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用贤第二
天子之职，莫重择相；宰相之职，莫重用贤。然则何以知其贤？询诸人则知之，察其行则知之，观所举则知之。夫为室而不众工之资，梓人虽巧，室不能成矣。为国家而不众贤之集，相臣虽才，国不治矣。彼为相者，诚能开诚布公，廓焉无我，己有不能，举能者而用之，己有不知，举知者而用之，己有不敢言，举敢言者而用之，如是则彼之所能皆我有矣。必欲一身而兼众人之事，虽大圣大贤有所不能。夫粹白之狐，举世无所有也，然而有粹白之裘者，善取于众而已矣。况大臣初不贵乎事无不知，第公正其心，无所媢疾，则智者效谋，勇者效力。呫呫以为才，捷捷以为辩，自衒自伐，则贤者必不乐为之用。大抵人君自伐，则臣职有所不行；相臣自伐，则百执事之职有所不行。为人上者，操约以驭繁，居静以制动，以无心而应天下之心，则所令者从，所庸者劝。苟知其贤而任之，既任而疑之，而务胜之，顾与不知不用，自任其才也奚异？若然，则体统失，而;佞之小人至矣。与小人处，则天下之事不论可知吁！
○重民第三
盖闻古之王者，授版则拜，切意万乘之尊为其民贬抑若是，尝疑焉而不取。既而思之，国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靖，朝廷之所以隆，宗庙社稷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尔也。夫天以亿兆之命托之君，君以亿兆之命托之相，是知相也者，为君乂民者也，君也者，为天为祖宗保民者也。天以是托我，祖宗以是托我，敢不敬与，敢不慎与。苟受其托而不能使之遂生安业，乃从而扰之，虐之，犬彘之，草菅之，则是逆天而违祖宗之命，以自戕其国也，而可乎？彼为民者，固不敢与校，然于天之心，于祖宗之心，其能无所戚欤？尝谓爱民者无过于天，无过于祖宗，天生之难，祖宗得之为尤难。王者知其如是，凛凛焉未尝不以民生为重，闻其害则除之，覩其利则举之，牧守非其人则易置之。今夫鹰师、圉人，所掌者不过人主服御之一物，而人尚以内侍重之，刺史、县令乃为祖宗为国家牧养斯民者，反视为不切而漫畀之，是爱民不如鹰犬，重内侍不如受祖宗国家一方生灵之寄者，岂不颠倒失体哉？大抵下之所以为，惟上是视，在上者诚有重民之心，而天下不治者，古今无有也。
○远虑第四
天下之事，知其已然，不知其将然者，众人也。因其已然，而将然未然逆而知之，非深识远虑者不能。室已焚而徙薪，舟已溺而市壶，疾已成而求艾，虽殚力为之，无及矣。今夫隆然之堤有容蚁之穴，宜若无所损，然周于识者必塞而实之，虑其久而必底于讧溃故也。天下之事皆能如是虑之，尚何后患之有哉！大抵自古国家之所以不治，臣子之所以不轨，固非一朝一夕之积，良由今日以某事为小过而不谏，明日以某人为小罪而不惩，日引月深，不自知其祸乱之成也。故臣之于君，献可替否而不敢萌一毫姑息之心。始以为无伤，卒至大可伤；始以为不足虑，卒至深可虑。惟君子为能见微知着，思患而预防之；于饮宴则防流连，于田猎则防荒纵，于营饍则防踰制，于货财则防损民，于爵赏则防僭及，于刑法则防滥杀，于君子则防疏远，于小人则防玩狎，于听览则防容奸，于征伐则防渎武。夫君之于臣，亦有所当远虑者：虽爱而不锡以过分之赏，虽旧而不授以非据之官，虽亲而不交以亵渎之谈。盖尊卑之分严，则上下之体定；上下之体定，则祸乱无自而生，天下之事可次第而治矣。
○调爕第五
人皆曰燮理阴阳为宰相事，然举世第能道其辞，迄不知阴阳何术可以燮理。按《书 周官》：“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盖周之三公即今宰辅。而汉丞相平亦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厥后又有灾异免三公之制。世俗所云，盖本诸此。切尝即是以思，宰相所以调燮者，非能旱焉而使之雨，雨焉而使之旸，要不越尽人事以来天地之和而已矣。夫天之与人若判然，而实相表里。盖政事顺则民心顺，民心顺
译○用贤第二
天子的职责，没有比选择宰相更重要的；宰相的职责，没有比任用贤才更重要的。那么，怎么知道谁是贤才呢？向众人咨询就能知道，考察他的行为就能知道，观察他举荐的人就能知道。建造房屋如果不借助众多工匠的力量，木匠即使再灵巧，房屋也无法建成。治理国家如果不聚集众多贤才，宰相即使再有才干，国家也无法治理好。那些担任宰相的人，如果确实能够开诚布公，心胸开阔没有私心，自己不能做到的，就举荐能人并使用；自己不知道的，就举荐知者并使用；自己不敢直言的，就举荐敢言者并使用，像这样，那么别人的才能就都成为我的了。如果一定要一个人兼做众人的事，即使是圣明贤达的人也有做不到的。纯白色的狐狸，世上没有，然而有纯白色的狐皮大衣，不过是善于从众多狐狸中选取罢了。何况大臣本来就不贵在事事都知道，只要心地公正，没有嫉妒怨恨，那么智者就会献出谋略，勇者就会贡献力量。夸夸其谈自以为有才能，口齿伶俐自以为善辩，自我炫耀自我夸耀，那么贤才一定不愿意为他效力。大体上，君主自我夸耀，那么臣下的职责就无法推行；宰相自我夸耀，那么百官的职责就无法推行。作为上位者，掌握简约的方法来驾驭繁杂的事务，处于静止的状态来应对变动，以无心去顺应天下人的心意，那么所发布的命令就会有人服从，所任用的人就会受到鼓励。如果知道他是贤才就任用他，任用了却又怀疑他，并且试图胜过他，这与不知道他且不任用他，只依赖自己的才能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样，那么纲纪就会丧失，阿谀奉承的小人就会到来。与小人相处，那么天下的事不用讨论就知道结果了，唉！
○重民第三
听说古代的君王，接受符节时就要拜谢，深切地体会到拥有万乘之尊的君主，为了他的百姓竟然如此贬抑自己，我曾经对此感到疑惑而不采纳。后来思考这件事，国家之所以昌盛，四方夷狄之所以安宁，朝廷之所以兴盛，宗庙社稷之所以长久享受祭祀，如果没有百姓就不能这样。上天把亿万百姓的生命托付给君主，君主把亿万百姓的生命托付给宰相，由此可知，宰相是为君主治理百姓的人，君主是为上天和祖宗保护百姓的人。上天把百姓托付给我，祖宗把百姓托付给我，怎敢不恭敬，怎敢不谨慎。如果接受了托付却不能让他们安居乐业，反而去骚扰他们，虐待他们，把他们当作猪狗，把他们当作野草，这就是违背上天和祖宗的命令，自己残害自己的国家，这可以吗？那些百姓，固然不敢与之较量，但对于上天的心意，对于祖宗的心意，难道能没有哀痛吗？我曾经说，爱护百姓没有比上天更甚的，没有比祖宗更甚的，上天创造生命艰难，祖宗得到天下尤其艰难。君王知道是这样，战战兢兢，没有不把百姓的生计作为重心的，听到百姓受害就消除它，看到百姓有利就推行它，地方长官不是合适的人就更换他。现在那些掌管鹰犬、马匹的人，所掌管的不过是君主服饰车马中的一样东西，人们尚且因为他们是内侍而重视他们，刺史、县令却是为祖宗和国家养育百姓的人，反而被认为不紧要而随意委派，这是爱护百姓不如爱护鹰犬，重视内侍不如重视受祖宗和国家托付一方百姓的人，难道不是颠倒失序吗？大体上，下位者的作为，只看上位者的态度，在上位的人如果真有重视百姓的心，而天下不能治理的，古今都没有。
○远虑第四
天下的事，知道已经发生的，不知道将要发生的，这是普通人。根据已经发生的，而预先知道将要发生但尚未发生的，不是有深刻见识和长远考虑的人不能做到。房屋已经烧毁了才搬走柴火，船已经沉没了才去买壶，疾病已经形成了才去求艾草，虽然竭尽全力去做，也来不及了。现在那高大的堤坝有容纳蚂蚁的洞穴，似乎没有什么损害，然而有见识的人一定会堵塞并夯实它，是考虑到时间久了必然会导致溃决的缘故。天下的事都能这样考虑，还有什么后患呢！大体上，自古以来国家之所以不能治理，臣子之所以不守规矩，本来不是一朝一夕积累而成的，实在是因为今天认为某件事是小过错而不劝谏，明天认为某人是小罪过而不惩罚，日积月累，不知不觉祸乱就形成了。所以臣子对于君主，进献可行的建议，废除不可行的做法，不敢产生一丝一毫姑息的心。起初认为没有伤害，最终到了大有伤害；起初认为不值得忧虑，最终到了深深忧虑。只有君子才能见微知著，想到祸患而预先防范；在宴饮时防范沉溺，在田猎时防范放纵，在营造膳食时防范逾越制度，在财物上防范损害百姓，在爵位赏赐上防范僭越，在刑法上防范滥杀，在对待君子时防范疏远，在对待小人时防范玩弄狎昵，在听取阅览时防范容纳奸邪，在征伐时防范滥用武力。君主对于臣子，也有应当长远考虑的地方：虽然喜爱但不给予过分的赏赐，虽然旧交但不授予不合规定的官职，虽然亲近但不进行轻慢亵渎的谈话。因为尊卑的分别严格，那么上下的体制就确定；上下的体制确定，那么祸乱就没有产生的根源，天下的事就可以按次序治理了。
○调爕第五
人们都说调和阴阳是宰相的事，然而世人只能说出这句话，终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调和阴阳。查考《尚书·周官》：“三公讨论治国之道，调和阴阳。”大概周朝的三公就是现在的宰相。而汉代的丞相陈平也说：“宰相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季。”后来又有因灾异罢免三公的制度。世俗所说的，大概来源于此。我曾经就此思考，宰相之所以要调和，并不是能让干旱时下雨，下雨时出太阳，总之不超过尽人事来招致天地的和谐罢了。天与人似乎截然分开，但实际上互为表里。因为政事顺遂那么民心就顺遂，民心顺遂
则天地之气顺，天地之气顺则阴阳从而序矣。若乃怙势立威，挟权纵欲，恶人异己，谄佞是亲，于所言者不言，于所救者不救，上下相蒙，惟务从命，如此欲望民心顺、阴阳之气和，难矣。大抵天道之灾祥视民心之苦乐，民心之苦乐视政事之失得，政事之失得视宰相之贤与不贤。昔丙吉舍死人问牛喘，自以为得体，殊不知天道逆顺当于政事观之，固不在区区一牛之喘与否也。晋庾冰为相，或谓天文错度宜尽消御之道，冰曰：“玄象岂吾所测，正当勤尽人事。”冰之此言，可谓简明切要，深得宰相之体者矣。苟政事修整，虽阴阳之和不应，乃天道之变也，又何慊焉？苟政事庞焉棼焉而不理，虽祯祥集而风雨时，若顾敢以为治乎？呜呼！凡为相者，诚能以是求之，则天人之理了然矣。
译这样天地之气就会顺畅，天地之气顺畅那么阴阳就会随之有序。如果倚仗权势树立威势，挟持权力放纵欲望，厌恶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亲近阿谀奉承的奸佞小人，该说的不说，该救的不救，上下互相蒙蔽，只追求服从命令，像这样却希望民心顺从、阴阳之气和谐，是困难的。大体上天道的灾祸与祥瑞取决于民心的痛苦与快乐，民心的痛苦与快乐取决于政事的失误与得当，政事的失误与得当取决于宰相的贤能与否。从前丙吉忽略死人而询问牛喘，自认为合乎体制，却不知道天道的逆顺应当从政事上去观察，本来不在于区区一头牛是否喘气。晋朝庾冰担任宰相时，有人说是天文错乱应当全面施行消灾御祸的方法，庾冰说：“深奥的天象哪里是我所能测度的，只应当勤勉地尽人事。”庾冰的这番话，可以说简明切中要害，深得宰相应有的风范。如果政事修明整治，即使阴阳的和顺没有应验，那是天道的变化，又有什么遗憾呢？如果政事杂乱纷乱而不治理，即使吉祥聚集而风雨适时，又怎敢认为这是治理得好呢？唉！凡是担任宰相的人，如果真能以此去探求，那么天与人之间的道理就清晰明白了。
○任怨第六
夫为人臣惟欲收名，而不敢任怨，此不忠之尤者也。居庙堂之上，凡有所为，惟当揆之以义，义苟不失，悠悠之言奚恤哉！今夫两军之交，兵刃丛前，而心诚报国者尚冒之而不顾，夫临政之与临敌，其安危利害相距霄壤，此犹顾惜，抑不知于万死一生之际为何如？昔范文正公患诸路监司非人，视选簿有不可者，辄笔勾之。或谓：“一笔退一人，则是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其如一路何？”呜呼！如是处心，斯不负宰相之职矣。大抵天下之事有易有难，有利有害，难而有害者人多辞避，利而易行者人多忻然以为，殊不知官有长佐之分，体有劳逸之殊，长者逸而佐者劳，此天地之大义也。以朝廷言之，君上逸而臣下劳；以一家言之，父母逸而子弟劳；以一身言之，头目逸而手足劳。呜呼！人而知此者，必不遗君父以忧，措其长于众怨之地矣。近代为执政者，往往姑息好名，一疾言厉色不敢加于人，事或犯众，激使居己之右者发之。呜呼！夫治家而使父母任其劳，为国家而使君长任其怨，尚得为忠孝乎哉？况有罪不责，有善不旌，虽三代不能为治。故刑罚不患于用直，患乎用之而不公。昔威公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诸葛孔明废廖立，而立闻亮死辄泣下；为宰相诚能公其心如是，则天下蔑有不服者矣。
○分谤第七
夫共署联事，一人努力而前，则余者皆当辅相以成其志。苟彼前我却，彼行我止，动焉而不相随，语焉而不相应，则事功之成者能几？此古人所以有推车同舟之喻也。其或共舟以济，而一人溺焉，则凡在舟者无论疏戚，所宜并力以救之，此贤不肖之所共知也。况同为臣子，同受天下国家之寄者，可坐视一人被祸而不恤哉？使其为一己之私自贻伊戚，固无足恤。其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公家之务一以大公至正处之，彼非为己为家而得罪，则凡同官者安得不挺身而前，与之共难也哉？大抵一人不幸而得罪，为长者若曰“此我之罪”，为贰者亦曰“此我之罪”，使阖堂之人皆争引为己罪，则彼获罪者虽不能释，亦必不至于重论矣。古之敢于谏争者，其遇不见听纳，至谓“与其杀此人，不若杀臣”，尚为如此求解，其肯坐视同官寃抑而不省哉？呜呼！使分谤引咎之事为宰相者诚能力行于今，将见士大夫之名节愈厉，民间之薄俗可敦，而国家他日亦不患其无仗义死节之士矣。一事之行，所系如此，孰谓任怨分谤为宰相细行哉？
○应变第八
事机之发，有常有变，常者中人处之而有余，变者虽上智亦有所不足。樽俎之下卒然而报兵，遽然而闻寇，则当详其虚实，度其逆顺，殆不可一闻其言辄仓皇上变，征发百出，未见敌而先自挠也。且事固有声虚以钓实，乘间以拘利，传微为巨，以无形为有形，疑似之间，不可不察。若夫国有大奸，境有大敌，彼既非常，而吾则以非常之计备之。若乃泥文守经，终见动辄有碍，而事亦无所济矣。故古人遇此，权以济才，随宜应变，如丸转于盘而不出于盘，如水委曲赴海而不悖于海。王商闻大水之言，君臣皆惊，而商独必其无事。桓温将移晋祚，声诛王、谢，而谢安雍容谈笑以折其锋。回纥、吐蕃合兵泾阳，郭子仪单骑以往喻。盖宰相者，非常之任也，居非常之任独不能为非常之事，可乎？故前辈谓：“镇定大事，非至公血诚不能。或死或生，举置度外。”呜呼！世常以大臣国家柱石者，其谓兹与！
○献纳第九
人臣之纳言于君也，事未然而言之，则十从八九。无事则游畋般乐，日相亲比，一旦有所不可，乃左遮右挽，极其力以救之，殆未见其济者；政使或允，亦必出于勉强，而非其本心。若夫善于纳言者则不然，或因进见，或因讲读，或因燕居，先事陈说如是则国安，如是则国危，如是则为圣君，如是则为暴主，或引古昔，或援祖宗，必使之心悟神会，表里耸然，乃可陈善，而无扞格之患。昔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大臣
译○任怨第六
做臣子的只想博取名声，却不敢承担怨恨，这是最不忠的表现。身居高位，凡是有所作为，只应当用道义来衡量，只要不违背道义，那些纷纷扬扬的议论又何必担心呢！如今两军交战，刀枪林立在前，而真心报国的人尚且冒着危险不顾一切，处理政务与临阵对敌，其安危利害相差如同天壤，这还顾惜名声，那在万死一生的关头又该怎么办呢？从前范仲淹担心各路监司用人不当，看到选任簿册上有不合适的人，就立刻用笔勾掉。有人对他说：“一笔勾掉一人，就是一家痛哭。”范仲淹说：“一家痛哭，那一路百姓怎么办？”唉！像这样存心，才不辜负宰相的职责。大体上天下的事情有容易有艰难，有有利有有害，艰难而有害的事情人们大多推辞躲避，有利而容易做的事情人们大多欣然去做，却不知道官职有长官和佐官的区别，体制有安逸和辛劳的不同，长官安逸而佐官辛劳，这是天地间的大义。从朝廷来说，君主安逸而臣下辛劳；从一家来说，父母安逸而子弟辛劳；从一个人来说，头目安逸而手足辛劳。唉！人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一定不会给君主父亲留下忧虑，不会把长官置于众人怨恨的地位了。近代担任执政的人，往往姑息迁就、喜好名声，一句严厉的话、一个严厉的脸色都不敢施加于人，事情如果触犯众人，就激使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去发表意见。唉！治理家庭却让父母承担辛劳，治理国家却让君主承担怨恨，还能算是忠孝吗？何况有罪不惩罚，有善不表彰，即使是夏商周三代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刑罚不担心用得严厉，担心的是使用得不公正。从前齐桓公剥夺了伯氏三百户的封地，伯氏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诸葛亮废黜了廖立，廖立听到诸葛亮死讯就流泪哭泣；做宰相如果真能像这样公正无私，那么天下就没有不服从的人了。
○分谤第七
共同在官府任职，一个人努力向前，那么其余的人都应当辅助他来完成志向。如果别人前进我后退，别人行动我停止，行动时不跟随，说话时不响应，那么事业的成功能有几成呢？这就是古人之所以有推车同舟比喻的原因。如果共同乘船渡河，而一个人溺水了，那么船上的人无论关系疏远亲近，都应当合力去救助他，这是贤者和不贤者都知道的道理。何况同为臣子，共同承受天下国家的寄托，怎么能坐视一个人遭受祸患而不顾惜呢？如果他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自招祸患，固然不值得顾惜。如果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公家的事情一律以公正正道来处理，他不是为了自己或家庭而获罪，那么同僚们怎么能不挺身而出，与他共同承担危难呢？大体上一个人不幸获罪，作为长官如果说“这是我的罪过”，作为副职也说“这是我的罪过”，让满朝的人都争着把罪过归到自己身上，那么那个获罪的人即使不能免罪，也一定不会受到重判了。古代敢于进谏争辩的人，遇到意见不被采纳，甚至说“与其杀这个人，不如杀我”，尚且如此请求宽恕，难道肯坐视同官冤屈压抑而不解救吗？唉！如果分担诽谤、引咎自责的事情，宰相真能在今天努力实行，将会看到士大夫的名节更加严正，民间的轻薄风俗可以敦厚，而国家将来也不担心没有仗义死节的人了。一件事的实行，关系如此重大，谁说任怨分谤是宰相的细枝末节呢？
○应变第八
事情机变的发动，有常态有突变，常态中等才能的人处理也绰绰有余，突变即使是上智之人也有不足之处。在宴饮之间突然报告战事，忽然听到敌寇入侵，就应当详细考察虚实，揣度顺逆，几乎不能一听到消息就惊慌失措地改变常态，征发各种措施，还没见到敌人就先自己扰乱了阵脚。况且事情本来就有虚张声势来钓取实情，乘虚而入来谋取利益，把微小的事情传得巨大，把无形的事情变得有形，在疑似之间，不能不仔细考察。如果国家有大奸臣，边境有大敌，他们既然非常态，我们就用非常之策来防备。如果拘泥于条文固守常法，终究会发现动辄受阻，事情也无济于事。所以古人遇到这种情况，用权变来辅助才能，随宜应变，像弹丸在盘中转动而不跳出盘外，像水曲折流向大海而不违背大海。王商听到水灾的消息，君臣都惊慌，只有王商断定没有事。桓温打算篡夺晋朝政权，扬言要诛杀王、谢两家，而谢安从容谈笑挫败了他的锋芒。回纥、吐蕃合兵在泾阳，郭子仪单人匹马前往晓谕。大概宰相是非常之任，居于非常之任却不能做非常之事，可以吗？所以前辈说：“镇定大事，不是至公血诚不能做到。或死或生，都置之度外。”唉！世人常把大臣比作国家的柱石，说的就是这个吧！
○献纳第九
臣子向君主进言，事情还没发生就进言，那么十次中八九次会被听从。没事的时候游玩打猎、享乐，每天亲近，一旦有不可行的事，才左遮右挡，竭尽全力去补救，几乎没看到成功的；即使偶尔被允许，也一定是出于勉强，而不是本心。至于善于进言的人则不然，有时因为进见，有时因为讲读，有时因为闲居，事先陈述说这样国家就安定，这样国家就危险，这样就是圣君，这样就是暴主，或者引用古代，或者援引祖宗，一定要使君主心领神会，内外震惊，然后才可以陈述善道，而没有抵触的祸患。从前孟子三次拜见齐王却不谈政事，说：“我先攻取他的邪心。”大臣
事君，职当如此。古人甚至有难于自言者，往往旁召耆年宿德，置诸左右，使人君有所畏惮而不敢恣，则其为虑亦深远矣。虽然，臣之于君也，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凡所白于上者，不可泄于外而伐诸人，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其若是者，非欲远嫌避祸，大臣之体所当然也。坤之六三“含章可贞”，盖亦此意。尝见近代执政有所建白，呶呶焉惟恐人之不知，卒至谗谮乘之，中途见弃。《易 大系》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谅哉！
译侍奉君主，职责应当如此。古人中甚至有人难以亲自陈述，常常从旁召请年高德劭之人，安置在君主身边，使君主有所敬畏忌惮而不敢放纵，那么他们的考虑也是深远了。虽然如此，臣子对于君主，在朝内就恳切地尽忠，在朝外就谦逊地自我反省，凡是向君主陈述的事情，不可泄露到外面去夸耀于人，有善行就归于君主，有过失就归于自己。像这样做的，并非想要远离嫌疑、躲避祸患，而是大臣的体统本来就应该如此。《易经》坤卦六三爻辞说“含蓄美德可以守正”，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我曾见过近代执政者有所建议陈述，喋喋不休地只怕别人不知道，最终导致谗言诽谤乘虚而入，在半途中被抛弃。《易经·系辞》所说的“君主不谨慎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谨慎就会失去自身”，确实如此啊！
○退休第十
博施兼善，士君子通愿也。然有志而无才则不能，有才而无位则不能，有位而不见知于上则不能；见知矣，而小人间之则不能。呜呼，此士夫所以出而用世之难也！上焉耻其君不及尧舜，下焉思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纳诸沟中。世俗所乐，若声色，若宫室，若珍异、车服之奉，一皆无有。其所有者，自顶至踵，天下国家之忧而已。为君上者，诚能亮其如是之怀，凡有所言，优容喜纳，犹或庶几；其或疑其夺权违己，卖直售名，将见举动皆愆，而身死无所矣。所以自古忠直为国者少，阿容佞诈惟己之为者多，此无他，盖由为己则有福而无祸，为国则有祸而无福故也。呜呼！人君能以是思之，则凡尽忠于我者，万不至于谴责矣。虽然圣人谓“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为人臣者亦当烛几先见，退身于未辱之前，庶几君臣之间两无所慊。尝见前代为臣不免者，大率皆由知进而不知退，恋慕荣宠以致之，殆不宜独咎国家也。或谓：“不可则去，无乃于君臣之间太薄。”窃谓君臣以义合者也，其所以合者，非华其爵也，非利其禄也，不过欲行其道而已矣。道行则从而留，道不行则从而去，不使久而至于厌鄙诛窜之地，乃所以厚君臣之分也，奚薄焉！
右《庙堂忠告》第録如上，先臣（养浩）所著也。惟圣天子临御万方，明良相逢，天下之人思见太平之征，则先臣此书可以出矣。呜呼，古人居庙堂之上者，有若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其事功犹可稽诸简策，诚能因此书遡而求之，则道揆守法于是乎在矣！
至正元年十一月，前承直郞、秘书监秘书郞（臣）张（引）昧死上。
译○退休第十
广泛施予恩惠，使众人皆得善处，是士人君子共同的愿望。然而，有志向而没有才能则做不到，有才能而没有官位则做不到，有官位却不被君主了解则做不到；被了解了，而小人从中挑拨离间则做不到。唉，这就是士大夫出仕入世之难啊！对上，以君主不如尧舜为耻；对下，想到有一个百姓未蒙受恩泽，就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壑中一样。世俗所喜爱的，无论是声色犬马，还是宫室居所，或是珍奇宝物、车马服饰的供养，一概没有。他所拥有的，从头到脚，全是天下国家的忧患罢了。身为君主的，如果真能体谅他这样的情怀，对于他所说的话，宽容接纳，或许还能有所作为；如果怀疑他夺取权力、违背己意，或是认为他卖弄正直以博取名声，那么将会看到他举动多有失误，而自身也无处容身了。因此，自古以来，忠诚正直为国效力的人少，阿谀逢迎、奸诈虚伪只为自己打算的人多，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为自己则有福而无祸，为国家则有祸而无福的缘故啊。唉！君主如果能以此思考，那么凡是尽忠为我效力的人，绝不会遭到谴责了。虽然如此，圣人说“道义相合就服从，不合就离去”，作为臣子也应当洞察先机，在受辱之前退身，或许君臣之间都能没有遗憾。曾经看到前代身为臣子而未能免祸的，大抵都是因为只知道进身而不知道退身，贪恋荣宠所致，大概不应该独自归咎于国家吧。有人说：“不合就离去，恐怕在君臣之间显得太淡薄了。”我私下认为，君臣是因道义而结合的，他们之所以结合，不是为了美化爵位，不是为了贪图俸禄，不过是想要施行自己的道罢了。道能施行就跟随留下，道不能施行就跟随离去，不让自己长久处于被厌恶鄙视、遭诛杀流放的地步，这才是厚待君臣名分的方式，哪里淡薄呢！
以上《庙堂忠告》的记录如上，是先臣（张养浩）所著的。只有圣明的天子统治万方，贤君良臣相遇，天下的人渴望见到太平的征兆，那么先臣的这本书就可以刊行了。唉，古代身处庙堂之上的人，有像皋陶、夔、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人，他们的功业还可以查考于史册，如果真能凭借这本书追溯探求，那么衡量道义、遵守法度就在这里了！
至正元年十一月，前承直郎、秘书监秘书郎（臣）张引冒死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