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纪略卷之三

译刘宗祥任钦差四川巡按时，少宰张捷曾把成都知县贺襦珍托付给他，请他举荐为政绩卓异。后来贺襦珍有不好的声誉，刘宗祥上疏弹劾他。等到刘宗祥回到巡按道，张捷想把他列入考察罢黜的名册；文湛持出面保护他，他才免于被列入。刘宗祥于是上疏揭发张捷徇私接受请托、庇护贪官，并把张捷投来的私信送到皇帝面前，几乎因此受到严旨贬斥；乌程暗中替张捷设法，张捷才得以安然无事。乙亥年京察时，张溥虽然只是庶常，也得以参与听闻考察事务；他因先前会元刻印试卷一事，怨恨李明睿。当时掌院的是姜曰广，他是张溥的座师，与李明睿同榜、同官。姜曰广为了避嫌，先写信给李明睿，让他知道有人想要处置他，而自己不把这封信上送，以此表示自己的恩德；拾遗官仍然采用了这件事，并把责任推给台省官员。这一年李明睿虽然侥幸免于处分，但仍然被拾遗官纠举。后来李明睿知道自己被处置的原因，上疏弹劾姜曰广，也把私信作为证据上奏；姜曰广上疏申辩，两人互相揭发上奏，纷纷扰扰，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主持考察的浙江人，在南京部主持的考察比北方考察更加偏私，尤其徇私照顾那些参与辅助考察的人。南京考功郎屈动因为复社的关系与人结仇，先前非常憎恨罗元宾；等到处理史■〈范上土下〉的拾遗弹劾疏时，也把罗元宾牵连进考功的法令程序。以南京部来制约北部的决定，这是考察局势的一大变化。南京左都御史张延登在大计考核的原则上持论还算平允，但当权者想要处置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张延登认为吕维祺负有当时的声望，恐怕会招致舆论非议，于是称病登记在籍。大计考核的奏疏上呈后，他才出任。后来吕维祺最终因为一篇阻止内官的奏疏而被温体仁所不喜，被拾遗官纠举罢职。甲戌年会试榜单发布，弈琛按照《国表》中的姓氏逐一核对，发现新进士大多出自复社，大为惊异。于是他考虑改变科举取士制度，以便禁止他们日后的发展，同时也可以提拔自己的私党。又想到此事关系重大，不容易实行；他犹豫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打算等待时机加以论奏。东林党和浙党各自都有名册，列出某处应当任用的人，掌握权力的人便代代传授这些名单，不敢稍有改变。庶常郑鄤是郑振先的儿子，年轻时才华出众、负有声名，尤其为浙人所忌恨；在郑鄤尚未被起用之前，他们先推举吴宗达入阁为相，大概是想借此来陷害郑鄤。等到郑鄤补授为翰林院编修，担心体仁压制他，便逢人肆意辱骂，说我一定要弹劾他；其实只是借助虚张声势来恐吓，并没有见到真正实行。体仁决意罢黜郑鄤，先从吴宗达那里买到郑鄤过去杖打母亲的奏揭，起草奏疏进行弹劾。一天，众臣在值班，谈到翰林官的升迁转调，说应当论资历而不论俸禄；文震孟从容说道：‘郑鄤的阳俸虽然已经足够，年资也很深，应当升任宫坊官。’体仁勃然变色，从袖中取出一份奏揭，拱手对文震孟说：‘正好有一份奏揭要上呈，想借用您的大名。现在既然这样，那就不敢劳烦您了！’说完推开案几起身，于是把弹劾郑鄤灭绝人伦、玷污词臣名节的奏揭投进去了，当时是己亥年十月。河南巡抚□□□上疏报告说，饥民纷纷跟随盗贼，盗寇之势如燎原之火；皇上抚胸叹息，夜里不能入睡。体仁上奏说：‘中原盗寇之所以众多，是因为百姓跟随盗贼；百姓之所以轻易跟随盗贼，是因为饥寒逼迫；百姓之所以陷于饥寒，是因为贪官污吏的搜刮剥削。臣日夜思考平息盗乱的方法，没有比慎重选择守令更好的了。如果守令确实选得其人，那么百姓生活就会安定；百姓生活安定后，自然不会愿意跟随盗贼，盗贼的势力也会自行衰弱：这才是追溯根本、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臣观察当今的守令，大半出身进士。进士出身，只凭三场考试的文章录取，房师和主试不能预先知道其人的长处短处，难免贤愚一并录取、贪廉混杂任用。何况人才的产生远不如古代，贤能者少而不肖者多；那么当今取用人才的方法，也不能不考虑变通的办法。太祖高皇帝洪武四年举行一次制科以后，认为这类人只是有文辞而缺少实际行动，洪武六年便停止科举，专门采用征召和辟举。有经学明达、品行修洁、怀有才能、具备德行，以及孝、弟等科的人才，由郡县荐举到朝廷，按次授官任用。荐举的办法，是亲自见到这个人的才能品行之后才推荐；不是真正贤能的人，不会轻易推荐。’ 所以当时能够得到真正人才，盛况可称一时。但国初风俗淳厚、人情谨慎诚实，所称誉的人没有不恰当的；如今法纪衰败、人情习于玩忽，而贿赂又是尤其应当防范的。臣请求改称为‘保举’：被举荐的人如果确实称职，就说保举得当；如果本人一旦犯有过失，就说保举不当，举主一并连坐治罪；这样或许能使人心惊惧，没有人敢欺骗朝廷、滥行推荐。所举荐的人如果确实得当，那么守令都将贤能，百姓也就安全；百姓既然安定，即使驱使他们去做盗贼，臣也知道他们不会愿意。’皇上看了奏揭，亲手批答说：‘你所说的确实是拯救时局的宏大谋略[原文“硕像画”疑有讹误]。人有了家室和产业，自然不愿做盗贼。怎样才能得到贤能的守令来爱护养育我的百姓，使他们不跟随盗贼呢！只是科举实行已久，难道能够突然废除吗？你应当再仔细思考。’体仁再次上奏说：‘国家通过科举取用人才，已经实行了二百五十多年；一旦议论更改，人情必然不愿意。但如今请求采用变通办法，所以不得不提出这个建议。臣认为科举虽然不能一下子废除，但保举请暂时实行一次。等考核成绩出来后，将两种办法相互比较；如果科举取到的人才多、保举取到的人才少，就请仍然实行科举；如果保举取到的人才多、科举取到的人才少，就请专门实行保举。’皇上同意了。保举的命令下达后，复社主持盟约的人召集同道说：‘如果我们只实行科举，我们三年才能有一次取得出身的机会；如果实行保举，就可以年年登进了。’

译于是他们传示各县的社长，推选那些通晓经世之学、学识广博、能够兴道致治的人，以及才力、智术足以排斥异己的人，汇编成册。又有马君常对黄尊素说，应该任用敢于忠诚进谏的人；后来人们便按姓名推举了下列知名人士：新建陈洪绪、桐城左光先、无锡高如麟、南昌万六吉、莆田黄以升、吴门徐鸣时、张世炜、昆山陆逊之、太仓沈绵应、黄翊金、宣城沈寿民、永州袁耀祥、桐城阮之钿、慈溪秦俊德、山西辛全德、关中秦所式、临川曾式九、李茂实、武陵朱常湄、陕右张兆、朱罴、江右由栻、怀宁蒋臣赓，都登载在奏启中，当时都称为选得了人才。吏部开列并送上保举人员的姓名，弈琛拿复社党人的名册核对，发现反而占了大半，便把情况告诉体仁。体仁大为惊骇，说：‘这可怎么办！’弈琛说：‘听说皇上急于看到成效，将来保举这一途一定会以一年为期限进行考核，这话对吗？’体仁说：‘是。’弈琛说：‘复社这些人一旦得到任职，自然能够凭借势力升迁；这样进入台省的，比经过两榜考试反而更快。到那时，他们弹劾议论我们一党必定会用尽力量，祸患尤其会切身而来；所以保举正好是在自我毁灭。’体仁惆怅地说：‘我没有想到这一层。那么一并废除行取，怎么样？’弈琛说：‘恐怕不容易实行。’体仁说：‘由内阁票拟决定，又担心什么不能实行？’弈琛于是到韩城，把体仁的话转述给薛国观。薛国观说：‘这件事大大违背人情，恐怕即使是各衙门和我们同党的人，也没有谁敢承担；如果异己者知道事情的来由，必定会受到万箭攒射。依我看，不如让皇上穿青色便服、身着布袍，在武英殿斋戒居住；又因火星逆行，下诏征求意见，允许百姓直接陈述时政的缺失，接受关于应当实行之事的奏疏，以消弭大灾。然后招募一个有学识的秀才，或一名博闻强记的平民，把意旨告诉他，或者替他写好奏疏，让他出面署名上奏。士人百姓不懂忌讳，说话即使乖戾平常，也不关系到国家治乱；我们便借用皇上的明诏来实行，并且记录这个人的姓名，破格使他尊贵显达，以表示这些主张必定会实行。这样一来，满朝立即会议论纷纷，政务部门和言官都不用承担罪责了！’弈琛大喜，于是和体仁秘密指示阅吏王藩，让他四处寻找这样的人，按照所谋划的办法办理。

译丙子年春二月，淮安卫三科武举陈启新上奏说：‘为了独自违背时下风尚，应当直截了当地陈述内心的忧患，哭泣着说明天下大病的根源，努力恢复祖制，以打破群臣的迷误，赶快解除百姓的困厄，以平定各种乱事；如果天下最终登上最高的治境，臣即使死了也有余荣。’恭敬地想，皇上屡次下旨询问政事，与圣人广泛询问民情没有不同。臣生逢圣明之主，哪里能不感到欣慰并承受恩德！然而世道却像陷阱一样，时刻令人忧虑，这又是为什么呢？只是现在文治昌盛、制度详备，臣下也没有看见有大奸大恶、专权奸佞的人，为什么说像陷阱呢？臣正是说，世人崇尚文辞而缺少实际成效，因循苟且而使制度废弛，臣下擅长谋取私利、徇私循情而误国害民，这些尤其超过奸恶之徒。臣学习贾谊痛哭流涕，已经有很久了；只是自伤身份卑微，不敢立即进言，还希望有能够进言的人。如今亲自奉到圣谕，竟然没有一个人告发这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众臣迷失在私情私利的局面中，所以不能站在局外观察，也不能说出局外人的话。臣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因此不敢不说。皇上日夜操劳、抚髀思虑、居于便殿、下诏责躬，减少膳食、撤去音乐，而且还想与军队共同承担甘苦，这正是上有尧、舜那样的君主；可是群臣却悠闲怠惰、忽视政务，不能仰承皇上的意旨并加以宣扬。谚语说‘有君无臣’，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臣内心的忧愤无法抑制，所以不忍不说。臣私下认为，如今天下有三大病根，合起来形成一个迷局：第一，以科举取人，这是病根。如今那些文章之士，谈论孝悌时好像与尧、舜同道，谈论仁义时仿佛可以与孔子、孟子相抗衡；但一旦表现于政务之中，便放纵性情、任凭喜怒，所说的孝悌仁义，竟成了纸上的空话。推究他们幼年求学时，没有一个不认为读书可以取得富贵，没有一个不认为读书可以使自己和亲人荣耀。等到历任官职已久，又没有一个不认为读书可以预先谋求封爵和荫袭。除了这三件事之外，谁还会想到君主需要我来辅佐、百姓需要我来选择治理吗？臣之所以效法贾谊痛哭流涕，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又何必依靠科举取人呢！第二，以资格用人，这是病根。臣恭敬考察，国初曾经以典史冯经任佥都御史，以贡士彭有信任布政使，以秀才曾泰授尚书，何曾用资格限制过他们！嘉靖年间，还曾三种途径并用。如今却只有进士一途受到推重，贡生的官职止于贡生，举人的官职止于举人；界限一旦划分，荣枯便随之判然。贡生明知前途无路，取与不取都是这样；那还不如多多录取，以便为自身和家族谋划吧！举人明知任官的期限有限，贪与不贪都是这样；那还不如多贪一些，以便为子孙谋划吧！至于进士，朝廷的爵位都成了他们案几上的物品；天下的官职都成了他们结党相交之人的东西：彼此声气相通、结成一片，贤能与否一概不问，贿赂畅通无阻。确实有如圣谕所说的‘明白的话可以轻视，暮金却照收不误’。臣这里只就所见所闻举一两个例子来说：例如禁止乘肩舆，却从来没有不准他们骑马；长安道上几日前还有一半人乘坐肩舆。连这样的琐事尚且不能真正知道和执行，何况遇到财利更大的事情，怎能希望他们不轻视诏旨而趋赴其中呢！例如禁止私相交通，却从来没有不把违反禁令的行为处置为玩忽；然而各位大臣的私宅中，谁没有亲戚故旧从中通关说情？京城之下尚且不能遵守，远方各郡又怎能希望他们恪守职分、不收‘暮金’呢！假如有一两个清廉自爱的人，众人还共同指责他们矫饰，共同非议他们与众不同，那么谁还肯孤注一掷呢？臣之所以效法贾谊痛哭流涕，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又何必以资格用人呢！第三，以推官、知县行取为科道官，这是病根。旧制度规定，给事中、御史由进士、举人、教官等人员授任，后来又由行人、博士、中书以及行取的推官、知县充任；弘治年间，又兼选助教、教官；嘉靖年间，仍然规定行取的推官、知县与进士中，三份取举贡出身，一份考选；如今却只从进士中选取。以推官、知县选任科道官，如果说是因为他们熟悉世务、熟知民情，那么仔细推究起来，中书、评事、博士也就不应当入选了。既然中书、评事、博士可以入选，就说明并不需要以熟悉世务、民情为理由，那么推官、知县也可以舍弃了。大概推官、知县行取为科道官，就像民间那些窝藏、访查并从事奸恶的人，谋求进入上司衙门，名义上说是来躲雨的。推官、知县与臣有什么仇，臣为什么一定要堵塞他们向上晋升的道路呢？只是因为百姓怨恨他们，却不敢说出来；百姓有怨不敢说，以至于变成盗贼。如今做知县的既不能爱护养育百姓，又加重暴虐征收；暴征不停止，又增加赎锾。赎锾交不上去，挺身反抗而立即被杀的，不知有多少；不能忍受刑罚鞭打，被迫铤而走险的，也不知有多少。暴政与杀戮并行，以酷刑助长贪欲；沟壑之中全是瘦弱的百姓，厨房之中却尽是肥肉，百姓因暴虐政治而憔悴，没有比这时更严重的了。皇上施行仁政，有司却从中阻挠，奉命减免停征的赋税仍照旧追缴，焚烧火耗的禁令下达后反而勒索得更加厉害；使百姓的积蓄不到三冬便耗尽，只能徒然哀叹剜肉般的痛苦；新收的蚕丝到了五月就已经卖掉，连敲骨吸髓的痛苦也无从看见。百姓既怕官吏如同怕狼虎，怕政令如同怕水火，怎么能不把整个世道看作陷阱呢？之所以这样，实在是由于推官、知县行取为科道官。那些人在接受任命时，先把自己看作将来的科道官，认为日后自己能够举劾别人、使别人受荣辱。等到了地方，上司也把他们当作将来的科道官，认为他们日后可以举劾自己、使自己受荣辱；结交他们可以成为羽翼，投合他们可以成为奥援。上司敬畏他们还来不及，又哪里敢违背他们的意愿、限制他们的行为呢！因此，他们虐待百姓、剥削百姓、颠倒是非、凌辱并逼死百姓，无不任意施为。可怜愚昧的百姓，想叩击宫门却没有道路，想赴诉也没有门路，只能都愁得头痛、皱着眉头相互商量说：‘与其获罪而赶快死去，不如逃亡以苟且求生；与其站着成为杖下之鬼，不如暂且做锅中的鱼！’于是，大家都把跟随盗贼看作能够求生的办法；有人倡导，众人附和，结果半个中原都成了盗贼。臣之所以效法贾谊痛哭流涕，就是这个原因。至于推官，掌管一郡的刑名，寄托着巡按地方者的耳目，权力足以决定人的生死，势力可以威逼他人。再加上自己倚仗科道官的身份，别人也把他当作科道官，能够不倚仗权势横行、要挟有司、凌虐同僚的，究竟有几个？

译又有几个不纵容衙役、窝藏访犯和市井耳目，借报告私怨、图谋厚利来害平民的？他们如此骄纵，下层百姓又怎么能够安稳生活呢？百姓既不能安稳生活，又怎么能够停止作乱呢？那么又何必通过推官、知县行取来选任科道官呢！国家受到这三大病根的侵害，依旧每天听到章句之学，党羽日益增多，苛酷暴虐日益加重，罗网日益严密，只知求利，不讲人情，最终形成一个迷局，天下人全都沉醉在梦中而不醒。常常看见读书人中有早晨不能谋划晚上的，刚一得到乡荐，便成了无穷无尽的举人；等登上甲科，便享受钟鸣鼎食、骑肥马穿轻裘的生活，肥沃田地遍布四野，高楼大厦直入云霄；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唉！财物聚集，百姓就会离散；财物散开，百姓才会聚集。如今财物如果在百姓手中，今天缴纳税赋，明天缴纳加征，还总有流入官府的日子；即使在朝廷上，今天从内帑发出，明天从京库发出，也总有流出的时日。唯独到了缙绅之家被侵夺的财物，什么时候才能流出并在世间流通呢！不但不流出，他们还享有田产无赋、人身无徭、田地无粮税、房屋无税，其收入正没有尽头。即使有时流出一些，也不是用来购买科第，就是用来购买田宅、购买升迁转调，而这些支出没有一样不是获得百倍回报；何况支出之后世世代代购买科第，那就世世代代以一得百了。天下有限的财物，哪里能够承受这种长期聚集而不流出、同时又让那些长期获利的人不断收入呢？又有什么可奇怪朝廷匮乏、民间空虚的呢？人们说汉朝的财物耗费在匈奴，唐朝的财物耗费在藩镇，宋朝的财物耗费在向敌虏纳贡，皇明的财物耗费在九边。臣认为并不是耗费在九边，而是耗费在各个缙绅身上。于是胥吏仿效他们，舞文弄墨、作弊求取财物，所涉金额竟达到数千万金；隶卒仿效他们，明目张胆地作奸助恶以求获利，所涉金额也有数百、数千金。于是将士仿效他们，以偷安和蚕食来求取利益，兵法败坏了，将士也因此疲惫；官旗仿效他们，以干折、盗卖来求取利益，漕运制度败坏了，商人和灶户也因此困苦。为什么呢？凡是事情败露，仍由各缙绅审治；有罚款赎罪，仍由各缙绅收取。因此富者变贫，贫者生怨，怨恨到了极点便想作乱，盗贼正是由此兴起的。如今众臣又把求利放在保全自身、保护家产上，欺骗蒙蔽仍然如此；如今兵将把求利放在乘机掳掠上，军队削弱仍然如此。上面有所喜好，下面便更加严重，熏染成习，日益发展、日益达到极点。如果不加重治理、彻底铲除病根，迷局一定不能打破，盗贼一定不能平息。盗贼不能平息，朝廷内部的元气就会受到损伤，奴虏也一定不能消灭。奴虏不能消灭，对外国家的精神气势又会再次亏损，势必发展到把皇上的天下断送在只会讲章句的腐儒手中才罢休。臣曾想唤醒众人沉醉的梦境，赶快拯救倒悬中的民生，所以才口出狂言、毫无顾忌。然而臣的话一旦说出口，臣自身必定会死！因为触犯人们所喜爱的事，应当死；因为触犯人们所忌讳的事，也应当死。假如皇上格外施恩，姑且使臣不死，但天下哪里没有推官、知县行取的科道官？朝野各处哪里不是进士？众人的唾沫可以淹没臣的身体；众人的言语聚集起来，可以销毁臣的骨头。与其死在嫉妒者手中，不如接受皇上在西市处刑，这样对于天下后世那些越位妄言的迷惑，反而更好。再次陈述治病的急务有四项：第一，赶快停止科举，以贬抑虚文；第二，赶快荐举孝廉，以崇尚实际品行；第三，赶快停止推官、知县行取为科道官，以革除积年以来肆意横行的陋习；第四，赶快蠲免灾伤地区的钱粮，以使多年无告的困苦百姓得到苏息。停止科举并不是臣首先提出的主张，太祖曾经实行过，在《通纪》中可以考见。如今重新恢复祖制并实行，那么众臣就不至于争相树立党羽、牢固结交私情，世道也将达到最高的治境。举用孝廉、实行破格提拔，也不是臣私下的说法，列祖曾经实行过，明明白白地记载在典籍中。如今遵循祖制实行这些办法，那么人人都会安分守己；不但进士都奋发成为名儒，就连贡举出身的人也不会自暴自弃于不肖之列，这样世道就会逐渐达到太平。至于一旦停止推官、知县的行取考选，那么推官就安于推官的职分，知县就安于知县的职分，道府可以控制推官、知县，推官、知县也知道畏惧道府，从前骄横放纵的习气就难以再逞；去除那些危害百姓的弊端，民生就会富足。民生既然富足，盗贼自然少有助力；盗贼势单力孤，不用招抚也会自行归顺：盗患平息、百姓安宁，世道也就逐渐达到太平。如今四郊多有战事，百姓频频呼告饥困；要减免或停征钱粮，恐怕还不容易说到。可是臣有一番见解：二祖开创基业时，兵与农合为一体，规定军户十分之三负责备操，十分之七从事屯种，以屯粮供养士卒，以粮力守卫边疆，这是万世有益的办法。假使长期守而不变，怎么会发展到招募士兵来代替卫士，并把输送军饷作为每年的惯例呢！臣曾论说国家的祸患，一半在文士，一半在募兵；士兵不耕种却要供养，失意时就喧哗作乱，实在令人畏惧。臣私下思量，今日若不赶紧恢复屯政，天下终究没有安宁的日子。因为财赋聚敛于中央，上下都陷入困窘。若免除加派，军队就没有军饷；若实行加派，百姓就无法生活：只有屯兵制度才能挽救这种局面。臣还记得万历四十五年，张抱赤上《兴屯书》，洋洋洒洒二万多字，对屯政提出了深远的筹划；臣奇怪当时为什么束之高阁而不实行！倘若皇上对此加以重视，幸而暂缓臣片刻死亡，容臣把原书抄录整理后另行进呈。虽然时代不同、形势有异，只要稍加损益而实行，实际上就是上天把一条久已堵塞的泉源留待皇上疏通，这将成为中兴时期罕见的美政。等到军饷充足、兵力完备之后，再访求大将来任用。耕种、捕鱼、屠宰、垂钓的人中，难道没有像伊尹、吕尚、韩信、岳飞那样的人，可以替皇上治理乱局、扶持危局、消灭夷虏、剿除盗寇吗？只是由于弊病日益深重，混乱的局面日益固化，即使豪杰出现，牵制阻挠他的人也很多；即使有超越常规的财力，又将用在什么地方呢？又何必奇怪他们裹足不前、不肯到来呢！即便如此，将领的处境也难以说了：他们要仰仗文臣的鼻息，听从下级官吏的牵制；文官把他们视同奴隶，所以三军最终被玩弄得像匏瓜一样。将领的威望既不如平时，号令怎么能在两军对垒时施行！所以夷虏盗寇到来时，刚听到风声军队就先行溃败而无人能够制止；夷虏盗寇离去时，侦察观望、狼狈不堪而不敢前进。他们只会掠取残余财物来填满沟壑，捕杀无辜难民来堵住众人的嘴，把这些当作用兵的第一能事；

译以至于百姓害怕军队，超过害怕盗贼。百姓遭受涂炭，几乎要堆成白骨高山；即使郡县残破凋敝，也已经显现出国家疆土的缺损。如今皇陵震动、汤沐之地受到伤害，都是由于任用将领而不能让其专权所导致的。臣认为应当征求名将，得到合适的人选后，就应以礼聘请。凡是军国重务，全都委托给他，并授予尚方剑，使他能够便宜行事；凡有官吏危害百姓的，也让他加以处分；停止一切监视牵制。如今让天下明白地知道，皇上不怕屈尊自己、尊重将领，以削平祸乱；让天下明白地知道，皇上把除掉民贼的责任也交给大将，大将破除陋习来拯救百姓；也让三军明白地知道，天子重视这件事，并以隆重礼仪对待我们将领。这样军队的士气自然壮盛，军威自然严肃。很快就会看到营垒面貌改变，旌旗气象焕然一新。这一仗一旦打成，百姓的怨恨可以平息，盗寇可以感化，用来宽慰皇上上忧天灾、下愧百姓的心怀，并不困难。伏望皇上审察时势、斟酌事理，毅然独自决断，不要因顺从群臣而更加迷惑，不要因为游谈之士的言论而废弃臣的建议；臣即使死了，也会感到痛快。臣家世代居于淮阴，八岁时父亲去世；刘母苦守节操三十六年，靠纺纱织布养育臣，臣幸而得以参加武科。因此臣还有母亲尚未能够终身奉养，年已四十却还没有儿子；有母亲而没有后代，竟然以死来进言，天下最大的不孝没有超过臣的了。但是臣若不说，知道一定没有人会说；臣如今不说，日后即使再说也恐怕没有用了，所以不惜冒死把一切都说出来。臣即使死了，也知道皇上一定会怜悯臣，并怜悯、保存臣的家和母亲，这就等于替臣奉养母亲而不使她有所缺失！臣即使死了，也知道后来一定会有人把臣看作忠臣，那么臣的后代也会因此免遭斩杀。臣不因权势阻挡，不因威势恐惧，捐弃身命、沥尽鲜血来上告圣明，臣怎能不极度惶恐地等待命令呢！』皇帝下旨：『开科取士，原本属于典制。其中难道没有有才能的人吗？怎么可以全部停止！举孝廉、举推官知县实行行取、求访将领以及兴办屯田等各项事项，交该部确实议定后上奏。张抱赤的书，立即呈上来供朕阅览。陈启新敢于进言，值得嘉奖，授予吏科给事一职。若遇到不法之事，准许他直陈不讳。各衙门一律同样对待他；若有排挤轻侮的，从重惩处，绝不宽贷。』陈启新十天内两次上疏进呈张抱赤的《兴屯书》，皇帝下旨留下阅览。广东道御史詹尔选上题为《为敬循职掌，明剖是非，以定人心、以塞乱源事》的奏疏，大意说：『高皇帝钦定御史职掌中有一条；『凡是学术不正的人上书进言，妄图改变既成法度、希求得到任用，或者才能品德没有什么可称道却挺身自荐的，应立即加以纠劾，以此戒止奔竞。』近来陈启新的一篇奏疏，也许是出于激愤；然而何至于议论科举制度以及推官、知县贪污不肖，竟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想让大将登坛，持尚方剑杀掉有关官吏，创出这种不合常理的言论！高皇帝设立制科以来，直到如今已经近三百年，从未废弛。间或有大的过失，□次年就补行，难道不是偶尔实行征辟吗？但终究以正科为主、孝廉为辅。因此名卿、宰辅都从科目中选出，士人也不曾全都辜负国家。所以说科目出身的人全是贤才，固然是片面之辞；说其中完全没有贤才，难道不是诬蔑吗？即使说推官、知县中有不肖之人，确实是正确的议论；说他们全都不肖，难道就能算公论吗？如今臣僚这样众多，皇上提拔一个陈启新来使群臣惭愧并受到激励，难道值得奇怪吗！只是天下像陈启新这样的人不少，恐怕这条途径一旦开启，四方靠游说求食的人，谁不想求取富贵？谁不积蓄怨恨？携带行粮赶来的人不知有多少！如果囊空如洗却又奢望富贵，将怎样遣散他们？不知道皇上准备如何处置此事。为今之计，愿皇上立即召集九卿、科道官，命陈启新当面陈说，把他的全部底蕴都说出来，使朝廷大臣见识他的言论和风采。如果他果真另有长处，就让天下知道陈启新受到特殊而显达的待遇并非偶然；这样或许怀有私意、妄图急于求进的人，都会有所警惕而知道畏惧，那么人心就会逐渐安定，乱源也可以堵塞了。』皇帝下旨：『陈启新因敢于进言而得到破格提拔，朕的旨意已经十分明白；詹尔选怎么又来烦扰！暂且不追究。』詹尔选的奏疏送入后，陈启新上疏请求辞职，通政司将其扣留不报。陈启新再次上疏弹劾纳言违背祖制、阻塞言路，并亲自击打直鼓来报告。皇帝下旨：『陈启新应谨慎遵守职责供职，不必因为进言而请求退职。奏疏中所说的下马红牌而不遵守，实在属于轻慢放肆！着令严加申饬。』詹尔选再次上疏弹劾陈启新，皇帝严旨命缇骑将他捉拿送入狱中。阁臣上揭营救，皇帝下旨：『奏疏中所说的事情，前一道旨意已经说得很明白；詹尔选怎么能借端任意妄说！明明是放肆欺骗，本应从重追究；念在阁臣出面申救，着令锦衣卫释放他，仍从重议处。』

译詹尔选奉到严旨后，复社社局的主盟者聚集谋划，说科目出身的人弹劾陈启新，皇上一定会认为是嫉妒，必然不肯听从，反而会加重处罚；今后弹劾陈启新，必须由科目出身以外的人才可以。不久，他们找到候选府库大使程品，呈上一本题为《为乞斥负诞，行责实效，以全国脉、以维世道事》的奏疏：『陈启新凭三科武举建言而得到吏科职位，臣不胜举手加额庆贺！一个下级臣子能够受到皇上的知遇，这是任用贤能不拘一格的特殊恩典。等到读了他的奏疏，才知道他只是放纵胸中臆想，议论很多，不过是害怕自己建立的功效太少罢了！臣反复推究自己要弹劾陈启新的心意，无非是迎合圣意，以求取得高位。臣试着说明：陈启新所弹劾的并不只是科目，这是在伤害国家命脉；他不是只弹劾科目诸臣，而是在弹劾孔子、孟子。古代选取士人，各朝都有法度；汉、晋、唐、宋以孝廉选举，到了本朝则以科目取士。若科目可以废除，正是所谓“处在现今的时代，却反而实行古代的道路，灾祸一定会降临到自身”！何况皇上明旨说：“科目取士，原本属于典制，其中难道没有有才能的人吗，怎么可以全部废除！”这正说明皇上敬天法祖、睿智聪明，已经知道他的说法荒诞，却不忍堵塞他敢于进言的道路。无奈他用苏秦、张仪那样的口才迷惑圣听，所以皇上不加以斧钺诛戮，反而给他显贵的职位，恐怕是要让天下人都放弃仁义而专门追求口舌辩说。如今四郊多有战事，有九边、有外夷、有四方流寇、有各处骄横的士兵，难道只凭一个登坛拜将的人就能遥相控制吗？臣看皇上派遣督师、边臣和内卫，这些用意陈启新并不知道；皇上如果想专门委任一人，谁可以登坛？谁可以推毂？即使让陈启新举荐一个人来符合皇上侧席等待贤才的心意，想要废除推官、知县的考选，这也仍是不通的言论。推官、知县中贪婪滥权的人固然有，但耿介正直的人也不少。每年有按察使进入辖境，回京复命时进行弹劾检举；年终有根据传闻进行的考察，又有大计中的黜陟，法网不能说不严密。贤能者自然应当酌量选用，不肖者自然应当摈斥；皇上自有明察，怎么能混淆不分！如果说应与中行、评博一同选用，那么这三百年来不变的定制本来就是最公正的制度，这就是三种途径并用。官职无论大小，只凭才能和操守。可是以进士的才能操守来论，百十人中只有一两个不才不肖；以举人、贡生的才能操守来论，百十人中有三四个不才不肖。以监生、儒生来说，操守有余而才能不足；以吏员来说，才能有余而操守不足；这是资格所造成的限制。倘若一概加以考选，那么人人都会想着做贤良之士；谁肯自暴自弃，甘心把自己置于污下之地呢？他又说：研习章句的士人对世道没有益处。臣多次举出几个人：如文天祥、王守仁、于谦、邹元标、孙丕扬、郭子章、杨琏、左光斗等人，都在古今人物中卓然出众，光耀史册；这就是前代贤哲可供鉴戒的例子。至于如今在朝或在野的诸位臣子，臣不敢举出，是怕被嫌疑为攀附关系、借线索进献赞誉以求邀宠。陈启新又说：考中一个进士，家产就有百万，少的也有十万。这是到了淮地只谈淮地的情况，只是一隅之见，并非天下通例。以臣的家乡庐陵来说，如甲辰科萧象烈考中贤书，二十年后家中仍贫困得徒有四壁；一个县如此，其他县也可以类推。他又说：推官、知县贪婪残酷，小民每天只以鞭打扑责为事，只知道图利、徇顾情面。这种种描写，与战国时期那些人有什么不同！其他人臣不知道，例如原任吉安府知府毛堪、庐陵知府陆康稷，这两位臣子，才能可以比拟王佐，操守可以与伯夷、叔齐并论，谁不知道他们呢！陈启新是淮人，只知道淮地的推官、知县，或许是有什么事情激怒了他。不然，他怎么能像孔子、孟子那样席子还没坐暖，就到处推行教化、保存仁德，却能了解天下的政事呢！陈启新又担心诋毁儒者的说法不能实行，于是又杜撰出“有君无臣”的谣言，用来欺骗皇上。这谣言传遍京城内外，谁没有听说过！可是臣偏偏没有听到，不足以令人相信；请求敕令五城御史查访是否有这谣言，这样就知道陈启新的言论无处不是荒诞虚妄。若顺着陈启新要废除科目的念头发展下去，不至于焚书坑儒才怪；若顺着陈启新要废除推官、知县考选的念头发展下去，不至于让天下所有官员都成为陈启新党羽才怪。陈启新极力诋毁儒者，又害怕诸臣倾陷排挤他，于是用一死来堵住天下人的嘴，这与设置监狱来禁止诽谤又有什么不同！给事是什么官，陈启新是什么人，怎么可以突然就接受这样的任用呢？《礼》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要同众人共同商议。”孟子说：“左右近臣都说贤能，还不能这样认定；各位大夫都说贤能，还不能这样认定；全国人都说贤能，然后才任用他。”难道孔子、孟子的主张就不值得效法吗？况且天下有道，百姓就不会议论政事；如果陈启新的说法可以实行，那么凡是稍微有一点见识的人，都会仿效陈启新的说法，奔走到宫阙之下。恐怕未经考察的言论会多得装满牛车、堆满栋梁；而皇上又怎么能逐一阅览呢！又怎么能人人都授予陈启新这样的显贵职位呢！势必只能把它们放在高阁上，那么这些人又怎样遣散呢！他们不是窜入流寇队伍做头领，就是奔赴异域泄露我国的情况；扰乱天下的事情一定会从陈启新开始！况且臣以为，陈启新突然被授予这个官职，一定有奇谋要向皇上陈说，把治理国家、安抚百姓、成就自身都当作责任；却没想到他竟默默无言！就如通政司因为没有封进陈启新的奏疏而获罪，陈启新首先弹劾它；这只是陈启新借此作为泄愤报怨的地方罢了，怎么能说他刚直敢言呢！等到详细阅读陈启新关于屯田的一条，赵充国早已把这些说得很详尽了。如今陈启新又提到此事，想来也是平素经过筹划的。若改任陈启新为屯田官，听凭他拨用若干名可以从事屯田的工匠，发给若干头牛、若干种子，支出若干金钱，取得若干粮食，按照他对国家有利的多少来决定陈启新升迁补授的高低，这才是朝廷的特殊恩典。臣弹劾陈启新，不仅得罪陈启新，也触犯皇上。臣难道不知道说谦逊的话来取悦容纳，才是安全；说危险的话以死尽忠，才是真忠吗！愿皇上赫然震怒，因为臣只是吏员中的低品，却敢逞螳臂之力、冒犯皇威，就斩臣的头来向陈启新谢罪，以遏止祸乱的萌芽。

译然后改任陈启新为屯田官，以考核实际成效；温和地告谕文武大小臣工，以保全国家命脉、维护世道人心。那样即使到了臣死亡的日子，也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治理太平的根本，在于掌握重大经常之道、经营国家大事，而不在于拘泥于小忠小信。对于流寇，应当使他们自行解散，而不在于出兵征讨诛杀；应当善于防守，使他们知道不敢侵犯，而不在于穷兵黩武来招致他们前来。以今日的紧急事务来说，在于减省刑罚、减轻赋税，怜惜人才、任用人才。这些皇上自有圣明决断，廷臣自有宏大的谋划，也不是臣这样的小臣所能妄加议论的。伏乞皇上宽恕他吧！』皇帝下旨：『陈启新得到提拔任用，已有明确旨意；程品怎么敢任意妄说、烦扰朝廷？着令刑部提审并具奏。』 陈启新进入都察院后，同僚交相排斥他，即使在公开会集时也没有人同他交谈；科道官中的公务，也完全不让他参与。他心中十分怨恨，所以一年多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诬陷，陈启新不得已，只好多谈些琐碎事务来敷衍塞责；关于穿有色衣服上朝、在御街骑马、护卫太阳而不敬三件事的三篇奏疏，都得到皇帝温和的批示。又有一天，陈启新再次上疏说烧窑会伤害龙脉，复社社局众人聚集起来讥笑他；于是有人查阅《宋书》，发现绍兴乙卯年大旱时，曾下令祈雨、禁止屠宰和卖酒，谏议大夫赵霈上言：“历来停止屠宰只禁猪羊，如今连鹅鸭也一并禁止。”胡致堂说：“可以说是鹅鸭谏议了。”嘉定年间，察院罗相说：“越州老虎很多，请求多方捕捉。”同台正言张次贤说：“八盘岭是禁中来的龙脉，应当禁止人通行。”大学诸生于是给他们取了“罗擒虎”“张寻龙”的称号。今天的陈启新，正与这类人相同。有人把这件事张贴在六科廊上，陈启新十分恼怒；但不知道是谁做的，也就无可奈何。某月考选时，都谏姚思孝、孙鲁都不与陈启新商议，陈启新于是写成《考选预定疏》，弹劾江南行取知县陆自岳访单上“公举翰林”四字；于是皇帝下达严旨，陆自岳被贬到外地——陆自岳是马君常荐举的人，也是张天如的门生。从此以后，同院官员更加疏远他。等到陈启新转任刑科，左都谏宋玫与他同署办公，便想同陈启新谈论医药、卜筮之事，连续谈说而不知疲倦；陈启新于是很高兴，说掌科亲近我！不久，主持院局的是都谏徐耀，他说：“不可把他隔绝得太过分。”于是反过来采取前人没有做的办法，遇到事情就同陈启新共同商议，陈启新更加高兴。诠部有职位空缺，徐耀没有立即写定人名，而是把姓名写在签上放进瓶中，当众抽取，抽中了行人张一如；陈启新虽然在场并参与其事，却不再上疏纠弹，大概是双方情分稍有投合，不忍故意唱反调。陈启新喜欢同人交往，善于谈论，每次面对客人往往谈到日影移动；如果议论投合，常常自己诉说年轻时屡遭逆境的经历，很少有所隐瞒。一天，同院官员都因公务外出，陈启新招呼胥吏一起交谈，谈得长久而亲切融洽，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古代的椽吏，都有出身进阶的途径；我年轻时也曾从事过这种工作。你们这些人能够奉公守法，我做官就等于你们做官。”这才知道陈启新过去曾经做过书手。复社社局听说后，派班役到淮安调查陈启新的履历；查到确实情况后，便派人上疏弹劾他。●《复社纪略》卷之四 丙子年八月，北方军队进犯畿辅。陈启新轮值守卫厚载门，当时有官生杨光先想上疏弹劾温体仁和陈启新，见陈启新坐在城门处，便责备他说：“不请缨出战，却来守门。”陈启新惭愧地回答：“白白送死也没有用。”杨光先说：“如今戴进贤冠的，是从寒窗苦读中得来的；戴兜鍪的，是凭借先世驰骋疆场的功劳得来的。您只是凭口舌获得官职，既然承受了特别的恩遇，就应当有不同寻常的报答，难道反而害怕一死吗！”说完拂袖欲出。陈启新向他作揖，请他进来。杨光先又说：“您当初不该接受这个职务；既然接受了职务以后，对于国纪民生、兵马钱粮，却始终没有直言不讳地陈说。如今却一篇奏疏写着穿着彩服在朝廷上炫耀，明天一篇奏疏写着骑马在御街上奔驰，后天一篇奏疏又写着护日而不敬。难道在您还没有做官的时候，天下就有那么多值得痛哭流涕的事情；一做官以后，人人都迁善改过，事事都没有一件值得说的吗？”陈启新无法回答。杨光先说：“您一味拿真方当假药，责怨别人却宽恕自己，专门寻找别人的小过失来搪塞了事；将来被圣明的皇上看穿，想做明哲保身之人也做不成，那时再想起我的话就晚了！”不久，杨光先被抬到大明殿前，敲击直鼓，上疏弹劾陈启新以及首辅温体仁。奉旨将他逮捕下狱。科臣章正宸上疏说：“新安千户杨光先，不过是草野出身的甲士，妄自干预朝廷政事，已经很不合常理；而且拿着不祥之物，轻率地污损禁地，这种滔天大罪，难道不该极力诛罚吗！按条陈奏事、弹劾官员本来也是常事，何必做出这种荒诞的举动？只是根据他所论列的陈启新和辅臣温体仁之事，也不能全部认为是错误的。陈启新以胥役身份承受特别恩遇，本来就应当始终竭尽言责，至死不改；为什么尸位素餐一年多，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是陈启新自负，还是忍心辜负皇上？臣以为陈启新本来就是没有读过书的人，哪里知道辅佐君主、施惠百姓的道理！现在姑且举出他所上奏的屯田、漕运等重大政务，逐一当面询问，并责问他是否能够实行，他能做到吗？拾取别人的剩余话语，转眼之间自己就忘失了。皇上把他置于谏官之列，无非是想鼓舞廷臣，以此激励劝勉罢了。可是像猕猴穿衣一样身居言官之职，遗羞于名器，天下没有不为之痛惜的。”皇上认为陈启新自从破格特别任用以后，对于军国大事竟没有一句陈奏，命令降他二级。闰四月二十七日，陈启新又写成《微臣名节，幸蒙睿鉴》一疏进奏，皇上严厉斥责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