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惠纪略卷一

译五月二十二日，刮大风、下暴雨和冰雹，经过和平等约所时，秋季庄稼全被打平，来不及躲避的行人，呼号声在道路上都能听见。从林地到王判镇，树木全部折断，房屋瓦片大多被打碎，鸟雀死了不计其数。黄河南岸的船被风吹过河去，落在北岸赵家坊；民妇家的屋顶和房屋都倒塌，恰好民妇出来查看，所以没有受到伤害。河防营管带杜君荣福、河工提调李太守庆霖，因为验收秸料，车马和人都被吹入河中，幸好水只淹到膝盖，用马幭、车垫等物蒙住头，才没有出事。这确实是数十年未有的奇事，也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当时麦子已经收进场里，豆子和禾苗刚出土，还可以重新翻种；高粱折断的又从根部重新生长，因此没有造成灾害，百姓也没有上报灾情。我认为事情十分罕见，想要通报上级，幕友却受成例限制，认为难以办理；我强令他们办理时，事情已经哄传到省里。禀报稍迟，又写得轻描淡写。中丞李公看了禀报后大怒，说隐瞒重大灾情、轻报灾情，恐怕难免获罪，于是秘密委派武定府尚、济南府刘候补知县陈瑗多次前来查验，这才查明真相。有批示仍按原禀办理：王判镇等七庄列入秋灾较轻的地区，以表示体恤；实际上这七庄的豆子和禾苗也都成熟了，只是高粱减产罢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我自己确实有定见，恐怕几乎就要被列入弹劾奏章了。因为一旦做了官，身边幕客很多，成例又在那里，往往只知道拘泥遵守。成例如果果真可以拘守，请看看以前的事情；如果成例不可以拘守，那么主管地方事务的人就应当知道从中借鉴了。我接任并处理事务以后，检查押犯簿，发现被押的人有十多个，询问他们关押在哪里，六班各自负责的总役都说，除了由贼犯押捕班看押的以外，其余人从来没有固定地点，每逢诉讼案件中应当拘押的人，就交给值日总役看管，等等。查得这些总役都租赁民房，分散住在衙署外面，六班的押寓竟多达九处，私自关押、收受贿赂放纵犯人的情形，到处都令人担忧。即使亲自前往查问，他们指鹿为马、张冠李戴，又怎么能够知道真相呢？要革除这一弊病，几个月以来，我时时刻刻都放在心上。询问得知有一所育婴堂，是前任县令凌故令捐资修建的；因为没有经费办理事务，年久之后废弛，书差寄居其中，长期借住不归，而孤贫人中狡猾的，时常出来为此争讼。我亲自前往查勘，育婴堂在衙署西南角，相距还不算远，院落也称得上严整；虽然房屋残破，稍加修葺就可以完整使用。于是驱逐书差，于十月十二日动工，计算十天工程完毕，把育婴堂改为候审公所，在门上题写匾额，共需一百二十缗钱，从地方善举息银中提取使用并报销，禀明备案。里面北屋九间作为押寓，东屋三间作为看役住处，每班???名诚实看役，长期看守，仍责成各班总役分别负责此事。这样一来，官府就容易查察上述弊端，或许可以除去其中最严重的部分。至于育婴堂，等筹集到确实的款项后，或者另行购买宅基地，或者腾出此地另建押寓，听凭后来的君子裁定。治理政务真是太难了！因为兴办一项利益，随即就会产生一项弊端。一旦有一处没有察觉，善政就会转变为虐政。因此，做州县官，必须时时同乡民接触会面，才能了解外间一两分真实情况，使衙门的各种弊端不至于完全毫无所知。育婴堂既然改为候审公所，原本是因为被押的犯人分散在六班各处，不容易查察，担心发生勒索、凌虐等弊端；说这是虐政，难道可以吗？可是近来听说，分押时只有一班索取钱财，合押时则六班都索取；索取不能满足，接着就发生凌虐。这是想要弥补弊端，反而增加了弊端；想要体恤人，反而使人受累，实在同最初的意愿大相违背。推究其中原因，都是因为只派几个散役负责此事，总役完全不过问，以致日久之后产生弊端，并不是立法不善，而是执行法律的人不得其人罢了。如果不大力整顿，又怎么能成个样子？现在拟定：把有罪应当定罪的人犯分在一室，称为押寓，如拐犯、凶犯之类；没有罪名的人犯另设一室，称为看管，如寻常户婚、田产、钱债、细故等案件中的人。立即派各班总役等轮流值日，每班派一名看役，长期看守，五日轮换一次，循环往复，使责任有专门归属，无法推诿。当即传令告诫差役，并发布告示严加禁止。又派一名诚实的家丁，充任班管，不时前往查访。我也在每月初一、十五行香以后，亲自到那里，叫来被押的人询问他们。如果有从前勒索、凌虐的弊端，立即将有关看役从严治罪，并把值日的总役责罚革职。立法这样严密，或许可以除去弊端中最严重的部分，不辜负我上任之初为罪人落泪的本意吧？然而时间久了，弊端又不知从哪里产生，这就在于治理百姓的人能否随时随地尽心而已。光绪二十六年二月追记。我把育婴堂改为候审公所，原本是为了体恤犯人。后来有见识的人告诉我说：“分押时只有一班索取钱财，合押时则六班都索取。”因此我进一步加以整顿，如上所述。但始终担心给地方留下一个弊政，所以补正志书目录已经刻出，将“育婴堂改为候审公所”几个字后来又揭去，意思是要恢复原状。可是半年以来，我留心查访，又有见识的人告诉我说：“六班索取钱财，大家共同看见、共同听见，不敢太过分；一班索取钱财，除了犯人以外没有人知道，稍有不顺从，便任意凌虐，无所不用其极。况且合押是各州县都相同的做法，分押却是惠民独有的。”天下的事情只应论是非罢了；如果要论流弊，一项政令就有一项弊端，因有弊端就废止政令，这就如同因为噎住便废止吃饭，难道可以吗？孟子说：“只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只有法令也不能自行实施。”孔子说：“有那样的人在，政事就能兴举。”这就在于执行政务的人随时查考，除去弊端中最严重的部分而已。如果一定要做到毫无弊端，那么什么政令会没有弊端？难道只有候审公所才这样吗？我听了这些话，反复思考：按照前一种说法，这是直率的话，可以用来规正我的过错；按照后一种说法，这是通行的道理，可以用来坚定我的做法。所以把两种说法一并保存下来，用来自己考察，也留待后人考察；候审公所不再更改。光绪庚子十一月。

译徒骇河淤塞了几十里，连年造成灾害。【考证：徒骇河就是漯河的俗称土河，因为讹误而称为徒骇，并不是九河中的徒骇河。】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正召集□邑的绅士、董事商议动工疏浚，黄河【就是过去的大清河，考证者称为济河】却报告险情，紧急文书一时接连送来数件，于是立即飞驰到河岸，依次查勘。堤上的邵家、王枣家都说是险要地段，尤其以清河镇以西最为严重。当时承防、分防各员已经在霜降、晴清之后销差，丁督办因事请假回省，在工的文武官员只有提调仓太尊尔颎和彭营官秋扬二人。勇丁既不够分派，秸料也没有留存。两次请求拨款，中丞李均鉴于河工积弊，认为上报险情不实，斥责而不予批准；而且即使有款项，仓促之间也难以购买，同样缓不济急。堤岸已经坍塌，后戗的水又涌出来，仓提调看到这种危急情形，捶胸顿足，几乎到了准备以身殉职的地步。我急忙问彭营官：“有材料还可以抢救吗？”他回答：“有什么不可以？只是到哪里去弄材料呢？”我说：“姑且设法办吧。”一方面命令主管此事的人带领地方人员，在本镇四条街逐户翻查搜寻，找到二百多朿材料，先把堤岸涌水处堵塞；一方面缮写多张朱谕，告知沿河各主管人员，催促有材料的人家运送材料，并在单据上注明每斤京钱五文，由有关主管人员使用河防局班发的秤称量收取，以显示公平。每车多少朿、多少斤，应付多少钱，都填在发给各材料户的执照上，等款项到达后，凭执照发给价款。连夜分派各押号拿着单据出发后，天亮时陆续送来材料十多车；大家心里仍不免有所观望，实在是因为我到任不久，官民之间还不能互相信任，恐怕只有执照却没有地方领钱。我探知他们的心意后，就对众材料户大声说：“将来公款不到，由本县垫付赔偿，并准许用材料价款抵缴钱粮。”又反复诚恳地告诫他们，各自保全身家性命也是共同的责任。那些材料户这才联络成一体，奋勇争先，有一天送来材料六百车。材料既然投入使用，民夫每天也增加到一千多人，听从仓提调指示办法，帮助营勇运土运料。可是日夜抢修防护，这里那里仍不断出险，直到最后也没有成功。十一日辰时，大风雨突然大作，巨浪冲过堤顶数尺，后戗的水像泉水一样涌出，在工的各位官员惊慌失措，脸色像土一样。沿河居民背着老人、带着孩子，争相把家搬到高处，哭泣声传到数里之外。大王将军也相继到来。唉！这难道是一定要使这些百姓都变成鱼鳖吗？还是治理百姓的人不尽职，因而招致了这种灾祸呢？这是多么令人愤怒啊！正好有一个梨园戏班，于是接受绅士和百姓的请求，演戏祭祀，并撰写祝文哭着宣读，为百姓祈求生路。祝文说：呜呼！惠民的百姓已经极其凋敝了。方堂来这里做本地县令时，大吏进堂来告诫他说：“如今把这些凋敝的百姓交给你，你要好好安抚治理他们，使他们脱离水火之灾，登上安稳的席位，不要荒废你的官职。”方堂说：“是，是，我谨慎记住，不敢忘记。”因此我任事还不到一百天，只要有利就一定要兴办，有害就一定要除去，日夜忧劳，心力都已疲惫。这一点微薄的心意，可以向上天和太阳申诉。难道不是因为官民一体，神灵降下福佑，就会使雨旸按时、河流顺着河道运行吗？哪里料到秋收已经报告完成，霜降、天晴即将到来，我正召集父老，商议疏浚徒骇河淤塞的办法，黄河却水势暴涨，告急文书接连传来，一天送达三次。捧读这些文书，惊骇得汗流浃背，诚惶诚恐，连神魂都仿佛丧失了。于是清早驾车赶到工地，督促民夫运送材料，竭尽全力抢修防护了三昼夜。王枣家堤段稍稍稳固，邵家堤段也略觉稳固，而清河镇以西险工接连出现，加上大雨倾注，狂风把巨浪吹过堤顶数尺，防河各员惊慌失色。居民扶老携幼，迁移到堤上，夜里坐着、露天住宿，艰苦悲惨得难以形容。看大王的意思，怒气还没有平息。如果一定要驱赶这些凋敝的百姓，使他们葬身鱼鳖之腹，唉！百姓又有什么罪过，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葬身鱼鳖之腹呢？莫非是我在堂上的精诚不足以感动神明，对百姓的爱护还没有达到极点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罪过在官员，应当只惩罚我一人，和凋敝的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况且百姓把官员当作主宰，官员又把神明当作主宰。百姓得不到自己所求的，就向官员祈求；官员得不到自己所求的，就向神明祈求。所以祈雨求晴、祈福禳灾，都记载在简册中，并不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难道是喜欢谄媚吗？也是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足以表明虔诚、消除灾异罢了。于是我仿照这个意思，招请梨国准备果品，焚香制作祝文，匍匐在河岸边，为百姓请求活命。大王如果没有灵验，那就算了；大王如果有灵验，一定会怜悯我凋敝的百姓，不忍心让他们葬身鱼鳖之腹。即使不怜悯我凋敝的百姓，也一定会察知我的愚诚，怜悯我所怜悯的凋敝百姓，不忍心让他们葬身鱼鳖之腹。既然怜悯我所怜悯的凋敝百姓，不忍心让他们葬身鱼鳖之腹，那么从祈祷以后，水势应当一天比一天消退。大王率领各位将军巡视水府，使惠民境内的河堤坚固得像金城汤池，不再成为百姓的祸患，那么就是大王威灵显赫，真正能够把凋敝的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并让他们登上安稳的席位，我将和同僚、各位父老一起庆贺河水平安，以报答神明的庇佑。哪里敢不这样禀告。宣读完毕，便和纸钱一起焚烧，不停地叩头，直到昏迷不能起身，左右扶我离开坐处，才稍稍平定。天色放晴，河水渐渐消退，工程也略微平稳下来。然而王枣家报告险情，专门派来的快马顷刻间来了三次，据说旧堤已经坍塌，只剩下二三尺，又没有后戗，危急就在旦夕之间。我和仓提调正商量一同前往，谁知堤上的邵家也报告了同样的险情，于是分成两路：仓提调前往堤上邵家，我前往王枣家，并派各押号【即里差，惠民称押号头】分别手持朱谕，命各位首事按照清河镇的办法催促民夫、运输材料。无奈王枣家属于平字约庄，人口少而稀疏，几次抢险后，民力已经疲惫，材料也告罄。除命令和字约照旧帮助施工外，又商议同相邻的直字约就近协助供应秸料，察看地势，再加筑一道后戗。这两个约的首事深知顾全大局，出夫供料，不分界限。我督工两天，事情才稍有头绪。十四日仍回到清河，会见仓提调；而堤上的邵家也督同首事赵丹桂等人抢修厢埽，使堤身稳固了。

译这时丁督办正在省城，知道工程危险而款项不足，便派勇丁送来银一千两，交给仓提调到钱店兑换钱。一面晓谕各料户，最先送到材料的人持执照到钱店领取料价，一概不经过书吏、差役和家丁之手发放。工程尚未完成，堤坝又接连坍塌十几丈，幸亏还有剩余材料，大家合力抢修防护了两天，才重新平稳下来。计算从初八日出城办公到现在已有十多天，署内公事不免积压，于是十九日回城赶紧清理，并把抢险防护的情况禀报各位上级备案。然而黄河主流已经移向北岸，行镇西面正当顶冲而形成回水湾，恐怕终究还是无法解决的局面。回想祈祷以后，虽然险工接连出现，但大家竭尽全力抢修厢埽，最终仍庆幸河水平安，谁能说神明没有灵验呢？有人说，二十四年济阳桑家渡黄河水泛滥成灾，神明并没有保佑；检查祝文，只是祈求惠民境内的河流不成为百姓的祸患，神明又何曾辜负过我呢？又有人说：“当时为什么不一概祈求，却一定指定惠民呢？”疆界分开而各自治理，各有专门的责任；身为治理百里的县令，却想把邻县境内的地方也一并祈祷，不仅神明不会答应我，也是严重越权代办了！这在于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追记。九月二十五日戌时，接到仓提调的信，得知清河镇以西又出现险情，立即赶赴工程现场。到了王朋见家庄，渡过河后船户住在南岸，天黑夜寒，呼喊了几十声也没有人应答，健役涉水过去，把船靠岸，赶紧摆渡，抵达工地查勘，危险比先前更加严重。仓提调认为沿河二十里以内外的材料已经运来很多，工价又没有全部发放，恐怕再次催运不容易，左右支吾，忧愁焦急到了极点。我看到这种情形，哪里能够坐视之前的功劳全部废弃，仍然命令该约首事等按照前面的章程办理。这些首事也都像受惊的弓鸟，于是分头到四乡亲自督促催办。由此，所需材料都能供应，仓提调督率营中委派人员昼夜抢修防护。又因为工程多而人手少，再调南岸郭管带某部的帮工民夫，每天一千多人，有时达到两千人。后来由于土厂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只是白白耗费民财，无法施工，于是酌定最多不超过一千人，最少也必须有七八百人，按照工程缓急安排。白天运土运料，所得工钱可以准备干粮；晚上留下一半民夫寻找住处，每人发给小米半斤，命令每村留下一名民夫煮粥：一方面是因为收工后无处购买食物，有粥可以御寒；另一方面是因为住处固定，夜间险工一有呼喊便能立即赶到。一时间民夫没有不感到振奋的，确实大为得力。无奈这处险情刚刚稳住，另一处险情又出现，五六天之内多次濒临危险。到了十月初一日，丁督办休假期满来到工地，堤坝已经接连坍塌七八十丈，无法收拾了。询问当地人，他们都说，这是因为从前熊委员在埽上筑堤，至今已经好几年，难免腐朽；埽体一旦空陷，堤坝必然蛰陷，镇西三里长的堤坝全都是这样。正谈论之间，我坐在堤上，忽然堤身折裂下蛰约一尺，左右的人催促我起身。我想，这样坍塌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与其让数万生灵葬身鱼鳖之腹，不如由我一人来承担。我坚持不离开，而裂口处已经看得见水，堤身团团隆起，却没有立即陷下去。有哨官来到，拉着我说：“大王留的情面已经不小了。”我刚离开座位，堤坝便已经化为乌有。我于是哭泣发誓说：“今年黄河水一定会造成灾害，惠民知县柳堂只有一死罢了。愿大王察知我这片愚诚，哀怜我、怜悯我。”发誓完毕，眼泪流下数行。丁督办安慰我说：“你不要忧愁，事情还可以办理；不过必须多筑埽坝。你负责督促材料，我负责督促筑埽，有材料、有埽坝，就能转忧为喜。”话虽如此，哪里会有这么多材料呢？此前材料价钱还没有发放，终究恐怕误事，于是从地丁项下提取银二千两兑换钱，公布期限，仍由各户到钱店领取，乡民听说后，更加踊跃。原先徒骇河以北的人不管黄河工程，即使发票催促也不来应工。这次听说我在工地，紧急发出谕单，谕单一到，没有不乐意听从的。有四五十里以外运送材料到工地的人，因此每天需要材料二三十万斤，始终不缺使用，工程也逐渐抢修稳固下来。这次工程历时十六天有余，我只带了两名家丁；谕单也都是我亲笔用朱笔书写的。白天东奔西走，看到营勇和民夫发生口角争斗，就尽力调解，嘴唇舌头几乎都说破了。二更以后停工回到寓所，和首事商量第二天需要多少材料；哪一庄没有送到，就立即写单子或写票，命押号连夜前往催办，安排略定后才睡觉。睡下以后，白天压筑的埽坝夜里仍不免蛰陷。一有蛰陷，工地上的人就必然呼喊。我性情急，听到声音便立即穿衣起身，常常等不及差役家丁到齐，便徒步赶赴工地，差役家丁随后追赶。有一夜曾多次赶赴工地；有一天半夜我坐在堤上督工，身上只穿单衣，当时已经是冬季，觉得腿冷，便用手巾遮护；仍然寒冷，又用两只袖子盖住腿，竟不知道取衣服来穿。如今我的腿疾，就是由此形成的。后来在工地的绅士和百姓认为我过于劳累，除非确实有险情，不再让人呼喊，而只是暗中催促民夫上工罢了。然而我只要听到一点消息，也就不能安睡，关系到数万生灵，怎么能够漠然置之呢？前后共计使用民夫三万多人，守窝铺的人不在其中。工程虽然平稳了，百姓却已经极其困苦，因此有了改调民夫安排的打算。使用材料三百多万料，每户都有人把钱领到手，官民从此互相信任，徒骇河的工程也因此可以兴办了。其中出力尤其多的首事，是便字约的王兴有、刘鸿谟，纲字约的赵丹桂，他们负责把材料登记入册，片刻不离工地。至于填写执照，则责成彭营官派人办理，以避嫌疑，表明核查属实。徒骇河以北负责督促送料的，是纲十图的王敬修、人字约的于龙、汉度字约的首事。首事无人时，由总役刘延凝担任。他们都有微薄的功劳，而且不分界限、同心协力。始终依赖而最终得以成功的，只有候选教谕李心恕一人罢了。

译太重要了！承担大事的人，心中不能存有利害得失的念头。就像清河这次工程，事后看来，这边说万民感戴，那边说颂扬之声到处都是。本府过去还一直认为我是愚钝的人，到这时却说“愚钝得无人能及”。丁督办和我并没有相知相交的雅谊，他向抚宪禀报时却说：“催促民夫、运输材料，安排得井井有条。”李中丞原先还因为风雹之事怀疑我，到这时却拱手道谢说：“没有您，几乎不堪设想。”又极力称许我是循良官吏，并在两年抢险保案中列入异常劳绩。这样得到的名声已经如此；前后垫发材料价钱数千，又命河防局照数发放。官民既没有受到拖累，也没有发生亏空垫赔的灾祸，反而有丰收的庆幸。钱粮漕粮也照旧征收，所得利益又是这样。谁不说这次举措是好的呢？然而试想，当时能够断定功劳一定成功、抚宪一定会发放材料价钱吗？万一出了差错，上级可以推卸给属吏，属吏却不能推卸给小民。劳累而没有功效，怨声遍地，这是第一种祸害；数千两金钱的巨大款项没有着落，必然归我垫赔，天天奔走河岸，劳民伤财，对事情没有益处，这是第二种祸害；百姓运送材料、出夫服役，已经极其疲惫，再加上水灾，必定难以支撑，这是第三种祸害。有这三种祸害预先存在心中，那么气力还没有耗尽就会自己泄气，力量还没有使用就会自己疲惫，想让事情成功，做得到吗？不只是这样，即使预先存有一心图利的念头，也一定难以办成事情。当我痛哭祷告神明时，听到后面有人议论说：“他是因为河决了就一定要办灾，办灾就可以缓征，所以才这样痛哭。”这实在可以说是用小人的心思来揣度君子的胸怀。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前任孙某也是人，他做官行政未必比我强。我也是人，我做官行政未必比他差。为什么他在这里三年没有给百姓造成灾祸，而我一来就给百姓造成灾祸呢？如果灾祸确实无法挽回，那还不如死了好；不然，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这片愚诚牢固地凝结在心中，无法解脱。那位明神或许哀怜我、怜悯我罢了。至于利益，我哪里知道呢？所以我说：承担大事的人，心中不能存有利害得失的念头。有一天，我对某人说：“人做事情，不能预先抱定成见。上天对待人，也往往没有固定的成心。”那人说：“你怎么知道呢？”我说：“从清河这次工程可以知道。”我回想赴任时，路过那里，拜见丁督办，他再三嘱咐我说：“您的前任县令孙某，一年到工地一次也没有。州县官有治理地方的责任，不可能长时间住在工地。但是有三种情况不能不到工地：一是查验窝铺，二是伏泛，三是秋泛。”当时，他大概认为我到工地三次就可以如愿。我也以为到工地三次就可以免于过失。哪里料到后来竟住在工地几十天，简直把河工当成了自己的事情呢？上天不容人抱有成见，就是这样！更奇怪的是，孙某一年不到工地，工程却好像并不需要孙某；我住在工地几十天，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工程却又好像一定需要我。工程相同，而劳逸不同；如果一定存有成见，大事就会失去了。那人说：“照你这样说，安逸的人就不算失，劳苦的人就不算得吗？安逸的人是上天厚待，劳苦的人是上天薄待吗？”我说：“这又不是这样。孙某有可以安享逸乐的条件，所以不必承担那份劳苦；我却没有可以把这份劳苦托付给别人的人，所以不能享受安逸。” 总之，上天的心意仁爱，只是不忍心这些百姓陷入水中罢了，哪里有什么厚待和薄待呢？哪里又有什么得失呢？况且一个县很大，一个县的事务很多。在这里安逸了，必然在那里劳苦；在那里劳苦了，必然在这里安逸。难道能仅凭河工这一件事来判定得失吗？”那人说：“您的话确实有道理。但是不是说过‘不遇到盘根错节，就不足以显出利器’吗？不是说过‘非同寻常的事情，必须等待非同寻常的人’吗？”我认为，孙公不能承担那份劳苦，所以让他享受安逸，未必就是失，而上天也未必因此厚待他；我公能够承担那份劳苦，所以没有让他享受安逸，未必就是得，而上天也未必因此薄待他。人做事情固然不能存有成见，但上天对待人，毕竟未尝没有成心。我正想继续同他谈论，那人却不理会，迟疑了一会儿便离去了。我查考地方志书，郡城有义学五所；县中的义学叫储英义学，是李文定公的庄田所建立的，事情曾经奏报朝廷，使他的世世代代子孙相传施教。每年修金六十金，由县里发给，由典史代为领取。乾隆五十二年，县令王君修龄立碑作记。其余四门义学，是太守刘君天锡创立的，每年提取盐规四百千，作为延请教师和束修的费用。道光二十二年，太守陶君庆增立案，定为常例，但只称为四门义学，没有名称。我根据宣讲圣谕的命令，使五所义学的塾师按五十集期轮流宣讲。每所义学捐出廉俸，发给津贴钱十千，也由典史代为领取。于是分别给各校命名：东门叫“作人”，西门叫“成德”，取“东作西成”的意思；南门叫“歌风”，北门叫“拱辰”，意思是舜歌咏南风，群星拱卫北辰。此外还有城乡各处学校，也重新加以整顿，以扩大教化。要知道，州县官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必须把教导和养育同时施行，才可以端正人心、淳厚风俗。然而要兴办教化，必须先端正读书人的习气；要端正士习，必须先建立学校。学校用来施教，内容也很多。如今异学从远方传来，圣贤微言将要断绝，尤其应把宣讲圣谕作为第一要务。孟子说：“谨慎办理庠序的教育，再把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反复申明。”这话的意义多么深远啊！应当遵照实行。查惠民城乡新旧义学共有二十处，全境乡学五百多处，每所学校将学政颁发下来的《圣谕衍说》各发给一本，新刻的《圣谕俚歌》十本。《衍说》是用来训导已经长成的儿童、教育中等资质学生的；《俚歌》则是没有知识的愚民和乡里的孩子都能学习诵读的，务必使家家户户都知道，使人深刻明白大义。同时拟定若干条奖赏鼓励的章程，张贴在各所学校，使教的人和学的人都知道振作奋发；由此切实奉行，长久而不懈怠，或许也能成为端正人心、淳厚风俗的一种助力吧？各所义学的塾师，必须责成各该首事，聘请访求诚实厚道、品行端正的人，来县里公开担保；等候批准后，由官府备办关书，优厚地加以礼遇，以显示慎重。

译义学有大小之分。如果确实有才能、足以造就而又无力读书的人，进入大学；资质聪明敏捷、刚开始启蒙的人，进入小学。但必须是真正贫困的家庭，才准许送入学校；稍微能够自给的人，不得混入。真正贫困的家庭，还准许由学东酌情发给纸笔，作为正式支出，除修金、膳费之外，塾师不得向学东索取一文钱。如果塾师教学有功，学东愿意酬劳，听凭其自愿。义学的课程与家学没有不同，塾师必须整天在馆中，勤恳地教导；如果有人旷职，耽误子弟，不论是官员还是绅士，查出后立即更换，不准顾念情面徇私，以期认真办学。城乡义学的修金、膳费，有由官绅捐资发放的，有从地方公项中提出的，有经过官府办理的，有不经过官府办理的，务必逐项核实，分别登记造册，以备查考，这样才可以长久而不废。城内有储英义学一处，训蒙义学四处。除应支出的修金、膳费外，现由县里给每所学校另发津贴京钱十千文，命令塾师每逢五十集期，轮流在大寺前宣讲圣谕一次。责成府学、县学的学官以及府经、县丞等人轮流倡导率领。至于朔日、望日的宣讲，仍由原先派定的拔贡生高绍颜宣讲，每次由县里捐发京钱一仟文；也可以由府县率领同城官绅等自行宣讲，以显示周详慎重，打动听众。四乡义学有设在集镇的，应当遵照规定，在交通要冲处一律宣讲。各学校进行启蒙教学时，应当把《圣谕》中的伦理纲常和大义联系眼前的实际事情加以说明，使内容浅显而容易理解。如果塾师宣讲得力，官府应当随时加以奖励，以表示优异。义学以及各家学堂的在读学生，无论是已经成童的还是初学的，都应把《圣谕》列为课程，详细加以开导。如果遇到县试，有人能够把《圣谕》背诵并讲解，即使时文稍有瑕疵，也应列入后十名；其次，有人能够熟读《圣谕》，即使文章义理不通，也准许其参加终覆。像这样给予优厚奖励，大概可以努力改变积久的习气，使趋向归于正确。城内、乡间的蒙童以及乡民中不识字的人，如果能够把新刻的《圣谕俚歌》熟练地脱口诵读，由官府随时到学堂和乡下当面考试，赏给银牌，以表示鼓励。学宪华原颁发的《圣谕衍说》不够分发，县里自行准备纸张和工匠，刷印五百多本，分发给各学；如果有遗漏之处，准许学□到县里领取。新刻的前北口道原任海丰县知县汤所编《圣谕俚歌》十六条，内容简明易懂。除发给城乡各学外，每学十本，让儿童从小学习，终身不忘。又分发给各约首事、庄长，等到农闲时，也可以为他们剖析其中的大义，希望逐渐推广，转变风气。十条章程拟定后，据实详报督院，请李中丞批示。该县整顿城乡各学，责成塾师宣讲《圣谕》，并呈上奖劝章程清单，原因在于尊崇教化、劝勉学习，这关系到风俗教化。该县令自到任以来，创办了许多事业，如今又整顿义塾，并推广到全境乡学，统一以宣讲《圣谕》为根本。所议定的章程也十分详细明确、切实可行，而且考虑到乡民愚昧，少有能够理解文义的人，又刊印发行《圣谕俚歌》，使家家户户都能知晓；他不惜捐出养廉银来奖励，激发人心。正值异端学说争相传播之时，该县令独能清理源头、端正根本，不愧为好官，本部院实在深感欣赏佩服。着令武定府转行饬令照此办理，务必不要懈怠到最后，以取得实际成效。《宰惠纪略》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