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平言卷三

译不要轻易传唤妇女

审讯妇女应当庄重严肃

治理政事有其常法

妇女不要轻易与官媒交往

译不要苛责闺中女子。

强奸。

调戏奸淫未遂，应当迅速拘捕。

因奸淫导致他人死亡。

以奸淫为手段实施盗窃，不必深究。

妇人生产生育，不可一概用常理推断。

男变女，女变男。

老人所生的儿子。

人命、盗窃案件不必忌讳。

勘验命案时，不要多带衙役。

因公下乡，不要携带家眷。

勘验案件时的夫马费用。

初次验尸不可草率。

○根据笔迹涉及诉讼，必须处处留神。

契约等项，没有不可伪造的。依据笔迹断案的，必须处处留神，切勿稍有大意。察辨弊端的办法，大致有九种。

第一种是防止挖补。和凝《疑狱集》记载：唐朝垂拱年间，罗织罪名之事兴起。湖州佐史江琛，取来刺史裴光的书信，割取其中的字，拼凑成文章，诬陷裴光与徐敬业谋反，上书告发。武则天派遣御史前往推究裴光的口供，说书信是裴光写的，但话语不是裴光说的。前后三位使者，都不能决断。有人推荐张楚金善于推理事件，于是让他再次审问，他又不改变之前的口供。张楚金忧愁烦闷，躺在窗边，日光穿透进来，于是他把反书对着太阳看，才发现书信上的字是修补而成的。平着看则察觉不到，对着太阳看则都能看见。于是召集州县官吏，索要一盆水，让江琛把书信投入水中，字字解散。江琛叩头认罪，敕令杖打一百，然后斩首。汪龙庄《学治臆说》记载：有绝户产业告赎的，业主呈上契约请求查验蛀虫，官吏挖去“绝”字，仍然用“绝”字补上。问官照见“绝”字的补痕，认为是业主挖改，竟然当作活产断赎，致使业主蒙冤无法辩白。凡是遇到黏贴呈上的契据借约，须在紧要处的纸背盖用图记，并在诉状内明白批示，以杜绝诉讼根源。江琛的修补，惟恐人照见补痕，平着看不觉，其手法很精巧【现在善于打水补子的人，平看毫无痕迹，也是这类】。蛀吏的挖补，惟恐人不照见补痕，挖去“绝”字，仍补一个“绝”字，其计谋更毒。断案的人怎能不谨慎呢。

第二种是查验纸色。年代久远的券据须查验纸色的新旧，然而纸色也可以伪造。郑克《折狱龟鉴》记载：江某任仁寿县知县，有洪氏曾做过里胥，贪图邻人的田地，制作伪券，用茶染纸使其像年代久远的样子来诉讼。江某取来纸就展开说：“如果是年代久远的纸，里面应当是白色的，现在表里颜色一样，是伪造的。”审问后果然认罪，这可以作为查验纸色的方法。

第三种是对比笔迹。执笔的人有现存的、有已故的。倘若遇到字据可疑，现存者须令其在堂上书写，逐细比对。已故者则寻求其平日的字迹来比对。《折狱龟鉴》记载：郎简侍郎任知州，有县吏死了，儿子年幼，赘婿伪造券据，收取其田地。后来儿子长大，屡次诉讼不得公正，于是上诉到朝廷，下交郎简审问惩治。郎简把旧档展示给他看说：“这是你岳父写的吗？”回答说：“是的。”又取来伪券展示给他，不像。赘婿于是认罪。

第四种是查对印信。印信可以假造，有私刻的，有描摹的，有形制已具备，篆文字体已形成，仅止笔画稍有缺失的，有篆文笔画并未齐全的，有大小宽窄长短不相似的，须将真印逐细比对。

第五种是考证年月。宋朝高定子任夹江县知县，邻邑有争田十余年不能决断的，部使者把案件交给他。高定子察知是伪造的质剂，那人不服。高定子说：“嘉定改元，诏书三月才到达县里，怎么会有嘉定元年正月的文书呢？”双方于是决断。又，我任广济知县时，有许启万、许金昌争山的一案。启万的祖父公集，金昌的祖父次公，是兄弟。鸡冠山坐落在住屋之后，本是两房公业，两房均葬有坟墓。启万修订家谱时，因为他的祖父公集元配游氏墓碑刊刻鸡冠山界，于是指鸡冠山为公集名下的私业，载入新谱之内，并藉口康熙六十一年他的祖父置买王姓屋后山的契约尚存，于是指鸡冠山为王姓所卖。金昌不服，起诉到案。我查阅所呈的家谱、契约、碑文摹本，王姓卖山是康熙六十一年，游氏墓碑立于康熙四十七年，是立碑之时山尚未卖绝，没有将他人未卖之山的界址刊在自己坟碑上的道理，明显是混争图占。审问后果然如此，这都是从年月上看出破绽的。

第六种是辨别界址。广济许启万等争山一案，不仅墓碑卖契年月不符，就是界址也复歧异。启万的祖父所买的王姓山，坐落在王姓屋后，在许姓住屋右边。葬游氏的鸡冠山，坐落在住屋左边。王姓山东止合水，鸡冠山東止庙场，坐落与界址均已不符。而且王姓卖契内载明屋后山上截一面，属于半截鸡冠山上止，山尖下止田角属于全幅，地势广狭又自各别。以此射彼，不是图占是什么？又广济民人王瑞富，居住在荆竹林屋东山场内，有孤坟一座，并无碑记。坟的四围均有隙地。生员李洪驹等，因为家谱内记载五世祖汝文葬在荆竹林茅田庙，说此坟即汝文坟墓，想要立碑志祭扫。王瑞富说山由夏姓出卖，契内载明此坟系萧人坟

译有人声称这是李汝文的坟墓，王姓等人阻拦不许，并将此事详细控告到官府。我查阅了李姓的族谱，虽然上面有“李汝文葬于荆竹林茅田庙”的字样，但这座坟墓是否就是李汝文的坟墓，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如果坟墓位于王姓的山界之内，自然不便听信他们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说辞，在别人的地界内将古墓认作祖墓。经查，王姓提交的夏姓卖契中记载，南面以堑下的萧人坟地为界，足以证明夏姓所卖山场的南界只到萧人坟地为止。萧人的坟墓，以及坟墓前后左右的地块，都不在夏姓所卖的山场之内。萧人既然没有子孙，萧人的坟墓属于孤坟，而且也不在王姓的山界内。李姓认为这是祖墓，意图进行祭扫，原本与王瑞富等人无关。判决命令中间证人带领双方前往山上，酌情确定坟墓的长短宽窄，划定界限，允许李洪驹等人进行祭扫，但不得以坟墓占据山场，也不得在此接续埋葬。至于坟墓四周的空隙地及山场，本应归官府所有，但考虑到王姓管理产业已久，仍准许他们照旧管理。这些都是根据地界来判定是非的。

译第一条是核查价值。广济县百姓闵恒春将两间房屋典当给闵恒昌居住，得价八千钱，双方议定允许赎回。当契由闵大明代为书写，等到赎回时，大明已经去世。恒昌声称契约是绝卖，并非典当，不允许赎回，双方互相控告到官府。我查验所呈交的绝卖屋契，核对大明平日的笔迹，这契约确实是大明书写的。但历来契约格式，房屋价值非钱即银，即使有用谷米或其他物品抵兑的，契约上记载的总归是价值多少钱或多少银，从未有过同时记载多少钱和多少谷物的情况。如今契约内记载价值三千八百八十文钱，谷四百九十斤，钱数零碎不整，又兼用谷物抵兑，这与历来卖屋立契的格式大不相符。显然是因为恒春典当房屋后外出多年未归，串通已故的闵大明，按照典当契约书写绝卖契约，企图占便宜。审问后果然认罪，这是从价值上判断真伪。

第二条是核对姓名。我在宜昌任职时，东湖百姓傅文煜卖田给陈正道，议价一千三百二十串，立有契约。正道因偷税涉税，带着契约远走躲避。他的妻子李氏听信他人唆使，诉称这块田是她丈夫代田主陈克相购买的，克相压价不交钱，中人偏袒克相，也不说公道话，导致她丈夫借债垫付，并呈验一张假契约，内载田价一千八百四十串，比真契多开五百二十串。因为正道远走，文煜又已病故，契约的真伪无从查问。官员如果判决克相接受田地，必然按照契约付款，这样就可以分赃获利了。我查验所呈交的契约，在契首傅文煜名字下面写有“同弟文煊”字样。我想，售卖产业，向来以产业管理人出名立契，断无将对本产业无份的人名同列在契首的道理。文煜所卖的田地是自己的产业，与文煊无关，其书写卖契自应用文煜一人的名字，为何牵涉列出文煊的名字？这是假造无疑。审问后果然如此。我在襄阳任职时，有控告钱债的，声称他在道光年间代岳父借钱三百串，由他垫付偿还，岳父死后，岳母不忍连累他，凭同保人书写了“押地六十亩”的字据为凭，至今本息未还。我核查押字，对他说：“押地六十亩数量很大，当时你岳母的嗣子年幼无知，应有岳父的族人出名承保，才显得稳妥可靠。”如今所呈的押字并未凭同本族，仅有外姓保人。况且妇女出名立约，应当请人代笔，为何字据内没有代笔人的姓名？图谋诈骗无疑，于是服罪。看这两件事，可知契约内的姓名也不可忽略。

第三条是考察情理。笔迹虽然是真的，但字据内所载内容，超出情理之外，也不能以此作为依据。荆州万成大堤各工各号，都有差田。凡是买卖差田的，必须将何工、何号、何差事记载在契约内。杨二月五号夫户雷生祥、雷氏各将差田卖给周姓，契约内记载有“并无雷姓之差”字样，因此周姓不肯承担圩差。我说雷姓有什么差事？雷姓的差事，就是杨二月五号的差事。契约记载并无雷姓之差，可见这块田就是雷姓当差的田，这就是所谓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大概买田时买主故意刁难，卖主无可奈何，不得不在有差写成无差。如果不是差田，本来不当差，何必多写这一句呢？周思益等人既然买了雷姓的差田作为祠堂基址，就应当承担雷姓所当的差事，判决此后杨二月五号夫户五名中有一名永远归周姓祠堂充当。

○乡愚不通文理须逐细分剖

乡下愚民不通晓文理，凭借笔迹涉讼的，往往误会错解，自以为是。如果不为他们讲解清楚，即使判了也不服。讲解时，越浅显越好，越通俗越好。徐阶删改参奏严嵩的疏稿说：“这不是不能文雅，而是文雅了就不明白。”也是这个意思。我审理诉讼，遇到这类事情，就像教导孩童一样，就他们所执持的证据，逐条细分剖析，务必让他们明白才停止。现在摘录几起案件如下。

广济县属下的龙坪镇，向来设有便民仓，距离望江墩不远。望江墩就是现在的白衣庵，连城山下长堤绵延不断，是由连城桥到龙坪的大路，县志称之为连城堤，也称新河堤坝。堤在新河的东边，往年黄梅、广济两县舟运粮米到龙坪，必由新河行走，河道是新开的，所以叫新河，曾经奏请朝廷，所以又称官港。新河的西边叫连城湖，是胡锡瓒等人祖传的私产。袁锺仕等人因为县志内记载县与邻邑黄梅每年运粮三万石到望江墩，小车盘剥不堪其劳，连城湖港口廖家口有沟渠通向墩前但淤浅不能行船，与黄梅合力疏浚通畅以便水运等语，谬误地认为胡姓管业的连城湖港也是两县疏浚通畅的，被胡锡瓒等人强占，并且借从前合约有“一直水道”四字，混淆地说从邓家湾起，经过连城湖港到白衣庵止，是运粮的笔直水道，具状控告到案。我对袁锺仕说：“你错了。新河官港是梅济两县合力疏浚通畅的，原因是梅邑与济属东乡

译运送粮食的船只从太白湖进入株林长港，只能到达廖家口，无法抵达望江墩，必须依靠小车转运，甚至要在墩前陆地上行走七八里，人们难以忍受这种劳苦，因此两县共同商议合力疏浚疏通。由此可见，在开凿新河之前，廖家口到望江墩之间只有淤积浅窄的沟渠，无法行船；开凿新河之后，廖家口到望江墩一直水道畅通无阻。至于北起邓家湾、南至廖家口，中间连城湖港虽然也是一条直通的水道，但并非黄梅县运送粮食的路线，何必两县合力疏浚？所以，廖家口到望江墩这一段是合力疏浚的地方，称为新河官港，这是毫无疑问的。那连城湖港是胡姓的私产，与新河官港互不干涉。至于县志中记载“连城湖港廖家口有沟抵墩前，淤浅不能行船”，意思是说连城湖港与廖家口之间有一条沟渠，淤积浅窄无法行船，并不是说连城湖港和廖家口的沟渠都淤积浅窄无法行船。这就好比本县发布告示，官印上有“黄州府广济县正堂方”字样，这是说黄州府的广济县知县姓方，并不是说广济县姓方，黄州府也姓方。判决连城湖港仍归胡姓管理产业，袁锺仕等人不得混杂争夺，所有往来的船只，无论水涨水退，任凭照旧通行，胡姓不得阻挠。袁锺仕等人低头无言，于是结案。

广济县百姓苏灿章等人与苏相甫等人同出一世祖永通，永通的后代共有六户，向来祭祀祖先，由六户轮流担任主事承办。富户是六户之一，其子孙又分为璋、贞、德三房。苏灿章等人是贞、德两房的子孙，苏相甫等人是璋房的子孙。每三十年富户应当承办祭祀，轮到璋房承办四届，贞、德两房共同承办一届。苏相甫等人不遵守旧规，导致苏灿章等人以废除祭祀为由控告。我查阅所提交的祭祀簿册，里面记载有道光九年富户贞、德两房为首的字样。根据苏相甫等人共同声称，簿册内不记载贞、德两房为首，而记载富户贞、德两房为首，这是注明他们帮办的意思。殊不知六户轮流承办祭祀，不仅仅由富户承办。道光九年轮到富户为首，簿册内之所以注明富户，是针对各户而言。贞、德两房虽然是富户，但富户不止贞、德两房。簿册内之所以注明贞、德两房，是针对璋房而言。富户贞、德两房为首，意思是富户中的贞、德两房为首。祭祀簿册的注记本来就很清晰，与帮办的意思不相干涉。至于道光九年以后的四届，本来是由璋房承办，执笔人如果按照道光九年祭祀簿册的格式，应当注明富户璋房为首，以区别于贞、德两房。然而簿册内仅注明富户二字，不注明璋房的字样，显然是璋房的子孙自恃人多势大，认为富户就是璋房，璋房就是富户。凡是富户应当承办的祭祀，就是璋房应当承办的祭祀，所以只用富户二字区分各户，不需要注明璋房。殊不知这是璋房承办，那贞、德两房人少势弱，自然不敢与他们争夺。这是璋房轻视贞、德两房，已经历了二三十年之久，起初并非从苏相甫等人开始。判决此后永通的祭祀，富户三十年轮流承办五次，贞、德两房仍照道光九年祭祀簿册为首一次，璋房为首四次，以显示公平合理并保全族谊。双方信服，取得结状结案。

译广济县百姓陈美扬原娶吴氏为妻，吴氏不守妇道，在道光四年二月被卖给何明珠为妻。六月二十九日，吴氏生下一子，取名福元。过了几个月，何明珠将吴氏转卖给德化县桂姓人家为妻，把福元留在家中抚养。道光二十五年，陈姓家族修撰族谱，美扬这一房的房长因为福元现在何家，劝说美扬把福元领回，归宗入谱。美扬因为厌恶吴氏，不肯领回。咸丰七年，何姓家族修撰族谱，因为福元并非何姓子孙，只在吴氏名下记载生子一福元，没有将福元的派名和生辰八字载入族谱。福元向何星焕等人讲理，因为何星焕以“你不姓何”回答，于是福元前往德化寻找吴氏质问。吴氏告诉他在陈姓家怀孕后被休弃的缘由。福元便请求吴氏领送自己归宗。陈姓家族的户首和房长都劝说美扬将福元收回并更改姓名。陈品和（即福元）与何明珠认为福元在他们家抚养多年，归宗后陈姓并没有酬谢，便扬言要告官。经过生员蓝均焕等人调解，责令美扬拿出钱一百二十千、米三石、棺木一具给何明珠收领。事情平息后，品和归宗，族众都没有异议。后来因为品和捐纳成为贡生，美扬召集族众在先祖祠堂悬挂匾额。监生陈定源等人误解了从前修谱合约中记载的“首严遗漏及插异等弊”这句话，认为“首严遗漏”是严禁遗漏之人不准继续添入族谱。道光二十五年修谱时已经将品和遗漏，按照合约既然不准他继续添入族谱，自然也不能在先祖祠堂悬挂匾额，他们阻拦未遂，便到官府起诉。我说陈品和是否应该在先祖祠堂悬挂匾额，以是否应该继续添入族谱为判断标准；是否应该继续添入族谱，以是否是美扬之子为判断标准。查品和归宗时，何明珠已经六十岁，没有其他子嗣。假如品和是何明珠的儿子，他即使再愚蠢，也绝不会为了得到酬谢，把儿子给别人，让自己断绝后代。所以品和不是何明珠的儿子，毫无疑义。吴氏改嫁给何明珠，不到五个月就生了品和，所以品和是美扬的儿子，也毫无疑义。既然是美扬的儿子，就应该添入宗谱；既然应该添入宗谱，就可以在先祖祠堂悬挂匾额。至于陈定源所呈交的合约中记载“首严遗漏及插异等弊”，是因为遗漏和插异等事情最关紧要，所以叮嘱督修宗谱的人切勿遗漏，切勿插异，并不是说一旦遗漏，就不准入谱。陈定源等人误解了立约的本意，借词兴讼，实属糊涂。姑且念他读书太少，不通文理，宽免深究。判决举人陈秬鬯等人将已经遗漏的贡生陈品和添载入谱牒，并准许在祠堂悬挂匾额，以符合先人立约的本意。

公安县贡生袁时清等人，始祖袁有伦葬在鲍家冈的凤凰山墓地。山地和庄园，向来属于大公公产之外，都属于有伦次子袁曦分后裔管业。前明万历年间，有伦的曾孙袁士瑜立有禁约，不准擅自迁移给其他姓氏。乾隆二十年，袁文魁等人将护墓山地卖给陶松高葬坟。二十一年，袁姓族人控告，经前任吴县令判决，责令陶姓起迁。禁约和判决都刊刻在袁姓族谱中。万历年间袁士瑜立约以后，乾隆二十一年前任吴县令判决以前，袁琳、袁曹氏、袁宗仲葬在鲍家冈；袁有年、袁世达以及本案人证袁遵义的高祖袁世述葬在鲍家冈住宅右侧；袁梦曙葬在墓基东侧；袁梦晃葬在墓基旁边；袁梦旦、袁梦春葬在老墓基右侧；袁遵义的曾祖袁梦夏葬在老墓基西侧。乾隆二十一年前任吴县令判决以后，同治七年田守荆葬坟以前，袁叙述、袁高氏、袁叙范、袁遵信以及本案卖主袁宪宝的高祖袁惇荣、曾祖袁叙献葬在鲍家冈老墓基前面；袁遵义的祖父袁惇伦、祖母袁刘氏、父亲袁叙理、母亲袁罗氏、妻子袁邹氏葬在老墓基右侧，都在族谱中刊载明晰。同治七年三月，袁宪宝将凤凰山下已属自家的水田，凭中人袁遵义等人议价二十八串钱卖给田守荆作阴宅墓地。闰四月初六日，田守荆将其妻子袁氏的棺柩抬送到地内安葬，袁姓族众并没有阻拦。袁时清等人住得离鲍家冈很远，从未到袁有伦的坟山祭扫，只知道万历年间他们四世祖袁士瑜的禁约有“不准贪冒金钱擅移他姓”的话；乾隆二十一年前任吴县令的判决中有“地虽分属，其实统系护茔禁禁地”的话，并不知道立约判决以后族人在本山多次安葬多座坟墓，所以怀疑田守荆贪求吉利谋买，到县衙呈控。该县召集审讯，仅就谱载禁约判决约略评论，并没有逐细推敲，也没有将载录立约判决以后所葬各墓详细考核，以致误判田守荆起迁另葬。田守荆心里不服，到府衙呈控。袁姓因为遵照判决禀报县衙，县衙派遣差役押解起迁田守荆，仍未迁葬，竟然自行到那里将田袁氏的棺柩掘起，移放到袁宪宝住宅旁边。田守荆情急之下控告荆州道，并到总督衙门控诉。批示道：提审时，我代理道台职务，查阅袁姓族谱以及袁士瑜禁约、前任吴县令判决，并提审已到的人证查讯，得知上述情况。仔细考察袁士瑜

译瑜鲍家冈祖茔禁约的尾后文气，应当分为两段。前一段有“左侧一棺留厝曾祖母迁延未举，除次不得妄生觊觎，搀越多冢”等语，这是指有伦坟墓切近之地不准子孙接葬的意思。后一段有“其后龙脉蜿蜒，毋得穿穴作圹，损坏灵孕，若贪冒金钱，擅移他姓国宪所司，毋贻伊戚”等语，这是指坟后来龙不许卖与他姓的意思。所以万历以后，乾隆二十一年以前，袁有伦的后裔袁琳等都葬在本山，或者离有伦坟墓二三十弓，或者在有伦坟庄的侧边，族众并没有异议。因为袁琳等埋葬的地方不是禁约所载的切近之地，也不是禁约所载的来龙。田守荆葬坟的地方距离有伦坟墓六十多弓，并非切近之地。有伦坟墓的脉气从东面而来，田守荆葬坟的地方在有伦坟墓的南面，并没有截断来脉，与禁约所载不相干系，怎么能以禁约为借口呢？乾隆二十一年吴前县断案，一则说：“擅自将始祖护茔山地卖与陶姓”；再则说：“陶坟虽然葬得远没有妨碍，地虽然分属，其实统系护茔禁地”。究竟陶姓坟葬在哪里？是葬在有伦坟前还是坟后，还是葬在有伦坟左还是坟右？都没有指明。只是仔细阅览吴前县判词中有“戒约所云：龙脉蜿蜒，毋得损伤灵孕，若贪冒金钱，擅移他姓国家法度所管，不要留下祸患”等语，过去是家规，现在是判案，叙述明白以告诫袁氏后人等等。所谓龙脉蜿蜒，是指坟后来的来龙而言，似乎陶姓葬坟的地方在有伦坟后，虽然属于私产，也应当留为护茔禁地，因此判决令其起迁。如果陶姓坟截断了来脉，判决令其迁葬，那么田守荆所葬的坟并没有截脉，不能拿那个案例来类比这个案例。如果陶姓葬处并非坟后来的来龙，或者在左或者在右，与田守荆葬处相当，那么禁约内并没有“祖坟左右山坡，距离坟墓虽然远，也不准卖与异姓葬坟”的话。吴前县判决令陶姓起迁便是错误的。族谱记载八世袁梦夏去世，在乾隆十八年葬于老基西数冢之东，又记载一世袁有茔庄一处，西抵梦夏茔山等等，是老基就是鲍家冈茔庄，毫无疑义。乾隆二十一年的断案以后，有伦后裔袁惇伦等在老之前、老基之右葬坟的人不一而足，族众并没有异议，也是因为所葬的地方不是祖坟来脉，不是祖坟切近之地，所以与禁约所载毫无违背的缘故。我判决令田守荆将其妻棺仍葬原处，袁士清即传谕袁勤愉等并袁姓族人不得混行阻拦。此后坟禁应当照族谱内所载茔地：上抵琳祖茔地，下抵坑西北都抵港心，东抵宪宝草山为界茔地东抵遵仁前岭公山并宪宝地，南底宪宝陆地，西抵宪宝草山为界界以内系大公管业，永不准袁姓葬，也不准卖与异姓；界以外只有祖坟来脉虽然属于各房私业，也不准安葬。其并非来龙处所，既然是各房私分，都听各房照旧葬坟。如果业主情愿出卖，就照时价卖与大公；如果大公不照时价，仍由业主卖与外，并即传谕族众永远遵守。田妻棺被袁姓起迁，审讯是误会，袁士瑜禁约及吴前县判案，并非凭空发掘，而且经现任县判决令其迁葬，以为遵断起迁必无不合。但是判案之后不候县传押迁，擅自掘起虽然是乡愚无知，终究是不对的，饬县查传责惩以儆

译○根据族谱涉及诉讼必须仔细核查

依据族谱涉及诉讼，必须细心查核，因为族谱是家族私藏，不难伪造。广济的风俗，没有哪个姓氏不建立宗祠，没有哪个宗祠不修撰族谱。用族谱作为诉讼证据，真假混杂出现。我担任广济县令时，遇到因诉讼呈交族谱的，不仅核查所载控争之处，而且从头至尾仔细阅读数遍，往往发现其中的破绽，就针对破绽进行攻击，对方往往低头无言以对。现在摘录几起案件如下。

广济韩家湾后山葬有一座郑张氏的坟墓，无人祭扫，已经多年。坟前碑石上刻有孝子秉福、秉谦，孙子知先、知明，曾孙圣有、宗鲁，惟高、玉书等人的名字。广济县生员郑昭、蕲州百姓郑炳礼各自认定郑张氏坟墓为自家祖坟，提交诉状争讼。我查阅郑昭的族谱，仅记载张氏葬在魁伯山，山名既不相符，又没有子孙可考，此外也没有其他可以验证的地方。绝不能因为族谱内记载有张氏，就断定韩家湾后山上的张氏坟墓是该生员的祖坟。郑炳礼的族谱内记载张氏葬在广济县韩家湾右侧，其子名秉福、秉谦，孙子名知先、知明，曾孙名圣有、宗鲁，惟高，都与碑文相合。但墓碑应当刻子孙的名，不刻名而刻字，已经可疑。又族谱中没有玉书的名字，与碑刻不符。据供称玉书是望丁的名目，查族谱内知明并无妻室，知先的妻子马氏生于康熙二十二年，距离乾隆十九年立碑之日已经七十二岁，哪里还有望丁可言？又族谱的格式，凡是某氏生子几人是什么名字，都在某氏生卒年月葬所之后逐一注明。只有张氏名下先注明“子善”两字，末尾又注明“子二”两字，不仅族谱内没有这种格式，而且子数也自相矛盾。又所呈交的一本族谱，前后记载“葬”字一百八十一个，下面都写“廾”字，唯独张氏名下“葬”字下面写的是“土”字。前后记载“湾”字二十八个，都是正写，唯独张氏名下“湾”字左边是土旁，右边上截是“亦”字。相互对照验证，这一页族谱是伪造的无疑。可见郑张氏坟墓既不是郑昭的祖坟，也不是郑炳礼的祖坟。双方名义上争坟，实际上争山。逐一仔细审问，都得到了真实意图。判决郑张氏既然没有子孙，其坟墓准许双方及四邻祭扫，其山场归公由交兴贤庄首事管理，所有树木由首事经管招佃看守。郑昭、郑炳礼分别予以警戒惩罚。

广济百姓库高爵等人的祖先名法彰，葬在古墓场。法彰的弟弟法林，是库万和等人的祖先，葬在古庙场。新旧族谱记载清楚。库万和等人因为古庙场坟墓迷失，借祭祀图占，混称法林葬在兄长法彰墓的右边，并说古庙场就是古墓场。我查阅库姓族谱的格式，凡是父子兄弟合葬，无不详细载明。就像九世祖自满，族谱记载葬在兄长自祥墓的右边。如果法林与法彰葬在一起，族谱内为什么不按照自满葬所记载的方式载明？法林葬在兄长法彰墓的右边，是法林另葬在古庙场，不在古墓场法彰墓的右边，毫无疑义。审问之下，果然服罪。

广济监生陶大炎、百姓刘华魁因争塘互相控告，我查验陶大炎所呈交的族谱，记载有茶壶塘的名目，所呈交的同治六年契据内记载“茶窝塘一口”，并非“茶壶塘”，与族谱不符，茶壶塘不是他的所有，已无疑义。刘华魁等人所呈交的乾隆四十三年买契内注有“茶壶塘不在內”六字，这六字如果是立约时注明，以后又未变卖，为什么嘉庆二十一年老谱内并无“茶壶塘一口字样，而到咸丰七年修谱时才添加注明，说此塘为刘家独有，也不足信。判决此后茶壶塘应归有水例业户共同管理，无水例者不得争夺。所有陶大炎等族谱内的“茶壶塘”应按契据改为“茶窝塘”，刘华魁等咸丰年新谱内注载的“茶壶塘一口”也即删去，仍按嘉庆年老契所载，以平息诉讼。

○隔离审讯记录

一切词讼到案听审的，不外乎原告、被告、原告干证、被告干证以及乡约保正五项，每项不止一人，必须隔离审讯。此人所供，不要让彼人听见；彼人所供，不要让此人听见，这样所供情节不至于照搬模仿。即使在外串通，也必有串通不到的地方。和凝《疑狱集》说：唐代李德裕镇守浙西，有甘露寺主僧诉讼交割常住物，被前任知事僧侵吞黄金若干两，引来前几辈僧人为证，依次交付，文书存在。新接任者已服盗取之罪，但未查清用处的所在。李德裕怀疑其不实，僧人于是诉冤说：“住在寺里的人乐于担任知事，积年以来，空文分两，文书上其实没有黄金了。”众人因为他孤立不亲附，想借此排挤他。李德裕怜悯地说：“这不难知道。”于是用几个轿子，命令关联的僧人进入，进入后对坐，轿子中的门都面向墙壁，不得相见。各给黄泥，令其模

译核对下次金块的形状，以此作为凭证。然而各金块的形状都不相同，于是弹劾他们欺瞒造假，他们一一认罪伏法。这就是“隔别”这一说法，我多次试验都验证有效。现将所断定的案件附录在下面。

译东湖县武生许宏发，是许宏顺、许宏福、许宏寿的亲哥哥，许应科、许应海的亲伯父，一向不和睦。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亲戚刘士操作母亲刘王氏过生日，许宏发和许宏顺等人都前往祝贺。许宏顺等人将许宏发殴打致死。许宏发的父亲许成新想替许宏顺等人顶罪，捏造说自己是带领子孙去刘家拜寿，许宏发向他家索要田契，手持柴块将他推倒在地，他因气愤用拐杖打死了许宏发，与许宏顺等人无关等情节，向巡抚衙门上诉，案件被发往武昌府谳局审理。我认为，如果许成新确实与许宏顺、许宏福、许宏寿、许应科、许应海一同前往刘士操作家拜寿，那么从进门之初，一直到推倒跌倒的时候，都是祖孙、父子、兄弟、叔侄亲眼所见的，所有主人迎客以及主客座位的安排，还有许宏发所穿的衣帽、所持的柴块，以及推倒、劝解的各种情形，必定能供认得完全一致。于是分别提审许成新等人进行讯问，质问他们一同到达刘家大门时是否有人迎接，据许成新供称：他们走到刘家大门时，刘士操的儿子在大门外迎接，刘士操在堂屋内迎接。许宏顺则供称：刘士操的儿子和刘士操都在大门外迎接。许宏福、许应海则供称：大门外并没有人迎接。质问他们在刘家堂屋内的座位谁左谁右、谁上谁下，据许成新供称：他坐在左边上手，刘王氏坐在他下手，许宏顺、许宏福、许宏寿坐在右边上手，许应科、许应海坐在许宏顺、许宏福、许宏寿下手，刘士操并没有入座。许宏顺则供称：他父亲坐在左边上手，许应科、许应海坐在他父亲下手，他们兄弟三人坐在右边上手，刘士操坐在他们下手，刘王氏并没有入座。许宏寿则供称：刘王氏坐在他父亲下手，许应科、许应海坐在刘王氏下手。许应科、许应海则供称：他们两人坐在祖父下手，刘王氏坐在他们两人下手。质问他们拜寿是进门就拜，还是进门稍坐吃茶抽烟后再拜寿，据许成新供称：他们先吃茶抽烟，后拜寿。许宏顺则供称：先拜寿，后吃茶抽烟。质问许宏发出厢房时身穿什么衣服，头戴什么帽子，脚穿什么鞋子，据许成新供称：许宏发身穿皮袍皮马褂，头戴金顶红�帽，脚穿高底鞋；许宏顺、许宏福、许宏寿则供称：许宏发身穿皮袍皮马褂，头顶瓜皮帽，脚穿薄底鞋。质问许宏发手持的柴块是什么模样？据许成新供称：柴块是圆的，并没有劈开。许宏顺、许宏福则供称：是半边柴块，已经劈开。质问许宏发推倒他父亲，是先拿着柴块后将父亲推倒，还是先将父亲推倒后拿柴块？据许成新供称：许宏发手拿柴块从厢房走出，被许宏顺夺下柴块，许宏发才将他推倒在地。许宏顺则供称：许宏发空手走出厢房，将他父亲推倒后才再次进厢房拿柴块出来。质问许成新殴打许宏发时是否有人上前劝解？据许成新供称：许宏顺、许宏福、许宏寿、许應科、许应海都曾劝解。许宏顺则供称：当时只有他一人劝解，许宏福、许宏寿、许应科、许應海见他父亲殴打许宏发，都害怕跑出大门，并没有上前劝解。许宏福、许宏寿则供称：他们两人站在丹池内曾经上前劝解，并没有跑出大门。许应科、许应海则供称：祖父未打许宏发之前，他们两人就已经出去了，并非殴打时跑出，殴打之时他们两人站在大门外稻场里，并没有进去劝解。以上各节，不仅是许成新所供与他儿子许宏顺、许宏福、许宏寿，孙子许应科、许应海所供不相符合，就连许宏顺与许宏福、许宏寿所供，许宏顺、许宏福、许宏寿与许应科、许应海所供也多有差异。这足以证明许成新并没有一同前往刘士操作家拜寿，许宏顺等人是事后串通捏造，企图逃避罪责，毫无疑义。逐一驳斥质问，许成新于是低头无言以对。

○据证

案情不一，大多有证据佐证。以人为证，尚恐有串通之弊；以事物为证，便是铁证如山。如果不能深入其中，详细探究，即使明明有事物可证，也如同视而不见。《和凝疑狱集》说：吴太子孙登曾经骑马外出，有弹丸飞过，左右寻找弹丸，恰好看见一人拿着弹弓佩戴弹丸，众人都认为是他，他不服辩解，随从想要鞭打他，孙登不允许，让人寻找飞过的弹丸来比对，发现不是同类，于是释放了他。《宋史·高防传》记载：高防起初侍奉周世宗，任蔡州知州时，部民王义被贼人抢劫，捕获五人关押在监狱，彻底追查赃物情况，已经具备，将要施加极刑，高防怀疑其冤枉，取出赃物查看，召来王义问所丢失的衫裤是否是一种布料？回答说：是的。高防让人检验布幅的宽窄不同，疏密有异，囚犯于是喊冤，问为什么认罪？回答说：受不了拷打，求速死罢了。过了几天，抓获了真正的赃物，五个人得以释放。《余良肱传》记载：余良肱起初任荆南司理参军，有捕获杀人者，已经自诬服罪，余良肱唯独通过检验尸体与所用刀刃怀疑此案，说：哪有刀刃盈尺而伤口不及一寸的？禀报请求详细追捕，果然抓获真正的杀人者。《郑克折狱龟鉴》说：武行德镇守洛京时，国家正设立盐法

译凡能捉获私盐一斤以上者，必定给予丰厚赏赐。当时那些不法之徒，常常将私盐混入人身上。曾有一个村童背着菜进城，途中遇到一位从河阳来的尼姑，便与她同行。快到城门时，尼姑总是先进去。随后，城门守卫在菜篮中搜出几斤盐，于是将村童捆绑起来送到官府。行德取出盐查看，发现是用白绡手帕包裹的，而且龙脑香和麝香的气味扑鼻而来，惊讶地说：“我看这村童衣衫褴褛，极为贫困，怎么会有熏香的手帕？一定是奸人陷害。”于是问道：“你离家以来，和谁同路？”村童如实回答。行德说：“我知道了，这一定是天女寺的尼姑和城门守卫为了侥幸求赏而做的。”命令亲信去抓捕，当天就抓获了尼姑，事情果然牵连到城门守卫，村童得以获免。《袁易斋【守定】图民録》记载：李南公尚书任长沙县令时，有一位寡妇带着儿子改嫁，过了七年，前夫家族要娶儿媳，称孩子是后夫的儿子，于是向官府诉讼。南公询问孩子的年龄，家族说九岁，妇人说七岁。又问孩子的牙齿，回答说去年换过了。南公说：“男孩八岁换牙，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命令把孩子归还给前夫家族。《冯梦龙智囊补》记载：李亨担任鄞县县令时，有个以种菜为业的人，茄子刚成熟，邻居偷去卖给市民，追讨争夺，双方都到县衙诉讼。李亨命令把茄子倒在庭院里，笑着对邻居说：“你真是小偷！如果真是你的茄子，肯在刚成熟时连小的也一起摘了吗？”邻居于是认罪。以上几件事，都是依据证据来判定是非。我所审理的案件中有类似的情况，附录在下面。

译广济县生员蓝斯升控告舒锡璜盗砍杉树。舒锡璜辩解说树是自己从山上砍伐的，树桩可以比对，并将一棵树干、一截树桩送到官府请求查验。我查验完毕，对舒锡璜说：“树干纹路细密，年轮圈较大；树桩纹路粗疏，年轮圈较小。两截木头截然不同，这树干并非从这树桩上砍下来的，毫无疑问。凡是拿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叫做盗窃。呈验的杉树，无论砍自哪家的山林，都属于盗伐。”舒锡璜于是认罪。

○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找出确凿证据

疑难案件本来没有证据，刁民仗着没有证据，任意争执，吵个不停。如果不从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找出确凿证据，怎么能让对方心服口服、闭嘴认输呢？《和凝疑狱集》记载：“汉代孙宝任京兆尹时，有个卖鸡蛋的人，偶然与村民相遇，打落了鸡蛋，全部摔碎。村民说赔五十枚，卖鸡蛋的人坚持说是三百枚，因此发生争吵。孙宝让人另外买一枚鸡蛋，称出重量，然后全部称量碎鸡蛋，折算后立刻得出原来的数量，众人都赞叹信服。”张举，是吴地人。有个妻子杀了丈夫，放火烧房子，声称丈夫是被火烧死的。丈夫家怀疑，告到官府，妻子不服。张举于是取来两头猪，一头杀了，一头活着，堆积柴草烧它们。活猪嘴里有灰，死猪嘴里没有灰，于是查验尸体嘴巴，果然没有灰，审讯后妻子认罪。《南史》记载傅炎任山阴县令，有两人争一只鸡，傅炎问：“鸡早上吃什么？”一人说是粟米，一人说是豆子，于是杀鸡剖开嗉囊，里面有粟米，于是处罚说吃豆子的人。《南史》宋顾凯之传记载，顾宪之任建康县令，当时有偷牛的人，被主人认出，偷牛的人也说是自己的牛，两家的言辞理由相当，前后的县令都不能决断。顾宪之到任后，复查案情，于是让人解开牛绳，任凭牛往哪里去，牛径直回到原主人家，偷牛的人才服罪。揭发奸邪、查获隐伏的罪犯，大多像这类情况，当时人称他们为神明【《北史·后周于粟磾传》记载：“于仲文任固安太守，有任、杜两家各丢失一头牛，后来找到一头牛，两家都认领，很久不能决断。于仲文让各家驱赶自家的牛群过来，于是放开所认领的牛，牛就走向任氏的牛群中。又让人稍微伤害那头牛，任氏叹息惋惜，杜氏却若无其事，于是呵斥杜氏认罪离去。这与顾宪之的事正相类似”】

冯梦龙《智囊补》记载：阌乡有个和尚看见农家牛肥壮，每天等牛在野外时，把盐放在自己头上，让牛舔舐，久了牛就习惯了。和尚一天晚上到农家，哭着说：“你的牛是我父亲的后身，父亲托梦告诉我，我想赎回它。”主人把牛赶出来，牛看见和尚就舔他的头，主人于是把牛给了和尚。和尚回去，杀了牛，把肉做成丸子，放在空竹杖里，又借口闭关修行不吃饭，欺骗世人。后来有个孟知县询问和尚大小便的情况，才彻底揭穿他的欺诈。张岱《快园道古》记载：祁忠惠公【祁彪佳】六岁时，太夫人喜欢吃鸡蛋，煮了几个作为供品，被小婢女偷吃了，问也不肯承认。祁公说：“不要争，让人端一盆水来。”命令众婢女每人喝一口水，偷吃的人吐出来，都是蛋黄。汪杼怀【汪师韩】《谈书录》记载：陕西有猴子偷库银，看守库房的人抓住了猴子，却不知道主人的姓名。官员事先挂牌，选择一个大寺庙审讯，全县惊讶诧异，前往观看。等众人聚集完毕，就关闭庙门。官员假装审讯猴子，猴子不能说话，鞭打它，猴子跳掷挣脱绳索。差役追赶打它，猴子看着一个人紧紧抱住不放，那就是猴子主人。四方人称他为能干的官吏，这些都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找出确凿证据的例子。

○ 察情

凡事一定有情理，作假的人往往超出情理之外，如果能细心体察，即使不完全正确也相差不远。宋代郑克《折狱龟鉴》记载：程戡任宣徽处州知州，百姓中有长期结仇的人，一天几个儿子私下对他们母亲说：“现在母亲年老多病，恐怕不能再长寿，请借母亲死来报仇。”于是杀了母亲，放在仇人家门口并向官府控告。仇家不能自明，而程戡怀疑此事，僚属都说情理上没有值得怀疑的，程戡说：“杀人而放在仇家门口，不是可疑吗？”于是亲自审讯治罪，全部查清了原本的阴谋。李兑任邓州知州，有个富人殴打仆人至死，把仆人系在脖子上扔进井里，用自缢来辩解。李兑说：“投井本来不会自缢，自缢又怎么会投井？这一定是官吏受贿，教富人这样不承认。”不久查案，果然如此。沈括《笔谈》记载：张升任丞相知润州，有个妇人的丈夫外出几天没回来，忽然听说菜园井里有死人，就去查看，号哭说：“是我丈夫。”于是上报官府。张升命令属吏召集邻里到井边查验是不是她丈夫，都说井深看不清，请求捞出尸体查验。张升说：“众人都看不清，妇人怎么知道是她丈夫？”收押交给有关部门审讯，果然是奸人杀了她丈夫并参与了阴谋。《宋史·朱寿隆传》记载：朱寿隆任彭州九陇县知县，当时吏员报告一家七人因火灾而死，朱寿隆说：“难道有一家被烧而没有一人逃脱的吗？这一定有奸情。”过了一个月抓获盗贼，果然是杀人后放火。柳氏《叙训》记载：柳公绰任襄阳节度使，年成歉收，邻境尤其严重，有个穿丧服的人哭着呈上状子说：“迁葬三世十二口棺材到武昌，被津吏阻挠不能出去。”柳公绰看了状子，就命令军候抓那人，打开棺材，都装满稻米，原来是葬

译荒年不应该同时为三代人的十二场丧事操办，所以知道他是欺诈。以上几件事，都是通过审察情理来分辨真伪，我审理的案件中有类似情况的，附记在下面。

译襄阳百姓谷正立控告生员尉秉恭，指控其侵吞已故岳父家的财产，且不承认借给嗣父的钱款一案。审问时，谷正立供称：道光二十年，他代替岳父尉道亨向田永盛票号借款三百四十串文，这笔钱是由他垫付偿还的。道光二十八年，岳母刘氏不忍心连累他，便凭同保人立下抵押六十亩地契作为凭证，至今本息仍未偿还。经查，谷正立现年三十八岁，借钱时年仅十四岁，田永盛怎会轻易相信，借出三百四十串这么多钱？况且尉道亨家道殷实，并非贫寒可比，即使手头拮据，哪有不自行挪借，反而央求十四岁的女婿出面代借的道理？至于抵押的六十亩地，数目巨大，刘氏的嗣子尉秉恭年幼无知，应当有尉姓族人出面承保，才显得稳妥可靠。然而核查抵押字据，既没有尉姓族人作保，也没有代笔人的姓名，仅凭外姓保人，怎能知道这不是串通捏造？而且抵押字据内记载，如果到冬月内不还钱，就另换地契过户。如果到期钱未还清，为何不立即更换管业契约？一直等到刘氏去世后，又过了多年，才提起诉讼追讨，这无疑是图谋欺诈。经过层层驳斥诘问，谷正立最终认罪。

襄阳百姓陶小强只生了一个女儿，咸丰六年，经陶和尚说合，收养黄应詹为义子，立有合同。后来黄应詹反悔前言，不愿做陶小强的儿子，随即外出，已经过了好几年。黄应詹忽然以原本赘入陶小强家为半子半婿，陶小强赖婚并将他逐出等为由，提起诉讼。我查问立合同时，陶小强的女儿年仅十二岁，黄应詹已三十七岁，哪有十二岁的幼女难以选择年纪相当的人，而一定要赘三十七岁的黄应詹为婿的道理？这实在不合情理，显然是诬告无疑。审问之下，果然认罪。

襄阳百姓易继成控告钱继德抢走他的寡妇嫂子。据钱继德供称，他娶李氏，是乔兴林做的媒。李氏的姑姑易解氏曾经应允，并送来了二十多串财礼钱。说钱继德、易继成同村居住，距离李氏娘家二十里。如果李氏听从姑姑之命改嫁，直接从易家到钱家，岂不是很方便？何必从易家回娘家，再由娘家去钱继德家？一天之内往返曲折，多走了四十里路。李氏既回了娘家，又不见父母的面，足以证明钱继德娶李氏，并没有和娘婆两家商量。等到到了钱家之后，才让乔兴林强行给易解氏送二十串财礼钱，易解氏生气愤怒不接受，这原本并无不合。但是易继成不应控告抓抢。钱继德强娶有服制的妇女，李氏丈夫去世孝服未满，隐瞒姑姑再嫁，分别予以责罚惩处，仍然判离异。

襄阳生员刘荣组控告刘成趁乱偷窃，前任县令多次集讯，因无确凿证据，不便追究。刘荣组认为刘成偷窃时是黄怀德亲眼所见，不服上诉。批示县令复审，双方各执一词，仍不认罪。我到任后审问，据黄怀德供称：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夜，捻军窜扰襄阳境内，刘荣组将箱子寄存我家。那晚贼踪逼近，我也逃避外出。等到转回家中，看见屋内跑出数人，因无月光，也无灯光，跑出的人是何面貌，手拿何物，未曾看清，只看见刘成手拿书本，所以告知刘荣组控告追究。我驳斥他说：刘成邀人到你家偷窃，既然有数人，尽可将箱子抬走，不必开箱分拿。如果说开箱检取，应当检取贵重衣物变卖获利，断不会在贼氛紧逼之时窃取不急需的书本。况且屋内跑出几人，既无月光，又无灯光，看不清面貌与手拿何物，即使刘成手拿书本，也应看不清楚，为何认定是刘成？为何认定是书本？再三研讯，黄怀德才吐露实情。原来黄怀德受寄刘荣组的箱物，被其弟黄三窃取，将箱内的书籍卖给刘成。黄怀德怕刘荣组向他追赔，所以借刘成买书的空隙，指称是刘成偷窃，以此作为卸责之计。其实刘成在那天携眷逃难，因人多拥挤，来不及渡河，在刘正品家借宿一夜，次日早晨才离开，那晚并未迈出刘正品大门一步。

襄阳百姓梁正棠控告陶锁讹诈，陶锁控告梁正棠拐骗，双方各执一词。我审度供词，双方所控均非虚诬。如梁正棠供称：“我与董有素不相识，正月十九日董有带一名妇女到我船上借宿”等语。船上并非借宿之所，况且泊船之处，坡上有人家有小店铺，何必上船借宿？既是素不相识，也未必肯留宿。船上又供称留宿的次日，董有上坡两天才回等语。陶吴氏刚被董有拐带，未必就情投意合。邓有上坡两天不回，将吴氏放在船上，难道不怕吴氏说出被拐的情由吗？难道不怕船上人向吴氏仔细盘问吗？董有未必如此愚蠢。又梁正棠问明吴氏来历之后，为何要将吴氏送至萧家暂住？难道船上怕吴氏逃走，萧家就不怕吴氏逃走吗？又盘问明白之后，梁正棠正可以

译将吴氏送到陶家，以便见到好脸色就亲自前往索取谢礼，这也是人之常情。为何自己不送去，反而让姓萧的人送去？其中的隐情显而易见，说这不是拐骗，那又能欺骗谁呢？陶锁供称：二十七日吴氏到家，二十八年他前往龙坑向牌甲报告，这不过是便于告状罢了。当天为何不转身回去，而一定要在龙坑住一夜？即使报告牌甲后天色已黑，为何第二天早上又不回去，而一定要在龙坑再待半日？之所以迟迟不去，明显是等待牌甲的回信。之所以一定要等牌甲的回信，明显是想向梁正棠要钱，无论对方答应还是不答应，必须得到一个答复。讹诈的情节也很明显，审问后他果然认罪。

译荆州万城大堤的各段堤工都有差田、圩甲的差役事务，向来是差役随田地转移。上熊良五号圩的差役归皮、李、萧三姓轮流承担。萧姓的差田卖给了颜姓管理经营。同治六年轮应由颜姓当差，颜崇贵倚仗自己是复圣（颜回）的后裔，前任巡抚曾发给免除杂派差徭的执照，抗拒不承认办理。我认为复圣后裔原本准许优免差徭，但万城大堤关系到亿万百姓的身家性命，与其他杂差不可同日而语。圩甲差役向来随田地转移，上熊良五号圩的差役之所以归萧姓承担，是因为萧姓种有差田。现在颜姓既然购买了萧姓有差役的田地，就应当承担萧姓所承担的差役。如果购买了差田却固执地援引优免的条例，那么大堤六十七段工都有差田，假如全都归颜姓所有，六十七段工的圩差岂不都无处着落？此后应责令颜崇贵遵照旧例轮流承担。如果颜崇贵不愿承担圩差，就将这块田地仍归萧姓赎回，颜姓以后永远不准再购买差田，以符合免除差役的条例。

○用诈术

根据证据来判定是非，如果证据难以确凿，那么是非就无法判定；观察情理来分辨真伪，如果情理难以看清，那么真伪就无法分辨。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揭发奸邪、查获隐伏的罪犯，没有比使用诈术更巧妙的了。诈术虽然不算正道，但因为使用诈术而得到了真情，既可以震慑奸恶之人，又能避免牵连无辜，那么仍然不失为正道。《风俗通》记载：“临淮有一个人，拿着一匹绢到市场去卖，路上遇到下雨，就用绢披盖。后来有一个人来到，请求一起避雨。雨停后应当分别，于是两人争执打斗，各自声称绢是自己的，到官府申诉。太守薛宣核查了很久，两人都不肯认罪。薛宣说：‘一匹绢值几百钱，何必如此纷扰，自找官府麻烦。’叫骑兵官吏将绢从中间剪断，每人给一半，让他们各自听候处理。后来那个人说：‘这是太守的恩惠。’绢的主人却不停地喊冤。薛宣知道了情况，审问他，那人就认罪了。”《北史·后魏李崇传》记载：“李崇担任扬州刺史时，部民苟泰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丢失了，后来在郭奉伯家见到，两人都说是自己的儿子，并且都有邻居作证，郡县无法判决。李崇于是命令两位父亲和孩子分别关押几天，忽然派官吏对他们说：‘孩子已经暴死。’苟泰听到后，悲伤得不能自持；郭奉伯只是叹息而已，完全没有痛惜的意思。于是把孩子还给了苟泰。”《五代史·汉慕容彦超传》记载：“慕容彦超担任郓州主帅时，每天设置库质钱。有奸民用两锭假银质押了十万钱，主管官吏过了很久才发觉。慕容彦超暗中教主管官吏夜里挖开库墙，把所有的金银绢帛转移到别的地方，然后以盗窃案报告。慕容彦超随即在集市上贴出告示，让百姓自己认领质押的物品来偿还。百姓都争相说出自己质押的物品，不久就抓住了质押假银的人，那人认罪。”《和凝疑狱集》记载：“慕容彦超担任郓州主帅，有服役的人偷吃了樱桃，主管官吏报告，那人不服。慕容彦超安慰他说：‘你们怎么敢偷吃我吃的东西？’主管官吏诬陷拘捕，不必担忧恐惧，各自赐给酒喝，秘密命令在酒中放入藜芦散，喝下后立即呕吐，里面有樱桃，于是认罪【郑克说：‘俗语说“人口无赃”，这个说法足以打破它。然而事情既细微，诈术也刻薄’】《唐书·张元济传》记载：“隋朝大业年间，张元济担任武阳县令，元武县与它相邻，有人把一头母牛寄存在妻子娘家八九年，牛繁殖生到十多头，等到要分居时，妻子娘家不给，县衙多次审讯不能判决。那人到武阳县，向张元济申诉。张元济说：‘你自己有县令，为什么到这里来？’那人哭泣不止，张元济于是命令左右捆绑牛主人，用衣服蒙住他的头，将要带到妻子娘家村中，说是抓捕偷牛的贼，召集村中所有的牛聚集，各自询问牛是从哪里来的，妻子娘家不知道缘故，害怕被牵连，指着所申诉的牛说：‘这是女儿家的牛，我不知道。’张元济于是揭开蒙头布对妻子家人说：‘这就是女儿，可以把牛还给她。’妻子家人磕头认罪【郑克说：越境抓捕盗贼，召集一村牛，也是当时可以这样做的；如果在其他日子，只应该发公文追查审问】《疑狱集》记载：唐朝赵和担任江阴县令，邻县淮阴有两个农夫，相邻而居，关系亲密。东邻曾经把田契质押给西邻，后来应当赎回，先送去了八百贯钱，自恃关系熟络，没有取回凭证，再携带剩余的钱去。西邻不承认，东邻向县衙申诉，又向州衙申诉，都没有得到伸理，于是来向江阴申诉。赵和召来抓捕盗贼的干练之人，带着公文到淮阴，说有抢劫江洋的盗贼案件，供词已经具备，他的同伙在某处，姓名、相貌都指向西邻，请求戴上刑具交给差人去。西邻自恃没有痕迹，起初不害怕，到了后被械具绑在庭中。赵和严厉地审问他，囚犯哭泣诉说冤枉。赵和说：‘案情很明白，还敢抵赖。所抢劫的物品藏在你家庄园中，都可以查验。你列出财产清单来辩白。’囚犯没有料到东邻越境申诉，仍然供述稻谷若干，庄客某人细绢若干，家中织机所出的钱若干，东邻赎回的。赵和再次审问，于是对他说：‘你不是抢劫江洋的贼，为什么隐瞒？’东邻赎回契书的钱八百贯，于是引来那人让他对证，于是惭愧恐惧认罪。戴上刑具回到本县，查验交付契书，置于法办。唐贞观年间，左丞李行廉的弟弟李行诠前妻的儿子李忠奸淫他的后母，于是与她潜藏。声称奉诏追入宫内，李行廉不知道，于是上奏报告。朝廷推究审问很急，后母假装用领巾勒脖子躺在街上。长安尉审问她

译（前文缺）说：“有人假传皇帝诏令将人叫走，有一位穿紫袍的人留下他住了几晚，不知姓名，于是被押送到街上。”县尉王璥命令将他及其儿子带到房间审问，两人不认罪。王璥先让一名差役藏在桌案下，又让另一名差役跑去报告说：“上级官员传唤。”王璥惊慌失措地锁上门离开。于是母子俩互相说道：“肯定不能认罪，再说些私密的话。”王璥回来开门，桌案下的人也出来了，母子大惊，都承认了罪行。沈括《梦溪笔谈》记载：陈述古曾任建州浦城县知县，一户富人家丢失财物，抓获了几个人，但不知道谁是真正的盗贼。陈述古欺骗他们说：“某座庙里有一口钟，非常灵验，能辨别盗贼。”派人将钟迎到后阁，祭祀它，带领囚犯站在钟前，说道：“不是盗贼的人摸钟没有声音，是盗贼的人摸钟就有声音。”陈述古亲自率领同僚向钟祈祷，非常严肃，祭祀完毕用帷帐遮住钟，于是暗中让人用墨涂在钟上。过了很久，带领囚犯把手伸进帷帐摸钟。出来后检查他们的手，都有墨迹，只有一个囚犯手上没有墨，这才是真正的盗贼，因为害怕钟发出声音而不敢摸。审问后，他立即认罪。《郑克折狱龟鉴》记载：孙沔任副枢密使兼杭州知州时，有一个乞丐，左臂没有手，右臂只有两根手指，偷了平民的锅，双方争执到公堂。乞丐举起手臂哭泣说：“平民诬陷我，没有手的人，怎么能偷锅？”孙沔立即表示赞同，喝斥平民出去，安抚慰问乞丐，于是把锅给他。乞丐起初不敢接受，再三安慰，乞丐不知道这是计谋，用手指夹住锅，慢慢用胳膊举起，顶在头上离开。孙沔追回来，砍断他的手指，在市集示众。《冯梦龙智囊补》记载：胡汲仲在宁海任职时，有一群老妇人在佛庵里诵经，其中一个老妇人丢失了衣服，恰逢胡汲仲外出，就在面前告状。胡汲仲把麦粒放在老妇人们的手掌中，让她们合掌绕着佛像像往常一样诵经。胡汲仲闭目端坐，并且说：“我命令神灵监督，偷衣服的人走几圈，麦粒就会发芽。”一个老妇人屡次张开手看掌心，于是命令绑了她，果然是偷衣服的人。《李若谷守并州》记载：百姓有控告叔叔不认侄子的，想要独占财产，多次审问都没有结果。李若谷命令百姓回家殴打叔叔，果然有人控告侄子殴打逆伦，因而判定了他的罪行，分割了财产。以上各事，都是善于使用诡计的人。

译○ 运用权变应当保密

运用权变应当保密，不可泄露。史书上记载汉代的赵广汉善于使用“钩距”法，以探知实情。钩距就是运用权变的说法。其精妙之处在于“钩”，尤其精妙之处在于“距”。钩是探求，距是封闭。意思是说，通过探求使其隐藏的真相显露，使其无法逃避；通过封闭使其形迹隐蔽，使其不可被窥探。如果可以被窥探，那么真相就可以逃避了。

○ 两全其美的方法

是非本来不能并存，然而也有双方都有道理，不能偏袒否定一方的情况。遇到这类案件，如果不能找到两全其美的方法，便不足以平息诉讼的争端。我翻阅箱中保存的旧稿，得到《广济一案》、《荆州一案》，都是两全其美的方法。现在摘录在后面。

广济县冯姓的田地靠近山脚，陈姓的田地靠近港边。冯姓担心山沙冲刷田地，所以在山上开沟，使山沙顺着沟流入港中。陈姓担心港心淤积垫高导致无水救田，所以将冯姓所开的沟用土填塞封闭。双方互相控告到案，我亲自前往查勘，得知推沙入港确实对陈姓有妨碍，闭塞沟口确实对冯姓有妨碍。广泛咨询访求，找到一个双方都没有妨碍的方法。判决在陈、冯两姓公有的山脚合水处，根据地势，由冯姓建造一个沙柜，遇到山水涨发冲下泥沙，就可以囤积在柜内，以免直接流入港中。柜内的泥沙必须随时挑开，令冯姓出钱二十八千文，陈姓出钱十二千文，共四十千文，交给冯姓购置产业，作为随时挑挖沙柜的费用。又令冯姓出钱十千文，陈姓出钱五千文，共十五千文，在沟口上游购买田地一斗三升，作为出水的路径。山水由沙柜流入沟中，由沟流到所买的田地再流入港内，这块田地不许栽种，应缴纳的赋税归冯姓按年缴纳。令陈姓出钱一千文给冯姓生息，用来每年帮助缴纳赋税的费用。此后港内如果有沙泥壅塞，仍归陈姓挑挖；柜内如果有沙泥堆积，应归冯姓挑挖。双方都不得推诿。冯姓永远不准许沙流入港，陈姓永远不准许闭塞沟口。两姓都信服，案件于是结案。

荆州监利县禾丰、六合两个垸紧紧相连。六合垸在两垸交界的地方修筑闲堤，禾丰垸将其闲堤挖毁。双方上诉，委派县官审讯结案后，奉文书命令府衙议定详报，我仔细查核。六合垸在禾丰垸的下游，禾丰垸在六合垸的上游。下游垸的绅民为下游垸考虑，如果不修筑闲堤，那么上游垸的积水就会像建瓴水一样直泻而下，下游垸必定遭受上游垸的灾害。上游垸的绅民为上游垸考虑，如果不挖毁闲堤，那么上游垸的积水就没有路可排泄，上游垸又遭受下游垸的灾害。双方争辩不休，各执一词。就一个垸而言，他们的说法原本不能偏袒否定；就两个垸而言，他们的说法就不一定完全正确。应该令下游垸仍然修筑闲堤，以防备上游垸的积水；上游垸另外开水口，以排泄上游垸的积水。上游垸开凿水口的工程费用浩繁，酌情令下游垸资助部分费用，以显示公平，从而平息诉讼的争端。

○ 彼此交换

《洓水纪闻》说：张文定公【齐贤】在中书省时，亲戚中有争分财产不均的，互相诉讼，又因为进入官府在皇帝面前自理，经过十多次判决都不服。齐贤说：“这不是台省所能决定的，臣请求亲自处理。”皇帝既然允许，于是坐在相府，召来诉讼的人问说：“你们不是因为对方分的财产多吗？”都说是。就命令各自供状确认事实，并且派遣两个官吏催促迁移他们的家，令甲家进入乙的住宅，乙家进入甲的住宅，货物财产都安然不动，文书则交换，诉讼的人于是停止。第二天上奏状，皇帝非常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非卿不能定夺。”张公处理这件事，直捷了当，毫不费力，诀窍全在“供状结实”四个字。双方供状既然已经确认事实，如愿以偿，自然不能再生枝节。我在广济县做县令时，曾仿照此法判决一起争夺田稞的案件，诉讼的人果然没有异议。可见州县断案，不仅多记几条律例，断案才有把握；即使多记几件古事，断案也有遵循。现将所断的案件附录在左边。

萧春华的祖人在康熙年间佃种范远振的祖人祀田一石六斗三升，每年缴纳粮米一石七斗，稞谷四十一石萧氏分家时，春华分种十一块田，计田七斗五升，每年缴纳粮米八斗七升半，稞谷十八石；敦华、国华分种十八块田，计田八斗八升，每年缴纳粮米八斗六升半，稞谷二十二石。道光二十四年，敦华、国华将分种的田顶给陈志广耕种，照数缴纳稞谷。二十七年，陈志广将顶种的田卸给范远振耕种，缴纳稞谷的数目也相同。咸丰十年，远振清算田亩，心中怀疑春华隐瞒祀田，致使自己多缴纳粮稞，于是以田稞不均等情由到案呈控，质问春华，春华坚称稞谷的多少是按照田地均匀派纳，并没有此少彼多的情事。远振年老固执，不可讲理。我取得双方切实的供状，令他们彼此交换：春华承种的田换给远振耕种，应缴纳的粮稞仍照春华往日所缴纳的数目；远振承种的田换给春华耕种，应缴纳的粮稞仍照远振往日所缴纳的数目。诉讼于是结案。

○ 富民与贫民构讼

译富裕人家与贫困人家发生诉讼，不可偏袒富人，也不可故意压制富人。海瑞（字忠介）任应天府巡抚时，打击豪强，安抚穷弱。贫民被富户侵占的田地，大多被夺回归还给贫民。豪强有力者甚至逃往其他郡县躲避，刁民于是趁机诬告揭发，导致世家大族时常受到诬陷。海瑞是一代名臣，这件事却未免矫枉过正。陆光祖（谥号庄简）在浚县任县令时，浚县有一位富人因冤案被判重刑，几十年来沿袭旧例，因为此人的财富，案件堆积如山，搁置不决。陆光祖到任后查明实情，当天就打开刑具释放了他，然后才上报给监司使者。使者说：“这个人以富有闻名。”陆光祖说：“只应当问他的判决是否冤枉，不应当问他的财富是否丰厚。”如果确实不冤枉，伯夷、叔齐也没有活命的道理；如果确实冤枉，陶朱公也没有死罪的法度。即使到了最终论断的时候，圣人再世，也不会改变这句话。

译○钱债

钱债以契约为凭据，借贷的手札却不足以作为凭据。因为对方虽然提出借贷，但这一方是否愿意借出、借出多少，却不得而知。那些契约明确清楚的，自然应当依照法律追讨偿还；如果不追讨偿还，那么富裕的人就不敢放债。一旦遇到荒年，或者新旧粮食接不上，贫苦百姓就束手无策了。追债的法律规定：私自放贷，每月利息不得超过三分，即使年月很多，利息总额也不得超过本金一倍。辑注说：“这是指本金和利息都没有偿还，而积累到年月久远的情况。”如果每年缴纳利息，本金没有偿还，不能把已经偿还的利息统计在内来计算“一本一利”。注解非常清晰，但也不能拘泥。假如借债十年，月息三分，除了缴纳五年利息外，还欠五年利息，这样他所缴纳的利息已经超过本金。如果再偿还一本一利，未免取息过多，就应当判决酌情减少利息。或者负债者实在无力支付利息，也应当劝说借主减少本金来结清债务。

○勿忽细故

户籍、婚姻、田土、钱债、偷窃等案件，从官府内部来看，都是细微的小事；但从百姓的角度来看，则利害关系切身，所以并不细微。即使是细微的小事，而在一个州县之中，重大案件少，细微案件多，如果一定要等到人命、盗窃等重大案件才用心审理。一年能有几起人命、盗窃案件呢？《汉书·食货志》说：“古代治理天下，极其细微详尽，细微详尽就是指细微的小事。”《周礼》是太平盛世治理国家的书籍，而某地适宜使用某种粪土也记载在法令典籍中，如果不是细微详尽又是什么呢？楚庄王讨伐陈国，驻扎在有萧氏的地方，对路室的人说：“巷子难道不好吗？为什么沟渠不疏通呢？”凭借楚庄王的雄才大略，竟然留意一条巷子的沟渠，他的细微详尽可想而知。黄霸担任颍川太守，让邮亭乡官都饲养鸡猪；龚遂担任渤海太守，命令每户种一棵榆树，一百棵薤，五十棵葱，一畦韭菜，家里养两头母猪，五只母鸡；杜畿担任河东太守，督促百姓饲养母牛、草马，下至鸡猪，都有章程。细微吗？不细微；详尽吗？不详尽。

○踏勘

勘查山场、田地、坟墓等事务，不可草率。如果遇到道路崎岖，也必须亲自踏勘形势和边界。勘查时，心中清楚明白，这样在堂上审理时，口中才能清楚明白。否则，模模糊糊，就没有把握了。

○棠阴听讼

州县官员因公下乡，遇到双方控诉，案情不复杂的，就近剖断，最为省事。这就是召伯在甘棠树下听讼的意思。先兄戎部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狱讼繁多兴起，百姓的膏脂，一半落入胥吏手中，一半落入讼棍手中，一半落入豪强手中。富人变穷，穷人更加困苦，都是州县官员疲沓迟缓造成的。召伯巡行，偶遇争讼，就在棠树荫下听断。顷刻之间，是非分明，精明果断，像风一样疾速，像雷一样迅猛。胥吏哪里有机会作奸犯科？讼师哪里能施展手段？豪强哪里能逞强？这真是千古杜绝弊端的良法。”

○鬬殴先下手者宜重治

沈括《梦溪笔谈》说：“鞠真卿担任润州知州时，百姓有斗殴的，除了原本的罪责外，另外命令先下手的人出钱给后应战的人。小人吝惜钱财，兼之不甘心把钱输给敌人，整天纷争，互相看着不敢先下手。大概无赖之徒不怕杖责，所以设置这件事来折服他们。”

○原告审虚加倍惩治

我担任县令时，常以“原告审虚，加倍惩治”八个字张贴在头门。有人问：“被告审虚，只治以应得的罪，而原告加倍，为什么呢？”我说：“被告有不对的地方，才被人控告，只是自己不对，并没有冤枉诬陷他人。不是治以应得的罪，已经足以抵偿罪过。原告捏造词状陷害，不是挟恨就是图诈，如果不加倍惩治，怎么挽回刁风？”诬告加三等，法律有明文规定，并不是苛刻。

○二竞同卡

宋代《陈襄州县提纲》说：“两个争讼者都禁闭，如果让他们分别关押，那么狱吏接受富强的贿赂，公然传递状纸草稿传递信息，使他们变乱情状。不如让争讼主与他们同匣关押，不仅互相讥察，还有忌惮。而且同匣日久，情分亲密，化解仇怨为和睦，也是息讼的一个方面。”

○证佐受贿

双方供词，各执一词，全靠证佐据实供明。有一种不法匪徒，接受原告的贿赂，就帮原告说话；接受被告的贿赂，就帮被告说话。甚至接受原被告双方的贿赂，供词含糊，既像帮原告，又像帮被告。这种中证，必须严惩。证佐不说实情，按照法律本来就应该惩治，何况受贿呢？

○讼师可畏

讼师诪张为幻，他们想入非非的地方，真令人不可思议。冯梦龙《智囊续编》说：浙江有个儿子殴打七十岁的父亲，打掉了父亲的牙齿，父亲拿着牙齿到官府告状。儿子非常害怕，请一名讼师问计，许诺给百金。讼师摇头说：“这是大难事。”儿子增加金钱，坚决请求，讼师答应留三天思考。到了第二天，忽然说：“有办法了。”避开旁人耳朵，对儿子说，儿子侧耳靠近。讼师突然咬他，咬断半颗牙齿，血污衣服。儿子大惊，讼师说：“不要喊，这正是用来解脱你的。但你必须好好藏起来，等到临审讯时才拿出来。”

译庭质，于是用父亲咬耳朵导致牙齿脱落作为辩解。官员说：“耳朵不可能自己咬自己，老人牙齿不牢固，咬了而脱落，确实如此，最终免罪。”殴打父亲，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这都可以靠算计免罪，还有什么不能靠算计免罪的呢？讼师那些异想天开的念头，真是可怕啊！

译○ 讼师未抓获时，须用虚张声势来恐吓

不论大案小案，都有讼师在背后唆使鼓动。甚至诉讼双方都不愿把官司打到底，但讼师贪欲未足，不肯罢手，对百姓的危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必须查清他们的姓名、年龄相貌、住址，严厉抓捕追究惩处。如果抓不到案，遇到因公下乡的时候，接见当地的绅士以及各家族的族长，不妨直言：“某某人在唆使诉讼。”一旦抓到，必定要严惩。那些讼师听到风声，必定会畏惧，必定会收敛行迹，必定不敢再进城。

○ 讼师已抓获时，须使其颜面受损

惩治讼师颇不容易。我曾仿照汪龙庄先生《学治臆说中所记载的方法：抓到之后，责打惩处并看押；遇到审案时，就把该讼师提出来，锁在柱子上示众，让他站着看本官审案，这也足以起到警示警戒的作用。因为讼师在外面，常常以自己的手段自夸，使其颜面受损，人们就不会再信服他。

○ 审理疯癫之人

司马光《涑水纪闻》说：王罕担任潭州知州时，有个老妇人疯癫了几天，邀请知州诉说事情，言语没有条理，知州拒绝了她，她就又悖逆辱骂，知州只命令巡捕驱赶她罢了。王罕到任后，她又出来诉说，左右的人想驱赶她，王罕让人把她领到厅堂，慢慢询问她的意思。老妇人虽然语言杂乱无序，但有时有能听懂的话，原来她本是丈夫的正妻，没有儿子，妾室有儿子，丈夫死后，她被妾室驱逐，家产被妾室全部占据，多次诉讼得不到公正，因此愤怒发狂。王罕为她伸张正义，把家产全部归还给老妇人。疯癫的人言语没有条理，最让人厌恶，谁肯仔细询问？王罕有耐心，真不愧为百姓的父母官。

○ 审理哑巴

沈括《笔谈》说：“世人用竹、木、象牙、骨头之类做成叫子，放在喉咙里吹，能发出人言，叫做颡叫子。曾经有个患失语症的人，被人欺侮，烦冤无法自己陈述。听讼的人取来叫子，让哑巴用它发声，像傀儡戏一样，粗略能辨别出一二，于是得以伸冤。哑巴本来不能说话，有无冤枉，无从审讯。如果像《笔谈》所说的那样，那么哑巴也可以取供。”

○ 禁止妇女出面告状

家里有丈夫或儿子，不亲自具状控告，却让妇女出面告状，明显是捏造词状企图诈骗，为将来审理时留下虚妄的余地，无论有理无理，一概不准，仍将妇女责打以作警戒。凡是家里有丈夫或儿子的家庭，自然不敢让妇女轻易尝试。

○ 不要轻易传唤妇女

案件牵涉妇女，除非万不得已，不可轻易传唤。寡妇和未婚女子，尤其不可让她们出头露面，对簿公堂。这关系到人的颜面，也就关系到自己的阴德，怎么能不慎重呢？

○ 审讯妇女应当庄重

黄思湖给谏（黄六鸿）说：“公堂之上，是士人百姓观瞻所系，审讯妇女，不得呼唤她靠近案前，低声悄悄询问，她退去时不得定睛目送，恐怕观看的人窃笑，传为话柄。”

○ 为政要有体统

雍正年间，江苏巡抚曾查访到一个僧人与民妇通奸，制作了一个枷锁，让两人共同戴着示众。苏州知府童心朴（华）太守打破枷锁救出他们，然后去见巡抚说：“犯通奸罪，按律应当枷号。两人共同戴着，不符合政体。而且罪过轻微，不是尊官应当过问的。现在我已经放走他们了。”同治年间，代理通山县令某人抓获娼妓到案，用墨涂黑妓女的两只眼睛，让差役押着妓女游街。市井百姓看到，没有不笑的。方伯认为他轻薄，难以胜任地方官职，随即撤职，并勒令告病。我来到武昌后，才向各位长官为他说话，说该县令不懂政体，近乎儿戏，实属咎由自取。但他的本意是为了整顿地方，既然已经撤职，已足以警示，似乎可以准许他病愈起复。各位长官首肯，才报告病愈。以上两件事，都是凭主观臆断行事。为政要有体统，怎么能如此任意妄为？

○ 妇女不要轻易交给官媒

妇女如果不是犯通奸罪、不是犯人命案，不可轻易交给官媒看管。官媒勒索、凌虐与班房看役相同，引诱卖淫、逼迫卖淫，则是官媒独有的。

○ 不要责打未婚女子

未婚女子被官府责打，已经许配人家的就辱及夫家，未许配人家的谁去聘问？这关系到颜面，也就关系到性命，怎么能不慎重？我遇到牵涉未婚女子的案件，有万不能不责惩的，把手板交给她的父兄，命令他们在堂上责打手心，不仅不让差役掌嘴，也不让差役捉手。

○ 强奸

州县有维持风化的责任，遇到强奸案件，必须依照法律严办，才足以挽回恶俗。但强奸罪名很重（绞监候），真伪难分，把真的当作假的，既无法震慑奸匪之心（强奸并非妇女所愿，只能称为奸匪，不能称为奸夫）；把假的当作真的，又未免中了刁徒的计谋。所以审理这类案件，存不得一毫成见，着不得一毫粗疏。本是强奸，而奸匪避重就轻，往往把强暴掩饰为和奸，希图幸免；本是和奸，而奸妇因为被人发觉，往往把和奸讳称为强暴，希图掩盖。又有丈夫起初贪财纵容，妻妾与人通奸，后来奸夫无力资助，难以拒绝，于是控告强奸，希图断绝来往的；也有积怨深仇，难以报复，特意借强奸这个大题目，

译那些企图诬陷他人的人。律注说：凡是审理强奸案件，必须存在强暴的情状，以及妇人无法挣脱的情况，同时也必须有人知晓听闻，或者有损伤身体、撕毁衣物之类的情形，才能判处绞刑。所谓妇人无法挣脱的情况，是指用凶器恐吓、用绳索捆绑、同伙抓捕之类的情形，然而这也难以一概而论。有的人身体孱弱，无力抵抗；有的人疾病初愈，浑身无力；有的人突然遭受强暴，吓得魂飞魄散，无法自主，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原本不一定非要捆绑抓捕才能实施强暴。邻居听到声音，自然会赶来救助，由此深入调查，或许能查明强暴的情状，但要防止串通捏造。至于损伤身体、撕毁衣物等情况，只能作为佐证，不能当作确凿的证据，因为伤痕可以假装，衣服也可以自己撕毁。

译○调奸未成宜速拘

有人举报调戏奸淫未遂、图谋奸淫未遂、强奸未遂的案件，必须立即差人拘捕并严惩，以慰抚贞洁妇女之心。绝不可因为事情未遂，就视为无关紧要，任意拖延搁置。倘若拖延日久，受害妇女因怀恨而自尽，那么虽然我没有亲手杀人，但受害者却因我而死，责任难辞。

○因奸致死人命

因奸淫导致他人死亡，凶手必须判处死刑抵命，绝不可听信“救生不救死”的邪说，致使死者含冤九泉。

○以奸为盗勿深究

王振轩都转（凤生）说：富裕人家，若涉及暧昧不明的事情，不得已将抓获的人当作窃贼送官，即使知道实情也不要揭穿他们的隐情。如果犯人耍赖狡辩、以言辞挟制官府，切勿轻易听信，应迅速责打释放以完结案件。这真是仁人的言论，值得效法。虽然将奸淫当作盗窃处理，按律应处以满杖，但法律设立大法，礼仪顺应人情，既然当事人自己爱惜颜面，官府何必一定要伤害他们的颜面呢？

○妇人诞育不可概论常理

妇女生育，关系到祭祀祖先，关乎名节，审理案件的人不可一概用常理来论断。例如怀孕十月分娩，这是常理；但也有不到十月就生产，以及超过十月才生产的。双胞胎出生相差一两天，这是常理；但也有两个孩子在出生中间间隔数日甚至数月的。从十五六岁到五十岁怀孕生子，这是常理；但也有十五六岁以前、五十岁以后生子的。乳汁源于怀孕，这是常理；但也有用药催乳，不一定非得怀孕的。这些都在常理之外，典籍流传，奇奇怪怪，无所不有。现在特别摘录如下：

《魏略》记载黄牛羌人怀孕六个月就生产，《博物志》记载獠人怀孕七个月就生产。又有谚语说：“七成八败”，意思是怀孕七个月生产的多数能养活，怀孕八个月生产的多数养不活。可见胎孕生子，不一定非得是十个月。

《晋书》记载符坚的母亲怀孕十二个月才生，刘搠的母亲怀孕十三个月才生，《汉书》记载汉高祖刘邦和汉昭帝都是十四个月才生，《三十国春秋》记载刘聪的母亲怀孕十五个月才生。

《搜神记》记载黄帝母亲名叫附宝，怀孕二十四个月才生下黄帝。《元史》记载王溍的母亲童氏，怀孕二十四个月才生下王溍。又《游宦纪闻》说：济南同知胡约的妻子李氏，从未生育，四十八岁时忽然怀孕，怀胎二十四个月，到嘉庆戊戌年生下孩子，头发长到遮住眼睛，落地就能说话笑闹。

《异苑》说：太原盘石的妻子怀孕三年，然后才生。孩子落地便坐着笑，胡须头发遮住脸，牙齿都已长齐。

《谈荟》说：前海道潘与偕一郎，怀孕四十个月才生，生下来就能说话，才四岁，却像七八岁的孩子。

据《会云》说：胎孕有迟至三四年后才生的，这是郁怒伤肝，血液枯竭导致胎儿干枯所致。见《本草纲目》第五十二卷，《景岳全书》第三十二卷，《济阴纲目》第九卷。

《玉芝堂谈荟》说：大同马中翰吴德，内人于癸卯年怀孕，到庚戌年才分娩，大概过了八年才生下孩子，孩子也不大，只是头发长有一尺左右。《闻见偶录》说：凡是初生的幼儿，到七八个月才长牙齿，逐渐到三四岁才长全。我《石塘宗家》乔生说：建国初年徐州民家一子，出生时牙齿就长满口，长大后能读书，成为贡生后去世。

《谈荟》说：嘉靖初年，京师百姓米鉴的妻子，二月十一日生一子，十二日又生一子。近日，范工部钫的夫人得一女，过了四个月，又生一男。闽省巡抚掌案的书办林安，正月初十日生一男，二十日又生一女。

朱象贤《闻见偶录》说：“康熙五十四年，苏州百姓郭庭桂的妻子，一胎生下三十六个孩子，其大小如老鼠，见风后就与普通婴儿一样。巡抚赵宏燮，雇佣了三十五个乳母，连同其母一起哺育他们。”

《辽史》记载亟普的妻子六十多岁，生下二男一女。干■〈月巽〉（月巽）子张詧的妻子七十二岁，嫁给潘老，又生下二子。又《谈荟》说：濮阳李蒲汀《南行日记》内记载，嘉靖乙酉年，利津有一老妪八十二岁，生下孩子。南村《辍耕录》记载至正丁酉年，谣言拘捕童男童女，因此婚嫁不问长幼。平江苏达卿有女儿十二岁，招同乡蒲仲明的儿子为婿，第二年生下一子。《真珠船》近者记载，隰宁张娼的女儿十二岁生了男孩。刘氏的妻子六十二岁生了女儿。胚胎的形成，真有不依赖天癸（月经）的情况。

袁子才《牍外余言》：“贺乔的妻子于氏争嗣子表说：她的兄公生辉说：‘妾先准备好衣服等待孩子出生，洗浴断脐，服药催乳。’等等。女子没有怀孕没有乳汁，可以用药催乳，事情已经奇怪了。元德秀以男子身份哺育弟弟的儿子，东海李善也以男子身份哺育孩子，岂不更奇怪【《唐书》：元德秀的侄子襁褓中丧亲，德秀亲自哺育他，几天后乳中流出乳汁，能进食才停止。《汉书》：南阳李元全家死绝，只剩一个孙子，出生几十天，家仆李善亲自哺育他，乳汁自然生出】

○男化女女化男

男变为女，女变为男，虽然属于道理上不应该有的，但却是事情上确实存在的。

译只是未曾亲眼见过罢了。万一真有这类事情发生，男子变成女子，也不过是当作奇闻异事来传扬；如果是女子已经许配人家，却忽然变成男子，婆家如果坚持用常理来衡量，认为一定不会有这种事，必定另有缘故，那就难保不会因此引发诉讼。现将典籍中记载的这类事例，摘录在下面。

译《汉书》记载：哀帝建平年间，豫章郡有个男子变成了女子，嫁人生了一个儿子。《续汉书》记载：献帝建安二十年，越巂郡有个男子变成了女子。

李时珍说：“隆庆二年，山西御史宋纁上疏说，静乐县百姓李良雨娶了妻子张氏，已经四年了。后来因为贫困休弃了妻子，自己给人做佣工。隆庆元年正月，偶然得了腹痛，时发时止。二年二月初九日，剧烈疼痛不止，到了四月间，睾丸不知不觉缩进腹中，变成了女子，随后月经也来了。当时他二十八岁。”

《洪范五行传》记载：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变成了男子。

《晋书》记载：惠帝元康年间，安丰郡女子周世宁，逐渐变成了男子，到十七八岁时性情气质完全形成。

又记载孝武帝宁康初年，南郡女子唐氏逐渐变成了男子。

《南史》记载：刘宋文帝元嘉二年，燕地有女子变成了男子。

《唐书》记载：“僖宗光启三年春，凤翔府郿县女子朱龀变成了男子，十天后就死了。”

○老人之子

《和凝疑狱集》记载：“汉代丙吉担任廷尉时，陈留郡有个老人，八十多岁，前妻生了一个女儿，已经出嫁，后妻生了一个儿子。老人死后，家里非常富有。儿子才几岁，女儿想夺取家产，就诬陷后母生的不是父亲亲生儿子。郡县都无法判决，上报到廷尉府。丙吉于是说：‘我听说老人所生的儿子不耐寒冷，中午没有影子。当时正是八月，找来同岁的孩子都穿单衣，只有老人生的儿子怕冷脸色改变。又让他们和众孩子站在太阳下，只有老人生的儿子没有影子。’于是把家产判给后母生的儿子，前妻的女儿服了诬陷后母的罪。”郑克说：“有人怀疑无影的说法不真实，查《南史·萧映传》记载：‘荆州三津人张元始，九十七岁生了儿子，竟然没有影子。’前代的人本来就已经验证过此事，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命盗不必讳

人命和盗窃案件不可隐瞒，也不必隐瞒。隐瞒命案则凶徒漏网，死者含冤；隐瞒盗案则匪徒得逞，良民受害。从道理上讲，万万不可隐瞒。隐瞒命案和盗案，按规定应当革职，而且属于私罪，不准抵销。不如据实详细上报，还算合算。虽然命案和盗案的参劾期限宽紧不一，但如果能认真缉捕，在参劾期限内未必一定抓不到。即使期限届满没有抓获，按规定有处分，但事前捐纳加级的级别，事后恭迎恩诏与因劳绩议叙所得的级别，都可以抵销。即使没有级别可抵，也属于因公获罪，虽然革职还可以起用。两害相比，取其轻者，何必隐瞒不报，自取重罪呢？现将参劾期限摘录如下。

命案凶犯在逃，从报官之日起扣除六个月，查参第二限、第三限、第四限各一年。如果是寻常命案，则扣除期限四次参劾，共计三年零六个月。第一次参劾停发俸禄，第二次参劾罚俸一年，第三次参劾罚俸一年，第四次参劾降一级留任。如果是情重命案【如卑幼擅自杀害期功尊长，属下人杀死本管官员妻妾，谋杀本夫，奴仆殴打故意杀害家长，以及杀死三人、四人等类案件】则扣除期限三次参劾，共计二年零六个月。第一次参劾停发俸禄，第三次参劾降一级留任，第三次参劾按照所降的级别调动使用。

盗案罪犯未抓获，从失事之日起扣除四个月题参疏防。第二限、第三限、第四限各一年。如果是道路村庄被抢劫，则扣除期限四次参劾，共计三年零四个月。第一次参劾停发俸禄，第二次参�降一级留任，第三次参劾再留任，第四次参劾按照所降的级别调动使用。如果是城外大小文武衙门被抢劫，则扣除期限三次参劾，共计二年零四个月。第一次参劾停发俸禄，第四次参劾降一级留任，第三次参劾参照所降之级调用。如果是城内民居被抢劫，则扣除期限两次参劾，共计一年零四个月。第一次参劾停发俸禄，二次参劾降一级调用。如果是城内官署被抢劫，仓库、监狱有失的，则扣除期限两次参劾，共计一年零四个月，第一次参劾革职留任，二次参劾革职。

寻常命案，在未起四次参劾之前，情重命案及抢夺良家妇女的案件，在未经报官以前，盗案在未经失事以前，捐纳加级者，都准许抵销。捐纳在四次参劾起限之后，报官以后，疏防之后的，不准抵销。

○相验命案勿多带人役

相验命案不可多带人役，也不必多带人役。地方官相验命案，按规定只允许随带仵作一名，刑书一名，皂隶二名。多带人役就是违例，而且人役过多则约束难以周全，骚扰更加严重，所以不可多带。尸场观看的人无不注视着本官，只要本官勤恳认真，把验伤当作一件正经事，众人自然信服，断不至于滋事，所以不必多带。我刚任广济县官时，下乡相验，差役查照旧例，开列夫马清单，请示清单内开列值堂跟班书差、厨子、伙夫、轿夫、包扛夫、挑夫，共九十余人。问可以减少吗，回答说：“这是旧例，不可减少。如果可以减少，前任已经减少了。”问为什么必须这么多，回答说：“这里民情蛮野，往往有闹事的情况，不多带人役无法用来弹压。”我

译我说：“远近百姓前往尸场观看的，多的有几千，少的也有几百，差役难道能有这么多吗？百姓如果肯讲道理，即使少带差役他们也一定不敢闹事；百姓如果不讲道理，即使多带差役又有什么好处呢？”对方回答说：“这是我的辖区，不多带差役就无法显示尊卑威仪。”我说：“多带差役也不过是广济知县，对我有什么增益？少带差役仍然是广济知县，对我有什么减损？既然多少没有区别，何必多带呢？”

译○ 因公下乡不要带家人

因公务下乡，带一名茶房，伺候茶水烟具等项就足够了。跟班的家人可以不带，因为茶房能够步行，而跟班的家人则需要坐轿。茶房如果向百姓索要，不过是草鞋钱；跟班的家人则会索要靴子钱。另外，勘验强盗、窃盗案件，以及坟山田土等事务，带一名招房就足够了。相验命案，带一名仵作、一名招房就足够了。经承可以不带，值房佥押更是可以不带。

○ 验案夫马费

官员验看命案，仆从胥吏所需的夫马、伙食等费用，名目繁多，向来都从承办案件的差役那里支取，差役向保正索取，保正无法拿出，就转而向凶手家中索取，凶手无力支付或不满足他们的欲望，就又向户族邻里索取，户不必是户长，只要挑选富裕的就加以勒索，邻不必是紧邻，即使相距极远的也不能幸免，这叫做望邻飞邻【目光力所能及的称为望邻，目光不及的称为飞邻】。招解费的名目尤其繁多，向来也从差役那里支取，差役仍然向地方索取，辗转株连，肆意讹诈，所以一个案件可以破败数十户人家的产业。昨天阅读《平江县志》，里面记载绅士商人捐资建立文善堂，生息作为这项经费，凡是相验命案，携带丁胥夫役的人数，每天供给工饭的钱数，以及招解费用，一一酌情确定，通禀立案，仍然刻石以垂久远。后来遇到这类案件，由县里发给印谕，命令文善堂照发，不准向尸亲、凶手、地方邻里等人索取分文。这种做法本来违反例禁，但例禁的本意重在体恤百姓，与其阳奉阴违，扰累百姓，倒不如明目张胆地给予应得的数额，以免借口诈索，况且由绅士商人捐备，不是向案中人索取，可以比照例外的举措，仍然不失例禁的本意，仿效实行，百姓受到的福泽就多了。

○ 初验不可草率

命案全靠初验，初验不实，尸亲往往狡诈控告，凶手往往狡辩抵赖，甚至禀请开棺验尸，尸体遭受蒸煮刷洗的惨状。只是好仵作难得，相验尸伤，务必亲自验看，不可远远站立；务必仔细验看，不可草率。如果担心秽气熏触，站立在上风口就可以。如果担心站立在上风口仍有秽气，只用新布小手巾蘸烧酒掩住鼻子，秽气自然不能进入。麝香切不可用。

● 平平言卷四

巴陵方大湜菊人著

路毙命案

伤痕分别真伪

落水情形不一

命案七杀

防命犯翻异

疑狱勿遽定爰书

勿出人罪以求福报

冤鬼附体报仇

捕役之弊

驭捕之法

以盗捕盗

伙盗姓名

盗凭赃定

赃真贼不真

误买贼赃

盗窝

审部驳案

退堂不可草率

招房错漏情节

审结案件不必当堂书判

判语须列榜

断案错误须覆讯

公事错误须改正

勿滥用非刑

勿轻用夹棍

枷号

掌嘴须护住耳门

行杖须子细

勿轻用笞杖

刑戒

宽待百姓严待书差

宽待良民严待莠民

避刑邪术

班房内用活地板

稽查班房

祀典各庙必须修葺

一切典礼必须敬谨

敬恭先哲

旌扬节烈

表章孝义

保甲

发门牌须防需索

仓谷

米贵时须因地制宜

赈饥先查户口

赈乡村饥民难于城市

外来流民

开矿

孤贫口粮

恤孤幼

禁溺女

禁私宰

禁妇女入庙烧香

禁修建寺庙

禁幼女出家为尼

禁烧香聚众

不禁之禁

乡民求雨抬神像至县堂

钱粮底册

银钱兼收

不恶而严

禁催差扰累

契约勿用官纸

杜漏税之弊

接收交代

受代须从忠厚

银钱出入簿

为后任留余地

去之日如始至

将卸事时即令眷属出署

○ 路毙命案

路毙命案，既然已经验看没有伤痕，尽可以在尸场了结。地邻、地主在尸场问供之后，就可以释放，无需到县城等候讯问。只是愚昧的百姓最怕命案，官员未下乡之前，往往躲避隐藏。必须报案之后，先让地保传谕地主、地邻，夫马伙食，由官府发给，绝不骚扰。案件是路毙，一审就结，绝不牵连，无需躲避隐藏。倘若躲避隐藏，那么地主、地邻就不能不讯问供词备案。验明回署之后，终究要差人传唤，何如即到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