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宰惠纪略》（清）柳堂撰 ●目录 序 题辞 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宰惠纪略》序 世上有些读书人喜欢谈论古代，自以为听闻过循良之吏，往往异口同声地期望他们建立龚遂、黄霸那样的功业；等到真正得到机会让他们亲自办理政务，前后表现却顿然不同，受到世人极大诟病，实在是因为他们能够坐而言论，却不能起而实行。听他们说话，不如看他们的政绩更足以作为依据。至于惠民县令纯斋柳公，则是真正既能言说又能实行的人。我对于柳公的实际政绩，不仅听说过，而且亲眼见过。十七年前的辛卯年，我承蒙保举，以知州身份来到东边，当时就听到同乡人不断称赞柳公。后来也偶然见过一次，但还没有深入了解。到了癸巳年，前观察叶雨存督修黄河堤工，在齐河县南坛设立办事机构，我与现任济南太守徐友梅公主管文书，柳公主管财务；我们三人住在同一房间、同席吃饭，风雨阴晴，早晚相对，日子久了，彼此情投意合，遂成为不拘形迹的朋友。柳公天性直爽，每逢公务之余谈论国家大计和民生疾苦，总是娓娓道来而不知疲倦。听到贪污官吏的行径，他就鄙夷不屑，认为那种人不配列在人类之中，我非常赞许他，认为他将来一旦出任治理百姓的官员，必定能用经学修养来整饰吏治，像古代循良之吏那样作为。不久他代理定陶县政务，没过多久又授任惠民县令。不到三四年，他的循良声誉十分显著，甚至传到了皇帝耳中。我暗自庆幸自己过去的鉴识没有错，但终究还没有亲眼见过他的施政。庚子年义和拳兴起，全国仿佛发了狂，许多无知愚民受到煽惑。我奉中丞的檄文前往武定查办，惠民是武定府城的附郭县，我住在县衙中，借此谋划应对之策。当时皇上的意旨主张剿灭，柳公不愿意把那些蒙昧百姓一下子杀戮，便留下军队守卫郡城，准备前往劝导晓谕。幕友们都劝止柳公，连我也说不可轻易尝试，否则就请带上勇猛的士兵随行。柳公毅然不顾，说：“我平日以诚意对待百姓，一定不会有危险。”竟然单骑进入匪徒巢穴，向他们说明大义，告诫他们利害，毁掉了他们的坛场，收缴了旗帜、器械，于是众人各自解散。县境内数百个村庄，他在十多天里几乎全都走遍了，虽然说得口干舌焦、嘴唇破裂，疲困不堪，却把叛逆者教化成了顺民。其他所属地区都遭到兵乱劫掠，唯独惠民得以免灾，这全是柳公再造之恩。柳公的政绩已经由此略见一斑了，但我还没有完全了解其中的要领。柳公临行前拿出一册书交给我，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宰惠纪略》。读到清河抢险、祈雨灵验两件事，我顿时豁然，说：“柳公的诚意尚且能够感动神灵，何况是人呢？难怪他以一个文弱书生的身份也敢进入匪巢，因为他与百姓相互信任得很深。”读到“忍气禁刑”一则，又感慨地说：“这是仁人的用心，凡是我们这些牧民的官员，都应当把它铭记在座右。” 以诚意存于内心，再用仁心来推行，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呢？柳公的政绩已经全部体现在这里了。真是看到极致了。其他所记载的，不过是余绪罢了。唉！回想当年在河工处畅谈，仿佛只是昨天的事，如今却已经能够在实际施政中见到，这正如《中庸》所说：“说话要顾及行动，行动要顾及说过的话。”君子怎么能不笃实勤勉呢？这说的不就是柳公吗？柳公回去后，郑重地把这本书还给我，并嘱托我在卷首写几句话。我答应下来时，正值战事纷扰、军务繁忙，奔走不暇。后来我承乏任济阳县，又代理巨野县政务，迷迷糊糊地直到今天，屈指算来已经五六年了。如今书已完成，太守徐公为它作序，并且说：“瀛舫一定能如实说明这件事。”这难道不是因为我和柳公的施政，不仅听说过，而且亲眼见过吗？况且过去的事情，正是后来事情的老师。我自己想来，稍有一些施政措施，无不是以柳公治理惠民的做法为准则，兢兢业业，只希望不要留下失败失职的羞耻。自己所走的每一步，哪里敢忘记原来的榜样？以前说过的话还没有做到，抚躬自问，更加惭愧。只是因为案牍劳累身心，长久没有亲自写文章，即使勉强搜集材料写成一篇，终究恐怕也不能把柳公实际政绩的万分之一说清楚。太守徐公看到它，能不笑我拙劣吗？柳公年过六十，政绩越发勤勉，历练也越发深厚。他治理东平、德平的记载，一定会有比这更进一步的地方。相隔遥遥数百里，只恨没有机会读到它。光绪三十年甲辰三月，渑池张星源瀛舫刚刚补写于古乘氏的衙斋。●《宰惠纪略》题辞

译光绪乙酉年，沈子衡明府重新修纂《惠民县志》，聘请教授李南渠夫子担任总纂，凤冈也冒昧参与采访。当时我住在郡城，常常同南渠老师会面。丙戌年夏天，老师对我说：“书完成后，你应当校对。”后来沈明府因升任而离去，这件事便搁置了。等到县志已经刊行，校勘名单中却首先列了凤冈的名字，其中错误讹误纷纷出现，读者都责怪我。因此我粗略阅读了一遍，摘录出一百多条错误，呈给南渠老师。老师自责说：“应当趁我还在世，亲自加以改正。”每次见面，他没有一次不谈到这件事。县志还没有来得及修正完成，老师便死于任上。这一年是丙申年，惠民县令柳公纯斋来到本县。凤冈拜见他，谈到县志的事情，柳公决意亲自承担这项工作，只因河工、灾赈和接待事务应接不暇，匆匆忙忙过了两年。己亥年秋天，凤冈结束馆职回乡省亲，柳公把我留在官署中，共同订正错误，并采录前志遗漏以及十二年以后的事情。未完成的工作，等到年末补足。柳公于是趁商订县志的空闲，把四年来亲眼见到的施政作为写成《宰惠纪略》五卷，附在县志末尾，并在卷首写序，又命凤冈说：“只有你了解我，可以再替我写一篇序。” 凤冈不敢推辞。序文说：“士君子读书考察古事，得到可以凭借的学问来治理百姓，成为贤良之吏、循吏，所到之处百姓乐于拥戴，离去之后百姓思念他，哪里还有别的原因呢？也不过是兴利除害罢了。兴利除害，说到底也不过是仁罢了。孔子把‘自己想立身，也要使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作为实行仁的方法。孟子说，把羊换成牛，正是仁术。仁心施行出来，方法才显现；仁心有了需要解决的事情，具体的办法才产生。把仁蕴藏在内心，落实为政事，推广为教化，承接前贤已经实行的做法而不固步自封，改变旧有已经确定的法规而不轻率改张；勇于冒险却不是愚蠢，诚意能够感动神灵却不是偶然；从别人那里夺取而给予此处，并不一定要把由此获得的利益归于自己；凡是有所创始，必定先行其事，却不一定要亲自收取功劳。假如只是徒然劳苦，即使事情做到中途也可以停止；假如确实取得成效，即使因此承担怨恨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对自己审察，在别人身上施行，在当今实行，传给后世，仁人的用心如此，也就足够了。”柳公治理惠民五年，每天都嫌时间不够。凡是河防、城隍、宾兴、义学等各项大事，无不尽心筹划，依次举行。《纪略》五卷附在县志末尾，使当时阅读的人了解他的行事，就像看见他的用心；也使后世阅读的人了解他的用心，想着仿效他的行事，那么他给我们惠民县造福，岂不是很大吗？” 有人说：“柳公自己的序言说‘我看过某志的凡例，其中规定本任官员的政事概不列入’，如今为什么又把这些内容附在后面呢？”回答说：“这是史家的体例。司马迁采集百家之言，写成《史记》，又附上一篇《太史公自序》。班孟坚沿袭这一做法，写成《叙传》。柳公的纪略附入县志，另成一书，又有什么可嫌疑的呢？光绪二十六年，岁次上章困敦，余月下旬，李凤冈谨慎撰写于希贤讲舍。” ●《宰惠纪略》序 我治理惠民县，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凡是有益于地方的事情，只要是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没有不努力去做的。这件事还没有完成，那件事又接着开始，草率忙碌地劳累自己，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点空闲时间。比如把黄沔窝铺改为调夫局，疏浚徒骇河的淤塞，筹措修城费用，栽植保护城墙的柳树，以及举行宾兴、整顿义学等各项大事，都已经略见成效。其他事情，有的已经筹划完毕却还没有立即施行，有的已经施行却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除了灾赈另有日记以外，凡是举行的大事，没有不记下来的，以备将来遗忘。己亥年，聘请本县孝廉李荔村补正县志，并采录前志遗漏以及十二年以后的事情，编成一册，名为《惠民县志补遗》。起初想把五年来亲眼见到的施政，选择重要的写进去。后来阅读某志凡例，见到“本任官员的政事概不列入”的说法，担心涉及铺张而又没有核实，认为很有道理。因此在《补遗》之外，另写《宰惠纪略》，以年份列在开头，以事件附在其中，共成五卷，附入县志可以，不附入县志也可以。总之，只希望读者看到我的行事，就如同看到我的用心；至于所做的事，可能有所得而无所失，可能有所失而无所得，可能得失各半，也可能所得抵不过所失，就任凭人们评判议论的高下。而我在赴乡任职时，明察暗访，反观内心、验证实际，或许也算是一种自我鉴照的方法吧？至于为后人采择提供材料，我尚且不敢自信，又怎么敢期望人人都相信呢？如今我将因量移而离任，打算把这些文字付梓刊行，姑且叙述事情的始末如此。时在光绪二十六年腊月，扶沟柳堂自序。

译自汉代龚遂因政绩显著而载入班固史书以后，后世谈论政绩的人，大多称道渤海。龚遂所治理的地方，大致相当于今天直隶的天津以及山东武定一带的郡县。我家过去在天津做官，后来又在山左治理黄河下游、长堤以北的地方，也就是武定府境内，在那里往来最久。曾经北渡滹沱河，南望马谷，考察当地的民风土物，数百里之内，百姓的苦乐竟大不相同。感慨地想起当年种榆树、种韭菜的遗迹，却不能全部看见。即使时代变了、形势不同了，难道不还是由于人的作为吗？武定既然靠近大河，多次遭受水灾，凋敝尤其严重。惠民是府城附近的首县，又是盐碱之地，受到洪水余波影响，田间乡里困苦不堪，百姓叹息着挨饿等待赈济，溺水等待救援，只能依赖贤能的地方长官。我朋友扶沟柳君，以进士身份任知县，治理惠民五年，上下彼此信任，官民交口称誉，政务成效和废置情况都已显现，才因量移离任。我与他交往十年，情同莫逆，深知他贤能。后来又共同办理河工，继续听闻他的政绩声誉。回忆过去经过柳君的官署，他欢快地同我叙谈旧事，还为我详细说明整顿吏治的办法，件件都有条理。如今他虽然调任离去，惠民的士民应当会刻石颂德，列举行状、记述功绩，像贾雒州、陆浚仪的旧事那样；或者追怀仰慕，吟咏叹息，把感情表达在歌谣中。河水变清的十件奇事、钱塘江中一片叶子，怎么能说古今人物就不能相提并论呢？不过，世上本来就有一些人，猎取美誉，冒充上等考绩，夸张铺陈治理措施来粉饰视听，把这当作本领；等到询问他们平日兴利除害的事情，实际上完全和常人没有不同，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这难道不是因为虚名可以袭取，而实际却难以欺骗吗？如今柳君既然编纂县志补遗，又记述他治理惠民的实际政绩，刊印成书，并亲自写了大略的序言，寄给我看，还说：“达官大人的序言不一定要有，但你和瀛舫的序言却不能没有。”瀛舫也是我们的朋友，当时治理济阳，因时局艰难而受到大府器重。我正因为僭越地统领一郡，惭愧自己不熟悉吏治事务，没能对柳君的政绩有所阐发，料想瀛舫一定能畅论此事，姑且等待他的文章。况且我听说：《礼记》说：“不能取得上级的信任，就不能治理百姓。”又说：“得不到朋友的信任，也就不能取得上级的信任。”柳君治理百姓已经取得这样显著的成效，却还恭敬地向瀛舫和我索求文章，这是朋友之义所应尽的责任，我不能推辞。听说柳君调任治理东平，不到三个月，就收敛了盗贼，惩治奸邪蛀虫，把百姓从虎口中救了出来，已经卓然显露出自己的才能。我知道将来有人接续这部书编成新的著作时，一定不会吝惜掩饰它前面的美好，以使今天的事实得到证实并传给后世；这又要等待良史家的采录了，并不是我敢私自宣扬的。姑且趁这部书完成之际，记下我之所以了解柳君的情形，希望可以让柳君平日所说的“朋友相交确实有道啊，有道啊”得以验证。光绪辛丑年端阳日，如弟天津徐世光拜序。我在戊子年秋天到京师游学，过了两年，到庚寅年，礼部制举文考试中列第五名，清刚俊逸、卓然超上，那篇文章是河南柳公纯斋所作。旭安当时只知道他的文章，不知道他的为人。又过了几年，柳公得到抚军李公的赏识，被任命为惠民县令。我在惠民本有许多姻亲，凡是联名赴京应试来到都城的人，都啧啧称赞柳公贤能。今年春天，柳公调任东平，我在东平任教已经三年了。先后更换了四位主人，没有受到责怪，也没有得到赞誉。彼此相见并相互了解后，才知道柳公与家父同为癸酉科谱录之人，性情正直而好学，刚强却能容纳他人，不拘泥于外在礼节，我便把他当作小友。旭安这时知道了他的为人，却仍不知道他做官的情形。刚过十天，赞颂声便四处响起，人们发出“叔度何时才来”的感叹。孟子说：“好的政事不如好的教化更能得到民心。”政事和教化还没有来得及施行，他就已经这样得到民心，难道是偶然的吗？俗话说：“官员做得好不好，离任的那天才知道。”要考察柳公在东平的吏治，不如到惠民去寻找答案。恰好刺史邵介眉奉府檄来到州里，我在他的座位上得到柳公的《宰惠纪略》一书，带回来读了，这才完全了解了他的文章、为人和为官。古今关于政治的书，堆满了拉牛的车辆，然而大多寄托于空泛的言论，不能落实到实际行动；即使付诸行动，有的误国，有的害民。戚少保在自述其书时说：“事实并不美观，美观就不是事实。”所谓纪略，是记载事情，不是记载言辞；是事实，不是美观。柳公是中州的老成之士，在科举名场中困顿二十年，考中进士时大概已经将近五十岁。换作别人处在这种境况，也会小心盘算子孙的事情，买田置宅，谋求升迁；至于百姓生活的忧乐、国家的利弊，又哪里顾得上过问呢？柳公治理惠民五年，政事公平，诉讼得到审理；办一件事必定斟酌其是否通达可行，发布一项命令必定寻求是否恰当：整顿田里，谨慎征收赋税，赈济灾荒，这是兴养民生；补修县志，增加礼器，设立乡校，这是推行教化；严禁馈赠贿赂，清理诉讼案件，振作官场风气，这是整饬官吏；打击豪强宗族，诛杀大奸大恶，这是申明国法。至于防御黄河、剿灭匪徒两件事，则是抵御大灾、捍卫大患，关系到民生和国计。汉代京城的循吏有一半出自儒林，史书称倪宽、董仲舒以经学修养润饰吏治，柳公大概是学问优长而出仕，属于倪宽、董仲舒一类的人吧？不过，旭安对柳公还有更深的期望。柳公是扶沟人，居处靠近洛阳，北宋时期，洛学冠绝天下，大程子初入仕途时任扶沟县令，他的教化影响所及，后世一定还会有兴起者。我朝雎州汤文正、仪封张清恪崛起于世，七百年以后，仍承接他们的风流余韵，成为卓然的理学名臣。柳公离两位先生相距很远，但他读书穷究义理，举动常常与他们相合；治理一个县，一个县就能得到治理；将来若治理天下，天下也一定会得到治理。黄霸做了宰相后声名反而不如治理郡国时，哪里能拿这种情况来议论柳公呢？那么，这部书只是黄河的昆仑山源头，龙门、马颊都只是它的支流罢了。柳公的经世济民学问，又有谁能够窥见其深广的尽头呢？古人有句话说：“用自身行为教导别人，别人就会服从；用言语教导别人，别人就会争辩。”柳公的教导，是以身作则；我的教导，只是用言语教导。所以教人三年还不如听柳公讲学几天；听到柳公的弦歌，我就要学习道术了。光绪辛丑年三月既望，年愚侄聊城傅旭安在龙山讲舍记。

译古人著书，各有各的体例。有的按年代编排，有的按义理聚合、按类别排列。所谓纪略，是记载事情的大略，并不像《汉纪》《晋略》那样按断代成书、形成一家之言。何况这五年中，公私事务奔走不断，案牍堆积如猬，有些事情是在事后追记的，文章写成后随即又丢弃了；有的在车船中得到，有的在河边记录，年月日早已模糊不记。交给草写官抄写后，错误讹误层出不穷。正想斟酌体例，重新加以校正订定，却又调任治理东平，于是把它带了过来。与主讲孝廉傅晓麓相见后，孝廉的尊人和我同谱相交，属于世交之家，我们时常往来，谈论时事，评论文章。我想把这部书拿给他鉴定，并询问编排条例。孝廉说：“柳公的书，是记载事实，不是记载文章。草创稿做到这样就够了；如果再加以讨论、修饰、润色，在文字上斤斤计较、争强斗胜，这是写文章的人所做的事，难道是治理百姓的人所应做的吗？那样一来，书名的意义就失去了。”况且考察经书和传记，原本也没有固定体例。《春秋》的体例，是经过《公羊传》《谷梁传》才彰显出来的；司马迁的体例，到《史通》才开始明白论述。《文选》的篇目标题，也已经很谨慎了。后代古文大家，仍然说昭明太子不学无术，强行按义类分篇。柳公依据事实直书，仿照古人随笔杂录的体例，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请他的门下十多人分头校对、抄写、定稿。而这部书能够完成，大概也是有此前缘分的。柳堂记。●《宰惠纪略》卷一 我在丙申年五月十三日上任惠民县，私下想到，治理百姓的人，究竟是为百姓除害，还是为百姓兴利？耶律文正说：“兴起一项利益，不如除去一项祸害。”除害一定要从身边开始。我担心门丁、书差勒索，以及安班、铺堂、和息等费用，于是发布告示严加禁止。告示说：查本县县籍隶属扶台，我世代居住在乡镇，衙门积弊、民间疾苦，大都洞察清楚。况且豫省与东省相邻，书役玩弄权术、破坏规矩、恐吓欺诈乡民的情形，也大多相似。我常见那些无知的百姓，因为有事来投诉，却满腹冤屈；代书没有得到足够的钱，就想不替他们写呈词；承行没有得到足够的钱，就想不替他们转递票件；原差没有得到足够的钱，就想不下乡办理。等到原告、被告两方都已到齐，而中证还没有到时，那些老实愚朴的人，往往竟被私自押在班房，私自圈在饭店里，一定要使他们精力血气耗尽，才替他们禀报上来。更有一类挑起诉讼的人，从中挑拨煽动，本应了结的案件却不让了结，使人经年累月纠缠不休。其实原告、被告过去的怨恨已经平息，想求不再诉讼却做不到，于是书役和讼棍又借机暗生诡计，代为递交息讼呈词，必须给足诉讼费用，众人分肥，才能平安无事。唉！小民的脂膏有多少，怎么能供这些人吸吮呢？想到这里，实在令人痛恨。本县上任之初，我竭力革除积弊，除了严加约束门丁并随时秘密查访之外，特意先发布告示，和你们约定规矩如下。书役人员都听着：凡有诉讼案件，差票要根据道路远近，确定传票速度；署内设立限期簿，随时查核是否按期到达，务必要送来审理，等待审讯判决。如果超过期限不送，或者只写空泛禀报敷衍塞责，一定立即列单严加比照条例惩办。从前一切没有正当名目的勒索钱财行为，全部裁除。以后如果有书役假借门丁的名义，向乡民索取钱财，准许乡民到宅门前喊冤，本县自会惩处。如果你们乡民看见书役私下相互馈送钱财，一经查出，也要一并按同样罪名处罚。说出的话就是法令，千万不要轻易试探。我，是中州陈郡扶沟县人。我家乡西边不到几里有一条惠民河□。如今我承乏任职于这个县，正好与此相合；如果名实不符，罪责实在太多了。况且知县，就是要了解一县事务的人。试问自己，果真能够了解吗？于是作了对联，悬挂在公堂楹柱上，使人一看就警醒在心。家中要惠民，做官也要惠民，必须处处顾念名称、思考含义，务必使百姓得到实惠，百姓受到恩惠。我的职分是知县，也知道知县不是时时训俗型方难。【“职知县俸，亦知县非时时训俗型方难。云知县县，周知”原文疑有脱误，语意不明。】惠民的风俗是男子耕种、女子纺织，质朴无华；读书人注重品行，不参与公事。入庠以后，如果有人学习刀笔之业，大家都一同鄙视他。我不曾不感叹这里靠近圣人故里，风气也接近古代。只是百姓喜欢诉讼，每逢三、八告期，呈词多到六七十张，少的也有四五十张。不一定确实有冤屈，即便是田产小事、口角争执，也纠缠诉讼不止。等到一经传讯，又都请求和息。由此固然知道都是挑起诉讼的人造成的，但也是风气使然，是上位者没有办法教化引导罢了。百姓即使非常愚昧，也没有甘愿承受诉讼拖累的；可是当怒气驱使他们时，往往即使倾家荡产也不顾，还以为有父母官，一打官司就可以得到公道。等到来回奔波几次，事情仍不能辨明，就后悔了。事情不能辨明，费用又多得无法计算，就更加后悔了。如果当时有明白事理的亲友，预先把这些情况告诉他，他未必不会回头自己思量，甘愿彼此退让。无奈挑起诉讼的人正用甜言蜜语诱骗他，竭力怂恿，谁肯不顾情面来阻止他呢？因此我在公务闲暇时作了劝百姓息讼的俚歌三章：第一章告诫他们讼师的奸诈，第二章告诫他们差役的恶劣，第三章告诫他们青天在上，即使打官司也不如不打官司有益，并使人知道贪污官吏的情形。刊印了几千份，发给塾师和庄长，让他们详细进行告诫。有人能够熟习并背诵上口，就给儿童赏赐笔墨笺纸，给乡村农民则赏赐折扇、手巾等物，以资鼓励。这样一来，如果人人都知道诉讼的害处和不诉讼的好处，或许也能成为转变风气的一点助力吧？歌唱道：第一劝我的百姓要息讼，讼师替你写呈词，教你说口供，不过是贪图你的酒肉，把你的银钱骗走。官司赢了，便百般索要谢礼；一有不如意，就挑拨别人来控告你。官司输了，就说你不会说话，既丢了钱又惹了气，落得个不中用。讼师的话千万不能听。第一劝我的百姓要息讼。第二劝我的百姓要息讼。自古常说，阎王那里好说话，小鬼办事难应付。一有官司，三班六房中哪个不想把你的钱拿来摆弄？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只要票上有你的名字，就必须送酒钱；不然就把你带进城，让人看管，使你不能行动。过堂时还要替你说坏话，把你打得很重。况且一天的官司十天也未必了结，亲戚朋友哪个会来看你？不但要花钱置办酒饭，还要受罪。仔细想想，哪里比得上不打官司、不受衙役的气？是非自有公论来判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章〕 第二劝我的百姓要息讼。第三劝我的百姓要息讼，不要以为官清廉、判决公正，十条路中有九条都难以预先料定。有理的官司尚且可能输掉，无理的官司怎么能够侥幸取胜？一切钱债、小事口角和争执，只要让人一步，人人都会称颂你的德行。即使本来应该胜诉，官司输了，冤屈上再加冤屈，再到哪里去告？还能取胜吗？官司赢了，却结下诉讼的仇恨，什么时候会反过来报复？一定会来控告你，使你的子子孙孙都不得安宁。第三劝我的百姓要息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