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惠纪略卷五

译真武帝，主管水事。聂索建立祠庙，从成化年间开始。神灵为民消除灾害、抵御祸患，百姓承受了他的恩泽。每年暮春，祭祀从未断绝。庚子年三月，雨水稀少，秋谷还没有播种，春麦将要枯死。我以劝导百姓为由前往乡间，遇到演戏赛神。时值上巳日，留宿之处的主人讲述神灵往事，说祈雨灵验的事已经有七十二次。于是我命主持僧人清洁洒扫庙宇，斋戒静坐，清心默祷而不出声。天将亮时拜谒神灵，叩头至地。祈祷十天后降雨，这都是神灵的恩赐。不到五天，丰厚的雨水大降，雷电伴着狂风，沟渠都灌满了水。全境百里之内，都得到甘雨。相邻地区却没有普遍受泽。胡家集一带雨水不多，也没有积成深水。前一天又降了雨，仍然在十天以内，绿色田野中人们开始耕作，呵斥牛犊的声音响起，草木茂盛滋长，农民十分欢喜。现在选择吉日，仰望答谢神恩，备办一班梨园戏班，长歌短曲，率领各位父老叩首百拜。所有这些百姓，都依赖神灵的庇佑。只愿明神，使降雨和晴朗都合乎时节，永远预示吉祥，使年成丰收、人民快乐。人民快乐，年成丰收，我们将竭尽礼节报答酬神，世世代代相继不断，不废弃祭祀。尚飨。查考旧图，跨越徒骇河的桥有十多座，其中巨大壮丽、宽敞宏伟的，以申家桥为最，县志所说的固安桥就是它。它创始于前明万历戊戌年，最后一次重修则是在本朝同治甲戌年。我在光绪丙申年疏浚河道来到这里时，看见桥已经断裂多处，保存下来的也只有露在水面上的石头。夏天大雨时水位高出桥面数尺，往来行人受到阻碍。人们私下说，河既然疏浚了，桥却还修成木桥，不是长久之计。然而工程浩大、费用巨大，不敢急忙议定兴办。县学博士弟子员张君文硕住在桥北约一里，决心承担这件事。我嘉许他的志向，捐出一百金作为倡导，又写信给各位同僚朋友，请他们资助。在办事的各位君子，也分别携带缘簿到各约募捐，登记书写捐款数额，估算起来已经有盈余而没有亏欠。于是于丁酉年春天开工，到夏天五月告成。规模完全按照旧制，共计费用京钱七千多缗。工程款不是挪借就是拖欠，正打算举行落成仪式来召集捐款，谁知桑家渡黄河漫溢，全境遭灾，事情于是搁置。直到己亥年收成中等，才写信邀请捐款者，他们仍不答应；设宴邀请，仍然不答应。再加上我发出的名帖和谕单，也有答应的，也有不答应的。修桥是善事，捐钱是义举。捐款登记在簿册上的人，并不一定是被强行摊派；承担捐助也并不是特别困难。先前慷慨，后来却吝惜，这怎么对待众人的债务呢？不得已，只好根据距离桥的远近分成不同等级，限定日期收缴，款项才一点一点积累起来。款项积累后仍然不够，就用挪借徒骇河工程的钱来抵补，工程才得以完成。唉，真是艰难啊！张君和各位君子不愿让这项工程湮没，所以请求我撰写记文并刻在石碑上。邪教并不能主动迷惑人，是人自己被邪教迷惑罢了。那些被邪教迷惑的人，为什么会看不明白道理呢？他们看不明白道理，为什么是因为从来没有读书呢？既然如此，要杜绝邪说、昌明正道，就必定应当把广泛兴办学校作为第一要务。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仇视教会，酿成大祸。除按照东抚新章，将匪徒的财产变卖作价、抚恤教民以外，又劝导家境小康的人家出资设立义学，小事从小处做起，大事从大处做起；有不足的，就捐出俸禄帮助。先后已经设立郭家庄等十五处。由此读书的人日益增多，明白道理的人日益增多，自然不至于被邪说迷惑，对于移风易俗也不会没有帮助。现谨拟定条规，禀报上级备案。一、义学的本金若干，必须由庄长中家道宽裕的人经手，认真设立账簿，按每月二分的利息生息，作为

译聘请塾师的费用。如果有欠款的户主不能按期归还，就责成经手人先行垫付赔偿，然后再禀报官府，传唤追缴。一、庄长经手放贷的钱，可以按三分或二分五厘起息；所得的余息用来准备垫付赔偿。如果没有需要垫赔的款项，余息归公，经手人是否自用，听其自便。一、庄中如果有原来存放的公款愿意投入义学，应禀明官府，一同登记在账簿上，按照章程办理。只是余息无论是三分还是二分，都必须归公，经手人不得自用，以示区别。一、借用义学钱文的户主，必须以土地作抵押；没有土地的，要由有土地的户主作承还保证人；没有土地、也没有承还保证人的，一律不予放款，以表示慎重。一、借用义学钱文，最少也必须十千，不得过于零碎；最多也不得超过五十千，以示限制并防止亏累。一、每年聘请哪一位塾师、哪一天入馆，学生有多少人、束修是多少，都必须在灯节前后预先禀明，以备查考。一、每年如果得到利息五十千，就拿出四十千聘请塾师，其余作为杂费；如果庄中有公款以及富户的补贴，就不必拘泥于此规定。一、塾师必须聘请品行端正的人。如果教读不能胜任，第二年立即更换，不得顾念私情和面子，以致耽误别人的子弟。一、义学是为贫穷而不能读书的人设立的，无论本庄还是外庄，都准许附□，不得索取一文束修。如果家境有余的人，或者愿意借给房屋，或者捐办三节酒席，或者酬谢塾师，不在此例。一、庄中有人愿意捐献义学本金的，无论是宅地还是银钱，都禀报官府，赏给“乐善好施”匾额，以示奖励。一、每年腊月，必须当众清算义学账簿一次；无论有没有余款，都要把账簿呈报官府，标示并张贴出来，给众人观看，以求核实账目并防止弊端。一、这笔款项专门为义学设立，庄中无论什么公事都不得挪用。如果遇到水旱偏灾之年，没有人读书，就禀报官府，将款项积存起来，等年景稍有好转再补行聘请；没有灾害时不得借口拖延，以致日久废弛。一、义学本来是善举，庄棍却把它看成谋利的地方，纠缠诉讼不休，反而足以成为祸害，本县对此深感痛恨。今后凡是为义学提起控告的，轻则批驳，重则提拿惩处，以杜绝诉讼之端。不过，经手人也必须清白自守、奉公办事，不给庄棍留下借口；如果查出有弊端，也决不宽恕，务必如此。一、这次设立义学，是因为拳匪迷惑众人、扰害乡里，应当把抚宪颁布的四言告示列入正式课程，让儿童学习，终身不忘，这样或许不至于再次被他们愚弄。推广到乡学五百余处，也一律发给。本县在前往乡间的方便时机，亲自到学校考查；有能熟练背诵、并且通晓大义的，奖给笺纸、笔墨、折扇等物，以示鼓励。查考县志，惠民县一向没有书院；三台书院是在咸丰二年开始设立的，创建它的是前知惠民县事余芰芗先生。先生既捐出巨款，购置地基，修建堂舍，又安排了善后事宜。他把若干本金交给当商取息，把若干余利作为山长的束修和生童的膏火，并且把捐出的廉俸一千一百千一并交给当商，所得利息作为科试、岁试两次考试的试卷费用。直到今天仍然遵守这些办法而没有败坏，享受其利益没有穷尽。其他惠及士林的各项善政，本县绅士如李笠村、张贯如、高向廉诸君，当年都亲身受过，并且能够详细讲述。如今这些生童能够悠闲地在学校听讲、早晚学习，都是芰芗先生的恩赐。积德一定得到报答，是常理；善人却没有后代，是世事的变故。先生当年以循良之政上达天子听闻，后来又代理武定府事务，他的善政更是说不尽。按理说，他的子孙一定应当昌盛繁衍，世代相承而不使他的美德废替。谁知不到五十年，他的嫡孙已经夭折而没有后嗣；他的嫡堂孙小舫，竟然以微小官员的身份在山左候补，穷困到老

译而死；留下的孤儿寡妇流落郡城，与乞丐相同。

译唉，这难道果真是善人没有后代，先生恰好遭逢了这种变故吗？还是积德所得的报应尚且需要等待时日呢？不得而知。小舫名叫敦培，他的妻子范氏因为死者的墓穴尚未安置，活人的糊口又没有依靠，派人抱着呈文，带领年幼的儿子和柔弱的女儿哭泣着恳求我，向本县绅士求救。也是因为他的祖父芰芗先生曾经惠及学校，学校中受到他恩惠的人，必定不忍心坐看他们母子饥寒而死，却不伸手援助。虽然书院本金既不能动用，而余利又只够一年的开支，于是我同生童约定，每月从膏火项下酌情提取一成，得到钱十二千文，拿出六千作为范氏母女的衣食费用，其余送她的儿子进入三台书院读书，用作笔墨、衣食费用。这样一来，书院所受损失不多，而保全的事情很大。将来这个孩子如果果真能够成才，那么余氏能够由困顿转为亨通、家声重新振兴，也都是生童们的恩赐。生童们这样报答芰芗先生，恩情十分深厚；先生如果有灵，也应当在冥冥中无限感激，这更加说明积德必有报应的道理终究不会错。生童们很不以我的话为荒诞，当即从闰八月的课期开始实行。城西南十八里，大杜家以东、张家以西，有一条沟，名为沙河，是南面几十个村庄排水的地方。后来因为黄河水淤积堵塞，不能把水引入河中，每到雨季便形成灾害。于是选择适宜的地方，购买土地进行疏浚，救出了肥沃田地几十顷。禀报大宪后，立碑撰文记载此事。碑文说：这条沟叫惠民沟，是记载事实；叫西惠民沟，是为了与东惠民沟区别。起先有一条叫张家河沟的水道，商河七十二洼的水从瞻圣桥进入县境内的寇家，向北流三十多里进入沙河。河以南的几十个村庄没有水患。到了光绪十四、十八等年，黄河多次泛滥，河道处处淤积，水不能向下流。夏秋两季大雨时，田地全都变成水泽，几乎没有一年不成灾。我留心查访，发现一处在马家店以西的大张家，一处在淄角镇以西的陈家湾，于是督促民夫挑挖疏浚，张家集以南的水患便停止了。但是水还不能流入河中，集市以北十多个村庄因此忧患。二十四年夏天，打算从集市西北十二里的申家庙开挖沟渠，使水顺势流入河中；还没有来得及开工，黄河就从济阳县桑家渡决口，全境几乎遭灾，议案于是搁置。此后查勘灾情、发放赈济，乘船出入时必定要经过沙河，只有张家河沟最为便利。南面有几里路被阻断而已；到了申家庙，水流虽潺潺细小，却不能容纳小船，道路又迂回。我醒悟到先前谋划失误，等到合龙、民力稍稍恢复后，决定从这里开挖顺流引水，使水由旧道流入河中。二十五年春天勘察确定，择日开工。所占用的民田，除道路外，按亩以京钱一十五千购买。工具运输没有受到任何阻挠，唯独大杜家、王玉甫家心存偏私，拖延不领取地价，又借口要改动申家庙水道，捏造理由到各衙门上告，纠缠诉讼半年仍未得到公断。我因公事到会垣，遇上大雨，听说那两个村庄擅自把所开挖的要处堵塞，便急忙赶回决开。禾苗已经受伤，便传令责罚带头的人；他们的私怨始终没有消除，但积水不再存在，得以及早种麦，收成是往年的几倍。诉讼者的心意稍稍转变，今年春天又完成了先前的工程，使它同韩家湾、吕家湾全部衔接起来，水流畅通地进入河中，每年都没有人报告灾情，诉讼者的怨意也完全消除，于是请求领取地价。唉，小民没有见识，大多难于谋划开始，却乐于观看成功，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项工程前后买地三十七亩六分零，共花钱五百七十四缗零；土地一律缓征钱漕，并绘图附说明，禀报各位上级官员立案。只是黄水造成灾害，是多年以来未曾有过的事；如果再有淤塞，很难保证他们不会仍然心存偏私。像这两村这样偏私，不能不预先加以防范。因此命名为今名，并刻石记载，使人们知道这条沟渠开挖修治的困难以及关系的重要，希望能够时时疏通，永远同东惠民沟分流并称美好。这就是我对后来的君子所寄托的希望。我承乏担任本县官员，将近五年，凡是载入祀典的庙宇，没有不依次兴修、焕然改观的。只有西门大街有一座红楼，供奉观音菩萨，墙壁倾斜，已成一片瓦砾；左右居民又贫困不堪。每次到那里，望见它都觉得有衰败之气，心里想要兴修，却又嫌它不在祀典之中。今年春天，有位李姓老人，年过古稀，和首事高某等人来见我，说这座楼修建至今已有六十多年。此前西门几条街上，锺、骆、武、耿等姓氏的人家富裕而不显贵，有堪舆家说，拆去楼上的照壁，改动楼前的水道，便有利于科举功名；他们一时受到迷惑，听从了。哪里知道从此以后逐渐衰败毁坏，不但没有显贵之人，而且还有穷困到无立锥之地的人。每次想恢复旧制，只是工程浩大、费用巨大，不敢轻易议论。如今因为鄙人也想到此事，所以才敢请求重修，如此等等。我私下想，这座庙虽然没有载入祀典，但菩萨以普渡世人为心，并不是普通淫祠所能相比的，何况还关系到几条街的兴衰呢？于是答应捐出五十金作为倡导，择日开工，恢复旧制。如果果真如老人所说，从此神明暗中保佑，凡是寄托于神宇庇护之下的人家，必定会一天天兴旺起来；不到六十年，菩萨将依次驾慈航，把受灾的百姓渡出苦难。这样一来，贫者变富，富者更加富裕，子弟大多依靠礼义立身，每天都会发生风俗教化的转变；难道仅仅是富贵而已吗？这也是我对后来治理此地的官员所寄托的希望。至于这座楼最初创立的情况，碑刻已经无从考查了。

译天下礼典之中，有比春秋两次祭祀更重要的吗？没有。因此，《乡党礼器图考》所记载的，有竹制的，有木制的，有陶制的，有金制的。祭祀有规定的器物，器物有规定的等级，等级有规定的数量，由都会颁发，在下属县实行，不能有任何不同。至于供各司奔走办事的人员，都是责成博士弟子员担任；不穿戴冠服，就不得办理祭祀事务。偶然有失误，便革去生员资格、摘去顶戴，永远不得恢复。典礼是多么重要，礼义是多么严肃啊，谁敢不恭敬谨慎地奉行呢？惠民是靠近府城的首县，同武定共用一座文庙，整齐严肃、宽阔宏敞，为十属之冠。唯独祭祀礼典不能合乎礼制，祭器、祭品只有寥寥几件，奉行执事的礼书、乐舞生也只有数人而已，简陋轻慢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如此呢！恰逢本县乡绅张会一司马告假归乡，带着丁文诚公订定的祭器图一册；学博陈君孚庆想仿照实行，却苦于经费筹措困难。先前三典以及各银行应领取的车脚钱二百二十千文，向来可以不发给；我核实各项事务后，不愿沿袭陋规。然而分发下去则各人所得不多，合起来捐助则成效很大，于是告诉各商家，把捐款用于文庙生息不足之处，以此补充。统计增添木器、竹器三百八十三件，陶器二百八十八件，金器四十九件，全部按照图样制造，祭品也照此办理。由此，关帝祠、文昌祠、奎星祠，以及下至忠义节孝各祠，无不一一按照规式办理。执爵、捧帛、读祝、奏乐等各项重要事务，由学官提前五日选定某位生员负责某项事务，并预先到明伦堂演习，以防失误。祭祀结束后，便用祭品供他们食用，以此酬劳。今年秋丁祭祀时，规模已经具备，继续增置下去，一定能够尽善尽美。将会看到礼仪整齐、文雅有序，使掌政者借此表达恭敬、沟通神明，不失礼意所在；博士弟子员也将以有事可办为荣，并且熟习礼仪，那么一切乡里因陋就简的习惯，难道不可以不再长期沿袭吗？家家讲习诗书，户户奉行礼乐，风俗将会日益向上，这难道只是祭器的事情吗？不过，必须有人主持，政事才会兴办；这要靠府、县两学的学博随时检查、认真办理，才可以长久而不衰败，否则也只是具备文书形式罢了，还谈得上什么礼典呢？我疏浚徒骇河的第二年戊戌年，张文硕、赵丹桂等人先后请求重修申家桥、白家桥。我认为两项工程不能同时兴办，所以先办申家桥，白家桥暂缓。谁知工程完工后，黄河水又造成灾害，捐款耽误，直到己亥年秋天才勉强凑齐。今年春天，赵丹桂协同王敬修前来，再次请求修建白家桥。我对此感到为难，但看赵丹桂的情词，似乎有迫切得不能等待的原因，不忍再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也援照申家桥的先例，答应捐一百金作为倡导。孟夏，赵丹桂又和卢本汉一同来，说工程安排已经有了头绪，即将动工，所需款项十分紧急。我先把所捐的一半给了他。当时我看见赵丹桂的半边头颅微微肿起，询问后，知道是鬓边长了疖子，起初并未在意，后来竟然溃烂成了痈。到了五月五日，就因此去世了。他此前那样迫不及待，难道是预先有所觉察吗？无法弄清。听说他去世前一夜，把卢本汉叫到床前，嘱托他办理桥工，却没有来得及交代其他事情，可以说是急公好义、不惜自身的人了。唉，我承乏任职将近五年，凡是黄河工程，赵丹桂没有一项不参与。如今东南半壁，还有谁来帮助我呢？听到这件事，我忧郁得几乎不能处理公务。幸好卢本汉接受了他的嘱托，没有辜负自己的责任，工程已经完成过半，车辆和行人都可以通行。我赶紧把尚未交付的一半捐款给他，催促完成工程，恐怕在冥冥之中辜负了馨山〔丹桂的字〕。今后的各项事务，都由卢本汉负责了。至于王敬修是义塾的教师，哪里肯让他因这些琐事而劳烦呢？这项工程的费用不及申家桥工程多，但筹款的困难却超过了它。当时参与协助办理的人员，如劝捐、监工、管理收支等各位执事，都多少有些微小劳劳，按例应附记在这里。把这些文字交给卢本汉，工程完工后刻石就可以了。时在庚子十月。圣人不谈怪异、暴力和鬼神。义和拳却兼有这些方面。光绪二十六年春天，抚帅袁某发布告示，禁止各州县的义和拳会。当时县境内还没有习练者。夏四月，东关有宁津宋姓的两个童子，教人念降神的咒语；两个童子都把这当作游戏。我听说后，驱逐他们出境。过了两天，私下相互传习的已经有五六人。父兄没有不呵斥制止私自习练的，但终究不能禁止。不过他们当时还知道畏惧官府。到了五月二十五日，朝廷下令奖励“义民”，他们竟公然以平民身份操持生杀大权；虽然抚宪具有卓越见识，始终严厉禁止，但百姓只知道有天子，不知道有地方长官。州县奉承上意，处处棘手。等到六月中旬，势头如燎原之火，几乎到了无法扑灭的地步。而盐山县的王、刘两个匪首，从庆云县纠集一千多名匪徒，直接进入郡城，谋划占据粮台。那时城中一兵一卒都没有，同城文武官员只能瞪眼相对，吓得胆寒。承办北路边防的委员曾太尊启埙以请兵为由离去，本府曹太尊榕只是坐镇而已。我身任地方官，责任不能推卸，于是含垢忍辱，从容以宾客礼节接见他们，用言辞同他们争辩〔大意是责备他们，说义民之举应该在北方而不应在南方等〕。那些匪徒既然在言辞上理屈，又暗中遣散胁从、剪除他们的羽翼〔将济阳、惠民二百余人遣返回去〕，还把藏匿在其中的盗犯张黑小逮捕斩首。那伙人已经处在岌岌可危、不能自保的形势中；我派人秘密侦察时，他们已经悄悄踪迹全无了。外来的匪徒既已平定，内部的匪徒就容易处理。恰好六月二十一日有保护教民的谕旨，郡城又有张刺史星源督带步队二百人驻扎防剿。我得以分身，于七月初带领自行招募的勇队，周遍四乡，亲自进行开导。我选择匪徒中最为放肆的梅鸿文，在清河镇斩首示众。一时远近没有不震慑的，全都请求解散，编入民团。但又听说滨州、惠民交界的成官庄一带，由首事成言训为首，聚集七八百人，揭竿起事。城中的朋友都写信来告诫我，千万不要轻易前往；督办河工的何太尊也这样劝说。我认为那个首事没有学问、缺乏才术，却勇于任事而不明白事理，一定是被“义民”二字误导，绝不会甘心跟随叛逆，于是直接进入那里，把他叫到面前开导，并向他说明利害。那个首事惶恐得无地自容，像从梦中醒来一样。一天一夜之间，他便传令各个习拳的村庄，立即解散。火焰于是熄灭了。当时有讹传说我被拳匪困住，张刺史派裴帮带督率队伍到麻店等待调遣，但我已经平安回来。

译后来北方来的马匪四五人又散发伪造的传帖，彼此勾结煽动，谋划在八月初十日一同聚集于城南三十里的张家集。我事先听到消息，提前前往剿捕，抓获勾结匪徒的张宗信，监禁在境内，将其全部肃清。因此武定所属十个州县都遭受兵乱劫掠，唯独惠民没有发生；教堂都被焚烧，惠民不但中式教堂安然无恙，西式教堂也全部保全。正当我私下庆幸之时，哪里想到能够防住境内的祸患，却不能禁止境外的事情。闰八月初一日，济阳玉皇庙聚众杀害官员一案中，匪首孙玉龙既是本境百姓，胁从者也不止一人。抚宪的札令催逼得急如星火、猛烈如雷霆。因为我平日官声尚好，便从轻处以记大过三次，限半个月破案；如果不能抓获犯人，就要把我的名字列入弹劾名单。我悬赏购买线索，尽力搜捕，虽然花费不少，但在十天之内把著名的各名匪徒全部报捕〔大抵多亏各庄庄长出力〕。前几天已经奉批将过错销去。统计前后正法八人，正合《尚书》所说“自作孽不可活”，就是这一类人。即使慈爱的父母也无可奈何，何况官长呢？也只能把这归于劫数罢了。现在又捕获十多人，审讯明确，确实都有应得的罪名；只是案件已经拟定结案，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未满周岁，我想网开一面，能少杀一个就少杀一个。然而如果不加惩罚，恐怕他们不知道悔改，再留下后患。因此援照以金钱赎刑的先例，把他们同拳场相连各村中家道小康的人家一并处理，责令他们出资作为义学本金，以二分利息生息，聘请塾师；能力小的办小规模，能力大的办大规模，确实不足的就捐出俸廉补助。现在已经增设十六处，加上原有的义学十八处，共三十四处；并拟定章程十四条，发交各庄庄长遵照执行。最重要的是，把抚宪颁发的严禁拳匪四言告示列入启蒙教育的正课，乡学五百余处也照此办理。这样诵读学习日久，人人都知道拳教的危害，必定不会让子弟误入其中，或许也能成为转移风俗教化的一种助力吧？有人问：义和拳是不是匪徒？我说：三尺童子，天性尚未败坏，怎么能说是匪徒？有人又问：义和拳难道不是匪徒吗？我说：白天抢劫，拿刀杀人，怎么能说不是匪徒？有人说：那么义和拳是在匪徒和非匪徒之间吗？我说：不是，匪徒就是匪徒，不是匪徒就是不是匪徒，怎么能说是在匪徒和非匪徒之间？那人不明白，请我详细说明。我说：这很难说啊！不是真正亲近民众的人，不知道有“亲民”的虚名却没有亲民的实心，即使能够明白，也不能说清。你既然愿意听，我就进一步说明。凡是赞成义和拳的人，不是说要保护身家，就是说要为朝廷效力，这些都不是探究根本的确切说法。大概他们最初练习时还像灯社一样，一个村有了，其他村都想仿效；在那些孩子看来，不过是一时嬉戏、争奇斗胜，尽力想表现自己。社首让他们向东就向东，叫他们向西就向西，懵懵懂懂，什么也不知道。然而，社首贤能，就可以借此报赛神明；即使不贤能，也可以借此谋取利益，而且不会停止。义和拳中的香头、襄坛之类，就是社首；他们贤能还是不贤能的分别，就是义和拳成为匪徒还是不成为匪徒的关键。仇杀教民时，小孩子哪里知道什么叫教民？这是社首教给他们的。社首为什么要杀教民？因为不杀教民，就不足以恐吓平民；平民不跟随，就会成为教民。这样一来，生杀的大权由自己掌握，祸福的大权也由自己决定，还有什么目的不能达到呢？他们隐藏的罪恶就是这样，却借仇视教民来实行。不但习拳的孩子不知道，甚至习拳的成年孩子也不知道。他们只听社首说要扶助清朝、消灭洋人，只听说要努力做义民，哪里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匪徒之中呢？所以，贤明的社首一经开导就会解散；不贤明的社首，即使三令五申，也好像没有听见。这些不肖之徒，在北方无事时还可以分散隐藏；京津一旦失守，就只剩下义和拳这一条路，可以藏匿他们的奸恶。拳场一旦撤除，近处的人就没有谋生之处，远处的人又恐怕被杀，所以始终盘踞并挟制。多人盘踞的是匪徒，实施挟制的却不全是匪徒。总之，人本来就是匪徒的，加入义和拳固然是匪徒；即使不加入义和拳，也仍是匪徒。义和拳杀人的固然是匪徒；即使不杀人，也仍是匪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主张杀人的人，是首恶，必定要诛罚。人本来不是匪徒的，不加入义和拳就不是匪徒；即使加入义和拳，也不是匪徒；义和拳中不杀人的不是匪徒，即使偶然杀了人也不是匪徒。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指使他杀人；这种胁从者应当解散。所以我说：不能因为加入义和拳就说他是匪徒，也不能因为加入义和拳就说他不是匪徒，更不能只说他处在匪徒和非匪徒之间；也不能只脱离义和拳而论其平日表现，就认为这样才是正确的。那人听了，惶恐地说：“我读五月庚戌上谕，见其中有‘无论会不会，但论匪不匪’的话，已经救出了无数无罪的愚民。如今您再进一步解释为‘无论今日匪不匪，但论平日匪不匪’，那么就更能救出不少看似有罪、实际无罪的愚民了。”仁厚之人的话，怎敢不恭敬佩服！请让我把它完整记录下来，作为对世人的告诫。今年五六月间，义和拳到处都是；如果一概认为是匪徒而逮捕，就会多得捕不胜捕，而且也没有什么罪可以加给他们。至于聚众擅自杀人，都是匪类所为，不过借义和拳的名义罢了。因此，被煽惑的百姓中，聪明的人看出其不良，及早散去〔石人王家到庆云挂号，见大师兄贪财，便请归民团〕；愚昧的人害怕他们的法术，甘愿听从指挥，甚至发生了玉皇庙杀害官员的事情。其实敢于杀害官员的，不是义和拳，而是匪类。就惠民前后被正法的人来说，孙玉龙、梅鸿文是营混，王惟仔、王雨仔、赵长命仔是人贩，也是盐枭；王之才是杀死自己幼女来嫁祸于人的人；张黑小是马贼，这些人都是太平盛世所不能容忍的。李芳同、王正南、于两仔也都是地方恶棍。只有赵产仔、赵连升仔年不满一岁，过去曾经习拳，听到风声便前往嬉戏，恰好遇上此案，竟一同被诛杀，未免太过分了。而且玉皇庙供词声称县境内的人有一百五十多人，实际上只有三十多人，其余都是庆云、盐山、滨州、蒲台等地溃散的匪徒跟随孙玉龙逃来，所以也被称作惠民人。这三十多人中，大半是被匪首逼迫，不敢抗拒；有人谋划每村出一人，以敷衍应付，但也只是说前往聚集，并不是说要抗拒官府。

译既然已经抗拒官府，而这又是被逼迫所致，那么这些人一定不敢到前线拿刀杀人，也应当属于尚未减免处罚的那一类。何况本案杀害官员一人、兵勇十二人，已经正法五十多人，难道还不足以抵偿吗？如果一定要追究他们五六月间的事情，那么当时朝廷还在重用义和拳，愚民哪里知道、又怎么能预见后来会发生的事呢？把罪责一概加到他们头上，果真要把皇上置于何地？平心而论，七月初十日以前的义和拳，只知道有奖赏义民这一点，无论是否滋事，都可以不予追究。因为我军既然已经同洋人开战，杀洋教正是为了剪除洋人的羽翼；参加这种行动的人越多，越能显示天子的威灵仍然能够施行于天下。到了七月初十日以后，保护教民的谕旨远近都已经奉到，也张贴告示加以晓谕；如果仍不奉行，罪责就不可宽宥了。然而试问，一个县境内有一千二三百个村庄，何止十几万百姓，而玉皇庙只有三十多人，除去匪首外，其余也都是被逼着敷衍应付的人，这更加足以说明五六月间的义和拳大多是良民。因此，经抚宪多次下令捉拿时，都把实际情况上报，而地方最终也得以安然无事。海丰一经军队剿办，人心便惶恐不安，逃入郡城避难的人几乎挤满了；事情相同而安危却不同，难道是另有什么高明办法吗？也不过是采取镇静的办法处理，不因为义和拳而误伤我们的良民罢了。这就是我离开义和拳本身、只谈论他们平日情形的原因吗？有人说：“您把义和拳本身同平日情形分开，只谈平日情形，确实说得对。然而，所要评论的是人，不是义和拳。如果离开人而评论义和拳，这样对吗？不对吗？应当学习吗？不应当学习吗？”我说：“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之事，圣人不谈。这四种情形兼而有之，连谈都不可以，又何必再说不应当学习呢？”有人说：“五六月间，不但村里的农民学习它，读书人家的子弟和父兄也不严加禁止；即使不学习，也完全不认为是错误，而心里向往它，这是什么缘故？”我说：“中国受到外国欺凌，平民受到教民压迫，人人都怀着怨恨，却没有办法制止他们。一天，忽然传闻义和拳有烧毁洋楼、毁坏电线杆的奇异本领，明知这不是正道，却未尝不能让人称快。譬如父母受到强邻侮辱，做子女的无力效命，忽然有山狗野兽把侮辱父母的人咬死，做子女的难道能不感激它吗？旁观者也一定乐于称道此事，难道还会因为它不是同类就去深究吗？人们心里向往义和拳，也正是这个道理。我记得义和拳势力强盛时，有人问我：‘义和拳能够长久吗？’我说：‘军队没有主帅就会混乱，没有军饷也会混乱；两样都没有，凭什么能够长久呢？’ 况且假如它真能长久，遍地都是鬼，那就是阴间而不是阳世了。”有人问：“朝廷为什么要任用它？”我说：“天地这么广大，还有什么奇怪的事情不会有呢？我知道这是因为外国人肆意妄为，神人共同愤怒，所以特意产生了这类人，让他们彼此残杀。朝廷用人，有时利用奸诈，有时利用贪婪，不拘一格；或许这也是以毒攻毒的一种办法吧？”所以，我也不能不在心里向往义和拳，但实际上我所向往的并不是义和拳本身，而是另有原因。然而我万万没有料到，义和拳竟恶劣到了这种极点，给皇上惹出这样大的祸患。既然惹出这样大的祸患，义和拳就应当罪该万死，而曾经向往义和拳的人也应当反过来感到惭愧。因此，我创办义学，把袁抚宪的四言告示列入启蒙教育的正式课程；由于能够在事情发生以前就看清形势，自始至终严加禁止，坚定不移，确实不只是为了阻止洋兵进入东境而已，而是给百姓带来的福祉很大。那么，义和拳实在应当被深恶痛绝，让子子孙孙永远把它作为警戒，难道仅仅是不应当学习而已吗？有人说：“义和拳不应当学习，我已经听明白了。然而拳中所说的：‘神拳有神吗？没有神吗？’”我说：“如果认为没有神，那么三尺高的孩童从来没有学习过武艺，拿着刀舞动，勇力却超过常人，似乎不是没有原因。” 但如果竟然认为确有神，只需念动咒语，一声呼唤神就立即到来，那么天下哪有这么多神，又怎么会这样容易招来呢？总而言之，不知道是什么地方遗留下数万没有主人统领的冤魂，来拘捕这数万劫难中的生灵。不假托神灵，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诱骗他们；也不可能让他们遭到这样惨重的杀戮。一句话概括就是：‘命中注定的劫难，终究无法逃脱罢了。’劫数已经满了，咒语也不灵验了，这难道不是明证吗？”有人说：“您说得很好，请把它写下来，以备阅览。” 自古以来邪教都不能成事，谁不知道呢？假如平日内外大臣能够修明政治和教化，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让国家没有外敌入侵的忧患，怎么会发展到义和拳作乱、甚至波及京城呢？剿办和招抚两方面都难以处理，皇上任用义和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导致这样的过失呢？既然已经犯下过失，却不将错就错，赶紧筹划勤王，同心协力，背城一战；反而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认为邪术偶尔能够取胜、却不能长久取胜，发表这种局外人的空谈，这是如同父母患病、上实下虚，误服了泄泻药剂，因而损伤元气、更加虚弱一样。做子女的应当赶紧寻找良医，设法补救；即使明知病势不可挽回，也没有不设法下药的道理。那些识时务的人，见识固然深远，然而[此处“胸横一和字??由手以俟其败”文意及字词有疑误]，袖手等待失败，致使两宫蒙尘，最终照他们所议定的办法行事，仿佛确实胸有成竹。于是一定要先给任用义和拳的王大臣加罪，然后才开始议论；又一定要先加重罪责，然后才开始议论。重罪已经加上，议议仍然不能成功，难道不会连累两宫吗？作为臣子，将来凭什么面对天下和后世呢？听说前抚毓被贬谪时，锡良劝谏说：‘这个人有忠愤之气。’太后说：‘我也知道他有忠愤之气，只是只有这一个人，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话说到这里，不觉流下眼泪。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识时务的人是否具有忠愤之气，早已在太后洞察之中，只是大权分散掌握，实在无可奈何罢了。唉！京津已经被各国分别占据，东三省又被俄国侵占，直省全境[“□烂”疑为缺字或OCR错误]不堪；山东因为袁抚帅保护教民有功，还可以暂且偷安于朝夕之间。世局已经如此，即使和议成功，又拿什么来治理国家呢？读了纯斋柳大令关于义和拳的各篇文字，仁人的心意显现在言辞之外，我不禁情绪激动，把自己的浅见写在后面；有见识的人，恐怕不会讥刺我有讪谤皇上的嫌疑吧？海滨逸士书于后 终 《宰惠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