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当初，永兴修造砖塔，知府姜遵大量采集石头，用来代替砖瓦和烧灰，辖区内的碑碣因此几乎被搜空。得到这块石头后，不敢毁掉，便来进献。此石大概呈床榻形状，上面刻着“山水”二字，▯字有几尺大，笔势雄健。在它上面铺设枕头和竹席，水从中间流过，发出潺潺声。这大概是开元年间制作的，如今在清晖殿。赏花钓鱼宴按照旧制度，三馆的直馆预先参加宴坐，校理以下作诗后退席（按语：孔文仲《谈苑》也记载这件事，在“赋诗而退”下面说：“太宗时，李宗谔任校理，作诗说：‘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そ却出宫门去，还似当年不第时。’皇上当即命令他赴宴，从此校理以下都参加宴会。”这里文意没有完结，应当有脱文）。道家有《金龙玉简》，由学士院撰写文字，详细列出一年中斋醮的数目，投放到名山洞府中。天圣年间，仁宗皇帝认为这些地方险远偏僻，难以运送斋醮祭祀所需的器具，也给州县造成很大困扰，于是下令道录院裁减，只保留二十处，其余全部停止。它们是：河南府平阳洞、台州赤城山五京洞、江宁府华阳洞、舒州潜山司真洞、杭州大涤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张公洞、南康军庐山咏真洞、建州武夷山升真洞、潭州南岳朱陵洞、江州马当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润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钱塘江水府、河阳济渎北海水府、凤翔府圣湫仙游潭、河中府百丈泓龙潭、杭州天目山龙潭、华州车箱潭。所停止的地方，不能全部记载。我曾在学士院取出《金龙玉简》查看，金龙用铜制成，玉简用阶石制成。天圣年间，雄州百姓的妻子张氏死后无户绝嗣，留下田产。按法律应当把三分之一给她出嫁的女儿；其余二分虽然有同居的外甥，但估价超过万缗钱，应当上奏听候裁决。仁宗皇帝说：“这些都是平民自己经营得来的财产，不能贪图没收入官，全部还给他们。”当时王沂公任宰相，吕文靖公、鲁肃简公任参知政事，都极力赞美这件事。按照旧例，翰林侍读学士没有带职出任外官的。张知白罢任参知政事后，被授予这一职务，出任大名府知府；但不是历任二府而出任外官的人，不能享有这种待遇。宝元年间，梅询才开始带着翰林侍读学士的职衔出任知郑州，改任许州，此后两制官员带职出任外官便成为惯例。景▯元年，仁宗皇帝患病，多次更换翰林医官，病仍未愈。李大长公主说许希善于针灸，于是召来让他施针，三针便痊愈了，提升许希为尚药奉御，赏赐十分丰厚。许希谢恩舞蹈完毕，又向西拜了拜。皇上派人询问他这样做的原因，他回答说：“这是向他的老师扁鹊致谢。”于是下诏修建扁鹊庙。当时，山东人颜太初作诗赞美许希不忘根本，同时讥刺士大夫都看重高官厚禄，却不知道尊崇孔子。庆历三年，澧州进献木头，上面有“太平之道”四字。我曾在天章阁下观看祥瑞之物，看见枣木板上有北斗的纹样，旁边还有辅星，形状曲折，纹理色彩灿烂。后唐明宗设置端明殿学士。太平兴国年间，把端明殿改为文明殿，任命程羽为文明殿学士，位次在枢密副使之下。明道元年，把承明殿改为端明殿；明道二年，任命宋宣献公为端明殿学士，与文明殿学士这一职务并存，但降低了它的班次。这一年，又把殿名改为延和殿。庆历七年，因为真宗的谥号，把文明殿改为紫宸殿，任命丁文简公度为紫宸殿学士。后来进言者认为紫宸不是臣下所应称用的名称，于是把延和殿改为观文殿，任命丁度为观文殿学士；接着又任命贾文元公昌朝为观文殿大学士，并下诏从今以后不是曾经做过宰相的人，不得授任此职。庆历八年以后，把茶、盐、香药、见钱作为四税，在沿边地区使用；把茶、盐、香药作为三税，在靠近内地的州军使用。议论这件事的人认为，四税和见钱的制度都不能永远固定遵守，必须根据边境军务计划的厚薄以及物价的高低，随时变通调整，这才可以。庆历八年，南岳瑞应峰前一夜发生大雷雨，平地涌出一段木头，形状像乌龟，手脚都具备，高二尺，周长一丈。庆历初年，万胜军全是市井中疲弱的新近应募者，西部敌军轻视他们，却一向害怕虎翼军。当时，麟府路兵马钤辖张亢修建宁寨，改换了旗帜。敌军看见万胜军的旗帜，不知道那其实是虎翼军，便先行进犯。万弩一齐发射，敌军奔逃溃败，斩首二千余级。于是修筑了建宁、清塞、百胜、中候、镇川五座堡寨。张亢的智谋，大多就是这样。真宗皇帝对斋醮祭祀之事要求严格，他所用的表章印记是“昭受乾符之宝”。后来大内发生火灾，这枚宝印丢失，便只使用“御前之宝”。庆历年间，皇帝下令学士院确定印文为：“皇帝钦崇国祀之宝”，斋醮祭祀时便使用它。庆历年间，兴办学校。有一天，判监和各学官都聚会，石守道在座中说：“蜀地有个叫何群的人，只知道有仁义，却不知道有寒冷和饥饿。”于是便把他安置在馆舍中。当时，谏官、御史进言说，用赋来取士对治理没有益处，而何群尤其努力支持这种做法。朝廷下令两制官员商议，两制官员认为，赋和诗已经使用很久，而且是祖宗旧例，不可以废除。何群听说后十分悲痛，烧掉了自己平生所作的一百多篇赋，不再参加进士考试，又用这件事告诫自己的儿子。后来何圣从推荐他，朝廷赐给他“安逸处士”的称号。何群是果州西充县人。庆历年间，广南西路的区希范借白崖山蛮人蒙赶在内部作乱，攻破环州及各处寨堡。当时，天章杜待制杞从京西转运使调任广西。到任后，他找到宜州人吴香等作为乡导，攻破白崖等寨，收复环州，因而劝说他们投降。大规模用牛肉和酒犒赏他们，等他们喝醉后，伏兵出动，擒获并杀死六百多人。三天以后，才抓到区希范，将他剁成肉酱，分赐给溪洞诸蛮；又取出他的心肝，绘成《五藏图》，流传于世。其中有一个人独眼，图上的肝脏便有缺漏。当时，梅公仪挚任御史，上言说杜杞杀害已经投降的人，失去了朝廷的大信用，请求加罪。朝廷记录他的功劳，只加以告诫而已。后来杜杞任庆州知州，有一天正坐在厕所里，看见区希范等人上前申诉，便呵斥说：“你们这些反叛之人，按法律应当诛杀，还有什么可申诉的！”不久他就死了。杀害降人是古人所忌讳的事，杜杞知道这一点，内心常常疑惧；到他衰老时，才显现为鬼祟作怪，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译皇祐末年，邕州有白气横贯天空，江水泛滥，司户参军孔宗旦对知州陈珙说应当防备边患，陈珙没有听从。不久，侬智高在境内作乱，攻破邕、贵、横、贺、浔、藤、梧、封、康、端十州，包围广州，杀死将领和官吏张忠等数十人。最后，朝廷派狄公青率领蕃落五百骑兵，在邕州归仁铺击败了他，共得到首级五千三百四十一，筑成京观。当初，谣言说：“农家种，籴家收。”到这时被狄公击败了。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第四十七代孙孔宗愿为文宣公，不久又改封孔宗愿为衍圣公。（按语：《宋史·仁宗本纪》记载，至和二年三月丙子，封孔子的后代为衍圣公，没有记载最初封为文宣公的事情。然而《文苑传》称文宣公为孔圣▯，那么原先的封号确实是文宣公，《本纪》只是根据后来改过的名称记载罢了。） 嘉▯元年五月二十四日黄昏时分，两颗星接连向西流动，一颗从天江出现，一颗从天市出现。刘仲更说：“从天江出现的预示大水，从天市出现的预示财物散失。”不久，京城发生大水，居民房屋和军营被冲走的，不知有几千万间。天象的变异竟然如此不会徒然发生。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皇帝召近臣到天章阁下观看图书、察看祥瑞之物。皇上亲自书写飞白书，命左右近臣▯笏观看。又命禹玉题写跋尾，每人赐一张纸。随后在群玉殿置酒，皇上对群臣说：“如今天下太平无事，所以和你们一同欢饮。”宴席中赐下诗作，群臣都作诗应和。又赐给他们太宗时的斑竹管笔、李廷▯墨、陈远握墨、陈朗麝围墨，然后再次入座。宴会结束时，换用大盏，取来鹿头酒察看封记，派遣内侍斟满酒，遍向众人劝饮。韩魏公琦一饮而尽，内侍又劝他喝一杯。卢公彦一生不饮酒，也勉强喝下一大杯。又把皇上面前的香药分装到各人的饣丁中，让他们都拿回去。到二十六日，温州进献柑子，又举行宴会，从台谏官、三馆臣僚到其他官员全都参加，于是皇帝宣布说：“前几天太草率了，所以再次举行这个宴会。”礼数完全和前一次一样，只是不再赋诗。嘉▯年间，交趾进贡两头麒麟。我曾在殿庭中和众人一起观看，它们的形状像水牛，身上披着肉甲，鼻端有一只角，以青草、果实和瓜为食。每次喂它们时，必定先用杖敲击它们的角，然后它们才进食。当时，朝廷内外很多人都说它们不是麒麟。田元均况任枢密使，说这不是麒麟，又逐一援引各部书籍所记载的形状，都没有这种兽，恐怕是被远方来人欺骗了。最终朝廷下诏，称它们为异兽来答复。陈公弼曾对我说，荣州杨氏家中的水牛生下的牛犊像这种动物，大概是牛进入水中，蛟龙感应它而使它生下来的。礼部贡院举行进士考试的日子，在台阶前设置香案，主考官和举人相对拜礼，这是唐代的旧例。考场座位、帷帐等设置得很盛备，有关官署准备茶、汤和饮浆。到了考试学究时，帷帐、毡席之类全都撤去，也没有茶汤，口渴时就喝砚台里的水，人人的嘴唇都被染黑了。这并不是故意要使他们困苦，而是为了防止有人通过毡帐以及供应人员私下传递所考的经义；过去曾经有人因此作弊败露，所以按照旧例设置防范。欧阳文忠公的诗说：“焚香礼进士，撤幕待经生。”认为礼数有这样的轻重差别，其实是各有原因的。嘉祐年间，进士奏报姓名完毕，还没有举行御试，京城却荒诞地传说王俊民是状元，没有人知道这话从哪里传出来的，人们也不知道王俊民是什么人。等到御试时，王荆公当时任知制诰，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二人担任详定官。旧制规定：御试举人时，设置初考官，先评定等级，再封住试卷，送给覆考官重新评定等级，然后交给详定官；详定官把初考官所定的等级发出，与覆考官所定的等级相对照，如果相同就算定了；如果不同，就详细审查试卷，或依初考，或依覆考确定，不得另立等级。当时，王荆公认为初考、覆考所定的第一名都不恰当，于是在试卷行间另取一人为第一名。杨乐道遵守旧法，认为不可以这样做。二人的议论没有决定下来。太常少卿朱从道当时担任弥封官，听说此事后，对同舍说：“二位公何必费力争论，从道十天前就听说王俊民是状元了，事情必定早已定下，二位只是徒然自苦罢了。”不久，二人各自按自己的意见上奏禀报，诏令采纳了荆公的请求。等到拆封，果然是王俊民。详定官可以另立等级，从此开始，后来遂成为定制。仁宗朝，内侍张宗礼到无为山烧香，发现一株古柏，树围有数丈，中间空着，可以安放卧榻和坐墩。我把它题名为“自然庵”。树上枝叶繁茂，前面有竹径，还设置童子像迎接客人的样子，非常值得喜爱欣赏。

译仁宗朝，侍奉在迩英阁的讲读官都站着，每当有人问事，众人便一齐回答，颇为纷乱。于是诏令大家都坐下，只有轮到读书的人依次站起来，记注官也坐下。石昌言、杨休上奏说：“记注官应当站立侍奉，近距离记录圣上的言语，以便详细记录，不能坐下。”于是命令他们站立侍奉。崇政殿西面有延羲阁，面向南；迎阳门北面有迩英阁，面向东，都是讲读的地方。仁宗皇帝即位后，经常驾临延羲阁。每次开始讲读或讲读完一篇，便传召两府大臣一同听讲，赐给御书，有时还赐宴。后来不再驾临延羲阁，专门驾临迩英阁。春季从二月中旬开始，到端午停止；秋季从八月中旬开始，到冬至停止。讲读官在宫门上接受赐食，等后殿公事结束，系好鞋进入。传令入座，赐茶，在南墙下依次坐下，然后再依次起身讲读。又传令入座，赐汤。这些礼数十分优厚，即使执政大臣也不能享有。（按：延羲阁原本的“羲”字写作“义”。考察《宋史·本纪》也作“义”，而《地理志》全都作“羲”。按：“义”是太宗的原名，阁名不应叫延义，现依《地理志》改正。） 仁宗在暑月不摇扇，我镇守迩英阁时，曾看见左右侍从只是用拂子驱赶蚊蝇。冬天也不使用炉火，每次驾临殿中，便在朵殿设置炉子来抵御寒气；天气很冷时，就在殿的两角设置炉子。医生说：“身体承受中和之气，就会这样。” 仁宗皇帝喜爱雅乐，又严格重视天地、宗庙的祭祀以及崇奉神御之事，因此朝廷内外谈论音乐的人多得数不清，设置机构修订制作雅乐也屡次进行，耗费的钱财不可估量。宦官侍从建议修饰神御，年年月月不断，但仁宗终身没有衰减对这件事的兴趣。庆历年间，陕西用兵之后，有人建议出外田猎来显示武功，四方都争着献来鹰犬，唯恐落在后面。然而皇帝出猎只进行了一两次就停止了。帝王的爱好，难道可以不慎重吗？仁宗喜爱雅乐和祭祀之事，人们争着用雅乐、祭祀来奉承他，未必都做得恰当；但他终身喜爱这些而没有衰减，并没有害处。刚下令校猎，人们便争着用田猎和鹰犬来奉承，结果只进行了一两次就停止了。仁宗皇帝确实知道自己应当喜爱什么；不然的话，为什么庙号叫“仁”呢！仁宗末年，有喜鹊在宣德门的山棚上筑巢，拆毁后又重新筑起，前后两次。懂得天象的人都认为这是异常现象。正月十四日，皇上登楼，派中使传旨给从官说：“朕并不是喜欢游玩观赏，只是要和百姓一同欢乐。” 第二天，蔡君谟献诗记述这件事。治平三年春天，有彗星出现在营室星宿，经过虚、危二宿。星占术士说：“营室属于卫分，濮水流出，主宰宗庙祭祀之事；虚、危属于齐分，是上天授命的国家，主宰坟墓和哭泣之事。”过了一年，熙宁年号就改元了。上天对人的告诫，难道不是十分明白吗！

译按照旧例，在郊祀、宗庙祭祀时，读祝册官读到御名时必须起立；皇上到郊宫更衣后，前往祭坛下面，百官都回到班列迎向皇上。英宗皇帝第一次告祭宗庙时，诏令读祝册官不必起立；等到皇帝到祭坛下面，又诏令百官不要回到班列迎接。这是为了表明侍奉宗庙的精诚之意。我曾经修撰《玉牒》，知道国家宗室后代繁衍众多。治平年间，宗室有四千多人，男女各占一半，生存和死亡的人数也各占一半。亲王府设置翊善、侍讲、记室，其余宗室则按各宫院分别设置都讲、教授。每逢年节和喜庆之事，便在崇政殿或太清楼设宴。命他们射箭，考察他们的书法，有时还用歌诗来考试，选取其中有能力的人，追加赏赐器物和钱帛，以此表彰和勉励他们。景祐三年，开始设置大宗正司，以濮王及彰化军节度观察留后守节主持这项事务。宗室有奏请之事，不得直接上达，必须经过宗正司详细审议斟酌后再上报。这是为了勉励他们增进敦厚亲睦，并纠正他们的过失。后来又增设讲书官四员，另设小学教授一十二员，又增加同知大宗正一员；所设置的官员越来越多，宗室的疏远亲属又听任他们出任外官，于是能够自我勉励、向学求进的人就更多了。●卷二 汉代斛的形制，是方一尺而外部为圆形，旁边宽九厘五毫，容量实际为十斗，累计一百六十二万分，是二千龠的容量。不说深度而说方，是因为没有分、寸的区别；外部为圆形，也是相生之数。上部是斛，下部是斗，左边的耳是升，右边的耳是合。所谓“耳”，是说升、合像耳朵的形状，附在斛的左右两边。现在胡瑗制作的升、合都是方形，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这是按方分计算才形成的。龠的形状像爵，是说它圆得像爵。现在的龠方一寸、深八分一厘，也是按方分计算的。所谓“上三下二”，是说斛在上面，连同升、合为三件；斗在下面，连同龠为两件。圆形包容方形，是斛的形状，上下都是这样。现在上面是用圆形包容方形，下面却只是方形的斗。所谓“左一右二”，是说升在上面而位于左边，合在上面、龠在下面而都位于右边。现在合、龠都在上面，而且龠口朝下。自从聂崇义在前面弄错，胡瑗、阮逸又在后面沿袭了这种错误。斛的形制既然不对，却想据此考订黄钟，怎么可能做到呢！燕龙图肃任太常寺判官时，提出意见说：现在的乐律太高。朝廷开始下诏天下，寻找懂得音律的人。李照说现在的乐律比古乐高五律，胡瑗、阮逸也相继出现。李照制作的乐律，用纵向排列的黍粒累积成尺，黍粒小而尺长，因此一律的容量是千七百三十黍。胡瑗用横向排列的黍粒累积成尺，黍粒大而尺短，一律的容量是千二百黍，而空径是三分四厘六毫。空径三分四厘六毫和容量千七百三十黍，都是由于用尺来产生律而造成的错误。阮逸又想用量来求定音律，也都是错误的。最后有个成都人房庶，也说现在的乐律高五律，大概是使用唐乐而知道这一点的。他自己收藏了一件方响和一支笛子，都是唐乐的乐器。他的方法是用律产生尺，黍粒采用一稃二米。当时没有二米黍，只能根据现有的黍粒来定律。虽然没有千七百三十黍的错误，也没有三分四厘六毫的差错，但声音只比唐乐低三律，大概是因为黍粒太小；他的计算方法却是正确的。王原叔洙、胡瑗非常不喜欢他的说法。朝廷只授予房庶试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没有继续研究他的学说就停止了。房庶是房玄龄的后代，为人简率洒脱，曾经参加乡荐；但他喜爱音律，宋子京祁、田元均况都推荐他，朝廷便召见了他。当时，丁正臣也收藏了两支牙笛，与房庶的笛子相同。我曾经在雄州王临那里得到一支北界笛，比太常乐低四律，比教坊乐低二律，但仍比唐乐高一律。我又曾在才元那里得到一支并州铜尺，比太府尺长三分，用它来定律，声音与唐乐相同。用太府尺定出的乐律与北界笛相同，这两件东西必有一件是对的。假如能得到真正的黍粒，用房庶的方法以它定律来考验，必定是最恰当的，这一点无疑。所谓真黍，是一稃二米的黍。世人常说王朴懂得音律，却不知道音律的败坏正是从王朴开始的。起初，太常寺的钟磬都没有款识，王朴用横向黍粒制成的尺来制定乐律，并命人按照这个乐律铸造钟磬、刻上标记。太祖忧虑乐律太高，和岘采用影表尺八寸尺，因此乐律比唐代高五律。现在太常寺的镈钟中最大的一件，声音合于唐代的黄钟，刻的标记却说是林钟，其余钟大多也都这样。李照于是多次凿改旧钟，使它们符合自己的乐律；而钟磬又不如王朴时期，虽然不是原来的声音，但器物还完整。可惜啊！司马君实内翰光是我生死不渝的朋友，只有在讨论乐律方面与我意见不合。君实用胡瑗一粒黍的宽度作为一尺，然后制定乐律；我采用房庶一粒黍的起点，累积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作为律，然后由律产生尺。定律的方法说：凡律的周围是九分；若用尺来产生律，律就成为十分三厘八毫。因为不相合，又改变方法按方分计算，其中差错的地方多得一两件也数不清。用律产生尺，就是把九十分的黄钟长度增加十分作为一尺。凡律直径都是三分，周围九分，长度九十分，体积为八百一十分。从八百一十分按三分损益法变化，十二律的体积就彼此相通了。过去我在馆阁任职时，曾与同舍就此事决定胜负，同舍无法裁决，于是下棋来决定，君实没有获胜，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了。后来过了二十年，君实任西京留台，我去拜访他，没有带其他书，只带着自己撰写的《乐语》八篇给他看。我们争论了好几个晚上，仍然无法决定，又用投壶来裁决，我没有获胜。君实高兴地说：“大乐复活了！”我住了半个月，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要领就回来了。究竟是他的见解确实如此，还是在开玩笑，抑或是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肯改变，都无法知道。这一定是在开玩笑了。（按：《宋史》称，王镇对乐律尤其重视，只有主张房庶“以律生尺”说法这一点，曾与司马光辩论诘难，文字总共有数万字。神宗时，曾诏令王镇与刘几制定乐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