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一

译两广总督叶某非常迷信扶乩。起初，英国人来索取过去的馈赠，叶某向乩仙请示，乩仙说：“不必做什么，他们自然会离去。”后来英国人果然同邻国发生冲突，迅速撤走。叶某从此更加尊奉乩仙。咸丰八年，英国兵船再次到来。叶某更加虔诚地祈祷，乩仙判示说：“静静静，自然会平定。”叶某相信了，于是不作防备。英国人送来书信，他也不答复。当时正值考校武科，英国人突然到来，把叶某掳走。叶某在船中作诗，其中有“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空泛使臣槎”两句。英国人回去后，用玻璃匣子盛着他的诗，抬着到四国游览，观看的人每人付一钱。他的某个门生写挽联说：“身依十载春风，不堪回首；目断万重沧海，何处招魂。”可以说很善于立言。广西人蒋琦龄，字申甫，官至顺天府府尹，以忠诚勤勉著称。他喜欢议论政事，为当时的人所厌恶，于是请求辞官回乡奉养父母。同治初年，他上呈振兴中兴的十二条策略：一是端正政治根本，二是革除粉饰，三是任用贤能，四是开通言路，五是体恤百姓隐情，六是整顿吏治，七是筹措军需，八是诘问并警戒行为，九是慎重使用名位器物，十是体恤旗人奴仆，十一是挽救衰败的风气，十二是崇尚正学。全文一万三千多字，都真挚明达，切合当时的需要，即使苏轼、叶水心也不能超过它。现在摘录其中最为警策的四条。“革除粉饰”一条说：君主所凭借来感动和沟通亿万百姓、把他们联结为一体的，只有一个“诚”字。《易经》说：“诚信可以达到猪鱼。”《尚书》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至诚可以感动神明”。有了诚，即使天神那样遥远、猪鱼那样顽愚，也都可以用同一股真诚之气使它们信服，何况臣民呢！所以说，真诚能够感动物类。不真诚，就没有什么能够被感动。朝廷发布的诏令，有的读了会产生感动，有的看了却漠然无动于衷，区别只在于真诚与不真诚。英明的君主在天下尚未混乱时制定治策，在国家尚未危险时保卫邦国；贤能的宰相在祸患尚未发生时预先防备。因此，太平时期也有许多相互警戒的议论，承平之世也有奏报水旱灾害。若不幸时运遭逢困厄，灾害一并到来，就一定要下达哀痛的诏书，追悔过去，深深责备自己，希望与天下重新开始。如果已经混乱却认为没有混乱，已经危险却认为没有危险，这是把四海百姓当作遥远之人，把百姓当作愚昧之人来欺骗；哪里只是百姓的愚昧不能欺骗，反而会使人哀叹朝廷甘心衰败、毫无振作之意，使忠臣贤士因此丧失锐气，使盗贼听闻后产生野心，其关系实在非常重大。过去成汤因为责备自己而迅速兴盛，楚昭王因为采纳善言而复兴国家。唐德宗在奉天发布赦书，痛切地承认自己的过错，没有任何忌讳；诏书宣布的那天，即使是武夫悍卒，也没有不想奋发尽忠的，有见识的人知道叛贼并不难以平定。我朝嘉庆十八年林清发动的变乱，不过是小丑突然作乱，但仁宗睿皇帝仍然因此下诏承认过错、责备自己，朝廷内外无不感动喜悦，后来得以平定祸乱，重新达到太平，延续了将近五十年。真诚能够感动万物，事实明明白白就是如此。自从穆彰阿、载垣等人掌权以来，政事无论大小，都托付给机密机构，往往秘而不宣。一方面是为了钳制言官的嘴，达到他们堵塞言路、隐瞒实情的奸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不学无术，认为一切战争、兵乱、盗贼等不祥之事都会损害政体，足以使诏令失去光彩，所以万不得已必须公布时，也一定改变原有文辞，用美好的名目加以粉饰。这种做法沿袭日久，竟被视为理所当然。庚申之变时，敌寇已经逼近国门，仍然致力于保守秘密。朝廷大臣偶尔有人议论此事，便一定追问他的消息是从何处听来、从什么人那里得到，以致满朝大臣都闭口不言，最终逐渐发展到皇帝播迁。后来幸而堵住了边墙，仍然没有一纸明诏告知天下。事情到了这种极点，哪里还能隐藏？只会让传闻各不相同，使远近震惊。不久，京畿以南和山东的奸民纷纷揭竿而起，安徽、河南的捻军贼寇更加肆意长驱，难道不是粉饰造成的严重祸害吗！唐朝大臣陆贽曾说：“用言语感动人，所能感动的已经很浅；言语又不切实，谁肯把它放在心上？” 臣恭敬地希望朝廷从今以后鉴戒过去，以真诚同天下臣民相见；谈到祸乱时，不妨流着眼泪陈述实情。仁德的诏令既已发布，就不应再掺杂忌讳。一切如“秋弥”“和戎”“恭顺”“就抚”之类的名目，都应删除。任用官员、施行政务，要明白地下达谕旨。批复章奏，应全部发出抄本；除非关系军事机密、不能公开而预先泄露，否则即使郡县失守、军队失去战机，朝廷即使不宣布，民间难道会没有听闻吗？与其让传闻流传并使说法更加严重，哪里比得上公开告知来振作人心呢？而且这样可以使外廷共同看见、共同听到，那么怀有忠心和义气的人，对于朝廷的得失，都能及时补救疏漏、拾遗补阙，随时议论、营救。所谓通过责备自己来收服人心，通过改正过错来回应天道，杜绝权奸堵塞蒙蔽的私心，激发四海忠臣义士的气节，全都在这里。这就是臣请求革除粉饰的原因。“任用贤能”一条说：自古以来太后临朝听政，声誉功业盛大而没有留下任何非议的，只有宋朝的宣仁高后罢了。但宣仁高后不过是在神宗变法之后，起而修复旧政，以此缓解百姓困苦；处在太平时代，本来就容易显示功绩。哪里比得上我们两宫皇太后为国家除去心腹之患、广泛救济艰难！这确实是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她们的贤能远远超过宣仁高后。考察宣仁高后的政绩，首先在于任用贤能。所谓“元祐年间开创皇极，功劳归于任用老成之臣”。像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贤臣，不只是起用而已，还都授予宰相权柄；即使文彦博年近九十岁，仍然命他每五天到都堂一次，参与裁决军国大事。其余如苏轼、刘挚、滕元发、鲜于侁等人，分别担任侍从、台谏、京尹、监司，都能各自胜任其才。这就是她能够成就扭转乾坤的功业、获得“女中尧舜”称号的原因。如今先朝旧臣，已经依次全部受到征召任用，实际上与宣仁高后时前后相同。朝廷尊重老成之臣，难道只是把他们珍视得如同鼎彝、要求他们坐镇而已吗？一定是要依靠他们来安定、救济时局的艰难。像现在的祁寯藻、翁心存这样忠诚纯正的人，应当参与大政，辅佐机密事务。如果只白白占有内阁的虚名，拘守一个部的旧例和案牍，那么他们所能发挥的补益也已经很少了。

译倭仁、李棠阶适合任师儒，王庆云适合掌管度支，王茂荫适合主持台垣，应当各自任用他们的长处，这样才能各自收到成效。那些尚未被起用的人，如前任副都御史张芾的忠诚正直，前任总督吴振棫的练达干练、张亮基的能干有为，前任布政使马秀儒的纯厚笃实、庄受祺的精明敏捷；小臣中我所知道的，如前任科道宗稷辰、蒋达、尹耕云、陆秉枢的耿直敢言，前任编修何绍基的品行端正、学问深邃，前任编修郭嵩焘、主事王柏心的留心经世济民，编修袁保恒的熟悉武略，前任道员张百揆、陕西知县田福谦、现任四川知县孙濂的循良声誉，都属于一时的优秀人才，足以任用。知道人才却不任用，和不知道人才一样；任用了人才却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也和没有任用一样，所以认识人才一定还要善于任用人才。又有话说：耕田应当问农奴，织布应当问婢女。《易经》说：“声音相同就互相应和，气息相同就互相追求。”朝廷如果想广泛搜罗贤能俊杰，不如就让今天所谓的贤者，各自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他们既然怀着推荐人才来侍奉君主的忠心，自然不会有隐蔽贤才而招致不祥的顾虑。至于现在所谓的明保，不论是什么人，只要官居二品以上，就责令他们荐举士人；他们仍然不免受流俗眼光影响，哪里能够因此就具备识别人才的才能呢？其中奸黠的人挑选一两个徒有虚名的人来装饰视听，却把自己的亲信党羽混入其中。督抚仗恃权势，按照个人的爱憎取舍人才，甚至徇私送礼、收受贿赂，这些事情都不能避免；他们保举的人不合众望的尤其多。然而朝廷不加察辨，一概命令送到吏部，想在引见、召对的片刻之间判定他们的贤能与否，这一定做不到。没有办法处分，就仍然一概令其记名，随后又被提拔任用。这就像在黑暗的房间里摸取东西，难怪鱼目和珍珠混杂，香草和臭草无法分辨；想要收到得人的成效，不也太难了吗！治理政事在于任用人才，而任用人才尤其是施行政务的根本，怎么可以不慎重呢！这就是臣请求任用贤能的原因。“开通言路”一条说：如今已经下达明确诏令征求直言，朝廷内外的臣民都欣喜地不停颂扬圣明的治理，我却还要区区地过分忧虑，请求开通言路，为什么呢？大概是人情喜欢名声而厌恶实际，有开始却很少能够坚持到底。明代遇到灾害时也常常征求意见，等到意见说得过于直率，内心就不高兴。因为已经下诏求言，不能因言论而治人的罪，便默默记住这件事，慢慢等待时机、寻找他的漏洞，最终一定要把这个人贬斥驱逐才罢休。这就是所谓喜欢名声而厌恶实际。唐太宗、唐明皇都能虚心采纳劝谏，但贞观、开元之治后来却不如开始，最终甚至推倒魏徵的碑，形成“仗马”之喻，这就是所谓有开始而少有终局。我朝圣明的君主相继承继，每逢登极之初，按惯例下达征求意见的诏书，难道只是沿袭旧例、装饰空文，初登大位时征求意见，以后就可以不再征求了吗？实在是因为采纳谏言是君主德行的首要内容，无时无刻不应如此；只是担心时间久了有时会做不到，所以每逢登极，便把它看作首要事务，反复提醒并使其警醒，大概是申明旧章的意思。然而言路仍然有不通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天下的治乱，要看言路的通塞，又要看宰相的贤能与否。宰相贤能，自然会开导、诱掖并扶持言官，只担心言官不敢说，只担心他们的意见不能全部说尽。即使如此，见解有所偏颇，贤者也不能避免，韩琦对于司马光、司马光对于苏轼就是这样，何况比他们更差的人呢！政府和言官，大多彼此对立如水火。权臣如果想施展专权擅断的手段，就必先钳制言官的言论，大则杀戮，小则放逐，使他们有所畏惧而不敢进言；这种伎俩大体相同，史册记载的事例如出一辙。唯独我朝圣明的君主在上，权力没有下移到臣下，所以想在这方面施展堵塞视听的奸计，大概也不是容易的事。道光、咸丰末年，我都在京城，从外围暗中观察，心中多次思量此事。我私下感叹，他们用心的巧妙、手段的精密，是历来未曾有过、史册也未曾记载的。请允许我为皇上把这些情况全部陈述出来：一是隐瞒机密，二是触犯忌讳，三是摘取过失，四是暗示意旨，五是反过来寻求罪责。运用这五种手段，堵塞视听的奸计便能得逞，台谏的言论也就被封住了。什么叫作隐瞒机密？章奏常常不发给有关人员抄阅，谕旨也很少公开颁布。朝廷的举动，即使是朝廷中的官员，也只能从传闻和似是而非的消息中得知；既不敢把风闻当作毫无根据的言论，又怕因泄露机密而被追究罪责。臣子献身朝廷，本来就不惜粉身碎骨，只希望对国家有所帮助；如果有幸能够以折断门槛、拉住衣襟的方式进谏，最终使君主醒悟，那么即使自身遭遇不可预测的祸患，这份心意也足以使自己感到安慰。如果先以私罪治罪，而且兴起大狱，牵连朋友，株连无辜，那么进言必定不会被采用，这一点已经可以想见；谁还不会灰心丧气、闭口不言呢？庚申之变以前之所以没有一篇冒犯龙鳞的奏章、没有一句挽救局势的话，并不是所有廷臣都没有良知，实在是载垣、端华劫持控制朝政的罪行，已经到了不可诛杀也难以容忍的地步。什么叫作触犯忌讳？朝廷用人行政，怎么可能有正确而没有错误？在殿陛之上争论可行与否，即使有所失误而不至于最终酿成大错，这正是古今设置谏官的本意。如今任用一个人、施行一项政令，进言者提出意见，朝廷如果采纳，就认为君主的威福没有掌握在上面，权柄将要下移了！小事尚且应该进言，大事更应该进言，这是显而易见的；小臣有不当之处应该进言，大臣有不当之处更应该进言，这也显而易见。可是任用大臣、施行重大政令时，却反而把台谏视为疏远之人，认为小臣的事情不应由他们议论，朝廷自有权衡。那么台谏应该进言的究竟是什么事呢？这就难怪不肖者只会罗列细小过失，贤者也只能寄托于空泛的议论了。接受谏言，是美名，朝廷非常希望得到；侵犯权力，却是大恶，人主深深忌惮。除了宰相的罪责，还能归罪于谁呢？什么叫作摘取过失？既然求取言论十分迫切，进言的人就必然很多；进言既然很多，怎么可能全都完善，甚至借公事营私、粉饰言辞以求进用，末世的弊病，没有什么不会出现！这就要靠朝廷广泛采纳而精心选择。

译陆贽说过：“上天不因为大地上有坏树木，就废止万物生长；天子不因为世间有小人，就废止听取和采纳意见。”可是奸臣却摘取进言中不恰当的部分，使朝廷产生厌恶；摘取进言中有弊病的部分，来激起朝廷的愤怒。朝廷既厌恶又愤怒，奸臣便趁机构陷进言者，说这些人全都不值得采纳，只会扰乱人心。却不知道舜取用善言，在于考察近臣的言论并执两端而取其中；既然如此，所考察的言论未必全部采用，但凡有人进言，却没有不加以考察的。求取言论，却因一次被汤水烫伤就怕喝汤、因吃了辣菜噎住就不再吃饭，因噎废食，这又是宰相钳制言官的手段。什么叫作暗示意旨？自古设置官职，大多重视内官而轻视外官；近来因为京官清苦，借助外任来作为鼓舞官员的办法，于是权臣便用这种办法对待言官：如果公开降职处罚，朝廷就会有拒绝谏言的名声，进言者也会实现沽名求誉的愿望；不如暗中表示意旨，沉默不言的人全都获得外任，多言的人则调回原衙门。天下中等才干的人多，豪杰却少；庸俗之人贪图利益，又超过爱惜名声。他们看到朝廷的爱憎如此，谁不会仰望、迎合风向和旨意，以便为自己谋求道府之职，成为方面官员呢？科道也是清要官职，贤者难道会羡慕显贵的仕途吗？又有什么不能长久任职的呢？他们却不知道，如果这个人确实贤能，一旦知道自己不被任用，进言也不被听从，在显露脸色、发出声音之后，必定不肯留恋官位以增加朝廷的厌恶；他们不能不整顿行装退去，相继离开，这是形势所决定的。道光末年，敢于直言的人很少，圆滑逢迎已经成为习惯，难道不是这个原因吗？什么叫作反过来寻求罪责？言语和行为彼此相顾，是儒者用来严格要求自己、修养自身的原则；听取言论和任用人才，朝廷本来是分作两件事的。况且每个人都有所能和有所不能；如果放置宰我、子贡长于言语的才能，却要求他们负责文学、政事，他们一定会推辞说自己不敏于此。张良是谋划策略的大臣，如果让他走出帷幄，承担治理国家、统率军队的职责，也不是他所能胜任的。那么，能说宰我、端木赐不如冉有、季路等贤人，张良只会空谈，不如萧何、韩信吗？何况权奸从中牵制，也必然不会成功。狄山抵御匈奴，周处攻打齐万年，最终都失败身亡，难道是因为他们没有才能吗？至于父子兄弟之间，功劳和罪过尚且不能相互牵连，朝廷听取言论又与此有什么关系呢？只是穆彰阿侍奉成皇帝日久，知道圣人崇尚实学，特别重视实践，所以每逢臣下进言，便要求他们拿实践言论的实际效果来证明；一旦没有成效，不公开排斥攻击，却暗中表示讥讽。皇上心中既然因为他们言行不符而厌弃他们，这些人自己也会顾念自身而感到惭愧，同朝官员于是面露怒色，互相告诫。甚至御史朱琦颇有直言的声名，找不到他自身可以指责的地方，便以他的弟弟获罪为由，说他连自己的家人尚且不能治理。朱琦的论奏于是多不被采纳。哪里知道朝廷并不是因为言论而任用人，也不是因为人而废弃言论。贤人君子的议论，有时也有不能采用的时候；佥壬小人的建议，也有许多不可废弃之处。如今却因为言论而责罚进言的人，接着又因为这个人而废弃他的言论。依托正当的议论来推行阴谋，这正是穆彰阿的奸诈，比载垣等人更不容易识破。最终因此堵塞忠臣进谏的道路，造成和议的失误，酿成潢池之祸，成为导致动乱的罪魁祸首。臣所说的本来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援引过去的事可以警戒将来，而且恐怕旧有习气也还没有完全清除；圣明的君主如果能够预先洞察这些奸计，那么所谓喜好虚名、厌恶实效，以及有好的开头却很少有好的结局的弊病，都不用特别告诫便会自行消除。臣请求开放言路，所指的就是这个。“整顿吏治”一项说：盗贼兴起，是由于吏治败坏；吏治败坏，是由于官员的选用和进用过于滥杂。用人应当采用正途，而眼下妨害正途的有两件事：一是捐纳，二是军功。捐班妨害正途、损害吏治，这一点人人都会说，朝廷也知道；既然知道，却苦于捐纳条例不能停止，所以不得已只好听任实行。既然已经听任实行了，难道就不再过问吏治了吗？可是朝廷仍然殷切地把吏治放在心上，进言者也战战兢兢地以吏治为言，因此臣请求能够切实指出其中的弊病，希望朝廷还能设法挽回万一。捐纳条例不能停止，这是出于不得已。如果一定让捐班凌驾于正途之上，势必挤压正途，使其全部消失；势必迫使正途出身的官员也仿效捐班的做法，使天下做官的人不全都出自捐班便不停止，使天下人的思想和风俗不全都变成捐班的样子便不停止；这也能叫作不得已吗？这样还谈什么吏治呢？过去的捐班，不过是在正途之外另增加一条途径。不久便与正途并驾齐驱了，又不久便超过了正途；如今正途寥寥无几，已经到了有时减少、有时甚至没有的趋势。这其中的原因，部臣、疆吏都分担责任，而督抚的责任尤其严重。各省的风气大致相同，而直隶、河南尤其严重。近来吏部的选官办法，使正途出身的人员几乎没有到任的日子；这是部臣想鼓励捐生，只知道有度支，不知道有吏治，但这还可以说是被经费所迫而造成的。至于督抚厌恶正途、任用捐纳人员，则不完全是为了鼓励捐生。南方各省苦于战乱，军功出身的官员居多；北方安定，捐班的势力尤其严重。庚申年秋天，臣经过保定，看见那里即用人员不但终身没有补缺的希望，几乎连终身代理任职的期限也没有，困苦穷饿，无法形容，甚至有人后悔不该参加会试并考中，这实在骇人听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督抚既然不是为了鼓励捐生，那么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地违背自己的好恶呢？臣经过深思体察，已经知道其中的原因：正途出身的官员固然有许多败类，捐班人员难道全都是贤能之士吗？无奈正途官员来自乡间，多半出身寒微，他们见识迂腐浅陋，举止生疏，面貌令人厌恶，言语枯燥无味；他们作奸犯科，大多不知分寸，往往逼得督抚不能不知晓，又使督抚不能不办理；如果一味宽容，必然导致决裂；决裂再三，必然导致厌恶，这是形势所造成的。

译如果捐班人员确实都是由富裕人家出身，来自乡间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那么他们全是官员子弟、亲戚朋友和吏胥，依附权势，长期居住在衙署，这哪里是寒微读书人的同类呢？官场上的应酬礼节、趋走应答，文书簿册和约期会集的事务，以及舞文弄法的技巧，他们耳闻目睹，从小学习，养成了圆滑奸诈的才能；再加上声势和党援强盛，他们刚刚进入仕途，连老吏也比不上。还没有作奸犯科时，大吏看到他们应当办理事务的能力，固然认为他们有才；已经作奸犯科后，他们又能放能收，大吏嘴上虽不说，心里或许更加认为他们有才；爱重不止，必然发展到倚重任用；倚重任用不止，必然发展到保举他们，这也是形势所造成的。于是他们借口鼓励捐输，竭力压制正途。又有人借口一视同仁、唯才是用，追究他们所谓的贤能之人，也全都是捐班而已。风气习尚如此，便形成了风气。饥寒所迫，众人纷纷仿效。正途出身的人起初愤恨、憎恶这种现象，后来便羡慕、学习它。同样是作奸犯科，督抚乐于相安无事，就把不容易败露的人视为幸运；朝廷和百姓都受到它的祸害，就把容易败露的人视为幸运。至于羡慕、学习之后，过去不应做的事变成了应当做的事，过去应当做的事反而不做，连容易败露的人也不会败露了。古人说，贪赃的官吏犯法，法律还存在；奸诈的官吏玩弄法律，法律就灭亡了。吏治到了这种地步，人心风俗到了这种地步，危险还是不危险呢？何况开科取士，每次录取一千人，选缺补官，一年还没有一两个名额。求取人才几乎成了空话，应试的人将要少到几乎没有，难道没有值得为之流泪长叹的吗？如今对这些积弊，即使降旨严加诘问，部臣也无法为自己辩解，督抚更一定不肯承认。只说空话告诫，最终还是没有益处。现在的办法是：捐纳条例既然不能停止，只有赶快命令廷臣集中议论，酌情修改现行的选补制度，明确规定各省委署的章程；捐纳和正途分成两条途径，选缺、补官、委署各不相涉。正途人员如果不合适，仍然任用正途人员，不能让捐班侵占。还应略分先后，稍微显示轻重。督抚如果有意故意违反，部臣、科道应当纠察并立即参劾。这样做，或许可以挽回万一吧！至于军功妨害正途，人们都知道；军功妨害吏治，却有人未必知道。三代以后，文武分途，兵民分治；既然分开以后，势必难以重新合并。宋太祖承接五代的弊病，用士人担任县令，评论者说这是他开创三百年太平之治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材官武夫本来就不足以胜任直接治理百姓的职务，何况当时民间凋敝困顿，在赀郎取偿之后，又加上凭借勇武而侥幸进用的官吏；他们把杀贼的办法用来杀害百姓，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而且人才难得，兼有文武才干的人尤其难得。即使诸葛亮还有不擅长将略的一面，光武帝的功臣中也有许多人不能任职于吏事。如今军营保荐人员，往往都说他们文武兼备；如果他们的才能都超过蜀相，品级都高于云台功臣，为什么人才如此之多，贼却还没有平定？莫不是标榜也超过了实际吧？何况有的人甚至没有考语，只要遇到立功，便不授予都、守、参、游等职，而保举为牧、令、道、府；道、府再次保举，便升至两司；两司再次保举，便升至巡抚。不到几年，已经离开横戈跃马的战场，担任总管考察官吏、安抚百姓的职务。即使他的才能出众，也恐怕是平素不熟悉的事情。有人说，军营保举只是看原有资历；他既然以文职起家，就不能再次保举为武官，而且用人之际有许多不得不迁就的地方，要用他所想要的东西引诱他，才能得到他的效力。臣认为这些说法全都大错。近来从军的人，往往预先捐得文职末员的资格，把它作为获得保荐的阶梯；考察他们用意的深处，早已对显贵仕途垂涎。用武力立功，却把转入文职当作愿望；得到官职，却把拥有很多钱财当作荣耀；等到他们志愿得以实现，其他情况也就不问可知了。朝廷对文武并重，各自任用他们的长处；有了功劳，授予重要的军政职务，甚至赐予爵位，难道还不足以作为荣耀吗？文官的职责在于养育百姓；做了官却任凭他残害百姓，只为迁就军营保举，这就是得不偿失。凭借杀贼立功，却让他去治理百姓，这是使用他的短处；依据功劳叙职，却让他去残害百姓，还不如不给奖赏。臣请求从今以后制定法令：不问原来的文武资历，只问他立了什么功；除了襄助谋划、运筹帷幄的人仍授予文官，其余即使是缙绅、监生，只要以杀贼为所长，便授予统兵的职务，不仅使用他们的长处，而且也酬答他们的壮志。这样或许可以使文武各得其当，兵民彼此相安。军功人员妨害吏治，事情才刚开始，祸害尚未显露；朝廷如果知道而预先防范，比整顿捐班也更容易着力，实在不可不加以注意。臣所请求整顿吏治的内容就是这些。光绪三年春，曾国荃任山西巡抚。当时大旱，从八月至二月没有下雨。前任某人害怕发生变故，称病辞职离去。曾国荃到任后，徒步祈雨，过了一个多月仍没有应验。麦子枯死，豆子无法播种，饿死的百姓以百万计。曾国荃忧虑万分。三月乙丑，他下令城中官员中知县以上、绅士中廪生以上的人，都聚集到玉皇阁祈雨。第二天，众人到达，只见大门关闭，庭院中堆满柴草和火药。曾国荃写下祭文向上天报告：“天地生养人类，使他们建立社会准则；没有人，天地也就空虚了。如今山西的百姓将要死尽，而上天仍不降赦，实在是由于官吏不善而招致谴责。再过三天还不下雨，事情就无法挽救，请大家都自焚，以此弥补灾祸和罪责，或许能够挽回上天的怒意，使这些残存的百姓复苏。”祭告完毕，他和众人跪在柴草上，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也不睡觉。戊辰日清晨刚开始，太阳将要出来时，浓云铺展开来。众人正抬头等待，只见云间有神龙蜿蜒游动，鳞片和鳍若隐若现，明亮得像电光，龙尾拖着带状的黑云。大家正共同惊愕，云层渐渐合拢，太阳渐渐昏暗，远处天空传来雷声。不一会儿，大雨倾盆而下，到己巳日才停止。百姓大为欢喜，焚香奏乐，迎接巡抚回去。攸县人龙汝霖任山西高平县官时，施行了有惠于民的政绩。年成饥荒，他先拿出仓中的粮食借给百姓，然后才上报朝廷。离任以后，高平人建祠祭祀他。十多年后，山西大旱，高平也遭灾，知县隐瞒灾情不向上报告。百姓请求借粮，不准；请求缓征赋税，又不准。百姓愤怒，在公堂上喧闹，拆下楹联和匾额，把它们全都烧掉。有位老人从灰烬中看见汝霖的姓名，惊叫道：“这是咸丰年间的良吏，是发放粮食救济百姓的人，怎么能冒犯他呢！”急忙把烧焦的字取出，洗净后埋葬。又重新制作匾额，悬挂在官署中，并到他的祠堂谢罪。

译新化人邹汉勋专心求学，安守清静，著书很多，死后家境颇为零落。龙汝霖任江西官员时，为他刊刻了《颛顼历考》《五音论》《读书偶识》《诗文集》《永甯碑释》五种著作。现在抄录他的跋语如下：“邹氏遗书五种，从前咸丰初年，汝霖在南昌遇到邹君叔绩，看见他所撰的书，便抄录了副本保存下来。叔绩在道光初年时，就已经有著述的志向；后来声名很盛，不久便为国事遇难。国内听说、见过此人的士人，都为他感到悲痛惋惜。等到寻求他所著的书时，大多因为藏在偏僻遥远之地，无法搜集。没有几年，他家又毁于寇乱，保存下来的书也全都丧失了。他的弟弟如果向朋友搜求，也只能得到残缺错乱的本子，再也没有往年的旧本了。当时的人也不再有人寻求邹氏的书。赵君撝叔，是好学而且交友广、见闻多的士人。他在南昌遇到汝霖，偶然谈到叔绩，便说：‘我曾在潘侍郎那里听说他精通音韵学，只遗憾没有见到他的书。’汝霖于是拿出他的《五音论》，撝叔十分高兴，认为千年以来很少有能与它相比的著作。于是出资请撝叔校订刊刻。书刻成后，共得到五种：一部叫《颛顼历考》，一部叫《五音论》，一部叫《读书偶识》，一部叫《文集诗集》，一部叫《永甯碑释》。” 其余散佚的著作，不可能马上找到，只能留待日后。至于他所撰写的《宝庆志》《贵阳诸志》等，既然属于官修史书，便没有收入文集。救绩在学问上，对经学擅长训诂，对史学擅长地理；他所著的《易》《诗》，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偶识》中保存的那些文字，是他年轻初学时所作罢了。只有他撰写的《音论》，是在他去世前三年完成的；然而到他去世那年还未满五十岁，也没有来得及把它定为完本。我先前借来抄录时，有的还没有来得及抄完，所以现在缺失很多。总的说来，他留下的著作如今能够见到的只有这些。假如当时我们没有相遇，或者我现在没有与撝叔相遇，那么这些遗著最终不能流传、不能刊刻，也是无法知道的。前后十四年，我们相会都在南昌，也真是奇异啊！叔绩的品行节操和立志求学，《湖南通志》、国史以及家传都有记载和赞誉，我现在只叙述这些遗著流传下来的缘由。年羹尧任大将军时，威势震动朝廷内外。军中把战功报送吏部，另立一种选授资格，称为“年选”，结果全都提前授官。他行军时法令严明，处罚必定执行，奖赏也超过人们的期望，所以一时之间有才能的人都乐意为他效力。他约束家人，完全采用军法。有个江苏举人沈某，曾在他家设馆授读。沈端谨恪守职守，年羹尧很器重他，礼遇供奉更加优厚，饮食衣服都极其丰足，每逢岁时还更换新的。馆中侍候的人有苍头四人、童仆八人，早晨起床、洗脸漱口之类的事，都跪着捧进来。沈某内心不安，于是让童仆停止跪侍，说：“我自己来做。”一天他正在洗澡，年羹尧来到这里，看见童仆没有跪着侍奉，便怒视童仆，又回头示意随从。随从把童仆拉出去，片刻后捧来他的头，说：“童仆对先生不敬，已经把他斩了！”又有一天，年羹尧和沈某一起吃饭，饭里有谷粒，沈某把它挑出来。年羹尧看了一眼随从，随从出去，片刻后捧来厨子的头，说：“厨人挑米不精细，已经把他斩了！”沈某惊骇得不敢出声，说话做事更加不敢有丝毫随便。沈某想寄些钱给家里供养父母，便和苍头商量。苍头说：“只管写一封家书交给我，不必担忧家中贫困。”沈某这才安心。没过多久，年羹尧奉命征讨青海，向沈某辞行，把教导儿子的事托付给他，说：“等我回来，你再离开。” 沈某恭敬地答应了。偶然遇到春日晴朗，他想出城到郊外游玩，苍头阻止他说：“家里人的出入都有登记，每月都要向将军报告。将军住在家中时，先生从来没有出过门；如今若出去游玩，就是违法，我们这些奴仆全都要死。”沈某最终没有出去。第二年会试，他也无法参加。过了几年，年羹尧回来。沈某从容地请求回家探望父母，年羹尧答应了，派仆人带钱财送他回去。驿路上的供帐以及官吏迎候的规格，都像迎接贵官一样。到了江苏，巡抚以下的官员全都到郊外迎接。送行的人把他引到家中，只见宅第高大宏阔，远非从前可比。进门后，馆中的苍头跪着迎接，拿出器物、田地、房产和奴仆的簿籍，价值达数十万。仔细询问家人，家人说：“前几年，有关官员替您经营置办田地房产，近来苍头又购置了财物、贿赂以及图书之类。”沈某还得知年羹尧因军功获得了巡道之职，父母也都被诰封了。他又惊又喜，恍如做梦，过了几个月才安定下来。又过了几年，年羹尧失宠，因事被逮捕审问。船经过吴江时，沈某前去拜见，年羹尧把幼子托付给沈某，沈某答应后回去了。过了几天，夜里有人敲门，原来是苍头和年羹尧的儿子。沈某把他们藏起来，让孩子作为自己的儿子，教养他长大。年羹尧小时候，他的父亲遐龄带他游览山寺，遇到一位道人。道人气度充沛深远，回头看见羹尧，抚摸着他说：“这是奇异的贵相，可惜缺少后福。”遐龄对他的话感到惊异，问有没有办法用术法禳解。道人说：“术法哪里能起什么作用！跟我学习三年，改变他的气质，或许有万分之一的希望。”遐龄欣然同意，请道人住到自己家里，道人也答应了。道人来到以后，选择一座高楼和羹尧一起居住，要求准备几十张桌凳放在楼上；楼梯被撤去，饮食和大小便都用绳子上下传递。约定三年后才可以下楼。遐龄既然答应了，就不再过问。家人偶尔到楼下偷偷听，只听见楼上有脚步声、跳跃声、挪动桌凳声以及指挥进退的声音，像是在演练阵法。过了一年，又听见琅琅的读书声，直到夜里也不停，书中的话深奥难懂。又过了一年，楼上寂静无声；从另一座楼上望去，只见两人面对面闭目静坐，到这时已经三十个月了。正好遐龄的妻子病势危急，想见儿子。遐龄感到为难，妻子便捶床哭泣。遐龄不得已，只好架梯上楼呼唤他们。道人睁开眼睛说：“失败了！学问已经具备，但修养还没有达到。将来一定会因为气性过盛而丧命。”说完叹息着离去了。武进人邵长蘅说：“诗歌写得好不好，要看我自己领会所得如何罢了。我的学问如果已经成熟，那么无论是汉魏六朝的诗、李白杜甫的诗、三唐的诗，还是宋元明人的诗，都可以使它们进入我的熔炉锻炼，而不能成为我的毛病；我的学问如果还没有成熟，那么无论学习汉魏六朝，学习李白杜甫、三唐以及宋元明人的诗，都足以成为我的毛病。”

译渭阳人张文毅公芾镇守江西时功劳最大。那时，尚书陈孚恩任团练大臣，江忠烈公忠源担任将领，日夜防守抵抗敌军，共八十多天，城墙两次崩塌又两次修复，最终得以没有陷落。江西人直到今天还思念他们，建庙祭祀，把他们同守城的许旌阳相提并论。当时有仆人郑贵和材官哈恩，都中炮身亡。文毅作诗挽悼他们说：“去年今日在豫章城，我在城头督率战兵。敌人的炮弹像雨一样向城上轰击，忽然鲜血溅到我的帽缨上。左右的人惊骇愕然，环顾四周，原来其中有两人被炮弹击中倒下。材官哈恩和仆人郑贵，鲜血淋漓，染红了城头的道路。哈恩头颅破碎，气息只剩一点；郑贵腹部被洞穿，却还能够说话。他首先问主人有没有受伤，接着说母亲没有粮食可吃。我听到这些话，心中悲痛不已，世人却白白谈论名节。这个仆人二十岁，从未读过书，临死时说出的话却多么刚烈！人的忠孝是上天赋予的，我如今还不知道要到哪一年才能报效国家。你还要奉养母亲，却仍承受君王的恩德；想到你这位为国而死的人，我惭愧得只有空流眼泪。” 崇文门的兵役盘问刁难过往行人最为苛刻，有人带着食物，众兵就一拥而上抢来吃。道光年间，有个姓何的人喜欢鼻烟，常常储藏上等鼻烟。有一天他进城，鼻烟全被守门士兵抢走了。于是他把这件事告诉姓周的朋友，周某说：“这很容易，我替你报仇。”于是他把疥疮的痂研碎，混进鼻烟里，假装成过往行人进城，守门士兵又把鼻烟抢走了。过了十多天，周某再次经过那里，看见守门士兵全都生了疥疮，便大笑起来。士兵们盘问他，周某从容地说明了先前的事情。众人都很愤怒。周某说：“毒已经进入内脏，赶快自己忏悔，还可以活命；如果不这样，就会像鱼肉腐烂一样死去！”士兵们害怕了，跪着哀求他。周某于是给他们药，几天后众人的病都痊愈了。从此以后，守门士兵盘问过往行人稍微收敛了一些。张虬，字用九，七岁就能作诗。他曾经咏扇说：“团扇的形状如同白日，摇动起来能制造八方之风。一旦大权归我掌握，天地间便没有权力而我不能施展。”稍稍长大后，他放纵不羁，乡里的无赖大多跟随他交游。乡里有一个大盗，住在深山中，县官下令追捕了好几年也没有抓到。张虬带着十多个同伴前往，周密查看山路，留下十个人埋伏在险要关口，告诫他们说：“盗贼经过时，就包围捉住他。”自己则和三四个人进入盗贼巢穴。盗贼出来交战，败退逃到关口，伏兵起身，把他们全部擒获。张虬于是以勇敢闻名全乡。然而天下太平，没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才能。过了很久，他死在家中。他死后几年，广西发生了盗乱。道光年间，善化人贺长龄任贵州巡抚，以端正自身来率领下属。官吏受到他的感化，以收受筐篚财物为可耻；即使才能十分平庸琐屑，任官以后也一定兴办学校、惩治奸邪，以求符合巡抚的意旨，所以当时贵州的吏治在西南地区最为出色。他尤其认真考核和督促士子，公务之余还同诸生讲解评论文艺，恳切不倦。对才识稍有不同的人，便优厚地加以奖赏勉励，有时还让他们住在衙署中，教导他们经世济民和修养性命的学问。士人争相奋发，风俗因此发生巨大变化。莫友芝、郑珍、黄彭年、丁宝桢、傅寿彤，都是他选拔出来的。等到他离任，士人百姓思念他，在官道旁为他立碑，题作“古之遗爱”。光绪初年，巡抚黎培敬上奏请求为他建立祠堂并赐予谥号，还请求交付史馆为他立传。朝廷认为黎培敬的话过分，下交有关官员议处。主持议论的人把这比作徇私，判处黎培敬降三级。当时黎培敬正奉命入京朝见，到了京城，竟然不能获准觐见。[黎培敬，湖南湘潭人，由编修出任贵州学政。当时贵州发生大乱，考试不能周全进行，黎培敬招募一百多名壮士，攻打敌人开辟道路。三年后，各项按试都已完成，朝廷认为他有才能，授任贵州布政使。他经营战守十多年，贵州平定。后来升任巡抚，斥责贪官残吏，访求百姓疾苦，颇能尽心尽力，贵州人至今还思念他。]景象刘韫斋侍郎崑，辞去官职后寄居长沙，完全不与当权者来往，也不谈论时事。门生和旧日属吏前来拜访的，他偶尔接见一次，也只是饮酒、讲论文章罢了。他擅长书法，笔力刚劲厚重，深得鲁公的神意，当时的人把他同钱南园相比。求他书写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他就不给写。他曾经亲自题写一副楹联：“愿意和不懂得周旋的客人饮酒，却难以替不认识姓名的人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