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行，自正心修身，以至事上惠下，擿奸决疑，■〈血阝〉隐治赋，凡可为郡县楷式者，无不曲尽其宜，且简而易行，约而易守，名之曰《牧民忠告》。及余客京师，尝于台臣之家见所谓《风宪忠告》者，言风纪要务凡十章，亦公为御史时所著也。今年余谒闽海，监宪庄公出《风宪忠告》，将锓梓以广其传，俾余序之。余得重观是书，则叹曰：“文忠真仁人也，仁者耻独善于己，己为令长，得牧民之道，欲使天下牧民之吏人人尽其道；己为宪臣，能振纪纲，慎举刺，言人所难言，欲使天下为宪臣者人人皆然。公其心于天下，而不私其身，虽令尹子文之忠，不及此也。《传》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是书可谓仁人之言矣。”时文忠公之子引来佥闽宪，克济世德云。
译推行时，从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开始，直到侍奉上级、恩惠下属，揭发奸邪、决断疑难，肃清隐弊、治理赋税，凡是能够作为郡县官吏楷模范式的，无不详尽地做到适宜，而且简明容易实行，简约容易遵守，命名为《牧民忠告》。等到我客居京城时，曾在台谏官员家中看到所谓的《风宪忠告》，讲述风宪要务共十章，也是他在担任御史时所写的。今年我拜访闽海地区，监宪庄公拿出《风宪忠告》，打算刻版印刷以广泛传播，让我作序。我得以重新阅读这本书，于是感叹说：“文忠公真是仁爱的人啊，仁人耻于独自完善自己，自己担任地方长官，掌握了治理百姓的方法，希望使天下治理百姓的官吏人人都能尽其职责；自己担任监察官员，能够振作纲纪，慎重举荐和弹劾，说出别人难以说出的话，希望使天下担任监察官员的人人都能如此。他将公正之心施于天下，而不偏私自身，即使是令尹子文的忠诚，也比不上他。《左传》说：‘仁人的言论，其利益真是广博啊。’这本书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论了。”当时文忠公的儿子引担任福建宪司官员，能够继承并光大世家的德行。
至正乙未秋，林泉生序。
○自律第一
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盖执法之臣将以纠奸绳恶以肃中外，以正纪纲，自律不严，何以服众？夫所谓严如处子之居室，一行一住一语一嘿必语礼法，厥德乃全；跬步有违，则人人得而訾之。苟挟权怙势，惟殖己私，或巧规子钱，或盗行盐帖，或荒躭曲蘖，或私用亲属，或田猎不时，或宴游无度，或潜托有司之事，或妄兴不急之工，或旷官第而弗居，或纵家人而不捡，于斯数者而有一焉，皆足为风宪之累。近年南北富民多起宅以居势要，因济己私，既有官舍，则不必居于彼矣。夫朝廷以中台为肃政，御史为监察，以宪司为廉访者，政欲弭奸贪，戢侵扰，开诚布公，俾所属知所法也，今而若是，牧民之吏将焉法哉？且他人有犯轻，则吾得而言之；又重，吾得闻于上而僇之；己之所犯，其孰得而发哉？恃人不敢发，日甚一日，将如台察何？将如天理何？故余备载其然，俾为宪司者有则改之，无则益知所以自重。
○示教第二
甚矣，人之不可无教也！生知如圣人，犹胥教诲，胥训告，况不能圣人万一者，可忽焉而不务哉？大抵常人之情，苟非其所惮，虽耳提面命，则亦不足发其良心。何则？非所素服素畏故也。今夫庶司之职，为众所畏服者莫如风宪，诚因监莅于彼，或始上之日会所属而勖之曰：“彼之官重者廷授，次者省授，又次则吏部授，大小虽殊，无非国家臣子。为人臣子，奸污不法，人孰汝容？夫纳贿营私，所得甚少，所丧甚多，与其事败治汝，曷若先事而教之为愈哉？吾之此言，虽曰薄汝，实厚汝也；虽若毒汝，实恩汝也。”苟能如是谕之，吾知退而必有率德改行，易凶恶为善良者矣。且刑罚不足致治，教之而使不犯，为治之道莫尚焉。圣人谓“不教而杀谓之虐”；又闻治于未然者易，治于已然者难。近年刘伯宣为浙西宪使，疏真西山《守令四箴》播告所属，且曰：“近年执宪者惟知威人以刑，而不知诲人以善。”呜呼！刘公此言，可谓仁人君子深得风宪之体者矣。
○询访第三
今为政者，往往以先入之言为主，非彼狃徇一偏，盖由不通上下之情故也。故通其情莫如悉心询访，小而一县一州，大而一郡一国，吏孰贪邪，官孰廉正，何事病众，何政利民，豪横有无，风俗厚薄，既得其凡，他日详加综核，复验以事，其孰得而隐哉？苟廉矣，即优之，礼貌之，荐举之，则善者劝矣。苟贪矣，虽极品之贵，即蔑之，威拒之，纠劾之，则为恶者惩矣。推而至于待士遇吏，亦莫不然。大抵一道之任，犹一家之务焉。善为家者，其子弟族属下逮奴隶，其情性良否，皆所当知；一或不及，则将甘为所弄而不悟，久必致是非颠倒，以佞为忠，以贪为廉，以无能为有能，政令不行，而纪纲替矣。前辈有云：“为宰相不难，一心正两眼明足矣。”呜呼！彼长风宪者，其责任之重亦岂下夫宰相哉！若之何不以前辈之言为法。
○按行第四
将家云：“多筭胜少筭，少筭胜无筭。”不特用兵为然，虽莅官临政，亦莫不尔。夫廉司所莅之处，一方官吏皆惕然不自安；其所不安者，由彼为恶日久，恐人有以发而讼之一旦故也。彼既内隐其恶，则必多方以求司官所亲之人而解之。夫司官所亲者，曰书吏焉，曰奏差焉，曰总领焉，曰祗候焉。夫为人弥缝私罪，则何求不得，何请不随。为司官者，苟不深防预备，严为禁切，万一连己，悔将何及。若乃司官廉正，犹或庶几；其或彼此胥贪，弊将焉救？于是乎有箕敛者，有稛载者，有箧笥充者，有囊橐盈者，微至土地所宜，靡不搜刮。昔端州出佳砚，包孝肃公出判于彼，及其代也，徒手而归。李及知杭州，丝馈缕谒不逮门，由市白乐天文集，终身以为慊。古人持身之廉如此，况在风宪，其所行州郡，敢假分毫之物以自溷哉！大抵宪长得人，则司官不敢恣；司官得人，则书吏不敢
译至正乙未年秋天，林泉生作序。
○自律第一
士人约束自身，固然不可不严格，然而有官职在身的人，就应当比士人更严格；有进言职责的人，又应当比有官职的人更严格。因为执法的大臣将要纠察奸邪、制裁恶行，以肃清朝廷内外，端正纲纪，如果自我约束不严格，凭什么使众人信服？所谓严格，就像处女居住在内室一样，一举一动、一言一默都必须符合礼法，这样德行才能保全；如果半步违背，那么人人都可以指责他。如果倚仗权势，只图谋取私利，或者巧取利息，或者盗卖盐引，或者沉溺酒色，或者私用亲属，或者不合时宜地田猎，或者宴饮游乐没有节制，或者暗中托付官府事务，或者妄自兴办不急之务，或者荒废官邸而不居住，或者放纵家人而不检点，在这几项中只要有一项，都足以成为风宪官员的拖累。近年来南北富人多建造宅邸来安置权贵，借此满足自己的私欲，既然已有官舍，就不必住在那里了。朝廷设置中台作为肃政机构，御史作为监察官员，宪司作为廉访机构，正是想要消除奸贪，遏制侵扰，开诚布公，使下属知道效法的榜样，现在如果像这样，治理百姓的官吏将效法什么呢？况且别人犯了轻罪，我们可以进言；犯了重罪，我们可以上报朝廷并惩处他们；自己犯的罪，谁能揭发呢？倚仗别人不敢揭发，一天比一天严重，那将如何面对台察机构？如何面对天理？所以我详细记载这些情况，使担任宪司的人有错就改，无错则更加知道如何自重。
○示教第二
人的不可没有教化，是多么严重啊！生来就知晓道理如圣人一样，尚且需要教诲，需要训告，何况连圣人万分之一都做不到的人，可以忽视而不致力于教化吗？大抵常人的情性，如果不是他所敬畏的，即使耳提面命，也不足以激发他的良心。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他平时信服和畏惧的缘故。现在各机构的职责，被众人敬畏服从中没有比风宪更甚的，确实因为监督临莅在那里，或者在刚上任时召集下属勉励他们说：“那些官位高的由朝廷授予，次一等的由行省授予，再次的由吏部授予，大小虽然不同，无非都是国家的臣子。作为臣子，奸污不法，谁容忍你？接受贿赂谋取私利，所得很少，所失很多，与其事情败露后惩治你，何不事先教导你更好呢？我这些话，虽然说是轻视你，实际上是厚待你；虽然好像毒害你，实际上是恩惠你。”如果能这样晓谕他们，我知道他们退下后一定有遵循道德、改正行为，由凶恶变为善良的人。况且刑罚不足以达到治理，教化使他们不犯罪，治理的方法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圣人说“不教化就杀戮叫做暴虐”；又听说在事情发生前治理容易，在事情发生后治理困难。近年来刘伯宣担任浙西宪使，刊印真西山《守令四箴》告知下属，并且说：“近年来执法的人只知道用刑罚威慑人，而不知道用善道教诲人。”唉！刘公这番话，可以说是仁人君子深得风宪体制精髓的人了。
○询访第三
现在执政的人，往往以先入为主的言论为主，不是他们拘泥于偏私，大概是因为不通上下之情形的缘故。所以通晓情形没有比悉心询访更好的了，小到一县一州，大到一郡一国，官吏谁贪婪邪恶，官员谁廉洁正直，什么事危害大众，什么政令利于百姓，豪强横暴有无，风俗厚薄，既然知道了大概，日后详细加以综合考核，再用事实验证，谁能隐藏呢？如果廉洁，就优待他，礼遇他，推荐他，那么善良的人就受到鼓励了。如果贪婪，即使是最高级的贵官，就蔑视他，威严地拒绝他，纠举弹劾他，那么作恶的人就受到惩罚了。推而广之，对待士人、官吏，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大抵一道长官的职责，就像一家的家务一样。善于治家的人，他的子弟、族人、下属乃至奴隶，他们的性情好坏，都应当知道；一旦有所不知，就会甘心被他们玩弄而不醒悟，长久必然导致是非颠倒，把谄媚当作忠诚，把贪婪当作廉洁，把无能当作有能，政令不能施行，而纲纪废弛了。前辈有人说：“做宰相并不难，一心端正、两眼明亮就够了。”唉！那些执掌风宪的人，他们的责任之重难道低于宰相吗？为什么不以前辈的话为法则。
○按行第四
兵书上说：“多谋划胜过少谋划，少谋划胜过不谋划。”不只是用兵如此，即使临官执政，也没有不是这样的。风宪机构所到之处，一方官吏都恐惧不安；他们不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作恶日久，恐怕有人揭发并诉讼他们。他们既然内心隐藏罪恶，就一定多方寻求主管官员亲近的人来为自己解脱。主管官员亲近的人，有书吏，有奏差，有总领，有祗候。替人掩盖私罪，那么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有什么请求不随从。作为主管官员，如果不深深防备预备，严厉禁止切责，万一牵连到自己，后悔哪里来得及。如果主管官员廉洁正直，或许还有希望；如果彼此都贪婪，弊端怎么挽救？于是就有横征暴敛的，有满载而归的，有箱柜装满的，有口袋盈满的，细微到土地所产的适宜之物，无不搜刮。过去端州出产好砚台，包孝肃公在那里任判官，等到他离任时，空手而归。李及任杭州知州，丝织品馈赠、缕缕拜谒不到门前，从市场买白乐天的文集，终身以此为憾。古人保持自身廉洁如此，何况在风宪职位上，他所巡视的州郡，敢假借丝毫物品来玷污自己吗！大抵宪长用人得当，那么主管官员就不敢放纵；主管官员用人得当，那么书吏就不敢
恣。抑闻各道公燕，司官、书吏、奏差同堂而坐，喧哗笑谑，上下不分，所以致彼操纵自如，百无忌惮。谚谓：“廉访司，书吏之权。”迹此观之，信匪虚语。诚能设法以禁之，盛威以临之，小有所犯，即随以鞭扑，如此庶使精锐消沮，威福不张于外矣。凡初入风宪者，不可不知。
译放纵。我听说各道的官办宴席上，官员、书吏、奏差同堂而坐，大声喧哗、嬉笑调笑，上下尊卑不分，因此导致他们操纵自如，毫无顾忌。谚语说：“廉访司，是书吏掌权。”由此看来，确实不是虚言。如果真能制定办法来禁止这种行为，用盛大的威严来震慑他们，稍有冒犯，就立即施以鞭打，这样或许能使他们的锐气消沉，威势和恩惠不再在外张扬。凡是刚进入监察机构任职的人，不可以不知道这一点。
○审录第五
《书》曰：“庶狱庶慎。”又曰：“非侫折狱，惟良折狱。”《易》谓：“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呜呼！于以见圣人好生之心与天地等矣。夫饥寒切身，自非深知义理之人，不敢保其心之无他，况蚩蚩之氓，为守牧者教养之，不至穷而为盗，是岂得已哉。古人有以灼其然，故为制也恒寛而不亟促，恒哀矜而不忿疾。均之为盗也，而有长幼疏戚之分；均之为奸也，而有夫亡夫在之殊。有疾则医药之，疾革则释梏入人而侍之。夫彼冥迷凶险之徒既丽于理矣，何足缀意，而古人为制如此者，则其仁恕忠厚之情可见矣。昔欧阳公父治死囚之狱，求其生而不得，则掩卷而叹，其言曰：“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况世常求其死哉！”后之残忍者一切不务，而惟威刑之尚，谓其无茹寃而死者，吾不信也。夫莅官之法无他，口威心善而已矣。口威则欲其事集，心善则不欲轻易害物。况久系之囚，尤当示以慈祥，召之稍前，易其旧所隶卒吏，温以善色，使自陈颠末，情无所疑，然后参之以按。若据按以求其情，鲜有不误人者。盖州县无良吏，所以不敢信其已具之文，毫厘或差，生死攸系。故圣人谓：“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又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轻。”论囚之道，尽于此矣。君子其慎诸。
○荐举第六
夫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举天下之贤。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亦非一人所能独成，必兼收博采，治理可望焉。故前辈谓“报国莫如荐贤”，真知要之言哉！今夫富者之于家，有田焉，必求良农使之耕；有货焉，必求能商使之贾；有牛羊焉，必求善豢者使之牧。何则？盖彼拳拳于治家，故不得不求其人也。况受天下之寄，任天下之责者，乃不知求天下才共治之，岂其智之不若彼富者哉？由其为国之心未尝如其为家之心之切故也。于此有人焉，廉而且干，虽有不共戴天之仇，公论之下亦不得而掩焉。苟非其人，虽骨肉之亲，公论之下亦不得而私焉。世常谓风宪非亲不保，非仇不弹；又有身为宪佐，风御史荐己就升者。呜呼，委以黜陟百官之权，授以仪表百司之职，乃不思报效，惟假之以行己私，人则受其欺矣，天地鬼神其受欺乎？大抵求而后举，不若不求而举之；为公识而后荐，不若采之舆议之为博。夫己不求贤，必使人之求己者，皆非也。盖求则不必举，举则不必识矣。故古人有闻而举者，有见而举者，有举仇者，有举亲者，有集为簿者，有拜其剡者，有书之夹袋者，虽其举不一，要极于公当无私而已。于戏！诚如是，则为相为风宪者安有临事乏才之叹。
○纠弹第七
夫台宪之职，无内外远迩之分，凡有所知，皆得尽言以闻于上。虽在外，苟知居中非人，纠而言之，可也。虽在内，苟知外官者不法，纠而言之，亦可也。大率惟务尽公无私，斯得之矣。夫人之仕也，有贵近焉，有疏远焉，贵近者不少贷，则位卑而罪微者不待劾而艾矣。故前辈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亦此义也。切尝谓荐举之体则宜先小官，纠弹之体则宜先贵官，然又当审其素行为君子为小人。如诚小人，虽有所长，亦不必举。何则？其平日不善者多也。况刑宪本以待小人，君子之过苟不至甚，殆不宜轻易加之，使数十年作养之功扫地于一旦也。盖人才难得，全才为尤难得。昔赵清献公在言路，弹劾不避权贵，京师号为铁面御史。尝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其言曰：“小人虽有小过，当力排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诖误，则当为国家保持爱护，以全其德。”于戏！赵公之言可谓深识远虑，真知大体之论矣。故余表而出之，以为当路者楷式。
○奏对第八
中外之官，莫难于风宪，莫危于风宪。曷谓难？人所趋者不敢趋，人所乐者不敢乐，人所私者不敢私，所谓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非难而何。曷谓危？入焉与天子争是非，出焉与大臣辨可否，至于发人之奸，贬人之爵，夺人之官，甚则罪人于死地，一或不察，反
译○审录第五
《尚书》说：“审理各类案件，务必谨慎。”又说：“不是巧言令色的人断案，而是善良正直的人断案。”《易经》说：“君子明察谨慎地用刑，而不滞留案件。”唉！由此可以看出圣人爱惜生命的仁心与天地是等同的。当饥寒交迫切身时，如果不是深明义理的人，不敢保证他的心中没有别的念头，何况那些愚昧的百姓，是由地方官教养的，不至于走投无路才去偷盗，这难道是不得已的吗？古人深知这一道理，所以制定的法度常常宽缓而不急促，常常哀怜而不愤恨。同样是盗窃，却有年长年幼、关系亲疏的区别；同样是奸淫，却有丈夫亡故和丈夫在世的差异。囚犯有病就给予医药，病情危急就解除刑具让人服侍。那些冥顽凶险之徒既然已经触犯法律，有什么值得在意呢？而古人制定这样的制度，那么他们仁爱宽恕、忠厚的情怀就可见了。从前欧阳修的父亲审理死囚案件，力求保全其生命而未能做到，就合上案卷叹息，他说：“常常力求保全其生命，尚且还会错判致死，何况世人常常只求判其死刑呢！”后来的残忍之人完全不讲究这些，只崇尚威严刑罚，说他们没有含冤而死的人，我不相信。为官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口威心善罢了。口威是为了让事情得以集议决断，心善是不想轻易伤害他人。何况长期羁押的囚犯，更应当展示慈祥，召他稍向前来，更换原来隶属的卒吏，用温和善意的脸色，让他自己陈述事情始末，情理上没有可疑之处，然后再参酌案卷。如果只依据案卷来探求实情，很少有不误伤人的。因为州县没有良吏，所以不敢相信已经定稿的文书，毫厘之差，就关系到生死。所以圣人说：“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规。”又说：“功劳有疑问时从重赏，罪过有疑问时从轻判。”审理囚犯的道理，尽在于此了。君子要谨慎啊。
○荐举第六
士人有为天下公之心，然后能举荐天下的贤才。因为天下的事情，不是一个人所能全部知晓的，也不是一个人所能独自完成的，必须广泛收罗采纳，治理才有希望。所以前辈说“报国没有比推荐贤才更好的了”，真是深知要旨的话啊！现在富有的人对于家，有田地，必定寻求良农让他耕种；有货物，必定寻求能商让他经商；有牛羊，必定寻求善于饲养的人让他放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心一意治理家业，所以不得不寻求合适的人。何况受托治理天下、承担天下责任的人，却不知道寻求天下的贤才共同治理，难道他们的智慧不如那些富有的人吗？是因为他们为国之心不曾像为家之心那样迫切的缘故。在这里如果有个人，廉洁而且干练，即使有不共戴天的仇人，在公正的舆论下也无法掩盖他的优点。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是骨肉至亲，在公正的舆论下也无法偏私。世人常说监察官员不亲近就不保举，不仇恨就不弹劾；又有身为监察副职，风闻御史推荐自己就升迁的。唉，把罢黜升迁百官的权力委托给他们，授予他们作为百官表率职责，却不思报效，只借机行私，人虽然受其欺骗，天地鬼神难道会受其欺骗吗？大体上，经过请求才举荐，不如不求而举荐；为了公心认识后才推荐，不如采纳公众舆论更为广博。自己不求贤，必定使那些求己的人，都不是贤才。因为请求就不必举荐，举荐就不必真正认识了。所以古人有听闻就举荐的，有看见就举荐的，有举荐仇人的，有举荐亲人的，有收集为簿册的，有拜谢其推荐的，有写在夹袋里的，虽然举荐的方式不一，但极尽于公正恰当无私罢了。唉！如果真的这样，那么做宰相和监察官员的哪里会有临事缺乏人才的感叹。
○纠弹第七
监察官员的职责，没有内外远近的区别，凡是有所知晓，都可以尽情言说上报给皇上。即使在外，如果知道朝中用人不当，纠举言说，是可以的。即使在内，如果知道外官不法，纠举言说，也是可以的。大体上只要致力于公正无私，就对了。人做官，有尊贵亲近的，有疏远卑贱的，对尊贵亲近的不稍加宽贷，那么地位卑微而罪过轻微的就不待弹劾而自我惩戒了。所以前辈说“豺狼当道，何必问狐狸”，也是这个道理。我常说荐举的体制应当先从小官开始，纠弹的体制应当先从贵官开始，然而又应当审察其平素行为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确实是小人，即使有所长处，也不必举荐。为什么呢？因为他平日不善的事情多啊。何况刑宪本来是用来对待小人的，君子的过错如果不严重，大概不应当轻易加罪，使数十年培养人才的功绩一旦扫地。因为人才难得，全才尤其难得。从前赵清献公在言官任上，弹劾不避权贵，京城号称铁面御史。曾经想要朝廷分辨君子小人，他说：“小人即使有小过错，应当极力排斥杜绝，以后就没有祸患；君子不幸而有失误，就应当为国家保持爱护，以保全他的德行。”唉！赵公的话可谓深识远虑，真是懂得大体的言论啊。所以我表彰并列出它，作为当权者的楷模。
○奏对第八
内外的官员，没有比监察官员更难做的，没有比监察官员更危险的。为什么说难？别人所趋附的不敢趋附，别人所乐于做的不敢乐于做，别人所私有的不敢私有，所谓高峻的容易缺损，洁白的容易污染，不是难又是什么。为什么说危险？入朝与天子争论是非，出朝与大臣辩驳可否，至于揭发别人的奸恶，贬低别人的爵位，剥夺别人的官职，严重时把人置于死地，一旦不察
以为辜，则终身无所于诉，非危而何。然君子居其官，则思尽其职，所谓危且难者，固有所不避焉，竭忠吐诚，置死生祸福于度外，庶上不负国，下不负所学。其或奏对于殿廷之上，平心易气，惟事之陈。理诚直，虽从容宛转而亦直；理诚屈，虽抗厉激切而亦屈。夫悻悻其辞色，非惟有失事上之体，而于己于事悉无所益。古之攀阑断鞅，曳裾轫轮者，皆势危事迫，不得已而为之；苟事不至是，殆不可执以为法。前辈谓：“慷慨杀身者易，从容就义者难。”体此而行，则蔑有不从者矣。
译如果因此获罪，那么终身无处申诉，这难道不是危险吗？然而君子身居官位，就想着竭尽职责，所谓危险和艰难，本来就不回避，竭尽忠诚、倾吐诚意，把生死祸福置之度外，希望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如果在殿廷之上奏对，应当平心静气，只陈述事情本身。道理确实正直，即使言辞委婉曲折，也是正直的；道理确实理亏，即使言辞激烈急切，也是理亏的。那些言辞神色愤愤不平的人，不仅有失侍奉君主的礼节，而且对自己和对事情都没有任何益处。古代那些攀附栏杆、扯断车轭、拖着衣襟阻挡车轮的人，都是因为形势危急、事情紧迫，不得已才这样做；如果事情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大概不可以把它当作效法的准则。前辈说：“慷慨激昂、舍身取义容易，从容不迫、坚守道义难。”按照这个道理去行事，就没有不跟从的了。
○临难第九
夫人臣而当国家言责之任，刑辱之事不敢必其无有，要在顺处静伺，以理胜之而已。若乃求哀乞怜，惴詟无所，已先挠矣，何以自明？夫尽己之职，为国为民而得罪，君子不以为辱，而以为荣，虽缧绁之，荆楚之，斧钺之，庸何愧哉！历观自古处祸患而不乱者，三代而下如子路之结缨，宜僚之正色，王景文之与客弈棋，刘祎之自书谢表，魏元忠之闻赦不动，是皆有以真知义命所在，非区区人力所得而移也。然士君子平昔所养其情与伪，于焉可以见之。李斯临刑，父子相泣；杨子云被收，投阁几死；王坦之与谢安齐名，桓温来朝，倒执手板；崔浩自比子房，为辨史事，声嘶股栗，便溺不能隐；此可见彼惟事名耳，而于圣贤性命之学实未尝得诸心也。善乎韩文公之言曰：“儒者之于患难，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以障屋，溜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故君子之学，以明理自信为贵。
○全节第十
人之有死，犹昼之必夜，暑之必寒，古今常理，不足深讶。第为子死于孝，为臣死于忠，则其为死也大，身虽没而名不没焉。太史公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非其义则不死，所谓“重于泰山”者；如其义则一切无所顾，所谓“轻于鸿毛”也。呜呼！夫人以眇焉之身，倏耳之年，使之嵩华耸而星日揭者，非节义能尔耶？况人之贵贱寿夭，天所素定，而谓附此人则得官，违此人则失官，言事则身危，不言则身无所患，此世俗无知者所见，士君子岂以是为取舍哉！然正直亦有时而被祸者，君子以为不幸；奸邪亦有时而蒙福者，君子以为幸。一以为幸，一以为不幸，则其是非荣辱不待别而可知矣。故节义者，天下之大闲，臣子之盛德。不荡于富贵，不蹙于贫贱，不摇于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彼依阿淟涊枉己徇人者，所谓无关得丧，徒缺雅道，政使获荣宠于一时，迨夫势移事易，其前日之荣电灭风休，漠无踪迹，其昭昭在人耳目者，奸佞之名，千古犹一日，其为辱也，庸有既乎。呜呼！宁为此而死，不为彼而生，以是处心，庶无愧于古人矣！
右《风宪忠告》第録如上，先臣养浩所著也。伏惟世祖皇帝建御史台，将以举贤良，纠奸慝，察奇衺，兼古谏官之职，复置肃政廉访司于外，朝廷倚之而益尊，视古之风宪尤重矣。故先臣此书或可为执法者之助，今上皇帝作新庶政，思致太平，谨缮写上进。
至正元年十一月 日，前承直郞、秘书监秘书郞（臣）张（引）昧死上。
卷四
庙堂忠告
修身第一
用贤第二
重民第三
远虑第四
调爕第五
任怨第六
分谤第七
应变第八
献纳第九
退休第十
○修身第一
前辈谓：“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是不知荣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所谓善自修者何？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则令名随焉，舆论归焉，鬼神福焉，虽欲辞其荣，不可得也。所谓不善自修者何？徇私忘公，贪无纪极，不戒覆车，靡思报国，如是则恶名随焉，众毁归焉，鬼神祸焉，虽欲避其辱，亦不可得也。于戏，身为宰相，何善不可行，何功不可立，顾乃为区区之利蛊惑而妄行，岂不深可惜哉！且自古居相位者，未闻死于冻饿，而死于财、于酒、于色、于逸乐者，无代无之。昔诸葛孔明为丞相二十年，无尺寸之增于家，未尝忧其贫，竟以劳于王事而卒，至今其名之荣尝若世享万锺而不绝者。唐元载为相，惟利是嗜，及其败也，籍没其家胡椒八百斛。其名之秽，常若蒙不洁而播臭无穷者。呜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过八十、九十，姑以八十为率，计其得志不过三四十年而已，岂有三四十年之间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古人谓利令人智昏，兹明验矣。呜呼！凡为
译○临难第九
担任国家言官职责的臣子，对于刑罚侮辱之事，不敢断定一定不会有，关键在于顺应处境、冷静等待，以道理战胜它罢了。如果去哀求怜悯，恐惧得无处容身，那已经先自屈从了，还怎么能自我辩白？尽到自己的职责，为国家、为人民而获罪，君子不认为这是耻辱，反而认为是荣耀，即使被囚禁、被鞭打、被斧钺处死，有什么可羞愧的呢！纵观自古身处祸患而不慌乱的人，夏商周三代以后，像子路结紧帽带、宜僚神色庄重、王景文与客人下棋、刘祎之亲自书写谢罪表章、魏元忠听到赦令而不惊动，这些人都是因为真正知道道义和命运所在，不是微小的人力所能改变的。然而士人君子平日修养的情操真伪，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李斯临刑时，父子相对哭泣；杨子云被逮捕时，跳楼几乎丧命；王坦之与谢安齐名，桓温入朝时，他倒拿着手板；崔浩自比张良，为辨析史事，声音嘶哑、双腿发抖，连大小便都不能控制；这可见他们只是追求名声罢了，对于圣贤关于性命之学的道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领会于心。韩愈的话说得好：“儒者对于患难，如果不是自己招致的，他们拒绝接受，就像筑起河堤阻挡水流，让它流走并消解；就像水流入大海、冰在夏天融化，玩味并忘记它，用文辞来化解；就像演奏金石之乐来压过蟋蟀的鸣叫。”所以君子的学问，以明白道理、自信自持为可贵。
○全节第十
人的死亡，就像白天必然有黑夜、炎热必然有寒冷一样，是古今常理，不值得深深惊怪。只是作为儿子因孝而死，作为臣子因忠而死，那么这种死就意义重大，身体虽然消亡但名声不会消亡。太史公说：“死有比泰山还重的，有比鸿毛还轻的。”不符合道义就不死，这就是所谓的“重于泰山”；符合道义就无所顾忌，这就是所谓的“轻于鸿毛”。唉！人凭借微小的身躯、短暂的生命，能使自己像嵩山华山那样耸立、像星辰日月那样高悬，不是节义能做到这样吗？况且人的贵贱寿夭，上天早已注定，而说依附这个人就能得官，违背这个人就会失官，进言就会身陷危险，不言就会没有祸患，这是世俗无知之人的看法，士人君子难道会以此作为取舍的标准吗！然而正直的人有时也会遭遇祸患，君子认为这是不幸；奸邪的人有时也会蒙受福报，君子认为这是侥幸。一个认为侥幸，一个认为不幸，那么是非荣辱不待分辨就可知晓了。所以节义，是天下的重大准则，臣子的美德。不为富贵所动摇，不为贫贱所窘迫，不为威武所屈服，道义所在，生死都依从它。那些阿谀奉承、卑鄙苟且、委屈自己迎合他人的人，所谓无关得失，只是缺失了高雅的道义，即使一时获得荣耀宠幸，等到权势转移、世事变迁，他们昔日的荣耀像闪电般消失、像风一样停息，毫无踪迹，那明显在人耳目中的，是奸佞的名声，千古如同一天，这种耻辱，哪有尽头呢。唉！宁愿为此而死，不为那种人生存，以此存心，大概可以无愧于古人了！
以上《风宪忠告》摘录如上，是先臣张养浩所著。我想世祖皇帝建立御史台，是为了举荐贤良，纠察奸恶，考察邪僻，兼有古代谏官的职责，又在外面设置肃政廉访司，朝廷倚重它而更加尊贵，看待古代的风宪尤其重视。所以先臣这本书或许可以作为执法者的辅助，当今皇上革新政务，思致太平，我恭敬地抄写进献。
至正元年十一月某日，前承直郎、秘书监秘书郎（臣）张引冒死上奏。
卷四
庙堂忠告
修身第一
用贤第二
重民第三
远虑第四
调爕第五
任怨第六
分谤第七
应变第八
献纳第九
退休第十
○修身第一
前辈说：“做官做到将相，是人之常情所认为荣耀的，这是不知道荣耀是耻辱的基础。只有善于自我修养的人，才能保持他的荣耀；不善于自我修养的人，正好加速他的耻辱。”所谓善于自我修养的是什么？廉洁来约束自己，忠诚来侍奉君主，公正来处理事务，恭敬谨慎来率领百官，这样好名声就会跟随，舆论就会归向，鬼神就会赐福，即使想推辞荣耀，也不可能了。所谓不善于自我修养的是什么？徇私忘公，贪婪没有极限，不吸取翻车的教训，不想报国，这样坏名声就会跟随，众人的毁谤就会归向，鬼神就会降祸，即使想躲避耻辱，也不可能了。唉，身为宰相，什么善事不可以做，什么功业不可以建立，却竟然被微小的利益蛊惑而妄行，难道不深深可惜吗！而且自古居相位的人，没听说死于冻饿，而死于财、酒、色、逸乐的，没有哪个朝代没有。从前诸葛孔明做丞相二十年，家中没有增加一寸土地，不曾忧虑贫穷，最终因操劳王事而死，至今他的荣耀名声好像世代享受万钟俸禄而不断绝。唐元载做宰相，只嗜好利益，等到他败亡时，抄没他家中有胡椒八百斛。他的名声污秽，好像蒙受不洁而散发臭味无穷无尽。唉！人凭借百年的身躯，上天借给的寿命不过八十、九十岁，暂且以八十岁为率，计算他得志不过三四十年罢了，难道有三四十年之间能吃掉八百斛胡椒的道理吗。古人说利益使人智慧昏乱，这是明显的验证了。唉！凡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