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镇曰：“定乐必先正律。”帝虽然之，而刘几即用李照乐加四清声，而奏乐成，诏罢局，并赐镇。镇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至哲宗朝，乃请太府铜尺为之，逾年成，比李照乐下一律有奇。帝及太后御延和殿，召执政同阅视，下之太常。乐奏三日而镇逝。）皇▯中，再定雅乐。胡瑗铸十二钟，大小轻重如一，其状类铎，为大环，铸盘龙、蹲熊、辟邪其上，谓之旋蠡，而平击之，故其声郁而不发。又陕西铸大钱，民以为患。是冬，日食心宿，刘羲叟谓予曰：“上将感心腹之疾，是与周景王同占也。”予初不信然之，寻使契丹，还至雄州闻上得心腹之疾矣。归问其故，羲叟曰：“景王铸大钱，又铸无射，而为大林，所谓‘害金再兴’者也。是时，日亦食于心，而景王得是疾，故曰与景王同占。”噫！羲叟而不言，则左丘明所载伶州鸠之语为诬矣。是羲叟不独为知术数，其发扬丘明功亦为不细。羲叟字仲更，泽州人，以修《唐书》授崇文院检讨，未及谢，疮发背而卒。
《周礼》：“雷鼓鼓神祀，灵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灵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数不见于《经》，然神有尊卑，则其数有多寡隆杀，理或然也。必汉时尚然，所以康成云也。几面鼓，犹言几两车、几区宅、几廛田也。而唐开元中，蜀人有绘图以献者，一鼓而为八面、
六面、四面，既不可考击，乃于县内别置散鼓，国朝仍之，郊社宗庙设而不用。景▯中，冯章靖公言雷鼓、灵鼓、路鼓并当考击，而散鼓请准乾德四年诏废不用，
然不言鼓之制非是，甚可怪也。
自唐开元时，父卒众子在，嫡孙不传重，以其不袭封也。然不知至于服纪则有所不齐。国朝亦著于礼令。景▯中，石资政中立卒，众子在，嫡孙不传重。未几，而众子卒，其家奏：“嫡孙合与不合传重。”下礼院议。于是宋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与予为礼官，景文公遂令三人各为议状。不疑曰：“初当传重，不传重误也。宜改正之，使追为服。”次道则用江都《集礼》以为当接服，若曰：
“父死众子在，嫡孙不传重，众子死，嫡孙接服，嫡孙死，众孙接服，是一尊亲为两等服也。”予谓：“石氏之孙宜依礼令不传重，且为本服。自今而后别著令，
父死众子在，嫡孙传重，然后得礼之正。”又为不疑难曰：“石氏子当传重，就令石氏子于服中犯刑，如何处之？必以见行法、见行礼处之也，岂可旋更礼法，使变期服而传重，加以重刑也。”又为次道难曰：“众子死，嫡孙接服，嫡孙死，
众孙接服，是何异家人共犯，止坐尊长，尊长方决而死，乃令次家长接续，足其杖数邪，是无此理也。”然景文从次道议，仍请著为令。其后，众子在，嫡孙请传重者，听传重；其不请者，则不传重。岂礼之意哉！
译王镇说：“制定乐律必须先校正律。”皇帝虽然认可他的话，但刘几却采用李照的乐律，加上四个清声，上奏说乐律已经制定完成，于是诏令撤销机构，并赐给王镇钱物。王镇说：“这是刘几的乐律，臣有什么关系呢？”到了哲宗朝，他才请求采用太府铜尺来制定乐律，过了一年完成，比李照的乐律低一律有余。皇帝和太后驾临延和殿，召集执政大臣一同检阅，随后交给太常寺。乐律演奏三天，王镇便去世了。）皇祐年间，再次制定雅乐。胡瑗铸造十二口钟，大小、轻重都相同，形状像铎，铸有大环，上面铸着盘龙、蹲熊、辟邪，称为旋蠡，并且从平面敲击，因此声音沉闷而不响亮。又在陕西铸造大钱，百姓以此为祸患。这年冬天，太阳在心宿发生日食，刘羲叟对我说：“皇上将要患心腹之病，这是与周景王相同的占验。”我起初不相信，后来认为他说得对；不久我出使契丹，回来到雄州时，听说皇上已经患了心腹之病。回来后我询问其中缘故，羲叟说：“周景王铸造大钱，又铸造无射钟，把它做成大林钟，这就是所谓‘害金再兴’。当时太阳也在心宿发生日食，景王因此得了这种病，所以说与景王的占验相同。”唉！如果没有羲叟的说明，那么左丘明记载的伶州鸠的话就成了诬妄了。这样看来，羲叟不只是懂得术数，他阐明并发扬左丘明的功劳，也实在不小。羲叟字仲更，是泽州人，因为修撰《唐书》被授为崇文院检讨，还没有来得及谢恩，就因背上生疮而去世。《周礼》说：“雷鼓用来鼓奏神祀，灵鼓用来鼓奏社祭，路鼓用来鼓奏鬼享。”康成说：“雷鼓，是八面鼓；灵鼓，是六面鼓；路鼓，是四面鼓。”鼓的面数《经》中没有说明，但神祇有尊卑之分，那么鼓面的多少也有隆盛和减杀，按理或许是这样。一定是汉代还保留这种制度，所以康成才这样说。所谓几面鼓，就像说几辆车、几区宅第、几廛田地一样。到了唐开元年间，蜀地有人绘制图样献上，把一面鼓画成八面、六面、四面，既然无法按图敲击，于是在县内另外设置散鼓，本朝仍沿用这一做法；郊祀、社祭、宗庙都设置散鼓，但并不使用。景祐年间，冯章靖公说雷鼓、灵鼓、路鼓都应当实际敲击，而散鼓请依照乾德四年的诏令废除不用，但他没有说鼓的形制本身不对，实在令人奇怪。自唐开元年间起，父亲去世而众子尚在时，嫡孙不承重服，因为他不袭封爵位。然而不知道到了服丧制度方面，便出现了不一致。本朝也把这一规定写入礼令。景祐年间，石资政中立去世，众子还在，嫡孙没有承重服。不久，众子也去世了，他家上奏说：“嫡孙究竟应当还是不应当承重服？”此事交给礼院议论。当时宋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和我都是礼官，景文公便命我们三人各自写出议状。不疑说：“起初本来应当承重服，却没有承重服，这是错误。应当改正，让他追补服丧。”次道则依据江都《集礼》，认为应当接续服丧，意思是：“父亲去世时众子还在，嫡孙不承重服；众子去世，嫡孙接续服丧；嫡孙去世，众孙再接续服丧，这样就是同一位尊亲却要服两等丧服。”我说：“石氏的孙子应依礼令不承重服，并且服本服。从今以后另行著为法令：父亲去世时众子还在，嫡孙承重服，这样才符合礼的正道。”我又驳难不疑说：“石氏的儿子本来应当承重服，假如让石氏的儿子在服丧期间触犯刑法，应当怎样处理？必然按照现行法律和现行礼制处理，难道可以临时更改礼法，使本来应服期服的人改为承重服，再加以更重的刑罚吗？”我又驳难次道说：“众子去世，嫡孙接续服丧；嫡孙去世，众孙接续服丧，这与一家人共同犯罪而只惩罚尊长有什么不同？尊长刚被处决而死，就命令次一位家长接着受刑，补足杖刑数目吗？这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景文采纳了次道的议论，仍然请求把它写入法令。后来，众子尚在时，嫡孙请求承重服，就允许他承重服；不请求的，就不承重服。这难道是礼的本意吗！
故事，武臣不持丧。韩玉汝奏请持丧，下两制、台谏官议，唐子方介为御史中丞，其属皆不欲令持丧。是时，会议于玉堂后廊，子方曰：“今日不可高论也。”欧阳永叔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为高！”孙梦得▯坐予旁，不觉叹曰：
“俊人也！率然一言，亦中于礼。”两制与台谏官，竟为两议以上。遂诏阁门祗候、内殿崇班已上持服，供奉官以下不持。是则官高者得为父母服，官卑者则不为服，无官者将何以处之乎。
殿前司捧日、天武军司，龙卫步军司，神卫马军司，谓之上四军。合左右厢，
厢各三军，每军五指挥，各有都指挥使一员，都虞候副之。又有第四军，以处所退年高者，无都指挥使，止有都虞候。殿前司又有神勇、宣武、骁骑各上下军二十指挥，又有宁朔、骁胜各十指挥，虎翼左右各三军，军各十指挥，并有都指挥使、都虞候。马军司有云骑、武骑各十指挥。步军司有虎翼左右各三军，军十指挥，每军各有都指挥使一员，都虞候副之。遇转员，各以次迁补。凡迁至军指挥使、遥领团练，员溢，即上落军职为正、副使之本任。其老疾若有过，为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隶军头司；甚者，黜为外州军马步军都指挥。
禁卫凡五重：以亲从官为一重，宽衣天武官为一重，御龙弓箭直、弩直为一重，御龙骨钅朵子直为一重，御龙直为一重。凡入禁卫一重，徒一年至三年止，误者减二等。傅卞尝误入禁卫，定私罪，永叔再为论奏为公罪，得应制举。
周谏议湛善射弩，十发十中的，隔屋射亦然。尝谓予曰：“其法虽由审固，然亦自有神用。今以架服弩，施箭其上，往往不中，至于用神之专，无不向的，非神用而何。”
元昊叛时，杨侍读偕进神▯劈阵刀，尝以步卒五百人试于殿廷。其法，外环以车，内比以▯，▯刻兽状，设机使开阖，所以惊马，亦以御箭，当时人皆非笑之。其后王吉阵于兔毛川，贼以铁鹞子束阵，弓弩不可施放，乃以劈阵刀披其甲、
豁马▯兼，马奔逸，堕崖壑死者不可胜计。自陕西用兵，惟兔毛川胜捷者，由劈阵刀也。铁鹞子，贼中谓之“铁林”，骑士以索贯穿于马上，虽死不堕，以豪族子亲信者为之。
范恪在陕西亦为有功，常挽一石七斗力弓，其箭镞如铧，谓之铧弓。箭羽间勒其官称、姓名，往往一箭贯二人者，贼甚畏之。
●卷三
丁文简公度尝言：“举进士时，以知制诰为贽卷。”既而复自笑曰：“是不揆也。”然其后为知制诰、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盖其所存者，从来有素矣。初，
举人居乡，必以文卷投贽先进，自糊名后，其礼寝衰。贾许公为御史中丞，又奏罢公卷，而士子之礼都亡矣。
薛简肃贽谒冯魏公，首篇有“囊书空自负，早晚达明君”句。冯曰：“不知秀才所负何事？”读至第三篇《春诗》云：“千林如有喜，一气自无私。”乃曰：
“秀才所负者此也。”
夏英公竦尝言：“杨文公文如锦绣屏风，但无骨耳。”议者谓：“英公文譬诸泉水，迅急湍悍，至于浩荡汪洋，则不如文公也。”
王文正公之为相也，王沂公为知制诰，吕许公为太常博士、知滨州。沂公尝见文正公，问：“君识太常博士吕夷简否？”沂公曰：“不识也。”他日复见，复问之，沂公曰：“见朝士多称其才者。”凡三见三问，乃曰：“此人异日当与公同秉国政。”是时，沂公既有名当世，颇以器业自许，中不能平，因曰：“公识之耶？”曰：“不识也。”“然则何以知之？”曰：“吾见其奏请尔。”沂公犹不信，强应曰诺。其后，丁晋公既败，沂公先在中书，而许公自知开封府除参知政事，二人卒同秉政。沂公乃为许公言之，问其当时奏请，乃不税农器等事也。
李参自荆南召，欲以为三司使，参政孙梦得▯固执不可，曰：“此人为主计，
外台承风刻剥，则天下之人益困弊矣。”由是遂改授群牧使。
陕西路转运使请永兴军、秦、坊、同（在京板无“同”字）等州官置醋坊，王沂公言：“榷酤之法，盖出于前代之不得已。今经费之广，未能省去，官自造醋，细民益见侵夺也。”
周谏议湛为盐铁判官，三司文帐烦冗，吏胥蔽欺，若不可究者，为之立勘同法，岁减天下设帐七千道。又括天下隐户三十三万，发其诡号凡十二种。
译按照旧例，武臣不服丧。韩玉汝上奏请求让武臣服丧，朝廷交给两制和台谏官议论。唐子方介任御史中丞时，他的属官都不愿让武臣服丧。当时，众人在玉堂后廊开会，子方说：“今天不可以发表高论。”欧阳永叔勃然说道：“父母去世而命令他们服丧，怎么能说是高论！”孙梦得坐在我旁边，不觉叹息说：“真是俊伟之人！率直地说一句话，也合乎礼。”两制和台谏官最终形成两份议案上奏。于是诏令阁门祗候、内殿崇班以上官员服丧，供奉官以下不服丧。这就是说，官位高的人可以为父母服丧，官位低的人却不服丧；没有官职的人又该如何处理呢？殿前司的捧日、天武军，龙卫步军司，神卫马军司，称为上四军。合计分为左右两厢，每厢三军；每军五指挥，各有都指挥使一员，由都虞候作为副职。另有第四军，用来安置退职的年长者，没有都指挥使，只有都虞候。殿前司又有神勇、宣武、骁骑三军，各分上下军，共二十指挥；又有宁朔、骁胜二军，各十指挥；虎翼左右各三军，每军十指挥，都设置都指挥使、都虞候。马军司有云骑、武骑，各十指挥。步军司有虎翼左右各三军，每军十指挥；每军各有都指挥使一员，由都虞候作为副职。遇到人员调换时，依次升迁补缺。凡升迁到军指挥使、遥领团练而人员超额时，就升任军职为本任的正使、副使。那些年老、有病或犯过失的人，担任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隶属于军头司；罪过严重的，则贬为外州军马步军都指挥。禁卫共有五重：以亲从官为一重，以宽衣天武官为一重，以御龙弓箭直、弩直为一重，以御龙骨钅朵子直为一重，以御龙直为一重。凡是进入禁卫中的一重，徒刑从一年到三年不等；误入的减二等处罚。傅卞曾经误入禁卫，起初按私罪论定，欧阳永叔再次上奏，改为公罪，因此得以参加应制举。周谏议周湛善于射弩，十发十中；即使隔着房屋射，也同样如此。他曾对我说：“这种技法虽然在于审慎稳固，但也自有神妙之处。如今把弩架起来，箭放在上面，往往射不中；至于专心运用这种神妙之处，就没有不射中目标的，这不是神妙之处又是什么呢？” 元昊叛乱时，杨侍读一同进献神【OCR疑误】劈阵刀，曾经带五百名步卒在殿廷上试用。它的做法是，外面用车环绕，里面排列【OCR疑误】；【OCR疑误】刻成兽形，设置机关使它开合，用来惊吓战马，也用来抵御箭矢，当时人们都讥笑它。后来王吉在兔毛川列阵，贼军用铁鹞子结成阵势，弓弩无法施放，于是用劈阵刀砍破它们的铠甲、豁开马【OCR疑误】，战马奔逃坠入山谷而死的不可胜数。自从陕西用兵以来，只有兔毛川取得胜利，是因为使用了劈阵刀。铁鹞子，贼军称它为“铁林”；骑兵用绳索把自己和战马贯连起来，即使人死了也不会坠落，担任这种骑兵的都是豪族子弟和亲信。范恪在陕西也立有功劳，常常拉开一石七斗力的弓。他的箭镞像铧一样，称为铧弓。箭羽之间刻着他的官职和姓名，往往一箭能贯穿两个人，贼军非常畏惧它。●卷三 丁文简公度曾说：“我考中进士时，竟把知制诰作为贽见的文卷。”随后又自己笑道：“这真是不自量力。”然而后来他果然担任了知制诰、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大概是因为他平素就有这样的才学和抱负。起初，举人在乡里时，一定要把文章投给前辈作为贽礼。自从实行糊名制度以后，这种礼节逐渐衰落。贾许公担任御史中丞时，又奏请废除公卷，于是士大夫的这种礼节完全消失了。薛简肃以贽礼拜谒冯魏公，第一篇文章中有“囊中之书徒然自负，早晚要让明君知晓”的句子。冯魏公说：“不知道秀才所自负的是什么事？”读到第三篇《春诗》时，诗中说：“千林仿佛都有喜意，天地间的生气自然无所偏私。”于是说道：“秀才所自负的，就是这个。” 夏英公竦曾说：“杨文公的文章像锦绣屏风，只是没有骨力罢了。”评论者说：“英公的文章譬如泉水，流势迅急，湍流强劲；至于浩荡广大、汪洋无际，就不如文公了。” 王文正公任宰相时，王沂公担任知制诰，吕许公担任太常博士、知滨州。王沂公曾去见文正公，文正公问：“你认识太常博士吕夷简吗？”沂公说：“不认识。”另一天再次相见，文正公又问起他，沂公说：“我见朝廷官员大多称赞他的才干。”这样一共见了三次、问了三次，文正公才说：“这个人将来应当和你一同执掌国政。”当时沂公已经名重当世，很以自己的才干和事业自负，心中颇不服气，于是说：“您认识他吗？”文正公说：“不认识。”“那么您凭什么知道他呢？”答道：“我只看过他的奏请罢了。”沂公仍然不信，只好勉强答应说是。后来丁晋公失败，沂公先在中书省任职，许公自己从知开封府任上被授为参知政事，两人最终一同执掌国政。沂公于是把这件事告诉许公，问起他当时的奏请，才知道是关于不征收农具税等事情。李参从荆南被召回，朝廷想任命他为三司使；参政孙梦得坚决反对，说：“这个人一旦主持财计，外台官员奉行他的风旨而苛刻剥削，那么天下百姓就会更加困苦了。”因此便改授他为群牧使。陕西路转运使请求在永兴军、秦州、坊州、同州（京板没有“同”字）等州设置官营醋坊。王沂公说：“专卖酒类的法令，大概是前代不得已而实行的。如今经费开支浩大，还不能省去；如果官府自行制造醋，百姓就会更加受到侵夺。” 周谏议周湛担任盐铁判官时，三司的文书账簿烦琐冗杂，吏胥又加以蒙蔽欺骗，有些事情仿佛无法查究；他为此制定勘同法，每年使天下应设的账目减少七千道。又查出天下隐匿的户口三十三万户，揭发它们使用的虚假名号共十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