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戊辰年春天，天下各司赴京朝觐。逆贼刘瑾命令每个布政司送银二万两，才允许返回，所得银两由刘瑾等人瓜分使用。各地官员都向京城的富家大户借贷，回到任所后，便加倍加价搜刮百姓财物。上下相互征取，毫无止境。又有荆州知府王绶、武昌知府陈晦都列在应当贬黜的名单中，便广泛贿赂刘瑾，重新得到留任。王绶、陈晦都升任参政，仍然掌管原来的府事。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这两人尤其严重。这一年春天举行殿试，赐吕柟为状元，景旸为第二名，戴大宾为第三名。戴大宾是莆田人，年轻时就有文名，刚满二十岁便考中进士。起初他已经与高氏订婚，还没有成婚，刘瑾想把女儿嫁给他作侄女婿，于是给他的仆从、鞍马、衣服等物品都极其奢侈华美。戴大宾傲然自处，意气洋洋，又纵情饮酒，行为不加检点。刘瑾看不起他，常笑着说：“我不能做牛丞相。”戴大宾知道后，便请假回乡，最终死在路上。吕柟也是陕西人，内阁未免有迎合之意，但吕柟本人实际上没有参与。又传奉皇帝旨意，取焦黄中、刘仁以及黄芳等数十人为庶吉士，不经过馆试，人们都认为这是可耻的事情。但黄芳等数人实际上是被焦黄中等人牵累，后来也免不了遭到贬谪降职。逆贼刘瑾专擅政权，禁止臣民用“天”等字取名。例如郎中方天雨只准称为方雨，参议倪天民改为倪民，御史刘天和改为刘和。朝廷内外纷纷议论，尤其认为这件事奇怪。我曾记载，北朝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允许人名中有“天”“高”“上”“元”等字。宋宣和年间，丞相蔡京采用给事中赵野等人的奏议，凡民间有以“天”等字为名称的，全部禁止并改掉。禁令甚至规定，姓名中犯“天”字的，方天任改为方大任，方天若改为方元若，甚至连承天寺也改名为仁能寺。当时有见识的人都为此忧虑。正统十年进士登科录中，“元”“天”二字都写作“■〈艹曳〉”，说是出自内阁的意思。景泰年间，皇帝幸临大学士，谢表由内阁自行撰写，其中有“管窥霄，蠡测海”一句，大概也是为了避开“天”字。有见识的人曾对这件事感到惊讶。刘瑾连书都不识，这种旧例难道会有所承袭吗？第二年，刘瑾以谋逆罪被诛杀，关于“天”字的禁令也随之废除，难道这就是那件事的预兆吗？刘瑾被诛后，禁令废止，人们都恢复了原来的姓名。殿试结束后，焦黄中、刘仁等人自认为没有考中进士，便唆使刘瑾说：“乡试的解额，南方太多，北方太少，这是过去杨士奇偏袒自己乡里的结果。”大概他们积蓄已久的怨恨，正等着这个机会发作。给事中有一位任姓官员迎合刘瑾的意旨，上疏请求整顿改正，于是命令各司在东阁集议。焦芳大怒，历数前人的罪恶，并且说陕西的土地几乎占天下一半，应当增加名额，附和者众口一词。李阁老东阳从容地问：“姑且说现在应当怎么办，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议论了。”礼部不得已，便说陕西可以增加到九十五名，与江西相等。焦芳忽然大声说：“还是太少，可以增加到一百名。河南、山东、山西、四川也依次增加。”接着又说：“湖广土地也广，也应当增加。”李东阳不肯听从。不到两年，名额全部改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逆贼刘瑾掌权后，贿赂公开流行。凡是有事求见请托的人，说馈送“一干”，就是一千两的意思；说“一方”，就是一万两的意思。后来逐渐增加到几干、几方，社会风气更加衰败了。四川镇守太监罗龠请求获得便宜行事的权力，实际上是刘瑾在背后主持。于是各地镇守太监都援引这个先例上奏请求，像巡抚都御史一样，干预刑名等各项政务。刘瑾捏造圣旨批出，全部准许他们便宜行事。河南太监廖堂又奏请兼管修河，搜刮百姓财物，遍及乡野，运送数千余万到京师。太监毕真起初奉差到天津收取海鲜，搜敛钱财数万，又请求更换敕书，从天津出发，沿山东海岸，直到苏州、松江、福建。所到之处都搜刮百姓财物，凌辱官吏，没有人敢出声。先朝的旧例是：奏请获准后，六部派遣官员，便由该部申请敕书，必须把事由详细写明送交内阁撰写敕书，从来没有不经过六部、由内阁自行发出敕书的。毕真一类人的敕书，以及近来内官获得祠额和护敕的做法，都是刘瑾与内阁李、焦等人创立的。当时李公任首相，如果肯坚持上奏说申请敕书必须由六部说明事由，这是祖宗旧制，我们不敢违背，何况《大明律》中还有关于结党乱政的重法。这样做，即使刘瑾不听从，也不过像刘、谢等人一样离职罢了。可是他竟不能这样做，这是谁的过错呢？边方召集商人缴纳粮草，其中的弊端刘瑾一向知道。一天，户部上奏，派给事中每三年查盘一次，奏疏中有“粮粗秕，草浥烂”的话，刘瑾便批示逮捕各年巡抚都御史、管粮郎中数人下狱。随后又给他们戴上锁杻，派人押送到原任地方，加倍赔偿。又有商人缴纳了过量的粮草，却拖欠应得的价银，也都被没收入官，分文不给。由此商人更加困苦，边地储备逐渐匮乏。

译刘瑾因户部奏请发放各边的年例银两，认为先朝没有这种惯例，便命令户部查考天顺以前的年例银数。顾佐尚书答复说，天顺以前没有年例银的惯例。刘瑾大怒说：“这正是户部官员与边方巡抚都御史串通起来共同盗取内帑银两的明证。”于是把相关人员全部追究问罪，革除发放银两的惯例，边储从此极度缺乏。原来成化八年间设置榆林镇，巡抚余都御史子俊增设城寨，陕西百姓供应粮饷接续不上，便上奏发放江南折粮银以补不足。但最初也是按照江南原有的折银标准，每米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发给军士。后来大同等边地缺乏粮饷，也暂时发银补足，数额都不多，从未有按万计算发放的。弘治年间，户部叶尚书淇是淮安人，盐商都是叶淇的熟人，于是同叶淇商议说：“商人到边地缴纳银两，价格少，却有长途跋涉的忧虑；在运司缴纳银两，价格虽高，却有容易办理的便利。”当时内阁徐溥与叶淇是同年且关系亲近，于是采纳他的建议，上奏获准：两淮运司的盐课，在运司开中纳银，解送户部，再送入太仓银库收贮。将盐价银分送各边，积累到一百余万，人人都认为便利，却不知道这已经破坏了旧法。原来洪武、永乐以来，天下盐课都通过开中送往各边，缴纳粮米豆类实物。商人想获得盐利，便预先把粮米豆类实物转运到边地，等待开盐报中，所以边地的粮豆没有特别昂贵的时候。如今废除了商人赴边报中的办法，虽然说这样得到的价银更多，但边地附近无人购买、运输米豆，于是价格便急剧上涨。正德五年，侍郎丛兰整顿陕西边储，便命令百姓每石征银二钱五分，折合一石米。六部是政务的根本，稍有差错，便会造成这样的弊端。假使顾佐尚书在刘瑾查考旧例时回答说：“过去盐课在各边缴纳，所以没有发放年例银；后来改为盐课纳银并解送京城，所以不得不分送各边。”这样一来，刘瑾必定不会发怒，反而会纠正盐法，叶淇恐怕也就不能免罪了。逆贼刘瑾以富国为名，每每想方设法强取横征，并借此使文臣陷入困窘。凡是因公务过错而受到牵连的人，他就捏造圣旨，以姑且免于提问为名，责罚他们缴纳米粟来充实边储。士大夫害怕受到他的凌虐，也甘愿接受罚纳。起初每人只罚一二百石，后来逐渐增加到一千五百石。因这件事倾家荡产的人很多。自从逆贼刘瑾掌权以来，对文臣的压制达到极点，内官和武官肆意横行。刘瑾等数人都追赠父祖为都督、都指挥，追赠母亲为夫人，并修造坟墓、举行祭葬。主管的六部不敢坚持，科道官也不敢进言。他们的诰命、祭文，都是内阁撰写的。议论者认为，当时内阁诸公结党乱政的罪行，是无法掩盖的。至于三品以上文臣的祭葬，却加以阻挠，不予办理。例如侍郎郝志义去世后，他的儿子援引惯例请求祭葬，刘瑾认为这是洪武礼制，文臣没有祭葬的规定，都是后来文臣专权擅自增加的。于是传旨把他押入锦衣卫狱，审问后发配充军。学士武卫病故后，他的儿子请求恩典，也被投入狱中。刘瑾这样玩弄权力、压制文臣。●卷三 起初，《大明会典》编成后，内阁从李东阳以下直到翰林、春坊官员都升了职。刘瑾认为这是破坏祖宗的制度性著作，擅自增加新例，便毁掉这部书，并把各官员因此获得的升职全部追夺，只有李东阳没有被夺职。刘瑾又想压制文学之官，便捏造圣旨说翰林官不懂事体，点出十多人的姓名，将他们升调到两京各部的属官，命令他们扩充办理政务。朝廷内外一片哗然。逆贼刘瑾又想裁撤天下的巡抚官，说这是旧制所没有的，天顺年间也曾裁撤过，于是把各地巡抚都御史召回。后来与内阁商议，认为不能全部裁撤，便只裁去腹里地区的巡抚，漕运和边方的都御史都不裁。刘瑾又想把各衙门增设的官员以及提学、兵备全部裁撤，后来内阁议定提学不能裁，刘瑾便听从了。华容人刘尚书大夏退休后，逆贼刘瑾知道他受到先朝知遇，常想依法追究他。又受到同年焦芳的嫉妒，恰逢广西土官岑猛先前被刘大夏与都御史潘蕃上奏迁徙到福建，到这时用重金贿赂而得以恢复原职。刘瑾于是以迁徙土官违法为由，把刘大夏等人一并逮捕到京，想将他们置于重罪死刑。案件交付廷议后，各位大臣都不敢说一句话。只有屠都御史滽说：“刘大夏这有什么罪，为什么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应当拟为‘不应’。”刘瑾大怒，用恶毒的话骂屠滽：“你是刘大夏的同党吗？”第二天，大臣把屠滽的意见上奏。刘瑾与焦芳、刘宇谋划，刘宇又一向嫉恨刘大夏，于是弹劾刘大夏擅自将夷人迁徙，便与潘蕃一同发配边地戍守。刘瑾起初拟定广西边卫，焦芳说：“这是把两人送回家乡。”于是定为肃州卫。刘大夏赴肃州时，旧日朋友都躲避不来送行，只有同乡严仲宏赠诗与他唱和。《过六盘山寄李阁老》末句说：“寄谢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几时还？”《归自六盘和前韵》末句说：“凭谁寄语中州子，前度刘郎今已还。”其中“中州子”指焦芳、刘宇二人。逆贼刘瑾既然停止各边送银，又禁止商人报纳边储，于是边储极度匮乏。刘瑾因此询问开国初年是怎样使边储充足的，见识浅薄的人认为，开国初年屯田得到整顿兴办，所以军粮能够自足，后来被权势人家侵占，因而军队不能自给。刘瑾于是慨然整顿兴办屯田，分别派遣郎中胡汝砺、御史杨武、少猛颜颐寿等人到各边丈量屯田，以增加查出的田亩数和追缴完积欠为能，否则便治罪。又命令把银两发给边地附近州县的百姓，购买米粮，加上脚力费和损耗费，运送到边仓缴纳。执行的人严酷苛刻，百姓无法生活。他增加屯田时，每处多达数百余顷，全部命令出租。大理少卿周东在宁夏与都御史安惟学核比较屯粮，严厉刑罚军官的妻子儿女，人心愤怒怨恨。千户何锦等于是与安化王谋划起兵，发布檄文，以诛杀刘瑾等人为名。刘瑾的祸患从此开始了。浙江绍兴府勘察上报经明行修的人共四人，其中余姚有三人。逆贼刘瑾认为这是谢阁老谢迁私自提拔同乡，便将这些人押送到锦衣卫镇抚司审问。其中一人胡乱招供，供词牵连到谢迁，于是又牵连到洛阳。刘瑾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奇货，正好可以发泄积蓄已久的怨恨，笑着说：“如今他进入我的圈套了。”他向皇上进言，一定要把谢迁发配边地戍守。幸亏李阁老曲折详尽地为谢迁辨析，皇帝才下令让他成为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