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当初，奕山在广东时，皇上谕示：“凡有捐助军资，以及献出破夷奇计并付诸实行、确有成效的人，都给予重赏。”一时间，接连不断有人上书谈论时事。奕山因军务繁忙，几乎没有片刻空闲，而陈述意见的人大多请求拨给资财让他们自行试办，其中真正切合实际的很少，于是命令他们到绅士劝捐局设在省城大佛寺的办事处，把意见收集起来再加以审核取舍。由于人多，不可能一一请到座前当面商议，便只在他们的文稿上批示，交给吏员抄录后张贴在门上。江苏人钱江在广东时不受士大夫尊重，当时认为这是失掉礼遇贤能和智者的礼数，便立即纵情辱骂。劝捐局的绅士再也无法忍受，于是向官府说明，请官府召来斥责他。与钱江交往的人大多替他抱不平。何大庚是浙江的生员，入赘蒋文恪家，曾学习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在院司任幕僚，擅长文书。林则徐刚到广东时，保纯延请他主持随员的文案事务。后来他又到驻澳道员易中孚的幕府任职，认为易中孚受到澳门夷人的诱骗戏弄，将要进省城代替英国夷人请求释放夷俘，便先把这件事告诉林则徐；后来易中孚果然前往请求，林则徐因此相信了他。何大庚久居广东，亲眼看到府署幕僚中有人同商人往来，担心一旦发生事情，消息必定先泄露给夷人，便多次咬牙瞪眼地谈论此事。他怀有平定夷人的策略，最终却没有被采用，每每前去同钱江交谈。适逢夷人倚仗招抚政策，日益放肆，广东人中有人想倡导义民挫败他们，却不敢直接行动。何大庚于是撰写了一篇檄文，藏在衣袖中给〔缺字〕看，〔缺字〕当面称赞他的文辞；其实他没有料到对方竟会立即刻板印刷并张贴出来。何大庚替钱江出主意，声称将在十月召集广东绅士到府学明伦堂，捐资招募勇士，向夷人显示威势。当时招抚夷人刚过数月，夷船还没有返回本国，负责官员担心发生变故，于是以倡乱的罪名拘捕钱江，把他发配到新疆戍守；何大庚则递交名册离去。从此广东绅士再也没有人敢谈论夷人事务。耆英在广东接替伊里布之后，双方共同商议确定开市章程。适逢〔缺字〕因病请求免职，耆英代理两广总督，恩彤也来到广东办理按察事务，双方曲折周旋、调停安排，件件加以弥缝，不让彼此稍微产生冲突和嫌隙。番禺绅士潘仕成、许祥光以及盐官，都曾出资建造非常坚固的船只，但这些船还不能驶出海洋，于是有人提出四省合巡的建议，负责官员最终没有采用。夷患已经平息后，又重新修整武备，沿海商议建造战舰，皇帝下诏派潘仕成监督此事。潘仕成于是聘请佛兰西人雷士壬，制造西式火炮和水雷进献。广东人非常怨恨英国夷人，看见潘仕成家中有时请夷人饮酒，又分辨不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便在他家门前哄闹；潘仕成从容地向他们解释劝导，事情才平息。广州府刘浔曾因双门市民没有避让前导队伍而杖责他们，道路上很快流传起谣言，说府署窝藏英国夷人。众口喧腾，借口虐待、责罚善良百姓，立即聚集起来焚烧府署。他们把物品投入火中，即使贵重玩物也丝毫没有拿取，这情形同夷馆被毁时相似。刘浔越过后墙，逃到藩署藏匿。藩使傅绳勋一向深得民心，走出衙署委婉地说，按照夷人的规例，不许他们进入城内；府署里怎么会有夷人呢？搜查却没有发现，应当各自回去。他这样晓谕了两遍，众人才欢呼着散去。福州开市通商后，夷人的货船到来，他们互相携带着进入省城，同官吏通报拜见，行平等礼，并占据乌石山的积翠寺作为厅舍，设置牙旗、鼓角，百姓非常惊扰。他们常常在深夜带着车马随从进城，官府也无可奈何。住在上海的夷人仗恃海道吴某年幼时曾出入夷馆，便轻易同他亲近起来。见面就直呼他的行次，拜访会面不分早晚。车夫使用中国式帽子，却杂用五色绦带作为缨纬，以表示与众不同；他们出入城门，士民没有人敢对此说话。他们以为既然已经和好，并且彼此平等相待，那么城内城外都不应过问，任凭他们像当地人一样游走居住。他们不知道，职贡诸国如果没有经过验看贡物，是不能进入的；英国虽然列在冠带之国中，但进贡并无固定期限，两次贡船都从天津入境，更没有旧例可以援引。只有广东百姓习惯见到暹逻、越南人随贡物入境，进入筵宴，换上冠服后才出来；英国夷人没有这种情形，而中外夷夏的大防，正系在这里。凡是夷人三五成群，想进入太平门、西门的，因为这两座城门距离夷馆很近，而内城四门还隔着外城，不是夷人可以到达的地方，守门人总是斥退他们。百姓有时遇见他们，顷刻间便聚集上千上百人，在后面鼓噪，必定要等他们仓促逃回去之后才散开。太平门内外，店铺房屋排列密集；城门内每天都有摆摊出售零碎物品的人，守兵只有三四名，只因驻所靠近，平时门口实际上连容脚的地方都没有。夷人偶尔〔字迹不清〕往来，见行人偶然较少，便突然闯入。门内相接的地方是状元坊，是顺德南宋状元张镇孙的故里。经过牌坊没有几步，市民遇见他们，便大声喧哗；夷人举起所持鞭竿驱赶人群，于是众人一齐动手，夷人几乎被拳头打死。领事虽向官府申诉，但众怒难犯，官府也无法追究谁的责任。旧制度规定，夷人长期住在夷馆，恐怕发生疾病，所以道光十五年总督卢坤上奏制定规定，允许夷商每月三旬中的八日到附近的花地、海幢寺游散一次。出行时由通事引导，分批依次出行，每批不得超过十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到了申时，就命令他们返回。有的在外面住宿饮酒，有的没有按期出行，有的超过限定人数，有的另外前往村落、集市，都连同行商一起治罪。从招抚政策形成、商人被裁定之后，夷人更加没有约束。他们往往携带鸟枪，或把小枪藏在袖中，驾驶小型三板船，或者雇用珠江上的小艇，远至四乡游走停泊。遇到村庄、集市、树林等丛密遮蔽的地方，常常上岸射取鸟雀。村民、妇女和儿童聚集观看，因为语言不通，夷人怀疑他们是在嘲笑侮辱自己，动不动就发生争吵；夷人必定用枪指着他们，百姓害怕，便赶紧逃避。这样的事情不知发生了多少次。

译夷患发生后，沿江上下几十个村庄，距离省城有十里，近的有二三里，都在村口修筑闸门、设置栅栏以自卫。夷人上岸而没有进入村内时，村民便听任他们自行来去，见惯了也不觉得奇怪。二十七年夏天，英国商人驾船来到黄竹歧村。该村在城西上游，距离省城很远，村外有一片密林。夷人相继竟然进入村子的栅栏，妇女见到后喧哗起来，夷人不知道躲避，反而举枪射击人群。顷刻之间，村民全部聚集起来，敲响铜锣，并传递消息召集邻近各村前来救护。夷人更加暴躁，神情凶猛，众人一时愤怒激动，杀死了三个夷人，把尸体沉入村外的大河中，又用石头压住，掩盖痕迹。他们的小艇急忙驶远，把事情报告给夷人群体。领事请求耆英缉拿凶手并赔偿，声称要召集香港守兵进来烧毁村庄，言语多有傲慢无礼。耆英命巡捕弁黄者华会同南海县令张继邹，招募渔人潜入深水，打捞出夷人的尸体。夷人越发认为对方被杀已有证据，便以各种方式逼迫胁制，索要许多凶手，请求交给夷馆审讯办理。当时恩彤获罪，被削去巡抚职衔；徐广缙刚到任，慨然说道：“杀人偿命，是法律。可是一个人抵一条命，法律怎么可以滥用？不能为了顺从夷人的欲望、堵住夷人的责难，就把我们的百姓当作鱼肉。” 于是召来该村绅士，审问杀人的原因，捆绑三人押出，请求王命，在案发之地将他们正法。夷酋仍然〔字迹不清〕不服，照会耆英说：他们国家的商人不能不出外游走，倘若其他村庄也发生这样的事，将如何处置？如果不焚烧村民的房屋，就不足以平息众人的怨恨，也不能杜绝别人仿效。耆英不久以广东省绅士已经自行发出公函、约束各村不得妄杀，今后永远保持平安为由答复他。随即命府县召集省城绅士到大佛寺，共同拟定公函文词，刻印后到处张贴，以安抚夷人的心。夷酋知道绅士坚持公论，也稍微知道收敛，不敢再提出后话。英国自称雄踞西海，国都在西河边，在兰仑城外修筑宫殿。城中的旧宫殿仍沿用而没有废弃，其他国家的人到来，必定引导他们进去，使他们遍览宫殿，以此夸耀壮丽，这是他们的习俗。到来的夷酋常常说，既然已经明确通商和好，就应当彼此信任，不必相互欺诈；既然如此，还分什么中外夷夏呢？所以他们所到之处，都把城池看得如同门户一样。唯独广东城墙和城门距夷馆只有咫尺，却始终不能进入。他们不断向耆英、恩彤诉说，起初还是真诚请求，后来兼有责备，时间一久，已经无法再敷衍应付。大概夷人的习俗是约定期限非常急迫而且频繁，却不知道这样会造成烦扰；即便委婉地说，他们也不能领会。耆英、恩彤二人天天被他们催促，彼此反复迟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暂且允许他们举行一次宴会，并预先做好安排，打算借酬酢礼仪掩饰把他们招入城内的真实意图。认为一次入城而不再重复，今后若不是受到邀请，他们就没有理由自行前来；有事商议时仍然出城去同他们办理。这种权宜办法既不激怒夷人，也可以向我们的士民交代，只是仍然迟疑，尚未确定日期。二十三年六月，省绅、侍读衔何有书，老成练达，正因为创办董社学受到奖赏，听到了这件事。于是召集同道，写了一份陈词送到巡抚衙门，说：“民间听说夷人将要进城会见，舆论因此沸腾；不知道确有此事吗？是否已经约定答应了？” 请一概遵循旧章，以免滋生众人的议论。”耆英也暗自庆幸何有书的文词来得正是时候，得以借此向夷人推辞。但他只以“道路上的讹传，起初并没有形成正式议议”为由，大字书写后张贴出来，以安慰民众。他委婉地举出那些可以验证民情的事实，告诉夷人；可是夷人喋喋不休地前来请求仍未停止，屡次请求，屡次被拒，因循拖延又过去了数年。

译夷酋驻在香港三年，按惯例期满应当接受替换返回本国；他以在广东的夷人众多，却始终未能获准入城、只能从城外看中国为耻，回国后无法向居留者交代。在来到广东的夷人中，他已经成为首领，自认为责任专在自己。二十七年二月，任期将要届满，他突然率领三百名穿绿衣的防兵，偃旗息鼓，从香港秘密装船，越过虎门进入。当时海疆安宁，运货船只来往如梭，虎门大门敞开。守门人以为是运货船到来，便不再查验。夷船沿内河驶行，经过猎得炮台，在炮台旁停船，士兵接连登岸，出其不意地挟持众人，钉塞我方炮眼，用药水浇毁炮械的转轴。守台士兵仓促之间来不及装置器械，只能任凭他们所为。等到把总梁定海开炮轰击时，夷兵已经一哄而返，解开缆绳顺流向西驶去；刚到夷馆，却没有进入，而是截断安澜桥上下的道路，把那里作为驻足之地，驱逐市民，腾空店铺房舍后占据。耆英出来责问他们私自进入的缘故，他们便请求废除夷馆后面通往江海的新豆栏道路，并收取、扩充夷馆地界。耆英已经答应，并立即筑墙堵住道路；他们又请求租用河南的土地建造夷楼。但这正是当初同琦善议定和约条款时曾谈到的事情，后来香港又奉谕停止供给，原先所议已经成为空文。等到订立和约，才准许英国在通商口岸的地域内出资向民间租赁土地，建造楼房、设置栈房。但仍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体察民情，选定地基，听凭他们同当地百姓共同商议租价。当地百姓不得抬高价格强行勒索，外国人也不得强行租赁、欺凌侵占，以求双方都能同意。因为愿意出租，百姓自然可以获利；如果不愿意，夷人就应当另想办法；强行租用便会引发争端，这是必然的道理。珠海南岸，旧称河南，正对着省城，人口日益繁多，不仅店铺民居寸土寸金，就是田地、池塘、栈房、棚舍的价格，也同荒郊僻岸大不相同。当地人房屋相连而居，不是耕种就是务农，不是经商就是做买卖，靠自己的力量谋食谋生，各自都依赖咫尺之地来供养父母、抚育子女。并且河南向西延伸的土地，沿水横向伸出，与如今夷楼隔水相望。一旦租给夷人，恐怕日后他们会沿两岸临海筑台、设置火炮，形势便会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发生事情时，来往船只会使西面的水道顿时受阻，这对百姓固然不便；如果借此截阻黄埔各国商船，等货物进入省城时仍强迫它们在这里接受查验，就会重新采取当初取得香港时的旧办法，对各国更加不便。河南以南，地势随河道转折；从转折处直向下游，就是西南方向进入省城河道的凤凰冈、东▯朗、鸡鸭▯一带。倘若从洲嘴的转折处另筑一座炮台，就可以扼住我方西南各乡县进入省城的咽喉，那么龟冈炮台即使设置了也将无从发挥作用。河南四十八乡的绅士老人中，有见识、懂事务的人早已考虑到这一点。而且夷人的伎俩，百姓早已心知肚明。他们在江南通过议和满足贪欲，以及在广东假装归还商人欠款，都是事情做得过分的行为，不是百姓在梦中也能忘记的事情。现在凭借这项约定，要让百姓交出祖宗传下百年的产业，使他们流离迁徙、无所安定，然后拱手把土地让出，他们能得到多少呢？即使拿重额租金和丰厚利润来诱惑他们，他们也会把它看作粪土，绝不可能如夷人所愿。然而夷酋不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势，误听夷馆中低贱差役以及洋商的工伴、子弟怂恿，便一心想在这里置业居住。他认为耆英是负责经手订约的大臣，全面控制这块土地；我们责问官府，官府再责问百姓，凭借约定行事，必然没有得不到的东西。他不再考虑“体察民情”究竟是什么意思，更没有想到土地尚未获准出租，那么所谓百姓抬高价格、强行勒索的话，就全都没有根据，根本无隙可乘。何况每年的租金还要看夷人势力的盛衰。西洋人在澳门的势力衰败之后，租金究竟会怎样？这只是把难办的事情留给耆英，强行索取贸易利益，逼人太过分了。于是耆英不得已，勉强派府县官员多次传唤业主，命令他们商议价格。业主尚未来到，▯德酋竟在二十四年四月初二、初三、初四这几天亲自踏上河南洲头，自行丈量土地，插旗标记界线。百姓看到此事势在必行，第二天便聚集到双州书院，发言时义愤填膺的有几千人。那些老成的人说，与其事后引发事端，不如事前陈述清楚。于是从情理、利害四个方面详细陈述，投递公函，斥责他们背弃约定、图谋侵占的错误。领事正犹豫不肯收取公函，河南人已经刻印公函到处散发。夷酋知道众议沸腾，不能再仗恃耆英加以威胁，再去必定滋生意外，于是暂时停止河南的议案，又要求租用花地口的石围塘；其后患同河南洲头一样。况且这是缙绅世代相传的产业，怎么可能因利益诱惑而动摇？夷酋已经灰心，便回去了，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到了这时，他又直接以军队相挟，重复先前的要求，威胁必须答应。耆英向他说明：倘若放宽期限，将来或许可以分担租金，仍有商量余地；越是逼迫，租价越高，也不是对你有利；逼得太急还必定激起变乱。耆英直截了当地说完，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英国夷酋这次前来，本来是把请求订定入城日期作为主要目的，实际上并没有多余力量租地，不过是假借此事作为开端而已。所以最后他以确定入城日期为请求结束，说：“土地由百姓出让，商议租赁的权力既然在百姓。城池由官府守卫，商议进入的权力则在官府，这不像租地可以听凭百姓自愿。如今西洋各国都说我国不让他们进入这座城，事情已经骑虎难下。若不能确定日期，我们就驻兵留在这里，不再出去。”当时夷兵已经到此数日，外间议论纷纷。如果不调集兵力把他们驱逐出去，民心随时都可能被煽动；一旦民心被煽动，夷酋和他的士兵都将粉身碎骨。破坏和约、开启冲突，全部会由此引起，而夷酋又强横不服，不能靠言语同他争辩。于是耆英慨然同他订立两年后准许入城的约定，说两年之内由官府调动绅士，再由绅士劝导百姓，到了期限，或许可以清扫道路等待他们入城。夷酋同他订约之后，才从容带兵返回香港。事情平定后，耆英又调任定海，并迁任他的官职。夷酋回国后，便把入城日期已经确定的消息告诉国王，还把这件事向邻近各国在英国经商的人，以及印度、亚墨利加所属各地大肆宣扬，招引他们届期到广东观看入城礼仪。在广东的其他国家商人，虽然明白民意不可强行改变，但既然明明有大臣订下的约定，又一向听说耆英是太祖皇帝天潢支属，协助处理诏令，奉节出任夷务，身份地位高于各大臣，必定能够影响皇帝的听闻。广东百姓虽然强悍，但只听从缙绅的话；倘若皇上准许他们入城，绅士自然不敢提出异议，百姓也只能暗中忍耐，究竟又能做什么呢？因此，他们相信入城这件事并非虚言，正准备约定跟随英国夷人之后，观察他们的行动；并且自以为英国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进行贸易的国家，中朝断不会厚待英国而薄待其他国家，便打算等英国夷人入城以后，再援引此事提出请求。所有这些，都是各夷人心中所盘算的，也是事理必然会发展到的结果。

译无奈耆英因为长期在粤地任职，提前上奏请求回京述职，得到皇帝批准，命令他在二十九年春暖时进京；他选择在正月出发。临行前，他请求让广缙佩带大臣关防，暂代总督两广，而由布政使叶名琛暂代巡抚。这一年，双方约定的两年期限已到。二月，夷酋派人送来文书，请求履行入城的约定。起初广缙还只是以正当理由出言拒绝，后来对方纠缠不休，态度急迫，坚决坚持原议，情势已不可遏止。广缙考虑到中外关系的重大关节点正在此举：如果这次不能竭力阻止，今后他们就会常常借宴会之名前来，届时实在没有理由拒绝，那就会像福州、上海等地一样。与此同时，他秘密察看民情，城乡民众，不论男女老幼，几乎没有人认为应该听任夷人入城。士绅即使当面顺从，也必定退下后另有议论。况且夷人借礼仪之名而来，谁知道他们不是包藏祸心，逞弄平日诡诈的伎俩？有可能事后要求划地作为行署，甚至临时索取沿途官舍，让其部众留住其中；这不仅会立即引起口舌争端，而且还可能突然引发战争。即使集合军队、设置防务，万万不至于重蹈当时的失误，但大的嫌隙也会从此开启。何况这是耆英亲自许诺的事，他却提前离开了；若把责任留给后来的人，艰巨的任务，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足以承担。于是他不再犹豫，已经暗中决定拒绝夷人入城。等到与叶名琛商议时，他又说：“官民同心，才称得上志同道合，不能违背百姓意愿而顺从夷人。况且民情既然如此坚定而且人数众多，夷人一有行动，民众顷刻就会发生变乱，形势难以维持一天，官员反而将无立足之地。只有把他们拒之城外，即使另有变故，官府也要始终与城池共存亡。这件事确实有把握，我已经先以单独署名的奏折秘密陈述了情况。如今我们两人同心同德，顺应民心去做，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商议确定后，广缙便先行准备城内防务，从省河以东各炮台中选拔将领和佐官，教给他们作战方略，使他们等待夷人闯入后沿途迎击。他分别绘制各处要隘、台墩的图纸，核查每个炮洞所拥有的火炮，计算每炮装药、发射、清洗和搬运所需的兵士人数，使临战时各人分别负责各项事务，作为第一班。另行预备负责策应的人数，各与第一班相同，作为第二班。又另外准备在后方接替策应的人员，人数也相同，作为第三班。在台上填写第一班、策应班和补充策应班各兵士的姓名，并在图上标明应该安立的位置，命令他们各守自己的位置和次序，一步也不许移动。第一班获胜便罢；如果有人被敌炮击伤，策应人员就立即上前补上空缺，由散兵扶送伤员撤下；而预备的再次策应人员，又立即上前补上策应人员的空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第一班作战时间久了而疲惫，或者突然患病时，带兵的将领和佐官就用预备的策应人员逐班补上，直到三班都受伤殆尽，然后才任由他们溃败，不再责令继续作战。所选定的储炮位置，也按照各炮台的炮洞各准备三门火炮；炮放得多而发热，就立即轮换使用。先把图纸交给将领和佐官，让他们选拔精壮军士，详细加以指示，使他们知道这次战守关系到一省官民的成败，关系极为重大。不但不能像往日见到夷人便自行溃败那样养成旧习，而且在指定的驻立位置上稍微偏离尺寸，或临阵退缩，也要依军法处置，即使本人有替代者也不例外。并且在一个月前点定各班兵员，坦诚告诉他们：人的勇敢或怯懦本出于天性，不是可以勉强压制的。如果自己估量到临战时可能畏缩、对自己没有信心，或者家中有年老双亲，或者还没有子嗣，内心有所牵挂，仍准许他们提前请假，事后允许再次入伍，不予治罪。等到他们慷慨愿意以身殉国，对天发誓，神情踊跃，又考察其平素身体健康、技艺精熟、没有其他隐疾之后，便郑重告诫他们：一旦接受命令，就应当把自己看作已经死去；反复询问而不后悔，才收取他们真实的甘愿结状，写上姓名、画押，以亲属作保，然后分班带入节署，亲自许诺功成后优先提升，死者则由官府赡养其家属。于是凭将领选佐官，凭佐官选士兵，再由将领检验；士兵和将领人人都主动请求效命，万名军队同心一意。随后逐步筹集、储备军需、衣甲，全部在外郡制造，封装后由军局解送，络绎不绝地运入，而省城百姓对此完全没有察觉。又秘密命令中军副将召集城近各社学的绅士，借口捕盗，命令他们各自回去整备器械、聚集勇士，等待调拨；分社接见，使各社彼此不相知，也命令他们各自不得相互谋划。社学原先的议定办法是：有事时由官府调用，发给口粮；无事时各自回去务农。勇士出于百姓，随时都可以准备使用。

译部署完毕后，便在衙门前张榜，宣布某日出巡检阅虎门水师。当时夷酋文翰已经代替德某在香港驻扎数月。听说广缙巡察海口，便想趁他出巡时在船上劫持他，使险恶的风浪震慑其心，仓促之间他必定履行先前的诺言；这比用文书争辩容易，也不用担心事情再次拖延。因此他请求登临广缙的船，广缙慨然答应。夷船正停泊在内洋，随行官吏都说：风浪本来就不可预测，而且这是进入虎群、踩到夷人的尾巴；如果发生变故，将怎么办？广缙说：“你们担心他们敢把我拦住不让走吗？他们若扣留我，不是还有水师提督在吗？”于是他对提督洪名香说：“如果我被留在他们船上不能回来，你可以把全部水师调来进攻他们，我自有办法，不要因为顾忌我而迟疑，因投鼠忌器。”说完，他欣然划着小船，越过重重礁石和险恶港湾，乘着屋子般高的浪头，跨上夷船二十多级的舷梯，登到船楼，神态从容地环顾四周，仿佛旁若无人。随从官吏迫不得已，成群跟着上船；风浪摇荡，众人相互看着，个个双腿发抖、面无人色。文翰握住他的手，请他进入舱后，脱帽行礼，立即关上舱门，把随从官吏隔在门外。舱门装有很厚的机关，一旦关上就闭合，坚固得像墙一样，再也无法打开。广缙谈笑自如。文翰从袖中取出几条所陈述的事项，大都是货税方面的琐碎问题，请求当面答应批准。广缙一边阅看，一边指出其中不合道理的地方，用手指点、当面驳斥，索取笔来删掉它们。文翰低声下气，苦苦请求。广缙坚决拒绝，神色很严肃，正直有力地劝导了很久，声音洪亮，传到舱外。随从官吏听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想进去又进不去，只能徘徊等待。最后，文翰忽然转换话题说：中国已经答应我们入城，两年前约定就在今天履行。如今我国各项准备都已齐全，只等你告知日期，请务必确定日期后再回去。广缙说：“耆相答应你们入城，是在我来到粤地以前的事。我来这里还没有奉到诏谕，怎么能擅自给你们确定日期？况且百姓不肯听任你们入城，是因为坚持千百年来的旧章，这一点你们在这里应当有所听闻。亿万百姓同心，我又怎么能够自行作主？这件事应当把夷人的情形和民众的情形彼此不相同的原因上报，请大皇帝下旨。我身为疆吏，必须遵奉诏令行事。现在我可以为你们从驿站加急递送奏折，但不能私自给你们日期；有圣旨才有日期，没有圣旨，日期由谁来定？你们应该稍微安静，不要急躁。”文翰问批复奏折大概哪一天能够回来，于是广缙把从粤地到都城往返的通常路程和时间大略告诉了他。文翰认为这样太慢，希望自己准备火轮船驶出粤洋到达天津，代为递送。广缙讥笑说：“奏折递呈，本朝自有固定制度。沿途经过的关津、驿站，都规定了时间，并且有专门官员负责。处分极其重大，哪里敢违背制度？把呈请圣旨的重要文件轻率交给外国人递送，就会招致谴责。况且你们的船近日又怎么能够直达天津呢？你们住在粤地，一切都应遵守天朝法度，不要任性惹事就好。”文翰无言以对，于是把他送出，仍让他乘小船离去，踏着风浪返回虎门。第二天文翰来报谒，广缙给他饭吃；吃饭时，他支支吾吾，又想开口说话，但广缙只告诉他静候旨意，不谈其他。不久广缙回到省城，把事情原原本本陈奏上去。夷酋本来以为事情一定能够成功：耆英正在朝廷，应当会说明在粤地订约的缘由，按理没有不能获准的；即使不会立即答应，也一定会命令督抚根据当前情况斟酌决定可否。我方请愿已经坚决，还隐约流露出强行入城的意思；大皇帝即使不愿违背民众意愿，也会重视失信于远方人的问题，下旨让粤地官员自行决定；官员又有什么话可以拒绝我们呢？因此自从陈请以后，他不再喋喋不休，只是自己按照几天计算路程，盼望奏折返回，像盼望一年一样。往返期限稍微超过两三天，他就命令一个副兵目，名叫赞臣的，乘小船私自进入夷馆，探听消息。等到接到皇帝的谕旨，大意是说：民心就是天心；他们从万里之外经过多重翻译来到这里，更不应该同百姓抗争。考虑到万里贸易迁徙很不容易，官吏应当随时保护他们的货物。反复推究圣明的谋划，其中包含万民一体、四海一家的意思，这不是臣下所能窥测的，更不是外夷所能议论揣度的。诏旨宣布后，夷人才知道皇帝的意思。他们国家的商人一时大为扫兴。有人转而责怪文翰，说他不如德某，后者一请就获准；有人又追究德某当时接受两年之约，不能随即答应他们入城，以致另生炉灶；其他国家的商人也在旁边把这件事当作笑柄，用含蓄的话讥讽刺激他们。于是夷酋文翰再次前来，责问中国既然是信义之邦，为什么反复到这种地步，又用更加危险的话相威胁，心中十分愤懑。广缙到这时严正地回答说：“从前江南议和以后，中国重视信义，凡是夷船经过我国口岸的，听任它们出入，不再盘查阻拦，这是因为愿意以诚意相待。耆相亲自主持和议，起初并没有料到你们国家的前兵目暗中装载士兵和军械，趁我们没有防备，毁坏炮枢、堵塞炮眼。那时军队来不及调集，火炮来不及更换，你们的士兵深入并占据桥梁，阻断道路，民众惊恐，一转眼就可能酿成祸端，破坏和局。因此权衡缓急轻重，不得不采取权宜办法，约定以年限为期，允许你们入城，使你们的兵目如愿而出，以便在和好尚未破裂时保全和平。所以说，失信一事是你们国家先做的，反而来责怪别人吗？耆英上奏请求陛见，实际上已经预先知道民众不会服从；全国上下都没有不同意见，不能替你们从中偏袒。”夷人得到答复时，已经辞别致谢，却又强词夺理地辩说：“事情必须先自己估量确实可行，然后才答应；既然答应了，就一定要履行，这才算大丈夫。当初我军入城时人数不多，有什么难以一战的？你们不敢作战才答应我们，答应后又反悔，中国今后凭什么向世人表示信用？我今天又有什么脸面面对其他国家？所以不得不率领我的士兵一同商议，全部拥来入城。况且听说省城正在组织团练，壮勇都由官府统辖。既然担心抗拒官府的匪徒出来拒绝我们，为什么不立即分出一部分团练壮勇，去抵挡乱民、护送我们入城呢？”广缙又答复说：“民情所在，我已经多次举事实告诉你们。如今民众自行组织团练，确实是因为你们的缘故，而你们还喋喋不休，反而想让疆吏率领民众去拒绝民众。你们越说越背离道理、违逆形势。今后不必再费口舌，请你们立即带着士兵入城。我作为粤地大吏，将打开四面城门等候你们，你们尽管来试试。”双方的文书往返多次，辗转辩论，借口层出不穷。当时，从上一年冬天一直到三月，会城粤秀书院的监院刻印公开传单，邀请越华、羊城两所书院的同事，以及城中在籍绅士许祥光等人参加；又通知内外城以及河南的居民、商铺，按照各街的约定，向他们发放规程。

译劝导各家自行出丁、置办器械，为拒绝夷人入城作准备。提前分头到各街约商议，言辞恳切，一时间如雷声震动、云气聚合，从老城扩展到新城，又从新城扩展到四郊。河南人也创办隆平社学，同时响应。地方大的达到数千人，少的也有数百人；他们按日分期自行登记所训练的丁勇人数，写信报告给粤秀书院。当天夜里，便邀请官员和绅士一同到他们的公所集合，由壮目带领，提着笼灯、拿着器械、分成队伍巡行。第二天，官府拿出烤猪和水酒奖励他们。从城内到城外，随后又到河南，依次进行校阅。十天之内，募集到十万多人。勇士夜间出动时，四座城的灯烛照耀，几乎如同白昼；枪炮声传到十里之外，前后总共持续了十旬。城西靠近夷馆的地方，登上高台四面眺望，夷馆近在眼前。稍远的地方，例如新城以内，以及河南向南进入村落、视线受到阻隔的地方，夷人架设巨大的镜子，高高举起映照，火光像乱星一样，众夷惊得张口结舌，不能说话。夷馆告诫馆役和黑夷，还不到黄昏，就自行关闭前后门户，市肆也暂停交易。各种货物突然堵塞，无法流通；香港方面虽然略有听闻，却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件事，即使知道了，也没有完全相信。等到副兵目因为文翰想入城而进入夷馆探听，把所见所闻全部报告上去。会城绅士担心夷酋还没有充分了解利害，事情突然纠结起来，于是集合起来写成公函，把民间设置勇队的事情告诉他们；让通事带着信到领事处，命令领事转交给文翰。恰好副兵目进入夷馆探听时，文翰正在旧洋行集合。领事正住在他旁边，担心信里的话他不能通畅理解事情的曲折，就让人传话给领事，说自己将亲自前往说明，叫他不要先行回避。领事把他迎进去，招呼副兵目围着桌案坐下，于是把今昔情形不同之处全部明确告诉了他。副兵目和领事都连声答应。副兵目出去后，文翰请求今后停止讨论入城一事的文书也送到了。奏折呈入后，皇帝心情大为喜悦。下谕说：“夷务兴起，已经将近十年了。沿海受到骚扰和拖累，耗费军饷，劳顿军队。近年虽然大体趋于安静，但驾驭他们的方法刚柔失当，流弊逐渐产生。朕深恐沿海居民有遭受蹂躏的忧虑，所以对他们一切暂且忍让等待。大概小的屈服必然会有大的伸展，这是本来如此的道理。昨天因为英国夷人再次提出入粤东城的请求，督臣徐广缙等接连上奏报告，办理完全合乎时宜。今天又由驿站加急奏报：当地商民深明大义，捐资抵御侮辱，绅士竭力出资出力，入城的议论已经停止。该夷照旧通商，中外相安，不损失一名士兵，不发射一支箭，该督抚安抚百姓、安抚夷人，处处都能从根本上处理，使该夷驯服，没有丝毫勉强，可以长久相安。朕嘉奖喜悦的心情，难以尽述，理应优厚赏赐，以表彰这项特殊功勋。徐广缙着加恩赏给子爵，准许世袭，并赏戴双眼花翎；叶名琛着加恩赏给男爵，准许世袭，并赏戴花翎，以显示优厚的眷顾。粤省所有文武官员，着徐广缙等挑选其中出力尤其突出者，酌情分别保举，等待朕施恩。至于我粤东百姓，素来以骁勇著称，近年以来又深明大义，有勇力而懂得道义，这固然是教化引导的神效，也因为他们天性淳厚。难得十万民众，利益不能夺走他们的志向，威势也不能使他们改变。朕想到他们辅佐拥戴的功劳，怎能不内心有所感动呢？着将朕的话宣布下去，使家家户户都知道，进一步激励他们急公向上的心志，共同享受安居乐业的快乐；并按照他们的劳绩，赐予荣誉，不得稍有吝惜，以安慰朕的心意。钦此。”当时将军穆特恩、副都统乌兰泰、托恩东额、水师提督洪名香、粤海关监督祥麟，都因为合力同心、各尽职守，按照军功议叙。粤中的绅士中，候补道许祥光归入新班即行选用，候补郎中伍崇曜按道员选用，都授予三品顶戴。员外郎金菁茅、鲍俊，都按郎中选用。同知许礼光，优先选用。书院监院教官梁廷丹、张应秋、丁熙，都授予内阁中书的官衔。罗家政授予五品官衔。其余人员都在原任官职上分别加以奖励。督带城内外及河南壮勇的三百七十三人，全部咨送吏部奖赏；有官职的递升一阶，没有官职的授予九品官职。这次行动，使天下有智有勇的人都感叹后来者已经无从下手。夷酋自认为言辞正当、道理顺理，也完全不再抱有丝毫迁就的想法。他以为百姓虽然人数众多，但如果抗拒违背官府命令，就属于叛民；粤民绝不肯做到这一点，所以从头到尾都把关键责任归在官府身上。而且从香港整顿船只驶入，虎门既然没有阻拦，其他地方就不值得忧虑。何况官府害怕惹出事端，势必不得不派兵保护他们，百姓又能把官兵怎么样？他起初没有料到督抚能够协力同心，从而感动绅士和百姓，使他们迅速而深切地响应，竟然达到这种程度。诏旨宣布后，他已经不能再斤斤计较地责怪官府了。如果他们始终不肯悔改，那么入城的人不到十天必定会连一块木板也剩不下。此时要赶快设法自保，只有退居海外；明知其他国家会以此为耻笑而刺激他们，这实际上正会加速灾祸。把棉花塞住两耳，希望不至于连香港这个驻足之地也遭到毁坏；船帆随即转向，尚可算是知道见机。原来当时新安已经先设有社学，九龙附近、尖沙一带的贫民过去常常用牛羊和米粮供给夷人，不过是贪图他们给的高价，但长期以来早已苦于他们的暴戾，积累的愤怒很深。那年春天，他们已经自行组织团练，准备等夷人一离开香港，便突然起事杀死那里少数的守卫，毁掉他们的楼舍，付之一炬。夷人一踏入虎门，才会遭到百姓抵抗；越深入内河，遭到抵抗的人就越多，根本无暇兼顾内外。事情几乎像回声和影子一样迅速见效，仿佛经过计算和占卜似的。然而，从此又重新造成了冲突的缝隙；虽然可以一时称快，终究不是谋划国家的良策。不如让他们自己明白这一点而自行停止，这样国威也会因此显得神明，圣上的心意也会因此得到安慰，驾驭夷人的方略也可以由此施行，尤其是达到各种美善兼备的境地；由此便可以看出国家的运势正日益兴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步〕

译史论说：夷患刚开始发生时，民间歌谣毫无缘由地从城中传到乡里，多是七字一句，内容大多离奇难解。有一首说：“黄虎之年定干戈。”后来果然在壬寅年议定和约，难道真是天地劫数早已注定、无法逃避吗？自从虎门失守，夷人接连进入省河，所提出的要求大多悖逆情理，层出不穷。贸易中断后，商船全都载兵而来，而且一天比一天增多。他们刚攻打厦门，知道那里不能久留，便在浙江的宁波筑巢，又凭余力进攻乍浦，借此突入长江。他们的势头非常凶猛，意志也极其锐利。夷军全是雇募而来，给的报酬优厚，驱使约束又严，火器更是西海数百年来的长处。我军败退北方，并不完全是因为武备废弛，也因为将帅没有谋略。林文忠办理海防事务，首先到达广东，不久便掌握兵权；他征调的是粤兵，筹集的是粤饷，却一心只想严守口岸，使藩篱自行稳固。他来到海门前激励士兵，众人便都愿意为他效力。他任职始终，从未遭受挫败。于是评论者便说，林文忠如果能够自始至终处理这件事，一定能使桀骜的夷人叩关悔罪，任由我们操纵，并像敬畏神明一样畏惧我们。这样说的人，确实是有所见识的。林文忠聪明通达、熟悉练达，能够集思广益，把国家看得如同自己的家；军队经过之处，预先颁发文告，村落和市镇连一丝一毫都不受扰乱；遇到敌人临阵时，又教给士兵既定的作战方法，人人争先奋勇。他们忠勇的气势，早已足以震慑远方之人；他以诚意对待士卒，所以在事情开始以前便取得了信任，众人的说法也因此完全一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却不知道夷人的意图在于争夺贸易、取得同等利益，他们不惜倾尽全国力量来试探，早已定下旷日持久的谋划；在广东不能得逞，便到福建、浙江肆意作恶。广东能够阻止他们进入，却不能阻止他们离开。省河内部受到骚扰的那一天，林文忠正好奉命前往浙江。夜里送他到佛山时，临别之际他正在抽泣叹息，说不知道洋人的气焰什么时候才能平息；看来到了这一步，即使是林文忠也已经无可奈何了。然而，夷人的伎俩完全在于用恐吓叫嚣来制造虚张声势。他们的军粮和军需依靠商人，货物滞销，商人便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船只越多，费用就越重。汉奸虽有人供应火食，终究不能长期依靠。他们往往要支付高额利息，向澳门夷人借贷又借不到，只好在礼拜日向商人索取捐款，其中有的只能答应给几员，明明已经势穷力竭，时间一久只会更加匮乏。林文忠搜集他们的新闻纸和月报，彻底了解他们的情况，因而态度相当坚定。后来事态掀起波澜，他仍然深感惋惜。假如广东没有给他们六百万，怎么会有帆船接连聚集、靠销售鸦片来供给军食？他们所得有限，哪里敢再向别处进犯；即使到了浙江、长江，又能有什么作为？而且他们也绝不会拿空虚而难以为继的资财，深入南北之间这种进退都困难的地方。郑成功当年冒险一试，转眼便舍弃船只逃命，难道他们独独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吗？何况广东议和时，佛山的炮已经铸成，所缺的只是船只和器械而已。在外海作战，必然需要巨舰；如今既然层层阻挡、深入内河并盘桓在内港，东南洋商人的船只停在省河，拖风缯【OCR疑字】居停泊在陈村，每天可以招集的船只就有一百几十艘。假如把用来给夷人款项的力量转而收拢汉奸、严密准备防守，这件事确实很有把握。即使不这样做，把堵塞河道、设置勇营所花的数百万，以及修筑泥城、编扎防具所制造的物资，转用于作战和防守，明定刑罚、优厚奖赏，背城决战，也未尝不能把夷人赶到海外。只是这方面的重大作用，除了林文忠，没有人能够看出；可惜他离任得稍微早了一些。琦侯与夷人议和时，所答应的条件和广东后来相同；但先前的和约没有其他省份的负担，后来的和约却开了牵涉其他省份的先例。拿后来在长江议和的情形逐一比较，就不能说琦侯轻率鲁莽、随意答应，缺乏先见之明。他无法向众人解释清楚的地方，是在天津初次接触夷人时，没有任何可以拿来折服夷人胆气的凭据，反而以广东办理不善为说辞，这恰恰足以助长夷人的骄横、开启夷人的侮慢。等到抵达广东，又把原先准备的一切全部裁撤，事事都与原来的做法相反，最后竟被夷人挟制到这种地步。到这时才知道，夷人的诡诈超出意料之外；自己怨恨当初的请求有其原因，却既得不到君上的信任，也得不到广东百姓的信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至于他单人单骑前往万寿宫，怡中丞邀请他回来。他的志向令人悲痛，他的行为也可以谅解，然而已经晚了。臧孝廉采用伏兵和分散作战的办法，用在近海的水陆战场上，这就是我主张四省造船、抽调兵力，采取尾随追击以牵制敌人的策略。他把这种办法用于内河，我把它用于外海。用于内河，胜利在于一时；用于外海，利益则在于长远。夷人之所以轻视我军水师，是因为他们在广东进行贸易已久，耳目所及，知道水师船只一向限额造船、限制费用，负责监修的人又从中克扣削减；弁兵害怕风浪、沙滩和礁石，心胆早已怯弱，不能像在平地上行走一样驾驶船只。假如有一天能使船只像马一样灵活，彼此交错穿梭相遇，而夷人只得借商船充作战船，船只长短大小又不相同，势必只能孤军行动；看见我军船只联结成队，怎么能不害怕而改变计划呢？让他们灰心返回，就不只是取得一时的利益而已。竹轩祁公把我调到潮州，我便以奉养母亲为由告退。祁公说：“心性沉静的人往往有许多奇妙的见解，何不告诉我如今最急迫的事情？我退下后就把它陈奏上去。”结果意见虽好，却没有被采用。不久，朝廷的谋划果然有了兴办船政的举措。假使当时掌事者能够利用奉旨饬令调查少卿金应麟、监生方熊飞请求造船的机会，把四省合并协调制造，派遣船只巡洋，不必到越南购买木材，也不依赖捐输的绅士，就已经得到了一劳永逸的办法。如今天下并不是没有讲求战胜夷人的办法：不是说用夷人去攻打夷人，就是说学习夷人的长处。姑且不论西夷本来就是同一类人，即使他们天天像蛮、触两国那样争斗，也万万不会愿意替中国效力。即使让他们乐意为我所用，一艘船的费用，内地也可以调动数千名士兵；失败了必然索取赔偿，胜利了还会要求无休无止的报酬，最终很难妥善处理后果。天朝全盛之时，既借助他们的力量，又学习他们的本领，还延请他们入朝接受他们的学问，还有比这更失体面的事吗？他们的火炮，起源于明朝初年，大体是根据中国地雷、飞炮的旧制加以推广的。夹板船，也是郑和绘制并传给他们的。至于他们算学中所说的东来的借根法，同样是从中国得到的。只要能够实事求是，先使自己立于不可战胜之地，夷人又能把我怎样？如果不是这样，反而要向夷人寻求战胜夷人的办法，古今没有这种道理。即便如此，能够使他们服从也就够了，何必一定要战胜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