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吏部尚书张慎言推荐起用原任大学士吴甡、吏部尚书郑三俊。诏令赦免吴甡的罪过，召他入宫朝见；郑三俊则等候另行议定。二十三日早朝，刘孔昭约集各位勋臣，把大小九卿和科道官员召到朝廷，痛骂张慎言，想把他赶走。他说：“现在应当清除奸邪、诛除凶恶、防守江河，满朝臣子都应把全部精神集中在这些事情上；可是如今今天讨论推官，明天讨论升官，却不谈武臣，还结党营私。所推荐的吴甡违背了成法。”他又说：“张慎言本来就有二心，告祭宗庙、决定拥立人选时，他阻挠艰难、为奸邪分辩，不可不杀。”张慎言站在朝班中，没有为自己辩解。御史王孙蕃指责刘孔昭说：“先帝裁撤文臣操江，改由武臣操江，也没有见他们做出什么事业。而且吏部的职责就是任用官员，除了任命推官、办理升官之外，难道还有别的职掌吗？”殿上喧哗争论。高弘图说：“冢宰自有事情的先后次序，为什么突然在殿上争执？”第二天，刘孔昭补写奏疏弹劾张慎言，张慎言上疏请求离职。李沾又说：“刘孔昭拥立有功，文臣的奏启屡次得到提升，而武臣的封爵还没有确定，所以才有殿上争论。”于是从中调解。此后高弘图、姜曰广相继请求退休，说：“文官和武官各有自己的职掌。即使在文臣中，各部也不能夺取吏部的权力。如今任用官员本来是张慎言的职责，刘孔昭却一手决定，不是他所偏爱的人，就说是奸臣，这样我们都成了多余的人。张慎言推荐吴甡，勋臣知道这是不可以的，我却不能知道吗？票拟确实出自我的手。郑三俊清正刚直，是历经五朝而享有声望的人，我始终认为不能不任用他。这是我的罪过并不比张慎言少。我私下想到，朝廷的尊严，应当比李勉所说的更尊贵；天子的地位，应当比叔孙所说的更尊贵。我忝居辅弼大臣，却坐看宫殿台阶几乎变成了争讼之庭，惭愧得无地自容。请准许罢免斥退我。”众人都奉诏挽留。六月，命令礼部铸造国玺，用金来代替。史可法、马士英分别上奏吴三桂杀贼有功，封吴三桂为蓟国公，世袭。派海运中书沈廷扬运输米十万石、银五万两，救济他的军队。召原任都督陈洪范入宫朝见，派他与兵部主事马绍愉携带国书出使燕地。应天巡抚左懋第因母亲去世服丧，请求北行。加封陈洪范为太子太傅，左懋第为兵部侍郎，立即负责经营河北，联络并供给关东；诏令谕告太仆少卿，给路费银三万两让他前往，同时命佥都御史程世昌巡抚应天。当时山东、河北杀伪官响应，德州诸生谢陛与原任辽抚黎玉田、御史卢世■〈榷，氵代木〉、贡生马元騄等人，杀死伪防御使阎杰等十八人，奉宗室朱帅钦暂时称为济王。淮扬漕抚路振飞、巡按王燮擒获原任河南参议、伪官吕弼周、王富，率领士民将他们射杀。又擒获伪官胡来贺、宋自成、李魁春，把他们沉入河中。又擒获癸未进士、伪官武愫，押解到京城。宿迁百姓又擒获伪将董学礼，将他杀死。济宁都司李允和杀死伪官刘浚、尹宗衡、张间行、傅龙等九人，把原任兖西道副使、叛官王世英囚禁后押解到京城献俘。开封府推官陈潜夫、寨勇李遇知、刘洪起等人各自杀死伪官，归附南方。原任河南劝农兵部尚书丁启睿命参将丁启光俘获并押送伪官陈奇、贾士俊、尚国俊、许承荫、孙澄、范隽、郭经邦等七人入宫朝见。青州府衡藩带领诸生驱逐并杀死伪官，请求迁往内地。四川巡按御史刘之渤上奏报告，合江、仁怀擒获并杀死贼寇杨腾凤、张见阳等人。提拔王燮为佥都御史、巡抚山东，任丘磊为山东总兵官，加封谢升为少师兼太子太师，任黎玉田为兵部尚书，卢世■〈榷，氵代木〉为工部侍郎。当时讹传德王起义，把谢陛说成了谢升。改任陈潜夫为江西道御史、巡按河南，丁启睿以原官任河南按抚，赐李遇知、刘洪起总兵官之职，命令刘之渤交由有关部门记录考核。路振飞不久被马士英弹劾罢职。王燮起初任祥符县令，三次守卫危城，才识胆力无不超绝。他在淮地尤其建立了显著功绩，与路振飞鼓舞官民，杀死伪使，砸碎伪牌。贼骑兵逼近河边，徘徊不敢前进。民间义兵聚集到一、二十万人，声势雄壮，仿佛长城，人人都依靠他们。

译马士英上奏推荐钦案中的阮大铖，以懂得军事为由赐给冠带，召入宫朝见，满朝大为震惊。高弘图请求交付九卿会议审议。马士英说：“如果交付会议，阮大铖一定不能任用。”高弘图说：“我不是要阻止任用阮大铖。按照旧制，京堂官员必须经过会议；对阮大铖来说，这反而更光明正大。”马士英说：“我又不是收了他的贿赂，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高弘图说：“何必说收受贿赂！只要交付廷议，天下人都说他贤能，然后再任用他就行了。”高弘图退出后，立即请求退休。马士英又替阮大铖上奏辩解，说：“魏忠贤的叛逆，不能和闯贼相比。”并且攻击高弘图、姜曰广等人维护局面，说：“对于自己所喜爱而把他捧上天的人，就说先皇帝本来没有成见；对于自己所忌恨而把他打入深渊的人，就说先帝已经定案、不可翻案。这种欺骗蒙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姜曰广上奏说：“我以前看见文武官员纷纷争竞，已经惭愧自己没有办法调和；近来又看见钦案被翻转，更惭愧自己无力预先制止。于是使先帝十七年确定的裁断一下子付诸流水，使陛下几天前的明诏竟像翻手覆手一样改变。梓宫还没有冷却，就增加了龙驭升天后的凄凉；诏书上的墨迹还没有干，就惊骇了四方的观听。可惜所谓革新，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举动。我所痛惜的是朝廷的典章；我所畏惧的，只是千秋之后的清议罢了！”郭维经上奏说：“此案是先帝亲手定下的，如今将要修撰实录，如果把此案抹去不记，那么先帝显赫的英灵恐怕仍有遗憾，这不是陛下对待先帝的方式。如果记载此案，又同今天起用阮大铖的事相对照，那么先帝明白的诏旨难免显出过失，这也不是辅臣爱护陛下的做法。只希望陛下爱护祖宗之法，由此爱护先帝，也爱护先帝的诏令！”吕大器上奏说：“先帝享受祭祀的神位还没有冷，判案文书严肃得如同日月星辰，而马士英悍然不顾，请求任用阮大铖。他不仅把吏部看得如同草芥，也把陛下看得如同无用之物！”给事中罗万象上奏说：“辅臣推荐任用阮大铖，或许是因为惭愧于世上没有懂军事的人。然而阮大铖实际上并不懂兵法，恐怕连《燕子笺》《春灯谜》中所说的枕上阴符、袖中黄石也没有见过！伏望允许他入宫朝见，以成全辅臣礼贤下士、吐哺握发的心意；但禁止再次任用他，以杜绝邪人觊觎职位的端绪。”御史詹兆恒上疏说：“钦案中的那些人，长期图谋翻案，幸亏先帝圣明，亲自裁断，确实不可改变。陛下车驾到了龙江，痛心先帝遭遇变故，与诸臣抱头痛哭，百姓听说后无不泣血捶胸，希望想着报仇。近来听说燕、齐之间，士绅都穿着白衣白冠，为先帝呼号向天，驱逐杀死伪官，各自守卫险要关隘。这实在是先帝的恩德仍在人心，国家的愤恨非同寻常，因此激发了他们的忠义之心。如今梓宫还在夜雨中，陵墓的一层土还没有干，太子和诸王，六尺之躯又在哪里？国仇尚未报，忽然召见阮大铖，还赐给他冠带，难道不是上伤在天之灵、下挫忠义之气吗？”怀远侯常延龄、太仆少卿万元吉、御史陈良弼、王孙蕃、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明兴等人，都接连上疏弹劾，朝廷不予理会。阮大铖入宫应对，符合皇帝旨意，又详细陈述联络、控制扼守、进攻夺取、接应剿贼四项办法，并陈述长江防务的两道防线、三个要点和十四处空隙。最终任命他为江防兵部侍郎。吏部尚书张慎言、工部尚书程注请求退休离职。赠给张慎言的儿子、举人张履旋御史之职。张履旋因被闯贼拷打逼取银钱，认为不能忍受这种耻辱，写信给张慎言说：“与其损害身体来使亲人受辱，不如牺牲自己来表明志节。”他就是投崖而死的人。升何应瑞为工部尚书，徐石麒为吏部尚书。

译召刘宗周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多次上疏议论时事，不署官衔，自称“草莽孤臣”。他首先说：“阮大铖的进退，关系到江左的兴亡。”又说讨伐贼寇的方法：“第一是占据险要形胜。江左不能只求偏安，应当进而谋取江北。如今淮、凤等地各自设置重镇，更应把重点放在凤阳，驻扎陛下亲自出征的军队，向东扼守徐、淮，向北控制豫州，向西顾及荆襄，向南距离金陵也不远。依靠这样逐步恢复、逐步推进，秦、晋、燕、齐一定会响应。还可以放宽一面，允许他们通过杀贼来立功自效，贼寇的势力就会更加孤立，贼党也会自行覆灭。第二是重视藩屏。地方上见到贼寇就逃跑，总是因为督抚没有才能。就像淮扬数百里之间，有两位节钺，却不能抵御乱兵南下，以至于把淮北一块土地拱手交给贼寇。尤其可恨的是，路振飞坐守淮城很久，却把家眷用船送到远方，这实际上是在倡导逃跑。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相继提出把家属寄居江南的说法，别人做了坏榜样，他们又跟着效仿，那还要责罚谁呢？按照军法，临阵脱逃者斩首，我认为一名巡抚、两名镇臣都可以斩首。第三是慎重爵位和赏赐。”}], 如今天下的军事已经到了极其不振作的地步，将领强悍骄横、士兵骄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请陛下亲自出征，所到之处立即询问士卒的甘苦，并亲身与他们同甘共苦，这样才能逐渐积蓄力量、使军队得到饱足，慢慢施展讨伐。对于各位将帅的封赏，也应分别考核，哪些应该封赏，哪些属于滥赏；情节轻的酌量收回，情节重的连同封赏一并剥夺。军功核实以后，军法就能更加伸张。无论左边还是右边，没有谁不听命效力。像左帅因为收复失地而受封，高、刘二人战败逃跑却也受封，那么还有谁会不受封呢？武臣的封赏既然泛滥，文臣也会跟着泛滥；外廷如此，内廷宦官也会跟着如此。我担心天下听到这些，会因此离心解体。第一，应核查旧官。燕京被攻破以后，有接受伪朝官职而逃跑的，有负责封守却逃跑的，有奉命出使却逃跑的，按法律都在不得赦免之列，应当立即分别定罪。至于伪朝命令南下时，在顺从与反抗之间徘徊的人，实在很多，更应公开表示要诛杀、断绝。实行这几项，讨贼复仇所需要的法度大致就具备了。至于巩固国家根本的计策，贪官应当逮捕，酷吏应当诛杀，清廉贤能而政绩卓异的人应当破格表彰，这些还需要通过安抚来实行。臣还有更不忍说的：正值国家破亡、君主死难之际，天下所有臣子都应当拼死效命；侥幸没有战死，反而获得升迁，难道不会更加招致上天的谴责吗？除了滥行封典不应一概施行以外，此后所有大小官员的铨选任用，仍请暂且称为“行在”，稍微保留臣子们负罪自责、引咎自责的诚意。’他又上疏说：‘贼兵进入秦地，越过晋地，直逼京师；大江以南本来安然无恙。然而二三位督抚，竟没有听说派出一人一骑北上，以壮大声援，贼兵于是得以长驱直入、侵犯宫阙。坐视君父危亡却不加救援，这是封疆大臣应当被处死的第一项罪状。后来先帝驾崩的凶耗已经确定，天下都悲痛愤怒，应当奋勇拿起武器，决一死战来赎此前的过错，又怎么能等到早饭以后呢？可是他们却只在南中仰望消息，争相谈论固守疆土的策略；把兵权交给外任将领，首先谋求拥立定策的功劳。督抚诸臣仍然安坐地方，一步也不移动，这是封疆大臣应当被处死的第二项罪状。也有人说，事情没有得到朝廷指示，等新朝建立以后，自然应立即派兵北伐。即使不能这样，也应赶紧派一名使者，带着蜡丸密信从小路北上；或者传檄燕地父老，或者起用塞上的夷王，共同激发复仇雪耻之心，哭告九庙神灵，奉迎安置先帝灵柩，同时访察各位皇子的消息。只要能效法申包胥哭秦庭的义举，即使逆贼也未必没有良心。然而诸臣的谋划却没有想到这些。再不然，就应立即起用闽地将领郑芝龙，率领海军直捣燕都，让九边督镇卷起铠甲、衔枚疾进，出其不意地攻击，事情或许还可以有所成就。可是诸臣又没有想到这些。他们纷纷制作各种文书，完全只是做表面文章。上天假如赐给他们神助，仅仅吴镇诸臣上奏燕京捷报一事，就将把我们南中的脸面置于何地？这样一来，满朝谋划国事而不尽忠的诸臣，就犯了应当处死的第三项罪状。还有更难以解释的事情：先帝驾崩以后，颁行丧诏，这是何等重大的典礼，可是迟延已久，距今已经一个多月，丧诏还没有送到臣的家乡。在浙江尚且如此，远方各省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时移事变，错误和荒谬接连出现，即使举行成服礼，也只成了徒有其名的形式，这就等于先帝最终没有得到天下臣民服丧。这样一来，今日主持典礼的诸臣就犯了应当处死的第四项罪状。至于被定罪废黜的诸臣，酌情给予昭雪，本来应援引先帝遗诏而涉及他们；如今却一概使用新朝的恩典。甚至先帝诛杀宦官的铁案，前后诏书又含混不清，势必使彪虎一类的人全都得到平反才会罢休。君父本是一体，“三年无改”这句话又算什么呢？唉，已经无法挽回了！先帝在位十七年辛劳忧苦，件件都足以让他面对上天、哭泣于后土之前。他一旦以身殉国，遭受古今未有的惨祸，而臣工给予他的报答竟然如此微薄！希望陛下再次发布哀痛诏书，立即兴师问罪，请先从中外诸臣中不称职的人开始。’泽清、杰等人共同上疏弹劾宗周，称他为“草莽孤臣”，怀有不臣之心，请求加重其戮刑。他们又弹劾宗周说：“劝皇上亲征，是为了动摇帝位；剥夺诸将的封赏，是为了激变军心。不仁不智，获罪于名教。”黄得功又上疏申辩，说自己实在没有参与此事；马士英暗中阻止，所以没有上达。弘光帝告谕宪臣，平日以议论取得声望，显然是在讥刺他。史可法认为，朝廷大臣应当议论是非，边疆大臣应当议论功罪，于是把两方面都加以解释。起用钱谦益、陈子壮，调任黄道周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补授华允诚为吏部员外郎，夏允彝为吏部主事。夏允彝把全部家产登记交给官府，用来资助军饷、讨伐贼寇。授予黄文焕、杨廷麟翰林院编修。黄文焕因为道周进言而受杖刑，受到牵连，被革职审问。杨廷麟则因为触犯杨嗣昌，被降职调任军前赞画。

译御史李模上疏说：‘今天诸臣如果能时时刻刻承认自己是先帝的罪臣，才能遵守纲常、铭记罪责，成为陛下真正的功臣。拥立之事，皇上并不把得到帝位当作利益，诸臣又怎敢把定策之功作为名声？至于竟然轻率地加罪于镇将，在道义上也不妥当。镇将侍奉先帝，没有听说他们取得桑榆之功；侍奉陛下，也没有听说他们建立汗马功劳。按他们自身的情况，也应列入戴罪之列。假如说劝进的奏章足以抵得辅佐之功，或者用来勉励臣下共同抵抗敌人，这样说也不妨；然而名分与实际的辨别，怎么能轻易假借呢？希望陛下告诫诸位大臣，立定志向，以身作则率领内外臣民，竭力图谋赎罪，不要只顾炫耀功劳。这样一定能大大慰藉先帝殉国的英灵，也差不多可以承受陛下延及后世的赏赐。所有勋爵，都应当辞免，以彰明臣子的情谊。至于诏令文书应有体制，不要因为大臣身份尊贵就过于繁多；臣下拜受诏命应当严肃，不要因为君臣关系和谐亲密就稍有逾越；车马服饰等赏赐值得珍惜，不要因为近侍之臣而稍微放宽。’ 太仆寺少卿万元吉上疏说：‘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没有比宽和严更重要的，关键在于兼顾施用；官员任用的常道，没有比允许议论更重要的，道义贵在彼此补益。先皇帝刚开始治理天下时，惩治专权的逆宦，削弱了国家元气，于是委任臣工，努力实行宽大政策。诸臣习惯于此，争相发表玄妙空泛的意见，却略微不去筹划未雨绸缪的防务。□入郊圻，束手无策。先帝震怒，一时宵壬于是乘隙钻空，暗中迎合，提出严厉统治的主张。凡是告密、廷杖、加派赋税、抽调训练等新法，全都施行，使朝廷中的人来不及补救过失，使民间的人再也无法安生，然后号称振作有为。可是内外不安，国家多难，十多年来小人施行严酷政策造成的后果，明明白白就是这样。先帝对此悔恨，于是重新崇尚宽大，把以前的规条全部反过来，天下人以为太平可以实现。诸臣又开始竞相收受贿赂，肆意欺骗蒙蔽，所作所为每况愈下。再次触怒圣上，诛杀之事刚刚兴起，国家社稷便相继覆亡。大概诸臣的祸根，常常借先帝宽大之机滋长；而先帝的严厉，也常常是被诸臣玩忽职守所激发，所以宽严的施用只是偶然偏向了一边。去年孙传庭拥兵关中，有识之士都认为不宜轻易出兵，出兵就一定失败。然而已经有人提出迟疑退缩的议论了。贼兵渡过黄河以后，臣就认为应当赶紧撤出关宁的吴三桂，让他沿途迎击，可以战胜贼兵。’ 先帝召见臣下时，也曾谈到这件事。然而已经有人提出收缩土地的议论了。等到贼势炽盛，朝廷大臣劝说南迁，劝说将太子带出并在南都监国，言语不加选择，也不过是权宜应变罢了。然而已经有人提出邪妄的议论了。从事后看来，人们都追悔不听从这些意见而误国；假如事情侥幸没有失败，一定又会佩服那些坚持常道的议论。天下的事情没有完全有害的，也没有完全有利的，大多都是这样。当事者心里害怕采取行动会有完全有利之外的祸害，谁敢违背众人独自行事？旁观者因为偏见只看到没有完全有害的好处，就一定要强迫别人听从自己。私意徒然滋长，实际筹备始终没有进行，国事因此大坏而无法挽救，这就是任凭议论而不作决断的弊病太严重了。’他又上疏说：‘贼兵如今受创后进入秦地，挑选精锐，垂涎东南。转眼到了深秋，他们从商、汉出兵，就会直接抵达襄、承；从豫、宋出兵，就会直窥江北。两地的军民积怨很深。到了这个时候，百姓一定会争相迎接贼兵，以报复官军；官军又会因为怀疑百姓而退却，因为害怕贼兵而不敢前进。我担心上游的将士会退下来，北岸的将士会急忙渡到南岸；金陵是重要地区，武备单薄，怎么抵挡这种局面？臣私下观察人情，大家都像把柴薪堆在火上，却安睡其上。建立功劳的人想着用史册来歪曲事实，显露才干的人不顾公共舆论的指责。’ 舌战徒然纷纷扰扰，实际的军备却没有筹划。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不知道把陛下置于什么境地。难道不要让吴三桂暗中嘲笑江左诸人，说他们的功劳不是功劳，才干也不是才干吗？’ 吏科给事中马嘉植上疏陈述关系国家根本的事情：一是改葬先帝灵柩，二是迎接奉养国母，三是访求东宫太子和二王，四是祭告燕山陵寝。最后说：‘今天对于君父来说，亲自极力减损尊贵，接受尊养本来就不是心甘情愿的；对于臣子来说，痛切悔过自责，富贵哪里是他们所期待的？茅屋虽然简陋，也不要修剪装饰；有人以劳民伤财的做法来劝导，就不要听从。除练兵习武以外的事情，都可以大体节省；有人以安逸宴饮来进言，也不要听从。’刑部侍郎贺世寿上疏说：‘刑罚和赏赐应当谨慎。像吴三桂奋勇血战，和李、郭二人功劳相同，这样授予爵位才没有愧色。至于只在口头上报效国家的人，难道就一定是国家的干城吗？他们在河边拥兵，为什么不拿来抵抗敌人？恩赏的数目已经太多，功勋名声却没有建立，没有比这种冒领滥赏更严重的了！’奏疏呈上后，都只得到“知道了”的答复。赦免高墙罪宗七十五案，共三百四十一人，降为庶人。派太监王肇基督促催收闽、浙金花银。王肇基原名王坤，就是崇祯朝在淮扬肆意作恶的人。大学士高弘图等人进谏请求停止此事。给先帝上尊号为“思宗烈皇帝”，给周皇后上尊号为“孝节皇后”。忻城伯赵之龙说“思”不是美好的字，不久改为“毅宗烈皇帝”。尊建文君为“惠宗让皇帝”，尊景帝为“代宗景皇帝”。恢复懿文太子尊号为“兴宗孝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为“恭皇帝”，不久改为“孝皇帝”，建立端庙。采纳礼部尚书顾锡畴的意见，削去温体仁“文忠”的谥号；不久又恢复。赐大学士文震孟谥号“文肃”，刘一璟谥号“文端”，贺逢圣谥号“文忠”，礼部侍郎罗喻义谥号“文介”，詹事姚希孟谥号“文毅”，兵部尚书吕维祺谥号“忠节”，山西巡抚蔡懋德谥号“忠襄”，随州知州王焘谥号“忠愍”；蔡懋德的谥号不久被夺去。

译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和承天守备太监何志孔入朝，请求皇帝召见对答。进去以后，黄澍当面弹劾马士英奸邪贪婪、违法乱纪，声音和眼泪一同流下。何志孔又上前协助黄澍，说马士英种种对上不忠的事情。马士英称病不出面值班，却拿金钱馈赠给福王府旧日的宦官田成、张执中等人。两个宦官对弘光帝说：‘主上没有马公就不能即位，如今驱逐马公，天下人都会议论主上忘恩负义。而且马公在内阁，所有事情都不必劳烦主上，您可以优闲自在。马公离去以后，还有谁会顾念主上呢？’弘光帝默然无言，随即下诏挽留马士英。黄澍又连续上了十道奏疏，说：‘自古以来，从没有奸臣在朝而将帅能够在外建立功业的。陛下必须在内保持精明，在外采纳舆论；国人都说“可以杀”，就杀掉他，不要因为一时的才情和口才，错误地相信小人；否则等党羽势力壮大，祸患就会突然到来。’又说：‘正人君子，希望陛下把其中几人当作老师来尊奉，以树立榜样，使京城之内贪污者闭口，奸邪谄佞者屏息，不让他们有机会结党、包庇奸邪；这样以后，讨伐国门以外的贼寇就没有困难了。’又说：‘自从魏忠贤窥伺窃取神器以来，实际上已经酿成今日的祸患。附逆的人和荐举逆党的 人，都怀有贼心，希望陛下把他们的罪行昭示如日月，以清除这些魑魅魍魉。’ 弘光帝多次下诏催促黄澍前往楚地，黄澍于是离开了。此前，六月初二日，清朝的檄文传到济宁。一、固山额真石为传达摄政王命令的事情：奉摄政王令旨，各处调集兵马前往山东等地。军队经过的地方，地方官民都要出城迎接；违抗者按抗拒军队治罪。一、平西王吴为安抚残余百姓的事情：声称摄政王挑选精锐勇士数十万南下，牌示命令山东等地赶快投诚等情形。到了七月初二日，又有各部的文书索取册籍。当时山东已经归服，卢世■〈榷，氵代木〉投降，李建泰、谢升、冯铨都成为清朝内院大学士。济王逃亡而死。然而京畿附近的重要地区，军民并不和辑。镇将于永绥驻扎镇江，与浙江军队发生战斗，浙江营守备李大开被箭射中而死。边军焚烧民居，延续数十里；边军有人说：‘四镇都因为杀人抢掠而封为伯爵，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呢？’事情传到朝廷后，命令他们到史可法军前核查治理。兴平伯高杰上疏说：‘当前的大势，是守住江北以保全江南，这是人人都在说的。然而如果从曹、单渡过黄河，黄河就没有险阻；从颍地回入，则凤阳、泗州都值得忧虑。也有人说，还有长江这道天然险阻。可是，上游应该怎样据守？海道应该怎样防守？难道江南的门户只有瓜洲、仪征、浦口、釆石吗？恭请陛下把各方面都筹划清楚，迅速决定实行。中兴的大业，或许才有可观之处。’高杰派总兵李朝云前往泗州，又派参将蒋应雄、许占魁、郭茂荣、李玉前往徐州防守。宁南侯左良玉报告说：副将苏荐、游击朱国强斩获四百多个首级，俘获伪官江一洪，献俘于京师。又说贼寇派伪将马科到四川，招安保宁一带。原任兵部主事郜献珂起兵在桃园作战，贼兵溃败，追上并俘获伪将宋朝臣，将其斩杀。派御史陈荩到云南招募士兵。广西巡抚方震孺、松江知府陈亨、给事中利瓦伊樾和他的兄长佥都御史李光泰，先后各自筹措军饷、招募士兵前来入卫。建阳知县蒋芬捐出俸禄资助军需，制造火器，招募勇士朱千觔、刘铁臂等人，三次请求勤王，他的言辞中有这样的话：‘如果幸得上天保佑，迅速扫除狂妄的贼氛，不久就奏报凯旋，这是社稷之福。否则，只有割断脖子、剖开腹部，闭眼死去，永远不再看见世间，以表明国家三百年来养育士人的报答，也不辜负我任职三十年、读书求学的志向。’有识之士认为这番话很壮烈。命令总兵官王之纲到河南郭家寨常守义家迎接太后。任命佥都御史刘之渤巡抚四川，范矿巡抚贵州。当时献贼在四川攻陷涪州，接着又攻陷泸州，顺流而下到重庆，攻破成都；他们抓走壮年男子，割去耳朵、鼻子和两只手臂，驱赶到各州县，宣称军队到来却不投降的人，就以这些人为榜样；但对于王府官员和士绅，只要他们等候投降，就一概杀死，其他人则丝毫不侵犯。因此，贼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巡抚龙文光以及前任巡抚陈士奇、重庆推官王行俭都死了。瑞王、蜀王全家遇害。总兵赵光远投降贼军，马士英仍请求下诏奖赏他。考选游有伦、朱统铨、赵进美、沈宸荃、沈应旦、吴春枝、吴铸、吴适、林冲霄、刘天斗、左光明、蒋鸣玉、汤来贺、李日池、胡时亨为科道和部属官。起用补授张采为礼部仪制司主事，熊汝霖为户科给事中，章正宸为吏科给事中。章正宸上疏说：‘两个月以来，只听说大臣得到锡鞶，没有听说献俘；武臣发生私斗，没有听说公开作战；老成之臣引退，没有听说抵抗敌人；诸生闭门停课，没有听说请求从军。这样却说这是新朝振兴的气象，臣虽然愚钝，也知道不是这样。臣认为进取是第一要义。进取不锐利，防守就一定不牢固。近来河北、山左一带，忠义之士纷纷响应，各自结寨立营，杀死许多伪官，为朝廷效死尽力。’ 如果不趁现在迅速行动，像闪电和流星一样疾驰，倡导义举、申明讨伐，就会挫伤天下人的士气，白白错失时机。应当立即传檄江北四镇，分别渡过黄河、淮河，联络各路军队，同心协力，彼此声援，使两京之间的血脉畅通；然后堵塞井陉，截断孟津，据守武关来进攻陇右。我恐怕贼寇不难在早晚之间被消灭。陛下又为什么不穿上缟素，亲自率领六军到淮河边呢？但陛下亲征，难道一定要冒着箭石、亲自踏入战阵吗？陛下的声威所震慑之处，人们就会切实同仇敌忾，虎豹貔貅般的勇士也会勇气和愤怒增加百倍。如今都城各部、院、寺、司和各衙署，不称“行在”，却只忙于制作仪文。陛下显然想做中兴的英明君主，就应严厉敕令诸位大臣，赶快清点你们的车辆和随从：原有多少，新增多少，水路多少，陆路多少；赶快准备你们的粮草：多少本色，多少折色，主人花费多少，客军花费多少；选拔你们的将帅：谁能够树立军旗，谁能够分镇一方；审察你们所处的形势：何地建立镇所，何地设置堡寨，何处埋伏，何处出奇兵；修理你们的戈矛，修缮你们的城墙壕沟，前进一寸就推进一寸，前进一尺就推进一尺，扼守险要、控制关键，天下大势就已经掌握了。天下广大，不必担心没有人才。我还没有见过张、韩、刘、岳那样的杰出人物不会应时而出。’

译中旨传令升任吏部侍郎张有誉为户部尚书。张有誉一向以清正有声望著称，马士英借此作为开辟通过内传升官的侥幸门路。张正宸封还诏旨，极力争辩，皇帝不听。魏国公徐弘基、东平伯刘泽清、广昌伯刘良佐推荐起用原任吏部侍郎张捷、御史张孙振、刘光斗、工部主事邹之麟；张正宸又上疏争辩，皇帝仍不听。封太后的弟弟邹存义为大兴伯，福王府千户常应俊为襄卫伯。补授青浦知县陈爊为中书舍人。赐王铎的弟弟王镛、儿子王无党世袭锦衣卫指挥使。因兵部侍郎解学龙上疏推荐，内批升原任户部主事叶廷秀为都察院堂上官，监生涂仲吉、生员诸永明为翰林院待诏。常应俊本是革工，弘光帝出亡时，他背着弘光帝在雪中走了几十里，使其脱离危难；他与王镛、陈爊、王无党都是护卫有功的人。叶廷秀、涂仲吉、诸永明，都是先帝时申救黄道周而被下狱、杖责、戍边的人。补授陈子龙为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上疏请求扩大任用忠良和有益于国家的人，说：‘当年黄道周触犯皇帝忌讳，被权臣奸佞深深构陷，先帝震怒，灾祸将要不可预测。群臣百官彼此告诫，都闭口不言。唯独涂仲言以孤身童子的身份，挑着行囊奔走万里之外，上书北阙，因此被杖责并下狱。狱吏为了迎合上意，施以酷刑拷打，他至死不屈，以此彰明黄道周的冤屈。这件事即使比起王调拿出刑具为李固申诉、杜仲舍身救李云，也不过如此。幸亏先帝圣明，才使他们一同免罪。宪臣刘宗周过去因当面直谏而离开国都，孝廉祝渊毅然请求将他留下。先帝已经从轻议罪；后来奸臣挑拨激怒，又征召他押在槛车中。虽然他与涂仲吉所受灾祸的轻重不同，但为国家爱惜贤才、舍生取义，他们的原则是一样的。涂仲吉赴戍之时、祝渊被逮捕之日，我都曾有机会同他们交谈。涂仲吉沉静深远，绝不因树立名声而自我得意；祝渊谦逊温恭，只因越职进言而自责。偶尔有人送给他们财物，他们分毫都不接受。如果把他们置于台谏官的行列，必定能够对上补益君德，对下铲除奸邪。’他又上疏请求慎重使用名位和器物，说：‘陛下历尽艰难从南方返回，随从官员有多少？卫士和宦官寥寥无几。如今皇位已经登临，前来投奔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如果不遏止这股流势，将要到什么地步才停止？这样下去，必定人人夸耀自己有辅翼赞助之功，家家切望得到从龙之赏；这会损害身体、危害政事，不是国家的福分。劝勉功劳、诱导善行，只在于爵禄赏赐；一旦赏赐轻率泛滥，后来就会没有止境。丰沛旧人和文墨小吏，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可疑；朱紫官服充满门庭、貂蝉冠饰坐满席间，更是违背国家典制。开创政事之初，只希望陛下谨慎把持这一点。以后如果确实是服劳有功的人，只应赏赐金帛，不应授予爵位，以免留下曹风中名实不称的讥讽，触犯《大易》所说负载乘车而不相称的戒条。’他又上疏请求‘任用贤能不要有二心，授爵给人要公正。一是应当召回宪臣。宪臣老成清正刚直，天下人都知道。如今他进入国都，寄居在萧寺，却不能一见天颜。陛下或许正因为刚刚告谕大臣要同心协力，担心宪臣性情愚直，在奏对之时又产生异议。但我认为，陛下疑忌畏惧君子的苗头恐怕会由此产生，恐怕君子会有携手同归的意愿，黄道周一类的人都会徘徊不前。陛下将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二是应当特别任用计臣。计臣清正端方、敏捷干练，百官都佩服他。但古代制度规定，授爵给人要在朝廷上与众人共同商议。墨敕斜封的旧事，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万一将来奸邪之人乘机而入，先由左右近臣进言引荐，铨选官司来不及议论，宰辅来不及知道，最终却通过内降授予官爵。我们如果不争辩，侥幸的门路就会日益开启；我们争辩，却已经形成前例。开创国家之初，我希望陛下谨慎把持这一点。’奏疏送入后，皇帝都不听从。大学士姜曰广上疏说：‘祖宗会推的制度，立法可以使万世没有弊病。斜封墨敕的前车之鉴，都明明在这里。我看先帝的善政虽然很多，但以坚持逆案为最盛大的美德；先帝的弊政也间或出现，而频繁发布中旨正是祸乱的开端。任用阁臣有内传，任用部臣、勋臣有内传，选任大将、言官也有内传。其他事情不值得一一列举，只说其中最严重的。所任用的阁臣，是逢迎君主、祸害百姓、奸险刻毒的周延儒、温体仁、杨嗣昌，以及苟且偷生、跟随贼寇的魏藻德等人；所任用的部臣，是阴险贪猾的陈新甲等人；所任用的勋臣，是竭力阻止南迁、完全撤除守御、幼稚狂妄的李国桢；所任用的大将，是纨绔而才能支离的王朴、倪宠等人；所任用的言官，是贪婪无赖的史■〈范上土下〉、陈启新。这些人都是竭力排斥众议、由中旨直接选定的。他们后来造成的结果，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况且陛下也知道内传的缘故吗？总是因为鄙陋之人热衷于求取仕进，一旦被公论排斥，就向内廷乞求哀怜；通过关系内外勾连，其中自有诀窍，门户被冲破，便巧妙地编造说辞。内廷只看到他们可怜的样子，听到他们片面的话，于是不能不受到煽动。’ 听说有人把这件事秘密报告给皇帝，又得到皇帝的意旨转而授予他们官职。于是出现了平台召对、言辞投合、当面交谈几句便取得官职的情形，仿佛登台演戏一样。我过去为这种弊端痛心，也曾在讲论经艺时陈述过，只是没有来得及畅所欲言，至今仍然留下隐恨。先帝已经错误过一次，陛下难道还能再次错误吗？天威在上，机密政务深严，我怎么能够事事都争辩呢？只希望陛下在深宫有空时，温习经书，间或取《大学衍义》《资治通鉴》来阅读。想想周宣王、汉光武为什么最终能够恢复久远的功业？晋元帝、宋高宗为什么最终习惯于偏安？诸葛武侯出师征讨蛮夷时，为什么反复强调亲近君子、一定要远离小人？李钢奉命抵御金人时，又为什么切切叮嘱要信任君子、不要听信小人？反复思考这些道理，一定能够启发圣明的本性，识破奸邪的谋划。陛下与其任用我的人身，不如实行我的言论。如果不实行我的言论，却只任用我的人身，这就如同把牲畜养肥来供人宰割一样！’

译御史祁彪佳上疏评论时政，说：‘洪武初年，官员和百姓有犯罪的，有时被收捕关押到锦衣卫。高皇帝后来看到其中有非法凌虐的情形，到了二十年便烧毁锦衣卫的刑具，改送刑部审理。这说明祖宗制度原本没有诏狱。后来却把刑讯逼供当作功劳，把罗织罪名当作事务；虽然说是朝廷的爪牙，实际上却是权奸的鹰犬。口供是从强迫勒逼中取得的，罪案听从指使决定。即使整个朝廷都知道案件冤枉，法司又有谁为他们昭雪冤屈？惨酷程度等同于来周，平反却从来没有徐杜。这就是诏狱的弊病。洪武十五年，改銮仪司为锦衣卫，专门掌管直接护驾、侍卫等事务，从未有过缉查案件的事。到了后来设立东厂，才有了告密的端绪。用银钱拷打办案，收受贿赂出卖刑法条文。飞来的诬告大多牵连善良之人，赤棍一打便形成数以万计的罪案。招供承认的内容都出自吊拷，怨愤充满京畿。想要杜绝贿赂，贿赂反而借此托庇而更加盛行；想要追查奸邪，奸邪却未能稍稍清除。这就是缉事的弊病。至于刑罚不加于大夫，原是祖宗以忠厚立国的根本原则。到了逆宦掌权，才开始出现脱去衣服受杖刑的人。刑法不归司法官司掌管，责打往往殃及正直之臣；本来没有可以处死的罪，却导致受到必死的刑罚。何况朝廷徒然得到拒绝纳谏的名声，天下反而把忠义的声誉归给受刑之人。因为当鲜血溅到玉阶、血肉飞落金陛时，朝班官员都脸色大变，意气消沉、精神震动；即使随后颁下抚恤和录用的诏令，他们也已经魂惊骨寒了。这哪里是政治昌明盛大时应有的良好风气？这严重损害了君臣之间的名分和情谊。这就是廷杖的弊病。恭敬地请求陛下严令实行禁止并革除。’ 马士英、阮大铖授意建安王府镇国中尉候考吏部朱统■〈金类〉上疏诬告姜曰广有污秽行迹，明显怀有谋逆意图，言辞还牵连史可法、张慎言、吕大器等人。礼科袁彭年依据祖宗制度争辩说：‘中尉上奏，应先令长史司拟具文书，请亲王审查决定是否可以，然后发给批文，携带奏疏上报。若是候考吏部的官员，就与外任官员相同，应当由通政司封送进呈。如今凭什么直接通过什么门路，径直送达御前？这种隐约刺探、明显攻击、捕风捉影的行为，陛下应当加以禁止。臣是礼科官员，事情涉及宗藩，按制度都可以据理上奏。’吏科熊汝霖说：‘朱统■〈金类〉含血喷人，连割舌的刑罚都不顾；像这样不上疏驳斥，朝廷设置言官还有什么用？’通政使刘士祯也说：‘姜曰广骨气刚劲、性情耿直，坚持正道而不阿附。无论居乡还是入朝，都有公论。朱统■〈金类〉是什么人，竟然兴风作浪、血口喷人，掩耳盗铃，越过职司飞递奏章。这实在是奸险中的极端，怎么可以容于圣明之世！’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在此以前，李沾攻击吕大器怀有二心，刘泽清也请求诛杀吕大器，指责他诬告杀害总兵柴时华、起用王重掌管选官以及偏袒雷演祚等事。吕大器上奏揭发马士英卖官鬻爵、败坏法纪等罪行。并且说，吴甡、郑三俊难道一点过失都没有吗？但他们清正刚直，民众的期望都归向他们。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也有一技之长，却贪鄙险邪，众人共同痛恨。吕大器获准退休离去，不久被削去官职，刑部提审。姜曰广票拟将降调到边疆任职、因失职获罪的太监孙呈琇，内批却恢复其原官。又票拟御史祁彪佳论述诏狱、廷杖、缉事三大弊病的奏疏，皇帝准许禁止革除，却发回要求改票拟。同僚王铎说：‘我们这些人的志向在于报效国家，如果苟且因循、危害百姓、贻误国家，即使手腕可以砍断，这道旨意也不能拟定！’姜曰广揭帖说：‘臣所坚守的是朝廷的法度和本官的职掌，臣即使死也不敢奉行诏令！’皇帝不听。王铎又上疏说：‘国家刚刚建立，人心容易涣散，应当以安定宁静为主，厂卫应当予以禁止。’皇帝不听。史可法票拟张正宸等人为张有誉中旨传升之事所作的争辩奏疏，皇帝发回要求改票拟；再次拟定，又再次发回要求改票拟。他又揭帖争辩朱统■〈金类〉纠缠姜曰广之事应当追究治罪，也多次被发回要求改票拟。等到史可法陈述设置厂卫、争论任用阮大铖、请求召史可法入直等几件事时，弘光帝召他入宫，严厉斥责史可法把持朝政。史可法说：‘臣即使死也不敢奉行诏令！’皇帝不听，他又写具奏疏申辩。不久获准退休离去。

译按照惯例，转任科道官陆朗为佥事、黄耳鼎为副使，内批却命令留任。徐石麒说：‘陆朗、黄耳鼎与内臣勾结，靠侥幸被违法留用！’陆朗、黄耳鼎上疏攻击姜曰广、徐石麒、刘宗周结党欺君、把持朝政，没有人臣应有的礼节。姜曰广、徐石麒、刘宗周各自获准退休离去。御史游有伦上奏说：‘如今国事混乱，已经不知道礼义廉耻是什么东西。明知君子进退不苟且，所以故意用含沙射影的言辞刺激他们，使他们迅速离去；甚至把普通人都不忍说出口的话，在君父面前肆意污辱。科道官稍有纠劾，便指为结党，相互告诫而闭口不言。真是所谓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后面有贼害却不知道。’户科吴适上疏说：‘姜曰广、刘宗周历经五朝，忠贞之心和光明节操，历久而更加美盛，应当赶快赐令留任。’也没有被采纳。吏科熊汝霖上奏说：‘朝廷之上，黑黄两种力量交战，仅仅是一两个人的任用或罢免，开始牵涉勋臣，接着牵涉方镇。巩固边防、拓展疆域的办法完全不讲，只把摇动舌头、挥动笔杆、充当言官弹劾当作事务。先是因为藏匿帖文而驱逐旧臣，不久又因为疏远藩王而弹劾宰辅，接着又喧传要恢复厂卫，使人心惶惶。辅臣姜曰广忠诚正直，天下共同钦佩，竟然让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臣替谁驱除、听谁指使。’ 而且听说上奏章不经过通政司，那么结交勾连应当通过什么途径？内外相互交通，神秘势力彼此借用，飞递奏章告密、墨敕斜封，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事情如果不严加查问追究、用来杜绝将来，必定会发展到厂卫造成祸害：强横的人借此树立威势，狡黠的人借此谋取利益，人人都可以被说成叛逆，件件事情都可以被用来谋求私利。缙绅遭受惨祸，自不必说；即使普通百姓，也将鸡犬不宁。先帝十七年勤劳忧虑，并没有失德之处，却在一旦之间遭受这种奇惨，只因为厂卫这一件事，未免使臣民怨恨。如今正是建国之初，就像养育婴儿一样，调护极为艰难，怎么可以马上加以摧折？陛下试着想想先朝为什么失去天下，就会知道今日应当怎样取得天下。先帝一向厚待宗藩，可听说寇乱便先行逃跑，谁为国家死难？保举换授的，尽是祸害百姓的人，那么如今凭什么使投机钻营之风不萌发、使藩屏国家的人有所依靠？先帝尊重武臣，可是临阵死战、抵御敌人的，十个人中没有一两个；叛变投降、骄横跋扈的人接踵而来。那么如今凭什么使赏罚一定相当，使恩惠和威严都容易施行？先帝委任勋臣，可是官舍的选任训练全凭一味养肥，京营精锐士卒徒然成为贼寇的资助。那么如今凭什么使公正的文书发挥作用、使私人客套受到排斥？先帝选拔任用内臣，可是那些小忠小信本来没有什么用，反而开门迎敌，还制造传播流言。那么如今凭什么使权柄不被旁人操持，使恩惠有施展的余地？先帝破格提拔任用文臣，可是边疆有才干的督抚，谁来抵御敌人？超越常格升迁的宰辅，却成群到贼廷拜伏。那么如今凭什么使被任用的人一定贤能，使贤能的人一定得到任用？’奏疏送入后，内批命令严加处置。升祁彪佳为佥都御史，巡抚苏松。户科倪嘉庆追论兵部尚书张凤翼、杨嗣昌、陈新甲调度失当。又弹劾户部尚书李待问加派赋饷、祸害百姓，以致遗留寇患。下令削去李待问的官职，以此警戒搜刮聚敛的人。又采纳御史郑友元的意见，削去已故大学士周延儒、薛国观、温体仁的官衔和荫典。薛国观不久因兵科戴英替他申诉冤屈而交有关部门议处。又追赐湖广巡抚刘熙祚谥号‘忠毅’、宣大总督卢象升谥号‘忠烈’。恢复御史毛羽健原来的官职。追赠吏部侍郎叶盛为吏部尚书。史书称叶盛博学而有宏大才略，文才武略兼备，是宪宗朝的名臣。户科钱增上疏请求兴修水利，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郡的水，以太湖为腹部，以大海为尾闾，以三江入海为血脉。自从吴淞淤塞，东江变得细小，只剩下娄江一条水道。而娄江的下游七十里，叫作刘家河，是娄江入海的通道。东南各地的水，全靠它汇归大海；之所以没有横向泛滥，是因为得到水道长久通畅的好处。前朝时，刘河深广，运输船和商船都聚集到这里。近来泥沙上涨、河道淤塞，于是向东流的水倒向西流，细流也不能汇入，灌溉失去凭借。再加上年年遭受旱灾，平坦的田地干裂如龟背，人和牛都站着枯槁。即使再有许多桔槔，又到哪里去向海神求助，来救援这些困在干涸车辙中的百姓呢？然而这还只是就旱灾发出的叹息；万一发生大水，洪流从七郡奔涌而下，像河流倾泻、山峡倒塌，震泽无法容纳，水势四处漫溢横流，必定把七郡的田地房屋变成沟壑，城郭和百姓更无法顾及。东南数百万的财赋，全都将被付之一江逝水。那对国家的财政怎么办呢？’苏松巡按周元泰也说，刘家河确实应当开挖疏浚。工部主事叶国华上疏请求疏浚吴淞。两件事都交给有关巡抚查察议定。在此以前，马士英上疏请求诛杀逆党，说：‘跟从逆党的人，大半向来都是正人君子一流。’礼科袁彭年驳斥他说：‘跟从逆党的姓名，流传并不一致。身居枢辅的人义愤填胸，或许是不知不觉间说得偶然激烈了些。但我担心小人会乘机而入，表面上把这话当作正人的口实，暗地里替逆党解嘲。甚至还会借今天讨伐逆党的隐约说辞，作为将来替逆党翻案的说法。如果不能因此混淆国家的是非、倾害善类，那造成的祸害就不可胜言。自古以来，善类所归属的群体中，偶尔也有品德不端的闲杂之人，这是常有的事。东汉东京声名鼎盛，难道没有逃避死难的张俭吗？元祐党籍中，也有巧妙逃脱禁锢的元章。三位贤士结为朋友，各自的官职事业分列一席；七位贤人寄居山林，山涛、王戎也可……。难道因为邺宫一姓的罪恶，就把铜台全部的声誉都毁掉吗？只是温公一度信任蔡京，绍述之祸便随即兴起；唐室一度任用李逢吉，兴复大业便没有完成。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纵观往事，这句话确实是千古不变的定论，为什么今天偏偏要怀疑它呢？’

译八月，命锦衣都督冯可宗派遣差役侦缉办事。礼科袁彭年上疏说：“高皇帝时没有听说过厂卫，相传文皇帝十八年才设立东厂，命内宫掌管此事；这件事正史没有记载，只有大学士万安实行过，也没有听说特别以侦缉办事著称。此后第一次兴盛是在成化年间。然而西厂的汪直任职一年多便被罢免，东厂的尚铭一有罪过就被斥退，当时还不能称为纯粹的治理。第二次兴盛是在正德年间。丘聚、谷大用等人相继掌权，都倚仗逆宦煽动暴虐，酿成十六年的祸乱，天下骚动。第三次兴盛是在天启年间。逆魏造成的祸患，几乎危及社稷，是近事中明显的鉴戒。除此以外，历代圣君都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形。厂卫的兴盛或衰败，世道的治乱也因此受到影响。近来先帝在位时，也曾任用废卫来访查缉捕，但当时世上绝没有不经营活动就能得到的官职，朝廷内外自然有不胫而走的贿赂，所以逃避法网的办法，竟从秘密罗网的地方布置出来；作奸犯科的事情，又借助侦察奸邪的人来进行。起初还只是以帕币礼仪相互交际，是人情往来的常态；后来竟发展到贿赂数以万计，形成极其严重、无法挽回的局面。这难道不是因为依靠权势的途径越来越秘密而专擅，传递关节的渠道越来越曲折而耗费吗？归根到底，刁钻的风气煽动起来以后，官长不能依法处置胥吏，差役反而可以胁迫他们的上司，这种情形不能不改革。” 奏疏送入后，袁彭年被贬为浙江按察司照磨。当时太妃从河南来到，弘光帝命户部、工部限三日内搜括万金，用来供给赏赐。太监诸朝进请求拨给工料钱粮，约数十万。工部尚书何应瑞、侍郎高倬苦于无法筹措金钱，恳请崇尚节俭。工科李清也上疏请求节省。皇帝不听。又下诏选内员、选宫女，街巷一片骚动。科道官利瓦伊樾、陈子龙、朱国昌各自上疏进谏，也不听。加恩表彰辅翼拥戴之功：授史可法少保，马士英太子太师，高弘图、姜曰广、王铎太子太保；徐弘基、刘孔昭、朱国弼、柳祚昌以及太监韩赞周、卢九德，各自升官并给予世袭荫封。又加恩表彰南临之功：授史可法少傅，马士英少保，高弘图、姜曰广、王铎太子太傅。特升李沾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晋升朱国弼为保国公，张文光为太常少卿，因为他们定策的功劳较多。改授朱统■〈金类〉为行人，因为他自行陈述而驱逐姜曰广的缘故。赦免从逆后归来的兵科时敏，令其在大瞿山开屯；中允卫胤文兼任兵科给事中，监理兴平伯的军队。任命原先没有从逆而南来的蓟辽总督王永吉经略山东、河北；兵部尚书张缙彦代替丁启睿任总督河南，劝导农耕。王永吉历任内外官职，通晓军事，山东一带感念他的恩德和义举，即使东平也听从他的约束。而张缙彦一向富有经世才干，在河南遍历深山穷谷，宣扬朝廷的恩德，招致询问流民，给田地让他们开垦，倡导义举、兴兵抗敌，奋勇而不顾家庭；他的母亲、祖母、妻妾因流离而相继死亡。他处境艰难而没有成就，君子都为他惋惜。任命渡海归顺的顺天巡抚杨鹗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川、湖、云贵、广西。罢免浙江巡抚黄鸣俊，降职浙江巡按任天成，因为许都的余党再次叛乱，处分尚未确定。又议论前任巡按左光先的罪过，命在朝的浙江籍大臣上奏说明情况。左光先在浙江任职时，风纪裁断清正卓异；因为他是左光斗的弟弟，和阮大铖有世代的仇怨。他又首先弹劾马士英、阮大铖，所以阮大铖借事陷害他，朝廷中没有人敢替他说直话。苏松巡抚祁彪佳独自说：‘许都之变突然发生在东阳，义乌、浦江都没有坚固的城池。左光先事情办完离开浙江，听到变乱后立即回来，抚慰军民，县署空缺的一切事务，以及调兵筹饷等事，全都是他从早到晚辛苦筹办的。变乱发生不到一个月，首恶便被擒获，两浙由危急重新安定。如今却奉旨追究。那些玩弄兵器、揭竿而起，直到攻破城池、占据州县的人，难道罪不该死吗？当时在兵威逼迫之下，贼人已经穷困窘迫，后来才乞求活命，这和在阵中擒获没有区别，并不是诱骗投降。假如诛杀铲除不力，养虎遗患，日后国难进一步扩大，又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怎么可以反而把激变的罪名加在他身上呢？”于是阮大铖对祁彪佳也恨得咬牙切齿。升任解学龙为刑部尚书；改任兵部主事凌駉为御史，巡按山东，并可酌情联络河南等地。起用丁魁楚为巡抚承襄，升王濴为巡抚登莱、越其杰为巡抚河南，均任佥都御史。越其杰因乡试中式后被罢职闲居，又因为是马士英的妹夫而被起用。丁启睿已经因观望而改任推官，越其杰、张燮、王永吉赴任没有地方，三人都没有前往。按照保国公的先例，晋升东平伯刘泽清为侯爵，又晋升诚意伯刘孔昭为侯爵，刘孔昭不接受。又封福建总兵官郑芝龙为南安伯，赐给蟒衣。刘国弼推荐钦案中的杨维垣，任通政使。起用蔡奕琛为吏部右侍郎。内批补授张捷为吏部左侍郎，不久升为尚书；补授张孙振为御史，掌管河南道印。张孙振论劾苏松巡抚祁彪佳贪污奸邪，并且在定策问题上有异议，言辞牵连吴甡、郑三俊、刘宗周等人。祁彪佳被罢免离任。任命易应昌为都察院副都御史，郭维经为佥都御史。起用葛寅亮为太常寺卿，成勇为福建道御史，文安之为詹事府詹事，刘同升为翰林院侍讲，赵士春为翰林院编修。葛寅亮、文安之向来清望著称；成勇因进谏获罪，刚直的声名震动天下；刘同升、赵士春则有忠孝世代相传的声誉；他们都因弹劾杨嗣昌夺情起复，与黄道周一起公开进言而离开朝廷。升贺世寿为户部督仓尚书，起用王志道为户部侍郎，申绍芳为督饷侍郎。王志道辅佐宪臣时，因监视内官越权干预、弹劾官员，在朝廷上争辩而被革职；申绍芳为官清廉谨慎，先前因温体仁想要倾陷文震孟、许誉卿，罗织罪名把他们遣戍，到这时为他们昭雪。礼部尚书顾锡畴赴海上祭祀，命侍郎管绍宁代理礼部事务。加大学士王应熊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赐蟒剑，开藩遵义。升张凤翔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巡抚苏松；卢若腾为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卢若腾因在海道任职时有功绩而被提升，但没有赴任；张凤翔则因杀贼官员而被推荐到京。

译九月，追赠北京殉难诸臣谥号：大学士范景文谥号“文贞”，户部尚书倪元璐谥号“文正”，左都御史李邦华谥号“忠文”，副都御史施邦曜谥号“忠介”，戎政侍郎王家彦谥号“忠端”，刑部侍郎孟兆祥谥号“忠贞”，大理寺卿凌义渠谥号“忠清”，太常寺卿吴麟征谥号“忠节”，庶子周凤翔谥号“文节”，谕德马世奇谥号“文忠”，中允刘理顺谥号“文正”，简讨汪伟谥号“文烈”，太仆寺寺丞申佳胤谥号“节愍”，给事中吴甘来谥号“忠节”，御史陈良谟谥号“恭愍”，陈纯德谥号“恭节”，王章谥号“忠烈”，吏部员外许直谥号“忠节”，兵部主事成德谥号“忠毅”，金铉谥号“忠节”，观政进士孟章明谥号“节愍”；建立祠堂，赐名“旌忠”。赐刘理顺的妻子万氏、妾李氏、母亲张氏为淑人，金铉的母亲章氏、妾王氏，汪伟的妻子耿氏为恭人，马世奇的妾朱氏、李氏，陈良谟的妾时氏为孺人；建造牌坊加以表彰。又追赠勋戚惠安伯张庆臻谥号“忠武”，襄城伯李国桢谥号“贞武”，新乐侯刘文炳谥号“忠壮”，左都督刘文耀谥号“忠果”，驸马都尉巩永固谥号“贞愍”，太监王承恩、王之心谥号“忠愍”，李凤翔谥号“恭壮”（李凤翔是因投降贼军而被杀的人），大同巡抚卫景瑗谥号“忠毅”，宣府巡抚朱之冯谥号“忠壮”，总兵官吴襄谥号“忠壮”。特意追赠辽国公周遇吉谥号“忠武”，工部主事王锺彦、经历施溥、中书舍人宋天显，各自给予祭祀和安葬。追赠刑部郎中李逢申为太仆寺少卿，诸生许琰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布衣汤文琼为中书舍人。又先后补行追赠开国诸臣谥号：郢国公冯国用谥号“武翼”，济国公丁德兴谥号“武襄”，德庆侯廖永忠谥号“武勇”，定远侯王弼谥号“武威”，长兴侯耿炳文谥号“忠愍”，颍国公傅友德谥号“武靖”，宋国公冯胜谥号“武壮”，永义侯桑世杰谥号“忠烈”，河门王俞廷玉谥号“武烈”，东胜侯汪兴祖谥号“武愍”，□□侯茅成谥号“武烈”，济阳侯丁普郎谥号“武节”，高阳郡侯韩成谥号“忠壮”，东邱郡侯花云谥号“忠毅”，丹县男孙炎谥号“忠愍”，当涂县子王恺谥号“壮愍”，高阳郡侯许瑗谥号“忠节”，溍云伯胡深谥号“襄节”，御史中丞章溢谥号“庄敏”，晋府长史桂彦良谥号“敬裕”，詹事唐铎谥号“敬安”，祭酒刘崧谥号“恭介”，东莞伯何真谥号“恭清”，平遥训导叶居升谥号“忠愍”，姑熟郡公陶安、学士詹同，都谥号“文献”。又补行追赠正德朝因死谏而死的诸臣谥号：御史蒋钦谥号“忠烈”，兵部员外陆震谥号“忠定”，工部主事何遵谥号“忠节”，刑部主事刘较谥号“孝毅”，大理评事林公黼谥号“忠恪”，行人孟阳谥号“忠介”，李绍贤谥号“忠端”，俞廷瓒谥号“忠愍”，李翰臣谥号“忠毅”，詹轼谥号“忠洁”，刘平甫谥号“忠质”，给事中周玺谥号“忠悫”，指挥张英谥号“忠壮”。又补行追赠天启朝因宦官祸难而死的诸臣谥号：副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周朝瑞、御史周宗建、袁化中、李应升，都谥号“忠毅”，黄尊素谥号“忠端”，工部主事万燝谥号“忠贞”，副使顾大章谥号“忠愍”，苏松巡抚周起元谥号“忠惠”。又补行追赠建文朝死难诸臣谥号：文学博士方孝孺谥号“文正”，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刑部侍郎张昺、太常寺少卿卢原质、给事中叶福，都谥号“节愍”，礼部尚书陈迪、御史大夫景清、大理少卿胡闰，都谥号“忠烈”，兵部尚书铁铉谥号“忠襄”，修撰王叔英谥号“文忠”，礼部侍郎黄观谥号“文贞”，户部侍郎卓敬、御史大夫练子宁，都谥号“忠贞”，衡府纪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都谥号“贞毅”，编修王艮、太常少卿廖升，都谥号“文节”，刑部尚书暴昭、左赞善连楹，都谥号“刚烈”，都御史茅大方、御史高翔、教授陈思贤、燕府伴读俞逢辰，都谥号“忠愍”，给事中黄钺谥号“忠献”，御史曾凤韶、参军断事高巍，都谥号“忠毅”，左拾遗戴德彝、御史魏冕，都谥号“毅直”，知府姚善、知县颜伯玮，都谥号“忠惠”，大理寺丞邹瑾、兵部侍郎谭翌，都谥号“忠愍”，都御史陈性善谥号“忠节”，燕府长史葛诚谥号“果愍”，刑部侍郎胡子昭谥号“介愍”，谷府长史刘璟谥号“刚节”，御史林英谥号“毅节”，魏国公徐辉祖谥号“忠贞”，越隽侯俞通渊、都指挥瞿能，都谥号“襄烈”，卫卒储福谥号“贞义”，都指挥谢贵、庄得，都谥号“勇愍”，马宣谥号“贞壮”，朱鉴谥号“壮烈”；这些谥号都是采纳给事中李清的请求而批准的。又先后补行追赠右都御史沈子木谥号“恭靖”，工部尚书沈儆炌谥号“襄敏”，副都御史张玮谥号“清惠”，礼部尚书董其昌谥号“文敏”，大学士何如宠谥号“文端”，孙承宗谥号“文忠”，太常少卿鹿善继谥号“忠节”。

译礼科沈胤培上疏请求册立中宫、举行经筵、确定朝廷礼仪，说：“如今宫中没有因失职而警惕自责的劝戒，崆峒山也很少有向黄帝问道那样的求教谋议。有时因为依附新君而被任意施予喜怒，后宫深远、前堂高峻所应有的礼义没有得到彰显；是非有时被街市上传言的老虎混淆，阴阳消长的关键令人担忧。陛下如果确实想到自身是祖宗托付的身体，先帝的大仇一天没有报，九庙的神灵就一天感到怨恨悲痛。而要端正朝廷、端正百官、端正万民，应当先从宫闱开始，所以选立中宫是第一要务。经筵已经奉有明确旨意，尤其请求赶紧举行，或者召集词臣询问经史，或者召集部臣考察政治，并且时时让台谏官陈述得失。宫中处理万机事务有空闲时，应当翻阅《资治通鉴》和本朝《宝训》等书，以了解前代兴亡的迹象、祖宗达到治平的原因。至于朝廷议政多有缺漏，重大典礼还未完善，例如朝门不应奏乐却奏了乐，各衙门应当上奏事情却不上奏；凡是这类事情，都应当加以申令整饬。”户科吴适上疏请求忧劳勤政、节制爱惜，说：“国耻尚未洗雪，陵寝已经成为废墟。豫东收复没有期限，楚、蜀遭受的摧残更加严重。旧都刚刚草创，一件事情还没有办成；千疮百孔，忧患危机纷纷聚集。又何况京畿以南各省，到处都有旱灾。加上臣僚之间的消长多有忧患，将帅之间相互倾轧而结怨。伏望陛下始终保持戒惧警惕，同时仿照祖制，早、午、晚三次临朝，勤于御临经筵，亲自询问时政，亲近儒臣。朝期不要再随意传令免朝，并且亲自崇尚俭约。宁可崇尚茅屋，也要减少营造工程；严格爵禄赏赐，重视名位器物；对极细微的钱财也一定要爱惜，使它们用来帮助军务。凡是没有依据的征收，一概下令停止；受灾的地方，核实清楚后酌情缓征；贪墨官吏一定惩罚，蛀蚀政务的胥吏一定处死。治理根本的策略，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呢！” 大理寺卿郑瑄上疏推荐苏松兵备程珣。恰逢程珣与乡宦彭歌祥的妾杜氏私通，事情败露后双方互相揭发，被马士英听说，便在奏疏上批示严厉处置。杜氏赠给程珣的诗中有这样的话：“怜惜贵客为芳心陶醉，想去拜访仙郎却只见远处的帆影。”当时人们共同传诵这件事。皇帝从宫中直接下旨提拔福建副使郭之奇为詹事府詹事。内批补授□□□梁应奇为给事中，王懩、郑瑜为御史。召令向贼寇李自成投降后献纳财物的锦衣都督刘侨到京，仍补授原官。当初左良玉收复蕲、黄时，刘侨送给马士英赤金三千两、女乐十二人。马士英笑着说：“这一件东西就足以解除西伯的忧患。”于是欺骗先帝，让刘侨复职；到这时又任用了他。任命陈盟、谢德溥为礼部右侍郎兼詹事府詹事，余扬为吏部文选司主事。晋升何腾蛟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巡抚湖广。追夺川抚张论平定奢酋的捷功。加淮抚田仰为兵部尚书，世袭荫授锦衣指挥使。田仰屡次上疏请求军饷；弘光帝认为东南的饷额不到五百万，江北已经发给三百六十万，怎么能用有限的财物供给没有止境的需求？命田仰与刘泽清通融筹办。当时刘泽清大兴土木，在淮安建造宅第，极其壮丽，四季居室都齐备，越制仿拟皇宫；让士卒在淮河一带休息，没有北上的打算。田仰参与了这些事情，只知道请求军饷，不知道军饷用在了哪里。田仰原本是马士英的私人党羽。马士英请求免除府、州、县童生参加考试的资格限制。上等户缴纳银六两、中等户四两、下等户三两，就可以参加院试。又下诏实行纳贡条例：廪生缴纳银三百两，增生六百两，附生七百两。又设立捐纳以资助工程的条例：武英殿中书缴纳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一千两，推知衔一千两，监纪、职方则有一万、数千等不同数额，都是为了资助军务。当时人们因此编成话说：“中书到处都有，都督满街行走；监纪多得像羊，职方低贱得像狗。荫官起自千年尘土，拔贡只需呈上一封文书。扫尽江南的钱财，全都填进马家的口袋。”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祈求政治能够坚持到底；下令送交刑部审问治罪。又有布衣何光显上疏请求诛杀马士英、刘孔昭；下诏在市集处死，抄没他们的家产。远近的人都替他们申诉冤屈。卷三 南都（下） 十月初一，命令铸造弘光钱。当时太庙门发生火灾，户科吴适上疏陈述这是上天昭示灾异的事实：“第一，应该实行日讲。请下令确定日期，使那些传闻中有道德有学问的臣子，早晚都在皇帝身边，考察询问经史，虚心听取意见。还应取来《祖训》《大诰》等书，时时省察阅览，作为借鉴。第一，应该举行午朝。阁部大臣以及台垣中没有实职的官员，都可以亲自接受皇帝的清问。就在应对皇帝之后，采集民间疾苦，以疏通民众的隐情；核查功劳和罪过，以勉励边疆大臣；辨明是非，以斥退奸邪谄佞之人。”奏疏呈入后，没有得到省察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