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府儒学：在宁南坊，坐南朝北。康熙二十四年，巡道周昌、知府蒋毓英创建（因袭郑氏旧学址）。中间是先师庙，东西设置两座廊庑，南面是庙门，庙门外为灵星门，北面是启圣祠。三十八年，巡道王之麟修缮。第二年，在庙东建明伦堂（有记，见《艺文》）。五十一年，巡道陈璸修缮。在启圣祠左右分别建六所斋舍，名为六德斋。祠堂下方左边是名宦祠，右边是乡贤祠。两祠南面又分别建六所斋舍，名为六行斋。正殿东廊庑下设置献官斋宿房，西廊庑下作为收藏祭器的库房。庙门左右设置文昌祠、土地祠。外面东西两门，分别叫礼门、义路。礼门外建大成坊。又在明伦堂前分别设置六艺斋。堂后建三间房，作为教官廨舍（有记，见《艺文》）。冬季，在明伦堂东面建朱子祠。祠前左右设置斋舍（共六间），前面建门楼。第二年，又在明伦堂后建文昌阁（均有记，见《艺文》）。五十二年，在庙门外开凿泮池，并在泮池左边创建官厅。五十七年，知府王珍把泮池迁到灵星门外（贡生李钦文作记）。五十八年，巡道梁文煊再次修缮正殿（总戎李日煜作记）。雍正元年，诏令将启圣祠改为崇圣祠。乾隆十年，巡道庄年修缮（知府褚禄作记）。十四年，廪生侯世辉等捐资请求大修，各项规制多有改建修葺。于是将六德斋改为典籍库，把名宦祠、乡贤祠迁到庙门外，将六行斋改为礼器库、乐器库。崇圣殿下统建廊道，通达东西两庑。又在义路门外增建大成坊。左右又新建泮宫坊，修葺明伦堂两廊的斋舍，将左边改作土地祠（即六艺斋）。朱子祠增建卷廊，文昌阁改用石柱，官厅增建露亭，并在文昌阁后修筑训导官舍；同时铸造祭器、乐器（御史杨开鼎作记）。四十二年，知府蒋元枢捐资修缮。起初，台湾府所属各县的佐杂官公廨位于文庙西墙之外；到这时，蒋公认为教官廨舍十分狭窄，于是捐资另建佐杂官公廨，并在西墙外的地基上修建学署。学署自北向南共四进，北面两进为教授署，最南一进为训导署，中间一进为会见诸生的公所；东侧通向殿庑，西侧一带都有护厝。设有两道宅门，一道正对西面，一道正对西南（如今护厝和宅门都已坍塌）。嘉庆二年，将土地祠迁到官厅右侧。八年，举人郭绍芳召集众人重新修缮，并新建朱子祠。朱子祠前的六艺斋已经倾塌，不再修治；这时开始清查学宫地界，泮池围墙外自北向南长八十四丈五尺，自东向西宽二十七丈五尺，并立界碑。评论说：设置学宫，并不只是为了彰明祭祀之事，而是为了培养人才、兴举贤能。其道在于收集一地优秀善良的人加以教育；学业有成后，就在其中祭祀先圣先师，举行释奠、释菜之礼，向众弟子显示师表，使他们有所敬仰倾慕、敬重效法。释奠、释菜，是礼仪中较简略的形式。古代士人拜见老师，以蔬菜作为见面礼，所以初入学时举行释菜礼；四时祭祀则举行释奠礼。释奠、释菜，都是为来求学的士人举行的。《小戴记》说：天子巡视学校，命有关官员主持事务，祭祀先圣先师。又说：在西学祭祀先贤，是用来教导诸侯的德行。陈祥道说：祭祀先圣先师，就是所谓在西学祭祀先贤，也就是所谓在瞽宗祭祀。大戴、小戴、陆佃、陈祥道等人有五学、四学、三学的说法，但说到祭祀先圣先师，地点在瞽宗则毫无疑问。瞽宗就是西学。又说：乐正尊崇四种学术，设置四种教育，遵循先王所传的《诗》《书》《礼》《乐》来造就士人；春秋教授礼乐，冬夏教授诗书。又说：春天学习礼，由掌礼者教导；冬天诵读书籍，由掌书者教导。礼学习在瞽宗，书学习在上庠。这样看来，瞽宗虽然祭祀先师，仍然是学习者修习学业的地方，所以不称作庙而称作学。台湾本是富庶之地，人们多轻视钱财而喜好义行；正如《管子》所说，仓廪充实才知道礼节，衣食丰足才知道荣辱，因此施行教化很容易。自观察周公开始建立夫子庙，海康陈中丞又因而设立学校，于是在崇圣殿左右设置十二所斋舍，名为六德、六行，并告诫说：不是兼具文学和德行的人，不得寄居其中。又建六艺斋，分别排列在明伦堂下面。朱子祠前又设置六所斋舍，作为弟子日常居住之处。大概里面的十二斋靠近圣殿，所以不是忠信纯实、品行可观的人不得进入。这里对于轻重取舍的区别、德行与道艺的分别，正是用来鼓励和振作弟子的，其教化感染清楚可见。这就是海康当初施教的用意。后来主持学宫事务的人相继增修，规模日益扩大，真是盛大啊！然而考察当时的作为，似乎已经不知道这样做的根本用意。侯世辉请求修缮，义举最为盛大，却使十二斋废弃了；癸亥年再次修缮时，连外面的十二斋也一并不再修治。这样就无法考察国家设立学校的本意，也无法理解海康为台湾所寄予的期望，其宗旨仍然隐晦。当海康设立学校时，正值草创时期，费用出自官府捐资，还没有涉及民间，形势比后来更为困难；问那时学校中有像侯世辉、蔡壮器、陈朝玺这样的贤人吗？回答说：还没有。但海康仍然殷切地期待他们，认为台湾人一定可以教化。假使本着海康设立斋舍的用意，阐明明德、德行、道艺的宗旨，用来教化激励这一地的人，怎么能断定住在这些斋舍中的人不能人才济济呢？

译一个人如果不喜欢行善，那么见到财物就一定争夺，只知道看重利益罢了。如今主管者劝导捐资修学，出钱的人动辄成千上万，以响应主管者劝学兴贤的号召；既有斋舍供他们居住，又有德行道艺加以引导，却说一定没有一个人来求学，这有这样的道理吗？难道是做老师的不寻求教导的方法，做弟子的不明白求学的道理，最终使斋舍几乎成为虚设吗？而且不说现在虽然做不到，仍可说将来有所期待；反而把古代贤人立法设教的用意日渐消磨，那么即使夫子殿宇巍然存在，也只是建庙祭祀先师，并不是设学来奉事老师了。从前欧阳公为李宽作《吉州学记》说：李侯治理吉州，敏锐而有方法。他兴建学校，吉州士人各自拿出私钱一百五十万，来帮助支付人工。累计用工二万二千人，而人们不认为劳苦。所用优质木材和坚固砖瓦，共二十二万三千五百件，而人们不认为太多。学校有讲堂、斋舍、讲习之所，有藏书阁，有宾客席位，有游息亭台，庄严整齐、雄伟宏丽，而人们不认为奢侈。建成后，来求学的学生常有三百多人。古人所谓学校，大多就是这样。欧阳公又在《榖城县夫子庙碑记》中说：隋唐之际，天下州县都设立学校，设置学官和生员，于是释奠之礼便明确列为法令。后来州县学校废弃了，但释奠之礼因为已载入法令，所以没有废止。学校废弃后，没有地方可以举行祭祀，于是便建立庙宇来祭祀。先师在学校中受祭，自古以来就十分明确。只建庙祭祀，而不称作学校，就是学校已经废弃了；欧阳公曾经这样说过。如今考察台湾旧志，海康陈公曾在郡学中建二十四所斋舍，那么台湾府的学校本来并没有废弃啊。县儒学：在东安坊，坐南朝北。康熙二十三年，知县沈朝聘创建先师庙。左右设两座廊庑，前面是庙门、照墙，外有栏杆栅栏保护；北面是启圣祠。二十九年，知县王兆升修缮。四十二年，知县陈璸在庙西建明伦堂（记载见《艺文》），又捐出俸禄修庙；四十四年，知县王仕俊完成此事。四十八年，县令张宏开始在明伦堂后创建学廨。第二年，前任县令陈璸来任巡道，因启圣祠的朝向与正殿相反，于是改建启圣殿，并以左右夹室作为名宦祠、乡贤祠（记载见《艺文》）；县令俞兆岳、教谕郑长济开凿泮池。五十九年，同知代理县事王礼修缮门墙。雍正元年，知县周锺瑄重新修葺正殿，并奉诏将启圣祠改为崇圣祠（御史黄叔璥作记）。这一年，在庙门左边设置忠义祠。十二年，贡生陈应魁在泮池南面建灵星门，在庙门右边设置土地祠。乾隆八年，诸生张元华等修缮崇圣祠（御史熊学鹏作记）。十五年，廪生侯世辉等捐资重建正殿，修缮庙门左侧的忠义祠，将门右土地祠改为孝悌祠（御史梅开鼎作记），并在崇圣祠后建学廨，作为训导宅。四十年，举人陈名标、州同知陈朝枢（即陈朝梁）等集资请求大修。当时有杨方氏，愿意割让房屋地基捐出；于是学宫向西扩展，便商议改建。将旧明伦堂、学廨的地基与杨家屋基地合并，建造正殿和东西两座廊庑（如今的东庑及殿侧东廊，都是旧明伦堂、学廨的地基；从正殿中部向西直到西庑外，都是杨家的土地）。前面是大成门，左边是忠义祠，右边是忠义孝悌祠；再前面是灵星门，门外是泮池。正殿北面是崇圣祠，再北面是文昌祠。殿侧两廊，左边是礼器库、典籍库，右边是乐器库。把旧正殿的地基改建为现在的明伦堂；把旧崇圣祠的地基改建为教谕宅，接在训导旧宅之前（均为一厅二房，西侧通向文庙；东侧护厝十二间均朝西，前六间属于教谕宅，后六间属于训导宅）。明伦堂下方东厢为碑亭（南北厢房各二间）。大门左边是土地祠。知府蒋元枢捐资继续完成工程，并制作礼器、乐器（记载见《艺文》）。五十八年，教谕黏继任修缮明伦堂、两庑和乐器库。嘉庆九年，知县薛志亮、教谕郑兼才率领各位绅士捐资修缮；费用不足，由林朝英独自承担。于是正殿增高二尺有余，露台左右各加宽四尺，并用石栏围护。把崇圣祠左边改为忠义孝悌祠，把庙门左右改为名宦祠、乡贤祠；制作正殿神龛和长案，工艺更加精致。殿庑四周改用石柱，共四十二根（西庑内有杨家旧井，水很甘美，修建时工人依靠此水，所以没有废弃，仍加盖保护）。在文昌祠右边设立节孝祠（旧在诸罗崎顶，如今已经颓废）；过去供奉知府蒋元枢牌位，在文昌祠左边。新建明伦堂、官署大门和土地祠；买下民房扩展庙前土地，把泮宫前墙向外扩宽一丈六尺，设置宰牲亭，修整祭器。林朝英又捐置南路租田一百二十石，以充作香火灯烛费用。旧界在泮池墙外，自北向南长七丈五尺；十二年，张姓在界外捐地，使其增加八丈。自东向西合计新旧界地，宽十六丈五尺（嘉义学教谕谢金銮作记，见《艺文》）。二十五年，邑中岁贡吴春芳等再次捐资修缮正殿。崇祀 大成殿正殿：正中供奉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面向南。东配：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子。西配：宗圣曾子、亚圣孟子。东六哲：先贤闵子，名损；先贤冉子，名雍；先贤端木子，名赐；先贤仲子，名由；先贤卜子，名商；先贤有子，名若（乾隆三年由东庑升入）。西六哲：先贤冉子，名耕；先贤宰子，名予；先贤冉子，名求；先贤言子，名偃；先贤颛孙子，名师；先贤朱子，名熹（康熙五十一年由西庑升入）。

译东庑：先贤蘧瑗、先贤澹台灭明、先贤原宪、先贤南宫适、先贤商瞿、先贤漆雕开、先贤司马耕、先贤梁鳣、先贤冉孺、先贤伯虔、先贤冉季、先贤漆雕徒父、先贤漆雕哆、先贤公西赤、先贤任不齐、先贤公良孺、先贤公肩定、先贤邬单、先贤罕父黑、先贤荣旗、先贤左人郢、先贤郑国、先贤原亢、先贤廉洁、先贤叔仲会、先贤公西舆如、先贤邽巽、先贤陈亢、先贤琴张、先贤步叔乘、先贤秦非、先贤颜哙、先贤颜何、先贤县亶、先贤乐正克、先贤万章、先贤周敦颐、先贤程颢、先贤邵雍；先儒公羊高、先儒伏胜、先儒董仲舒、先儒后苍、先儒杜子春、先儒诸葛亮、先儒王通、先儒陆贽（道光七年入祀）、先儒范仲淹、先儒欧阳修、先儒杨时、先儒罗从彦、先儒李侗、先儒吕祖谦、先儒蔡沈、先儒陈淳、先儒魏了翁、先儒王柏、先儒赵复、先儒许谦、先儒吴澄、先儒胡居仁、先儒王守仁、先儒罗钦顺、先儒黄道周（道光五年入祀）、先儒汤斌（道光二年入祀）。西庑：先贤林放、先贤宓不齐、先贤公冶长、先贤公晢哀、先贤高柴、先贤樊须、先贤商泽、先贤巫马施、先贤颜辛、先贤曹恤、先贤公孙龙、先贤秦商、先贤颜高、先贤壤驷赤、先贤石作蜀、先贤公夏首、先贤后处、先贤奚容蒧、先贤颜祖、先贤句井疆、先贤秦祖、先贤县成、先贤公祖句兹、先贤燕伋、先贤乐欬、先贤狄黑、先贤孔忠、先贤公西蒧、先贤颜之仆、先贤施之常、先贤申枨、先贤左邱明、先贤秦冉、先贤牧皮、先贤公都子、先贤公孙丑、先贤张载、先贤程颐；先儒榖梁赤、先儒高堂生、先儒孔安国、先儒毛苌、先儒郑康成、先儒范宁、先儒韩愈、先儒胡瑗、先儒司马光、先儒尹焞、先儒胡安国、先儒张栻、先儒陆九渊、先儒黄干、先儒真德秀、先儒何基、先儒陈澔、先儒金履祥、先儒许衡、先儒薛瑄、先儒陈献章、先儒蔡清、先儒吕坤（道光六年入祀）、先儒刘宗周（道光二年入祀）、先儒陆陇其。崇圣祠正殿：供奉肇圣王木金父、裕圣王祈父、诒圣王防叔、昌圣王伯夏、启圣王叔梁纥。东配：先贤颜无繇、先贤孔鲤。西配：先贤曾点、先贤孟孙氏。东庑：先儒周辅成、先儒程珦、先儒蔡元定。西庑：先儒张迪、先儒朱松。以上四人，旧志沿袭错误。道光六年，教谕李开禀请道宪孔某批示，依照礼部条例重新确定。五子祠：一所在海东书院，一所在崇文书院。祭祀宋代先贤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横渠张子、考亭朱子。起初，崇文书院专门祭祀朱子，南湖书院有五子祠，不久便废弃（详见《古迹》）。乾隆五十五年，知府杨廷理奉迎五子神主，在崇文书院祭祀。朱子祠：在府学宫内明伦堂东面（见上文）。祭祀宋代先贤徽国文正公。康熙五十一年，巡道陈璸置田二十八甲一分（在南路■〈鱼逮〉港庄），每年收租谷一百六十八石六斗。（《旧志》记载：按定例，每年祠内香灯用谷十石，春秋两次祭祀各用谷二十石，诞辰、忌辰各用谷五石。祠内肄业的优生四人，每人供给谷二十石。以上各项共支出谷一百四十石，逐年还剩谷二十八石六斗，作为修理祠宇的费用。） 府学名宦祠：在大成门左边（见上文）。祭祀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福建总督范承谟，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福建总督姚启圣，太子少保、靖海将军、靖海侯、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江西观察使、前台湾知府蒋毓英，广东分巡肇高廉罗道、前台湾府知府靳治扬，福建巡抚、赠礼部尚书、前分巡台厦道、台湾县知县陈璸，台湾府海防同知洪一栋，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南澳镇总兵官蓝廷珍，分巡台厦道陈大辇，共十人。县学名宦祠：旧时在崇圣祠的左边（前文已有说明）。后来祭祀中断，不久又废弃了。嘉庆十二年，教谕郑兼才主持修缮学宫，才重新建在大成门的左边（详细情况见后文）。府学乡贤祠：在大成门的右边（前文已有说明。《旧志》说：祭祀已经中断）。县学乡贤祠：旧时在崇圣祠的右边（前文已有说明）。后来祭祀中断，不久又废弃了。嘉庆十二年，才重新建在大成门的右边（详细情况见后文）。

译据考，县学的名宦祠、乡贤祠在嘉庆十二年据报告续行采入志书，最初依据呈文牒文向县里申请，请求名宦祠祭祀八人、乡贤祠祭祀一人（详见后文）。当时绅士认为上级一定会准许县里详报，志局刚撤，就预先把牌位供入祠中，实际上并未据呈文咨报礼部。私下查考，名宦祠的祭祀与乡贤祠本属同一条例；郡县乡贤祠只祭祀本郡本县的人，不泛及其他郡县，那么郡县名宦祠也只祭祀曾任职于本郡本县的官员，不能一概祭祀驻省的大吏。驻省大吏应祭祀于省城的名宦祠；省城文庙春秋两祭以及朔望行香，都由巡抚等各级宪司主持。若是外郡，不是宪司亲临之地，则只祭祀驻在该郡的道、府及佐贰等名宦。至于外郡附郭的县，虽然同在一城，但驻郡的道、府官员在朔望以及春秋丁祭行礼，都在郡学文庙而不在县学，因此县学名宦祠也必定有所限制，这样才与西边专门祭祀一县人物的乡贤祠相称，广狭不至于相差太远。如今查得，原任福建巡抚、前台湾县令陈璸，应补入县学名宦祠作为正祀；原任知县沈朝聘、俞兆岳、周锺瑄虽曾请求祭祀，但未咨报礼部，应列为附祀。另外，未咨报礼部的巡台御史林天木、巡道奇宠格、知府卫台揆、同知方邦基、王作梅，应由县学移送，附祀于府学名宦祠；县学乡贤祠所祭祀的怀庆府知府王凤来也未咨报礼部，也应列为附祀。再者，府学名宦祠祭祀总督姚启圣、靖海侯施琅二人，都是开台功臣，所以一并祭祀。至于朱一贵案件中祭祀的水师提督施世骠、南澳镇总兵蓝廷珍，以及总督觉罗满保，他实际参与平定台乱并有恢复之功，也应在祠中一并祭祀。至于总督范承谟，他是在耿逆叛乱时殉节，省城已有专祠并列入名宦祭祀，与台湾事务无关，应改祭觉罗满保，这更符合报答功勋的典礼。道光元年，教谕郑兼才、训导王承纬分别详报获准，并移送府学查办，续载于此，使后人能够详细考察，并补充过去未完备之处。忠义孝悌祠：旧在县儒学大成门右边（见上文，府学没有设置）。嘉庆十二年，改设在崇圣祠左边。原来祭祀赠儒林郎侯瑞珍、候补州同知杨志申（详见后文）。道光元年，迁到文昌祠左边。忠义祠：旧在县儒学大成门左边（见上文）。祭祀殉难者：康熙六十年台变中的台湾镇总兵官欧阳凯、台协水师副将许云、镇标左营游击孙文元、水师左营游击游崇功、左营守备胡忠义、中营千总蒋子龙、水师中营千总林文煌、右营千总赵奇奉、中营把总石琳，以及文煌的弟弟文申，共十二人。（谨按：此祠建于雍正元年，是知县周锺瑄修缮学宫时设置祭祀的。当时朱一贵已被诛杀，台乱刚刚平定。这几位公卿捐躯赴难，大节昭然在人们眼前；如果不建祠祭祀他们，又怎能怜惜忠臣、教化风俗呢？当时兵乱之后，各项制度尚未完备，没有专祠，所以把他们安置在大成门旁。大概是因为如果把这几位概括列入名宦祠，他们的节义就不能彰显；又不能列入忠义孝悌祠，与本县士大夫并列，所以另题名为忠义祠。考察当时，朱逆煽动祸乱，守土的文臣带领属下弃城逃跑的纷纷皆是。《传》说：替人谋划军队，军队失败就应当战死；替人谋划国家，城邑危急就应当殉亡。又说：有志之士和仁人，不会为了求生而损害仁义。） 这几位公可以无愧了。把他们寄祀于学校，大概是因愤恨时弊而设教，并且先处理最紧迫的事情吧。如今昭忠祠的祭祀已有诏令，特意建立专祠，那么这几位的神主应当奉入昭忠祠共同享祭，也是确定无疑的道理。嘉庆十二年，改设在崇圣祠右边。道光元年，迁入昭忠祠祭祀（详见第二本《坛庙》）。节孝祠：旧在东安坊诸罗崎顶。乾隆十六年，廪生侯世辉曾捐资修缮。不久又废弃。嘉庆十二年，改设在县学文昌祠右边。旧时祭祀受到旌表的节妇、烈女共十五人，详见《列女》传（旧牌位残缺简略，很不完备，有的只写某氏而失去其夫家姓氏；教谕郑兼才命令重新题写，并补充遗漏的祭祀对象）。《旧志》记载：雍正二年上谕说：旌表节义，发给银两修建牌坊，民间往往把它看成具文，从未真正建立，恐怕时间久了仍会湮没，不能使民间有所观感。因此着令在学宫内建忠义孝悌祠一所，立石碑一通；在学宫附近购买地基，建节孝祠一所，立大型牌坊一座。石碑和牌坊都要把前后忠孝节义之人的姓氏标列在上面。已经去世的人，就在祠中设置牌位，春秋祭祀，以彰显幽隐的光辉，使其流传永久。所动用的银两，造册报送礼部。钦此！我恭敬地想，世宗皇帝登基之初，首先重视人伦常道、崇尚教化，诏令所施及忠孝节义，反复致意，正因为这些关系到社会风气和人心。于是海边远地的义士烈女都沐浴了特别的荣耀。唐代李习之的碑文赞美烈女说：奖赏一个女子，天下人都会受到劝勉；这本来就是王化的重要端绪。考察既定制度，节妇、孝妇可以祭祀，烈妇却不在其中；而县祠祭祀的烈妇较多，这是把恩典推及通常规格之外。妇女守志守一而终，这是正理。身遭强暴，舍弃生命来保全节操，是情况改变而仍不失正道。如果公婆还健在，子嗣后代应该设法延续，却慷慨决死，随丈夫同归九泉，这就超过贤智应有的分寸了。所以凡是守志的妇女，都应当想到做节妇：活着有受到褒奖旌表的荣耀，死后有入祠祭祀的典礼；而节妇的家人尤其应当加以开导劝勉，使他们知道仅仅一死还不足以尽责，这样或许才不辜负朝廷建祠励俗的深厚用意。

译据考，节孝入祠按例必须先获旌表。即使子孙没有能力请求旌表，也必须确实看到其节烈特别显著，且历时越久越彰明，才可以依据公议入祀；名宦祠、乡贤祠也都如此，不能因为志书中有传，就可以通行入祀。旧志记载节烈三十一人，入祀十六人，其中受到旌表的七人是：陈越琪妻黄氏、侯孟富妻刘氏、林妙妻侯氏、庠生李时灿妻黄氏、烈女吕氏谐娘、曾国妻郭氏、鲁定妻袁氏（二人姓名据府志）。雍正五年呈报入祀的六人是：辜汤纯妻林氏、洪之廷妻张氏、杨茂仁妻余氏、郑斌升妻陈氏、李宋妻赵氏、吴使妻纪氏。另有凤山节孝祠兼祀一人，即王寻妻阮氏；各人的本传中分别注明入祀。以上都合乎条例，应列为正祀。没有注明入祀的王晋光未婚妻吴氏、张金生妻蔡氏，仍应与前述十四人合祀。又谢灿妻郑氏、伪天兴州所旌李余氏，新旧志都没有查到；府志祠祀中有余氏预娘，但没有注明夫姓，列传中又没有记载预娘，无法查考。嘉庆十二年修志时，续行采录二十九人，其中只有沈耀汶妻萧氏已受旌表，以及二十四年请求旌表的薛邦扬妻陈氏暖娘，都应列为正祀。其中未经题请旌表、先行制作牌位入祀的十九人是：徐光廷妻董氏、陈应祖妻苏氏、王廷枢妻曾氏、戴诚实妻吴氏、李元恩妻郑氏、陈开兴妻许氏、沈元美妻陈氏、黄信妻陈氏、蔡国定妻吴氏、蔡全英妻陈氏、蔡为妻潘氏、黄圭璋妻石氏、刘国傅妻韩氏、郭启妻张氏、曾习耀妻洪氏、韩士贵妻曾氏、邵启明妻陈氏、黄天妻邵氏、吴炳才妻潘氏。这些都是志局撤销后，绅士没有查核条例便奉入祠中的，应另设牌位，附祀在节孝祠厅左边；等请求旌表后，再迁入正座。至于潘友德妻朱氏，过去从未呈报志局；徐茂榛妻吴氏虽已呈报，但查得她去世时二十八岁，守节仅十一年，不合条例。上述两人的传记是后来增入的，应与无法考查的李余氏另设牌位，附祀在厅右边，等以后公议再作决定。谢灿妻郑氏的传记列在外编遗事中，虽然不便与本朝旌表者合祀，但纲常关系万古，也应在厅右附祀。道光元年，教谕郑兼才续行订定，于是与训导王承纬一同详报上宪办理，以免混淆，彰明慎重的态度。以上名宦、乡贤、忠义孝悌、节孝四祠，府学、县学有的缺少而没有建立，有的起初建立后来又废弃，有的虽然建立却缺少祭祀对象。这大概是制度经过长久发展才逐渐完备；缺少祭祀对象的，应当等得到合适的人来充实，本来就是有所等待。嘉庆十二年，知县薛志亮、教谕郑兼才既修缮学宫、编纂县志，便核实名实，向本县士大夫共同询问。众人都称说，前巡台御史林天木、分巡台湾道奇宠格、台湾府知府卫台揆、台防同知方邦基、王作梅、台湾县知县沈朝聘、俞兆岳、周锺瑄八人，应补入名宦祠；本邑贡生、任河南怀庆府知府的王凤来，应入乡贤祠；故守备武生郑其仁、廪生薛邦扬、武生许鸿三人，应补入忠义孝悌祠。这样名实相符，人心也感到满意。于是众人在学宫联名陈词，学宫以牒文报给县令，县令再报请各宪司，逐级传达；旧忠义祠所祭祀的殉难十二人，应迁入昭忠祠，以彰明国家典制，也一并附带请求。但尚未得到答复，薛志亮、郑兼才都因升迁离任，按例应等待新任官员办理，以完成尚未结束的事务，现将他们的词牒记录保存下来。附录：举人潘振甲、洪禧、郭绍芳，拔贡生黄汝济，岁贡生游化、韩必昌等联名陈词说：私下认为，南方循行教化，百姓常常思念召伯；北海施行教化，父老常常怀念朱公。尚有遗留下来的典范，乡里的先生可以祭祀于社；谁没有气节，奇伟的男子也能战死疆场。人虽已去，名声更加彰显；事情经历长久，议论才最终确定。使春秋祭祀的礼器更加光耀，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把馨香荐于学校，难道今天会有不同吗？我们恭敬地看到，前巡台监察御史林公天木、分巡台湾道奇公宠格、台湾知府卫公台揆、台防同知方公邦基、王公作梅、台湾县知县沈公朝聘、俞公兆岳、周公锺瑄，任官清廉谨慎，约束自己端正方正。他们有的培养人才，追随文翁教化蜀地的事迹；有的移风易俗，效法仲氏治理蒲地的方式。政务简明而不苛刻，百姓都歌咏其来任；百姓虽然劳作，却没有怨言，共同深切表达离任后的思念。这些人的恩泽遍及瀛海之地，百姓爱戴并传颂他们，本来都足以在仕宦事迹中显著立功。至于本地生长的贤人，无论隐居或显达，也能在乡里彰显异行。如本邑贡生、原任河南怀庆府知府王凤来，居乡时端正自己并率领他人，独处暗室时尤其严格；教导士人时捍卫祸患、体恤灾害，走遍茅屋而恩惠必定普及。考察省志、郡志、邑志，记载都相同；按其民间功德、事功、治绩来说，称为贤人毫无惭愧。至于故守备武生郑其仁、廪生薛邦扬、武生许鸿，气度从容、佩剑从军，遇到逆匪猖獗时慷慨请战，率领义民如鹯鸟般追逐敌人。他们只想着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连闭眼也甘心；最终在战场上手执戈戟，至死也没有忘记丧身报国。这些美好的踪迹和高尚的行为，确实足以训导风俗、树立典范。我们私下听闻，崇尚德行、报答功勋，是盛世的重要典制；又想到兴举贤能、旌表善行，是圣明君主的良法。如果不彰显他们隐而未显的功德，就无法褒扬他们潜藏的德行。恭逢重新修建圣庙，已经恢复宏美富丽的景观；应该举行崇祀，以彰显祭祀礼仪的享祀。

译教谕郑兼才、训导傅吕的牒文说：查得台湾郡纳入版图之初，官府确实依赖贤能之人；教化日久形成，士人和女子多知道节义。节义之人虽曾分批举行入祀，仍有许多缺漏而不完备。如今正值重新整修学宫，各祠都将完备，又适逢续编县志，旧有典制也借此得到修明。凡是奉宪令遵行的事情，都属于与百姓共同看到的事。因此人们不忘盛德，口碑中都留下爱民的声誉；仰慕美好典范，在乡里怀念前贤。从监司到守令，没有人有异议；由武勇之士追溯到儒者，士人多有余慕。所请求入祀各祠的人物中，名宦祠自巡台御史林天木起，直到台湾县令周锺瑄，共八人，大都清廉能干、善于率领属下，惠爱之情留在人们心中；方邦基是受到赐恤的官员，更得到人心感戴；沈朝聘是开创先例的县令，众人的志向尤其信服。卓越的政绩和循良的声誉，前后彼此相合；报答功勋、崇尚德行，怎么能因长幼先后而有不同呢？应合力请求入祠，以光显前人的规范。至于乡贤、忠义之祀，过去缺少合适的人选。我私下认为，盛世兴贤，正要依靠旌表来激励；平民行善，也应当切实表扬。所以法令规定的祠祀不能长久空缺，怀有忠诚的人都足以入祀。怀庆府知府王凤来声名显著于仕宦事迹，声望应当符合乡里的评议。树立品德、敦厚人伦，在台湾郡也很难数见。把他的美德载入文字，谈论乡贤应当首先称许此人。至于活着能够建立功勋，死时又因攻击贼寇而捐躯的，如故守备武生郑其仁，在会剿之日以身赴战，身体没有一处完好；在请求恤典时酬报其功劳，赏赐足以延及后世。他已经沐浴圣代的崇高褒奖，应当成为海疆的正祀。廪生薛邦扬、武生许鸿，历经百战而不以劳苦为意，孤身冲入敌阵；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刚烈之气仍然存在。当时的典礼没有隆重举行，他们的幽魂由谁来安慰？都应当祭祀于忠义祠，以满足舆论人心。只是忠义祠过去祭祀总兵欧阳凯等阵亡十二人，与条例不合。除另行禀报请求迁入昭忠祠外，理应据实转呈请求，因此抄录附上事实，移文贵县，恭请依照条例转报详办。奎光阁（又名文昌阁）：在府学朱子祠后面（见上文）。高阁三层，上层祭祀梓潼帝君、魁星（据《旧志》：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居住在蜀地七曲山。仕于晋朝，战死。庙在保宁府梓潼县，唐宋历代累加封号，至英显王。道家认为帝君奉天帝之命，主管文昌事务和人间禄籍，所以元代加号为帝君，天下学校因而设祠祭祀。明景泰年间，将京师旧庙扩建翻新，每年二月三日诞辰，派员祭祀。弘治元年，礼部尚书周洪谟等议论说，梓潼神在蜀地显灵，庙食其地较为适宜，请下令天下学校拆毁其祠；但学校于是多祭祀梓潼帝君，是因为紫微垣的文昌六星排列在斗魁以南，都是文明之府，所以与魁星一同祭祀。国朝嘉庆六年，奉诏编入祀典，春秋致祭，与武庙相同）。下层供奉两尊神像，一尊是前分巡台厦道高拱干，另一尊是前分巡台厦道、福建巡抚陈璸（乾隆四十二年修缮，教授黄世模为此事撰写碑文）。文昌祠：一所在县学宫崇圣殿后（见上文），一所在崇文书院，一所在御史衙遗址。嘉庆丙子年，巡道糜奇瑜倡议修建；并捐出五百二十圆，购买镇北坊苏锦芳的店屋，用作香火、节日、诞辰以及庙祝工食等费用。道光二年，学会署县范邦干、经历刘荫棠勘查清楚庙旁四至地界，并绘图存案。魁星堂：在西定坊。雍正四年，巡道吴昌祚修建。乾隆二十年，巡道拖穆齐图修缮；三十八年，巡道奇宠格又修缮（都由里人陈朝梁主持其事）。五十八年，里人黄锺岳等召集众人重修。嘉庆四年，在堂后修建敬字堂，用来收贮焚烧废字所得的灰（这些工程都由韦启亿等捐资雇工搜集废字）。六年，在堂内祭祀仓圣，并增建厢房。十一年，巡道庆保捐资商议改建。议定后，兴修仓圣堂居中，前面为魁星堂，东面为朱文公祠，西面为敬字堂（贮存字纸灰；举人郭绍芳、生员陈廷瑜又与韦启亿共同倡议捐资完成此事），总称中社书院。嘉庆六年，捐存生息银四百员，供仓圣祭祀费用。十一年，捐资置办店屋六间，坐落在本处东边；又于乾隆三十九年，陈朝梁捐存生息银一百员。经郭绍芳把兴修剩余资金和这笔款项置业取息，合并供给魁星祭祀费用。用砖砌成焚字炉十五所：一所在武庙前，一所在关帝庙禄位祠前，一所在红毛楼前，一所在龙王庙街，一所在总爷街，一所在府口，一所在弥陀寺前，共七所，都是韦启亿等召集众人建造。另外一所在大西城边，由李廷宫建造；一所在东升巷内，一所在开山宫前，一所在三官堂旁，一所在顶打石街，一所在大上帝庙旁，一所在天公埕，一所在禾藔街后，共七所，都是街坊众人召集建造。敬圣楼：在大南门外，祭祀文昌。雍正四年，拔贡生施世榜修建。乾隆十年，刘胜召集众人修缮。四十二年，陈朝梁重修。嘉庆二年，召集众人改建（由生员陈廷瑜、生员今拔贡黄汝济、职员吴春贵、岁贡生韩必昌等负责其事）。四年，增加祭祀仓圣，合称南社书院。置办田园八甲、大小二十四坵，坐落在嘉邑善化里木栅社，用来供给祭祀费用。

译论说：文昌祭祀设在学宫，来历已经很久。有人说，紫微垣有六颗星，在斗魁以南，共同主管天下文明之府。祭祀文昌，犹如《周礼》祭祀司中、司命，宗旨似乎相同。道显著于外的称为“文”，说“文”也就是在说“道”。把祭祀设在学宫，谁能说不合适呢？自元、明两代以来，因为梓潼县陷河神被奉为文昌帝君，叶石林在崖下放言说：蜀地有两个举人，走到剑门，夜里住在张恶子庙（恶子是帝君的名字，王弇州《宛委余编》和《明史·礼志》都称作“恶子”；《北梦琐言》《续文献通考》都称作“亚子”）。梦中神灵预先作出第二年状元的文章，十分灵验；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也记载了这件事。于是道家便说，天帝命梓潼帝君主管文昌禄籍。从此天下纷纷祭祀文昌，大概都是希望取得科名、求取福报，距离“道”也越来越远了。然而当今世人奉祀文昌，所取用的书籍有《阴隲文》《感应篇》《丹桂籍》《功过格》，大都本于福善祸淫的宗旨，用来修身自律。《功过格》的方法，是每天自己记下所做的事，夜里焚香向神明质问；据说宋代赵清献、苏文忠，明代袁了凡都实行过。忠信之士相信并奉行它，那么日常起居和行为举止都会有所警惕畏惧。这就是所谓“苟志于仁，无恶也”——只要立志行仁，就不会有恶行；说它不会流于毫无顾忌，确实如此。自从圣学不再明白，士人把孔孟之书当作猎取科名的工具，却不能明辨义理、穷究知识，甚至把按此修身看作可耻；偶尔有人因此畏惧祸福、知道戒惧，对身心和举止小心谨慎，不敢妄为，那么对于梓潼的书籍，仍然有所依赖。因此国家法令把文昌列入祭祀典礼。如今郡县学都祭祀文昌，而南中二社惜字、敬圣，能够勤勉谨慎，其说法都本于梓潼；此外，还有在小南门城楼上祭祀文昌的地方，称为振南社，这是太原杨御史首先创办的。御史兴办文教，实在伟大；然而他笃信风水之说，在南面建秀峰塔，又命令在小南门城楼上祭祀文昌、在大南门城楼上祭祀魁星，认为这样可以协调五行、对应星宿，结果反而使象征文明的地方冷落在城门边，夜里只能听到巡更的锣声和守军的鼓声，与士卒为伍。后来盗寇气焰不时兴起，驱使士人登城防守，难道不是受这种气机感应的吗？太原的说法，大概是堪舆家浅陋的见解。因此本志对振南社的祭祀置而不录，是想端正祭祀之事，破除堪舆家的陋说。泮额 入泮旧额（康熙二十五年，总督王新命、巡抚张仲举题请批准）：府儒学每年岁试录取文、武童生各二十名，科试录取文童生二十名，设廪膳生二十名、增生二十名（雍正元年因特别恩典扩大名额一次，增加录取文、武生各七名；乾隆元年因特别恩典扩大一次，名额与前相同）。县儒学每年岁试录取文、武童生各十二名，科试录取文童生十二名，设廪膳生十名、增广生十名（雍正元年因特别恩典一次，增加录取文、武童生各五名；乾隆、嘉庆元年各因特别恩典一次，名额与前相同）。嘉庆十二年，总督阿林保、巡抚张师诚奏准：台湾五学的泮额，各酌情增加一名。于是郡儒学岁试、科试两次，录取文童生二十一名；县儒学岁试、科试两次，录取文童生各十三名，武童名额仍按旧额（详见《选举志》）。此前，雍正五年，总督高其倬题请批准：台湾地方文风逐渐兴盛，此后岁试、科试两次考试，命令当地官员查明现在居住在台湾、有田产、入籍已经确定的人，取得里邻出具的结状后，才准许参加考试。乾隆五年，巡视台湾御史兼提督学政杨二酉奏请批准：广东籍流寓台湾多年并已入籍的人，台湾所属四县都有户册可以查考；因为是隔省流寓，恐怕占用福建童生的名额，所以限制十分严格。现有广东童生中可以应试的七百多人，准许另编为新字号参加考试。录取名额依照小学的规定，四县合计共录取八名，附入府学。以后如有继续参加应试者，总以八名为额。等到岁试、科试举行数次以后，录取人数逐渐增多，再把应当设置廪生、增生以及出贡等事项题请确定。至于乡试，不便编入台湾字号，暂时附在福建省生员中参加乡试。等人数满一百名，再行题请另编字号，录取中式一名。嘉庆十二年，总督阿林保、巡抚张师诚上疏请求：广东籍生员应准增加设置廪生八名、增广生八名，岁试、科试录取童生的名额也增加一名。礼部议覆批准，于是成为定例。藏书 《十三经注疏》《易图解》《诗义折中》《钦定三礼义疏》《春秋直解》《小学纂注》《近思录集解》《大学衍义辑要》《大学衍义补辑要》《小学实义》《豫章学约》《实践录》《四礼翼》《四礼初稿》《学政全书》《御制训饬士子文》《吕子节录》《从政遗规》《圣谕广训》《人臣儆心录》《训俗遗规》《养正遗规》《教女遗规》《在官法戒录》《鳌峰书院规条》《十七史全书》《宏简录》《大清律》《礼部则例》《续增条例》《御制诗集文集》《鸡雏待哺图》《福建通志续志》。祭器 文庙祭器：礼器有铜爵六十五件、铜毛血盘二件、铜豆八十二件、铜簠、簋各二十件、铜方鼎一件、铜圆炉三件、铜烛台大对一副、中对十九副、铜彝一件、铜斝一件、铜罍一件、铜洗一件、铜茅沙池一件、铜太尊、山尊、雷尊、牺尊、象尊共五件。乐器有铜钟一件、铜编钟十六件、铁编磬十六件。文昌祠礼器：铜笾八件（文庙内有竹笾八十二件，没有铸铜笾），铜豆八件，铜铏二件，铜簠、簋各二件，铜台壶尊一件（竹、木、锡器均不记载），大钟一口（嘉庆十二年，林朝英新铸）。书院

译海东书院：旧址在宁南坊府学宫西边（现在的教授、训导公署就是旧址）。康熙五十九年，巡道梁文瑄修建。后来作为岁试、科试考校士子的场所，书院几乎废弃。乾隆四年，督学单德谟另在东安坊修建校士院（在县学宫左边，现万寿宫就是其旧址）。第二年，巡道刘良璧修缮；于是书院重新振兴。御史杨二酉奏请以府学教授担任掌教，选取各位生员在其中肄业（当时府学教授是福州人薛士中）。拔贡生施士安捐田一千亩，供给膏火费（有记文，见《艺文》）。乾隆十五年，在红毛楼右边新建县署；于是修缮东安坊的废旧官署作为书院，书院便迁到那里。乾隆十七年，下诏令巡道兼任提督学政。此后岁试、科试在道署举行，校士院于是闲置。二十七年，巡道觉罗四明修缮闲置的校士院，改为海东书院，书院又迁回那里（记文见《艺文》）。三十年，知府蒋允焄代理巡道事务，于是谋划另建书院，选址在宁南坊府学宫西边山坡下（与最初的地址不同，最初地址在山顶，靠近学宫），东西宽三十丈，南北长八十丈，面向南。讲堂、学舍、亭榭等都齐备了（记文见《艺文》）。崇文书院：是府设的义学。旧址在东安坊。康熙四十三年，知府卫台揆修建，并置办田地收取租税供给膏火费。乾隆初年，通常由府学训导担任掌教。十年，巡道庄年代理府事时修缮。十五年，迁到宁南坊府学宫西边（就是海东书院旧址。当时把旧县署作为海东书院，原址空旷，所以迁到这里），原来的地址于是废弃。二十四年，知府觉罗四明在府署东侧择地，捐出俸禄并率领属官、绅士共同建成，讲堂、斋舍全都齐备。开始从内地聘请教师，主持教学（记文见《艺文》）。嘉庆二十三年，署府郑佐廷改建。引心书院：起初是引心文社，在宁南坊吕祖庙内。嘉庆十五年，拔贡张青峰、优贡陈震曜、增生陈廷瑜等议定课程日期，每月对生员、童生考课两次，由绅士、衿士监督；束修和课费多由监生黄拔萃经手。十八年，知县黎溶与黄拔萃及各位绅士商议改为台湾县书院；黎溶亲自捐银伍百元，黄拔萃也再次捐银伍百元，又捐出埔地一所。二十五年，知县姚莹捐出生息银一千元，又每年拨出鲫鱼潭户银三百元，前后置办产业供书院使用。掌教由绅士听任选择聘请，官课则由县署自行聘师校阅。到道光三年冬，经绅士张青峰等查得，前知县高大镛也捐银伍百元，便到学署共同禀报并移文查核，请求建造书院以广泛培养人才；当即批准县署覆查，查明这笔款项确实已交黄拔萃具领，有案可查。海东书院学规（巡道刘良璧制定） 一、明大义：圣贤设立教化，不超出纲常；其中君臣之义是普遍原则的首要内容，所以对维系天地秩序尤其重要。台湾地处海外偏远，自从纳入版图以来，聪秀的人学习诗书，朴实的人勤于耕作；读书人懂得尊敬君主、亲近上级，就能谨慎遵守法度，体恤国家、奉公办事。醇厚的儒者和有名的臣子，都是由此产生的。即使田夫野老有所观感而受到激发，海外顽固强悍的风气又怎么会重新萌发呢？一、端学则：程、董二位先生说：凡是在这里求学的人，必须严肃遵行朔望的礼仪，谨慎遵守早晚的规矩。居处一定恭敬，行走站立一定端正，视听一定端庄，言语一定谨慎，容貌一定庄重，衣冠一定整齐，饮食一定有节制，出入一定自我检点，读书一定专心。一、务实学：古代的大儒，明白礼义而通达实用，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都是因为在做书生时，明白内在修养重要、外在事物次要，涵养深厚，气质凝重，所以出仕可以为国家效力、施展谋略，入仕或退居也不会失去端方正直之士的品格。各家塾、党庠、术序，无不由此道而来。各位生员不要只把帖括文章写得工巧。一、崇经史：六经是学问的根源，士人不通晓经书，就不能明白义理；史书用来记载事情，历代兴衰、治乱的踪迹，以及贤能与奸佞、忠臣与奸臣，凡是善行可以效法、恶行可以警戒的事情，无不完备地记载其中。学者努力研习经史，就有实际用途，而时文的根基也都在这里。舍弃经史而不学习，即使诵读时文千百篇，也不足以办成事情。一、正文体：自明代以来，以帖括取士，以化育治理为上；隆庆、万历年间次之，天启、崇祯年间又次之。我朝文运昌盛，名家巨著多得装满拉车的牛、堆满栋梁；有的兼收并蓄，有的专门宗奉一家。虽然各自随着时代风气转变，但义理必依程朱，文法必取法前代正人，不能改变。不仰望泰山，却错误地把小山■〈山儿〉看作高；不穷究典谟，却妄自夸耀诸子之学的浅陋。各位生员取法应当端正，立论作文不可偏邪。一、慎交游：读书人敬重学业、乐于与同道相处，本来就是为了讲习诗书，互相切磋而有所裨益。所以君子以文章结交朋友，以朋友辅助自己实行仁德。如果少年聚会不以道义互相规劝，却以淫亵行为相互迎合，品德如何进步，学业如何修成？稂莠混杂在嘉禾之中，不可不加以辨察。各位生员应当洗心涤虑，不要重蹈从前的习气。又海东书院学规（巡道兼督学觉罗四明重新制定） 一、端士习：台湾郡的风气刚开始开化，士人的习气最为急需整顿。士人是普通百姓的表率，士习端正，民风就淳厚，这是本来如此的道理。何况士人身入圣门，自己将把自己看作什么样的人物？如果口中诵读诗书，行为却总是降低到与市井商贩相同，岂不是士林的羞耻？各位生员既然受到圣人教诲的熏陶，深入肌肤骨髓，料想不至于这样。但平时居处行动，尤其必须厚重端庄，以巩固根基；谨慎自持、收敛抑制，以约束自己的身心。一切轻薄浮夸，以及奔走竞争、钻营谋求、放荡越轨等事情，都应当严加戒除。吕荣公说：“后辈初学，首先须要注意自己的气象。气象好了，百事都会妥当。”正是这个意思。

译一、重师友：老师用来阐明道理、解除疑惑，朋友用来取法善行、辅助行仁。古人背着书箱行走千里，想求得一位良师益友尚且不可得，何况如今同堂学习，可以借此互相砥砺，难道还应有悠闲度日、甘愿自我荒废的吗？现在同各位生员约定，采用唐人每十日休息沐浴一次的旧例，每旬休假一天；每月分为上、中、下三澣，其余时间都在书院中专心学习，以获得师友的益处。如在假日以外任意出入，经查出后，按日扣除膏火费。至于乐于群居，是为了敬重学业。各位生员长期聚集在书院中，如果有人以嬉笑放荡为诙谐，或以酒肉相互追逐，或因势利而随人冷暖，或因一点怨隙图谋报复，或比较长短、争强斗胜；这些陋习都会损害交情，应当共同禁止戒除。平时聚首，应当遵循同心一体、广泛友爱、亲近仁人的意思，和气相处，彼此声气相通；有善行就宣扬，有过恶就隐讳，不要结党同类而攻击异己，不要分门户、立派别，不要挟带嫌怨而嫉妒刻薄。除非有质疑问难或重要事情需要商议，各人都应在斋舍中静心学习，不得频繁往来，以致荒废时间、耽误学业。一、立课程：学业精进在于勤奋，荒废在于嬉游，这是自古以来都明白的道理。如今如果以粗疏破碎的方式求学，时作时辍，任凭岁月白白流逝，却想接近成功，实在困难。我在各位生员中，愧居一日之长，应当仿照程畏斋读书分年日程的遗意实行。每人各置一本簿册，把每天新读和旧日温习的书籍——四书、六经、三史、《通鉴纲目》《近思录》《性理大全》、古文、诗文等——逐项按格式登记在簿内；各自根据才力的深浅，安排功课多少，不要懈怠迟缓，也不要急于求成。应当从容玩味探索，等待自己有所领会。每十天，各位生员把所登记的簿册汇缴上来，由院长逐条检查，以考察学习的勤惰。如有疑难不明之处，也立即当面质问，以体现教学相长的道理。这样循序渐进，逐步积累，就可以取得成就；日有所进、月有所成，自然不会有荒废学业的一天。一、敦实行：读书是为了达到实用。圣贤流传后世、设立教化，诗书、礼乐、《易》的卦象、《春秋》的文章，都是用来阐发义理的，不是为了空谈一场，而是要让人亲身实行、在身心上体验，并推广到家庭、国家和天下。如今求学的人一开口就说读书，到底读书是为了什么？对此应当自己猛然反省。如果只是羡慕读书的名声，却在伦理纲常和修身行事方面多有不堪追问之处，那么读书的根本已经丧失；即使能读完万卷书，写出绝妙文章，又凭什么在圣贤面前自证，并对幽独之境无愧呢？因此，人既然要从流俗中自我拔出，就应当认为圣贤的事业一定可以实行。一切言语、行动、视听，以及五常、十义等伦理，都必须逐项认真对待，不得像从前那样忽略；这样在家中修养自己，又把学问献于天子朝廷，就会成为言语可作规范、行为可作表率的儒者。一、看书理：朱子说：读六经所费工夫多，收到的成效少；研读《论语》《孟子》所费工夫少，收到的成效多。程子说：《论语》《孟子》既然研治好了，那么六经即使不专门研治，也会自然明白。根据程、朱二人的话来思考，一部四子书，字字句句都切合求学者的需要；其中关于操守、涵养的要领，扩充、体验的功夫，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道理，不像其他书那样浩瀚无边、难以全部明白。私下感到奇怪的是，如今讲说的人，有的不拘泥于文义，却完全背离原意；有的只会理解字面，又陷入拘泥而不能贯通。更有一种讲章的陋习，每章每节硬要立下一两句所谓书旨，确定一个框架，强把圣贤的话语凑进去。大多只是为了给时文搭架、穿插铺排，却不知道已经与圣贤本意相距千里。程子说：读书必须洗去旧有见解，以迎来新的意思；又说：求学贵在自己有所领会，不能因为与他人说法相似就拘泥于其意义。朱子说：我讲书不敢预先树立一种见解，横加生出一种解释，只能平心静气、虚怀用心，探求圣贤本意所在。综合这些话来看，学者读书，不应泛泛地让书籍来充实我，而应当用我自己的心去读书。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确实从经文、传注中反复涵泳而出，同时又逐一在自身实践、在内心验证，彼此完全吻合；如此积累日久，心地自然光明，便能豁然有所贯通。由此推及六经以及诸子、史书，也就容易用功了。至于当时流行、便于科举的讲章，除《汪陆二大全》之外，金坛王氏的《汇参》一书，也算是掌握了要领。一、正文体：道显现于外，就称为文；自从天地生成以来，大概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各个时代崇尚不同，文体也多次变化，这些见于六经、《性理》《文心雕龙》《文粹》《文鉴》，以及八大家各自的序说，相关论述已经很详尽了。到了明代乡试、会试两场考试用八股文取士，以王安石经义为基础，又参用了帖括的遗意；学者代替圣贤立言，用来阐发天地、人民、万物的道理。那种固定的规范，与明代的文章相比，成化以前只依照传注直写，恰如造化摹写万物，文字一字也不能增减。这好比太羹、元酒的滋味，朱弦、疏越的声音，不是可以凭空议论而得到的。到了正德、嘉靖年间，文章堂皇肃穆、正大昌明，像深水静止、山岳耸立，可以说达到了极盛。隆庆、万历年间只讲究写作机巧和格式，气度逐渐流于轻佻，这难道不是太阳已经西斜了吗？不过尺度仍然谨严，还没有失去先民的法度。天启、崇祯年间的诸位作者，厌恶文章卑弱，想要起来矫正；他们苦心孤诣，探究幽深险绝之处，才情、性情和魄力，确实足以横绝一代。然而其中也有支离庞杂、不合经义的作品。我朝气运昌盛，人才辈出；国初除熊、刘诸公之外，张京江、韩慕庐、李文贞公等人，都能内含精深义理，外发浩然正气，确实足以如日月运行天上、江河流行大地。即使到了近代，风气稍有不同，但清纯雅正、明白有力的文章仍然昭然流传。作文能够直抒所见的，如桐城方氏、金坛王氏、宜兴储氏、张百川、任翼圣几家，确实能以濂、洛、关、闽之学的义理，运用王、唐、归、胡的文法，学者尤其不可不奉为圭臬。至于汇合选取的善本，除《钦定四书文》之外，《王罕皆分种八编》一书层次很有条理可循，没有吊诡庞杂的弊病，应该作为传习之书；如果故意炫奇猎异，雕琢生硬字句来炫耀见闻，一概不予收录。

译一、崇诗学：诗用来调理性情，是学者应当学习的。不过从乐府杂拟，到五言、七言古体和近体诗，各种流派不同，格律也各不相同。如今圣明天子广泛施行文教，重新确定科举取士程序，自丁丑年在礼部考场举行贡士考试，第二场改制，表、判之外加试八韵诗一首，此后便著为法令。凡各省乡试以及学政主持的科试、岁试，有的作八韵诗，有的作六韵诗，都必须声韵协调、符合格律，学习写成应制体。近年以来，士人仰慕教化的，大概无不发扬文风、崇尚雅正，希望达到古代立言的境界。不过馆阁诗和省试诗都称为应制体。古人曾取杜少陵题画诗“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两句，作为馆阁诗的定式；又取东坡论书“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两句，作为省试诗的定式。依我看来，省试诗比馆阁诗更加难作。因为三条蜡烛燃尽的时间内，要排比声病、讲究各种格律，已经足以束缚才思；而风流婉丽、铿锵如钟吕的声音，如果没有在高雅文章和经典典籍中受到熏陶，也很难展现其声华。所以古人对试帖诗很少感到满意。即使如今读《文苑英华》所载唐代省试诗十卷，除了沈、宋、元、白几位大作家或许比较完好之外，其余多是优劣互见、瑕瑜难掩，这也是地域条件有所限制的缘故。各位生员如果想把它学得纯熟，应当选取唐人的试帖诗，如《国秀集》《中兴闲气集》《近光集》，以及近代试帖诗，如《玉堂集》《和声集》《永集》等书，早晚讽诵吟咏，使心气和畅、笔力柔熟，自然足以歌咏太平盛世，也不会有粗鄙乡野的讥评了。一、习举业：如今人们把举业和义理之学分成两件事，认为举业妨碍义理之学。这种说法不对。举业代替圣贤立言，必须心气平和，见解宏大通达；从纲常名教到细微曲折的道理，万事万物都完备于胸中，然后随着题目抒写，文思自然流畅而来。这正是平时留心义理之学的人，才能借此发挥其旨趣。朱子说：“假使孔子生在今天，也必须参加科举。”说的正是这个意思。至于考场中的应制文章，作者和阅卷者心意相投，更必须浑厚严整，收敛才华而服从法度，使文章不失应答君上的体制。这正是慎重之处。然而世上的评论者动辄把墨卷说成腐烂不堪的东西，斥为“墨腔”，互相轻视，摇唇瞪眼共同加以戒斥。这只是末流的过失，并不是国家设科取士的本意。不懂得文章只应当论是非，不在于是否属于墨义文章。如果文章义理正确，那么房行文章正确，墨卷也正确；如果义理错误，那么墨卷错误，房行文章也错误。假如不论题义是否正确，只把墨卷的体式当作戒条，那么就会不顾题目中的精神命脉和篇章结构，自以为扫除一切弊病，反而变得唐突可笑。矫枉过正，反而会失去正道。如今我愿与世上学习举业的人一起，静下心来、平和心气，守住前辈传下的关键，发掘儒家先贤的深奥道理，做到精确、充实、恰当，卓然不朽；把它看作拜献圣贤的先决基础可以，把它看作经传的辅助羽翼也可以。如果一定要用文章是否流传后世、是否能迎合世俗来区分文章高下，把理学和举业分开来判断学术真伪，使求学者采用两套不同的功夫，那也未免太浅薄地看待举业了。论说：台湾设有义学，始于卫南村太守，十多年后梁观察又继而兴办。起初有海东书院，后来也逐渐衰微。自从太原杨御史惠及台湾，衡阳刘公又修缮海东书院的斋舍，选拔士人、择聘老师，制定规章加以教导，杨御史于是奏请由郡学教授主持讲席。考察当时的教授，是福州薛仲寅。过去仪封张中丞首先创建鳌峰书院，制定学规，亲自确定课程，编纂宋、元、明诸子文集，用实学激励众士。因为难以找到合适的老师，他还曾亲自主持教学。薛仲寅亲自到仪封门下学习，并参与编修《正谊堂诸子集》，最终成为有名的进士。如今阅读刘观察制定的六条规章，大旨平实，言语有根源，怀疑出自薛仲寅之手。后来觉罗四公重新制定八条规章，互相配合实行，大概可以做到本末兼顾、文行并重。选择得多么精审，言说得多么详尽啊！当时濂、洛、关、闽的学风几乎传播到了海外，真是盛美啊！觉罗四公任职时，在虎皮座上主持讲学的人，如今已无法考知。不过，太原杨御史到学博中寻求老师，而觉罗四公却反过来这样做，是因为时代情势不同。选择老师本来就很难，如果广泛搜求而没有一定标准，尚且还不够，难道可以用固定成法来限制吗？贵阳蒋金筑改建、扩展斋舍，直到如今仍然最为显著。看他所撰写的碑记，认为士籍不清，人才就不会出现，这种说法对“人”有所昧于认识。负责治理这个地方的官员，如果不能清理户口、严格实行保甲，那么百姓的户籍尚且不能清楚，怎么况论士籍呢？教育士人与教育百姓，道理是一样的。长久居住的人就成为土著，因此对他们的爱护必定要周全。他们的祖父、父亲如果能够安居乐业于此，他们的子孙一定能够成为士人。那些背着笔墨、跋涉波涛来到这里的人，起初在中原不得志于主管官员，于是轻易离开故乡，希望侥幸求取非分的机会，他们的志向已经很卑陋了。何况他们迁到郊外，已经被中原人所不齿；如今又来异地求取功名，遇到考试就出钱请人代考，闲居时便从事刀笔吏的事务，子弟却因为他们胜过自己而亲近他们，这对于以友辅仁的道理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既然如此，谈到选择老师，就应当斟酌太原杨御史取人的原因和觉罗四公排除的原因。要求实学，就不能废弃二公的学规。至于通达时势、明白利弊，使教化容易施行而除去其害，就应当相信金筑的说法。贡生施士安见到合乎义理的事一定去做，近处捐输粮食千斛，远处捐田千亩。后来的君子，怎么能无愧于施士安呢？所以把这些情况详细备述，使后来培育人才的人有所考察依据。学田 府儒学田 一、在凤山县■〈鱼逮〉港庄，有一百五十八甲一分六厘七毫。扣除管事辛劳田十五甲、甲头田五甲、本庄土地祠香火田二甲、赏给孤老的田二甲，实有田一百三十四甲一分六厘七毫。每年缴纳正供十九石九斗二升，折合实粟二十四石道斗，实际收租粟七百八十一石道斗。一、在台湾县二赞行，有七甲三分一厘八丝五忽。每年缴纳正供粟三十八石五斗二升九合七勺三撮，学租粟四十四石道斗（乾隆二十年其中有田地被水冲毁□亩□分零，每年减征租谷二十石，如今实际收学租粟二十四石道斗。《郡志》记作二十道斗，错误）。

译一、在凤山县荆蓁林，有四甲二分。每年缴纳正供粟十八石，学租二十四石道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斗〕 以上田产都是康熙四十九年巡道陈璸置办的。乾隆三年规定：每年拨给台湾县学粟八十石有余，用作文庙各祠的香火、祭祀以及每月课试、修葺等费用。本县儒学田 一、在永康里崁顶，有一片下则园，折合二十三石九斗道斗（除去正供外，存粟二十一石有余。旧志记作十二石，恐怕有误）。一、乾隆二年，府学拨归八十石，定为常例。一、乾隆三十年，职贡杨志甲捐充彰邑猫雾拺田二十一甲零五分，计算收租粟一百六十六石六斗三升（过去由彰邑代为征收，每石折价银六钱。除去二十七石零三升七合用于完纳正供、番饷外，每年移交银八十三两七钱五分五厘。嘉庆六年，教谕吴拱极、训导庐应鹏详细请求归学自行征收，其中损失二石六斗二升七合，实际收租粟一百六十三石九斗八升七合）；又捐充凤邑三千庄田二十四甲，收租粟一百九十石（据《条规序》，其中写作二百石，移交详文稿写作一百九十六石），用作文庙二丁礼生、佾生的辛劳费以及月课饭食赏给等费用。嘉庆十一年，光禄寺署正林朝英捐银八百两，置办凤邑下淡水港东里的租额一百二十四石（《学宫志》记作一百二十石），用于早晚香火。道光元年，教谕郑兼才、训导王承纬详细禀报：文庙祭祀先师，是为了启迪世人、教化百姓，不同于点佛灯求福；应当请求停止，节省雇人住守庙宇的费用，避免多有亵渎，也免除火灾的忧患。除按朔望每月两次祭祀以及打扫、除草、清洁殿庭之外，把其余款项用于添办二丁祭祀的牲物，以及文昌、魁星、蒋郡守等神位的祭祀费用。海东书院田 一、在彰化县大武郡保社、北庄内二抱竹庄，共有水田九十一甲七分三厘，折合一千零九亩九厘零。每年除缴清正供粟一百六十石六斗六升六合零外，实际收租粟五百七十三石二斗二升三合零（乾隆五年由拔贡生施士安捐资置办）。一、在彰化县佳秀庄，共有田五十甲，每年征收租粟二百七十石，旧时是万寿宫的香火收入（乾隆十七年，巡道金溶拨置）。一、在台湾县罗汉门外庄，每年征收租粟二百一十五石八斗，折合番银二百一十五员；另有银六钱四分（乾隆二十五年，由典史陈琇、监生陈丕、武生陈有志等捐资置办）。一、在彰化县德兴庄有犁分二张，水田十甲。每年除缴清正供、耗羡、丁饷等费用外，另收田底租二百石，折合官斗实粟一百七十石（乾隆二十七年，原任海宁州州同施士龄捐资置办）。一、在嘉义县廖鹤鸣等人的园地，租银七十六两八钱；有一间书院旁的小店，每年收税银二十两有余（这项小店现在都已破损，迁徙后空闲的居多）。一、巡道奇宠格发出银二百四十两（每一百两每月生息银一两五钱，每年应收利息银四十三两二钱）。一、巡道蒋元枢捐资添置乌树林鱼塭，租银一百九十二两。一、巡道穆和兰发文命林隆盛捐充膏火银一千两（每月生息银一十五两，一年共收银一百八十两）。一、巡道万钟杰发文，将蒋国香名下原典契价银七百元拨出，折合银五百六十两。崇文书院田 一、在诸罗县芦竹角海丰仑，有三十七甲一分四厘四毫。每甲缴纳租粟八石道斗，共收粟二百九十七石一斗五升二合。除缴纳正供以及运输船脚工费粟一百一十五石五斗六升外，实际存粟一百八十一石五斗九升二合道斗，作为师生膏火费用。乾隆四十五年，知府卫台揆置办。一、乾隆十六年，彰化岸里社原通事张达京、德化通事林秀俊呈请每年各自愿捐谷四百石，共八百石。每石折银四钱，共银三百二十两，分春、夏、秋、冬四季缴纳，充作膏火费。巡道金溶赐给匾额予以表彰，并刻石记载此事（以上旧时属于台湾府义学田）。一、淡防厅业户唐衣锦捐献一处田产，作为崇文书院的膏火租田，每年收取租粟，折价缴纳番银二百员。一、台湾县典史陈琇等呈报捐出磱碡坑等庄的租谷三百四十七石，折合银三百四十七员。一、凤山县贡生柯廷第呈报捐资购置萧大经等人的赤山洋田四甲，充作南胡书院的膏火田产，每年缴纳膏火银四十员（现归崇文书院）。一、凤山县柯永德（即柯护）顶承耕种林遇夏的田产，每年缴纳南湖书院膏火银十员（现归崇文书院）。一、彰化县业户王绵远每年应缴崇文书院膏火银一百员。一、彰化县监生杨振文呈报捐资承买萧大有水漆林庄的田产，充作南湖书院膏火；每年应由詹仲逵名下缴纳银二百员。一、彰化县吴洛每年应从吴伯荣名下缴纳膏火银一百五十员。社学 社学在东安坊的有两所，康熙二十三年由知府蒋毓英创建；在镇北坊的有一所，康熙二十八年由巡道王效宗创建。土番社学：一所在新港社口（现已废弃），一所在新港社内，一所在隙仔口（也已废弃），一所在卓猴社，一所在大杰巅社，均为雍正十二年巡道张嗣昌创建。每社各设置社师一人，负责教导番童；由县儒学训导按季度考察。教官 教官的最初制度是：府儒学设教授一人，县儒学设教谕一人。雍正十一年，又增设训导一人；府学、县学相同。考察古代礼经，其中说：建立国家的学校，召集全国的子弟，凡是有道术、有德行的人，都让他们来教导。如今教官按惯例由本省人担任，也有古代乡先生的意思。一百多年来，难道没有学问和品行特别出众、能够兼任经师和人师的人吗？可惜没有能够流传下来的人，其姓氏还保存着，现一并记录。府儒学教授 林谦光，长乐副榜。康熙二十六年在任。张士昊，福州拔贡。康熙三十年任职。

译林庆旺，晋江副榜。康熙三十四年任职。蔡登龙，同安举人。林华昌，晋江举人。施德馨，南靖举人。曾辉缵，福州举人。杜成锦，侯官举人（旧注说有传记，现已失传）。张应聘，海澄举人。蔡时升，晋江举人。丁莲，晋江人，癸巳年进士。吴启进，南安举人。雍正四年六月任职。郑拔进，南安人，甲辰年进士。薛士中，闽县人，甲辰年进士。乾隆十年任职，十二年因丁忧离任。吴开业，海澄人，甲辰年进士。乾隆十二年任职。乾隆三年升任徽州府祁门县知县。郭美，闽县人，癸卯年进士。乾隆三年任职，四年因丁忧离任。薛士中，前文已有记载；五年再次任职。吴应造，福清人，庚戌年进士。乾隆九年二月任职。黄元宽，福清解元，进士。乾隆十二年七月任职。林元德，福清人，丁巳年进士。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任职，十六年八月死于任上。谢家树，归化人，己未年进士。乾隆十七年三月任职，因服丧离任。唐山，莆田人，进士。乾隆二十二年死于任上。林清源，安溪举人。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代理任职。王士鳌，惠安人，己未年进士。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任职。谢家树，前文已有记载。二十六年六月再次任职。官伟，邵武举人。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任职。尤垂青，晋江人，丁丑年进士。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任职。董文驹，闽县人，丙戌年进士。乾隆三十六年任职（有传记）。黄世模，福州人，丙戌年进士。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任职。廖玉麟，闽县人，癸未年进士。乾隆四十二年三月任职。黄洪诗，罗源举人。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任职。罗前荫，侯官举人。乾隆四十八年八月任职。王简良，闽县举人。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任职。沈鸿儒，永定人，己丑年进士，由广西知县改授此职。乾隆五十五年五月任职。游光缵，霞浦人，庚子年进士。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任职。陈从龙，安溪廪贡。嘉庆二年九月任职。黄耀彰，晋江举人。嘉庆六年三月任职。傅渊季，南安人，庚子年会魁。嘉庆十年二月任职。府儒学训导 袁宏仁，建阳廪贡。雍正十二年任职。乾隆三年升任山东巨野县县丞（有传记）。李琼林，汀州岁贡。乾隆三年任职，五年告假退休。杨友竹，连江廪贡。乾隆五年任职。李长芳，永安廪贡。乾隆九年四月任职。萧国琦，惠安举人。乾隆十二年八月任职，十五年六月死于任上。林起述，沙县廪贡。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任职。曾应选，惠安贡生。乾隆十九年三月任职。郑克容，永春人。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任职。王之玑，永定廪贡。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任职。陈鹏程，侯官廪贡。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任职。吕天茂，顺昌□□。乾隆二十一年任职。唐象言，漳州廪贡。乾隆三十五年四月任职。范应斗，大田廪贡。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任职。谢德芳，邵武举人。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任职。张锦，晋江举人。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任职。林擎天，闽县廪贡。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任职。陈鼐，长乐举人。乾隆五十年四月任职。杨见龙，平和举人。乾隆五十三年四月任职。柯其晖，莆田举人。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任职。杨梅，同安生员，因军功议定叙用。乾隆六十年二月任职。李惟清，同安廪贡。嘉庆三年十一月任职。林占梅，安溪举人。嘉庆七年六月任职，十一年三月死于任上。陈开运，惠安廪贡。嘉庆十一年七月任职。县儒学教谕 傅廷璋，南安举人。康熙二十六年任职，二十九年死于任上。林宸书，莆田岁贡。康熙三十年任职，升任广东归善县知县。陈铨，漳州岁贡。康熙三十四年任职，升任河南嵩县知县。黄世僯，龙溪拔贡。康熙三十九年任职，升任山西广灵县知县。陆登选，瓯宁举人。康熙四十三年任职，升任浙江分水县知县。康卓然，龙溪岁贡。康熙四十八年任职，升任京卫武学教授。郑长济，福清岁贡。康熙五十二年任职，升任四川兴文县知县。魏藻，福清举人。康熙五十七年任职，死于任上。吴应异，侯官举人。康熙五十八年任职。葛鼐，闽县附贡。雍正元年任职。张寿介，南靖副榜。雍正三年任职，升任国子监学录。洪淳英，同安举人。雍正六年任职。升任江苏官兴县知县。陈士恭，漳州举人。雍正十年任职，升任广东乐会县知县。陈霄九，南靖举人。雍正十三年任职，死于任上。徐宏祚，将乐举人。乾隆三年任职。李锺德，安溪举人。乾隆六年任职。吴光祖，福清明通榜。乾隆九年九月任职。朱升元，晋江明通榜。乾隆十二年九月任职。陈藻，莆田明通榜。乾隆十六年十月任职。官伟，邵武举人。乾隆十九年二月任职。李腾镕，永安廪贡，曾任诸罗训导。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代理任职。林清元，安溪举人。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任职。何奏成，漳浦举人。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任职。张伯谟，侯官甲戌年明通榜。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任职。翁振纲，闽县举人。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任职。饶澍，龙岩拔贡。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任职。徐时新，建宁县拔贡。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任职。陈天杏，沙县拔贡。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任职。陈云录，福清举人。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任职。杜梅，同安举人。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任职。施寅亮，南安举人。乾隆五十一年八月任职。叶芳淑，顺昌拔贡。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任职，死于任上。黏继任，晋江举人。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任职。饶焞，光泽举人。嘉庆元年三月任职。吴拱极，龙岩拔贡。嘉庆五年四月任职。郑兼才，德化拔贡，戊午年解元。嘉庆九年三月任职；十二年因军功升任江西长宁县知县。县儒学训导 薛云，瓯宁岁贡。雍正十二年任职。黄文璇，侯官岁贡。乾隆三年任职。

译吴昙，宁洋岁贡。乾隆七年任职，死于任上。伍兆崧，宁化优贡。乾隆十年任职，死于任上。郭安，侯官廪贡（有传记，现已失传）。乾隆十二年七月任职。江管，海澄廪贡。乾隆十五年九月任职。林起述，沙县廪贡，曾任府学训导。乾隆十八年六月代理任职。方云锦，永春贡生。康熙十九年闰四月任职。黎学安，宁化廪贡。康熙二十年六月任职。李腾镕，永安廪贡，任诸罗训导。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兼任署理。萧炳馨，泰宁拔贡。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任职。陈元恕，永安廪贡。康熙二十七年八月任职（有传记）。何泽可，光泽廪贡。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任职。董尚猷，崇安廪贡。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任职。李振汉，福州岁贡。黄梅，龙溪拔贡。康熙三十八年四月任职。孙芳时，永春举人。康熙四十一年九月任职。张克绥，晋江解元。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任职。邱玉轩，宁化廪贡。康熙四十九年闰三月任职。陈鸿猷，永安拔贡。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任职。苏调羹，德化举人。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任职。蔡光邦，漳浦举人。康熙五十八年八月任职。卢应鹏，永定廪贡。嘉庆四年二月任职。黄对扬，龙溪举人。嘉庆八年二月任职。嘉庆十二年因军功升任广西来宾知县。傅吕，邵武举人。嘉庆十一年十二月任职。以上教官共一百一十六人，旧志为其中一人立传，续志增立二人，共有三人有传；山长傅修也一并记载。袁宏仁，字醇一，建阳人，廪贡生。雍正十二年郡庠新设训导，他由福州府学调任。到任后捐资修建朱文公祠，筑草亭，召集诸生早晚在其中讲习。因台湾地处海外，士子得到书籍十分困难，他又捐出俸禄购买古今书籍六百多本，收藏在学宫，使诸生能够尽力广泛阅览。任期届满后升任巨野县丞（《旧志》）。陈元恕，字敬葊，延平府永安人。乾隆壬午年奉檄调任本县司训。到任后严格考核课业，勤于讲习，用意气激励诸生，许多士子都感念他。于是职员杨志申再次捐出租金，以充裕学校经费。元恕更加用心振兴整顿，制定章程；伙食和奖赏一概按照海东、崇文两所书院的标准办理；至于祠庙香灯在朔望日的打扫，以及年久之后的修缮，也都制定成规，刊刻成册，以留给后人（郑兼才撰传）。董文驹，字道实，号罗峰，闽县人，乾隆丙戌科进士。乾隆三十六年奉檄调任府教授。他有学问和品行，每月考课生员、童生，严格封闭考场进行考试，并准备丰盛的供给来接待考生。遇到风雨便改期，从不有意停废。评阅文章时慎重区分甲乙等次；凡有改动涂窜，字迹笔画一定要求端正。发现佳作，就优厚奖赏以资鼓舞。他同诸生谈话，一定以忠孝等重大节义为根本。虽然切磋学业时严格而令人敬畏，但态度和气，仍使人觉得亲近可亲。他曾兼任海东书院的监院，遇到考课日期，稽查十分严格，不徇私情。生童的膏火费都按数发给，不许丁胥从中削减。贫寒而有才学的士子都依赖他（韩必昌撰传）。傅修，字竹漪，广东海阳人。乾隆壬午年举人，出自泾阳张鹤山门下。张鹤山任台湾观察时，南湖书院尚未废弃，便聘请傅修主持讲席。傅修仪表严整端庄，见到诸生时从未不穿戴衣冠。每月考课、讲学都有规条，没有人敢逾越。他门下如叶期颐、陈作霖、郭旁达、史锦华，都是他的高足。不久，他主持凤邑屏山书院，训导课业一如南湖书院。书院旁有莲池潭，居民众人都可以采捕，却被有势力的人占据；傅修向官府申说，使其恢复为民所有。营兵一向骄横凶悍，某生欠营兵债，所还的子钱已经超过本金多倍，累计达到十倍，营兵仍逼迫他卖屋偿还，并锁住他的房门。傅修廉察得知后，前往拜见营帅，依法惩办营兵，革除其军籍，士人多为此感动。他被选任山西山阴县令，将要赴任时，士民焚香为他饯行，达到一千多人，有人甚至流下眼泪（韩必昌撰传）。评论说：《礼记》说：“凡是学校教育的事情，以有严格的老师为难。老师严格，然后道义才尊崇；道义尊崇，然后人们才知道敬重学业。”所谓严格，是由于上级使他严格，并不是老师自己能够强行做到严格。严格也就是敬重。这里不说敬重而说严格，是因为“敬重”不足以完全表达其中的意义。因此，开始任教时必须选择贤者作为老师；在任教过程中，即使天子下诏，也不能让老师面向北方行臣礼；任教到最后，学生一定要因喜爱所学而亲近老师，遵循老师的教诲，不敢逾越，所以称为严格。如今的教官就是老师，却按照资格来安排任职，不能说是严格。弟子亲近老师，有时也只是因为老师的名望罢了。《左传》说：“人的弊病，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解释者说，别人有求于自己，迫不得已而答应他，这样还可以；如果喜欢做老师，就会自满，不再进步。这句话对于求学的人来说是如此，却唯独不能用来谈教官。教官是以老师为官职的人。将要领取俸禄却怠慢职事，难道能说“我本来就不喜欢做老师”吗？行为不足以成为众人的准则，学问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求求，却无所作为地经营干粮，准备离去的人，大概都是不喜欢做老师的人。山长傅修，作风严峻刚正，而鹤山观察也不因自己是他的举主便使他屈尊，在宾主之间，差不多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至于宏仁劝勉士子，元恕不欺骗士子，文驹遵守规矩、依循法度，都有值得称道之处。《诗经》说：“还留下典范。”说的就是他们。选举 学校培养贤能人才，是为了寻求人才并任用他们；即使地处海外，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国家沿用旧制，郡学生每年贡送一人，县学生每两年贡送一人，升入太学，称为岁贡。岁贡以学生入廪食廪的先后为次序；遇到皇帝广施恩典时，就把当年应贡的人列为恩贡，下一人列为岁贡。顺治初年，下诏命天下郡县学校选拔最优秀的学生赴廷试，每十二年举行一次，称为拔贡。雍正初年规定每六年举行一次，郡学拔取二人，县学拔取一人；没有合适人选就空缺。乾隆八年，于是规定以十二年举行一次作为定例。台湾有岁贡，从康熙二十七年开始；恩贡、拔贡二贡，从康熙三十六年开始。这些都称为选士。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大比。天子命使者到各乡，秋季八月在乡试考场举行三场考试，考取者列入解榜；有关官府表彰其门第，备办聘礼，按照礼制把他们征召到京师，称为举人。第二年春季三月，天子命大臣封闭礼部贡院，举行三场考试；在礼部考试中取中的人，由诏令召集到殿庭，天子亲自策问，随后排列榜上甲乙等次，称为进士。

译台湾自康熙二十五年开始设立学校。第二年春天，陆路提督张云翼上疏说：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大比，是台湾开科考试的开始，请按照甘肃、宁夏的例子，在福建省乡试中另编字号，定额录取一、二名；等到肄业的学生众多后，仍然撤去另号，不限制录取名额。于是下诏给台湾生员另编字号，在福建原定名额之外录取中式举人一名。台湾有乡试名额，从此开始。康熙三十二年，县学生王璋以第六名登上解榜；王璋后来做官成为良吏，官阶升至谏垣。县里有举人，从王璋开始。此前，福建省的解额只有五十四人；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下诏把天下各省分为上、中、下三等，均增加解额；福建属于中省，增加十七人，解额为七十一人。康熙三十六年，总督郭世隆因四学士人共同请求撤去另号，与福建全省统一取中；于是上奏，诏令答复准许。康熙四十七年壬午，分给官卷的有七人，但没有考取者。此后便常常停止科考，不参加名额竞争。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恭逢万寿恩科，又重新规定福建解额为八十五人，但台湾仍多次停止科考，不能参加名额竞争。其他郡停止科考已经成为常事；台湾地处重重海洋之外，路途险远，距离省城千里，重视自身的士人不愿轻易长途跋涉。如果仕进之路艰难，他们就更加放任情性、追求高远旷达，使国家有遗漏人才的遗憾，主管学政的人对此忧虑。雍正七年，巡台御史夏之芳奏请获准仍然另编字号，在福建解额之内录取一名。雍正十三年，巡道张嗣昌请求增加台湾解额，巡抚卢焯具奏：奉诏令在福建解额之内增加录取台湾士人一名。于是，以二人为固定名额。乾隆元年丙辰恩科，福建在常额之外增加录取三十人，台湾郡也增加一人，此后不再作为定例。嘉庆十一年，海盗侵犯台湾，台湾人率领义勇进行防御，许多荐绅和生员参与其中，郡城因此安定，海盗最终逃去。第二年，粮储道赵三元巡视台湾，赞许诸生能够仗义行事，便把情况告诉督抚和监司，郡县也将事状上报；于是总督阿林保、巡抚张师诚奏请扩大解额，并且让品行优良的生员送到省城参加考贡，同时增加弟子员的名额；部议决定在福建解额之外，再增加录取台湾士人一人。此后以三人为固定名额，入学名额也有所增加（相关内容见《泮额志》）。副榜，是顺治初年规定的制度：乡试试卷文章优秀但受名额限制的，取列副榜，准许作为贡生。康熙十一年规定，正榜名额每五人，设置副榜一人。台湾规定的名额都是正榜；考取者不足时，有时便用副榜补足，因此有副榜。此前，乾隆四年，巡台御史诺穆布、单德谟奏请台湾士人参加会试，按照乡试的例子，在福建试卷中另编字号，定额录取一名；部议说：等到台湾士人来京参加会试的人确实达到十人之多时，再奏请钦定。台湾有进士，则从乾隆二十一年开始。从前西汉时，富豪争相隐匿财产，而卜式请求输送粮食帮助边防。贫民大批迁徙，依靠官府供养，卜式便供养他们。卜式替天子牧羊，羊群繁殖增多。他说，不只是牧羊如此，治理百姓也是这样：按照时令安排起居，坏人就立即斥退，不要让他们败坏群体。汉武帝惊异于他的才能，又认为他质朴忠诚，最终尊荣显达，以此教化百姓。既然这样，富民能够出资解决国家的急难，其中本来就有贤人。因此，以资财捐纳补官，起源于西汉。本朝康熙年间，因军务兴起而开放这一成例；后来有时因水利、积储、赈济和运输等事，也偶尔实行。台湾生员和儒士中的俊秀之人，能够援引成例成为贡生的，全都记作例贡，是成均中的士人，归入学校这一门类的宗旨。进士（本县缺载）。举人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郑基生榜：王璋，由府学出身。以第六名中式。官至监察御史（有传记）。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施鸿纶榜：王茂立（龙严教谕）。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江日升榜：杨朝宗。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林登选榜（《府志》作“廷选”）：陈飞（本姓张）。雍正元年癸卯恩科廖学信榜：王世臣（本姓陈。府学中式）。雍正四年丙午吴士拔榜：庄飞鹏（府学中式。任浦城教谕）。雍正十三年乙卯黄元宽榜：石国球（任海澄教谕）、陈邦杰（由府学拔贡中式）。乾隆元年丙辰蔡云从榜：蔡朝英、张岳（府学中式）、李树滋（凤山学中式）。乾隆三年戊午出科联榜：陈辉（分任郡志、邑志的修纂工作）、王宾。乾隆十二年丁卯黄元吉榜：林垂芳、陈名标（府学中式。钦赐国子监典簿。有传记）。乾隆十七年壬申蔡廷芳榜：林昂霄（府学中式。任甘肃通渭县知县，署理平凉府盐茶同知）。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张克绥榜：张源仁（府学中式）。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赖涛榜：蔡霞举、张源德（岁贡中式）。乾隆二十三年戊子翁霪霖榜：张源俊、张植华（任永春学正）。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恩科锺大受榜：张源义、周朝瀛。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张舫榜：陈作霖（任宁化教谕，捐纳升任内阁中书）。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赵有成榜：刘应罴（任屏南训导）。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恩科张经邦榜：王泰。乾隆四十五年庚子陈从潮榜：黄朝辅、曾大源（彰化籍，府学中式。因军功，现任内阁中书）。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张腾蛟榜：史锦华、郭旁达（府学中式。任福安教谕）。乾隆五十一年丙午谢淑元榜：潘振甲（因军功加授六品衔）、王搢圭（府学中式）。乾隆五十四年己酉郑炯榜：利瓦伊梓（本姓石）。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恩科杨惠元榜：洪禧（府学中式。经挑选，分发山西试用知县）。乾隆六十年乙卯龚正调榜：郑锡金（本姓吴。府学中式。捐纳为内阁中书）。嘉庆三年戊午郑兼才榜：郭绍芳。嘉庆五年庚甲张光浩榜：蔡其英（府学中式）。嘉庆九年甲子：林望恩（在府学参加会试，钦赐举人。乙丑年，钦赐翰林院检讨）。嘉庆十二年丁卯郭尚先榜：陈玉辉（府学中式）。副榜 陈圣彪，康熙戊子科。许宗岱，康熙辛卯科。任代州州判。

译王元晖，康熙丁酉科。郑联芳，乾隆辛酉科。陈思敬，乾隆癸酉科。由同安学贡出身（有传记）。恩贡 郑国对，康熙三十六年。胡琛，康熙四十七年由府学贡出身。林璲，康熙五十二年任职。任永福教谕。洪登瀛，康熙五十二年由府学贡出身。任罗源教谕。辜经，康熙六十一年由府学贡出身。张从政，雍正元年（有传记）。詹捷，雍正元年由凤山学贡出身。陈浚发，雍正元年由诸罗学贡出身。余奋卿，雍正十三年。刘元相，雍正十三年由府学贡出身。张好瑛，雍正十三年由凤山学贡出身。陈任文，雍正十三年由诸罗学贡出身。张惠迪，乾隆十五年。陈绍黄，乾隆十六年。陈鸿纶，乾隆十六年由府学贡出身。林起廉，乾隆二十六年。谢锡名，乾隆二十六年由彰化学贡出身。李希周，乾隆三十六年。薛登科，乾隆三十六年由府学贡出身。因军功，加授七品衔。任福州训导。刘元俊，乾隆四十五年。吴必达，乾隆四十五年由府学贡出身。张源勋，乾隆五十年。王昆，乾隆五十年由府学贡出身。黄流，乾隆五十五年。陈廷璧，乾隆五十五年由府学贡出身。因军功，加授六品衔。林师圣，嘉庆元年。朱鐄，嘉庆元年由府学贡出身。张振东，嘉庆元年由凤山学贡出身。杨肇基，嘉庆五年。杨应选，嘉庆五年由彰化学贡出身。因军功，加授六品衔，送交吏部引见。拔贡 王联魁，康熙三十六年。黄位思，康熙三十六年由府学贡出身。郭光萃，康熙三十六年由府学贡出身。施世榜，康熙三十六年由凤山学贡出身。官至兵马司副指挥（有传记）。石云路，雍正元年。谢飞鹏，本姓陈。雍正元年由府学贡出身。林中莱，本姓马。雍正元年由诸罗学贡出身。选任湖南沣州州判。陈邦杰，雍正七年由府学贡出身。乙卯年中式。张方升，雍正七年由府学贡出身。候选教谕。黄佺，雍正十二年。候选州判（有传记）。林邦彩，雍正十二年由府学贡出身。陈王选，雍正十二年由凤山学贡出身。蔡开春，雍正十二年由诸罗学贡出身。施士膺，乾隆五年。候选教谕。黄继业，乾隆五年由府学贡出身。蔡培，乾隆五年由府学贡出身。张花春，乾隆十八年由诸罗学贡出身。王捷，乾隆三十年。谢望梅，乾隆四十一年由府学贡出身。张青峰，乾隆五十三年。吕日瀛，乾隆五十三年由府学贡出身。吴春贵，康熙五十三年由嘉义学贡。候选州判，捐资升任部郎。黄汝济，嘉庆五年。因军功，加授六品官衔。李宗寅，嘉庆五年由府学贡。黄缵，嘉庆五年由凤山学贡。候选州判。岁贡。王喜，康熙二十七年由府学贡（有传记）。吴弼，榜上姓王。康熙二十八年。任松溪训导（有传记）。陈天机，康熙二十八年由府学贡。冯昆玉，康熙三十年。任寿宁训导。蔡复旦，康熙三十年由府学贡。任永安教谕。陈澜，康熙三十一年由府学贡。陈逸，康熙三十二年。任福安训导（有传记）。马廷对，康熙三十二年由诸罗学贡。任南安训导（有传记）。郑萼达，康熙三十四年。任永福训导（有传记）。陈绍美，康熙三十六年。苏一鸣，康熙三十六年由府学贡。林中桂，康熙三十六年由诸罗学贡。黄元倬，康熙三十七年由府学贡。任尤溪教谕。辜南金，康熙三十八年。张铨，康熙三十八年由府学贡。任归化训导（有传记）。张祚，康熙三十八年由凤山学贡。任南平训导。蔡恺兰，康熙三十九年由府学贡。林虞良，康熙四十年。许士麒，康熙四十年由府学贡。陈道南，康熙四十一年由府学贡。任长泰训导。陈尚最，康熙四十二年。任宁洋训导。施玮，康熙四十四年。任侯官训导。颜我扬，康熙四十六年。任归化训导。陈文达，康熙四十六年由府学贡（有传记）。林萃冈，康熙四十七年由府学贡。任兴化训导。郭必捷，康熙四十八年任宁洋训导。叶道坦，康熙四十八年由府学贡。任训导。陈宗达，康熙四十八年由凤山学贡。张缵绪，康熙五十年。任同安教谕。蔡梦弼，康熙五十二年。蔡应新，康熙五十三年由府学贡。金继美，康熙五十四年（有传记）。刘其灼，榜上姓郑。康熙五十四年由凤山学贡。任长泰教谕（有传记）。张天佐，康熙五十六年。陈鹏南，康熙五十八年。任连江训导（有传记）。刘荣衮，康熙五十八年由府学贡。石锺英，康熙六十年。李钦文，康熙六十年由凤山学贡。任南靖训导（有传记）。洪大初，雍正元年。李清时，雍正元年由府学贡。张开铣，雍正元年由凤山学贡。颜宗文，雍正三年。陈鹏飞，雍正三年由府学贡。洪奕缨，本姓李。雍正五年。李栖凤，雍正七年。陈杏元，雍正八年由府学贡。林长春，雍正九年。黄名臣，雍正十年由府学贡。张士箱，雍正十年由府学贡。任漳州训导（有传记）。余修，雍正十一年。任延平训导。王邦俊，雍正十三年。谢国球，雍正十三年由府学贡。陈奎，乾隆元年由府学贡。任平和训导。郭朝宗，乾隆二年。任闽清训导。李树乔，乾隆二年由凤山学贡。陈衷和，乾隆二年由诸罗学贡。任沙县训导。许元珪，乾隆三年由府学贡。杨廷栋，乾隆四年。任福州府学训导。陈云龙，乾隆四年由府学贡。杨清时，乾隆四年由凤山学贡。周日灿，乾隆四年由诸罗学贡。王大猷，乾隆五年由府学贡。杨邦基，乾隆六年。任泰宁训导。范学洙，乾隆六年由府学贡。任安溪训导。林名世，乾隆七年由府学贡。林日高，乾隆八年。任永春州训导。蔡锺岳，乾隆八年由府学贡。任屏南训导。吴际元，乾隆八年由凤山学贡。金鸣凤，乾隆八年由诸罗学贡。任连江训导。王立新，乾隆九年由府学贡。陈瑞奇，乾隆十年。苏翼宸，乾隆十二年。朱芾，乾隆十二年由府学贡。任德化训导。

译杨文树，乾隆十三年由府学贡。卢昌裔，乾隆十四年。任将乐训导。黄幡然，乾隆十四年由府学贡。杨俊，乾隆十五年由府学贡。吕昆玉，乾隆十六年。林栖凤，乾隆十六年由府学贡。侯世辉，乾隆十八年。王化成，乾隆十九年由府学贡。任瓯宁训导（有传记）。方达圣，乾隆二十年。朱瑞麟，乾隆二十一年由府学贡。吴元，乾隆二十二年。张源德，乾隆二十四年。壬午年中式。吕日臣，乾隆二十五年由府学贡。徐廷琬，乾隆二十六年。江中起，乾隆二十六年由府学贡。许殿辅，乾隆二十六年由诸罗学贡。魏天章，乾隆二十八年。许腾龙，乾隆三十年。吴维新，乾隆三十年由府学贡。洪廷庆，乾隆三十一年由府学贡。杨章，乾隆三十二年。马琬，乾隆三十二年由诸罗学贡（有传记）。黄璇玑，乾隆三十四年。杨廷秀，乾隆三十五年由府学贡。董日勉，乾隆三十六年。因军功，按教职任用。林瑚，乾隆三十八年。曾希登，乾隆三十九年由府学贡。徐克贤，乾隆四十年。叶发祥，乾隆四十年由诸罗学贡。郭登云，乾隆四十二年。吴化，乾隆四十三年由府学贡。马一鸣，乾隆四十四年。林启泰，乾隆四十六年。郭学周，乾隆四十六年由府学贡。郑士模，乾隆四十八年。林必诚，乾隆四十八年由府学贡。陈元辉，乾隆五十年。魏一飞，乾隆五十二年。张有耀，乾隆五十二年由府学贡。李廷芝，乾隆五十三年由府学贡。韩高翔，乾隆五十四年任闽县训导，调任同安。林朝英，乾隆五十四年。由府学贡。捐资任中书科中书。王国华，五十六年。李廷柱，五十六年由府学贡入。韩必昌，六十年。因军功，加授六品衔。杨鸣鹤，嘉庆二年。章甫，四年。杜朝锦，五年由府学贡入。辛齐光，六年。高绍芳，八年。魏璜，八年由府学贡入。张维新，九年由府学贡入。因军功授八品衔，又捐资取得训导资格。庄莅，十年。庄文治，十年由府学贡入。陈观光，十一年由府学贡入。例贡。吴元之，任归化训导。林廷芳，任沙县训导。李士敏，任诏安训导。郭青云，五十六年由凤山学贡入。代理兴化训导。游化，五十八年。因军功，加授六品衔。张方高，任浦城训导，升任永福教谕。卢芳型、陈君锡、章振香。陈鸣佩，历任建宁、福州、连江、龙溪训导。吴世同，代理闽清教谕。杨有仪，代理福宁训导。郭邦献，代理清流训导。韩高瑞，候选训导。林瀛，候选部司务。陈观国，候选教谕（以上诸人都由廪生出身）。曾绍基，增生。林长盛、黄师韩、陈国栋、郑勋业、林怀西、李廷撰、丁宸、李国桢、郭邦英、施士安、刘荣遴。王凤来，官至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有传记）。傅汝梅。王纯，任上杭训导，升任庐州同知，累升至户部四川司郎中（有传记）。李雰、王应选。吴振经，由训导升任开封府同知，代理开封府知府，后被行取为刑部员外郎（有传记）。陈焜、李明廷、林日升、郑应捷、王朝鉁、陈应光、王良佐、郑天枢。陈奇典，任山西汾州府同知。陈方升、江日照、黄振昌、石国珠、吴振纶。陈奇烈，任中书科中书。张大方、翁昌龄、苏廷扬、詹学魁、侯锡麟、郑光永、陈文炳、陈兆升。陈青江，因军功授八品衔。林廷珍、程德庄（以上诸人都由附生出身）。黄国英（有传记）、施士晟、陈应魁、黄长育（旧志与《府志》均作“长青”）、王克褒、陈国瑶、吴振统、董廷英、翁维蕃、张绵美。吴浚之，候选通判。李朝玺，候选州同。游伯龙、翁锡福、李俊臣、方德良、李朝桂、蒋士贤、吴庄敬、徐仰高（由附生出身）、陈廷藩、陈毓秀、杨志申（入祀孝悌祠，有传记）、刘国伦。林宗宪（候选州同）。蔡国定。郑其嘏（加捐奉直大夫）。韩长文，候选州同。韩日文，候选都察院都事。韩熙文，候选布政司理问。萧继起、黄珪璋、张文辉。韩高泽，候选布政司经历。韩高扬，任刑部广西司主事，因捐资升任员外郎。吴志拔、沈清泽、林开飞（以上诸人都由俊秀出身）。武选举。自从车战废止、文武分途以来，士人的精力日益懈怠疲惫，哪里知道七十弟子一类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武士呢？道德树立之后，筋力才会坚实；涵养充足之后，技艺才会精湛。所以古代把五射作为宾兴贤能的科目，而把在战阵中没有勇气看作不孝。所谓武，其实是文的极致。西汉开始设武举，把勇猛善战、通晓军事和战阵、可以担任将帅的人列为制科。唐代又设置武进士，也同文进士一样参加选拔！宋代以后，武举多次废止又恢复。国朝沿用明代制度，设置乡科、甲科，都同文科一样办理。至于初次应试、成为武童而入学的人，必须先从通晓《四子书》开始；这难道不是把德行作为勇力的根本吗？可是应试这种科目的人，有的仍把自己当作武人而自我放弃；而读书学文的人也跟着轻视他们：这同样是不探求根本。文人如果丧失根本，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文人；正如武人如果丧失根本，也不能成为真正的武人。明白并守住根本，那么都是孔门之士，所达到的境界是一致的，又何必分文武呢？台湾有武进士，从本县阮洪义开始；乡科则始于康熙二十九年。其兴盛时，有时占福建榜额的四分之一，难道不是盛大可观吗？归根结底，修养自身、树立名声，必须靠自己努力达到；现将各科名录记载如下。武进士。康熙三十三年甲戌：阮洪义。四十五年丙戌：叶宏桢。四十八年己丑：柯参天。五十一年壬辰：林大瑜（授卫守备）。五十七年戊戌：范学海（任山东兖州寿张营中军守备，代理本营游击。请假回乡奉养老母）。乾隆四年己未：蔡庄鹰（殿试二甲。御前正黄旗蓝翎侍卫）。武举。

译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阮洪义（连续考中武举、武进士）。三十八年己卯：王之彪。四十一年壬午：洪国珠（第三名。任平和千总）、王臣、陈进元（由府学考中）、吴有声（由凤山学考中）。四十四年乙酉：萧凤来（第四名）、李清运、蔡志雅、黄彩（均由本学考中）、叶宏桢（连续考中武举、武进士）、洪奇英、黄继捷、黄应魁、施世黻（均由府学考中）、柯参天（己丑年武进士）、张化龙（均由凤山学考中）。四十七年戊子：薛宝琳、周良佐、许兆昌、吴朝佐（由府学考中）、蔡一聪、蔡朝凤（均由凤山学考中）。五十年辛卯：陈士成、林大瑜（连续考中武举、武进士，由府学考中）、林培（由府学考中）。五十二年癸巳恩科：黄廷魁。五十三年甲午：许庄威、洪壮猷（由诸罗学考中）、苏时亨、王元功（由府学考中）、曾天玺（由府学文生考中）。五十六年丁酉：李桢镐（解元，榜上姓王）、范学海（第八名，连续考中武举、武进士）、李明德、黄彦章、赵奇遇（由凤山学考中）、洪奇猷（由诸罗学考中）。五十九年庚子：曾英杰、萧凤求、汪玉润。雍正元年癸卯恩科：蔡联芳、洪秉彝（均由府学考中）、李朝龙（由凤山学文生考中）。二年甲辰：施世爵、刘大璸（由府学考中）。四年丙午：杨逢春。十年壬子：张光国（由诸罗学考中）、刘长青（由彰化学考中）。十三年乙卯：许志刚、黄绍辉（第三名，由诸罗学考中）、张钰（第九名，由长泰学考中）。乾隆元年丙辰恩科：吴志超（由府学考中）、蔡庄鹰（己未年武进士，由府学考中）、韩克昌（由诸罗学文生考中）。三年戊午：王振业、范学山（由府学考中）、林日茂（由府学考中）。十二年丁卯：姚天敏。十五年庚午：蔡青海、陈廷魁（均由府学考中）。十七年壬申恩科：庄英、郑鸿善（均由府学考中）。十八年癸酉：陈廷光（由凤山学考中）。三十年乙酉：吴天河（因军功，加授五品衔）。四十四年己亥恩科：叶显名（由府学考中；因军功，加授六品衔，任北路协标千总）。四十五年庚子：杜朝聘、林廷玉（因军功，加授五品衔）。五十一年丙午：郑应选（因军功，加授五品衔，代理建宁中营守备）。六十年乙卯：吴朝宗（第十名）。嘉庆三年戊午：张文雅（因军功，按千总职使用）。五年庚申恩科：戴时中。九年甲子：高腾飞。封赠。林宸昌，因为儿子黄彩调任海澄副将，获封荣禄大夫（传记附在《黄彩传》中）。王君隆，因为孙子凤来任兵部员外郎，获赠奉政大夫。妻子陈氏，获赠宜人。王克家，监生考授州同。因为儿子凤来做官，获赠奉政大夫。妻子郭氏，获赠宜人；继妻李氏，获封太宜人；凤来的妻子陈氏封为宜人。陈宗明，因为孙子国琼候选州同，捐资获赠儒林郎。妻子吴氏，封为太安人；国琼的妻子施氏，封为安人。陈君陆，因为儿子国瑞候选州同，捐资获封儒林郎。妻子林氏，封为安人；国瑞的妻子王氏，封为安人（有传记）。侯瑞珍，因孝子事迹受到旌表（有传记）。因为儿子世光候选州同，捐资获赠儒林郎。妻子林氏，获赠安人；世光的妻子陈氏，封为安人。陈登昌，因为孙子奇典任汾州府同知，获赠奉政大夫。妻子柯氏，获赠宜人。陈柱国，因为儿子奇典获封奉政大夫，妻子许氏封为宜人。陈定国，因为儿子奇烈任中书科中书，获赠征士郎。妻子林氏，获赠孺人。陈思敬，副贡生。因为儿子鸣佩任建宁训导，获貤赠修职佐郎。妻子施氏，获赠孺人。郑应捷，监生。因为孙子其嘏捐资获赠奉直大夫；妻子郭氏，获赠宜人。郑廷爵，贡生。因为儿子其嘏捐资获赠奉直大夫；妻子林氏，获赠宜人。杨志申，贡生，候选州同（入祀忠义孝弟祠，有传记）。因为儿子振文候选州同并加五级，捐资获赠中宪大夫；妻子苏氏，获赠恭人。王易万，因为儿子化成任瓯宁训导，获貤赠修职佐郎。妻子锺氏，获赠孺人。曾实光，因为孙子大源任内阁中书，获貤赠文林郎。妻子陈氏，获赠孺人。曾习辉，因为儿子大源，获赠文林郎。妻子洪氏，封为太孺人。林梁建，因为孙子宗宪候选州同并加五级，捐资获赠中宪大夫。妻子柯氏，获赠恭人。林登榜，因为儿子宗宪候选州同并加五级，捐资获赠中宪大夫。妻子陈氏，获赠恭人。杨士荣，因为儿子天宝任外委，获貤赠修武佐校尉。韩益三，因为孙子高扬任刑部主事并加三级，捐资获赠朝议大夫。妻子蔡氏、继妻陈氏，都获赠恭人。韩熙文，候选布政司理问。因为儿子高扬，捐资获封朝议大夫。妻子张氏，封为恭人。杨肇第，乡宾。因为儿子有仪代理福宁训导，捐资申请貤封修职佐郎。妻子吴氏，捐资申请貤封八品孺人。郭世植，因为儿子旁达任福安教谕，获追赠修职郎。妻子杨氏，获赠孺人。叶希六，因为孙子显名任千总，获追赠武略骑尉。妻子陈氏，获追赠安人。叶国珍，是武生。因为儿子显名，获赠武略骑尉。妻子杨氏，封为太安人。郑廷杰，因为儿子起凤任千总，获赠武略骑尉。妻子吕氏，获赠安人；起凤的妻子蒋氏，获赠安人；继妻孙氏，封为安人。世袭 郑端本，因为父亲郑其仁阵亡，世袭云骑尉，代理镇标右营千总。品行与义行（附载文学人物）

译品行义行，是人成为人的根本，何况是学校中的读书人呢？那些获得科举功名、风度翩翩离去的人，一定是品行义行有余，足以影响他人的。假如获得科举功名却没有品行义行，和品行义行可称道却没有科举功名的人，究竟谁是得到，谁是失去呢？唉！读书人所争的是百年之后，怎么可以心志短浅，只凭一时的荣辱来决定得失，并以此作为忧乐呢？我把听闻到的事全部搜集记录下来，文学之士也附录于后。那些品行奇特、独自践行正道而有所表现的人，虽然自身还没有列入庠序，也一定是听闻过圣贤教诲的人；即使说他没有学习过，我也一定认为他是有学问的。萧明灿是泉州安海人，户籍隶属于台湾。他出生一年多父亲就去世了。顺治十一年，伪郑军队掠夺泉州时，明灿刚五岁，和母亲林氏失散，在路旁号哭。他的叔祖某人带他到台湾，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等到明灿稍稍长大，才完全知道自己因遭寇乱而失去母亲，于是前往内地寻找，却多年没有找到。最后他向家人诀别，发誓找不到母亲就不再活着回来。后来遇到延平王郑氏族人，得知他的母亲正依靠那家人居住，便把她迎接回来，极尽孝养。人们把他比作朱寿昌。明灿的儿子凤来、凤求，都考中武乡试。（据《府志》补录。） 王璋，字昂伯，台湾人，康熙癸酉科举人。康熙三十四年分修《台湾郡志》。起初任云南宜良县令，清廉自守，爱护百姓。母亲去世服丧时，数千百姓向云南巡抚请求挽留他。王璋穿着素服从小路返回，服丧期满后起任湖广房县知县，不久升任主事，调任监察御史，死于任上。王凤来，字瑞周，号竹山，宁南坊人。由岁贡生补任漳平司训。他整顿规章条文，向诸生说明敦厚人伦、树立品德的道理。任期届满后入都，后来回到台湾。适逢台湾发生变乱，他上书制府，陈述征讨剿灭的策略。盗寇平定后再次北上，奉旨选派前往贵州。不久遭父丧。服丧期满，按例补任苏州督粮水利同知。他监督漕粮兑运，竭尽精力革除弊端；奉命押运漕粮时，彻底革除旧有陋规。又负责督办采办修筑海塘所需石料，奉檄勘察太仓州水灾，再次监督漕运事务并代理总捕职务，升任刑部安徽司员外郎，改任河南怀庆知府。入京引见时，获赐御书刻本、貂皮、香珠和紫金锭。后来调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他历任官职三十多年，六十五岁时去世。王纯，字希文，号德庵，西定坊人。由贡生补任上杭训导，师范端正严谨，不停讲论，诸生多受到他的裁正培养。升任庐州同知，奉调任刑部员外郎，转任户部四川司郎中，兼管通州，掌管坐粮厅事务，请假回乡后去世。刘某灼，字汉章，号为轩，东安坊人。康熙乙未年岁贡。雍正壬子年选授长泰学训导。长泰县志称他清廉自守、和蔼平易、容易亲近。乾隆甲子年升任长汀教谕，告老还乡。士子在道路上摆满酒席为他饯行。八十五岁去世。妻子陈氏，享年九十三岁。陈鹏南，字云垂，镇北坊人，专心行善，四代同居，家中食指数千，却没有争吵之言。雍正壬子年，以岁贡生任连江司训，勤于考核课业。乾隆丁巳年，连江县遭遇风灾，文庙倾塌，鹏南亲自捐资修建，费用二千四百多金。又买粮平价出售给贫困士人，并开河，捐银六百两；督抚两院上报他的事迹，奉旨优厚叙录。吴振经，字子常，西定坊人，由岁贡生补任训导，特升开封府同知，代理开封府印务，奉调任刑部员外郎。请假回乡，七十岁去世。侯瑞珍，宁南坊人，性情淳厚。年少丧父，善于侍奉节母，家庭中没有争吵之言。县里推举他为乡饮宾。母亲去世时，瑞珍已经六十六岁。他在墓旁结庐守墓，直到服丧期满，七十四岁去世。乾隆乙巳年，奉旨旌表；他的子孙中有许多人入庠读书并领取廪饩。陈仕俊，字子庆，东安坊人，国学生。他诚心乐善好施。康熙戊戌年大旱，米价暴涨，仕俊拿出粮食二千五百石，分给四坊赈济，救活了很多人。又曾经修桥、施舍棺材。庚子年捐出置办园地作为义冢。他的儿子贡生应魁，又拿出白银四百两，请求修缮本县学宫，能够继承父亲的善行。施世榜，字文标，西定坊人，拔贡生。乐善好施，对乡里、亲友和姻亲多有周济。于大南门外修建敬圣楼，招募僧人收集废弃字纸。由寿宁教谕升授兵马司副指挥。他命长子贡生士安捐资二百两，修缮凤邑学宫；又置田一千亩，作为海东书院的膏火费；还命第五子拔贡生士膺捐社仓粮一千石，这些都是他的义行。黄国英，字逊卿，东安坊人，贡生，是淡水都司曾荣的儿子。年少时聪慧奇异，喜好施舍。亲戚中贫困缺乏的，每月供给银米来养活他们；遇到合乎义理的事一定去做。雍正己酉年，协助郡守倪象恺大规模修建郡署，各项工料都立即办妥，三个月便落成。北路盐水港淤塞，船只难以通行，国英捐出自己的龙沟潭庄西槺榔塭产业，截取其中一半，又拿出千金，另行疏浚一条港道。远近运载货物的船只，都依靠这条港道抵达府城。他又增置营房，请总镇王郡拨兵防守。不久以州同候补，死于漳州。吴振生，宁南坊人，勇于行善。县城十字街是郡城的通衢大道，振生拿出自己的资金，全都铺砌成石路，行人因此便利。他的次子有声，康熙壬午年考中武乡试。蔡廷万，字缩吾，国学生。幼年丧父。他的母亲戴氏长期患病，手脚痿痹，廷万和妻子涂氏一起恭敬谨慎地奉养她，邻里都称赞他们。傅梦弼，字帝简，童年便在庠学领取廪饩。家中极其贫困，常常减少自己的饭食来供养母亲。母亲生病，占卜结果不吉，梦弼向神祈祷，请求用自身代替母亲受病，连续七天，母亲痊愈，而梦弼患病去世。徐起长，考职州同，因孝顺友爱而著称，急公好义。李一柱，贡生，原籍漳州平和人，善于侍奉寡母。一次渡海遇到盗贼，财物和行囊都被抢走，他请求留下当地特产仙枝子酱。盗贼盘问他，他说：“这是母亲喜欢吃的。”盗贼认为他有义，便释放了他。陈君陆，字次平，国学生，按例获赠儒林郎，家境富裕。曾拿出银两和粮食协助赈灾，道台、知府分别赐匾表彰他。儿子国瑞，字景文，候选州同，以孝顺侍奉母亲而闻名。林继捷，考职吏员。侍奉继母能够和颜悦色，兄弟相处很有友爱之风。平素以读书传家为志。儿子起廉、起章都入庠读书。（以上十七人都据《旧志》收录。）

译林公业，字永秀，台湾人。居家孝顺友爱，性情正直善良，替人排忧解难、调解纠纷。乡里凡有不平之事，他总是出面评判调解，众人称他为“林公道”。儿子大俊，被推举为乡饮宾。当时因年高德厚而担任乡饮宾的，还有杨敬瑞、曾潜龙、林为栋等，都是台湾人。（据《府志》补录。） 杨志申，字燕夫，籍贯彰化，居住在郡城东安坊。父亲早逝，他侍奉母亲，极尽让母亲欢喜之道。善于照料各位弟弟，和睦宗族、周济邻里，赈济贫民、施舍棺材，修缮庙宇、治理桥梁，凡是各种义举，没有不尽力而为的。起初县学学租每年收入不足使用，志申首先捐出彰化县田地每年收入的粮食一百六十六石，帮助补贴课费。又想到文庙油灯等费用没有来源，便告诉司训陈元恕，愿意继续捐助。不久病情加重，他急忙召来儿子，命令分割凤邑田地，按年计收粮食一百九十六石（如今历任交代册记作一百九十石）充作台湾县学费用，说：“我亲自履行先前的诺言，并不是替你们求福报，只希望你们读书不要辜负我的志向。”儿子跪着听命，他随即闭上了眼睛。去世当天，司训记载了这件事，便遵从众人意见，详细请求将他的牌位留在学宫祠中。如今在忠义孝悌祠中祭祀他。（郑兼才撰写传记。） 郑其仁，字彭年，西定坊人。年轻时力气很大，常常举起巨石在手掌上舞弄。十八岁时成为凤山县武学生，参加乡试三次都落选。于是感叹说：“上天生给我一身筋骨力气，难道不能考中乡试，为朝廷稍微效力驰驱吗？”于是带着家眷居住在凤邑姜园庄。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在彰化首先发动叛乱，凤山的盗贼响应，因其仁深得众望，便强行胁迫他。其仁夜间翻越竹围逃走，盗贼从后追赶；他的妻子林氏非常害怕其仁被害，突然发心病。第二天，庄人用车载她前往东港乌树林塭，还没到，病情加重，她回头连呼三声“彭年”后去世。其仁悲痛万分，把她埋在沙汕，随即寻找船只返回郡城。当时柳州人杨廷理任台湾司马，竭力筹划攻守，郡城城墙因此得以保全。其仁于是率领义勇前去投奔。恰逢盗贼攻打南门，其仁射杀盗贼，左手被贼炮击中，伤口还未痊愈，盗贼一到便出战。后来他跟随协镇丁朝雄，由水路到东港，盗贼在岸上抵抗。其仁亲自发射大炮，连胡须眉毛都被烧焦了，奋力呼喊杀敌，盗贼众人溃败，于是收复东港。因功授任守备。东港地近姜园，其仁一向熟悉当地情况，于是召集流亡者和被胁从者，人数超过一千，借给他们口粮，声势更加振盛。夜间有盗贼劫掠东港，队伍几乎发生混乱，幸亏有郑其仁才得以安定。乾隆五十三年春，大将军福康安扫平嘉义、彰化，盗贼都向南逃窜；台湾司马杨廷理带兵勇协同围剿，其仁愿意充当前队，和盗贼在放索的丛林之间交战。恰逢伏兵发动，其仁奋力作战，战马跌倒而被杀害，时年三十四岁。事情上报后，加授都司衔，赐谥“忠勇”，给予祭祀和安葬，在京城昭忠祠祭祀，世袭云骑尉。儿子端本、端好于嘉庆十二年请求将其祀入本邑忠义孝悌祠。（黄汝济撰写传记。） 薛邦扬，字垂青，宁南坊人，郡廪生。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叛乱围困郡城，邦扬所招募的义民，因日久粮食吃尽，便典当房屋，筹得一千金来接济他们。曾率领义民，跟随游击蔡攀龙的军队驻扎札桶盘栈，亲身经历数十次战斗。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三日，盗贼大举来袭，官军和义民合力抵御。邦扬冲入盗贼阵中，杀死盗贼，被乱炮击中，坠马身亡。他的妻兄率领邦扬的部属，夺回他的尸体。死时二十八岁。妻子陈氏后来生下遗腹男孩。嘉庆十二年，请求将邦扬祀入忠义孝悌祠。（郑兼才撰写传记。） 许鸿，镇北坊人。家境贫困，靠制作灯笼谋生，凭武力考入郡学成为学生。林爽文叛乱时，许鸿出面率领义勇，遇到战斗总是冲在最前面。不久跟随总兵官柴大纪在三坎店抵御盗贼。盗贼到来时，许鸿冲在前面杀敌；太守杨廷理见许鸿的旗帜陷入敌阵，便督率众人攻破营垒救援，但许鸿已经被盗贼杀害，只得检取他的尸体带回。许鸿死时三十四岁，没有妻子。嘉庆十二年，请求将他祀入忠义孝悌祠。（郑兼才撰写传记。） 陈名标，字孙榜，镇北坊人，考中乾隆丁卯科乡荐。持身谨慎自守。台湾风俗崇尚奢侈，士人饮食用度大多没有节制，名标辛勤节俭，不受风俗改变。遇到县里的大事，便毅然主动承担；凡是文庙、天后宫的修缮，郡城城墙、塭岸的兴建，都由名标拿出大量资金，并兼任工程监督。他又严格治家，按照法度约束子侄。遇到廉正谨慎、品行端方的士人，一定特别加意敬重礼待，大概还保有前代正人君子的遗风。七十岁时，恭逢盛典，钦赐国子监典簿。七十二岁去世。儿子作霖，乾隆甲午科举人，选任县令，改任宁化教谕；又援引成例升任中书，将祖籍恢复为泉州晋江。（黄汝济撰写传记。） 吴国美，字尔玉，东安坊人，原籍晋江。年少时按例进入太学，成年后来到台湾，于是定居在那里。他的生计仅能维持自身生活，但爱惜文字，不怕劳心费力，随处捡拾字纸，把卷曲的展开，把污脏的洗净，在洁净的地方晒干，再送入流水中，每天勤勤恳恳，终身如此。中年以后尤其喜欢施舍，每逢朔日、望日早晨起床，便把二百文钱装在袖中，坐在街头施给有残缺、残废疾病的乞丐。钱用完就赶快回家，因为惭愧无法应付后来的人，不忍看见他们的样子。邻里有贫困而不能办理丧葬的，前来告诉他，他便带着三百钱和纸钱前往，一定亲自拜祭后才安心；有时还资助衣服裤子，没有人辜负他的心意。八十二岁时无病而终。殡葬用品无论大小，全都亲自准备。曾选择废弃的坟地作为身后葬地，死后按照遗命葬在那里，人们称为吉壤。己酉年被选拔，现任候补郎中的吴春贵是他的孙子。（郑兼才撰写传记。）

译陈思敬，字泰初。父亲鹏南是本县岁贡生，最终任连江司训。思敬出生在郡城镇北坊，成年后返回祖籍，补为同安县学弟子员，考中乾隆癸酉科副榜。思敬继承父亲的志向，乐善好施。尤其注重内在品行，孝敬谨慎地侍奉继母杨氏。他想到自己虽然寄籍同安，但台湾是祖先创业立家的地方，田园、住宅和祖坟都在那里，因此每年多次往来凤邑。他亲手创办的产业，也全都与各位弟弟、侄子共同享有。他对待至亲，和在内地没有不同。一天，他在凤山庄听到邻居家的读书声，询问后得知是广东人，很高兴，第二天便用油和米资助他家。广东向来少有儒童，到这时即使极其贫困，也想拜师读书，都是思敬给予感化的结果。他一向懂得医术，所到之处一定设药铺，很多药材都是自己采集炮制来给人治病，因此远近都知道思敬。贫困患病的人家，都依靠他救活。有人来求殡葬用品，衣服、裤子、棺材等，他没有一样吝惜。还担心仓促之间无法供应，于是雇工匠、选木料，制作棺材铺放着，以备救济他人。佃户积欠租粮很多，思敬每次回内地，必定召他们前来，把所立的欠据拿出来投入火中。有人对此感到为难，他说：“我子孙的衣食有没有保障，并不取决于这些，只是留下这些欠据会增添麻烦，使穷人更加困苦罢了。” 他修缮省城城墙贡院、在祖籍置办义冢、设立社学、修订族谱等义举，都分别见于建宁朱梅崖、晋安孟瓶葊所撰的传记中。他著有《鹤山遗集》，安溪官石溪为此书作序；因次子鸣佩，获赠修职佐郎。（郑兼才撰写传记。） 马琬，字琰伯，又字梅村，世代居住在本县东安坊。他的祖父廷对是岁贡生，父亲中莱中拔选，二人都寄籍诸罗，所以马琬也成为诸罗岁贡生。马琬家中三代以经学取士，家境却更加贫困；他喜欢饮酒，也喜爱书籍、史书、书法和绘画，时常养花种竹来自娱。善于侍奉母亲，母亲高寿，将近百岁时仍能画水墨芦雁，马琬也跟着她学习。马琬和弟弟璧一起授徒教书来奉养母亲，跟随他们学习的人日益增多。澎湖别驾最初创办文石书院，因马琬品德敦厚、学问优良，请他主持讲席。他居住澎湖八年，学者多受到他的学术传承。马琬约束自身非常严格，醉后便狂放地翻白眼，见到母亲却肃然恭敬。晚年因乡试屡次被推荐却未能中选，更加放情于诗酒，闲暇时创作水墨画，并亲自题字寄托心意。（韩必昌撰写传记。） 刘应罴，字亦璋，又字跂亭，是宁南坊人。他聪明敏捷，嗜好学习，成年后补为弟子员，多次考试名列优等，于是领取廪饩。旧制度规定，参加童试的人，必须由领取廪饩的生员作为识认人，具结保证，才可以应试。有人冒用籍贯、违反规定，便要处罚具结的廪生。当时县试中冒籍现象很多，应罴想要清查，便和众多上舍生一起呈递文状，请求观察使处理。观察使一向害怕惹事，看完文状后愤怒地说：“秀才们不安心安静读书，却轻易制造事端，这是谁干的？”撰写文状的人很多，却没有人敢承认。应罴从容说：“文状是我写的，本来就不是制造事端。清理籍贯，只是为了整顿文风，也是国家制度。”观察使默然无言，但最终没有实行清查。因此，应罴领取廪饩十多年，却不再参与具结担保之事。乾隆丁酉年考中乡试，辛丑年参加礼部会试落第。后来慨然有出游览胜的志向，却被同行者阻止，未能成行而归。丁未年再次入都，因拣选考列二等，任屏南教谕。屏南县小，参加乡试的人寥寥无几，所以科举功名长期空缺，学宫的礼制设施也很简陋。应罴到任后，用俸禄购置祭器，修缮祠宇，又修理官署，作为讲学场所。壬子年秋，带领学生参加省试。有位周姓生员，果然在这一科考中登上贤书，士人都感念他的恩德。任职三年后，以疾病为由辞职回乡。应罴为人和蔼厚道，接近事理，善于调处亲友家族之间的关系。凡是亲友家中政务或事务有阻碍难办的，常常只凭他一句话就能化解。各级当权者听闻他的名声，想请他前去拜见，却始终未能如愿。六十岁时，卒于家中（洪禧撰写传记）。王化成，字子登，镇北坊人。性情恬淡，教导人以品行修养为先，其次才谈文章技艺。他从小就授徒；后来在瓯宁执掌教职，主旨也不超出这一点。在任六年后，以年老为由告归。做官所得十分微薄，他却安然自得；其他事情一概不参与，仍然设馆授徒，以此度过余年。卒年七十五岁（黄汝济撰写传记）。李凌霄，字尔冲，西定坊人。年轻时进入塾馆读书，因贫困而中止学业。有一位同塾朋友某人正准备参加游泮入学礼，见到凌霄却不向他行礼。凌霄奋然说道：“我只是贫穷罢了，这难道就值得你轻视我吗？”于是背着书箱走到郭玉璇面前作揖，拜他为师，说：“弟子贫穷，无法备办拜师礼，愿意服劳役，仍然跟随先生学习。”玉璇认为他的志气可嘉，答应了他。当时凌霄已经十九岁，家里无力置办床席；他每天夜里读书读到精神疲倦，便借卧在案几上打个盹，醒来后又继续读书。到了府试时，郡守蒋元枢惊异于他的才华，将他拔置第一。不久，他补为弟子员。凌霄在郭玉璇门下受业时，与玉璇的儿子郭泰交情很好。郭泰参加辛卯年乡试时遇上风暴，船在澄海的甲子所沉没。当时凌霄还处于困苦之中，直到己亥年才得以参加乡试；距郭泰沉船之事大约已近十年，但凌霄为朋友埋骨荒野而悲痛。放榜后，他计算路程和费用，跋涉水陆，来到郭泰安葬的地方，拜祭并哭泣，把他的遗骸装入囊中带回。旁观者都为之悲恻，认为这情谊胜过骨肉至亲。郭泰的儿子青峰前来询问此事时，既惊讶又感动，众人都称赞郭泰有这样的朋友。青峰先于凌霄入学；当时他正因父亲遗骸尚未归来而悲痛，又在这一年遭逢母丧，不能参加乡试。至此，他便请凌霄坐在上位，青峰率领家人向他拜谢。凌霄奔走推辞，不肯接受这种礼遇。他平生以志气自许。除诗文之外，还喜欢广泛涉猎各种技艺。即使是拳棒、歌曲之类，也一定每夜都练习一遍，之后才靠坐在榻上披衣吟咏；他因此忍受饥寒，几乎劳累困惫而死。庚子年科举考试前，有客人讲述鼓山的胜景，他想在清晨立即带着同伴前往。到了那里，便一定要把当地境域走遍，仿佛完全不知道考试将要到来。等到入闱考试时，他吐血数斗，于是勉强完成了考试。回到家后不久便去世，享年二十九岁。他的妻子林氏也相继去世；没有儿子（郑兼才撰写传记）。文学（附录） 按旧志的人物传记，分为治行、孝义、文学三类。新修志书只记治行、孝义，统称为“行谊”，而把文学附在后面。虽然已经列出这一门类，但传记尚未收录，这里特为补录。王喜，宁南坊人，岁贡生。著作很多。曾经撰写《台湾志》，成为旧邑志取法的蓝本。吴弼，宁南坊人，岁贡生。喜欢谈论军事。康熙乙亥年，分任《郡志》的修纂工作，任松溪训导。陈逸，字豫侯，东安坊人，岁贡生。康熙乙亥年，分任《郡志》的修纂工作；己亥年分任《诸罗志》的修纂工作。选任福安训导。

译马廷对，字策生，年少时失去父母，发奋苦读，后来因海上动乱而流寓台湾。康熙癸亥年，台湾开始举行试士，廷对名列弟子员第一，科试后补为廪生。癸酉年充任贡生。曾参与分修《郡志》，主持修建各郡学宫。八十岁时获得教职，因年老请求退休。郑萼达，字伯谦，西定坊人。喜爱吟诗作赋，以岁贡生身份授任永福训导。康熙乙亥年，与岁贡生张铨、陈文达等分任《郡志》的修纂工作。张铨字君衡，任归化训导。陈文达字在兹，又曾参与分修台、凤二郡志。金继美，字云思，东安坊人。性情恬淡，很少经营谋求。雷阳、陈璇任县令时，聘请他主持义学。后来知府卫台揆创办崇文书院，又聘请继美主持书院。巡道高拱干修纂《郡志》时，继美也参与其中，最终以岁贡生身份终身。李钦文，东安坊人，岁贡生，参与分修台、凤、诸三部志书。选任南靖训导。张士箱，镇北坊人，岁贡生，任漳州府训导。康熙庚子年，参与分修《郡志》。陈邦杰，字俊千，雍正乙卯年举人。乾隆庚申年，与拔贡生黄佺等分任《郡志》的修纂工作。黄佺字伴偓，喜欢谈论诗歌。张从政，字达夫，东安坊人，恩贡生。年少时失去父亲，侍奉母亲很孝顺。乾隆五年，参与分修《郡志》，著有《刚斋诗文稿》。他的儿子张岳是丙辰年举人（以上均据旧志）。军功 本县多有战事，因此士人中有凭军功显贵的。例如黄曾荣在海康受到倚重任用，林黄彩向觉罗献策，都是凭借才智、忠诚和信义，在当时显扬名声；这些事已经足以称道。此后又有人号召乡民倾尽资财起兵抗义，并且亲自奔赴战场，消灭仇敌和寇贼；乡土能够安宁，确实有赖于这些人，这当然更值得称赞。他们受到恩典荣耀、承受赏赐，难道其中还有凭侥幸而获得的吗？现将他们的姓名和事迹记录下来，以昭示后来者。至于郑其仁、薛邦扬、许鸿这几位君子，本应全部列入《行谊》，不能一概归入“军功”一类。陈远致（有传记）。黄曾荣（有传记）。林黄彩（有传记）。陈林每，因六十年复台之功，授任把总，逐级升任本镇总兵，历任惠州提督署理职务（有传记）。王作兴（有传记）。郭张文（有传记）。陈友（有传记）。陈应橙，陈远致的儿子。因六十年军功，加授署都司职衔。陈天杓，陈远致的儿子。因六十年军功，加授署都司职衔。陈雄，陈远致的儿子，逐级升任守备。杨恩，任温州总兵。魏大猷，任闽安副将，署理海坛总兵。魏天锡，任烽火门参将。魏国璜，任水师提标后营游击。吴陈胜，任海澄副将。王李孟，任台协水师中营游击。魏元，任广东虎头门都司。萧英，任闽安右营守备。黄光国（有传，即另有传记）。郑鸿善，武举出身，任台协左营千总。杨升时，武生出身，任台协中营千总。翁振行，任烽火门千总。曾大源，举人出身。乾隆五十三年随军参与围剿林逆，因军功任内阁中书。郑应选，武举出身。因军功授予五品职衔，代理建宁守备。林廷玉，武举出身，因军功授予五品职衔。吴天河，武举出身，因军功授予五品职衔。叶显名，武举出身。因军功授予六品职衔，按千总职位任用。现任北路千总。薛登科，恩贡生出身。因军功授予七品职衔，按教职任用。任福州训导。董日勉，岁贡生出身。因军功授予八品职衔，按教职任用。陈兆升，附贡生出身。因军功授予八品职衔。陈青江，附贡生出身。因军功授予八品职衔。杨振文，由监生捐纳取得四品职衔。因军功，赏赐佩戴花翎。郭友和，监生出身。因军功授予六品职衔，赏赐佩戴蓝翎。陈作范，监生出身。因军功授予八品职衔。方耀江，监生出身。因军功授予八品职衔。曾廷豪，增生出身。因军功授予八品职衔，按教职任用。选任长泰训导。张源懃，附生出身。因军功授予五品职衔，赏赐佩戴花翎。补授安庆府通判。郑起凤，附生出身。因军功授予六品职衔，按千总职位任用。现任澎湖右营千总。郭廷梁，附生出身。因军功授予六品职衔。郭青峰、张维新、林世基、陈世桂，都是附生出身，因军功授予八品职衔。郑其仁，有传记。见“行谊”一门。王得禄，武生出身。因军功授予五品职衔，赏赐佩戴花翎，按千总职位任用。现任福宁总兵。戴显群，武生。因军功授予六品职衔，以把总身份任用。现任北路把总。杜朝成，武生。因军功授予六品职衔，以把总身份任用。张应选。李清俊，因军功授予六品职衔，以佐杂官身份任用。历任潮州、潮阳、揭阳典史，因眼疾告老还乡。林廷佐、吴朝行、黄希升，都为武生，因军功授予六品职衔。施世同因军功授予六品职衔，获赏戴蓝翎，以千总身份任用；乾隆六十年加授五品职衔。黄理生因军功授予六品职衔，以把总身份任用。蔡夺因军功授予六品职衔，以把总身份任用；嘉庆十一年因功加授千总。郭友直因军功授予六品职衔。林连招因军功授予七品职衔，以把总身份任用。许显观因军功授予七品职衔，以把总身份任用。王君津因军功授予九品职衔，以杂职身份任用。以上因军功授职的三十七人，是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案件中奏请赏赐的。杨应选，廪生，因军功授予六品职衔，奉旨召见。方耀汉，武生。因军功授予七品职衔。郭子璋因军功授予七品职衔。庄文因军功获任外委。以上四人，都是乾隆六十年陈周全案件中奏请赏赐的。吴春贵，候补郎中。招募水陆义民，攻破洲仔尾，经议定叙功，随带军功加一级，并记录功劳两次。陈启良，具有布政司经历的职衔。因竖立木栅防守海口，又招募义勇随军剿贼有功，授予五品职衔。潘振甲，举人。因守城有功，授予六品职衔。张文雅，武举。因跟随军队剿灭桶盘栈的贼寇有功，任用为千总。陈廷璧，恩贡生。因守城有功，授予六品职衔。黄汝济，拔贡生。因守城有功，授予六品职衔。游化，岁贡生。因劝说庄民跟随出征大穆降有功，授予六品职衔。

译韩必昌，岁贡生。因守城有功，授予六品职衔。郭拔萃，贡生。因鼓励义首随军剿贼有功，授予六品职衔。杜天奎，凤山贡生。因军功授予六品职衔。郭邦杰，监生。因守城有功，授予六品职衔。石时荣，监生。因守城有功，授予六品职衔。黄化鲤，廪生。因擒获许和尚有功，奏准以教职任用。林瀚，廪生。因雇募水陆义勇攻破洲仔尾有功，授予六品职衔。王得昌，廪生。因招募水路义勇攻破洲仔尾有功，授予六品职衔。黄化治，廪生。因守城有功，授予六品职衔。纪邦杰，附生。因守城有功，授予六品职衔。林廷邦，武生。因雇募义民随军剿贼有功，授予六品职衔。林玉和，武生。因擒获陈番有功，授予千总职衔。洪秀文因随军剿贼有功，授予七品职衔；又因从鹿耳门剿贼有功，授予六品职衔。陈本全因在鹿耳门剿贼有功，授予七品职衔。张爵因随军杀贼有功，授予七品职衔。张健、许高嵩、蔡源顺、苏丽水、黄藤：以上五人都因随军剿贼，授予七品职衔，以把总身份任用。陈尚义因守城有功，授予七品职衔。郑观涛，监生。因守城并剿贼有功，授予六品职衔。陈凤因剿贼时遇害，奏准按照把总的事例赐予恤典（有传记）。以上三十人，是嘉庆十一年蔡牵案件中奏请赏赐的。陈远致，字子静，安平人。康熙癸亥年，因军功代理参将，协助水师提督施琅平定台湾。他冲锋陷阵，攻克澎湖，前后获赏银一千三百两。平定台湾后，留下陈远致安置居民；他用所发银两招募佃户，开垦田园二万多亩，升任左都督管镇标右营游击，授予拖沙喇哈番，并记录余功两次。不久升任瑞安副将，入朝觐见，因年老获准按原品级退休。他的儿子应橙、天杓在乾隆六十年随军征讨朱姓匪徒有功，加授代理都司职衔，并由把总升为守备。林黄彩，字元质，安平人，有智谋和胆力。康熙辛丑年，台湾朱一贵匪徒作乱，总督觉罗满保移驻厦门；林黄彩奔赴兴化，详细陈述平定台湾的策略。总督命他随大军进讨。事平后，他由把总升为守备；屡次升迁至厦门游击。嘉庆十一年（考查应为雍正十年，《旧志》误作十一年），随军征讨大甲西，因功升任参将。不久调任澄海副将，代理碣石卫总兵，死于任所。他的父亲宸昌，是良医，平素广施药方，努力行善，受到诰封；年过八十，仍然精神矍铄。黄曾荣，字焕文，起初是诸生，后来弃文从军，补任把总，升为千总。巡道陈璸命他征讨上淡水，擒获贼首郑尽心。黄曾荣到达后，考察当地山川形势，绘图进献；并请求在当地增设一营。后来陈璸升任偏沅巡抚，特意上疏推荐黄曾荣，奉旨列名备案。等到陈璸调任抚闽时，便与总督觉罗满保联名上疏，请求设置淡水营。任命黄曾荣为该营都司，他勘察营地，创建兵房，办理三个月完工；因积劳成疾，死于任所。王作兴，安平人，熟悉水务。康熙辛丑年，提督施世骠统兵征讨台湾，王作兴潜水游到鹿耳门，插立标志为大军引路入港，因功加授代理都司佥事，授任把总；屡次升迁至南澳游击。乾隆己未年，调任安平中营，死于任所。郭张文，宁南坊人。平素熟习弓马技艺，由把总升任陆路提标千总。康熙辛丑年夏，朱姓匪徒突然发动叛乱，总督觉罗满保调拨他随参将林政征讨台湾；因剿贼有功，死于军中（以上均录自《旧志》）。陈友，台湾人，生长在海滨，熟悉水务。康熙六十年，水师提督施世骠统率五百多艘战船征讨台湾，命陈友先驾驶小船到鹿耳门插立标志，作为航行引路。台湾平定后，上报他的功劳，授任把总；后来屡次升迁，直到金门镇标游击（《府志》）。黄光国，字辉卿，又字隐亭，世代居住在晋江。少年丧父，家境贫困；成年后又丧母。他倾尽财产办理母亲丧葬，于是渡海东来谋生。正好台湾镇招募考书吏，因黄光国条陈对答精确详尽，选用了他，于是把户籍立在本县镇北坊。雍正十年，北路阿束、大肚、大甲西的番民肆意叛乱杀人，大军进讨，黄光国请求随军出征，因功优先补任中营外委；后来屡次升迁为延平左营守备。因年老请求退休。黄光国廉洁谨慎，喜好文墨，又通达时务。在延平任职时，曾陈述整顿台湾疆域的十二件事，制军赞许并采纳。等到回乡时，行囊中一无所有，只有守令和绅士唱和的几卷诗集而已。他性情慈爱，每次遇到有人用粥喂养鸟雀龟鳖，必定全部买下放生。他对待下属，从未听到呵斥辱骂声；有一次随丁携带他的衣物跌入泥中，内外都沾满污泥，他立即用温和的话安慰他。黄光国离官后三四十年，旧日属下的弁兵还有几十人登堂拜祭他的遗像，各自叙述往事，表达离任后对他的思念。有子廷璧，入学成为弟子员（谢金銮撰写传记）。陈凤，字于山，西定坊人；原籍惠安，二十岁时来到台湾。他一向有胆识谋略。台湾府屡次受到盗寇警报，陈凤因捕盗出力，获得委任。蔡牵逆党勾结陆地盗匪在沪尾起事后，便悬赏招募擒获陈凤等人的人，赏金千两。嘉庆年间北埔、萧垄等庄都发生动摇，官府因陈凤熟悉当地情况，发檄令他前往援助。陈凤到木栅遇到贼寇，督率义勇奋力作战；贼众大批聚集，陈凤被杀。事情上报后，按照把总的事例赐予恤典。陈凤死时四十六岁，嘉庆十一年附祀于郡城昭忠祠（郑兼才撰写传记）。列女。林氏，辜汤纯的妻子。二十岁时辜汤纯去世，没有儿子，她便抚养丈夫的媵所生的两个儿子，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侍奉婆婆很孝顺，婆婆病重时，她割取大腿肉和药给婆婆服用，并向上天祈求减去自己的寿数来增加婆婆的寿命。婆婆的病果然痊愈，又延寿五年才去世。乡里称她为“辜孝妇”。雍正五年，入祀节孝祠。张氏，洪之廷的妻子。十八岁嫁给洪之廷，生了一个女儿。洪之廷去世后，公婆怜惜她年纪轻，叫老妇人婉言劝她改嫁。张氏说：“我之所以不死，是因为要侍奉公婆。”她昼夜勤劳纺织，以供养公婆，四十年守节不变，如同一日。人们称她为节孝妇。雍正五年入祀节孝祠。

译余氏，杨茂仁的妻子，生了三个儿子后杨茂仁去世。余氏二十二岁时，悲痛昏绝后又苏醒，环顾三个儿子：年长的才刚离开襁褓，年幼的还未满二十天，于是〔原文缺字，语义不确定〕说：“与其舍弃生命为丈夫殉死，不如抚养孤儿以延续祭祀。”于是靠纺织维持生活，甘愿承受艰苦。六十三岁去世。孙子五人，都成为诸生。雍正五年入祀节孝祠。陈氏，郑斌升的妻子。郑斌升原是莆田人，后来举家迁到台湾。陈氏十八岁守寡，留下的儿子刚满一岁；她苦守节操，勤做女红维持生活，抚养儿子成人，后来有孙子入郡学。雍正五年入祀节孝祠。萧氏爱娘，是洪思齐的未婚妻，也是武举凤求的女儿。洪思齐去世时，爱娘十九岁，她发誓守节，向父亲说明后，嫁入洪家。她抚养族人的儿子作为嗣子，十二年间没有回娘家省亲。乾隆四年因病去世，与洪思齐合葬在武定里。黄声集的妾，名叫好官；婢女叫银娘。黄声集将死时，给好官一百金，叫她另行改嫁。好官用这些钱抚养族人的儿子作为嗣子，与银娘共同抚养他。后来所抚养的儿子去世，好官悲痛愤懑，想要自缢；银娘劝慰她，愿意终身侍奉她，于是两人一同剃发，持长斋四十多年。好官去世后，银娘也去世了。林氏，鹭江人，十六岁嫁给范文质。婆婆性情严厉，林氏却能使她欢心。二十五岁时，范文质去世，留下六岁的儿子学海。不久，丈夫的二弟夫妇也相继去世，他们的子女都年幼，林氏便像抚养亲生子女一样抚育他们，教导督促十分谨慎。儿子学海考中进士，授任山东兖州寿张营守备，后来请假回家奉养母亲，七年后林氏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蔡氏惜娘，陈邦栋的妻子。十九岁时陈邦栋去世，当时儿子才满一个月，蔡氏发誓不独自活着。公婆劝她为了抚养孤儿、成全节操而活下去，她便压抑悲痛，勤劳纺织，孝敬奉养公婆，抚育教导儿子成人，乡里称赞她守节尽孝。刘氏尾娘，侯孟富的妻子，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侯孟富去世时，刘氏二十八岁，子女都年幼，家中又没有亲属，她便立志守节，勤做女红供给衣食。她教导儿子瑞珍成人，见到了五代孙，八十五岁去世。女儿名罔娘，嫁给林妙；林妙早夭，罔娘因守节著称，瑞珍则因孝顺闻名。乾隆十四年奉旨旌表，御史杨开鼎题写牌坊额为“一门节孝”。陈氏，谢仕家的妻子，二十九岁守寡，长期吃斋为婆婆祈求长寿，五十九岁去世。陈氏，李朝珪的妻子。二十二岁时丈夫去世，她哭奠七天完毕，半夜整好衣服上吊；婆婆救下她，她苏醒后，婆婆多方劝解开导，她于是忍住死志，抚养孤儿。家境颇为富裕，她不佩戴首饰，也不蓄养婢女，守节二十六年，侍奉婆婆很孝顺，教导儿子成人。黄氏，庠生李时灿的妻子。二十三岁时李时灿去世，儿子才四岁，家贫如洗，她靠针线活维持生计。她常带着几岁的孩子到海边拾取蜃蛤，供奉婆婆，邻里无不感叹。婆婆久病，不能坐立，她侍奉了两年，夜里常常不能入睡。乾隆十五年奉旨旌表。王氏，监生蔡朝麟的妻子，也是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凤来的亲妹妹。她熟悉妇女应守的内训，闺门规范严肃。二十四岁时蔡朝麟去世，留下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丈夫的弟弟朝熊当时才九岁，她辛苦抚养，直到他成人。婆婆卧病八年，她侍奉始终没有懈怠。四十六年间，她足不跨出家门，声音不传出门户，邻里尊奉她为妇女中的典范。董氏，千总郭张文的妻子。郭张文随军征讨朱姓匪徒，死在军中；董氏独居闺室，灶火屡次断绝，忍受饥寒，吃粗苦之物，督促儿子读书，人们说她有“画荻教子”的风范。林氏，郑元的妻子。十九岁嫁给郑元，才过两年，丈夫便死在外地；她生下遗腹子，抚养教导他，后来入成均。王氏金娘，洪以珍的妻子，二十六岁守节，五十七岁去世。颜氏好娘，林生的妻子，居住在永宁里濑口，二十三岁守节，终于享寿而终。李氏性娘，儒童吴来之的妻子，天性贞洁娴静，嫁过一年，吴来之去世，她立志抚养孤儿，终于享寿而终。黄氏合娘，许配给刘爻生，尚未成婚刘爻生便去世。合娘守贞，用来奉养老母、抚养幼弟，最终享寿而终。吴氏，王晋光的未婚妻，十八岁时王晋光去世，她向父母请求，获准到夫家办理丧事；又向公公请求，获准以王晋光兄嫂后来所生的儿子作为王晋光的嗣子。后来果然生了男孩，取名绍琅，吴氏把他抚养成人，使他入泮宫。阮氏荫娘，王寻的妻子，居住在安平镇。十六岁嫁给王寻，长久没有生育，便抚养丈夫伯父留下的遗腹子，极尽抚育之责。不久丈夫去世，他的二哥前来，哭祭灵柩完毕，阮氏请求把所抚养的侄子立为丈夫的后嗣，获准后便想自缢。二嫂赶紧救下她，并安慰说：“叔叔死了不能复生，嫂子何苦这样折磨自己？”阮氏说：“丈夫死了，我发誓不独自活着；能够同归于死，我的愿望就满足了。”二哥派人严密防范她。阮氏把看守者灌醉，立即整饰妆容，穿上洁净衣服，上吊而死。入祀凤山节孝祠。郭氏益娘，曾国的妻子。十八岁时还没有生育，曾国溺海而死。郭氏日夜悲哀哭泣，告诉亲属说：“丈夫亡故，按义理我不能独自活着，愿意到地下跟随他。”于是自缢而死。雍正五年入祀节孝祠。赵氏，李宋的妻子。二十二岁时，李宋患病，她侍奉汤药，不梳洗，也不解衣。没多久李宋去世，赵氏悲痛至极；哭祭完毕，便自缢而死。士民赞美她的节操，争相前往吊唁祭奠。雍正五年入祀节孝祠。纪惠女险娘，年少时许配给吴使。十八岁时，吴使尚未成婚便患病，险娘听说后，寝食俱废；不久吴使去世，她自缢殉死。夫家把吴使的灵柩迁来，与她合葬在武定里洲仔尾。雍正五年入祀祠中。王氏德娘，杨轸的妻子。杨轸捕鱼时溺水而死。王氏二十二岁，家中只有年老的公公和幼小的女儿。将要哭祭完毕时，夜里四更，她设下祭席，哭奠完毕，便进房自缢。封君林宸昌告诉协镇张国，张国前往拜祭并收殓她，还作诗挽悼。黄氏器娘，武定里人，幼年许配给陈越琪。听说陈越琪生病，她便减少饮食并祈祷。等陈越琪去世，父母把消息隐瞒，没有告诉她。器娘暗中察知实情，便自缢而死。夫家抬着陈越琪的灵柩，与器娘的灵柩在路上相遇，合葬于魁斗山。康熙六十一年旌表并入祀。

译庄连的女儿珠娘，许配给陈景昭，尚未成婚陈景昭便因病去世。珠娘十八岁，听到讣告后，摘下首饰，换穿素服；家人担心她殉死，严密防范。她于是装作谈笑自若，过了十多天，突然进入房中，关上门上吊。母亲急忙呼喊她，没有回应；撬门进去查看时，她已经气绝。于是把她附葬在陈景昭墓的右边。在此以前，庄连的弟弟宗聘娶高氏金娘，十八岁时尚未成婚庄宗便去世，金娘听到讣告立即削发为尼。庄连还有一个妹妹劝娘尚未出嫁，因母亲病重，向上天祈祷，割取大腿肉和羹汤进献，母亲吃后病愈；她就是珠娘的亲姑母。乡人认为节、孝、贞、烈集中在一家，投赠的诗篇装满了几卷。袁氏顺娘，袁权的女儿。十六岁嫁给鲁定甫，六个月后鲁定甫去世。袁氏悲痛凄惨，过了七天向内外各房亲属说明，便自缢殉死，与鲁定甫合葬在魁斗山西面。雍正五年入祀节孝祠。吕氏谐娘，吕昭的女儿，十八岁，尚未许配人家。有个邻人胡宠戏弄她，谐娘羞愤之下自尽。知县李阊审理查明实情，依例旌表她。蔡氏偕娘，张金生的妻子。二十五岁嫁给张金生，才过五个月，丈夫便患病。她侍奉汤药，早晚没有倦容；病情加重后，她多方请医诊治，愿意以身代夫，连续两个月眼不交睫、食不下咽。张金生去世，蔡氏哭着对母亲说：“我上没有婆婆，下没有子嗣，按义理不能独自活着。”看着丈夫入殓完毕，当夜便上吊。入殡时面色如生（以上录自《旧志》）。陈氏外娘，周荫的妻子。十九岁嫁给周荫，二十七岁守寡，艰苦守节。家贫，靠针线活维持生活。她有一个妯娌也守寡，劝她一同改嫁；陈氏以公婆年老为理由推辞，早晚服侍公婆，更加勤谨。每年节日祭祀，她必定诚敬周全，现年七十八岁。萧氏良娘，监生沈耀汶的妻子。二十一岁嫁给沈耀汶，二十七岁守寡。有两个儿子，年幼的一个是遗腹子，她把两人都教养到成人。侍奉婆婆，能以和悦的脸色使婆婆满意；守贞守节的性情，到老更加坚定。有孙子入学。嘉庆二年旌表，现年七十五岁。李氏珍娘，谢沛的妻子。二十二岁嫁给谢沛，二十六岁时谢沛去世，留下遗腹男孩。李氏把孩子抚养成人，孝顺侍奉婆婆，家内礼法十分严肃，现年五十八岁。董氏煅娘，徐光庭的妻子。她年少时跟随父亲学习，能够诵读经书。二十岁嫁给徐光庭，二十三岁守寡，没有儿子，只留下两岁的女儿琴娘。家贫，靠女红维持生活。有个叫魏开颜的人，是儒童，每次参加府县考试都名列前茅；董氏听说他的名声，便招他做琴娘的丈夫，并与魏开颜约定：“如果生了男孩，就让他作为徐家的嗣子。”一年后生下男孩元烈，于是让他继承徐家。元烈才三岁，琴娘便去世；魏开颜失意渡海回去，不再回来。董氏苦心抚养幼孙，孙子刚脱离襁褓，她便亲口教授经书。元烈长大后通晓文字，善于经营，家计逐渐兴旺。董氏刚守寡时，徐家有个弟弟玉芳在外游学；等他回来，徐家的春秋祭祀全由董氏一力承担。因为嫂嫂守寡而贫困，徐玉芳劝她减省。董氏正色说：“我生不逢时，来不及侍奉公婆，连春秋祭祀也还缺少供品，难道还配做徐家的媳妇吗？我虽然贫穷，几个月前已经收集米粮、积攒钱财，为今天作准备；即使微薄，也尽了我的心意。”听到的人都认为她深明大义。元烈成家后，也非常孝顺，晚年入太学。董氏八十四岁去世，终身持斋；曾孙朝选是本县廪生。苏氏劝娘，陈应祖的妻子。十九岁嫁给陈应祖，生了一个儿子，才九个月陈应祖便去世。苏氏二十一岁，苦心守节，始终如一。七十九岁去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曾氏谨娘，王廷枢的妻子。十七岁嫁给王廷枢，完全遵守妇道。二十三岁时丈夫去世，留下三岁的孤儿，曾氏把他抚养成人。后来公公化成考中瓯宁司训，曾氏请求带着遗孤随行，自己带着孤儿在家居住，勤做女红补助生活。化成向学使朱石君说明情况，获赐匾额“霜清荻画”。等到公婆去世，丧葬都完全按礼办理。不久儿子也去世，她与守寡的儿媳共同辛苦抚养幼孙。她守节共四十八年，六十六岁去世。吴氏断娘，原籍同安。十六岁嫁给戴诚实，二十八岁守寡。家贫，她靠纺织养活两个幼子，并发誓终身不吃荤。长子去世后，次子渊源已经成人；因家贫不能独自生活，便奉母亲渡海到台湾，于是定居台湾，贫困度日直到老年，节操更加严厉。六十岁去世。郑氏凝娘，李元恩的妻子。结婚四个月李元恩便去世。郑氏当时十八岁，立志守寡，上侍奉公婆。丈夫的弟弟怜悯她的节操，便以长子廷开作为她的嗣子，又另立两个儿子为后，他们都成人成才。廷开入郡学，郑氏六十七岁去世。许氏任娘，陈开兴的妻子。十六岁嫁给陈开兴，十八岁守寡，没有儿子，便把继子当亲生儿子抚养，孝顺侍奉公婆，不轻易说笑，邻里都敬重她。她守寡共三十年，四十八岁去世。陈氏舜英，沈元美的妻子。十六岁出嫁，婚后十年沈元美去世，留下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是遗腹子。当时婆婆年老，孩子幼小，丈夫的弟弟贫穷而读书，陈氏靠针线活与他们相依为命。后来婆婆和丈夫的弟弟相继去世，弟媳改嫁，陈氏便像抚养亲生女儿一样抚养年幼的女儿，自己养大两个儿子。陈氏去世时七十二岁。陈氏报娘，镇北坊黄信的妻子。十六岁嫁给黄信，二十七岁守寡。家贫不能自存，亲戚有人劝她改嫁；她明白大义，发誓不听从。公公生病后，她侍奉不懈，并向上天祈祷愿代公公承受病痛。平时供给公婆的美味食物，全靠自己做针线活挣来。四十七岁去世。郭氏住娘，儒士张玉麟的妻子。二十九岁守寡。有亲戚怜惜她贫困，有时馈赠财物，她竭力推辞不受，甘心苦守节操；每天一餐有时都不能保证，却仍然安然自若。现年九十三岁，有四个孙子、五个曾孙。吴氏招娘，例贡生蔡国定的妻子。二十岁嫁给蔡国定，二十三岁守寡。婆婆性情很急躁，她侍奉婆婆却能使其欢心。抱养两个儿子，都教导督促他们成人成才。四十四岁去世。李氏秀娘，吴丕谟的妻子。二十岁嫁给吴丕谟，二十六岁守寡，留下四岁的孤儿。她上侍奉老婆婆，下抚养幼子，直到儿子婚娶成人。四十八岁时，儿子和儿媳相继去世，孙子还在襁褓中，她又把孙子抚养成人。后来继承的长孙璟瑶也早夭，留下四世孙还在襁褓中，又依靠她抚养，处境越艰难，守节也越苦。现年七十三岁。

译石氏爱娘，嫁给贡生黄珪璋。二十九岁时黄珪璋去世。石氏守贞洁，治家严谨，对儿子廷玉督促责备，从不稍加宽容。对儿媳虽然极其慈爱，但稍有不遵守妇道，必定严厉责备；无法教导的便遣送出去。她侍奉婆婆王氏，能够委曲周全地使婆婆欢心。婆婆九十四岁去世。石氏六十八岁去世。廷玉后来依例捐资入监。陈氏品娘，苏坂的妻子。十八岁嫁给苏坂，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二十六岁时苏坂去世，她卖掉三个女儿来安葬苏坂，靠女红收入抚养两个儿子。她的弟弟怜悯她贫困，私下把她许配给林家；陈氏得知后坚决不从，日夜痛哭，最终也没有人能够改变她的志向。现年五十九岁。陈氏好娘，大目降庄蔡全英的妻子。十七岁嫁给蔡全英，二十四岁守寡，有两个儿子，都还年幼。她亲自砍柴采集薪草，抚养两个儿子，直到他们成人。五十二岁去世。潘氏官娘，广储里蔡为的妻子。十八岁嫁给蔡为，二十二岁守寡，留下儿子佛赐，才五个月大。潘氏依义理不改嫁，抚养孤儿、侍奉公婆，勤俭持家，前后五十四年。曾孙绕膝，人们称说这是苦守节操所得的福报。七十六岁去世。郭氏袁娘，嫁给大穆降庄的杨霸光。过了一年杨霸光去世，郭氏当时怀孕才三个月，她立志保全遗腹子，守寡共四十四年。儿子世昌为太学生。韩氏梅娘，镇北坊刘国传的妻子。二十八岁守寡，留下两个孤儿。她甘心守节，依靠女红积攒微薄钱财，为两个儿子择师。后来次子早夭，儿媳蔡氏二十四岁，也从此立志守节。韩氏六十四岁去世。王氏友娘，保西里郑景运的妻子。二十岁嫁给郑景运，生了两个女儿，二十八岁守寡。她痛惜家门福运衰薄，甘心苦守节操，养老婆婆，抚养两个女儿，受到乡里的推重敬仰。现年六十四岁。郭氏道娘，保西里林佛恩的妻子。十九岁嫁给林佛恩，生了一个儿子，二十六岁守寡。她性情恬静，又有姿色，家境贫寒，父亲担心她难以守节。有个李某与她父亲交情深厚，他的女儿已经出嫁后去世，郭氏父亲想把道娘嫁给李某续弦；李某也深知道娘美丽贤惠，便暗中让她父亲用好话劝说她，但道娘不答应。父亲见无法改变她的志向，便时常送米粮给她，以成全她的志愿。现年七十岁。张氏僭娘，保西里郭启的妻子。二十岁嫁给郭启，生了一个女儿，二十八岁守寡，与年老的婆婆相依为命，完全尽到妇道；她抱养一个继子，七十岁去世。洪氏灿娘，赠文林郎、国学生曾习辉的妻子。二十九岁时曾习辉去世，留下儿子大源，才三岁。洪氏辛勤抚养他，稍稍长大后，便让他拜师学习；夜里点着篝灯督促他读书，家中大小事务都亲自操持，不让家务扰乱他的心思。大源年纪渐长，入学后通晓时务，洪氏便把全部家事交给他，自己退居内室。她说：“男子汉应当自立，我只是个未亡人，哪里懂得外面的事？”她的见识大体就是如此。大源乾隆庚子年中举人，因军功补任内阁中书，洪氏受封为太孺人，七十四岁去世。黄氏品娘，监生沈廷玑的妻子。二十岁嫁给沈廷玑，二十三岁守寡，留下一个女儿；她把女儿抚养成人，发誓不再嫁。又抱养两个继子，等他们长大后却都去世了；她只认为这是自己命运不济，反而更加勉励自己守节，现年七十一岁。曾氏尽娘，韩仕贵的妻子。二十八岁时韩仕贵去世，留下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都还年幼。曾氏守志抚养他们，不辞劳苦，因此得到公婆的欢心。她亲自节俭持家，却生性乐于施舍；遇到贫寒之人尤其用心周济，从年轻到老年从未稍有懈怠。七十五岁时无病而终。人们认为这是守节、尽孝、乐善所得到的回报。陈氏招娘，东安坊邵启明的妻子。二十一岁嫁给邵启明，二十三岁守寡，没有儿子。邵启明原来以读书为业，他的父亲文睿是本县武生。陈氏自认为是儒家妇女，不能改嫁而失节，于是立志苦守。家贫如洗，她抱养一个儿子；儿子娶妻后，夫妻相继去世，留下一个孙子，孤苦伶仃，陈氏便抚养他。听到此事的人都称赞叹息。七十六岁去世。邵氏进娘，黄天的妻子。十九岁嫁给黄天，二十一岁守寡，留下一个女儿；她抚养丈夫兄长黄连的儿子作为嗣子。嗣子长大后娶张氏，晚年嗣子去世，女儿也相继去世，邵氏孤苦无依，便与儿媳张氏相依为命。七十九岁去世。张氏这个儿媳也以守节自我勉励。朱氏巽娘，岁贡生朱瑞麟的女儿，嫁给太学生潘友德，生了三个儿子。潘友德去世时，巽娘二十七岁，她发誓像冰霜一样守贞，苦心抚养孤儿。后来次子振甲于乾隆丙午年在乡试中举；长子振科、幼子振联也先后入学、取得廪生资格，巽娘得以看见三个儿子成人成才。六十岁去世。潘氏香娘是大学生吴炳才的妻子，二十五岁便守寡，留下遗孤萃奎，当时还在襁褓中。婆婆已经先去世了，祖婆婆年过八十，香娘仍尽孝奉养，礼数周全。后来萃奎因攻读儒业补为增生，香娘享受了他的孝养，人们都认为这是节孝所得的报偿。吴氏鸾娘是徐茂臻的妻子，嫁过去刚满一周年，茂臻便去世了，留下一个遗腹男孩。家里十分贫困，她昼夜勤做女红来补助生活，上侍奉年迈的婆婆，下抚养年幼的儿子。后来婆婆去世，儿子也长大成人，而鸾娘已经去世了。她总共苦守节操十六年，邻里都怜悯她。评论说：家族的衰亡与绝嗣能够重新振兴延续，靠的是节妇。当丈夫早亡，留下这幼小的呱呱婴儿时，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家族世系就很难说了。她们忍受艰苦、含辛茹苦，承担重任而道路遥远。人情会发生变化，祸患也常常萌发；贫困之家固然艰难，富裕之家反而往往更加艰难。若不是才识与力量兼备、能够周全应付的人，就不足以承担这些责任。最终使老年人有所依靠，年幼者得到抚养，既使他们成长又教导他们，使家门福祚重新兴盛，这功劳难道不伟大吗！有的人丈夫已经去世，自己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便发誓到九泉之下追随丈夫，毅然作出决断；这也许是量力而行、坚持到底，明白当时形势，以成全自己志向的人吧！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从前子舆先生谈到托付孤儿、寄托性命，说面临重大节操而不能被夺志的人，称为君子。我看节妇的作为，推而广之，哪一种不是子舆氏所说的情形呢？可惜她们不是男子。然而使丈夫感到惭愧的男子，大概多得很了。牌坊 泮宫坊、大成坊：都见“学宫志”。贞烈坊：一座在十字街，康熙六十一年为陈越琪的未婚妻黄氏所建；一座在大南门内，乾隆十年为张金生的妻子蔡氏所建；一座在东安坊，乾隆十三年为贞女吕氏所建。

译节孝坊：一座在上横街，乾隆十一年为侯孟富的妻子刘氏以及其儿子瑞珍的妻子侯氏所建；一座在大南门外，乾隆十一年为庠生李时灿的妻子黄氏所建；一座在西定坊分府署东面，嘉庆五年为监生沈耀汶的妻子萧氏所建。耆耇 尊敬赡养老人，是用来教育弟弟的。古代在学校中养老；所赡养的老人有四类，即使平民中的老人也包括在内。不过这种礼制称为“宪”、称为“乞言”、称为“惇史”，可见所赡养的老人一定是贤者。至于按年龄赐养老人的制度，只是按照户籍比例，送给他们粮食和丝帛来供养，这就够了。如今把他们载入志书，也是因为这些人多少有些值得传述之处吧，当然不能把他们一概视作按年龄赐养的对象。旧志对于八十岁以上的人，即使完全没有可记载的事迹，也一定会记录。只是恐怕荒村陋屋之中，还有许多人被遗漏，这也许不是旧例所规定的。至于长寿而享有永久福祉、活到一百岁以上的人，如果不是内心宁静、欲望很少，必定很难达到；所以国家把他们视为太平盛世的人瑞，记录时一定很慎重。其他被记载的人，也一定略有值得记录的事迹。县城镇北坊人林志茂，享年一百岁；他的妻子洪氏也活到九十八岁。杨绍芳是东安坊人，享年一百零七岁。吴朝阳是永康里人，享年九十六岁。当时郡治设置城栅，郡守孙鲁派朝阳带路划定界线，使工程不损害百姓住宅，县里的人大多感念他的恩德。他是武举吴志超的祖父。学弟子林起凤，享年九十三岁，喜欢种花植竹，自号“散人”。李文奇曾任乡饮宾，享年九十六岁。他的弟弟文旦享年九十四岁，文登享年九十一岁。巡道倪象恺为他们的园亭题匾，称为“聚星”。御史张湄诗中说“海翁九十发鹤”，大概指的就是文奇兄弟。文奇的儿子参加武科乡试，康熙丁酉年中解元。又有林麟灿，字元星，精通医药，家产价值千金，却全部施舍给神庙。他活到八十九岁，端坐着去世，僧人为他设炉祭祀。陶铨能够凭借医术救济他人。县令鲁鼎梅修纂县志时，陶铨已经八十九岁。又有蔡忠的祖母方氏，享年一百零二岁。另有鲁令修志时，镇北坊有一位妇人林王氏，享年一百零二岁；仁德里有一位妇人郭钟氏，享年一百零一岁。鲁令都为她们请旨旌表。陈维馨的妻子林氏，九十九岁时仍然严守闺门规范，善于教育子女，是举人陈辉的母亲（以上事例都依据旧志）。后来又听闻黄四娘，即凌氏，是宁南坊人，享年一百岁。评论说：三代以后，实际任用的并不是所学的，所学的也不是实际任用的，古人曾经这样说过。然而以“四子”书取士，那么所任用的学问与所学习的内容不但能够互相资助，即使终身不被任用，这种学问也不可以片刻离开。圣贤的话，是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依据，即使是市井佣工、乡村老妇，也不能一天舍弃它，何况士大夫呢？国家以“四子”书取士，认为能够深入理解圣贤之言的人，才可以任用。士人有的把它当作猎取科名的工具，求取科名时便在其中依稀仿佛地钻研；得到科名后就抛弃它，还认为它迂腐疏远而不能实行。他们抛弃的，其实只是自己抛弃自己；等到实际施行时，他们并不能真正抛弃圣贤之道，只是依循着它却不知道罢了。也有人只是借用圣贤的话，内心却并不存有它。圣贤之言，顺从它就能生存，违背它就会死亡。假借圣贤之言的人，初期或许得到利益，但其危害久而久之必然显现，最终发展到决裂溃败、无可挽回，之后才哭泣叹息，想起孔子、孟子所说的话，也已经太晚了。所以必须从始至终反复权衡，猛然醒悟、彻底明白，然后才能落实于自身、体现在事务上；这样教育才可以兴盛，人们才会懂得尊敬学问。这难道只是针对台湾说的吗！泉州人的性情强悍而守法，漳州人的性情惊惧而怯弱，广东人的性情鄙朴而有文采；合起来说，他们都质朴直率，崇尚意气而容易受感动。这就是台湾士人的性情。他们衣食容易满足，礼义也容易兴起；容易做善事的人也容易变成作恶的人。对他们的教育，难道可以把它当作缓慢谋划的事情吗？卷四 军志 营制（附营署）、汛塘、教场、船政、屯番、恤赏、军官、戎略、义民 屯戍，是用来平息祸乱的军队；征伐，是用来平定祸乱的军队。从文字意义说，“止戈”为武，二者就是这个意思。台湾起初靠征伐才得以平定，后来于是建立屯戍制度；设置营寨、修筑堡垒，用内地士兵驻守，三年轮换一次，抚恤赏赐十分周备。这就是所谓侦察盗贼、查问奸邪，在祸乱尚未发生之前加以平息。屯戍军队如果能够发挥作用，征伐就可以不必施行了。从前周锺瑄撰写《诸罗邑志》时，北路刚刚开辟，土地辽阔，还没有设置军队。周锺瑄私下议论，认为一定要拨出镇标一营，驻屯在半线一带。他对隐患的忧虑十分迫切，反复陈述；看他的说法，好像只要在深入险阻幽深的地区得到一千多名士兵，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唉，唉！戍兵的功效难道真能达到这种程度吗？还是他只是针对当时而言，而形势变化、风气转移，情况本来就不同了呢？国家的律令周密详尽，无论多么偏远都能达到。营、塘、堆、汛分布在海疆各处；武官和楼船，人员与制度都已配备。读贝子公所作的《善后事宜》，可知营兵离开队伍、经商或包庇娼妓赌博的，必定依法查究惩处。大概是担心本来用来平息祸乱的军队反而成为祸乱的征兆，又怎么能谈得上平定祸乱呢？因此一并详细记载，使后来负责征调武卫的人有所考察。这是《军志》第四。营制（附营署） 汛塘 教场 船政 屯番 恤赏 军官 戡定戎略 义民 营制（附营署） 驻扎在本县辖区内的军营，大体有三类：一是总镇标营，负责统辖全台；二是台协水师营，负责防守海口；三是城守营，为县城治所设置。以下分别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