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靖海纪略》 （明）曹履泰 撰
●倪序
马棱谓虞诩曰：君儒者，当谟谋庙堂，乃在朝歌，吾甚危之。斯言诚不识诩，亦岂为能知儒者乎？苟为儒者，必明吏术；明吏术，则必办贼。尹铎只自任不为茧丝耳，不知其能灭智氏，以为民爱不叛，固然。然自其二年之前，而已知有沈城之事，铜出其墙，矢发于屋，非卒忽适然为之也。
天启、崇祯之间，置一曹方城于闽同，而闽同大治。当是之时，海寇颷作；压城，城不摧。方其处之，有如宿将。纶扇韎韦，迭御堂皇，转箸五年，剿抚俱效。今读其言，画地聚米，应镞投捩，守距环脱，驱钤役符。夫以韩白在坛，留泌居幄，即多秘计，要其凿然如斯而已。自是遂以召入禁中，计天下大事，连奏劾大将之否不律者，天下之人，益贵其识。皆曰：使其秉枢坐筹，杀天下贼当尽。嗟乎！今且以谴去。圣人之治，豪杰根本，汉高颠倒之，而后尽其用。此岂可以一端见乎？我固尝怀二策，未之敢献。其一曰：今天下之贼皆庸才，奈无杀贼之人。其二曰：今天下之才足杀贼，奈无任才之法。扑贼久不灭，与其责将，不如责吏。用尹铎一策也。激才久不出，与其求功，不如求过。赦魏尚又一策也。
友弟倪元璐题。
●彭序
子瞻氏有言：奸萌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韪哉斯言。通治内于威外，方寓戎敌盗贼之患。以将帅摧扫之不足者，以长吏式遏之有余。我国家镜于治乱之原，内之台谏与外之长吏，任寄出入，相埒并重。名硕勳绩，往往繇此其选。当兹中外脊脊多故，凡今日长吏，皆将帅任也。能为将帅者，乃可为长吏，乃可以重台谏而有余。
我友方城曹公，在谏垣是能重谏垣者也。起家邑令，则在闽之同安。海内知公重谏垣，不知其重于令同，尤不知其重于能以令为将帅也。闽海自中盗患，数十年滋剧。同实海之喉吭。天启、崇祯之交，邑海患岌岌，几以邑殉，则几以闽殉。自公治同，五年办取一片，真胆略、真经济，丸弄而蜩承之。剿抚随机，张弛尽变。奖率我闾井保甲，悉成精卒。鸠集彼渔舟贾舶，尽为战舰。用战、用守、用间谍、用招安、用解散、用诱购。贼械百出，一一筹之以整暇。卒使三、四渠率，顺者搏颡，逆者献馘，功成而全闽晏如。在事文武大吏，咸以戡定受异酬。独公意色渊然，若不与筹海军也者。斯其为卓鲁者乎？为颇牧者乎？公既自以积望实入冠谏垣，益发抒规天下安攘大讣。謇谔不少骪徇，屹然长孺禁闼、淮南寝兵之风。直以严冷孤峭，危身任怨。未几，得意外严谴。噫！臣子分谊，誉惧功凶，何容避就！藉第令业跻清显，宦海得失，稍稍易志，纵掖梧栖稳，又何以为公？是当其治邑日，亦安能不爱官、不爱名、并不爱命，以为闽海敉甯此土也。
期生忝公交盟二十余年，素服膺公器识襟量，沉深而宏远。方其籍孝秀淹公车时，已觇必办天下事。惜也！试之令邑，能靖邑以重闽。晋之谏垣，不得久谏垣以重朝廷。风霜雨露，天心世道，未来夫安可量。公于此际，正益恬穆任之。吾侪蒿目时事，因得读纪略而有慨于此。请以是编质今之为长吏者。令尽如公，尚仅庙堂将帅之思哉？
同里友弟彭期生题。
译《靖海纪略》，明代曹履泰撰写。●倪氏序 马棱对虞诩说：“您是儒者，应当在朝廷谋划国事，如今却在朝歌，我很替您担忧。”这话实在是不认识虞诩，也哪里算得上了解儒者呢？如果是儒者，就一定明白吏治之术；明白吏治之术，就一定能办好讨贼之事。尹铎只是自任不肯像抽茧剥丝那样搜刮百姓，却不知道他能够消灭智氏，是因为让百姓爱戴而不反叛，这本来就是如此。然而，早在沈城事件发生的两年以前，他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铜器从墙中露出，箭从屋里射出，并不是士卒突然偶然这样做的。天启、崇祯年间，任用一个曹方城到闽同任职，于是闽同治理得非常好。当时海盗如狂风般蜂拥而起，压迫城池，城池却没有毁坏。他处理这些事务，简直像久经战阵的老将。手持纶巾扇，穿着韎韦，轮番登临公堂处理政务，运筹五年，剿灭和招抚都取得了成效。如今读他的言论，划地聚米，像根据箭镞投掷来推测方向，守住要害、解除包围，驱使军队、使用符令，所说的都是这些。即使韩信、白起登坛统兵，李泌居于帷幄之中，纵然有许多秘计，归根结底也不过如此明确有效罢了。于是他便被召入禁中，谋划天下大事，接连奏劾那些任大将却不守法度的人，天下人更加看重他的见识。大家都说：“假如让他掌握枢机、坐在朝廷筹划，天下的贼寇一定会被杀尽。”唉！如今他却将要因为获罪被贬离职了。圣人治理天下，豪杰是根本；汉高祖颠倒使用豪杰的次序，后来才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这难道可以只从一个方面来看吗？我本来曾想过两条策略，只是不敢献上。第一条是：如今天下的贼寇都是庸才，只是没有能够杀贼的人。第二条是：如今天下的人才足以杀贼，只是没有任用人才的办法。讨贼很久仍不能消灭，与其责备将领，不如责备吏员，这是采用尹铎的策略。激励人才很久仍不肯出来，与其追求功劳，不如追究过失；赦免魏尚，又是另一条策略。友弟倪元璐题写。●彭氏序 子瞻曾说：“奸邪刚开始萌发时，用台谏官加以纠察，力量还绰绰有余；等到奸邪已经形成，再用战争去消灭，力量就不足了。”这话说得对极了。把治理内部的办法贯通到抵御外部方面，正是为了应对戎敌、盗贼的祸患。用将帅摧毁扫荡还不足以解决的，用地方长吏加以遏制就绰绰有余。我国以历代治乱的根源为鉴，内廷的台谏官与外任的地方长吏，所承担的任用和寄托彼此相当，同样受到重视。那些著名的贤能之士和显赫功绩，往往都是从这两类职位中选拔出来的。如今正值内外多难多事，凡是今天的地方长吏，都承担着将帅的职责。能够做将帅的人，才可以做长吏，也才可以重视台谏而有余力应对事务。我的朋友方城曹公，在谏垣任职时，就是能够使谏垣受到重视的人。他由乡县令起家，任职于闽地同安。天下人只知道曹公重视谏垣，却不知道他在同安任县令时同样受到重视，更不知道他能够把县令做成将帅那样。闽海自从发生海盗祸患以来，几十年间越来越严重。同安正是大海的咽喉要地。天启、崇祯交替之际，同安县的海患危急万分，几乎要以县城殉难，也几乎要连累整个闽地。自从曹公治理同安，五年间便办成一件大事，真有胆略，真有经世济民的才干，像玩弄弹丸、承接鸣蝉一样从容。剿与抚根据情况灵活使用，张弛进退全都变化得当。他奖赏、率领乡里保甲，使他们全都成为精锐士卒；集合那些渔船商船，把它们全都改作战舰。或用战斗，或用防守，或用间谍，或用招安，或使其解散，或用利诱收买。贼寇的手段层出不穷，他一一从容筹划应对。最终使三四名渠帅，顺从的叩头归降，抗拒的献上首级，功业完成，而整个闽地安然无事。在任的文武大官，都因平定海患而得到特别奖赏。唯独曹公神色深沉，好像这些筹划海防的功劳都与他无关似的。这就是所谓的卓茂、鲁恭一类的人吗？是所谓的廉颇、李牧一类的人吗？曹公既然凭借长期积累的声望和实际功绩进入谏垣、担任要职，就更加充分发表意见，谋划天下安定与攘除祸乱的大计。他直言不讳，丝毫不屈从迁就，俨然有长孺在禁宫、淮南王停止用兵的风范。只是因为性情严肃冷峻、孤高峭拔，便置自身安危于不顾，承担怨恨。不久，曹公获得了意料之外的严厉谴责。唉！臣子所应守的名分和情义，无论赞誉、畏惧、功劳还是祸患，哪里容得下趋利避害呢？即使假定他已经升到清贵显要的职位，在仕途得失之间稍稍改变志向，即使能够安稳地栖身于高位，又怎么还称得上曹公呢？正因为这样，他在治理同安县的日子里，怎么能不爱惜官位、不爱惜名声，甚至连性命也不爱惜，只为了使闽海安宁、使这片土地获得安定呢？我期生有幸与曹公结交二十多年，一向敬佩曹公的器量、见识、胸襟和气度，深沉而宏远。当他以孝廉、秀才身份长期滞留，等待应试入公车时，我就已经看出他一定能办理天下大事。可惜啊！让他试任县令，他能够安定一个县，从而使闽地受到重视；晋升到谏垣，却不能让他长久留在谏垣，以使朝廷受到重视。风霜雨露，天意和世道，未来的变化哪里能够估量呢？曹公在这个时候，正应当更加安然和穆地承担这一切。我们这些人忧虑时事，因此读到《纪略》，对此深有感慨。请用这部书来质问今天担任长吏的人。假如所有县令都像曹公这样，难道还只是朝廷将帅的期待吗？同乡友弟彭期生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