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惠纪略卷三

译郡城有布市，机户和行户反复发生诉讼，案卷几乎堆积盈寸累尺。名义上叫“义集”，实际上却成了谋利的场所。后来经惠阳两县百姓吕光顺、李本明等人控告，承蒙前任藩宪汤委员查办，议定章程：每匹布收税钱十六文，一半作为隆冬发放棉衣的费用，一半作为经纪人的饭食费用。后来前任县令又将布市分为东西二集，命朱文璧等人管理西集，命高绍弇等人管理东集，均有案可查。继续查办时发现，西集年终还有存款，东集则收取钱数十千，只以修补庙宇为名上了一份禀文便了事，实际上是企图分肥。我正要设法整顿，恰好查出高绍弇把持集市、浮收舞弊，案情查问清楚后，将这名武生责罚，命他出具永不干预集场事务的甘结；同时仍将东西两集合并为一，以顺应舆情，消除诉讼的根源。又同朱文璧等酌情制定新章程：每逢集期，命本城福庆店等三家布店经手，按照章程收税；所收数目按集分别开列清单，报县登记入账，每月汇总一次，把账送到县署盖章，税钱分别存放在三家布店，听候提取使用。那些零星布匹，仍命朱文璧原先派的丁姓经手，酌情给付饭食费用。总的目的是使商民相安，税收没有偷漏，不辜负设置义集的本意。三年以来，把所收税款同前几年比较，已经增加了好几倍，办理这件事也有了起色。去年购买了数百件棉衣发放出去，就是提取这笔款项办理的；贫民得到棉衣的，无不欢呼，确实是地方上的善举，一天也不能废止。况且随时整顿以后，所收款项应当会比这更多。我实在担心日子久了又产生弊端，再次谋划分设集市；一时察觉不到，落入他们的圈套，那么这番整顿岂不可惜？因此略述事情梗概，使后来的君子有所考察。县里有个自新王家，也就是窝狗王家。为什么把它取名为“自新”呢？因为这个村名既不雅，而村民又喜欢争斗，所以用这个名字寄托让他们改过自新的期望。这个村过去没有义学。先前有一个总役刘延凝，声势很大。我到任后听到他的名声，便想压制他。该庄村民王普云探知我的意图，捏造刘延凝欠他京钱二百千的说法，到县里控告。这个总役害怕受到革职处分，只好甘愿承受这场诬告并给了钱。后来因为分赃不均，两人互相攻击诘问。审讯查明后，将王普云责打并拘押，追出京钱一百六十千余，他又捐出养廉银四十千，凑足二百千的数目；命该管事人李殿选等人具领，并按二分计息，如果不能归还，便责令管事人垫赔。随即用这笔款项延请教师，设立义学。起初因为束修不多，便命该庄童生王德俭任教，借用李殿选的空屋作为学堂。后来宾主之间发生冲突，又因诉讼而争斗，于是判令另行延请塾师。王普云因领取义赈敛钱，又被人控告，追出京钱二十八千【除去花费，剩下二十四千】，也作为义学本金，均有案可查。义学本来是善举，却竟成了该庄制造诉讼的端由，由此可知他们不懂得自爱，只顾趋利而忘义。我昨天为了劝百姓停止诉讼，亲自到他的学塾中，传谕王、李两姓的管事人以及同塾师生员唐某，反复以大义责备他们。看他们的言辞和脸色，似乎已经知道惭愧悔改。因此我把这个村命名为“自新”，又把这所学校命名为“向义”，使他们依照名称反省实际，改变争斗的风气，彼此崇尚礼让，以洗去趋利忘义的陋习；这正是我对他们的厚望。王判镇先前没有义学。它的义学是生员李思由的祖父、贡生李睿年创办的，每年束修一百千，用来延请塾师；凡是贫苦百姓无力读书的，一概准许入学，实在是难得的善行，也是当地的义举。前任县令杨倬云曾为它题赐“养蒙储秀”匾额，并载入地方志。我先前整顿各处义学时，主持了这件事，劝他家捐出数十亩土地交给官府，把收取的地租作为修金；即使不必达到一百千，也可以使义学长久维持。如果没有自然产生的收益，富裕时就举办，贫困时就废止。因为兴办或废止取决于自己，从来没有家道没有余力却还能勉强长期行善的。李家对此犹豫不决，不能作出决定，而学校仍年年举办，便暂且搁置了。后来黄水成灾，书屋倒塌，义学于是停办。去年补正地方志，事事核实，前往查访才知道此事；那名生员深怕地方志删去义学，无法向祖先交代，急忙筹划修复，惶惶恐怕落后，确实是孝子的用心，也可以得到谅解。然而我终究担心它不能长久，于是赏赐匾额，把“储秀”的名称改为“绳武”，用来激励他，使这名生员看到名称便想到其中的意义，筹措出基础款项，希望这项事业创始于先人，传给后代，世世代代继续承继，不使它的美德废替。县属魏家集，魏氏是富裕人家，也是积德之家。他们因公报效，捐资修治河工，救急济贫，各种善举都载入地方志的《义行传》中。因此世世代代相继承袭，不使这种美德废替。不仅富裕的人家长久富裕，魏西垣又在弱冠之年考中巍科。谁说天道昏昧，报应施与没有常规呢？只是当店被水淹一事，议论者未免略有非议；然而那些事情都是店伙计做的，东家哪里知道呢？我既然属于魏西垣所管辖的百姓，又自居于弟子之列，不得不以积德行善来劝勉他。于是劝他在该集设置一处义学，每年束修一百千，用来帮助那些贫穷而不能读书的人。我赐给它匾额，题写“振德义学”。这是说先祖的德行传到我这一代，如果有所衰微，就应当加以振兴；树立德行，务必使它不断增长。他家积善所得到的报应，将会不可限量，难道只是区区一个少年考取功名而已吗？这才是我对魏氏的深切期望。

译查考县志，刘先生家庄义学由田云和、朱峻岭、张怀清、林兆廷共同创办，公同捐出三十亩多一点的田地，作为延请教师的费用。前任县令沈世铨题写匾额，名为“三元义学”，就是这所学校。后来有个庄中的恶棍刘维清，搅乱事务、制造诉讼，企图把持并独占利益，捏造罪名控告田云和侵吞公款。田云和因为连年遭水灾，没有延请塾师，账目也不清楚，审讯查明后愿意捐出上地十亩，交出账簿，不再管理此事。然而刘维清等人竟敢诈骗田云和京钱八十千，勒令他交出，并将他拘押，追缴存放的数千块砖。经朱峻岭等人保释出来后，砖如数交出，具结保证，相关文书都在案卷中。后来经过明查暗访，田云和确实公正老实。自从刘维清控告以后，乡间有正不胜邪的忧虑，义学公事无人敢过问。我正准备传讯刘维清审问追究，张怀清却以他抗拒不交砖为由控告，获准传讯拘押，命刘维清将所存砖折价四十千缴入案中，并命他出具永不干预公事的甘结。又出示告示张贴于义学：只准别人控告刘维清，不准刘维清控告别人，以警戒匪类，使善良之人安宁。除了赐给田云和“乐善好施”匾额以示奖励，还把“三元义学”改名为“扶正义学”，仍命田云和父子协同张怀清办理，不要心怀疑惧，也不要借口推诿，以此郑重承担我成全此事的深切用意。然而我实在担心日子久了仍有匪类滋事，所以摘录叙述事情的始末并记下来，使后人有所考察。圣王在位的时代，以彰显德行代替炫耀武力。成周自《武成》《大诰》之后，军队在郊外举行射礼，放马归于华山，放牛归于桃林，以表示不再动用武力。到了春秋时期，各国争相崇尚战争，彼此像兽角相触。孔子对此感到悲伤，说：“射箭不以射穿皮革为主，而是因为人的力气不同，不能列在同一等级。这是古代的道理。”由此可知，古人崇尚德行而不崇尚武力。然而自古以来，有文事就必然要有武备，确实是因为鉴戒太平时代百姓不懂军事，一旦发生变故便仓皇失措，实在令人忧虑。因此，在举行俎豆礼仪、从容安乐的地方，不能废弃军事；在讲求和亲康乐的朝廷，也要储备甲士。武定自前明高庶人暗中图谋不轨，事情被发觉后，朝廷发兵制服他；平定之后，才命名为现在的名称。这里过去是使用武力的地区，到本朝仍设置营制，设游击一员、千总一员、外委一员，外设十六汛，统归管辖。每逢大阅之年，调集营兵等待操练，以讲习军事、整肃军政。城北有演武厅，抚宪在这里检阅队伍，学宪也在这里考查骑射，其由来已经很久了。由于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二十四年春，抚台张有札文前来阅兵，一切都由县里供给，仓促之间筹办不易，于是命工匠把紧要处所分别修补，以应目前之需，共用银一百八十九两有余。向府衙禀报后，归入十个属县分为上、中、下三等缺，平均分摊，已经在三月底完工。虽然不能做到坚固耐久，但可以遮避风雨，壮观瞻看。过些日子举行院试时就不必重新修理了，这也算是一举两得。至于大规模修缮，没有一千两银子办不成，只能等到以后再说。训蒙义学，县志中没有记载。我到任以后，延请本县举人李凤冈先生补正旧志，删去已经废弃的马家店义学，补入训蒙义学。学校在城北一带，约在邓家庄，地点属于惠阳交界，所以旧志遗漏了记载。查明它建于同治元年，由阳信举人蒋离明和本县人李斗诗劝导捐资设立，有田三十亩，收取地租供给塾师；年成歉收时，又设立义社来救助，确实是善举。有人说：蒋离明不是本县人，不应收入县志。劝人求学、和睦邻里，一举两得，又何必过分区分界限呢？这个村庄既然靠近惠州，载入惠州县志也是可以的。因此题赐“英才乐育”匾额，以彰显它的美德。义学本来是地方上的善举，但不肖之徒往往把它看成谋利的场所，从旁窥伺。起初负责管理的人无不谨慎郑重，十多年后中间发生变故，便慢慢疏忽不在意，窥伺者立即乘隙吞占公产、提出控告，企图从中渔利，纠缠诉讼不止，一定要到义学废弛之后才罢休。这种风气的败坏实在太严重了。就如苇子高家植英义学，查明是沙河南岸的高元林等人因筑堤毁地，与北岸阳信等庄发生诉讼，经阳信举人李文标等人调处，命其交纳京钱四千千了结此案。高元恒等便用这笔款项在该庄设立义学，购买土地二十八亩，作为延请教师的费用；经前任县令沈世铨赏赐匾额，载入地方志，难道不是一方的善事吗？等到高元林死后，他的儿子高之芳接管书屋，书屋被水冲毁，多年账目又不清楚，田士信等人想把土地分割，便以霸占土地等罪名把高之芳告到官府。若一定说这些公款没有土地、没有两庄的事情，固然属于强词夺理；但竟然想分肥，废掉这项善举，又成什么体统？高之芳不能很好地继承父亲的志愿，我判令他捐出土地五亩，以了结此前的赈济事项；仍命高之芳、高希曾等人管理，交出租地收入，延请塾师，认真整顿，不让田、单两庄找到借口。至于附近各村贫穷而不能读书的人，一概准许入学肄业。如果再有人争夺这些田地，就以多事之罪治办；并把“植英义学”改名为“平争义学”，用来平息诉讼的根源，使其永久流传。大杜家杜希林有一间接待宾客的屋子，没有名称，请我为它命名。该取什么名字呢？众人都昏昏然，只有他独自清醒，于是取名为“独清”。为什么这样说呢？此前有个张家河沟，沙河南岸数十个村庄的水都从这里排出。自从黄河泛滥，淤塞了数里，这里屡次发生水患。我决意疏浚河道，勘察工程、督办工程都以这间屋子为场所。该庄有奸民杜继檀、杜青田，勾结王玉甫家庄的王凤鸣，聚敛钱财，上告官府，并在这间屋子聚议。希林拒绝了他们，因此已经招来怨恨和非议。后来规定每亩田派收讼费钱一千，希林又不肯同意，怨恨更加严重。有我在，他们又能把他怎么样呢？诉讼纠缠了半年仍没有得到公正解决，而所花费用已经不计其数。有人说借了数百两银子，写成杜希林的名义，等我离任后再控告追讨，并且还要借其他事情中伤他。希林非常害怕，请求寻找远离祸害的办法。希林只是个小康之家，如果果真如他们所说，将给希林带来不小的祸害，自然应当设法防备日后的祸患。因此我用“独清”为他的屋子命名，写下这篇说明，交给他。将来若有人控告希林，把这篇说明呈上去，不必辩解就可以证明清白。即便如此，希林只是小康之家，怨恨能够化解，就不要结下才好。

译俗话说：“得罪众多君子，不要得罪一个小人；要防备他因为怨恨太深而作乱。”希林只想得过且过，希望他不要把这篇说明当作护身符，从而伤害宗族情谊，那就太好了。义理所在，正直之人便守护它；利益所在，众人便趋附它。趋附而得不到，就会争夺；争夺利益必然损害义理。义理受到损害，正直之人便裹足不前，邪恶之徒乘机而入，图谋私利、营求私财，成为地方上的祸害。这种弊端，真是说不尽；还谈什么义集呢？王判镇的义集，始于雍正初年，当时买卖杂粮并没有斗级，只选择一名家境富裕而诚实可靠的人充任，原本是为便利百姓而设。可是沿袭至今，地方上竟增加到十六七人之多，全都靠斗级为生；这不仅与“义集”二字名不副实，也使百姓的负担一天比一天严重。现在正设法整顿，恰有营混李永昌等人垄断牟利，蒙混冒充，给首事李思由等制造困难，已经查究革除、驱逐，酌情裁定，另立新章。革除从前虚冒充数的地方人员，每条街只留一人；由帮斗级罗思让负责管理，并弹压无知妇女滋事。每一斗粮食，无论买粮户还是卖粮户，都出大钱一文，作为斗级的饭食费用；除此之外，不准再多取丝毫。所有抛撒在地上的粮食，仍归卖粮户所有；至于集场，照旧由四街轮流办理，十四庄不得过问。这样整顿一番，希望谋利者无计可施，而守义之士也可以认真办理，不辜负设立义集的初衷。这就是我深切的期望。于是下令该首事立碑，以平息争端并流传永久。询刍□笔一篇，是本县举人李凤冈为兴修遥堤、使百姓受害而作的文章。虽然寄托感情、借事讽谕，其中对事情实际状况的感慨，也确实通过记事的文章表达出来了。大概因为他居住乡间，所见所闻确凿，又留心时事，所以能够洞察利弊，设置问答，使民间疾苦历历如绘地呈现在纸上。那些主管此事的人正沾沾自喜地说：“这是以工代赈的善政。”哪里知道竟会这样扰民呢？况且足以扰民的所谓善政，难道只有以工代赈吗？古人的良法美意，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来施行，对百姓造成的祸害也很多。先生这篇文章，实在可以作为殷鉴。文中说：“有高田半里左右，竟然没有得到免除灾赋的恩惠。”又说：“在茫茫的巨大水浸之中，挑出一片洲、一块渚，说这是某庄的田地，于是便按此征税；百姓因此蒙受冤屈，却没有办法申辩。”这确实是仁人之言，可以作为勘查灾情者的明鉴。至于其中难以做到公平的地方，并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尽的，试略举其大概。东省没有摘缓之法，每次按庄估计灾情，官府派人下乡，必定有押号头、庄长、公地等人带领。带到一处低洼地后，周围十几个村庄，有的相距三二里，有的相距五七里；这个说“我的地在这里”，那个也说“我的地在这里”，甚至押号头也说“确实在这里”。哪里会有十几个村庄的田地全都在低洼处呢？这本来不用等聪明人就能判断。若因此仓促听信他们的话，国家赋税怎么办？若不听他们的话，百姓的疾苦又怎么办？不得已，只能以距离低洼地的远近来判断是否受灾，希望这样大概能够抓住要领。然而又怎能知道距离低洼地近的村庄，其田地果真不在高地呢？又怎能知道距离低洼地远的村庄，其田地必定不在低湿地呢？这样又如何能够做到公平呢？不但如此，还有四面被水包围却没有受灾的地方，是因为村庄在低湿地，而田地在高地；也有四面没有水却反而足以成灾的地方，是因为村庄在高地，而田地在低湿地。这不是神明，谁能准确判断？没有水的村庄如果不准许，而被水包围的村庄却准许受灾，这样要做到公平就困难了。何况狡猾的押号头，和庄长、公地等人串通一气；收了他们的贿赂请托，就极力诉说其苦；没有收到，就默不作声，甚至说他们并不苦，以此表示自己的忠诚。稍不察觉，就会落入他们的计谋。从前听说东省有“买灾”的说法；有买就必然有卖，稍有人心，哪里肯做这种事？如今才知道，都是因为差役能够上下其手，百姓无知，于是被他们愚弄罢了。所以我到任以后，严厉革除这一弊端，查灾时不准押号头等人妄加一句意见；三年以来，这种风气大概才平息。然而如果一定说办理得公平，我确实不敢自信。还记得去年民字约的何庄、李家等庄，我前后三四次前往勘查，都看见他们的高地已经种了麦，却列入极轻灾情。虽说事情由我亲自决定，哪里知道不是押号头与这几个村庄为难，故意把我领到高地去呢？况且邻村有赈济、有缓征，而这几个村庄却独自照常征收，这也属于“高田半里却没有得到免灾”的一类。每当想到这些，我心中总是不安。如今读到这篇文章，更增加了我的内疚。我的平日既不能经常下乡查灾，又没有一个村庄不去，却仍然有这样的弊端；那么到了一个适中的区域，由???丁役分别前往，弊端又会是什么样呢？从前所听说的买灾之事，或许就是由此产生的吗？查灾实在太难，而要做到公平尤其不容易。只要主管地方事务的人多尽一分心，小民就能多受一分恩惠。若说这样还可以自信，那么如果一定说没有滥报、没有遗漏，实际上却做不到。这种广泛施舍、救济众人的事情，连尧舜都还以为难，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吧？有人提出一个办法说：“宁可宽一些，也不要刻薄，怎么样？宽厚确实胜过刻薄；然而如果始终坚持这一点，就必须把前面所说的十几个村庄共用一个低洼地的情况一概缓征，才可以实行。况且有低洼地就指低洼地，没有低洼地就指水湾；这种风气一旦滋长，必然发展到没有村庄不报灾，即使没有灾也没有不报灾的。人人都存有侥幸私心，稍有不如意，就捏造事实，谣言四起；这样不能做到公平，必然会更加严重。”有人问：“那么应当怎么办？”依我的看法，必须大力革除积习，另立新章，只论田地而不论村庄；有一亩受灾的田地，就缓征一亩受灾田地的粮税。这样，没有受灾的地方不能滥邀缓征，有灾的地方也不至于遗漏，大概可以两方面都得到公平。这是对大吏的期望，至于区区牧令，又能做什么呢？

译又有人主张“征三缓七”的说法，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村庄有田一百亩，受灾的只有三十亩，就一概征收；受灾达到七十亩，就一概缓征。不仅一概征收会使这三十亩受灾田地含冤，一概缓征又会使这三十亩没有受灾的田地侥幸获得缓征。况且又根据什么来确定三成、七成呢？平坦的原野和低湿地一望无际，不像物品那样可以用秤称、用斗量，一眼就能知道轻重多少；那么又怎么能够做到公平呢？所以我说：如果一定要做到公平，就不能不逐块田地审查后分别缓征。【商之钱席说：未免太繁琐，恐怕办不到。】○附 《询刍追笔》李凤冈 皇上登基第九年，忧念山东的受灾百姓，拨发国库银一百多万，修筑黄河遥堤，以工代赈，仁德极其深厚，恩惠极其优厚。服膺古道的儒者，全都赞美此事。有一位墨庄居士，准备到蒲地谋求教书，买船向东而下。一天将近傍晚，到了惠民南境，北风突然猛烈刮起，船只颠簸危险，随着波浪上下起伏，船夫心惊胆战，束手无策。船漂泊到一个村庄，有位老人穿着破旧棉袍站在那里。居士离船登岸，作揖请求借宿，老人点头答应。到了他家，只见房屋遗址和倾颓的墙垣，狼藉不堪；幸好客舍还算整齐，案上放着几卷《春秋》，可知也是读书人。居士向他表示哀悼，老人说：“这也是天意。上天想让它灭亡，谁能使它生存？幸亏承蒙准许报灾，又将发放赈济，所受恩赐已经很多了。可是像我东边的村庄，灾情和我们庄相同，只因为有高田方圆半里左右，竟然没有得到免灾的恩典，所受的痛苦反而加倍。鸟巢倾覆之下，哪里会有完整的鸟蛋？在茫茫的巨大水浸中，却挑出一片洲、一块渚，说这是某庄的田地，于是便据此征税；这就是百姓蒙受冤屈却无法申辩的原因。”居士安慰他说：“听说将要修筑遥堤，以工代赈，每方土给京钱三百二十文，恩惠并不薄；流离失所的百姓，或许可以稍稍得到安定吧？” 老人□然说道：“您实在是拘泥古说而不知变通，这是纸上谈兵的见解。以工代赈，确实是施惠；派百姓出夫，却会扰民。请让我为您详细说说。皇上为了全局考虑，不与黄河争夺河道土地，因此不惜遥堤以内数千万顷土地、数百万户人家。平心而论，被压占的田地按亩给价，曾经还不到原价的四分之一；又逼迫百姓出夫若干，使他们自己把自己围困在河中。这里面究竟是使人感恩还是使人怨恨，本来不用等聪明人也能明白。况且全境百姓距离黄河有四五十里、六七十里乃至一百里不等，却都被水阻隔，至今没有道路；跋涉到河边，大约要走二三天。并且按田亩派夫，没有田地、靠自己劳动谋生的人不能出夫；出夫的人必定是有田之家，而有田的人有的不能承担体力劳动，有的家中劳力不足以达到所派人数，势不得不雇人。雇人就必须给工价，还要给他们路上的粮食，这是很大的负担。况且首事奉委员之命，规定开工日期，必须先把夫役调齐；有时夫役到了而工程没有开工，有时工程开工了而工价却没有发放。这三五天，他们难道要空着肚子等待吗？还是由雇主为他们准备粮食呢？在没有遭受水灾的地方，这无异于增加一份粮食负担；而我们身处茫茫的巨大水灾之中，两年来连一粒粮食也没有收获，官府可以免除我们的丁银，却不能免除我们的出夫。唉！谁知道出夫的负担比丁银还严重呢？恐怕所领取的赈济还不够偿付雇夫的费用。居士说：“如果不派夫，夫役就凑不齐，也不足以完成大工程。”老人说：“您这话怎么如此像局中办事的人呢？如果拖延土价的发放，苛刻要求工程进度，夫役自然会望而生畏，必然凑不齐。若土价按时发放，公道而公平，争着谋取工价的人就会踊跃前来。况且出夫没有规定人数限制，附近的人必然来得多；远处的人自己估量道路远近，只要有利可图，也会前来。乐意输力和被催促来输力的情形，本来不能一概而论。难道您没有听说太尊的事情吗？他上报修筑土河，以工代赈，却派领赈的人前往施工，百姓都不肯领取，最后赈济发放了，工程却没有兴建，就是因为领取赈济的人未必都是能够参加工程的人。居士请问他的姓名，老人说：‘我住在浮泛里，姓名早已湮没了。’看您相貌颇为诚实谨慎，所以私下对您谈这些。若主管此事的人正准备借工程成功来谋求保举，是不愿听到这些话的。”第二天，居士乘船而行，远远回想，觉得老人的话很有道理，感慨地说：“《诗经》说：‘先民有言，询于刍荛。’确实没有欺骗我。”于是追述记录下来，题作《询刍追笔》。●《宰惠纪略》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