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二

译卷之二。厘金的议论，始创于上元人周腾虎，也就是汉代的算缗法。扬州某位将领上奏实行，骆秉章又在湖南继续实行，胡林翼随后在湖北创行。从此天下各地都有厘局，而湖南所立的制度最为完善。这一制度兼用官员和绅士，彼此监督检查；各分局的办事人员都由总局任命，同时听从分局的举荐和弹劾，制度像郡县一样。每批货物开三联票：一张留在分局，一张上交总局，一张交给商人。每月初一、十五在衙门张榜公布数目，使商人能够检举厘局的长处和短处，因此不能大肆营私牟利。东南士大夫大多说，厘法的完善没有超过湖南的。但游历湖南的人，说法却不尽相同。同治初年，台谏官员多次指出厘捐的弊端，朝廷也怜悯百姓困苦，想把各厘局合并归入州县管理，于是下令各地疆臣酌情议定。湖南巡抚某人上奏说：“臣私下接到户部咨文，得知其中开列并奉行皇上的谕旨：‘设置厘捐，虽然是为了筹措军饷，但贫苦百姓受到的牵累实在很深，而且恐怕狡猾的官吏借机压迫勒索，侵吞钱财，舞弊营私。除各省已经奏明在交通要道和重要关口设立厘卡外，那些偏僻地区以及小商贩、零星商贩经过的地方，先前设置厘局的，一律裁撤。还要责成各该督抚查明各厘局，分别哪些应当保留、哪些应当裁撤，咨报户部，以杜绝扰民行为并严格查核。钦此。’又奉皇上谕旨：‘各直省劝捐抽厘，借以充作军饷，朕已经多次明白谕告并严令禁止扰累百姓，已经再三再四。只是地方大吏派员办理时，往往没有选对人，凡是有虚衔顶戴的人都可以充任。人员良莠不齐，增减数目也无从深入考察，以致有人营私获利，弊端越来越多，实在令人痛恨。今后各该督抚所任命的办理捐厘人员，一律裁撤，全部归地方官办理；并且每月申报厘捐各项的实际数额，由所属督抚按照规定期限报送户部。那些大城市和大道上厘捐事务繁多，州县不能完全应付的，就责令所管地方的道、府等官员分头办理，不得用不肖的委员来充数。至于抽收厘金的方法，也要责成各督抚按照户部制定的章程，把简明条款分别开列清楚，张榜公布在交通要道，使商人和百姓一看就明白，不致让狡猾的官吏从中舞弊。钦此。’” “臣谨慎考察，湖南办理厘捐在开始创办时，经过前任巡抚骆秉章参考舆论、体察情形，仿照唐代刘晏引用士人的办法，不把事务交归衙署，也不假手于吏胥，竭力革除关卡的陋习。湖南地方贫瘠困苦，本来就不是富商大贾汇集的地区，因此历来没有设置货关；这同湖北、江西等地广物丰的省份，情形完全不同。可是总计每年收入，虽然有丰歉不同，大约总在百万上下。近年来保卫本境、援助邻省、支撑危急局势，都深深依靠这些收入。实在是因为用人和立法都恰当，收取、解送等事务也都核实办理，商人百姓长期信服遵从，所以能够有助于军饷，而不损害政体。前湖北巡抚胡林翼创办湖北厘捐，完全仿照湖南已有的办法。臣在十一年任职以后，留心考察访问，其中具体条目有的或许还需要随时变通，但基本原则实在已经十分完善。如今如果裁撤分卡，专门归地方官办理，那么阻碍会很多，弊端反而更加严重。臣谨为皇上一一陈述。” “湖南办理厘金开始时，原本只是在长沙、湘潭、常德、益阳这些买卖较大的地方设置厘局试办。后来各地客商便有改到尚未办理厘金的地方贸易的情况。商人百姓纷纷上呈请求一律抽收，以表示公平并杜绝趋避，于是才开始沿着各河流的各个口岸陆续增设厘卡。至于乡村小集市，不通船只的地方，直到今天也从未实行。湖南又号称水乡，洞庭湖以南港汊分歧，设置关卡的地方无法控制总要害处，势必不能不设置分卡。春夏水涨时，总卡、分卡又有很多不能控制要害，势必又不能不设置稽查卡。分卡设在商船全年往来的地方，稽查卡则随着水势涨落而撤留；这些都是选择确实不可缺少的地方才办理，并且随时察看情形，如果没有帮助，就立即停止撤去。凡是经过关卡的货物，核算清楚，收足厘金，立即填发票据放行，丝毫没有阻滞。在这一个关卡已经缴清厘金的货物，经过另一个关卡时，只查验货物和票据是否相符，并不重复抽收。计算湖南全省的卡局，不过几十处，彼此相安已经很久，商人百姓都没有异议。假如一律议定裁撤，那么坐商或许因此迁移，行商也一定因此绕行；不但总局、总卡恐怕成为虚设，而且厘金收入有无不同，物价的高低也会互相不同，奸猾的人往往从中钻营牟利，老实软弱的人却可能因而受到牵累。这会损害军饷，却没有益于商人百姓，这就是湖南厘金分卡确实难以裁撤的实际情形。” “厘金这一项，从商人那里抽取十分之一，款目繁多，事务杂乱；过往商旅来去没有固定规律，抽收多少也难以权衡，不像地丁钱粮那样早已确定定额，官府有册籍可以查考，百姓有旧章可以遵守。湖南办理厘金的章程，是官员和绅士一同办理；凡是收取、支出、稽查以及书写、计算货物等事务，都从生员、童生中选派人员，由负责办理的官员和绅士每日考核。所收数额按月张榜公布在各处衙门，众目都能看到；不只是商人百姓都能够因此信服，就连前年外国商人因茶税一项到岳州厘卡办理，也称赞湖南办事有条理。既然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如今却把办理厘金的委员和绅士一律裁撤，只责成地方官办理，比较起来有四种弊端：委员和绅士专门办理厘金事务，又有协助办理的绅士分担劳务，这样专心办理就容易照料周全，耳目众多就能更加严密地互相牵制，即使只是中等才干的人也能够胜任。地方官如果留心地方政务，那么一个县的公事已经觉得每天忙不过来，即使才能很强、能够处理各种事务，也难以再用余力顾及厘金。这样一来，吏胥便伺机营私，奸商相互勾结舞弊，收取的钱数一定会立即显出不足，军饷又将从哪里取得资助？”

译“这是第一种弊端。各卡局每天经过的商旅，不少于几十、上百人；办理厘金的委员和绅士常年在卡局中，收钱、计算货物，没有不亲自督办的，商旅一到就立即办理。偶尔发生争执，也可以当场解决，不会留下拖延。地方官深居衙署，如果任凭客商进出，体制上未免太不严肃。而且一个县之内，市镇不止一处，距离县衙较远的有一二百里，近的也不下几十里，实在难以每天亲自巡历。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不能不假手于丁胥；上下之间的情况不能沟通，于是苛刻索取、故意刁难和拖延阻滞便无人追究；亏空、挪用、侵蚀公款，丁胥彼此倚仗来共同作奸。既担心他们填饱私囊而损害公家，更担心触犯商人的情绪而滋生事端，这是第二种弊端。各卡局设置的地方都有地方官管辖，委员和绅士没有可以借助的权势，收支账目人人都可以翻阅。稍有积累的弊病，不仅地方官能够加以纠察，地方上的商人百姓也可以检举揭发。假如归地方官办理，那么银钱应当收入县库，簿册账目应当保存在衙署中，一切收支细数，外人无法完全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敢提出议论。那些自爱自重的官员固然不至于任意挥霍，但也难以保证不会因公事而挪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如果遇到任期届满、卸任离职，却把事务交给接任者办理，这种情况势必会有。公文案卷因此纠缠不清，款项也必然悬空，这是第三种弊端。抽收捐税和厘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如今正值军饷困窘，所以不能不设法补救。将来大局平定清理之后，就不能不随时停止。委员和绅士由省局发文派遣；过去协助办理的绅士，也多是从外地选派来的。收发款项的权力由上级掌握，想实行就实行，想停止就停止，没有牢不可破的弊端。若把权力授予地方官，吏胥就会把它据为牟利的渊薮；眼前已经不能收到实际效果，日后还会形成陋规。即使军务完毕，发文命令裁撤，他们也必然会阳奉阴违，彼此把持勾结，难以避免。把朝廷权宜性的创举，供吏胥作长久谋私之用，这是第四种弊端。这四种弊端加在一起，又有两个难处：委员和绅士奉命办理厘金，如果办理得不好，可以因事撤换他们。地方官总管一县，所负责的不只是厘金。有些官吏廉洁安静，能与百姓相安，但办理厘金时却显得废弛；有些官吏精明能干，办理政务没有差错，但在厘金事务上又无暇兼顾。因此不便把能否办理厘金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这就使厘金事务仍然没有明确的责任要求，也造成考察功过的困难。道府所管辖的地方，远的有时相距一千多里。他们本来就负有表率地方的责任，职位又比较尊贵，如果因为办理厘金而荒废、耽误本职，既恐怕无法整肃官场纲纪；如果因为办理厘金而与商民同列，又更觉得有违治理体制。况且道府往返于道路之间，会使州县供给负担徒然增加；如果草率稽查，局务的实际承办终究隔了一层，这就是道府分办理厘金的困难。钱粮本来有确定的科则，尚且往往彼此勒索、折收浮收；免除兔费、刊贴、誊写黄册，尚且有时私自征收据为己有，却说由地方官管理厘金就能杜绝弊端、使风气清明，这是形势所必然不能做到的。我固然不敢相信委员和绅士全都贤能，也不敢怀疑地方官全都不肖，只是认为天下没有完全无弊的办法，最可贵的只是有能够守法的人。得到合适的人才，归委员办理可以，归地方官办理也可以；得不到合适的人才，委员办理会有弊端，地方官办理也会有弊端，而且地方官的弊端会比委员更严重。俗话说：两种祸害相比较，就取较轻的；两种利益相比较，就取较大的。这就是湖南厘金实在不便归地方官管理的情形。臣查考湖南从前防守、剿灭流窜贼寇，分兵支援四邻，军费支出的浩繁以及筹措军饷的困窘，圣明早已洞察。臣任职以来，李秀成在江西窥伺，姜映芳、张高友等人在黔、粤一带气焰嚣张，而石达开的大股兵众又像猿猴奔窜、野猪冲突一样，流窜侵扰边疆。运输军粮、征调兵员，几乎已经到了危急而不能支撑的地步。幸亏厘金按月收解，得以均匀发放，借此避免军队因饥饿溃散，并取得成功。加上各营兵勇的行装费用以及军火器械，供应应接不暇，湖南实际上成了东南各路的总粮台，也全靠厘金支撑这一危局。何况两广、贵州、湖北、江苏、安徽数省，都同湖南唇齿相依。正当军情紧急的时候，哪里敢不竭力维持，为预先防备作打算！湖南民气刚强，筹集兵员较为容易，筹集军饷却万分艰难。近来由于邻近地区的战乱从四面逼来，商人纷纷停业不行，厘金已经日渐减少。如果再更改旧章，一旦发生阻滞，各项事务都将束手无策。总之，恳请仰仗天恩，俯念湖南厘金办理已有成效，准许仍按旧制办理，不必另行议定变更，实在有益于大局。臣还有要陈述的：战争兴起十多年，东南财赋富庶的地区大都遭到蹂躏，开辟财源和节省支出两方面都已经无计可施。既然不能撤兵放纵贼寇，就不得不筹措军饷来供养军队。筹饷的方法，以抽收捐税和厘金最为妥善；抽收厘金的方法，使用地方官不如使用委员，使用委员又不如使用绅士。这是因为他们了解实际情形，处置自然能够合宜；耳目关系较为亲近，利弊也容易上达。他省的情形臣不得而知，只就湖南来说，自咸丰五、六两年先后设立厘金盐茶局以帮助军饷，积累成巨额款项，而农民安居乡野，士人安居家中，商人也在市场上相安无事，各种物品的价格起初并没有上涨，民间并没有所谓的困苦。如今议论的人动辄说抽收厘金是弊政，如果真有另外的生财之道，谁肯承受聚敛的名声？但只是站在局外空谈，没有探究局内的实际情形，就像圣门以谈论和解为可耻、普通人却都似乎值得怀疑一样。若想拿一个例子概括其余，便会因噎废食。臣私下观察天下大势，不担心力量弱小，只担心贫穷。抽收捐税和厘金，是在现实情况下绝对不能停止的举措。只需责成各督抚谨慎用人，务必使国家的财计和百姓的生计两方面都不受妨碍。

译用人得当，所立的法令自然公平，不仅能补救时局的艰难，也能避免留下后患。否则用法令来防止弊端，弊端却因法令而产生；法令越繁琐，弊端就越诡巧，反而会使人凭借法令来设法掩饰弥补自己的行为，那就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造成危害了。历来考察古今成败得失的根源，得到人才的就兴盛，依仗法令的就产生弊端，凡事都是如此，而厘金只是其中的一端。这也是臣审度形势、考察时机后所能见到的一点浅见，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明察。臣对各属办理厘金的官员和绅士，认真访察，目前还没有发现不肖之徒混杂充任。如果查出有营私舞弊的情形，就应当据实参奏办理，绝不肯稍有姑息宽容。至于各属的捐输，也由官员、绅士和委员共同办理，与办理厘金大致相同，也请一概照旧章办理，免得归地方官管理。臣愚昧的意见是否恰当，谨恭敬地附上奏折，托驿站呈奏。按：这篇奏疏辨析利弊，极其明白周密，大概是湘阴郭崑焘起草的。江苏举人钱江，字东平，学识广博，喜欢谈论军事。他居家时任侠仗义，受到乡里推重和敬服，士大夫也多仰慕并愿意同他交往。咸丰初年，洪秀全占据江宁，抄掠日益扩大，钱江在扬州聚集数千名义兵抵抗他，军需钱粮都已准备齐全，但没有隶属的上级。湖北有个姓口的人，平素贪婪奸诈，虽然官至二品，朝廷中人都不屑与他交往。他告老回乡居住，听说钱江的军队强大而富足，心中羡慕，便派使者用谦卑的言辞与钱江联络，愿意担任副职。钱江也想依靠这个姓口的人来通达朝廷，于是到了湖北。姓口的人听说钱江到来，出郊迎接，弯腰跪拜，行礼极其恭敬，请他到自己家中居住，盛情备办酒宴，连仆役车马都安排周到。酒席开始后，姓口的人捧着酒杯祝寿，叫妻妾出来拜见，指着钱江说：‘这就是天下有忠义的钱将军。’钱江谢道：‘我不过是乡野小民，只是为了救活自己罢了，哪里敢当长者这样的称誉。如今兵粮都已齐备，却还没有隶属上级，不能让朝廷知道；如果能得到长者提携，使我得以效力一二，就是幸运了。’姓口的人说：‘将军是人中豪杰，老夫能够充任您的记室就足够了。若一定要按年龄和爵位相互推让，那只是空有虚名；其他的并不是我的愿望。’钱江大喜，于是同他订立约定：军事事务全部由钱江自行处理，奏报则由姓口的人负责。姓口的人恭敬答应。钱江带着资财行装进京，遍访公卿，为姓口的人到处宣传声誉。不久，朝廷下诏起用姓口的人统领扬州军队，钱江于是归他统属。姓口的人到扬州后，扬州风俗奢侈，过去有许多名妓，惠山的尼姑艳慧名闻天下。姓口的人每天同尼姑、妓女纵情饮酒，沉溺淫亵，毫无节制。钱江多次劝谏，他都不听。一天，姓口的人从惠山醉醺醺地回来，钱江正好到来，于是哭着说：‘我之所以拥戴您，是想保全百姓性命、报效国家。如今您这样做，不只是辜负国家，也辜负了钱某的一片痴心。况且百姓的愤怒如同水火，万一发生怨恨反叛，您难道还能始终以此为乐吗？’姓口的人假装道谢，当夜就派校官张某刺杀钱江，并把这件事作为扰乱军心上报朝廷，同时抄没他的家产，毁掉他所著的书。全军都很愤怒，想要一起杀死姓口的人。钱江的门客刘达善坚决制止他们说：‘他是奉命前来的。杀了他，就是背叛朝廷。即使不愿再隶属于仇人，解散离去也可以。’于是众人都痛哭着散去。不久，姓口的人因没有功劳被罢官回乡，途中又遭到劫掠，家境更加贫困衰败。他年老无子，八十多岁时仍然到各地乞食，却没有人肯给他东西。到了湖南，湖南两名学生张榜揭露他的罪恶，准备共同攻击他。姓口的人仓皇逃走。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张海门《后感兴诗》第九章说：‘佛狸祠下雨萧骚，五色仪锽乱节旄。’ ‘眉蹙鹍鸡弦上语，心伤鹦鹉席前刀。六军阚虎声原壮，两骑盘龙气自豪。虚说辽东戍亭伯，璚花开尽独游邀。’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道光庚子年，江南乡试的正主考是文庆，副主考是胡林翼。文庆年老，带着湖南举人熊少牧进入考场阅卷，试题是《论笃是与君子者乎》。江南人一向擅长典雅辞藻，而这道题重在取得其中的虚神。发榜后，不能满足当时的舆论期待。有人戏作一副对联说：‘何以文为？文理文心遭劫运。伊于胡底，胡言胡语得功名。’不久，熊少牧也进京参加会试，同朋友们在酒馆饮酒，酒后向客人夸说前事，并且说：‘江南的文章极少有佳作。’邻座有一个江南籍、任御史的人，暗中记住了他的话，第二天就上奏弹劾。皇上责问文庆，文庆据实回答；又询问胡林翼，胡林翼说不知道。皇上发怒，将两人一并罢免，并剥夺熊少牧的功名。后来两人都被重新起用，只有熊少牧居家读书，在田野间吟咏游览，八十多岁才去世。咸丰初年，曾国藩任礼部侍郎，因为时局艰难，极力陈述得失。皇上不高兴，用朱笔把他的名字直写在右边。第二天，他把奏疏从袖中取出给大臣们看，说：‘曾国藩所说的这些话，是把朕看成什么样的君主呢？’大学士枢寯藻叩头说：‘君主圣明，臣子正直。’这样说了几遍，皇上的心意才消解。于是京城中哄传曾国藩以讦直求取名声。军机章京写信给外省，有‘涤翁圣眷恐怕从此衰退’的话。却不知道曾国藩被皇帝简拔、留在心中的根基，实际上正在于此。两年后，皇帝果然下达了让他统领军队的命令；他再三遭到挫败，皇帝对他的委任却更加专一，这也可以看出显庙善于用人！骆文忠公秉章任湖南巡抚时，左宗棠是他的幕客，很受信任，属下的将领和官吏大多嫉妒他。适逢骆秉章弹劾惩办总兵樊燮，樊燮怀疑是左宗棠所为，便到京师申诉。事情交给总督办理，总督先听信了流言，派官员逮捕左宗棠，并限期一定要将他捉拿归案。左宗棠害怕受辱，借口参加礼部考试而进入京城。总督侦知此事，秘密上奏说左宗棠潜入京城，图谋设法脱罪，请求下令步军统领查访擒拿，押送到湖北。当时郭嵩焘在南书房值班，皇上召他入内，问左宗棠是怎样的人。郭嵩焘回答：‘有才干，肯任事。’皇上说：‘为什么不受人欢迎？’回答说：‘性情刚直，而且憎恶坏人坏事。’皇上说：‘从前曾召见他，为什么他不来？’郭嵩焘说：‘左宗棠不是求取官职的人，如果皇上有意驱使任用他，他不敢推辞艰难。’皇上点头赞同。正好大理寺卿潘祖荫也上疏说：‘如今的形势，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湖南，湖南一天也不能没有左宗棠。’皇上的心意更加释然。左宗棠到了襄阳，遇到南归的郭嵩焘，郭嵩焘告诉他事情已经解决。胡林翼也派人追赶挽留他，于是左宗棠改道到松滋投奔胡林翼；到达时，曾国藩已经先在那里，两人相见，悲喜交集。第二天，有诏令寄给曾国藩，询问左宗棠适合担任何种职务。

译曾国藩上奏说：‘左宗棠刚强明断，能忍耐劳苦，可以大力任用。’皇上于是授予左宗棠太常卿之职，统领军队前往浙江。起初，骆秉章上疏为左宗棠申辩，说明他无罪，皇上的谕旨中有‘劣幕把持’的话。有人在左宗棠门上题写：‘钦加劣幕衔帮办湖南巡抚左公馆。’等到福建、浙江平定后，诽谤他的人转而称赞他。世俗往往把权势和利害当作是非标准，都是这一类情形。林文忠公则徐才干见识宏大深远，而治学做事务求缜密。他每次见到客人，必定详细询问其生平、技能和嗜好，以及他所经过的山川风俗、所结交的豪杰。客人离去后，他就命记室把这些情况登记下来，共有四个人专门负责此事。书斋中放置一个大柜子，里面有十八个函子箱，按省分别收藏资料。需要查考时，按照登记的资料便能清楚找到。无论居家还是做官，他常把搜访人才、全面了解各项事务作为自己的职责，所以所到之处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嘉庆年间，罗慎斋主持岳麓书院讲学，性情严峻自守，不随便阿谀顺从。某巡抚厌恶他，秘密上奏说他主持学务而学识浅薄，不配作表率，还说他同诸生讲论学艺时手舞足蹈，举止无礼。皇上批示说：‘罗慎斋的文章和学艺都很优秀，你比不上他；手舞足蹈，正说明他读书有所得，难道可以非议吗！’巡抚大为沮丧，从此更加以礼相待。凡是读书人读书，各有自己的心得，即使是知交好友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也不可能完全明白。王壬秋认为《班书》不如《范史》，龙皞臣认为孝穆的文章胜过子山，我直到今天仍不理解。我曾经说过：陶渊明的诗表面浅近而内里深厚，谢灵运的诗表面深奥而内里浅显；崔、蔡的诗偶语中有奇趣，韩、柳的诗奇语中有偶对。我把这些话告诉同学，他们也多半不能理解。咸丰庚申年，左宗棠被某总督构陷，将要进京参加会试以躲避这件事。京城中的士大夫互相告诫，担任考官时不要漏掉左宗棠的试卷。不久，考场中发现一份文章非常奇伟的试卷，大家都怀疑是左宗棠所作，急忙录取了它。发榜后，才知道是湘潭的黎培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湖南起初推行厘金时，倚重任用士绅，委员都降低身份礼待他们，行礼十分恭敬。自从恽世临被罢免后，接替他的人把裁抑士绅当作最大的政绩，厘局一概改用委员，而委员更加自我尊贵。何绍基经过岳州时作绝句说：‘湘省厘金薪水宽，委员平地起波澜，见人踞傲无规矩，坐卡如斯况做官。’ 道光壬寅年，英吉利侵犯边境，议和还没有确定。有英国兵船遇到风暴停泊在台湾，巡道姚莹想把船上的人杀掉。英国人在道路上张榜诋毁姚莹，又向沿海各省督抚申诉。各省督抚正为用兵而苦恼，于是共同弹劾姚莹无事生非、邀功请赏，妨碍抚局，将他逮捕交刑部议罪。当时外国人的气焰正盛，灾祸将不可测，姚莹的僮仆大多逃散，只有他的朋友张继亮独自同他同行，无论舟车、睡眠、饮食，都周到地陪伴照料。姚莹入狱后，张继亮也跟随他入狱。不久皇上察知姚莹是冤枉的，特地下诏释放姚莹，又授予他四川的官职。姚莹获得官职后，邀请张继亮一同前往。张继亮不肯，寄居在松筠庵的椒山祠中。不久，他因病去世。何绍基为他作挽诗说：‘生交硕甫，死傍椒山。’京城士大夫多称赞传述此事。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这句话，是千古以来读诗的要诀。诗人的寄托深远而遥隐，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意义，读者各自把自己的遭遇感受印入其中。写夫妇的诗句可以通用于朋友，写朋友的诗句可以通用于君臣：‘巧笑倩兮’，本来是在谈美色，但子夏由此领悟到学问；‘野有蔓草’，本来是在庆贺新交，子太叔却借它来说明和睦邻里。由此类推，《山石》《攻错》可以看作忠臣进谏劝诫的话，《关雎》写美好配偶，也可以看作圣明君主求取贤才的心意。截取诗中篇章，联系具体事物，随处都能领会自己的心得；诗正因此同音乐相通。如果一定要逐字考证文辞，强行加上笺注解释，认为这样才对、那样就错，就会形成门户争执，使诗道更加晦暗。关于垂帘听政的议论，最初由御史高延祐提出。载垣、肃顺认为这不合祖制，说高延祐妄言，应当斩首。太后说：‘不杀进谏的大臣，也是祖宗的旧制。’于是此事作罢。不久，御史董元醇又提出此事，胜保在军中上疏，言辞尤其激烈直率。奏疏说：‘臣私下认为，朝廷的政权掌握在上面，不是臣下所得以专擅的。我朝君臣名分极其严明，尤其不是前朝可以相比的。自从文宗显皇帝驾崩、皇帝继位以来，皇帝聪明天资，尚且年幼，完全要靠辅政之人得当，同百姓保持共同的好恶，才足以帮助处理政务。像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人，并不是没有多年效力；然而《诗经》所说的显赫太师尹氏，百姓都仰望着你们，如今竟然因为长期掌握辅政的重任，便总揽军国大权，以臣仆身份代替皇帝发布诏令，挟持至尊来号令天下，实在无法承担皇帝托付的重任，也不能满足天下人的心愿。在载垣等人看来，不过把代为承写朱谕作为借口，却安居其位而毫不疑虑。他们不知道，我皇上以宗室子弟继承大统，是上天和人心共同归附的结果，本来并不以有没有朱谕作为决定依据。至于辅佐、协助处理政务这一点，则应当以亲近亲族、尊重贤能为准，不可专以是否承写朱谕作为凭据。为什么呢？先皇帝病危临终之际，近支亲王大多不在身边。臣仰察先皇帝留下顾命安排的苦衷，所以他没有留下亲笔朱谕，未必不是因为辅政之人难以找到合适者，想等待我皇上自己选择任用，以完成先皇帝尚未完成的志愿。’ 如今嗣圣既没有亲自处理政务，皇太后又不临朝听政，政权便全都交给了这几位王爷，而他们拟定的谕旨，又不完全出自皇上的本意。甚至像抽签简放官员、请加盖钤记并使用符信图章，本来是这些王爷想借此取信于人，然而人们却都无法相信。民心是可怕的，天下人是不能欺骗的；即使勉强能够维持一时，也不能长久实行。至于御史董元醇条陈的四件事，关系极为重大，应当准许还是驳回，只有皇上亲自裁决，并广泛召集廷议，才能决定实行与否。这些王爷如果真把国事放在首位，也应当推举贤能、谦虚退让，以免陷入危险和嫌疑之中。可是他们竟直接拟旨加以驳斥，已经开了矫造、窃权的先例，大大失去了臣民的期望。命令下达的那天，朝廷内外一片哗然。自古以来，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礼乐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凡是统领军队的将帅以及各省的疆臣，都是先皇帝亲自选任的，即使处在万分艰难的形势下，也无不想着竭尽全力图报君恩；正因为他们统一服从于尊上，所以能够一心一意而不生二心。如今政权一旦下移，众人的疑虑便无法消除。路上的人看见诏书，都说：‘这不是我们君主的话，也不是我们母后圣母的意思。’一切发号施令，真假难以分辨，众情汹汹，都心怀不服。

译不仅天下人心日益离散，而且恐怕外国听说此事，也会觉得在道理上说不通，进而另生念头，所关系的事情极为重大。天下，是宣宗成皇帝的天下；宣宗把它传给文宗显皇帝，文宗又把它交付给我们皇上的。过去周公辅政时，武王去世，成王即位，周公辅佐他。本朝摄政王辅佐世祖，也如同周公辅佐成王一样；亲疏有别而不离亲亲之义，典籍和诏策都还在。周公以圣人的礼法辅政，尚且免不了管叔、蔡叔的流言，直到金縢中记载的风雷示警之后，他的忠心才更加显明。现在近支亲王中，能够懂得大体、超过载垣和端华的并不少。对于一切离间之言，应当请不要过分忧虑。又如垂帘听政的制度，宋宣仁太后被称为女中尧舜，群情融洽，国家根本没有受到损伤。我们文皇后在建国初年，虽然没有垂帘听政的明文规定，却实际实行了听政；只是因时制宜，以求恰当而不拘泥旧制。就目前的计策而言，如果不是皇太后亲自处理国家的各项政务，召见并询问群臣，就无法沟通下情、彰显国体；如果不是选召近支亲王辅佐处理政务，尽心匡正辅弼，也不足以振兴纲纪、顺应人心。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恳请皇上俯允采纳臣下的浅陋意见，立即让皇太后权宜听政。这样就能使二圣同时受到尊崇；并且在近支亲王中选择贤能者任用，仍然奉皇命办事，直到皇上亲政以前，所有任用人员和施行政令的大体方向不至于改变、混乱，从而使太平盛治得以永远延续。宗庙社稷幸甚！臣民幸甚！这样做，大概既不违背亲爱亲族、尊重贤能的大原则，也可以使这些王爷始终得到保全，获福很多。这些都是朝廷内外臣工想说而还没有说出的话，奴才先替他们说出来。奴才有愧担任大臣，承受国家的深厚恩典，屡次奉到先皇帝亲笔诏书的嘉奖勉励，诏书说：‘朕对这位大臣所寄予的希望，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又奉到过‘忠勇已经成为本性、一片赤心报效国家’等谕旨。每当诵读这些天子的言语，都感激得流泪不止。如今外患固然应当赶快平定，但内忧更应及早考虑。奴才受良心驱使，怎么忍心不说！又怎么敢不说！恭请皇上亲自果断裁决，迅速下令施行。并请将这份奏折发交惠亲王、惇亲王、醇郡王等共同阅看。如果还有不够妥善的地方，应令大学士、九卿、科道官员集中议论后上报，这样大局或可保全，人心也可以安定。”按：胜保虽然因骄傲而失败，但这篇奏疏慷慨激昂、雄健正直，大义凛然，实在不能因为其人而废弃其言。《诗经》三百篇，都是诗人从旁观察后产生感慨，用赞美和讽刺来表示劝善惩恶，并不是贤者自己炫耀才德，也不是荡妇自己写下供词。因此孔子说：‘思想没有邪曲。’意思是说，诗人的意旨专在劝善惩恶，文字有时或许粗鄙淫亵，但用意并没有别的。假如说这些诗都是当事人自己创作的，那么选取词语、协调韵脚，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难道古代乡里的平民百姓全都是屈原、宋玉、韩愈、杜甫吗？《诗经》寄托兴意的方式，与《易经》观察卦象大致相同。读《易经》的人不必拘泥于卦爻辞，读《诗经》的人又何必苦苦牵强附会于文字表面呢？尊崇《诗序》或废弃《诗序》，都不过是意气之争罢了。我曾经写过一首无题诗给一位知交好友，让他猜测诗中所指，他竟茫然不知。以同时代的人、极亲密的朋友，尚且不能知道我的用意在哪里，却说千年以后凭空揣测、主观臆断，就能理解古人的心思，岂不是欺骗吗？碑志和纪传的文体并不相同。碑志有的是奉诏撰写，有的是为了保存交情，有的是后代请求撰写；体例兼有赞颂，只称善处而不称过错。纪传则依据事实直书，人物的善恶自然显现。后代谀墓之风盛行，又错误地把碑志当作纪传，于是记事的文章便废弃了。六艺都源自圣人的道理，学者各自根据心得把它写进书中，所以言论有实际内容，实行能够建立功业。八股文盛行以后，学术道路归于单一地尊奉孔子，千篇万卷，人人相同，于是说理的文章也废弃了。道光壬寅年，英吉利侵犯边境，诏令任命弈山为靖逆将军，弈经为扬威将军，分别前往广东、浙江抵御英军。军队长期没有取得功效，后来仍然附和议和。而浙江巡抚刘韵珂部署防守，颇为竭尽心力。他又命令士民献出击破敌人的计策，刘韵珂亲自以平等礼节相待，虚心听取意见；即使没有采用，也厚重地赠送财物。因此当时的声誉都归于他。有个无名氏撰写对联说：‘逆寇未靖，威名未扬，两位将军难分兄弟；波涛来袭，海疆未定，一位中丞忧国忧民。’又有人画了一幅背对而坐的小像，在上面题道：‘你是什么人？将军弈经。为什么背对着坐，羞于面对别人！’ 张学政金镛对待士子十分宽厚，发现有人夹带作弊，只把他扶出去，不追问姓名。然而直到任期结束，也没有因此获得一个侥幸取中的人。有人请教他其中的方法，金镛笑着说：‘夹带作弊的文章只崇尚机巧，完全没有根基，本来就不是取中的材料，哪里有什么方法呢？’又有一个童生被发现夹带，金镛召他到堂上，把他夹带的东西全部退还给他，又让他作文，题目是‘郊社之礼’两句。童生惊慌得汗流不止，到下午还一个字也写不成。金镛笑着说：‘夹带作弊的效果就是这样吗？’于是交给他一张书目，说：‘把这些书取来读，考中秀才就够了，不要走险路。’那个人受到激励奋发学习，回去后勤奋读书，后来竟考中了进士。唐代崔珏凭借咏鸳鸯的诗获得声名，诗确实工整华丽；然而罗邺所写的‘一种鸟怜名字好，都缘人恨别离多’，却更加超拔。世人并不怎么传诵，这是为什么呢？五代时狄归昌题写马嵬驿的诗说：‘马嵬的烟柳正依依，又看见銮舆从蜀地返回。地下的阿环应当有话说，这一回不要再怨恨杨妃了。’语言特别冷峭巧妙。君主不能修明政治、任用贤能，随处都可能导致亡国，难道一定是因为女子造成的吗？

译浙江有一位举人进京，途中经过苏州，得了病，便去叶天士那里诊治。叶天士为他诊脉，问他准备到哪里去。他回答：‘参加会试。’叶天士说：‘你刚才所患的风寒，服一剂药就能痊愈；只是体内的热已经很深，若步行赶路，必定会患消渴，寿命不会超过一个月，不要去送死。’于是配制治疗风寒的药方给他。举人服药后果然痊愈，行动和常人一样。同伴见他身体强健，便拉着他一起乘船赶路，在金山停泊，共同登山游览。寺里有个老和尚，也以医术闻名。举人心中惶惑，于是又去请他诊治。老和尚说的和叶天士一样，但神情似乎仍有犹疑。举人便请教他，和尚沉思后说：‘你上车那天，多带些好梨；口渴时生吃，饥饿时煮熟吃，这样应当会有效。’举人照他说的吃梨，往返几个月，竟然没有生病。回程乘船时又遇到叶天士，叶天士大为惊讶，询问缘故，举人把事情全部告诉了他。叶天士于是改换姓名，前往向老和尚学习。一天，有人带着一位腹部膨胀、气息不相接续的病人来求治。和尚让叶天士拟定药方，叶天士使用白信三分。和尚说：‘似乎对了，但还不够。你只知道蛊是虫，却不知道虫有大小。腹中的虫已经长到二尺多，毒性太小杀不死它，再用药它就会躲避，就没有办法了。’ ‘应当使用砒霜一钱把它杀死。’于是和尚另行开方交给病人家属，并嘱咐说：‘夜里一定会疼痛腹泻，如果排出异物，就把它取来带给我。’第二天，病人家属果然来道谢，手里拿着一条约二尺长的红色虫子。叶天士更加心悦诚服，学习了三年，完全学到了和尚的奥妙才回去；从此以后，他所用的药没有不治愈的。赵耘菘的诗放纵诙谐，因此受到后人的诟病；但例如《梅花诗》中的‘古寺月明僧定夜，空林雪满鹤归时’，以及《白桃花诗》中的‘武溪水映春无色，露井风开月有痕’，也同样高雅整饬，值得诵读。王渔洋学习随州的诗法，而文章典雅华丽；吴梅村学习香山，而作品沉着并且典雅；蒋心馀学习山谷，而又增加了疏宕通达。他们都善于学习古人，同时自成一派。后人学习他们，也可以不产生弊病。嘉庆初年，教匪作乱，官府捕获了贼首王三槐。皇上在朝廷上审讯他，问国家有什么地方辜负百姓，为什么要做贼。王三槐详细说是贪官逼迫，仓促之间为了求生，并不是敢于背叛朝廷；凡是作乱的人都是这样，不只是他一个人。皇上对此悲悯不已，于是下诏说：‘国家施行深厚的仁德恩泽已经一百多年，百姓生长在太平之中；如果不是被逼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怎么肯不顾身家性命，铤而走险？这都是州县官吏剥削小民来奉承上司，而上司又靠馈赠财物来结交和珅造成的。如今最大的奸臣已经除去，纲纪肃清，下情没有不上达的，自然会使大官奉公守法、小官廉洁，不至于再次成为百姓的负担。只是教匪追赶胁迫良民，遇到官兵时，又驱使他们走在前面，让他们承受箭矢刀枪，甚至剪去头发、剥削面部皮肤，以防他们逃走。小民进退都是死路，朕日夜为此痛苦。自古以来只听说对敌国用兵，没有听说对自己的百姓用兵。应当把这些话传告各路：贼匪中被胁迫的人，如果有能够捆绑并献出贼首的，不仅赦免罪过，还可以获得恩赏；否则在阵前投出，或者自行逃散，也一定释放遣返回乡，使他们安定地从事自己的产业。百姓困苦到了极点便思求安，劳累久了便思休息，想来他们一见到恩旨，一定会同心归来。’ 至于王三槐所供出的四川省好官，除刘清以外，还有巴县知县赵华、渠县知县吴桂，应当酌情给予优先升迁，以顺应民意。至于达州知州戴如煌，年老多病而且贪婪恶劣，手下有五千名胥役，借查办教匪为名，到处拘捕富户勒索钱财；而首要逆犯徐天德、王学礼等人反而都因受贿而被放纵，民怨沸腾。又有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命直接缉捕，牵连无辜数千人，刑罚严酷惨烈，导致聂杰人拒捕起事，他实在是罪魁祸首，应当逮捕进京治罪。那些没有田地房屋、无处返回的难民，勒保应当立即会同刘清详细筹划安置：怎样资助、护送他们回去务农，怎样编入丁册、登记户籍；或者仿照明代项忠、原杰招抚荆襄流民的办法，审度情势加以经营办理。并且先把这些旨意传告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各地，让他们知道朕的心意。按：三槐是蜀地人，家住江边，贫民中以捕鱼为业的，大多向他借钱来制造船只和渔网。三槐家境本来富裕，并不太催逼偿还，百姓都称他为王善人。官府嫉恨他的富有，捏造罪名，把他锁押起来。百姓愤怒，冲破监狱，把三槐劫走，他于是终于成为乱贼。由此诏书来看，皇上仁厚宏大而又明智，能够洞察隐微，而且不向百姓追究原因，却向官吏追究，治理抓住了根本，贼乱本来就不足以平定不了。林文忠公任江苏巡抚时，苏州府同知续立人很得势。有人把一副对联投到他的轿子上，说：‘尊姓本来貂不足，大名倒转豕而啼。’续立人愤怒不已，拿着对联去见林文忠，请求追查作联的人。林文忠笑着说：‘自从苏州设置同知这一官职以来，担任过这个官职的不知有几百上千人，如今能说出他们姓名的有几个？你得到这样一则雅谑，反而可以不朽了，又为什么要生气呢！’续立人惭愧地退下。到现在三十年过去了，续立人的事迹已经无从考查，只有这副对联还在人们口中流传。我偶然在张力臣的席上听到它，不禁产生了邹湛那样的感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李申甫任湖南布政使时，有位梅姓官员颇受信任。有人戏作一副对联说：‘蛴螬吃食尚且留下井上的果实，鸱鸮啼叫却把墓门的花都叫死了。’台谏官把这件事摘入弹劾奏章，梅姓官员因此获罪免职。李申甫素来很有文才，留心经世济民之学，只是因为为人洒脱不拘、勇于任事而又敢于承担怨恨，遭人构陷，知情的人都替他惋惜。张自牧十岁时，邓显鹤、黄本骥等人曾到他父亲那里谈论学问，自牧在旁侍听。邓显鹤回头问：‘小郎君读什么书？’他回答：‘诸经已经读完，现在正在读《史记》。’黄本骥问：‘也有感到疑惑的地方吗？’他回答：‘有。《诗经》说“禹敷下土，有娀方将”，这是说契出生在治水的时候；而虞廷任命官员时，禹曾推让给稷、契。史书又说稷、契是尧的兄长，那么当时他们应当已经一百岁了。益是皋陶的儿子，出生五岁就辅佐禹。《论语》朱注和五臣的注解都说：为什么不像这样呢？《犬戴礼》说，文王十三岁生伯邑考；那么他日夜思求贤妻，似乎在十二岁以前，未免太早。武王九十三岁去世，成王年幼，不能登上帝位，这样看来，成王出生时武王已经八十多岁了。成王既然没有兄长，却有邗、晋、应、韩等一批弟弟；桐叶封弟的故事又说成王年幼弱小，八九十岁的老人还连续生育儿子，这似乎又太迟了。邑姜是太公的女儿、武王的元妃，年龄必定与武王相仿。《左传》说邑姜刚刚生下太叔，按时间推算，那时邑姜也已经八九十岁了。《国语》说，厉王发现龙涎时，有个七岁的童妾遇到了它，等到成年后便生下褒姒。

译中间经历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直到幽王三年才进入后宫；到她因撕裂缯帛而发笑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妇了。《左传》所记载的宋襄夫人、夷姜、贾君等人，年龄大多也不合常理。这些都是事情可疑的地方。’黄本骥大为惊讶，便邀请他一起入席而坐，与他结为忘年交。《国史·儒林传》把顾炎武、王夫之列在首位。两人的气节和文章相近，但顾炎武较为明达通透，王夫之较为笃实。顾炎武周游四方，结交了许多当代豪杰，所以名声最为显著。王夫之偏居瑶乡，很少与外界交往，所以名声没有传出湖南。光绪二年，湘阴人郭嵩焘上奏请求让王夫之从祀文庙，经礼部议论后驳回。当时郭嵩焘奉命出使，驻在英吉利，又上疏请求保留这一先例，等待最终议定。其实，船山的学术本来就足以流传千秋，不必借助配享文庙两庑来获得荣耀。按原奏疏说：‘臣私下查考，咸丰十年闰三月，大学士、军机大臣遵照圣旨议定：从祀文庙，以是否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作为判断标准。国初的儒臣，如陆陇其、汤斌、孙奇逢、张履祥、陆世仪，都先后获准从祀。当时理学名儒极为兴盛。近来又见河南学政费延厘上奏，请求让汉儒刘德和原任礼部尚书臣张伯行从祀；陕西学政吴大澂上奏，请求让王建常从祀，都是为了表彰前代儒者、使学校有所取法。’ ‘我朝经学昌明，远远胜过前代；但若论默默自我修养、学问精深博大，很少有人能比得上衡阳王夫之。王夫之是明朝举人，坚定地遵守程朱之学，担当道义十分勇敢。正值明朝末年的动乱，他隐居著书。康熙年间，学政潘耒进呈他的著作，有《周易裨疏》《书经裨疏》《书经引义》《诗经裨疏》《春秋裨疏》《春秋家说》，都收入《四库全书》。《国史·儒林列传》称他的思想与张载《正蒙》的学说相契合，并推演成《思问录》内外二篇。他所写的经学论说，言语必定征引实证，义理必定切合实际，立论明达通透，确实有根据，由此也可以想见他的学问深邃。至于其他经史论说数十种，还有很多没有被采录。他其中最精深的著作《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确实能够窥见圣贤的用心，阐发其中精微的义理，足以补充朱子学说中尚未完备之处。他一生实行笃实，仓促之间也一定依照礼法；奋发刚毅，大节凛然。张献忠占据衡州时，听说王夫之学问深厚、品行高尚，急切地搜捕他，并追查到他的父亲，把父亲抓来作为人质。王夫之便拿刀把自己的肢体割伤，几乎割遍全身，抬去交换父亲。’ ‘张献忠见他伤势严重，便释放了他，父子二人都得以脱身。后来又遇到吴三桂作乱，他逃到深山避难，辗转流离迁徙。他读书讲道，从未有片刻停止，最终能够洁身自守、保全自身。他艰苦坚贞的气节、纯厚笃实的操守，都来自读书养气的功夫；经过涵养和实践，达到深厚境界而独自有所体会，行动总能合乎经常之道与权宜之变。尤其对于陆王学术的分别，他分析得极其精细，防范得极其严密，卓然始终归于正道，只把扶助世道、辅翼教化作为自己的志向。’ “臣在籍时，主持城南书院的讲学，书院就在宋儒张栻祠旁。我为王夫之建立了专祠，带领诸生在那里学习礼仪，大家都怀有感激奋发之意。东河督臣曾国荃在任湖北巡抚期间，汇刻了王夫之的遗书四百多卷，但尚未刻印的还很多。自从朱子阐明道学以来，道学精深而广博，只有王夫之能够与之相近。湖南自周敦颐以后，从来没有办理过从祀的成案，直到现在也不敢上奏请求。臣认为，各直省请求将乡贤从祀，按例由本籍督抚臣具题请祀；名宦则由曾任职省份的督抚臣具题。至于从祀文庙这一盛典，责任专在礼臣。像王夫之这样学问和品行精粹的人，若将其列入文庙两庑从祀，实在足以光大盛典，并为士林作出表率。应恳请皇上施恩，命湖南抚臣、湖南学臣查明王夫之学问品行的始末事实，具奏上报；并将曾国荃所刻王夫之的经说以及《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等阐明性理的著作，移送礼部，同时命部臣会同九卿集议，以表彰阐明理学的儒臣，光大圣化，所起的裨益实在很多。臣蒙受皇上厚恩，暂代礼官，负有议论礼制的责任，谨据所知上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