导皇帝沉溺于狗马、声伎、角抵之戏，朝政渐渐荒废；各台省官员交章上奏，皇帝都不答复。大司徒韩文每次退朝，常常扼腕流泪。李梦阳说：“身为国家大臣，理应与国家同休戚，自当拼死进谏。”近来听说进谏大臣的各份奏疏正交给内阁议论，难道不能趁此率领大臣守候宫门吗？或许还能有所挽救；只是徒然哭泣又有什么用？韩文很高兴，命李梦阳起草奏疏，文字载在《空同集》中。奏疏呈上后，皇帝派司礼监官员到内阁议论了三次，最终因持守不同意见、不能决断而坏了事情。刘瑾知道奏疏出自李梦阳之手，便罗织其他罪名，诬陷他下狱。修撰康海上书申救，他得以免罪，放归大梁。刘瑾被诛后，起用李梦阳为江西学宪；他振兴学校、造就人才，又不时提出建议，有人嫌他侵犯职权。御史万石于是与他相互攻讦上奏，天子派大理卿燕忠前往审勘。先前忌恨他的人合力排挤，灾祸几乎不可预测。何景明向首辅上书，竭力为李梦阳解救，使他的后果有所减轻；朝廷多次推荐他，他却没有出仕。嘉靖辛卯年去世，享年五十九岁。所著诗歌文集若干卷，流传于世。儿子李枝，孙子李四维，曾孙李冕，科举功名在扶沟连续不断，号称文献世家；而庆阳的族人仍然姓王。《明朝通纪》说：李梦阳代韩文起草奏疏弹劾逆宦刘瑾，刘瑾已经把他贬逐出去，仍未消除先前的愤恨，便罗织其他罪名，用刑具押送到京城下狱，准备置他于死地。当时翰林康海和李梦阳同样以才华著名，各自负才，不相上下。刘瑾仰慕康海，曾想招他到门下，但康海不去。刘瑾总是先行礼遇，必定想让康海来一次；康海每次都装作没看见，不予回应，始终没有进入他的门。到了这时，李梦阳的亲友中有个姓左的人到狱中，对他说：“您的灾祸恐怕不可预测，只有康先生可以解救您。”李梦阳说：“我和康先生平素互不相容，如今到了生死关头才托付给他，难道不在内心惭愧吗？我宁可死。”姓左的说：“没想到您竟像普通人一样拘泥于小节。”他再三强求，李梦阳便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姓左的拿着信去见康海，康海说：“这件事确实在我，难道我能因为厌恶恶人的看法，就不替好朋友解开祸患吗？” 于是康海去见刘瑾。刘瑾迎接康海，请他坐上座，康海也没有过分谦让。刘瑾说：“今天是什么好风把先生吹来了，竟然设席相见？”刘瑾在席间不停称赞康海，把他比作唐代李白。康海于是说：“康海哪里值得称道，天下自然另有高才之人。”刘瑾便问是谁，康海说：“当今高才，只有李梦阳一人，比李白高出数倍；而康海实在远远比不上他。”李梦阳已经下狱而公然不救，怎么办？刘瑾说：“这是朝廷的事情，我既然听到了，当即就应当设法周旋。”康海于是解下衣带痛饮，与李梦阳告别。李梦阳得以获释，回归故里。武宗在位时，逆宦刘瑾窃取权柄，毒害士大夫。空同先生抗疏直言纠劾，虽遭受拷打拘系，实际足以与日月争辉。而康先生不计较旧日怨恨，毅然出手援救，使逆瑾忘却自己显赫的权势，谦卑地恭敬听从。空同得以保全他峻洁的节操和高尚的风范，岂不是更加千古称烈吗？】

译清代刘正宗《薛小山传》：【薛小山是河南孟县人，名士杰，字邦才，号小山人，人们多称他为小山先生。孟县薛氏的祖籍本在河东，先世有名叫仲皋的人，从河东迁居孟县；传到四世祖耆宾公，字干，号称隐君子。家境富裕，对乡里推施恩惠十分厚重。他曾在道路旁拾到别人遗失的金子，竟然整天守在那里不离开，等失主回来，哭泣着说明原委并把金子归还给他；官府因此为他在乡里建立牌坊，这就是先生的祖父。父亲薛应祥，任容城县令；母亲姓杨，生下先生。先生脸方身高，魁梧伟岸，宽容敦厚，心胸豁达。他读书务求实际，即使严寒酷暑，点灯读到深夜，也从不稍有间断。广泛通晓经书、诸子、史籍和性理学说；作文洁净清雅、声名高贵，颇有体制和要旨。他补为博士弟子员参加考试，常常名列各博士弟子之首。各位博士弟子没有不低头佩服，说：“薛君的文章醇厚到了极点。”十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不顺利，于是读书并亲身体验践行，身心更加自我奋发。他侍奉父母孝顺友爱，疼爱两个弟弟，终身没有违逆的神色。他的言语行为必定合乎规矩，胸怀宏大光明，对人没有不能容纳的；但对于是非、义利的辨别，却像烛火照见、数目可计一样清楚，丝毫不可以使他迷惑。每逢学使者考察郡邑，他都考察诸生的品行，认为品行高尚的便加以嘉奖，作为各位博士弟子的表率。各位博士弟子也没有不低头心服的，说：“薛君的品行，真是醇厚之至啊！”他凭借经学通明被贡入朝廷，说：“士君子不能使君主达到治国之效、使百姓蒙受恩泽，充分施展自己的志向；能够在朝廷掌管教化，奖掖人才，也未尝不是自我施展的途径。宋代安定胡先生瑗在湖州，今天渑池曹先生端在蒲州，难道是与众不同的人才能担任吗？”他在罗山任司训，每天引导诸位生员，讲明圣贤之学。当时有某位教谕，伺察诸生的过失，每每刁难他们，借此督责他们所送的束脩。先生常常替他们委婉解释，使教谕心悦诚服；先生的诸位生员既没有被困扰于束脩，也不再遭遇那位教谕的怒责。后来因母亲去世服丧，离开诸生，诸生在泮宫为他立碑，题为“正大光明薛君子之碑”。服丧期满后，补任郑州训导，倡导阐明正学，乐于培育诸生，就像他在罗山任职时一样。离任以后，郑州诸生为他请求列入名宦祠。又因父亲容城公去世服丧，丧期结束后，转任湖广武昌教谕。上级官员认为先生清廉正直，特意委托他考察清理州县的仓库、城池和胥役等事务中的利弊。县令送来的仪仗和金帛十分丰厚，他一概退却谢绝，只身进入县署，清查整理，丝毫没有扰民，并把各项事务条理分明地写成报告上报，上级官员因此对他更加敬重，并予以优厚奖赏。后来患了轻微疾病，递交文书请求归乡，走到半路因痰病去世。先生治学，以诚敬作为入门，以躬行实践作为功夫。他平日诵读经书，期望在行事中体现出来，说：“我没有别的收获，只是孜孜不倦地追求不使自己的内心感到惭愧罢了。”先生去世于天启癸亥年到皇清顺治八年辛卯年之间，因孙子贵 覃恩，赠为中大夫、太仆寺卿；学使者采纳舆论，上牒郡邑，在州学宫的乡贤祠中奉祀。顺治十四年，朝廷因祖宗配享礼成，下诏赠为资政大夫、礼部左侍郎，加二级，兼内翰林弘文院学士。赞语说：我与少宗伯行屋薛公同宗同官，在道德和文学方面相互切磋，将近三十年。他是多么和蔼可亲的吉善之人啊！我近来奉命出使秦、蜀，经过河阳，听当地老人说，他的祖父小山先生品行非常高尚。等到登堂拜见少宗伯的父亲养尊公时，见他年齿与德望都很尊贵，完全不像近来的人。子孙二十多人侍奉在左右，都文质彬彬、富有文采，孝顺谨慎而没有世俗人的习气，像古代万石君家一样，多么雍容啊！由此才知道小山先生留下的谋划和教诲力量深远。人们惋惜先生有才而未能得志，但传到一两代以后，少宗伯凭借文章和品行显名于当世。诸位兄弟都任二千石级别的县令，如今也都很有声望。如今长子又考中进士，初任于版曹，其余诸子也都擅长文章、能够进取。《诗经》说君子有禄位，能把它留给子孙，真美好啊！小山先生的谋划真是宏大而深远。萧家芝、王中丞子房先生传。传述王子房中丞，是为了怀念此人而不使其事迹湮没，所以不熟悉他的家谱。先生是掖县人，原名应骏，字子房。明愍帝时，他因兄长中丞公王应豸死于蓟州，天天在长安道上哭泣，要求为兄长申冤，言语无所顾忌，因此被剥夺诸生衣冠，便改名为汉，进入成均馆游学。后来考中丁丑科进士，授任高平县令，不久调任河内。当时黄河以南闯寇日益猖獗，各堡寨聚众竖起竹竿、树立旗帜，公然抗拒官军，黄河以北也震动骚扰。先生以粪土视金钱，用金钱激励勇士，部署夜间击柝巡警和战斗训练，采用搏击、力战以及钩连卒伍的方法，不屑于按照规矩处理文书簿册，因此琐碎事务不能完全使人满意。等到河洛陷落，德昌王将要北渡黄河，驻军怀庆，他的校卒横行暴虐，所到之处百姓都害怕。先生率领部属，在三十里外疾行筑垒，迎接德昌王。德昌王左右环顾，见四周空虚，便慢慢经过营垒中间，不敢纵马奔驰。校卒纷纷收敛，不敢作乱。遇上大饥荒，父母相继抛弃孩子以求自活，后来甚至逐渐互相吞食。先生绘制饥民图，向朝廷呼吁，请求免除赋税，却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捐集钱财修筑郡城，每天雇用几千人，让他们靠劳作得到食物，救活的人数无法计算。负责督办筑城工程的人，人人都认为先生亲自体恤自己；先生在积雪中辛劳数月，手都冻断了。不久盗贼在金城县兴起，先生暗中查明他们的姓名，半夜合围，锁闭其门户，使他们不敢逃逸。随后召来当地豪强大户，逐一诘问，某人是否良善、某人是否有罪，全部与他暗中查访的情况相符，于是铲除其中的坏人。饥民在平野以及义庄等处聚集呼啸，因而都被依法诛杀；穷僻山谷中的百姓也有了可以依靠和凭恃的人。当时先生曾发怒，骑马站在太行山顶，指挥将士；又亲自带几个人盘腿坐下痛饮。一人喝得脸红，想要躺下，先生把大腿给他作枕头。等他醒来，既惭愧又战栗。不久，一个士卒拿着右臂被砍断的俘虏献上来。当时太平已久，士卒虽勇敢，却不敢亲手杀人。先生捧起酒杯大声说：“谁砍断了这个人的手，就把这杯酒喝掉！那个枕着先生大腿的人，站起来把他剖裂处死！”说完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先生又大喊：“壮士！”众人便一起拍掌叫好。这样重复一两次后，被俘的盗贼全都像鸟兽一样四散逃跑，向东而去。山东、卫源一带的盗贼听到风声，纷纷放下弓箭伏地投降。年末，苗三仕在盘谷肆意劫掠，声势煊赫，令人不敢靠近。侦察者来报告时，先生正在东郊迎春，故意大怒斥骂侦察者，并把他关进狱中。先生乘坐肩舆，神态安闲，命优伶夹道歌唱，边走边饮酒。回到官署正堂坐下，仍让歌舞音乐轰鸣喧闹。直到傍晚才停止，当夜忽然整军渡过县境，趁贼军没有防备将其消灭，贼众自相践踏，俘获、斩杀很多。苗三仕逃到天坛；天坛高耸接触青云，士卒徘徊不敢攀藤而上，都抬头看着先生。先生先登到石壁下，山上落石如雨，先生背部受伤，便告诫士卒不要喧哗。擂鼓以后，千谷回声响应。士卒争相冒死登上天坛绝顶，将苗三仕擒获。天子嘉奖他的功绩，召他到便殿，询问天下大事。

译先生陈述剿抚的大略，以借箸筹划的方式发表雄壮的议论，皇上神色为之改变，当即授任御史。巡视左良玉的军队时，因中州形势极其危急，改命他按察这一地区。适逢大梁决堤陷落，先生站在河岸上，催促篙工渡送数万名难民，又煮粥给他们吃。后来接受开封总督的兵权，黄河以南竖竿树旗、抗拒官军的人，李魁、袁时中等各自带着堡寨前来投降，说：“您能使我们活，也能使我们死；我们愿意为您效力。”计算所收降的士卒，不下十万人。当时孙督师傅廷战败，先生更加激愤；孙督师正在整顿关中骁骑三万人，击鼓向东进军。先生将统率十万步兵，分兵把守险要，修筑坚固营垒来阻挡他们。神州能否收复，在此一举。适逢叛将刘超熊据守永城，先生前往进攻，城将要攻破时，先生担心我军纵情杀戮，连无辜百姓和苗民也一并遭殃，便徒步入城想要安抚他们，最终死在尸体纵横的乱军之中。这天晚上星星陨落，大如斗；老弱者跺脚跳跃，认为黄河以南已没有活路。怀念他的人设位哭祭。当时数千人用輀车把他的灵柩运回怀庆，穿丧服伏在道路上吊唁的人多得无法起身；而那十万降卒又扬臂离去 皇清汪琬《彭子籛传》。公讳而述，字子籛，河南邓州人，世代居住在禹山之下，自号禹峰。他卓然不群而胸怀大志，读书不拘泥于章句，写诗作文拿起笔便能一挥而就。曾对人说：“大丈夫幸而得志，应当驰骋边塞，取得封侯之印，像前代威宁王、靖远王那样。如果不被时运所遇，那么闭门写成几十卷书，也足以自豪了。”他在前明崇祯年间考中进士。此前还在应试生员中时，正值张献忠占据谷城，谋划率领部属投降。督师熊文灿听说公的名声，派使者带着金帛聘请公去侦察张献忠。公骑一匹马，拿马鞭敲击贼营门，大声说愿意见主帅商议事情。见到张献忠后，详细陈说顺从与叛逆的利害来打动他。贼军因此丧失气势，想留下公，公不答应；回来后请求单独进见，对熊文灿说：“您知道贼人的真实意图吗？”文灿问：“是什么？”公说：“贼人并不是害怕我们才投降。我推测他的意向反复无常，大概是想借此暂缓我军进攻。如果趁他懈怠时立即率大军逼近，那么张献忠就像釜中的鱼、案上的肉一样了。您难道没有这个打算吗？”文灿惊愕不答。过了一会儿，公又劝说道：“对付这样的贼人，如果大军长久不出动，他必定会被张献忠欺骗。” 文灿的脸色稍稍平定下来，才回答说：“朝廷正在办理招抚之事，您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公说：“不是这样。古代将军可以专断阃外之事，如今您亲自掌握节钺，却反而狐疑不决；一旦身败名裂，给天子留下忧患，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希望您慎重谋划。”文灿最终没有听从，公辞别离去。后来张献忠果然叛乱，文灿也终于没有逃脱灾祸。公脱去布衣，授任阳曲县令，因母亲去世服丧。这时李自成攻破北京，中原大乱，公从小路渡江，此后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出仕。顺治初年，因推荐授任提学佥事，晋升为分守永州道。那时定南王认为湖南已经平定，正准备出兵西征，又推荐公巡抚贵州，拨给他三千兵先行，进入靖州。刚到那里，陈友龙便叛乱。陈友龙原是伪总兵，向我朝投降的人；到了这时，他率同党数万人反叛，围攻州城十多圈。公夜间打开西门，在南山脚下扎营，天将亮时正遇大雾，贼军炮弹和箭矢射中公的马腹，公扶着马鞍神色自若，回头对部下将领说：“贼人虽多却没有整齐的阵势，可以趁大雾出其不意地击破他们。谁能替我前往？”于是拍着裨将张自强的背说：“你是勇健之士，应当前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于是叫人拿酒来，命令准备大酒杯，亲手把酒递给张自强，让他率领一百名骑兵作为前锋，横冲友龙的阵势，使敌阵动摇。公亲自率军跟进，贼军将要溃逃时，副将贺进才突然战死，城中的守军又大声喧哗，关闭城门，想与陈友龙会合。公侦知此事，于是拔营退入宝庆，向定南王报告，请求增援。王派副将熊嘉梦率三千兵增援公。公于是与贼军在紫阳河上相持一年多。公原来管辖的永州陷入贼手，巡按御史弹劾公没有救援，公被免官离去。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不是公的罪过，都为他惋惜；但公反而闭口不为自己申辩。从此在乡里沉浮居住了十年。尚书王文通公以善于识人闻名，曾读过公的诗文，后来在京师相见，叹息说：“有这样的才华却不被任用，这是宰相的过错。”于是特意上疏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朝廷，说公可以担任大任。当时洪文襄公正在长沙设立经略府，于是命公前往经略军前。公身高八尺有余，须髯俊美，仪表十分雄伟，咳嗽声如洪钟，善于饮酒。酒兴浓时，便向人讲说古今成败、兴废的缘故，边说边用手比画，议论生动活泼。因此多次受到诸王公的器重。接受军前任命后，他独自乘一条船到文襄公营幕，穿着戎服、腰佩刀，以军礼入见。又绘制黔、楚山川形势图，陈述作战和防守的方略献上。文襄公非常称许他，补任衡州兵备道，升任副使，掌管云南右布政使司事务，调任广西按察使，分守桂林道。獞贼莫扶豹聚众劫掠永宁，没有一天停止，两江地区都受到震动。公说，用军队进攻贼人，不如利用贼人进攻贼人；用朝廷军队进攻贼人，不如用当地土兵进攻贼人。于是任用始龙旧土司覃法欧作向导，又发布檄文命永宁知府史赞勋招募数百名土兵，率领他们与防将马甲、游击陈乙分路进军。莫扶豹逃走，追击并在酉山击败他，又在武宁的麻冈击败他。公于是撰写论说，分析战事宜忌，说：贼人有三种难以攻破的情况，有四种可以擒获的条件。山路险峻狭窄，只能徒步单行，像鱼贯一样前进，不能长驱直入取胜，这是难以攻破的第一点。

译贼人赤脚登山坡快如飞，蒙着头转身滚下悬崖却如走平地；他们出没在草丛之间，即使蜥蜴和猿猴也要让其敏捷，这是难以攻破的第二点。贼人行军不走正路，有时披荆斩棘，有时踩踏险峻的山岩，有时沿着沙地、水流和石沟前进，无法追踪，这是难以攻破的第三点。然而自从在酉山、麻冈两次交战以后，胁从者像鸟一样四散，死党不过几十人，这些人不过是挺身走险，又能有什么作为？这是可以擒获的第一点。我军既然占据贼巢，贼人裹带粮食向西逃窜，算算日子粮食很快吃完，只能吃草根树皮，怎么能够长久支撑？这是可以擒获的第二点。沿山五六百里，有三十多处隘口，处处设置险阻，严密派兵控制防守；即使想夺关逃出，突破包围也实在困难，这是可以擒获的第三点。计谋穷尽、力量疲敝，只能依靠逃跑作为长久防计；我军就地取粮于敌，能够长久困住他们，使这些贼人一天也不能逃脱，那么官军就一天也不撤退，这是可以擒获的第四点。运用这四种擒敌方法，来对付这个有三种难破之处的贼寇，消灭这个首领，特别只是早晚之间的事。不久莫扶豹被擒获，公因功升任贵州按察使。平西吴王将要征讨水西，公向吴王上奏说：乌蒙、乌撒、镇雄、东川四府与水西互为唇齿，土司陇安藩又与安氏通婚。如今四府虽然名义上归附朝廷，但仍有狼子野心，势必顾念同族；凭水西的强盛，再让安藩把四府也归附于它，那么安坤就不容易控制了。计策不如席卷四府，先斩安藩，随后西南便可以没有后患了。听到这番话的人都没有加以省察。后来平西王被诛杀，事情果然如公所料。公升任广西右布政使，吴王一向礼遇敬重公，便推荐公任云南左布政使。公从军二十年，所见军中的诸位贵人，大多只是他的后辈而已；唯独低头处理钱粮事务，颇为郁郁不得志。于是感叹说：“我老了，建功和立言这两件事最终都没有成就；与其在戎马之间奔波，哪里如退下来著书，以此娱乐晚年呢？”于是写作《归田记》，请求告老还乡，恰逢有 诏书召公改任调职，公于是动身。走过省城三十里，一夜之间毫无疾病地去世，年仅六十岁。公性情洒脱不拘，难以与人相合，但却喜爱诱导、启发他人。他喜欢以豪侠自许，不屑于繁琐的文饰和曲意谨慎。所学尤其长于史学，在军中稍有闲暇，就喜欢阅读各种史书。因此他发于诗文的作品，起初从不刻意摹仿，但文辞气势雄浑壮丽，能使读者想见其为人。他有六个儿子：始起、始骞、始奋、始超、始搏、始凯。始起考中武进士，始骞也因为父亲的缘故担任贵州黄平知州。始奋、始搏尤其擅长诗文，很有父亲的风范。汪琬说：“我曾听说公考中进士时，明愍帝正急于搜求文武人才。一天皇帝驾临天坛，召集诸进士考试骑射。公相貌本来就魁梧，观看的人都注目于他。等他张弓跃马，九次发射九次命中，诸进士没有能赶上他的。明愍帝非常高兴，想要破格任用公；但公知道明朝将亡，便上章辞谢。公大概不只是才略胜人，他很早就已经预知时势了。” 所以后来公终于受到知遇，在本朝得以列入开国名臣之中，难道不是一位伟岸的大丈夫吗？吴伟业《登封三节妇传》。河南登封焦氏家有三位节妇，分别是周氏、杨氏、牛氏。周氏是太仆寺少卿与嵩公次子文学仲荣的妻子。文学早死，孺人与侧室李氏都怀有遗腹子，分娩后全是男孩。孺人说：“我没有早早跟随丈夫到地下去，正是因为这个孩子。如今上天幸好让我们都有了儿子，我就能到地下报答我的丈夫了。”太仆公坚决阻止她。不久，李氏因病去世。孺人于是抱着李氏的遗孤哭道：“天啊！我的两个孩子，恐怕不能都保全。如果这个孩子失去依靠，将来李氏鬼魂有知，问起她的孤儿在哪里，我将用什么话回答她呢？”于是选择乡里的乳母去哺乳自己的儿子，自己亲自抱着李氏的遗孤喂养。太仆公仰天流泪说：“人情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这是古人也难以做到的事，我的儿媳妇却能做到，我的儿子就没有白死。”二十四年后，登封县百姓有人把节母的事迹上报给巡按使，巡按使为她请求 天子下诏，将奏章交付有关部门，赐予封号，表彰其闾门，每年供给数石禀米。河南人都感叹说：“周太君抚养两个孤儿成人，所以获得了这样的恩宠。”大概文学去世二十四年后，孺人才因节孝而在朝廷显名。又过了九年，孺人去世；她去世两年后，登封被盗寇攻陷，其中因守节而死的是焦家的媳妇杨氏、牛氏。河南人又都叹息说：“若不是周太君的教导，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杨氏是焦君阳长的妻子，是周藩典仪四聪的女儿。嫁给阳长君以后，侍奉婆母最为恭敬谨慎；她又读书而明白大体，曾亲手抄列女传一书，与嫂媳牛氏讲解贯通其中的义理，全部通晓。登封城被围，形势危急，孺人知道不能幸免，便缝合衣服的内外层来固定身体，拜辞太君，准备自杀。侍婢阻止她说：“我们的城池前后被围了一个月还没有攻下，如今还希望万一能够保全；况且郎君不在，主君早晚要守城，为什么不等到休沐时与他商议一下呢？”杨孺人斥责她说：“我接受先婆母的教训，如果不死，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地下的先人？况且岂不是玷污太仆家的家风吗？”于是约定与牛氏一同赴死，指着梧桐树下的井说：“这里就是我们两人的终命之处。” 最终两人都死了。田兰芳《张烈妇传》。烈妇荀氏，是考城县荀中益的女儿，十八岁时嫁给宁陵柳河的张铎。张铎家世代务农，父亲去世后，家中只有母亲在世。妇人侍奉婆母格外谨慎。有个叫韩可元的人，是凶恶之徒，兄弟很多；可元排行第十，当时人们称他为韩十。他专门结交无赖，在乡里横行霸道，没有人敢违逆他。他家与张铎家相邻，从妇人刚嫁来时就窥伺她，认为她美艳。康熙己巳年五月二十三日，妇人从娘家回来，看见酱麦摊在箔上还没有覆盖，婆母守在旁边。妇人问原因，婆母说：“麦子刚煮熟，只是客人来了。你丈夫和我一起出去，还来不及拿东西覆盖，所以我只好坐在这里等着。”妇人听了，来不及更换衣服和首饰，便出了门。原来门外靠近高粱田，她想去取叶子来覆盖麦子，却不知道韩十已经跟踪在她身后。韩十窥见妇人独自进入高粱丛，急忙叫来与他同谋的恶少王璧。王璧相貌漂亮，韩十让他先去挑逗妇人，自己随后跟去。王璧刚进去，妇人惊慌躲避说：“你要干什么？”王璧立即上前接近妇人，妇人大声呼喊。王璧急忙扼住她的喉咙，韩十奔来帮助他，吓唬说：“不顺从就杀了你。”妇人说：“愿意杀。”又说：“一定把你勒死。”妇人说：“能保全尸首就更好了。”

译两人强行逼迫她很久，把她的衣服撕得片片破裂，揪住头发把她摔倒；她倒下又爬起，屡次起身又屡次被摔倒，头发全都脱落了。她又用手掌打韩十的脸。韩十恼怒她不肯屈从，于是把她的手脚都拉断，皮肤没有一寸完好，全身都是鲜血。两人准备离开时，王璧说：“认识你又能怎么样？”于是两人共同把她勒死，将尸体悬挂在女桑树的枝条上，又抢走她的耳环和首饰。她的婆母奇怪妇人久久不回来，恰好张铎已经回家，便命他去察看。到了那里，张铎大惊，呼喊全村人都来，众人惊愕地环顾四周，却弄不清缘故。此前有个叫张光彩的人路过高粱田，遇见韩十和一个人从高粱丛中出来，两人的衣服全都撕破了，而且沾有血迹，像是与人搏斗过。他暗自想，韩十平素凶暴强悍，如今为什么这样惊慌失措。到这时他才知道是韩十所为，但害怕而不敢对人说。张铎母子仓促之间不知所措，韩十的党羽随即从旁欺骗他们说：“你家妇人死得确实惨，按理应当把事情报官，抓住凶手处死来洗雪冤愤。但事情没有旁证，官府一定会刑讯你们，你们能承受吗？即使不受刑，来回被盘问驳诘，动辄经过一年半载，你们的家业必定荒废，母子也将没有活路。替你们打算，姑且收殓埋葬她，然后再查访杀人者。杀人是大恶，天也不能容忍，事情最终一定会暴露。事情一旦暴露，罪犯就会被捕获；那时一次把他告到官府，冤屈顷刻便可伸张。”张铎母子听了放声痛哭，但想到自己势单力薄、无人帮助，而且还不知道贼人的主名，担心诉讼增添拖累，于是把尸体抬回去，买棺材收殓。事情将要被掩盖时，张光彩回家告诉妻子说：“杀死张家妇人的，是韩十。”并讲述了自己所见以及不敢告诉别人的情形。他的妻子起来唾他的脸说：“呸！韩十危害一方，人人都想吃他的肉；如今他为了强奸不成，勒死良家妇女，罪恶已经满盈。你亲眼看见这件事，却闭口不说一声，使罪犯漏网，使死者含冤；她的贞魂不灭，一定会变成厉鬼来祸害你。你应当挺身而出，前去作证。”张光彩于是跑去告诉张铎，愿意为他作证。张铎知道杀妻者是韩十后，便指名向官府控告。有人想替韩十周旋，嘱咐主办官吏拖延案件，希望拖久了尸体腐烂，便没有证据。直到六月二十二日，才召集众人前往验尸。这天围观者多得像墙一样。等打开棺材，妇人的面容如同活着，颈上的勒痕清清楚楚；扶她起来，她便僵直站立，众人都惊异，认为这是神异之事。仵作收受韩十的贿赂，把她身上的伤痕全都隐瞒，还说：“颈上的绳痕没有交叉；通常人被勒死时绳痕会交叉，如今说没有交叉，就是自缢。” 县官被他的话迷惑，准备反过来治张铎的罪。众人于是大声喧哗，争先上前想要殴打仵作。县官内心动摇，起身坐下，挥手让众人散去，说：“明早再审问。”众人跟随县官却不肯离开，一边申诉一边前行，从柳河到县城三十里，队伍没有断绝。当时诸生范佳征、乡民李书尤其愤愤不平，向众人高喊：“如果不为荀氏申明节义，不正定韩十的罪过，却还苟活在人世间，就不是大丈夫。愿意跟随的人，天亮时到县衙等候。”第二天，远近百姓听到消息，接踵而来，街道巷子全被挤满，县衙都容纳不下，于是转移到城隍神祠审讯。县令说：“就在神明面前听取是非曲直。”希望这样可以避免徇私，众人便赶来等候。县官重新审讯时，仵作的供词仍和原来一样。有个县役张九容突然上前斥责说：“韩十私下给了我们这些人钱，你拿了多少两，答应替他隐瞒，还想抵赖什么？”原来韩十贿赂吏役时，张九容全都知道内情，唯独不肯接受贿赂。到这时他揭破隐情，仵作无言以对。县官不得已，只轻轻惩罚了仵作。众人愤怒，争先上前用力殴打，差点把他打死。等到韩十的供词吐露实情，王璧的供词也与此相同，县官于是把两人收押。后来仍有人动摇此案，想只判王璧死罪而放出韩十。众人又到府衙申诉，向监司申诉，向巡抚申诉，这才使他们害怕而不敢更改判决。不久，韩十和王璧相继死在狱中。我曾读归有光太仆所写的文章，写到张烈妇的事，头发都为之竖起。现在看荀氏以死守护自身清白，确实与太仆所记没有不同。荀氏死时正值盛暑，过了一个月面色仍未改变；也与那位烈妇相似：她死后，奸人想抬尸焚烧来毁灭罪证，却发现尸体沉重得无法移动。这些灵异之处也相类似。案件几乎因贿赂而被歪曲，幸亏有仗义的人坚持，最终得以定案，这一点又相同。只不过当时没有震川先生，所以荀氏未能得到表彰，这是稍有不同之处。唉！假使天理最终在人心中完全断绝，那么荀氏后来就应当不为世人所知了。梁遂义妇烈女传。豫州战乱十年，终于到了神州陆沉的地步。壬午年夏天，鹿邑崩溃，一时许多无赖之徒乘隙而起，咆哮着竖起竹竿，乱得像虮虱一样。那些善良而弱小、只能困守家中的人，灾祸很快就临头了。县尉马梦罴带着全家逃到王家寨躲避，车马和行囊引起了宵小的贪心。叛军首领赵珍想要报复旧怨，把他们掳走。当时恶党如云，岂止是如虎添翼！这时有赵焕然的母亲杨氏，她叫来儿子告诫说：“赵珍放肆叛逆，你不要跟随他。头顶天地、脚踏大地，怎么可以蔑视王法？叛逆就是背叛父母，灭绝门户；后患并不轻。你违背我的话，一定不能苟且偷生。”焕然不听，跟随赵珍拿起武器。他的母亲于是上吊而死。马梦罴全家遭到杀害，他的女儿当时才刚刚垂髫。赵珍把她抓回来，想要玷污她。女孩大骂说：“死就死了，难道要跟从你这个贼人吗？”于是被赵珍亲手杀死。唉！当时正逢乱世，忠贞刚烈的大节，在那些诵诗读书的人中，有人厚着脸皮苟且偷生；妇女女子却能愤然不顾性命，和秋霜烈日争相比其严厉，这即使古代的烈士又能多胜过她们多少呢？赞语说：上天使污浊的世道衰亡，流散的凶恶绵延不绝，如同罗网；混乱的泥沼中没有一条鱼不被触及，众人奔向死亡却像吃甜食一样。留下的芳美足迹寥寥可数，冰一样洁白，不是雕琢出来的；天鹅的白色不必用风吹洗，坚韧的草木彰显贞节。颓败的风俗之上，日月高悬于天，光芒压过火炬和烛光。

译序 晋代石崇《金谷序》。我在元康六年随太仆卿出任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西将军，在河南县境内的金谷涧中有一所别墅。那里地势有高有低，有清泉和茂密的树林，各种果树、竹子、柏树、药草之类无不齐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用来娱乐消遣、使人欢心的事物全都具备。当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将要回长安，我和众宾客一同到涧中为他送行，昼夜游览宴饮，屡次迁移座席。有时登高俯临低处，有时列坐在水边。当时琴、瑟、笙、筑等乐器都装载在车中，沿路一同演奏。停下后，便命令鼓吹交替演奏，于是各人赋诗来抒发内心情怀。有人不能作诗，就罚酒三斗。我感慨人的生命不能长久，害怕花木凋零也没有期限，所以列出当时众人的官号、姓名和年龄，又把诗写在后面。后来爱好此事的人，或许会读到它吧。唐代萧颖士《蓬池禊饮序》。禊，是散佚的古礼。郑风中有相关记载，大概是取草木萌芽生长、阳光铺展温暖之时，手持芳兰，来到清流旁，乘着和气洗涤清洁，以求获得福祉；其中的意义就在这里。晋代中期才开始参入宴饮游乐，江东宋、齐时期又间或以文章诗咏相伴，这种风流于是流传久远，逐渐成为盛大的集会。至于华林园曲水流觞，那是皇帝亲临；兰亭激湍流觞，那是专城之主践行的礼俗；而地方长官主持的此类活动，从前未曾听说，正等待今天。天宝乙未年暮春三月，河南道节度使兼陈留太守李公，因政事办成、事务简少、地方政务清闲，率领府、郡属官和两三位宾客，在蓬池畅饮，备行祓除之礼。蓬池的历史由来已久，前面一直延伸到溵水、颍水，右边汇合城郭乡邑，水面浩渺，波光荡漾；阳光澄澈，天空明净，舟船都来到这里，泛舟水上，景物随船而来。蓬池左边则是遥远的原野绵延相接，高大的山冈挺拔耸立，美好的花草散发奇异芳香，杂树连成一片青翠；登台亭远眺的佳处就在这里。于是郡府属官发放钱财供给费用，县吏带领徒役修整设备，前一天晚上议定计划，第二天早晨便集合办事。这天地方长官于是带着车马随从，拖曳旌旗，卯时从北窗出发，辰时渡过南面的河川，不快不慢，仪态整齐、声势盛大，在东边停下车驾。随后顺着春水漂流，扬帆驾船；举起羽觞饮酒，品尝芳美的食物，缓缓起舞，清声歌唱；采摘青萍，惊起紫色的鱼，在水中沙洲间回环游览，遥望南面的渡口。巳时吃饱，未时酒酣；歌唱欢乐的诗篇。酒醉之后，仍然坐在船上而不懈怠，太阳落山了还没有结束。大家和乐欢快，因为这里同时具备胜境、佳辰以及诸般美好，也体现了名公喜好雅集的深厚情意。我这个地位低微而才思迟钝的人，听说前代有这样的事：德政融洽、礼仪完成之后，就应当以歌咏来记述。梁地本来就是魏地，请大家都赋诗来记下此事吧。宋代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考察《尧典》以及舜时的歌谣以后可以看到，文章的创作有时醇厚、有时浅薄，随着时代不断变化，难道没有穷尽的时候吗？只有抑制末流、发扬根本，摒弃郑声而恢复雅正，来辅佐圣人之道，是很难做到的。近代唐代贞元、元和年间，韩退之主持文坛，古道最为兴盛。懿宗、僖宗以后，逐渐到了五代，文章体格变得浅薄柔弱。本朝柳仲涂兴起而加以纠正，才俊之士大多跟从他。仲涂门下能以经学为师、探求道理而闻名天下的人很多。到了杨大年凭借擅长应用文章的才华独步当世，学者们雕琢辞藻、苦心构思，稍稍希望接近古文，却无暇顾及古道。其中更严重的，专门从事辞藻修饰，割裂破坏大雅之文，反而说古道不适于实用，废弃不学，已经很久了。洛阳人尹师鲁年轻时就有高明见识，不追随时俗，与穆伯长交游，努力创作古文。师鲁对《春秋》研究很深，所以他的文章谨严，文辞简约而义理精密；章奏、疏议等文章尤其显出风采。士林正为之惊叹仰慕，忽然又得到欧阳永叔继而大力振兴。由此天下文章为之一变而归于正道，他对圣人之道难道不是功劳很大吗？师鲁天圣二年考中进士，后来考中拔萃科，任职于西都。当时洛阳太守王文正沂公和王文康公都以礼相待，于是把他引荐给朝廷，安置在文馆。不久，他因为论事恳切直率，被贬为郢州监税。后来征召起用，任陕西经略判官，多次更换边地职务，升任起居舍人、直龙图阁，出知潞州。此前他任平凉太守时，曾向将佐借支公用粮食钱款，议论此事的人不体察实情，他又被贬为汉东节度副使。一年多后，任均州监税。我当时正任南阳郡守，一天师鲁抬着病体前来相见，连续多日不曾谈及身后之事。家人问他，他也不回答。我便告诉他说：“师鲁此行，将由韩公、稚圭、欧阳永叔为你记述，留给后代。您家虽然贫困，我当捐出俸禄来资助此事。您只管安定心神，不要再有身后忧虑。”师鲁举手说：“您的话已经说尽了，我不再说什么。”第二天我去看他，却没有能够见到。

译传话的人说：“已经告别了。” 于是他倚着几案去世。故友和诸生聚集起来哭悼他，并且感叹他如此精明、如此刚决，生死都不能扰乱他的内心，难道不可以称为正直吗？死而不失其正，这样的君子难道还少吗？师鲁的才华、品行以及他的仕历，已有欧阳永叔为他作墓志铭、稚圭为他作墓表，这里不再详载。唉！师鲁有志于时政，却遭遇许多灾难而不能长寿；他所说的文章也未曾编次，只是把先前流传在人们手中的文章搜集分类，编成十卷，也足以看出他的志向。我为此作序。司马光《洛阳耆英会序》。从前白乐天在洛阳，和八位年高者交游，当时人们仰慕此事，绘成《九老图》，流传于世。宋朝兴起后，洛阳诸公继而效仿，共有两次，也都把画像绘在普明寺舍。普明寺是白乐天旧宅。元丰年间，潞国文公留守西都，韩国富公退休居住在乡里。其余士大夫中，以年老为由在洛阳安闲自居的，当时很多。潞公对韩公说：“人们之所以仰慕白乐天，是因为他的志趣高雅闲逸，何必一定要在人数和地点上重复他呢？”一天，便把洛阳年老而贤能的士大夫全都聚集到韩公宅第，摆酒欢聚，宾主共十一人。随后又在妙觉寺舍绘制画像，当时人们称之为‘洛阳耆英会’。孔子说：“爱好贤人，就像《缁衣》所说的那样，衣服破了还要取来改制。”这句话取其乐于行善而不知满足的意思。两位公辅佐三朝，都是国家的元老；入朝则辅佐万机，出外则安抚四方。对上能够巩固社稷、尊崇宗庙，对下能够使百官和谐、万民安乐，是天子的心腹、股肱和耳目，是天下人用来求安定、求公平的人物。他们的功业宏大显赫，哪里是白乐天所能相比的？然而他们仍然仰慕白乐天的作为，急切追求，唯恐赶不上，这难道不就是乐善不厌吗？此外，洛阳旧有风俗，私人宴饮聚会时崇尚年齿而不崇尚官位；从白乐天的聚会起就已经如此，这一天又实行这一风俗，正是教化的根本，值得称颂。宣徽使王公当时正在留守北都，听说此事后写信向潞公请求说：“我也家居洛阳，官位和年纪都不在几位客人之后，只是因为职务在身，不能拿着酒杯坐在席间，实在以此为遗憾。希望把我的名字寄列在会中，幸望不要遗漏我。”他受到诸位公卿如此赞许和羡慕。司马光还不到七十岁，援用狄监、卢尹的旧例，也参加了这次聚会。潞公命司马光为此事作序，他不敢推辞。河南志序。周代《周官》设有职方氏、土训等官职，掌管说明四方九州的事物，以此让君王了解各地的利害。唐代丽正殿直学士韦述撰写《两京记》，后来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字次道，又在此基础上演述为《河南长安志》。凡是各地的兴废、迁徙，以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的名称和数目；古代先人的遗迹，人物中的俊秀，守令中的贤能，花卉中的奇异，无不详细记载。与韦述的《两京记》相比，详细程度不止多十几倍；打开书卷，内容清楚得如同指点手掌，真是一部博物之书。次道天性爱好学习，先正宣献公藏书三万卷；次道从换牙之年一直到满头白发，始终从事于这些书籍，从未有一天舍弃搁置，所以他的见闻广博精通，当时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而且他熟悉国家掌故，公私之间有疑问，人们都去向他请教。他又喜欢著书，例如《唐书》《仁宗实录》《国史大要》《集注史记》等，都与众人共同传布。有些专门修撰却尚未完成的，不计算在内；他亲自编纂撰述并已经完成的，共有四百五十卷。大概古人著书，从来没有像他这样多的。次道去世以后，太尉潞公留守西京，他的儿子庆曾等捧着《河南志》向潞公请求说：“先人过去曾辅佐此府，记叙这里的事务尤其详细，可惜流传于世的很少，希望借您的力量刊刻印行，使它广泛流传。这难道只是给先人在黄泉之下以著作不朽的恩惠，也能使四方没有到过洛阳的人，读到此书就像已经熟悉地游历居住过一样；使后世听说今天洛都的盛况，也能如同亲身遇见、亲眼看见一样。希望您留意此事。”潞公答应了，并且命司马光为它作序。司马光是次道的朋友，哪里敢以自己孤陋寡闻为由推辞呢？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我跟随父亲先后在南北各地做官游历，崇宁癸未年到达京师，在州桥西面的金梁桥西、夹道以南购置居所，逐渐长大成人，正居住在天子车驾所经过的地方。太平日子长久，人口繁盛；垂髫儿童只学习歌舞，头发斑白的老人也不知道战争。时令节日接连而来，各有观赏游玩的活动。元宵灯夜、月明之夕、下雪时节、花开之时，有乞巧、登高、游教池和御苑等活动；举目所见，便是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饰华丽的车子争相停在天街，骏马争相驰骋在御道，金银翠玉耀人眼目，绫罗绸缎飘散香气。柳陌花衢间传来新曲和巧笑，茶坊酒肆中奏管调弦。四方荒远之地争相汇聚，各国都来往通达；四海的珍奇都汇集到市场交易，天下各地的异味美食全都出现在厨房中。花光铺满道路，春日游赏不知有多少；箫鼓声响彻天空，家家举行夜宴。技艺巧妙足以惊动耳目，奢侈华丽足以增长人的精神兴致。仰观天象表演，就有元夕在教池举行的活动；拜祭郊外，孟春举行大享；常常观看公主出降、皇子纳妃。遇到修造，就创建明堂；遇到冶铸，就铸成立成鼎鼐。观看妓籍，就见府曹衙署散班；内省宴饮归来，就可见其情状。观察时局变化，就有举子唱名、武人改授官职。我数十年来尽情观赏、游乐，乐此不疲。没想到一旦遭逢兵火，靖康丙午年的第二年，便离开京城南下，逃避战乱来到江左，心情寥落，年华也渐入晚境。暗自追想当年节令景物的繁华、人情的和美，如今都只化作惆怅和遗恨。近来同亲戚相见，谈到往昔，后生们往往妄说并非如此。我担心时间越久，谈论当时风俗的人越会失去事实根据，实在可惜。于是谨慎地省察记忆，编次成集，希望打开书卷便能看到当时的盛况。古人说梦游华胥之国，那里快乐无穷；我如今追忆回首，只有惆怅。然而这难道不是从华胥之梦中醒来了吗？于是把它题作《梦华录》。不过京师广大繁盛，其中还有我未曾亲历的地方，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难免有所遗漏。倘若遇到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能够补充完整，我将十分幸运。这部书的语言浅俗，不加文饰，是因为想使上下都能看懂。读者幸而详细体察。朱熹《谢上蔡语录序》：以上是上蔡先生语录三篇。

译先生姓谢，名良佐，字显道，曾在程夫子兄弟门下求学。他专心立志、修养品行，在跟随诸位先生游学的人中，见识最为超卓。有《论语说》流传于世，但这部传记却很少有人知道。我起初得到友人括苍吴任抄写的一篇，后来又得到吴中刻本一篇。这两家的书，都是温陵曾恬天隐所记录的。最后又得到胡文定公家抄本两篇，是公的从子籍溪先生所藏，共有四篇，便互相校对。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记载胡文定公的问答，都是其他书中没有的；而且能够提纲挈领，指出学者用功的地方，也明显胜过其他书。下篇四十七章，与刻本、吴氏本大略相同，但有时仍有小异，大概是删改曾氏所记而更加精炼。于是我依照旧本，校定编成两篇；同时把曾氏本的文字以及与吴氏本的异同列在后面，以备参考。唯独刻本增加的内容还有一百多章，但有的失去原意，夹杂其他书籍。其中最严重的五十多章，甚至诋毁程氏以助佛学，直接用“或者”来称呼程氏，又以“予曰”自行起头，都是荒诞无据的话，不应是先生所说，也不像问答记录的体例。我猜想这是近世学佛的人私下伪造的，用来抬高他们的说法；偶然从曾氏杂记异闻之书中取出，传抄者又没有深入考察，便附会到先生名下。流传久远之后，便会误导后学，使先生得罪程夫子，也使曾氏得罪先生，这一定是这部书造成的。因此我不自量浅陋，便擅自把它排除并删去；即使有人因此加给我僭妄的罪名，我也不敢推辞。其余所谓失去原意、严重夹杂其他书籍的内容，也删去不少；又得到先生遗留下来的三十多章，另编为一篇。不过记录不精确，只保存了大概意思，已不能同前篇相比。总共校定编著三篇，已经校准，可以缮写；于是把这样处理的原因附在后面，等待真正懂得言论、有道德的君子考察取舍。岳珂《家集序》：我私下认为，先臣岳飞专心致力于学问，广泛涉猎经史，尤其精通《春秋左氏传》和孙武的著作。他不追求章句训诂，也不从事华丽文辞，只是想把学问落实到实际功用。因此他统率军队，以报答君父之仇为目标，以通晓奇正变化的权术为弓，以奋勇进取、决胜疆场的勇气为箭，安定谋划后才发兵，发兵便无不命中。自从束发从军以来，从未失败；他内心蕴藏的思想和施行的谋略，常常随笔显露在奏表、题跋、吟咏之中。例如《出师》一奏、《谢报》一表，天下士人直到今天还在传诵，只恨没有见到全文。先父岳霖，曾经搜访旧闻，考核异同：有的得自旧属吏的记录，有的传自遗稿中保存的文字，有的见于堂劄和公文，有的记在稗官的直笔之中。我搜集整理仍未完备，先父曾把这件事交给我，让我完成他的志愿。我谨慎汇集编次，共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字，分为十卷，卷末暂缺，等待以后补充。类别有表、跋、奏议、公牍、檄、诗、词、题纪，共八类；其中奏议、公牍又各分为三类。题纪虽然不是正式文章，却用来记录他的志向；战捷也不是正式文章，却用来叙述即将完成的功业。有的文章是为了辨明事实、抵御诬蔑而保存，有的是为了照应事机而记录。至于建炎年间投匦上书的奏疏、绍兴年间关于建立太子的议论，都是亲自书写并密封，焚毁草稿后才上奏的；即便是侍奉膝下的子弟、入幕的僚属，也不能看见，只能根据记载略知梗概而已。关于都上游的奏疏、请求停止班师的奏疏，以及攻打京洛的计划、提出蒍黄之请等，也只详略记录了一二；至于散失卷帙、无法考察的，大概更不知有多少。将来如果我没有突然死去，尚未成为犬马之身，发誓一定继续搜访，以补足缺失、备齐遗文，希望先臣的志业能够为万世所考见。臣私下看到高宗皇帝答复先臣关于建立太子的札子，其中说“览卿亲书奏，深用叹嘉”：若不是忠诚恳切、正直敢言，哪里会说出这样的话？皇帝称赞先臣见识谋虑精深，是一时少有的智谋之将，不是别人所能相比。唉，当时中原动荡不安，群盗如刺猬般蜂起，先臣秘密谋划大事，朝廷早晨下诏，晚上便可施行；其反复陈说、恳切剀切，无不深合皇帝心意。至于皇帝的赞叹、奖赏和激励，难以一一列举。这就是先臣屡屡受到知遇，并见于皇帝题评的情形。若不能搜集整理这些文字，留待后世贤哲，那么凭什么彰显先帝知人之明？我谨依前诏，冒死把它献入秘府，以备采择。鄂国《金陀稡编序》：古代传布书籍，有公家与私家之别。五十九编是上古的书，重新抄写竹简后，全部上送官府，藏在名山，并以副本存于京师。若不是金匮石室所藏之书，文章便不能同它们一起著录。私人一家的记载，如果可以补充史书的缺失，已经很难得；至于拙劣笔墨写在废纸上，只求不至湮没，而著作和遗札即使涉及国家大政，如封禅之事，也一定要等到诏令搜求后才上交。可见听说书籍不可随便流传，确实如此。开阳刻经，只保存六艺；亲王宗藩请求修史，也不把谋略权术交给他们。这些都写在旧有制度中，只留下可以考察的依据。自汉代开始刻铭立碑，盛唐以后著录文章，后世那些潜藏的德行和幽微的光辉，有时借托植柱立楹的遗文，以便长久汇录保存，这种事本来就很多。文章丰富、著作精美，也只能同杯棬之类的遗泽一起在家族中流传；难道不是由于亲疏远近不同，观看和保存也随之变化吗？孝子慈孙的用心，本来不能要求路人像自己一样；但若因一时兴废而弃置，把事物轻重看得像蜡车覆瓿那样，也或许是事理发展到极端的结果吧？唉！事情如果违背时宜和情理，便只能取信于志同道合的人，何不也从道理上观察罢了？世间本来有些人，询问百年祭祀的血食，进而推求先人的余烈；考察前人的逸事，把它们上报史官，何况正处在谋求恢宏事业、大有作为的时代呢？鱼复的图、谷城的界，难道没有一两件可以在当世祭祀、表彰的吗？搜集应当实行的事，考察可以验证的事，不要把它们看成已经陈旧的刍狗，那么即使作为公之于天下的传记也可以。嘉定着雍摄提格年橘涂初吉，珂谨作序。当时的名公巨卿，抚胸感慨，情怀激烈，甚至还想使死者从九原复生。他们难道忍心因为遗孤不肖，便连同先人的言论也一并废弃吗？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刻印传播它，并预先把它比作搜罗散失文献的一点帮助，希望激励后世建功立名的人，也许将来可以据此考察。不然的话，书写在美玉上、积存于缣帛中的文字，仍不过是我私人的文书，我又怎敢用郡府旧藏来辱没它？嘉定着雍摄提格年橘涂初吉，珂谨序。

译元代黄清老《伊洛渊源录序》：圣人的道，自孟子去世以后，学术便失传了。经历汉、晋、隋、唐，沉溺于异端邪说，已经一千五百多年。濂溪周子首先在舂陵倡导圣道，二程先生继而把它发扬光大，振举纲常，开启关键，提出致知、笃行、存养、省察。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敬”。体与用、动与静、本与末、上与下，都由“敬”一以贯通。唉，真是达到极致了！从前春秋时期，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道不能实行，我的夫子于是作六经，天地赖此才有所树立。到了战国，杨朱、墨翟堵塞道路，孟子加以辟斥，人道因此没有坠落。二程先生出生时，距离圣人已经很远，却能依据遗留下来的经典，继承断绝的学术，辨明异端，排斥邪说，使孔子之道能够在万世重新显明；这是孟子以后仅有的一人。当时天下英才像云集、风从一样，建立门庭，传授学说，承继、阐明和推行其道，从旁辅助。虽然各人的资质器量有大小，见闻有深浅，但总的功绩和教化，使历代习俗的鄙陋为之一变，恢复到唐虞三代的境界，这是洙泗以来从未有过的。朱子选取其中最显著的四十六人，汇编为一书，题为《伊洛渊源录》。我私下认为，伊洛一脉的传承，就像众支流分出的水一样：它们在地下流行，分支派别不同，哪里只是万种差异？但追究源头，最初并没有两个源头。唉，真盛大啊！大参赵郡苏公有志于这门学问，收藏了这部书，后来感叹说：“辞章越兴盛，性命之学越衰微，何不扩大我的传承呢？”当时湖北道副使仲温公看到了这部书，说：“这部录籍中包含天命之道，世人不可不知。道难道只是学者的事情吗？”于是用公帑在鄂宫刻印。唉，学者阅读伊洛诸书，探求伊洛之道，进一步评论其中人物、时代以及他们所交游的朋友，从而产生仰慕高山、景仰大道的思想，那么这部书也就可以使人看到其中的大意了。明代唐寅《中州览胜序》：我的同乡袁臣器，少年时气度超逸，温润如玉映照，实在是十室之中少有的俊秀贤良之才。弘治丙辰年五月，他忽然整治船桨，向北告别杨子，经过彭城，渐渐抵达淮海，到达大梁旧墟。九月回来后，便绘制所经过的山水、陵陆以及冲要险隘、名胜之处，早晚展开把玩，仿佛亲自在图中游览。我有幸与他同乡，借此询问道路里程，所有情况都清楚地从他的笔下呈现出来；大概是因为他本来熟悉，因而能够说得详细。我听说大夫出生时，削蒿为矢杆，揉柘木为弓干，来装饰别室，本来是希望他远行高举，不要局促地困在窗下。可是有些有美德的人却怀恋乡里，一直到老也不窥望城门，说“世道与我相违”，甘愿同灾木一起化灰，即使有些才能，也无人知道，后世更没有人替他们申明。我本来想自我展示以求不同，却颓然穿着青袍遮住小腿，奔走在士人行列中，身体和才能还不能得到施展。虽然如此，我也不能长久落落寡合地处于这种境地。臣器刚从魏地回来，如今不知道广陵还有没有中散大夫嵇康遗留的声名？彭城是不是项氏的都城？如今麋鹿有没有挡住道路？黄河旧日宣房宫的堤基还在不在？大梁废墟中有没有人手持盂羹祭祀信陵君？请臣器再为我详细陈述这些情况。我日后当加以参验。董其昌《睢阳人物志序》：所谓《睢阳人物志》，是刘文学刘瓒编纂的。从元勋大臣直到节妇，共列为十九个门类。它本承袭其祖父参知公的遗稿，又经过咨询润色，积累了多年，终于完成了祖父未竟的志愿，这已经很勤苦了。书稿缮写完成后，他拿一部给我看，请我为它写序。回想我任职史馆时，西蜀陈文宪公上疏请求修正史，朝廷下诏搜求遗书，遗书大量出现；其中郡志值得采录的，只有徐大宗伯学谟所修的《楚志》，其余都很平庸。神宗晚年，臣下的章奏十九件被留在宫中，唯独山东贡士王应遴修志的两道奏疏都发下有关部门。王应遴在宫门等候诏命，随即授为中舍；在统一的志书之外，增补超过一半。后来正要举行纂修实录的工作，这个计划便搁置了。等到我任副春卿并主持总裁事务时，海内书籍又更多集中到礼部；打开观看，像大官宴席上的菜肴品种虽多，却没有合乎郇国公口味的东西。想寻找像古代先贤耆旧传那样、足以备金匮石室旁搜的材料，几乎没有。假如各郡各国都有像刘文学这样善于著书的人，把人物交错编排，使其德行文采如美玉般光彩，在各地都如睢阳这样，那岂不是史家取材的一大快事吗？刘文学说：这个地方虽然有许多勋臣名将，功业足以铭刻金石，但对于那些闾巷中的平民、闺房里的孤妇寡嫠，有的人辛苦一生而笃行善道，甘愿死去九次也要殉节；有些人的子孙即使按月评论人物的人也没有听说，士大夫的风教和激励也没有收录。我在这里宁可表彰他们隐微的过失，也不只表彰显著的功劳；宁可记下他们细小的长处，也不只记大功大德。唉，刘文学的用心竟然如此，大概正是美善人伦、敦厚风俗的纲要。他所起的补益，难道只是对史书有益吗？王汉《灾伤图序》：高皇帝削平祸乱时，怀庆的伪守彻尔特穆尔抵抗王师。后来高皇帝定都，按照怀庆的额定赋税，把它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土地计有四万二千八百多顷，粮三十三万六百多石。河南、河北各郡土地狭窄而赋税沉重，没有比怀庆更严重的。怀庆所属河内一县，土地一万一千三百多顷，粮九万九千多石。河内地方不大，山河平分；土地的一半被丹河环绕东北，沁河从西北蜿蜒绕向东南，都流入黄河。每年秋天雨水一涨，洪水肆意吞没河岸肥沃的坟地和良田，动辄淹没数百顷，良田变成泽国，而粮赋却不减。太行万重山压在县境西北，西面接山西泽州，北面接山西陵川；县内清上图利、下图居民村舍，都在太行山中。

译又按山地征收粮赋。山地高峻嶙峋，赤色山体尽是石骨；石头上的土厚的只有五寸，薄的仅二三寸，所以山秃而不能生长树木，也不能播种。雨水按时而来，禾苗才能生长；十天不下雨，禾苗就会枯死；一个月不下雨，土地便寸草不生。土地不生长作物，粮赋却不减。怀庆六县土地狭窄而赋税沉重，没有比河内更严重的。除正赋额定粮九万石外，如今又征辽饷、均输、练饷，共计增加银两二万四千二百多金。百姓还要肩挑斗笠，长途转运；此外又有解送京城阔布之役、制作胖袄盔甲之役、山西盐课之役、小滩八千石漕米之役、毛田关阳打冰防河之役。因此百姓一年到头没有享受父母妻子团聚的快乐，没有一天不在办理官税。河内赋税的沉重，没有比今天更厉害的了。我在崇祯十二年六月初十日从高平县调任河内，没过几天洪水夺走百姓的庄稼，又过几天蝗虫夺走百姓的庄稼。从去年六月下雨以来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一月没有下雨；水灾、蝗灾、旱灾一年之内接连发生，百姓遭受三重灾害。旱灾太严重，百姓无法播种小麦，蝗虫幼体却已经孵出。种子损失估计达万顷，冬天又没有雪，蝗蝻计算日子就要出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去年没有秋收，今年又没有春收，穷苦百姓吃树皮，最后甚至吃草根。严重的到了父子、夫妻相互吞食的地步；他们个个面黄腮肿、脸颊浮肿，眼睛像猪胆一样，饿死的尸体层层堆积。唉，唉！臣罪孽深重，触犯上天，才降下这场大荒灾。可是上帝不立即让我去死，却让我们的良民死去，我心里怎么能安？怎能不悲惨痛苦！我想到皇上深居宫中，却远远忧虑百姓的灾难，于是恭谨命画工绘成十六幅图，又亲手记下大略，冒死进呈。唉，唉！图画能够表现的，人们可以看见；图画不能表现的，人们便看不见。画工能够画出灾民的形貌，却不能画出他们哭饥号寒的声音，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认为历代帝王以及我朝皇上真心爱民，是极少见的。我不过是刚入仕的微末臣子，却敢于深切陈说天下疾苦，是因为知道皇上是尧舜之君，必定乐于听到这些话。我实在激切惶恐到了极点。皇清梁熙《守汴日记序》：我读《唐书》到辛谠授任亳州刺史的记载，他上表说，臣下的功劳不是杜慆便不能成就。我曾为此抚卷再三叹息，认为上天生育人才，随时随地都足以发挥作用，关键只在于看他与能够任用自己的人相遇得怎样。咸通年间，徐州戍卒在桂州杀死都将，放纵劫掠后向北逃回；令狐绹任淮南节度使，却不能及早在高邮截击他们，于是贼兵攻陷宿州、濠州，攻破彭城，以至蔡、浙、郓、沂一带的盗贼，都加倍赶路前来归附。当时泗州刺史杜慆修整守备等待贼兵，而贼兵急于争夺的地方正是泗州，因为那里本来是江淮交通冲要，也是用兵的首要之地。泗州被围共七个月，守城的人不能安睡，连眼睛都生了疮。辛谠起初以平民身份寄居广陵，因为同杜慆有旧交，刚听到警报便赶到泗州，愿意与杜慆同死。他请援兵、迎粮船，往返奔走十二次。等到泗州解围，论功授职，辛谠的职位排在杜慆之后。明末闯贼两次进攻汴城，都不能攻破城墙；后来便削堤列营，企图长期围困。当时抚镇的军队分班巡防守城，共有七营；夏麦尚未收进，官民都缺粮。营中健壮士卒虽然知道投降贼兵也没有活路，却都安静低头，不敢喧哗，束手奉法，没有一个人敢侵犯居民，这都是司理黄公组织义勇大社的力量。而事情紧迫时能够迅速应对，像回声应答一样快捷；谋划多有奇胜，从而形成军民同心的局面，则是总社李君的功劳。周藩宫眷在深秋已经报知将要北渡，但守城功劳的旌表叙录，到仲冬还没有实行。幸而黄公遇到考核，得以授任台班，便流着眼泪上疏请求；到了腊月末，奏疏才下达，李君获准选授知县。假使李君没有再次抵御汴城之围，而只是凭准贡身份接受铨选，他的才干难道就不能胜任治理百姓和地方吗？黄公原来的奏疏确实说：“李贡士巡视缉捕城头，九死一生，与臣相依为命。”唉，这足以同千年以前的辛谠相辉映了。所遗憾的是，没有机会写一篇完整的奏疏来称颂李君善于任事的才能。唐朝平定徐州戍卒之乱时，提升杜慆为义成节度使，辛谠以平民身份便授任亳州刺史。等到黄巢作乱，僖宗流离迁徙，勤王军队虽败而重新集结，终于使首领授首，皇帝车驾返回京城。这大概是因为懿宗在平定徐州那一年，还能用爵位赏赐来鼓舞人心，收拢离散的势力。我壬午年寄居汴州，亲身经历许多艰难往事，历历在目，常如发生在眼前。以前得到李君所著的日记，曾写两篇跋并刻印。甲子年秋天，李君的嗣子亲自拿来一部书，请我作序；其中辛巳年春、冬两次抵御寇贼进攻的形势都记载得很清楚，他在仓促中应变、顷刻间挽回危局的事情，确实可以按日期逐一考察。我这次俯仰之间感慨万千，便为它写在卷首，用来说明大梁有李君这样的人，万余户人家的残余生机，如今全靠他来延续。于是举出唐朝的往事，衡量比较，认为后世阅读此书的人，也可以借此评论时代。张天植《两河文起录序》。今天皇上治理天下，文化昌盛融洽，首先惠及中州。中州位于天下中央。我既奉命编纂此书，思考如何报答称职，屏息谨慎，不敢自以为能够胜任。文运的盛衰，就是国家盛衰、中州盛衰和天下盛衰的体现。文运兴盛时，机遇一到，没有什么力量不能使它扩张，也没有什么力量不能推动它前进；它蓬勃涌现，人们却不知道从何开始，也不知道到何结束。但这时一定会有宏奇高迈的士人，迎合时机、响应机缘；他们的文章如虎豹斑纹般鲜明，凤凰之声般铿锵，像金玉之光一样耀眼绚丽，使人放眼一望便不能隐藏。说到振兴八代衰落的文风，难道不就是唐代的昌黎先生韩愈吗？汉、魏直到六朝，文风衰败，堆砌华丽辞藻，反复摹拟，疲弱抗拙，文势已经像溃决的洪流，却无人挽救。昌黎先生挡住洪流使它向东，引导已倒的文风回转，这难道不是极其艰难吗？皇甫湜、李翱、李汉之类的人，都顺着风气倾倒，唱和附从，放纵地阐述自己的学说。至于樊绍述、孙可之，他们以文章艰涩曲折为能事；卢玉川、李长吉，则以幽深诡奇相互推崇。然而昌黎先生都收录他们，不认为奇怪，反而赞叹不止，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昌黎不只是善于写文章，也善于认识什么是文章。

译懂得文章不会只有一种变化，是才性的作用；懂得变化不会只有一种体制，是法度的作用。法度和才性在作者自身，裁量和衡量则在我这里。如果一定拘拘地执着规矩，加以绳量削裁，就像后羿教人射箭，非要让人射落太阳；又像造父教人驾车，非要让人追上疾风。这样势必做不到；既然如此，对方的才性和法度便无法显现，我的裁量和衡量也无法显现。如今各位士人幸而生在昌黎先生的乡里，我便拿他的主张来帮助各位。中州的文章平实，平实便不能靠雄健纵肆来显出奇特；中州的文章稳妥顺畅，稳顺便不能靠曲折变化而达到化境。因此我以《注疏大全》为根本，以诸大家和正史为辅助，用这些来裁量衡量；不得已时，又把旁见于各家、各自突出的才性和法度保留下来，不废弃其说，希望昌黎先生写文章以及昌黎先生认识文章的道理，大概都不外乎这些。我不能仿效昌黎先生作《进学解》，用精勤之道来激励各位生员；实际上只是勉励并警戒各位应诏贡士入朝。我既已完成这项工作，如今便把各属的文章合在一起，每年加以阅览。人文运势本来要靠扶助才兴盛，靠教化才成就，但也从来没有不因地势而产生影响的。自从我在怀地校阅文章，那里有太行山、王屋山环绕在前，所以所得文章有的篇章如盘曲回旋，有的高峻截然。在邺地校阅时，洹水、漳水从下面流过，所以所得文章有的篇章广大苍茫，有的深沉曲折。后来在汴地校阅，黄河从源头注入，鸿沟分割疆界，于是文章的篇目多得目不暇接。有的具有马颊般的奇异，有的具有钩盘般的曲折；至于水势奔涌浩渺的景象，也可以说各种情致都充分展现，没有一点遗漏。明代空同先生李梦阳，是学习昌黎先生的人。他比喻文章说得好：“像重重树林、幽深山谷，为什么？因为深远。像秋天空、寒水，为什么？因为洁净。像急流回旋、快马奔跑，为什么？因为回旋反复、奔驰纵横。像父亲或老师面对弟子，像孝子仁人侍立亲人身边，像德高望重的士人戴端正的冠冕站在宗庙朝廷，为什么？因为端庄严正、温和雅正、正大。”如今刻印这批考试文章，用这些标准匡正当世，假如不与空同先生的论述相违背，或许还能够继承昌黎先生的传统并使之振兴吧？我本来浅陋疏远、见闻不广，每天都担心有所失误，唯恐负担更加沉重。皇上特别施恩，鉴察我教导士人的情况，把我提升任用于内廷，我尤其惶恐惭愧。哪里敢说自己有振兴衰败文风的功劳呢？希望各位士人更加勤勉于学业，磨炼自己的才器，以求有所成就。用来辅助国家的盛运，希望这样也不至于辜负国家。圣明天子的美好诏命。黄之瑚《汤恭人节烈录后序》：河南睢州汤恭人赵氏，是封副使孝先公的妻子、参政荆岘公的母亲，在明崇祯十五年死于贼难。到了顺治十七年，巡按御史上报此事，奉命…… 命令建立牌坊加以旌表，知州特意建立祠堂，参政为她撰写行状，请四方人士撰文，共得若干篇，编成《节烈录》。娄东吴梅村先生为她作传说：河南贼乱正盛时，恭人先命参政跟随伯父贲皇公到城外读书。贼兵到来，参政骑马赶回，守城者不肯放入。恭人说：“既然来了，就一同死。”于是命人不要再让他进城。孝先公背着母亲藏在芦苇中，得以幸免。恭人再次寻求自杀，家人救下她；最终她仍痛骂贼兵，迎着刀刃而死。我认为，像恭人这样的人，不仅殉节于危难之中，她保全婆母和儿子尤其艰难。起初我也疑惑：恭人既已知道贼祸不可预测，为什么派参政离开时不亲自同丈夫奉婆母出逃？既然要派参政离开，又为什么不让他跟随孝先公，而特意让他跟随伯父？这些都是恭人用心独到的地方。从前邲之战时，逢大夫和两个儿子同乘一辆车，他告诫儿子不要回头；儿子回答说：“赵老人在后面。”逢大夫发怒，让他下车，把车绥交给赵旃，使赵旃得以逃脱。史书所传邓攸的事也很相似。古人在患难之际不能两全，有时甚至舍弃自己的儿子来保全别人，何况是亲人呢？孝先公孝敬母亲，恭人如果带着自己和儿子连累孝先公，一旦发生不测，孝先公既然要保全母亲，就一定不能保全妻子和儿子。又想到自己是妇人，按妇礼没有得到姆的许可不敢下堂，与其逃窜求生，实在不如停下来赴死更合乎正道；而参政又关系到宗祧继承，所以不让他连累孝先公，而把他托付给伯父。把参政托付给伯父，既保全了儿子，也使孝先公能够脱身，独自奉养母亲，又保全了婆母。这些都是恭人用心独到的地方。即使当日在城外的人以及城陷后抛家逃走的人，也未必都能免于灾难；孝先公和他的母亲、儿子确实属于有上天之幸，而在恭人的谋虑中，从万难之中也许可以这样侥幸免难，最后竟然全都幸免，或许真是诚意感动了鬼神、得到神灵保佑。凡是替恭人作传记文章的人，都只说她殉节的事，不谈她保全婆母和儿子的用心。我友人侯汉仪为她作记，说睢阳旧有张巡、许远二公，以一城捍卫天下；恭人在汤氏一家所立的功劳也同样重大。这话写得很工整，却仍没有说到她用心的所在。参政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写文，所以我特意为她作序，并一并论述这些情况。贾汉复《河南通志序》。国家定都燕京以后，在京畿以外把天下分为十四个布政司，而两河地区独自成为连接四方的枢纽。譬如人的身体，四肢百骸鲜明完备，但腹心才真正处在关键位置。自明朝末年以来，兵火接连不断，郡县变成废墟，土地长满荆棘，户口大量减少；腹心受到的损害，比四肢更为严重。想要迅速使凋敝困病的地方恢复生机，使它重新充实强健，实在艰难。我奉命镇抚这片土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已经两年有余。我清除贪污，劝勉农桑，兴办学校，整饬军备。早起晚思，不敢闲逸；整顿兴复废弛坠坏的事务，渐渐有了可观的成效。然而每当睡梦中想到中州全盛时代留下的盛况，却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于是想到嵩山、室山盘踞于巩洛，天中贯通九州；太行山向北耸立，崤山、函谷关向西拱卫。黄河、淮河、济水占据四条大河中的三条；汴京、洛阳两座京城扼守都城和关隘的要害。士人的习尚淳厚，民风刚劲质朴；圣贤豪杰接连降生，道德诗书荟萃，辉映古今，不知有多少。然而在兵器和战火灰烬之后，文献无从考证，靠什么彰明治理的法则、弘扬盛大的典章呢？旧有《通志》一书，明天顺年间由提学副使刘公昌创始。十多年后，副使胡公谧略加删润。又过八十年，由都御史邹公守愚续修；再过三年，由都御史潘公恩告成。到现在已经一百三十年了，记载却残缺不全，我私下为此悲伤。于是发布檄文，命各郡县分别修纂本地志书，但由于编次仓促，错误确实很多。又请分巡大梁道副使沈君荃补充缺略、订正错误，竭尽删削编修的劳苦，用尽昼夜的力量。从春天到夏天，终于完成了书稿。

译我不顾自己的疏陋，又加以审订裁正。凡是山川的高低险易，人物的显赫事迹，文艺的精华，以及舆图星纬、城池疆域、田赋户口、风俗物产、祠祀古迹之类，只要展开书卷，便清楚得如同在手掌上指点；这不就是既详尽准确，又完备而切要吗？所谓志，就是记载；记载过去，是为了告诫将来。李文叔说：“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征候。”这难道不是腹心安危，四肢的荣枯也随之而变化吗？两河过去正当繁盛富庶时期，正因为腹心舒畅安适，才使四肢丰润。前代屡次太平、和洽相继，天下安宁，百姓甚至到老死也没有见过兵革。等到大盗流毒中州，腹心郁结困顿，便造成四肢凋敝，而天下也岌岌可危了。如今…… 圣上施行仁政、宽宥天下，正想迅速使这里恢复生机；太平盛运，实在应当以此为根基。假如因循旧事，不加振作整顿，那么那些废墟怎样才能重新升起炊烟？荆棘丛生的土地怎样才能变成桑麻田？已经减少的户口怎样才能重新富足繁盛？中州全盛时代的遗风，难道终究再也看不到了吗？这样说来，这部志书既能在前代留下征信，也能为后世垂下戒示，关系实在重大。后来的治理者来到这片土地，翻阅这部志书，能够牢记腹心之地的重要，使它舒畅安适，而不要使它郁结困顿；这岂只是中州的福气，实在也是天下的幸运。我错误地参与了编纂工作，也算分享了这项荣誉和施惠。沈荃《河南通志序》：顺治十七年庚子年秋八月，大司马、抚军贾公完成《通志》纂修，已经拜手稽首献给…… 天子。沈荃才识不敏，惭愧地参与编辑工作，不敢以文才不足为辞，因此综合叙述始末，写在书的卷首。我考察河南旧志，五代以前的情况姑且不论；自宋代开始，有《梦华录》《勾异录》等书，以及司马温公为朱次道《长安志》所作的序，但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考察。明天顺、成化年间，宪副刘公、胡公草创《通志》；到嘉靖乙卯年，大中丞邹公续修完成。距今又过了一百多年，司马贾公执掌兵权来到这里，锐意整顿兴修，先发布檄文交给有关部门；部门下达郡，郡下达州县，约定以日期为限、以规条为准，不到一年，八郡、十二州、九十五县的志书便陆续报送完成。于是设立馆局，聘请名士，购买遗书，访问故老，搜集编纂，像鱼鳞和梳齿一样排列整齐，几个月便汇成全书。但其中义例还不妥当，详略也不适宜，而且“金根帝虎”一类的讹误很多，于是又命我重新裁定校订，以求完成此书。我惶恐不安，害怕不能协助完成这件事；只得竭尽早晚的劳力，汇集众人的益处，搜罗旧闻，访求散佚，又取前代志书逐条折中裁定。过去错误而今已核实的，是图志考察沿革；过去遗漏而今已补备的，是星野、河防、城池、学校。过去分列而今加以裁并的，是圣迹；过去分开而今合并的，是寺观；这也是补充遗漏。山川增加十分之一，职官、选举增加十分之七，祠祀、陵墓、古迹增加十分之二三，艺文增加十分之四。户口、田赋、公署等今代情况记得详细，是因为随时势而变；帝王、封建仍沿用旧说，是为了保存古意。名宦、人物、孝义、隐逸、流寓、仙释、方伎、列女等门类，前代所记不遗漏，后代所记不滥收。过去没有记载的，补上缺漏；今天应当采录的，扩大见闻。文章没有可靠依据的，暂且存疑以待考；事情有足以叙述的，必定征求实据来流传。全书共绘图三十一幅，条例二十条，分三十类，五十卷，篇幅二千多幅，文字一百三十多万。自夏至秋，亲自阅览抄录，一面缮写，一面刻梓；即使文书繁忙、战事纷扰，也不敢稍有间断。又经过四个月，雕版刻印才完成。我仍惶恐不安，害怕不能协助完成这件事。裁定取舍，向大司马公请示；论证考订，征询中州各位荐绅先生；校订，则前后礼聘诸位学者；至于召集工匠、办理事务，自始至终负责督率，主要依靠方伯徐公的力量。于是我又因此产生了深重的感慨。自古以来，建立不朽功业、创成非凡事业的人，开始时都要经历繁重艰苦；而且事情常常将要成功时突然受阻，进行到一半又中途受挫。假如没有敏捷果断的才具、卓异通达的见识、勇往直前不回头的志向，以及坚定刚毅的力量，能够成功办成事业、建立伟业的人实在很少，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只顾眼前的人，转眼就荒废百年大计；专务琐碎的人，则忘记长远宏图。又有人迟疑徘徊、卑下苟且，蜷缩踌躇，甘愿把美名让给后人，却不能坚定地自我振拔、显扬声名功业；这样的人到处都是。我考察前代，从太祖到世宗，太平和洽相继，长期浸润在安定之中，声名文物、制度礼乐已经灿然完备，似乎没有什么困难，应该可以搜辑遗编，编成足以传信后世的史书。可是竟然拖延了一百八十多年才开始刻成书，后来阅读的人仍然感到遗憾。到了乙卯以后，历经隆庆、万历直到天启、崇祯，又过了九十多年，时代由盛转衰，事情有许多值得记载。何况旧府库中的金石文献还没有湮没，世家旧说也可以查证，官府师儒所守的记载、民间野史所传的材料，更足以补益见闻。可是最终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毅然承担这项事业而不推辞，终于使胜国一百年间的事情归于消散湮灭。这难道完全是才性、见识、志向和力量都不够吗？难道都是因为因循守旧、消极防守，贪恋安逸、习惯旧例，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吗？司马公却在改朝换代、兵火破坏、家业离散之后，车马往来不绝、战事交错、征收输纳和调遣频繁、无暇安居的日子里，把从前不能做、不敢做、甚至不愿做的事情，反而都急切而坚定地去做；而且做了就一定要求成功，成功就一定要求迅速。面对困难，他能做到那样；面对容易的事，他又能做到这样。他的器量和作为相差得多么悬殊啊！既然如此，司马公的才干、见识、志向和力量，难道还不足以使声名功业流传无穷、使伟大事业永垂不朽吗？只是旧志由西亭朱君编纂。朱君是宗室出身的贤能县尉，学识广博，擅长文章；当时接连几代太平，典章文献明备，所以能够专心撰写志书，但仍然需要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早年步入仕途，列身金马门，史学功夫尚未用心钻研；后来冒充才能任职此地，文书堆积繁多，供给事务纷乱，每天奔走如牛马，学业更加荒废，实在不足称道。如今又冒昧奉司马公之命，勉强恭敬地承办此事。既没有旧府收藏的金石文献，又没有世家耆老、稗官野史的记载，虽然借助诸位君子勤勉协助，仓促完成，内容或许简陋而缺少文采，杂乱而失去要旨，讹误而不够精详，这些我知道是难免的。

译这正是我始终战战兢兢、担心不能完成这件事，并且更加对编纂工作感到惭愧的原因。汤斌《睢州志序》：睢州处于杞国、宋国之间，土地不过方圆百里；但《春秋》中诸侯会盟、战争征伐的遗迹，以及汉唐时期攻守的踪迹，往往都在这里。到了宋代，这里成为神京的左辅，被称为雄郡；明代的文物和声名，在两河地区居于首位。等到天下发生动乱，兵器交锋的消息日益传来，睢州所受的灾祸尤其惨重。大概因为这里处于中原交通要冲，天下太平时车马衣冠汇聚，有变故时干戈接连不断，这是形势使然。我年轻时喜欢跟随长者访求郡中的往事。壬午年兵火之后，又接连发生黄河决口，旧日世家遗留下来的书籍一朝全都毁尽。后来我在河北得到李司空旧志的手抄本，带回来了。我的朋友吴君冉渠博学好古，又买到嘉靖年间上党程公的版本，亲自校勘，搜集近代事迹，辑取散佚文章，尚未完成。适逢中丞贾公下令修志，郡守取用他的稿本应付，仓促交付刻工刊刻，文字讹误触目皆是。田赋的沿革源流没有详载，山川古迹遗漏很多，附会也很多，名宦事迹十分零落。人物方面，从汉魏直到宋元，那些名臣高贤、在史册上卓然有名的人，连姓氏都湮没不闻了。进入明代以来，理学、功勋事业、忠贞节操和文章成就，在各方面都很显著、长期列入《一统志》的那些人，也都只是在选举表中出现一次姓名罢了。假使后来的年轻后学谈到前辈的事迹，茫然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又凭什么听闻其遗风而受到激励、奋发向上呢？大的事情尚且如此，那些幽隐贞洁之士、孤儿寡妇中的贤德者，沉埋在荒山村落、草屋闾巷中的，又不知有多少。余知道这并不是冉渠最终定稿的本意；他隐居日久，对乡土掌故逐渐熟悉，考核前代史籍，搜寻散佚资料，又访求父老加以折中考订，[原文“折▯之”字形有疑]，不敢自称州志，分为数册：一名《睢阳耆旧传》，一名《风俗志》，一名《遗事考》。至于理学，则附入《洛学编》，收藏在箱箧中已经很久了。云安程公阅读这部志书，认为它讹误鄙陋，并不因为我空疏无能而嫌弃我，反而把重新校订的任务交给我。我惶恐不安，害怕不能胜任。当时冉渠已经去世，我便从他的长子那里搜求遗稿，又打开我破旧的书箱加以检阅，核实虚伪、删去浮泛，远处的材料不遗漏，近处的材料不过滥。当时正值暑湿天气，我整天关门，眼睛逐字阅读，亲手抄录，汗流不止。与旧志相比，内容增加了五成至六成，仍旧确定为七卷。程公逐条裁定，于是捐出钱财交付刊刻。因此我更加感叹程公对睢州所作的巨大贡献。睢州作为一个州，城郭广大，土地、军户和民户交错分布，赋役事务复杂，土地多沙碱，黄河水患频繁，百姓积蓄很少，一遇水灾旱灾，路上饿死的人接连可见；而且边界连接曹、卫，奸盗容易滋生，筹划治理、调节救济实在不容易。古语说：“前面的事情不能忘记，是后面事情的老师。”这部书大致编定以后，后来的人不必再向属吏查问，地方制度的沿革和可取可戒之处，打开书卷就能得到大概，难道只是有利于一两代人吗？我又由此有所感慨。前代本州兴盛时，世家大族和年高有德者很多，绢帛书籍堆满栋宇，文人比邻而居。自嘉靖以来一百多年，从未听说有人承担修志之任，只有刘教谕的《人物一编》保存了大概，而郡中政事却没有详细记载。如今程公在军务仓促、征收输纳极为紧迫的时候，毅然承担此事，难道不是真正懂得治理要旨的君子吗？只是惭愧我浅陋而少见多闻，又是边修边刻，没有时间广泛向同人求证，讹误缺漏，势所难免。希望博雅君子再加以增补润色，使它成为一郡的典籍，那么这部书就是开路的先导；这也确实是我深切的期望。顾汧《河南通志序》：国家开创疆域，至今已经五十多年，海内海外没有不服从的。声教所到之处，向东渐次推行，向西广泛覆盖。自古以来，各地会聚、交通统一、车轨书文一致，从没有像这样同一德政、同一风俗而如此盛大的。皇上天性圣明，顺应时势施行教化，深厚的仁德恩泽遍及远近。近来下诏命儒臣考察版籍章程，编纂志书以记载一统天下。凡六合之内，风俗的移易、人民的繁育、官吏守职的法则、才俊的著述，没有不汇集在志书中的。何况两河地区是阴阳风雨调和会合之地，又是地势灵秀的枢纽，理应整理订正省志，供朝廷采辑，怎么能不急切从事呢？我过去任职馆阁，多次接受总裁、纂修的任命，这次奉命接受诏书来到中原，除了整顿吏民事务外，便翻阅前任巡抚贾公所编的《通志》，那时已经历三十多年了。我私下看到，皇上爱护养育百姓，免除赋税、赈济灾民从未停止；皇帝的谋略光明显著，如日月照耀。诸位大臣诚心奉行，时间越久越加勤勉。至于户口、田赋、河防、学校、官员事迹、人物、艺文等应当续记的内容，以及粮仓、邮传、盐课、兵制等应当增辑的内容，既已下令各郡县分别修纂新志，这次便汇集各属记载中可信的材料和见闻中可以凭信的内容，续加编纂，共成五十卷。体例都沿用前志旧例，不想妄自更改，希望弥补缺漏，使后来的人接续此事、增添光彩，永远没有止境。刻本完成后，进呈史馆，希望多少可以供其借鉴，用来仰助彰明本朝修治昌盛的事业，也用来仰体皇上对于一统志的殷切考虑。皇上的深思熟虑，专心致力于编修一统志，并不只是为了使文章格式宏阔、使观听者觉得美观；大概是要向中外臣工昭示：凡是承担治理百姓、管理地方责任的人，都应当审察土地物产的适宜情况，充分发挥辅佐治理的作用，因时制宜、灵活变通，辅成大治，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适当的安置，这样才有可以安定万世的事业。这也是推广修志意义、以此表示恭敬尽职之心的原因。参加这项工作的诸位大臣，以及今后继任守土之职的人，难道能不警惕而更加自我告诫吗？因此作序。巡抚雅尔图《河南赋役全书序》：从虞舜朝廷命司空治理水土、六府得到充分整治、各类土地得以分别整顿开始，于是按照九等土壤确定赋税，中原赋税制度的起源就从这里开始了。《周礼》所说遂人掌管的事务，是辨别郊野上等田、中等田、下等田，以此授予田地、编定里居。小司徒的职掌，是查考国中和四郊，用来征发军队、兴办田役、编比追捕盗贼的人员。载师规定了夫家之征，闾师规定了夫布的缴纳。辨别百姓承担劳役的能力，有一家三人、一家一人、两家五人的区别；均衡劳力和政役，则有服役三日、二日、 一日的不同，这些都属于劳役之征。《诗经》所说召唤司空、召唤司徒，普遍办理事务，入内承担宫室工程，也是说得十分明显的事情。

译只是《禹贡》所记载的田制和赋税，全部按九等确定；至于竹筐所盛的贡物、各地包裹进献的物产，以及五色土、三类金属、球琳琅玕、银、镂刻品、璇玑和丝带等，乃至漆、麻、橘、柚、象牙、皮革、羽毛、铅、松木、奇石、夏翟、孤桐、砺石、砥石、砮石、丹砂之类，都逐一书写，唯恐不够详尽，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财赋由上级接受、由下级输送，前人开创，后人承继，因此不能不战战兢兢、谨慎对待。所以一再说要谨慎处理财赋，又说要敬奉并把德行放在首位。圣人勤勉警惕的心意，到了百代之后，难道还不能清楚看见吗？《周礼》所记载的酒、浆、醢、酱，细微到这种程度，也由官府掌管，正是同样的事物、同样的心意。恭敬地想我大清国家诚然承受了上天的命令，安抚统治中原地区，历代圣君相继，到现在已经一百几十年了。疆域一天天开拓，人口一天天繁多。国家从百姓那里征取的，除常规经制以外，绝不侵扰一丝一毫；而遇到雨水旱情失常，某一地方偶然发生灾害，免赋赈济的数目动辄超过百万。疏浚河川、修筑城墙，偶尔需要击鼓征发劳力，便按照出力多少供给食物，与雇用闾左百姓做工没有差别。赋税征收少而施惠丰厚，恩德广大、恩泽深厚，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超过的了。又屡次豁免浮粮，频繁减免关税。自康熙五十年以后，新增加的人丁永远不再加赋。到了雍正五年，又把丁银摊入地粮，以体恤有丁而无田的贫民。养育百姓，真诚求其安定，使他们受到恩惠、得到安抚保护，确实是上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唉！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幸运啊！河南是古代的豫州。那里的土地属于壤土，下等土地为坟垆土，位于河、洛之间；山川清秀淳美，这里的风俗也很美好。我奉命巡抚河南，敬畏地接受皇上的训诫，尽我抚慰养护百姓的勤劳。近年来时令调和、年成丰收，耕作取水的人大多能够吃饱安乐，我岂敢把这些归功于自己？只是战战兢兢，希望能够在圣明君主面前自陈无罪而已。雍正十二年十一月，部议认为各省旧刊《赋役全书》按照现行规定的款项、数目，彼此多有参差，奏请重新编纂，奉旨批准。当时河南因为寄庄、寄粮首报陞科、改拨地亩，以及卫民归并、新设官役俸工等事项尚未厘定，便申请延期。到乾隆四年三月，才开始设局编纂；乾隆六年九月，书籍报告完成，共计一百二十九万零三十七字。开头记载户口，次及土地田亩，详细记载额定征收的地丁银、粮、商税、牙税，应支出的官役俸工、驿站料价，以及应解纳的本色、折色布匹、药材、棉花、颜料、明矾、光粉、黄丹、牛角、牛筋、黄蜡等物；原额、新增、开除、实在，逐条分列，分析清楚，灿然如眉目排列。说到纲领，是《禹贡》按土壤定赋的法则；说到条目，则是竹筐贡物和醯酱细物所体现的意义。经制既已确定，对内由计相掌管，对外由藩司、牧守和有司主管，并下达民间；任何人都不敢少于定额，也不敢多于定额。土地多为垆土，处在河洛之间；山川清秀和美，民风十分淳厚美好。我奉命巡抚河南，恭敬而严肃地承…… 受圣明训示，我竭尽抚慰教养百姓之劳。近年来时令调和、年成丰收，耕田凿井的百姓大多能够饱食安乐，我哪里敢自以为这是自己的德政呢？只是战战兢兢地希望能够在圣明面前自陈无罪罢了。雍正十二年十一月，部议认为各省旧日刊刻的《赋役全书》与现行规定的款项、数目相比有许多参差不合，奏请重新纂辑，奉旨准许。当时河南因寄庄、寄粮、首报陞科、改拨地亩，以及卫民归并、新设官役俸工等事项尚未厘定，便行文请求延长期限。到乾隆四年三月，才开始设局编纂；乾隆六年九月，该书告成，共计一百二十九万三十有七字。书中首先记载户口，其次记载土地田亩，详细载明额征地丁银粮、商税和牙税，以及应支给的官役俸工、驿站料价，还有应解纳的本色、折色布匹、药材、棉花、颜料、明矾、光粉、黄丹、牛角、牛筋、黄蜡等物；原定数额、新增数额、开除数额和实际数额，都分条析理地记载，清楚得如同眉前排列的纹理。若说它所把握的纲领，就是《禹贡》辨别土壤等级的制度；若说它所列的条目，就像筐篚中陈列贡物、醯酱各有类别的道理。经久实行的制度既已确定，对内由计相掌管，对外则由藩牧、守及各级有司主持，并下达到民间乡里；谁也不敢使数额少于定额，也不敢使数额超过定额。即使有贪污官吏，也没有地方可以任意增减；即使有奸猾胥吏，也没有地方可以飞洒隐漏。这样，这部书的完成，从治理国家、经纬土地的大体来说，不只是像《月令》所说正月调和万物的文章；还使百姓知道按正额缴纳赋税，使大家都急于尽奉事上之义。它使百姓进入少犯过错的境地，难道不能与五典、五礼所起的作用一样广大吗？将来荒地开垦、报告成熟，赋税会有所增加；盐碱地和飞沙地出现，赋税也会有所减少。仍然按照原议每十年修订一次，接续实行；这确实是官府礼制的良法，也寄托了睢麟的美好心意。国家接受贡赋，接受球玉，享有天下万方的供养；它向百姓征取财物有一定制度，正是以仁德养育天下。像这样，难道还不是把仁政发挥到极致吗？国家的盛运灵长，亿万年没有疆界尽头。只有这样的美好局面，才是可以看见的。因此我在此书完成之日，拜手书写这些话在书首，情况就是这样。檄文。汉代陈琳《移豫州檄》：左将军兼任豫州刺史。郡国的守相大概都听说，明主考虑危难来控制变局，忠臣忧虑祸患来建立权宜之策。从前强大的秦国而君主软弱，赵高掌握权柄，专擅朝廷权力，威势和恩福都由自己决定，最终造成望夷宫之败，污辱流传至今，永远成为世人的鉴戒。到了吕后时期，吕产、吕禄专擅政权，对内兼掌南北二军，对外统领梁、赵，擅自裁决一切政务，在禁省中决定事情，下属欺凌上级、上级纲纪败坏，天下人因此寒心。于是绛侯、朱虚侯发扬威势、奋起愤怒，诛杀叛逆暴徒，拥立太宗，所以王道得以兴隆，光明显耀。这就是大臣建立权威的明确榜样。司空曹操的祖父曹腾，原是中常侍，和左悺、徐璜一起成为妖孽，贪婪横暴，伤害教化、虐待百姓。曹操的父亲曹嵩靠乞讨取得收养身份，又因贿赂取得官位，车载黄金、辇运玉璧，把财货送进权贵之家，窃取三公之职，颠覆国家重器。曹操是宦官遗留下来的丑类，本来没有美德，轻佻狡猾而锋利强悍，喜欢动乱、乐于祸害。他的幕府由董卓统率，像鹰扬一般扫除叛逆；后来又遇到董卓侵夺官权、暴虐国家，于是提剑击鼓，发布命令于东夏，广泛招罗英雄，不计小过而任用人才，所以最终与曹操共同谋划，授给他偏将之职，认为他有鹰犬般的才干，可以充当爪牙。然而曹操愚蠢轻浮、谋略短浅，轻率进兵、容易退却，屡遭伤败挫折，多次丧失军队。幕府便再次分派军队、命令精锐，修整补充，表奏任命他为东郡太守，兼领兖州刺史，授予他虎纹以褒奖并赋予威权，希望得到像秦军一战取胜那样的报效。曹操于是凭借所受资助和权势而骄横，肆意作恶，剥削百姓，残害贤能、伤害善良。因此九江太守边让才华出众、声名天下皆知，只因直言正色、议论不肯阿谀，便被斩首悬尸，妻子儿女也遭受灭族之祸。从此士大夫阶层愤怒悲痛，百姓怨恨更加深重，一人奋臂而起，全州同声响应。因此曹操亲自在徐方败退，土地被吕布夺取，只能在东方边地徘徊，无处立足。幕府推行强干弱枝的原则，又不把叛乱者列入党羽，所以再次举起旗帜、披甲出征；军鼓铿锵震响，吕布的部众奔逃溃败。幕府救了曹操的死亡之患，又恢复了他的方伯之位。这就是说，幕府对兖州百姓没有什么恩德，却对曹操有极大的造就。后来皇帝车驾回转，群丑进犯，正值冀州北部边境有警，不能离开战局，所以派从事中郎徐勋前去征发曹操，让他修缮郊庙、辅卫幼主。曹操于是放纵心志、专擅行事，以威势胁迫禁省，卑视侮辱王室，败坏法令纲纪；凭借职权兼领三台，专擅朝政，爵位赏赐任由心意，刑罚诛杀出于一言。所宠爱的人光耀五宗，所憎恶的人灭绝三族。

译众人公开议论的受到显著诛罚，心中腹诽的也遭到暗中杀戮，百官闭口不言，路上只能用眼色相互示意。尚书只是主持朝廷政务，公卿也不过充当符合品秩的空额而已；因此太尉杨彪掌管过二司，享有国家最高官位。曹操却因为一点私怨，给他加上无罪之名，施以杖打拷掠，五种酷刑全都用尽，任意发泄情绪、肆意违背常法，完全不顾法令纲纪。议郎赵彦忠以忠诚直言进谏，所说有可以采纳之处，因此圣朝尚且听取，改变脸色并加以赏赐。曹操想要迷惑、夺取当时的明察，堵塞进言道路，擅自拘捕并立即杀害，不等候上报。又如梁孝王，是先帝的母兄，坟墓尊贵显著，桑、梓、松、柏都应当严肃恭敬地保护；曹操却率领将吏士卒，亲自到场挖掘，打开棺材、裸露尸体，掠取金银财宝，以至于使圣朝流泪、士人百姓伤心。曹操又特意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到之处毁坏突入，没有一具尸骸不被暴露。他身居三公之位，却行同盗跖、桀纣，污辱国家、虐害百姓，毒害施加于人鬼。再加上他的政令细密苛酷惨毒，科条禁令交互设置，箭网布满道路，坑陷堵塞通途，抬手就会挂上罗网，举足就会触动机关陷阱。因此兖州、豫州有民不聊生的痛苦，帝都也有叹息怨恨之声。遍览史籍，无道之臣中，贪婪残酷而严暴超过曹操的，从未有过。幕府正要诘问外部奸邪，来不及整顿训练军队，加意包容遮护，希望可以弥补掩盖；但曹操怀有豺狼般的野心，暗中包藏祸谋，竟想摧毁国家栋梁，使汉室孤立衰弱，除灭忠正之士，专门成为枭雄。从前幕府击鼓北征，公孙瓒是强大的寇贼和桀骜叛逆者，被围困一年仍未攻破。曹操趁他尚未失败，暗中与他通信约定，表面上帮助王师，暗中却准备相互掩护、突然袭击，所以率兵到达黄河，连船北渡；适逢他的使者事情败露，公孙瓒也被斩灭，因而曹操的锋芒受挫收缩，图谋没有实现。于是他屯兵占据敖仓，以黄河为阻挡来固守，想用螳螂的斧子抵挡高大的车轮。幕府奉行汉室威灵，纵横天下挫败敌军，拥有长防百万、骁骑成千上万，使用中黄、育、获等勇士的才能，施展强弓劲弩的威势；并州军越过太行山，青州军渡过济水、漯水，大军沿黄河推进，在正面夹击敌军；荆州军从宛、叶南下，在后方形成夹击。雷霆震动、猛虎踏步般一同聚集到贼军庭前。就像举起烈火焚烧飞蓬，倾倒沧海之水浇灭火炭，有什么不能消灭的呢？曹军的官吏士卒中，可以作战的都出自幽州、冀州，有些是旧日营部曲属，人人都怨恨长期不得归乡，流泪向北眺望；其余兖州、豫州百姓，以及吕布、张扬遗留下来的部众，都是在覆亡和胁迫下暂时苟从，各人都受过创伤，彼此成为仇敌。如果现在回转旗帜前进，登上高冈击鼓，挥动白旗为投降者开启道路，他们必然土崩瓦解，不必等到兵刃见血。如今汉室衰微，纲纪断绝，圣朝没有一个辅弼之臣，股肱大臣没有抵御冲击的力量；京畿之内，训练整饬的臣下都低头垂翼，没有可以依凭的势力。即使有忠义之臣辅佐，也受暴虐之臣胁迫，哪里能够施展节操呢？曹操又用精兵七百人包围守卫宫阙，表面上托言宿卫，实际上是拘禁控制；担心他篡逆的苗头，因此才有这次行动。这正是忠臣肝脑涂地的时刻，也是烈士建立功勋的机会，怎么能不努力呢？曹操又假传诏命、冒称奉制，派使者征发军队，担心边远州郡误听其命而供给强寇，使软弱的君主违背众军、众军叛离，整个行动因而丧失声名、成为天下笑柄，这不是明智的人会采取的做法。即日起，幽、并、青、冀四州一同进军；檄书传到荆州后，立即整顿现有军队，与建忠将军协同声势。各州郡都整备军马，布置联络、控制边界，全面显示军威，共同匡扶社稷。能够取得曹操首级的人，封为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部曲、偏将、副将、将校以及各级官吏投降者，一概不追问罪责。广泛宣示恩德信用，颁布赏赐符命，告知天下，使人人都知道圣朝正遭受拘禁逼迫的危难。依法执行。移文。东魏魏收《移梁文》：你看日月星辰排列在天上，山岳镇守着大地，方类聚集，万物群分，所以建立邦国、树立君长。日月因此没有两个，宇宙也因此归于统一。即使五行运转、百年一度改朝换代，这一原则的实行，谁能够改变呢？皇室承继正统，光辉与上天相配，义理通达幽明，教化周遍动植万物。崇尚文德来招致远方，修明礼让来制止争讼；在两阶之间舞干戚，在万国接受玉帛。伟大功业暗中运行，最高德行广泛通达，百姓日常享用却不知道，亿万民众得到恩赐却没有明显痕迹。唯有吴越，独自阻隔声教，这不是百姓的过错，责任另有原因。然而君主怀有止息战争之心，宰相不重视动用兵车的会战，于是解开南方囚徒的束缚，以和睦之意晓谕他们。水路陆路往来，河川道路同受光明；亭障边徼停止了奔走劳苦，屯戍之地没有逼迫士卒的变故。虽然宏伟谋略和长远计划由我方首先提出，但停止战争、休养百姓，梁方也从中获利。侯景这个小人本来没有事业，竟在人世间邪曲行事，终于在世上横行作乱；他曾在尔朱氏门下伏首，又在普泰年间镇守，始终没有做君主的见识，哪里有提瓶救急的智慧？后来他投身义旗，归附幕府，和雍齿不同，却有些像丁公；当时适逢宽政，得以免于大诛。朝廷抛弃他的瑕疵，收取并利用他的力量，让他列入军队，防备军情、奔驰作战。等到秦、陇地区的逃亡者应受诛讨，凡事都要筹划经营；因为河南是空虚之地，汉阳不是兵战要冲，所以只稍微保留夹辅之势，姑且显示旗鼓，哪里是要取得实际效果，不过是寄托虚声罢了。军机反复变动，大概都由侯景负责；至于统领军队、节制部众，则各有主管官员。然而他的愚昧褊狭日益积累，骄横愤恨更加严重，多次触犯军纪，自己产生疑心和二心，暗中构成祸心，反而成为动乱的阶梯。他辜负恩德、抛弃德义，不顾上天讨伐；对不义者不亲近，厚待不义者必然败亡。他把慈母像丢弃鞋子一样抛下，把受宠的弟弟像丢弃草芥一样抛弃；年幼的孩子拖着病弱身躯痛苦成行，宠爱的姬妾也一个个沦为破亡之人。他杀害伯春那样婉转的人，却羡慕姜儿那样直爽的言辞；不肯与狼虎同怀仁心，反而和豺狸同样作恶。等到他远投关陇、依靠奸邪之人，违背君主、确定君臣名分，贼臣却与他结为兄弟之亲；他解除倒悬之苦，仰仗他人鼻息，难道能说没有恩德吗？但最终还是成为难以豢养的祸患。不久他改变心意，亲自披挂作战，罪恶暴行积累到极点，处身无所依托。他把金陵当作逃亡者聚集的地方、江南统治之地，甘愿说卑下的话、降低身份，进献成熟的图谋以保全自身，至于那些谗言浮说，其用意也可以看出来了。叛乱小人投身归附，难道会选择正声吗？伪朝大小官员幸灾乐祸、忘记义理，上面君主荒淫，下面臣下蒙蔽；他们只想驱雀而不除草，根本没有长远谋划。

译他们窃取宝物，叛据城邑，像椒兰一样互相亲善；做人却没有礼义，难道能够治理国家吗？既然已经失去信用，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如今帝王之道光明美善，皇室谋略充实完备，四民安乐地从事本业，百神都来降福。因此丞相才华为国家珍宝，德泽如及时雨，义行超过伊尹、霍光，功勋盖过桓公、文公。大君树立德行，世代享有功业和禄位，成为百姓渡水的舟楫、国家的栋梁。内外同心，上下同德，像蛟龙腾跃、猛虎长啸，风云随之而起。推动车轮便能转动合拢，排开山岳便使龙门洞开；胸中可以吞下云梦大泽，掌内可以运筹天下。即使有贼臣逃离国家、亡卒出境，也不过像牛身上掉下一根毛、两只枭飞到海边一样，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既然勾结奸恶、断绝邻国友好，又让追兵保卫边境，放纵盗贼侵入国家。大概万物没有固定方向，事情没有恒常形势；有时因得利而受害，有时因获得而反而失去。所以吴国侵犯齐国边境，终于导致勾践出兵；赵国接受韩国土地，最终发生长平之战。何况他们鞭打疲惫的百姓，侵扰徐州部境，修筑堡垒阻塞河流，舍弃信用而谋求利益。这种事情如果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不能包容呢？因此我们援引乘麾殒命的将领，召集投石拔距的勇士，深深痛恨伪主，信任接纳逃亡叛离者，含怒变色，像赶赴私人仇敌之战；心意在于让敌人血流满地，合乎义理而一步也不后退。在攻战方面的优势，确实像有神助。征发军队、聚集众人，依山傍水，举着螳螂的斧子，披着蛣蜣的铠甲，正对着困在车辙中的车轮，坐在堆积的柴薪上等待火烧。等到双方锋刃稍稍交接、尘土刚刚相触，他们便已经丢盔弃戈，土崩瓦解。贞阳凭借与皇帝同为从子这一亲属关系，担任统军首领；这不只是力量屈竭、道路穷尽，也将没有返回蜀地的路。又加上他挟持幼子、垂翼求生，父子都身处笼樊。将士们以蒙昧而不知祸患的心情，做着帮助叛乱的事情，全都在船中束手，在鼓楼下披甲。同宗异姓的人接连相望。既然曲直不同、强弱不等，父亲出征便使儿子孤立，这是自取失败。违背卜兆而拒绝劝谏，还用什么推辞责任？即使贪图利益、苟且求得一时，背弃同盟而转为异党，得到一个人却失去一个国家，看见黄雀却忘了深坑，吃钩吻来充饥，饮鸩毒来解渴，这都是智者不做、仁者不趋向的事。诚然过去的事情难以追回，但将来的事情还可以挽回。侯景以鄙陋粗俗之人，遭逢风云际会，官位升到三公，封邑达到万户。揣度自己的身份、估量自己的本分，早应知足止步，却在进退向背之间反复周旋，始终不能停止。这难道是毫无原因的吗？他的心意也可以看出来。他们于是向他展示锋利武器，用放纵藏匿来教诱他，使他有机会容纳奸邪，使时势足以被他乘机利用。既然南方的风势不能相抗，天意要亡他也已有征兆，那么老贼的奸谋将要再次发动了。这样看来，摧毁坚强的东西很难建立功劳，拉倒枯朽之物却容易用力。估量他们虽然不是孙武、吴起那样的猛将，也不是燕赵那样的精兵，但毕竟长期经历行阵，曾经熟习军旅，哪里同轻浮剽悍的军队一样，哪里比得上危险脆弱的众人呢？对抗他们便士气不足，进攻他们便形势有余。只怕尾巴比身体大，脚跟比大腿粗，倔强而不能转动，像狼一样凶暴难以驯服。呼唤他们投降反而会使叛乱更快发生，虽然祸衅较小；不出兵征讨则叛乱会晚一些，但祸患更大。防御与应对只能远远相望，廷尉又不肯做臣属。侯景自从占据淮南，也想称帝，只是担心楚国的猿逃走会祸及树林、城门失火会殃及池鱼。他横行驱使汉江地区士子和荆、扬人物，使他们死在箭石之下，支撑折断在露雾之中。那个梁王操行没有声誉，向来轻浮险诈，善于利用自己的短处，把少数说成多数，使山谷反复倾覆，颠倒冠履。他以射中爵位来论功，以荡舟来称量力量。年纪已经老了，衰老也随之到来；政事荒废，百姓流离，礼崩乐坏，改换朝廷章程，变易官员品秩。虽然时代不同于汉朝，事情却和新莽时相同。又加上任用和罢黜失当，任立和废弃都不得其位；他矫饰情态以煽动众人，装作聪明以惊扰愚民，满怀毒害，妄图强行整饬戒约事业。躁动争竞充满胸中，却错误地以清静无为自我治理；对内纵情淫靡，对外逞行残害。人人厌恶苦痛，家家希望发生动乱。灾异从上天降下，怨恨从下民兴起。履霜已经有渐进的征兆，坚冰即将到来。凭借浮躁的风俗，任用轻薄的子孙，朋党之路一旦打开，兵权又掌握在外，必将祸患生于骨肉之间，灾难起于心腹之内。强弩冲击城池，长戟指向宫阙，只顾探取雀雏，不能挽救府库的空虚；窥伺熊掌，哪里能延长片刻的性命？外部崩溃、内部溃败，现在正是时候。鹬蚌相争而彼此受害，我们乘其弊病，正要使高旗野斾、长毂车辆开始进发，快马追风，精锐铠甲照耀如日，四七之众并列，百万军队成群。风吹云动，星罗棋布、海运般推进；凭这样的军队迎战，什么敌人不能摧毁？凭这样的军队攻城，什么城池不能攻陷？即使敌军仍是岸上的老虎，也要使它成为水中的蛟龙；把转石之势变成破竹之势。将要使钟山渡过长江，青盖进入洛阳，使建业宫中长出荆棘，使姑苏馆舍成为麋鹿游处之地。只是担心兵车所碾压、剑骑所践踏之处，杞梓良材从此倾折，竹箭也因此摧残。假如吴国王孙、蜀地公子能够顺应时势而行动、看清机会而作为，面向我们衔璧投降，袒露上身牵羊，来到军门归附，便把性命交给下级官吏处置。应当使他们焚烧棺材出城，拂拭坐席相待；这样必定会使楚国人才将为晋国所用，本来就是因为高兴得到非凡人才，实际上也使自己获利。士衡、士龙既然援引客卿一族，将加授骠骑将军的名号。这正是壮士封侯的日子，是大丈夫建立节操的时刻。冬天的冰可以折断，时机不会再来；预先筹划此事，光明如白日。王侯并非天生有种，成败工拙在人自身。所有君子，都要努力求取更多福分。如果不改变迷误，只是坐等沉沦灭亡，一旦尸骨暴露荒野、鲜血流成河流，仍然不能醒悟，到那时后悔又哪里来得及？所以宣告过去的意图，派送这封文书。檄文送到之后，都应当反复审察省悟。议。

译宋代魏了翁《请求确定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位先生谥号的议》：臣听说，谥号是一个人行为事迹的总结，是古人用来表彰善行、惩戒恶行，节制恩惠、尊崇名声的制度。到了后世，谥号受到品秩限制，又靠请托相助，于是曾经担任高官的人即使品行恶劣，也往往能够得到美谥；品秩不够的人，即使有盛大德行，却有很多不能在世上得到称誉。夏竦、髙若讷谥为文庄，蔡卞、郑居中谥为文正，邓洵武、蔡绦谥为文简，吕惠卿谥为文敏，张商英谥为文忠，强渊明谥为文献，林希谥为文节，温益谥为定简，汪伯彦谥为忠定，秦桧谥为忠献；这些人都是名声超过实际行为，且这一点明明白白地为众人所知的。除此之外类似的情况又哪里数得完？可是全天下都把它看成当然，从未感到奇怪。至于在一千多年之后倡明正学，上承远去的圣人，下启后来的贤哲，像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这样一时的大儒和高足，他们对于生民的功劳也并不小。他们所处的时代相距并不近，最终却没有人为他们表彰显扬，世人也不认为这是缺失。臣私下对此感到不平已经很久了。自从前一年错误地受到选拔任用、代理漕运事务以来，便因职分有关，冒昧替周敦颐陈奏改定谥号的请求。我又在贴黄中说：近年以来，朱熹、张栻都已经获赐谥号，但朱熹、张栻的学说实际上都尊奉周敦颐、程颢。如今记录后辈而遗漏先辈，似乎对于褒扬崇敬的美意仍然没有完全做到。幸蒙圣明迅速降旨准许，于是把所奏之事交给有关官司办理。当时礼部也专门请求为程颢兄弟定谥，再次命令所涉及的部门办理；求学的人听到风声而受到激励奋起，大概因为这关系到学术的标准、风俗的枢纽，意义实在不小。然而至今已经两年，仍没有给他们改定谥号，难道是事情重大、体制关系重要，不容轻率议论吗？还是近年来最美的谥号称作文、宣、成，已经首先用于周氏、程氏的后裔，所以想要给他们加上适当的谥号却还未能做到？然而考察谥法，难道没有可以加给他们的谥号吗？有人说：像文、宣、成这样的谥号既然不能改用，那么师承关系之间也不妨使用相同的谥号。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地下令告诫有关官司，迅速加以考订，使崇高的名声和美好的谥号早日用来激励四方，向士大夫显示学术趋向的明确标准；对于崇尚教化、改善风俗的道路来说，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臣越出职位、冒犯分守，再三烦扰圣上听闻，恭候斧钺诛罚。明代崔铣《均田议》：田地分配不均，是因为土豪、贵宦多方贿赂，富裕人家财产多，专门占据肥沃富饶的地区，独占山林湖泽的利益。富民又把多余的田地隐入仕籍，把产业转给贫民；壮年人承担较多劳役，贫困者代替他们缴纳租税。俗话说，富人家业殷实，穷人靠官府粮食过活。富人拖着丝绸坐席，奢侈相互攀比；贫民的衣食低下得和犬、猪、牛、马一样。可悲啊！近来有关官府立法均分田地，划分田丘、核计亩数，按三等征税；可惜把这件事交给胥吏，田地高下全由他们心意决定。众人稍有喧哗，尤其受到土豪煽动动摇，便想破坏此法使它停止。隔了很久才举行的事业，却因为偶然噎住便停止进食，太可惜了！田地均等，事务就均等；事务均等，产业就均等；没有特别富有或特别贫困的家庭，风俗自然会淳厚。古代使百姓服役不过三日，如今厨传供给、随从侍卫的烦扰，比过去多百倍。州郡以下的官吏出行乘坐舆车，成列骑兵拥挤在道路上，毁坏制度，抹灭等级威严，却把它视为平常。应当仿照古代限制田产，先禁止兼并，召集每一丘田的田主，辨别土地肥瘠；高田适宜排涝，下田适宜抗旱，互相折算之后，再确定等级、分配租税。凡是臣下不是奉命出使，不得乘坐驿传车辆。洪武年间规定官员编制又有定数，也应各自严格制定处罚，以惩治不遵守者。水灾旱灾的祸害，圣王也会遭遇。秦朝废除沟洫，杜撰阡陌。汉代以来，贤良官吏开凿渠道，使农业富足；我考察的地方从磁州到汤阴，才超过一百里，却有大河四条，即滏水、漳水、洹水、汤水。秋季洪水泛滥，冲坏万亩禾苗，房屋旁边、灶台和小径全都变成低洼积水之地。古代开凿的十二条渠道都已经淤塞，从其他地方推想也可以知道。以前元代劝农之法，贤良史臣称赞说：“王道离今天并不远，可以考察而施行。”赋税收取得少，财用就足；劳力有余，就能修治农田和水泉灌溉；督促劝导和警戒，又开放山林湖泽，使贫民能够取得产业。这样实行十年，家家都可以自给。因此礼教兴起，歌颂之声也就产生了。大清王滙《河工议》：创立非同寻常的典制，开辟万世长远利益，即使承受当代的毁谤也不推辞，这是圣人的事业，也是天下最难的事情。顺应地势，救济一时的灾患，随处补救，以此为百姓建立功劳，这是豪侠壮士的烈行，当代人有时也能做到。我曾纵览天下，广泛阅读舆图；有人说黄河源头出自星宿海，这种说法迂曲荒诞，没有依据。讨论黄河的形势，应当从大禹治水的踪迹说起。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到龙门，经过秦、晋之地时，都被高峻山岭夹束，不能任意施展水势。向下直到徐、淮一带，土地坚实，水面宽展，地势低洼而开阔，有地方容纳蓄积，因此水流泛滥的祸患较少。黄河鼓动狂波、奔流急涛的地方，唯独在中原；所以水从龙门下泻，越过孟津，便形成了吞食我百姓、淹没我郡邑的形势。治理黄河的人，难道不是责任尊重大吗？有人说，应当迁徙冀州处在河流冲要处的百姓，把黄河水放入大海；河流安定，百姓就安宁，恢复《禹贡》所说的旧河道，规划万世长久的防护，这个说法确实不可改变，也是一项非同寻常的举措，但百姓对此感到恐惧。若不是圣人，谁敢果断实行而不疑虑呢？又有人说，应当多开凿漕渠，旱灾时打开东方的下游水道，用来灌溉冀州；发生水涝时，就打开西面的高门，分泄河水。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东南方本来已经是众多水流汇趋之处，再开口决水来增加水量，百姓难道会因此获利吗？雍州、冀州本来就多岩山，难道要让巨灵神用手掌劈开龙门的孔道吗？至于增修旧堤、修治低洼薄弱之处，耗费无穷，从来没有取得数十年利益的，这是为什么呢？有人又说，水势不可与之抗争，不如暂且舍弃东方的土地，慢慢观察水势所归，然后顺着水势加以疏导，这样用力少而利益长久。东方的土地可以舍弃，东方的百姓也可以舍弃吗？况且所谓慢慢观察水势所归，是要等五年吗？还是要等三年吗？百姓依靠田地生产衣食，把田地置于堤防水患之中，就没有衣食的来源了。工程完成那一天，只怕要到干鱼市场去寻找百姓了；谁能空着肚子、忍受寒冷来等待工程完成呢？治理水患的人究竟怎样做才可以呢？也不过是因地制宜地治理罢了。所谓因地制宜地治理，是什么意思呢？黄河流经秦、晋之地，就依照秦、晋的地势治理。漆水、沮水、泾水、汭水，都在渭水处设防，使它们汇入黄河。当秋雨连绵时，暂时堵塞下游，使这两条水流缓缓流入渭水，再使渭水缓缓流入黄河，这样秦地的水患就能治理；汾水、沁水自然从西面流入黄河。

译两条漳水从西向东流，汇合后再流入黄河。西面流入的水就加以壅塞，东面流入的水就加以疏浚；分流的地方加以堵塞，合流的地方加以疏通。壅塞、堵截，是为了遏制水势；疏浚、疏通，是为了使水迅速归流。这样，晋地所治理的就是秦、晋之间的黄河，治理得当，水势就不至于像从高处倾倒下来那样冲犯中原。黄河流经徐、兖之地，就依照徐、兖的地势治理。《禹贡》所说的淮水，本来就是自行流入海中的。《禹贡》所说的黄河，从西向东流，在北面分成九条河，最后汇合成逆河流入海中。九河既已淤积沙砾，河道一次迁徙于商代，商都也五次迁移。黄河、淮河合为一体，中原独自承受了它的祸害；经历夏、商、周三代，也没有人设置防护。只要让黄河自行入海，不必拘泥于它流经青州还是徐州，也不必一定恢复大禹时的旧河道。淮水仍作为淮水，堵塞沂水、泗水、汶水、洸水通往淮水的水道，把这些水用作运河的津渡，那么淮水就不至于壅塞众流而向上冲犯黄河，河水也不至于挟带众流向下冲击。对于徐、兖地区，也要治理它的上游，使水势像《坎卦》所说那样逐渐推进，具有缓步安车的状态；治理它的下游，使水土形成军队而没有倒戈反矛的祸患。这样，中原就可以安稳无忧。至于中原地带，还要根据中原的地势治理，察看河道的曲直：弯曲处替它修筑柴埽，直的地方替它疏导成有利的水道。测量地势的高低，高处不要削平，低处不要使其积水。估量距离城邑的远近，靠近城邑的地方不要让水逼近，远离城邑的地方不要让水泛滥。随着时机和地点及时补救，也一定会有利于百姓。这是豪侠之士所做的事情，也是当今能够实行的办法。还有一种说法：唐尧、虞舜时，黄河在午位汇合；当时火气渐盛，水气渐消，人事与天运相互配合，正是治理水患的时机。然而仍不敢完全听任天时，圣人的德化广大运行，勉励辅佐群臣，起用黄熊于羽渊，任用崇伯的儿子为司空，因此地面平治、天功告成，出现海晏河清的祥瑞。传文又说：“有圣人出现，海上不起波涛，这是意志专一便能发动气的缘故。用意志召引气，全在人自身罢了，又有什么可疑的呢？”【陈芳生《赈济议》】古来赈济的方法有三种：一是赈济，二是赈贷，三是赈粜。赈济是只发放而不收回，只有发生大荒年才实行。赈贷的方法用于中等荒歉之年，大致是春天发放、秋天收回，借出和收回的都用米谷。赈粜的方法是按照当时的市价出售仓谷，储存所得钱款，等秋收后再平价买入；这是陈粮换新粮的办法，无论小饥、大饥还是尚未饥荒，都可以普遍实行。所以比较这三种方法，没有比赈粜更好的，也没有比赈贷更差的。为什么呢？借贷出去的东西，将来一定要归还。缴纳归还之物时，即使是良民也难免逾期；考核政绩时，即使是奉行宽仁的官吏也免不了催逼追索。当时看似施德，将来却免不了变成怨恨，更何况民间贫富不同，家庭淳朴顽劣不同，人的性情也不同。想要借贷的，往往是没有产业的人，势必要用互相担保的办法约束他们。互保之后，势必把责任推卸给富裕的人，厚道的人也难免担心受到偏重牵累。至于侵吞蚀耗难以察觉、冒名顶替难以相互核查，又是势必会发生的事。况且秋收的丰歉尚未确定，归还仓粮的多寡也没有凭据。因此，借贷实行得好，未必能达到朱紫阳创办社仓的效果；实行得不好，竟会等同于王安石的新法青苗法。这就是所谓没有比赈贷更差的原因。赈粜却不是这样：粮食出去、钱款进来，既不必催逼追索，又可按数量多少进行交易，也不会偏向贫民或富户。依据当时的价格确定升降，不会有压抑勒索的弊端。乡村偏僻之处也都可以搬运粮食，恩惠没有不能遍及的地方。市场中每天都有粮食，时价自然不会飞涨。官府不停出售，民间的粮食商担心错过时机，自然不愿闭仓惜售。钱和粮相互核算，数量多少可以查核，既没有中饱私囊的忧患，又能按照当时的实际价值招来外地运输的米粮。商人以迅速售粮为利，远方贩粮者就会天天到来。况且在粮价高时出售，秋收后粮价低时买入，那么斛斗之中必然会有盈余。虽然没有收取利息的名义，却有收取利息的实际效果，更可以帮助将来储备。古代治理经济的名臣，无不把这看作使国家富足、使百姓丰衣足食的办法。宋代儒者苏轼赈济杭州时也说：“我在浙中救荒，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每天出售常平仓的米罢了。”所以说赈粜的方法最为优良，原因就在这里。至于施行赈粥，只能在大荒之年，对那些极贫困、无力生火做饭的户口实行。空着肚子来，吃饱后回去，其中冒领顶替的弊端似乎较少。然而，设粥厂的地方少，穷民奔走前往就食，必然会荒废耕作，造成前后失去依靠的祸患，这是第一种弊端。远近听到消息而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恐怕不能长期维持，这是第二种弊端。妇女、老人、幼儿和病人，不能匍匐奔走求食，这是第三种弊端。人数众多，必然有露宿野外、发生疾病和疫病的忧虑，这是第四种弊端。所以这种办法只能暂时实行而不能长久，只能分散施行而不能集中设置。姑且按祥符一县的面积计算，南北各一百里，其中每边十里的方地有八十处；如果每十里设置一个粥厂，就应当有八十个粥厂。每个粥厂每天煮米一石，八十个粥厂每天就要耗用米八十石。从二月开始煮粥赈济，到麦子成熟时停止，约有一百天，便要耗用米八千石。这难道是容易供应的数量吗？况且设置粥厂，有的可能不能相隔很多里，有的可能不能均衡安排赈济期限，有的又不能限定人数，那么这又岂是容易办成的事情呢？所以就今天的情况来说，赈济办法中借谷煮粥，都还没有确切看出可行；要寻求既能获得全部利益、又没有后顾之忧的办法，没有比出售仓谷更便利的了。【俞森《丹河用水议》】查考小丹河，原本是从大丹河分出的支流；小丹河两岸所谓董下、三郭等河，也都是分别从大丹河分出的余流。起初都为灌溉民田而设置，后来北河运道水浅受阻，才借助小丹河的水来补济。小丹河的下游通入卫河；至于董下、三郭等河，最宽的只有五六尺，最深的也不过三尺，下游流入沁水，并不通往卫河。每年只下令保留小丹河，不许旁流泄水去灌溉，而董下、三郭等河仍照旧灌溉。至于大丹河，平时水流安稳，山洪暴涨时水高一丈多，从来没有拦截它、使它全部流入小丹河。现在由于国家粮运事务重大，济宁路途遥远，而各条渠道全都堵塞，又在小丹河上横筑大坝，使大丹河的全部水流汇入小丹河；一旦暴涨冲毁淹没，已经存在隐患。而河流两岸方圆几十里，连一勺水也不敢擅自使用。天时长久干旱，雨水久不降临，田土焦枯开裂；河内水田的赋税又高出数倍，钱粮所关涉的，是百姓的性命。本道虽然没有地方事务的责任，但亲眼看见这种情形，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恭敬地拜读……

译皇上的批示在卫辉、彰德渠泉旧案中说：“漕运和民田都关系重大，怎样才能使卫水有助于漕运，同时又不耽误民田灌溉？”等语。又因今年总漕部院奏请五闸放水，改在三月，部议回复…… 准许实行。查究此举是否果真不耽误民田灌溉，足见皇上无时无刻不把民生放在心上。如今丹河的水急需用于漕运，权且借用，小民哪里敢有怨言？只是变通最贵在有确定期限，漕运一经过，就应立即恢复旧制。而且仔细推究宪令，原本说斗门拆卸困难；如今已经全部拆卸了，只命令把董下、三郭两条河斜引入石斗门；如今已经斜引，连同各条渠道也全都拦塞，大丹河已经断流。如果不明确告诉百姓开坝的日期和用水的日子，那么遥遥无期，一滴水也沾不上，国家赋税从哪里征收，百姓的性命又怎能维持？这不只是本道失信于百姓，也会使宪恩无法下达到百姓，本道将怎样尽到职责，又将怎样面对这些百姓？伏望裁定：在漕运受阻延误的日子里，借水以通漕；粮船已经驶过之后，归还百姓的水利。命令济宁道一面确实报告漕船经过临清的日期，一面移文大梁道，并檄令怀庆知府，立即让丹河恢复旧制，撤去大坝，谨慎开启斗门，开放各渠口，作为民田灌溉的水源，同时也防止暴涨冲毁淹没的祸患。又或者，若水势全都注入北河，而漕船已经按期通行、尾船仍迟缓前进，那么可以在五天之中让四天用于漕运，准许民间用水一天；等漕船全部通过后，再放宽禁水令。这样粮赋可以办成，百姓也能安生。跋 唐代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里，我韩愈和吴郡张籍翻阅家中的旧书，得到李翰所作的《张巡传》。李翰以文章闻名，写这篇传记颇为详细，但我仍遗憾其中有缺漏：没有为许远立传，也没有记载雷万春事情的始末。许远的才能虽然似乎不如张巡，但他开门接纳张巡，职位本来在张巡之上，却把权柄交给张巡而处在其下，对此毫无猜疑忌妒，最终与张巡一同死守，成就功名。城池陷落后被俘，他和张巡只是死去的先后不同罢了。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完全了解两位父亲的志向，竟认为张巡战死而许远投降被俘，怀疑许远是怕死而向贼人屈服。许远如果果真怕死，何苦守住这点土地，吃掉自己所爱护的人的肉，来和贼人抗争而不投降呢？当他们被围守城时，外面没有蚂蚁般微小的援助，他们想尽忠的对象，只有国家和君主罢了。贼人告诉他们国家已经灭亡、君主已经死去，许远眼见救援不到而贼兵越来越多，一定会把贼人的话当作真的。外无可等待的援军，却仍然拼死守城，直到人与人相食将尽，即使愚人也能在几天之内知道死期已到。许远不怕死，也就很清楚了。哪里有城池毁坏、同伴都死去，唯独为了避免羞耻而求生，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忍心这样做。唉！难道还要说贤如许远的人会这样做吗？议论的人又说，许远和张巡分城防守，城池陷落时从许远所分守的地方开始，因此责骂许远；这又和儿童的见解没有区别。人将要死亡时，脏腑中必定有先受病的地方；拉紧绳子把它扯断，断裂也必定有具体之处。旁观者看见这种情形，便跟着责怪那一处，这也是不通晓事理。小人喜欢议论，不乐意成全他人的美名，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像张巡、许远这样显赫的成就，尚且不能免于非议，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两位公卿刚开始守城时，难道能够预知援军最终不会到来，便弃城逃跑吗？如果这里不能守住，即使逃到别处，又有什么益处？等到没有救援、处境困窘时，带着伤残、饥饿、瘦弱的残余兵力，即使想离开，也一定走不到安全之处。两位公卿的贤能，谋划已经非常周密了。守住一座城，捍卫天下；凭借即将全部战死的千百名士卒，抵抗日益增加的百万敌军，遮蔽江淮，遏制敌军势头，使天下没有灭亡，这是谁的功劳呢？当时弃城谋求保全自己的人，不可胜数；拥有强兵却坐看事变的人，也到处都是。不去追究这些人，反而责备两位公卿拼死守城，也可见那些人把自己和叛逆祸乱之徒相比，编造荒诞言辞来帮助敌人攻击他们。我韩愈曾在汴州、徐州两府任职，多次往返于两府之间，亲自祭拜过当地所谓的双庙；当地老人常常讲述张巡、许远时期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

译：百万日〕 云霁向贺兰进明请求援救时，贺兰嫉妒张巡、许远的声威功绩，超过了自己，不肯出兵救援。他爱惜云霁的勇敢壮烈，不听云霁的请求，强行把他留下，备办饮食音乐，请云霁入座。云霁慷慨说道：“云来的时候，睢阳的人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粮食吃了。我即使想独自吃东西，按义理也不忍心；即使吃了，也咽不下去。”于是拔出所佩的刀，砍断一根手指，鲜血淋漓地给贺兰进明看。在座的人大为震惊，都被感动得为云霁流泪。云霁知道贺兰终究没有替自己出兵的意思，便骑马离去。他将要出城时，抽箭射向佛寺的佛塔，箭插入塔上的砖中约半箭深，说：“我回去击破贼军，一定消灭贺兰。这支箭就是用来作记号的。”韩愈贞元年间经过泗州时，船上的人还指着那里互相谈说。城池陷落后，贼人用刀逼迫张巡投降，张巡不屈；贼人就把他牵走准备斩杀，接着又逼降云霁。云霁没有答应，张巡呼唤他说：“南八，男子汉不过一死，不能向不义屈服。”云霁笑着说：“我正想有所作为，您有话教诲，我哪敢不死！”于是也不屈服。张籍说：“有个叫于嵩的人，年轻时曾依附张巡。张巡起兵抗敌时，于嵩曾在睢阳围城之中。大历年间，我在和州乌江县见到于嵩，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张巡起初曾任临涣县尉，喜欢学习，什么书都读。张籍当时还年幼，只是大概询问张巡、许远的事情，不能详细了解。云霁说，张巡身长七尺多，胡须鬓发如神人一般。他曾看见于嵩读《汉书》，对他说：“为什么长时间读这部书？”于嵩说：“还没有读熟。”张巡说：“我读书不过三遍，一生都不会忘记。”于是把于嵩所读的那一卷书从头到尾背诵出来，一个字也没有错。于嵩很惊讶，以为张巡只是偶然熟悉这一卷，便随意抽取其他书卷来试他，结果没有一卷不是如此。于嵩又取书架上的各种书来提问，张巡都能张口背诵，毫无疑难。于嵩跟随张巡很久，却也没有见他经常读书。张巡写文章时，拿起纸笔站着就写，从来不先打草稿。起初守卫睢阳时，士卒只有近万人，城中居民也有将近数万户。张巡只要见过一次，问过姓名，后来没有不认识的。张巡发怒时，胡须鬓发就会张开。城池陷落后，贼人把张巡等几十人捆绑起来，让他们坐着，准备将其杀戮。张巡站起来转身，他的部众看见他站起，有的也站起，有的哭泣。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这是命中注定的死。”众人哭泣，不敢抬头看他。张巡临刑时，脸色不变，神态安详得像平常一样。许远宽厚，是位长者，面貌和他的内心一样。他与张巡同年出生，只是月份比张巡晚，所以称张巡为兄长。许远死时四十九岁。于嵩在贞元初年死于亳州、宋州之间。有人传说于嵩在亳州、宋州之间有田产，被武人夺去占有。于嵩将要到州府申诉，反而被对方杀死。于嵩没有儿子。张籍说。宋代王安石《河图洛书义》：孔子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取法于它们。”河图一定出现在黄河，而洛水不称为图；洛书一定出现在洛水，而黄河不称为书，这一点我知道了。河图用来显示天道，洛书用来显示人道，所以如此。大概，通达于天的，是黄河；河图用“象”来说明，形成的象叫作天，所以让龙背负它，而它出现在黄河。龙善于变化，而崇尚变化正是天道。居于大地之中的，是洛水；洛书用“法”来说明，效法规律叫作人，所以让龟背负它，而它出现在洛水。龟善于占卜，而崇尚占卜正是人道。这是天地自然的道理，圣人因此在《易》中取法它们。吕祖谦《书伊川易传后》：伊川先生流传于世的遗言，只有《易传》是完整成书；传抄日渐错乱，失去了原本真貌，学者对此很以为忧。我旧日收藏的一部本子，出自尹和靖先生家，标注全是和靖亲笔。近来又得到新安朱熹、字元晦所订正校勘的本子，精审得很，于是把尹氏、朱氏的书同一两位志同道合者亲手参照订正，核对其异同，保留两种本子，以等待明察的人。后来又依据小学家的意见改正文字，虽不敢说没有遗憾，但与其他版本相比，或许差不多可以了。会稽周汝能，字尧夫；鄮山楼锷，字景山，正在东阳任教，于是取来刊刻在学宫中。欧阳修《跋张中丞传后》：唐代《张中丞传》由李翰撰写。唉！张巡、许远的事迹壮烈，执笔写作的人都

译喜欢为他们称颂叙述。然而拿李翰所记的内容考察《唐书》列传以及韩退之所写的文章，彼此都有得失，而列传最为疏略。虽然说史家应当记载重大节操，但他们经历大小数百战，多次击败贼兵，其中的智谋才力也有过人之处，可以给后人示范；史家却全都删去而不记载，实在可惜。李翰所写确实过于繁多，但广泛记载、详尽叙述，正可以供史官采择。

译明代苏伯衡为《汴京留守兼开封尹宗泽诰》作跋：右边这件故宋宗忠简公复官诰命，谨按：宗公元祐六年三十六岁时进士及第，调任馆陶尉，历任龙游、胶水、赵城令。政和二年，改任知掖县，差遣为登州通判。道士高严昭仗恃权势犯法，宗公彻底查办，丝毫没有宽贷。严昭到京师后，借林灵素之口控诉宗公改建神霄宫不当。宗公请求奉祠归乡后，仍因这件事获罪削职，羁置于镇江。实为宣和元年，因四年郊祀恩典叙复原职，出任监镇江酒官。这就是当时授予他的诰命。宣和六年，授任巴州通判。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赵过庭等人推荐宗公可以任台职，召他赴朝，权摄宗正少卿，充任和议使。宗公上奏说名分不正，改任计议使。议论者认为宗公刚正方直，难以相合，必然不肯屈服，徒然送死没有益处，于是没有派他出使。适逢选择易守河朔的帅臣，提拔宗公为直秘阁，任磁州知州，加任河北义兵都总管，随即升任秘阁修撰。高宗以亲王身份出使经过磁州，宗公极力阻止，朝廷于是授高宗天下兵马大元帅，宗公任副元帅。等到高宗在南京即位，命宗公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知襄阳府，不久改任知青州。元代王恽跋《夷门市防图》后：孙樵读《开元杂报》读到这里，产生遗憾，恨不得生在太平时代，难道是因为声名文物能够使人抬头擦眼，听到可喜的事情、看到可乐的景象吗？近来我阅览《夷门市防图》，其中的风物习气，完整显现出政和年间放荡浮靡的风俗；然而若不是盛极一时，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我生长在汴梁，又见过许多百年以前的遗老，他们往往还能够谈论当时的风物，使人不觉产生孙氏那样的感叹。但徽宗、钦宗二帝播迁北去的征兆，已经在这里显现；所谓治乱的迹象，就是这样接连不断地出现。画的品格则浓淡纤巧、华丽精美，毫无疑问出自内供奉之手，正可以和《梦华录》互相参看。至元丙子年二月，在平阳寓所观看；夏六月又在汴京试院中重见。第二年夏六月立秋后第一天，连日下雨中静坐，偶然写于燕东开杨坊李黄门的旧堂。吴澄题《河南程氏世系》后：大程先生在金陵任官，宋淳熙年间在学校祭祀他。后来又设专祠，再后来又建书院，仍认为不够，于是立五世孙主持祠祀事务。过了两年便夭折，又让名叫幼学的人承继五世孙之后。先生为往圣继承将要断绝的学术，诸位君子又替先生延续将要断绝的世系，也可以说是厚重了。唉，这些事情难道就足以报答无边无际的恩德吗？二百年来，家家收藏程子的书，人们诵读程子的言论，口头谈论沸腾，都说洛学盛行。唉，果真有一个人能够明白这种道理吗？如果这样，那么世系已经断绝而又重新延续，似乎值得庆幸；但道统已经延续而又重新断绝，难道不是更加可叹吗？明代苏伯衡跋汴京留守兼开封尹宗泽诰后：右边这件故宋宗忠简公复官诰命，谨按：宗公元祐六年三十六岁时进士及第，调任馆陶尉，历任龙游、胶水、赵城令。政和二年，改任知掖县，差遣为登州通判。道士高严昭仗恃权势犯法，宗公彻底查办，丝毫没有宽贷。严昭到京师后，借林灵素之口控诉宗公改建神霄宫不当。宗公请求奉祠归乡后，仍因这件事获罪削职，羁置于镇江。实为宣和元年，因四年郊祀恩典叙复原职，出任监镇江酒官。这就是当时授予他的诰命。宣和六年，授任巴州通判。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赵过庭等人推荐宗公可以任台职，召他赴朝，权摄宗正少卿，充任和议使。宗公上奏说名分不正，改任计议使。议论者认为宗公刚正方直，难以相合，必然不肯屈服，徒然送死没有益处，于是没有派他出使。适逢选择易守河朔的帅臣，提拔宗公为直秘阁，任磁州知州，加任河北义兵都总管，随即升任秘阁修撰。高宗以亲王身份出使经过磁州，宗公极力阻止，朝廷于是授高宗天下兵马大元帅，宗公任副元帅。等到高宗在南京即位，命宗公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知襄阳府，不久改任知青州。又因尚书左仆射李纲的推荐，任命宗公知开封府，于是以延康殿学士任京城留守兼开封尹，升为资政殿学士。建炎二年秋，宗公在汴州去世。朝廷下诏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御营副使，仍任留守，但诏命还未落实便传来了讣告。诏令追赠观文殿学士，谥号忠简。此前，宗公上奏请求退休，授为朝散大夫。后来施行抚恤恩典，多次提升他的官阶，从通议大夫一直到开府仪同三司。《诗经》不是说过“没有人能与之争胜”吗？像宗公这样的人，不正是所谓应时而生的杰出人才吗？宗公正当盛年时，却被置于闲散之地，而且超过三十年；一次触犯权贵，便获罪废弃四年。等到河北局势危急，才开始举荐磁州而任用他。那时宗公已经六十八岁了。他接受任命担任留守时，徽宗、钦宗二帝北上被掳，高宗南巡，当时形势岌岌可危，仿佛用一根细线牵引千钧重石，悬临万丈深渊。还好依靠宗公虽已年老，却奋然把收复失地的事业担在自己身上。可是规划刚刚确定，功业即将完成，宰相却嫉恨他，遇到事情总从中阻挠。宗公不堪忧愤，背上生疽而死。这难道不是有志之士叹息流泪的事情吗？宗公死后，宋朝终于失去了中原。难道是人的福禄不足，而上天不肯留下他吗？还是上天不想让天下统一，竟突然夺走了他吗？唉，丧乱到来时，必定会产生平定祸乱的人才来挽救后世；宗公的才略世所罕有，上天本来特意生下他，徽宗却不用他，高宗虽然任用了他，又免不了让小人从中阻挠。这样看来，宗公含恨而死，宋朝偏安一隅，难道只是天命吗？还是也有人事的原因呢！阅读这篇诰命的人，不可以只把它当作足以了解一代掌故的材料。这篇诰命颁行于宣和四年壬寅，过了二百八十二年，即洪武六年癸丑，宗公的七世孙经重新装裱，并请他的表兄苏伯衡记述宗公被削夺官职的缘由及官职变迁的大概，以便观览；伯衡又把自己一向感慨的事情附在后面。实为这一年十月二十日。杨循吉题《缓庵西巡录》后：侍御嵩南李公早年任内台，以有风采、有力量著称；后来因病辞职居家多年，广泛读书，深入探究事理，熟悉世故，胸怀经世济民的志向；入朝后以忠诚鲠直为己任，告别妻子儿女，不再留意家事。等到奉命巡察关中，大力整肃宪纪，铲除强暴，清除积弊，所到之处奸邪都销声匿迹，政绩之美近来没有人能比。不幸被奸人诬陷，关进监狱，几乎死亡；大冢宰、三原人王公替他昭雪，依靠皇上的圣明，李公才得以从被贬岭表的处分中获释。他担任御史的名声也因此更加震动天下。世上凡是禀性刚直、想嫉恶如仇却做不到的人，无不仰慕他；古人所说的伟丈夫，李公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译李公常说：“人没有不死的，官没有不休的。”他的存心大概就是如此。最终求仁得仁，没有辜负自己的志向，这是多么壮烈啊！《西巡录》若干卷，都是陕西按察台所撰写的奏议，其中许多已经施行；它不只是表现出忠肝义胆、光明如日月，而且条理陈述明白通畅，这也不是兼有儒者和官吏长处的人做不到的。由此可见，国家的命脉和元气正在这里，难道只是文字而已吗？李公当初被贬，经过苏州时言辞神色安详，面对险阻顺逆都不惊慌。如今蒙受恩典得以还乡，也可以为君子庆贺；我恭敬地写在卷末，以表达私下的敬仰之情。王恕跋《耿氏家乘》：右边这些材料中，户由是卢氏县耿汝明先生初次接受防务时所发给他的公据；这是他考中乡荐时所得的墓志，是他的儿子清惠公任黄门时为先生墓地所写的墓志铭，文章由丰城黄冢宰公撰写；墓表是清惠公任都运时为先生墓地所作的表文，文章由南郡杨文定公撰写。我王恕没有来得及见到先生。景泰癸酉年，我以大理寺副职请假向西归去，得以在陕西行台拜见清惠公。当时清惠公以少司寇身份镇守此地；第二年甲戌回到京城，才认识先生的孙子、大宗伯好问。当时好问刚考中进士，任庶吉士。算到现在已经三十七八年了。如今又有幸和好问同朝为官，彼此颇为了解，因此详细听闻先生出仕、退处以及德行善事的情况。现在从这部书卷看，哪里只是亲眼见到先生的面容而已？不仅使我产生景仰之情，而且也验证了我从前听到的事情并非虚妄。世上固然有家世清白而子孙没有声望、显达融通的，也许有这种情况；但要找父子相继都著称于世、功勋贤德都达到卿位的，却很少。只有先生能够继承世代诗书的事业，生逢清明时代，由科举起身，授任师儒之官，享有教育人才的乐趣。后来儿子成为大司寇，孙子成为大宗伯，多次受到褒奖追赠，使前代功业增光，这在世上哪里容易遇到呢？谁能说这不是先生积累德行善事的结果呢？何况大司寇、大宗伯相继被任用，又有功德施及他人，其成就不能用边际来衡量。我知道耿氏的子孙一定会继承这一事业而更加昌盛。彭泽给李巡抚的信略：鲁斋为人实践笃实，出仕和退处都分明。薛文清认为他善于学习孔子；至于经世济民的谋略，都见于实际应用，绝不是浅薄的学问所能比拟的。他又说：“应当责成守令、学职搜集先生所著《鲁斋大学》以及《性理大全》所收的语录，还有《家谱》《鲁斋遗书》，一并奉交台下，请副提学、宪使编校成全书，这也是一件盛大的举措。” 他又说：“渑池月川曹先生年轻时就具有奇异的资质，懂得读书后便仰慕圣贤之学；修养自己、教导别人、治理家庭、侍奉父母，都率先亲自实行。后来推举他担任霍、蒲二所学校的学正，四方求学者跟从他的人很多，各自都有成就。薛文清公最为推重他。他两次主持霍庠，霍地人把他当作父母；后来死在霍地，于是留葬在那里。翰林编修卓庵黄先生经过渑池，拜谒他的祠堂，询问墓地所在，众人都说在霍地。黄先生叹道：‘老先生是一代名儒，难道唯独不思念故乡吗？’于是捐出钱财，嘱托县尹和他的儿子琇等人把遗骨迁葬到渑池。又说：‘渑池的门第福运衰微，遗书也恐怕日久散失。把他遗留下来的文章抄录刊行，这是斯文之幸。’李梦阳题《明远楼诗》后：身居枢要之位，心思却飘向江湖；处在幽静闲适之地，心中却挂念朝廷。所谓感情因处所不同而不同，声音因感触而发出，正是这个道理。何况登高作赋，古人称为大夫的才华；而采集诗歌、观察民风，如今还有承担监国职责的人吗？嘉靖元年这一年，菊花正盛开，于是设下这次筵席。四个人偶然相逢于一座楼上，俯视高山，远望长河，对这次游览眷恋有感，于是各作诗一首。嘉靖元年秋七月。清代孙奇逢跋曹月川先生遗集：儒学的道统从哪里开始呢？尧、舜、汤、文是居于上位的儒者；孔子、颜子、子思、孟子是居于下位的儒者。治统和道统本来不容分成两个；自从把它们分为二之后，专门把儒学道统归于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传统由来已久。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继承了它，只有这九个人是传道之人。其余学术纯粹的儒者，自宋以后诸儒相继出现，继续进行训释论述；即使略分正统和偏统，即使各人深入研究而各有所得，但时代相隔还不远，众说也没有定论，关系天地生民命运的大事，哪里敢因为一个人的意见而轻率决定取舍呢？我虽然不聪敏，幼年读书时得到良友切磋，颇知用心研究儒学。从董仲舒到鹿江村，找到五十多人，汇编成一册，题名为《理学宗传》。又担心有所遗漏，便找出胡安定、崔后渠等二十多人，编成《宗传考》，等待后世君子品评次第。近来得到靖修先生的《太极图通书》《西铭述解》，内容洞彻精微，直接窥见道的本源，哪里是寻常学者敢于企望的？至于《夜行烛》《家规》《语录录粹》《年谱》等书，都是修身明伦、保全家庭、端正风俗的要旨。他进德修业的醇厚，不只表现在言语上，更表现在行为中，可以说是体用兼备、影响深远的学问，本来就应当列入我的《宗传录》中。据考，先生曾主持山西霍、蒲两地的教育，四方前来跟从求学的有近千人；贤能的人佩服他的德行，不肖的人也受到他的教化。陈建《通纪》说：“本朝武功首推刘诚意，理学则由曹靖修、薛文清开创。”极力称赞靖修得到元公的学问，笃信古道，排斥邪说而扶持正道。如今文清配享孔庙，光明显赫如日月星辰。先生的言行最终散失，没有流传，我非常惋惜。然而明月悬在天空，片片浮云难以遮蔽；明珠沉在水中，海若也难以私自占有。我本来知道先生的文章一定会流传出来。丁酉年秋天，渑池县令天弓张君因为参加秋闱事务，来到夏峰看望我。当时我正在编纂《中州人物考》，把先生列在理学人物之首。天弓说：“县邑没有贤能豪杰，是地方的羞耻；有贤能豪杰却不能彰显，是守土官的责任。”第二年，他搜集先生遗文八种，刻印完成，向我询问序文，并且谈到他与大防所说的“程公、崔公兴办学校、尊重儒者的本意”。这固然是先生的神灵有所启发；河洛之间，斯文面貌大为改变，这部集子的刊行，或许也有所依赖吧。题《中州人物考》：我来到中州已经九年了，中州的贤能豪杰和长者与我同时存在，而我却没有听闻，是我不能从乡里取得善行的缘故，由此可知。

译过去的人我也没有听闻，是我不能向古人学习、评论古人的缘故，也由此可知。俗语说，到了盖棺时才能定论；姑且不论同时代的人，那么尊古人为友，难道还可以吝惜吗？我晚年居住山中，无所事事，偶然从平素听闻、亲眼见到的人物中得到一百多人，把他们都归为人物。有的以理学著名，有的以经世济民著称；有的在一朝殉难而以节义显名，有的素来尽忠而以直言进谏闻名；有的立身不苟且，在朝廷上有声望，也不能只用一项品节来评价他们，这就是所谓方正之士。这五类人的道路虽然不同，但根源却相合，只是各自依照时代和处境形成一种品格；所谓君子，也不过是仁罢了，为什么一定要相同呢？有人说：“武功和文治相差太远，当然不同。”我说：“不是这样。文可以治理国家，武可以平定祸乱；偏废武力不行，偏废文治也不行。”所以更加赞美尧的德行说：“既有武功，又有文德；具备智慧、仁爱、诚信、勇敢，严正而安宁，正直而不屈。”这也就是说，道既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君主之道。至于隐逸之士，不以文才武功著称，而把道德抱持于自身，未能用于世间；世间有不可预料的行迹，而我自身有不可改变的操守，这就是所谓隐居与显达本质一致。因此叙列六科，最后以隐逸作结。这部集子从明代开始，以世代次序为叙述顺序；神宗以后事情尚未定案，担心有所遗漏，所以不嫌人物过多。在中州谈论中州人物，把它保存下来，以帮助我个人渺小的修撰工作，也用来补充中原的野史。阎兴邦。《圣谕十六条直解》跋：君主之道如同天，天处在高处却听见下方，君主居于上位而统治下民，所以把百姓当作子女来养育。既把他们当作子女，又要教导他们；所以君主不只是君主，而且还是老师。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几位圣人，都兼有君主和老师的身份。《尚书》说：“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建立君主，为他们建立老师。”意思是君主能够养育百姓，又能够教导百姓；因此风俗淳厚美好，天下大和融洽，百姓遵循王道，称为平坦广大之路。后世君主失去了教化，百姓也一天比一天顽劣；即使悬挂象魏、在每月初一发布诏令，也只是徒具形式，哪里能够触动他们本有的善良，使他们猛然奋发、天天趋向善行呢？我皇上天资聪明，刚承受帝王之位，就兼行君道、师道，与百姓一道重新开始，于是把圣谕十六条颁布天下。我自从初次出仕以来，早晚研读推究，用它来训导一方百姓，提点警戒他们，已经有多年了。只是因为实行它必定有效，所以我一直诚心信奉，不仅把它当作典谟来奉行，也像美玉一样珍藏。等到我从郎署升任侍御，连续三次升迁品秩，终于任京兆尹，出入承明门，看到我皇上的学问日益深厚。皇上的睿智制作日益丰富，即使片言只字也卓绝古今，不是臣以管窥天所能窥测衡量的，只能沐浴其中，歌咏赞叹。戊辰年夏天，承受皇恩，简拔我来巡抚全豫。豫州处在天地中央，是尧、舜巡行过的地方，是禹、汤建都的地方，是文王、武王施行教化的地方，按理说百姓应当不用扶持就自然正直、不经雕琢就自然善良。然而我召集一百零七属员询问，却没有听说有像抚桐那样治理有成、像击壤那样歌颂太平的事情。臣惶恐不安，于是对他们说：“这不是百姓难以整治，必定是教化还没有达到。”从前我初次出仕时，用来开导百姓的，只有圣谕十六条；勤恳劝诫，感动人心最快，深入人心最深。我曾经为它作直解，文字虽然不文雅，但愚夫俗子都可以通晓；把它写入法令，并告诫百姓子弟，那么百姓就知道应当从事什么了。各位臣属踊跃振奋，唯恐实行得晚，并且交付刻工刊刻，又让我在末简作跋。我想到，伟大的…… 君王的言语如同天、如同太阳，千年也不会磨灭。臣哪里能够再加一句赞语呢？然而天极其高远，测量天的人是人，使用的是浑仪；太阳运行刚健，记录太阳的人是人，使用的是刻漏。所谓直解，或许也只是浑仪、刻漏的一端罢了。臣既用这篇直解勉励各属，也用它勉励百姓：尊敬君王，是最大的法则；恪守职责，是最大的本分；改变风俗，是最大的顺应。遵循这些做下去，礼乐可以兴盛，刑罚可以搁置不用，而这一切都出自圣明天子的颁布。建立君主、建立老师，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作用合而为一。《河南通志》卷七十八。《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河南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通志》卷七十九。艺文八。

译记。蔡邕《光武济阳宫碑记》说：王室内乱，哀帝、平帝在位短促，奸臣王莽窃取帝位达十八年，罪恶满盈，终于受到天人共同的诛罚。光武帝于是像龙一样在白水深渊出现，跃起于其中，击破昆滍水前王莽军队，消灭两位公爵的军队，收集兵众，攻取土地，经营河朔，奋力建立军功，辅佐拥立更始帝；但因义理不肯立即接受帝位，所以帝位一时空缺。于是群公诸将依据河洛一带的舆论，结合符瑞出现的征兆，一致说：历数正在光武帝身上，登基确实合宜。于是光武帝在建武元年六月乙未日，于鄗县南面、五成之陌登基，祭祀汉高祖以配享上天，没有失去汉代旧有的制度。享有帝位三十三年，天下安定，蛮族和貊族都顺服；巡行泰山，在梁父山举行封禅。这些都是历代帝王久远的遗迹和最高的礼仪，没有不全部举行的。道德留下的福庆延续到无穷。古人说：应当以自己兴起之地为乐，并且礼仪不能忘记根本。因此，虞舜称道妫水之曲，周王室赞美周原；皇天所赐的根基，神圣功业实在从这里开始。它的遗迹多么遥远啊，真可说是神奇壮丽、光明显赫，超越一切而不可再高尚。小臣河南尹巩玮来到济阳，回望神宫，追念桑梓，想要褒扬叙述其意义，所以冒昧作颂。颂辞说：赫赫的炎汉之光，于是发出光辉；深厚地诞生圣明皇帝，成为两汉的屏障；考察并遵循法则，降生了神异的仪表。王莽这个罪孽之臣制造祸患，篡夺并掌握上天授予的权柄。光武帝赫然震怒，于是整顿军队；顺应时机，潜藏而出，扶助汉室阳气而飞腾。祸乱得以平定，群凶被消灭，匡正并恢复帝业，万国因此安宁。巡行四岳，彰显大义，巡视四方；登山封祭，降坛禅祭，升临中岳。由此建立最初的基业，天命十分明显；子子孙孙，永远保有它。梁朝沈约《桐柏山金庭馆碑记》说：众生以人为贵，有知觉的生命对此认识相同。只有道术的玄妙，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所以求仙之学的奥秘，是上圣所尊崇的。开启玉笈中的灵妙书函，传授金坛的玄妙口诀；使光阴停驻于蒙谷，使光辉回返于上枝；吞吐烟霞，变化炼制丹液；出没没有固定方向，升降全凭自己。下可栖息洞室，上可宾客般侍奉群帝。看见神灵之岳忽然开启，见到沧海屡次干涸；望着玄州迅速奔驰，指向蓬山永远飞驰。三重芝盖，驾着蜿蜒的螭龙；万乘云车，载着逶迤的旗帜。这大概是栖息于五岳的神灵，还没有达到三清的境界。至于上元之道深奥而遥远，语言和形象都无法表达。金简玉字的经书、玄霜绛雪的宝物，世俗之士不能窥见，学道之人也不敢轻易羡慕。况且禁戒和誓约非常严峻，修道志业艰苦劳顿；若不是天生具有最高才质，就不容易企及。我自知凡庸鄙劣，见识和鉴别能力很少；只是怀抱出离尘俗的愿望，却没有达到远方的力量。早年崇尚幽静隐居，摒弃情感牵累；留恋山岩沟壑，把自己托付给鱼鸟。道路越远越不疲倦，年岁既老也没有衰退。高宗、明皇帝凭借上圣的德行，怀抱归宗玄道的念头；不嫌弃我的浅薄，曲意赐予提携引导。我还没有离开夏水之滨，就坚决请求归隐山林。暂且寄居在汝南县境内，但那里本来不是安心修道的地方。圣明君主继承帝位，我又受到拘系牵留。永泰元年，才终于实现了最初的愿望。于是远赴天台，定居在这座山岭。所居之山，确实是桐柏山，是灵圣之神的下都，也是五县交界之外的余地。抬头高出星斗，上面参杂着倒映的星光；高崖层叠万重，深涧迂回千曲。凭借高处建立坛场，依靠山岩选择宅地；装饰神灵的宫宇，设置朝礼的场所。桐柏山所在之地，号称金庭。事情显明于灵异图籍，因此用金庭命名道馆。圣上屈尊降临幽隐之情，对我留下的信任更加深厚。设置道士十人，用来祈求美好的福祥。我凭借才能不足，首先承受了这一任命。永远抛弃人群，逃隐到山麓尽头；在玄都结下诚恳的志愿，仰望云路上的天颜。希望上宣扬国家的神灵，借此承受美好福泽；使祥瑞延续于清静的宗庙，使万年长寿归于圣躬。又愿大道没有不能包容的事，恩泽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幽远荒僻之地也屈膝归服，戎族貊族叩头称臣；停止战鼓，熄灭烽火，边守远及海外。因此以此自我勉励，也兼以完成我的诚愿。日久勤苦劳作，自强不息；专心牵挂，晚睡早起；正午吸食正阳之气，半夜思念神妙大道。将服食三芝而长久等待，飞升九丹而安然休息；乘赤凫轻轻升举，留下木屐而忘记归返。把这片丹心，表白于玄妙的极境。不要说神明高高在上、看不见人间；它每天鉴察，距离并不遥远。把铭文刻在灵异的道馆石上，用来彰明我的心意。铭辞说：大道无所不在，似乎存在又似乎消亡。至于上乘学问，义理精妙而包罗万方；运用它，日益减损欲望；言说它，就不同寻常。忽然之间神灵变化，穿着羽衣霓裳。九重高峻的山峰，三座仙山璀璨明亮；太阳作为车马，灵芝结成宫殿；彩虹旗帜拂过月亮，龙车渐渐驶入银河。万年春色正盛，千年光明才刚刚开始。我才质浅薄，却私下仰慕隐逸；寻访老师讲论道术，结交朋友求问渡津。东边到震泽采药，西边游历汉水之滨；仿佛得到神灵眷顾，又好像遇见幽隐之人。皇帝光明，承接历法；惟有皇帝继承帝位，心中寄托于鼎湖，脱下鞋子舍弃神器。向凡俗之地颁下降命，仰求神灵秘术。瞻望那座高山，想到积土成山的功业；从桐柏山建立根基，号称金庭。高耸山峰遥远而险峻，劈开银河，分列星辰；面对云气设置祭坛，驾临山岳开设窗棂。道路【疑字】崎岖，林木苍翠。谁说神道遥远？神灵之道幽深而亲密。福庆聚集宫闱，祥瑞流布而无所不至；它长久如大地，恒常如太阳；寿命与南山相同，与上天同样没有终结。栾生能够变化炼制，表面上却显示毫无功效；少君飞升变化，暗中与神灵相通。愿凭借遥远的神力，轻轻升腾入空；或许能够依靠美好的诱导，永远救助我微薄的身躯。唐代杨炯《少姨庙碑》说：我听说昆仑山西北的地方是天门，五帝居住在它南面的平地，三王居住在它正中的土地。泰山东南的地方是日观，秦始皇曾在石上刻铭，汉武帝曾探寻玉牒。因此可知，营建都邑、端正方位、划定高墙、疏浚沟渠，必须凭借天地的险要，然后才能以四海为家；拥护神明的福佑，尊崇光明的名号，使时令与月序相合，使度量衡统一，也必须致敬山川之神，然后群神才接受职守。少室山是嵩岳最神秀的山峰，凭借河图概括地理功用，依据遁甲开辟山势，发扬宇宙精华，喷涌阴阳之气；山壁直立达千仞，削成四方形。北面临近恒山、碣石山，还如同聚起的米粒；南面远望荆山、衡山，仅仅像覆置的土筐。共工撞击皇天的八根支柱，也不足以相比；龙伯钓起溟海中的三座仙山，也没有办法形容。考察舍神雾的传说，白玉仍然存在；验证《山海经》的记载，黄花并未凋落。按山名次序，它位于太室山西侧；按方位即可知道，嵩山是辅佐天命之山。至于天地交合、雷雨交汇之处，仰面运行于七星所主的地域，俯身镇守三河汇流之曲；朝廷和市集处在天下之中，国家枢机处于天下正位，六合交会于此，于是成为天帝在人间的下都、九州名山中神灵和仙人的洞府。

译我谨慎考察，少姨庙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嵩高少室之庙。庙中神像作妇人形状，故老相传说她是夏启母亲涂山氏的妹妹。过去夏禹生于石纽，水土治理因此建立功绩；娶妻于涂山，家庭关系因此成就德行。后来作为宗庙神位，象征南宫的一颗星；作为外戚的等级，可比于西汉京城的列传人物。神道幽微难测，神力无方施展变化，降下精灵而发出灵异感应。也如蒋侯的三个妹妹，清溪的遗迹还可寻见；虞舜的两位妃子，湘水的波涛至今未息。哪里只是祭祀称作丁妇，庙号称为滕姑；少女居于西宫，夫人馆舍设在南岳。山临白岸，只能空听石室的灵异；水浦面对青岩，唯有金台显示奇异。事情大致如此。时代更替经过魏晋，又历经周、隋，四方都没有修缮这里，八方神灵也因此没有主人。寒暑交替，哪里还能看到祭祀礼器的仪容？霜露沾湿衣服，这里也不再是弦歌之地。国家承接上天开创草昧时代的使命，适逢人谋与贤能相辅，于是占有天下重宝，登上帝位。天地水火失去形象，就由女娲氏补救，于是炼制五色石；东西南北失去方位，就由神农氏整顿，于是考察并治理四海。天皇的尊贵与上天合德，财富与大地相当；穷尽变化的义理，完全掌握神明的规律。伏羲画卦，只是观察鸟兽的纹理；黄帝垂衣而治，大概取法于乾坤的形象。这样既有利于制作器物，功业又周备于万物。瑶台彰显美好的教化，阐明邦国的风俗和谋略；银榜传布美好的声誉，盛大地推行君臣亲属的礼制。称为贤才的有八族，如叔献、季貍；称为乱臣的有十人，如太颠、闳夭。至于圆丘、方泽，是用来祭祀天神地祇的；复庙、重檐，是用来排列文昭、武穆宗庙次序的。任命秩宗的职位，分设太宰的官职；考察虞、夏质朴与文饰的制度，确定殷、周增减损益的原则。国家大礼大致如此。高阳帝有飞龙之乐，开始演奏防风之乐；帝舜有仪凤之声，最初调成九奏。后夔掌管教化，制氏辨别乐声；钟磬笙竽使声音和谐，尊卑长幼使秩序形成。宏大的音乐大致如此。太微、营室是明堂布政的宫殿；白兽、苍龙象征在阙上悬挂文书的制度。下面百姓应和如草木随风，君王的话语如丝线般传播；帝王像北辰一样，众星环拱，面向南方而使天下朝拜。施行政务大致如此。纠察万人，用八种刑罚来惩治；诘问四方，用三种法典来警戒。即使画衣上的图案也不触犯禁令，携带酒食也没有冤屈；使禽兽免受网罗之害，使天下纳入正当的法度。体恤刑罚大致如此。周人奉养国老，开始开辟西胶；汉代召集诸生，最初兴建太学。辟雍用来施行礼仪，泮宫用来辨明教化。五尺高的童子，不屑自称霸主之后的臣属；六位成年者，只讲述圣明君王的道理。文德大致如此。凉风到来，司马便在这时陈列兵马；太白星升高，将军便在这时宣布战争。乘着斗柄起誓统率军队，走出星门而手持斧钺。庄周称说天子的宝剑，可以举起它，也可以按下它；吕望说圣人的军队，行动如风如雨。武功大致如此。考察殷代的命令，确有文犀和利剑的功效；珍重考察周代典籍，确有赭白马、乘黄马奔驰的记载。力量向东扩展、向西覆盖，向南驰骋、向北奔走。卢敖穷尽观察六合，也没有走出城郭范围；陶侃飞入八门，也没有【疑字】宫室。疆域治理大致如此。观察璇玑以平定天下大运，天体回转而大地安定；吹奏玉律以安排人民的时令。阳气运动，阴气静止；烟云萧瑟而色彩交融，日月清明而开启黎明。哪里只是凤凰巢居阿阁，进入轩辕帝的图书；鱼跃过舟，就可以称颂周武王的事业。祥瑞大致如此。既然如此，便能包容混沌，发挥众生的作用。大庭氏还不足以让他担任陪乘，骊连氏还不足以让他扶车毂。这样可以接受玉帛，可以酬答神祇；施行圣人的大孝，既举行郊祀，又举行宗祀；彰显帝王的盛大节操，也因上天而奉事上天。还要向下听取普通人的意见，旁求古代的史实。于是认为：唐尧五年没有声名流传，不如太室山的礼仪；殷帝八次迁都仍未确定，不如王城的所在。这才是正理。于是陈设祭圭，设置测日影的表，营建周代后稷的两座都城；制定清道仪仗、鸣响銮铃的制度，巡行汉皇祭祀的中岳。荧惑星排列在前，招摇星高悬在上；隐蔽于天而震动大地，吸纳原野之气而喷出山岳之势。旌旗像日月运行，钟鼓像雷风相击。取道伊阙，占据轘辕，怡然长望，遥远地周览四方。赞叹灵山的云雨，又寻求记载祭祀的经典；面对间寝山丘的废墟，思考没有文字记载的祭祀礼仪。于是颁下天子的诏命，主管官员依照旧迹，修葺新庙，详细商议费用和事务；工匠从陇蜀运来著名木材，带来荆山、蓝田的宝玉。《易》说喜悦，能使百姓忘记劳苦；《诗》歌咏百姓踊跃来做工，不久便建成。东西方向纵横交错，南北方向高峻耸立。绣饰的斗拱啊，云纹的屋楣啊，光辉照耀而夺目；桂木栋梁啊，兰木椽子啊，香气浓郁而袭人。明亮的太阳从华丽的窗格升起，流星从闺门上空飞下。珍珠帘和瑇瑁匣子，登上高阁要休息三次；金柱银楹，从长廊伸出，走到中途还要住宿。穷尽山海间的奇珍异宝，展尽人神的壮丽景象。哪里只是洞庭湖的贝阙，俯视冯夷的都城；洛水的瑶坛，旁边临近宓妃的馆舍。那里山岩重重、山嶂相叠，冈峦分列左右；青霞升起照耀天空，白露生成遍布大地。残存的基址隐约高低不平，仍能辨知万岁亭；古树摧残，还能分辨三花树。明公旧日祭祀之处，殿宇高耸；仙女层层的台观，风烟灿烂。轩辕帝拜访大隗，先去寻找牧马的童子；太乙神征召少君，直接派遣乘龙的使者。山岳高峻可通天，天帝因此降下昌盛；神灵降临带来美好福气，也因营建而兴起。于是用明德来彰明它，用和声来听取神灵。可以把溪涧池沼中的水草作为祭品，把沟渠道路积水作为祭水。神明聪慧正直，只有鬼神能够知晓；玉帛和牺牲陈列在前，确实没有可惭愧之处。吉日到来，神灵降临：蜺虹作为旌旗，翠色作为车盖；雷作为车，闪电作为车马。用南箕星鼓动它，微风先行引路；用西毕星润泽它，细雨洒在道路上。它刚开始到来时，如海面平静、山野空寂，朦朦胧胧，像在扶桑以东照耀白日。

译它稍稍前进时，如同移动星辰、转动银河，灿烂辉煌，像在瀛州中部吐出明月。佩戴珠玉而闪耀，披着轻罗细绢而飘动；戴起清晨兴起时的宝冠，穿上远游用的文履。召唤同伴，整肃侣友；来回倚立，徘徊不定。群仙全部聚集，众神一同到来：有西华山的紫妃，有中黄山的素女。华山之上，明星远远照耀；阳台之下，暮雨暗中相通。有人在琼室飞舞彩霞，有人在银台演奏乐曲。天孙忽然降临，暂时停下织布机；神女彼此欢娱，随即发起投壶般的闪电。左边侍奉、右边护卫的，有甲申日的美玉、乙巳日的兰草；美丽的歌伎和精妙的技艺，有凭悦的清歌、幽灵的鼓瑟。乐章演奏完毕，礼仪仪容也已完备。回风吹动云旗，进入时不言语，离去时不告辞；穿荷叶衣，系蕙草带，忽然到来又忽然离去。愿神灵享用德行，降下无穷百福；愿嵩岳配享上天，按照三公的礼典接受祭祀。从前夏后氏乘四种车，仍然开启宛委图；周穆王驾八龙之车，还记得弇山之石。何况如今上能照临、下能察见，地势平正，天功完成；君主居处天下中央，四方都列在他的疆域之内。山岳之灵显明地位，近在神州旁边。难道能让美德不流传、颂歌没有记载吗？因此三天降下神灵，有南霍山神升为储君；八种文采镌刻铭文，有西王母服膺道术。魏国钟繇的书法，只刻写年代；晋朝张载的文章，于是成为显明的制度。铭辞说：上帝有命，皇天并不偏爱亲属；树立元后，以牧养众民。光照六合，安抚诸神；德行成就于郊祀，礼仪完备于宗庙祭祀。轩辕帝称颂配享永恒，昆仑废墟有帝王出世；尧帝号称法天，汾阳传诏清道。观察民情而设置教化，协调时令而统一音律；有感必有应，没有文字记载的事也都按礼秩安排。皇家开启圣明，接受上天的命令；向上炼补五色石，向旁疏通百川；开启台阶运行斗柄，居处海内而承载乾元。西王母增益土地，周公预卜年寿；天子建立德业，重重遵循规矩；圣明恭敬日益提升，尊崇文祖、武祖。包容天地人三极，使天下万域和平；一切遵循旧有章法。如此考察古代。璇宫夜里恭敬祭祀，银榜早晨开启；德行如阴历月亮，声誉如震雷。山河辅佐拥戴，星辰运行如盐梅调和。能做的事情都完成了，乾元广大伟大。教化确定便制定礼仪，功业完成便制作音乐；以日月为旌旗常旗，采用夏、殷的正朔。德泽广布天外，文明达到地角；白气上升、黄星出现，风吹露润。巡行两京畿甸，五年一次出游；奔驰于太乙山，陈列蚩尤之军；将要拜见大隗，于是寻找许由。回转銮驾，缓慢行走，放眼周遍观看。灵秀的镇山郁郁苍苍，堆积的岩石高大巍峨；直上五千丈，距离天只有三百丈。帝王的休祥并不遥远，真正的经书可以看见。徘徊于石室，琼浆般的膏液滴落。山体现大地的德性，神就是阴间的灵物。瑶姬追随雨神，玉女跟随星辰；阴阳变化不可测，黍稷并不芬芳。年代忽然流逝，庙庭荒芜。旁求祭祀典章，天子颁下诏命；开始设置林衡官，不久建成壮丽景观。紫色椽木交错如星，红色栋梁灿若霞光；仿佛面对清溪，又如同游览白岸。花狸和赤豹，电闪雷鸣的车乘；道路隐约延伸中间，太虚中轰轰作响。于是停下龙驾，永远把神灵安置在这里。天体回转，大地停止；雾气消散，云层除去。众神显现光明，群仙从容自在。衡岳夫人，汉水之滨的神女；洛水女神解下佩玉，天河仙女摆弄织梭。回头爱慕并招呼同伴，伴侣纷纷而来；同气同声，于是欢笑交谈。到哪里采摘蘋草？在南涧水边；到哪里采摘藻类？就在那道路积水之处。日子吉祥，时辰良好；沐浴兰汤，洗浴芳香；扬起鼓槌敲击大鼓，献上桂酒和椒浆。愿神灵因此醉饮，降下丰盛福气。崔融《启母庙碑》说：我听说天地生成万物，它所遵循的自然法则称为道；阴阳鼓动万物，它的功效不可测量，称为神。然而万物有时相互感应，事情也因变化而通达；天柱倾斜，三光向北奔驰；大地缺裂，百川向东奔泻；河水淹没越地，郡邑都成了鱼鳖之所。水淹历阳，官吏百姓有的化作鳖。到女峡寻访遗留的踪迹，风雨萧瑟；到姑泉考察往事，弦歌声响亮。盈亏没有固定，聚散哪里有常理？不知道这是谁家的事。既然老子多情，忽然可以化为人；难道贾谊就足以辨明吗？仰观俯察，才略微认识幽明变化的缘故；推究事物开始，返回考察终结，仍未能穷尽生死的学说。得道而又失道，其中自有必然的道理；从微妙处开始，又进入微妙处，规律从未废弃。懂得变化的人，大概就懂得神灵所作所为吧？我谨慎考察，启母庙大概就是夏后启的母亲之庙。汉代为避景帝名讳，把“启”字改作“开”，后来相传，有时称作“开母”。但顾野王《舆地志》和卢元明《嵩高记》都没有追寻避讳改字的缘由，而认为她是阳翟妇人，这件事没有经典可考，实在没有可取之处。比如玉斗璇玑，李母所居邻近北极；金台石室，王母的宅第在西山。气作为母，万物因此萌发；月作为母，容光必然照耀；坤作为母，上下因此交泰；皇后作为母，国家因此成就。所以华胥踩到足迹而孕育伏羲氏，女登感应神灵而使炎帝的气运如星兴起，流华渚而生白帝，月光穿过幽深内室而黑精降临。光明显赫的夏朝啊，庄严肃穆的涂山啊！我在适合婚娶的日子娶妻于度土，在台桑之地举行婚礼。搜求奇异的帝王记载，辨识神异的《归藏》；束缚头发、佩戴发饰的礼俗，也有相关记述。韩非称赞贤德而使其不朽，汉代臣子的笔墨如泉如海，陈述她的美名；秦国丞相一字千金，叙述她的嘉祥感应。士人歌咏南国，只听说有等候大禹的祠庙；北方山石破裂，终于看见生育后代的征兆。这就是郭璞所说阳城西面的启母石、李彤所说嵩山南面的启母祠；随巢氏的说法有证据，刘安《鸿烈》的话也没有错误。从前鸾川之上，母亲在空桑生子；豚水岸边，男子破竹而生。美人的彩虹，名称叫蝃蝀；仙妇的月亮，化作蟾蜍。精卫衔木填海以报仇怨，女尸化为青草而形成媚态。山在蜀道崩塌，台上等候的妇人终身不能归；石头立于武昌，亭中望夫的人终于不能相见。论及诞生承载，天下没有比帝王更尊贵的；说到迁移变化，凡人百姓都没有感应神灵的传闻。美好啊，实在无法用言辞称尽。大唐革除旧有帝业，取得新的政权，安抚时运而兴起，承接天命而建立国家；天下知道春天开辟混沌、使天下成为家，境内没有外部隔绝。天皇承受法纪，顺应歌谣，掌握金匮玉枢，完成皇王应做的事业。

译衢室和庙堂承接祖宗的盛大功烈，垂衣而治，成为天下君主；面向北辰端坐，背靠黼扆接见诸侯，面向光明而南面临朝。周朝显赫，教化达到成王、康王时期；汉室巍峨，教化接续文帝、景帝时期。向东流传，向西覆盖；远方安定，近处恭肃。大海三年没有风波，祥云连续数月不散。天降祥瑞，地呈符命；灵凤带着五彩纹理，按时来到苑囿；神龙显现八卦图形，早晚盘旋于池沼。所谓礼，并不只在于周旋揖让；所谓乐，必定在于移风易俗。司禄神增加财富，家国因此富足有余；司命神增加寿命，臣民因此不会夭亡。明君有三种畏惧，从未丢失戒慎之心；天子四方的辅弼，也没有谁能充分发挥辅佐调和的作用。家家安于本业，只听邻里的鸡鸣；人人获得和乐，于是如同野鹿般自在。表彰功德的奏记、河图中四十六件事的显明，哪里还能超过这些？登上泰山，禅祭梁父，七十二次封禅的事迹清楚可考，又有什么可以增加呢？何况穷尽圣神之道，完备道德，滋养元气，开辟太初，这正是天皇氏顺应上天的地方。依凭土地，彰明神灵，驾六羽之车上升而度过九州，向下济助万民，这正是人皇氏顺应人的地方。创造文字契券，教导捕鱼狩猎；会合五纬星，调节四时；登上九天，类推万物。这正是羲皇氏制定人间法则的地方。致力于播种栽植，通晓变化和变通；尝试药物以救助亿万人民，聚集货物以沟通天下。这正是农皇氏兴起人间利益的地方。振动鼍鼓，载着龙旗；上天则由玄女接受符命，帝王则由黄神降下斗书。这正是轩辕氏消除人间祸害的地方。统一度量衡，端正都邑；在金天氏时总理秋令，在凤纪时分设瑞官。这正是帝吴氏成为人间准则的地方。洁净祭祀，正确对待鬼神；按时令行事以象征上天，养护财物以任用大地。这正是帝颛顼氏教化人间的地方。秋天乘马，春天乘龙；顺应日月星辰而天道平正，建立五正官而人事有序。这正是帝辛氏治理人间的地方。光明如太阳，幽晦如阴影；人民不知道他的名声，只说帝王对我有什么功劳。这正是帝尧氏彰明君德的地方。听到一件善行，就举荐八位贤才；帝王一声倡导便使星云灿烂，上天发出歌声便使鸟兽跄跄起舞。这正是帝舜氏彰显后世功业的地方。三统，是大道的根本；五行，是生命的本源。三皇取法三统而排列，五帝依循五行而有次序。大道因三统而兴盛，德行因五行而建立；若不是天下最圣明的人，谁能兼备这些呢？然而即使有休美也不自以为休美，减损再减损，向下明察。下诏发布有德的声音，尊重上天而重视人民；巡视四方，巡行天下；举起星宿之旗，曳着云彩制成的旗帜，召唤风伯清扫尘土，命山灵镇守原野。奔驰洛邑，疾行襄城；天体回转，大地游行；云气会合，雾气重叠。周穆王来游太室山，先去寻访夏启的居所；汉武帝在嵩丘举行祭祀，立即访求姒启的石迹。只是看见丹青颜色历经岁月，霜露侵蚀年久；圣主心中眷顾，便产生修葺的念头。那座山在古文记载之外，庙宇所在则在新邑之中。土坛铭文曲折斜分，如同玉女之台；碑和阙相互望见，近处正对石人之庙。金色草木生出五种颜色，贝形树木长成三花；紫云在涧溪间重重聚集，白雾在岩岭间浓郁弥漫。考察《易林》，确实是神明伏藏之所；查求遁甲之术，本来就使威灵肃然。于是命令主管官员乘着事务空隙，依高就低；察看隐约高低的残存基址，审察日影星辰，估量摧残倾落的建筑。依周官制度设置测日影的表，命郢地工匠挥动斧斤；形态奇异、神采流动，完全仿效天地造化。红花鲜艳夺日，飞檐重叠于山间；华丽装饰迎着风，在树梢架起回廊。仙人立在栋梁上，神女临窗而望；四周遍施玳瑁椽子，全部覆盖琉璃瓦。用赤玉砌成台阶，用黄金砌成门阙。山势像白岸，树木像青溪；在前庭进献水草，在后路借用新割的青草。兰花香气夹杂水气，恰好具备洗浴的条件；竹帚临风，自然隔绝尘世喧嚣。梦台的云雨，宋玉面对它首先惊异；楚地墙上的山川，屈原书写它几乎疲倦。长生宫幽静而不受扰乱，神像安宁而更加肃穆。霜罗衣裳飘动，云锦披散；鸳鸯褥子，翡翠屏障；白羽扇，青丝鞋。垂着玉鸾佩，好像要去又好像返回；戴着金雀钗，不长也不短。她的居处幽暗深闭，阴气收敛而阳气开启；她的衣服光辉灿烂，霞彩斑驳，云气蔚然。鼎俎中陈列麒麟胎、凤凰蛋，蒸煮蕙草，燃烧蓂荚；食物有树木酿成的蜜、金色膏脂，玉浆和琼酒。当此之时，会合五岳之神，询问九魁；选召太阴，命令元阙。冯夷击鼓，女娲清歌；左边苍龙吹篪，右边白虎鼓瑟。金色真人拂拭座席，玉女焚烧香料；肃穆而轻快，天上的美女带来风；细雨纷纷，神女降下霜。雪中的孔雀飞舞，仪凤起舞；防【疑字】玉邀人欢聚，车马排列，罗绮陈设。智琼陪同宴饮，麻姑学习道术，变化海水而来游；织女仰慕风采，填塞河津而下来拜谒。洛水女神姿态柔美，江水女神幽远绵长；玄女以明月作珍珠，素女以坠落的云朵盘成发髻。九天真母、八极夫人，全都聚集在这里。穿青霞衣，披翠云裘；神灵盘曲缭绕，终于停留下来。车乘回旋如风，马匹飞驰如电；转眼之间便看不见了。从前在济阴山下，降临尧母的精灵；湘川水曲，留下舜妃的遗像。祭坛或许还在，却只能听到祈求福佑的名声；殿宇没有修缮，谁还能辨认安歌的地方？哪里知道这里是三仙的福地，百姓尊崇的祠庙，夹在帝王都畿之内，正当圣人顺应天时行动之处。用牺牲玉帛可以调和气息、和悦神灵；幼妇和外孙可以彰显文采、辅成质朴。于是奉行皇帝诏命，陈设壮丽景观。即使周人作诗，也只能得到后妃之美；魏国臣子献赋，最终仍惭愧于神女的文采。于是冒昧作铭：九州土地险要，五岳居于天下中央；蛟龙藏在洞穴，日月运行于仙宫；云雾在此聚集消散，雷风在此震荡；笙歌迎接，钟鼓远远相通。从前虞舜之时，洪水还没有堵塞，低洼受淹，洪流泛滥中华。伟大的大禹啊，显明而诚信，具备上天的德行。龙图从旁分布，螺书到处镌刻；佩带文书巡行北海，巡视土地直到南方；返回碣石，又向下到台桑。我的婚娶合乎礼法，宏伟都邑因此昌盛。

译八年不回顾，四年只有荒废。宛委山已经登临，轘辕山等待开凿；家庭误入歧途，熊罴正在兴起。天道幽深神秘，人生道路错综复杂；教化由此迁移，神灵也寄托于此。宓妃的馆舍，仙女的台观；万物相互感应，精魂来来去去。巫山建立神庙，汉水开设祠堂；祭坛年代久远，殿宇年久损毁。伟大的大唐啊，神圣而美丽！承受图谶符箓，体察元气而居于正位。赫赫的高祖，得到上天成就帝业的命令；光明的太宗，在这里功业最盛。光辉重现，恩泽累积；后代继承先祖文德，背靠屏风而施政，垂衣而为君。天地人三灵发出感应，阴阳六气浓郁；鱼鳖都顺遂，鸡犬之声彼此相闻。经过多重翻译的远方来请命，异域都接受正朔。教化达到中和诚信，风俗转移而归于淳朴。天定百礼，人和万乐。汾水可以游览，昆山可以远望；随巢氏的旧说，夏启遗留的居所。盛大德行不会泯灭，美好声誉流传于此。周王转移车驾，汉帝回转舆车；深深怀念天降鉴察，所见与当初一样。虞衡掌管树木，班倕修葺宫宇；彩虹横跨梅木梁，龙盘绕在桂木柱上。庭院草木丛生，水环绕堂屋；石室设置同伴，轩宫作为辅助。珍珠帘洞然卷起，玉座含着清气；金色翠色闪耀，罗縠轻薄明亮。仪容形貌仿佛在动，侍卫似乎也要复活。隐约仿佛有神物存在，恍惚之间却没有声音。帝子在湘川，天孙在银河之曲；身影翩然缥缈，徘徊迟疑。神女捧珠，灵妃举玉；忽然来到又忽然离去，繁星闪烁如电光照耀。壮丽啊，美好啊！愿神灵听见，聪明的神灵都来临，美好福气绝不会虚假。夫人建立馆舍，幼妇铺陈文辞；巍巍王室，万年留下根基。颜真卿《宋州八关斋会报德碑记》说：德行所感，深入骨髓而不是浅薄；诚意所到之处，距离神明又有什么遥远？唐代大历壬子年，宋州举行八关斋会，是本州士人以及文武将吏，为河南节度观察使、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师、左右仆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国、信都郡王田公疾病痊愈而共同营建的。田公名神功，是冀州南宫人。他禀受天地纯厚灵气，顺应时运而杰出；胸怀弘大，厚待下属，正直而率先垂范。他以孝行兴起，德行感动百姓；竭尽忠诚，精诚直贯白日。团结众人必凭宽厚简约，安抚人民务在温柔。何况他武艺绝伦，英明谋略深沉秘密；所到之处没有强敌，日益学习而不断光明进步。因此，他安定天子的国家、成为百姓希望所在，已经指日可待。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时，田公作为平卢节度使、现任右仆射李忠臣的属将，收复沧州、德州，进攻相州，抵御杏园，守卫陈留。许叔冀投降后，陈留陷落。史思明害怕李忠臣谋害自己，命田公辅佐南德信；田公跟随刘从谏收取江淮，到了宋州，准备袭击李铣。田公斩杀德信，击退刘从谏，于是兼并他的军众来报效朝廷。肃宗非常高兴，任命田公为鸿胪卿；又在郓州讨伐敬釭，升任御史中丞。田公在润州讨伐刘展，斩杀并平定他，升任徐州刺史。第二年任淄青节度使，恰逢侯希逸从平卢到来，田公把州让给他。当时宋州刺史李岑被叛军围困，副元帅李光弼请求田公讨伐平定叛军，于是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兖郓节度使。他攻破法子营，又讨伐敬釭，敬釭归顺。史朝义听说后，逃奔下博，投奔范阳，最终自缢而死。广德元年，授任户部尚书，封信都郡王。皇帝巡幸陕州，田公自始至终随从，统领六军兵马；每次饮食住宿，田公都亲自巡视，皇帝因此感动，正准备把政事托付给他。田公流泪坚决推辞，这才作罢。广德二年，任汴宋节度使，调任兵部尚书。大历二年，加授田公右仆射，封他的母亲清河张氏为赵国太夫人，封他的妻子、信安郡王李祎之女为凉国夫人。他的母亲慈爱和善、恭敬节俭，与亲族和睦相处。田公性情纯厚孝顺，平日不离母亲左右；母亲有时生病，田公便连续数月不吃荤食。家中的礼忏仪式从未断绝，又修建崇夏寺、宏圣寺，祈求福佑。大历五年，兼任左仆射、知省事，加授太子太师。田公德行厚重、器量深沉，劳苦而谦逊，慎重而谨慎；功劳越高，内心越谦下，地位越大，礼数越恭敬，所以远方没有不怀服的，近处没有不肃敬的。今年夏天四月，他忽然患热病，沉重困顿了几十天。积善应当降下祥瑞，不用药便迅速痊愈；他把鹰犬游猎等玩好全部舍弃，诸位将帅因此感动，再也不进行射猎。四境之内都心怀欢喜，睢阳百姓尤其踊跃。于是他向州中将领询问说：“过去我公陷于叛军时，到了敝邑便首先诛杀德信；李岑被围时，又攻破叛党，保全城池。这就是我公对敝邑的巨大恩惠。若不是我公救助抚恤，我们都将死于刀兵，陷入苦难之中，哪里还能保全家室，在乡里嬉游呢？如果不借斋戒祭祀来表达感恩，凭什么报答德行？”徐君欣然同意。第二年五月八日，首先拿出俸钱三十万，设置八关斋会，在开元寺供饭给一千名僧人；属将争相承担事务，只怕落在后面。随后州县官吏、长史苗藏实等人，设置一千五百人参加一斋；镇遏围练官副使孙琳等人，设置五百人参加一斋；高年百姓张烈等人，设置五千人参加一斋。佛法盛会和清净供品充满郊野，赞呗、香花昼夜喧腾。其余乡村聚落以及来往的船只车辆，听到风声也纷纷效法；主动勤勉而又受恩感动、争先参与的人，更是数不胜数。若不是政绩美好、德风淳厚广大，又怎么能使人感动到如此程度？我颜真卿等人有幸亲近仁德，饱受遗留的恩泽；看到这番美盛景象，更加惭愧于不能求得斋会。如果不把它流传给后世，那么记事之人还有什么可叙述的呢？韩愈《平淮西碑记》说：上天因为唐朝能够完全符合上天的德行，使圣子神孙世世代代延续千万年，恭敬戒慎而不懈怠，把所覆盖的一切全都交付给它。四海九州，无论内外，都成为君主和臣民。高祖、太宗已经除乱而治理；高宗、中宗、睿宗休养生息；到了玄宗，承受前代报应，收获功业，达到极盛而丰厚。人口众多、土地广大，但祸乱的萌芽也生长其中。肃宗、代宗以德继承祖先，勤勉而宽容。大的祸患恰好离去，田间的稂莠却没有拔除；宰相和将领，文臣安逸、武将嬉游，习惯所见所闻，把这些都认为理所当然。

译睿圣文武皇帝接受群臣朝见后，便考察地图和各地贡物，说：“唉！上天已经把完整的国家交给我，今天传承次序到了我这里。我不能把每件事都做好，将来凭什么到郊庙去见祖先？”群臣震恐奔走，各自尽职。第二年平定夏州，第三年平定蜀地，第四年平定江东，第五年平定泽潞，随后又平定易州、定州，使魏博、贝州、卫州、澶州、相州没有不服从意旨的。皇帝说：“不能无休止地使用武力，我应当稍稍休息。”元和九年，蔡州将领去世，蔡州人拥立他的儿子元济，请求朝廷承认，皇帝不答应。于是元济烧毁舞阳，侵犯叶县、襄城，借此震动东都，放纵军队四处抢掠。皇帝逐一询问朝廷意见，除一两位大臣外，众人都说：“蔡州节帅不接受朝廷任命，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传了三姓四位将领；根基牢固，兵器精良，士卒顽强，不同于其他地方。趁机安抚而占有它，既顺利又不会生事。”大官凭主观臆断作决定，一人唱说，众口附和，合并成一种说法，牢不可破。皇帝说：“上天和祖宗把重任交给我的原因，或许正在这件事上，我怎么敢不尽力？何况还有一两位大臣和我意见相同，也不能说没有助力。”皇帝说：“光颜，你担任陈许节度使；凡是河阳、魏博、郃阳三军中出征的部队，都由你统领。”又说：“重胤，你过去兼有河阳、怀州的军务，现在再增加给你；凡是朔方、义成、陕益、凤翔、延庆七军中出征的部队，都由你统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他说：“▯，你率领一万二千名士卒，隶属于你，并让子公武前去讨伐他们。”又说：“文通，你镇守夀州，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军中经过夀州的部队，都由你统领。”又说：“道古，你要任鄂岳观察使。”又说：“愬，你统率唐、邓、随三州的军队，各自进兵作战。”又说：“度，你任御史长官，前去巡视军队。”又说：“度，只有你是我的同僚，你就辅佐我执行赏罚，区别对待听命和不听命的人。”又说：“▯，你要持节，统领各军。”又说：“守谦，你出入我的左右，是亲近的臣子，前去慰劳军队。”又说：“度，你前去，供给士卒衣服饮食，使他们不受寒、不挨饿，以完成这件事；然后使蔡州百姓获得新生。赐给你节斧、通天御带和三百名卫卒。朝廷的这些臣子，你可以选择任用，只要贤能即可，不要畏惧高级官员。”庚申日，我将亲临门前为你们送行。又说：“御史，我怜悯士大夫作战十分辛苦，从今以后，除郊庙祭祀之外，不要使用音乐。”颜▯武合力进攻蔡州北面，交战十六次，攻下栅城二十三座，收降士卒四万人。道古进攻蔡州东南，交战八次，收降一万三千人，再次进入申州，攻破其外城。文通在蔡州东面交战十多次，遇到投降者一万二千人。愬进入蔡州西面，俘获贼军将领，总是释放而不杀，并利用他们来防守作战，后来多次立功。元和十二年八月，丞相度到达军中，任都统；▯责令加紧进攻，颜▯武合军作战，更加奋勇听命。吴元济把全部兵力集中到洄曲防守。十月壬申日，愬利用所俘获的贼军将领，从文成出发，趁着大雪，快速行军一百二十里，半夜抵达蔡州，攻破城门，擒获吴元济献上，并把他的部属和士卒全部俘获。辛巳日，丞相度进入蔡州，奉皇帝命令赦免当地百姓，淮西于是平定。朝廷大规模设宴，赏赐有功将士；军队还师那天，又把军中粮食赐给蔡州百姓。蔡州士卒共三万五千人，其中不愿再当兵、希望回乡务农的占十分之九，全部释放。吴元济在京师被斩首，朝廷册录功劳：▯加授侍中，愬任左仆射、山南东道节度使，颜▯都加授司空，公武以散骑常侍任鄜坊丹延节度使，道古晋升大夫，文通加授散骑常侍。丞相度入朝京师，进封晋国公，晋升为金紫光禄大夫，以原官任宰相；又任命他的副手总为工部尚书，兼领蔡州事务，完成任职后返回。度上奏请求群臣撰写文章，记载皇帝的圣功并镌刻在金石上，皇帝于是命令臣韩愈撰写。臣韩愈再拜叩首，献文说：唐朝承受上天的命令，于是使万邦臣服，谁居住在京畿附近的土地上？盗贼趁乱猖狂作乱，往事发生在玄宗时期；权势达到极盛后便崩溃，河北地区强悍骄横，河南地区也起兵响应。四位圣主都不予宽宥，多次兴兵征讨，却有不能取胜的，于是增加戍守兵力。男子耕作却无粮可食，妇女纺织却无衣可穿；用车辆把物资运来，给士卒发粮，朝廷对外多次失去朝会，长期不能巡狩天下，百官懈怠职守，政事忘却旧制。皇帝当时继承帝位，回顾四方，忧虑叹息：只有你们文武群臣，谁来体恤我的国家？已经斩灭吴、蜀，随即收取山东；魏地将领首先归顺，六州投降服从，唯有淮蔡不肯顺从，自以为强大，带兵喧叫，想要恢复旧有的叛乱。朝廷开始下令讨伐他们，他们便连续勾结邻近势力，暗中派刺客来杀害宰相；正当战事尚未获利时，京师内部又受到惊扰。群臣上言，不如施恩招抚他们；皇帝不予理会，而与神明谋划，于是辅佐者同心同德，最终完成上天的诛罚。于是命令颜▯、愬、武、古、通，都由▯统率；各自奏报你们的功劳，三路分头进攻，军队共五万；大军从北面进击，人数是敌军的数倍。惯常的军队一度受挫，士卒骚动不安；既而攻克陵云，蔡州士卒十分困窘，邵陵、郾城的军队战败来降。从夏季进入秋季，军队又驻扎相望；士兵疲惫，斗志不振，报功也不及时。皇帝怜悯出征的士卒，命宰相前往整治军务；士卒吃饱后歌唱，马匹在槽边腾跃。用新城试探敌军，贼军遭到失败逃走；把他们所有的兵力都抽调出来，聚集起来防御我军。西路军跃进城中，道路上没有留下敌人；蔡州城近在眼前，它的疆域绵延千里。军队既已进入并占有蔡州，那里的人没有不顺从等待的。皇帝派遣使者宣告宰相度所传达的恩德，只诛杀首恶，释放其余部众。蔡州的士卒投下铠甲，欢呼起舞；蔡州的妇女在门口迎接，含笑交谈。蔡州人说饥饿，就运船装粮前去赈济；蔡州人说寒冷，就赐给他们丝帛布匹。起初蔡州人被禁止往来，如今彼此相随嬉游，里门夜间也开放。起初蔡州人进战就被杀，退却也被杀；如今直到天晚才起身，左边吃饭，右边喝粥。为他们选择官员，以收拾残余的疲敝；选派官吏，赐给耕牛，教导他们而不征税。蔡州人说：“起初迷失而不明白，如今才大为觉悟，为从前的行为感到羞惭。”蔡州人又说：“天子英明圣德，不顺从就诛灭全族，顺从就保全性命。你们若不信我们的话，看看这蔡州一带，谁是不顺从的？去砍断他的喉咙。”凡是叛乱都有一定的数量，声势彼此倚仗；我方强大尚且不能支持，你们弱小又凭什么依靠？把这些话告诉你们的长辈、父亲和兄长，赶快一同前来，与我们共同享受太平。淮蔡发生叛乱，天子讨伐他们；讨伐之后他们发生饥荒，天子又使他们活命。起初商议讨伐蔡州时，卿士没有人响应；讨伐四年之后，无论大小官员都产生疑虑。既不赦免，也不因疑虑而停止，这是由于天子英明。这一切蔡州的功业，只有防守才能成就。淮蔡平定后，四方夷族全都来归，于是打开明堂，天子坐在那里治理天下。汴州东西水门记：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日，陇西公下令修建东西水门；过了三个月，到辛巳朔日，水门建成。

译三日癸未，大规模演奏音乐，设置水上游乐。防监军司马、宾佐僚属、将校、熊罴般勇猛的士卒，恭敬地接待四方宾客，来为水门落成庆祝。士卒和女子在防地和谐相处，城内城外人声鼎沸。事情办完后，他的属官昌黎韩愈请求记载工程的成绩。文章说：汴州的河水从城中流过。起初依着河流筑城，河道不能与城相合的地方，便在河中设置相连的锁链，夜间漂浮，白天沉没，使船只不能通行。然而这样使城池的屏障空疏，风气宣泄，居民不得安宁，谣言屡屡传播。历年以来，谁曾认真研究、深思这些问题？皇帝治理天下十八年时，这个地方的百姓遭逢灾祸和威胁，顽童喧叫，劫众阻兵，人心战栗不安，仿佛将要坠落覆亡。此时陇西公奉命出镇，便从洛京乘一辆车前来任职，于是拯救了这里的危难，去除了这里的弊病。他不严厉苛急，便使这里熏染于太平和气；神明降下祥瑞福佑，五谷丰收。百姓既多而且富，民力有余。监军征询意见，司马出谋划策，于是修建水门，作为州城的外郭，用来巩固风气，防止盗贼。浑浊的黄河水滚滚流过，高大的飞阁曲折延展；依势加以修饰，并不是为了观游。天子的武功，由陇西公来布扬；天子的文德，由陇西公来宣示。河水浩荡流动，源头来自昆仑。愿天子万寿无疆，陇西公多多承受福祉。于是砍取山石，把这些话刻在上面，使日月长久之后仍能让后来的人知道这项工程是谁首先创作的。河南府同官记：永贞元年，韩愈从阳山调任江陵法曹参军，有幸任职于河东公门下。河东公曾对他的属官说：建中初年，天子开始记年改元，下令各官署推举贞观、开元时期的功业。群臣惶恐戒惧，奉行职守，任用贤能，选拔良才，不敢徇私违命。当时从朝廷官员以上，直到下层百官，官职缺少一人将要补授时，必定选取其中的良才。然而河南府同时在天下以人才众多著称，单独就有五人后来成为将相。因此，河南府的参军职位得到了我公；河南主簿职位得到了故相国范阳卢公；汜水主簿职位得到了故相国、今太子宾客荥阳郑公；陆浑主簿职位得到了相国、今吏部侍郎天水赵公；登封主簿职位得到了故吏部尚书、东都留守吴郡顾公。卢公离开河南后任右补阙，后来由尚书左丞升为宰相。郑公离开汜水后任监察御史，辅佐山南军，后来由工部侍郎升为宰相，罢相后又任赵公所任的官职。赵公离开陆浑后任右拾遗，后来由给事中升为宰相。顾公离开登封后任监察御史，后来由京兆尹升为吏部尚书、东都留守。我公离开府署后任长水尉，后来由膳部郎中任荆南节度行军司马，最终任节度使。他由工部尚书升为吏部尚书；三位相国的功劳都载入史册。顾吏部任职谨慎小心，当时很有声望。我公品行清白而深沉缜密，心地开明而卓异伟岸，德行超过同宗，任官办事有成，继承发扬家族功业，不违背先人的志向。他出任南荆帅，其声誉美好而显著；武功已经发扬，文教也兴盛。登上三公之位，辅佐皇帝，喜庆就要到来。因此，喜爱讲述往事的人，把这里看作五位公卿仕途发端的地方。他们后来都与同辈一道显达，也都被称为名臣。虽然同属一个官署而职位各有不同，功德也有大小，但对国家的忠诚和功劳却相同。有的将要与他们的后辈同样显达，却先在这里与他们同样起步。有人听说此事而前来询问，于是把它写下来。过了五年，才立碑刻下这些话。碑立在河南府参军舍的庭院中。当时河东公任左仆射、宰相，出镇大州，开府于汉南；郑公以工部尚书留守东都；赵公以吏部尚书镇守江陵。汉南之地连接七州，有戎士十万人。河东公任宰相时，留守官署设在禁省之中，每年按时出动旌旗，在宫城门外排列留司文武百官，然后举行衙参。江陵是古代楚国的都城，有戎士五万人。三位公卿同时任职，彼此相隔千里而遥相对应，可以说是盛况了。河东公名均，姓裴氏。卢贞广成宫碑记：不亲自宰制万物，却使万类都蒙受利益；不直接施用力量，却使根本功业广泛施行。广成子的伟大，我实在没有什么可非议的。《经》中说：“要治理天下，先要修养自身。”广成子把修身的方法传授给黄帝，于是天下得到治理，使千百年后的人敬畏他的神灵、思念他的德行，这难道不可以说与教化相合吗？祭祀典籍说：德行施于百姓，能够抵御大灾、捍卫大患，就应当祭祀他。黄帝遵循广成子的方法，使天地之气和谐，抵御阴阳之灾，防止刑罚杀戮之患，这难道不应该在庙中祭祀他吗？广成子和孔宣父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以教法有精粗，事迹有远近罢了，并不是道路不同。我读过广成子的教诲，发现它与孔氏相通。有人问：“坟墓都已兴废不存，谁能详细知道三皇五帝的事情？”谈论广成子的人，都以庄周的记述为根本，其中本来就有许多寄寓之辞。若要以此考定事实作为定论，难道不是只有通达之士才足以参与议论吗？想要成为黄帝、孔氏那样的人，只须实行他们的言论，难道要模仿他们的形貌吗？所以，只要言论合乎道，即使仿佛那个人，奉祀他的形象也是可以的。如果言论不合乎道，即使与他并肩对坐，又会听取它吗？现在因为广成子的言论能够通达天道、合乎大道，所以我表彰他的庙貌，又尊敬地礼拜他，这又何必担心庄子没有相信呢？据《尔雅》说，北方以北斗极星为标志的地方叫崆峒；那里极其遥远，华夏君主不能到达禹迹之内。名为崆峒的山有三座：一座在临洮，是秦朝修筑长城的起点；一座在安定，这两座山都高大，可以取材使用。当地人也各自在山中为广成子建立庙宇，而庄子记述黄帝在崆峒向广成子问道，接着又说游历襄城、登具茨山、访问大隗，这些地方都与此山接壤，因此临洮、安定显然不是黄帝问道之地。仙经叙述三十六洞天，五岳并不在其中，由此可知神灵遗迹所在，并不取决于山的大小。这座山下有一个洞，洞口向上露出蓍草；传说洞中的白狗常常出洞游走，所以把附近的小山丘称为玉狗峰。从前的守宰认为那里是神灵居住的幽闭洁净之所，害怕樵夫牧人亵渎它，于是堆积土壤将洞封住。如今登上洞顶，声音可以传到下面，洞穴非常深远，又怎么知道不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呢？考察关于崆峒的说法，既然其内部含有洞穴沟壑而外表并不显露，那么难道一定要有高耸的山峰、相连的群峰，直冲云霄、遮蔽日光，才可以称为名山吗？真南郭子旧居：真山北面，少乐大道旁，早年依附门墙求学。年壮时出外做官，出入官场二十年，衡量自己的才干却没有什么补益；晚年怀念归隐，得到出任此州长官的机会，停下车来施行教化。这里的塑像倾颓毁坏，一半已成为荒草丛林，于是下令拆除旧有官舍，逐渐扩建原来的规制；等有了余财才办理工程，悬出优厚价格等待人们乐意捐输。陶工、木工等各类工匠都来求售，不是因为催促得不急，而是因为他们看重利益而辛劳施工。茅草屋顶、泥墙和坛垣都修整完毕，按期全部恢复旧貌。只是有人把广成子当作仙人，却又不考察崆峒山所在之地，知道其中有所缺漏，所以再次撰写这篇铭文，张贴在西廊。铭文说：德行高过三皇，只有轩辕氏作为皇帝时尊他为老师，只有广成子处于幽昧恍惚、广大奇诡的境界；他固守精气、保全生命，以清静作为治理原则，功德遍及九州，形体存在于伯纪之中；天道没有穷尽，至人不会死亡。吕温虢州三堂记：应龙乘着风云，制造雷雨，退去后必定盘曲蛰伏，以保全自己的力量。君子运用才智统摄繁杂事务，退居后必定宴饮休息，以保全自己的性情。力量完备，神妙变化便无穷；性情完备，精神作用便不会枯竭。深山大泽，难道就是应龙盘曲蛰伏的地方吗？高斋清池，难道就是君子宴饮休息的地方吗？虢州的三座堂，就是君子宴息的境地。开元初年，天子思念二南的遗风，同时选拔宗室英才，共同掌持治理国家的权柄。

译虢州地域广大而且邻近京师，不是亲近宗室的人不能居住在那里。当时只有五位亲王轮流出入、相互接任，天下太平，政事容易治理，闲暇很多，于是考察选择胜地，修建了三座堂。“三”表明臣子奉行三项原则的节操，“堂”勉励宗室继承先业的意义，难道只是游玩休息吗？其实也是用来垂示谨慎的。居有德行、以行善为乐，这是多么盛美啊！然而当时汉代任用家人，鲁国采用王礼，建筑和制度都不是诸侯居住的规格。后来刺史马君锡见它倾颓毁坏，才改建地基；建筑宽敞而不奢侈，简约而不简陋。用琴、酒、诗、书的幽静素雅，替代绮罗、钟鼓的繁华喧闹。只有林木池塘和烟霞景色，不让它逊色于往日。看它面积超过百亩，深入重重门禁；曲折的回塘，层叠的岛屿彼此映照。大海仿佛在庭院四壁间回旋，蓬莱仙台在中庭拔地而起，自然而浩大。谁能说这是人工智慧所能达到的呢？春日里，众树花朵绽开，岸边铺展，岛屿交织；水面沉浮映照，呈现五种色彩。于是采摘芳香、寻取奇景，乘坐并行的船只曲折前行；鱼儿不时跃出，飘落的花蕊如飞雪；逆流而上，水道环绕回转，景物时隐时现，咫尺之间也会迷路，不知归处。这就连武陵的仙源，也不足以穷尽它的幽深绝美。夏日里，石头清凉，水色清澈；松树茂密，竹林幽深；大柳树迎风而立，甘棠树垂下浓荫。于是有人在水波中濯洗冠缨，解下衣带登堂；烈日和火云被树林隔开，林外的光线也照不进来；空旷的屋檐深沉幽暗，洁白的墙壁像霜一样；轻扇不摇，南窗十分清凉。这就连楚襄王的兰台，也不足以涤除暑热郁闷。秋日里，金风扫过树林，浓密的草木豁然开朗；太华山的清爽之气越过关隘吹来。于是弹琴静坐，景物显得开阔；月光洒下洁白的光辉，水中映涵着空旷的天空；鸟儿惊起于寒沙，露水滴落在高大的梧桐上。境界随着夜色加深，仿佛与尘世不同。这就连庾公的西楼，也不足以澄淡人的心神。冬日里，阴云绵延千里，大雪积有一尺，四面远望都无道路，三堂一片空白。于是置酒掀帘，凭靠窗台、倚着栏杆；玉石般的台阶如同真的美玉，玉树排列而生；傍晚天空放晴，云层散开，月光明亮；水泉潺潺，整夜都有声响。这就连子猷游山阴，也不足以尽情吟咏长啸。唉！不离开轩冕官场，却能踏入平坦旷远的境域；不走出门户庭院，却能获得江海般的胸襟；情趣近于顿悟解脱，行迹如同大隐之士。依次观赏四时的美好节候，宣泄六气的和顺之气；身份尊贵而居住在这里，可以说待遇优厚了。如果懂得自身已经安适，便思考如何使百姓安定；自身性情已经舒适，便思考如何使万物适宜；不因自己快乐而忽视鳏寡者的痛苦，不因自己安逸而忘记农夫耕作的辛劳，能够把这样的心意推及境内百姓，就是优秀的二千石长官。如今百姓也很劳苦，皇上希望他们得到安定休息，因此州郡长官的选任，比朝廷大臣还重要。于是南阳张公停止挥笔作文的职任，接受剖符出任地方长官的使命，运用游刃有余的才干治理这里。他端坐在那里，使政令严肃安静，百姓安居，终于像鱼鸟一样驯顺。他的治道看似幽微，却日益彰显。我因与他有世交之谊，有幸拜见于他的床下，并与他的诸子同列，陪坐在三堂，亲眼见到他的为人，不敢不有所记述。于是捧笔离席，请求把这些话写在堂的北面，使后人知道这座堂不只是宴饮游乐之所，也可以用来观察清静无为的治政之道。胡交修《洛阳宫记》：大禹依据山川形势划分九州，黄河以南的土地属于豫州。考察四方，审定中央位置，这里确实处在天下中心，是风雨交会、阴阳调和、冲和之气聚集的地方。这里的河流有黄河、洛水，是河图洛书的渊源，珍贵祥瑞由此兴起。镇守此地的是嵩山，孕育秀美山川、产生贤才，是神灵所居之处。灌溉之利有▯涧、伊水，水流环绕，灌溉田地，土壤肥沃，物产丰盛。这里土地广阔平坦，通达四方，四方来朝、贡赋运输如车辐集中于毂，路程均等。安置都城，居处天下中央，这里确实是帝王的居所。高宗、太宗开创并建立华夏疆域，凭借秦地百二山河的形势，承袭汉代历世的基业，定都长安，以尊崇上京。至于洛阳这座居所，虽然未能作为天子乘舆常驻之地、建立统治诸夏的根本，但文皇帝巡行眺览，眷恋这片旧邦，于是开始创建东都，使它与咸阳、长安相匹敌。于是贞观六年，将其命名为洛阳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二千石〕 （此处原文疑有脱误）他任职时，政令肃静而清明，如水一般；“木全户民如鱼鸟驯致”一句文意不明。其道理幽微而日益彰显。我因与您有通家之谊，有幸拜谒于您的榻前，并列入诸子之中，陪坐在三堂，深知您是仅凭人的才德而知人，因此不敢不有所记述。我捧笔离席，请求把这篇文字题写在堂的北面，使后人知道，此堂不只是宴饮游乐之所，也可以用来观察以清静之道施政的方式。胡交修《洛阳宫记》：大禹根据山川形势划分九州，黄河以南的土地属于豫州。考察地势、审度方位，那里确实处在天下中央，是风雨所防之地，阴阳调和之处，冲和之气也在那里汇聚。那里的河流有黄河、洛水，是图书祥瑞的渊薮，珍贵的符瑞由此兴起。那里的镇山是嵩高山，孕育灵秀、产生贤才，是神灵居处之地。那里的水利有▯涧水、伊水，水流环绕，可以灌溉，土壤肥沃，物产丰盛。这里土地广阔平坦，四通八达，通往各方；各地如车轮辐条般汇聚于此，朝见、朝贡和赋税的道路里程也较为均等。把都城安置在中央，这里确实是帝王居住的地方。高宗、太宗开始创建中原地区，凭借秦地百二山河的形势，承袭汉朝历代建立的基业，定都长安，以使上京更加隆盛。只是洛阳这处宅地，虽然未能用来承奉天子的车驾、建立统治中原的根本，但文皇帝回顾瞻望、巡历观览，眷恋这片旧邦，于是开始创建东都，使它与咸阳、秦地相抗衡。于是，在贞观六年，将其命名为洛阳宫。凡是规划国家体制，都仰取太微垣的形制，模拟银河的形象；虽然沿用了隋代旧制，但等到重新修整一新，把宫殿名称显著地题写在两座观楼之上，于是屋脊两端的金饰、宫墙之门和凤凰阙都焕然改观，更加隆盛了唐王朝兴王的气象。太宗凭借神武英伟的姿态，只要稍加顾盼，荣誉的名号所及之处，万物都得到修饰，使这座巍峨宫殿再次受到当时人的重视，难道不是伟大吗？开元时期盛况达到极点，皇帝的车驾时常巡行，下诏命儒臣宋璟、马惟白等在乾元殿广泛汇集群书。又在福门外署设立集贤书院，设置学士名额，在其中校勘书籍。所藏书籍的丰富，几乎与长安大明宫的集贤书院相等，难道不是盛大吗？臣有幸参与文翰之事，把事情的始末记载在文字中，是臣的职责。我私下认为，周王朝在岐、邠兴起，武王把都城建在镐京，到了成王才命令周公、召公共同勘定都城基址，在这里的新邑占卜定都。宣王中兴，扩大防御诸侯的力量，继承完成文王、武王的军队和田猎之事，诗人作诗歌咏，那么洛阳对于周朝来说，就是四方朝贡的地方，其来已久。太宗于是能够大体仿效古制，不废弃周王迎接诸侯的遗迹，用来光大中原的盛美光辉，能够继承上帝的美德，与成周相匹配。啊，真是盛大啊。

译至于城角宽窄的尺度、宫廷房屋的制度，都没有必要记载。只记载这座宫殿具有先王的制度，用来昭示后世。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孙记》：开始营建平泉，是为了追念先人的志愿。我跟随侍奉先太师忠公，在外地十四年；上到会稽探访禹穴，经过楚地水泽，登临巫山，游览沅水、湘水，远望衡山。先公每次停船清赏远眺，有所感触，必定凄然作遥远的遐想；他注目伊川，曾作诗说：“龙门南岳尽是伊水的源流，草木树木和人家烟火都在眼前。正值北方州郡梨枣成熟的时节，秋日梦魂已经回到郊外园林。”我的内心被这首诗感动，有了退居伊水、洛水之间的志向。以前镇守金陵时，在龙门西面得到乔处士的旧居；那里在天宝末年因避乱而远游，后来荒废成了荆棘丛。首阳山的山岭上还长着薇菜和蕨菜，山南旧日的小路只剩下竹木。我于是砍除荆棘荒草，驱赶狐狸，仿佛建成班固的住宅，逐渐营造出应叟居住的地方。又得到江南的珍贵木材和奇异山石，陈列在庭院附近。平生一向的心愿，在这里已经满足了。我曾认为，出仕和退处贵在合乎道，进退贵在不失时机。自古以来的贤达，大多留下遗憾。至于▯祖把自身寄托于柱史，柳下惠在士师任上修养德行；汉代的邴曼容，官位不过六百石，却始终没有受到屈辱和危殆，远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越国的范蠡激励文种，以急流勇退来保全自己；留侯张良依托黄老之学而辞去尘世，这还在其次。范雎听到蔡泽的一句话，便超然退身并受到尊重。邓禹看见功臣大多失败，于是远离名声和权势，这又在其次。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割取葵叶却没有保护脚的智慧，身处雁群又有不鸣之祸。虽然拥有泉石林居，却遥遥没有归期。留下这处山林居所，传给后代。卖掉平泉的人，不是我的子孙；把平泉的一树一石送给别人的，也不是好的子弟。我死后百年，如果平泉被权势者夺去，就拿先人留下的教诫，哭泣着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志愿。《诗经》说：“对于桑树和梓树，一定要恭敬。”这是说它们是父亲亲手栽植的。从前周人思念召伯，爱护他曾休息过的那棵树。近代薛令君在禁省之中看见先祖曾据坐的石头，必定感动流泪。你们难道不应当仰慕这种情怀吗？只有等到岸变成山谷、山谷变成丘陵，才可以停止这种守护。宋代欧阳修《洛阳风土记》：洛阳的风俗，大体上喜爱花。春天时，城中无论贵贱都插花，即使挑担子的人也是如此。花开时，士人和百姓争相出游，往往在古寺、废宅中有池塘楼台的地方形成集市，张设帷帐，笙歌之声彼此相闻。最盛的地方是月波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和郭令宅。直到花落才停止。洛阳到东京有六个驿站，从前不进贡花卉，自徐州李相迪留守时才开始进献御用。每年派牙校一人，乘驿马，一日一夜抵达京师。进献的不过是姚黄、魏紫等几朵花，用菜叶填实竹笼，再覆盖起来，使花枝在上面不摇动；用蜡封住花蒂，于是数日不落。大体上洛阳家家种花，很少有大树，这是因为不嫁接就长不好。初春时，洛阳人在寿安山中砍取小的花苗出售，城中称为山篦子。人家整理土地，多筑成畦垄来栽种，到秋天才嫁接。嫁接花木技术最出名的工匠称为门园子，大概本来姓东门。豪富之家没有不邀请他的。姚黄每个接头的价格高达五千钱，秋天立契约购买，到春天看到花开才付清价钱。洛阳人非常珍爱这种花，不愿把它传播出去。有权贵请求他嫁接花苗，有时他竟把接头蘸入热水中烫死后交给对方。魏花刚出现时，接头也值五千钱，如今还值一千钱。嫁接必须在春社之后、重阳之前进行，过了这个时候效果就不好。嫁接时，先在离地五到七寸左右截断花木，然后接上接穗；用泥封裹，再用松软的土培护，用箬叶做成小棚罩住，不让它见风和阳光，只向南留一个小孔以通气。到春天才去掉覆盖物，这就是嫁接花木的方法。种花必须选择好土地，全部除去旧土，再把细土与一斤白蔹末拌和，因为牡丹根甜，容易被蚯蚓虫蛀，白蔹能够杀虫；这就是种花的方法。浇花也各有时令，有时在太阳西斜时浇，有时在太阳未出时浇。秋天每十天浇一次，十月、十一月每三天或两天浇一次，正月隔一天浇一次，二月每天浇一次；这就是浇花的方法。一株花开出几朵时，要选去较小的，只留下 一两朵，这叫“打剥”，是怕它们分散花木的脉气。花刚落便剪掉枝条，不让它结籽，是怕它因此容易衰老。初春去掉箬叶小棚后，就把几根荆棘枝放在花丛上；荆棘的气息温暖，能够避霜，不会损伤花芽，大树也是这样；这就是养花的方法。如果花朵逐渐比往年变小，大概是蛀虫损害了花木，必须寻找虫穴，用硫黄插入其中；虫穴旁边又有针孔般的小洞，那是虫子藏身的地方，花匠称它为“气葱”，要用大针蘸取硫黄末刺入。刺入后虫子就会死去，花朵又恢复繁盛；这就是医治花木的方法。乌贼鱼的骨头若用来刺花树，刺入树皮后，花一定会死；这是养花的禁忌。昼锦堂记：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之后回到故乡，这是人情所荣耀的事，也是古今相同的。士人正处于困穷之时，困顿在乡里，普通人和小孩都可以轻视、欺侮他。就像季子曾因不礼敬嫂嫂而受辱，朱买臣曾被妻子抛弃；一旦他乘坐高车、驾着四马，旌旗仪仗在前面引导，士卒在后面簇拥，道路两旁的人便并肩叠迹地仰望叹息；那些所谓的庸夫愚妇，奔走惊慌得汗流浃背，羞愧地低头伏地，在车尘马足之间悔恨自己的罪过。这就是一个普通士人当时得志、意气极盛的情形，古人把它比作穿锦衣回乡的荣耀。只有大丞相魏国公不是这样。魏国公是辅佐君主的人，世代都有美德，是当时著名的卿士；从他年轻时起就考中高等科第，登上显贵官职，天下士人听到他的声望、仰望他的余光，已经有很多年了。

译所谓做将相而享富贵，都是魏国公本来就应该拥有的，并不像困穷之人侥幸在一时得志，出乎普通男女的意料，用来使他们惊骇夸耀。既然如此，高大的牙旗和大纛不足以使公显荣，桓圭和衮服不足以使公显贵；只有德泽施于百姓、功业施于国家，镌刻在金石上，传播在声诗中，使后世光耀无穷，才是公的志向，也是士人对公的期望。难道只是夸耀一时、荣耀一乡吗？公在至和年间，曾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治理相州，于是在后园建造画锦堂；后来又把诗刻在石上留给相州人。诗中认为以快意报恩报仇、夸耀名声荣誉是可鄙的，大概是不把古人所夸耀的东西当作荣耀，反而把它当作告诫。从这里可以看出公怎样看待富贵，而他的志向又岂是容易估量的呢？所以他能够出入将相之位，勤劳地为王室效力，处于险境或平安时操守始终如一；遇到大事、裁决重大议议时，垂着衣带、端正地执笏，不动声色，却能使天下处于泰山般安稳的状态，可以称为国家的重臣。他丰厚的功勋和盛大的功业，足以铭刻在彝鼎上、配合弦歌传颂，乃是国家的光荣，而不是乡里的荣耀。我虽然未能登临公的堂屋，有幸曾私下诵读公的诗，乐于看到公的志向实现，也高兴替天下宣扬此事，于是写下这篇记文。苏轼《醉白堂记》：从前魏国忠献韩公在自己府第的池塘上建堂，命名为“醉白”，取白居易《池上》诗来作为醉白堂的歌，意思仿佛是羡慕白居易而自认为不及他。天下士人听说后都感到疑惑，认为韩公既然无愧于伊尹、周公，为什么还会羡慕白居易呢？苏轼听说后笑着说：“公哪里只是羡慕白居易呢？他正是希望成为一个平常而不为人知的人，却又无法做到。上天生下这个人，将要让他承担天下的重任；那么寒冷的人会求取衣服，饥饿的人会求取食物，凡是没有得到的都会来求取。只要他有所给予，就无法承受无穷无尽的求取，因此终身处在忧患的境地，行走在利害的道路上，这难道是他所愿意的吗？”“忠献公既已辅佐三位皇帝，使天下安定，正准备回家养老，天下人却共同挽留他，不肯放他离开。在这个时候，他对乐天有所羡慕，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若考察白居易一生的经历，把公与他所得的厚薄、深浅相比较，看谁拥有、谁没有，后世的评论是不会欺骗人的。”“以文治达到太平，以武力平定乱略，谋求安定国家却不把它自认为功劳，急于任用贤才，轻视爵位俸禄，士人却不知道感激他的恩德；杀伐果断而六军安定，四方夷族和八方蛮族听到他的声威风采，天下把他的自身安危视为国家安危——这些是公所拥有而白居易没有的。”“在身体强健时请求退职，退居十五年，每天和朋友赋诗饮酒，尽情享受山水园池的乐趣；官府有多余的丝帛，粮仓有多余的粮食，家中还有声妓侍奉——这些是白居易所拥有而公没有的。” “忠诚的进言和美好的谋略，在当时发挥作用；文章文采在后世显扬；无论生死、困穷或显达都不改变操守；道德高过古人——这是公和白居易共同拥有的。”“公既不因自己拥有的东西多而自满，也不因自己没有的东西少而自卑，而是要推扩他们共同拥有的部分，把自己寄托其中。正当他把身体寄托在一场醉意之中时，便齐同所得，忘却祸福，混同贵贱，等同贤愚，与万物相同而同造化游，这并不只是把自己比作白居易而已。”“古代君子对待自己宽厚，求取名声却廉洁，所以实际功业超过名声，而世人传诵他的美德也不感到厌倦。孔子那样圣明的人，还自比于老彭，自认为与左丘明相同，又自认不如颜渊。后世君子，实际功业达不到，却都有夸大的心意。”“臧武仲自认为圣人，白圭自认为大禹，司马长卿自认为司马相如，扬雄自认为孟轲，崔浩自认为张子房，然而世人最终都没有承认他们这种自许。”“由此看来，忠献公的贤能远远超过一般人。张訚《宋真宗御制诗记》：章圣皇帝即位第七年，听说河阳济源奉仙观中有唐代鲁真人的旧居，那里有一名叫贺兰栖真的道士，道术非常高明，于是派遣使者下诏召他到京师。” 后来皇帝同他交谈，神情洒然，认为他很不寻常。栖真作诗献给皇帝，皇帝又作诗赐答，以示宠遇。一天，皇帝从容地问：“人们说先生能够炼成黄金，是真的吗？”栖真回答：“陛下圣德睿智，富有四海，可以称为真正的天子。臣愿意用尧舜之道来教化天下，只是方士的伪术不足以向陛下陈说。”皇帝对他的话大为惊异，更加恭敬礼遇。不久栖真请求回去，皇帝赐给他“宗真大师”的称号，又赐命服，并免除奉仙观的田赋。栖真活到一百一十三岁，便以尸解的方式离去，葬在观的东面。过了八十八年，他的弟子郭仲琨再次把皇帝赐诗刻在石碑上，又在碑下绘制栖真的画像，并嘱托我为此作记。臣张訚再拜叩首说：我考察自古以来，世间君主沉迷喜好道家方术的很多，但很少能得到真正的道术。因此他们开始时无不认为神仙可以求得、长寿可以祈求，甚至以破败的家业看待天下，亲自屈尊帝王之身礼敬怪诞迂阔的士人；后来大多不免被诡异荒诞之说欺骗迷惑，实在令人叹息。只有章圣皇帝身具高深玄妙之道，神明自得，以道治理天下二十四年，不必到襄城之野向人问道，也不必在崆峒山上跪行，异人奇士便应时而来，乐意把善道告诉他。所以在祥符、景德年间，天下垂衣拱手而无为治理，四海之内都享受福祉；皇帝登封泰山告成，号称达到了最高的治理境界，其功德深远。看栖真所陈述的内容、皇帝用来接待他的心意，与过去那些君主所甘心做的事相比，难道不是完全不同吗？栖真的奇异事迹很多，这里不再全部记载，只特别写下他为皇帝所说的话，如此而已。苏轼《上清储祥宫碑记》：元祐六年六月丙午日，皇帝下诏命臣苏轼为上清储祥宫落成之事撰文刻石。臣苏轼拜手叩首说：“臣因奉命作文而在北门任职，记载工程落成是我的职责。然而臣愚昧，不知道这座宫观兴建和废毁的缘由，以及各种材料和费用从何而来，冒死请求说明。”于是皇帝命有关官署把事情的经过备文上报，来诏告臣苏轼。起初太宗皇帝凭借圣明的文德和神武，辅佐太祖平定天下；即位后，把太祖所赐的金帛全部用来修建上清宫，宫址在朝阳门之内，以彰显开创王业的功劳。又因为五代兵乱之后，遗民百姓困苦不堪，便替他们向上帝祈请。到至道元年正月工程完成，百姓没有感到劳苦，天下人都称颂它。庆历二年十二月，有关官署未能防止火灾，宫殿一夜之间焚毁；从此成为荆棘瓦砾之地，共三十七年。元丰二年三月，神宗皇帝才开始命道士王太初居住在宫观旧址，用法箓符水为百姓祈禳，百姓纷纷归附他，逐渐凭借自身力量修复祠宇。

译皇帝采纳术士的话，认为宫观所在之地关系到国家子孙，于是赐名“上清储祥宫”，并赐给度牒；又把佛寺和神祠遗留下来的收益折合钱一千七百四十七万，以及官田十四顷给它。皇帝还刻制玉印，仿照汉代张道陵所用的印章，并把王太初所穿戴的冠帽、佩剑、鞋履赐给他，对他的宠信礼遇十分周备。宫观尚有十分之八没有完工，王太初便去世了。太皇太后听说后，长叹说：“百姓不能再劳苦，军队不能被征发，大司徒的钱也不能拨用，但先帝的意愿又不能不完成。”于是下令宫禁中的供奉物品务必从简节省，卖掉价值以万计的珠玉，把通常所谓天下供养的钱财全部归入储祥宫积聚的财用。所赐钱财共一万七千六百二十八万，宫观于是建成。宫中拿出白银六百多两，用来补充香火、瓜果、花卉等费用。召道士刘应真继承施行王太初的法术，命入内供奉官陈衍主管此事。从元丰四年春开始，到元祐六年秋完成，建成三门、两廊，中间三座大殿，旁边九座小殿，三座钟经楼，一座石坛；在东面建斋殿以等待皇帝临幸，在西面修筑道馆供道士居住，共七百多间，雄伟华丽而深邃，是天下壮观的建筑；百姓没有受到劳扰，有关官署也没有额外参与。唉，这可以说是最高的德政了！臣谨按道家这一流派，本来出自黄帝、老子；它以清静无为为宗旨，以虚静明察、应对万物为作用，以慈爱、节俭、不争为行为准则，符合《周易》“何思何虑”和《论语》“仁者静寿”的说法，不过如此而已。自秦汉以来，才开始采用方士的言论，于是有了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等名号，以及延寿、赤明、龙汉、开皇等纪年；下至炼丹药物、奇异技法、符箓小术，全都归入道家。学者不能确定这些究竟有无，但臣曾私下评论：黄帝、老子的道是根本，方士的言论是末流。修养根本，末流自然会相应；所以如果不施行仁义，即使演奏韶乐，也不能使天神降临；如果不能建立忠信，即使举行射乡礼，也不能招致刑罚废止。汉朝兴起后，盖公治理黄老之学，曹参向他学习，认为治理之道贵在清静，百姓自然安定；按照这一点施政，天下人歌唱道：“萧何制定法令，明确得像一条划线；曹参接替他，守住而不丢失，承继他的清静，百姓因此安宁统一。”后来文帝、景帝的治理，大体依循黄老的根本原则，清净内心，减少政事，减轻赋税，放宽刑狱，不谈用兵而天下富足。臣下看上皇和太皇太后治理天下的办法，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他们检点自身来约束万物，所以不发怒也有威严；舍弃私利来施予百姓，所以自己不积藏财富而百姓富足；委屈自己来消弭战争，所以不交战也能取胜；虚心观察世事，所以不必苛察也能明辨。即使是黄帝、老子，又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呢？根本既已树立，于是又穿粗劣的衣服、吃简单的食物，降低宫室规格，使用简陋器物，拿出多余财物来建成这座宫殿。对上，是完成先帝尚未完成的志愿；对下，是给子孙留下无穷的福泽。宫殿建成那天，百姓大为和乐，击鼓欢舞，歌唱之声直达上天。天地欣喜回应，神灵降临，祝史无需祈求，福禄自然到来。愿千年万年，永远作为神明的居所。所以说：修养根本，枝末自然会响应，难道不是这样吗？臣下已经把这件事写下，皇帝说：‘伟大啊，太祖的功业、太宗的德行、神宗的志愿，由圣母完成了。你作铭文诗，我亲自题写篇首，称为《上清储祥宫碑》。’臣苏轼拜了两拜，叩头献铭说：‘苍苍的上天，正色还是别的颜色？它俯视下界，大概也是这样。我建造上清储祥宫，并没有什么凭借来招致它，它难道肯跟随我吗？元祐年间的政治，使上下都感到喜悦；应当修治什么、营建什么呢？答道：这是因为当时百姓怀念他的仁德，官吏服从他的廉洁，鬼神畏惧他的正直，神灵赞许他的谦逊。’ 皇帝既然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子民，就应当像父亲看待儿女一样看待他们。为什么侍奉上天，却要使自己的子民贫瘠呢？确实聪明而有文德的人，不要因公事而灭弃私情。建造千根柱子的宫殿，百姓起初并不知道。它在皇祖宗庙中，仿佛在皇帝左右；风马云车跟随皇帝前来巡狩。皇帝巡视亲自建造的宫殿，察听百姓的言论，保佑我们的文母以及她的孝孙。孝孙前来享祭，左右有年高德劭的老人；没有人争强好胜，以此使我们的后代安乐。众多贤士就是祥瑞，是文母所培养的；我承受这种恩泽，努力使人才成器。千石的大钟、万石的大磬，相互配合，刻写成铭诗，使声名震动四海。庄子庙碑记：庄子是蒙地人，曾任蒙地漆园吏。他死后一千多年，蒙地仍然存在，却从未有人祭祀他。县令、秘书丞王竞开始修建祠堂，请求文章来作碑记。谨按《史记》记载，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代，他的学问无所不涉，但根本归结于老子之言。因此他所著十多万字，大多是寓言。他作《渔父》《盗跖》《胠箧》，用来诋毁孔子一派，以阐明老子的学说，但这些话终究不能作为准则。楚国公子化装出逃，守门人刁难他，他的仆人举起鞭子骂道：‘奴才竟这样无能！’守门人这才放他出去。世事本来就有颠倒行事、违背常理的情况。如果把仆人看作不爱护公子，那么这件事就无法成立，公子所遵循的法则也不能如此解释。庄子的话，往往是实在的内容而采用文饰的表达，表面上排挤而暗中帮助孔子，直接称赞孔子的正面话大概没有几句。至于诋毁孔子，也未尝不隐约显露出他的真实意图。他评论天下的道术，从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等人，直到他自己，都认为各自是一家，而孔子没有被列入其中；这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我曾怀疑《盗跖》《渔父》似乎确实在诋毁孔子，《让王》《说剑》却浅陋得不合道理。反复观察，才明白这也是寓言的结尾。书中说：阳子居向西游历到秦国，遇见老子。老子说：‘你这样睁大眼睛、傲然自得，又能和谁相处呢？最洁白的东西好像蒙受羞辱，盛大的德行好像还不足。’阳子居惶恐地改变了脸色。他先前出行时，寄宿处的人都争着迎接他，主人亲自拿席子，妻子亲自拿毛巾和梳子；寄宿的人为他让座，烧火的人为他让开灶台。他回来时，寄宿的人却同他争座位了。把《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删去，便可以同《列御寇》篇相合。书中又说：列御寇到齐国去，走到半路返回，说：‘我受惊了！我在十家浆店吃东西，竟有五家先送给我。’后来醒悟过来，笑道：‘这本来就是一篇寓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译庄子的话还没有说完，昏昧的人却抄取它来塞入自己的言论，我不能不加以辨析。凡是分章、命名篇目，都是后世俗人的做法，并不是庄子的本意。晁补之《照碧堂记》：离开都城向东，顺流航行千里，沿途都是种植桑麻的平野，没有山林登临观赏的胜景。然而从通津门放船出发，不住两夜就到了宋州；那里城郭街市繁盛，人口众多，百货往来不绝。与其他州相比，宋州也算繁盛如都城了。可是从都城来的人，一到这里便已经豁然看出它是宽阔闲适之地而感到快乐。难道只是因为人情厌倦了已经看惯、吃腻的东西，而喜欢得到自己尚未满足的吗？人们早晚奔忙于尘土飞扬、车马喧闹之中，太阳偏西才吃饭，半夜才休息，好像有人急迫地驱赶着，不能放松身心与这种生活相伴。因此平日心中虽有快乐，也无暇想到它。等到突然离开这种生活时，也不一定非要到山林遥远绝僻之处；只要稍稍依傍清静之地暂时休息，人的心情和周围环境自然宽闲，不会急迫。原先所喜爱却无暇思念的东西，不曾与它相约，却会在一旦闲适时自行恢复，这个道理本来就是如此。这就是照碧堂成为胜景的原因。宋州是本朝最初奠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诏令以府为南都，并在双门建立别宫以后，所以经衢左边是留守官署，面向城池、背靠市场，前面没有通路，后面与民居相接。城南有一片湖，长五里。此前曾在城上建堂俯临湖面，年久之后已经倾圮。如今龙图阁学士、南丰人曾公以待制身份留守南都，才开始将它修葺并扩大。大约建成于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日，横向七楹，进深五丈，高得可以树立旌旗。自古诸侯的宅第没有比它更宏大的。此前，南都每年赏赐官僚宾客的费用为七千缗钱，曾公俸禄有限，也不因此奢侈地供给厨传，所以能有余钱积存来营建这座堂。它高耸如从城垛上跃出，百姓却不知道，因而可以放开胸怀、登高远望，所见一切都使人舒适。堂南是汴渠，起于魏地，经过楚地；长堤曲折延伸，帆船桅樯时隐时现，这正是隋炀帝留连忘返的地方。堂西有商丘祠，祭祀陶唐氏时代的火正阏伯，因为他有功，故在其旧墟上享受祭祀。堂东有双忠庙，唐代张巡、许远守卫城池而死，南霁云也曾在通往贺兰的道路上飞驰求救。唯独梁朝旧苑，曾有复道相连、平台绵延三十里，如今只有名称流传，遗迹已经无从寻找。即使隋朝强盛，也有它所守护的事物，何况水渠还在这里。奢侈靡费的事物容易消灭，而功勋、声名、忠义却越久远越能保存，难道不是不可抹杀的吗？当初，补之任校理，任职淮南时，曾跟随曾公在湖上宴饮。后来我被贬官到宋州，每次登上此堂，必然感慨地怀念曾公；拍着栏杆极目远望，只见天空低垂、原野尽头，心意仿佛驰骋到遥远的太空。花色明丽，草木散发香气，万物娇美，湖光浩荡，飞光照射着堂屋栋梁。盛夏畏惧烈日，坐在堂中便看见风雨从堤上而来，水波纷乱，柳枝摇动，荷叶倾斜，鸥鸟全都飞舞，宾客回头相视而笑，悠然不能离去。这不只是都城来的人认为这里是胜景，即使已经饱览吴楚登临游览之乐的人，渡过淮河向北来，也不会再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同样会徘徊流连而喜悦。人受到外物感动的情形相同，但引起感动的原因不同，片刻之间就会因此改变心情。快乐尚未结束，悲哀又随之而来。所以齐景公赞美齐国之后随即流泪，传记也说：‘登高远望，会使人的心怦然跳动。’古代那些豪杰、愤懑而忧虑世事的人，有的正是由此产生这种感慨。像羊祜在岘山山顶长叹，当然可以看出他的志向所在，不能只说是悲哀和快乐反复交替而已。曾公和我都曾起于废置之中，后来曾公任太史，我也成为史官，间或一同到这座堂，曾公嘱托我写记。后来曾公任南都守，我任河中守，他来信又提到这件事。我曾评论说：‘古人所居住的地方，有的认为哪怕只住一天也必须修葺，离开时要像刚来时一样；有的连一间屋子也不打扫。’ 认为住一天也必须修葺，是说如果连细小之处都不肯苟且，那么对大的事情也会推而行之；认为连一间屋子也不打扫，是说自己有志于大事，却未必最终能够完成。至于成败是否成功自有命数，那么婼与蕃的贤能是否就在这里？我还不能判定。曾公的意思却是说：‘我对这件事有什么功劳呢？不过是按照自己的爱好去做罢了，有什么可争辩的？’曾公名肇，字子▯。他的文学、德行、侍奉君主和修养自身的作为，都足以成为后人的规范。他的出处进退在古人之中，他想在天下后世有所作为。他把这些志向收束起来施行于一个郡，并不因范围小而自我轻视，反而以能够自得为乐；又乐于同众人共享，这就是这样的情形。这座堂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岳珂《追封鄂王告阴碑记》：鄂州占据长江上游，是重要地区；驻扎军队十万，进军足以像猛虎吞噬京洛，退守足以雄踞、分据吴蜀，具有建瓴高屋般的形势。江左没有比它更强的地方。绍兴初年，天子考察麒麟玉册的祥瑞，观察黄旗紫盖的气运，应天顺时而动，化作龙向南飞翔。长江浩荡，是上天设置的险阻；千里坚城，确实是重新分守、收复失地的重地。先王分剖符节、授予斧钺，实际承担了专任征伐的使命。虽然往来巡守、戍防不定居所，但大体上以鄂州为根本，隐然具有不采藜藿也能震慑敌人的威势。我曾考察评论地势，纵观古今；自三国以来，各代兴起于南方的政权，所凭借和守卫的地方各不相同。然而背靠桐柏山南麓，山阳、合肥、广陵、濡须等重镇交错而立，凭长淮为带，以南海为屏障，都足以扼守东西交通的要冲。只有襄、沔旧疆，绵延数千里，上通巴蜀，下连接舒、濮一带；河川平缓、原野空旷，没有设置关塞，巡夜击柝之声彼此相闻，早晨出发，晚上就可以到达。可是自元丰以来，持弓的敌兵从来不敢向南窥视岘首，宁可渡过大河、冒着重重险阻，常常从柘皋、大仪一带出兵，舍弃容易进攻的地方而图谋困难之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两路夹在敌寇与边境之间，而守军据守数十座城池；与独自以全军抵挡一面的情况相比，力量是否专一集中，本来不必争论。可是敌人所擅长的驰骋作战，反而畏缩惭惧而不敢施展。当时穿鞋行军的人，追溯那时的情形、观察当时的人物，也就可以明白了。皇上即位十二年，遥想麒麟阁上功臣名望的盛况，正要尊崇中原、安抚四方。某日夜半，皇上感慨地读到我上奏求告上天的文章，思考用什么办法使九泉之下的先王得到极大安慰，认为选择安乐之土，没有比鄂州更合适的，于是把全国分割封给他，使他成为王。诏书再三褒奖，温厚宏大，不仅足以成为万世无穷的恩宠，也尤其深刻鲜明地辨明了忠臣与奸邪的事迹。我一个小小臣子的言论，实在不知道凭什么能够感动天心、使君主醒悟；只是一个不得其平而鸣叫的狂妄男子，便认为上天虽然高远，也有不能漠然置之的事情。

译我即使死去，也确实可以不朽了。想来先王奉天命驻军的地方，营垒城墙和陈列的石刻，至今仍巍然存在。乾道年间又曾下诏在沔阳赐建先王庙，先王的功烈于是同鄂州始终相连。我不肖，生前未能赶上侍奉先王；出生二十二年以后，才得以用笔墨片言，追究并昭明地下的冤屈，完成先父临终时的遗志。每当想到这件事，早晚都战兢惭愧，深怕冤屈渐渐被私情苟且掩藏，使圣朝表彰忠臣的非同寻常的典章不能向后世彰显。于是把诰词刻在美玉般的碑石上，树立在庙下，用来颂扬今天皇帝光明盛大的美好命令，又附记其中的缘由。在汉朝初年，白蛇横分泗水原野，有个臣子名叫张良，跟随高祖驻留下邳，经营四方，最终平定大业。到了白马盟誓、丹书记功、剖符定封之时，选择齐地三万户作为封邑，他却不愿接受，于是厚待他的乡里，以表彰上天授予的功劳。既然如此，考察功名建立的根基直到最终成功，土地因人而显贵，人又因土地而彰明；推究其中缘由，难道只是偶然吗？因此我叙述这些事实，并且把先王在鄂州的始末，追接附会于前代的义谊，希望鄂州人知道开国承家的由来，明白告示子孙，永远不要忘记皇上的意旨。开禧年间，疆圉单阏岁，某月上弦，孙承事郎岳珂记。朱熹《谢上蔡祠记》：谢先生名良佐，字显道，为人英明果断，刚强有力而不知疲倦，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每天都有学习功课。比如用生机来说明仁，用真实来说明诚，用心神警醒来说明敬，用探求正确来说明穷理，这些立意都精确恰当而且直指本义。把穷理、居敬作为进入德行的门径，更是深得程明道教人的纲领。他曾任德安府应城县令，胡文定以典学使者身份巡行所属州县，经过应城时，不敢以职务上的事情相问，只因有人介绍，便请求按照弟子礼拜见谢先生。进门看见吏卒挺立在庭院中，像土木偶人一样，肃然起敬，于是向他请教求学。当时一同登门求学的人，也都称赞他的言论宏阔奔放，善于启发人。如今读他的著作，还可以想见他的风采。刘君访求他的遗迹，修缮了学校，便在讲堂东侧设置神位祭祀他。刘君从千里之外寄来书信，请我写文作记。我年轻时就妄自以为有志于学，后来依靠谢先生的言论才启发了求学的兴趣；而他一生的行事又都高迈卓绝，足以使人奋发，我常常担心他有一天湮没无闻而无人传承。刘君的请求正好触动了我的心愿，于是没有推辞，写下这篇记文，给求学的人看。绍熙辛亥年冬十月丙子朔日记。刘义庆《大业杂记》：大业元年，敕令有关官署在洛阳故王城以东营建东京，任命越国公杨素为营东京大监，安德公宇文恺为副职。废弃三崤旧道，下令开通葼栅道。当时有个术士章仇太翼上表奏说道：‘陛下属木命，雍州是冲破木命的方位，不可长久居住。’又听说开皇初年有童谣唱道：‘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被封为晋王，这就是应验。皇帝看了奏表悲伤起来，有了迁都的想法，当天车驾前往洛阳，把洛州改为豫州。从豫州到京师八百多里，设置十四座行宫，另有宫门和正殿。征发河南道各州郡的兵夫五十多万人，开通津渠，从黄河起，经荥泽进入淮河，长一千多里。又征发淮南各州郡兵夫十多万人，开凿防沟，从山阳淮河通到杨子而入长江，长三百多里，水面宽四十步；建造龙舟，两岸修筑大道，种植榆树、柳树。从东都到江都二千多里，树木交错成荫。每隔两个驿站设置一座行宫，作为停宿之处。从京师到江都，离宫有四十多所。东都大城周长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面抵达王城，东面越过瀍水、涧水，南面跨过洛川，北面越过谷水。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南东西两侧各有两重城门，北面三重；南临洛水，开辟大道，正对端门大街，一名天津街，宽一百步。道路两旁种着两行樱桃树和石榴树，一直通到端门。从建国门向南北延伸九里，四望都是成行的树木，人从树下通行；中间是御道，泉流沟渠贯穿其中，相互映衬。端门就是宫城南面的正门，重重楼阁相叠，楼上名为太防观，面临大街，正向南直达二十里外的龙门。端门外一百步有黄道渠，宽二十步，渠上有三座黄道桥。过渠二百步到洛水，有天津浮桥横跨水面，长一百三十步。桥南北有四座重楼，各高一百多丈。渡过洛水二百步，又把洛水引作重津渠，宽四十步，渠上有浮桥。渡口有时开闭，用来让楼船进入苑中。重津以南一百多步有大堤，堤南有民坊，各自周长四里，开四座门，临近大街；门都建成重楼，用丹粉装饰。洛水以南有九十六坊，洛水以北有三十坊，大街小巷纵横相对。从重津向南走过六坊，便有建国门，即罗城南面的正门。门南二里有甘泉渠，引洛水入伊渠，渠上有五座通仙桥，时人也称为五桥。桥南北有华表，长四丈，各高一百多尺。建国门西二里有白虎门，再向西二里到苑城，沿城行三里有天经宫，南二里有仙都宫，都设置了先帝庙堂。建国门东五里有长夏门，向南二里到丹水渠，再向南五里到伊水；伊水向东北流十多里汇入洛水。端门西一里有右掖门，出门向南经过黄道渠桥，南道西面有右侯卫府。出右掖门，沿门旁水渠向西二里有龙天道场，南面临近石泻口，就是炀帝门师济阇黎居住的地方。石闸东西长二百多步，宽五十多步，深八尺，全部使用青色大石，石长七八尺、厚一尺，从上到下叠成三层，又用大铁制成的细腰相互钩连，十分牢固。正对泄水口三十步处，最初修造泄水设施时，挖地得到一个大窖，容量约一千斛。于是填塞窖穴，修成泄水口，但不到一年就破碎了。皇帝命济阇黎诵咒之后，再次修补，能够坚立两年。阇黎去世后，又重新毁坏。前后共用工四十万人。通过泄水设施排入三座城池，水流沿黄道渠进入洛水。端门东有左掖门，南道左面有左侯卫府。左掖门东二里有承福门，就是东城南门。洛水以南有翊津桥，通往翻经道场。新译佛经的底本从外国传来，使用贝多树叶，形状像枇杷叶但厚而大，横向书写经文，写完多少便把它们缀在一边，像文牒一样，现在称为梵夹。

译道场北面是府道术坊，聚集的都是研究阴阳和梵呪的人，有修道术的人居住其中，过去曾有一百多家。东城东面有宣仁门，临近大道，大小与天津街相似。向东走过六坊，到了上春门外；道路南北两侧有东西向道路，设有一百多所各地都邸，是每年朝集使停留的地方，也有新户坊。向东三里到双槐树，宫城正门叫则天门。向南距端门五百步，则天门向东一百步有兴教门。兴教门一里有重光门，就是东光正门。门东二百步有泰和门，门内还有重观门，就是左右藏。左藏有六重库门，每重二十五间，每间一十七架，共一百五十间。右藏有两重房屋，共四十间，房屋大小与左藏相同。出则天门，向南横街笔直延伸七百步，有东太阳门，即东城门。沿东街向北三里有合嘉门，门北就是合嘉城，城北有德▯门。出合嘉门向西有圆璧门，门西有圆璧城。城正南有曜仪门，门南就是曜仪城。城南有玄武门，门内就是宫城。出则天门，沿南横街向西直行七百步有西太阳门。出门后沿道路向西南走，第一院是齐王宅，第二院是燕王宅，第三院是陈王宅，第四院是代王宅，第五院是越王宅。宅第西面抵达周王古城，城西便进入苑中。则天门南八十步，经过横街，路东有东朝堂，路西有西朝堂。西朝堂向西连接内史省，内史省西面连接谒者台，谒者台连接右翊卫府。右翊卫府西面抵达右掖门街，街西有辇库，辇库西面就是西马坊，西马坊西面抵达西城。西朝堂第二街北壁一侧是右骁卫府，府西连接右御卫府，府西抵达右掖门街；街西有子罗仓，仓中储盐二十万石。子罗仓西有六十多座粳米窖，每窖各容八千石。粳米窖西至西城，西朝堂南面第三街第一处是御史台；御史台西面连接秘书省，秘书省西面连接尚食库，尚食库西面连接右监门府，右监门府西面连接长秋监，长秋监西面抵达右掖门街；街西是掌醯署，署西连接良醖署，署西面直到粳米窖坊。东朝堂东面连接门下省，门下省东面是殿内省，殿内省东面连接左掖卫府，左掖卫府东面抵达左掖门街；街东是西钱坊，西钱坊东面连接东钱坊。东朝堂南面第二街第一处是左骁卫府，府东连接左备身府，左备身府东面是左武卫府，左武卫府东面连接左屯卫府，左屯卫府东面连接左御卫府，左御卫府东面连接左掖门街；街东就是少府监，少府监东面就是城墙。东朝堂南面第三街第一处是司隶台，台东连接光禄寺，光禄寺东面连接左监门府，左监门府东面连接太府寺，太府寺东面抵达左掖门街；街东就是少府监，少府监连接南监，监东到城墙，从城墙出东太阳门街。北道向东第一街有鸿胪寺，寺东有司农寺，司农寺东面连接太常寺，太常寺东面抵达城墙。第二街就是宣仁门大道，大道北面是尚书省。第三街有将作监，监东连接太仆寺，太仆寺东面到城墙。第四街有卫尉寺，寺东有都水监，都水监东面是宗正寺，宗正寺东面连接大理寺，大理寺东面抵达城墙。则天门有两重楼观，楼上题名紫防观，左右连接阙楼，阙高二十尺。门内四十步有永泰门，门东二百步到昌门。永泰门西二百步到景运门，两处都有步廊，连接排列坐守的卫兵。永泰门内四十步有干阳门，门上有重楼。干阳门东西两侧也有轩廊环绕。门内一百二十步有干阳殿，殿基高九尺，从地面到鸱尼高一百七十尺；殿面十三间、二十九架，有三层台阶，轩廊、文饰、雕镂的栏槛和栾栌重重叠叠，潦拱多达千具，云纹楣、彩绣柱、华美椽梁、碧色椽档，无不极尽轩昂屋脊的壮丽。殿柱粗大，要二十四人合抱；柱旁有井，垂下莲花形装饰，仰头看去令人眼花目眩。南轩垂挂珠丝编成的网络，离地不足七尺，用来防止飞鸟。四面以轩廊环绕，供宿卫兵坐守。殿庭东西南北各有天井，井面宽二十尺。庭院东南、西南各有一座重楼，悬挂一口钟和一面鼓，刻漏就在楼下；随着刻漏报时，便敲钟击鼓。大殿北三十步有大业门，门内四十步有大业殿，规模小于干阳殿，但雕饰华丽胜过它。干阳殿东面有东上阁，阁东二十步再向南走六十步有东华门；门东四十步、道路北面有文成门，门内有文成殿，四周有轩廊。东华门南四十步有左延福门，出门向东走一百步到章善门。干阳殿西面的街道上有西上阁，通入内宫阁；向西二十步再走六十步有西华门。出门向西三十步，道路上有武安门，门内有武安殿，四周有轩廊。西华门南四十步有右延福门，出门向西走一百步到明福门。这些就是大业、文成、武安三殿；皇帝在殿中坐着接见朝臣时，宿卫人员随同进入内宫人的殿庭，其中种有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以及各种名贵药材和奇花异草。东面有两口大井，井面宽十多尺，深一百多尺。这三座殿以内，内宫还有许多殿宇，不能全部知道。则天门东二百步有兴教门，门北三十步有昌门，门北二百步有章善门。内宫进膳由尚食、进药由尚药、进献物品由内尚，都从这道门进入。昌门内道路左侧有内殿内省、少府内监、内尚光禄内防；道路右侧有门下内省、左六卫内府、左监门内府。进入章善门的横街，向东一百二十步有重润门，门东有东宫。则天门西二百步有光政门，门北三十步有景运门，门北二百步有明福门。内宫命妇入朝、学士进书，都从这道门进入。进入景运门的道路左侧有内史内省、秘书内省、学士馆、右监门内府、右六卫内府、鹰坊内甲库；道路右侧有命妇朝堂、惠日和法云两座道场、通真和玉清两座元坛，并连接西马坊。进入明福门后向北三十步有元靖门，门内有元靖殿，四周有轩廊，是内宫另行供奉经像的地方。

译出元靖门，沿横街向东四十步有修文殿；向西走一百步有阊阖重门。门的南北两侧都有仰观台，高一百尺。门西面就是宝城。城内有仪銮殿，殿门处有乌桲林、栗林和四行葡萄架，每行长一百多步。葡萄架南面是射堂，正对阊阖门向西二百二十步有宝城门。出宝城门，沿城边走三里有方诸门，门就是圆璧城。出宝城门向西走七里到青城宫，就是西苑之内。大业元年夏五月，修筑西苑，周长二百里。苑内建十六院，曲折环绕龙鳞渠。第一是延光院，第二是明彩院，第三是含香院，第四是承华院，第五是凝晖院，第六是丽景院，第七是飞英院，第八是流芳院，第九是耀仪院，第十是结绮院，第十一是百福院，第十二是万寿院，第十三是长春院，第十四是永乐院，第十五是清暑院，第十六是明德院；设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自主持一院。庭院种植名花，秋冬时便剪取杂色花枝，颜色衰败就换上新的。池沼之中，冬月也剪取花枝制作菱荷的样子。每座院开东、西、南三门，门都临近龙鳞渠。渠面宽二十步，上面架着飞桥。过桥一百步，便是杨柳和修竹，四面郁郁葱葱。名花美草掩映着轩廊台阶。其中有逍遥亭，四面合成，结构华美，古今无与伦比。这十六院大体相仿，每院各设置一屯，屯以所属院名命名。每屯设置正一人、副二人，都由宫人担任。屯内准备饲养牲畜的草料，开池养鱼，建园种蔬菜，栽种瓜果；水陆珍馐无所不有。苑外供游览观赏的地方，又有几十处。有时泛轻舟、画舸，练习采菱之歌；有时登上飞桥阁道，演奏春游之曲。苑中筑山造海，周长十多里，水深数丈。海中有方丈、蓬莱、瀛洲诸山，彼此相距三百步，山峰高出水面一百多尺。山上有通真观、习灵台、总仙宫，分别建在各山之中。风亭月观都用机关建造，有时升起，有时隐没，仿佛神灵变化。海北面有龙鳞渠，曲折环绕十六院。入海向东有曲水池，池中有曲水殿，是上巳节举行祓禊宴饮的地方。每年秋季八月月明之夜，皇帝带领三五十名宫人骑马，等到人定以后，打开阊阖门进入西苑，歌声乐声一直传到天明。各府的官员于是创作了几十首《清夜游》曲。起初由尉卫卿列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管修筑宫城，同时调集兵夫，四面周围共有七十万人。城墙周围筑有两重，绵延三十多里，高四十七尺。宫城内部各殿的基址和各种墙院，又役使十多万人。河南郡在宣范里，西北距宫城七里。河南县在政化里，距宫城八里，在天津街西面。洛阳县在德茂里，位于宣仁门道北，向西距宫城六里。大同寺周长四里，在河南县西十里。出上春门，沿罗城向南走四百步到漕渠，再沿漕渠向西三里到通远桥，桥跨在漕渠上。桥南面就是通达寺，分二十道门路进入寺中。市东面连接漕渠，市场周长六里，里面停泊各郡国的船只，船头船尾多得以万计。市场南面临洛水，跨水有临寰桥。桥南三里有丰都市，周长八里，开十二座门，里面有一百二十行、二千多家店铺，屋檐瓦脊整齐相连。平远望去，仿佛一片；榆柳交错成荫，四通大道汇聚于市场。四面墙边有四百多家店铺，重楼高阁彼此映照，招来商旅，珍奇货物堆积如山。出上春门向东十二里有亭子宫，宫南临漕渠，东面临积润池；池东二十里有华林园，备有池塘等供临观游玩的地方。建国门西南十二里有景华宫，宫内有含景殿、射堂、楼观，池塘沟渠绵延十多里。又有甘泉宫，一名芳润宫，周长十多里；宫北通向西苑，里面多山冈、高峰、曲涧，秀丽奇特，其中有阆风亭、栖霞观、行雨台、清暑殿，南面有通仙飞桥，百尺涧和青莲峰，峰上有翠微亭，游览观赏的美景以这里为最。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富郑公园，洛阳的园林池苑大多因袭隋唐旧址，只有富郑公园开辟较晚，而景物最为优胜。游人从府第向东走出，经探春亭，登上四景堂，整个园林的胜景便可一览而得。向南渡过通津桥，桥上是方流亭；望见紫筠堂后返回，向右转入花木之间，沿一百多步的曲折小路到樾亭，观赏幽台，抵达重波轩才停下。向正北走到上筠洞，从这里进入大片竹林。凡是称作‘泂’的地方，都砍竹一丈多长，引水穿过，再在竹上架路；横向的洞有一条，叫土筠，纵向的洞有三条，叫小筠、石筠、榭筠。四洞以北，竹林中错落排列着五座亭子，名叫丛玉、披风、漪岚、夹竹、兼山。稍向南有海台，再向南有天光台，台高出竹木梢头。沿洞南面向东走，还有卧云堂；卧云堂与四景堂南北相对，左右两座山背靠着、压住通流。凡是坐在这里，便仿佛可以把整个园林的胜景都拥入怀中。郑公辞去政事回家后，尽力谢绝宾客，在这座园园中燕息近二十年。亭台花木都出自他的亲自规划和精心设计，所以曲折、横直、开朗、深密，无不各有幽深的构思。园外还有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王开府宅环溪、刘氏园、丛春园、天王院花园子、李侍郎归仁园；本是唐代丞相牛僧孺的园子。洛阳有许多大园池，这里最为第一。还有苗帅园，本是开宝年间宰相王溥的园子；赵韩王园、李氏仁丰园；松岛在唐代是袁象先的园子，宋代属于李文定公丞相，如今是吴氏园；文潞公东园、紫金台、张氏园、水北胡氏园、大字寺园，本是唐代白乐天的园子；司马温公独乐园；湖园在唐代是裴晋公宅园；吕文穆园舍。此外还有嘉猷、会节、恭安、溪园等，都是隋唐的官园。虽然如今已经耕作成良田，树木也变成桑麻，但宫殿池沼以及当年宾客聚集的盛况，今天的遗老旧民仍有能认出所在、说出兴废原由的。游览这些遗迹，也可以看到万物没有常态，时代忽然到来又忽然逝去。

译评论说：洛阳处于天下中央，凭借殽山、渑池的险阻，扼守秦陇的咽喉，又是赵、魏交通汇集之处，大概是四方必争的地方。天下平安无事时，洛阳也就兴盛；一旦发生战事，洛阳首先遭受兵祸。所以我曾说：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征候。唐代贞观、开元年间，公卿贵戚在东都开设馆舍、修建宅第的，有一千多所；等到天下离乱，接着又经历五代的惨酷战乱，园中的池塘竹树被战车践踏，废弃成为丘墟；高亭大榭被烟火焚烧，化为灰烬，与唐朝一同灭亡，毫无遗存。因此我曾说：园林的兴废，是洛阳盛衰的征候。既然天下的治乱可以从洛阳的盛衰看出，而洛阳的盛衰又可以从园林的兴废看出，那么《名园记》的写作，难道是徒然的吗？唉，公卿大夫正当在朝廷晋用之时，却放纵自己，只顾一己私利，忘记天下的治乱，想等退居之后享受这种园林之乐，能够得到吗？唐朝走向末路，正是这样。蜀僧祖秀《华阳宫记》：政和初年，天子下令在禁城东南角营造寿山艮岳，诏令宦官董其事。用船装载奇石，用车舆辇运上山，驱使军人一万人，筑起十多仞高的冈阜，再增添太湖石、灵璧石；山势雄伟峭拔，工程几乎夺取天然造化。石头都像激怒相撞，有的像踢踏，有的像啃咬，牙、角、口、鼻、头、尾、爪、距，千姿万状，极尽奇异怪诞；又用盘曲的树木、树瘿和藤蔓辅助装饰，杂植黄杨、对青等在山上。又顺着山势回旋的形态，凿石开路；遇到险处便设置石阶，凌空处便架设栈道楼阁；又在山顶增建高台榭作为冠盖。搜求远方珍贵木材，集合天下巧匠能工，开始营建。山的上下还运来四方珍禽奇兽，动辄以亿计，却仍认为不够。凿地造成溪涧，垒石修筑堤岸，任凭石头天然的形态，不加斧凿；利用剩余泥土堆成山，山体裸露，峰棱如削，飘然呈现云的姿态、鹤的形状，称为飞来峰，高过城垛，翻转处又像长鲸。山腰直径百尺，种植梅树一万株，称为梅岭。连接其余山冈，种植丹杏、鸭脚，称为杏岫。又增土叠石，间隔留下空穴以栽黄杨，称为黄杨巘。筑成长冈种植丁香，在积石之间设置险要，称为丁嶂。又得到赤色石头，任其自然形态增筑成山，以椒、兰杂植其上，称为椒崖。连接群山尽头，增土筑成大坡；移植东南的侧柏，枝干柔密，揉折也不断，繁茂交结如幢盖，鸾、鹤、蛟、龙的形状动辄有数万种，称为龙柏坡。沿寿山西面，移竹成林，又开小径达数百步。竹子同根而枝干各异的，多得无法记数，都是四方珍贵贡品，其中又杂植对青竹，十之八九都是这种竹子，称为斑竹麓。又得到赤色石头，光滑洁净如削平的面，直径数仞，便依势筑成山，紧贴山体高高耸立。山阴放置木柜，山顶开凿深池；皇帝车驾临幸时，便驱使水工登上山顶，打开闸门放水形成瀑布，称为紫石壁，又名瀑布屏。从艮岳山麓开始，雕琢石块铺成台阶，石质都温润洁滑，称为“朝真磴”。又在洲上种植芳香树木，以海棠为最盛，称为“海棠川”。寿山西面另行营造园囿，称为“药寮”；其中宫室台榭特别著名的，有琼津殿、绛霁楼、萼绿华堂。筑台高九仞，可以遍览都城，近处仿佛举手顾盼便能看见；又营造碧虚洞天，群山环绕，开凿三个洞口作为“吕”字形门，以沟通前后苑，在中央修建八角亭，亭的椽、檩、窗、楹都用玛瑙石装饰。又把那里雕琢成龙形台基，引景龙江向东流出安远门，以供皇帝乘龙舟临幸。东西有撷景二园，西园则逆水乘舟到景龙门，供皇帝临幸曲江池亭。又从潇湘江亭开闸，通往金波门，皇帝向北临幸撷芳苑；在堤外筑垒防卫，临水遍种绛桃、海棠、芙蓉、垂杨，几乎没有空地。又在旧地建造野居，在山麓治理农圃，开通东西两关；两旁是悬崖，石磴道路狭窄逼仄，石头多有峰棱，经过的人无不胆战股栗。凡从苑中登临群峰，出入的道路只有这三关。又建造了六七处胜景，有跃龙涧、漾春陂、桃华闸、雁池、迷仙洞等，其余胜迹无法全部记载。工程完工后，皇帝给它命名为“华阳宫”。华阳宫大体上是群山环列其中，取得数十顷平坦荒地，用来治理园圃；又在西面开辟宫门，入宫道路比御道还宽。道路左右的大石都像树林一样直立，约有一百多块，皇帝分别以“神运昭功敷庆万寿峰”等名目命名。其中神运峰最为高大，周围有百围之广，高六仞，赐爵号为“盘固侯”，位居道路中央；用石头束成一座小亭来遮护它，高五十尺，皇帝亲自撰写并书写记文，又在石头东南角立了一通三丈高的碑。其余的石头，有的像群臣入内侍立于帷幄之中，神情端正严肃，令人不敢冒犯；有的像因敬畏天威而战栗；有的像奋然前行；又有的像弯腰俯身、直陈危言以表示庭诤之态。它们各种奇异的形状和姿态，足以供人观赏的很多。皇帝既然喜欢，便全部赐予名称。守吏把皇帝的御笔题字排列刻在石头上。其他轩榭庭院道路间，也有巨石像棋子、星星一样罗列分布，都一并赐名。只有神运峰前的群石用金色装饰字迹，其余都只是青黛色。这就是用来排列它们甲乙等级的依据。于是给群峰命名，大略有：朝日升龙、望云坐龙、矫首玉龙、万寿老松、栖霞扪参、衔日吐月、排云冲斗、雷门月窟、蹲螭坐狮、堆青凝碧、金鼍玉龟、垒翠独秀、栖烟亸云、风门雷穴、玉秀玉窦、锐云巢凤、雕琢浑成、登封日观、蓬瀛须弥、老人寿星、卿云瑞霭、溜玉喷玉、蕴玉琢玉、积玉叠玉；聚集秀峰而位于水洲上的，称为“翔鳞”；立在渡口水边的，称为“舞仙”；独自盘踞洲中的，称为“玉麒麟”；高居寿山之上的，称为“南屏”；小峰而依附在池边的，称为“伏犀”；还有怒猊、仪凤；鸟龙立在沃泉上的，称为“留云宿雾”；又有藏烟谷、滴翠岩、搏云屏、积雪岭。

译其中有一块黄石倒伏在亭旁，称为“抱犊”。天门又有两块大石，与神运峰相配；因其位置特殊，足以压住众石，便修亭加以遮护。放置在寰春堂的石头，称为“玉京独秀”；放置在萼绿华堂的太平岩，称为“卿云万态奇峰”。天下的美景、古今的胜迹，在这里都汇聚尽了。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城中人共同到寿山艮岳之巅躲避敌兵。当时大雪刚刚放晴，丘壑、树林、厅堂楼阁灿然如画。天下所有的美景、古今所有的胜迹，都集中在这里。祖秀环览数日，赞叹惊异，确实认为这是天下最壮伟的景观，只是天然造化还有没有完全尽显之处。于是概括记述其大略，写下《华阳宫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枚〕 金代王庭筠《五松亭记》：林虑西山横亘绝续百里，隐约像一条卧龙。谼峪是龙首，天平山是龙脊，黄华山是龙胁，鲁班门是龙尾，曲折地向北延伸。退后远望，半空中山壁高耸，仿佛没有道路。大概越是深入探寻它的内部，就越深邃奇异。黄华山的佛寺、天平山的道宫，如今都已经成为废墟，只有谼峪的宝岩寺独自保存完整。寺院创建于北齐天保初年，到本朝大定年间，宝公改为禅院，钟鼓清越，林泉也焕然改观，从此闻名天下。寺院的主持李辅之，是本县的县丞。他初次进入寺院，喜爱这里，竟舍不得离去。过了很久，他叹息说：“寺院固然优美，但树林过于茂密，房屋被遮蔽，游览者纵情舒怀的兴致仍未完全得到满足，必须得到它的全貌。”于是他穿过溪流向南走，登上南山后向东下行，来到防壑，那里有几寻见方的平地，像坛基一样。五株高大的松树挺立在旁边。山僧说：“这个地方名叫五松亭，名称由来已久，但实际上从来没有亭子。难道是前人想建而没有来得及吗？或者是在等待什么人吗？”辅之笑着说：“这是留给我来完成的。”于是测量规划、经营营造起来，没过多久，檐桷已经完成，亭子像鸟张翼一样从苍劲的松枝间伸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亭子完全是新建的，但名称仍沿用旧名。戊申年春天，庭筠曾经登临亭上。亭子东面，山门像山川丘阜一样参差起伏，曲折延伸，时而明朗，时而昏暗，消失在无边之中。北面则有高大的厅堂、修长的廊庑，高耸的楼台阁宇成排排列，层层显现。涧边的竹子、岩上的花，以及四周群山，或缭绕，或幽深，或险峻，或高耸；有的侧立，有的相向或背向，有的俯视，有的仰望，有的吞吐相接，连绵不断，呈现奇巧，献出怪异。大体上都属于韩愈《南山诗》中所说的“有的像……”那一类景象，但诗句仍未能完全描尽。由此才知道，辅之善于发掘山中的奥秘，使这座亭子取得完整景观，并且对这座山有所贡献。我游历山岳多了，寻求奇异秀美、能与这里相比的地方，只有一两处。即使在山中寻找，其华美精妙、隐约奇巧而能迎合人意的景物，也没有比得上这座亭子的。我再过几年，等婚嫁之事办完，回来做这座亭子的主人，看傍晚月光下的龙蛇般山影，听夜风吹拂如琴瑟的声音，应当不逊于陶隐居在溪水边的生活。我不会食言。辅之向我求文，想把它作为记文。我与这座山已经结下缘分，即使辅之不求，我也仍然会为它写作。辅之是燕地人，名弼，“辅之”是他的字。他清廉谨慎而有礼，处理政事敏捷。元代杨奂《汴故宫记》：己亥年春三月，我奉命巡行所属地区来到汴京，汴京的长吏在废宫的长生殿设宴款待我。我担心后世没有凭据可以考察，于是编录其大概情况如下：皇城南面的外门叫南薰门，南薰门北面的新城门叫丰宜门，桥叫龙津桥，桥北叫丹凤门，丹凤门有三道门；丹凤门北面是州桥，州桥稍北是文武楼。沿御道向北，横街东面是太庙，西面是郊社，正北面是承天门。承天门有五道门，前面有东西相对的双阙。东面是登闻检院，西面是登闻鼓院；检院东面是左掖门，门南面是待漏院；鼓院西面是右掖门，门南面是都堂。承天门北面是大庆门，日精门、左升平门在其东，月华门、右升平门在其西。正殿是大庆殿，东庑是嘉福楼，西庑是嘉瑞楼。大庆殿后面是德仪殿，德仪殿东面是左升龙门，西面是右升龙门；正门叫隆德门，门内有萧墙、丹墀和龙德殿。龙德殿左面是东上阁门，右面是西上阁门，二门都朝南；东西两座楼是悬挂钟鼓的地方，鼓在东楼，钟在西楼。龙德殿后面是仁安门，仁安殿东面是内侍局，内侍局东面是近侍局，近侍局东面是严只门；宫中称为撒合门。严只门稍南是东楼，也就是授除楼；西面是西楼。仁安门后面是纯和殿，即正寝。纯和殿西面是雪香亭，雪香亭北面是后妃居处，那里有楼；楼西面是琼香亭，亭西面是凉位，那里有楼；楼北面稍偏西是玉清殿。纯和殿后面是宁福殿，宁福殿后面是苑门。由苑门向北是仁智殿，殿右边有两块大石，左边的叫“敷锡神运万岁峰”，右边的叫“玉京独秀太平岩”。仁智殿叫山庄，山庄西南面是翠微阁。苑门东面是仙韶院，院北面是涌翠峰，峰中的洞叫大涤。涌翠峰向东连接长生殿，长生殿东面是涌金殿，涌金殿东面是蓬莱殿；长生殿西面是浮玉殿，浮玉殿西面是瀛洲殿；长生殿南面是阅武殿，阅武殿南面是内藏库。由严只门向东是尚食局，尚食局东面是宣徽院。

译宣徽院北面是御药院，御药院北面是右藏库，右藏库东面是左藏库；宣徽院东面是防检司，防检司北面是秘书监，秘书监北面是学士院，学士院北面是谏院，谏院北面是武器署；防检司南面是仪鸾局，仪鸾局南面是尚辇局；宣徽院南面是拱卫司，拱卫司南面是尚衣局，尚衣局南面是繁禧门，繁禧门南面是安泰门。安泰门西面与左升龙门正相对，东面是寿圣宫，即两宫太后的居所；明俊殿原来是考试进士的地方。寿圣宫北面是徽音殿，徽音殿北面是燕寿殿；燕寿殿围墙后面稍偏西是震肃卫司。震肃卫司东面是中卫尉司；仪鸾局东面是小东华门，计时漏刻设置在那里。中卫尉司东面是只肃门，只肃门稍南是将军司。徽音殿、寿圣宫东面是太后苑，苑中的殿叫庆春殿，庆春殿与燕寿殿并列。小东华门与正东华门相对。东华门内正北面是尚厩局，尚厩局西北面是临武殿。左掖门正北面是尚食局，尚食局南面是宫苑司；宫苑司西北面是尚酝局和汤药局。侍仪司稍西面是符宝局，器物局西面是撒合门。嘉瑞楼西面是三庙，正殿叫德昌殿，东面是文昭殿，西面是光兴殿，三殿都朝南。德昌殿后面是宣宗庙。宫城西门叫西华门，与东华门正相对；西华门北面的门叫安正门。除了这两块大石之外，所有花石、台榭、池亭等细节，都没有一一记录。看它的规制，虽然简朴，仍比土台阶、茅草屋要好；若与汉代所谓千门万户、珠玉璧饰的华丽装饰相比，则完全没有。后人只要按照它的规制有所增减，使其相称，也就可以了。萨天锡《龙门记》：洛阳向南约二十五里，有两座山对峙，山崖岩石如墙壁般陡立，叫龙门。伊水从两山之间流出，向北注入洛河，因此又叫伊阙；大禹疏导伊水所开的伊阙，就是这里。两山山脚的石缝中迸出几股泉水，极其清冷，只有东边稍向北的三眼泉水冬季温暖，叫温泉。西边稍向北，河岸下面有一潭水极深，相传有灵物居住，叫黑龙潭。两岸之间过去有人凿成大洞，开出小龛，不下千余处，雕刻有各种佛像、菩萨像、大士像和阿罗汉像。还有金刚像、天王护法神像；有雕刻全身的，也有依着崖石只露出半身的。最大的高一丈六尺，最小的只有一寸多；有盘腿坐着的，有站立的，有侍卫姿态的，数量又不下万尊。然而，各处石像原本就有裂缝，又受到人力击打，有的头部破碎，有的身体损坏；鼻子、耳朵、手脚，有的缺损，有的半缺，有的全缺。金碧色的装饰全都剥落，很少有完整的。原有的八座寺院没有一座保存下来，只有东面崖岭上还留有两处垒石的地基，其余已无法辨认。还有几通石碑，大多倒伏，立着的只有一两通，碑上所刻都是佛教语句，剥落得无法阅读。我没有时间详细考察它们的起始。如今看这些创作，似乎不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所耗费的工力和财物，不知道要以几千万来计算。大概其中大的石像一定是国君主持建造的，次一些的必定是王公贵戚，再次一些的也必定是富人出资，这样以后才能完成。然而，我虽然不了解佛经，却也听说释迦是西方圣人，出身王公之家，是一国的嫡长子；他抛弃尊贵荣华而甘居卑下屈辱，舍弃壮丽的住所而安于偏僻简陋，摒弃华美而穿着朴素，厌弃浓厚鲜美的食物而甘于清淡微薄；苦身修行，以求证得佛果。他说：“不执着于人我之相”，“色即是空”，“寂灭才是快乐”。他的内心既然浑然无欲，又何必耗费别人的财物、竭尽别人的力量，雕凿山石、损伤自然元气，再把形象假借于顽石之上，涂饰金彩来惊动世人、惑乱习俗呢？这大概是因为学佛的人习惯于把虚妄当作真实，先已经自我迷惑了，认为一定要把佛像和寺院营造得极其庄严，才可以使人产生敬畏瞻仰之心，以此报答佛的功德。他们又用轮回果报的说法来教导人，认为人的富贵、贫贱、寿命长短、贤能或愚笨，全都是前世自己所作所为造成的，所以今生才得到这样的报应。至于今生应当怎样修行、怎样布施，才能免除地狱之祸、求得天堂之福、在来世得到善报呢？前世无法看见，来世也无法知道，这些说法把人引入恍惚茫昧的道路。喜好佛法的人沉溺于这种说法之中，不知不觉信得很深，甘心接受这种迷惑，甚至有人舍弃身体、焚烧手臂，施舍财物，去做这种穷尽极端的功德。假如佛果真要在世间夸耀自己，而建成佛像的人必定得到善报，毁坏佛像的人必定遭受恶报，那么寺院巍然矗立，佛像整齐完好，早晚钟鼓相继，僧侣们诵经赞颂，灯火一盏接一盏永不熄灭，又怎么会沦为荒芜，殿宇荒废，佛像残毁，冷落凄凉到这种地步呢？他们却不知道，佛被称为仁王，以慈悲为心，利益众生，必定不会偏私于自己而把祸福强加给别人，也不会有意凭借外在色相来欺骗世人。所以我特意记下这里的大略，又为此加以说明，用来消除喜好佛法者的迷惑，也借此告诫学习佛法的人不要违背佛的教说，不要向外界寻求佛而不向内心寻求佛。能够明悟本心、见到本性，这才差不多算是佛门弟子了。吴炳《河南行省增修堂庑碑记》：大元朝疆域广阔，设置行省十一处，只有河南紧邻京城，是国家的腹心之地。此前皇帝的车驾曾再次经过这里，迎接奉承没有差错；宰相和属官也更加受到重视。行省官署沿用前朝旧制，门墙、台阶和屋宇格局，厅堂宽广、地势高峻曲折，足以办理政务、举行礼仪并供人观览。由于来往日久，年年增多，哪里破损就修补哪里，但一直没有人能够在原有基础上扩建。至元三年，岁在丁丑，春天，彻尔特穆尔公前来担任平章政事，左丞齐哩克公担任参知政事，囊嘉特公以及左右司郎中、员外郎达实等人，都任用了合适的人才；对上同心协力、恭谨共事，对下总领整饬并辅佐赞助。一年之内，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于是修饰正堂和两侧廊庑，在外面周围加设承尘、板壁，并涂漆彩绘。在正堂西北面建造三间屋子，估量储藏和使用的器物，设置吏员典守。加高前门，以容纳车□；又购买空隙地段，使西边围墙得以扩展。把架阁库从东库迁到居椽之庑，共七间。补塞缝隙，修补简陋之处，直到全部完整。雇用工匠、购买木材，百姓争相前来效力。没有几个月便宣布完工。往来的宾客和前来办理公务的官吏，经过汴京时都为之耳目一新。落成那天，设宴饮酒并奏乐，属官全都在场。酒喝到一半，大家共同辞谢说：“这项工程已经完工，不能没有记文；只是难得找到合适的人，来请您为前任留下记载。特意召请您这位忝任史馆的官员，把它写在金石上，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

译于是便让宾掾前去交付简册请他撰写。吴炳认为，平章公以下诸人，都有世代积累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敦厚宏大、学识广博。他们侍奉上级忠诚，对下属施惠，并防止谋乱；不专擅行事，凡事一定询问法令。河南行省辖地广大，纵横数千里，掌管民政和军政，宣达朝廷诏令于各路、府、州、县，各项职务无不听从命令。保障百姓安宁，因此也兼负消除暴乱、压制强横、扶植善良的责任。他们奉行并宣扬皇帝的谋略，只求布施恩惠、推行恩德。庆赏和刑罚所达到的地方，正如阳气舒展、阴气闭藏一样，作用是如此重大。如今又能不遗漏细小事务，修饰行省官署，对内足以容纳众人，对外足以向百姓显示治理成效。我这篇浅薄的文字，实在不足以相称地记述此事。将来继任者进入政府任职，周遍察看这些栋宇，因而想到前人的功绩，不要让后人废弃，应当继续修葺破损之处。写下这篇记文，并不是毫无帮助。董理这项工程的是阿尔斯兰哈雅、韩元英。明代陈讲《都指挥使司题名碑记》：河南都指挥使司在明朝建国初年称为行都督府，洪武五年改设都指挥使一人、同知一人、佥事一人，与藩司、臬司并列为三司。旧有的题名碑已经亡佚，前人的事迹无从考察，也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劝勉后人。这一年，都指挥使中山人胡永锡由佥书升任掌管司务，和他的同僚汤卿、张荩、臣孚志等恭敬协力，谋划整顿、履行职责；看到各处墙垣屋宇已经破败，便列举情况向两台请求，拿出官府钱财购买材料，召集工匠修治颓败、修葺损坏之处，并把坊门题为“专阃”，涂饰丹砂彩色，光彩鲜明，使众人都耳目一新。各项废弃事务整治完毕后，于是查考过去的文牒，从毛公礼以下查得若干人，把他们的爵位、籍里和姓氏一并揭示出来，刻在巨石上，请我撰写碑记。陈讲说：从前黄帝、虞舜的时代，大道无为而治，却并没有废弃武备；大概阳气舒展、阴气惨厉，是上天运行的规律。文德如经，武功如纬，是治理国家所施的恩泽。礼仪祭祀和武力战争，有张有弛，所以能够彰显德行、宣扬威势，廓清天下。后世夸饰声色仪容而忘记武备，放弃险要之地而求偏安，就像宋朝那样不能振作，实在令人慨叹。国家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内设五府，地位等同于六卿；外设都司，与藩司、臬司并列，这难道不是文武并用、兼顾统制内外的制度吗？河南处在中原，是古代韩国、魏国等大国的土地，正是所谓天下的枢纽。掌握这个枢纽来运转九州，这片土地的地位难道不重要吗？千里平原，大河从中流过，没有著名山岭作为阻隔；进攻时无法凭险固守，退守时也没有险要可守。西南方向遥远而空旷，民风强悍，盗贼抢劫财物，纵马弯弓，每年大多成为祸患；守卫保障的责任由阃司专门承担，这个职责难道不重大吗？所管辖的有十三个卫所，军士编伍训练、屯驻戍守轮换、车骑考核、兵器整饬、城墙城垛修缮、草料粮食储备，全都是三司的责任；这些政务难道不难办好吗？因此，没有勇气就不能振作，但勇猛强悍的人有时又会失于粗疏；没有谋略就不能成功，但固执拘泥的人有时又会昧于细微变化；没有廉正就不能树立威信，但过分矜持的人有时又会陷入软弱萎靡；没有才能就不能把事情办齐，但锋芒太露的人有时又会过于苛刻侵削。因此君子培养勇气，必须使它归于正道；蓄养谋略，必须慎重周密；砥砺廉正，必须坚持到底；充实才干，必须宏大宽厚。四者齐备，政务才能办成，职责才能胜任。所以关键在于有善于治理的人，并不在于有一成不变的治理方法。试考察刻在石碑上的姓名，难道人人都没有过失吗？因此考核名声与实际，便可分辨善恶；辨析订正是非，便可决定取舍；把这些清楚地显示出来，那么这块石碑难道不是用来彰明劝善惩恶的吗？前人就是今人的借鉴，后人对于今人，正如今人对于昔日一样。善恶是非应当像黑白一样分明，千古不磨灭，不要让后人又对后世之人重新作取舍。这样看来，既有人才又有政绩，这块石碑确实关系重大。龙大川《预备仓碑记》：预备仓，是尚侯创建的。尚侯是汤阴县令。汤阴自天顺初年起，连续五六年年成不好，仓中没有一斗粮食，百姓都要仰赖其他县邑。因此河南四周作为县的地方有一百多个，都认为汤阴疲敝；铨曹派任县令的数千人，也都认为汤阴难以治理，县衙正堂常常空置。我过去参加礼部会试，历经尚都九千多里，经过许多名县，询问某县免除哪项赋税、某县得到哪位人才来革除弊病、把难事变成易事，大概也有这样的例子。但汤阴百姓连税赋都没有，拖欠的困难仍然如此。天顺七年癸未，尚侯到任，首先询问救荒的办法，惊叹说：“万物有盛有衰，年岁有丰有歉，这是一定的规律，怎么可以毫无准备呢？”有准备就没有忧患，于是谨慎管理粮食出入，节省多余费用，削减婚姻礼仪，制定禁令，百姓渐渐一天天富足，拖欠的税赋也得以补完。接着召募百姓开垦荒地，得到谷麦一万四千余斛；又节省斛面，取得粟米，用来补助日常使用和工匠作业的费用；捕获盗贼，把盗来的六畜全部交给军民，并出售牲畜、马匹、皮革，总共得到几十万钱，作为买粮的本金。买粮按照当时的价格，价格不压低；粮食由官府收买，百姓不受损害；仓库选择两名年长者看守，利益不会被侵夺。遇到小饥荒，就按照买粮的价格出售，价格不提高；遇到大饥荒，就发放仓中储藏的粮食，每斛收取二分利息，以防止储粮损耗。当时河南各地都发生饥荒，尚侯用义理劝说百姓，缴纳粮食而获得官职的有一千零五人，立碑记名的有两人，共得到粮食一万零六百斛。远方听说此事，徒步前来求食的有一千多人，尚侯命义民郑贵主管此事，每天施粥救活他们。当时百姓都面有菜色，唯独汤阴安然无事。于是那些颠沛困苦的人互相呼喊庆贺说：“从前我们县发生小饥荒时，富家就操纵粮价来控制我们的生死；今年发生大饥荒，幸赖我们的县侯使我们得以活命，而富家不能操纵粮价来攫取垄断之利，这难道不值得庆贺吗？”救荒的政令建立，是由于储积粮食的办法由来已久。粮食丰收时收储，饥荒时发放，这是常平法；粮食由百姓交出，又用于百姓，这是义仓法。如今平价出售粮食，是实行常平法；收取少量利息，是采用义仓法。常平法好是好，但粮食日渐损耗，所以官府钱库空虚而政务败坏；义仓法好是好，但收取和发放没有约束，所以百姓更加贫困而制度废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六百斛〕

译如今平价出售粮食，具有不耗费本金而施行仁惠的意义；收取少量利息，则具有可以无穷使用的义理。施行仁惠便能断绝怨恨，从而节制义仓法过度消耗本金的问题；收取利息便能培植本金，从而防止常平法本金不足的问题。如果只有本金而不收利息，本金就会日消月磨，最终耗尽，仓储败坏，无法继续，这不是好的谋划。如果只有收入而没有支出，怨恨就会产生，政事就会废弛，也不能长久，这不是好的政绩。这个仓兼行两种办法，参合仁义，考虑得长远了。那么它用来扩大先贤遗留的本意，补足前人未能做到的地方，难道不正在这里吗？仓库在城中、县治南面，共二十五楹，储存谷麦二万九千六百余斛。两名年长者是王俊、王福；赞助这一谋划的是主簿黄顺之；帮助完成此事的是县丞连子实。尚侯名玑，字大用，是陕右同州人。成化五年四月吉日立碑。商辂《太昊陵碑记》：太昊伏羲氏陵在陈州城外蔡河岸边。皇帝车驾临幸汴州，经过陈州，亲自撰写祭文致祭。随后命有关官员春秋两季致祭，并把这件事写入法令，历代相承，尊崇越来越隆重。然而陵庙的形制还没有建立，议论者认为这是有关官署的缺典。正统丙辰年，毗陵人、知州张志道上疏具陈请求，诏令准许，于是率领吏民召集工匠创建陵庙。过了一年，殿堂、门庑依次落成，神像高大庄严，祭祀用的笾豆整齐完备，四周以墙垣护卫，种植名贵树木，陵庙的规制大体齐备。景泰丙子年，同知秦川人李鼒增建御碑亭、钟楼和鼓楼，又另建三清观，命道士主持，管理香火，陵庙制度逐渐扩大。然而陈州地势低洼潮湿，年月久远之后，栋宇坍塌，钟鼓朽坏，器物残缺，后来继续修葺，实在有赖于贤能的官员。成化乙酉年，临漳县令、云间人戴昕因政绩特别突出，受到旌表和升迁的典礼，前来主持州政。三年之中政通人和，于是同僚辅佐商议，说：“伏羲是三皇之首，而陵庙居群祠之先，何况朝廷如此崇重，前人又如此创建，难道能任它一天天走向倾圮吗？”众人都说好。于是各自捐出俸禄倡导，士人中崇尚义举的也争相出资相助，砍伐、斧削、夯土筑墙等工程依次兴办。不久，各项制度焕然一新，庙貌改观，经过的人称赞惊叹，瞻仰的人肃然起敬，众人都说这次工程百姓没有感到劳苦，功效却超过前代的规制；戴守所作的安排，远远胜过常人。州民赵旻等把实际情况写成文状，请求我作记。我谨按考证：伏羲定都宛丘，以木德称王；观看河图而画出八卦，创制书契而产生文籍，制定婚嫁礼仪，教导百姓从事耕作和渔猎；九州由此划分，区域由此确定。所说的功业可与天地相比，道理与乾坤相合，不用言语便能教化，不凭作为便能成功，广大无边，几乎达到了无须以德命名的境界。况且先王制定祭祀制度，凡是对百姓施行教化、造福百姓的，就祭祀他，何况是继承天命、建立天下法则、开创万物并成就事务的圣人呢？何况陈州是太昊的故墟，是陵寝所在之地呢？因此贤能的官员急切地使庙貌崇整、祭祀严肃，以恭敬承受朝廷命令，图报根本始祖。有人说，戴君先前在临漳时曾毁掉苍龙神庙，如今在这里却如此崇敬，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滥祀，不毁掉它就无法端正人心；这里是正祀，不崇奉它就无法合乎人心。要知道，事奉神灵和治理百姓，道理没有别的，只在于合乎义罢了。像戴君这样的人，真是知道什么应当重视啊！唉，圣神的灵性与天地造化相始终，因此陵墓的流传也将与宇宙一样长久。后来的州官，希望仍然留心于此。这就是记。唐顺之《均田碑记》：裕州在方城县，隶属于楚地。大概楚国的屈完回答齐桓公说过：“方城山就是城。”如今方城山在裕州北部境内，山旁有楚国壁垒和瞭望台遗迹，这里从前就是险阻之地。然而西面迫近武关，东面夹着江淮，北面连接河、洛，南面通向宛、邓，四方道路像车轮辐条一样汇聚。当地百姓平时奔走于送往迎来，各种纷繁费用层出不穷；天下有战事时，又往往首先遭受兵祸。田野多是高低不平、贫瘠坚硬的土地，土中夹杂砂石，不是全都可以耕种；因此当地人很少世代定居，生活困苦，积蓄很少，轻率而好迁徙。安侯来治理裕州后，已经清除长期积累的弊病，抚慰疲困的百姓，与裕州人重新开始。此前，主管财政的官员商议均分天下田地，文书传到裕州，安侯惊醒般地说：“这难道不是我治理裕州的首要事务吗？而且平整土地、使肥沃和贫瘠公平、清理钱粮、平息诉讼争端，都在这一举措之中了。”不久文书又下达，命令停止此事，安侯说：“这件事对百姓有利，当然就应当实行；我独自承担又有什么不可？”他立即向参政刘公、副使傅公请求，两人都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丈量遍及田野，由地方耆老主持这项工作；测量田地纵横广袤，由量地人员发挥所长；遇到方形、弓形、勾股形地块，由计算人员竭尽思考；查验田界、田埂，由区长负责其事。根据区来确定亩，根据亩来核定税额；区是纲，亩是目，纲领联系着条目，就不会遗漏田亩；亩是母，税是子，以母来统摄子，就不会有拖欠税赋。坟墓高地、河岸高地、平原、低湿地中的肥沃田地，一亩按一亩计算；半石岗田，两亩折合一亩；岗石山田，三亩折合一亩；岗山坡地，五亩折合一亩；山石陡坡，十亩折合一亩。陂池、林麓、官署房舍、馆舍、集市所征的税，按规定予以免除；田地多而税少的，就增加税额；税额多而田地少的，就减少税额。由于查访询问遍及各处，所以百姓没有隐瞒的实情；由于土地簿籍清楚，所以上面有确定的征收数额；由于疆土界限分明，所以下面有确定的输纳数额。合计田地一万三千二百四十顷有余，合计税额九千二百六十石有余。安侯规划精密，每一举动都切中要害，这就是事情的大概。史官说：孟轲说过，仁政一定要从划定田界开始。自从卫鞅首先造成祸害，破坏井田制、开辟阡陌以来，一直到现在，其间治理国家的大臣、忧虑时事的士人，哪里有不谈论划定田界的？董仲舒、师丹有“限制百姓占有名田”的建议，李翱有《平赋书》，元稹有《均田图》，然而最终没有能够实行，为什么？大概确实很难。地方长官任期短暂、年年更换，各自只图眼前应付，不考虑长久，这是第一难。俗话说：“上天降下雨露，农夫欢喜，行旅却怨恨。”豪强兼并土地，大都不认为均田有利；诽谤指责纷纷而起，众口可畏，这是第二难。地方长官不能亲自逐亩比较核验，就把治理之事交给胥吏；于是便会有上下其手的情况。豪强用财物行贿，得以隐瞒土地；贫弱百姓受到压制勒索，又没有办法自行申明。名义上叫均田，实际上反而滋生弊病，这是第三难。安侯难道不可以说是明察而深谋远虑的人吗？

译安侯刚开始办理这件事时，裕州人也有很多议论纷纷，说：“该不会要扰乱我们吧！”安侯不为所动。事情办完以后，人人都安于自己的产业。百姓能够规划完成事情，却难在重新开始，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安侯名如山，是己丑年进士；他治理裕州有许多善政，这里不一一记载，只重点记均田之事。何景明《信阳州城碑记》：佥事阎子明任兵备第三年，信阳城建成。我与都给事张季升登城观看，城台和城壕高峻深浚，楼橹城堞高低错落，山河环绕如带，城中万家房屋尽收其中。我们相互看着感叹说：“雄壮啊，美丽啊！这是此地万年的坚固屏障。”在此以前，佥事甯伯束氏前来任兵备，正赶上大盗之后，便考虑防御。他巡视旧城，看后说：“城墙太低，必须加高并重新修建。”于是计算费用、估量工程，从官府筹措钱财，从闲暇的民户征取劳力。一年多后，城南门向西北延伸直到东门，并修起北门楼；大工程还没有完成，甯君离任后又遇到连绵大雨，城墙坏了数百丈。阎君到任后，便修完损坏部分；从东门到南门，建起三座门楼：东门县置鼓司掌早晨报时，西门县置钟司掌黄昏报时，又在稍南的小南门设置漏刻，掌管昼夜四时。把城墙顶部砌成向旁边倾斜的形状，使雨水流走，即使连降大雨也不会毁坏。这项工程不急于求成而有所停留，施工采用有条理的办法，使劳力得到舒缓，所以三年后城池建成。人们说：“这是两任兵备共同完成的工程。”当时工程的先后、缓急，都得到有次序的安排。城高三丈，周长一千三百五十六丈七尺。主管工程的是知州彭伟，以及指挥袁铠、张恕、孟汉，千户傅钦、任武，百户王羲、梁山，医官周宝。于是知州林大霖、指挥使鲍国前来请求撰文刻在石上。何景明说：古代诸侯以四方邻国作为守卫，治理最重视人心和睦，并不把险要关塞当作唯一的坚固保障。因此谈论治理有根本和枝末之分；但天下太平时武备松弛，如果连枝末也一并放弃，就会因此灭亡。从前大盗进入汝南时，曾有官吏弃城逃走。然而西平、上蔡的长官，确实是至死守城的官吏。敌寇如果越墙、撞塌城门而入，即使两县有坚城，只要县令不以死守卫；唐县城若稍微完整，就应当守住这里，难道可以因为城防属于枝末就不治理吗？这项工程，是甯君开始筹划，阎君完成。两位的功德对于此地，都将长久流传。阎君如今又整顿军阵，使士卒精简精练，兴办礼教。城池用来庇护众人，整练士卒用来防守，以明军阵来训练士卒，以兴礼教来统摄治理。凡是兵备官应当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做到的。这难道只是治理枝末的事情吗？李梦阳《省城五门碑记》：河南省城，是宋代的内京城。这座城从五代到宋代逐渐修整完善。神宗时又在外面改筑新城，就是今天所称的土城。宋朝灭亡后归入金朝，历经元代，外城毁坏而内城保存下来。我高皇帝平定天下时，车驾驻跸汴州，曾驻留于此；后来只派将领北伐，于是把汴州升为京城，设置十六个卫所驻守。因此这座城的修缮，比其他城更坚固，城砖全用砖砌；而且在城根处又加厚砖层，砖下先铺入石头，地基还向下数尺。天顺辛巳年，黄河水灌入城中，只有北门陷落；这座城仍然是原来的城。后来降为省城，设置王府和三司，又调走其中十五个卫所，于是四角空虚，成为盐碱水泽之地。又过了一百五十年，所以城墙和城门虽然总体仍高大雄壮，但内部损坏、侵蚀的地方已经不少。嘉靖元年，太监吕公来镇守此地，登城踏楼，俯仰观察了很久，感慨叹息说：“俗话说，小处有损坏而不修补，最终就会扩大到一尺五寸。这座城如果现在修缮，费用还少。城门是城的咽喉，城楼是城门的冠冕；修城应当从城门开始。”于是召集三司长官以及众位官员商议政事，又同巡抚、巡按等官员谋划，众人全都同意按照这一计划行事。于是吕公毅然承担下来，说：“天子命令宪臣前来，意思是说：城池军马，你要整饬、你要核查。如今这项举措本来就是费用少而功效大的事，大家都应当同意按照计划施行。”众人说：“发动大批百姓，须看人口；举办重大工程，须审察时机。没有什么事比修城更大，而修城如果不大规模动员百姓就不能完成。如今兵祸、饥荒、疫病并发，百姓尚未和睦。古书记载：顺应天时来事奉上天，顺应地势来治理土地；考量时机，不如先观察人心是否和谐。既然人心不和，为什么还要修城呢？”吕公说：“唉！天下难道没有既有惠益又不耗费、劳作却不使人怨恨的办法吗？这座城先修五座城门以及西关上的城墙和城门，估算费用不过万金。如今只要动用官库中若干金钱，再稍微增补一些，就足够了。汴州是旧日京城，依赖粮食生活的人很多，饥荒时便会归附盗贼。修城工程如果确实按日雇佣那些面有菜色的百姓，既可以使他们活下去，又可以收纳亡命之徒。这样一来，不大规模动员百姓而大事也能完成。”众人说：“我们又听说，事情无论大小，都要有人主持才能实行。这座城过去修过多次，但上面侵吞、下面搜刮，费用加倍而效果很少。况且土木工程，破坏拆除容易，稽查监督困难。”吕公说：“唉！利弊由人而生罢了。假如你们自己不想盗取，即使奖赏盗取也不会做。” 我曾奉命修缮京城东门，那时人们没有玩忽职守之心，工程也没有耗费多余钱财。这座城如今如果规划估量不合标准，责任就在我。于是巡抚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军御史喻公以及三司长官，都深知吕公贤能；又估算官库钱财，可以取得原数的六七成。恰逢又有东部盗寇闭塞城门，而城门的门轴腐朽、铁叶破烂脱落，于是众人的意见开始一致，修城工程便兴办起来。这项工程从东门开始，规定工程进度，按日核算费用，节省劳力、奖赏勤劳、黜退懒惰，考核都有账簿；大的工程统摄小的工程，小处也彼此维系。工匠的工钱与工程相称，办事守信、施行仁义，听凭他们自行前来。凡是修城所需的材料，如磨石、锻铁、砖、石灰、木材、柴炭、胶、角、颜料等，都由官府公平购买，官府没有因费用而困乏，百姓也不知道劳苦。一座城门完成，接着修下一座；五座城门完成，又依次修治城墙和城门，工程推进有序，不急迫也不松缓，旧制该革新的革新，该沿用的沿用，各自合乎适中。于是拆除腐朽部分，挖去侵蚀之处，扶立坍塌的地方，填筑空虚之处，修整凸凹和残缺，疏浚浅处，疏通堵塞。远远望去，楼橹高翘显赫，粉饰的城垛灿然如新；坚固处高耸，深邃处幽暗，直立处高峻，横向处如鸟翼展开。近前察看，石制门楣、铁制门轴，虹形梁横卧，城壕沟堑曲折环绕。这里大概就是一人守住关隘，万人也无法前进的地方。

译登上城墙放眼望去，嵩山的气势也显得逊色，大河的颜色也被它夺去。俯身向下看，司府中事务堆积，仓库充实，旌旗、棨戟和甲胄齐备，四周营舍戒备森严，足以控制百姓，凭威势和强盛的气概助长武力。然而计算费用却很省，衡量功效却加倍。这是为什么呢？所谓事情无论大小，都在于有人主持，才能实行。巡抚王公、巡按俞公、清军戴公到来时，对这座城颇有不同看法，等见到吕公贤明，便都共同帮助他完成此事。吕公则更加用心于城防事务，时时出来督促慰劳工役，说：“唉！你们这些官员、工匠和佣工，不要欺骗，不要玩忽，不要自己给自己挖坑。”因此一道城门建成，就把其余材料全部搬到另一道门去；即使是拳头大的石块瓦砾、寸长的铁片尺长的木料，以及破杵坏畚，也没有任意丢弃的。汴水流到城外便变甜了。吕公于是巡视四周，叹道：“唉！假如忽然有敌寇到来，小门上锁，大门加钥，登上城障的士卒、守望女墙的士卒和亲手指挥的官吏都口渴了，又拿什么来救济他们呢！”于是默默向城门祈祷，打了一口井，结果五口井的水都变甜了。当时布政左使刘公、右使宋公实际承担了这项费用，按察使张公、都指挥徐公也大力参与谋划，于是共同商议刻石立碑，把碑立在南薰门月城亭中，用来记载事实、传达诏令，也说明张大规模修城的根本原因。城门过去各自都有庙，这次工程也分别重修了各庙，并使祭祀更加严整。有人问李子：“先王建都，必定修筑城墙；可是孟子却说‘巩固国家不能只靠山川险阻’，这是为什么？”李子说：“这是反对专门依赖地势的人。没有天，万物不能产生；没有地，万物不能形成；没有人，事情不能成功。因此先王治理国家，内外都整饬，本末一并修治，顺应时势预先防备，设置险要以求坚固；即使人心和睦，也仍然把守卫和作战当作忧患。所以说‘设置重重城门，敲击梆子来等待暴徒’，因此城墙就是百姓的屏障，是遮蔽内部、严防外部的东西。即便如此，《诗经》也说过：‘勇武的士卒，是公侯的屏障。’又说：‘同宗的子弟，是国家的城墙。’所以没有天时就会悖乱，没有地利就会受害，没有人和就会空虚。人和才是根本，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地利不如人和’。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要本末、内外都整饬并一同修治就可以了。”霍愍节公祠碑记：愍节祠，是为赠光禄寺少卿、上蔡县知县霍侯所建的祠。正德七年冬十月十一日，贼寇劫掠上蔡，攻陷县城，知县霍侯为此死难，他的妻子刘氏也一同死难。事情上报后，天子悲痛哀悼，下诏追赠知县为光禄寺少卿，追赠他的妻子为宜人，撰写祭文派官员祭祀，修建祠堂并赐匾额，运回灵柩营葬，立石表彰其乡里，所应办的都办齐了。又说：“让他的长子汝愚世袭茂山卫指挥同知；次子汝鲁送入国子监读书，使文职和武职都有人承继。”国家对于勤王而死难的人，优厚待遇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嘉靖七年，同知君以署理都指挥佥事的身份来掌管河南都司印信，前往县中拜谒祠堂。祠堂年久颓坏，打算拆掉重建，却没有办成，于是砍取石料立碑，把不可磨灭的事迹留给后人。当初刘瑾窃取权柄，天下喧扰不安，于是大盗乘机而起，煽动众人作乱，乌合之众像云雾一样扰乱各地；正值长久安定使防备松弛，百姓不懂军事，贼军一冲便溃败，焚烧聚落，屠杀城邑，烟火相连。贼军乘胜逼迫投降，官吏中有许多弃城逃走的。霍侯本来就是凭武职荫补而知晓军事的人，于是增高女墙，疏浚护城河，修整铠甲，充实粮仓，重申命令，严明约束，谨慎巡逻，严密侦察，哭着誓师说：“今天只有死而已。”退下后又向妻子诀别，妻子哭着说：“如果城破了，我就死。”霍侯说：“在衙署屋后筑一座台，贼人到来时你登台瞭望；如果城破，你就死。”不久贼人果然派一名骑兵来逼降，说：“大王到了！”霍侯急忙准备牛肉和酒。犒劳使者的消息传来后，霍侯大怒，捉住那人杀掉，并向军队宣布：“我若不把这些狗奴才全部剖裂示众，决不与他们共戴一片天！” 贼人听后大怒，集合全部兵力包围县城。霍侯奋力抵御，力竭后城防溃败，贼人将他擒住。妻子见城破，走下高台上吊，却没有立即死去，便把簪子刺入心口，用拳头将它捶入，终于死去。霍侯被擒后，辱骂怒瞪，头发因愤怒而直竖，群贼首领惊愕相顾，脸色都变了，气势也因此受到震慑。他们准备释放霍侯而任用他，但霍侯不屈服，便用刀刺入他的口和胁部来威逼他。霍侯叫骂得更加激烈，最终遇害；割断颈部却没有流血，只见白气缕缕升腾，如飞龙一般，而他的面色仍像活着一样。啊，壮烈啊！有人问上蔡的事情，李子说：道理没有比忠更大的，忠没有比守节更优先的，节没有比合乎义更可贵的，义没有超出勇敢的。忠、节、义、勇四者，是臣下的重要常道，也是君子伟大的操行。上蔡一人兼备了这些。以身殉国，是忠；至死不改，是节；舍弃生命而保全正义，是义；面对白刃也敢于践踏而过，是勇。一死而四种美德俱全，这就是上蔡的行为。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中庸之道岂不是不可能做到吗？回答说：礼制有规定：‘国君为国家社稷而死，卿大夫为职守而死，官吏为边疆而死，率领军队的人为战阵而死。’上蔡虽小，也有社稷；县令虽地位卑下，却接受了职守；治理四境，就是守卫边疆；起兵抵抗寇贼，霍侯本来就是率军的人。因此在战阵中不死，叫作不勇；守卫边疆却不死，叫作不义；担负职守却不死，叫作不守节；守护社稷却不死，叫作不忠。上蔡县令就是一死而四种美德俱全的人，礼制已有这样的规定。为什么呢？所谓“中”，就是以礼为正。因此天下有必须去死的事情，是因为有必须以死相守的礼制。孟子所说的“与百姓共同守护它，拼死也不离开”，曾子所说的“得到正道便死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自从教化衰败以后，百姓只看见死亡，却看不见道义，于是便不忠。不忠就有二心，有二心就不能守节，不能守节就没有羞耻，没有羞耻就不会勇敢。于是平时厚着脸皮苟安，到了患难时却甘心退缩；像老虎一样窥伺、炫耀威势，临危便逃窜偷生的人不少。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已经很久了！安禄山在渔阳起兵时，假使没有颜真卿、颜杲卿、张巡、许远这几位忠臣，天理难道不会很快熄灭、人心难道不会永远死亡吗？啊，上蔡县令并不愧对这四位前贤！不过，他们夫妻一同赴死，是义气激发所致吗？还是平素就能像教导妻子那样修养德行呢？霍侯名恩，字天锡，祖先是庐龙人。高祖霍成因靖难功劳升任燕山前卫正千户；曾祖霍旺调任茂山；祖父霍敬、父亲霍赟，都世袭这一官职。母亲李氏，成化庚寅年六月二十九日生。霍侯在茂山任职，弘治辛酉年乡试中举，次年考中进士，授任山阳县知县。

译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起复补任安邑县；祖母去世服丧期满后，起复补任上蔡县。死时四十二岁。刘宜人出生于成化壬寅年七月二十二日，死时三十岁，与霍侯一同归葬荆轲山，实际由有关官署办理此事，并立碑。墓道上立了牌坊，门闾都足以报答过去、劝勉后来，彰明制度、显扬典范了。祠堂则在春秋两季祭祀，赐额为“愍节”。赞辞说：有智慧的人为正义而死，就像熊掌一样值得爱嗜；贪生的人苟且偷生，遇到危难便逃避。只有这智慧之人，虽死犹生，烈节如秋霜，光明如日月星辰；生时是豪杰，死后成神灵。只有那贪生者厚着脸皮，他们难道没有一死吗？死后仍像草莽一样被随意荐祭，见到的人唾骂，听说的人鄙视。上天赋予人的本性，本来均等相同，只因一念之差，便有尧的仁慈和桀的暴虐；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高如乔岳。是轻是重，都是自己造成的。处在高峻之处便高居，处在低下之处便卑下。巍峨的霍侯，是万人中的杰出人物，胸怀武略而彰显文才，英名美德远扬。独自率军，含泪奋战，孤城抗击贼军。谁说敌众我寡，就把敌人看作蚂蚁？谁说敌强我弱，就把敌人看作狗猪？刀刃割颈也不能使他屈服；不屈的心气升腾如虹，声音如奔雷，愤怒化作狂风，悲愤形成浓云。于是向上帝申诉，群贼首领最终都被擒获。丈夫为君主而死，妻子为丈夫而死，历代并不缺少贤者，但夫妻双方都如此的却没有。天子怜悯哀悼，赐予优厚的追赠，使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享受血食祭祀。祠宇清静，春祭夏祭秋祭冬祭相承，清酒和肥羔陈列，威仪庄严肃穆，光彩辉煌。白马仿佛来到，朱旗大纛飘扬，门户间风声清冷，仿佛有颜色、有笑容。消灭妖邪，平定灾厉，这是我们的百姓所赖以保全的。沈杰布政使司题名碑记：太祖高皇帝刚刚平定中原时，沿袭元朝旧制，设置行中书省，不久裁撤废止，建立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用来控制外部藩服、掌管财赋；设置左、右布政使，以及参政、参议各一人，分掌各自职务，宣扬政教，传播德泽，都由此而行。近来从正统、景泰年间以来，地方多有变故，建议者又增加督粮、抚民参政各一员，以辅佐政务，铨曹奏请后得到批准。当今皇帝即位后，凡内外各司制度的沿革，大都遵循旧典，裁汰冗员，停止不急迫的事务。到这时裁革河南布政使司，河南处在天下交通要冲，实际是两京的藩屏辅弼之地；每逢官员有缺，必定遴选人员充任。乙丑年春，商山南公镗以礼部郎中出任参省政务；丁卯年转任右辖，次年戊辰年转任左辖。南公才智丰富而器量宏大，操守坚定而施政广博，不做标榜孤高、诡异激烈之举；即使处在繁杂政务中，也能从容应答，事情集中到一起而百姓不受扰乱。己巳年春，我从山西左参政升任右布政使，南公对我说：“沿革制度，古今颇有不同；人才的兴起，各代都有其人。如果不把这些记录下来，后人将凭什么考察？古代题名都有记文，如司马君实论述忠、诈、曲、直，关系到劝善惩恶，这是不能不续写的。”于是他指着近代刻在石上的题名说：“像近时怀远年公富、三原王公恕任左右使，庐陵王公概任左参政，他们后来功业显赫，德望隆盛，成为当时名臣，都是我们这些人应当效法的，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于是磨治石碑，续刻题名，并嘱托我撰写记文。沈杰说：京师是天下各藩的表率；各藩又是一方郡县的表率。凡是姓名登上这块石碑的人，难道不应思考怎样向下属作出表率吗？一定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修养自身，以絜矩之道和忠信来使百姓富足，那么及时的甘霖就会施于一方。将来掌握国家枢要、担当重大责任时，又将把甘霖施于天下吗？这样，使自身处在中国之内便受尊敬，处在四方边塞便令人畏服，处在后世便受到仰望；光明灿烂，如景星，如凤凰，如泰山乔岳。这样才差不多不会辜负朝廷倚重托付的厚意，也不愧对前代诸公。否则，身居厚禄却毫无补益，难道是祖宗设置官职、养育百姓的本意吗？” 我听说：官职不一定要设置齐全，关键在于任用合适的人；职位不一定要尊崇，关键在于与人的才能相称。难道不应该警醒地思考、凛然地畏惧吗？我与南公有同年同僚的情谊，因他的嘱托，怎敢不冒昧把这些话写在石碑上，告诫后来的人。王世贞《二忠祠碑记》：唐至德初年，发生安禄山之乱。当时南阳张公巡任雍丘县令，击败并驱逐贼军，进而镇守睢阳，升任御史中丞，共经历七十次战斗；城破后仍不屈服，以守节而死。诏令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授予他的儿子张亚夫金吾大将军官职。君主用来恩宠神灵、使其声名光大的办法，已经极其完备；天下的士大夫乃至妇女儿童，也大都能谈论此事。六百多年后，明朝建文帝时期称靖难为“革除”；文皇帝平定内难时，南阳铁公铉以参政身份分守济南，坚守不降，不久又在东昌阻击北军，屡次升任右布政使、兵部尚书，并参与历城侯的军事事务。文皇帝从另一条道路进入京师，捕获铁公后责令他下跪，不能削断他的膝盖；又责令他回头，也不能割掉他的耳鼻，最终在市集上将他寸磔。铁公既因不屈而死，家族也被诛灭；天下士大夫只能在牙缝间欲言又止、叹息低语，不敢公开说出来。后来事情逐渐解禁，才有人陆续把它写入书中。直到今天的天子即位，诏令大宗伯：过去建文革除时期获罪、忠于所事并遭受刑戮的诸臣，应由有关官署在其所在地的祠堂和坟墓祭祀；尚存的后裔则厚加抚恤登记，以表彰忠魂、激励臣节。于是铁公的事迹更加显著。南阳太守惟荩和县令逊认为铁公是本乡人，依据诏令请求特加祭祀；而张公早在六百年前就以义行闻名，却至今还没有人祭祀他，便向大梁中丞、御史请示，众人都答复说可以。于是就在郡城西门内原社学的地方，建造三间大堂安置二公神位，左右两侧的廊屋也各建三间，门共一重。公帑中多余的费用，只用了三十多金，都是县令逊承担的。祠堂建成后，分守参政李廷龙、分巡副使杜辂，率同知惟荩、通守希仁、司理见宾以及县令逊，带着事状前来请文。世贞将文章写在祭牲用的石碑上，本想推辞自己才疏学浅，但认为张公率领一支军队，凭借孤城，挡住十三万强敌，以此屏障江淮；张公死后贼军很快覆灭，他的功勋最大。铁公的守城，与张公没有不同；他击破坚敌、挫败冲锋的功劳，也足以与张公相当，只是没能挽救金陵被攻陷。然而张公所殉的是七代天子，所仇敌的是贼寇，而且当时如果不死就只能投降叛逆。铁公的节操则是在真主统一天下之日仍然坚定：他知道活着的人将成为显贵公卿，有妻子儿女，却没有值得羡慕的；死去的人将被视为奸党，宗族一个不剩，但他对此全不顾惜；他的处境实在更加艰难。

译然而唐朝用来报答张公的，确实是国家赏罚的常典；铁公后来获得表彰，却是我朝革新之后，过去上层所忌讳听闻、下层所不敢谈说的事情，岂不是更加艰难吗？我私下听说，高皇帝起义时，从采石渡江攻下集庆，首先举荐不肯投降的御史大夫福寿，并加以褒封，在鸡鸣山建立庙宇。能够在刀刃交接之际表彰敌方中抗节之人，略去他“吠尧”而取其为桀殉死的行为，因此所感发振奋的人心，仅隔一代便有许多人为君主而死。铁公尤其如此。而天子刚刚继承大统，发布宽厚的诏令，把高皇帝的意旨施行在诏册所记之事上，且不顾孟子所说“前圣后圣，他们的原则是一致的”。啊！明朝的德行超过唐朝，恐怕远远不止万倍！从今以后，拜谒二公祠的人，如果是守卫边疆的大臣，就应思考他们所守护的原则；如果是国家的士绅，就应思考他们所树立的操守；受到君主激励和奖赏，就应思考怎样报效。看到二公，近则距今二百年，远则距今八百年，却仿佛仍然新鲜，就应思考怎样使功名不朽。这是参政、守丞、通判、县令的本意吗？于是记下此事，并附铭文：铭曰：臣下有大纲，君上有酬报的责任，臣下有成仁的义务。难道为了厚待名声，便薄待五伦，而把自身视若草芥吗？君主有大德，不计较敌人的怨恨，而注重情义。表彰他们以激励后人，使后人继承前人的思念，以此教化后世。赫赫睢阳，是淮河地区的屏障，使敌军尘土不能惊扰。有烈士司马，成为齐地不动的根基。洪水将其淹没，毁坏的魂魄却使天道完整。他们成为帝所的宾客，永远是光明的神灵。高大的祠庙巍然耸立，鼓声咚咚，万舞整齐。驾着虬龙，翼从鸾鸟，彩虹盘绕，霓虹曲折；两旁的仪仗相配。谁来辅佐，谁来驾车？霁云等人，直到万年春日；愿你们像那平安之地，及至齐地汗血骢马，也不要玷污车轮。神灵尚未降临时，便立即咬牙切齿，心愿还没有伸展。神灵既已降临，我们献上脂膏和香酒，削除厉气而转为欢欣，使我们的稻黍丰收，巩固我们的城池，赐福我们的百姓。豫山凌空而立，丹霞与之相应，共同显出嶙峋高峻。唯有这座丰碑，千秋万年长存，其人仿佛仍然新鲜。何塘巡抚河南都御史题名碑记：嘉靖十九年，都察院佥都御史、余姚人魏公奉皇帝命令前来巡抚河南，政务办成，百姓和睦，各项废弛事务都得到兴举。于是想到前后巡抚诸公任职的岁月日久，姓名将要湮没，恐怕后来无人考察，便排列他们的姓名，刻在坚石上，立于官署右侧，并写信征求我的文字作为碑记。我私下认为，朝廷的政令在上面制定、在天下推行，其大纲只在于根据各地情况采取适宜措施，以通达变化；而在各地执行的事务，大都委托给巡抚。然而一方政务经巡抚裁定后，有关官署都奉行而不敢违背；政事的好坏、百姓生活的安危，也常常取决于此。巡抚的责任多么重大啊！褒扬清正、抑制贪浊，使有关官署不敢败坏政务而危害民生，这是通常的制度，不必再说。至于传达朝廷的德意，顺应时势、通达变化，公平均衡地办理徭役，安抚聚集流亡百姓，查问侦察奸邪盗贼，甄别提拔善良之人，凡是关系百姓安危的事情，都斟酌可否，制定为法令，率领有关官署依循施行。后来有人称道某些政事的善处，就会说这是某巡抚创建的，这是某巡抚裁定的，一件件都可以考察。这样看来，建立题名碑并撰写碑记，其中保存着监督和警戒，也不能说没有益处。唉，观看碑文的人，难道也会有所感触吗？赵烈女祠碑记：烈女姓赵，是怀庆府河内县人。当时许配给同县儒学生王子聪的儿子王锦。不久王子聪去世，家境贫寒，王锦才几岁，由母亲张氏抚养，辛苦养大；他学习诗文，常有奇特的句子值得诵读。不幸王锦去世，赵女当时尚未出嫁，听到讣告悲痛地说：“我既然已经许配给王氏，王氏就是我的丈夫；丈夫死了，我还回哪里去呢？”于是前往哭吊，尽情哀悼，准备殉死；但想到婆婆年老在堂，又没有别的儿子奉养，按道义不能弃她而去。入殓安葬之后，赵女便留下来奉养婆婆。破屋冷落，不能遮蔽风雨，连一尺帛、一斗粮都没有隔夜储备，早晚只能勉强取得生活所需。她纺织刺绣的艰辛，旁人看见听见都皱眉，感到不忍，而赵氏却安然自若。弘治十三年冬，婆婆因长寿而去世，赵氏一并启开公公和丈夫的棺殡，迁葬到祖坟，回来后上吊而死。邻里把这件事上报府中，准备上奏请求旌表，历经数年仍未能获准。长山徐公由工部尚书郎出任怀庆太守，政教已经修整，各项废弛事务也都兴举起来。有人把赵氏的事情告诉他，徐公悲痛地说：“世上难道有这样志行卓异却沉没无闻的人吗？这是我的责任。”于是极力向朝廷申报，请求加以旌表，作为四方的风范。诏令获准后，便在郡治东面建立祠堂，祭祀赵氏；外面又建造石牌坊，使人远远便能看见，以便产生追思。河内县令李侯协助此事非常有力，祠堂落成后，请我刻文于石以传久远，于是叙述此事并作铭。铭辞说：古代有贞洁的妻子，也有孝顺的妇人。家庭本已和美，却在中途离散。妻子守贞、妇人尽孝，在礼法上本应如此；世间少有人能做到，却仍然著录在简册篇章中。啊，贞洁美善，像冰一样晶莹、像玉一样纯洁。车马来得太迟，丈夫却已经死去。她捶胸呼天，发誓要同他归去；但又深切顾念，婆婆年老将依靠谁？一室空寂，谁能甘心、谁能防止这种困苦？纺织刺绣，劳苦艰难，却不怨恨，反以为喜。婆婆因长寿而老去，终于活到百岁而终。新坟一座接一座，她背土把坟封好。丧葬大事已经办妥，赵氏突然长逝。同穴安葬，没有违背最初的志愿。见到、听到这件事的人都兴叹，她的风操节义令人凛然。贤能的太守上奏表章，天子的赐命从天而降。赐命从天而降，金书闪耀光辉。新祠高高耸立，在大道旁举行祭奠。啊，你们这些士人和百姓，谁没有秉持常性？谁没有秉持常性？为什么不以此为鉴、好好思考？崔铣《汤阴县城碑记》：正德六年春，蓟州盗贼起事，攻陷城池，杀死长官，把百姓像割草一样屠杀。秋八月，彰德府通判郑如阜奉上级檄令修筑并扩建汤阴县城。每十人编成一甲，每十甲设置一长，使他们依次接受稽查、劝导和号令；四面钲声一响，众人便一齐救援；按规定钲声不响时就筑城。经过十八天便完工。城周长八百四十九丈，高二丈五尺，基部宽三丈。从基部以上逐渐收窄，矮墙共一千二百四十堵。壕沟宽和深都为二丈。南北月城两座，城楼六座，铺舍二十四所。又修造弓、箭、火炮，设置快手让他们练习。十月初，贼首刘七果然带领贼众来攻，未能攻克县城，向南转去攻打胙城，攻陷后百姓死伤过半。

译贼党杨虎渡过黄河，赵鐩、刘三接连攻破西平、新蔡十多座城。太史氏说：“唉！自从贼寇兴起，郡县都把城池看作存亡的关键：城坚固的得以保全，破败的便陷落，没有城池的便被消灭。唉，百姓的祸患真是深重啊！”乔世宁《颜鲁公祠碑记》：颜鲁公镇守平原时，功劳很大，所以平原原有祠庙祭祀他。当时他的忠义壮烈最终也表现在蔡州，于是蔡州人又建祠祭祀他。琅邪的祠庙，则又因为那里是他的文献故里。归德过去没有颜鲁公祠，归德的祠庙是监察御史王补公所建。君子说：“礼有因义而创立的情况。”王公开始到归德任职时，询问郡中的旧闻。归德郡即唐代宋州旧地，有一座记载八关斋戒的石幢，碑文说此记是颜鲁公撰写并书写的，原在旧开元废寺中。会昌年间诏令毁佛寺时，这篇记文因禁令森严，也被毁去一半，以应诏命；后来刺史崔倬又访得摹本，补刻完整。崔倬有善有不善，所以今天还有关于颜、崔二人的争论。监察公阅兵回来，经过废寺时前往观看，参政乔世宁、佥事贾枢、郭维清、都指挥韩玺也随行。众人看到了所谓石幢：柱子呈八面形，顶部像倒扣的锅；又见其材料和形制特别，而颜鲁公的文章书法都很精美，这也可以说是郡中的三绝了。后来读了碑记，才知道这是宋州刺史徐向率领属吏和父老，为河南节度使田神功所建。田神功曾救李铣，解除宋州之围，他给宋州的恩德很大，所以当他病重时，宋州将吏为他制作了八关斋记。王公又回头叹道：“八关斋是佛教的戒规，供养僧人、忏悔等事情不足以流传，士大夫之家为什么要以此著称？他们只是看重颜鲁公的书法罢了。”唉，颜鲁公以高尚的风节闻名后世，后人却只因为他留下了六书的遗意而称道他，正是拾取华美而抛弃根本。应该把废寺改建为颜鲁公祠，以表彰他的风节，也让郡中人有所了解颜鲁公。于是便发檄令给郡守南逢吉办理此事，又命世宁撰写碑记。世宁在石幢下徘徊，悲怆地说：“这里难道不是睢阳的旧地吗？当年安禄山叛乱，坚守城池、守义不屈的只有平原和睢阳。当时，平原向北招抚河朔，睢阳向南遮蔽江淮，使唐朝没有立即灭亡，独独是因为平原和睢阳。如今睢阳人谈到张巡、许远的事情，没有不愤懑流泪的，他们难道唯独不一同思念颜鲁公吗？”所以说，礼有因义而创立的情况。世宁又查看颜鲁公的传记，发现田神功正是颜鲁公最初招募起用的人；由此看来，田神功对宋州的恩泽，也是颜鲁公遗留下来的恩泽。可是本郡的祠庙却偏偏湮没不存，没有得到报祭，这是为什么呢？又看到颜鲁公奉使到灵武拜谒皇帝、到凤翔，又独自以忠诚和诚信经略河北，这本来就是以自身殉于天下的人。到希烈作乱时，他成仁取义，千载以来都崇高无比；他统筹军务的功劳仅次于郭子仪、李光弼，节操与张巡、许远相当，这不就是所谓社稷之臣吗？即使灵武、凤翔和河北各郡，都可以用忠贞来报祭，难道只有归德不可以吗？只是归德人独自珍爱这座石幢，过去给它盖了亭子；亭子北面新建三间堂屋，让僧徒守护，大概还想稍微保存八关斋的旧事。原本将要在里面塑造佛像，监察公到来后，立即改设颜鲁公神位，命令春秋祭祀，又议定祭祀规制，和张巡、许远相同，并题堂名为“颜鲁公祠”。这件事没有花费公帑，也没有使百姓劳苦，却能表彰忠诚、显扬道义，施益于后世，确实是激励风尚的举措。从今以后，郡中人就知道颜鲁公了。颜公曾任监察御史，洗雪河陇冤狱；后来又出使河东，以风采裁断著名。王补公也以御史身份巡察，其推崇贤德竟如此，这其中大概有相合之处。李濂《许忠节祠碑记》：正德己卯年夏，宁庶人朱宸濠放肆叛逆。当时巡抚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余姚人孙燧，以及江西按察司副使、固始人许逵，抗义不屈，因而死难。嘉靖初年，诏令表彰为国事而死的臣子：孙燧追赠礼部尚书，赐谥号“忠烈”；许逵追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又加赠礼部尚书，赐谥号“忠节”；各自荫补一名儿子为锦衣卫正千户，派官员祭祀安葬，并在南昌分别建立祠堂；又分别在余姚、固始建祠，以表示褒奖崇敬。后来浙江守臣又在杭州城都察院所在的地方建立孙燧祠，以作为乡人的榜样。癸丑年春三月，巡抚河南都御史、蒲圻人谢存儒，巡按御史、东牟人浦之浩认为：“孙燧已经有祠，许逵的祠却尚未建在汴州；二公死难的事实相同，表彰的礼典不应有差别。”于是征询布政、按察两司及督学佥事，他们都认为有理。便发檄令给开封知府王抚民，在省城南关选择高爽之地，创建忠节公祠，召集工匠，购买材料，建堂四间，中间塑造许公像，左右廊屋也各建如前；设置重门，四周围墙环绕，龛、几、瓶、炉等物无不备齐，并嘱托我把此事记在祭牲用的石碑上。不久，二位巡抚因任期交替离去。后来都御史、衡水人杨宜，莆田人邹守愚相继来任巡抚；御史、孝义人霍冀来任巡按，又催促工程完成，祠堂这才建成。完成这项工程的是知府翁时器和同知何镗。我认为，忠义存在于天下，人心对此相同；劝善教化的典制，不应因地域不同而有差异。因此，南昌的祠堂，是许公死节之地；固始的祠堂，是许公出生之地；汴州也是许公的故乡，又是他应试、赴任往来的地方。况且他的遗体虽然归葬固始，但魂气无所不往，谁知道不会在这里徘徊眷恋呢？只是汴州人有些还不能完全知道许公死难的缘由，所以我搜集其大概写下。许公名逵，字汝登，世代是汝宁固始人。他幼年就具有敏锐资质，风骨秀异；作为生员研治《毛诗》很有名。丁卯年参加河南乡试，第二年戊辰年考中进士。己巳年授任山东乐陵知县，有惠政施及百姓。辛未年，剧贼刘七、齐彦名在京畿起兵，转向东面劫掠，攻打焚烧郡县，杀害长官。许公有御寇功劳，贼人不敢靠近乐陵。台臣推荐他的才干，破格授任山东按察司佥事，负责武定州兵备。许公出奇制胜，多次挫败贼军锋芒，斩获敌人无法计算。丁丑年，升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当时宁王朱宸濠招纳姚源、华林等地的贼寇，放纵他们在江上劫掠，掠夺财物来厚赂权贵宠臣，准备图谋僭越叛逆。

译许公对有关主事官员说：“宁王藩府送给权贵近臣的财物，全都取自那些群盗。现在不如先剪除贼寇；贼寇被剪除，财源就会困乏；财源困乏，贿赂就会停止；贿赂停止，彼此勾结就会解除；勾结解除，他的罪恶自然会收敛，我们的计划也就能实行。否则以后就难以图谋了。”主事官员认为这很难，最终他的计策没有被采用。又过了一年，朱宸濠更加横暴，台谏官交相弹劾，认为他蓄谋异志已久，罪迹已经显露，不能不追究。诏令派亲信重臣前往晓谕，并命令他悔改。朱宸濠惊惶恐惧。六月十三日正是他的生日，从巡抚孙公以下都带着礼物入府祝贺，他便设大宴款待。第二天，众官前去致谢，朱宸濠扬言说：“太后有懿旨召我，怎么办？”孙公说：“请把懿旨拿出来让我们看看。”朱宸濠一向忌惮许公的威名，又特意问：“许副使怎么样？”许公说：“天无二日，百姓无二王。副使只有一片赤心，其他的我不知道。”朱宸濠怒道：“我难道不能杀你吗？”许公说：“你能杀我，朝廷也能杀你，只是有先后罢了。”朱宸濠命人把许公和孙公押出去。许公回头对孙公说：“我从前说的话，正是说今天这样的事情。”于是二人一同在惠民门外遇害。许公当时三十六岁。秋七月，提督军务都御史、余姚人王守仁攻克并收复省城，在鄱阳湖中擒获朱宸濠；豫章百姓都穿白色丧服，哭泣祭奠许公，如同哭祭自己的父母。唉！当初假使许公剪除贼寇的计策得以实行，那么朱宸濠的财用就会困乏；不能丰厚地行贿，结交收买之道便会逐渐疏远，内部勾结不能相通，外部谋划也就会停止；这样对江西百姓的利益该有多大啊！可是计策最终没有成功，这该怎么说呢？回想乙亥年，我在户部观政，正好许公以佥事任满三年，赴京考核，我曾多次在同乡宴饮饯行的席间见到他；只见许公气质容貌端正雅正，简朴持重，少言寡语。评论者都认为许公是足以担当大任的人才。后来他果然凭精诚忠心和大节操被当世表彰，成为国朝巍然屹立的名臣，可以说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所学了。许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名玚，承荫任锦衣卫官；次子名珫、瑽，都是优秀的人才。子孙繁盛而贤能，真是上天保佑善人啊！我既已叙述他的事迹，又附上迎神、送神辞各一章，使人在享祀之日歌唱，用来助祭许公。辞说：旭日从扶桑升起，庄严的旌旗飞扬；手抚长剑，身穿绣衣；幽美的环佩发出清脆声响。神灵降临了，这里正是故乡。陈列蕙草调味的佳肴和桂浆美酒，堂中丰盛地摆设豆、俎；奏瑶瑟，吹奏参差；巫觋缓缓起舞，祝官上前进献祝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 怀念美好的人啊，我心中悲伤；云色黯淡，飘来寒风；神灵的光辉闪烁，光彩纷呈；姑且让车驾停下，来安慰我的思念。这是迎神辞。神灵离去啊，要到哪里去？天门曲折遥远，驾着赤虬，玄螭在前引导；云车升起，我无法追赶。无法追赶又能怎么办？哀悼往事，眼泪滂沱；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啊，其他的我一概不知；正气充塞八方，践踏白刃而不迷惑；国家纲纪因此安定，臣下准则因此树立；凛然如生，忠诚而正直；神灵所到之处，施布德惠，使我们的百姓获得丰收。这是送神辞。谢江《鲁山县城碑记》：嘉靖戊申年，我出使南阳道，经过鲁山县，看见城墙颓败得很厉害。如今超过三年，修筑已经完成，大概是县令姚君卿主持的。起初姚君到县任职，巡视城池察看，只见城墙残缺，壕沟淤塞，通道孔洞穿通交错，污秽破败，水湿浸润，蓬草蔓生，于是仰头叹道：“城池像这样，仍不修治，实在令人忧虑。”便召集父老士大夫说：“百姓依靠城池来保障；没有城就没有县，没有县就没有百姓。县令负有保障百姓的责任，若不修城，就是抛弃县和百姓，这个罪过归到谁身上？”我准备修筑这座城。众人都说：“工程人数众多，费用很大，而且上级官员多疑，所以前任县令都躲避此事，不敢兴办。”姚君说：“这是因私废公，使自己和百姓受害，怎么可以呢？我如果不盗取公物，上级怀疑我，我不盗取便不惭愧；我如果盗取公物，上级却不怀疑我，我反而会惭愧。只要内心不惭愧，即使工程用人多、费用大，又有什么妨害？何况此时中原烽火日益兴起，即使著名大城，也都把加高城墙视为急务，何况小县城呢？修城尚且怕晚了，难道还敢为了避嫌而弃置不管吗？”于是把此事报告给省、台，便核定工程和经费，召集佣工、搜集材料，规定期限、估量工期，节省劳力、爱惜力量；这才兴起畚箕和木杵，劳动声四处响起。百姓像云一样欢快地赶来参加，既不皱眉也不迟疑；工程革新与沿用适度，利益没有侵害下民，劳役没有耽误农事。负责监看工程的人称颂，核查实情的人褒奖。这项工程开始于嘉靖辛亥年三月，到十月宣布完工。谢子说：“姚君大概称得上尽职的县令了吧！”关于修复壕沟的警戒，容易在阐释文章中说明；关于勤力修筑城墙的称誉，应该记载以昭示其意义。因此《春秋》凡是筑城必定记载，虽然其中有美有恶、褒贬所指不同，但总的说来，合乎时势和道义才算足够。姚君的举动既合时势又合道义，使百姓因此安定和睦，确实是美好的事迹。我怎么能不嘉奖并记载下来呢？齐之鸾《按察司题名碑记》：明朝开国之初，整顿改革元朝制度，把各路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并设置提刑按察司，分掌职务而治理。所谓按察，就是近代所说的采访、廉访的不同名称，寄托着端正、肃清、澄清的责任，并不只是掌管刑狱而已。按察司虽然不专门主管钱粮，却可以纠察、审问相关事务。凡学校、军队、军备、屯田、水利，都隶属于它，因此政务和教化无不兼管。河南按察司设按察使、副使、佥事，共十三员。自洪武至弘治年间，任职者原有题名记，刻在仪门左边的石碑上。前任副使杨达夫因为年代久远、记录缺漏，重新磨治石碑，想把它更新，但达夫已经调任离去。如今按察使陈即卿到任的第二年，又考查得到这些姓名：按察使共有二十六人，副使、佥事各五十四人，于是就在那块石上重刻。旧记不知道作者是谁，石碑原本也遗失了。陈公嘱托齐之鸾补写缺漏。齐之鸾于是沿着如今刻存的踪迹，考察他们任职经过的州县，想象他们的风采操守，整理衣冠，肃然兴叹说：“多么文雅美盛啊！这些人正是我们应当推崇评论的。过去赵文子执掌晋国政务，和叔誉到九原观看。赵文子说：‘死者如果能够复生，我将同谁一道归去呢？’于是历数阳处父、舅犯，都认为不足称道，唯独仰慕随武子的德行。古代君子光耀当时、取信后世，达到这种程度是多么艰难。如今这些诸公已经逝去，刻在石上的姓名将百世不磨灭。

译他们都曾在这个地方掌管刑狱、政务和教化，履行端正、肃清、澄清的职责；其中有些人的事业光明显著、功德盛大，足以百世流传而不可磨灭。像赵文子所相信的贤士那样的人，当然不少。然而难道没有像阳处父、舅犯那样显赫，而后人仍认为不足称道的人吗？何况还有看见他们的姓名，却发现其本人或许并不像前人所传闻的那样呢？姓名能够留存，正可以核验实际。因此，后人看今天，也如同今天的人看过去；观看碑文的人，怎么能不畏惧并奋发呢？”陈公认为说得对，于是把这篇文字写下。徐中行《建黄征君祠碑记》：征君名宪，字叔度，是汝南正阳人。我年轻时读《征君传》，长久以来就十分向往他。镇守汝南时，我下车伊始便访求先贤的遗迹和祠宇，许多都已经湮没废弃、无人兴修，我叹息说：“难道不是有关官员的过错吗？”于是首先修葺郡治中的漆雕氏祠，以及许公、何公的两座祠堂；其次准备修建所属各县应当祭祀征君的祠堂，但我恰好因获罪谪居而离去。经过正阳时，正阳县令周君指着某里对我说：“这里就是黄叔度出生的地方。”我更加想见到这个人，却没能为他祭祀。唉，我因此低回留恋，不能离去。等到我回到山中几个月后，周君写信嘱托我说：“黄征君的祠堂已经建成了。我此前曾看见府君因征君之事而忧郁不安。” 原本想在短期内赶紧把这件事办成，但又担心自己的仕宦经历不能长久，或许不能等到祠堂建成。于是买下前参政李君的别宅，修整后建立祠堂。正堂三间，门楼一座，楼旁空屋七间，又增建东西两庑各三间。空屋每年所得的租钱，就用来供给簿正，办理祭祀奉祀之费。希望府君作记，以便永久流传。余高兴地说：“这正是我借以向征君弥补过失的事，又怎么敢推辞呢？”我想叔度终身困居，隐晦地生活在蓬蒿荆棘之间，起初从未听说他有谈天雕龙般的辩才、惊世骇俗的行为或倜傥奇伟的谋略。然而士大夫见到他的人，无不心醉神悦，衷心信服并诵习他的义理，正如荀季和、李膺、李固把他奉为宗师一样。只是那些愿意做他弟子而且颇有奇异之处的人，遇到像叔鸾那样放诞不拘的人，也总会改容敛气，茫然若失，这是为什么呢？郭林宗是天下评定人物的宗师，要使人佩服他的风度，似乎也很难做到。陈仲举不畏强暴，朝廷士大夫中少有可与之匹敌者，却还自称不如郭林宗，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曾上观孔门七十弟子，他们的智谋、勇力、才干和辩说之术都很完备，而颜回不违逆老师，像是愚钝，实在没有什么奇异之处。然而孔子称许好学，评拟出仕或退处，唯独赞许颜回。即使子贡以下的弟子，人人也都自认为比不上他。这是因为他的仁心是根本，退处自守而不夸耀自己，他所蕴蓄的德性深厚而久远。名声难道是凭空树立的吗？士人难道会无缘无故归附他吗？俗语说：“桃李不会说话，树下却自然形成小路。”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我又曾考察评论东汉诸位贤人，很少有人不以节义自我激励，但也往往显露才华、夸耀声誉，最终陷入危机。只有叔度收敛锋芒、避世自晦，最终能像龙蛇一样屈伸于尘世之外；他醇厚的风范和深远的情趣，直到今天还使人消除鄙陋吝啬，归于敦厚长者之风。范穆侯说他是孔氏门徒一类的人，大概差不多可以算是知晓言语真意的人了吧？真是知晓言语真意的人啊！我赞许周君崇尚贤人、尊重士人的心意，大致就是如此。周君名绍稷，字象贤，是云南永昌人，成都杨用修的高足。他的经学造诣和为政操行已经闻名当世，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于是作铭说：铭文道：“嵩山降下神灵，专诚生下叔度；幼年聪慧，早早成才，珪璋般的美质乃是上天赋予；清明之德存于自身，玄妙的理解和神奇的领悟自然具备。曾经接受切磋砥砺，行动总是遵循规矩法度。光明卓异啊，先知先觉；由来已久啊，生而知之。没有什么幽微之处不能贯通，没有什么深奥道理不能窥见。刚刚处在童年，众人都说他是我们的老师。考察古代典籍和坟索之书，虽处异世而法度相同。杰出的车马接连而来，公府交相征辟；有时拒绝，有时前往，行迹却不留痕迹。他的道像龙一样神妙，他的操守像磐石一样坚定。遵循时势涵养德性，暂且隐晦；身穿粗布衣而怀抱美玉。美好的声誉更加彰显，群贤纷纷前来。” 他居住在寂静简陋的衡门之内，却有车马成群前来；对前来求教的人，他像回声应答一样及时，无不使他们满意。譬如有人饮河水，各自只求把自己的器皿饮满。他像澄清水一样，怎么搅动也不会变浊；以他宽广深厚的胸怀，消解那些刚强傲岸的气性。年高德劭者因此开怀，贤豪之士也折服其傲气；众人如同登上春台，和乐融融。唉！东汉的节义之士大多凭借气力立名，声名越高，祸患越大，最终踏入荆棘。至于征君，深沉有谋而能预见先机，像鸿雁高飞远去，永远告别罗网弓矢。周代任用商容，王道于是兴盛；曹参舍弃繁务而尊用盖公，齐国因此安宁；又有魏侯，只奉事段生。何况征君具有美德而中正平和，是经学明达的贤令尹，令人仰望如高山。应树立他的典范，勉励各位士人，使大家瞻仰他、依归他。从今开始，把这些话刻在坚贞的石碑上，传垂千年。赵南星《唐元紫芝先生祠碑记》：“人生，是治乱的开端；天地，是人生的开端；太古，是天地的开端；混成状态，是太古的开端。假如世道长久保持太古时代的样子，道就会存在；假如人长久保持未成形时的状态，德性就会纯正。试说说那种状态：没有思虑，没有预先储备，不羡慕尧、禹，不以仁义为乐。混混然却达到极清，默默然却达到极明，自然而然却达到极贞。这样的人、这样的德性，把形体看作多余，把生命看作暂时，把天地看作玩物。” 何况区区的声色、气味、滋味，官帽服饰、田舍产业，以及姬妾侍御的奉养呢？那种人尚且不知道这些东西值得远离，而这又正是他的外在表现，可以由此观察其精神本质。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近代有位紫芝先生。先生容貌不加修饰，出仕不求显达，居处不营置家产，与人交往不排斥愚拙者。他把做官当作隐居，把自身看作寄居之物，以山水为乐。世人推重他的操行，却不知道这不是矫饰；喜爱他的平易，却不知道其中蕴含着什么。因此，即使把他拘系起来，盗贼也可以解除束缚；与人交游，他恪守约束，却不欺诈对方。皇帝想以声乐歌舞自娱，曾把一位地位卑贱、崇尚葈草的小臣悬挂起来，先生不为之发怒，反而振发了他的德心。这就是所谓进入火中而不受热，进入水中而不被沾湿吗？假如先生遇到淳厚光明的时代，居于九五之位而作天下之师，凝聚精神、吐纳和气，一定能使百谷丰收，养育万物。即使只看他较粗浅的一面，那种纯白如玉、坚贞如石的操行，也足以树立人伦表率，彰明善行，改变浇薄风俗。他生逢世道衰微，困居下位，最终甘心退隐，使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迂腐不合时宜，实在可惜！先生的墓在陆浑山下，万历年间，李于田氏任嵩县令，在墓前建祠祭祀先生，嘱托赵子作记。赵子说：古代有称为“贞人”的，像先生这样的人，不就是吗？”

译他的精气不动摇，精神不屈挠，这就是玄妙深远的道，也是长久保养精神、延年益寿的方法。那么为什么还要有墓呢？我听说黄帝鼎成之后乘龙升天，也仍然有墓，大概是为了向百姓表示，人最终确实会解体而终。陆浑山靠近嵩山，本来就是仙人居住的洞府，只是不知是否有那样的人。李于田具有天赋的骨相和瑰奇的文采，神异非尘世中人。过去盖公见曹参，向他讲治国之道，汉代九州因此安宁。李于田设置祠堂、使空室聚集精气，又在陆浑山举行祭祀，先生平日所见的美景，或许正是有意安排的吧？或许正是有意安排的吧？我于是作歌祭祀先生，借此招请他的神灵。歌词说：您为什么在山中？草木繁茂而青葱。灵妃一同来鼓瑟，和王子乔相伴而行。驾着旬始星所化的青螭，吸饮沆瀣，吞食五芝；派遣鸾鸟鹭鸟传达诚意。您不肯前来，使我徒然忧思；风声清凉，白云升起。我惆怅地眺望您，接着又下起雨来。兰花的房室，桂木的居室，以荷叶作屋盖，以荃草作墙壁。美好的情意本来坚定，却不能进入九重门中。后悔隐遁，又有什么距离呢？云霞蒸腾，芳草丛生。遥望您却不肯来，我姑且逍遥自在地采集蝱草。”蔡毅中《产麟碑记》：“当今皇上修治黄帝、虞舜的事业，到位十三年，天地和顺，四时调适，万物各得其宜而五谷丰登。” 辅佐天子的百官都人才济济，彼此谦让。当时东西南北各地都前来归附，宾服于朝廷。天子圣明神武，光辉昭显美德，天地四方协调安定，天下达到大治。大概可以同上古的盛世相比了。豫土处在天地中央，汝光处在豫土上方，地带淮水、环抱汝水，而人民和贤才在两河地区首屈一指。癸未年，牛君奉命来到这里任县令；过了三年，政事清明，时气和顺，各项征兆都井然有序。有麒麟产在郊外，身形像麕，蹄子像牛，尾巴像马，身上长着光彩灿烂、排列森然的鳞甲，确实像韩昌黎所说的麒麟。当时林木震动，雷雨交加，火光照亮天空，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密集。事情被县令牛君听闻后，他下令簿书吏王某查验复核。王某本来就是世代为臣的人，能够使这件事显扬扩大，于是奉送到孔子庙庭。又遍访卿大夫和长老之家查验，随后禀告诸神，把麒麟剖开装入袋中，用香草照耀得光亮灼灼，使光彩在鳞甲之间闪动；最后把它的骨骸埋在县城以北约三里处，绘图流传，想把此事报告给当道。县令说：“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不要报告。”不久，有内臣从河内回来，把图献入宫中，责问部使及诸臣为什么没有报告。县令于是上疏说：“国家以民众和睦、年成丰收为祥瑞，麒麟还不足以算作奇异之事。”于是部使把县令的奏疏上报，太常卿也按县令的奏疏上报，元辅和两台也都依照太常卿的奏疏上报。皇上这才说：“好。”他知道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想见一见这种不常见的东西，于是取其皮革，进献给皇太后，遍给宫中嫔妃观看后，收藏在内府。当诏令下达时，县令用十天时间捧送麒麟，外面覆盖黄幕，装在云纹木匣中。县令斋戒住宿，为它送行；部使和御史大夫也斋戒住宿送行。宣武将军以及一位亲王以下，百千万人无不送到夷门之外；共十天抵达京师，沿途经过的驿站也无不焚香送行。唉！麒麟的遭遇，难道不奇特吗？它产于牛氏，生在民家，本来似乎只是小事罢了；但声名传到天子那里，天子亲自抚摸它的鳞甲、擦拭它的头部，并把它收藏在内府，成为世间的灵异之物。史官还将其记载下来，四海内外的臣民无不说：“中国有圣人，所以麒麟才出生。”唉！麒麟为国家增加了尊重，难道还不重大吗？然而上天仁爱君主，并不只通过日月薄蚀、水旱灾害、饥荒和蝗虫来示警；凡是事情显得异常、物类不按常态出现，也都有用意吧！如今皇上每天和二三位元老、百官卿士相处，无不和睦安宁，共同成就雍熙之治。麒麟出生而县令说不足为异，元老诸臣说不足为异，天子也说不足为异。上下都敬畏勤勉、努力修治，不以奇异之物为贵，难道不正是大顺之世的真实表现吗？” 如果认为舆图所载的疆域没有边外，异类全都归顺，八方都来叩关称臣，就说这是顺治达到极点，那么麒麟就足以作为祥兆了。可是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凤凰、麒麟偶尔也会出现。它们不参与我们的事务，我们也不参与它们的事务，这就是县令、圣天子和元老诸臣所说的“不足为异”。不过，传文说：“清明之德存在于自身，志气如同神明；上天降下及时的雨，山川便蒸腾出云。”这样看来，这只麒麟难道不是我国国家亿万年太平的征兆吗？县令嘱托我为此作记并刻碑，我不根据事实就妄自标新立异、随意议论。县令名应元，是关中泾阳人，年轻时就显得神异。他将要施行异于常人的政绩，麒麟便产在郊外，这又是一种征兆。马之骐《瀛海张公垦田德政碑记》：“我曾考察周朝开国的事迹，知道以农事作为王业的根本，富庶由此兴起，礼义由此敦厚，军队和士卒也由此得到供养，所以始终把农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关于修筑堤防、积土成台的歌谣遍布郊野，安乐富利的风气兴盛，百姓长久受到恩惠。这确实是百代都应遵守而不可废弃的良法啊！近来桑田荒废，已经没有天未亮就驾车往来的勤劳，也没有田畯劝农督课的职守；即使巡方督屯的使者，每年飞檄各郡各邑，严格核查实际政绩，希望达到使国家富足、百姓充裕的效果。” 无奈亲民的官员沉溺于积久的习惯，往往迎合上司的要求，把敷衍成例视为安稳，安于懒惰，又把实地丈量田地看作烦劳，只凭借威势发文申报复核，和在路旁筑舍一样徒劳，结果公私双方都陷入困境，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们泌阳侯张公具有宏大的学识，能够整顿国家经济。他来到泌阳任职，尚未满一年，各项政务就焕然一新。四民口中称道不已，有些功绩不是言语文字容易铺陈的；其中单是开垦荒田一事，就使贫瘠土地变得肥沃，使百姓由劳苦变得安逸。百姓深深害怕而不肯做的事，难道不正是他不避风雨、克服困窘而努力取得成功的事吗？泌阳偏处山边，土地多被沙土壅塞、石块堆积，不能播种；即使剩下的平原旷野，穿蓑衣的农夫也少有农具，半数成为榛莽荆棘之地，甚至有田地已经荒芜而租税仍然存在的。唉！小民想叩击宫门却相隔遥远，代为申诉也无人，何况三方交战、额外加征，十户九空，流民遍布道路，实在太苦了。张公于是悲悯动心，说：“百姓的脂膏已经耗尽，像漏水的酒器一样损失更加严重。我们儒者读的是节省财用、爱护人民的书，肩负着父母般治理百姓的责任，假如把他们视为秦越之人而置之不理，岂不是既辜负君主，又辜负自己的学问？靠征收租税来养活自己，只图自身便利，又有什么脸面居于百姓之上呢？”

译何况土地本来就是生长万物、养育人民的，君子和小人都依赖它而获利。如今国家没有积蓄，百姓缺乏储藏，只是因为有愿意耕种的百姓，却没有辅助耕作的必需品。于是特意仿效汉代循吏龚渤海卖剑买牛、卖刀买犊的故事，减少仪仗差役，撤去车舆仆从，单骑遍历林野村落，召见父老子弟，虚心询问，详细考察地方的利弊，指示保甲的方略；革除弊病，兴办有利之事。随即查明各乡荒芜、旧有课额却已抛弃的土地，以及确实可以用畚箕铁锹开垦而从未开垦的土地，共勘得土地三百余顷。张公说：“土地可以耕种了；但如果没有牛具，耕作没有凭借，仍然只是石田。”于是他亲自实行节俭，捐出俸禄百金，按市场价格购买种牛一百头，分别由里老出具保证文书，发给开垦土地的百姓。有田有牛，努力耕种就不怕没有资具了。一时间编户百姓欢声雷动，无不焚香向苍天祈祷，愿张公早日位列三台。若从此年年丰收，便会富足安乐，足以追比周代安乐富利的美好风气；即使没有大丰收，估计所得收入也足以糊住努力耕作者的口，作为他们举耒抬足耕作的帮助。况且种牛繁殖的利益，积累十年可以得到一千头小牛，生生不息，几乎难以穷尽。这难道不是使百姓获利的实政、使国家富足的宏图吗？总而言之，张公把国家看作自己的家，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真正的儒者取得了实际成效；他领会周人以民利为根本的用意非常深厚，哪里只是可以同汉代循吏相比而已呢？张公又想到，官府如同传舍，良法美政经过岁月流逝，没有不被狡猾胥吏和奸民侵蚀掠夺的；于是将正式文书申报给巡抚、巡按和监司，使各处保存卷案，每年加以查核复验，希望一日施行、百年之后仍不可磨灭。张公的考虑深远，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这正如慈父替子孙筹划：替他们置办田园，建造房屋，还要写明契券、厘正界限，以留下世代不变的计策。张公替泌阳百姓谋求长久利益，又何尝不同于慈父对弟子子女的殷切关怀呢？张公的恩惠实在不能没有石碑记录，因此谨因泌阳百姓的请求，摘取事实为之叙述。至于长久施行仁政所形成的教化，以及由此掀举的大业，将来必定与天地同久，恩泽流布寰宇。这次的政绩，不过是威凤的一根羽毛罢了。张公是河间景州人，名尔见，号念东，是乙卯科乡试中式的举人。袁应泰《广济河申详条款碑记》：“怀庆府河内县为兴修水利，制定经久的规章制度，以便长久遵行。” 查得本县过去因地方年年苦于大旱，幸逢院、司、道、府体恤贫民，发布兴利的明文，不只是三令五申。本县仰体上级的深意，申报请示并获得批准，开凿广济渠一道，现已完工告成。但规划久了容易湮塞，人情习惯之后又容易玩忽；要谋求长远利益，就应详细制定经久不变的规章。因此两年来仔细观察水势，深思弊病根源，于是不顾愚昧，将应办事项列于下方，恭候详审批准后刻在石上，永远遵守。申报本府后，本府批示：从这份详文看来，谋划周密、考虑长远，应刻在坚贞的石头上以永远流传。又奉分守河北道右参政蔡的批示：该县开凿广济河，惠及百姓无穷；所议条款全部依议施行，仍应刻石永远流传。又奉分守河北道殷的批示：该县为地方谋求长远利益，尽心筹划，毫无遗漏，自应刻石遵守。又奉管河道右参政宋的批示：河工已经完成，所议条件应刻石永远流传，不许官民各色人等擅自提出异议，导致既成工程毁坏。又奉河南布政司姚的批示：开渠引水，其利益已经难以尽说；又能把制度安排得周详曲折，条目分列、叙述清晰到这种程度，实在是不朽的伟大功绩，应依议详备刻石，以便永远施行。又奉总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曾的批示：所议六款，确实都有益于河务，全部依议施行，仍应刻石永远流传。又奉巡按御史杨的批示：分守河北道查报本道随即命本府复查各款缘由，申报复查结果相同；呈报院司后，院司批示，复议的各款都应准许施行，并将此批文交给道署发帖。本县官吏应依照帖文，全面奉行札付批示中的事项，立即逐条查照施行。又查此案，先前本县申报开渠缘由时，本府署印推官赵看过后认为：广济渠一事，袁知县慨然把导利视为己任，亲自察看，竭力开凿，打通石洞。况且所费钱财出自本官节省的公费及自己奖励等项银两，库藏没有支出分文。百姓偶有帮助，也不过是沿河受水利之惠的百姓自愿急公，并非受到势力胁迫。与张益州凿渠惠民相比，张益州大概还不免遭人怨恨诋毁，而袁知县似乎更胜一筹。善于谋划，最终能够成功；谋求百姓利益，实际上就是有利于国家。即使使焦土变成沃壤，一次劳作便永远受益，成为千百年赖以生存的功业，也实在伟大啊！转呈分巡、带管分守道佥事殷复核：广济渠一事，知县袁应泰亲自踏察地势，查看高地低地，查得有石岭可以穿凿洞穴，于洞中设置水闸，开闭由人掌握，可以避免冲刷淤塞之患，也能获得灌溉的利益。已经申请获准，动用仓粮，委派官员监督办理开凿工程。该县仍亲自督促调度筹划，如今工程已经完工。虽然所花费的银两和粮食超过原先估算的数目，但都是本官节省杂项支出和办公费用，以及奖励柴薪等项的银两，库藏实际上没有耗费分文。这条渠道一经开通，不仅惠及百姓，而且可使后世长久获利，确实全在于此。至于此前防备灾荒的措施，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转报河道、巡抚、巡按三院后，蒙巡按御史袁详批示：该县开创了可利及百世的事业，从此河内可以称为富庶之地了。等会议后优先叙录其管理功效，并将有功人役授予冠带、门扁，按照议定发给奖赏，缴报备案。巡抚都御史曾详批示：中州水利最为紧要，只因有关官吏把民间疾苦视同秦越，动辄把它当作无关紧要之事而抛弃，实在令人慨叹。知县袁应泰志向锐意进取，首先承担劳苦，亲自调度，凿山开洞，依洞设置水闸，部署规划，每一项都恰到好处。本院反复阅看图说，更加知道能工巧匠的苦心了。况且不耗费国库钱财，不扰累里甲，十个月工程便告完成，可以灌溉五千余顷田地。即使济源、孟县、温县、武陟都共同享受其利益，难道只是河内百姓世世代代依赖它而已吗？现命令道台传令该县查明动用官银十二两，先行优先奖励，仍等候另行叙录；对各有功人役，按议定分别准许授予冠带、门扁，以表示奖励和劝勉。

译其余事项照此办理，缴报备案。总理河道工部尚书刘详批示：沁水清澈冷冽，宜人可亲；夏秋水势上涨时又汹涌澎湃，令人畏惧。知县袁应泰凿山开渠，引水灌田，为覃怀兴办了可利及百世的事业，可以同郑国渠相比美。准许动用河道银十两折充花币，封装送给本官，以表达本部院优礼相待的意思。县丞赵宗鼎、唐时雍各奖励银三两；公直甄周南等八人各赏银一两，仍授予冠带以荣其身；马淳等十七人各赏银五钱，仍发给门扁以表示旌表。守道、巡道两道官员负责督率。有功人员另行叙录，此案依照批示详文遵行。查问此次工程此前的缘由，应当把今后开渠的经制事宜刻在石碑上，以便永久遵守施行。现计议开凿一道明河河基，以防止侵占。查得本河自太行山凿洞引水，经过济源、孟县、河内、温县、武陟，通达黄河，绵延一百五十里，宽八尺，全部属于除粮的官地，另外还价买了济源百姓的田地。另开一道减水河，以防泛滥冲决之患，长一里零九十尺，宽四尺，也属于移交该县、免除粮赋、永远作为官地的土地。如果邻近河道的居民侵占两岸耕种，淹没旧有制度，按盗决堤防的罪名治罪。本府复议认为：广济河渠既然属于免除粮赋的官地，正因为它没有粮赋负担，人们便都垂涎想要占有。看到今天工程成功，预先防备日后侵越界限，考虑得很深远了。确实应当把这些事项刻在贞石上，以垂久远【原文“▯”字样疑误】。文书到达道台后，本道看认为：河渠既已开成，河岸应当防止被挖开冲决；如果不严加禁止，恐怕无知的小民侵占耕种，年深日久就会混同为民田。现在想把长度、宽度等尺寸刻石明记，使小民不得侵占，确实是永久长远的办法。一是确定渠堰，以使水利均匀分配。本河一条河渠共分为二十四座堰：第一座永益堰，从官庄到休昌，长三里；第二座永利堰；第三座常丰堰，都并入永益堰；第四座天富堰，从许村起，长二里；第五座永福堰，顺流汇入利人河；第六座广福堰，从许村庄进入丰稔河，流归黄河一百二十里；第七座和丰堰，起自辛村、高村，长五里；第八座广丰堰，从东许村、金冢到小营进入黄河，长一百二十里；第九座大丰堰，从南寻、西李家桥曲、搆柿园、土坯、贾村直到黄闷，可减水入黄河，长一百三十里；第十座大有堰，从南寻、北董到沙岗，长三十里。沙岗有郑府寄庄地七顷五十亩，本堰每日分取三分水。第十一太平堰，从武家作、张家作到刘家庄，长一十里；第十二广有堰，从七里桥、故事、马铺到古涧，流入沁河，长二十五里；第十三永济堰，从防城、祝策、彭城、尚香镇到苏东、宏福堰，长七十里；尚香西面砌有栏水闸，减水流入沁河；第十四广阜堰，从南屯、沙岗到辛王，长一十里；第十五新兴堰，从里村、冷家庄、贾村到北正，长一十八里；第十六广隆堰，从五王起，长二里。第十七万盈堰，从分水石、七里屯、卫村到彭城，长三十里。第十八长济堰，从佳村、珍珠庄、高照到耿家庄，流入涝河并归入黄河，长六十九里。第十九兴隆堰，从郭村、王里、李家庄到北张，长一十八里。第二十兴福堰，从彭城、尚香镇到刘家庄，长一十里。第二十一安福堰，从苏王、南徐涧到南张，长一十五里。第二十二万亿堰，从西冷到东周，长一十里。第二十三大济堰，从北冷到杜家庄，长八里。第二十四永通堰，从保封、董宋、赵庄到唐郭，流入黄河，长四十里。中间各堰的支渠遍布高地低地，可以因地制宜开导；只有这二十四座大堰，要比较远近，斟酌水量盈缩，百姓按此分配便能称为均平。如果有强有力者擅自开挖一座堰，计算日期分水，就会减少其他堰的利益；若在上游，更应严禁，因为上游可以拦截水流以自利，下游田地就会连一滴水也得不到。侵夺和分配不均的弊病，就由此产生。本府复议认为：河渠开成后，水利自然扩大；若没有定额，豪强难免侵吞兼并。如今依照所议比较远近、斟酌盈缩，按日分水，循环往复，实在是维护公共利益、杜绝争端的长远办法。送到道署后，本道认为：河渠既有二十四堰，若不制定固定规则，难免产生分配不均的弊病；根据远近调节多少，按日分水，确实是均平水利、杜绝争夺的办法。第三项，泄出余水，以免泛滥。查本河水势很急，加上秋雨骤然汇集，沟渠水流都进入河中，不能没有冲蚀堤岸的忧虑。此前已在本河要害处开减水河一道以泄水，又动用本县节余公费银建石闸一座。但水势急如从高处倾下，两岸容易冲塌，应当用石头砌筑两帮以永远牢固。现有设置用来修理本河的公田租谷，每年一百二十石，拨用一年供给费用，希望石堤坚固，蓄水泄水都有准备，水利便能长久。本府复议认为：修建泄水河渠的石闸，计划已经周全；只是夏秋水势上涨，岸堤容易坍塌，既有本河公田租谷，应相应勘明确认并酌量拨付修筑费用；如没有冲决，不得动用。送到道署后，本道认为：河水泛涨，堤岸不能不周密防护。如今议定在泄水处捐出公费修建石闸，动用公田租谷砌筑石帮，用一年的粮食作为长远打算，确实是深谋远虑。第四项，设置闸夫，以便防守。查本河洞口、减水河口和分水处，都设置石闸，按时启闭；只是要依靠闸夫。应在石闸处设置二人，减水闸、分水闸各设一人；每人工食银七两二钱。查得本县多余的吹手可裁减二人，青夫以及铺陈库夫可裁减一人，改发给闸夫工食。这样既不增加扰民负担，又使兴办工程和使用人员两方面都便利。本府复议认为：石洞、减水等各洞口的石闸，势必需要有人看守、主管启闭；既然该县查得吹手、青夫、铺陈库夫可以裁减，就把前项工食拨给闸夫，准予照办。送到道署后，本道认为：河渠既然设置了闸门，启闭必定专门需要人员，设置闸夫十分恰当。

译应当依照所议办理。第五项，依次分水，以禁止插队越次。查大旱之时，百姓把水利当作生命；强横者却肆意兼并水利，小民连一滴水也无望得到。于是他们相继到高处申诉，有的怒视而忍气吞声，不敢向强者问罪。应编定分水次序，从下游到上游依次引水灌溉。除大月侵占河水一日、各堰不得呈请引水灌溉外，每月以二十九日为标准；每日一百刻，共计二千九百刻。共有夫四百六十二名，每名分得全河水六刻二分七厘七毫。自第二十四堰向上至第八堰，共有夫四百六十名，分得全河水二十五日六时；每月两轮，每轮一十二日九时。上轮从初一日子时起，至十三日申时止；下轮从十五日午时起，至二十八日寅时止。按十分计算，万盈等十一堰占四分二厘，广有等二堰占二分八厘，太平等四堰占三分，合为一号。自第七堰向上至第一堰，共有夫五十五名，分得全河水三日六时；每月两轮，每轮一日九时。上轮从十三日酉时起，至十五日巳时止；下轮从二十八日卯时起，至二十九日亥时止。按十分计算，天富等三堰占四分四厘，永益等三堰占五分六厘，合为一号。各堰相互调剂，按照夫役轮流灌溉。仍命二十四堰各建一闸；每座闸内每隔一百步总共砌一条暗洞，引水进入子渠灌田，全部用锁，由总管掌管。凡遇到用水时，发钥匙开闸，并依次开放暗洞放水。这样，插队越次的弊病不用禁止也会自然消除。如果仍然仗势强行越次分水，就按亩罚粮，全部收入广济仓，与公田粮一同作为修河之用。本府复议认为：利益所在，人们必然争夺；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欺压少数，势必如此。砌洞分水，由总管掌管钥匙，依次灌田，以杜绝越次分水；违犯者按规定罚粮，这里可以看出工程设计者用心独苦。应准予施行。送到道署后，本道认为：开河原本依靠众多工役，用水必须使广济渠发挥作用，才算公平。如今议定编定分水数量，每一堰建一闸，每百步砌一条暗洞，不许仗势越次分水；如有徇私违禁，允许没有分到水的人到县衙向官府禀报，由公正人员查验，连同相关人员一并罚粮。修河确实是均分水利的好办法。第六项，栽种树木，以加固堤岸。查各处河堤多种植柳树，因为其根株盘结，可以加固堤岸并阻挡水势。应当在初春时节，命令各邻近本河的居民遍植柳树；几年以后就可以长成树林。不仅堤岸坚固，而且林木也多得用不完。本府复议认为：沿河种柳，根部可以加固堤岸，木材也多得用不完，一举而有两种利益。只是栽种必须在春初，考核复查的责任在河官；如果根株盘结起来，其挡水护堤的功效就很大。送到道署后，本道认为：沿河种柳确实是加固堤岸的好办法；柳树靠近水边容易生长，堤岸因有柳树而更加坚固，三五年后确实可以成林。果真能够切实实行，不但有益于堤岸，木材也多得用不完，同时还对百姓有利。广济河渠水利碑记：“广济洞渠有石闸一座，分为两孔；每孔流水高四尺、宽五尺六寸。闸北面宽三丈二尺、高三丈，有望水门二座，东西角各一座，上有栏杆十孔，闸板、铁索、滑车一应俱全，由闸夫看守。石洞长二十一丈，底宽二丈二尺，高一丈；另一段石洞长二十三丈，底宽一丈二尺，深七丈九尺。从山神庙向南，土渠接入广济河道；购买济源县官庄里百姓盖汝器的土地五亩，价银五两，连同两岸压占的山坡地十五亩，均由该县免除粮税，永远不再征科，共计土地二十亩，地名为郭登闸。” 修建丰稔河桥一座，暗洞四孔；每孔中间高五尺一寸、宽四尺三寸，两端各高七尺五寸，长二丈五尺。在许村开减水河一道，长一里九十丈，宽四尺，花钱购买济源县许村居民段廷桧等人的土地一十七亩二分三厘九毫，共用价钱二万九千零五十七文，移文该县免除粮税。大河水闸一座两孔，减水闸一孔，北官路桥一座，利仁河桥一座。闸夫工食使用沈良贵的土地十八亩，价银十八两；闸夫耕种土地、看守水闸并缴纳粮租，准许抵作工食。大丰堰有减水栏水闸一座两孔，每孔宽四尺四寸；分水闸一孔，下部高二尺、宽一尺八寸，上部宽四尺六寸。减水所置买本县利上四图九甲吴宗孝等人的中下等地二千亩，价银八两。闸夫承担粮税，耕种并看守此闸，永远遵守。太平堰设置夫役十五名，各处疏通、挑挖河工免于调派；每年补修、看守从大河张村到分水石的堤岸，以及千仓渠桥，以防不测。西七里屯分水石处，南河万盈等十一堰宽七尺三寸，北河永济等四堰堰口宽五尺七寸；底部石帮各长十一丈八尺，深四尺五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零九十丈〕 西官路建大砖石桥一座两孔，南七里建大砖石桥一座，均由本县用俸银赎回的官银修建。最初凿穿太行山开通石洞，并修建太石闸、桥梁、减水河闸桥、分水石等处，委派官员公直甄、陶南、王尚智、萧守祖、侯应时、赵汤、赵九所、张思聪、张思周、黄延寿、李应光、阎时化成、齐李太运、李应守、段国玉、李邦宁、郝有义、盖汝能、马九叙、张守志等负责办理。本县知县袁应泰向抚按、河三院、守巡河三道及本府申请，详报获准发给冠带、匾牌并奖励；后来又申报请求管理河道右参政朱批示，说明本县陈情求恩，是为了激励勤苦。查本县开凿广济洞渠，幸亏本道在上面主持，又加意劝导协助；原先委派的官员公直甄、王尚智等感激奋发，齐心尽力，携带粮食办事。有的在山上三年，发誓工程不完绝不回转；有的面容晒黑，手指脱落、皮肤裂开，甚至染病仍勉强支撑，始终没有懈怠；有的家中有变故以及水灾、盗患，也因义不容辞而无暇顾及；有的捐出钱财犒劳工匠，争先使工程成功。三年如同一日，众人如同一心，终于凿穿石山、开通洞渠，修建水闸引水灌田，利益波及五县，惠及万家；已经承蒙院道嘉奖工程成功，准许发给冠带，并按等级另行奖励。

译凡是为水利出力而获得依赖水利之功的人，都应享受永久受益的报偿。各役所得的有利土地，应分别免除夫役；每一名夫役，其子孙与众人一样，永远按本人享用水利。土地不足的，每一名夫役只免本人，不得冒充免除他人；各自发给帖文，永远遵守，以便有章法地激励劝勉，使人心更加奋发。于是具文申报，照详文批示依议办理；现拟发给帖文。帖文告知本役：应依照帖文所载事项，遇到本河征发夫役、兴办工程之日，即按照后来开垦的土地亩数，免除本人应承担的水利夫役。每一名夫役，其子孙与众人一样，永远享用水利，如同本人享用。土地短少不足的，每一名夫役只免本人，不许冒免他人，永远遵守。第一永益堰、第二永利堰、第三常丰堰，都顺流进入第一堰，共有夫三十一名半。老人盖汝能。第四广丰堰，顺流进入丰稔河。第五永福堰，顺流进入利仁河。第六天福堰，夫役二名。第七广福堰，夫役十四名。老人李士楚。第九大丰堰，减水夫役十二名半。又有新兴堰，夫役十八名，顺流进入一堰，共有夫八十名半。老人卢三顾。第十有堰，夫役四十六名。老人王行外负责郑府第三分水处，一天。第十一座是太平堰，夫役十五名。老人汤文清负责第十二座广有堰，夫役十一名半，另有公田二名。老人周天琴负责第十三座永济上、中、下三堰，夫役一百零二名。老人朱冠、张炯、王九星负责第十四座广阜堰，夫役八名。老人辛光贤负责第十五座新兴堰，夫役十九名。丰顺庄通入大丰堰，夫役十八名，现只存夫役一名半。老人李进禄负责第十六座广隆堰，夫役四名半。第十七座万盈堰，夫役四十三名。老人王应举负责第十八座常济堰，夫役十五名半。老人刘夏正负责第十九座兴隆堰，夫役九名半。老人严光明负责第二十座兴福堰，夫役十四名。老人刘寿增负责第二十一座宏福堰，夫役二十七名半。老人梁谷完负责第二十二座万亿堰，夫役八名半。老人梁诵负责第二十三座大济堰，夫役十名。第二十四座永通堰，夫役七名，老人李尚悟负责。广济洞从洞口到河内县境内的分水石河，长八千二百步。大丰堰的减水河，在河内县境内长四十五里，在温县境内长七十五里，流入黄河。水济堰北河通入宏福堰，长一万五千零四十步。尚香西减水河长五百四十步，流入沁河。广有堰通入沁河，长六千一百五十步。万盈等堰的南河，在河内县境内长一千零一十七步，在温县境内长一千二百步，在武陟县境内长一万二千零八十步，流入黄河。河内县与济源县交界处，利上三图八甲嵗字一号中心区头，狄虎内除广济河，河身宽六步。利上四图五甲闰字一号中心，杨希泉西北角撅头，史应禄内除广济河，河身宽六步。寛平五图八甲日字一号中心，杜臣内除广济河，河身宽六步。寛平五图八甲东北角撅头，杨宗礼内除广济河，河身宽六步。崇上六图十甲温金字五回四号中心，司道内除广济河，河身宽五步四尺四寸。崇上六图十甲东南角撅头，李住内除广济河，河身宽八步。崇上六图二甲西南角撅头，梁田内除广济河，河身宽八步。崇上二图十甲西北角撅头，王魁内除广济河，河身宽八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五千四十步、一千一十七步、一万二千八十步〕 温水字四回六号刷遍中心，马守安东北角撅头，魏崇汤内除广济河，河身宽六步。崇下五图三甲温水字一迥六号中心，崔敖东北角撅头，魏来、李思聪内除广济河七里，南堰河河身宽四步。温县太平乡四图八甲天字一号十四区中心，赵来朝内除广济河，河身宽六步。武陟县天字十五号第十二区外刷边九区区头，秦汉西北角撅头，张朋内除河身地二十二亩五厘四毫。孙丕扬《阌乡县城碑记》：现在的阌乡为鼎城，称其为要害之地，难道不是因为它是潼关的唇齿吗？只是洪河水势浩荡，时常在城的肩背之间汹涌，城墙屡次冲毁，主管修筑的人于是修建堤防作为保护城池的办法，也算万全之策。可是狂暴的水流年年侵蚀，洪水一到，城墙和堤防便同时决口，夯土筑墙的工程没有停息过，百姓深受其苦。郑大夫说：“我从大河岸边俯视鼎湖原野，不禁叹息。”大夫的叹息，大概是在叹息城池。父老问：“君子为何叹息？”大夫说：“不如同你们集资买田，赶快修筑城堤，难道不比让石基长久成为屏障更好吗？” 父老说：“忧虑的是财力不能承受。”大夫说：“我若减损上层的财力，也不要减损下层而劳累百姓的力量；我宁可减损上层，以宽解百姓的财力。”父老说：“忧虑的是工程不能迅速完成。”于是大夫丈量城堤，计算俸禄和钱财，在城西右侧的土地上筹划经营。两位宪臣、三位使者和两郡郡守，没有一个不赞同大夫的意见。当时是万历戊子年秋季，先建石城基，又建石堤基，高数仞，延伸宽广各约一百步，以抵挡洪水冲击。又在城上修建高楼，用砖砌城墙垛口，设置巡防铺舍，并仿照大禹的形象建成庙貌。凡是防御灾害、抵挡祸患的事情，没有不竭尽心力。己丑年冬季，工程修缮完毕。父老感念大夫的德行，请我撰写记文。我听说：阌城是潼津的咽喉，潼津是天下的险要关塞。阌城不坚固，潼津的左翼屏障就会孤立；阌堤不用石料修筑，阌城的右臂就会倾覆。所以修城和修堤这两项工程，并不只是有利于阌乡一地。大夫怜悯阌乡陷于水患，修筑石质阌城堤防，为阌乡百姓建立长久保全的谋略，使阌乡百姓永远受益。这是贤良官吏的最高政绩。皇上正向西方顾念边防，以坚固的关隘和这道堤防作为保障；阌城以这座城池固若金汤。潼津大夫的功劳，难道只惠及阌乡吗？至于百姓没有诉说劳苦，财赋也没有增加，那么阌乡百姓自会立碑传颂他的功德。

译大夫名叫民悦，是房山人，京关进士；他分派督率事务以及参与劳作的人，都一并记载在碑阴。张应化《共济庄碑记》：共济庄，是西蜀黄公创建的，用来救济孤苦者。黄公任汝南藩臬官时，前后核查三年所得的政绩，审问兵事，惩治暴虐豪强，杜绝探访九简，提拔修养良善平正之人，通达和罢免贫困事务，操守端正，声誉远播，吏员畏服，百姓怀念。汝水、淮水之间千里之地都清楚地受到他的恩德，两河以南、以北也接连传诵他的声名。这正是黄公仁爱百姓之心无穷的表现。自午、未年以后，淫雨成灾，粮仓和储藏都空了。又加上辛丑年汴、亳之间黄河决口，城墙几乎被淹没，百姓像鱼一样聚集在汝州各城周围；连日积雨汇成水泽，柏举一带地势平衍，没有重山深谷，蓄水和排水十分困难，所受灾害被称为最严重。黄公减少随从，冒着霜雪，骑马踏勘受灾之地，上奏救荒和防灾的良策，免除租税，给饥民食物，招抚百姓使其恢复产业，百姓才获得新生。黄公说：“还不够。国家的赋税不能屡次免除，靠桑树下的施舍也不能长久供养；我现在要从根本上谋求利益。”天子为了嘉惠百姓，对每郡每邑的孤儿和鳏寡之人，按天数发粮，按人口分给房屋，这项法令本来十分完善。但是赋税粮食有固定数额，嗷嗷待哺的人却不能用定额来限制，若想使百姓不迁徙、不因贫困而瘦弱死亡，仍然很难做到。于是黄公捐出俸禄，不足之处又用赎罪钱补足。汝州所属共有十四处，每处五十金，分别交给地方长吏购买良田，修葺房舍，每年收取租粮，以补充官府法令所不能顾及的部分。西平县知县张应化恭敬谨慎地奉行黄公的德意，又把下属官吏的俸禄薪资增补进去，在县城南四里左右的耿家墩购得土地二百一十四亩有余；又稍向东转，在三里湾购得土地八十五亩有余；另建房屋三十楹，一部分供贫民居住，一部分储存租粮。典守者选择人员，收支都有登记考核。从此柏举每年都有丰收防灾之利，孤苦者也获得丰收保障，黄公的仁惠确实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即使汉代存问老人，唐代赐给高龄老人酒和面，宋代设置义仓、发放财物，也只能甘居其下。不要说我们这些属吏敬佩奉行，恐怕后来继任此地的官吏，看到这项美善的举措，也一定会感慨叹息，庄重地想着继承这种美德并加以扩大。田地房舍日益增加，得以保全生命的人日益增多，黄公的恩德又怎么能有边际呢？不只是这样，黄公不久将登上枢密、宰辅之位，用来使汝南受福，并使天下百姓都受到恩惠，使天下蒸民百姓都得到衣食之赐。黄公对国家和百姓的功劳，又是多么伟大啊！我张应化不因才疏学浅而推辞，恭敬地为此撰记。黄公名炜，四川南充人，壬辰年进士。靳于中《新河碑记》：临颍的水，有颍水，有褚水，都属于潩水水系。三条源流奇异地涌出，淤塞后已无法寻迹；但潩水实际上发源于大隗东南，经长葛流入许地，又向东流入颍水。颍水以北有艾城、石梁两条河，一时汇聚，一时疏散。艾城、石梁两河泛滥后全都流向防人湖一带，颍水以北便成了河伯的辖地。水患和旱灾交替，正当黑色土地上的田畴说到兑卦所象征的泽水时，却被坎卦所象征的水患夺去。百姓十室之中，连半粒粮食也难以得到；又因低湿地积水，突然难以用钱和锄头治理。有人饿死在沟中，有人逃亡而拖欠赋税，长期借住又增加了别处的户口；这些贫弱之民在颍地都不能长久安居。潩水对此又知道什么呢？然而若以大水灾害来考察，它不应只是一条小沟；若不必烦劳庚辰年童律那样的治理，而历任政务又松弛拖沓，使鱼虾充斥池塘田塍，百姓放下负担、袖手旁观，少有能够超脱于天时灾变之外的，这难道是因为官府安然自得而不知怜悯吗？唉，也只能共同出力加以整治，以加重颍地的治理责任。高密张侯初到任所时，心中已经对此愤懑。适逢开始整顿政务，不轻率采取大动作。等到百事逐渐能够开展，才慢慢安置并治理相关水利。士民翘首等待，于是向潩水询问，不沿旧有河道而横向侵蚀它。张侯骑轻便马匹沿途察看，往返数次，行程四百里，夜里出发、清晨归来。于是召集年长者众人，睁目相告说：“潩水是给我们带来毒害的[缺字]。” 算了吧，大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急于治理二条水道；为什么颍水对于潩水上游承接、下游排泄，仍像其他水流一样呢？如果注水突然泄出而排水缓慢，水流就会在其中积聚；一旦水势上涨而漫溢，湖泊也不足以容纳它的迅疾。于是办理疏浚河道、修治畚箕和铁锹等工程，使断开的河道恢复，并还给百姓耕种之地。像官府这样的治理，上接许地水源，下抵鄢地边境，深七尺，宽四丈二尺，长四十里有余。从前所称的防人湖，如今不需撞击堤岸便能径直通流了。这是因为湖泊容量不足时，水必然吐出；水流只要有专门渠道递送，便能贯通。这次工程，张侯免除俸禄数十缗，拿出官仓粮一百余石；劳役按土地分摊，粮食按工役人数供给，尺寸和微小钱粮都严格符合标准。等到百姓主动前来输送物资、协助工程，欢呼而来者成群，十天便宣布完工。河水浩浩荡荡，经鄢地、泗水、淮水，汇入百川，何等浩大啊！颍地的水患因此消除，百姓安定了。过了多久呢？正逢旱灾肆虐，鸿雁般的哀号在春日更加严重。张侯于是救活了数千人，使富饶之地迅速获得一条河道；大家合力敏捷而高效，就像从席枕旁经过军队一样轻易。这样的神明官君、圣贤政令，怎能不流传千古？颍地老人耆义、滕复性等人，因为我过去在齐鲁主持学政，对张侯了解最深，请求我撰写碑文，以示后来者。我想到从前西门豹开凿邺地十二条渠道时说：“百年以后，父老子弟还会思念我。” 汉代长吏因桥梁断绝驰道，想把两条水渠合并为一桥，父老们争相称赞这位贤君，认为他的法式不可改变。颍地百年以后，河水安定，哪里会没有这样的功德呢？那么张侯对于后来的治理者，谁能把自己的想法参与其中？不把它奉为准则，甚至让准则继续存在；兴建和改革都应得到称誉。凡是有利而没有害处的就兴建，重新修治并革除弊端也应受到责任要求；改革如果不合规则，就不能与兴建相联结。因此可知，利害彼此相依，兴建与改革相辅相成，这样或许能使财力和民力都宽裕，使名义和实际都完备；做事能够堵塞弊端、安定内心，施行宽裕的谋略来安抚近处，正是用来推及远方的办法，并不是猎取虚名、夸大造作所能达到的。俗话说：“五种祸害之中，水患最大。”五害已经除去，人才可以治理。张侯也不过是暂且在河道上试用他的治理本领罢了。耆义又详细列举张侯的政绩：从蓑衣布衣到章甫缙绅，从市井乡里到废墟水井，没有老幼不放在心上，没有大小事情不加以思虑；考察确实精细周详，施政则广博宏大。颍地百姓享受他的福泽而歌舞庆贺，难道只是饮用河水而已吗？我为此离席致敬，自愧才薄；既然已经承受了九里之水的滋润，君子看到大水必定有所观照，那么孔子说水像德：处于低下之处而顺循事理，像义；浩浩荡荡没有屈尽的期限，像道；流行到百仞深谷也不畏惧，像勇；水达到一定容量便必然平，像法；水势盛大却不求平齐，像止；舒缓通达，像明察；发源必向东流，像志向；出入流动，使万物因此得到洁净并发生变化，像善。这些由水所表现的德行，若不是张侯亲自出仕、施恩于民，又有谁能做到？

译水所表现的这些德行，张侯都具备了。他左右都能得到助力，疏浚引导水流也符合自己的志向，本来就是他的本色。耆义叩头陈述公议，才使张侯的内心志向得以彰明。张侯名叫福臻，是万历癸丑年进士，将以循吏中的高等资格进入交防之班。官员、师长、年长者以及与治河有功的人，应该知道这些事。碑阴记载。张民表《官渡桥碑记》：水患淹没大地，桥声如弓弦，聚集鱼鳞般的石块砌成雁齿状；清流之上垒筑桥势，创建石鼈，并用木料围护。何况天上牵牛星，夜里还向雕陵询问赞助；人间司马，也不时从蜀道题写书信。填补灵鹊桥参差不齐的空隙，谁能把脚放上去？驾起弯曲高长的彩虹，又不能让车辆通过。水波汇入通川，轻舟在魍魉般飞腾的浪涛中漂荡；渤海还要借助砥柱山来抵挡鼋鼍。然而绮丽楼阁连接云霄，难道只取材于一根木头？锦袍灿烂如日，难道能用一根丝带织成？若穷尽一人之力于不可估量的工程，只能徒然叹息无法办成；聚集十方无量的力量，才可以成就功业。这里修建的桥梁，就是古代的官渡水。极目远望水边，雁鸭飞翔；叹息积沙遍地，狐兔奔走。元旦已随着寒日过去，草野萧瑟；彩船仍向淡烟中驶来，云天茫茫；猎骑在平丘上奔驰，景象凄惨；渔人隐没在曲折的水湾。河岸崩塌，水流横溢，行旅都要戒备；船只飘摇的忧患，使居民回舟避浪，也带来沉没的悲哀。这就像秦始皇赶着石头、驱使险峻山石和浩瀚水势，又岂只是殷相傅说造舟楫，突破洪涝而压服高浪。虽然没有使石头坠入宋国那样的神异，也借助星宿神灵的庇佑；同样具有周代将兴的祥瑞，开启灵异的名号，促使众人前来。敝县明府、北海人傅公，把仁爱推及沟渠，想要左右扶助百姓，忧虑生灵而拯救溺水者。于是停止砍伐木材和低矮枝条，追溯淳厚本源；感动上天，仿佛浣衣石也被感化；使名声通达广阔道路，使王孙受到一株树木树林般的教化。因此毛宰官、田宰官、凤等人同行，不舍弃檀木元津；鼓枻的姜居士、有汜的蔡居士、大训等人，倡导无机心的防护因缘。水▯池兴国寺僧官宗副，既怜惜流水逝去，又思念彼岸，不在毗邪城默然不语，只期望施主们共同布施。因此有人高出四流，弘扬八正道；三千世界也不足以比拟微尘，二分珠璎仍可拿来供奉宝塔；众人都能不贪不吝，成就这项工程并使经文流传。桥梁高耸，像鼇足承托山岳，像大鹏羽翼搏击海水；芳名永远振扬，大德永不磨灭。工程始于崇祯元年正月甲子日，完工于次年四月辛丑日，费用为金钱一千二百缗。铭词说：从前的溴梁，横跨雒津；赤栏朱雀，营造事业超越晋代、超过秦代。这清水河流潺潺，向北渡过深远的区域；涉水渡河使百姓困苦，穿着蓑衣劳作，又害怕大家一同沉沦。我侯到来，裁取石料重新修建。凡是本地年长贤能之士和乡中缙绅，都秉承我侯的德意，无不焕然一新。百姓踊跃前来，工程很快告成，与时运一同兴盛。百姓口碑不会倾覆，听到这位仁人之名，赞颂将无穷无尽，永远刻在坚贞的石碑上。这一年秋季八月戊辰日立碑。皇清薛所蕴《余济河重接遂村水利碑记》：沁水发源于上党郡谒戾山，曲折流到野王的枋口；沿途山川曲折，水势浩大回旋。古人曾引水灌田，但不知道始于哪个朝代。自魏代司马孚上表兴修河内水利以来，当地人依靠它已有很长时间。后来山谷变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淤塞了。明万历庚子年间，河内县令、凤翔大司马袁公应秦开凿广济洞渠；济侯史公又在水下数武之处记载此事，并继续开凿永利渠，大概与广济渠共同承担灌溉作用。然而广济渠下游约一百五十里，分出的支流有二十多条，所滋润的地方有四个县；而水利向南流不超过二十里，到济源县境便停止了，为什么功用如此广泛而受益范围却这样狭小呢？况且支流注入的渠道只有两条：一条向东南曲折流到官庄，注入溴水；一条向南直达遂村东边的桃园，注入溴水。通往官庄的那条渠，在天启辛酉年间，由河内大卫、孟县曲宏等村的士民接修，作为余济渠。一条细流本来能有多少水量，但上游设防者又多加拦闭，水泽不能流及远方。皇清丙戌年五月，我偶然和姻亲、司李杨君沿路步行到桃园砦口，看见从遂村来的水流奔腾浩荡，像从高处倾下般注入溴水，飞溅如雪，声若雷鸣，惊涛迅猛，便认为：这难道不是百姓的生命之水，却要把民脂民膏白白交给逝去的水流吗？于是我们共同观察地势，认为可以把水道折向北方，与余济渠合流，以补其不足。只是担心将来有人越过正道、改变原有名目，余济渠的百姓会因此惴惴不安。我指着水发誓说：“如果我主持此事，必定公正如这水。”众人于是欣然露出喜色，赶快写信请求乡中先生银台段公、侍御周公，两人都说可以。济侯晋公、孟侯傅公也共同参与此事，傅侯还立即递交文书向上官报告并获准。工程于丙戌年六月六日开始，至丁亥年某月某日完工，于是余济渠的水势几乎完全得到永利渠的灌溉。此前，南雍村以南一带低洼污下，水势不能越过而向北流；询问父老，众人都说架桥渡水有利于水流通行。于是我捐出二百金修建木桥以输导水流，又用钱购买民田若干亩作为渠基。由此水道经过南雍向东流到官庄，向北环绕杨中丞祖坟前，形成带状水汇，接入余济旧渠，深度和宽度都是原来的两倍。河内境内依次是大卫、小卫、王亮、葛万；孟县境内则是曲村、宏道、罗庄、尧村、吴家寨、赵庄、药师盖等村。受到水利滋润的村落绵延十余里，共有四十处。此次举措，利益可以延续后世；扩大恩惠并惠及邻近地区的，是济源乡里的先贤以及各位儒生和义民。

译主持此事的是晋侯、傅侯；而测量规划、鼓舞士气，使我们两县获得水利之便，以司李杨公的功德为最大，应该刻石长存以作记载。晋侯名承宷，山西洪洞人；傅侯名尔栻，辽东盖州人；银台名国璋，万历癸丑年进士；侍御名维新，万历己未年进士；司李名挺生，字循如。参加的儒生和义民，则有商生昌祚、李生等人。《重修广济河渠碑记》：沁水从晋地转入济源枋口，古人引水灌田，历史已经很久了。只是渠口起初没有审察地势是否便利，容易淤塞，因此通塞不定，时有兴废。明万历庚子年间，大司马、凤翔人袁公应泰任河内县令，察看水势，凿穿石山成为水洞，设置水闸掌管启闭，引水从洞口流出，水势滔滔汨汨，向东南流经济源、河内、温县、武陟四县边界，又分出多条支流，以便普遍灌溉，称为广济洞渠。工程役夫很多，最初规划十分周密，建成极为艰难，而永久济民的功效十分广大。下游又有利稔、丰稔渠，用来补足广济渠不能覆盖之处，肥沃良田几乎遍及全境。当地人就在洞上劈石建祠，塑有袁公像，每逢岁时伏腊都前往奉献香火而不衰，极力赞美说：“功劳不在大禹之下。” 几十年后，渠道逐渐淤塞，原来滔滔汨汨的水流只剩下涓涓细流，水泽不能流到下游尽头。遇到大旱，百姓动辄挽袖争水，天天在县庭喧闹，却始终无法挽救枯槁的禾苗。县令孙公亲眼看见，内心悲伤，说：“沁水向东流注，并没有比从前减少；广济洞渠是大司马留下的遗迹，怎么可以忽视呢？难道忍心不继承前人事业，坐视水渠枯竭而使百姓受苦吗？我一定召集众人商议疏浚工程。”起初有人担心召集工役困难，说：“可能是豪强多方阻挠，可能是有人借机作奸，可能是贫弱者偏受困苦；其中只要有一种情况，劳苦和怨言就会产生，工程很难迅速完成。”县令说：“不会这样。顺着百姓所需要的事情来使他们获利：对强横者，我用公正的官威制服；对奸诈者，我用明察来制止；对愚弱者，我用[缺字]加以抚恤。只要有利于这些百姓，还怕什么劳苦和怨言？”工程一开始，百姓像儿女归赴父母召唤一样踊跃办事，没有懈怠的；强者奔走效命，弱者心悦诚服，狡猾者无法施展伎俩，朴实者也不吝惜力气。从广济正渠直到各条支渠，以及利稔、丰稔等渠，全都按原有规格疏浚加深加宽。不到三个月便告成，原先涓涓细流的水又恢复滔滔汨汨，灌溉的利益大为充足，县中也不再争水。县中乡绅王君玉汝来请求我撰写碑记。我曾考察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度：方井之地，沟宽四尺；十里为成，洫宽八尺；百里为同，浍宽二寻。所以即使不专门谈水利，田地也没有不接受灌溉的。覃怀地区的水利，来历十分久远。郦道元注《水经》，引述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任魏国野王典农郎将时，详细上表说枋口木门腐朽败坏，应改用方石，灌溉田地的范围便能扩大。唐贞元二年，陇西公李元淳任怀州刺史，开渠七十余里。史书又称温造任河阳节度使时，太和五年疏浚古秦渠枋口堰，役夫四万，灌溉济源、河内、温县、武陟四县田地达千顷。由此可见，枋口渠自秦代便有；“枋”字从木，说明当时用木材制作渠口。司马献王于是改用石料，仍然是为了改变淤塞状况。到袁公凿山为洞，功效才更加宏大，利益也更加广泛。天下的事情往往在创始时振作迅疾，后来却因循衰败，所以继承并重新兴修的功劳尤其可贵。枋口渠起始于秦，延续到魏代；如果不是司马氏改用石料，旧渠就无法继续考察了。从魏代到唐代，渠道后来将要废弃之时，李陇西又凭借开凿七十余里而显著建立功绩。从贞元二年到太和五年，才不过四十多年，温尚书又因开河而著名。唐史为什么这样记载呢？难道不是因为水渠时通时塞，疏导的功劳并不低于最初开创者吗？如今凿山开洞，前面已有袁公；如果没有孙公承担疏浚的力量，袁公的恩泽就会逐渐湮没。因此这次工程，孙公对于河内永利、广济水利，实际上对袁公有很大功劳。向上追溯，即使把司马献王、李陇西、温尚书的功绩保存到今天，也是可以的。工程刚刚完成，县令正好奉命 接受皇帝召命，参加考试，补任天官郎官；县人塑造他的像来祭祀，他应当不逊于袁公，而“功不在禹下”的赞颂，也将追称前人的美德吧！工程始于顺治十五年十月初二日，至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完工。役夫三万人。县令名灏，字湛一，是己丑年进士，顺天府大兴县人。孟县人薛所蕴承受其恩惠，作为河内百姓，确实受到县令的泽惠，因此撰写此记，并系以词说：谒戾山上，沁水从那里发源；层层曲折，水势激荡，历经险阻而成为河流。流经野王，喷射于险峻岩壁。古人聚居于此，开凿渠道以贯通田地。枋口留下秦代遗迹，木门蜿蜒，因腐朽而时常淤塞。司马公于是兴修，垒石使它坚固；唐代继承前业，温造、李元淳前后辉映。为什么岁月久远后，只剩旧址空传？有美德的袁公开凿山洞，洞天由此开辟；峭壁高耸险峻，仿佛巨灵用力劈开；水流如鲸吸，声势如雷动，鱼龙因此得到栖息之所。水草蔓延，渠道扩展到田间阡陌。日月流逝，渐渐令人忧虑水泽枯竭。孙侯继承前业，急忙疏浚治理。水流滔滔，麦苗青青。我的侯爷到来，内心十分喜悦。坚贞石碑记载此事，功绩十分显赫。平整的原野和低湿地，继承大禹治水的遗迹。锁水阁记：孟地古代属于河阳，渡口控制黄河，扼守京城和洛阳，是最重要的地区。

译唐初在这里设置州治，设置使职并建立官署，历来以地势险要优胜著称。历代人才相继出现，人文兴盛，光耀于前代典籍。金大定年间，河患严重，元气受损，于是迁到现在的城址。明代改设易州后，县邑渐渐衰落。根据风水家的说法：紫金山在右侧高峙，白虎煞气占据优势；左侧青龙较弱，地势有强弱之差；而且大河向东流去，溴水迅疾奔流，关锁之势无力，地气不能聚集。从这里出现的人才，确实如此吗？崇祯庚午年以后，吏部郎、滇南人鹿胎李公希揆以壬戌年进士身份来到这里任县令，清静简约而慈惠，百姓称他为“李佛”。政务简明，刑罚清平，出行巡视胥吏和周原一带，认为城东南五里处适宜建阁。于是李公立即召集工匠，士民像儿女归赴父母一样前来，杰出的建筑高高耸起，直逼霄汉，像鸟翼舒展，又像山岩高峻。南边带着浊河，东边挽着溴水，形势仿佛环绕锁闭。青龙昂首，白虎收拢嘴喙。登上城墙远眺，楼阁显得庄严肃穆。李侯于是置酒庆祝落成，看着楼阁高兴地说：“从今以后，县中士人一定会多有崛起，文采焕发、如豹变，仕途如鸿雁渐进、如大鹏奋飞；抬头等待即可，而且计算日子，应当会有进入翰林院的人。如果在这里继续修建，连接延伸到城角，盛况更不可言说。”幸而把这些话记录下来，留作凭据。刚过三年，我便入选充任馆职。从此科举中榜者接连不断，文教大为兴盛，人们都说李侯对青乌子之书探究精微，他的话还在耳边，确实可以验证。可惜盗寇祸乱不断兴起，战火连绵，这座阁只像鲁灵光殿一样，孤独而高耸地存在罢了。在此以前，工程刚刚完成时，我正在别处做官游历；石碑刻成记事，虽然列有我的姓名，文章实际上是别人代我执笔。顺治戊戌年，我解下官印侍奉双亲，翻阅旧志，才看见这篇文章。关于建阁的意义，叙述得并不明白，朋友劝我改写。我想，兴育人才在于师儒教化，以及当地人自己发奋努力，使文章和德业通过勉力而达到，难道只是依靠地形、像宅居镐京那样考察卜问吗？周代八百年基业开始兴起，姬公营建洛邑，也是在阴阳交会、风雨所防的地方，对这个道理殷切留意；相关事迹完整存在，不可以过分贬低。后来担任师儒的人，看见这座阁，便说本县确实能够生养人才，于是更加昌明教化，勤勉训导；在这里读书的人则说：“并不是我们的土地本来就不灵验。”于是争相切磋砥砺，在德业文章的道路上彼此奋发，将使圣贤豪杰的道德功名超过前代，光明地留给后世，更能证明李侯的话确实可信，也更能说明建造此阁所涉及的意义，难道不是十分宏大深远吗？阁高五丈，在上面塑造文昌帝君像。它是本县的声望象征。刘之骥《重修察院三司碑记》：从京师到江南，三千里以至吴越地区、闽瓯地区，奉王事出行的达官，来往返回，大概络绎不绝。而且中州各位上官来这里巡察本地，车马足迹交错，都在公署中办理事务。这是胜国时期的情况：从京师到江南，陆路经过山左，水路则经过通防河。宋代陆路向西迂回、向东遥远，路程又多出数百里；宋代公署所迎送的，不过是中州各位来这里巡察的上官罢了。国初，曹州、濮州之间榆园盗寇日益滋生，山左的陆路和水路都有令人震惊的忧患。于是江南、吴越、闽瓯地区奉王事出行或返回的人，全都经过这里。兵马驻扎休息、供给差役的烦劳，比胜国时期增加了百倍。然而宋代在流寇焚烧杀戮之后，田地荒芜，百姓逃散。原有的南察院、布政、按察、兵备三司，残墙败瓦，满眼荆棘荒草。因此，江南、吴越、闽瓯地区奉王事出行或返回的人，以及中州各位来此巡察的上官，都只好选择民居安置。有的低洼狭窄而容纳不下，有的分散杂乱而没有制度；官民拥挤在一起，上下双方都受到困扰。顺治十年春，我凭着浅陋才学来到这里任县令，对此悲悯忧虑。立即想创建察院和三司，但当时正值流寇焚烧杀戮之后，田地荒芜，百姓逃散，又有兵马驻扎、供给费用繁重，计算工程、筹办材料，资金从哪里来呢？不得已，只好暂时仍选择民居安置官员。与此同时日夜劝导百姓开垦荒地，招回流亡者，节省每年的俸禄。过了两年，南察院大堂五楹建成，又设置东西各三楹以及仪门，四周围以墙垣，规模已经具备。又过了两年，在察院西角修建布政、按察、兵备三司中的一司：大堂五楹建成，后堂三楹建成，东西吏书房各七楹；设有大门、中门，正堂东西各有房屋三楹；门外有照壁，有围墙；旁边有供郡守、县令候见上官的房屋，各三楹。这样规模完备而且齐全了。但这只是三司中的一司，左右两司还等待修建。这两处官署，如果在天下太平、没有兵火、物力充足时修建，片刻之间就可以办成；若在流寇焚烧杀戮之后、田地荒芜、百姓逃散，又有兵马驻扎、供给费用繁重之余修建，就实在困难。因此，集中数年心力修成的工程，仅仅达到这样。刻在石上以作记载：这是因为土地残破、百姓贫困、物力筹措艰难，并不是为了记载我的勤劳。侯方域《新迁颜鲁公碑记》：宋代郡中原有鲁公碑，大概是鲁公所书《八关斋会报德记》。碑文结体精妙，刚刻成时高耸倾斜。考察文字书写，起自皇帝时代；在苍颉以前，很少有篆书、隶书。等到能够掌握八种书体的情态、通晓六艺堂奥的，只有王羲之一人罢了。然而时世不吉，神妙的墨迹大多被淹没。当萧丞相前往拜访、昭陵升遐之时，正是弓剑陪葬玉匣的年代、风雨侵逼金色墓穴的日子，国宝大概从此秘藏起来了。唯独这块碑，云气蒸腾、霞光蔚然；笔画既断又相连，像凤凰飞翔、蛟龙盘曲，形势似乎倾斜却反而端正。所谓大地的神奇，经历千年仍如同一日吗？因此它虽间或有残缺，超逸的神韵仍可寻见。天下缙绅先生、山林风雅之士，见到它没有不欷歔叹息、想方设法购买，唯恐不能得到。即使儿童和走卒有时在碑下游玩、躺卧嬉戏，也会随即拱手作揖、跪拜行礼，肃然仿佛见到了鲁公本人。难道寒冷磷火、衰败野草、荒凉祠庙和残破碑碣，反而足以改变人的性情吗？还是鲁公的神明寄托在这里，魂魄时常往来其间，使人如此呢？鲁公的姓名列在旌旗常典之中，精诚可以感动日月，这一点谁不知道？但他一度受困于卢杞，再次陷于李希烈之手，当时却不曾因此降低他的分量。假如鲁公不以刚直鲠骨自持，不因方正而触忤他人，只是小心自矜于书法文章，我知道他一定会被一时之人仰慕，而不会被一时之人嫉恨。那么，鲁公的书法岂不是反而被鲁公的人格遮掩了吗？

译可是数千百年以后，人们总是敬重爱惜它；山河的秀美、奸雄的气焰，都还不如这块孤立飞峙的拳石。人们把它立起来便不忍废弃，废弃后又想重新修复，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八关斋距郡城南约一里，是鲁公碑原来竖立的地方；毁掉旧址的人在此新筑城墙。崇祯戊寅年春，八关斋的地基被筑成城垛，下面临近濠水，时间久了，水浸到了碑。郡人张翮将碑迁走，请我撰写记文。崇祯己卯年夏，碑高八尺，横向有八棱，每棱约一尺，共八百八十六字，缺七十四字，就是鲁公的《报德记》。重修《颜鲁公碑亭碑记》：太保宋公入相的第四年，安葬亲人后回到这里，事情办完，拄杖游览南城。他徘徊远望，只见一片空旷，忽然看见有一件高大突出的东西像人一样站立在那里，形体强劲挺拔而不倒。他回头对随从说：“这是什么东西？莫非不是鲁公旧日所立的碑吗？”想当年高大的屋脊、朱红的题字，和护城濠的水光、城垛的影子相互侵映、荡漾其中；我年幼时曾和诸生在这里读书游玩，如今我已经老了，事物的变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我要建一座亭子来覆盖保护它。”过了一个月，亭子建成，宋公命我为此撰记。我向宋公请问：“您建造这座亭子，是因为鲁公这个人吗？还是因为他的书法？鲁公当时受困，却坚持伸张自己的志向；在他看来，卿相王侯以及国家的封地、宅第，都不如脱掉鞋子一样无足轻重，又怎么会把一座亭子放在心上？等到他斥骂叛贼而死，从容就义，连自己的头颅和身躯都不爱惜，又怎么会爱惜这些蝌蚪文、鸟迹般的遗墨呢？还是因为您如今是天子的宰相，只要有所倡举，天下便会观察并仿效。您本来就擅长书法，或许把它当作娱乐的工具。苏轼曾说：书法文章的清雅虚静，与声色财货的诱惑沉溺，只相差一间。我的意思是，古代大臣辅佐君主有所作为时，无不勤恳于长远宏大的事务，急切地建设功业，没有闲暇顾及小技艺；等到治理安定、功业完成，才有所退居寄托，用来使自己舒适，如谢安石以丝竹自娱、裴晋公以松雪自适，也是这一类。如今您的意思，莫非认为开创事业已经完成了吗？或者是借鲁公来激发天下忠义，培养天下人才，所以崇建这座亭子。天下这样广大，假如没有像鲁公那样的神灵继续往来，在荒废的文章碑碣之间显现，那么就会出现苏轼所说的情形：深山大泽之中，龙已经消失、虎已经离去，我将只能看见狐狸白天游走、泥鳅黄鳝成群起舞了。” 宋公的意思，是这样的吗？宋公说：“您的话很深刻，只是我认为自己年轻时曾在这里游玩，到老也不能忘怀。”唉！这样看来，宋公对于天下变故的感受确实很深，于是退下后为此撰写了记文。艾元征《国相寺碑记》：汴城东南约三里处，有一座巍然独立的繁塔。塔旁有国相寺、天清寺、白云寺三座寺院，三寺鼎足而立，兴废盛衰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每次修葺，往往显现灵异；它不只是精美的寺院和优美的胜境，实在还关系到一郡的风气。自从黄河泛滥横行以后，中原山陵谷地一时变迁。骑马执鞭来到这里的人，只见黄沙扑面、白草触目，过去炊烟缭绕的村落人家，像晨星一样清晰可数；山城和城垛全都毁弃在地下泉水中，偶有保存的，高度也不超过肩膀。只有繁氏塔孤高地站立着，与艮岳的一座山峰遥遥相对，仿佛互相拱手作揖。过去所称的梁园胜景，都已化为浩渺水泽；国相寺三座寺院，也已经荡然无存，无法追问。适逢大中丞张公和方伯徐公决心复兴，他们对于衙署、城池、学校、祠庙以及求贤、讲武的场所，有的重新创建，有的恢复旧制，审慎地考察适宜情况、度量地势，并亲自规划。早晚巡视督察，既不耗费公家的财力，也不劳累百姓。不到两期，所有工程便告完成。又和同舟诸公一同看繁塔高耸挺立，寻访它的旧址，才知道吹台的遗迹还没有泯灭，国相的基址也仍然存在。司马迁幽深的构思虽然久远，七贤遗留下来的声誉仍值得追慕。防御工事上的碑碣残碑，还没有完全湮没。方伯诸公于是对大中丞说：“制定礼仪、创作乐舞，是用来移风易俗的，难道不可以同三藐五印一起讲求吗？”因此中丞公首先倡导，诸公合力资助，于是增建三座殿宇，并用黄金缠饰。前殿供奉释迦，中殿供奉接引佛，后殿供奉毘卢佛，把三座寺院合为一处，总题额为“国相禅寺”。四大天王使山门焕然一新，伽蓝大士使两侧廊庑更新。中间两翼建一座亭子供奉韦驮尊者，永远镇守此地。七级佛塔直插云汉，一线高耸摩云。从前突兀险峻、难以攀登的地方，如今盘石铺陈，便可越级而上了。每逢朔日、望日的夜晚，千盏灯汇成一炬，光照十方。像法藏、香积、钟鼓、梵呗之类，各有安排。又置办田亩，用来资助焚香修行。楼阁焕然一新，龙华盛景重新绚丽起来。远近士民都带着香花前来随喜，俯仰之间感慨叹息，无不说，经历了桑田沧海的变迁，没想到如今又能看见升平时代文物兴盛的景象。于是我想起，汉代以前还没有佛法；自从白马寺东来传法，佛教才开始在中原流行。众弟子尊崇圣人孔子，孔子却不居其功，说：“西方有大圣人，大概说的就是佛吧？”因为佛道广大无边，以空为本体，以慈悲为作用。假如实行慈悲，那么在上位者和在下位者都可以取法于此，自我修养并使他人善良。上古以神道设教，难道不正是这样吗？天下人大多喜爱义理而相信神明，没有强悍而不受教化的习气。记载说：“修明他的教化，不改变当地的风俗；整饬他的政事，不违背当地的适宜。”贵在因势利导。豫州位于天下中央，大梁又位于豫州中央，风俗气运的盛衰，八郡都以此为准。国相寺的兴建，并非没有缘由。腹心之地稳固如磐石，普天之下安定如苞桑。诸公举行这件事，既是为了祝愿国运长久，

译也为了使这些百姓登上远古圣世的境界，其功劳确实不小。我奉命祭祀嵩岳，得以观览这里的胜景。方伯诸君磨治碑石，让我记述事情的始末，于是提笔记下这些。重修少林寺碑记：海内高大巍然、作为群山所共同仰望的，没有比五岳更突出。五岳中尊居中央的，就是嵩山。自远古以来，历代都有祭祀。到汉武帝元年，皇帝在这座山上三次听到有人呼喊“万岁”，于是提高它的封号，并下令三百里以内不许砍伐树木，这些法令都可考查。山中有太室、少室两山，太室有二十四峰，少室有三十六峰；而在这些山峰中，少室的形势景胜尤其突出。梁武帝通天元年，初祖达摩从西方来到这里，当时世人没有人认识他；他冷坐此山九年，精气神灵贯注在石壁之中，历经百千年也没有改变。从前祖师把袈裟传给二祖慧可，说：“如来把正法眼藏交付迦叶，辗转传到我这里，如今传给你。我死后二百年，衣钵便停止传授。”后来传到六祖慧能，他的衣钵果然停止传授，并不是不想传，而是时势使它无法继续传授。《曹溪坛经》记载得很详细。太室、少室各有初祖道场，时有兴盛和废毁；如今只有少林一寺，被称为祖庭，是天下法王传法的所在，继承其教法的已经有二十八代。寺中僧人因禅宗和武功人才辈出，天下僧人都来这里求教。如今我【缺】【大清朝的国运焕然更新，遵循古法治理，三教并不偏废。大宗伯让沙门海寛来继承这一传统。海寛驻锡之时，寺院经过兵火，风雨侵袭，栋梁房屋剥落腐蚀，大半已经倾颓，触目令人兴叹。他谋划修葺，却力量不足，于是发愿写疏文，请大师相卫公撰文作为篇首，送给藩臬诸位主管。大方伯徐公说：“这是掌管藩政的人应当筹划的事。”于是到中丞公那里进言：“初祖道场是佛法所系，灯灯相续，用来继承宗门的传统；巍峨的佛寺，不可任其倒塌，应当设法修葺。”中丞公说：“你身为岳牧，职责有所专司，修复废坏、补足缺失，正是你的责任；我也捐出俸禄首先倡导，并告知同僚。”一时众人都发起欢喜之心，以实践布施的义理，按照各自财力多少结下因缘。我奉命祭告，得以登临嵩岳。当时正召集各类材料、招募百工，开始修葺。不久，来长安的人都说：“那座颓败的古刹，已经焕然一新了。”工程完毕后，寺僧想把事情始末刻在坚贞的石碑上，告知后来的君子，请我撰文记述。询问所修建的部分，便有方丈前的立雪亭，左右各十间；西边退居正殿五间；大天王殿一座，兼有左右二间，确实可以流传不朽。于是拿起笔来写下这篇记。汤斌田烈妇孙氏殉节碑记：烈妇孙氏，是岁贡生防光的女儿，贞静端庄，通晓《女诫》大义，十七岁时嫁给处士田云龙。田云龙亲自耕种维持生活，烈妇穿着荆布、操持家务，夫妻相敬如严宾。康熙六年夏天，天气酷热，云龙在潭边行吟，脱衣下水游泳；雨后水势暴涨，于是溺水而死。烈妇抚着尸体长声号哭，把簪子耳饰之类全都卖掉，置办两口棺材，先为云龙入殓，随即自缢。家人急忙救下她，使她苏醒。她的父亲劝慰说：“你父亲还在，难道唯独不念及我吗？”烈妇说：“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这是礼制。专一守节直到终身，是古人的训诫。丈夫死了我也跟着死，我已经反复考虑成熟了。”她父亲无法驳难，只让几个妯娌小心看守她。烈妇悲哀哭泣，一勺水也不入口。见防守又严密，便哄骗说：“我现在不死了，等安葬以后再作打算。”她和妯娌们筹办丧事。到了半夜，妯娌大多睡去，烈妇把她们叫醒说：“你们难道不怕我死吗？” 于是和她们长谈，一直谈到四更，妯娌们全都困得支撑不住，熟睡过去。烈妇便在丈夫棺材旁自缢，那天是六月十九日。睢阳人无论远近，都知道田家出了烈妇，孙氏家有了贤女。士绅和儒林都作诗歌咏她。郡中长官为她的居所示范表彰，乡里人共同集资立碑，请我写几句话来传述此事。我私下认为，夫妇是人伦大纲，一旦结为夫妻便不改变名节，这叫作信，是常行的德行，似乎不是人所难以做到的。然而《诗经》三百篇中，以守节著称的，只有共姜一人；《春秋》距离古代还不远，二百四十年间，保全节操、不失妇道的，也只有纪伯姬。为什么这样寥寥无几呢？如今看这位烈妇，她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现在朝廷正大力崇尚节义，等待着太史采集民间风俗，【传下诏书加以宠荣褒奖，把她的事迹刻入青史，作为彤管记功的光辉。即使采风的輶轩遗漏了此事，而把铭文刻在道路旁，她的芳魂灵气仍将翱翔于此地。土中的鬼魅、树木的精怪，也会知道呵护她。这块石碑永远不会倾倒。即使星霜变换，岁月更加久远，藤萝遮蔽，苔藓剥蚀，好古之士把它摹写流传，也可以补史官的缺漏，使烈妇的姓氏终究不至于湮没于世。这样，世上那些砥砺品行、磨炼节操的人，也不必担心湮没而不彰显了。汪琬《睢州汤恭人节烈祠碑记》：睢州节烈祠在城西角，距离州治约一里，原来建祠就是为了祭祀她。】【诰封追赠为恭人的赵氏，恭人是诰封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汤祖契的妻子，也是前江西分守岭北道布政使司右参政、现任翰林院侍讲汤斌的母亲。汪琬谨慎考察：明朝崇祯年间，流贼李自成侵扰、攻掠归德一带，所到之处残破不堪，渐渐逼近睢州。恭人听说后，对家人说：“州城是兵家冲要，很难保全。倘若发生变故，那么我的丈夫上有老母，不能去死；我的儿子又关系着宗庙祭祀，也不能去死；我只凭自己一人来实行自己的志愿。”她慢慢把这话告诉中宪公，命令汤斌到北郭外读书。汤斌依依不舍，不忍离去，她便屡次呵斥催遣他。过后睢州城果然陷落，她又急忙告诉中宪公，让他背着自己的婆母许夫人逃走，而自己坐在正堂，召集家人说：“我家世代是名门，绝不能受辱。”于是全家闭门上吊在梁上，家人惊慌把她解下来；她又投井，家人再把她救出。恭人大怒，发誓说：“贼兵到了却不死，不合乎节；死得不合时宜，也不合乎义。”贼兵不久进入，持刀环逼。恭人厉声大骂不止，终于被杀害。那是崇祯十五年三月某日，享年三十七岁。汤斌当时刚翻越城墙，号哭着寻找恭人，而恭人已经拒贼而死了。

译知道这件事的人无不叹息落泪。过了七年，即清顺治五年，河南提学佥事李震成才开始发布檄文，命知州房星▯在她故居东边建祠，每年率领属官前往祭祀。又过了十二年，巡按御史李粹然才把她的事迹上奏朝廷，【请按旧例旌表恭人的门第。州中老少听说有这个命令，都欢呼奔走，到祠下拜迎，而且斟酒祭奠以作告慰。【于是知州戴斌回头四处观望，感叹祠地狭小低洼，配不上朝廷的恩典，也不足以夸示上恩、激励后世风俗。于是率领州中士大夫，以及汤氏宗族长老和子弟，商议改建并迁移祠址。这就是现在的祠。召集众人、筹备材料，从门到牌坊，通达前堂和后殿；旁边设置了察看牲畜的地方，厨房和沐浴房各有房间，收藏并清点祭器的库房也已建成，依次全部完工。把南边的殿檐题为“节烈”，栋宇幽深整洁，丹青粉饰更加华美，清扫得干净整齐，按时奉行祭享，用来安置神灵、昭示远近，使人不遗漏】【国家树立乌头绰楔、褒扬大节的深厚用意，真是盛大的典礼。只是歌颂牲灵的碑石已经砍取备好，长久以来还没有文辞可以镌刻。汤斌和我一同奉诏荐举来到京师，汤斌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自认为文学才能低劣，本来坚决推辞，却没有得到允许，只好厚着脸皮执笔撰写碑文。我私下认为，《春秋》历经十二位国君，孔子在内篇中记载妇女贤德、并以烈节著称的，只有宋伯姬一人。如今归德是古宋国大火遗址所在，睢州又在它的西部。恭人生于伯姬守礼的乡土，相隔二千多年，最终仍能亲自面对锋刃，慷慨不屈，把屠杀毒害视若甘甜。把恭人死于兵刃同伯姬死于火灾相比较，或许她们易地而处也会同样守节；按照《春秋》的旨意，她确实应当得到记载。至于恭人的其他美德，没有哪一项不能记载，详细情况都在吴祭酒伟业、孙征君奇逢所写的传记中，这里不一一备述，只记祠堂建置的始末，刻下来用以劝勉后来的人。末尾系诗说：上天降下善性，于是安排人间常伦。妇人应当侍奉丈夫，臣子应当侍奉君王。臣子的忠诚和妇人的节义，两者同样可贵；不受动摇、不受玷污，这是敦厚的常性。世道衰微，道德下降，如同河流溃决；有的畏惧威势，有的受利诱，低头屈膝，还有谁来劝导他们遵循义理？佩戴绶带、身居官位的男子尚且如此，妇女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恭人的贤德，实在是女子的师表。她能孝敬、能勤劳，能修养好自己的仪容和命运；遭逢时局艰危时，仍舍生赴死，保全了自己的归宿。啊！恭人永远发誓守持贞正，平日从容自若，平素的志向早已确定。啊！恭人蔑视贼兵的锋刃，挥手奋力斥骂，气势如虹；宁可击碎我的头颅，宁可刺入我的胸膛，哪里肯玷污自己的发肤而像猪狗一样顺从？啊！恭人的清明精神不会消亡，每到她的忌日，阴云四面密布，狂风疾驰、暴雨击打；她的魂魄上下往来，恍惚之间仿佛乘雾车、举云旗，无法测度。光辉显赫的高【缺字】，天子为她表彰；深沉宏大的新宫，守土的侯伯会考察它。春祭秋尝时，恭人降临于祭器、祭品和苹蘩之中。恭人享用祭食，赐福给你的子孙，哪里只是子孙，也遍惠州人。阎兴邦《蓍台记》：上蔡县东三十里，有一座高台巍然临近蔡沟，名叫蓍台，蓍草生长在那里。大概是伏羲氏画卦的地方。台的西北有一座庙，用来祭祀伏羲，历代设置祭田二十五顷。明朝末年荒芜失修，所以高台和庙宇也逐渐坍塌倾倒。如今已经修复它，招募百姓前来开垦，于是作此文说：伏羲画八卦，开启了万世文字，与文王、周公、孔子共同阐明其义。确定阴阳，辨别吉凶，使天地相合，使鬼神相通，所以说是“幽赞于神明”。蓍草由此产生，没有蓍草就没有《易经》；《易经》的道理如果不能显现，乾坤大概也几乎要停息了。伏羲的德行如此，那么这座台和这座庙，应当同河图、洛书一样永远流传。守护这片土地的人，怎敢不保护它而使之不废呢？胡介祉《禹王台记》：台是什么？是游览观赏的地方。记是什么？是记述游观胜景的文章。古代君子对于山川风物一定有记，登临眺望也一定有记，用来歌颂升平、记述宴饮欢聚。美景不专属于自己，快乐一定要同百姓共享；他的用心公正，文辞端正。梁地以台命名的千秋台有三座，叫繁台、吹台、平台。繁台不知名称起于何处；吹台因师旷而得名，平台因孝王而得名，这些都很明白。考察它们的地方，大概名称虽不同而实为一处。名称不同而实为一处，为什么先后多次更改名称，却没有使旧名湮没呢？如今以禹王命名此台，又不知道名称起于何处。有人说，这是有崇尚功德、报答功劳的思想，也有追念远古、返本归源的意思，因此不可更改。为什么说是崇德报功呢？禹的功德广大无边，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治理河洛。梁地是河洛的都城区域，从前曾被河水淹没，而这座台却巍然独存。台还存在，禹的功绩也就一同存在。为什么说是追念远古、返本归源呢？是担心百姓习以为常却不加察识。既然这样，台的名称就从此确定了吗？答道：何必一定如此。仁者见到它，说它体现仁；智者见到它，说它体现智，各人只是各有所取罢了。台上，天子的文章光彩灿烂；台中，神灵显赫；台下，士女纷纷而来。人们不断增饰，景观一天比一天兴盛。台高，形势高耸隆起；台面开阔，空气清爽干燥；台地清幽，远山时隐时现，水流浩荡。凭高临虚、总览胜景，映入眼中的景物无穷无尽。没有开创者，靠什么兴起？没有承继者，靠什么延续？美名归于众人，不必归于自己。重重门洞开，双扇门不闭。仰望皇帝手书而不觉得遥远，拜见夏后而常感亲近。顺应时势、随时而行，以和百姓同乐为最大的快乐。只是还不知道今人的快乐像不像古人；我仍追想古代风流，不禁慨然发出“我同谁一道归去”的叹息，而这感慨正属于三位贤人。三位贤人是谁？是唐代李白、杜甫、高适，他们从前游览此地，后来在台左设祠祭祀。汤右曾《重修香山寺记》：距洛城二十五里有龙门香山，东岩和西岭相对，像门阙一样。伊水流经其间，水东旧有香山寺，就是《旧唐书》所载白居易与僧人如满结香火社、曾经抄写他的文集送入寺中，并像佛经和杂传一样流行的那座寺。

译考察郡县志书，都没有详细说明寺院兴废的原因。宋代陈振孙为白居易编写年谱，称寺在龙门山，后魏熙平元年创建。按熙平元年是明帝初次改元，明帝的母亲胡太后年幼时便懂得佛经大义，建寺造塔很多。《北史·明帝纪》记载，熙平二年皇太后到伊阙石窟寺；郦道元生于这一时期，他当时注释《水经》也说伊阙雕凿石窟、飞檐高屋架在山峰上。大概伊阙、龙门、香山本来就是同一个地方。也许石窟寺才是最初命名的名称，只是还没有深入考证。陈氏广泛采集各家传记，审慎订正，详尽而准确，他的话有根据；如果依此看来，寺院创建于熙平年间，确实可信吗？历经周、隋到唐代，因为白居易的缘故才开始在世间大为显扬。此后名人游览眺望，所到之处总能见到题咏。北宋时，梅尧臣游龙门诗说：“香庵遍岩曲”；范纯仁也说：“杉松隐映皆祇园。”可见当时寺院还完好无恙，起初没有听说有崩坏破缺、摧折毁坏。等到金代魏抟霄来到龙门，才说：“白傅已经不在了，无法见到。”元代萨天锡《龙门记》说：“从前有八座寺院，没有一座保存下来；只有东边崖顶有两处堆石遗址，其余都无法辨认；有几块石碑，大多已经倒下，碑字剥落，无法阅读。” 那么，这座寺院是在金、元之际废弃的，如今巍然仅存两座石塔而已。荆棘丛生、荒草蔓延，昏暗掩蔽，几乎湮没，无人前来询问它的情况，算来也又有几百年了。前年冬天，右曾在洛阳主持考试选士，考试完毕后到达此地，慨然产生了重新营建寺院的愿望，但力量微薄，未能实现。今年春天，太原张君□前来治理此地，经过大梁时，谈话间提到这件事，张君欣然与我不约而同、志趣相合。于是右曾捐出一个月的俸禄倡导此事，亲自书写《重建香山寺记》，交给张君，使他与郡中人士共同经营。张君刚到任便施行惠政，官吏百姓都感念他；凡是他想兴办的事情，大家都奔走踊跃，依照他的意旨办理。诸位生员也想到使者曾在这里校试，因而刻苦自励，从未送过一份贿赂，于是纷纷拿出自己的钱，众人齐心出力，推举陕州学博孟君桓负责此事，又由洛阳明经张君所修之人协助。孟君办事谨慎，干练敏捷，亲自筹划、亲自绘制，先是砍伐石料、打下地基，沿山修筑围墙，首先建造五楹的亭子，逐级上升，依次建造厅堂三座，每堂各三楹，旁边排列房屋，如鸟翼张开。全寺纵深一百八十尺，宽度为其一半；良材坚砖、夯土模板，凡是细小事项无不搜集办理。修成之后既坚固又美观，从三月一日到闰三月八日，共三十八天便完成了工程。唉，工程完成得多么迅速啊！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所记李卫公、富郑公、文潞公园池景物的美盛之处，如今都已成为平整的田地和荒废的墟地，再也没有人能指出它们原来的位置。世人多说僧寺佛舍可以长久存在，然而《洛阳伽蓝记》记载东都盛时寺院有一千三百多所，如今也没有一两所保存下来。唯独这座寺院，因公而在千年之后得以重新兴盛，实在值得欣喜。公自太和二年到洛阳，直到去世，共十八年；他早晚游览、心意所寄托的地方，常常就是这座寺院。寺院距离公的墓不到一里，公在《修寺记》中写有‘愿结后缘，他生复游’的话，那么公即使已经生天成佛，他的灵魂大概也会长久依托在这里吧。孟君说，从召集工匠到工程落成，共历时四十天，没有遇到大风暴雨。起初太守在这里勘察时，伊水水位正下降，运木的筏子不能按时到达，构架木材很困难。当天晚上河水忽然暴涨，第二天木材便首尾相接地顺流而下，栋、楹、梁、桷、板、槛等物无不齐备，人们惊叹不已，认为这是奇事。至于雀离浮图、天庆火珠之类的事情，都有因缘和预兆，实在不是偶然。右曾恰好因主持考试选士而再次来到洛中，事情办完后，便沿着曲折的石阶登上重重山岩，到了香山寺，拜谒公的塑像，四周游览、远眺，慢慢在亭子上休息。倚着陡峭的山壁，俯视清澈的水波；层层山冈和香林一片葱翠，隔岸向南望九臯，向北望王屋，洛城的炊烟和灯火浓密迷蒙，仿佛就在窗户近旁。眼界开阔，心神愉悦；想到自己本来固陋，竟因这次□之欢而得以把姓名题在寺中，流传给后世，难道不是幸运吗？不久我又怅然起来，想到人事无常，而事物的成败兴毁也不能固定不变。石头有时会剥蚀，水有时会凝结，深谷和高陵，变化迁移不止一种。再过一百年、几百年，这座寺院难道能够长久保存而不再废弃吗？后人看待今天，也正如今天的人看待过去。愿意尊重贤人、喜好善行，历经劫难而加以维护，以此等待后来的来者，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记载它的年月。云云。蒋涟《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陵碑文》：‘己亥年，臣蒋涟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皇帝下诏，命惠仁宪端懿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升祔太庙。

译太庙礼仪完成后，分别告祭河南历代帝王陵寝，恭敬地举行祭祀之事。星夜赶到巩县，那里有宋代四陵。奉献祭祀用的乡荐币帛之后，巡视陵寝园林，不觉肃然感叹宋朝世系的兴盛和宋代政治的隆盛；它所占卜的国运绵延久远、祭祀始终没有废止，确实不是虚妄。’《易经》的《恒卦》说：‘圣人长久地坚持自己的道，天下便教化成功。’孔子说：‘王者一定要经过一世，仁政才会形成。’又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圣人处在王者的地位上，尚且必须长久坚持自己的道，使仁德覆盖天下，何况一般善人呢？没有人在前面开创，即使美好的事业也不能彰显；没有人在后面继承，即使盛大的事业也不能流传。考察古代，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并不是同一姓氏。商朝的君主中贤者、圣者交替出现，也不是只有一个时代。周文王、周武王受天命，后继有成王、康王，百姓安宁，刑罚搁置不用四十多年；自唐尧、虞舜以来，在这方面没有比周朝更盛的了。汉朝兴起直到孝文帝，也有四十多年，国势渐渐接近改正朔、举行封禅的阶段，只是谦让而未能及时举行。东汉光武帝建武、明帝永平年间的政治，灿然有序；章帝又以忠恕之道继承发扬，以礼乐加以文饰。到了永元年间，虽然有所松弛和调整，但法度大体并存，社会没有受到扰乱。那么，圣人在位而能延续数代的，是周朝四代；善人相继而不到百年便见成效的，是东汉四代。宋朝兴起以后，难道要超过周朝而胜过汉朝吗？太祖出身军旅，登上九五之尊，四方列国依次被削平；开创基业、垂示后世的规划宏大深远。他解除藩镇的兵权，严惩贪赃官吏，重视法令，致力于农事，兴办学校，慎重刑罚，减轻赋税，与民休息。太宗继承太祖，以慈爱和节俭为宝，断绝远方珍奇物品，抑制祥瑞之说。真宗聪明英武，任用刚正耿直、坚守原则的大臣，兴办制举，实行常平法。大中祥符以后，天书屡次降下，解释者认为这是借助神道设教的说法，用来消除远方窥伺觊觎的意图；九州清平安泰，百姓安宁。仁宗节俭、仁慈、宽厚、恕人，出于天性。当时官吏治理似乎有些偷惰，但任事者中少有残酷刻薄之人；刑法似乎有所松弛，但审决案件时多有公平允当之士。小人不足以损伤善类的志气，小过失不足以触犯天地造化的和谐。君臣同心同德，朝廷内外一条心，上情可以仰望而知，下情无需言说也能明白。总合起来说，太祖开创根基，太宗继承事业，真宗守成，仁宗善于推行教化；他们大大地实现了‘战胜残暴、废除杀戮’，接近仁政，考察其国运已经超过一百年了，难道不是盛大吗？我蒋涟忝任祠官，按例得以记载分祭的年月，于是在庙下立碑，并加以论述。宋代四陵列入历代圣朝祭祀典章的原委，就是这样。后来者可以据此考察。《万寿宫告成恭记》：臣王士俊恭敬记述。皇上登极的第十二年，天上的光辉明亮，地上的祥瑞灿烂。这年正月初一是立春，年、月、日、时都逢摄提格。自章蔀纪元以来，从未有像这样洪大的福祉开始降临、各种祥瑞一齐到来的情形。大概寅在地支中对应人生的意义，主…… 君主万寿。《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养，圣人最大的宝物叫作君位。’这不是很明显吗？于是河南省建造万寿宫，作为祝祷福禄的地方，到这时终于告成。河南省…… 河南省万寿宫为什么直到这个时候才告成呢？河南处在天下中央，▯封又处在河南的中央。四时交替之处，风雨汇聚之处，阴阳和合之处。陈列圭表、设置臬表，以占测紫气直冲云霄；绛色宫阙、朱红庭院环绕黄云而建。大概正应当倡导率先兴建，以作为天下的先导。为什么直到这个时候才告成呢？大概是过去常常沿袭旧例，每逢恭遇圣节到了日期，只谨慎地在寺观以及贡院之内设置…… 黄色帷帐，陈设御用香炉，排列庭院火炬，安排班次位置，不是不庄严和谐，但究竟祭祀地点并不专一。地点不专一，内心也就不安定了。雍正十一年癸丑春，臣士俊恭敬承受…… 皇上的宠信任命，担任河东总督。孟冬时节恭敬祝贺圣上长寿，仍然在大道宫举行。按照臣下愚诚私下所想，臣子仰望报答…… 对于君父来说，最大的报答莫过于忠诚爱戴之心；而忠爱到了极点，有什么能超过行虎拜稽首之礼并高呼‘天子万年’呢？从前历任粤、楚时，都各自建有万寿宫，巍峨盛美，志意更加专一，仪式更加整齐。中州是天下腹心和屏障，为什么迟迟这么久还没有建成呢？想来，大概是神州腹地这块奥区另有等待。今年的运势尤其兴盛，昌盛的时期更加安泰，于是才成就了这次美好的盛会。难道是要树立宏大的规划吗？于是士俊率领藩司、臬司以下各级官吏，环绕相城一带，慎重选择合适的地方。那里包容广阔的地势，孕育清淑的气象；在西北角确实找到一处基址，地势高敞、气象巍峨，而且在卦位上属于乾位，实在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了。全省各衙门听说后，争相捐出常禄的余款，作为大规模营建的费用。恭敬选择雍正十一年季冬开始动工，百姓如同儿女归父母般前来效力，各种工匠云集，欢声如雷声震动，喜悦如河水奔流而来。图画难以摹绘，鼛鼓也无法承受其声。四个月后工程完工。宫门前建有一座牌楼，匾额用黄金题写着…… ‘万寿宫’。稍向内进入，是五雉宽的端门。端门以内是驰道，长一百八十丈，立坊题名为‘嵩呼’。道路两旁环绕碧色水池，仿佛蓬莱、瀛洲；沿边种植佳树，中央围以高大的墙垣。分从左右两掖门进入，便是长廊；沿长廊前进，是官员防。由官员防进入，是朝房；朝房东西两侧向外砌筑文砖，作为行九拜礼的地方。由朝房进入，是经房，各自面向南方，内部供奉佛教造像，作为赞颂祈福的地方。中间是台阶，共两层，合计六十四级。御道全部用蟠螭纹雕镂的美玉铺设。上面是平台，平台之上是…… 御座正殿，玉龙盘绕栋梁，金凤摩近云霄，仙人立在门旁，太乙星临照窗前。四周设置玳瑁装饰的椽子，全部覆盖琉璃瓦。这就是所谓打开九天阊阖、汇聚万国衣冠之士的地方。凡是分封执圭、承受爵位的臣子，携带竹简、囊中装笔的士人，山间务农、住在石屋中的老人，驱车赶路、骑马奔驰的旅人，以及承受上天和气、享用大地物产的人们，圆头方足、含齿戴发，形形色色、人数多得无法记载、姓名多得无法详尽的人，没有不依靠日月的余光、盼望雨露的余泽，油然而生、蓬勃振奋，载歌载舞的。大概整个河南中部的亿万百姓，已经如同同一张口；亿万颗心，也如同同一颗心。士俊恭敬看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皇上加恩于豫州，减免、赏赐多次施行，恩泽日益深厚，广大无边。正因为这样，河南人尊敬君主、亲近上级，乐于办事、勉力建功，不必勉强便自然信服，不需刻意作为便能取得成效。于是我又率领藩司、臬司以下各级官吏，拜手稽首，扬声说道：河南省建造万寿宫，确实有独自胜过其他省份的地方，这并不是夸张之言。恭敬考察天文与舆地，全面考核帝王的德行和功业，几乎上推千年而相合，参照四海而足以为准。请让我分条陈述：穷尽天际，星宿分野所遍及的地方都在掌管之中，而河南省却独以角、亢二宿照耀省会。考察《唐天文志》，角、亢难道不是寿星吗？寿星明亮地显现在……

译万寿宫。所谓玉井金波，映照嵩岳和贝宫的光彩；钩陈、华盖环拥帝车、珠斗的祥瑞，这就是它独自兴盛的第一点。统辖大地的中轴，名山都在镇守其中，而河南省却独有嵩岳耸立在它的南境。考察《汉史》，嵩岳难道不是三呼万岁的地方吗？三呼环绕着…… 万寿宫。所谓玉膏石髓，与太室山一同长存；四柏三花，与崧高山共同长久，这就是它独自兴盛的又一点。至于光彩有超过这些的地方吗？自从鸿蒙开辟、混沌分判以来，五帝三王有的建都，有的巡行，也没有像河南省这样屡次兴起并汇聚众多圣迹的地方。考察上古，庖牺氏曾都于陈，神农氏起初也都于陈；黄帝都于轩辕之丘，就是今天的新郑；帝喾都于亳，就是今天的偃师。再考察中古，尧、舜游历首山，经过河渚，五老前来报告河图所系之事；这些地方在今河南府境内，而龙门是大禹首先建立功业的地方，谷熟是成汤居住之处，西伯的诗歌遍传于南汝之间，周武王、周文王定鼎并营建于洛都。这些圣王都具备独特而盛大的德行，具有广泛开创事业、完成政务的功绩，达到极其隆盛的太平治理；又得到上天深厚的眷顾，禀受的地气淳厚，经历的年数最多，在位的寿命最长。这尤其是河南省独自显现其盛大的地方。三代以后，时代遥远而久远了！深思我朝…… 历代圣主相承接续，盛大的福祉屡次相合。我皇上大力继承宏大的基业…… 《昊天有成命》所说的天命，当然已经很久了。所以皇上超然出众，居于万物之首，恭敬承受…… 上天和祖先；这就是庖牺氏观察天文、开启祥瑞符命的意义。皇上忧念百姓所依赖的生计，详细筹划衣食问题，这就是神农氏制定耕种之法、治理农业、发展布帛生产的事业。皇上文德雍容，武功显赫，这就是黄帝建立制度、征讨蚩尤的事业。皇上整饬修明祭祀典章，使雨水和晴天都按时适宜，这就是帝喾观候日月、礼敬鬼神的事业。皇上的恩德遍及天地，恩泽普施九州，这就是帝尧光照四方、上达下及的事业。皇上尊崇儒学、重视道义，整顿澄清官府秩序，这就是帝舜兴办学校、赡养老人、知人善任的事业。皇上勤于政务，早起晚睡，怜恤刑罚，慎重审理案件，这就是大禹一贯的作风：珍惜一寸光阴，下车便怜悯罪人。皇上从早到晚勤勉警惕，谨慎对待细小事情，这就是成汤黎明时分努力使德业大为彰明、刻铭盘器以自我警戒的作风。皇上圣明而谦逊，谋略睿智而精密，这就是周文王把百姓疾苦看得如同自身受伤，以及周武王所具有的不泄密、不忘事的品德。因此，自从皇上飞龙登极以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黄河水清，醴泉涌出，庆云屡次出现，甘露频频凝结，凤凰和鸣，麒麟降生，灵芝、蓍草、瑞谷、嘉禾等祥瑞，无法一一详述。而今年四个寅日相遇，尤其是罕见，大概是我…… 皇上兼具庖牺、神农、黄帝、帝喾、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诸圣的圣德，所以也兼具这些圣王的祥瑞而视为祥瑞，又直接兼得他们的长寿而视为长寿。这是事理本来如此、事实无可怀疑的事情，而在河南省万寿宫中都大大显现了验证。这样说来，万寿宫独自胜过其他省份，难道是夸张之言吗？何况如今万寿宫落成，又是在正月初一祥瑞相合的年份；所谓天在子时开辟，地在丑时开辟，人在寅时产生，再从庖牺氏往上追溯，天皇氏的寿命、地皇氏的寿命、人皇氏的寿命，都享有亿龄万载而且有余，绵延久远，仿佛是专为我皇上预备的。那么…… 万寿宫有所等待而后建成，也正是适宜的。宫殿建成以后，试着沿着环绕的围墙向旁边眺望，倚靠文墄放眼远看。北面拱卫神京，距离不过咫尺。东面是泰山宝府所在之地，西面是华山莲花峰，南面是衡山太虚洞。瑞气环绕四周，神山环卫屏护，这正是它处于天下中央而独自可贵的原因。士俊又听说：‘豫’就是欢乐，‘汴’就是喜悦；自…… 万寿宫建成以后，将会看到宏大的音乐与天地同样和谐，而不只是钟鼓的声韵；宏大的礼仪与天地同样合节，而不只是拜跪的形式。秀美的士人、质朴的农民，都顺从皇帝的法则；四时的秩序更加协调交合，风雨的恩泽更加汇聚，阴阳之气更加和谐。安享太平，永远没有穷尽。仍然倡导率先作为天下的先导，这就可以了，又何必迟疑呢？藩司、臬司以下各级官吏都认为是这样，请把这些话刻在石上以求长存，于是恭敬地记述如下。《重葺郑大夫子产祠记》：从前唐代狄仁杰担任河北安抚使时，曾对属下官吏说：‘治理政事应当以郑大夫子产为法。’梁公是当时的一代名臣，他治理河北，所辖属于魏郡一带，与新郑没有关系，却唯独对郑大夫念念不忘，这一定是因为他对郑大夫十分敬仰，始终不忘。新郑县城西有一座祠堂，是唐天宝戊子年建造的。我在康熙丁酉年随计赴京，路过新郑，恰逢戊戌年元旦，于是恭敬拜谒郑大夫祠，看到遗像端庄伟岸，令人凛然感到这是有道之人的仪容。祠堂虽然逐渐倾圮，但祭祀从未中断，因此感叹说：‘从春秋到唐天宝，大约一千六七百年；从唐天宝到现在，大约一千多年。这期间经历了多少沧桑变化，而唯独郑大夫的祠堂总是毁坏的得到重建，重建的得到守护，难道只是郑人特别喜爱缁衣、仰慕羔裘吗？还是因为郑大夫当年治理郑国，宽厚仁德固然重要，其次没有什么比严厉更重要，这一主张成为千古不磨的道理；后人遵循并守持它，所以才一直奉祀大夫、为他祝祷吗？’我低回徘徊了很久，才离开。到了雍正元年癸卯，我由翰林出任许州知州。许州距离新郑只有一百里左右，而且郑庄公曾经进入许地，因此我又感叹说：‘郑大夫的英灵大概并不远吧？关于宽厚和严厉的千古不磨之论，难道用意就在这里吗？’后来调任祥符，署理杞县，远望郑大夫祠都在西南方咫尺之近。我在河南任官共三年，后来调往粤、楚，直到雍正十年壬子年冬，又奉……

译承蒙天子宠信任命，我总督河东，驻节省城防务。离新郑只有二百里，于是又感叹说：“大夫的英灵，大概离我们不远吧？宽缓与严猛不可偏废的道理，难道正是说这个吗？”心中感慨不能自已，因此在癸丑年秋八月，命令主管官员修缮祠宇。新郑县令王不党依照谕令办理，整治门窗，修整厅堂廊庑，安置神座，备齐祭器，选定守祠人员，发给他们廪饩，作为长久之计。大约过了几个月，规模已略具雏形。唉！如今的祠堂还是从前的祠堂，如今的治理也还是从前的治理。但如今所谓的宽仁，有的像养育婴儿、放纵骄子，使筋脉松弛萎弱，不能振作；所谓的严猛，又像武力强健而严酷，犹如苍鹰扑击、乳虎发怒，使人听到风声就两腿发抖，百姓无法忍受。这是把宽严两方面都失之于偏的做法。假如大夫执政，以宽仁为根本，以严猛为辅助，人们只知道大夫宽仁，却不知道大夫能够运用严猛来成就他的宽仁。大夫真可以说是社稷之臣，也可以说是百世之师。凡听闻大夫遗风的人，没有不振作起来的。狄梁公治理河北，尚且对大夫念念不忘，何况我历任河南官职，都接近新郑境内呢？还是说，我回想拜谒祠堂那天，古老的桧树盘曲茂密，鸟雀啾啾喧闹，景象苍凉萧瑟；如今扶助其倾颓，修饰其简陋，气象确实已经大不相同了。然而我拜谒祠堂，只是偶然之事；我能够追随大夫之后，却并非偶然。我即使没有拜谒祠堂这件事，心中仰慕大夫，难道会不愿扶助它的倾颓、修饰它的简陋吗？如果只修饰它的简陋、扶助它的倾颓，却不能从心底仰慕大夫，那么即使每天拜谒祠堂，又有什么意义呢？况且这难道只是我个人的私事吗？因此把这件事情的始末以及修葺祠堂的年月，记在丽牲之石上，用来示给后人。至于大夫的道德、功业、言论和风采，《鲁论》《春秋》三传以及诸子百家中都记载得很详细，哪里需要等待我来赘述呢？【原文接下为“汴城▯渠浚壕记”，其中“▯”字疑为OCR讹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皇上爱护百姓、兴办水利，凡是稍微加重百姓负担的事情都一定革除。我查阅史册所载先贤辛勤治理沟洫、筹划河渠的事迹，确实比不上皇上的作为。士俊历任中州官职，考察开封府的水道：过去以汴河最为重要，一名浚仪渠，是因穿过祥符而得名；一名筤簜渠，是因与蔡河相汇而得名；它从荥阳县大周山东面经过府城，又名惠民河，是因为所救济的地方广泛而得名；随后向东经过陈、杞，曲折流入淮河。凡许、郑各处的水流，都汇集在这里，作为水流末端排泄出去。北宋建都以后，对这条水道最为重视。查考《宋史·河渠志》和王偁《东都事略》，记载得十分清楚。到了元朝至元年间，黄河在祥符的义唐湾决口，夺取汴河河道流行，上游淤塞。自前明洪武以来，黄河多次向南迁徙，汴河、蔡河的旧河道被夷为平地。明朝末年流贼李自成决开黄河，淹没汴城城壕，泥沙淤积，至今已有九十多年，日积日高。每逢淫雨之后，城中道路洪水四溢，因而集市上可以行船，灶中都生出了青蛙。过去我任祥符县令时，就为此忧心忡忡；如今恭敬承受 天子的宠命，总督河东。我巡视城墙，看到有的地方污水积成泥淖，有的地方坍塌成低洼，有的地方堤防变成水沼；有的地方泥泞涣散，道路无法通行；有的地方水势泛滥、积聚不流，房屋无法居住。富裕的人轻易离开故乡，贫困的人住在泥土之中而患病；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进入 上奏说明，就不是用来仰体圣天子保全民众的洪大慈悲、为百姓防患的深切心意了。于是绘制图样、修缮奏折来 请示。恭敬奉读朱批说：“好，应当举行，应当这样办理。”谨此遵行。恭敬体会 皇恩诏令中圣上的诚恳心意 以及圣训的殷切叮咛，都完整地表现在这十个字中。皇上的言语为什么这样简约而意义重大，皇上的仁德为什么这样普遍而真挚啊！这项工程，哪里容许片刻延缓呢？于是我仰望天子，欣喜欢悦，召集工匠，开始办理工程，并率领藩司、臬司、监司和各位知府、知县等官员，拜手稽首，扬言并记述此事说：“太好了，百姓生在盛世，是值得快乐的；臣子在圣朝做官，是值得庆贺的。如今古今的形势，极不相同；彼此的情况，也完全不同。有些迂腐空疏的士人，挽起袖子站出来说：‘今天非得疏浚汴、蔡二河的旧河道不可。’这就是所谓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今天水患的根源，在于水道阻塞。阻塞，就只需设法使它通畅。又有水势泛溢的问题，泛溢，就只需设法蓄存它。使阻塞的水道通畅，蓄存泛溢的水量，那么水患立即就能消除。难道像长江大河那样，非要借大海作为归宿不可吗？如果一定要疏浚汴、蔡旧河道，使它们通达淮河，那么水势就会越过陈、杞向东流；不是由睢州通往亳州，就是由永城通往宿州。在总计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将毁坏百姓房屋，夺去百姓桑田，毁坏百姓坟墓。歌颂声还没有响起，忧愁叹息声就先传来了。这就是所谓疏浚得狭小，过了时间仍然淤塞；开凿得过于宽大，眼前反而造成扰害。况且宋代以前，汴、蔡二河能够安稳舒缓地流行而没有水患，实在是因为黄河沿武陟、汲县向北流，注入渤海。虽然熙宁十年有一支水流从南清河流入淮河，但那只是支流，而且与开封并无关系。如今黄河夺取汴河河道流行，水势已经逼近南方；如果再开挖巨大的河流，使其夹在黄河、淮河之间，就会过分损伤土地脉络，这是风水家所忌讳的。大量开凿深坑，地轴也不适宜。因此，汴、蔡二河的旧河道有不能再谈恢复的地方，也有不必再谈恢复的地方。现在只在城内筹划如何疏通阻塞，办法在哪里？若利用【原文“▯渠”字疑为“开渠”】，西北面有浮沙，不便疏导。自西隅节孝祠向东到宋门，计长八百六丈；自北门到宋门，计长六百三十丈。顺应地势高低，斟酌挖土的深浅，使积水流入大涡，逐段贯通。修建桥梁一十三座，以便利行人。居民各自疏通沟渠，以防止堵塞。城内防治水患的办法就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六百里、十年〕 天子准许了这项建议，于是万人协力，城内阻塞的水道就疏通了。至于城外筹划如何蓄存泛溢的水，办法在哪里？应当利用浚壕。统计四座城门的壕沟，总长三千四百六十三丈，这就是明朝末年以来至今日积日高的旧壕。有壕沟的名称，却没有壕沟的实际；如果任其淤积，那么城内四面流来的水就无处归宿。无处归宿，水势仍会盈满，冲灌决溃城内四周，不改变成汪洋包围的局面，百姓的负担反而更加严重。只有把壕沟拓宽、挖深，使它成为蓄水的淀池、藏水的柜子，称作濠，也可以称作海。凡是城内奔涌而来的水，都从容收纳，使它止于应止之处；水门的启闭，也各有调节控制。城外防治水患的办法就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三十丈〕 天子准许了这项建议，于是万人协力。城外泛溢的水已经蓄存，阻塞的水道已经疏通，泛溢的水已经蓄纳，这正是《左传》所说的规划疆内积水、修筑堤防和蓄水池，《尚书》所说的土地恢复其居所，水流归入沟壑。城东通往城北的水道，仍利用汴河旧道；城西通往城东的水道，仍利用汴河与蔡河相合的旧道。实际上师法古制，而不拘泥于古名；取得古代的好处，少受古代的弊害。哪里能同那些迂腐空疏的人谈论呢？从此集市上不再需要行船，受浸之处干涸了；灶中不再生蛙，潮湿之处干燥了；迁走的人得以返回，重新安置了内室和灶间；忧愁的人转为欢喜，重新登上床席。妇女安闲，孩子嬉戏，出门劳作，入屋休息；甘泉涌出凝聚，河流顺着河道流行，年谷按时成熟，白日炎炎。这不是圣天子的恩赐，又是谁的恩赐呢？况且开渠浚壕的好处，正是上至天、下至地、中及人物都共同受到福泽。文中子不是说过吗？上天运行就是雨露，大地运行就是江湖，天地之气相互蒸润。《汉书》也说：“十二个月都得到相应的气，水就得到它的本性。”如今水得到它的本性而这样顺畅流行，足以知道这是风调雨顺、春天温暖、秋天肃清彼此协调的结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四百六十三丈〕

译管子又说：“水，是大地血气筋脉中通畅流动的东西。”这样看来，先前积水成灾，正是大地筋脉郁结阻滞、血气闭塞不通。水患病，大地就患病；大地患病，百姓就患病。如今水道宣泄畅通，大地的病全都除去了；土地肥沃滋润、万物繁茂生长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荀子又说：“流水不腐，是因为它不断流逝。”先前水积聚而不流逝，于是水就腐败了。水腐败，郁积之气就凝滞；承受这种水液的人会染病，禀受这种气息的人会受害。如今水道得到疏通并排泄，开阔而清洁，因此可以知道天地间充满和气，人文事业也会兴盛。《周礼》又说：“川泽之中，动物适宜鳞类，植物适宜肥美。”先前从城内望去，尽是破屋颓垣；从城外望去，尽是沙灰尘土，哪里还谈得上物产的利益呢？如今城壕之内，水波清秀澄澈，蓄养鱼、鳖、蚌、蛤，种植荷花、蒲草、茭白；又在堤岸上遍栽杨柳，浓荫丛翠。这就可以知道，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天地人物全都共同受到这样的福泽，而这一切都归功于皇上明察精审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月〕 圣明决断的果断。百姓生在盛世，是值得快乐的；臣子在圣朝做官，是值得庆贺的。六府奏效，五行顺序，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于是藩司、臬司诸位官员都认为这是善举，请求把它刻在石上，我便恭敬地书写了这篇记文。《重修桂香祠文昌殿记》：凡是郡城的东南方，按八卦方位属于巽，在术家看来主管文章和科举功名。离是文明的象征，之所以不在正南而在东南，大概是取巽木生离火的意义。文昌司命，是斗魁所戴筐形六星中的一星，第四颗叫司命，主管奖赏和增进德行，所以如今读书人为了求取功名而祭祀它。考察《黄帝占》说：“文昌宫，是天府的离宫。”这本来就是把离归属于文明。如今在巽方祭祀它，得到木火相生的意义，适宜长久祭祀而不废。汴城桂香文昌祠，在郡城东南角，正处巽位，始建于北宋，毗连太学旧址。明永乐五年，改迁学宫，但祠堂留下没有迁动，后来逐渐毁坏。嘉靖三十二年，周藩修缮它，曹忭作碑记载此事。到崇祯十五年，被黄河水淹没。我国朝康熙三十八年，百姓掘地发现石碑，士绅便谋划修复，在雍正五年三月十五日召集工匠施工，于这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完工，旧碑也重新竖立。到了雍正十一年，我奉命 总督河东，前往拜谒祠堂，又拿出俸禄修建门楼来供奉魁宿，于是祠堂完整如初。士绅另置碑石，请我撰文。我想到这座祠堂屡次兴建、屡次废毁，不禁感慨。此祠始建于北宋太学，当时宋朝建都汴京，太学人才最为兴盛。考察当时遗留下来的制度，学校设置八十斋，每斋容纳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升入内舍；内舍生三百人，升入上舍；上舍生一百人，授予出身。由此可想见当时此祠冠带人物庄严肃穆，庙宇高大巍峨，瞻仰礼拜的人络绎不绝，盛况达到极点。后来星移物换，祠堂一度被弃置于草莽之中；明朝中叶重新修缮后，又再次沉没于洪水；如今士绅又修复它。难道盛衰循环、往复变化的机理，其中本来就有定数吗？还是恭逢 极盛的时代、光明昌盛的时运，司命星也想借此显现自己的作用吗？况且土地本来就有灵气，巽卦的大象所体现的，难道也确有君子申明命令、推行事业，前后相继而兴盛的意义吗？那么今天士绅感激而兴建、以诚敬之心奉祀，确实是被一种不能自已的力量所感动。虽然如此，假如士绅认为可以向司命求取灵验，借此获取荣华富贵，那就是庸俗小人的见解，实在不可取。司命星所显示的天象，本来只是上天的星宿；后人却把《周雅》中以张仲实际比作星宿的说法，拿来对应神灵，又把殷代的傅说当作神灵，诸如此类。既然认为神灵能够赐福，那么《诗经》却只歌咏“张仲孝友”，不歌颂神灵的文章才华，而歌颂神灵的孝顺友爱，实在是因为孝友是文章的根基，所谓文章没有比孝友更大的，这样就可以知道神灵所垂示的鉴戒。假如士绅不能首先敦厚品行，其次重视文辞，即使把不洁的自身天天深深跪拜，神灵也将赫然显示惩罚，怎敢奢望福泽呢？所以《巽卦》九二说：“用史官、巫祝纷纷祭祀，吉祥而没有灾祸。”史巫纷若，就是今天祭祀的情形。只有九二具有刚健居中的德性，神灵才会享用祭祀，所以吉祥而无咎；否则上九失去中道，同样处在巽卦“巽在床下”的位置，就不免丧失资斧而成为正固的忧患，难道能不谨慎吗？

译这座祠堂在雍正丁未年重新修葺，又符合《巽卦》九五“先庚三日”的意义。所谓先庚三日，就是丁日。朱子说这是在事情开始时反复叮咛，而爻辞说“没有好的开端，却有好的结局”；占辞说守正则吉，悔恨消失，没有不利。这样看来，用营造的年份推求，更符合吉占；与方位相合，也与文明相应。士绅本来就应当砥砺自己、整饬品行，以努力承受神灵的福佑。于是撰文记载此事。至于旧碑所说，认为神灵也不幸，没有生在上古时代而生在混浊时代，把上天的功劳贪来当作自己的力量；这种说法诬妄轻慢、毫无根据，哪里配得上刻在丽牲之碑的美石上呢？这就是记。《桂香祠惜字防记》：汴城桂香祠文昌阁，来历最为久远。我已经撰文把它记在石碑上，又敬念帝君曾告诫世人爱惜文字，但人们多不能严格遵守宝贵训诫，于是又为此加以推广说：文字的作用，就像人有口腹，必须依靠饮食；有身体，必须依靠衣服。饮食衣服的作用，人们知道它们对人极为重要，爱护并看重它们；那么唯独文字，难道不知道爱护和看重吗？有人丢弃饮食、撕毁衣服，旁观者一定会叹息惊异，感叹其以后无以为继；但看见字纸被丢弃撕毁，却唯独不知道叹息惊异。难道就任由它这样吗？况且字纸的珍贵，在人看来如同布帛粮食，在上天看来则如同奇珍异宝。因此，乾卦显出天的符瑞，坤卦流布地的符瑞。造字之初，天降粟米，鬼在夜里哭泣，龙潜藏起来。大概是因为泄露了天地之间的奥秘，开启了天下的文明，疏通了人心的智慧和技巧。它的功用最为普遍，效果最为神奇。上天本来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出于仁爱下民，又不惜把这些全部赐予人们。现世有些极其珍贵的东西，超过球、琳、琅、玕，珍珠、木难、瑟瑟等物。我不吝惜自己拥有的，全部拿来给人；但人们得到后却不更加珍惜，反而把它看得如同草芥，丢入泥土。就像戴过的帽子被当作废物，祭祀完的刍狗被抛弃。我看见、听见这种事，难道不会愤怒而又忧伤吗？按照人的情理推知天意，就知道不爱惜字纸的人免不了遭到上天的愤怒和哀伤。被上天所怒、所伤的人，偶然能够躲过雷霆的斧头、牛鬼猛蛇的口以及纯火、纯铁、纯石的地狱，就已经是幸运了；又怎能指望富贵福泽、健康安宁、长寿高龄，以及世世代代子孙读书取得科举功名呢？因此帝君反复谆谆告诫，是仰体上天爱护生灵的心意，俯怜愚昧百姓遭受罪罚的痛苦。并且说：遭受罪罚的痛苦既然如此，反过来能够恭敬爱惜文字，那么从上天获得的福报，也将多得如恒河沙数、不可估量。因此我就在桂香祠，偕同藩司、臬司、监司诸位官员设立一处惜字防，现今捐出俸禄，每天购买废弃字纸，每百斤给纹银五钱，集中起来焚烧，把灰烬送入大河。先实行清理废字的办法，再实行长久维持的办法。拨出官田一顷，每年租银三十六两，交给藩库转发给僧人，专门负责收集字纸。选拔士绅二人主持此事，每月焚烧并投送。难道是为了求福吗？按照道理，也应当这样做。唉！不能爱惜文字，士大夫的罪过比愚民更严重。士大夫置身青云之上，承前启后，获得君上信任、安定百姓，建功立业；即使退到最低处，也是靠笔耕墨耘来维持生活，道路全都由文字开辟。我每天借助它的力量、每天依赖它的供养，却又把它狼藉丢弃、任意毁坏吗？既然也知道它的珍贵，却又把它看作草芥尘土吗？按照上天诛罚的法则，必定会说：“你本来就像识宝的波斯胡人，凡是球、琳、琅、玕、珍珠、木难、瑟瑟等物，没有不能精细辨别优劣真伪的，何况还有比这些更珍贵的文字呢？” 我把它赐给你，你又从中谋利，你又把它丢弃吗？按照加重罪等的法律，这大概并不是苛刻深文。至于农民、奴仆、卑贱之人、妇女和儿童不知道爱惜文字，有的拿字纸糊窗户墙壁，有的用来夹针线，有的用来包裹东西；种种随手丢弃、任凭脚踩践踏的情况，士大夫尤其必须代为收拾，宁可估量数量，拿钱收买，并且详细劝导、恳切告诫，这样功德无量。还有一种奸商恶贾，大量收集废纸，用水浸泡，等它浸透腐烂后，放在烈日下暴晒，再加以捶打揉搓，做成像靴鞋纸底一类的东西，借以使用，名叫“还魂纸”。这实在令人发指痛恨！为了能获利多少，怎么忍心触犯大罪？主管土地事务的君子应当严加查察，严厉惩处。我亲耳听到、亲眼见过，这种顽恶之人，曾有各自受到雷霆斧头惩罚的。唉！上天恐怕雷部承受不了这么多诛罚，于是牛鬼猛蛇的口、纯火纯铁纯石的地狱，都在那里等着他们；这不过是早晚之间的事，难道不可害怕吗？又有官署之中，两廊的胥吏，往往把废弃的案卷、檄文、移文、告示和文书等物，散丢满地，任凭它们受潮腐烂发霉，更有的滥拿去烧火。堵塞门窗的砖块，古人说浪掷字纸多发生在衙署，这话确实没有说错。所依靠的，就是官长反复严谕、切实惩罚，希望能够有所改正吧？士大夫负有督察劝化的责任。按照上天诛罚的法则，必定会说：“你本来就像识宝的波斯胡人，凡是球、琳、琅、玕、珍珠、木难、瑟瑟等物，眼睛昏盲的人还不知道它们；你难道不应当为他们指示防范，任凭他们颠倒错乱而遭受灾祸吗？”所以人们认为这件事与自己无关，便对此若无其事；我担心天网恢恢，虽然稀疏却不会漏失，不一定最终只从轻处罚，完全不牵连他们。我因此推广帝君的宝贵训诫，用来说明设立惜字防的缘由就是这样。唉！河图洛书、丹色文字和绿色文字，伏羲画卦的坛台、史皇造字的台阁，文字的源头，都在汴、洛。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应当怎样爱护、珍惜文字呢？几位圣人的神灵在上面临鉴，在旁边质证。虽然如此，难道只是河南一省的事情吗？这次我所涉及的，也不过是省城偏僻一角罢了。四方乐于行善的人，不要把我的话当作河汉而置之不理，希望共同勉励。《巡抚雅尔图惠济河碑记》：河南的水患，是从黄河夺取汴河河道开始的。大概河南发源的水流中，淮河最大；流入淮河的水中，汴河最大。汴河本来就是挟带众多水流而汇入淮河的河流。

译汴河得到治理，那么梁、宋、陈、蔡、许、郑各地的水流都有地方排泄。元朝至元年间，黄河决口，夺取汴河旧河道，汴河于是淤塞。就是今天浚仪渠干河两岸，也都是它留下的痕迹，大多变成平地。贾鲁是元朝大臣，曾经从中牟疏浚汴河，经过祥符向东，汇合滍河，经过陈州境内进入江南颍上，从而通达淮河。汴河能够流入淮河，依赖此人。为了记载贾鲁的功劳，便用他的名字命名这条河。但河道浅而窄，上游水量突然增加就容易泛滥。乾隆四年夏秋两季连续下了十多天大雨，开封、归德、陈州、许州六十多个州县都漫成大水，平地积水深达数尺。恰逢城中积水数月不退，横流向下奔涌，连江南的颍、亳以及长淮卫也受到影响，漂没百姓田地房屋很多。此前巡抚尹公把灾情全部上报，天子悲悯而深切挂念，发放数十万仓谷和帑银赈济，百姓没有遭受饥饿、流离的祸患。灾情平息后，天子又下诏询问造成灾害的原因。特别申明防治水患的命令，巡抚尹防一、总河白钟山、布政司朱定元勘察并疏浚干河两岸，用来排泄开封积水，规划全河南的水利，使水源和流向畅通，不致泛滥。又考虑到入淮的水道要经过江南，恐怕下游地方有人阻挠，于是让江南水利大臣共同商议。大概天子身居九重之上，却把千里之外的事情看得如同就在几席之间，形势和实情全都归入圣明的思虑，所以为河南筹划，已经周到极了。于是前任巡抚尹公、河督白公遵照命令，尽心筹议，委任熟悉水利、明白情况的人。负责河道水利的胡君实地勘察水源和流向，丈量土地、观察河川，提出意见说：开封城中的积水，只疏浚干河两岸就可以排泄；但若要使开封、归德、陈州数十州县永远免除水患，不如把贾鲁河分流，使水势分散。请在中牟以西贾鲁河北岸另开一条河，导入祥符的浅儿河，接着疏浚到高家楼，使干河两岸的水流入其中。再向东汇入沙河，便沿用古代汴河、蔡河流入涡河的旧道，淤塞处疏通，浅处挖深。又向东经过陈留、杞县，经过睢州的挑河、柘城的永利沟、淮宁、鹿邑的老黄河，到达安家溜，流入涡河而归于淮河。这样，贾鲁河的水势就能减弱，沿河各州县的积水也有了归宿，都可免于旁流泛溢。商船也可以直达汴梁，这样不仅消除水患，还能兼收水运之利。巡抚尹公把这项建议上报。天子下诏说：“可以。”正准备商议施行时，尹公调入内廷，我奉命来治理这个地方。该年冬十月到任，亲眼看到灾害造成的景象，道路上满是泥泞积水。我询问属官和父老，知道这项工程是河南全省的要务，不能拖延。五年春，先下令开渠，把城中积水引导出去，从东南水门出城；水门太小，就增设一门使水流畅通，使水归入城壕。壕沟以东就疏浚干河两岸，穿过城防堤坝到高家楼，于是城中的水很快排尽。随后提出分流贾鲁河的建议，江南有关官员果然纷纷提出异议，于是又移文江南督抚，各自委派大员前来勘察。水利使者汪公德公根据图纸实地查验踪迹，众人都说：“这确实有利于河南，对江南没有妨害。”疏浚它很方便，反复上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获准后，便命令管河道胡君向各县令指示工程程式。各县令按照本地土质，招募民夫开挖疏浚。河道宽十丈、深一丈作为标准，全长六万五千一百九十四丈。把挖出的土筑成堰，以防备涨水泛溢。各堰距河岸十丈，以防土堤崩塌落入河中。堰上修筑涵洞，用来宣泄田间积水。在中牟分流河道的闸口修建闸门，根据贾鲁河水量盈缩启闭。又把闸底提高二尺，使贾鲁河常保持二尺以下的水深，以便利船只。修桥三十六座，以便利行旅。按方丈计算的土方共一百二十六万七千二百余方。每方土工银八分一厘，水中出土每方加一分八厘。共动用帑银一十一万五千七百余两。自乾隆六年正月二十日开工，到本年六月初四日完工。官吏不辞劳苦，钱财也没有被侵吞。民夫踊跃施工，工程终于完成。打开闸门放水，水流畅通而下。又议定每年动用帑银四千两，趁农闲疏浚，以杜绝淤积。沿河州县从此可以永远免除水患，士绅百姓欢呼称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圣上恩泽河南百姓，带来世世代代无边无际的福祉，因此请求赐予一个美好的名称，已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万五千一百九十四丈、十丈、二尺、六年、正月、二十日、六月、四日〕 诏令。命名为惠济河。美名既已赐下，伟大功绩十分显著，不可没有文字记载。对百姓最大的恩惠，没有比兴修水利更大的了；顺着水利所带来的利益使百姓获利，就是孔子所说的“惠”。只是水利工程很难成功，正如圣明的思虑所涉及的，下游有人阻挠，往往使功业不能完成；却没有想到水流必定有归宿，下游有排泄之处，上游才有可以承受的地方。今天天下四渎的水，最终都流归江南入海，并不是把江南当作沟壑，而是把大海当作沟壑。水性向东下流，从高处趋向低处，取决于地势，所以淮河承受百川，汴河和涡河只是其中一二支流。自大禹以来，从未改变。即使汴河失去河道而横流，也必定漫入江南，乾隆四年淮河、颍河之间的情形就是证明。有河道把水分开，水势就会减缓，流向也会顺畅，下游同样有利。何况这条惠济河的水，只是分取贾鲁河的水，并没有引入其他水流；只是疏通古代汴河、蔡河流入涡河的旧道，并非另行创设新道，实在不必过度忧虑。这条河修成，幸而遇到江南督抚和水利使者等一时的杰出大臣，他们都发誓秉持公心忠诚，仰体皇上的仁德，消除地域之间的成见，只以有利于救济百姓生活为要务，协同谋划、意见一致，成就了这项惠济工程，实在是河南百姓的大庆。这项工程，主持谋议的是前任布政使、现升任山东巡抚的朱定元，布政使赵城，按察使沈起元，前任开归管河道、现调任粮驿盐道的胡绍芬，前任河北道、现调任河陕道的张学林，前任开归管河道、现调任南汝道的崔琳，前任陈州府知府、现升任开归管河道的金山分理；负责核估督查的官员有开封府知府朱绣、归德府知府戚振鹭、陈州府知府崔应阶、开封府同知张广居、前任封邱县知县、现升任上北河同知的叶仰高、前任仪封县县丞、现升任归德府商虞通判的乔大赉、陈州府粮捕通判张宗洙；承修官有怀庆府粮捕通判夏锡贵、开封府祥符县知县甄汝舟、中牟县知县姚孔针、陈留县知县丁鹤起、杞县知县王大树、归德府睢州知州朱汝琳、署理柘城县知县马日煊、署理鹿邑县知县钱松、陈州府淮宁县知县何登栋、按察司经历王俞森、前任祥符县县丞、现升任仪封县知县的赵鹤洲、祥符县县丞姚孔铉；监工官有陈州府经历傅懿麟、归德府经历张德辉、阳武县县丞邵瑀、前署祥符县县丞高文玉、前署陈留县县丞杨熙、中牟县县丞李松年、商邱县县丞吴国、虞城县主簿李可萃、睢州吏目黄廷煃、前祥符县典史施泽溥、祥符县典史高坦、封邱县典史李成蛟、柘城县典史陈显武、鹿邑县典史杨嘉谷，按惯例一并书录。《巡抚雅尔图大梁书院再行厘正祀典记》：古代设立学校，一定要向先师行奠祭并举行释菜礼；书院设置祠堂、举行祭祀，大概就是取法于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译圣明的天子在上，深切体恤百姓所依赖的生计，重视农业、珍惜粮食。凡是为百姓兴利除弊的事情，都一一安排得周详恳切。凡是守土官员，也无不仰承圣意，把百姓生计放在心上。彰德郡李太守请求重修万金渠，正是因为这种迫切需要。曾经想到，万金渠这一条渠，创建于魏武帝；后来在郡城西面开凿高平渠，不久又恢复旧名的，是唐代刺史李景。分设流寺、盖村两座闸门，并沿渠下游重新开凿支渠的，是明代知县李应防、朱冠。把城东分成两条渠，以旧渠为南万金渠，再接着挑挖北关清流口，向东北到永和作为北万金渠的，是我国朝代的知府邱宗文、知县高启元。自从开渠以来，不仅灌溉田地有益，而且能够防止水流入城壕，设置水碾使百姓减轻劳作。韩魏公以后，从宋代到明代，类似修治不止一人。这项利益多么广泛啊！然而一千多年间，大抵是前面开通，后面就淤塞；越急于疏浚，淤积就越多。这是为什么呢？渠道的好处，是闸门带来的；渠道的坏处，也同样是闸门造成的。进水靠闸门，出水也靠闸门；水小时关闭闸门来灌田，水大时打开闸门来泄水。所以说，渠道的利益，是闸门使它产生利益。进水的闸口低，出水的闸口高，下游水流就很难排出；渠道流入的水多、流出的水少，泥沙就极易淤积毁坏。按照旧例修建新闸，利益虽然很大，却难以周全；依据上游堤防而把闸门修得过高，渠道虽然还在，却会逐渐干涸。所以说，渠道的危害，也是闸门造成的。我知道万金渠逐渐走向废弃，到现在将近四十年，正是这个原因。于是命令李太守率领属员，以及安阳县令左修品、汤阴县丞祖世昌、府训导刘文擢、安阳教谕史特传、训导朱干，诚心任事，协力督工。从曲沟到高平，依次挑挖疏浚。圣明天子在上，深切体恤百姓的依靠，重视农业，珍惜粮食。凡是为百姓兴办有利之事、革除弊害之事，都一一考虑周详，态度恳切。各地凡是守土任职的官员，也无不仰承圣上的旨意，殷切挂念民生。彰郡李守之所以请求重修万金渠，正是由于这种迫切需要。曾经想过，万金渠这一条水渠，创建于魏武帝时期；后来又在郡城西面开凿高平渠，不久又恢复万金渠旧名的，是唐代刺史李景。分别设置流寺、盖村两座水闸，并且沿渠下游再次开凿支渠的，是明代知县李应防、朱冠。把城东分为两条水渠，以旧渠作为南万金渠，并接通开挖北关清流口，向东北到达永和、称为北万金渠的，是我〔朝〕…… 本朝知府邱宗文、知县高启元。水渠开通以来，不仅灌溉农田有益，而且能够防止水流进入城濠，设置水碾以减轻百姓负担。自韩魏公以后，从宋代直到明代，这样的事例不止一个。它的利益真是广泛啊！然而一千多年之间，大多是前面刚开通，后面便淤塞；疏浚越来越急迫，淤积却越来越多。这是什么原因呢？水渠的益处，是闸门使它发挥出来的；水渠的祸害，也同样是闸门造成的。原来进水靠闸门，出水也靠闸门；水量小时就关闭闸门来灌田，水量大时就打开闸门来泄水。所以说，水渠的益处，是闸门使它发挥出来的。闸口进水处低、出水处高，水流向下排出就非常困难；流入水渠的水多、流出的水少，泥沙就极易淤积损坏。按照旧例修建新闸，利益虽然很大，却难以周全；依据上游防御水势而把闸门筑高，水渠虽然还存在，却会逐渐干涸。所以说，水渠的祸害，也同样是闸门造成的。我认为万金渠逐渐走向废弃，至今将近四十年，正是这个缘故。于是下令李守率领属员，安阳令左修品、汤阴丞祖世昌、府训导刘文擢、安阳教谕史特传、训导朱干，都诚心实意地办理此事，协力督促工程。从曲沟到高平，依次挑挖疏通；高平石桥以南，增设挑水入渠的水渠两道；桥北则用荆条编络筑成五十多丈的坝，使东面的水流入渠中。但考虑到水渠带来的利益虽然恢复了，水渠造成的危害却还没有消除，所以一定要使水渠的危害完全断绝，然后水渠的利益自然会扩大。于是，曲沟增设耳闸一座，以引导水渠来水；北渠刺头村增修锁尾闸一座，南渠小官庄增修锁尾闸两座，以疏导水流。曲沟、流寺、盖村的三座闸，都改建为通底的活闸，以使水渠气流通畅。西、北两关的石墙、石堰，倒塌的修复，残缺的补齐，以巩固水渠的防护。劝导疏浚支渠：曲沟七道，流寺三道，盖村二道，南万金五道，北万金四道，以均分水渠的利益。清流抛泄处，新开中渠一道；私自设置的闸口挖毁后，酌情保留孙平一闸，以扩大水渠的灌溉利益。疏浚有办法，蓄水和泄水有安排，这样大概就差不多了。至于每月放水的日期，永和中大渠为初一至初六、十六至二十一；盖村渠为初七至初九、二十二至二十四；流寺渠为初十至十二、二十五至二十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日、十六日、二十一日、七日、九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十日、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 曲沟渠为十三至十五、二十八至三十，都完全遵照前任巡院王、阎二位大人勘定的日期，不得侵占超越。工程始于乾隆六年春天，共疏浚旧渠四道、大小支渠二十四道，修建闸三座，设置荆络坝一座，增建分水石墙、滚水石堰各一处。刚满一年工程便完工，共计灌溉田地一千六百多顷，分润到盖村、瓦亭等二十多个村，并及于汤阴县报德、将台、尊贵等庄，约延伸五十多里。兴修水利、灌溉田地，是彰显郡中福泽的事业；能够依据前人的规划谋求长远，才有今天的功绩。不要忘记百姓的福祉，不要毁坏今天的功绩；对于疏浚有办法、蓄泄有安排的制度，应当加以维持和防护，使它的利益永远不衰，这就是后来守护此地官员的责任。我很乐于看到工程成功，尤其不能不对后来的人寄予厚望。特作此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三日、十五日、二十八日、三十日〕 铭。汉代蔡邕《贞节先生范丹碑铭》：显赫啊，贞节先生！上天赋予你美好的德性，你生来明智而贤哲，确实遵循德行和声誉。你的品格像深渊之水一样清澈，像美玉一样洁白；混浊不能使你污浊，黑泥不能使你玷污。出仕时想着忠诚，退藏时想着坚守；以伯夷为老师，以史防为仰慕对象。乐于贫困，安于卑贱，不以困穷和困厄为羞；甘愿为善道而死，只为留下美名。身体虽已亡没，声誉却长存，美好的声名传播在道路上。李尤《洛碑铭》：洛水发源于熊耳山，向东流入防水；夏禹在洛邑疏导河流，玄龟背负文字、赤色文字出现，汉代符命由此建立。帝都道路畅通，建国于南方，万乘车驾最终渡过洛水，造船作为桥梁。三都五岳，四方都来进贡。广泛考察远方，明察远近，慎重任用贤良；君主英明，万类安康。孟津碑铭：浩浩荡荡的黄河水，奔流入海，经过中州，龙国所在之地。黄河中有黄龙、白鱼等祥瑞，赤色符命因此得到验证。昔日周武王在孟津会合诸侯，鱼跃入王船，于是进军攻克殷商。大汉承继周的基业，使远方邻国归附；各国车辆来到渡口，各自进献珍宝。函谷关铭：函谷关地势险要，是山河衣襟、咽喉要地。关尹从关中孝老之言，留下两篇著作。孟尝君离开秦国，奔驰向东；夜间来到关下，借鸡鸣之计欺骗守关者。范雎将入秦时，把自己装在囊中。元鼎年间关址迁到新安，舍弃西面的险阻，转而据守东面的高原。高墙重关，关闭坚固，不能逾越；简易的通行办法容易遵从，与天意相合。

译唐代白居易《阙塞山碑铭》：高高的阙塞山巍峨耸立，群山曲折绵延，于是成为巩固王城的屏障，也使伊水得以通行。这里形势优胜之处很多，英灵汇聚于此。山峰像螺髻般偏斜下垂，雁塔高高耸立。玉石祭品陈列在河边，车驾回到山脚。皇帝驻跸于此，称奇观而留下这块贞石记载其事。吕温《傅岩铭》：显赫的成汤之德，像太阳一样永不熄灭；浩大的商朝国运，像大海一样永不枯竭。祥瑞发端，气运播布，世代产生圣贤。国家诞生了武丁，荒野中生出了傅说。傅说起初被罚服劳役，武丁即位后，德行与神明相通，忽然梦见他，仿佛有所觉悟。梦中上帝引导我，在空明纯白之境相期；在似有似无之间，偶然相遇。武丁连夜起身，于是找到了这个人。他的容貌与梦中相符，内心也相契，像旧日的君臣。飞龙升天，山川便有云气；受到感动而自来归附，其中并没有人为安排。傅说舍弃筑墙劳作之处，从鳞介之身脱出，像鹏鸟一样飞升。任职后调和时雨，奋力治理河川使水流澄清。金属由我磨砺，木材依我墨绳裁正。君王还有什么需要多说的呢？殷道因此中兴，元凯等贤臣也来辅佐。若没有虞舜，皋陶怎能登上阶位；若没有阿衡，成汤怎能成就功业？傅说手抱鼎俎，徘徊在君臣相合之际，其中的艰难实在非同一般！哪里像梦中那样，由上天授予神奇的谋略，只需任用贤者即可登用？道路贵在独立通达，不按次序的人才不能任用。人才若被壅塞，高宗便不能得到傅说；傅说的出世，正是在恍惚之间。揭示铭文，铺陈光辉，万古不灭。古东城铭：周文王接受天命，开始振兴西土。周公营建洛邑，开始谋划抵御风雨。居于天下中央，端正根本，拓展统绪，开创国运。国家强盛时，群臣奔走效力；国家衰弱时，贤臣从旁辅佐。二伯之后，时常能够成就合乎义理的声名。大夫苌弘以言论抗救国家的倾覆。他坐在朝廷召集诸侯，广泛扩大、增高王城。虽然谋划深远，实际也承受了美好的声名。树立臣道的根本，献上信物以确定名分。施行仁政不必占卜，彰明正义不必询问。国家兴亡、政治治乱，取决于德行而不是命运。犯罪是违背天意的行为，不能把它作为训诫规范。宋代苏轼《德威堂铭》：有德便令人敬畏，有德便令人明察。以潞公为师，确实成就大业。潞公在洛阳时，以崧山、洛水为师，山河也因此增光。乘车巡视三城，河水安静不扬波。愿潞公长寿百年，子孙繁衍至千亿，居住在两河之间，天天都能看到您的容颜。西方人前来朝见，只在公门前战栗。哪里只是两河地区，四方都应以此为训。明代于谦《铁犀铭》：经过百般锤炼的玄铁，熔化成真正的液体，变化铸成灵异的犀牛，雄壮威严、光彩显赫。镇守堤防，使波涛永远平息；安稳如泰山，坚固如磐石。水怪隐藏形迹，冯夷收敛踪迹。城郭府署坚固完好，百姓不再遭受水淹。风调雨顺，男耕女织，四时依次运行，百神各尽职守。亿万百姓安置在安枕之地。这是上天的美好恩赐，是皇帝的力量，也有你的功劳；让它永远流传下去。诔。明代崔铣《西川诔》：武安韩先生，名永龄，号西川，喜好学习，酷爱古事；考中乡荐，却早早去世。诔辞说：文雅啊韩先生，你的禀赋实在奇异。你出生于偏僻乡邑，却寻求贤明的大师。在渠南游学，早晚勤勉不懈。你认为经书难道只是文章吗？认为圣人可以作为老师吗？可叹啊！李、周以来的列国君主，放纵任性而且侥幸苟安，假借仁义的人很少能振兴衰颓的风气。只有圣人心怀悲悯，我愿尊崇礼义，而麒麟也以此显现祥瑞。你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不能梦见周公，我们大概要长久衰败了。可叹啊！这颗心像日月一样明亮。用我的正道，辅佐天下必能奠定根基。听到您的言谈，我的心意因此兴盛。我困穷而未能施展，您应当把它发扬光大。可叹啊！韩先生当时正值少年，禀赋美好，才材出众。元宾处于实学之中，文采斐然，足以裁成文章。忽然就去世了，韩愈、朱熹都为之悲哀。我仰问苍天，为什么命运不和谐？严霜凛冽、烈火炽盛，正如美玉焚毁、兰花摧折。浩浩三才，若不是贤者，谁来维系？人的出生极其艰难，成长也很迟缓。冲天的大树，要历经百年才能长成；暴风一吹便使它憔悴，竟然不超过一个时辰。说上天无知，为什么又使万物生长？说上天有道，又为何降下灾祸？只是人的勤勉与教化有所差别；只是道理本来如此，我当尽力而为；只是遭遇乖违。命运倘若偶然降临，心仍然明亮，志向仍然高峻。没有损失，也没有多余，充盈于九州之外。刘绘《忠节许公诔》：我曾说，道德是滋润世人的膏露；气节是激励风俗的清霜。舒展或收敛自己的情怀，谋划和行迹并无固定形式。大人治理世道，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推移。管仲经营齐国只在一时，功业却流传百代；荼和荠用途不同，却都可以作为我的老师。孔子说：“选择其中好的来跟从。”早晨听闻道理，晚上即使死去也无妨，哪里还敢谈论利害、忧患和福祸呢？明朝国运中兴，贤良之士接连出现。正道高悬，笔锋正直，偏差却相隔千里。像我汝南的忠节许公，本来就是天地人三才的精华光辉，是国家的华美珍宝。正德丁丑年，江西叛藩宸濠发生变乱；祸乱因上天蓄积的罪孽而发生，几乎倾覆国家宗庙。叛贼暗中施行奸术，内外阻塞；污秽积聚，逐渐侵蚀国家根本；赤色的妖气早晨渡江，暗中逼近皇帝的气运。此时，晁错、贾谊也难以疏通防备，邹阳、枚乘也难以施展谋略。许公洞察先机、制定谋略，胜过别人，首先采取制敌措施。抚臣意见不一，叛乱突然发生。六月十三日，叛贼害怕阴谋泄露而难以发动，便招集洞寇，喧哗呼喊，溃涌而出，大肆亮出刀刃，抗拒并截断中使。它们像苍鲸奋张鬣毛、毒鳞聚集成甲一样，假传诏令、蛮横发言，胁迫众人的意志。等到孙公已经被擒，叛贼排列而立，身穿赤色衣服；他正要陈述辞章、抗守气节，淬毒的匕首已经刺穿胸膛。当时日月星三光被瘴气遮蔽，天子的神魂仿佛坠落；那些低头迟疑、双腿战栗而不能振作的人，实在无法计算。唯独许公如玉柱般挺立，像烈风迅猛发作；双目如火炬，射向奸邪；刚正的舌头如闪电飞驰。他指着天地日月的光辉，申明君臣大义；仰天长叹，最终踏入叛贼的刀刃。

译这并不是不懂《周易》中“咥虎尾”的危险，而实在是探求孟轲所说舍生取义、如取熊掌的道理。随后，天上忽然乌云遮蔽，昏暗的风摇撼城池；宸濠面色改变、内心惊骇，起卧不安，精神离体，号令颠倒。叛党中仰慕义举的人拿着武器、满怀愤恨；怀有凶心的人垂肩丧气。叛军驱兵南下，众人狐疑；江州两岸各郡听闻许公的义风，一声倡导便如雷霆般迅猛。云气蒸腾，形影相随，叛乱因畏惧而消灭；声响随回声传播，叛军因恐惧而远逃。白木船跳跃于林木般的船阵中，黄头水军穿行于波涛之间；小船猛烈发威以抵御敌军，大船披犀甲、击浪而行，举起旗帜。叛军首领受挫，迅速被扫荡一空。这固然是皇帝神灵大力保佑、皇威极其显赫，也是主帅谋略雄健、军队共同努力而成就的大功；但追究最初发生作用的细微关键，实在是由于许公刚烈的风骨和坚劲的气节，先已削弱了叛逆凶徒的心志，挫伤了众人的气势。所以说，石头将要裂开时，不等斧头砍下便会自行破碎；火势郁积时，火焰还没有腾起就可以扑灭。主管大臣把捷报迅速上奏皇帝，在太庙献上凯旋之礼，于是首先表彰许公的奇伟气节，在江西建立祠庙，以永远记载思念。这不只是表明许公对国家忠贞不二，也可以说，他通晓行军用兵、声势虚实和曲直胜负的形势。当时明朝天子已经颁下褒奖诏命，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忠节”；实录光辉显著，光照万代，并延及华贵的恩荫，使后代世世列于锦衣卫侍从之列，那些忠孝慷慨的人可以受到劝勉。今年太守、吴兴郡人徐公在郡城中重建祠庙，用来表彰乡里。祠堂厅堂轩廊华美，围墙高大宽敞，通向中庭，葱郁的树木交错成荫。乡人观看后又敬仰又欣喜，都说这能使顽劣者受到感化、懦弱者振作，借先烈的光辉昭示士人的气节，真正取信于后来的贤者。于是刻石，并派人来请我撰写文辞。我这个后学才疏学浅，冒昧寄托不朽之意，谨考查往昔训诫，作成这篇诔文。辞曰：光明伟大的许姜公，是太岳之后裔；文叔在周代开创家业，最初受封于城父；台、羽两族世代显著有功。沿着汝坟之地，贤豪人物众多；汉代繁衍美好的后裔，人物和谐雍容；唐代传布逊让的籍谱，仙人踪迹光辉灿烂。只有忠节公的谱牒最为芳洁；在蓼城吐露神采、焕发光彩，在伊阙显出天赋智慧和文采英华。真正勇武，举世无双；年少时考取俊才，治理县邑，声威显著；惠政清明芬芳，恩泽流布，凝结如白雪。燕、冀地区叛寇兴起，烈风般焚烧，乌合之众骤起；两河失利，营丘战事危急；海岳之间腥气煽动，浑浊的恶浪涌起；河流决口，乐陵这样的小城受到冲击；四面遭受灾祸，危城空壕，稻草和谷物都已匮乏。丑类像刺猬一样四面围攻，像钩云凿穴般挖掘攻城；震动房屋，背负汲水，麦穗焦枯。年轻的知府严厉如鹰爪，率领百姓，挥臂作战；亲自面对炮火箭矢、霹雳轰车，张弓夹槊，杀贼如割草。叛军像蚂蚁聚集、蜂群拥挤，又何必烦劳搜捕？他守护这座孤城，声名谋略都很显赫，传扬到皇帝朝廷；文书嘉奖极为优厚，越级升任御史台官职，特殊荣耀接连加身。于是镇守武定，妖氛横行遮蔽道路；许公奋发武力，勇猛如虎豹、蛟龙，红缨飘扬，白马驰骋，旗帜如霞；转战于高苑。星鸟、云鸦，都是游荡的魂魄和凶厉的亡灵；飓风吹起沙尘，瘴气在海水中消散；琅琊天空明净，西江地区执掌法纪，消除并镇压凶邪；宏大的谋略和崇高的功业，振兴了荒远地区。叛乱者柔弱不堪，士兵驻扎在江边；他们向天家磨牙，内部争斗而自行腐烂，接连诛灭蔡、霍之类的权臣，犹如消灭吴、楚之乱。于是又援引草寇，和豺狼猪豕为伍；拔刀抽出兵器，面目狰狞而傲慢地抗拒安抚，四处夸张叫嚣，实在害怕许公的武威。闭眼战栗，内心恐惧，想要扩大声势却被阻挡。叛军谋害许公的身躯，肆意发动叛逆举动；许公献出生命，震动豫章。孙公和许公一同守节，日月显露光辉，连童妇也为许公愤怒。威势极其张扬，盗贼惊恐哭泣；草木也仿佛闪耀刀光，王侯高举旗帜，武士雄壮威武。焚烧毛发、捣毁枯木，并不需要动用大斧长斧。祸首已经擒获，随即押上刑具处死。叛乱中，百姓抱着乳儿、拖着妻子逃难，头脚相接，无法安顿。不到二十天，万名铠甲士卒便将叛乱扑灭。江南地区清平，恢复了王朝的服色。那些为国殉身的人，却很快遭受污辱和毒害；三木刑具加在颈上，如同宰杀牲畜。哪里像我公这样，追随帝王如龙鳞相从，行动便揭示青天般的正义？他的义节贯穿丹书，皇帝说：“真是忠臣啊！”于是大力宣扬嘉美的记录。追赠的恩典及于黄泉，上台之光照耀后代，后世子孙绵延不断地任侍从之职；永远依据典章考定谥号。元章灵明护佑，呜呼，悲哉！汝水深邃，天中山高险；太阳正中时留下规尺的影子，先生的心也如此端正。贤能的牧守为他表彰乡里，酒食陈列在儒林之间，鼓钟铿锵，簠簋排列整齐。悲泪沾湿颍水，宣读诔辞令人敬重。千秋万岁之后，人们仍吟咏哀悼您的美好声名。祭文。魏代王粲《吊夷齐文》：在这秋季中月，我随从王师向南征伐，渡过黄河津口长驱直进，越过芒山高峻的山岭，在东方远望首阳山，看见孤竹国遗留下来的英灵，心中忧伤而感慨，意绪惆怅而不平。遥望坛宇而远远凭吊，抒发对古人的幽深情怀。知道养老可以归附，厌恶铲除暴政的行为被称为仁德；洁净自身以舒展志向，却违背了圣贤的大伦；忘却旧日仇恶而仰慕古人，退隐采薇，穷居山林；坚守圣人的清高气概，既然已经死去也不改变。以清风般的操守激励贪婪之士，以光明的志向树立于懦弱者之中。直到今天仍受人称道，成为著作者的表率。虽然与大道不完全相同，却符合孔父所赞誉的道义。晋代陆机《吊魏武帝文》：元康八年，我刚以台郎身份外出补任著作郎，在秘书阁中偶然看见魏武帝的遗令，不禁慨然叹息，悲伤怀念了很久。客人说：“有始有终，是万物最终的归宿；死与生，是性命所处的范围。因此，临近灵柩下葬之后才悲哀，看见枯根之后才放声痛哭。如今您却在百年生命终结之际伤心，在本来不应有情感的地方兴起哀思，难道不是知道哀伤可以存在，却还不知道情感也可以不存在吗？”我回答说：“太阳发生日食，是由于运行交会；山崩发生，是由于土壤腐朽，这也不过是天数罢了。然而百姓感到奇怪，难道不是因为拥有高明的资质，却不能免除卑浊的牵累；处在平常安定的形势中，却最终遭受倾覆离散的祸患吗？凭借扭转天日的力量，却不能振作自己的形骸；凭借救济世道、平定患难的智慧，却受困于宫阙之下。后来能够贯通上下的人，藏在小小的木材之中；光照四方的人，却被遮蔽在微小的土丘之下。雄心被柔弱的感情摧毁，壮大的谋略终于止于衰颓的意志；长远的谋算屈服于短促的生命，远大的功业停顿在短暂的道路上。唉！难道只是盲人和史官对日食有所不同，百姓对崩塌的堤岸感到惊怪吗？看看他临终所作安排：托付嗣子，留下谋略给四个儿子。治国方略已经深远，振兴家业的教训也很宏大。

译他又说：“我在军中，持守法令是对的；至于小的忿怒和大的过失，不应当效法。”这是通达之人的正直言论，说得好啊！他抱着姬妾之女，指着季豹给四个儿子看，说：“把她交给你们。”于是流下眼泪。可悲啊！过去以天下为己任，如今却把爱子托付给别人；同样走向死亡的人已无余物，而自己得到的东西也一无所存。然而对于闺房之内柔美的姬妾，以及家庭事务的周密安排，几乎已经考虑得十分周密了。他又说：“我的婕妤和歌妓，都安置在铜雀台。台堂上设置八尺床，悬挂细绢帐，每天早晚供给肉脯、干粮之类。每月初一和十五，总要面对帷帐演奏歌舞。你们要时时登上铜雀台，遥望我西陵的墓地。”又说：“我留下的香料可以分给各位夫人；各宅中没有事情做的，可以学着编织鞋带来出售。我历任官职所得的印绶，都放在藏室里。剩下的衣服皮裘，可以另外收藏；不能这样做的，兄弟们可以共同分用。”后来果然分了。死者可以不再索取，活人可以不违背遗命；若既索取又违背，岂不是两方面都受伤吗？可悲啊！爱有很大的地方，却必定有所失去；厌恶有极深的地方，却又必定有所得到。智慧不能去除这种恶，威力不能保全这种爱，所以前人的见识不肯在这些事上用心，圣人也很少谈论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日〕 至于把感情系缚在外物上，把偏私的思念留在闺房之中，这难道也是贤俊之人应当抛弃的吗？于是我更加愤懑，写下这篇吊文：承接大汉末年的遗绪，正值王道道路多有乖违；像蛟龙潜伏深渊以养育鳞甲，抚乘祥瑞云气而远飞；运行礼法，以道德承载天下；乘着神灵般的风势播扬威力，推开群雄，迅疾如闪电，举起强敌就像抛弃遗物一样容易。以八方为远大谋略，必定剪除祸乱然后使天下安定；整治天地人的缺失，打开天地禁闭的门户；举起修复纲常、接续断绝纪纲的事业，解除大音的束缚，扫除云雾般的乱象，使天下归于清明；汇聚万条道路，使各方都来归附。以宏大的德行广泛覆盖天下，与日月同放光辉；使教化功业施行于九州，确实是举世所推重的伟业。那人事中最伟大的创造，又有什么不能达到呢？难道要把一筐土倾入深谷，堆成直达九天的高山吗？如果道理穷尽、天性耗尽，哪里是长远谋略所能研究明白的？登临河川而产生悲哀，栋梁本来就终会倾倒。建安二十八年，实在是天命最为艰难的时候。虽然光辉照耀往昔，却将在这一年停下车驾。神灵降世的时间相隔遥远，千年之后才有难期；这篇文章的意义确实还没有衰微，承受神灵符命的正是此时。虽然像飞龙一样升临文昌，却并不是王心所喜欢的。因愤恨西夏而聚集军队，沿秦川溯流举旗；越过镐京却心中不安，来到清水之滨又生疑虑。希望第二天便能痊愈，拖延四十多天却形成灾祸。吟咏归途，调转旗帜；登上崤山、渑池，怅然归来；驻扎在洛水弯曲处，病势已经大变。于是挥手告诫六军说：“要记住啊！像您这样光明显赫的君王，实在是自古以来难得。”威势先于上天而行，覆盖天下；力量能荡平大海、拔起高山。遇到什么险阻不能渡过？敌人有多强大不能摧毁？每每能因祸而求福，踏入危险也必定转为平安。到了这里却渐渐昏昧，忧虑闭口不言而没有缘由；把身躯性命交付出去等待灾难，痛惜死后永远不能再说话。抚摸四个儿子，深深思念；触摸自己的身体，衰颓地叹息。趁着魂魄还没有离开身体，借着残余气息留下文字。他抱着姬妾之女，皱眉憔悴；指着李豹，泪水流落。气息冲到胸襟，发出呜咽；泪水垂在眼睫，泛滥成流。使天下都安静入睡，最终把漫天忧思收藏在一具棺材中。感叹宏大的器度高峻深远，赞美伟大事业确实昌盛。想到善始善终，临死时才开始彰显遗志。援引坚守正道而遭受困厄的道理来戒惧悔恨，虽然事情在我，却并不美善。惋惜内心顾念的缠绵，遗憾临终遗命说得不够详尽。把广泛的思念转到鞋带上，把清静的心思寄托在余香上。结下遗留的柔情，为什么生命短促而心意却如此绵长？在灵座前陈列法服，让美丽的姬妾陪伴在玉房；在空器中陈设完备祭物，让旧日歌妓发出哀声。强作悲戚的容貌，随着节拍行礼；掩住零落的泪水，进献酒杯。没有一件物品细微到可以不保存，没有一个身体部位细小到可以不被怀念。希望圣人的灵魂留下回响和形象，想象幽冥中的神魂重新放出光辉。假如形体和声音已经消散，即使声音和身影也必定隐藏。弹奏清越的琴弦，却独自一人；进献脯肉干粮，又有谁来品尝？哀悼细绢帷帐中的空寂，怨恨西陵墓地的茫茫无际。登上铜雀台而众人悲伤，再也无法让美丽的眼睛有所期待。既然古人尚且遗留这些牵累，确实是礼制简略、葬礼菲薄。那些皮裘和印绶又有什么用呢？反而给后世留下尘垢般的讥谤。后世君王对此叹息：大的眷恋之情正存于其中，所以即使是圣哲也不能忘怀。读到遗留下来的文字，不禁慷慨激昂；献上这篇文章，感到凄凉悲伤。李兴代镇南将军刘弘作《表隆中诸葛亮故宅文》：天子命我来到沔水之北，听着战鼓，长久思念，希望追寻先哲遗留的光辉。登上隆山远望，车舆经过诸葛亮的故乡。神异之物本来会应合时机，大器之才没有固定形式；通达之人不会滞碍，大德之人也不常有。因此谷风吹起，驺虞便长啸；云雷升腾，潜伏的鱼龙便腾跃。挚在三次聘请后脱去布衣，孔子得到征召便提衣而行；管仲受命后如豹变，贡禹感激而使庄公回心转意。徐生摘取宝物也不同寻常，能在深藏之处识得卧龙；刘备与您一见如故实在伟大，我赞美您的周全德行。有知己之主，才有竭尽性命的贤良。这正是您使汉鼎三分、跨越并控制边荒、与北方抗衡、在魏国疆域纵横驰骋的原因。英杰啊，我的先生！您独自蕴含上天的神灵，难道只是神异之物吗？难道只是人的精华吗？您的思虑多么深远，您的德行多么清纯！虽处异世也能在梦中相通，只恨不能同时出生。推究您的八阵图，并不逊于孙武、吴起；木牛流马的奇巧，也仿佛鲁班般神妙；神弩的功效，多么微妙！千口井同时砌井壁，又有多么深的机密！从前颠夭有名声却无事迹，谁能比得上我们这位先生？良好的筹划和精妙的谋略，即使文章在身后消失，也会因言论而受称赞；但仍不如您的言行一同得到验证。管夷吾反复改变立场，乐毅未能完成功业，哪里能与您相比？您明智而守谦冲，临终接受托付；谦让超过许由，背靠屏风处理政事；民间怨言不流传，刑罚施行合于郑国之治，教化优美如鲁国。蜀地百姓知晓羞耻，黄河、渭水流域安定；若不是皋陶、伊尹这样的贤臣，哪里能与管仲、晏婴相比？难道只是圣明君主反复慷慨叹息吗？当年您隐居时，占卜选择了这所宅院；仁者智者所居之处，难道能没有规划营造吗？日月运行，时光最终陨落，谁能不死？可贵的是留下了品格，只有您的功勋，能够移风易俗于后世，使人歌咏遗留下来的典范。懦弱的人将受到激励，影响深远而长久，您的规范卓越无比。凡是像您这样的人，实在难以穷尽地考察。过去我们道路不合，相隔万里；如今我来到这里，看到您的故居遗址，愿您的魂魄归于丰沛之地。太公辅周，五世之后才返回周室；我想象您的仪容仿佛仍在，希望您的声名影响还能长久留存。如果您的魂魄有知，难道会知道这些吗？宋代谢惠连《祭禹庙文》：谨派左曹掾奉上水土之神所享用的祭品，恭敬祭祀夏帝的神灵。啊，圣人承受天命，诞生而具有英明美德；既明智又聪哲，能知显著之理，也能察知细微之情。运用宏大的谋略，解除百姓的忧患；身体劳苦于五岳之间，形体疲惫于九州之中。婴儿般的哭声也无暇顾及，勤勉劳作才是他所尊重的。万物以尺璧为贵，我却看重一寸光阴。于是赐予玉圭，以告知功业已经完成。虞舜的历数改变以后，夏禹的德业便兴盛起来。临朝总理政务，巡行国土观察风俗；长久停留在稽岭，才前往行宫。恭敬地主持帝王的劳役，敬奉光明融和之德。神灵姑且略受祭献，以昭明您的忠诚。

译元帅晋王谨以清洁的祭品、制成的帛和太牢之礼，恭敬祭祀东方水神大淮之灵。圣人的德行应合天时，神明的功业主持万物；上与日月五星相齐，下包摄四海。自从晋人灭亡大道以来，常法伦理便败坏；天将内外隔绝，地使东南毁坏；三吴成为危险混乱的地区，百越成为逃亡者聚集的地方。皇帝开始开创鼎业，先已得到神器；龟龙献图，金玉之镜高悬。为众多功业忧劳，日夜不忘；想到天下百姓，心情深深怜悯抚养。河源海外，没有不来朝见的；冒顿、呼韩，每年按时拜谒诵贺。小小的伪陈仍然阻隔声教，妖贼叔宝窃取陈朝遗绪，毒害流布江左，冤屈结于人神之中；皇帝因此忧劳，依义进行吊民伐罪，承受朝廷寄托，抚慰安定淮河流域。仰想淮水发源于桐柏山，源流长远超过蓬莱；它标举四渎，牵引百川，兼具五行之材而含有七种德性。希望凭借河流荡涤罪恶的神灵，能够完成除暴之举，使水陆旌旗所向无敌，吴会地区的君长都束手归服。谨献上美酒祭品，愿神灵享用。唐代张巡《祭旗纛文》：太乙神作先锋，蚩尤在后殿；苍龙手持刀，白虎捧着箭。高适回京途中经过睢阳，祭祀张巡、许远文：乾元年五月某日，太子詹事、御史中丞高适谨以清酒祭品，恭敬祭祀已故御史中丞张公、许公的英灵。中丞品性坚贞正直，才干胜过群豪；自负于诗书，然而在州县任职徒然劳苦。雄健的文笔令人惆怅，辛勤磨砺的宝刀令人感叹。时世太平时职位低下，天下混乱时气节却更高。叛臣勾连逆贼，国运惊恐骚动；两河震动恐惧，千里百姓哀号。投袂而起，洒泪悲泣；据鞍忧闷，心情郁结。保全谯郡而进入宋州，收复梓州并捍卫曹州；心系魏阙，志在清除武牢之敌。皇帝说：“唉，你有龙章般的才华、豹变般的谋略，既任宪台之职又掌军幕，手持斧钺，拥护旌旄。唉，我也忝居统领这支军队，穿戴铠甲；不久接到简短文书，来到这里防御猖狂的盗寇。裹粮训练士卒，通宵达旦。军队于是加速行军，文书也封缄上奏；于是激发骄勇之气，使军队驱逐鸟兽般的敌人。将领没有止息之心，士兵也拼死战斗。贼党屡屡窘迫，我军很快获得胜利。贼军相隔百里，纷纷不能救援；他们聚集兵锋，又凑集柴薪搭成桥梁，决开堤岸挖成洞穴。唉！面对这样的强敌，难道没有强大的邻军吗？常常依靠忠肝义胆，今日却有吴越与秦地相隔；坚守了半年，粮食断绝数十天。拆下屋椽来喂马，煮纸张来给人充饥。病人无暇救治，死者没有一具完整的身体。铠甲被煎熬损坏，胶筋也被啄食咬断。处境慷慨而艰险，情景凄凉而苦辛。唉！我辞别淮、楚，将要前往伊、洛；途中经过此地，悲伤缠绕着旧城。乡邑化为灰烬，城池成为废墟。哪还看得到九渠的险峻雄伟？都成为两位贤者的功业。声名盖过天地，气概横贯辽阔地域；争先赴死，面对危难毫不退却。唉！天意也难以评说。万人曾经开辟营垒，如今只剩一旅军队。衰弱疲惫已经耗尽，力量微弱而彼此吞并。陷阱织成道路，梯道通向栈门；土壕与水沟相连，木栅像云一样密集。困守其中只能承受它的破败，突围又没有奔逃之路。烟云弥漫，刀剑逼近，局势纷乱昏暗。与其求生而损害义节，宁可抗守气节而埋葬魂魄。唉，唉！悖逆之徒已经被消灭溃败，干戈将要停止；海岳澄清，朝廷政治清明。封赏功劳，排列爵位，怀抱金印、拖着紫绶。可悲啊，两位贤者没有等到这一日。唉！寡妇孤苦伶仃，爱子得到追赠。正当荣誉赏赐延及后代之时，他们却已经开始寂寂长眠。梁苑寂静，睢水悠悠；黄蒿连绵，白骨遍地。追想壮志于寂寞之中，向荆棘枸杞间询问遗留的形骸。在空城排列祭品，悲痛从此长存。宋代欧阳修《祭石曼卿文》：唉，曼卿！活着是英杰，死后成为神灵。人的生死与万物相同，形体只是暂时聚集，最终归于无物；但有一种人不会和万物一同消亡，而能卓然不朽，那就是后世的名声。自古圣贤无不如此，记载在简册上的名声，明亮如日月星辰。唉，曼卿！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却仍能大略想象你一生的样子。你气宇轩昂、光明磊落、卓异峻拔；埋藏在地下之后，我料想你的形体不会化为腐土，而会成为金玉的精华。否则，也会生出千尺高的松树，长出九茎灵芝。可是为什么荒烟野草、荆棘纵横，秋风凄冷、露水下降，只有磷火飞萤出没？只见牧童樵夫上下往来，唱歌吟咏；还有受惊的禽兽悲鸣徘徊，发出哀声。现在固然如此，再过千秋万岁，怎么知道这里不会成为狐貉和鼯鼠打洞藏身的地方？自古圣贤也都如此，难道没有看见旷野荒城中一座座坟墓吗？唉，曼卿！盛衰的道理，我本来知道就是这样；但感念往昔，悲凉凄怆，不知不觉面对秋风流下眼泪，难道是因为我比不上太上忘情吗？陈瓘《祭范忠宣文》：从前文正公在仁祖朝时，忠心谋划国事，是众多正直之士所依赖的人。他的内心虚静而明亮，洞察事理而没有疑惑；在事情发生以前便思虑，如同蓍草和龟甲占卜一样准确。两次遭受世俗诋毁，反而更加奋发不移。对外抵御元昊，多次踏入祸患的边缘；国家形势已经安定，哪里还顾虑自己的危险？考察您的行事，确实与此相似。处于安定环境不挑剔地方，遇到困难不敢推辞。至于谈论军事，您却说自己不懂，这难道是故意标异吗？各自遵循当时的处境，不夸述自己的事迹，这才是真正没有违背原则。三年后突然改任，究竟是谁制造了事端？蔡相向南远行，唯独您出面救助他。一胜一负，征兆就在这里。您本可以默然不言，却又进呈真诚的言辞。人们也说，您只顾公义而忘却私情；谁能面对大义，舍弃安稳而选择危险？被贬斥四年，失明残废后才回来。天子哀怜，派使者慰问，流泪不止。您的心并不盲昧，仍想施行义举。人们希望您留下来，成为皇帝的辅弼；但您病重不能回答，人们都为之叹息。天子说：“唉，疾病还可以医治。”于是赐给您最好的药剂，临行时派国医诊治，反复叮嘱告诫，赶快治疗，不要迟延。为什么竟然不吉利，最终止步于此？呜呼，悲哉！您果然已经逝去，举世都思念您，而您再也不会回来。世人和您有亲合，也有疏离；听说您去世后，即使曾经疏远您的人也悲伤。生死隔绝之后，公正的评价才显现出来。悲悼您的人，从今天才真正开始。临终时神志不昧，还忍着死亡留下遗言；把个人看得轻，把王室看得重。

译舍弃小事而忧虑大事，从最初直到最后，都足以使听闻的人受到劝勉而尽忠。太宗征讨贼寇、乔岳镇守时，也没有忘记心中所忧虑的事情，难道只忧虑一方吗？愿您珍惜百姓生命，愿您联合朋党，愿您辅佐宣仁，一洗诬陷诽谤；愿您纠正事实，辨明人物；愿您以中正之道施行皇帝的仁德。呜呼，悲哉！言语只是内心的声音，谁没有这样的声音？谁有这样的诚意？国家神器虽然广大，也如人的形体一样。爱护并调养胃气，可以保全生命；阳明经脉遍布四肢，呼吸之间没有一处不相互影响。左侧经络连接右侧，头部脉象与足趾相应；中部经脉流行，哪里有固定的位置？那些执守一端的人，舍弃差异而只取相同；与我不同的就说是偏，与我相同的就说是中。语言各有其用心，内心各有其所主，谁能审察是非而不忧恤他人呢？唯独您曾有这样的言论，后来继承的人是谁呢？您去世，我感到悲伤，难道只是因为有姻亲关系吗？您从前被迁往南方时，我在北方边地，侧身遥望，心却随您而去。等您回来时，我又担负了言官职责。陈留离得很近，却想去拜访而不能。平生仰慕您，只是一直没有认识您本人。既然已经见到您的内心，何必还要看您的形貌？文正公去世后，您又逝去了。仲、季正在兴盛，您又有了后代，您的家门更加显达，您的道统更加先行。您可以没有遗憾，我又何必悲伤。元代许约《鲁斋先生从祀告文》：自从太极分判、人的文明开始以来，伏羲创制八卦，卦画才开始完备；万物由此得到天下所用之利，制成器物以成为天下的便利。大概从乾坤开始，根本只有一个道理；充盈宇宙的，也只有一种元气。人伦由此明白，万事由此得到治理。君王之所以成为君王，帝王之所以成为帝王，百世以来都相同一致，只有一个根本而没有两个。到了周朝衰微之时，恰好诞生圣人孔子；有德却没有地位，遭逢时运艰难，周游天下却没有国家任用他，于是独自承担斯文大任，在圣王之道已经晦暗时加以阐明，使纲常振兴而重新焕发。颜回、曾参再传而得到子思，传到孟子，唯独没有迷失道路。世道昏暗纷乱，经过的岁月已经很久；一代代承继相传，却空旷寂寥而无人听闻。到了宋代，确实诞生了周子，画出无极这一大本原，作为万物的根基；扶起已经倾颓的泰山之巅，揭示千古不传的奥秘。深沉的河洛之学，大大畅明了这些道理。天理的幽微、人事的显著、鬼神的深奥，到朱子那里才大体完备。上天眷顾大元，我文正公确实从这里有所获得。综合众人的意见而有所归依，只以先贤作为验证；既能细密分析、分毫不差，也能提纲挈领、振举纲领；穷尽小学的精微，成为后人的龟鉴。谈仁义，必定以自身为根本；谈道德，必定从本性出发；行动和静止都必须遵循义理，始终不忘敬慎。像春风一样和蔼，人与万物融会贯通；像冰壶一样清澈，表里相互辉映。出仕辅佐时局，必定希望达到雍熙和谐；进身侍奉君主，必定希望达到唐虞那样的圣明。做事一定在事机发生前探察先兆，等待时机成熟才响应；论述治乱产生的原因，尽量说明天与人相互作用。高深处进入无与伦比的境界，浅近处也不离开日常应用。叙述上天的功业，振兴君王纲纪；端正人的内心，祈求国家长久。观察他运用天理并落实到事务中的情况，想用语言全部说明，哪里说得尽呢？我曾思考过，他用百年凝聚成道德之身，怀抱千年接续绝学的志向；从布衣身份在田野间起身，总领众官而位居百揆；明察历法天象以授予百姓农时，创建辟雍教育贵族子弟。忠言不断，气势一点没有衰减；求学勤勉不懈，到老才停止。他的造诣深厚，积累广博，把这些施用于事业，独高于一代。若不是义理精纯、仁德成熟，道术完备、德行充足的人，谁能做到这样？难怪圣明天子念念不忘，尊崇他为魏国公，褒奖谥号为文正；又想嘉惠后人，于是下令把他列入从祀之位。他既然辅佐他的儿子，又抚育他的孙子，仍然谆谆教诲而不停止。何况我们这些人亲自出自他的门下，耳提面命的教诲，天地般纯全，具备古人的大体；从早到晚诱导扶助，恳切周到，仿佛他的容貌、声音和咳嗽声都离我们不远。呜呼！这如同昊天无穷的恩德，抬头仰望便思念，低头俯视便忧戚，哪里会有尽头呢？明代于谦《祭大河文》：从前黄河水患，逼近城邑；修筑堤岸，耗费了财力物力，建立祠庙安置神灵，水患才平息。如今大雨按时而来，百姓的事务正令人忧虑，希望神灵暗中辅助，降下福祉和祥瑞，使堤防坚固，河道安稳流通。现在特意派遣官员用牲畜和美酒祭祀，诚意得到神灵感应，灾害消除。承受神灵的恩惠，哪里有尽头呢？又祭河文：神灵由阴阳孕育精华，或流动，或停息；天上形成象，地上形成形。阴阳相顺便产生万物，相反便互相克制。只有城和城隍，作为屏障和遮蔽；祭祀典礼由此受到尊崇，百姓依靠它得到庇护。如今黄河水患，百姓劳苦，财物耗费；工程将要成功，却遇到异常变化，河水不向北流，反而向南而来。想来或许是祭祀神灵的礼数有所欠缺，或许是冒犯了禁忌。现在特派官员带着牲醴祭祀，希望神灵降下福泽、消除灾害、兴办有利之事，使北河顺着洪流流行，使南岸增高地势；百姓不必长久劳苦，事情才能成功。千秋万代，都承受神灵的恩惠。杨涟经过朱仙镇，告祭岳庙文：神灵具有万古不变的精忠，充塞天地之间的正气，高山仰止。凡是读书识字的士人和枕戈待旦的将领，没有不凛然敬爱您“死要钱”训示的明确教诲，以此刻励自己的内心。烈日当空时，有人忠诚却遭诽谤，有人正直却蒙受诬陷，也没有不引用皇天后土的忠言，暗中祈求神灵明察。就像我在涟屋漏雨时反省自己，确实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足以同前贤相比的地方；但在忠君爱国这一点上却独自立誓，因此不敢把自己同末流世俗之人等同。万历四十八年，在神宗去世以后、先帝身体不适之时，以及当今皇上尚未册立和刚刚登极之际，我首先提出郑贵妃应当移宫、应当辞去皇后封号的意见；又竭力争辩，认为悍妃不可托付年幼的君主，也不可让她抗拒乾清宫。总而言之，这并非别的，只是出于防微杜渐的公心，以及尊奉君主、消除祸端的唯一念头。这一点赤诚之心，即使作为官职或名声可以逃过人的耳目，也绝不可能欺骗神明的鉴察。天启四年，我看见司礼太监魏忠贤和乳母客氏内外勾结，权柄被暗中窃取；于是即使是皇子皇妃，也可以任意决定生死，皇帝的话和法令，也可以只凭喜怒而行。眼看已经渐渐没有君主了，难道还能长此以往吗？我义不容辞，不能忍住不出声揭露罪行、纠正弊害；明知魏忠贤如虎不可撩拨，自己的祸患不可试探，只因为当日皇帝倚几召见时那番恳切嘱托，怎么能在今天同其他人一样默默不言？但愿能像博浪沙行刺那样奋力一击，万一宗庙社稷有灵，使忠贤稍微懂得君臣主仆的分别，不至于说外廷没有人；我也可以尽到臣子的忠心，而不是只骗取一个朝廷官职罢了。没想到微薄的诚意不足以挽救时局，孤立刚直反而成了祸害的阶梯；恶名传播到同气连枝的亲族和同乡之间，削去官籍，弄得国家空虚、官署空荡，如今又横加诬陷，说我有根本不存在的贪赃私罪，并把此前移宫的事情指为勾结王安的罪案。

译父子二人行走在漫长的道路上，赤日炎炎，热气蒸灼着脊背；听见和看见的人，无不为之悲伤。涟却说：自古忠臣遭受祸患的，难道只有我涟一个人吗？就像武穆王岳飞那样，功劳何等显赫，最终仍因“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忠良，何况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呢？像我涟这样直言进谏的人，早已知道此行必有不测；既然祸患由自己承受，也就甘心了。只是遗憾的是，有人借我涟来结交内外、寻求欢好，又借魏忠贤之手来快意报复私仇。像刘一璟、周嘉谟等被削去官籍，像左光斗、魏大中等被锁禁下狱，徒然损伤明主轻易施威的威严，更加扰乱祖宗传下的各种政治制度。我个人和一家人的得失，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可是国家的根本体制和大势所受的损伤，实在太多了。还恐怕长期积累的威势使人受挟持，臣僚们像奔向灶台一样争相媚事权贵；而长期形成的势力一旦坐大，奸权之臣便骑虎难下。九重宫门已经深闭如云雾，举国上下都被封住了舌头。国家气运所关，有些事情实在不忍说出口。只希望仰仗神圣大显威灵，暗中启发皇帝的心意，稍稍收敛凶恶的气焰，不要把无辜之人罗织陷害，或许还能使皇上的一点圣明重新照破阴霾。即使有八千女鬼扰乱朝纲的祸患，只要气数尚有主管之神，一旦把冰霜转成雨露般的仁慈，那么全是神明的造化；千秋万代享受庙祀，也应知道我没有忘记忧国之心。这一点如蚁一般微小的忠心，定能仰望神明鉴察我爱戴君主的热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寸〕 至于我涟所受的诬陷，本来已经甘心承受而不想辩解；但事情涉及追缴赃物，且不论名节，我的盘缠已经由众人凑集，倾尽家产也不过千余，怎么能成就“不疑”的长者之名？难道不会连累叔敖的子孙吗？想到这里，不免痛心，因此不敢不向神明如实申诉。有人又说，这次已经触犯凶恶势力，应当再上疏申辩一番。我担心连累我前面的一封奏疏，想来不能上达天听；而天罗四张，也难以据理争辩，徒然招来明察之中的祸患，更加损伤英明君主的圣明。似乎不如听凭公道裁断为妥。若实在不得已，那么我有三闾大夫当初的心愿：极力陈说票拟应当归于阁臣，用人和罢免应当听从铨部，刑罚应当交给法司，中官一定不可干预外廷政务；或许可以稍稍触动古人以尸谏诤的精神，激发当时人的忠义之心。只是又不知道这是否合乎人臣的道义，是否有益于天下的事情？全都希望尊贵的神明赐我一梦，以决定进退。这样琐碎地冒犯神明，斗胆说自己只是附随在忠义之后；而我急切地呼号求救，实在如同病痛至极时的哀号。只希望神明宽宥我的冒昧，并有所启示，使我涟感到洗心惶恐不安，静待神明的命令。皇清顾汧祭祀嵩岳文：愿神岳功德足以配合乾天符命，永远安定大地的极位；盘踞于天地两仪之间，吐纳涵养九州地域；巍然耸立在中州，安抚宁定广阔无边的地域。使阴阳调和、及时降下甘霖；当我皇统治天下时，祭祀都按时按等级举行。惟有神岳高大巍峨，遥遥怀念并敬重其辅翼之功。皇帝新近挥写的御笔，使光彩腾耀于山峦峰嶂；恭敬地悬挂在庙额之上，作为无量的镇护。愿神灵丰厚地承受庇佑，历经万亿年长久存在。具列官位者谨此告祭，尚祈神明享用并降临。祭淮渎文：伟大的圣朝，承受无疆的天命，安抚柔顺百神，广大地聚集祥瑞。淮水浩浩荡荡，源头始于大复山，由桐柏山引导；历来享受祭祀祝告。惟我皇上恭敬严肃地奉事神明，报答功劳、尊崇德行，没有不周到的祭祀。仰念大神，是南方国家的纲纪；控制并引导漕运水道，逆流通达帝都。于是特别嘉奖您的功绩，特意焕发。诏书如龙飞凤舞，日光照耀、月色临照；承受这样的特殊典礼，福佑国家、庇护百姓。具列官位者谨陈祭词，神明尚祈享用并降临。祭禹王台文：追溯那久远的上古时代，洪水泛滥而令人忧患；谁能把它彻底平定？是神禹治理了洪水，使大地平坦、上天成就，万世永远安宁。回头瞻望河洛地区，光明的德行足以为后世师法。恭敬地惟念我。皇帝合撰天地二仪，忧念百姓饥饿与溺水之苦，均匀施行恩泽，赞美前代功业，以宏大华美的文辞、天章凤藻，随风起、逐云移。使臣恭敬共同率领属官奉持祭文。多么高大光明，神灵的鉴察就在这里；昭然垂示，无远弗届，万世永远奉祀。祭游梁祠文：巍巍的亚圣，贬黜霸道而尊崇王道，排斥异端邪说，使孔子的道理彰明；居于仁德，行由义理。历经齐国、游历梁国，地方人士谨慎祭祀，陈设俎豆，仿佛面对圣贤羹墙。恭敬地惟念圣明君主，德量超过前代君王，遵循德行、喜好正道，宏大赞助，无所不至。天庭的辞藻如同日月星辰般辉煌。具列官位者恭敬承奉，把它奉安在殿堂之中；因此彰明宣扬自古以来的事迹，使之成为光辉。《河南通志》卷七十九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河南通志》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通志》卷八十 辨疑 编纂方志的职责，大概很难说清楚啊！有时同一地方反复出现不同名称，有时同一个人的籍贯互相更换；有时把这件事杂糅进另一件事中，有时又把一个人的事情牵合成两个人的事情。秦汉以来，错误纷繁如丝，鲁鱼亥豕，根本辨不清异同；承袭错误，徒然增加混乱。读者将从哪里取得正确判断呢？太史公说：“真实的就传真实，存疑的就传存疑。”说的就是谨慎。君子生在千百年以后，书籍残缺，间隔久远，见闻断绝，常常把无法考定的内容存而不论，以表示对疑问的保留。若有些事情散见于史书传记，后人却妄自附会，导致失去真实，难道可以不加辨析吗？至于中州，自古以来奇文轶事往往散见于其他著述，其中有能使耳目一新的、又有助于考察阅览的内容，也不能不记载。因此编纂《辨疑》，附录《拾遗》。许由：张华《博物志》称，司马迁说尧把天下让给许由，扬雄也说这是夸大其词的人编造的。考察赐叔《爱日抄》说：向来人们认为《庄子》全是寓言，却没有深入考察；像尧让天下给许由，仍然确有此人。大概申、吕、许、甫都是四岳的后代，许由也是其中之一。由当时尧咨询四岳这件事来看，尧确有让位于四岳的事情，只是庄周的说法文饰过分罢了。《左传》说：“许，是太岳的后代。”杜预注说：“尧时的四岳。”那么太岳的后代难道不是许由吗？《高士传》说尧召许由担任九州长，难道这就是四岳所任的官职吗？考察《伯夷传》，太史公说箕山有许由墓，这就不能怀疑许由不是这样一个人了。古人的名字没有见于《六艺》的，何止许由、伯夷叔齐？难道都要一概抹杀吗？杨诚斋有诗说：“子云到老不晓事，不信人间有许由。”子云受到世人的非议，也就应该了。启母化石：嵩山南面过去有启母庙，后来久已废弃。庙前有一块石头，高约二丈，从中间裂开，号称启母石。郡志记载《淮南子》说：启的母亲是涂山氏的女儿。禹治理洪水，经过轘辕山，对涂山氏说：“想要送饭给我，就听见鼓声再来。”禹跳石时误触了鼓，涂山氏来见禹，禹于是变成熊，涂山氏因羞惭而离去；到了嵩山脚下，她化成了一块石头。禹说：“把我的孩子还给我！”石头裂开，启从中出生。这个故事多么荒诞啊！近世有人引用经书和《孟子》的话来辨析，说禹在外治理洪水，辛劳已久，并不需要等涂山氏送饭后才进食；涂山氏又怎么能随着禹所到之处给他送饭？禹如果变成异物，为什么不躲避世上的所有人，却偏偏躲避自己的配偶？世上的人为什么都看不见，唯独涂山氏看见而羞惭？涂山氏为禹变成熊而羞惭，难道自己变成石头却不羞惭吗？这大概是好事者承袭错误、接连妄说，彼此附会，最终才形成的故事罢了。我听说登封又有一座所谓启母墓。《汉书》注说，启母墓在阳城，也就是嵩山南面，今属登封。既然如此，这块石头若是启母所化，那么这座墓又是怎么回事呢？亳城：旧志说亳城在归德府东南四十里，是契父帝喾所居之处，大概是传闻者的错误。《立政》说商有三个亳。注释者说：一个在洛州偃师县西十里，是帝喾的都城，称西亳；一个在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是汤的都城，称南亳，此地与葛伯为邻，今天宁陵的葛乡就是当时的葛国；一个在宋州以北五十里的大蒙城，是汤接受天命的地方，称北亳。现在根据郑康成、孔安国以及《括地志》的说法，都称汤从商丘迁徙而来，大概是从南亳迁到西亳，这就是《尚书》所谓“从先王居”。至于盘庚渡过黄河向南迁徙，则又是帝喾的旧都。所以说，商朝的三个都城都称亳，应当以偃师的说法为正确。空桑：《吕氏春秋》说，有侁氏的女子采桑，在空桑中得到一个婴儿，献给他的君主；君主命令厨师抚养他。查考其中缘故，说是婴儿的母亲住在伊水之上，怀孕时梦见神灵告诉她：“石臼中涌出水来，就向东逃走。”母亲第二天看到石臼涌水，便告诉邻居向东逃走；走了十里回头一看，整个城邑都被水淹没，而她自己也化成了空桑。婴儿从伊水中得到，所以给他取名叫伊尹。我私下认为，城邑中的人既然全都淹没在洪水中，伊尹的母亲又已经化成枯树，采桑女子偶然在无人之地得到一个遗留的婴儿，这件事还有谁能传下来呢？荒诞不合常理，正应当删削。伊尹负鼎：说伊尹背着鼎去求见商汤，是说伊尹具有掌理鼎鼐、治理政事的才能；就像《尚书》称他为阿衡一样。可是解释者于是说伊尹曾任厨师，这是不对的。微子：《史记·宋世家》说：武王攻克商朝后，微子袒露上身、反绑双手，左手牵羊，右手拿着茅草。有人说，既然已经反绑双手，为什么又能左手牵羊、右手拿茅草呢？然而究其根本，这些都一定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袒露上身、反绑双手的说法出自《左传》，是楚人用来欺骗楚庄王、接受郑伯投降的故事，只是借武王之名来诬陷微子。《史记》说微子抱着祭器进入周朝；既然已经进入周朝，又怎么会等周军到来后才反绑双手呢？而且抱着祭器进入周朝也必定是不可能的。刘敞说：古代同姓宗族即使处于危难，也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微子是纣王的庶兄，怎么会进入周国呢？《论语》说他“离开那里”，是离开纣王的都城；虽然离开了都城，却没有越过国境，这才是仁。首阳山：首阳山，据《一统志》考察，在偃师县西北二十五里，商代伯夷、叔齐隐居于此。又据戴延之《西征记》，洛阳东北有首阳山。《庄子》又称伯夷、叔齐向西走到岐山南面，看见周武王讨伐殷，说：“我听说古代的士人，遇到太平时代不逃避自己的职责，遇到乱世也不苟且偷生。与其出仕周朝来玷污自身，不如避开它以保持自己的操守。”二人向北来到首阳山，终于饥饿而死。他们的诗说：“登上那座西山。”西山就是岐山南面以西的首阳山。曹大家注《幽通赋》又说首阳山在陇西。考察《山西通志》，首阳山在蒲州南四十五里，一名雷首，又名方山，是伯夷、叔齐隐居的地方，墓和祠都还存在。

译此外，和顺县南四十里也有一座山，名叫首阳山。《史记·伯夷传》马融注说，首阳山在河东蒲坂，华山以北、黄河曲流之间；《唐风》说“采苓，采苓”，在首阳山顶。孔安国说：“首阳山在蒲坂南面。”《禹贡》“雷首”的注说：“在河东郡。”我考察首阳山，在传记中见到的总共有六处，各自都有根据，只是不清楚先后。现在看《唐风》《禹贡》和《山西志》，都同《史记》相合，仍应以蒲坂的首阳山为正确。甫侯、吕侯：《诗经·大雅》说：“惟有山岳降下神灵，生下甫和申。”郑氏说：“甫就是甫侯，即穆王时制作《吕刑》的人。”孔安国也说：“吕侯就是甫侯，所以《诗经》和《礼记》写作甫，《尚书》和《国语外传》写作吕。”三山林氏说：“吕和甫，就像荆和楚、商和殷一样。”又有人说：“甫侯是宣王时的人，制作《吕刑》者的子孙。”依我看，宣王和穆王相隔很远，甫侯、吕侯应当本来就是两个姓氏；四家的说法颇有牵强附会之处，也不敢据此相信。郑诗：前代儒者根据孔子“郑声淫”的说法，把《郑风》《卫风》中的许多诗都指为男女私奔之作。《左传》记载各国大夫会盟时，常常赋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如果这些诗都是淫词，他们怎么肯引用来比拟自己呢？如果孔子的意思在于垂示戒诫，那么有一两篇就够了，为什么要取用那么多篇？像《国风》中“鸡鸣”“丘中有麻”这一类诗，诗序认为是思念贤人；《木瓜》认为是报答功德；《采葛》认为是害怕谗毁；“青青子衿”认为是讽刺学校废弛。像这一类作品，暂且依从旧说，也未尝不可。匡城：睢州有匡城，古代属于宋国，世人于是说孔子在匡地受困就是这里。考察《括地志》：匡城本是汉代长垣县，在滑州城西南十里；匡城以北十五里有蒲乡。当时孔子居住在卫国，害怕受到诬陷而出行，将要前往陈国，经过匡地，匡人以为他是阳虎，便将他扣留；后来离开匡地，经过蒲乡，居住一个多月后才返回卫国。大概匡地有蒲乡，《史记》《孔子家语》都有记载；而睢州却没有听说有所谓蒲乡。子贡：子贡是卫国人，曾受学于孔子。孔子说：“赐不接受天命，却经营货殖。”所以太史公设立《货殖传》，便首先诬称子贡是这样的人；如此说来，子贡就不过是一个猗顿罢了。孔门四科中，子贡长于言语。太史公相信战国游说之士的说法，记载子贡一出面，就保存了鲁国、扰乱了齐国、攻破了吴国、使晋国强盛，并使越国称霸。这些文字写得震撼耀眼，言辞锋利善辩，人人都相信。只有苏子由撰写《古史》，知道这是妄说。他曾考察《左传》：齐国攻打鲁国，本来是因为悼公恼怒季姬，并不是田常；吴国攻打齐国，本来是恼怒悼公反复无常，也不是子贡。事情的真相才由此显露。如果真如太史公所说，子贡就成了一个苏秦。杞梁妻：长城是秦王修筑的，用来防备北方边境。在此以前，赵武灵王已经喜好穿胡服，从代地沿阴山山下直到高□修筑关塞；山下有长城，是战国赵武灵王修筑的。诸种史书和记录都没有妇人哭城崩塌的事情。《列女传》说，齐庄公袭击莒国，杞殖作战而死；他的妻子无处归依，便把丈夫的尸体枕在城下哭泣，十天后城墙竟为她崩塌。安葬丈夫后，她便投淄水而死。《乐府琴操》中有《杞梁妻》歌。考察崔豹《古今注》，这是杞殖之妻的妹妹朝日所作。杞殖战死后，他的妻子高声不停哭泣，杞国都城受到感动而坍塌，她于是投水而死。她的妹妹悲悼姐姐的贞节，便作歌，名叫《祀梁妻》；“梁”是杞殖的字。杞殖是春秋时代的人，距离赵国和秦国修筑长城的时候相差不止数百年。《列女传》和《乐府》注中所说的城墙崩塌，是杞国都城，不是长城。秦、赵修筑的长城距离杞国数千里，彼此毫不相干。唐代僧人贯休作《杞梁妻赋》说：“秦朝无道啊，四海枯竭；修筑长城啊，遮断北方道路。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的贞妇哭声呜呜。上面没有父亲，中间没有丈夫，下面没有儿子，孤单又孤单。第一次号哭，城墙崩塌，关塞景色凄苦；第二次号哭，杞梁的尸骨露出土来。疲惫的魂魄和饥饿的魂灵相追而归，路上的少年不要责怪她。”这是把两件事合并成一首曲调，不知依据何在。段干：段干是李姓的采邑名称。起初封在段，后来采邑在干，于是因采邑而成为氏。《魏世家》中有段干子，《田世家》中有段干朋；可是《风俗通》却把它说成姓段、名干木，大概是因为《吕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和《魏都赋》“干木之德”的话而产生的错误。考察《诗经》有“出宿于干”，干是邶地。传记又有蹇叔居住在干而干地被秦国灭亡、秦国因此称霸的记载，这就是证据。王子乔：《史记·封禅书》注引裴秀《冀州记》说：“缑氏仙人庵，从前有王侨，犍为郡武阳县人，任栢人县令，在这里成仙，并不是王子乔。” 唐诗说“王子求仙月满台”，又说“可怜缑岭登仙子，犹自吹笙醉碧桃”。大概世人把王侨误认为王子乔了。留侯：旧志说陈留有留侯庙，世人于是说陈留是张良的封邑。我考察司马迁、班固所记，都说张良原是韩国人；他的父亲平和祖父以上五代都曾任韩国的相国。秦灭韩后，张良为了替韩国报仇，到了下邳，听说景驹在留自称楚国的代理王，张良想去拜见他；途中遇到沛公，两人交谈投合，于是跟随沛公。后来高祖平定天下，命张良自己选择封地，张良说：“当初我在留地辅佐皇上，希望只封留地就足够了。”

译考察《括地志》，留地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里；韦昭说留地属于彭城。按《地理志》，下邳属于东海郡。高祖从丰、沛起兵，这些地方同彭城、下邳非常接近；如今这两个地方距离陈留不止数千里，说陈留是张良的封邑，难道可以吗？旧时那里有庙，大概只是后人仰慕张良而修建的，也可能是张良当年经过的地方。如果竟然把它说成张良的封地，错误就太严重了。河渠、沟洫二书的异同：《史记·河渠书》说西门豹引漳水灌溉邺地，使魏国河内富足；而班固撰《沟洫志》，记载史起说漳水就在邺地旁边，西门豹却不知道利用它。这两种说法彼此矛盾，恐怕当时西门豹所开的渠道已经废弃，史起承接并修复了它，所以百姓歌颂史起；但不知道班固所记的材料又是从哪里得到的。济渎庙石刻：济源县济渎庙有一方石刻，记载说：大汉通容元年甲辰年发生大旱，怀州河内县人李继安经商乘船到湖中，来到君山庙祈祷祭祀，忽然看见一个穿朱衣的人拿着一封书信交给继安，命令他把信送到济源县西北三里左右的一处龙池。龙池前有一块石头，敲击它一定会有人回应，但其形状有些奇异，只是不要惊怕。这封书信是玉帝命令济渎神降雨的诏书。继安照他的话用书信敲击那块石头，事情果然应验。石刻末尾说，大宋开宝六年四月二十日再次书写此记，却没有记载撰写者的姓氏。我曾经遍考东汉、西汉、蜀汉、五代汉，都没有以“通容”为年号的，才知道后人妄造这篇记文来欺骗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又荒谬地在仪门塑造李继安像，在像前放置一块方三四尺的大石头，认为就是当年敲击的石头，实在可笑。而且这件事私下仿效《柳毅传书》中给洞庭君送信的故事，只是把敲击橘树改成敲击石头罢了。难道不知道《柳毅传书》的故事也是好奇的人编造出来的，并非合乎事理的真实事情吗？蔡邕有后代：《汉书》说，蔡邕的女儿蔡琰在北地陷没，曹操一向同蔡邕友好，痛惜蔡邕没有后代，便派使者用金璧把蔡琰赎回，并把她重新嫁给董祀。我考察《晋书·后妃传》说，景献羊皇后的父亲道任上党太守，母亲陈留蔡氏，是汉代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又据《羊祜传》，羊祜是蔡邕的外孙，景献皇后是他的同母姐姐。羊祜讨伐吴国有功，将要进封爵位和土地时，请求把这些赏赐给舅父的儿子蔡袭，诏令封蔡袭为关内侯。由此可见，蔡邕并非没有后代，他的女儿也没有成为董祀的妻子。严光本是新野人：我曾见过一处古迹和遗文，其中严光碑的略文说，严光本来姓庄，字子陵，是新野人；他的妻子是梅福的幼女。他年轻时就同光武帝一同求学，后来为躲避战乱迁往会稽。又考察《任延传》说，天下刚刚平定，道路尚未畅通，逃避战乱到江南的人都还没有返回中原；会稽很有“多士”之称，任延任会稽都尉时，董子仪、严子陵都受到他以师友之礼相待。以此为证，子陵显然不是余姚人，范晔的史书在考察上有所疏漏。铜雀砚：世间传说邺城的古瓦砚，都说是曹魏铜雀台的瓦砖制成的砚台，又称冰井台瓦；人们只是追逐名称，却没有考察事实。魏国的宫室在汲桑之乱中被焚毁，后来赵、燕、魏、齐等朝代相继兴起，又代代毁坏宫室、改建屋舍，何况容易损坏的瓦砾呢？《邺中记》说：北齐修建邺城南城，屋瓦都用胡桃油涂抹，光明而不生苔藓。筒瓦用于覆盖，所以涂油在背面；版瓦用于仰铺，所以涂油在表面。筒瓦长二尺、宽一尺；版瓦长度相同而宽度加倍。如今若得到真正的古瓦，涂油处一定有细纹，俗称琴纹；有白色花纹的叫锡花。传说当时把黄丹、铅、锡和泥混合，经过多年才显出锡花。古砖大的有方四尺的，上面有盘绕的花鸟兽纹和“千秋万岁”字样；纪年不是天保就是兴和，大概属于东魏、北齐。又有筒形砖，花纹和年号同古砖一样，内部圆、外部方，用来承接屋檐流水，也可以制成砚台。邺地人说：铜雀瓦砚，质地细腻润泽而坚硬如石，不损耗笔毫而且容易发墨，这是古人所看重的东西，如今已经绝无仅有了。大概魏朝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像这种东西早已毁碎成飞尘。北齐的砖到现在还不到一千年，乡村人掘土寻找它，聚集几百人，过了一年也找不到；邺地人于是伪造古砖来供应远方。王荆公诗说：“吹尽西陵歌舞尘，当时屋瓦始称珍。”烧陶制砖的工艺往往已经落入今人的手中，却还要假托古代名号来震动世人。陶砖这种东西，以泥土为质，用水调和，必须经过火烧才能成形；如果火力太强，泥土就会干裂而水分耗尽，即使加有黄丹、铅、锡，又怎么能使它润泽呢？只有古瓦和古砖埋在地下数百年，受到霜露风雨的滋润，经过很久火力已经消失，又重新吸收地下水气，所以含藏润性，能够滋润水墨、使砚台发墨。干宝：晋代干宝的“干”字属于“寒”字韵，正是比干、段干的“干”，其族系出自荥阳、颍川，宋代有干犨，大概就是他的先祖。写字的人错误地在字下增加了趯笔，于是读成“虞”字韵，即淳于、鲜于的“于”。如今《晋书》把干宝写作“于宝”，《文选·晋武革命论》说“于令升”；各书引用《搜神记》也写“于宝”，《周礼》注同样写“于宝”。字形的差错长期相承，张淏因此感叹世人没有辨析。杨诚斋在馆阁中同舍友谈到“于宝”时，一个小吏进来说：“是干宝，不是于宝。”问他凭什么知道，小吏取出韵书呈上，干字下面注说：“晋代有干宝。”杨诚斋非常高兴，说：“你竟然成了纠正我一个字的老师。”干宝还有一部著作，叫《干子》，共十卷。七贤祠：在获嘉县北十里三桥村。世传晋代嵇康、阮籍、山涛、阮咸、向秀、刘伶、王戎七人曾在竹林游处，当时号称竹林七贤，所以当地人建立祠堂祭祀他们。现在考察《晋书》，山涛、王戎、阮咸的传记都说他们同阮籍在竹林游处，却没有说明竹林在哪里。只有嵇康传记记载，王戎自己说曾同嵇康住在山阳二十年，从未见过他显露喜怒；又说到汲郡山中见到孙登，便跟随他交游。阮籍传也说，阮籍曾在苏门山遇到孙登，同他讨论古今之道和养神导气的方法，孙登都不回应。由此可见，阮籍和嵇康等人的竹林游处，正是在他们居住山阳、遇见孙登的时期。现在考察《一统志》：辉县西南七十里的山阳镇有七贤堂，注释说就是阮籍等人的隐居处；这里之所以也有七贤祠，大概是他们曾经游历此地，所以后来以此命名。韩愈本是修武人：修武县东北三十里有南阳县，是韩文公韩愈的故乡。当地居民称那里为韩庄，又称韩村。

译韩愈的上世世代居住在那里。考察李翱为韩愈撰写的行状，说他是昌黎人；韩愈自己也曾自称昌黎人。皇甫湜为韩愈撰写墓志铭，却没有说他的乡里。李白撰写韩愈父亲韩仲卿的去思碑，说韩仲卿是南阳人。后来刘昫《旧唐书》的列传也说韩愈是昌黎人，大概取自李翱的行状；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却增加说是“邓州南阳人”，大概取自去思碑，却错误地加上了“邓州”二字。昌黎是古代韩氏通用的郡望称呼，就像李白一定称“陇西”，崔氏一定称“博陵”，孙氏一定称“乐安”一样。如今修武的韩庄还保存着韩愈的墓，那么韩愈是修武人就明确无疑了。岳武穆应当称为忠武：如今天下岳飞祠都称“武穆”，但这其实是尚未确定的谥号。我曾见宋朝赠岳飞为鄂王、谥忠武的诏文，说：“李将军口中不发一言，听到的人都为之流泪；蔺相如虽然已经死去，仍然令人凛然如生。”又说：“改定谥号的典制虽然已经实行，但议论礼制的意见还没有统一。起初定为忠愍之号，不久又改称武穆。”由此可见中兴时期的旧典章，清楚知道皇祖的本意，于是取危及自身而奉事君上的实际，又采用平定祸乱的文义，把这两句话合并起来，节取其中一个意思。从前诸葛孔明的志向在于振兴汉室，郭子仪的功业在于光复唐朝都城；虽然谋略和功效有时不同，但用心却没有差异。把他们载入典册，哪里会嫌古今使用相同的辞语呢？幸而这种声名可以传给子孙，将同山河一样长久。由此更加知道，称岳飞为忠武才是正确的。续，共四十八条。郡、县、府、州：九州之名开始于颛顼，舜分天下为十二州，禹又恢复为九州，历经商、周而没有改变。秦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汉武帝又设置十三州，增加司隶以及益州、交州、凉州，共为十三州部；刺史所统辖的郡，其长官称太守。当时以州统辖郡，刺史有时称州牧，而太守接受州的治理。东汉沿袭这种制度。到三国时，魏有州十二个，吴有州五个，蜀有州两个；其中荆州、扬州，吴、魏各自设置，治所也不同。魏的扬州治所在寿春，荆州治所在襄阳；吴的扬州治所在建业，荆州治所在江陵。统算天下共有十七个州名，但治所共有十九处。晋统一天下后，把云南、辽东地区析分为宁州、平州，共有十九州。晋、宋以后，南北分裂割据，政区析分逐渐增多。到隋朝开皇初年，共有州二百一十一个、郡五百零八个。于是废除天下各郡，由州统辖县，刺史和太守没有区别。从隋到唐，州郡相互更替。此后郡的规模较大而州的规模较小，以郡统辖州，比汉、晋时期又发生了一次变化。郡的名称起于秦汉时期，后来又略有恢复和增置。到哀帝、平帝时，新设置的郡国，加上旧有郡国，共一百零三个。光武帝合并、裁省政区以后，到灵帝、献帝时又增置，总共一百零五个。魏、周、齐三国进一步析分，到隋初已有五百多个郡。那些改称郡、又以州来治理人民的情况，也是形势所造成的。府这一名称起于唐代，京城所在的郡才称府，京兆、河南、太原三府都设置尹。宋代凡是潜藩所在地都升为府，共有京府四个、府三十一个；府的等级在郡之上。到了金、元，不再称郡，大体都称府。元代有路、府、州、县四个等级：路统辖府，府统辖州，州统辖县。其中府、州也有不隶属于路而直接隶属于行省的。明代把路改为府，而隶属于府的州几乎同县令没有区别；直接隶属于省的州，地位又比府低一些。大概州在夏、商、周三代只有九个，如今却成为府的属地；郡在秦代只有三十六个，如今则成了府的旧称。州、郡的规模和等级这样逐级降低。县这一名称开始见于《周官》的县正；方圆四百里的地方设置为县。春秋时期各国相互吞灭，往往把所得土地设置为县；那时县大而郡小，一个县辖有四个郡，所以《左传》说“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到了战国，郡大而县小，甘茂对秦武王说：“宜阳是大县，名义上叫县，实际上却是郡。” 汉代列侯所享用的封邑称为国，皇太后、公主所享用的封邑称为邑。县大多方圆百里，户数超过一万的长官称令，不足一万户的称长。郡国所统辖的县总数达到一千五百七十八个。元代疆域超过汉代和两汉，而县只设置一千一百二十七个，大概汉代的县比近代的县小。河南在秦代属于八郡：秦设置三十六郡，河南地区占其中八郡。旧志把三川、颍川、南阳、砀、邯郸、南郡、上党、河东列为八郡；《皇舆表》又增加东郡、九江，而没有河东、上党。卫辉府属于东郡，旧志却认为属于河东。考察《史记·河渠书》说，东郡因烧草，柴薪不足，便砍取淇园的竹子制成河堤桩；《瓠子歌》说：“柴薪接不上啊，这是卫人的罪过。”

译晋代《地理志》也说，武帝废除东郡，设置顿丘郡，统辖顿丘、繁阳、汤阴、安卫四县；魏代《地形志》说，卫国在前汉、后汉属于东郡，晋代属于顿丘郡。顿丘在今卫辉府北面，那么卫辉属于东郡就毫无疑问了。光州属于九江郡。考察光州的固始县，春秋时期属于楚国，是期思邑；汉灭九江王英布后，封贲赫为期思侯，开始设置寝县、期思县；光武帝把寝县改为固始，封李通为侯。由此可知，光州属于九江郡也毫无疑问。旧志没有记载这两个郡，却随意列入河东、上党；河东属于山西蒲州，上党属于潞安府，同河南省相距很远。现在依从《皇舆表》改正。汉代为十一郡：东郡、颍川、南阳沿袭秦代旧郡，又增置弘农、河内、河南、陈留、汝南、沛郡、魏郡、南郡，共十一郡；另设置淮阳、梁国，却没有三川、砀、邯郸、南郡、九江。大概九江就是汉代的汝南，今为汝宁府；砀郡就是梁国，今为归德府；沛郡今为归德府；邯郸就是魏郡，今为彰德府；三川就是河南、河内，今为河南、怀庆府；又把南郡并入南阳，今为南阳府。河东、上党在两部《汉志》中都有记载，但都不属于河南境内。成汤陵：旧志说在偃师县东北，有关部门春秋两季致祭，每三年派遣使者祭享。现在考察《明一统志》，成汤陵在山西蒲州荥河县北四十里，元朝癸未年被河水淹没；如今仍载入祭祀典籍。又考察本朝礼部祭祀典制，山西省内有成汤陵，每年派官员一人致祭。前后两朝的典制都很明确，旧志不知道根据什么竟这样记载。太公望墓：旧《通志》说在卫辉府城西北太公泉上。太公望因躲避商纣居住在东海之滨，后来迁到渭水之滨，受封齐国，死后又葬在这里。汲县志说晋代卢无忌所立的碑还在。现在考察《檀弓》的记载：太公受封于营丘，到第五代时，诸代都返回周地安葬。郑玄注说，齐太公受封后仍留任太师，死后返回周地安葬；孔颖达疏说，返回镐京安葬，陪葬于周文王、周武王墓旁。根据这些说法，墓应当在陕西西安府。注疏中的文字应当有考据依据。等到考察《明一统志》，汲县只有太公庙而没有太公墓。陕西志和《一统志》都说，太公望墓在咸阳县东北二十五里。太公望虽然受封于齐国，却留任太师；这同注疏中的文字相合，应当依从这一说法。盘庚迁殷在河南，纣王的都城朝歌在河北：《史记·殷本纪》说，盘庚时期，殷已经建都于黄河以北；盘庚渡过黄河向南，重新居住在成汤的旧居，也就是今天河南府偃师县所谓的西亳，是帝喾和成汤的旧都。《正义》说，亳、殷在河南。《汉书·项羽传》说“洹水南面的殷墟上”，如今安阳以西有殷地。束晳据此认为殷在河北，大概是妄加解释。洹水以南有殷墟，或许是其他君王居住过的地方，并不是盘庚所迁之殷。盘庚治理亳殷，纣王灭亡于朝歌；这说明盘庚以后又有人从殷迁到河北洹水以南建都，后来又迁到朝歌。考察《正义》的说法十分明确。《武成》说“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泰誓》中篇说“戊午日王驻扎在黄河北岸”。孔安国传认为，武王在戊午日从南面渡过黄河，驻扎在黄河北岸；第二天又大规模巡视六军，癸亥日就驻扎在商都郊外。商都郊外距离黄河四百多里，五天抵达，平均每天行军八十里。现在考察孟津是怀庆府孟县，朝歌的商都郊外是卫辉府淇县；四百多里的数字正好相合，纣王都城在黄河北岸无疑。但束晳不了解盘庚以后又有两次迁都，错误地把朝歌、洹水和盘庚所迁的殷看作同一个地方，于是认为殷在河北，这就同《史记》原文相矛盾了。《殷本纪》说：“帝武乙即位，又离开亳，迁到黄河北面。”这就是盘庚之后再次从殷迁往北方的证据。亳、殷本来就在河南，即今河南偃师县；洹水和朝歌本来就在河北，洹水在今安阳县北面，距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若把它们混为一谈，那么黄河南北的疆界不就几乎无法辨别了吗？阳樊、温、原、攒茅起初给了郑国，后来又给了晋国：《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周王把苏忿生的田地赐给郑人：温、原、絺、樊、隰郕、攒茅、向、盟州、陉、隤、怀、杜。”注释说，攒茅、隤属于汲郡，其余都属于河内，是王畿以内的城邑。《左传》认为，周王室衰微，周王不能保有这些地方，所以把它们赐给郑国。温、原、攒茅既然已经给了郑国，后来襄王为什么又把它们给了晋国呢？在这个时候，郑国也不可能拥有它；凭晋文公的兵力包围郑国，郑国尚且不服，何况郑王呢？考察鲁桓公七年，郑国与向国结盟，向郑国求和，随后却背叛盟约，郑国于是讨伐盟、向二国。周王把两国百姓迁到郏地，由此可知郑国最终也不能拥有这些地方。自从周王与郑国反叛，郑国归附周王，周王最终又把郑国交给晋国，可见郑国强悍而不服周王，周王终究对它无可奈何，所以最后又把它交给晋国。郑国强盛时就归附郑国，晋国强盛时就归附晋国。仓葛拒绝晋国的言论，始终不肯低头，晋国也只是夺取他的土地、迁出当地百姓就离开了；由此可知这些地方强悍难治。周王和郑国不能拥有它，而晋国最终拥有了它，并且晋国日益强盛。后来原地成为赵国的城邑，温地成为郤氏的封邑，私人势力日益尊大奢侈；地利所关系到的事情，难道不重要吗？郑国的虎牢多次得到又多次失去。郑桓公曾把家属寄托在虢、桧，后来武公终于平定了这片土地，这就是制邑，也就是虎牢。庄公即位后，姜氏替叔段请求制邑；制邑成为郑国的城邑，已经由来很久了。到了鲁庄公二十一年，厉公接纳周王，周王把土地给他；武公谋取的地方，从虎牢向东，杜预注说：周平王把它赐给武公，后来失去这片土地，所以又把它给他。这说明虎牢后来曾归入周王手中。鲁僖公四年，齐桓公说服郑国的申侯，把虎牢给了他；辕宣仲替他向诸侯请求，诸侯把这座城修缮得很美，以作为赐给他的城邑。这说明虎牢又一次被齐国夺去。

译鲁襄公二年，孟献子请求修筑虎牢城来逼迫郑国。杜预注说：虎牢这时属于晋国。这说明虎牢又一次归入晋国。虎牢归入周王手中的时间，孔颖达认为是在周桓王时期失去它的，大概也只是概略的说法。至于它归入晋国，则不知道具体由来。大概虎牢是天然险要之地，是郑国所依靠的北方屏障，所以齐国、晋国一旦与郑国发生争夺冲突，形势必然牵涉虎牢，大概也是地势决定的。可是《春秋》记载虎牢时不系于郑国，先儒认为这是责备郑国不能守住虎牢；程颐非难这种说法，认为虎牢本来就不是郑国的土地，《春秋》并不是责备郑国拥有虎牢，反而责备郑国不能守住虎牢，这就失去了防范的意义。春秋时期只有西虢，没有东虢。虢仲、虢叔是周文王的卿士，功勋记载于王室；文王亲爱两个弟弟，称他们为二虢。周武王十三年，把虢仲封在古夏都的废墟，即弘农陕县东南的虢城，这就是西虢；把虢叔封在荥阳，这就是东虢。东虢、桧被郑桓公灭掉，事情发生在周幽王时期；进入春秋以后，已经没有东虢了。《左传》说“虢叔死焉”，指的是东虢；说“王贰于虢”，指的是西虢。孔颖达《正义》说：春秋列国中，邾国有小邾，燕国有南燕，而虢只称虢，是因为当时东虢已经灭亡，所以不再特别称作西虢。现在郑州汜水县以东十里有东虢城，是认为东虢被郑国灭掉时，西虢还存在，所以把它区别称为东虢。陕州灵宝县治南面有虢州城，是认为虢国被晋国灭掉时只剩一个虢国，所以不再区别称为西虢；这也和《春秋》的称呼相同。春秋时期没有胙国和蒋国。左传记载富辰说：蒋、邢、茅、胙、祭，都是周公的后代。杜预注说：蒋国在弋阳期思县。颜师古注《前汉地理志》也说期思是古蒋国。郑樵《通志》说：蒋国为姬姓，是周公第三子伯龄的封国；现在光州固始县西北七十里有期思城，就是古蒋地。考察蒋国自进入春秋以来，在经传中完全没有出现。楚国灭江、黄、道、柏等国，这些都在蒋国邻近地区，唯独没有灭蒋的记载；按理楚国吞并灭亡姬姓诸国，不应唯独留下一个蒋国，而且也没有见它服属于其他诸国，由此可明确春秋时期已经没有蒋国。《通志·古迹》记载期思城为古蒋国，春秋时期是弦子的城邑；这样看来，蒋地就是弦地。或许蒋国被弦国灭掉，或许周王夺去蒋国的封地改赐给弦国，但都无法考定是在春秋以前发生的。鲁僖公五年，楚人灭弦，弦子逃奔黄国；弦国灭亡距春秋初年仅三十五年，其间的经传记载十分清楚。期思后来属于楚国，以前属于弦国，都没有蒋国存在，所以蒋国不存于春秋时期，是很明确的。《明一统志》说光州是弦、黄、蒋三国的土地，是把前后情况统合起来混在一起说，不对。胙国是周公的庶子所受的封国。杜预注说：东郡燕县有胙亭。然而鲁隐公五年，卫人借助燕国军队攻打郑国，注释立即说“今东郡燕县”，可见此时胙地已经被南燕占有。郑樵《通志》说南燕为姞姓，是黄帝的后代；它的土地就是周公之子胙所受的封地。春秋时期的南燕就是胙地，不应再把胙国另列为一个国家。苏国就是温国。《通志》在春秋四十国中把苏、温并列为两个国家，这是不对的。考察鲁僖公十年，翟国灭温国，温子逃奔卫国。《左传》说苏子背叛周王，投靠翟国；后来又不能容于翟国，翟人讨伐他，周王不救，所以翟国灭掉了他。正义说：国家名称是苏，所都的城邑叫温，所以有两个称呼，并不是两个国家，事实很清楚。早在周桓王时期，苏氏曾经背叛周王，周王把它赐给郑国；苏氏后来又背叛郑国归附周王，再次背叛周王而投靠翟国，后来又不能容于翟国。它反复叛变，像后世的李全、侯景一类人，实在是自取灭亡。后来大叔率领翟国军队攻打周王，于是拥立隗氏住在温地，凭借坚固地势抗拒不服。晋国左师迎接周王，右师包围温地，动用大军以后才攻克。周王最终又把温地赐给晋国，于是晋国开启南阳地区，日益强大，大概是当地民俗强悍所造成的吧？厉国就是赖国。春秋时期有赖国。《左传》鲁桓公十三年记载，楚国的屈瑕讨伐罗国。《左传》说：“楚王派赖国人追赶他们，没有追上。” 杜预注说：“赖国在义阳郡随县，大概是仕于楚国的赖国人。”鲁僖公十五年，齐国、曹国军队讨伐厉国。杜预注说：“厉国是楚国的与国，义阳郡随县北面有厉乡。”传文写作“赖”，经文写作“厉”；古代这两个字通用，实际是同一个国家。鲁宣公九年，楚王因为讨伐厉国一事而攻打郑国。十一年，传文说：“讨伐厉国时，郑伯逃回。”这里传文也写作“厉”。鲁昭公四年，楚王俘获齐国的庆封并杀死他，随后灭掉赖国。

译传文说：“赖子反绑双手，口中衔着玉璧，来到中军。” 所以经文、传文都写作“赖”。《前汉地理志》说：“南阳郡随县有厉乡，是古厉国。”颜师古说：“厉读作赖，厉和赖可以通用。”从《左传》《汉书》考察，都有明确证据。《公羊传》鲁僖公十五年说：“齐国、曹国军队讨伐厉国。”何休注说：“厉国违背葵丘会盟中不违背天子命令的约定。”“厉”按本字读，旧读音为赖。鲁昭公四年说：“楚王灭厉国。”注说：“《左传》写作赖。”《谷梁传》两次传文都写作“厉”。《史记·豫让、范睢列传》说“漆身为厉”，“厉”也读作赖，古人就是这样通用的。杜佑《通典》却把“厉”“赖”并列为两个国家；杜佑精通古代考证，难道竟有这样的失误吗？魏国。旧志把魏国说成是毕公高的封国，这是不对的。《史记》说毕公高受封于毕，因此以毕为姓；后来封国断绝，子孙中有毕万，侍奉晋献公，辅佐晋国灭掉魏国，晋国把魏地赐给毕万作为采邑。所以从后来的情况说，春秋时期的魏只是毕万所接受的食邑，并不是一个国家；从更早的情况说，魏只是其他姬姓之人的封国，并不是毕公高的受封地。毕国自从受封于毕，杜预说：“在长安县西北。”魏国自从受封于魏，《诗经》谱说：“在古代冀州雷首山以北、析城山以西。”这些地方都不在河南境内。后来魏氏世代掌握政权，到周威烈王时列为诸侯，三分晋国土地；魏惠王迁都大梁以后，豫州境内才开始归魏国所有。因此不能追溯称被晋国灭掉的那个魏国为河南的土地，也不能直接说它是毕公高的封国。考察《毛诗·魏风》正义说：“魏，不知道究竟是谁所封。”只是根据鲁襄公二十九年《左传》所说“霍、扬、韩、魏都是姬姓”，所以直接说周王把它封给了同姓子弟。又因为诗中说“把它放在河岸边”，又说“那汾水边低湿的地方”，可见它的地界南面靠着黄河曲流，北面跨过汾水，在今山西解州、平陆县境内，显然与河南省没有关系。梁国。旧志把梁国说成是周平王之子唐的封国；现在汝州承休县城西四十里有梁城，但查汝州志，那里只有梁王城，是梁王避暑的地方，并不是古代梁国。又《左传》鲁僖公八年记载，夷吾将要逃奔翟国，郤芮说：“梁国靠近秦国，而且可以得到秦国的帮助，不如逃往梁国。”鲁僖公十九年，梁国灭亡。传文说梁伯喜欢大兴土木，百姓不能忍受，并说：“秦国将要袭击我们。”秦国于是攻取梁国。据此可知梁国与秦国关系亲密。如果梁国在汝州，距离长安七八百里，就不能说靠近秦国。考察杜预注说：“梁国在冯翊郡夏阳县。”《后汉书·郡国志》说夏阳县有梁山。杜预说古梁国就是今天陕西郃阳县，是周平王次子的封邑；而旧志把它列在河南，是远离事实的错误。唐国。旧志所列四十国中没有唐国。考察《左传》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楚王派潘党跟随唐惠侯担任左拒，注说唐是楚国所属的小国，今义阳郡安昌县有上唐乡。鲁定公三年，唐成公到楚国去，带有两匹肃爽马；子常想要，唐成公不给，子常就扣留他，后来唐国终于同吴国一起讨伐楚国。《新唐书·天文志》说，南阳地区就是唐、申、邓三国的故地。《汉书》舂陵县注说：“原来的蔡阳有上唐乡，是古唐国。”《史记·楚世家》说楚昭王十一年灭唐，实际上就是鲁定公四年。历代史书、地志记载都很清楚，旧志遗漏唐国不载，却硬把温、苏分为两个国家，真是错误。郜、芮二国不在河南境内，应当增补鄾、鄀二国。春秋隐公十年辛未日，取郜国；注说济阴郡城武县东南有郜城，位于兖州府城武县境内。桓公三年，芮伯万的母亲驱逐芮伯，使他出居魏地；注说魏地在冯翊郡临晋县，即今山西解州芮城县。这两国都不在河南境内，不应随意列入。桓公九年，邓国南部边境的鄾人攻取楚国的财物，楚国的鬬廉率军包围鄾地；现在邓州以南有鄾聚。僖公二十五年，秦、晋两国讨伐鄀国；楚国派申、息两地的军队戍守商密。正义说：国家名称是鄀，所都城邑的名称是商密，在今南乡丹水县。《班固地理志》说丹水县有密阳乡，就是古代的商密。《一统志》说丹水城在南阳府内乡县西南一百二十里，古今地志都有记载，而《通志》遗漏了它，实在太过简略。虞国。现在归德府虞城县，是夏禹封舜的儿子商均之地；夏代时，虞思把两个姚姓女子嫁给少康。杜预说：“梁国有虞县，虞国的封国后来有时失去、有时恢复；到了周武王攻克商朝，才又寻访舜的后代阏父，让他担任周的陶正，封在陈地，以奉祀舜，那么在武王封陈的时候，虞国已经断绝封爵很久了。”虞国、虢国中的虞，是泰伯、仲雍的后代。当时周章已经做了吴国国君，于是周王把虞地封给周章的弟弟；所以古夏墟的土地在河东郡太阳县，今为平陆县。后汉《地理志》说太阳县有吴山，山上有虞城，也叫吴城。正义说：处在中原的称为西吴，后世称它为虞公，因此吴、虞是相通的。晋献公时期，虢国在陕州，晋国想要攻打虢国，出兵道路经过太阳，所以前来借道，最终灭掉了虞国。《史记》所说的“州北虞公”就是指此事。《尚书》孔传引用皇甫谧的话说：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把舜封在虞地；现在河东太阳山以西是虞地，妫水从河东虞乡县流出。《帝王世纪》也说：舜在虞地娶妻，虞城就是这里。大概舜以虞作为称号，本来就是因河东太阳县的虞地而来。尧起初封舜为诸侯，舜即位以后，虞便成为天子的称号。禹接受舜的禅让，又在豫州境内另行封商均为虞国，改变了封地却仍采用虞这个名称，是沿用祖先的氏号。周武王把舜的后代封在陈国以后，又把舜在太阳的旧地封给仲雍的后代，称为虞仲；因袭当地名称，于是把虞作为国号，是沿用旧名。《春秋》中的虞国与古代虞国的来龙去脉，已经很清楚了。春秋时期的滑国不是今天的滑县。河南的州县中，有许多仍沿用春秋时期的国名，如陈、郑、杞、叶等。至于滑国，在河南府偃师县南二十里有缑氏废县；《左传》记载秦国孟明率军袭击郑国，经过周王城北门到达滑地。周王城即今洛阳县，偃师在洛阳东面、新郑西面，郑国的弦高正是在这里遇见秦军。

译滑县在春秋时期是卫国的漕邑；卫人拥立戴公，并让他住在漕地。汉、魏时期这里是白马县，直到唐代才有滑州之名，与春秋时期的滑地没有关系。睢水、漳水不是楚国所说的睢水、漳水。《左传》哀公六年，楚昭王说：祭祀不能越过望祭范围，江水、汉水、睢水、漳水，都是楚国望祭的对象。有人怀疑这里说的是睢阳县的睢水、临漳县的漳水，不对。浊漳水出潞州长子县，清漳水出平定州乐平县，向东流到林县合流，经过临漳、馆陶交界处，流入卫河。睢水经过永城县，流到宿州；而《左传》杜预注说：睢水经过襄阳，在南郡枝江县流入长江，今属荆州府。漳水经过襄阳，在南郡当阳县流入长江，今属安陆府、荆门州。考察《前汉地理志》临沮县注：《禹贡》所说南条荆山，漳水从这里发源。颜师古说：沮水就是《左传》所说的江、汉、沮、漳，是楚国望祭的对象。睢、沮古代通用；睢阳县的“睢”从“目”，读作“虽”字音；睢漳的“雎”从“且”，读作“疽”字音，偏旁不同，读音也不同，区别非常明显。《隋书》南漳县注说：后周设置沮州，隋代把临沮县改为南漳县；因此雎水、漳水同出于临沮，而南漳这个名称也是为了区别于临漳所代表的北漳水。《山海经》说：荆山山系的第一座山叫景山，睢水从这里发源，向东南流入长江。荆山是漳水的发源地，漳水向东南流入睢水。这与杜预的注释略有不同。左传、论语所说的中牟，不是今天开封府的中牟县。河南的中牟县就是郑国的圃田，春秋定公、哀公时期属于晋国，三家分晋时属于魏国。《前汉地理志》说赵献侯从耿迁都到这里，不对。地志既然说河南的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县都是魏国分得的土地，既属魏境，赵国怎么能够把都城迁到那里？这本身就矛盾。春秋定公九年，齐侯讨伐晋国的夷仪，晋国有一千辆战车驻扎在中牟。注说这是去救援夷仪。夷仪原来是邢国的土地，传文说邢国迁到夷仪；夷仪在今顺德府邢台县西面，距离河南的中牟六百多里，路程相差太远，不可能相互救援，这是第一点。卫侯到晋国去，经过中牟；卫国本来在黄河以北，去晋国怎么会再经过河南的中牟？那不是途中必经之地，这是第二点。孔子到赵国去，听说赵简子杀了窦鸣犊、舜华，来到黄河边便返回；当时赵国疆界显然在黄河以北，中牟不可能还在河南境内，这是第三点。《国语》记载晋侯问赵武说：“中牟、邯郸的肩膀和大腿，我想让它们治理得好，谁可以担当？” 赵武回答：“邢伯可以。”由此可见，中牟与邯郸相距很近。赵献侯从耿迁到中牟，赵敬侯又从中牟迁到邯郸，彼此相距原本并不远；现在河南中牟距离邯郸的里数，与所谓“肩膀和大腿”的说法不相符合，这是第四点。赵鞅与范氏、中行氏互相攻伐，鲁哀公四年九月包围邯郸，荀寅逃奔鲜虞，鲜虞把荀寅送到柏人。五年春攻克柏人，接着包围中牟。《史记》也说赵简子攻打范氏、中行氏，讨伐中牟，佛肸叛乱；可见中牟是范氏、中行氏的城邑，与柏人都应当在直隶顺德府境内，距离黄河南岸非常遥远，这是第五点。大概河南的中牟县在春秋时期只称圃田，没有中牟这个名称，直到汉初才设置中牟县，隶属河南郡。至于《左传》《史记》所记载的中牟，在杜元凯时期已经无法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只说应当在黄河以北。后人只应保留疑问，不必勉强作出解释。臣瓒认为这个中牟应当在温水之上，张守节《史记正义》又认为相州汤阴县西面有牟山，说中牟应当在牟山旁边，这些都属于臆测，没有明确依据。而且《春秋左传》记载卫国军队经过中牟，中牟人想要攻打他们，褚师□说：“卫国还不能战胜，齐国军队攻克城池后正骄傲，不如跟随齐国。” 于是攻打齐军，将其击败。“克城”是指攻克夷仪，那么中牟到夷仪应当早晨出发、晚上即可到达。有人怀疑夷仪在邢台、邯郸之间；温水、汤阴两处距离这里还很远，也不对。古代的孟津不是今天的孟津县。武王在孟津会合诸侯，春秋时这里是晋国河阳之地。水北称“阳”，即在黄河的北岸。光武帝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又任冯异为孟津将军，统率军队驻守黄河，以抵御更始帝，并下令说：“只须防守拦截其他军队，不要让他们向北渡河。”可见当时孟津在大河以北。唐武宗在河阳县设置孟州，明初改称孟县，隶属怀庆府。孟津县在黄河南岸，金代改河清县设置，因县治迁到孟津渡而得名，今属河南府。南阳有两个。春秋时，周襄王把阳、樊、温、原、攒茅等田地赐给晋国，晋国于是开始开拓南阳，大概在河南郡修武县一带，古名南阳。胡氏说：凡是山的南面、水的北面，都称为“阳”。晋国的南阳在修武，是因为它在太行山南面、黄河北面。秦国的南阳郡治所在宛，是因为它在嵩山南面、汉水北面。周赧王四十二年，魏国割让南阳给秦国以求和，这指的是修武的南阳。秦始皇十六年，韩国把南阳之地献给秦国，这指的是邓州的南阳。韩昌黎本是修武人，李白为韩愈的父亲韩仲卿撰写《去思碑》时称其为“南阳人”，大概是沿用了古地名。宋祁没有深入考察《新唐书·韩愈传》，于是错误地加上“邓州”二字，大概是取自李白的碑文，却没有考察南阳有两个地方，韩愈所说的南阳是修武。凡是给本朝人物撰写碑记，涉及官爵、地名，都必须使用当时的称号，不应援引古代名称，正是这个道理。战国时韩国有两个南阳的说法不足为凭。徐广说：河内郡修武县古名南阳，原本是魏国土地；至于荆州的南阳，则属于韩国。然而考察《前汉书·地理志》修武县的注释，臣瓒说：《韩非子》记载，秦昭王越过赵国，在长平攻打修武；修武在这个时候大概是韩国的邑。据此看来，韩国确实有两个南阳。昭王时魏国割让修武，是在昭王三十四年，距昭王去世还有五十六年；其间并没有修武转属韩国的事情，那么昭王为什么要越过赵国去攻打它？如果依据最初分封土地的情况，班固所记载的韩国分得晋国土地，取得南阳郡，即今天的南阳府；魏国完全取得河内郡，即今天的怀庆府，记载十分明白。也许《韩非子》的记载不可信，臣瓒所引用的内容才是错误的。

译《汉书》原文就是这样，而颜师古在修武县的注释中随意引述臣瓒的说法，岂不是彼此矛盾吗？南阳、汝宁在春秋时属于楚国，后来南阳属于韩国，汝宁分属魏国。鲁庄公十六年，楚文王灭掉邓国，又把申、息一带划定封界直到汝水，因此当时楚国已经涉及南阳、汝宁一带的境域。此后，鄾、唐、叶都属于南阳府；江、黄、道、柏、蓼、胡、沈都属于汝宁府。到楚国讨伐陆浑之戎、与郑国争战并攻打宋国时，楚国疆域几乎占了整个河南省。楚文王、楚成王、楚悼王时期，晋国集合诸侯的力量也不能排斥楚国，使楚国退让一尺一寸之地，晋国霸业于是衰落。晋国的私门势力奢侈，六卿各自营造私室，不再把边疆事务放在心上。三家分晋时，南阳全部归韩国，汝南成为楚、魏两国的分界。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楚国会拱手把它让给晋国吗？还是晋国强盛时凭借道义使楚国服从，而三家分晋后又能够侵夺楚国土地呢？考察《左传》内外传和《史记》各世家，都没有明确记载；史书有缺失，年代间隔又大，已经无法深入考证了。令武将军祠。襄城县志记载：祭祀楚国将领景差。按《资治通鉴纲目》：周赧王十五年，秦军大败楚军，杀死楚将景缺，攻取襄城。《史记·六国年表》和《楚世家》都记载，周赧王十五年即楚怀王二十九年，秦国攻取楚国的襄城，杀死景缺。第二年景缺于是进入秦国，再也没有回来。景缺是为襄城战死的臣子，得到祭祀本来是应该的。屈原传记中所说的景差，喜好辞赋，是一名辞赋家，并不是楚国将领。三户津应当在临漳县西面。《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派蒲将军日夜率军渡过三户津，军队驻扎在漳水以南，与秦军交战，两次击败秦军。服虔说：这是漳水上的渡口名称。孟康说：在邺城以西三十里。这里应当在彰德府临漳县西面，但《通志》没有记载，只记载漳河渡在府城北面四十里。难道这就是三户津的遗迹，只是记载时失去了它的名称吗？另外，南阳府内乡县有三户城，《通志》将其载入春秋哀公四年，记载晋国人把戎蛮子擒获后，在三户交给楚军。杜预注说：就是今天丹水县北面的三户亭。考察丹水在今天内乡县西南面；后汉桓帝时，封河间孝王的儿子刘博为三户亭侯，也有确实证据。内乡距离临漳驿道一千三百里，或许临漳有三户津，而南阳内乡另有三户城吗？前代史书把项羽援救赵国的行动作为在三户消灭秦军的凭据；《通志》又记载临漳县有将城，项羽派蒲将军渡过三户津，在邺城东北十九里筑成此城。这样看来，临漳有三户津是很清楚的，只是记载疏漏，失去了它的名称。秦关、汉关、崤底。秦关在今天河南府灵宝县，即古代的桃林塞。《左传》说，晋侯派詹嘉驻守瑕地，以守卫桃林塞。汉代设置弘农县，隋文帝分置桃林县；唐玄宗时在古函谷关得到宝符，因而改年号为天宝，并把县名改为灵宝。汉关在新安县东面的关外。汉武帝时，楼船将军杨仆立有功劳，以身为关外人为耻，上书请求把自己的家产迁来此处，并把关口向东拓展三百里。崤底的“崤”通作“殽”。晋国人在殽地击败秦军。殽有两座山陵，从东殽到西殽三十五里，在秦关东面、汉关西面。杜预说它在弘农郡渑池县。潼关又在华阴县东北四十里、阌乡县西六十里。《通典》说：原名冲关，因为黄河从龙门向南流，冲击华山后向东流，后来因关西一里有潼水，便改名为潼关。所谓桃林塞就是这里。现在考察，桃林就是灵宝县，距离潼关一百二十里；但杜甫《潼关吏》诗说：“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新唐书·哥舒翰传》记载：哥舒翰率兵出关，在灵宝西面的原野上战败，潼关失守。《元和郡国志》说，桃林塞从灵宝以西直到潼关全都是，因此华阴以东、灵宝以西都设置关隘驻兵防守；而潼关临近潼水，则是从东汉时才改名的，相比秦代旧关，位置向西移入了一百里。《新安吏》所写的就是汉关所在地，《石壕吏》所写的就是崤底所在地，都是杜甫从华州到东都途中经过这些地方时所作，因此关塞的位置历历可见。宋代程大昌《函潼关要志》说：汉函谷关在新安县东一里，秦函谷关在灵宝县南十里，唐潼关在华阴县东北三十九里。从华州、虢州、陕州到河南，中间相距一千里，古代的关塞总共有三处。从长安向东一百八十里，出了华州华阴县境外，就是唐代潼关；从潼关向东一百里到陕州灵宝县，就是秦函谷关；从灵宝县三百多里到河南府新安县，就是汉函谷关。在这些关口之间，另外还有两个自古以来曾经作为险要关塞的地方：一是桃林塞，二是殽山。按程大昌考证得很清楚，与这里相合；但他说曹大家的赋中有“涉黄巷以济潼”，认为“潼”这个名称自古就有，只是到了唐代才在当地设置关口，我私下认为恐怕不是这样。汉献帝建安年间，曹操曾与马超在潼关交战，那么潼关最迟在东汉末年已经设置了。潼关如今设县，属于陕西华州。李同城误写为李固城。后汉《郡国志》记载河内郡有李城。《史记》说：邯郸人李同击退秦军，战死后，赵国封他的父亲为李侯，就是这里。莽母城误写为蔡母城。《前汉书·地理志》记载，南阳郡蔡阳县是王莽的母亲所在之地。功显郡邑都应当依据正史改正。济阳应当在陈留县北面。光武帝本纪说，光武帝的父亲南顿君起初任济阳县令，光武帝出生在县衙中；建武五年，又免除济阳的徭役。考察两《汉书》的《地理志》，都记载济阳县隶属陈留郡。后汉《地理志》引用杜预的话说，济阳县东南有光武帝行宫，证据非常明确。晋代《地理志》记载济阳县属于陈留国。南宋《地理志》记载南豫州有济阳令，这是原本属于济阳的侨置行政单位，因流民寄居而设置。南齐《地理志》记载南徐州有南济阳郡，辖考城县。后魏《地理志》记载南司州有济阳郡，辖乐平、睢阳、顿丘、齐丘四县。这些虽然都是侨置行政区，仍然沿用了原来的名称。隋朝统一天下后，济阳县、外黄县都隶属济阴郡。唐代汴州为陈留郡，武德四年以雍丘、陈留、圉城、襄邑、外黄、济阳六县设置杞州。贞观元年废除杞州，撤销济阳、圉城、外黄三县；襄邑县隶属宋州，雍丘、陈留隶属汴州。可见济阳县从两汉、晋朝直到南北朝、隋、唐，都见于相关地志，直到贞观年间才撤销；旧志不予记载，是不对的。

译如今都依据正史增补进去。又考察《通志》古迹部分，陈留故城在今天陈留县北面二十里，相传城内有光武帝行宫，那么济阳在今天陈留县北面是毫无疑问的。魏国的芙蓉池在邺城，灵芝池、芳林园在洛阳，不应把两地的遗迹并列记载。旧志古迹部分，河南府和彰德府临漳县都记载有芙蓉池，这是错误的。考察曹魏有五个都城；《三国志·魏志》记载，建安元年秋七月，汉献帝回到洛阳，不久因洛阳残破，董昭等人劝曹操把都城迁到许县。九月，车驾经过轘辕向东行，迁都许昌。从此以后，史书都记载汉献帝“还许”。当时曹操奉汉献帝居于许昌。建安九年攻破袁尚、平定邺城后，曹操兼任冀州牧，便以邺城为都。从此以后，史书都记载曹操“还邺”；当时汉献帝仍在许昌，曹操则以邺城为都。看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伐刘备，从南郑返回时，王粲诗中说“鼓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这正是曹操以邺城为都的明证。魏文帝黄初元年接受禅让，十二月才开始营建洛阳宫，戊午日到洛阳，从此确定以洛阳为都。陈思王曹植《公宴诗》中有“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两句，注释说文帝当时任五官中郎将；这时大概还是魏武帝时期，还没有迁都洛阳，因此芙蓉池只应在邺城，不在洛阳。又考察魏文帝黄初三年开凿灵芝池，黄初四年甘露降在芳林园；魏明帝青龙三年大规模修治洛阳宫，在芳林园中修建台殿和陂池，举行划船、唱越歌等活动，杨阜、高堂隆等人极力进谏。齐王曹芳即位后，才开始把芳林园改名为华林园。晋武帝泰始四年举行宴集，命群臣作诗。从魏文帝以后直到晋代，都以洛阳为都，因此灵芝池、芳林园属于洛阳无疑。可是旧志又把它们并载在彰德府境内，所以一并订正。河桥和河阳三城。河阳就是古代的孟津，周武王渡过孟津向东讨伐纣王，地点在今天怀庆府孟县西南三十里。晋武帝泰始十年，杜预认为孟津渡口险要，开始修建河桥，河桥从此出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在黄河北岸修建桥梁，设置北中郎府驻军防守，称为北中城。东魏元象元年，又修筑南城和中潬城；中潬就是河中的沙洲，这就是所谓的河阳三城。高欢派潘乐守北城，派高永乐守南城，以防备西魏。方勺《河阳三城记》说：北城向南面对大河，长桥凌驾在险要之处；南城三面临河，高耸地立在水边；中潬城内外夹在两城之间，与南北两城遥遥相对。黄河分成两股水道，贯穿三城之间。每到秋季河水泛滥，南北两城都有水浸到脚的忧患，而中潬城仍然屹立如故。唐代设置三城节度使，这里成为重要军事重镇。相州战败时，郭子仪截断河桥以防守；史思明叛乱时，李光弼放弃洛阳，守卫河阳，叛军最终不敢向西渡河，关中和京畿得以没有忧患，这是因为李光弼守住三城，取得了内外相互援助的力量。到了宋仁宗嘉祐八年秋天，大水毁坏了河阳中潬。政和七年，皇帝下诏修建河阳南北两座桥，都水监孟扬说：河阳旧日南北两河分流，中潬之间用浮桥连接；近来因为北河淤积，水流不能通行，只流经南河。若只修一座桥，河道狭窄，水势冲击，常常造成损坏，请求按照旧制开挖修复，这样更便利。后来河桥最终废弃，如今河桥和城池都没有遗迹了。北城在今天怀庆府孟县，南城在今天河南府孟津县，中间隔着一条河，相距四十里；中潬城就是今天河中的郭家滩。杜预墓在洛阳城东面。《晋书·杜当阳侯本传》记载，杜预遗令说：我以前任台郎时，因出使经过密县的邢山，山上有一座坟墓，询问耕田的老人，说是郑国大夫祭仲的墓，有人又说是子产的墓。于是我带领随从祭拜并察看了它。从春秋到晋武帝泰始年间才七八百年，陵墓和山谷就已经消失，传闻也已经失实到这种地步；何况距今已经两千多年，见闻隔绝，记载又相互沿袭，有的说在这里，有的说在那里，无法作为证据来取信，本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通志》记载帝王陵寝以及名卿士大夫的墓，往往一处墓地记载两个地点；即使能够依据经史考察并裁定其中一个为正确的，十处中也没有两三处。唯独元凯墓最有根据，却又说一处在偃师，一处在尉氏，这就很奇怪了。他的遗令说：“去年春天入朝时，我亲自上表请求在洛阳城东首阳山以南营造将来安葬的墓地。虽然那里不能和邢山相比，但东面可以奉祀二陵，西面可以眺望宫阙，南面可以观览伊水、洛水，北面可以远望伯夷、叔齐，视野开阔，远眺四方，正是我心情安适的地方，所以便亲自划定界址、植树、开路，作为一定的墓制。以后子孙一律遵守。”这就是明显而可靠的证据；可是旧志却如此记载，为什么竟不加考察呢？现在谨依据史书，确定元凯墓在洛阳城东；其余士大夫的墓，如果本传没有记载，又没有碑志可以考察，本来就无法详细说明。东涧有两个。一处在河南府卢氏县北面，源头出自铁岭，流入城中后向东南流入洛水；一处在归德府睢州。慕容垂追赶桓温时，范阳王慕容德率领精锐骑兵埋伏在襄邑东面的东涧，就是这一处，见《睢州志》。近代吴淇有诗说：“桓温过去北伐，在枋头失利；回军又经过这条山涧，涧水也仿佛因此不再流动。阴雨绵绵的夜晚，青色磷火遍地，令人满怀愁绪；英雄错误地谋划一次，留下了晋阳秋日般的遗恨。”吴淇是睢阳人，考证十分清楚。《资治通鉴纲目质实》却错误地把它认为是卢氏的东涧。桓温既然焚毁船只、丢弃铠甲兵仗，从陆路逃回七百多里，慕容垂是在襄邑追上他的。襄邑就是今天的睢州，怎么可能还向西走一千里到卢氏呢？这是没有考察地理里程造成的错误。晋代河南郡的东垣，不是汉代的东垣。《资治通鉴纲目》记载，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秦王苻丕逃往东垣，谋划袭击洛阳，将军冯该从陕地拦截攻击，击败了他。旧说认为东垣本来是汉代县名，后魏《地理志》中也有东垣。隋《地理志》新安县注说：“后周设置东垣县。”据此可知，新安的东垣到后周才出现；而晋代的东垣则是沿用汉代的旧县名。考察《晋书·地理志》，河南郡也没有记载东垣，这是《晋书》地理志脱漏造成的错误。汉代东垣是今天真定府府治所在地。《史记》记载，汉高帝八年在东垣攻击韩王信的残余部众，孟康说：“就是今真定。”汉高帝十一年立即把东垣改名为真定；到了晋代，已经没有东垣这个名称，而且这里距离洛阳一千多里，怎么能说苻丕谋划袭击洛阳呢？

译冯该又怎么可能从陕地拦截攻击他呢？何况《晋书》的载记中明确记载了苻丕这件事，那么晋代确实有东垣，《晋书》本身已经有明确证据；不应当在地理志中遗漏。晋史自相矛盾，不必辩论就很明显了。现在考察《河南府新安县志》：秦代设置郡县时，开始命名为新安；晋代属河南郡，孝武帝时分置东垣、西垣二县；后魏天平初年设置新安郡；后周又把新安郡改为东垣县。这样看来，这个东垣既不是古代的东垣，也不是到后周才开始设置的。只是因为它多次设置、又多次改易，修志者偶然简略记载，后来的人便无从考察了。南北朝时期，河南有三个荆州。考察《郑樵通志》和《隋地理志》说：荆州原先设置，隶属南阳郡；开皇初年改称邓州。东荆州为后魏设置，隶属淮安郡；西魏改为淮州；开皇五年改为显州，就是今天桐柏县一带。《地理志》记载，桐柏县由梁代设置，起初称淮安县。北荆州为东魏设置，隶属襄城郡；开皇初年改为伊州；大业初年改为汝州，就是今天的伊阳县。西魏将领独孤信略定北荆州，又在三处荆州设置军队，以防备东魏，说的就是这件事。后周的湖州在南阳府唐县，即汉代的湖阳县。《职官志》中记载，后周薛慎、乐逊都曾任湖州刺史。据《晋书》，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最初设置湖、陕二戍。湖戍隶属弘农郡，今为阌乡县。但这里所说的只是湖县，并没有说湖州。后周《乐逊传》又说：天和五年，授任湖州刺史。当地百姓多属蛮左，尚未习染儒家教化，乐逊便劝勉激励学生，并加以考核试验。《薛慎传》也说：保定初年，出任湖州刺史。州境内的蛮左一向以劫掠为业，薛慎召集各部豪帅，详细宣示朝廷的防备。据这两篇传记来看，湖州应当在南阳府境内，而不在弘农，显然是明确的。考察南阳府唐县有湖阳城，在县南八十里；汉代设置为县，光武帝封姐姐为湖阳公主，就是此地。宋文帝元嘉十九年，沈庆之讨伐沿沔水一带的蛮族，进军到湖阳，后来在这里设置戍所。北魏太和二十二年，齐湖阳戍主蔡道福向南逃走，于是攻克湖阳，设置西淮安郡，并以南襄州为治所。根据《李崇传》，鲁阳蛮鲁北燕围攻逼近湖阳，李崇将其击败平定。后周文帝纪载：废帝三年重新设置州郡，把南襄州改为湖州。这样看来，湖州就是湖阳县，与传文完全相合。史书和方志互相参证；《后周书》没有专门的地理志，所以能够依据的材料，只是像这样散见于本纪和各篇列传之中。《魏志》又说：北魏设置西淮安郡和南襄州，后来郡被废除，州改为南平州；西魏改名为升州，又改名为湖州。由此看来，南襄、南平和湖州应是同一处地方。现在考察《周书》本纪，改州共有四十六处，其中把南襄改为湖州，把南平改为升州，那么南平自是另一处地方，与湖州无关，应当以本纪的记载为准。唐代柏崖仓应在孟津县，不应在济源县。唐宪宗元和十年，李师道派兵焚烧柏崖仓，《资治通鉴纲目》的考证却认为它在怀庆府济源县，这是错误的。考察《皇舆表》：唐高宗时，分割河南、洛阳、新安、王屋、济源、河阳六县的土地，设置大基县，同时设置柏崖县；不久又把柏崖县省并入大基县。武后时期改名为河清县，金朝末年又把河清县改为孟津县。可见柏崖只是今天孟津县的旧名，与济源县还隔着一条河，显然没有关系。孟津县志又说，柏崖山在县西五十里，大阳堡在黄河南岸；唐代设置县，开元初年设置仓，县因山得名，仓又因县得名。它在孟津县，证据十分清楚。《纲目》载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认为从东都到陕州三百里，陆路运输难以运达，于是建议在河口设置转运场，以节省雇车费用：东面设置河阴仓，西面设置柏崖仓，三门以东设置集津仓，三仓之间的道路里程恰好均等。江淮来的船只都运到河阴仓卸米，再改用黄河船只依次转运。这些仓都应在黄河南岸临河的河口，不应当中间只有柏崖仓独自在济源县、位于黄河北岸；这也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至于说柏崖仓在济源县以西，以及王世充把怀州侨置于此城的说法，也可能有一定道理。大概隋末唐初，济源县所辖地域原本兼有黄河南岸的柏崖县土地；到唐高宗时，已经取出这片土地，分置柏崖、大基二县；从金代到现在，则不再属于济源，而专属于孟津。注释《纲目》的人没有考察唐代的地理和运输路线，竟把在黄河南岸的地方全都误说成在黄河北岸，旧志又沿袭了这种说法，所以不能不加以辨正。唐代《李绅传》中的“户官道”，“户”字出自《左传》“屈荡户之”的“户”，杜预注说“户”是阻止的意思；现在的版本都误刻成“尸”字。后人对此极力辨析说：《前汉书·王嘉传》记载，王嘉因有人闯入殿门、失去禁卫防守而获罪免官，颜师古注说，王嘉负责守卫殿门，阻止不应进入的人，却失误让人闯入，所以获罪免官；并引用这篇传文作为证据。俗本因为传文前后有“彘子尸之，必尸汝”之语，便把两个“尸”字连带着把“户”误写成“尸”。如今私人收藏的宋刻本都刻作“户”字，和众说相符，证据明白可靠。《新唐书》采用这个字，确实无可推翻；编纂《通志》的人不了解其中含义，仍旧改成“尸”字，这是没有考察前代史书的过错。殊不知“户”字是阻拦、禁止的意思；如果改成“尸止”，就无法解释了。

译古人解释一个字，都不敢轻率下定论，就是这样。五代时期后唐、后晋的邺都，不是曹魏时期的邺都。曹操在邺修建铜雀台等三台，位于今天彰德府临漳县。张宾劝说石勒时说，邺有三台的险固。后来后赵石虎、魏冉闵、前燕慕容儁、北齐高欢都定都于此。后周平定北齐后，设置相州；大象初年迁治安阳，就是今天彰德府的治所。大名府建立邺都，则始于后唐。魏博镇自唐代以来，藩镇世代骄横跋扈；田弘正率六州归顺朝廷，不久却父子都被害。后梁把天雄军分为两镇，而魏人投降后晋，后晋因此取得夹河之战的功业。唐代李嗣源讨伐邺都，不久被劫持而进入洛阳；郭威也从邺都起兵。魏博成为腹心之患，已经由来很久了。唐代把邺都迁建到这里，起初也是想用它镇压和治理魏博。如今大名府大名县，唐代称兴唐府，后晋称广晋府，都属于后梁的魏州地区。到后晋因担忧杨光远难以控制，才开始在相州分置彰德军，并把澶州、卫州隶属它；又在贝州设置永清军，把博州、冀州隶属它。“彰德”这个名称，便从此开始。大概这个时期，彰德只属于邺都的辖区。五代建都。旧志说五代都以汴京为都，这是不对的。朱温以宣武节度使身份篡夺唐朝后，把汴州改为东都开封府；到开平三年便迁都洛阳。朱温被弑杀、袁象先诛杀朱友珪，都发生在洛阳。到梁均王时，才在大梁即位。后梁时期定都汴州的，只有末帝一人。后唐同光元年灭亡后梁，十二月就听从张全义的建议定都洛阳。当时刘皇后专擅宠幸，张全义的住宅与刘皇后住所相近，因此刘皇后认张全义为义父，也任命他为河南尹，得以频繁出入。此后李嗣源、潞王李从珂、石敬瑭相继入洛阳称帝，也都在洛阳。后晋天福二年，范延光镇守魏州，准备作乱；桑维翰说，大梁距离魏州不过十个驿站，一旦发生变故，大军突然到来，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于是迁都汴州。从此直到后汉、后周、宋朝，便长期定都汴京了。计算这期间定都洛阳的时间：后梁五年，后唐十三年，后晋一年，共十九年。梁、唐、晋三朝的东西京。洛阳自周成王在郏鄏定都以来，便号称东都。后周、隋、唐都称东京，也称东都，因为镐京、长安在西方。到后梁定都大梁时，把汴州称为东都开封府，把洛阳称为西都。因为这时洛阳又位于开封的西面。后唐迁都洛阳，又把洛阳称为东都；到后晋又迁都汴州，再把汴州称为东京，洛阳称为西京。从此直到后汉、后周以及宋朝，东西京的名称二百年没有改变。金正元年间，迁都燕京，把汴京改称南京；正祐年间迁都汴州，以洛阳为中京。元代也把汴梁称为南京。明初以开封府为北京，于是又随着当时的建置而定，各自以建都所在地为准。宋代的知州、知县。宋代官员的结衔写作“以某官知某府州县事”，因为他们不是府、州、县的正式长官，而是由京朝官出任其职，所以这样称呼。知县不同于县令，知州不同于刺史。后来废除县令，专门设置知县；废除刺史，专门设置知州，原本作为权宜设置的名称，逐渐成为固定职务。这一制度创始于宋太祖，而“知”这一名称见于唐代杜佑《通典》，书中称“检校、试、摄、判、知之官”。这些职务都是奉诏任命，并不是正式授予的官职。▯漫钞说：“唐代制度中，县令出缺，佐官代理县令，称为‘知县事’，就像如今所说的署印。唐代称为‘知印’，起初还带有一个‘权’字。白居易为裴克谅拟定“权知华阴县令”的任命文书，其中说：“华阴县令突然去世，在尚未选补之时，征调租税、免除赋役和办理农政等事务不可缺少；判官裴克谅长期辅佐本府，熟知地方利弊，应该暂借铜印墨绶，让他试验治理才能，等有所建树之后，再议定正式官名。”这就是“知县”作为代理县令的证据。宋代则任用京官称“知县”，任用选人称“令”，这与唐代不同。常参官。宋初，京朝官出任州县官；宋太祖乾德元年，开始以常参官主持县政。常参官大概是唐代以来的旧称。《唐书·百官志》说：“文官五品以上，以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天入朝参见，称为常参官；武官三品以上，每三天入朝一次，称为九参官；五品以上以及折冲府当值者，每五天入朝一次，称为六参官。”常参官大都是皇帝亲近的臣子，让五品以上官员出任知县，以尊贵的身份治理卑下的地方官职，借此收夺藩镇的权力，削弱地方势力坐大的趋势。员外郎。旧志记载《韩文考异》时，把张圆墓碣误写成《张员外墓碣》，这是因为另有《张员外墓志》，所以发生了讹误。考察六部员外郎的制度，始于唐代。《唐书·百官志》说：“唐太宗裁减内外官员，确定官制为七百三十人，说：‘我用这些职位来任用天下贤才，足够了。’ ”但当时已经有员外设置的官员，后来又有特别设置、与正式官员同等的员外官，以及检校、兼守、判、知一类职务，都不是原有的正式制度。郑樵《通志》说：起初只称员外；到唐高宗永徽六年，以蒋孝璋为尚药奉御，特别设置“同正员”。加“同正员”者，俸禄、赏赐和防阁等都与正式官员相同；只称“员外”者，俸禄减去正式官员的一半。神龙初年，又设置员外官二千多人，于是便有了员外、检校、摄、守、判、知等官职。可见员外郎大概确实是唐代制度。马端临《文献通考》说：隋开皇三年设置员外郎，这是今天尚书员外郎的起源。前代史传和《职官要录》中，有时称为员外郎，大概指的是员外散骑侍郎，并不是尚书省的职务。隋文帝开始在二十四司中每司设置员外郎一人，侍郎出缺时代理该司事务。隋炀帝改称承务郎。《隋书·百官志》说：废除各司员外郎，每司增加设置一名曹郎，各置二人。唐初又恢复员外郎制度，因此隋代设置后不久就废除了。唐代沿用这一制度，而特别设置与正式官员同等的员外官，则始于唐代。夹漈先生郑樵的说法本于欧阳修，但在考证方面尤其详尽，没有遗漏。朱熹《韩文考异》中有许多文字脱落。

译《考异》原来采用《纲目》的体例，先用大字抄录《新唐书》本传作为提要，下面杂引行状、墓志、年谱等书，以小字详细注明并考订证实。旧志把本传中应当保留的文字删削了，弄得毫无头绪。例如本传说：“华阴县令柳涧弹劾并上奏韩愈，韩愈上疏为他申理。”下面引用洪兴祖年谱说：“韩愈因出使经过华州，上疏为柳涧申理。”现在删去本传，只保留洪谱中的“上疏理涧”一句，那么柳涧姓什么、所申理的是什么事情，就都不知道了。本传说：“改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洪谱说：“这次任命在元和八年癸巳三月。”本传又说：“转任兵部侍郎。”洪谱说：“这次任命在长庆元年。”如今删去郎中、侍郎等句，直接说“这次任命在某年某月”，那么两次任命的究竟是什么官职呢？本传记载韩愈向王廷凑宣谕，历数叛将的罪状，皇帝说：“你就直接这样对他说。”现在删去“宣谕”，只保留“皇帝说了这些话”，那么究竟对他说了什么话呢？这就好比原告和被告的供词都不完整，却草率地进行审问考查。现在已经把这些内容一一订正补入。金代王政、元代马英。《金史·王政传》说，王政是辰州熊岳人，他的先祖曾在渤海国和辽朝做官，都有显达的人。王政处于辽朝末年的战乱中，沉浮于乡里之间。金兵侵犯宋朝、攻下滑州后，便任命他为安抚使。然而畿辅旧《通志》误读史文，竟把“政当”两个字当成了他的姓名。又《元史·列女传》记载马英：她是河内人，父亲去世后悲伤过度，两个哥哥也死了，马英独自侍奉母亲，又奉养两个守寡的嫂嫂，与她们同住。母亲去世后，她在墓旁搭庐守墓，终身如此，大概是孝女马英守贞不嫁；而河南志却把她列为孝子。现在一并按照史书改正。州共。旧志记载怀庆府有州共，却没有沁水。考察两汉《地理志》，河内郡有沁水县，州共则称为州共，注说洪水发源于此，向东到黎阳流入黄河；孟康说，共是旧国名，共伯曾入朝任三公，应当在卫辉府，不应列入怀庆府。现在按照史书记载改正。镇平县。《一统志》说，镇平原是汉代安众县，后来废为穰县北乡之地；金初设置阳管镇，后来设置镇平县，隶属申州，旧志沿袭了这种说法。《皇舆表》说，《金史》中没有镇平县，应当是元初才开始设置。现在考察《元史》说，南阳从汉代到宋代一直是县，金代升为申州，元代升为南阳府，辖南阳、镇平二县。再考察《金志》，邓州武胜军只说辖穰城、南阳、内乡三个县，并没有记载南阳县升为申州以及镇平成为属县的事情。前后各志的地理记载互相不同，往往如此；现在以《皇舆表》的说法为准。拾遗附录。黄帝雾图。黄帝时，天空连续三日大雾。黄帝巡游洛水之滨，看见一条大鱼，便杀三种牲畜举行祭祀。天于是下了七天七夜的大雨，大鱼随水漂流，这才得到图书。《帝王世纪》又说，黄帝斋戒七日，来到翠妫川，大鲈鱼冲破水流而来，浮着白色图、兰叶和朱红文字，把它们交给黄帝，名叫“箓图”；这就是《河图》所说的挺生佐辅。邓曼明辨事理。邓曼是楚武王的夫人、邓国女子。鲁桓公二十三年春，楚国的屈瑕讨伐罗国，斗伯比为他送行，回来后对他的驾车人说：“莫敖一定会失败，他抬脚过高，内心并不稳固。”于是他去见楚王说：“军队一定会渡水。”楚王没有采纳。斗伯比入宫告诉邓曼。邓曼说：“大夫恐怕不是在说军队人数，而是在说君王应以诚信安抚小民，以德教导各部门，并用刑罚威慑莫敖。莫敖因蒲骚之战取胜而习惯自信，必然会轻视罗国。君王如果不镇定安抚，他难道不会不作防备吗？斗伯比本来是在劝君王训导民众、善于镇抚，召集各部门并用美德勉励他们，见到莫敖则告诉他，上天不会轻易助人成事。否则，他难道不知道楚军已经全部出动了吗？”楚王派赖国人追赶屈瑕，已经来不及了。后来屈瑕果然失败，完全如邓曼所说。伯姬的保母。伯姬的保母，是宋共公夫人共姬的保姆。宋共公去世后，伯姬恪守礼法，坚守节操。《春秋》鲁襄公三十年，宋国发生火灾，伯姬在堂屋左侧，古代礼制要求她出来。伯姬说：“不行。我听说，妇女夜间出门，如果看不见傅姆，就不能下堂。”傅姆已经到了，但保母还没有到。等到火烧到她那里，她便被烧死了。《春秋》认为她贤德；她的保母哀悼伯姬遭遇火灾，所以作《伯姬》一曲，收入《琴操》。燕姞梦见兰花。郑文公有个地位低微的妾，名叫燕姞。她梦见天使给她兰花，说：“我是伯儵，我是你的祖先。把这兰花作为你的儿子；兰花有国香，人们佩戴它，就会爱慕。”不久郑文公见到她，给她兰花并临幸她。燕姞推辞说：“妾没有才德，幸而怀有儿子，恐怕您不相信，敢以兰花作为凭证吗？”郑文公说：“好。”后来她生下穆公，便给他取名叫兰。以上都见于《左传》。荧惑退舍。宋景公时，荧惑星停留在心宿。宋景公召见子韦，问：“可以把灾祸转移给宰相吗？”子韦回答：“宰相是与君王共同治理国家的人。”景公说：“可以转移给百姓吗？”子韦说：“百姓死了，君王将来统治谁呢？”景公说：“可以转移给年成吗？”子韦说：“年成歉收，百姓必然死亡；作为君王却杀害自己的百姓，谁还会拥立我为君王呢？”子韦说：“君王说出了最高尚的德行之言，上天一定会三次降赏。”景公于是等待，荧惑星果然退后三舍。《吕氏春秋》记载：卫国祭祀相。卫成公梦见康叔说：“相夺去了我的祭享。”成公命令祭祀相，宁武子不同意，说：“鬼神若不是同族，不会享用他的祭祀。杞、鄫两国又有什么关系？相不享受祭祀，已经很久了，并不是卫国的罪过。不能在成王、周公所命的祭祀之间加以更改，请改换祭祀的命令。”——时门外龙斗。郑国发大水，两条龙在时门外的洧渊争斗，国人请求加高土台以禳除灾异，子产不答应，说：“我与龙争斗，它们不让我看见；龙相斗，为什么唯独让我去看？祭祀禳除它们，不过是它们自己的居室罢了；我对龙没有所求，龙对我也没有所求。”于是停止了祭祀。——宋国祭祀盘庚。鲁襄公九年，宋国发生火灾，祝宗在四面城墙下用马祭祀，又在西门外祭祀盘庚。晋侯向士弱询问，士弱说：“古代掌管火的官，有的以心宿为食，有的以咮宿为食，以此使火出入，所以昴宿称为鹑火，心宿称为大火。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居住在商丘，祭祀大火，并以火星纪时。相土沿袭了这一做法，所以商国以大火为主星。”——梦授陆浑。鲁昭公十七年，晋侯派屠蒯到周朝，请求在雒水和三涂山举行祭祀。苌弘对刘子说：“来使的神色勇猛，不是来祭祀的，恐怕是要讨伐陆浑吧？您应当做好准备。”于是加强戎事防备。九月丁巳日，晋国荀吴率军从棘津渡河，派祭史先在雒水举行用牲祭祀，陆浑人没有察觉，晋军随后进攻。庚午日，终于灭掉陆浑，以陆浑反复依附楚国为罪名责备它。陆浑子逃往楚国，其部众逃到甘鹿，周王获得大批俘虏。晋国宣子梦见文公携着荀吴，把陆浑交给他，于是派智穆子率军到文宫献俘。以上均见《左传》。——提月鶂飞。《春秋左传》说：“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都城。”《公羊传》说：“提月，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都城。提月是什么意思？”

译“远”是指这个月的晦日。何休注释说：“提月，就是边际，是鲁国人的说法，指接近月末的时候。”以上见《公羊传》。——水祥火房。鲁昭公十七年冬天，有颗孛星出现在大辰，向西延伸到银河。申须说：“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天上的事情常有征象。如今它出现在火星所在之处，火星出现时必将发生布新之事。”梓慎说：“火星出现并显现光芒，如今火星出现而光明显著，必定会再次隐伏。它居于火位已经很久了。火星在夏代于三月出现，在商代于四月出现，在周代于五月出现。夏代的历数合乎天时，如果火星引发灾变，四国应当承受灾祸，大概就在宋、卫、陈、郑吧？宋国是大辰所在的旧地，陈国是太皞所在的旧地，郑国是祝融所在的旧地，它们都是火星所居之地。孛星延伸到银河，是银河水灾的征兆。卫国是颛顼所在的旧地，所以称为帝丘；它所对应的星宿主大水，是水火之气的主宰。灾变大概会在丙子日或壬午日起于水火相合之时吧？”鲁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星开始在黄昏时出现。丙子日刮风，梓慎说：“这叫融风，是火灾将起的征兆。七天以后大概会发生火灾吧？”壬午日，宋、卫、陈、郑四国都发生了火灾。——宝珪化石。周人把成周的宝珪拿到河中祭祀。甲戌日，渡津的人在河边捡到了它。阴不佞把得到玉的人拘捕起来，那人取出玉，准备出售时，玉却变成了石头。后来，他把石头献给周王，周王把东訾赐给了他。——二门咮尾。宋景公没有儿子，便收养公孙周的儿子，把他养在公宫中，准备立他为国君。宋景公梦见公孙启头朝北睡在庐门外，后来变成乌鸦，群集在屋上；乌鸦的嘴伸到南门，尾巴伸到桐门。以上均见《左传》。——濮水遗音。卫灵公将要前往晋国，住在濮水岸边。半夜听见弹琴声，询问左右侍从，大家都没有听见。于是召来师涓，询问缘故，并说：“这琴声的情状像鬼神发出的声音，请替我听清并记录下来。”师涓说：“好。”第二天说：“臣已经听到了，但还没有学会，请允许我留宿一晚练习。”于是又住了一夜，第二天报告说：“已经学会了，可以启程了。”卫灵公到了晋国，晋平公在施惠台设酒宴。酒兴正浓时，卫灵公说：“这次来时听到一种新曲，请演奏它。”便命师涓拿琴弹奏。曲子还没有弹完，师旷便按住琴弦使他停止，说：“这是亡国之音，不能听。”平公问：“怎么这样说？”师旷说：“这是师延创作的曲子。商纣王演奏靡靡之乐，周武王讨伐商纣时，师延向东逃走，投濮水而死。所以听到这种声音，必定是在濮水之上。”平公说：“希望还是让我听完。” 师涓继续弹奏，直到曲终。平公问：“这是什么乐声？”师旷说：“这叫清商。”以上见《史记》。——息妫报蔡。蔡哀侯娶了陈国女子，息侯也娶了陈国女子。息妫出嫁回息国时，经过蔡国，蔡侯说：“她是我的姨母。”于是把她留下来会见，却没有以宾客之礼相待。息侯听说后大怒，派人对楚文王说：“请您攻打息国，我再向蔡国求救，您就趁机攻打蔡国。”楚王听从了他，在莘地击败蔡军，把蔡侯作为俘虏献给楚王后带回。蔡侯把息侯的计谋告诉楚王，楚王便灭掉息国，带着息妫回去。息妫生下堵敖和成王。息妫始终不说话，楚王问她，她回答说：“我一个妇人却侍奉了两个丈夫，即使不能自杀，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楚王因为蔡侯导致息国灭亡，于是又讨伐蔡国。秋七月，楚军进入蔡国。君子评论说：“《商书》所谓恶势容易蔓延，就像野火烧原野一样，不可向它靠近；但如果还能够扑灭，那大概就像蔡哀侯这样吧？”以上见《左传》。——河伯娶妇。西门豹任邺县县令，询问百姓疾苦。长老说：“我们苦于每年替河伯娶妇，因此贫困。”西门豹问其中缘故，长老回答说：“邺地的三老和廷掾每年向百姓征收钱财，得到数百万钱，拿出其中二三十万钱给河伯娶妇，剩下的钱就与祝巫分掉，带回家中。” 巫师察看各家女子，见到容貌姣好的，就聘取她来，在河边修建斋宫，给女子涂脂装饰，然后把她投入河中淹死。家中有漂亮女儿的人家，大多带着女儿远逃，因此城中越来越空，几乎没有人。西门豹说：“到给河伯娶妇的时候，我也要去送行。”到了日期，西门豹来到河边，便把女子带出来，隔着帷帐回头对三老、巫祝说：“这个女子不好，必须改日另选一个送给河伯。麻烦老巫先进去向河伯报告。”于是命令吏卒把大巫婆、巫婆的弟子和三老全都投入河中。又想把廷掾投入河中，廷掾们都叩头叩得流血，过了很久西门豹才放过他们。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说替河伯娶妇的事。《史记》。——杀鹞。《昭义》记载：魏公子无忌正在吃饭，有只鸠鸟飞进案几下面。公子派人四处查看，看见一只鹞在屋顶上飞走，公子于是放了鸠鸟，鹞追上去把它杀死。公子到晚上也不吃饭，说：“鸠鸟为了躲避灾祸而投奔无忌，最终却被鹞得到，我对不起它。谁能替我捕捉到这只鹞，无忌绝不会吝惜赏赐。”于是左右侍从宣扬公子的仁慈名声，邻近各国的侍从纷纷捕得鹞二百多只，献给公子。公子想把它们全部杀掉，又担心其中有无罪的，便亲自按剑走到鹞笼前说：“哪一只鹞得罪了无忌？” 其中一只鹞独自低下头，不敢抬头仰视，公子便把它取出杀死，其余的全部放掉。无忌因此名声更加显著。《列士传》。——玉鸡衔珠。汉高帝的母亲含始，就是昭灵后，游览洛川时，看见一只玉鸡衔着赤色珠子，珠上刻着“玉英”二字，并说吞下它的人将成为王。昭灵后取来吞下，后来生下汉高帝。《宋符瑞志》又说，洛水向东流，在伊水处汇合，含始就是在那里得到玉珠祥瑞的，后来那地方被命名为玉鸡川。《水经注》。——丹蛇着异。小黄县，是宋地的黄乡。汉高帝起兵时，他的母亲死在黄乡。天下平定后，高帝派使者去改葬她。当时有一条赤色的蛇出现在水边，沐浴洗濯后进入墓穴；它沐浴的地方留下了头发，因此谥号称为昭灵夫人。《江防陈留风俗传》。——焦赣增秩。焦赣是汉昭帝时蒙人，任小黄县令。他治理下路不拾遗，监狱空虚，皇帝下诏提升焦赣的官职。百姓流泪守在关口，请求让焦赣回来，天子听从了他们的请求，增加焦赣的俸秩为千石，又让他回任小黄县令。直到今天，小黄仍保留着他的治理教化；当地百姓喜爱学习而多贫穷，这就是当地的风气。《江防陈留风俗传》。——丙吉决狱。陈留有个富翁，九十岁还没有儿子，娶了一个农家女子，过了一夜便死去，后来女子生下一个男孩。

译孩子长大后，女子的女儿说：“我父亲娶她过门一夜就死了，这个孩子不是我父亲的儿子。”于是双方争夺财产，数年不能判决。丞相丙吉判定说：“老翁的儿子没有影子，也不耐寒。”当时正值八月，便找来同岁的孩子，让他们一起脱衣试验，老翁的儿子独自喊冷。中午在太阳下行走，果然没有影子，于是把财产判给了这个孩子。《意林》。——洛阳埋轮。东汉张纲任御史时，汉安帝派遣使者巡行各地、考察风俗，张纲却独自把车轮埋在洛阳都亭，说：“豺狼已经当道，还问狐狸干什么？”回朝后便弹劾大将军梁冀的奸邪罪恶。《范蔚宗》《后汉书》。——珠还妇归。汝南人李敬任赵国相时，奴仆在墙洞中发现一串相连的耳珰和耳环，便拿来询问主簿。主簿回答说：“前任相国的夫人过去丢失了三颗珠子，怀疑是儿媳偷窃，因此把儿媳休弃了。”李敬于是把珠子送还前任相国，相国惭愧，追上被休的儿媳，把她接了回来。《后汉书》。——琴有杀心。蔡邕住在陈留时，邻居用酒食邀请他。蔡邕到达时，主人已经喝醉了。客人中有一人正在弹琴，蔡邕来到门外暗中听琴，说：“唉！琴声是用音乐来迎接我，却带有杀伐之意，这是为什么？”于是回去，把来请他的人所说的话告诉主人。主人急忙亲自追上蔡邕，询问缘故。蔡邕把事情详细告诉他。弹琴的人说：“我刚才弹奏琴弦时，看见一只螳螂正要捕捉鸣叫的蝉。蝉将要飞走，螳螂因此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我心里只担心螳螂失去蝉。这难道不是杀伐之心在琴声中显露出来了吗？” 蔡邕笑着说：“这样解释，已经足以说明琴声了。”《先贤传》。——鹊化金印。张颢任梁王相时，当地有山鹊飞翔鸣叫，后来变成一块圆石。张颢命人取来砸开，竟得到一枚金印，里面刻着“忠孝侯印”。《搜神记》。——雀鸣复官。陈留人魏尚，汉高帝时任太史，因获罪被投入监狱。有一万多只麻雀聚集在监狱的荆棘树上，拍打翅膀鸣叫。魏尚占卜说：“麻雀是爵位任命的祥瑞，它们鸣叫就是复职的征兆，我大概会恢复官职。”不久，诏令下来，让他恢复原来的官职。《陈留耆旧传》。——号鲍君神。鲖阳县有人在田野里捕获一只麏，主人还没有来取，十多辆商车经过泽地时把它带走，只留下一个鲍鱼放在那里。不久，麏的主人来到，没看见麏，却看见鲍鱼，认为这是神灵显现，便互相传告。后来为治病求福的人大多得到应验，于是修建祠舍，聚集几十名巫师，张设帷帐，悬挂钟鼓，方圆数百里的人都来祈祷祭祀，称它为鲍君神。几年后，鲍鱼的主人经过祠堂，询问其中缘故。有人说：“这是我的鱼，哪里是什么神？”他登堂把鲍鱼取走，从此祭祀便停止了。《风俗通》。——应彬解惑。应彬任汲县县令时，在夏至那天去拜访主簿杜宣，并赐给他酒。当时北墙上悬挂着一把红色弩，弩的影子映照在酒杯中，形状像蛇。杜宣害怕厌恶，却不敢不饮，当天便感到胸腹疼痛剧烈，影响饮食，身体大为消瘦困顿，用尽各种方法治疗也不能痊愈。后来应彬因事经过杜宣家，问起他的病因。应彬回到官署，思考了很久，回头看见那把悬挂的弩，说：“病因一定在这里。”他派人把杜宣带回原来的地方，在酒杯中重新斟酒，果然又出现了蛇形，于是对杜宣说：“这是墙上弩的影子，并不是什么其他怪异之物。”杜宣于是解除了疑惑，心情舒畅喜悦，病也因此痊愈。《风俗通》。——羽觞随波。晋武帝问尚书郎挚虞：“三日曲水”是什么意思？挚虞回答说：汉章帝时，平原人徐肇在三月初一生下三个女儿，到第三天三个女儿都死了，全村认为这是怪异之事，于是带着酒来到东流的水边，洗涤以除灾，便顺着水流漂送酒杯，这就是曲水的含义。皇帝说：“照你所说，这就不是什么美好的事情了。”尚书郎束晳说：“挚虞年轻，不能知道曲水的起源，请允许臣说明它的来历。从前周公在洛邑占卜建都，借流水漂送酒杯，所以《逸诗》说：‘羽觞随着水波漂流。’”皇帝很赞赏，赐给束晳黄金五十斤。《续齐谐记》。——叔坚止怪。汉代汝南人李叔坚年轻时任从事，他家的狗忽然像人一样站立行走，家人都请求把它杀掉。叔坚说：“狗可以比喻君子，它看见人行走便仿效，有什么伤害呢？”后来叔坚把帽子放在榻上，狗戴着帽子跑走，家人惊骇不已，叔坚却不觉得奇怪。狗不久又在灶前蓄积火种，家人更加惊骇，叔坚仍不觉得奇怪，说：“奴婢都在田里，狗帮忙蓄火，幸好没有麻烦邻里，这又有什么可厌恶的呢？” 过了十天，狗自己死了，始终没有发生丝毫灾祸，而叔坚最终享有显贵的官位。《风俗通》。——酂侯食邑。杨用修认为，萧何的食邑酂在襄阳；等到考察《茂陵书》，其中说萧何的封国在南阳。邹氏明确说，沛郡的酂读音为“嵯”，南阳的酂读音为“赞”，没有听说酂在襄阳。班孟坚所撰十八功臣铭文称“文昌四友”，汉代有萧何，论功列为第一，受封于“▯”；这与酂本来是两个地方。班固是汉代人，必定掌握真实情况。颜师古径直说萧何封于南阳，李济翁甚至惊讶人们称萧何为鹾侯，结果连读音、意义、名称和实际地点都丧失了。唐代麒麟阁上题识功臣时，史书写作“戏侯”；《史记》写作“酂”，或许是后人传抄造成的错误。《天禄识余》。——许都故宅。许州城内，学宫东面有阎忠义侯的旧宅，大概是阎侯从下邳被曹操攻陷后，曹操把他挟持带回许都时居住的地方。民间说一座宅院分成两个院落，就是这里；如今也建庙祭祀他。《文献通考》张重华说：“长大节辨。”从前荥阳潘氏称关羽秉烛达旦为云长的大节。云长对于昭烈帝，名分上是君臣，感情上却如同手足；昭烈帝后来尊奉他的国母，也亲近他的嫂嫂。若以违背人伦、扰乱常法的行为自处，乡里中自重的人都会以此为羞，那么关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曹操虽然奸诈，难道敢拿这种事情来试探关羽吗？《三国志》裴松之注以及《资治通鉴纲目》都没有记载此事。如今读《许都故宅》的注文，才知道昭烈帝的皇后与关羽同住一宅而分居两个院落，那么又何必秉烛达旦呢？这件事的荒谬，已经不攻自破了。——嵇康闻琴。嵇康曾游历洛阳西部，傍晚住在华阳亭，取琴弹奏，直到半夜。忽然有一位客人来访，与嵇康共同谈论音律。客人言辞清雅，辨析精妙，于是创作并传授给嵇康《广陵散》的声调，曲调极其绝妙，并发誓不再传给别人。后来嵇康在东市临刑前索取琴来弹奏，说：“从前袁孝尼曾跟我学习《广陵散》，我总是吝惜保守，不肯全部传授给他；如今这支曲子就要绝传了。”《晋书》。——夜遇王弼。陆机刚到洛阳时，暂住在河南郡偃师县。一天傍晚，他望见道路旁仿佛有民居，便前去投宿，看见一个年轻人，神情仪态端庄高雅，便与他谈论玄学的精妙道理。陆机心中佩服他的才能，无法与他相答抗衡。天亮后年轻人就离去了。陆机在旅舍套好马车，询问一位老妇人，老妇人说：“这里向东几十里没有村落，只有山阳王家的坟墓。”陆机听后感到奇怪，惆怅地回头再看昨夜走过的道路，只见空旷的野地笼罩着云雾，高大的树木遮蔽阳光，这才知道昨夜遇到的是王弼的墓。以上见《异苑》。——洛火渡江。晋代有人把洛阳的火种带过长江，世世代代供奉传承，火种一直没有熄灭，火焰颜色变成青色。

译隋代王劭认为，上古有钻木取火、按时更换火种的制度，近代已经废止，不再实行，便上疏请求恢复改火制度。他说：新火与旧火按理应当有所不同，恭敬地希望远承先圣的制度，在五个时令分别取五种木材来更换火种，所费功夫很少，所能救助和带来的益处却很大。即使百姓沿习已久，不能一下子全部改变，尚食局和宫中内厨也不可不依照古法执行。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南史》。——金谷磵园。晋代石崇有一座别墅在河南金石磵，磵中有金水，从太白山源头流来，石崇便依谷地修建园林馆舍。绿珠，姓梁，是白州博白县人。白州属于南昌郡的古地，秦代属象郡，汉代属合浦县。境内有博白山、博白石、盘龙洞、房山、双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一种鱼，名叫婢妾鱼。绿珠生长在双角山下，美丽艳丽。越地风俗把珍珠看作上等宝物，生女称为珠娘，生男称为珠儿，绿珠的字就是由此而来。石崇任交趾采访使时，用三斛真珠把她带来，让她居住在金谷园。她擅长吹笛，后来被孙秀逼迫，为保全节操跳楼而死。《绿珠内传》。——玳瑁玉钩。石虎建都邺城时，修建玳瑁楼，悬挂五色珠帘，并用白玉钩带连接。《十五国春秋》。——铜龙吐水。华林园中，在千金堤上铸造两条铜龙，使它们相对喷水，用来注入天泉池；天泉池与宫禁中的御沟相通。《邺中记》载：枯柏重新长出枝条。陈留县老子祠中有一株枯柏，世代相传，老子将要离开人世时说：“等这株枯柏重新发芽，东南方的枝条回转指向我，说明我的道又将流行。”到了齐代，枯柏从树下长出枝条，向东南方伸展；从此以后，柏树的枝条回抱着原来的枯枝，逐渐指向西北，道教果然兴盛流行。《南史》载：义犬为主复仇。宋代阳夏人袁粲，在顺帝升明初年，萧道成将要篡夺宋朝，袁粲竭尽忠心于宋室，谋划诛杀萧道成但没有成功，反被杀害。他的儿子袁最抱着父亲请求一同赴死，也被刘僧静杀害。袁粲的小儿子才几岁，乳母把他藏起来，送到袁粲门生狄灵庆那里。狄灵庆说：“我听说交出袁郎的人会得到厚赏。如今袁氏已经灭亡，你把他藏起来，还能指望谁来报答你呢？”于是便把孩子抱出去交给官府。乳母仰天号哭说：“主人过去对你有恩，所以你冒险把孩子送来投靠你；你为什么还想卖掉袁郎来求取小利？如果天地鬼神有知，我一定会亲眼看见你家灭门。”孩子死后，狄灵庆常常看见那个孩子骑着大黄狗玩耍，和平常一样。过了一年多，忽然有一条狗跑进他家，在庭院中遇到狄灵庆，便扑上去把他咬死。不久，他的妻子儿女也都被这条狗杀死。这条狗就是袁郎平常骑着玩耍的那一条。《南史》载：女娲墓迁移。天宝十一年六月，阌乡县黄河岸边，女娲墓因大雨昏暗迷蒙，失去了所在位置。乾元二年六月，黄河岸边的人听见风声雷声，天亮时看见女娲墓从地下涌出，墓上有一块巨石，石上长着两株柳树，当时称为“风陵堆”。大概女娲也姓风。《旧唐书》载：母亲心痛，儿子也受到感应。裴讷之，字士言，是河东闻喜人，任平原开府墨曹掌书记，随长官到了并州。他的母亲住在邺城，忽然感到心痛；裴讷之当天也因思念母亲而难以自持，心中同样惊痛，于是请假赶回。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孝心感应。《南史》载：七日欢娱。赵伯符任豫州刺史时，修建义楼。每逢元日、人日和七日半，便在楼上奏乐；楼下男女盛装出游，观看并作乐。《岁华纪丽》载：风月之夜奏《别鹄》曲。宋代褚彦回年少时就有品行操守，仪表容貌秀美，举止进退都很有风度，当时人把他比作何平叔。他曾在袁粲家聚会，初秋凉夜，风清月美，褚彦回弹琴演奏《别鹄曲》。宫调商调都很和谐，风神情致舒畅。谢庄也在座，击节叹道：“以无所牵累的精神，配合合乎大道的乐器；宫商之音即使暂时离调，也不能不这样吧。”褚彦回后来与袁粲一同接受宋明帝托孤的重任，却又辅佐齐高帝杀害袁粲，所以当时人讥讽说：“宁可为袁粲而死，也不愿像褚渊那样活着。” 《朱长文琴史》载：洛阳卧雪。所谓“卧雪”有两件事：一是袁安，字邵公，住在洛阳，大雪封门，他僵卧在家三天，县令前往察看；二是胡定，字元安，大雪堆满了他的房屋，县令派属吏扫开积雪去问候，胡定已经断绝饮食，妻子儿女也都躺卧在屋中。这两件事相同，袁安与元安的读音又相同，也是一件奇事。《王懋野客丛书》载：荆州部的连璧。南北朝魏普泰年间，独孤信任新野郡守，韦孝宽任淅阳郡守，两人同属荆州，交情十分亲密，治理才能都很出色，官吏百姓称他们为“连璧”。《北史》载：洛阳上元灯影。洛阳人家以灯影多为优胜，彼此夸耀说“千影”“万影”。各家又制作芋郎君，认为食用它有利于生男生女；还各自送上鸡肉和酒，用六只水瓶盛放，放在亲友门前后离去。《说郛》载：东都合璧。唐显庆五年四月八日，在东都苑内修建八关凉宫；五月二十日改名为合璧宫。《唐会要》载：东都灯楼。唐玄宗在东都时，正逢正月十五夜，移驾上阳宫，大规模陈设灯影，设置庭院火炬；从宫禁直到殿庭，全都点燃蜡烛，连接不断。当时有东都工匠毛顺，构思巧妙，用彩帛扎结制成二十间灯楼，高一百五十尺，悬挂珠玉金银等装饰；风一吹来，便发出铿锵的声响，形成乐调。《说郛》载：伊水吟啸。唐代卢简辞游览伊水别墅时，细雪微微飘落，忽然见一人戴蓑笠、驾着蓬船，和一位穿白衣的人及一名僧人同坐，烧铜甑煮饭，烹鱼煮茶，逆流而上吟诗长啸。派人询问，原来是白居易和佛光一起前往香山。卢简辞每逢遇到亲友就述说此事，认为高逸的情怀没有人能比得上。《剧谈录》载：下棋时暗换一子。唐代吕元膺任东都留守时，曾与一位处士下棋。棋局旁堆满文书，吕元膺正拿笔阅览，处士以为他一定不再顾及棋局，便暗中换掉一枚棋子，使自己获胜。吕元膺已经看见了，但处士没有察觉。第二天吕元膺辞退了他，内外之人都猜不透原因。十年后，吕元膺卧病将死，子侄们排列在面前，他说：“交友相处，你们应当谨慎选择。我任东都留守时，有一个棋客如此这般，我因为别的事情让他离开。他暗换一枚棋子，本来不值得介意，但他的心术实在可怕。我多次想说，又怕他忧惧，始终没有说；也担心你们因知道这件事而轻率待人。”《天禄识余》载：萧芝得到瑞雉。唐代萧芝任尚书郎时，有几千只雉鸡经常聚集在他的住宅。他当值时，雉鸡一直跟送到洛阳；到了应当休息的时候，又飞来迎接他的车子。《白帖》载：云中授琴。李氏女，是颍阳人，十五岁时得病，七天不进食，魂魄飘飞迷离，像灯上的影子一样；她在云雾中遇见仙女，仙女传授给她琴曲，有《清风弄》一类，共五十曲。

译天宝年间，明皇将她度为女道士。《琴史》载：少室山的贝多花。少室山有贝多树，与其他树木不同，一年开花三次，花色洁白，香气和美。民间传说，汉代有个名叫野人寽子的人把它种在这里。《拾遗记》载，宋之问随从皇帝登封告成时，曾作应制诗说：“贝花明汉果，芝草入尧厨。”因此得名。《弘农宝符》载：开元末年，在弘农古函谷关得到一枚宝符，是白石制成的，上面有篆文，正好组成“乘”字。于是改年号为天宝。《传信记》载：月河铁铲。陕州北面濒临黄河，与山西平陆县隔河相望，彼此炊烟和灯火可见。按照《开天传信记》，天宝年间开挖月河，得到一把古代铁铲，上面有“平陆”二字，皇帝认为奇异，收藏在内库，于是把河北县改名为平陆县。《陇蜀余闻》载：鸂鶒呈祥。河南府伊阙前面临近一条大溪，每当属官中有人将入御史台任职，水中便会先涨出一片小滩。当时牛僧孺任县尉，一天忽然有人报告说水滩出现了。第二天，县令和同僚在亭上设宴观赏。有一名老吏说：“这一定预示着分司御史。如果是西台滩，就应当有一对鸂鶒一前一后站在滩上，以此作为验证。”牛僧孺暗自估量，县尉中没有比自己更有出息的人，于是举杯说：“既然能出现水滩，又何必吝惜一对鸂鶒呢？” 宴会还没有结束，忽然有一对鸂鶒飞落下来。没过几天，牛僧孺便被任命为西台御史。《剧谈录》载：修月所用的斧头。太和年间，郑仁本游嵩山，见一个人枕着一包东西，便呼唤他。那人说：“你知道月亮是由七种宝物合成的吗？月亮的形状像圆球，它的月影是太阳照在凹处形成的，常有八万二千户人家修治它。”于是打开包裹，里面有几件斧头、凿子和其他工具，还有两包玉屑。《酉阳杂俎》载：山棚百姓捕获盗贼。唐宪宗元和十年讨伐淮西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主持其事。李师道派人刺杀武元衡，并刺伤裴度。唐宪宗下诏大力搜捕。王士则、王士平因捕获张晏等盗贼，被授予五品官。几年后，嵩县山棚百姓捕获僧人圆净，年八十多岁，过去曾任史思明部将，正是当年刺杀武元衡的人。官吏用力扭他的脖子却不能折断，他还骂道：“贼子，你们能折断我的脖子吗？”于是命令士卒折断他的脖子，他才伏法被诛。《旧唐书》载：旅舍主人逼人断臂。青州、齐州人王凝的妻子李氏，王凝任虢州司户参军时因病死在任所。李氏带着小儿子，背负丈夫遗骸向东归返，经过开封时住进旅舍。主人见她一个妇人还带着孩子，不肯收留，拉住她的手臂把她赶出去。李氏放声大哭说：“我是妇人，不能守节；如今这只手臂又被别人抓过，不能因为一只手而玷污全身。”于是拿起斧头砍断自己的手臂。路人都为之饮泣。开封府尹听说后，厚厚地抚恤李氏，并鞭打了旅舍主人。《五代史》载：汴京暮春。宋代汴京暮春时节，百花盛开，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等各种花卉纷纷上市。卖花人用马头竹篮铺陈花卉，叫卖声清脆奇特，十分好听。晴日里幽静的庭院、清晨帷幕高悬的楼阁中，宿醉未醒、刚从美梦中醒来的人，听到这声音无不顿生新愁，幽怨也随之产生。这是当时最美好的景况。《东京梦华录》载：洛阳花像锦缎一样绚丽。春风吹拂，阳光和煦，花树灿烂如锦；琴瑟奏响，羽觞传递。《洛阳伽蓝记》载：丹砂变成雉鸡。宋神宗初年，成都人李大临任汝州知州。当时辰溪进贡的丹砂经过叶县，其中两箱丹砂变成一对雉鸡，逃入山谷，互相争斗后坠落地面，又恢复原来的形态。耕田的人捡到它们，众人怀疑是盗贼所盗，便给它们上械送到公堂。李大临看出其中的奇异，便释放了它们。《宋史》载：相国寺出售书籍。宋代穆修，字伯长，是汶阳人。他家中有唐代刻本《韩愈集》和《杨炯集》，向关系亲厚的亲友求得资金，请工匠精刻精印了几百部，带到京师，在相国寺设摊出售。他坐在摊旁，有几个儒生来到摊上，总是拿书翻阅；穆修便把书夺回来，怒视他们说：“诸位前辈如果能读完一篇而不漏一句，我就送给你们一部。” 因此直到年终也没有卖出一部。《宋名臣言行录》载：皇帝驾临金明池。宋代汴京金明池在顺天门外约九里，三月一日以后，每天训练皇帝的车驾，来到池边的士人百姓都可以任意观看。韩琦诗说：“西池风景超出尘世，春天正乘坐禁中的车驾。”又说：“与众人尽情欢乐，宫中漏刻催促，皇帝的随从车驾在万花香气中回宫。”《商丘火祀》载：宋代胡文恭公熟悉阴阳五行学说。南京鸿庆宫发生火灾，胡公认为南京是宋朝受天命、建立国号的地方，而大火主管商丘；国家承受德运而称王，现在却不由祠官主管祭祀，近年又屡次发生灾害，应当恢复火神祭祀。此事交给太常寺办理，每年由长吏到商丘主持祭祀。火祀制度从胡公开始。《名臣言行录》载：代相国为女儿择婿。晏元献公任南京通判时，范文正公以大理寺丞身份代理西监。有一天，晏元献对范仲淹说：“我有一个女儿已经到了及笄之年，想请您替我选择女婿。”范仲淹说：“监中有两个学生，富弼、张方平都富有才学、品行端正，将来都能做到卿相，都可以做女婿。”晏元献问：“那么谁更优秀？”范仲淹说：“富弼谨慎严整，张方平疏放俊逸。”晏元献说：“那就立即选富弼做女婿。” 后来富弼改名为弼，就是富郑公；张为善后来也改名为方平。《邵氏闻见录》载：封好衣袜送还。刘恕，字道原，是筠州人，家境贫寒，连美味食物都无法供给，但他一丝一毫也不随便向别人索取。他从洛阳南归时，已经十月了还没有御寒衣物，司马光送给他一两件衣袜和一床旧貂皮褥子，他坚决推辞；司马光强行送给他，他走到颍州后，仍全部封好送还。《十国纪年序》载：每月得到三千钱。范文正公在睢阳掌管学校时，有个姓孙的秀才拿着名帖来拜访，范仲淹送给他一千钱。第二年，孙秀才又来拜访，范仲淹再次送给他一千钱，便问：“你为什么这样急切地奔波于道路之间？”孙秀才忧伤变色说：“母亲年老，没有钱供养；如果每天能得到一百钱，便足以供给她饮食。”范仲淹说：“我看你的言谈神色，并不像乞讨的人。两年奔波所得的钱有多少呢？而且荒废学业太多了。我现在补任你为学校职事，每月可以得到三千钱，用来供养母亲。你能安心求学吗？”孙秀才大喜。于是范仲淹把《春秋》交给他学习。孙秀才勤奋好学，昼夜不止，行为也更加端正，范仲淹十分喜爱他。第二年，范仲淹离开睢阳，孙秀才也辞职回乡。后来十年间，泰山脚下有一位孙明复先生，用《春秋》教授学生，道德学问都很高尚；朝廷召他入朝，才知道他就是当年拿着名帖求见的孙秀才。

译《东轩笔录》载：邓州的花蜡烛。邓州花蜡烛名闻天下，即使京师也不能制造。相传这是寇莱公的制烛方法。寇莱公曾任邓州知州，从少年富贵时起就不喜欢油灯，尤其喜欢夜间宴饮痛饮，即使在寝室也点蜡烛直到天亮。每次他离任后，后来的人来到官舍，都能看见厕所里堆积着蜡烛融化的烛泪。《归田录》载：在龙门赏雪。谢希深、欧阳永叔任职洛阳时，一同游览嵩山，傍晚到达龙门，恰逢香山下雪。留守钱文僖公派官吏带着厨师、歌伎来到，并慰劳他们说：“登山劳苦了，不妨留在龙门赏雪。府中事务简少，不必急着回去。”钱公厚待诸位，往往如此。王文康公曙接替钱公任留守后，管理官吏严厉得像捆扎湿物一样，诸位都无法忍受这种忧苦。《闻见录》载：仁和酒肆。在京师宋东门外，宋仁宗还在东宫时，鲁肃简公宗道任谕德，住所邻近仁和酒肆。他常常换上便服，悄悄到酒肆饮酒。有一天，真宗突然召见他，将要询问事情；使者到了他家门口，却发现他不在，过了一会儿，他才从仁和酒肆饮酒回来。中使想先进去禀报，便同宗道约定说：“皇上如果责怪您来迟，我应当以什么事替您回答？请先告诉我，希望我们说法不要不同。” 宗道说：“只管据实禀告。”中使说：“这样您就要获罪了。”宗道说：“饮酒是人的常情，欺骗君主却是臣子的重罪。”中使叹息着离去。真宗果然问使者，使者便把宗道所说的如实回答。真宗问他为什么私自进入酒家，宗道谢罪说：“臣家贫穷，没有酒具和食器；酒肆里各种东西都齐备，客人来了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恰好有乡里的亲友从远方来，于是臣便和他饮酒。但臣已经换了衣服，市上的人也没有认出臣来。”真宗笑着说：“你是宫廷大臣，恐怕会被御史弹劾。”但从此更加认为宗道忠诚诚实，可以重用。真宗晚年常常向章献太后称说群臣中可以重用的人，宗道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章献太后把这些人都任用了。《归田录》载：汴京一夜六更。前代夜间都分为五更，只有宋朝使用六更。冯深居诗说：“春风吹动笑谈的香气，美酒银灯冲破夜间的寒凉。归去东华门听更漏，杏花落尽，六更漫长。”又说：“三十六声更点声声漫长。”汪水云叙述宋末事迹说：“花下传筹直到六更，风吹庭院火炬，熄灭后又重新明亮。侍臣写完投降元朝的表章，臣妾签名感谢谢道清。”陈刚中诗说：“穿羽衣的道士还传报三更漏，戴红头巾的人谁来报六更。” 这是因为宫中内帐楼在五更时停止击柝，天亮的鼓声随即响起，称为“虾蟆更”；禁门才打开，百官便跟随进入。这就是所谓的六更。我曾经疑惑，五更是古今固定的制度，为什么宋代独独使用六更？近来考察《宋史》，从太祖建隆庚申到理宗景定元年，共有五个庚申年；再过十六年，元朝便取代宋朝。大概是因为太祖曾向陈抟占问国运，陈抟说睡到五更醒来时再来询问；“庚”与“更”同音，因此宫中常常击六更，而宫外只称为“攒点”。南渡以后仍然如此。李濂《汴京遗迹志》载：五更三点。夜间分为五更，每更都分三点，共二十五点，汉唐以前都是如此。唐代李郢诗说“二十五声秋点长”，就是证据。到了汴京宋代，因为有“寒在五更头”的说法，所以宫中漏刻和州县更鼓都以五更三点为止，去掉后两点，同时去掉初更以前的两点来相配。后世更漏沿用这种制度，没有再使用二十五点的。然而李贺诗说“宫门掌事报六更”，说明唐代宫中已经使用六更；杜甫诗说“五更三点入鹓行”，说明五更三点并非始于宋代，应当与李濂《汴京遗迹志》相互参照。《说铃》载：傅霖预知张咏将死。汉州人张咏，宋太宗时任陈州知州。起初，咏和青州人傅霖年轻时一同求学，傅霖隐居不出仕。咏显贵以后，寻找傅霖，三十多年都没有找到。到了这时，傅霖去求见，便对守门的官吏说：“博霖来求见。”咏责备他说：“传说先生是天下的贤士，我尚且不能和他成为朋友，你是什么人，竟敢直呼他的名字？”傅霖笑着说：“和你分别一生了，你还这样吗？难道你竟不知道世间有个傅霖吗？”咏问：“从前你到哪里去了，如今为什么来见我？”傅霖说：“你将要离世了，我是来向你报知这件事的。”咏说：“我也知道。”傅霖说：“既然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两人分别后一个月，咏便去世了。《宋史》。大蛇垂栏：鱼周询，雍丘人，宋代右谏议大夫。他曾经醉酒后暂时打盹，园吏看见一条大蛇垂在栏杆上，走近一看，原来是周询。世人传说这是奇异之事。《宋史》。荥阳双鹤：荥阳郡南面有一座石室，石室后有一株高达千丈的孤松，常有两只鹤飞来，必定翅膀相接；傍晚总是成双映照。传说：“从前有一对夫妻，一同隐居在这座石室中，过了几百年，便化成了两只鹤。”《神镜记》。花园牡丹：《天王院花园子记》说：洛阳的花种类很多，唯独把牡丹称为花王；各个园林都种牡丹，唯独这里称作花园子。这里没有别的池塘亭台，只有几十万株牡丹。城中凡是靠花谋生的人，都把家安置在这里。到了花季，便张设帷幕帐篷，排列市肆，乐器声在其中响起；城中的士女全都停下日常生活，来这里游赏。花期一过，便又恢复成丘墟，破墙和残灶处处可见。如今牡丹一年比一年繁盛，而姚黄、魏紫，一枝价值千钱；姚黄更是没有出售的。《洛阳名园记》。帙衔孝经：杜镐，字文周，常州无锡人。他赴东京参加科举考试，临考前有一帙书夹带着《孝经》。杜镐对此感到奇怪，取来熟读；等到考试时，试题果然出自其中，于是被选取。《东都事略》。来和天尊：杨砺，字汝砺，在东京应举时，曾经夜里梦见一个人，衣冠非常古雅，对他说：“你愿意跟随我游览吗？”

译杨砺于是跟随他前往。不久，看见宫殿的警卫戒备森严，突然登上大殿，看见一个面向南坐着的人。那人指着他说：“这就是来和天尊，你应当恭敬侍奉。”杨砺拜了两拜后退下。后来他入朝做官，见到真宗，回来便对妻子儿女说：“今天入宫朝见至尊，正是从前梦中所见的那个人。”《东都事略》。紫府真人：韩魏国忠献公刚出生时，他的父亲国华梦见神人降临自己家中，仪仗侍卫十分盛大，有人传说是紫府真人降临。梦醒后，韩魏国便出生了。韩魏国去世时，大星坠落地上，□马都受惊。《述异记》。连续遇到宰相：《宋范蜀公蒙求》说：张邓公曾对我说：“我考进士时，和寇莱公一同游览，在相国寺拜访一家卜肆。卜者说：‘你们二位都是宰相。’我们出来以后，遇到了张相齐贤、王相随，于是又回去拜访卜者。卜者大为惊讶，说：‘一天之内遇到四位宰相，也是非常奇异的事情。’四个人相互看了一眼，笑着离去。从此以后，卜者的声名日渐衰落，也不再有人来问卜，最终贫困饥饿而死。这四个人后来都做了宰相。张邓公想为这件事立传，却没有实现。”《山堂肆考》。大科名世：富郑公的父亲说，吕文穆是防正的门客。富郑公年纪刚到丱岁时，父亲带他进入文穆公的幕府。文穆公一见他便大为惊异，说：“这个孩子将来的爵位会和我相等，声名一定远远超过我。”富郑公最初参加科举考试时，穆修伯长对他说：“进士不足以施展你的才华，应当凭大科考试扬名于世。”礼部考试结束后，当时太师公任耀州官，富郑公准备向西归去，走到陕地时，范文正公派人追上他说：“有诏令要以大科考试取士，你应当赶快回来。”富郑公于是又返回。富郑公见到范文正公，推辞说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考试。范文正公说：“我已经和各位同僚一起推荐你了，也早已为你准备了一间房，里面都是大科考试的文章，你可以前去住馆学习。”这一年，富郑公果然考中制科。后来富郑公祭祀范文正公的文章大略说：“起初我还没有听闻圣贤之道，实在是您把它告诉了我；我还不知道怎样求学，文公实在是教导了我；制科考试刚刚恢复，我畏惧大科考试，实在是您激励了我。说的就是这件事。”《东都事略》《邵氏闻见录》。艮岳贡云：徽宗的艮岳刚建成时，命有关官署制作油绢囊，把它们加水弄湿，清晨张挂在高峦绝巅之间。不久云气全都进入囊中，于是把囊收拢，装满储存起来。每当皇帝车驾到临，便打开释放，顷刻之间云气弥漫充塞，称作“贡云”。《天禄识余》。软绣天街：宋代让亲王兼任开封府尹，称为“判南衙”；他的仪仗和随从，灿烂得像一幅图画。京城人感叹说：“好一条软绣天街！”士大夫中骑马出行、随从官吏和仪仗华美繁盛的，也称作“半里娇”。《天禄识余》。纪台玉硙：纪侯台在今寿光县南三十里，春秋时为纪国故地。耕田的人曾在台下得到一具玉制的硙。宋太平兴国年间，郑州修建东岳庙，在地下得到玉制的杵和臼，都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分甘余话》。宋京琼林：如今新科进士得到赐宴，称为“琼林宴”。琼林是宋代京城西面的御苑之一。石林《宴语》说：“琼林苑、金明池，每年二月，命令士人入内游览，称为‘开池’。每年赐二府和从官在这里设宴。进士的闻喜宴也在这里举行。”从明代沿袭至今，犹如唐代在雁塔题名一样。 《分甘余话》。出城采春：出城采春，城南有玉津园，园外有学校、方池、亭台楼榭、玉仙观和转龙湾。向西走一文到佛园、子王太尉园、奉圣寺、孟景初园、四里桥、望牛冈、剑客庙，这些地方都从转龙湾向东延伸。陈州门外的园林馆舍尤其多。城东宋门外有快活林、勃脐陂、独乐台、砚台、蜘蝼楼、麦家园、虹桥、王家园；曹宋门之间有东御苑、干明寺、崇夏尼寺。城北有李驸马园；城西新郑门外的大路直通金明池，沿西路有道者院，院前全是妓馆；再向西是宴宾楼，楼中有曲折的池塘、秋千和画舫，饮酒的客人租用小船，张设器物游玩观赏。与它相对的是祥祺观，直到板桥，那里有集贤楼、莲花楼，是前往河东、陕西五路官员的别馆，平常送行饯别都在这里设酒。过了板桥，有下松园、王太宰园、杏花冈和金明池角；向南有水虎翼巷，水磨，以及下蔡太师园。南洗马桥西面的巷内有华严尼寺，王小姑酒店北面有金水河，还有两浙尼寺、巴楼寺、养种园，四时花木繁盛，值得观赏。再向南有药梁园、童太师园；继续向南有铁佛寺、鸿福寺、东西柏榆村。城北有摸天坡，从角桥到仓王庙，沿途有十八寿圣尼寺和孟四翁酒店。城西北原有庶人园，园中建有台、流杯亭和几处亭榭，供人们春日游赏。大体说来，京城附近全是园圃，百里以内没有一块空地。春色逐渐布满原野，气候温暖晴朗，百花竞相开放；粉墙旁的细柳斜斜笼罩着华美的道路，飘香的车轮在温暖的路面上碾过；芳草像铺开的毯子，骏马骄傲地嘶鸣，杏花如同锦绣，黄莺在芳树间啼叫，燕子在晴空中飞舞。浓妆女子在华美的楼台亭榭间按乐演奏，面容白皙的人在临近画桥流水处边走边唱。抬眼便能看见秋千旁的巧笑，所到之处都有人纵情踢球；人们选择胜景、寻访芳菲，花絮不时飘落到金樽中；折取翠枝、簪戴红花，蜂蝶暗中随着归骑飞去。这样接连不断，便到了清明节。《东京梦华录》。使金过汴：乾道六年闰五月戊子日，范成大担任出使大金国的信使副使。八月甲子日抵达南京，金朝改称这里为归德府。经过雷万春墓，墓周围环绕着矮墙，匾额题为“忠孝雷公之墓”。从西门外向南望去，有宋玉台以及张巡、许远的庙，世人称为双庙，睢阳人又称为双王庙。丙寅日经过雍丘县，经过空桑，世代传说伊尹出生在这里。走过一里路便到了伊尹墓，道路左边有砖砌的界标，上面刻着“汤相伊尹之墓”。经过陈留县，有留侯庙；西门外十里的孟庄有孟姜女庙。丁卯日经过东御园，就是宜春苑，那里颓墙荒草一片。走过二里到达东京，金朝改称为南京；进入新宋门，就是朝阳门，金朝改称宏仁门。远远望去全是荒废的废墟；进入旧宋门，就是丽景门，金朝改称宾曜门。经过大相国寺，只见屋檐倾斜、墙壁残缺，已经完全没有过去的景象了。《宋范成大揽辔录》。蝶露呈祥：汲郡人、元代翰林学士王恽的母亲先去世，安葬在沁曲；十年后，他的父亲也去世了，将要把父母合葬。墓室挖开后，有两只黄蝴蝶飞出。不久，母亲棺木的棺盖上凝结着像珍珠一样的露珠，晶莹明亮、光彩灿烂，成双成列地凝结在棺盖边角，像宝幢和璎珞的形状，并且清香袭人；过了一会儿才干。观看的人无不认为奇异。

译《秋涧集》。鸜鹆食蝗：元至元五年秋季七月，牧野地区生出了螟虫，南方人大为惊恐。忽然鸜鹆从西北越山而来，方圆六七里之间，树林上全都落满了鸜鹆。它们于是飞下来啄食蝗虫，很快把蝗虫吃得几乎干净，才列阵飞走。同上。徐庶飞升：徐庶是三国时期南阳人，他的事迹载于《人物传》。康熙三十五年，广东五指山上白天有云中仙鹤飞翔，香雾缭绕；有一个仙人在空中上升，对山中的人说：“我就是三国时期的徐庶，修炼了一千多年，如今得以冲举升天。你们可以把这件事传告世人，让他们知道。”《述异记》。铁珠满身：河南洧川人武君仕和他的兄长君相，年轻时都担任县尉。有一次，提灯笼的差役想责罚他们，武君仕对县尉说：“大丈夫可以被杀，不可以受辱。”于是离去从军。此后屡立战功，君仕做到骠骑将军，君相做到游击将军。君仕曾经面对数十万敌军，单骑率领二十多人冲入敌阵，敌人不敢逼近，张开两翼围住其中一骑，回来报告说君仕已经战死。君相奋力挥矛冲向敌军，敌人无不披靡退散；原来这时君仕已经大杀敌军，从后面冲出来了。君相不辨东西，误撞击中了君仕；见兄长没有出来，又跃马冲入敌阵。兄弟二人骑着两匹马，在数十万敌军中来回冲杀，敌人都惊叹他们的勇猛。第二天，君仕与敌人交战，被飞来的礟石击中，鲜血流满脸面；他当即在马上撕裂绢帛包扎伤口，生擒发射礟石的人，带回后割取那人的脑髓吃掉，他的勇猛强悍就是这样。君仕生于癸亥年，和我同年。有一天我们闲坐，我问他脸上的青色瘢痕为什么这样密集累累；他拉着我的手按摸那些瘢痕，里面全是细小的铁珠。于是他揭开衣服给我看腰肋之间，铁珠又大又下垂；背上的伤痕像鱼鳞一样，都是刀箭锋镝留下的伤痕。《见闻录》。土脉横竖：土脉有横土，也有竖土。许多竖土之间的田地，如果含有竖土，就不能种稻，因为这种土不能蓄水。陕西以西的百姓全都挖土穴居住，也说这是“横土竖劚”；如果遇到竖土，土穴就会坍塌。《天禄识余》。树中仙乐：明万历二十年，巩县东面的道路旁听见仙乐，仔细听时，声音竟然是从树中传出的。有一个工匠想查明其中的怪异，便挥斧砍树，乐声从树中飞走了。巡按御史姚思仁把这件事奏报朝廷。《陇蜀余闻》。《河南通志》卷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