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惠纪略卷二

译县衙二堂，是审理案件的地方。前任县令薛悬悬挂“循理、守法、原情”六字匾额，能够这样听审断案，所应做的事情也就尽到了。不过，这只是就已经形成的判词来说的。如果当初审理时的是非无法判明，怎么能够按照法律确定轻重？怎么能够守住实情而辨明真伪？又怎么谈得上推究原情？何况乡野之人不懂尊卑，一到公堂上，就自以为有理，任意顶撞。用怒气面对他，他顶撞得更加厉害；接着对他用刑，他顶撞得更厉害。那么将怎么办呢？只好忍住怒气，停止用刑，姑且让他离去罢了。这样闹了一场，既无道理，也无法律，更没有体察情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退堂后，我都吃不下饭，心里常常难受。虽然明知这类人目无官长，咎由自取，但终究属于刑罚牵连了无辜，常常因为凭血气办事、自我涵养不深而感到遗憾。老吏却说：“审案必须会生出假怒气。怒气发自本性，哪里有假的呢？况且怒气可以假装，刑罚却是真实的。被真正的怒气驱使时，刑罚没有超过限度，还可以原谅；假装怒气却滥用刑罚，那怎么解释呢？”因此我很不赞同这种说法。反复思考，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在二堂又悬挂了“忍气禁刑”四字匾额。遇到这类倔强的人，怒气将要发作时，看到这块匾额就忍住不发；刑罚将要施用时，看到这块匾额就禁止使用。先听任这些人把想说的话尽情说完，然后委婉地诘问他，曲折地开导他；这样，他也无法逃脱道理和法律之外，而在体察情理方面大概不至于失当。这也是以柔克刚的方法，难道不胜过怒气已经发作后再忍住、刑罚已经施用后再禁止，从而给自己留下后悔吗？有这一番强制，再辅以平日的涵养，时间久了，就会怒气无需忍耐便自然平和，刑罚无需禁止便自然适中，那么所谓循理、守法、原情，大概就可以谈到了。并撰写楹联说：“片言折狱，岂能当狱未定；任众口辩论不休，所求者只公平二字。大法宽何有，但刑偶加，便终身洗濯难尽；到用时须审慎一番。” 官员有衙署，就像百姓有住宅一样。在这里饮食休息，在这里起居，在这里宴请宾客，在这里教导子孙，在这里审理公事。衙署应当怎样整齐严肃呢？百姓的住宅，朴实的农民谋求坚固，优秀的士大夫谋求华美；而官员的衙署却独不如此，实在是因为住宅由先代创建，传给后人，子子孙孙永远视为自己的；衙署则三年考核政绩，六年任期届满，一旦调往别处，就不知道会落入什么人手中。何况条件差的缺分，苦于想求上级长官调剂；条件好的缺分，又害怕上级长官调剂。别人刚开始任职，就已经存有将要交替的想法，把衙署看得像旅舍一样。哪有让行旅之人代替修缮客馆的道理呢？因此无论是实任还是署任，无论是朴实的人还是优秀的人，都只求能够遮蔽风雨罢了，从来没有谋划修造的。可是我认为，署任不谋划修造还可以，实任不谋划修造就不可以。足以遮蔽风雨，不谋划修造还可以；不足以遮蔽风雨，不谋划修造就不可以。惠民县，自从实任韩禀请任职、孙前县代理以来，将近三年，始终把它看作传舍，起初根本没有料到羁留居住会持续这样久。丙申年夏五月，我以实任身份来接任县篆。一天在大堂上坐着审理事务，大雨倾盆而下，大堂屋顶漏水如瀑布，堂下跪着的人水淹到膝盖。我退居西厅，地面长满苔藓，几乎全是泥，湿滑得连脚也站不住。抬头看，顶棚向下垂落如蓑衣，水滴不停地淋漓落下。账房、门房积水一尺多深，差役们蹲坐在床和椅子上。除此之外，其他地方也都不足以遮蔽风雨。上房虽经韩任修缮过，但土质松动、瓦片活动，雨水沿着屋檐滴落，床上没有一处干的地方，只好用盆承接，发出当啷声，像下雨打铃一样。东西屋全都倾塌，这是内宅不足以遮蔽风雨。钱席屋的房梁折断，几乎压死人，只好把它搬去与刑席合住，东墙又倒塌了，这是书房不足以遮蔽风雨。库房自从遭受火灾以后，堆积如土，值日书差白天拿着伞站立，夜里则屈膝倚靠在暖阁旁，坐着等到天亮，这是班房不足以遮蔽风雨。至于大门、仪门的倾斜，戒石坊、东西坊的倒塌，更不用说了。即便是旅人暂住，尚且会同客店主人商量，由主人召集工匠、准备材料，限定日期兴工；何况像我这样的实任官员呢？于是我和姻亲朋友李光宇商议，拆毁西厅三间重新修建，二堂和上房翻修屋瓦而已；账房、东西屋以及书房、门房、班房，有的全部翻新，有的新旧各半，不必追求华美，但求坚固，总以足以遮蔽风雨为止。戒石坊是用来警戒自己的，东西坊以及大门、仪门是用来壮大观瞻的。危险的扶正，倾斜的竖立，缺损的补齐，残坏的接续；暗淡无色的地方加上丹漆，使面貌焕然一新。总计花费京钱一千多缗，不再受风雨之苦，有了房屋居住的安稳，又获得了保全并蒙受奖赏，这些难道不是这样做的结果吗？按照从前那些有智谋之士的看法，他们未必不笑我这是替别人作嫁衣的愚蠢行为。而如今把这里当作自己所有的人，已经经历两个寒暑了。这究竟是愚蠢，还是不愚蠢呢？希望后来的君子随时修补，不要让衙署不足以遮蔽风雨；这样，对待衙署就可以像对待住宅一样，至于坚固还是华美，听从各人的喜好即可。难道一定要预先存有“五日京兆”的心思吗？州县的弊政，以漕项为最大的一项。征收本色漕粮时，有一石粮食被收取到三石以上的；官府既然大致没有限制，书吏和差役便得以从中上下其手，借机牟利。其中狡猾的，甚至多方把持，官府也忍气吞声，姑且放置不问。不是不想问，而是不能问，还是不敢问呢？唉！政事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自从胡文忠公上奏请求改收折色，天下统一办理。山左阎文介、丁文诚相继奉行，每漕米一石，只准收足串京钱十二千文，一切杂费以及书吏差役的赏号都包括在内，不得再向百姓多取丝毫。从前的弊端已经清除，而在升任四川总督之前的前中丞李某又奏准裁减漕粮卷尾，并通令刻石公布；这样，有漕粮的州县弊端尽除、风气清明了。只是书吏差役仍像从前一样把持。例如惠民县征收漕粮一石，不等官府赏给，漕粮房、库房竟公然从正项中扣除厘头银壹钱八分，不知有什么成例依据，竟把它当作必不可少的数目。按每年中等收成计算，可以得到银一千三四百两；虽然该房有应当支用的差项，但数目也未免太大了。因此想到，与其让这些人从中饱私囊，为什么不适当削减一些，用于公事来补助公事呢？

译于是酌情提取银八分，归入节省项下，每年大约可以得到五六百金，分交十属的当商，以一分利息生息，并禀报抚宪立案【后来因为该房恳求，由上级赏还二分】。有科场的年份，用作宾兴经费【拔贡会考元卷银八两，贡监生员乡试元卷银二两五钱，拔贡朝考、举人会试元卷银二十五两；寒士增加的数额也不得超过三十两，以表示限制】；没有科场的年份，留作修城本金。无论地方上有什么善举，都不得动用这笔钱。每逢任期卸任，归入交代案中核查办理，以显示慎重并防止挪用。这样过了三五年，积累已经很多，连生息所得的银两也足够支付宾兴费用，那么修城本金每年都会增加；不到二十年，便会成为巨款。再加上护城柳树的收益也没有穷尽，还担心城池不能修缮吗？实在担心后来的君子不知道事情的根底，白白使积久的弊病重新产生，逐渐把筹集的经费变成虚无，难道不可惜吗？因此撮取其中的大概，使后来的君子有所考察。惠民县是附郭县，县城就是武定郡城，十属的保障都系于此。城池必须高耸坚固，树木葱郁茂盛，才足以壮大观瞻、资助防卫。可是风雨摇撼，年久失修，加上连年黄河泛滥，水势直逼城根。虽然城壕和城基坚固，能够保全而无忧患，但遭水浸之后，残缺更加严重。因此，修补城池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只是工程浩大、费用巨大，既不能请求帑项，又因灾荒歉收频繁，不能依靠百姓出力。经过长远筹划，除提取漕项作为修城本金外，只有筹办十年种树的计划，采取积少成多的办法。于是就在城濠内侧遍栽新柳，城内空地、关外堤道也同样栽种。总计六千多株，全部责成四门首事、地方人员以及租种城濠地亩的人看管。三年以后，大枝另栽到城濠之外，小枝归看管人按成数酌情分配，以酬谢他们的劳苦。总以种足一万株为限。按十年计算，每株柳树估值五七千，可得到金钱数万缗。就把这笔钱与漕项一起交给当商生息，再依次补栽新柳。这样生生不息，不仅可以谋划修城，即使偶然遭遇水灾，也可以借此资金抵御。不只是这样，有了这些树木，春天千枝万缕，情致缠绵，既给郡城增添一番生气；夏天荷花满目，夹杂着柳丝，在水上荡桨纳凉，诗酒往来，又给郡城增添一处佳境。把培植地灵、人杰、树木的计划联系起来，也就是用树木来培育人才，怎么知道栋梁之材的选择不会由此预见呢？不过，人还在，政事才会兴办；如果不随时修补、加意爱护，前面刚被斧头砍伐，后面又被牛羊放牧，这些树的婆娑姿态和生机就会全无。因此，参天大树从哪里来呢？孔子说：“人道以勤于政事为敏，地道以勤于种树为敏。”又说：“栽种的就培育它，倾倒的就扶正它。”这正是我对后来踏上这片土地的人的期望。至于称誉它的人说：“召伯的棠树，爱惜它而不忍伤害。”我没有仁政施及百姓，本来不敢存有这种妄想。二十二年丙申，我因大吏请补授为惠民县令，五月捧着任命文书来任职。接任县篆以后，按惯例拜谒庙宇、察看黉宫；西边有一座大屋，墙壁残破，瓦片脱落，危险得摇摇欲坠。二尹梁君依照旧例署理事务，向我询问此事。梁君欣然说：“老同乡，您问到这件事，难道它有希望得到救治吗？这不是别的地方，而是我中州前明许忠节公的祠堂。事情详见《明史》本传，考察旧碑，只说在演武场取得一块荒废的土地，把它开垦出来，将所产的穜稑收入用作祭祀，说有司每年祭祀而不废止等等。所谓有司，并不是专指县尹。祠堂有一处住宅，县尹借来居住；有田一百多亩，县尹收取田租。所以主持祭祀的事务只有县尹负责，修缮也只有县尹负责。如今祠堂将要倾塌，县尹负有的愧疚已经很久了。不过，县尹的缺分清苦，谋求日常饮食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余钱顾及这里呢？因此本朝以来到这里任职的县尹，何止一百几十人，而重新修缮的，只有道光十一年的浙西钱君。难道钱君独有余钱吗？也是因为豫章汤公来任此郡郡守，拿出朱提资助他罢了。如今您问到这件事，莫非是有意要办吗？我本来就预料这件事能够办成。”我被引入祠堂行礼参拜，踩着坍塌平地，读《破寇安民碑》，低回徘徊了很久。修举废弛残破的事，是牧令的职责；表彰忠节，是风俗教化的源头。何况又有桑梓乡里的情谊呢？我对梁君说：“这只是县令的责任。”后来我奔走于大清河、徒骇河两河之间，每月留宿衙署的日子不多。梁君也因为徒骇河的事务，几个月没有回衙。我一上任办事，这件事就搁置了；每次经过那里，没有一次不心情激动、想要立即办理的。今年夏五月，我嘱托姻亲朋友李公主持此事，缺损的补齐，残坏的接续，朽腐的更换，再加以涂丹，面貌焕然一新。恰逢秋丁祭祀，梁君回来，当天举行典礼以安妥神灵。唉！从今以后，我可以用这件事答谢梁君，梁君也有事情可以面对忠节公了。工程完毕，在山门外立碑，大书“前明中州许忠节公祠”，并且把事情的始末写在碑上，几乎是希望后来的县尹有所考察，也希望治理此县的人不要把这件事推给县尹，任由它废毁而不顾，那就十分幸运了。这次工程，共使用京蚨五百七十有五缗，全部由捐出养廉银办理。梁君名玢，是怀庆府河内人；李公名治国，是我的同邑人。并撰写楹联说：“抗节豫章，遥想毅魄英魂，食报应同孙忠烈；树威渤海，须知安民破寇，录功且先王文成。”

译天下有不铲除暴徒却能够安定良民的事吗？没有。想要安定良民而良民最终不得安宁，不是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就是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才。得到了合适的人，又有法令加以约束，那么暴徒就会收敛踪迹，良民自然彼此相安无事。州县设有捕役，就是依靠他们来铲除暴徒的。如果不以法律约束他们，他们就会借此成为暴徒。查惠民县的捕役，多的有七八十名，少的也有五六十名。有总捕，有散捕。总捕的姓名登记在卯簿上，散捕的姓名没有登记。大体上都是无业游民和夜间作恶的无赖之徒充任。他们所得的工食不多，全靠总捕的势力，以敲诈为生计。缉捕文票一到手，就以捕盗为名，骚扰乡里，鱼肉乡民，无所不为。甚至勾结匪类，白天捕盗的人，夜里就是盗贼。得到贿赂以后，即使是有名的大匪，也和他们同饮共食，装作没有听见、没有知道。官府催逼得过急，他们就用小偷小盗来搪塞。教唆作伪证诬陷良民，各种违法行为，令人怒不可遏。总之，散捕把总捕当作护身符，总捕把散捕当作爪牙，彼此狼狈为奸，肆无忌惮。对小民来说，害怕他们诬陷，不敢申诉冤屈；对官府来说，又没有办法查考核实，因此无法察觉。即使偶尔有一两个告发的人，一经提审，不是事情确实存在，就是涉事之人并不存在；他们彼此弥补遮掩、互相包庇，良民不得安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推究其中的原因，都是由于积久形成的习惯相沿不改，不能真正整顿造成的。身负治理百姓的职责，责任无可推卸。何况各位上级长官还经常要求讲求捕务，谆谆告诫呢？于是我和幕友商议，在总捕中选择一名诚实可靠的人，充任总捕；又当堂挑选三十名年富力强的散捕，分派到四乡，作为他的辅助。全部责成该总捕出具确实可靠的保状，并将他们的年龄、相貌、籍贯详细登记在卯簿上。又给每人一块腰牌，填写姓名、年龄、相貌和编号并烙印，以防冒充并备查验。同时发布告示晓谕乡民：以后散捕下乡缉拿盗贼，如果有批票而没有腰牌，或者有腰牌而没有批票，或者批票、腰牌都有但年龄相貌不相符，盘查出来后，准许乡民用绳捆绑送官。除将该散捕按在官府服役而知法犯法加倍治罪外，并将该总捕严厉惩处。至于缉捕的勤惰，随时随事暗中登记在卯簿上，月底汇总核查。勤勉并且能够捕获盗贼的，酌情给予优厚奖励；懒惰的，轻则责打革职，重则惩办。这样明确规定赏罚，并大力整顿，希望那些承办此事的人知道畏惧，不敢再走旧路；这样，暴虐之事一天天减少，良善之人一天天得到安宁。地方上或许也不无补益吧？然而，立法即使完善，执行时若不力，也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因此我摘录其中要点记下，以便随时看到后警醒内心，并随时加以察看。王烈女，字道，约为双庙王家人，是王可的女儿、王冉的侄女。她许配给苏继明的儿子，童养五年，没有其他子女。因为两家略有口角，王家起意悔婚，经过中人调解后暂时无事。女子到了及笄之年，苏家将要择定吉日让儿子与她成婚，王家不答应，于是制造诉讼。传讯王冉，他非常狡猾，以没有婚帖为借口【惠州的习俗是结婚重在交换婚号；苏家的婚号因水患遗失，所以王家借此抵赖。但童养五年，难道还不是确凿证据吗？】我判令原来的媒人等在半个月内另换婚书，办理成亲。过了五天，王冉报告说女子上吊，并且声称女子发誓不肯从嫁。苏家听说判决后女子已经死亡，前往验看棺木并办理殓葬，但王家不肯把尸体交给苏家，于是王家领回埋葬。我私下认为，女子如果真是这样，也实在太不贤了。这个疑问一直放在心里，不能消除。后来补修地方志，县里举人李凤冈先生采录烈女事迹收入志书，我的疑虑才像冰一样消解。原来女子知道父亲和叔父不能改变婚约，便以死来表明自己的志节，这个女子确实称得上烈女啊！至于王冉，既诬陷女子，又诬陷官府，真是疯癫狂妄，已经不配列入人类之中。我认为悔婚案件屡见不鲜，严重败坏风俗，请求为她树立旌表、记入墓志，用来劝勉世人。国家设置课税，本来与地丁、钱粮、漕粮一样，都是维持正供的收入。因此买宅基地必须立契，立契必须投税，用来彰明信用和守约，防止伪造，厘清界址，杜绝诉讼的根源。何况不分割、不纳税，三年以后查出，便将一半价钱没收入官；这样的法律规定是何等严厉！凡是靠国家土地生活的百姓，本来就应当无不遵照执行。然而东省一向不知道投税契约为何事，偶尔有一两户投税，不是因为兴讼、想借此占理，就是买卖办理不明、为了预防后患。若是平常买卖田产，投税者百户中没有一两户。民间既然沿袭成风，官府也置之不问。等到发生诉讼时，白契没有凭据，审理判决很困难，而贪污官吏又借机罚取巨款，名义上说是充公，实际上是肥了自己。于是无赖之徒纷纷效仿，借端恐吓诈骗，种种加害百姓的事情，无法一一说尽。究其根本，税收并没有因此增加，推究原因，都是因为额外费用太重，官府又不把实际价钱告诉百姓。小民起初是舍不得费用，后来又害怕获罪，以致投税契约这一项竟成了虚设。身为治理百姓的官员，罪责还能推给谁呢？现在拟在大堂东侧设置税契局一处，选择诚实可靠的亲友办理此事，明确制定章程。不论旧契、新契，每价银一两，按照市价收税银三分；每张契尾收京钱一千文，不准丝毫多取，随到随办，不得稍有拖延。至于推收过割时勒索过重，也妨碍税契办理，现规定：十亩以下的，每户收京钱二百文；十亩以上的，每亩加收京钱一百文。办理去老换幼的，每户收京钱二百文。这些规定都报明上级长官，永远作为定章。若有不遵守的，准许花户到宅门喊冤，立即按照在官人役犯法的本律加重治罪。从此以后，前来投税的人络绎不绝，一时之间农民无不称便。并且他们担心我离任后又更改以前的章程，于是邀请绅董张会一等人勒石记载，以便永久流传。谁说小民没有良知呢？只是治理百姓的人没有以诚相待罢了。治理百姓的人没有以诚相待，难道只限于税契这一件事吗？所以我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亲自与百姓见面，把事情用文字记在册子上，以便彼此质证。《宰惠纪略》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