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监国预先防范隆裕：隆裕起初没有其他志向，只想及时行乐而已，监国对她也侍奉得十分谨慎，彼此没有丝毫嫌隙。后来朝政混乱，宗室中有许多人发表违逆的言论，渐渐有人把这些话传到隆裕面前。于是外间哄传满洲八位大臣联名请求隆裕像孝钦皇太后当年那样垂帘听政，监国非常害怕；后来知道这是谣言，但仍然没有一天不惴惴不安。当时铁良被罢职回到私宅，监国怀疑他参与了谋划，有一天传旨召见，随即把他调任江宁将军。隆裕的妹妹是载泽的妻子，曾经往来宫中，向外廷传递消息，所以载泽虽然与载洵兄弟不和，气焰却更加嚣张，凭借的就是宫中的援助。奕▯在光绪末年招权纳贿，人人都想得到他而后快，监国也非常厌恶他。到了这时朝局发生大变，监国想倚重他来防范隆裕，于是加倍优礼相待。此前攻击奕▯的人，见到善耆、载泽、载洵、载涛、溥伦等王公贝勒接连出来，便转而用宽恕的言辞替他说话；大概是因为他虽然受贿，却还遵循资格，行事多持重，不敢制造事端。◎监国之黯：监国性情非常谦让，和四位军机大臣同席议事，凡事都不敢擅自作主。那些急于求进的人有时到王府献策，他也欣然接受。对内畏惧隆裕，对外畏惧福晋。福晋和老福晋争夺权力，监国只能坐视，毫无办法。载涛愤怒至极，拿着刀要向福晋寻仇，几乎酿成大变。载涛从西洋回来后，想借国债，大规模扩充海、陆军，并主张剪辫，朝廷议论大为哗然。载涛喋喋不休，监国躲到三所居住，接连二十多天不敢回家，狼狈到了这种地步。杨士骧依靠袁世凯办理政务，世凯被罢免后，他非常害怕，暗中贿赂张翼，请他向醇亲王府求情。几天后，北洋的奏折上报，获得了很大的褒奖，这是张翼出力的结果。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因为边疆事务同时入朝觐见，召对时监国只作了一般性的慰劳，没有别的话。瑞▯想有所陈述，监国说：“你的痰病还没有痊愈吗？”这是因为厌烦他的絮叨。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多次上密奏陈述日本的阴谋，都没有得到答复。他快马传驿直接回来，请求当面陈奏，言辞非常警切动人。监国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拿时辰牌给大燮看，说：“已经十点了。”便挥手让他退下。他忽来忽去，任凭他自行其便，也不加过问。我两次参劾粤督袁树勋，监国都不理会。最后一封奏折指控山东、上海两笔赃款，并引载泽作证。第二天，监国召载泽入见，把奏折给他看，载泽不敢隐瞒。监国说：“既然确有此事，那么就不必交给有关部门查办了。”载泽出来后，以为监国一定会处分他，但过了几天却毫无动静，奏折仍然留在宫中，没有发出。◎京朝馈遗：嘉庆年间抄没和┞的家产，有黄金一百两、白金一万多两。┞掌权二十多年，积蓄只有这些，每年不过一万金罢了。王▯运曾经进入肃府，看到肃顺受礼的情况同近来大不相同，私下对人说：“我曾经游历公卿之间，见过咸丰、同治年间的风气，虽然有人招揽权势、接受贿赂，其中也还保有前代正人君子的典范。”这话虽然近于戏谑，实际上却是正直的言论。自古以来，贪污受贿的大臣还没有一次就得到十万、几十万的。听说光绪初年，政府中颇有私下交往，虽然连恭亲王也不能避免，但当时督、抚进京，向政府应酬送礼，每人不过三四百金；不接受的就退回，接受的则回赠一件貂褂、两只鹿茸，还没有失去礼尚往来的意思。后来才有按年馈送，也不过是三节两寿。最后发展到为谋求官缺而行贿，简直同交易没有区别。而且还担心金钱不足以打动人心，于是有人借男女床笫之事作为献媚行贿的手段，如杨士琦、段芝贵、丁乃扬这类人，大概是越来越堕落了。◎外党：张敌势借此来欺吓君主，自战国以来多使用这种手段，但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策士喜欢谈论形势，都说没有谁比德国强、没有谁比美国富、没有谁比日本狡猾。我国媚外营私，最终也不过依附这三个党。美党多是广东人，唐绍仪是首领。绍仪最初奉命联络美国，事情极其秘密，没有人知道详情。后来听说袁世凯离开军机处，狼狈回去，此事便没有成功。后来载涛赴美国考察海军，张荫棠当时正担任使臣。荫棠和绍仪是结盟兄弟，也是广东人，他暗中贿赂西方报纸，极力宣扬联美的好处，措辞十分巧妙。载涛不知道报馆的机关，把报纸所说误认为事实，回来后向监国进言，于是绍仪又被起用为尚书，主持借美国债款六百万。但美国实际上无意同我国结盟，经营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取得要领。日党以那桐为首，李家驹、曹汝霖、杨度、汪荣宝以及外务部、宪政馆的许多人都依附于它。正金银行供给他们行贿的钱，曹汝霖动用达到百万。德党以＜广阴＞昌为首，陆军部依附的人很多，所以新军全都采用德国操法。听说德国太子要来游历，预先筹备二百万金办理供应和帐幕。日本人害怕中德联合交往，于是制造鼠疫来阻止这件事。总而言之，内部政治不加整顿，却依靠外援而使自己松懈，古来没有不因此灭亡的。狡猾的兔子营造洞窟，有人借此作为寄托家眷、转移贿赂的地方；奸邪之人只为自己打算，确实能从中获利，又怎么能谈论国际大局呢！

译◎宣统初年朝士：新政兴起后，各种器物日益泛滥。京朝官员的爱好各不相同，大致都把奔走宴饮作为每天的常规事务。其中稍能摆脱流俗的人，讲诗词的有福建陈阁学宝琛、陈学部衍、四川赵侍御熙、广东曾参议习经、罗员外▯｛曰融｝、黄员外孝觉、温侍御肃、潘主事博、湖南夏编修寿田、陈部郎兆奎、袁户部钦绪、章郎中华、江西杨参事增荦；讲古文的有林教习纾、陈教习澹然、姚教习永概；讲汉学的有贵州程侍讲▯或林、福建江参事翰、江苏张教习闻远；讲宋学的有湖南吴郎中国镛、浙江夏主事震午、湖北周主事景涛；讲史学的有广西唐尚书景崇、山东柯参议劭▯、江西龙中书学泰；讲国朝掌故学的有浙江汪中书康年、江苏冒郎中广生、刘京卿澄如；讲目录学的有江苏缪编修荃孙、山东徐监丞坊、湖北陈参事毅、王推事基磐、江西雷员外凤鼎、熊教习罗宿。讲六朝骈体文的有江苏孙主事雄、山西王推丞式通、四川宋观察育仁、江西黄主事锡朋、广东梁员外志文；讲笺注考据的有陈参议毅、苏员外舆；讲绘画学的有安徽姜孝廉筠；讲舆地学的有湖南韩主事朴存、谭教习绍裳；讲金石并且擅长书法的有浙江罗参事振玉、江西赵内翰世骏。讲词章并且通晓政事，志趣卓异、不受时俗污染的，有安徽马主事其昶、湖南郭编修立山、江西刘监督廷琛、魏推事元旷、湖北陈员外曾寿、甘肃安侍御维峻；其次有贵州陈给谏田、广西赵侍御炳麟、湖南郑侍读沅、郑编修家溉、胡参议祖荫、江西华编修焯、广西廖郎中振矩、四川乔左丞树▯丹。人品不完全纯正而稍有文才的，有汪参议荣宝等；人品、学问都好而文才稍差的，有吴国镛等。其余同我同时在京而彼此没有听闻的人，大概也有，但大体情况都在这里了。辛亥年出京时，我向马通伯访友；据他说，有武昌饶学部叔光、华亭钱征士同寿、潍县陈征士星烂，都是君子。鲍心增简放为莱州知府时，向我说起三位人士：一位是广东许主事汝▯，一位是广东驻防平学部远，一位是贵州驻防云编修书。只有平学部同我有一面之交，其余两人我都没有见过。◎孝钦仇恨外人：康党失败后，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外国人颇有不满的言论。上海各国领事因此想联合起来逼太后归政。江苏道员罗嘉杰听到他们的谋划，秘密报告政府。电报和书信被端郡王载漪看见，他怀疑罗嘉杰，便把这件事奏告太后。太后非常憎恶此事，不敢发作。到了己亥年谋划废立时，英国公使私下向李鸿章探问实情，鸿章极力为此事辩诬，于是留下他饮酒，慢慢试探他说：“刚才所说的事，我实在一点也没有听说。假如不幸中国果真有这样的事，也只是内政罢了；难道两国交好，英国会肯干涉别国内政吗？”英国使臣说：“邻国固然没有干涉的权力，但遇到交涉时，我英国只认定‘光绪’这两个字，其他的就不知道了。”鸿章把这话告诉荣禄，太后知道后，对外国人的仇恨更加刻骨，这就是庚子拳匪之祸发生的原因。◎张翼倚醇府势盗卖官矿：载沣最初任监国时，众人都说应当搬到宫中住宿，但太福晋不允许。他的弟弟载洵、载涛倚仗太福晋的势力，肆意提出要求，监国也不能制止。监国的正福晋就是荣禄的女儿，也时常同外廷互通关节，有所请求，监国因为两个弟弟的缘故，不得不委屈自己听从。于是太福晋既诋毁福晋，又诋毁载洵、载涛，监国被困扰得非常厉害，曾经躲到三所住着，连续多日不敢回去。张翼过去在醇府饲养马匹，官做到内阁侍读学士。庚子年动乱时，他盗卖开平矿产，被袁世凯参劾，进入英国诉讼，经过多年，后来才商议赎回。到这时，他依仗监国的宠信，同英国商人勾结作奸，极力维护过去的错误，主张中外合办。直隶士绅联名竭力争辩，监国无法驳斥，最终听从老福晋的话，迁就张翼的谋划，全部依照原来的约定办理。凡是开平附近的唐山、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等地，地脉相连数十里的矿产，以及秦皇岛通商口岸的土地，还有承平、建平的金银等矿，全部归英国公司掌握。中国自从办理矿务以来，只有开平矿获利，到这时竟然也不能保住，听到的人都为之痛恨。◎张袁相恶：袁世凯嫉妒张之洞的声望超过自己，曾经对人说：“张中堂是读书有学问的人，我是替国家办事的人。”意思大概是在讥讽张之洞只是迂腐的书生，不通晓实际事务。之洞听说后很厌恶他。太后病重时，已经属意当今皇帝，担心被奕▯阻挠，命人勘察陵工，秘密召张之洞、世续在半夜定策，却没有召袁世凯。世凯既然没有参与定策的功劳，心里很不高兴。载沣任监国之初，推心置腹地任用之洞，之洞同监国秘密商议处置世凯的事，连续多日没有决定。他的孙子君立把此事泄露给御史赵炳麟，炳麟说：“这是可以撼动的。”又恐怕力量单薄不能取胜，后来邀请陈、田两人同日各自写了一封奏疏参劾世凯。奏疏上报后，世凯果然被罢免。起初，田还没有写奏疏时，去拜访之洞，极力说明世凯的奸诈。之洞说：“袁公懂得军事，熟悉夷情，也是朝廷不可缺少的人。”田又极力陈述他借外交自重、误国欺君等各项罪状，之洞捻着胡须笑着对田说：“松山，你的议论不必过于激烈。你是读史的人，难道有哪一位枢辅重臣，朝廷会仅仅听一名言官的一句话，就仓促更换吗？”田出来后，大骂之洞袒护奸人、包庇恶人，同世凯结成一党，却不知道他们内部的谋划竟然如此秘密。◎江苏两巨绅：江南的政局败坏于张之洞，因端方而大为恶化。张人骏接任后，惴惴不安，只怕得罪人。有人献计说：“江北的大绅士叫许鼎霖，江南的大绅士叫张謇。您如果能笼络住这两个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张謇曾经营造一所大宅，花费不过四五万金，端方却拿十二万金买下来归公家所有，这就是笼络人的手段。”

译◎政出多门：孝钦太后训政时，权力全都集中在奕▯手里。凡是内外想求恩泽的人，不通过奕▯的门路就无法进去。奕▯虽然贪婪，但一个人的欲望容易满足；如果没有援引他的人，也不容易钻营进去。到了宣统初年，奕▯的权力稍有削弱，局势也渐渐改变了。当时亲贵纷纷出来专权，招揽蓄养狂妄少年，策划阴谋、制造事端，内外声气相通。于是洵贝勒总管海军，兼办陵工，同毓朗结成一党；涛贝勒统领军谘府，侵夺陆军部的权力，收用良弼等人结成一党；肃亲王喜欢结交、勾通报馆，占据民政部，掌管全国警政，结成一党；溥伦是宣宗的长曾孙，同治初年本来有希望入居青宫，暗中结交议员形成一党；隆裕凭借母后的尊位，宠信用太监张德形成一党；泽公同隆裕是姻亲，又曾经出洋，掌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形成一党；监国福晋一向有才能，也很通晓贿赂之事，联络母族形成一党。以上七党都专擅任免和赏罚的权力，无耻之徒纷纷趋附，而庆邸又另树一帜，处在七党之外。海军本来是肃王提出的建议，载洵等人出来夺取了这项权力，所以任用载洵为海军大臣，派毓朗、载［1234］专门担任训练禁军的大臣。毓朗喜欢谈论洋务；［1234］是载振的弟弟。载涛看到载洵等人已经掌握兵权，害怕自己最终失势，便在摄政王面前争辩，几乎到了不顾身份、向他唾骂的地步。摄政王非常窘迫，第二天又加派载涛管理军谘府。只有溥伟因为性情倔强，同各位王爷不合，只被派任禁烟大臣，权力在诸王之下。当时朝廷士人议论，都说庆党贪婪卑鄙，肃党龌龊，两贝勒党浮薄。泽公受人摆布，他提拔任用的熊希龄、丁乃扬、陈惟彦这类人都极其阴险。他最初出任时，颇有廉洁谨慎的名声，后来丁乃扬把美女打扮好送来，他也欣然接受。◎言路盛衰：言路到了同治末年兴盛，到了宣统初年却极其衰败。恭亲王奕▯当国时，太后把谏章给他看，他总是叩头说：“我们这些人应当自己反省，不要让外廷有太多议论。”所以当时很少有败坏德行的事。穆宗亲政后，想到两宫训政的劳苦，想修复圆明园来供她们休养。这项主张并非言辞不顺，但进谏者纷纷上疏劝阻，多以大兴土木为戒，最后御史游百川的一封奏疏，言辞尤其令人震动。穆宗召见百川，把宫内的情况告诉他，百川说：“如果不能停止，那么西苑还离宫中近一些。”西苑就是南海子。穆宗假装没有听懂，拿起御笔让百川写下这句话，揣在怀里去拜见两宫，意思是想借助外廷的清议来停止这项工程。当时对言路的重视就是如此。光绪年间仍沿用旧法，即使到了末年也没有改变，所以蒋式▯星参劾奕▯把私人贿款寄存在汇丰银行，朝廷命鹿传霖查办；赵启霖参劾奕▯父子受贿营私，朝廷派孙家鼐查办，这些举动无不向天下表示朝廷办事公正。到了载沣摄政之初，江春霖因参劾奕▯而被斥责，不久又告假奉养父母而离职，士林互相称赞看重他，写诗送行，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报馆又极力宣扬，朝廷的丑闻于是大肆传播。从此以后，凡是言路上的奏章稍有牵涉关系的，全部留在宫中不发，也不责罚进言的人。于是像左绍佐、陈田这些在谏官职位上任职已久的人，都闭口不再发声；只有新进入御史台的人，急于通过进言来显示自己，偶尔上疏陈奏，时间久了也渐渐让人厌烦。◎张之洞抑郁而死：张之洞晚年看到新学猖獗，颇有悔恨之意。他任湖广总督时，指斥驳议新律，用电报上奏一百多句话，言辞极其沉痛。后来入朝任职，管理学部。学部按照惯例考试东洋毕业生时，派京官协助校阅，司员拟定名单上报，之洞指着汪荣宝的名字说：“这是个轻薄子弟，不能用！”便拿朱笔把它抹掉。顾命尚书荣庆说：“难道我翰林院竟没有一个能胜任这个职务的人吗？何必用他！”自从新名词盛行，公文和奏稿揉合使用，之洞尤其厌恶。有一天，部员送来的稿子中有“公民”二字，他撕破稿子扔到地上，大骂起来。然而新政最初倡导于湖北，废除科举、专门兴办学堂，这些极其冒进的事情，实际上都是由之洞主持的。既然他先前已经提倡，就不能完全推翻以前的主张，只能袖手叹息罢了。袁世凯被罢免后，没有人牵制之洞，他以为可以伸展自己的志向，后来亲贵纷纷出来掌权，他对此十分忧虑。军谘府设立时，他争论了多日仍不能阻止；唐绍仪是世凯的死党，监国想把津浦铁路交给他办理，之洞不同意，绍仪听说后便记恨他。在此以前，粤汉铁路拒绝美国借款，本来是想收回自办，后来因为资金不足又改借英国债款，这些都是之洞主持办理的，绍仪因此唆使美国使臣追问铁路事务，想借此动摇之洞。之洞一生中多处身处顺境，晚年官位越高，处境反而越不顺，因此郁郁不乐而成病。疾病刚发作，他就知道自己将不起，赶紧把平日的诗稿自行编成《广雅堂集》。算起来，他前后任官将近五十年，官做到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临死时却还想同文士争名，这说明了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孝钦太后宽容庆亲王府。庚子之乱时，仪鸾殿毁于火灾。太后从西安回来后，想到过去居住的地方，凄然不乐。她听从李莲英的话，从宫廷府库拿出五百万两黄金交给奕▯重建，奕▯和李莲英勾结侵吞了一半。太后曾对人说：“奕▯凭借朝廷的势力，搜刮钱财，这确实辜负了我。如今我夺去奕▯的职位而交给别人，别人就值得信任吗？”奕▯贪利的名声大概早已传到慈禧太后的耳中，而宫廷中接受他贿赂的人数和金额也多得无法计算。负责言论的官员不了解内情，往往搜集他贪污的各项罪状加以弹劾，这本来就是太后不愿听到的。瞿鸿礻几出任军机大臣时，太后迫于众人议论，想连奕▯一起罢免，召见孙家鼐、世续、鹿传霖，把密旨给他们看，命令他们共同推荐一两名能够胜任军机事务的人。孙家鼐等人惊恐不敢承担责任，鹿传霖反而竭力保全奕▯，于是太后的意图被阻止了。盛尚书诱骗泽公。盛宣怀失去铁路经营的利益后，郁郁不得志达数年之久。不久袁世凯被罢黜，载泽又和粤籍党人争权。盛宣怀窥见其中有机可乘，于是贿赂载泽六十万两黄金，使自己重新被起用为邮传部尚书。载泽知道盛宣怀钱多而且善于经营，于是拿出积蓄凑成一百万元，托付给他存入商号生息。盛宣怀极力称赞萍冶矿局的利益，给了载泽一张股票。国变以后，排斥满人的风气日益盛行，盛宣怀把这些钱全部侵吞为己有，载泽也不敢追究。

译主持新法的罪魁。自古以来变法，必定有一个掌握权力、专断而有力量的人主持其间，如秦朝的卫鞅、汉朝的王莽、宋朝的王安石，都是这样。主持变法的人一旦失败，形势立即转变。唯独光绪年间的变法与前代不同。张之洞提倡创办报馆，极力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张百熙继承了这些主张，许多新党人物都出自他的门下，一时权势炙手可热、震动朝野，但张之洞、张百熙二人已经去世了。袁世凯倡议派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丙午年带兵进入京城，大肆改动官制；端方搜刮百姓财物，任意铺张浪费，学堂、报馆、警察、新军等方面的费用不知有多少，而袁世凯、端方也已经被罢免了。宣统初年，在朝廷中并没有一个受宠的显贵大臣能够凭借权力主持变法。其余那些附和的奸邪之徒，如李家驹、汪荣宝、吴廷燮、曹汝霖、董康之流，都只是阿谀依附以求取容，一旦不再任用，就把他们像孤雏一样拿来弃掉。新政的危害已经显露，形势也已经窘迫不堪，督、抚知道，政府知道，摄政王也知道。京城里的官员三五成群杂坐在一起，没有不拍手斥骂的。其实，骂新政府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办理新政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享受新政的利益。从东洋留学回来的人骂留学生，却照旧钻营谋求差事；在学部任职的人骂学堂章程，却照旧起草文稿、批答呈文；在法部任职的人骂新律，却照旧援引新律审理案件。全国的人都像蝉鸣、蛙叫一样喧闹，如沸水、如煮羹一般混乱，妖乱由人引起，事情实在怪异。当袁世凯离职时，他的幕客代拟谢恩奏疏，其中有“正值宪政即将完成之时，恰逢两宫升遐之日”两句话。袁世凯非常害怕，急忙拿笔涂去“宪政垂成”四字，改成“庶政待理”，由此可知，立宪这件事并不是袁世凯的本心，他不过是借此扰乱朝局；事情结束后又防备后患，不敢让自己因这件事获罪。贻谷参案。近几十年来，大臣贪赃的案件接连不断，虽然屡次见到言官的弹劾奏折，最终却都以查无实据了结，从来没有能够真正破案的。□□垦务大臣贻谷被副都统□□弹劾，皇帝下诏命鹿传霖查办。鹿传霖极力纠正当时的弊病，不肯宽贷一句；凡是贻谷任职期间的恶劣行为，即使原来的弹劾没有涉及，也全部上报，据称贻谷贪污赃款达到二百多万，于是交刑部治罪。评论者料想他一定会被处死。然而贻谷出自荣禄门下，平素善于经营关系，京城里的要人多替他说情；他的子侄分布在朝廷各处，代他撰写申诉冤屈的文章，四处散发。司法官署于是受到影响，想减轻他的罪责。鹿传霖当时正在军机处任职，司法官署便借口查核款项为名，使案件拖延了三年仍未结案，监国也不过问。有人嘱托我写奏疏说明此事，我说：“贻谷案一定要等鹿中堂离开军机处后才可以议定结案，现在说了又有什么用？”不久鹿传霖去世，廷杰担任法部尚书，不到一个月，贻谷就被定罪发往边地充军，果然如我所说。当鹿传霖前往边地查办时，樊增祥确实随行。有人说，樊增祥起初和贻谷一同在荣禄幕府中任职，有一天晚上谈到往事，贻谷极力说做官没有什么可为。贻谷笑着说：“你既然不愿做官，为什么不学孟襄阳夜归鹿门呢？”这其实是在讥讽樊增祥谄媚侍奉鹿传霖。樊增祥把这件事视为极大的仇恨，到这时便借机报复，把贻谷陷害到死罪。樊增祥这个人虽然狡猾阴险，但也不能因此就宽免贻谷的罪。贻谷被发往戍所时，监国还想保全他，廷杰坚决认为不可以。不久，廷杰去世，朝廷于是不给他谥号。郑苏龛喜欢说大话。福建人郑孝胥，字苏龛，能写诗，精通书法，略有文才。他先后游历江南、湖北、广西、奉天等省，为张之洞、岑春煊等疆臣所知，大概是适合做幕府文职的人才。辛亥年进入京城，提出两项重大策略，使公卿震动。第一项策略说：“中国的土地不是不大，人口不是不多，但之所以被各国欺凌，是因为军队弱。军队为什么弱？是因为武器装备不精良。直隶、广东、湖北、江南四省虽然各自设有制造局，但花费很多而产出很少，怎么能够同各国竞争？现在应当把四省的制造局全部撤销，汇集它们的经费，再加上部库款项，请一个西方人设厂承办，并同他订立契约：每月支付若干款项，交付若干枪炮，规定若干年期限。这样就能节省费用而使军备日益充足，才可以谈得上强兵。”第二项策略说：“国家力量的强盛完全在于铁路。除交通干线以外，各省支线也必须同时兴办。现在办理铁路的人多以省界为范围，争夺经营权就会导致用人不公，财力薄弱就无法借贷，中途停办，诉讼案件便会增多。应当全部收归国有，大量借用外债，交给西方人承办。” 十年以后，全国铁路交通畅通，军事行动迅速，百货流通，这样才可以谈得上使国家富强。”当郑孝胥提出这两项策略时，我正收拾行装离开京城。过了几个月，听说郑孝胥被简拔为湖南巡抚。四川为铁路问题发生争执，乱民大规模起事，包围成都，大概是郑孝胥的第二项策略刚实行，天下就已经乱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因此受到天下人的严厉指责，郑孝胥也躲藏在上海，整天关闭海藏楼的大门，不敢妄谈天下大事。

译宗室贫困。皇族中有一种所谓“黄带子”，就是宗室，都是世祖的子孙，身系黄带；有一种所谓“红带子”，就是觉罗，都是太祖的子孙，身系红带。还有所谓“入八分公”和“不入八分公”。我起初不明白“八分”是什么意思，后来询问八旗中的长者，才知道八分制度包括：一是册宝，二是家章，三是朱轮，四是紫缰，五是升阶，六是纳陛，七是角灯，八是尾枪。入八分者才可以使用这些仪制，不入八分者不敢僭越。旧制度规定，皇族不得离开京城，不得经商，不得置办产业，不得出任外官，防范极其严格。后来这些规定逐渐被突破，郎中文瀛、御史惠铭都因京察一等而被简拔外放为道员、府官离京，但经商置产的情况却没有听说。皇族人口越来越多，贫富不均，只能专靠公禄供养，坐享俸禄而无所事事，生活十分困窘，很多人甚至不能养活自己。曾有朋友进入内城赴宴，每人都叫来一名妓女陪酒。门外车马拥挤喧闹，忽然看见一个浓妆艳抹的少妇，年约二十岁，乘着红托泥车，扬鞭径直进入。问她从哪里来，她说：“王府街宗室某家的宅院。” 等到入席后，她向在座宾客逐一拜谢，也就是为他们陪酒。宝廷、盛昱在宗室中最有时望。盛昱去世后没有子嗣，原以为他的园子是他著书的地方，家人却在里面圈养猪，臭气熏天，令人无法靠近。长子叫寿富，次子叫富寿，两人都在庚子之难中殉难；两位儿媳守寡，都靠联元女子的身份，凭十根手指谋生。他们祖先的旧交和门生中，有人前去探望，送给她们钱粮，流着眼泪离去。翁师傅晚年的境况。翁同▯出身显贵之家，不过问家人的生计。晚年罢官居家，只有几顷薄田，不足以供给家用，年终时非常困窘。他没有儿子，有个侄子叫曾桂，翁同▯任军机大臣时，曾亲手提携他起家。当时曾桂任浙江藩司，职位十分肥缺，于是写信给翁同▯请求借款。苏州、杭州相距只有一天路程，翁同▯竟然置之不理，连信也不回。翁同▯非常愤怒，只得查找书画、朝珠等几件物品送进当铺，才得以度过年关。他的门生和旧属中在京城做官、身居显要而掌权的人很多，听说他贫困，便纷纷凑钱，托昭文孙雄送给他。孙雄也是翁同▯的弟子，学习骈文，宗法孙洪一派；拿到钱后，竟全部侵吞，没有告诉翁同▯。翁同▯去世后，书法名声大振，一副楹联就值二十两黄金。他活着时虽然极其贫困，但因为曾经做过帝师、进入过枢府，不便靠出售书画技艺养活自己。他平生喜欢作诗，随手拿乱纸起草，积存得装满箱子，亲自封好收藏。后来被家人偷出去卖掉，只剩下零散的绢帛，散落在各地，白白耗费了他的心血，最终不能编成诗集。保荐人才。戊戌以后，两次开设经济特科，一次保荐出使人才，一次开设博学鸿词科。借虚名取人的占十分之二三，出于私人感情相互照应的占十分之七八，比科举考试的草率混乱还严重。到戊申年下诏选拔人才时，鉴于以前的弊病，便选派那桐、徐世昌、梁敦彦、俞廉三、严修五位大臣分期考验。五位大臣已经不能符合众望，初次接见时像督、抚接待下属一样，只略微询问几句话，往往不得要领。因此刘廷琛、乔树▯丹、赵炳麟等人虽然都被举荐，却大多不去接受考验。女子尚未出嫁，就派人预先辨别她是否贞洁淫荡；稍微知道羞耻的人都应当拒绝媒人，不接受这种婚事，没有必要背负断送他人一生的罪责。后来资政院实行选举法，其中设有“硕学通儒”一门，得到保荐的人必须呈验著述。干荣、希进一类追求进身的人，竟然有人自己编写应付考试、应酬场面的无聊作品，分送给公卿，希望得到保荐提拔，其卑劣浅陋到了这种程度。广东十姊妹。广东女子多有结盟而不出嫁的，同时结盟的人有十个，大家称为“十姊妹”。她们把利刃藏在胸前，有人逼她们出嫁，就拿刀自刺；她们的坚强剽悍，即使父母也不顾。邮传部尚书唐绍仪也是广东人，交游广泛，善于挥霍，每天吃四顿饭，每顿花费十两黄金，还说没有什么可下筷的。庚戌年，他再次被起用进入京城，邮传部修建房屋等待他入住。各种工匠和商人听说他要来，不约而同聚集起来，为他准备厨房和膳食，为他陈设器皿，为他摆放古玩字画，为他点缀花木，凡是房间内所需的物品，一天之内全都备齐，连搬运也没有耽误。事情办完后，各自拿着账单来索取钱款，他总是照数全部付给他们，众人都拍掌欢笑着散去。唐绍仪本来出身贫困，突然显贵后，任意奢侈，即使袁世凯也比不上他。他和同乡张荫棠、陈昭常、梁敦彦、伍廷芳、梁士诒等结盟结为兄弟，聚敛钱财购买汉口、上海的地皮，价值数十万两黄金，约定遇到困难时相互救助；一切经营和贿赂，只要涉及谋求升进，都从这笔钱中支取。广东人因此戏称他们为“十姊妹”。宣统初年联美的策略，就是由他们这一党主持的。天阉。凡是男子不能接近女色的，称为“天阉”。当时在位的大臣中，大学士翁同▯、礼部侍郎张亨嘉、吏部侍郎于式枚都患有这种病。三人在光绪年间都颇有文采风流的气概。翁同▯主持文衡四十年，江浙名士很多都出自他的门下，他写的片纸只字，见到的人都争相珍藏。于式枚跟随李鸿章最久，熟悉本朝掌故，考察宪政回来后，独自持有不同意见，不肯随波俯仰。张亨嘉非常喜爱古书画，曾用八百两黄金买下王石谷的山水画八幅。有人说，卖画的人买通姜筠，怂恿张亨嘉接受这些画，实际上那是赝品。张亨嘉是厚道人，没有怀疑，仍然同姜筠交好，往来如故。我所知道的楚地人士，如陈毅、苏舆、郭立山等，都是张亨嘉任学政时选拔提携的。湖南人说，近来的学政没有谁能超过亭嘉。如今张亨嘉、翁同▯都已憔悴而死，只有于式枚还活着，也孤立无援。我在南方时，没有听说有阉疾，来到京师几年后才渐渐听到一些。然而除了这三人以外也没有听说别人患有此病，难道这种奇病只集中发生在端雅之士身上吗？听说德宗也属于天阉，但这件事没有人能够确切弄清。也许是宫人因为他没有儿子而诬蔑他，不能据此当作实录。

译保皇党。康有为逃入南洋群岛，聚敛钱财数十万，设立保皇会，这些都是欺骗华侨的手段，并不是真心想效忠原来的君主。同治、光绪以来，朝廷内外的重臣都是孝钦太后亲自提拔的；德宗即使亲自处理政务，实际上也不敢私自任用一个人，他的势力本来就已经孤立了。只有翁同▯因为东宫旧日的恩情而竭力保护他；汪鸣銮和翁同▯是同乡，关系亲密；张謇出自翁同▯门下；志锐是珍妃的亲哥哥；文廷式又和志锐是旧交。这几个人相互联结，虽然公心和私情各不相同，却都把保卫皇帝视为自己的责任。附从他们的只有贝勒载澍、户部侍郎长麟罢了，其余人都是孝钦太后的耳目。孝钦太后多次改变做法，遇到事情总是先被她察觉。丙申年驱逐长麟、汪鸣銮，丁酉年驱逐文廷式、志锐，戊戌年驱逐翁同▯，把载澍囚禁在高墙之内。张謇非常害怕，辞去官职回到江南，借经办商务来隐藏自己，于是保皇党没有一个人能够保全自己。康有为后来崛起，因为文廷式而得以结交珍妃，又因为翁同▯而得以见到德宗。当时德宗的羽翼已经全部被孝钦太后剪除，康有为失败后，孝钦太后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却秘密进入宫中，把德宗控制得像一只孤雏，将他安置在瀛台；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一个敢为德宗进一句话。保皇党的错误，大概第一次错在甲午之战，诱导珍妃争夺嫡位；第二次错在戊戌之变，诱导德宗反抗母后。了解这些事情的人，很不认为他们做得正当。等到孝钦太后去世，志锐被迁往近处，载澍被赦免出狱时，翁同▯、长麟、汪鸣銮等人都已经去世很久了。言路和报馆网罗利益的手段。百姓所害怕的是官府，官府所害怕的有两样：一是言路，二是报馆。报馆网罗利益的手段是：凡是攻击别人的过错罪恶，必定先隐去姓名，含蓄地讥讽；如果对方没有行动，就加重措辞，直接叙述他的劣迹；如果仍然没有行动，就指名道姓地大骂。因此，官位高而有权力的人，对报馆每月必定馈赠干修，有的投资同报馆合股，有的出重金把报馆买回去由官府经营。端方、袁树勋、蔡乃煌都是这样，这就是俗称的“机关报”。官位低而势力弱的人，遇到事情就看轻重酬谢。善于做官的人，没有不和报馆联系的。言路网罗利益的手段同报馆大致相同。刚进入都察院时，搜寻琐碎小事，或者州县官的小过失，频频上疏。阅读邸报的人看见某位御史经常递交密封奏疏，都推举他为敢于进言的人，争相把事情告诉他。他起初的用意在于沽名，不能辨别虚实，见到事情就上报。交游逐渐扩大，往来的书信逐渐增多，稍微加以看重，就有人拿利益来求他进言了。满族御史俾寿的声名尤其恶劣，肚子空空，不能写文章，他的奏疏稿件全由李钟豫代拟。后来二人因分赃不均而互相争吵，谈话渐渐传到外面。都察院长官张英麟听说后，便借京察把俾寿罢黜。那时祖宗的法度还没有完全败坏，言路、报馆虽然用不正当的方式行事，贪官污吏仍然知道有所畏惧，不敢诬陷贤能的人。到了宣统以后，赏罚一天比一天松弛，谏官的话不能被上面采纳，报纸上的话也不能取得下面的信任，上下都没有什么顾忌，官吏于是就在这个时期横行起来。仕途上的异常升迁。近来仕途中的异常情况很多，令人难以理解。有的人靠捐纳起家，刚掌管官印就做了总督。袁世凯起初以监生身份报捐中书科中书，改任同知，又捐钱取得候补道员资格。甲午年从高丽逃回，升任宁绍台道，随即升任直隶臬司，留在小站练兵，这些职位他都没有到任。戊戌年加入康有为一党，由谭嗣同保荐为侍郎候补。不久奉命前往天津，背叛康党而依附荣禄，于是署理直隶总督，这是第一件异常之处。还有官做到巡抚，却没有经过皇帝召见的。旧例规定，凡是掌握正式印信的官员都必须接受皇帝召见，奉旨任命后，才允许赴任，即使是八品盐课大使也一样。张鸣岐以举人身份进入岑春煊幕府，捐钱取得道员资格，随即补任右江道，接连升任臬司、藩司，不到两年就做到广西巡抚，始终没有踏入宫禁、瞻仰皇帝的容颜，这是第二件异常之处。又有兄弟二人同在一个省任职，同时互相担任总督的。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后，他的弟弟赵尔丰正在担任建昌道，竟然不回避，改任边务大臣。赵尔巽入京朝见皇帝时，就让赵尔丰代理总督；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时，又让赵尔丰补授四川总督。把总督这样掌管一方疆土的重任，就这样由兄弟私下相互接替，这是第三件怪事。又有本省人同时担任本省两司的。江西藩司刘春霖本是吉水人，他的曾祖父在外经商，于是把户籍寄托在贵阳。臬司陈夔麟是崇仁人，他的父亲曾在贵州做官，于是就在贵州安家，但他的宗族、祖坟和姻亲仍在那里。两人都自行请求回避，却都没有获准，这是第四件怪事。“三菱公司”湘潭赵启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赵炳麟同时担任谏官，彼此十分投合，被称为敢于直言的人。京城人争相注目于他们，于是借用上海洋商的标记，把三位御史合称为“三菱公司”。赵启霖擅长文章，性情温和谨慎，像个贤淑女子，从不轻易同人交往；入都察院不到一年，就因弹劾奕▯父子而被罢职。赵炳麟急于求名，比赵启霖、江春霖更为奔竞；他所写的书秘不示人，多记载本朝掌故，但文笔不太典雅驯顺。江春霖刚直任性，喜爱饮酒，喝下数斗也不醉，酒喝到一半便捋须指斥辱骂王公，听到的人都咋舌。他的妻子死后不再续娶，租住在宣武城南，出门没有车。每次上奏封事，半夜里便带着衣帽，雇东洋车进宫，在朝房住宿，即使遇到大风雪也这样做。邮传部尚书陈璧也是福建人，家贫而鄙陋，非常害怕言官。想替江春霖置妾，江春霖坚决推辞；又送给他骡车，他也不接受。平时外任官员按惯例送来的冰敬、炭敬等礼物，他一概谢绝，而平日仍旧徒步出行。

译铜元和纸币的祸害。钱币的制度，必须使铸币成本同钱币的价值相当，才可以取得民众信任，长期流通而没有弊病。古代从未听说有人把铸币当作牟利的工具。自从厘金兴起，所收制钱每一缗重达七八斤，外国人暗中把它运出国境，熔化后制成铜器，中国才开始担忧钱荒。于是有人暗中倡导各种投机取巧的办法，主张改铸铜元。铜元最初在湖北实行，每枚重二钱七分，可以抵制钱十枚。比较铸币成本和面值，获利不止六倍。各省纷纷仿效，铜元的额外利润遂成为财政收入的大宗，端方、张之洞都借此来补助新政，于是铸币局增至二十多处。奸商结党盗铸，有的又从海外输入，货币越来越多，银价越来越高，每银一两可兑换制钱二千文。物价既然上涨，商业便非常窘迫。旧例中，各州县征收丁粮时，民间缴纳铜钱而司库收取白银；银价上涨后，地方官收到的钱款骤然减少，不足以解送缴纳，愚拙的官员因此陷入困境，机巧的官员则逃往别处，吏治也大为败坏。度支部对此忧虑，于是请求下旨停止铸造，只保留天津一厂，归部臣督办。停铸还不到一年，户部就设立大清银行，各省也设立官银号，内外库藏空空如也，官府和民间都通行纸币。主持这件事的人贪污盗窃，永远没有满足；有的奸人又伪造货币，纷纷扰攘，无法追究查办。稍有惊变，人心便骚动不安，百货无法流通，商店接连倒闭。起初创行铜元时，明明只有三钱的铸造成本，却强行当作十钱使用，百姓已经承受不了；到了官票发行时，只凭一纸空券便掠取民间货物，同抢劫掳掠没有区别了。那些主张新法的人正把银行说成最大的经济事业，甚至还设立专门学堂来培养人才；这种荒诞无稽，几乎到了非理智所能想象的地步。军机处已经承担不起草拟诏旨的职责。清朝初年没有设立军机处，诏旨大多由南书房拟定。因此高士奇在南书房任职时颇受众人非议，民间有“万国金珠贡淡人”的歌谣，“淡人”大概就是高士奇的字。雍正年间，张廷玉任军机大臣，带着编修戴衢亨等人入值，代为掌管撰拟事务，当时还没有章京的缺额。然而雍正、乾隆两朝的诏谕反复详尽，任用一个人一定要说明提拔他的原因，实行一项政令也一定要表明不得不实行的苦心；训诫臣工时，恳切得如同家人父子。有的诏书长达数百字甚至一千多字，恐怕都是皇帝亲自裁定的，不是军机大臣敢擅自拟定的。光绪初年，潘祖荫、翁同▯都以学问深厚著称，也很擅长辞藻。戊戌变法后，荣禄掌权，曾在私人住宅中拟写诏旨，同僚都不得知悉。瞿鸿礻几稍有些文才，也不敢显露；直到荣禄死后，才逐渐亲自执笔。同时荣庆自幼出身翰林，很想亲自试写，每写成一稿，瞿鸿礻几便直接涂改，从不稍加宽容。荣庆自知不如他，也不敢争辩。瞿鸿礻几罢职后，张之洞、袁世凯相继进入军机处。张之洞晚年才思枯竭，拿着笔苦思，整天写不成一个字；袁世凯在旁边嘲笑他，自己也不能替他说出一句话。张之洞拟写德宗遗诏时，自称“在天之灵弥留不起”，读到的人都捂嘴发笑。十多年来，朝政失去纲纪，简直把枢务当作例行公事。凡是处理诏旨、批答，都让章京查找旧有成案，改动几个字后便呈上；没有成案的，诸位大臣各自提出私见，拼凑成文，不要求它能够感动人，只求把一天的事务办完而已。因此，常常有这个督抚弹劾的官员，那个督抚马上又保奏；那个省奏请拨付的款项，这个省马上又截留；还有甲部奏请制定的章程，乙部随即提出修改，从来没有皇帝严厉下旨诘责的事。载沣刚开始监国时，兴致很高，凡是批答各省章奏，都把“依议”改成“允行”，像史臣记事那样；奏折末尾恭维皇帝的套话，还常常加上浓重的圈点。后来他也逐渐懈怠，比德宗时更严重。即使是交付议处、交付查办的密旨，有时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也不再答复，仿佛已经忘记，也没有人过问。浙江巡抚增韫请求简派王丰镐为交涉使，奏折上朱批：“著照所请。”对于二品大员，竟没有正式任命的诏旨，听到的人无不惊诧。旧制度规定，凡是属于弹劾案件，即使只是一个典史因疏忽导致犯人越狱，也必须明发谕旨，以表示惩戒。两广总督袁树勋被弹劾后，皇帝下密旨交给瑞▯查办，朝廷内外无不关注。等到瑞▯复查后请求下旨，奏折也随即批道：“著照所请。”此后便没有进一步的命令了。己酉年两宫大丧，民政部请求给一百多名出力的司员加奖，礼部也同样办理；这本来是部臣违反制度、滥行邀宠求恩的举动，并不是正常的议案。奏折送上后，都奉旨“依议”。我在吏部任职时，曾见部中有一份同时援引两条例、双重请求的奏折，圣旨下达“依议”，部臣也不再请求，机巧的人于是把蒙混过关当成了得计。新军兵变的祸乱，始于安徽炸死巡抚恩铭。藩司冯煦收起关防，神色不变，逮捕并诛杀首要祸首徐锡麟，叛乱才平定。这是光绪三十二年的事。宣统二年，湖南人驱逐巡抚岑春煊，拥戴藩司庄赓良为巡抚，名义上说是饥民所为，实际上由新军主使。这一年，广东新军同巡防营在省城发生大战，死了一百多人，封闭城门三天；这本来已经足以使人警惕了，但朝廷仍照旧筹款征兵、设置军谘府，主张中央集权，把督抚的兵权全部夺走，对敌寇却仍旧轻慢如常。七月，四川的乱民勾结新军包围成都，各州县同时响应；这本来应当使人稍微知道害怕了，但各省仍照旧解散防营，搜刮骚扰百姓。等到武昌失守，军队不能取得官府信任，官府也不敢依靠军队保卫自己，上下彼此猜疑离心，奸黠之徒在中间煽动，于是双方不约而同地合流，十八省同时告变，天下便都土崩瓦解了。江西巡抚冯汝▯癸最初听到湖北发生动乱，召集各将领痛陈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大义，又送羊和酒到军营，希望取得他们的欢心。士兵们已经暗中同革命党相呼应，便对同伴说：“这是在用诱饵钓我们，我们难道要做猩猩吗！” 喝了几巡酒，士兵们渐渐散去。当晚，他们便攻打巡抚衙署，南昌失守，冯汝▯癸逃到九江后死去。辜鸿铭最早出洋，能够通晓好几种国语言文字。辛亥年冬天，张謇、唐绍仪都聚集在上海，极力向袁世凯表示效忠，想把辜鸿铭拉进袁的党羽之中，于是设宴款待他，用甜言蜜语诱导他，并且引用孟子“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臣下就把君主看作普通人；君主把臣下看作土芥，臣下就把君主看作仇敌”这几句话来打动他。辜鸿铭说：“我的命运本来就不同于常人，确实应当被抛弃。不过，你们两个人，一个是土芥尚书，一个是犬马状元吗？”说完把酒杯一扔，不告辞便离去了。

译杂记。张裕钊、吴汝纶先后主持莲池书院，王▯运主持尊经、船山两所书院，王先谦主持校经堂，都培养了不少人才。到了兴办学堂时，师生礼节几乎完全废弃，稍微懂得自爱的人都裹足不前了。金川平定后，才开始设立健锐营；缅甸平定后，才开始设立火器营。这些都是乾隆时期的军政制度，沿袭到今天也没有改变。端方上奏说：“江宁省城是东南地区所寄望的地方，关于学务的各项经费合计每年支出仅一百七十万金，似乎不算多。”（见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官报》）这个人的眼界虽然很大，良心却已经完全丧失了。朝廷不知道采用了谁的策略，忽然想要经营卫藏，于是任命赵尔丰为边务大臣。他驻守边地三年，耗费大量款项，滥杀无辜，大大失去了边民的民心。起初由各海关拨出开办费一百六十万，度支部又每年筹措常年经费五十万（见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官报》）；他的哥哥赵尔巽当时正任四川总督，又拿四川司库的钱资助他，四川人对这件事恨之入骨。张荫桓喜欢绘画，收藏王石谷的真迹多达一百幅，于是亲自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百石斋”。后来他被贬谪到新疆并被处死，这些画作全都流散到关外去了。张佩纶任讲官时多次弹劾李鸿章，等到张佩纶失势后，李鸿章抛开过去的怨恨，请他来教自己的儿子，并且把女儿嫁给他，当时有“西席作东床”的歌谣。有人说：中法战争时，李鸿章实际上暗中阻挠战事，事后害怕被张佩纶抓住把柄，所以不得已才这样做。鹿传霖、锡良一向以清廉谨慎著称，都是大臣中稍微享有时望的人，唯独在识人方面却很差，实在令人难以理解。鹿传霖秘密推荐三个人：一个是江宁布政使樊增祥，一个是广西巡抚沈秉▯，一个是江苏巡抚程德全。樊增祥多次被弹劾，沈秉▯、程德全却为乱党效力，俨然把自己当作辅佐新朝建立的功臣。锡良到了白发苍苍时出关，竟任用了郑孝胥、熊希龄、杨度。人的确很难预测吗！宣统初年，凡是各省督抚请求把某位官员交付史馆立传，或者请求为获罪的臣子昭雪，朝廷都不交给有关部议处，直接下旨说：“著照所请。”朝廷大概把这类表彰看作无关紧要的事情，名教已经彻底扫地了。载泽掌管度支后，提出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在各省设置监理财政官，把藩司的权力全部夺走；二是在京师设置盐政处，把盐政、盐运使的权力全部夺走，这就是所谓的中央集权。戊申年，达赖入京朝见皇帝，随从有几百人，沿途供给以及临行赏赐的费用非常多，却仍然不能取得他的欢心。他所进呈的表文，言辞多有不恭，朝廷也宽容了他，没有人敢反驳诘问。过去州县供应使者差役，往往要承担很多亏累；这次准许报由部里作为正常开销，沿途州县官反而获得了大利。回去时，又改为让他从京汉铁路换乘长江轮船进入四川，以免沿途骚扰。监国派出新的讲官十一人：孙家鼐、陆润庠、荣庆、唐景崇、朱益藩、李家驹、刘廷琛、赵炳麟、乔树▯丹、宝熙、劳乃宣，分成八门，多数偏重西学。起初还分班进讲，后来逐渐松弛，只按期递交进讲章疏罢了，就像言官上呈封事一样。汪兆铭谋划炸死监国，事情没有成功，被逮捕后获释，没有被杀。民政部的肃亲王善耆没有把案件交给大理院，而是直接定罪监禁。送入监狱时，他派许世英传话给部臣说：“这是国事犯，应当优待。”副大臣王▯序愤怒地说：“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优待！”大臣沈家本明知这不合法，也默不作声，竟然接受了这个处理。善耆轻浮而没有威仪，亲自拿着鼓板，同厨役混坐在一起弹唱。光绪末年，他日夜谋求夺取奕▯的职位，但财力非常薄弱，无法同他抗衡。袁树勋以顺天府尹的身份被召入京，奕▯向他索要五十万金，他不肯给，于是奕▯把他扣留下来，不让他赴任。后来袁树勋被举荐为湖南铁路总办，临行前请求召见请示，孝钦询问顺天府的事务，他回答说：“臣奉命到这里来，寄居了几个月，还没有接印办事，没有机会了解情况。”孝钦大为惊愕，这才知道他是受到奕▯压制。御史刘汝骥被派任徽州府，入宫觐见。孝钦说：“你拜访过军机大臣吗？”他回答：“还没有。”孝钦慢慢劝告他说：“军机大臣终究必须拜访一次。外任官员不同于台谏官，也应当稍微学习应酬。” 近代吴县潘氏、常熟翁氏、嘉兴钱氏，都是父子相继执掌政权，世人把门第资历相互夸耀。自潘祖荫死后，翁同▯、钱应溥相继离开职位，九卿之中于是再没有世代任职的老臣了。光绪中期，朝廷官员多讲究金石学，潘文勤尤其爱好。潘文勤去世后，家人相聚哭泣说：“先尚书死后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无数破铜烂铁堆在书房里，不能拿来换盐换米。” 张荫桓从监生起家，后来做到礼部侍郎；张翼从门丁起家，后来做到内阁侍读学士。从此仕途上的等级和品流便不再区分清浊了。孝钦决定策立德宗时，在养心殿召见群臣，没有人敢提出不同意见，只有文祥说国家多难，应当立年长的君主。孝钦假装没有听见，同列的大臣便叩头退下。有人游逛古玩厂店，看到吴大▯的一副篆书对联写得很好。问价时，店主索要两饼番银，买主嫌价格太高。店主笑着说：“这是甲午以前的价格，即使出两倍的钱也买不到。自从庚子赔款以后，求购的人渐渐少了，所以现在只值这个价。” 某位巡抚入京朝见皇帝，经过天津时，李鸿章设宴款待他。谈到边疆事务，巡抚于是问北洋的作战军队有多少。李鸿章笑着说：“这不过是苟延残喘的局面，何必认真呢？”随后拿起酒来自己斟饮，说：“失言了！失言了！应当罚一杯酒。” 常州人赵凤昌年轻而姿容美丽，湖北总督张之洞宠爱他，任用他为内巡捕；凡是他说的话，没有不听从的，众人都称他为“一品夫人赵氏”。庚子事变时，山西巡抚毓贤起初被拟定发配戍边，走到兰州时，有旨令其就地正法。甘肃布政使李廷箫此前曾任山西官员，是毓贤的旧同僚，便劝他自裁。毓贤说：“我是大臣。如今既然有诏旨要杀我，如果不伸长脖子接受刀刃，就是朝廷的法令不能施行于臣下。请代我向李君致谢，不要把我放在心上。”毓贤死后，李廷箫私下对亲近的人说：“山西拳乱刚开始时，我也负有治理地方的责任，难道能忍心独自活着吗？”于是也服毒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