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平言卷四

译刑部询问供词，以免（犯人）到京城受累。平日用这些话开导绅士，临事时又如此明白地晓谕，百姓必定信服听从。

○ 辨别伤痕的真伪

刚步入仕途时，辨认伤痕必定不够准确。王戆思在明府【植】说：“检验的方法，没有比比对肌肉更确切的了。对于皮肉伤，就用这一处的颜色去比对那一处的颜色，用这一处的肿胀坚硬去比对那一处的虚浮松软。对于骨伤，就用左边去比对右边，用上面去比对下面。用这一处的血癊、血晕去比对那一处的本色，用今天乍见的形痕去比对之前见过的形痕。通过比对就容易看清，通过比对就难以欺瞒。这是真正从阅历中获得的经验之谈。”《洗冤录》中区分真伤、伪伤、生前伤、死后伤等项，不外乎两相比对，特此摘录大概内容如下，以便记忆。

译真正的伤痕色泽鲜活，有瘀血晕开的痕迹，颜色由深变浅，由浓变淡。虚假的伤痕色泽呆板，红就是红，紫就是紫，颜色呆滞堆积。真正的伤痕触感坚硬，虚假的伤痕虚软，头发变化也显得虚软。

真正的伤痕用手指按压，松开手指后仍呈青红色，将水滴在上面，水珠不散开；虚假的伤痕用手指按压，松开手指后变成白色，将水滴在上面，水停留不住。

生前服毒的人，用足色银钗试探，从口腔、肛门取出，银钗变成青黑色，用皂角水擦拭，颜色不变；如果没有毒，银钗颜色鲜白如尸体，有秽气，银钗也变黑，但一洗就掉色。

生前中毒，皮肉变成青黑色，肉腐烂露出骨头，骨头颜色也黯淡发黑。死后将毒药放在口内，假装中毒，皮肉和骨头只呈黄白色。

活人被杀，皮肉紧缩，四周有瘀血；死后加刀砍杀，皮肉不紧缩，血不浸润，伤痕颜色发白。

自刎而死的人，持刀的手必定松软，死后一两天，还可以弯曲，能扶到伤口处；别人持刀刺杀的人，手伸直，不能弯曲。

自缢而死的人，勒痕颜色紫红或黑淤；被人勒死，假装自缢，勒痕颜色必定发白，且没有瘀血。

生前溺死，口鼻内有水沫，肚子胀大，拍着有响声，手脚指甲缝里有泥沙，两脚底皱白；死后掉进水里，口鼻内无水沫，肚子无水不胀，指甲无泥沙，脚心不皱白。

○落水情形不一

《洗冤录》记载：投水者手握眼合，落水者手开眼微开。大概是因为自投水者甘心赴死，所以眼睛闭合；落水者忽然闪入水中，所以眼睛睁开。这是至当不易的道理。但是落水情形不一，有自行失足落水的，有被人推入水中的，有被人追赶逼迫入水的，如何分别？《洗冤录》溺水门内没有明文规定，只有溺井门内有“有故入井须脚直下，若头在下，恐怕是被别人追赶逼迫或他人推送入井”等语，这是就井身狭窄，入井后不能转身而言。如果是湖河塘堰，水面宽阔，那么是头先下还是脚先下，都无法知道。而且被人追赶逼迫推送入井，脚也可以先下，未必一定是头先下；自己投井，头也可以先下，未必一定是脚先下。这类案件全靠细心推究，四面印证，不可固执一端而论。

○命案七杀

审理命案，必须将七种杀人情形分别清楚，才有把握。现在的人做官多年，问起七杀，茫然不解，岂非笑话？七杀是指：谋杀、故杀、斗杀、戏杀、误杀、擅杀、过失杀。并不难区别，也不难记忆。现在特别分解如下。

先设下杀人的计谋，后实行杀人的行为，称为谋杀。或者独自谋划于心，或者与人共同谋划。与人共同谋划的，有首犯和从犯。首犯称为造意，从犯称为加功。有的参与行动但不加功，有的同谋但不行动。独自谋划于心的，造意和加功都由一人完成，无所谓从犯。

临时有意杀人，非他人所知，称为故杀。这十个字是铁板钉钉的注脚，移一字不得，少一字不得。临时指两人斗殴，众人共殴之时，如一人殴打一人，因殴打造成重伤而致死，并非有心杀人，就是斗殴杀。如众人殴打一人，谋划者本意在殴打不在杀人，就是同谋共殴，都不得称为故杀。如杀人的意图在先前，不在临时，就是独自谋划于心。如杀人的意图有人得知，就是与人共同谋划，都称为谋杀，不得称为故杀【故杀无从犯】

两人相对殴打，本无杀人的意图，也没有从犯，称为斗殴杀。如果有从犯，称为同谋共殴。造谋为首的人，称为原谋；同谋在场的人，称为余人；下手致死的人，称为下手。致命伤重，谋殴与谋杀不同。谋杀意图杀人，至于杀完，本在谋划者意料之中。斗殴意图殴打人，因而致死，完全出乎谋划者意料之外。

将足以杀人的事情，彼此言明，和同相戏【比如较量拳棒之类】，称为戏杀。

本想殴打此人，杀害此人，而差错失手，误中在旁边的人，称为误杀。有由谋故而误的，有由斗殴而误的，有由戏耍而误的。那人有罪，已被殴打跌倒在地，以及自己已经拘执，应当立即送官，不送官而自行杀害，称为擅杀。擅杀包含谋、故、斗三项，从犯都称为余人。

耳目所不到，思虑所不及，既不是杀人的事情，也没有杀人的心思，称为过失杀。

○防命犯翻异

刁民诪张为幻，各案都是这样，命案尤其严重。犯人虽然供认杀人，必须将下手情形逐细推敲，以防翻供。《范忠宣公言行录》说：范纯仁任河中府知府时，录事参军宋儋年会客完毕，因病告假，当晚暴卒，大概是因为他的妾与小吏通奸。范纯仁知道他的死不合常理，于是交付有关部门审理。恰逢宋儋年儿子丧柩归来，发文追验其尸体，九窍流血，眼睛干枯舌头腐烂，全身如漆。有关部门审讯囚犯说毒药放在鳖肉中，范纯仁问：“鳖肉在第几

译巡行饮酒，难道有人中了毒还能坚持喝完吗？”这一定不是实情，命令再次审问。于是（查明）是因为客人散去后醉归，将毒药放在酒杯中而杀害了他。这大概是罪犯因为儋年不喜欢吃鳖，而被在座的客人所共知，况且之后巡行的次数还很多，想为日后翻供逃脱死刑做打算罢了。郑克说：凡是善于核查奸恶的人，必定善于审问情实。如果不能得到实情，那么后来必定会翻供，奸人的计谋就得逞了。推究核查的时候，忌讳在于疏忽草率。所以汉史称赞张延年的审理案件，文书案卷整齐严密，无法翻案，虽然（他作为）酷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但在这一个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译○可疑的狱案不要匆忙定案

狱案如果存有疑点，即使囚犯没有冤屈，供词也不可匆忙定案。《易经》说：君子应当商议狱案，延缓死刑。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向敏中任西京判官时，有个僧人傍晚经过村舍，请求留宿，主人不答应，僧人请求睡在门外的车箱里，主人答应了。这天夜里，有盗贼进入那户人家，挟持一名妇人并带着包裹衣物翻墙而出。僧人没有睡觉，恰好看见了，心想自己不被主人接纳，却强行求宿，明天必定会被主人以此事怀疑并抓送到县衙，于是逃跑，夜里跑进荒草丛中，忽然掉进枯井，又翻墙而出。那名妇人已经被别人杀害，尸体在井中，血污沾了僧人的衣服。主人追踪捕获僧人，送交官府，僧人不堪拷打，于是诬服说与妇人通奸，引诱她一起逃跑，恐怕败露，因此杀了她，把尸体投进井中，自己也不小心失脚，也掉进井里。赃物和凶器在井旁，不知被什么人拿走了。案件审结，大家都认为如此。只有向敏中因为赃物和凶器没有查获，对此产生怀疑，反复审问，僧人只说前世欠了这条人命，无话可说。于是向敏中暗中派遣官吏去查访那个盗贼，在村店吃饭。有个老妇听说他是从府衙来的，不知道他是官吏，问道：“僧人某的案件怎么样了？”官吏欺骗她说：“昨天已经在市集上杖毙了。”老妇叹息说：“现在如果抓到盗贼，怎么样？”官吏说：“府衙已经误判，这案件即使抓到盗贼，也不敢再追究了。”老妇说：“那么说出来也无害。那个妇人，是被这村少年某甲所杀。”官吏问那人在哪里，老妇指示了他的住处。官吏前去抓捕，并查获了赃物，僧人才得以释放。全府的人都认为向敏中像神一样。我在任广济县令时，曾平反两起案件，现在附录在下面。

张二老，江夏县人，一向以驾船为生。咸丰十年，二老忽然得了心疾，自称我已经发财，不需要再从事旧业，逢人就说，似疯非疯。江夏县令逮捕二老到案，根据供词，他是船户陈家相的水手。咸丰九年二月十六日，家相在广芥县属武穴地方揽载福记号的棉花五十九包，前往吴城交货。福记号推荐一名搭载的客民，也前往吴城，携带有宝银十锭。家相与他商量吞财害命，十七日船停泊在龙坪，将搭载的客民用绳子勒死，埋在龙坪洲上，银两平分等情，供认不讳。移文请求广济县差役传唤福记号到案，先询问死者是什么姓名，籍贯在哪里，再前往龙坪检验详细办理。我查武穴铺店以福记号命名招牌的，共有三家：一大成福记，一崇兴福记，一致兴福记。江夏来的公文只称福记号，自然应该将三家福记一并传唤审讯，恐怕差役传唤难免扰民累民，于是亲自写朱谕寄到武穴，令三家各自将九年春季的流水账簿送到县衙呈验。那时我在广济县令任上已经三年了，商民颇为信任。三家见到朱谕立即到来，审讯得知装棉花的是顺兴福记帮伙骆步高，搭载的客民是元记帮伙罗仲甫。仲甫带着宝银十锭搭坐家相的船只前往吴城，结账与骆步高同行。正月十六日黎明从武穴开船，到早饭后就驶过龙坪，并没有停泊。十九日抵达吴城，仲甫携带银两去各店结清账项，何曾有丢失银两之事？仲甫现在还在，何曾有杀害人命之事？随即备文回复江夏县，二老才得以释放。

严志城，黄梅县人。咸丰十年冬天，杨玉山携带银两前往汉口，与志城同行。船到广济县属的武穴地方，遭风吹船侧，玉山站立不稳，被浪推倒在舱内，以致淹死。浪过之后，船又转正，漂到武穴对岸泥湾地方，托付冯方寿买棺殓埋。志城随即回家被黄梅县访拿归案，并起获银两、锡器、牙签团扇等物件。审讯据志城供认，挟嫌图财，同李姓船户商量将玉山毒死，移解广济县验讯。我提审志城，供词与黄梅原审无异，只求验尸罢了。我想，志城如果毒死玉山，岂有不害怕验尸的道理？为什么反而请求验尸？再三审问，志城始终不能自明。随即关押传唤冯方寿等人来广济，隔离审讯。各供志城及李船户在泥湾时的举动言语，并船只损坏各细节，历历如画。志城并无谋毒情事。询问志城为何诬服？据供：“小的在黄梅时，大老爷委派老爷审讯供词【俗呼州县为大老爷，典史为老爷，老爷一味蛮打，小的不胜拷掠，只得招认谋杀。老爷说情节不圆，改日还要刑讯，小的哀求同卡犯人石老四、蒋高杨，说‘我已供认谋杀，老爷说我供得不圆，求你们替我说圆些’。他二人不肯，小的就向他二人下跪，说‘这是我自己供认的，只求你们想个方法替我圆说，免我再受苦’。他二人仍不肯，小的复又哀求，并且说‘认则死于法，不认则死于刑，等死与其长痛不如短痛’。他二人问哪里不圆？小的说：‘我认在武穴街上商量，船户谋杀玉山。’老爷说：‘街上人多，难道不怕人听见？’这处不圆。石老四说：‘那街

译上面有巷子吗？我回答说：大王庙有巷子。我又说：我提议与船户商量谋害性命，船户当即答应。老爷说：船户与杨玉山并无仇怨，怎会一说就肯呢？此处不合情理。蒋高扬说：许诺与船户平分财物，船户自然肯干。我说：杨玉山服下毒药，肚子立刻疼痛。老爷说：没有这么快。此处不合情理。他们二人说：杨玉山吸食鸦片，服毒后又吸了几口烟，肚子里才痛，就不……快了。后来老爷审问口供，我把在卡内商量的话照原样供出，才没受刑。我说：“广济县并未刑讯，为何你也供认？”志城回答说：“虽然县衙没有打我，但我早已被打怕了，担心不认罪又要受刑，所以依旧胡乱供认。如今蒙恩传讯冯方寿等人，才敢说出实情。杨玉山确实是淹死的，我确实没有谋害下毒。只是杨玉山死后，我不该隐瞒他的银两和物品等，这是我该死。”此案既然已经查获真赃，又依据犯人供词尚且不够确切，何况没有赃物也没有供词？在刑具之下，什么口供求不到！看严志城在黄梅卡内求死的情形就可以鉴察了。已

译○ 不要出入人罪来求取福报

死者不能复生，供词之所以不急于定案，是出于慎重对待民命的考虑，并非故意出入人罪，只救活人不救死人。朱子说：“现在的司法官员被罪福报应的说法所迷惑，大多喜欢出入人罪来求取福报，假如让无罪的人得不到公正，有罪的人侥幸免罪，这正是在做恶事，哪里有什么福报呢？”

○ 冤鬼附体报仇

鬼能作祟害人，确凿可信，但也是因为生者理亏，死者含冤罢了。我任宜昌知府时，有一起冤鬼报仇的案件，骇人听闻，不便写入正式详文，所以作为疯病杀人上报，并将真实情况另写禀帖陈明。现将原禀帖照录如下。

案据前任东湖县代理知县骆维彬通详，民人刘家畏因为秦开志企图奸淫其妻，擅自将其杀死，并故意杀害秦开志的婶母，又殴打致死同居的赵秦氏，造成一家三条人命一案。奉宪台查核案情不确切，批令府衙督审。先前本府行文提审该犯刘家畏，供词闪烁其词。追问为何将秦开志等五人殴打致死，则坚称不知。现在陆续传召死者的亲属、邻居和证人，本府多次督同审讯。原来刘家畏的哥哥刘家恒夫妇都已去世，留下儿子刘发惠即刘幅儿，生性凶横游荡，为匪作歹。刘家畏多次告诫他不悔改。同治六年三四月间，先后盗窃陈魁华、黄瓦匠等家的布匹衣物，均被事主查知，投告刘家畏赔偿赃物了事。刘幅儿因为刘家畏同居的秦张氏、赵秦氏、杨赵氏向来对他劝诫，心中不服，多次与秦张氏等人发生口角。秦张氏等人便以刘幅儿行凶为匪、辱没门庭败坏家业为由，讥讽刘家畏。刘家畏因为刘幅儿多次行窃被人耻笑，玷辱祖宗，心中生气愤怒，起意将刘幅儿致死。这年四月二十日，刘家畏将刘幅儿叫到自己家中，邀请秦开志帮忙下手。秦开志答应，当即与刘家畏将刘幅儿双手捆绑。当时秦张氏、赵秦氏、杨赵氏都在旁边观看。刘幅儿央求解救，秦张氏等人均未答应，并以平素凶横也有今日的话来耻笑刘幅儿。刘幅儿辱骂，刘家畏将刘幅儿扭到屋后，秦开志帮忙按住，用绳子勒死。刘幅儿死后，秦开志、杨赵氏等人夜里常听到有人敲击房门喊问，不应答。五月里，刘家畏就染上疯癫病，时发时愈，发作时胡言乱语，酷似刘幅儿的声口，或者说“我就犯法也不该私自捆我”，或者说“我没犯死罪不该把我致死”，又说“我没害人为什么别人也不容我，总有一天要报仇出气”，而且忽然笑忽然哭，忽然上楼抽梯，忽然用梯子抵门，或在门外无人处跑来跑去，忽卧忽起，并对他的妻子刘李氏说“刘幅儿带领多人来家围捕”等话。延医诊治痊愈后仍然发作。十月十一日前两天，刘家畏又发作疯病，自言自语发笑，忽坐忽跑十一夜，疯癫更加严重，手持铁锄，将秦张氏、秦开志、赵赵氏、杨赵氏、杨定九殴打受伤致死。究无仇谋别故，也无装疯避罪情事。再三审问，矢口不移。本府查刘家畏的侄子刘幅儿屡次行窃，被刘家畏邀请秦开志帮忙勒死。心中不甘服，鬼魂作祟，借刘家畏之手杀死秦开志，并将讥讽肇衅、复坐视不救的秦张氏、赵秦氏、杨赵氏及杨秦氏之子一并杀害。既报了秦开志等人的仇，又借此将刘家畏陷入重刑。鬼的心很毒，鬼的计谋也很巧妙。如果执常理来衡量，很少不认为其怪诞。然而理之所无，或许正是事之所有。既然是事之所有，就不是理之所无。所以圣人没有语怪的文献，也未尝有无鬼的议论。《易经》说：“鬼神害盈而福谦。”《尚书》说：“乃祖乃父，崇降弗祥。”《左氏传》说：“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借于人，以为淫厉。”《汉书·灌夫传》说：“田蚡有病，全身疼痛，好像有人击打他。呼喊服罪谢罪，皇上派看鬼的人观看说：‘魏其侯与灌夫共同守笞，想杀他，终于死了。’”《唐书·郭宏霸传》说：“郭宏霸曾经按察芳州刺史李思征，李思征受不了酷刑，死后屡次见到李思征作祟，命令家人禳解。不久见到李思征带着数十骑兵来到说：‘你枉杀我，现在取你。’郭宏霸害怕，拿刀自刎腹死。顷刻间蛆虫腐烂。”又《会典》内记载直省府州县各在城北郊设立厉坛，守土官岁时致祭。又《刑案汇编集成》内记载乾隆十七年勤政殿遗失陈设一案，刑部提取犯人常宁审讯，犯人忽然昏迷，口称“我名二格”，“那年常宁欲鸡奸我不从，将我勒死。”复审常宁据供：“我昏梦中像有人教我说话一样，不知不觉把从前命案据实供出，想必是刘格的冤魂缠着我应承。”各等语。由此可见人与鬼虽然判为两途，幽与明实际上没有区别

译道理。考察经典，对照史书，查核国家的法典，鬼魂能够作祟害人，确凿可信。此案骆县令在原审时本未审讯出真情，初次详报中关于起衅缘由及下手情形均系凭空编造。卑职既然审讯查实，不便稍有庇护。但冤鬼附体报仇，事情罕见，案件关系题奏上报，也不便写入正式详报。因此想到人被鬼迷，言行失态，与患疯病无异，所以作为疯病杀人，记录供词通报。除了刘家畏谋勒为匪的胞侄刘幅儿命案，由县里传集人证审讯拟罪，另行详报外，现将督同审明的刘家畏殴打致死秦开志等五人的实情，抄录各供词禀报查核。

译○捕役的弊端

捕役的弊端有八种：

第一种是豢养盗贼以分取赃物。朝廷设置捕役，原本是为了捕捉盗贼。如今的捕役不捕捉盗贼，反而豢养盗贼。盗贼刚进入境内，就拜在捕役门下。捕役把盗贼当作谋生的工具，盗贼把捕役当作护身的符咒。盗贼与捕役同流合污，捕役就是盗贼，盗贼就是捕役，哪里还有所谓的捕役呢？

第二种是放纵盗贼祸害百姓。盗贼的踪迹，捕役最为熟悉。如今的捕役，遇到报案的强盗、窃贼案件，奉命缉拿，明明知道盗贼的踪迹所在，不仅不加紧擒捕，反而走漏消息，放纵他们逃脱。或者得到赃物后将其释放，一旦盗贼逃到远方，就永远没有破案的日子了。

第三种是向受害人家勒索钱财。受害人家被盗，已经损失了财产，怎么可以再加以骚扰拖累呢？如今的捕役奉命缉拿盗贼，总是向受害人家勒索盘缠费和购买线索的费用。费用没到手，就保证破案；费用到手后，就敷衍拖延。这样受害人的钱财，既损失给了盗贼，又损失给了捕役。

第四种是胡乱抓捕平民。安分守己的乡下愚民，是平民；曾经犯过窃盗罪，现在已经改悔的人，虽然不是纯粹的平民，也应当视为平民。如今的捕役，遇到强盗、窃贼案件，并不缉拿真正的盗贼，先挑选乡下富裕的愚民，指认他们是盗贼或窝主，任意敲诈勒索，直到满足欲望才罢休。如果敲诈勒索不遂，就捏造说某人平时行为不轨，踪迹可疑，禀报送到官府。乡下愚民从未见过官，胆颤心惊，往往因为害怕刑罚而胡乱认罪，官员以抓获盗贼为庆幸，又见他们已经认罪，就不再细心审问，无辜的百姓凭空被冤枉陷害，不是被杀在闹市，就是病死在狱中。侥幸不死，昭雪冤屈回家，但拖累日久，冤屈虽然伸张，家业已经破败了。至于曾经犯过窃盗罪，现在已经改悔的人，捕役更有借口可借，如果官员不严厉审讯，捕役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向他们敲诈勒索，如果官员严厉审讯，捕役就可以用李代桃僵的手段，替官员搪塞。

第五种是私自用刑拷打。条例规定强盗重案，交给主审官审讯，不允许捕官私自审讯。捕官尚且不能私自审讯，何况捕役私自拷打？条例规定强盗重案，主审官在初审时，就先查验有无伤痕。强盗尚且不允许捕役私自拷打，何况私自拷打良民？如今的捕役奉命缉拿案件，无论是不是真正的盗贼，总是在深林僻静之地、古庙空房之中，用非刑拷打，逼迫他们亲口供认。甚至有拷打致死的，其残酷毒辣比官方的刑罚加倍。

第六种是教唆盗贼诬告牵连。盗贼到案，自然应该讯问同伙有几人，姓名是什么？如今的捕役，往往因为同伙盗贼没有抓获，教唆已经抓获的盗贼诬告牵连犯有窃盗案的人，胡乱抓捕以充数。或许允许他们照顾送行并教唆诬告，富裕的良民害怕捕役甚于害怕官员。捕役命令诬告张姓盗贼，不敢把张换成王；捕役命令诬告李姓盗贼，不敢把李换成赵。就对他们所诬告的人进行鱼肉欺压，这叫做“开花”。从前有位县尉，自己题写对联说：“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盗贼不开花。”真是格言啊。

第七种是私自搜取赃物。抓获盗贼搜取赃物，条例规定应当差派捕员一同查验认领，不允许捕役私自搜取。如今的捕役往往私自搜取赃物，无论有无真正的盗贼赃物，总是借搜取赃物的名义，挨户勒索，或者指称是寄放赃物，翻箱倒柜，或者买物品栽赃，借机抢夺，或者将盗贼犯人的已有物品混指作赃物，肆意搜刮，甚至有沿房搜查，淫辱妇女的，无恶不作，列举不尽。

第八种是侵吞克扣。搜获赃物应当交给受害人辨认领回，如今的捕役搜获原赃缴纳给官府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其余都被他们侵吞了。

○驾驭捕役的方法

驾驭捕役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供养捕役。捕役家中没有固定的产业，大多衣食不周。规定的工钱口粮为数不多，本来不足以供养生活。缉拿案件的盘缠费及购买线索的费用，都由捕役自己准备。押解盗贼案件的一切费用，也取自捕役。想要他们不豢养盗贼、不诬陷良民，很难啊。必须明确制定章程，捐资供养捕役。每有一名捕役，按月给予钱米若干；每缉拿一案，给予购买线索费若干；每破获一案，按罪名轻重给予赏银若干；每押解一案，按人数多少给予押解费若干。这样才可以使捕役心服，堵住捕役的贪欲，消除捕役的弊端，得到捕役的力量。

第二种是严加督责捕役。遇到强盗、窃贼案件，立即限定期限缉拿，超过期限就严加督责。平时既然给予供养和押解费用，又不让他们赔累，仍然不认真缉拿盗贼，严加督责，他们还有什么借口呢？倘若捕役害怕督责，胡乱抓捕无辜良民以及曾经犯过小窃、已经改悔的人到案搪塞，或者抓获真正的盗贼，审出有私自拷打、教唆诬告等弊端，立即重处，切勿稍有宽容。

○以盗捕盗

用捕役捕盗，不如用盗贼捕盗。张敞担任京兆尹时，抓获了几个盗贼头目，赦免他们的罪，让他们招致其他盗贼来自我赎罪。盗贼头目说：“如果一下子召他们到府衙，恐怕其他盗贼惊骇，希望一切听从我的安排。”张敞都任命他们为吏，派遣他们回家休息。设宴饮酒，小偷都来祝贺，并且喝醉了。盗贼头目用赭石染污他们的衣襟。官吏先在里巷坐着，查看出来有衣襟染污赭石的，全部抓捕捆绑。一天抓获数百人，彻底审治他们。从此击鼓报警的声音稀少，市场上没有偷盗。段幻然担任辉县县令，辉县是盗贼聚集的地方。段幻然廉洁公正，抓获了大盗首，不杀他，让他举出所管辖的盗贼。所管辖的盗贼到来，也不杀。命令他们依次举出所管辖的盗贼，全部获得了辉县盗贼的名册，交给官府，分别管理各

译乡里之中，那些惯偷辉等人不敢再行盗窃。其他县有贵宾经过此地，盗贼劫掠了他。官府追捕盗贼紧迫，县令召来询问那些惯偷。其中一人说：“一定是某某干的。”县令问：“凭什么知道？”盗贼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册子，指着说：“某某最近在某地，某日某夜没有回家，一定是他去偷了。”立刻逮捕了盗贼，归还了贵宾的财物。这都是利用盗贼来抓捕盗贼的功效。康熙年间，给事中黄六鸿担任东光县令，也仿效实行这种方法，宽恕旧盗以严厉惩治新盗，命令附近的盗贼来遏制远处的盗贼。实行半年，全县境内，夜里不用关门。这种方法详细记载在《福惠全书》中。

译○伙盗姓名

同伙盗贼的姓名，必须仔细审问，不可草率了事。逃匿的盗贼某人，年龄多大，户籍属于哪个县，住处是哪个小地名，有胡须还是没有胡须，脸色白还是黑，身材高还是矮，体型胖还是瘦，脸上是否有疤痕或痣，这些特征要逐一问清楚。应当派遣差役缉捕的，要详细记载在差票里；应当发文拘捕的，要详细记载在关文里，这样同姓同名的人就不会无辜受牵连。我在广济县任职时，审理强盗杨普六等人抢劫获财一案，首犯和同伙共九人，抓获六人，就地正法，还有三人未抓获，发文给邻近州县协助缉捕。事隔一年，忽然接到江西瑞昌县的公文，将本案的两名同伙盗贼移交归案审办。我查阅从前杨普六等人的口供以及发给邻近州县的公文，里面记载的逃匿盗贼的年龄、相貌等项非常详细，与现抓获的犯人年龄、相貌完全不符。仔细审问后，发现他们都是瑞昌县的小偷，并非杨普六案中的同伙盗贼，于是仍将他们移交回瑞昌县办理。如果不是当时详细审问了年龄相貌，那么这两名犯人解到之日，杨普六等人早已正法，无从对质。既然姓名已经符合，再加上刑讯逼供，还愁他们不招供吗？哪里知道他们会被并排斩首，死得不明不白呢？又比如贼党之间互相称呼，多按排行，如赵老一、钱老二、孙老三、李老幺之类，这种名目最容易产生影射混淆，必须将具体是哪个人讯问清楚。

○盗凭赃定

盗窃案件依靠赃物来定罪，指的是查获真正的赃物而言。同伙盗贼少的有几人，多的有几十人。如果到案后供出同伙，说某人分得了某物，描述得清清楚楚，众盗贼的供词一一吻合，这很难凭信。因为事情过去多日，自己所分得的或许还能记住，众人所分得的，断难全部记得。

○赃真贼不真

赃物经过失主辨认，正贼无疑。然而有时赃物是真的而贼却不是真的，如果不留心，就会造成冤狱。前明时期，京城有盗贼抢劫了一家，遗留下一本册子，第二天查看，上面全是富家子弟的名字，写着：“某日某甲在某地聚会饮酒，商议事情或聚赌狎妓云云”，共二十条，将此情况报告官府。按照册子抓捕的人，都是放荡不羁的少年。官府认为确实如此，各少年的父母说孩子们平时就不安分，也颇有些怀疑。等到众少年饮酒赌博，各种事情都查实了，原来是盗贼每次侦察并记录下来的。少年们受不了拷打，被迫认罪。审问赃物所在，胡乱说埋在郊外某处，挖掘后，全部查获。众少年面面相觑，惊恐害怕，说“天要亡我”，于是结案，等待执行死刑。一位指挥使怀疑此事，不知原因，沉思良久，说：“我身边有个长胡须的人，职务是养马，为什么每次审讯此案他都侍立在侧？”于是再次提审囚犯多次，观察长胡须的人必定到场，其他时候则不来。突然呼叫并审问他，长胡须的人推辞说没有别的事，随即让人取来炮烙刑具，长胡须的人叩头请求屏退左右，才说：“起初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只是盗贼贿赂我，让我每次审理此案时务必记下长官与囚犯的对话，快马加鞭回报，许诺酬谢我百金，这才知道所查获的赃物都是事先报告夜间埋藏的。”长胡须的人请求抓捕盗贼以自赎，指挥使派几名士兵混穿衣服与他同去，到了偏僻处，将盗贼全部抓获。众少年才得以释放。既然起获的赃物是本案的赃物，埋赃的地方又出自众少年之口，将众少年置于死地，并排斩首。不仅旁人认为不冤，即使众少年自己也认为不冤。哪里知道天下事竟有大错特错的呢？审讯案件的人怎么能不谨慎。

○误买贼赃

误买盗贼赃物，情理上本可原谅，一旦差役拘捕，家产立刻破败。汪龙庄先生遇到这类事情，只命令保甲查抄，并在票尾用朱笔书写，只将误买的赃物全部呈缴，买赃的人不必到案等语，真可以杜绝吓诈而安抚良善百姓。

○盗窝

盗贼一定有窝点。办理十个盗贼，不如办理一个窝点。因为窝点是盗贼的源头。没有窝点盗贼就无法落脚。窝主住址与被盗处所相距不过五里、十里，最远也不过二三十里。如果在三十里外抢劫，一来一去就是七八十里，天已亮，追兵就到了。所以窝主一定在附近。

○审部驳案

刑部驳回复审的案件，可以顶撞的就顶撞，不能顶撞的就遵从，驳回复审改正，不必迁就，也不必固执。我在荆州承审刑部驳回的施州一案，在武昌承审刑部驳回的蕲水一案，一个顶撞覆审，一个半顶撞半遵从，都奉刑部批准。现在摘录在后面。

恩施县民妇老廖向氏，因为侄媳小廖向氏与堂侄孙廖帼通奸，在奸情现场抓获奸夫奸妇，当场杀死奸夫奸妇。原判决依照律法拟判徒刑，刑部认为乡野小民不知避忌，平时见面不避讳，就可以同坐谈笑，难保不是另有仇隙，或者图谋占有产业，趁他们同坐房内一并杀死，捏称捉奸，企图避重就轻，驳回复审，改判发往荆州府审办。我查小廖向氏与老廖向氏同居多年，素无仇隙，如果图谋占有产业，为什么不谋杀小廖向氏的幼子，作为斩草除根之计？况且他家并无田产租种，雷姓田亩每年只收谷七八石，尚须分给雷姓一半全依靠老廖向氏的长子廖成蒿，农闲时做小买卖获利养家，实在无产可占。至于乡野小民男女杂坐谈笑无忌，原本属于常事，但他们同坐谈笑

译必定是在尚未关门之前，倘若正值夜深人静，房门已经关闭，那么本不应同房的男女竟然同坐一室，随意谈笑，虽然并非行奸之时，也就是行奸之所，何况还要一同进入内室，行奸之事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老廖、向氏等人的罪名，应请求仍按原拟判决。

译蕲水县的文童方得元等人借故聚集众人，扰乱考场，迫使考试停止。原审官员将方得元按照刁民借事罢考为首例判处斩立决；潘炳耀作为从犯判处绞刑，向上量减一等拟为流放。刑部认为蕲水已经补考，与罢考已成者不同，驳回要求复审，发回武昌府会同汉阳、黄州二府，督同蕲水县审办。我认为方得元因为题目难做，担心交白卷被人耻笑，便借口考场考生因雨移到大堂，恐怕有传递文字的情弊，随即扭断门锁毁坏门扇，驱逐各考生出场，以致未能完成考试，实属罢考已成。这与仅仅在场滋闹未经罢考者相比，情节较重，似乎不便舍弃罢考本例而牵强引用闹考的条款。如果一定要以始终没有补考才称为罢考已成，那么凡是罢考的地区断无有不补考的，正因为罢考所以才补考，似乎不能因为已经补考，就将罢考已成的案件作为罢考未成。至于场内滋闹之时，僻静的号舍原本有一千多人未动，似乎与考生全部散去的情况有区别。然而这一千多人之所以未动，是因为当时被逐出场的一千多人已经很多，这一千多人坐在僻静处，方得元等人来不及详细顾及，所以没有全部驱散。假如不是坐在僻静处所，早就被该犯等人驱逐一空。况且当时大门、宅门的铁锁均已扭断，门扇均已毁坏，这一千多人即使始终不动，而内外洞开无法关防，其势也断不能完成考试。因此众考生的罢考是由方得元等人毁门驱逐所致，而方得元等人的驱逐毁门无非是为了罢考起见。如果不立意罢考，何必扭锁毁门驱逐众人出场呢？只是方得元鼓动众人罢考，究系临时起意，并未预谋勾结，原拟竟照罢考本例判处斩决。确实如刑部所言，与刁民假借地方公事聚众挟制官长情节重大者没有区别，自应遵照驳回意见更正。方得元应照罢考本例在为首斩决罪上量减一等，拟发往极边四千里充军。犯罪虽在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恭逢恩诏之前，但系由光棍量减情节较重，应不准其援引赦免，仍照例刺字解送配所。潘炳耀虽然只是随同哄闹，并非有心罢考，也未帮同驱逐考生，与听从罢考者相比，固然有区别。但是方得元在场打闹，如果没有潘炳耀等人随同助势，怎会率领众人毁门驱逐考生出场，酿成罢考？实属同恶相济。而且查潘炳耀犯案时年已十八岁，并非实在年幼无知者可比。因此原拟满流，只是首犯方得元现已量减拟为充军，潘炳耀自应在方得元军罪上减一等，拟杖一百徒刑三年。犯罪在赦前核其情节尚轻，应准援引赦免，日后再有犯罪加等治罪。

退堂时不可草率，案件如未结，须将字据等项一一检查；案件如已结，须将某人因何而胜，某人因此而负，明白晓谕，谆谆告诫。

招房明白者不可多得，且恐受贿徇私，将情节故意错漏，所以审理案件紧要口供全靠自己记忆。招房誊清送阅时，如有遗漏需用朱笔添载，如有错误需用朱笔涂改。倘若遗漏错误太多，即令另写，或逐一添入、逐一更正，再令招房在内署誊正，也无不可。犯证本已供明，而招房错错漏，本官自应更正，与改易供词的条例不同，不必过于胆小。

刘帘访观察说：审结案件，必须当堂用朱笔书写判语。如果让差人带两造在外间照堂上断案的话出结，无论堂断之言，听者不甚明白，而两边棍徒蠹吏各从而挑拨，必至两造的结各执一词，与堂断之言都不符合，甚至书吏高下其手，竟致供词与结也自相矛盾。或者故意留漏洞，或者故意示矛盾，作为翻案地步。如此则未有不翻案及酿成其他事故的，这就是朱判之所以必不可少的缘故。每案审断毕，无论事之大小，官员且不要急于退食，即于堂皇之上将当面谕示的断语朱书于点名单年月之内。当日公事稍简，则备叙前案缘由；若十分忙冗，也应将紧要断语明切书写。书毕，令两造将朱判自读一遍如乡愚不识字，则饬房书大声朗读，使两造倾听明白，于是是非曲直，讼者各自了然。然后令原差带两队入内堂照朱判各具遵结，则供词与结不至两歧，而全案人证的结也归一律，书吏无从高下其手。即使将来或有翻异，而展卷了如指掌，可以免除混争。帘访此说自是正论，但问案官员笔下敏钝不一，当堂朱判如有渗漏，或者词不达意，反开翻控之门，不如退堂斟酌判语较为周妥。至于两造的结各执一词，是两造并未遵断，即使有朱判亦非定谳。如果恐结有漏

译卷宗有遗漏，令其补充即可；全案的人证结论不统一，令其修改以归一律即可；供词与结论相矛盾，错误出在招房，令其更正即可。

译○判语须列榜

判决案件之后，诉讼双方往往向承办书吏抄录堂上谕示，书吏们常常借此任意勒索钱财。如果将堂上谕示张贴在头门公示，那么勒索的弊端自然就会停止。对于涉及诉讼双方长远利益的事项，不妨将堂上谕示抄录并加盖官印，交给诉讼双方收执，但必须防止家丁借此索取钱财。

○断案错误须覆讯

人不是圣贤，谁能没有过错？判决案件之后，如果诉讼当事人心中不服，恳请重新审讯，就必须仔细推究，虚心再次审问。如果确实判错了，就应当改正，并将出错的原因、必须改正的原因，明白地告知众人。官员如果公正无私，百姓自然能够谅解。切不可袒护以前的错误，以致辜负百姓。

○公事错误须改正

公务处理出现错误必须改正，即使难免受到吏部的弹劾，但自行检举处分也可以从轻发落。切不可袒护以前的错误，以致招致严重的谴责。现将自行检举改正的各项条例摘录如下：

自行检举：官员办理事务，起初未能察觉错误，后来自行检举，对于藩臬（布政使、按察使）以上官员是否宽免处分，声明请求皇帝旨意；对于道员、知府以下官员酌情宽减，按规定应革职的减为革职留任，应革职留任的减为降三级留任，应降职调用的减为降一级留任，应降职留任的减为罚俸一年，应罚俸二年、一年的均减半，应罚俸九个月、六个月的均减半，应罚俸三个月、两个月及一个月的均免予议处。属员因自行检举而减轻处分的，对于失察的督抚藩臬官员是否宽免处分，声明请求皇帝旨意？其余上司按照失察的本例减轻一等议处。

覆审得实：命案、盗案等在录供通报后，经过复审查明实情，定拟的招解与初次详报不符的，一概免予议处。如果初审官员在招解之前离任，由接任官员审出实情的，也一律免予议处。

遵驳改正：案情不实，律例不符，刑部驳令重新审拟。遵照驳令改正的，核转的督抚司道免予议处；承审的州县、审转的府州，均减轻一等议处。如果按规定应革职的，减为革职留任；应降职调用的，减为降职留任；应降职留任的，减为罚俸一年；应罚俸一年的，减半；应罚俸半年的，减半；应罚俸三个月的，减为一个月。

固执原题：咨题的案件，刑部驳至三次，督抚不斟酌情罪进行改正，仍然坚持原议题回复刑部，自行改拟，将承审的各官以及督抚都按照失入（错判重罪）、失出（错判轻罪）的各项本例议处。

○勿滥用非刑

问刑衙门原本允许用刑，但不得滥用非法之刑。条例规定刑具只有夹棍、桚指、枷号、竹鞭、铁锁、杻镣七项。其中拧耳、跪炼、压膝、掌责等刑罚，也允许使用。除此之外，如小夹棍、木棒、数十斤重的棰联枷、大锁连根带须、竹鞭以及木架撑执、悬吊、敲踝、针刺指头、荆条击背等项，都是非法之刑。有私设非法刑具的，即按照违制条例革职。

○勿轻用夹棍

强盗、窃盗、人命以及情罪重大的案件，条例允许使用夹棍审讯，其他小事一概不准滥用。有不该用夹棍而用了的，以及虽然该用夹棍但因用夹棍致人死亡的，以及肆意反复用夹棍致人死亡的，应当题参治罪。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不得轻易使用夹棍。

○枷号

枷号是条例中有的刑罚。然而枷有轻重之分，轻罪的人犯不得使用重枷。如果使用重枷致人死亡，轻罪人犯的原审官员应判处满徒（最高徒刑），不仅仅是革职而已。另外，罪应枷号并杖责的，应当先枷号后杖责，不得先杖责后枷号。

○掌嘴须护住耳门

耳根是致命之处，一击即可毙命，掌责时必须让皂隶用手护住耳门，这是至关重要的。同治初年，汉阳知县某因掌嘴二十下打死一人，导致被参劾，能不谨慎吗？

○行杖须子细

竹杖有一定的规格，受刑有一定的部位，这就是所谓的法度。如果行刑不依法度而致人死亡的，官员应革职。在人的虚弱怯懦之处，非法殴打致人死亡的，官员判处满徒。用刑时必须用皂隶搜查，恐怕腰带、裤带中有坚硬物件垫着伤及小腹。又必须定睛细看，恐怕皂役受人嘱托用重刑毒打要害部位，或者不打大腿而打腿弯，或者专用板头，或者一板一拖【一板一拖，几板就能破皮】。

○勿轻用笞杖

叶玉屏明府【镇】说：治理百姓应当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事情到了要审理的时候，为他们剖析曲直，晓谕他们以理法，那么双方的怒气就容易平息。如果不分事犯的轻重，平时是良民还是顽劣，一概给予杖责，有的人会终身含羞无法振作，有的人不再顾惜恣意妄为，有的人仇恨加深，寻衅生事，子孙几代都无法化解。所以刑罚如果不是非常不得已，不可轻易动用。这真是父母般的用心，用刑时如果能这样设想，才不愧对做百姓父母的意义。

○刑戒

吕新吾先生【坤】的《刑戒》八章：慈祥悲悯，温和仁爱的言语。其中有“人打我，不打；上司差人，莫轻打我不能处分，且缓打；百姓该打，与衙里人诉讼，不打”等话。思虑周密，那么既仁爱又智慧了。有用刑责任的人，确实应当熟读深思，以平息矜持急躁。这里特别全文摘录如下。

五不打：老人不打，

译年幼者不打【老幼不拷讯，法律有明文规定，是担心在愤怒时忽然疏忽而不加审察罢了】，患病者不打，衣食无法维持者不打【如乞丐、穷汉饥寒交迫，担心之后无人调养，必然死亡】，他人打我者不打【或是与人斗殴而来，或是已被其他官员打过，再打则致死的罪名就唯独归咎于我了】

译五种情况不可轻易用刑。宗室成员不可轻易用刑，官员不可轻易用刑【即使是微末小官，也关乎家族的名声与地位，且关系到其一生的廉耻】；生员不可轻易用刑，上司派来的人不可轻易用刑【投鼠忌器，虽然道理在你这边，但也会损害上司的面子，应当详细书写犯人的罪状，秘密上报上司，上司自会有办法处理。如果因为畏惧权势而隐忍，又显得庸懦无能，不符合体统】；妇女不可轻易用刑。

五种情况不可立即用刑。人处于危急时刻不可立即用刑，人愤怒时不可立即用刑【愚昧百姓存有偏见，自认为理直气壮，此时用刑只会使其愤怒更甚，即使打死也不服，应当加以警告训诫，等待他们自己意识到理亏，这样即使用刑也不会怨恨】；人醉酒时不可立即用刑【大醉之人，不知天地为何物，哪里还懂礼法，打他也不觉得痛，倘若醉话冒犯官府，也有失体统，应当暂时看管押解，等酒醒后再行惩戒，不要将其置于寒冷之地，寒气入心，也足以致死】；人随行远路不可立即用刑，人跑过来喘气不可立即用刑。

五种情况暂且延缓用刑，我愤怒时暂且延缓用刑，我醉酒时暂且延缓用刑，我生病时暂且延缓用刑【生病时用刑多带有火气，不仅施用不当，也恐怕因用刑导致愤怒，使人己两伤】；我没见到真相暂且延缓用刑，我无法处置暂且延缓用刑【遇到难以处理的事情、难以对付的犯人，必须先考虑最终如何结局才好加刑，如果浮躁粗心，先就刑责，倘若最终难以了结，反而耗费精力去处理了】。

三种情况不可再次用刑，已经戴上手铐的不可再次用刑，已经夹棍的不可再次用刑，已经戴枷的不可再次用刑【先打后枷，申诉不便，疮口溃烂难以调养，恐怕导致死亡，等待放枷时再打，条例中有明文规定，只是恐怕发怒时难以控制罢了】。

三种情况出于怜悯不用刑，严寒酷暑，出于怜悯不用刑；美好时节，出于怜悯不用刑；人正伤心时，出于怜悯不用刑【或者刚丧父母妻子，哀悲伤心，再加刑责，容易导致丧命】。

三种情况应当打而不用刑，尊长该打，但与卑幼诉讼时不用刑；百姓该打，但与衙门人员诉讼时不用刑【即使衙门人员理直，对百姓也应当从宽，否则不仅我有庇护衙门人员的嫌疑，日后即使衙门人员理亏，百姓也不敢告发了】；工役铺行该打，但为了修缮私衙或购买自己物品时不用刑。

三种禁止用刑的情况，禁止重杖用刑【官府用刑，只有太过，未见太少。如果使用轻杖，即使多加杖数，也不会伤及性命。而且我只见责打多了，怒气也就平息了，杖刑就可以停止。如果使用重杖，只见杖数少，却不知道那人已经身受重伤了】；禁止从下往上打，禁止佐贰官非法用刑。

○宽待百姓严待书差

对待百姓应当宽厚，对待书吏差役应当严厉。王白香秀才【有孚】说：“刑戒八章，是仁者的言论。然而也有不可姑息的情况。我私下认为，官府衙门有五种必须用刑的情况：一是经承拖延搁置文稿案卷必须用刑，二是衙役拖延差票必须用刑，三是仵作捏造伤痕报告必须用刑，四是皂役行杖不符合法度必须用刑，五是代书叙事不真实必须用刑。这就是严待书差的说法。书吏差役作弊，是他们的惯技，有犯必惩，或许他们稍知收敛。”

○宽待良民严待莠民

对待良民应当宽厚，对待莠民应当严厉。刑戒八章说：不要立即用刑，暂且延缓用刑，并非一概不用刑，不过是不立即用刑、暂且延缓用刑罢了。董安于治理晋阳，向蹇老请教政事。蹇老说：“忠信勇敢。”安于说：“怎么勇敢呢？”蹇老说：“对不善之人勇敢。”这就是严待莠民的说法。大概安定良民必须先铲除莠民，如果一味慈祥，漫无区别，那么莠民有所倚仗而不恐惧，等到玩法太过严重，仍然不能不施以严刑。黄老之学的弊端，所以变而为申韩之法。须知国家是一个道理，家中有不肖子弟，必须严加约束，完全不约束，还有什么顾忌，势必放纵邪僻，无所不为。爱护他反而害了他，所以古人论述父母之道，一方面说：“爱他能不让他劳苦吗？”另一方面说：“家人中有严君，指的就是父母。”并非只是一味慈爱。

○避刑邪术

避刑的邪术，世间不多见，然而治理的方法却不可不知。宋代郑克《折狱龟鉴》记载：李南公尚书提点河北刑狱时，有个班行犯罪下狱，审讯不服，闭口不食一百多天，狱吏不敢拷问，非常担忧，向宪使诉说。南公说：“我能立刻让他进食。”把他带出来问说：“我想用一样东西塞住你的鼻子，你能始终不进食吗？”那人害怕，立即进食并服罪。大概他是服气，用物塞住鼻子则气结，所以害怕。这是一种方法。冯梦龙《智囊补》记载：成化年间有个道士喜欢隐形术，多次淫人妇女，张昺任铅山县令，将他擒获痛鞭，他毫无痛苦，过了一会儿连身形也不见了。张昺借口外出，直接跑到他的住处，将他绑回，在他背上盖印，然后鞭打，他才随着声音呼号，最终死在杖下。这又是一种方法。《律例刑案汇纂集成》记载：避刑邪术，有的靠运气，有的靠符箓，须用小竹条几根，去掉叶子留下枝条，让几个人分别拿着齐打他的肩背腿足，必定能得到真实供词，屡次试验屡次灵验。大概符箓与运气之所以刑不能伤，是因为他们心志专一。竹枝丛杂打在皮肤上不止一处，那么神气散乱，他们的法术就不灵了。这又是一种方法。至于服药架刑，全靠药力，与邪术不同。如果用治邪术的方法治药力，必定不灵验，须等药力过后才能行刑审讯。

班房久干

译虽然有例行的禁令，但有些情况是不应当收监的，比如命案中的重要证人、普通的枷号犯人，以及因追缴钱粮、押解缴纳账目等事务涉及的人员；有些情况是应当收监但又不便立即收监的，比如涉及命案、盗窃、强奸、拐卖等应判死刑，以及一切应判发遣、充军、流放、徒刑等罪行但尚未审定的案件。如果交给保人担保，恐怕他们会脱逃；如果交给差役看管，又难以稽查监督，自然不如将他们收押在官府衙门更为便利，但良民与罪犯必须分开羁押，不能毫无区别地混押在一起。

译○班房内使用活动地板

班房收押的人多，污秽之气熏蒸，容易滋生疾病，应当将四周的沟渠开凿疏通，不要让它淤塞，命令看守役卒打扫干净，不要让它污秽。地下铺设的草垫，要时常晾晒，以免潮湿。经常用贯众、苍术浸泡在水中，放在岳（容器）内，以驱除秽恶之气。尤其没有比在牢房之内铺垫活动地板更妙的了。活动地板的建议，由广东朱杏生首创，方法良好，用意美好，而且花费不多。仿照施行，必定可以保全人命。现将朱杏生的建议列于左边。

各处的羁押场所，地板都是固定钉死的，板下不能打扫通气。犯人在板上昼夜坐卧，或者生病时大小便渗入板下，或者病死后将板冲刷，污秽水流下，日积月累，污秽之气已经不堪闻嗅。春夏潮湿，秋天闷热，气候又反复不定，加上羁押的犯人中有受刑的、有挨饿的、有受冻的，忧愁恐惧焦思，身体必然衰弱。处于这样污秽的地方，遭受这样郁积蒸腾的气息，怎能不生病？怎能不死？必须将固定钉死的地板改为大块的活动板，才可以保全性命。改作的方法是：先将旧时的秽泥挑去一层，另换新土，土上铺新砖一层，再钉木桩做成横架，上面铺床板，板离地一尺左右。每块板横宽约二尺多，直长以能睡一人为度。对面开铺，中间留出空地，犯人坐在板上可以垂足，犯人站在空地可以行走，板下临空可以透气，取下活动板可以打扫，自然没有秽气熏蒸。偶尔有犯人患病及病故的，不免有大小便臭秽之气，而床板既然是活动的，尽可将活动板取去，在外面洗净晒干，再搬进来仍旧铺好。如果房屋窄小，不能在中间留出空地，则留出一边空地也可以；如果十分窄小，不能留出一边空地，则开窗通气也可以；或者房屋低矮，则床板离地五六寸也可以。

○稽查班房

看守役卒凌虐，押解犯人无所不为，其弊端比监狱更为严重。经管班房的家丁，以心地慈祥为第一，否则就会串通看守役卒，任意勒索。勒索不遂，便肆意凌虐了。稽查的方法，必须出其不意，或早或晚，或三更两点，或四更五更，亲自到班房察看有无凌虐情形，并询问被押的人是否被差役凌虐，这样家丁和看守役卒才会稍微收敛行迹。

○祀典中的各庙必须修葺

凡是载入祀典的庙宇，都应当按时修葺，不得听任其倾斜倒塌。文庙尤其应当加意重视。

○一切典礼必须敬谨

初一十五行香，春秋两季祭祀，以及朝贺拜牌等事，都关系到典礼，必须早起早到，以显示敬谨。

○敬重恭奉先哲

境内有先贤的祠堂坟墓，须随时修理；先贤的子孙衰微，须加意培植。

○旌扬节烈

节烈之人，是正气的凝聚，风化的关键。富家巨族，尚不难举报；贫寒之家，没有途径上达，往往湮灭不彰。必须加意搜寻访察，严禁勒索，这样才能扶持正气而端正风化。旌表的条例，散见于《会典》及《会典事例》、《礼部则例》、部议通行远近成案，现汇总记录在后面，以便稽查。

守节的妇女，不论妻妾，自三十岁以前守节，到五十岁，或者年龄未满五十而身故，其守节已满十五年，如果确实孝义兼全，困穷可怜，都准许旌表。那些循分守节，符合年限规定的，给予“清标彤管”四字匾额，在节孝祠内另建一碑，不设牌位，不给建坊银两【《会典》】

道光四年奏准，已故节妇的年限改为十年，同治十年又改为六年。以上准许旌表，不满六年而身故的，仍然扣除【部议通行】

节烈妇女确实困穷可怜，或者年代久远未经呈报，尚有府县志事迹可凭的，准许其子孙补请旌表【《礼部则例》】

妇人因子受封，准许与旌表；因夫受封而守节的，不准旌表【《会典》】

嘉庆九年，礼部议奏：原任刑部尚德福的妾王氏，自二十岁孀居，守节三十年是按规定可以请旌的人。只是世族之家的贞节妇女，应否准许给银建坊，条例没有专门规定。我想，穷苦人家苦守，固然可以厉行伦常；而世家秉贞，更足以端正风化。现在节妇王氏，虽居世族之家，不可与寒苦者相比，但身为妾媵，身份卑微。在她丈夫生病时，昼夜调护，废寝忘食。等到丈夫病故，王氏年仅二十，并没有子女，又能安于清苦，始终不渝。她坚贞的操守，似乎与寒苦守节者情事相同。是否准许给银建坊之处，恭敬等候钦定。奉旨依议【《会典事例》】

现存的贞女按照年限题请旌表，与节妇相同【《礼部则例》】

同治年间，凡过门守贞者，多由内外大臣专折奏奉，特旨加恩旌表，不局限于常例年限。如果循例具题，则仍按例照节妇的年限扣算。

已故贞女向来也按年限请旌。乾隆三十六年奏准，贞女的年限改为不拘年岁，一体旌表。

妇女因强奸不从致死，及因调戏自尽的，如果不是曾经改嫁者，题请旌表【《会典》】

猝遭强暴，被

译被污辱后遇害，以及在被污辱后立刻殉节的，抚恤银两减半，祠堂内停止设立牌位【会典】

译嘉庆九年奏请批准，在强奸既遂且本妇被杀的案件中，若凶手在两人以上，明显是受害者孱弱难以支撑，应当忽略其被玷污的痕迹，而体谅其坚守节操的心意，一律给予旌表；倘若凶手仅有一人，受害者在被玷污后立即殉节的，牌坊银两减半，若死在次日则立即扣除，不得滥请旌表【通行】

妇女与妇女发生口角，彼此辱骂，一方听到污秽言语，因气愤而轻生，准予旌表【道光十三年浙江案】

窃贼藏躲于妇女床下，导致妇女因羞愤而自缢，准予旌表【道光三年河南案】

守节的妇女被亲属逼迫改嫁而致死的，准予旌表。如果是公婆逼迫，则另选家长领取银两建立牌坊。那些有丈夫的妇女，因丈夫外出而被亲属逼迫改嫁自尽的，都准予旌表【礼部则例】

本夫勒逼妻子卖淫，妻子不从而被致死，请求旌表，令母家领取银两建立牌坊【乾隆十八年江苏案】

童养媳尚未过门，拒绝丈夫调戏奸淫而致死的，在父母门前建立牌坊【会典】

丈夫被人杀害，妻子随即殉夫自缢，准予旌表【乾隆二十五年江苏案】

烈妇在丈夫去世后，没有受到逼迫而立即殉节的，按例不准旌表；如果有奏请旌表的，入祠建坊，等候圣旨遵行【会典】

侧室在丈夫去世后殉节，需声明嫡庶身份，平日和睦，向来没有闲言碎语；若与嫡庶不和睦，担心日后受正室凌虐，于是以身殉节的，是否有闲言可否旌表？出自圣恩，奉旨准予旌表【会典事例】

正室先去世，侧室后殉节，似乎没有其他特殊情节，可否旌表？恭敬等候钦定，奉旨准予旌表【会典事例】

仆妇、婢女以及尼姑、道姑拒绝奸淫，坚守贞洁，不被强暴玷污，因而致死的，都准予旌表。地方官给予银两在本妇墓前建立牌坊，祠堂内停止设位【礼部则例】

捕役的妻子拒绝奸淫被杀，按照仆妇的条例处理【会典事例】

○表彰孝义

孝顺友爱、义行，都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不加以表扬，怎么劝勉善行呢？这里摘录条例如下。

孝子、顺孙、义夫、孝妇都予以旌表【会典事例】

孝女因父母没有子孙，终身奉养不嫁的，按照孝子的条例旌表【会典】

孝子割股伤身，按例不准旌表。有奏请旌表的，入祠建坊，候旨遵行【会典

丈夫病危，割股和药者，奏请旌表。

夫妇未成婚，流离失散，坚守志向直到年老，最终合卺成婚的，准予旌表，给予银两，共建一座牌坊，并加上“贞义之门”字样【会典】

多代同居，和睦无闲言的，题请旌表【礼部则例】

捐置赡养宗族的义田，奏请批准立案，子孙不得擅自变卖，外人不得擅自购买，由礼部立册，载入县志【礼部则例

士民人等，或者赡养孤苦贫困者，或者协助赈济荒歉，或者修建公所及桥梁道路，或者收殓荒野尸骨，确实对地方有裨益的，捐银千两以上，请旨建立牌坊，遵照钦定“好善乐施”字样，由当地官员给予银两三十两，听任本家自行建立牌坊；不足千两的，交由地方官给予匾额旌赏，也给予“乐善好施”字样【礼部则例

○保甲

保甲，是古代的方法，也是好的方法。某户某某，居住在某个乡的某个甲，年龄多少，有无功名，从事什么职业？是土著还是流寓，是旧居还是新迁，房屋多少？是自己的产业还是租赁居住？田地多少？是水田还是旱地？应缴纳的钱粮漕赋多少？挂在谁的柱名下？在哪个里的哪个甲缴纳？男丁叫什么名字、多少岁？妇女姓什么、多少岁？大口多少？小口多少？以及雇工、伙计，还有寄居亲戚各自的姓名、年龄，无一不记载在保甲册内，无一不记载在十家牌内。如果能够详细清编，认真稽查，不仅外来宵小无处藏身，就连本地的匪徒、窝藏娼妓、窝藏赌博、私铸钱币、私宰牲畜以及一切不法之事，也会有所忌惮而不敢做。不仅平日平息盗贼、安抚良民，线索掌握在手中，即使遇到催缴赋税、追捕逃犯、办理缓征、办理赈济等事务，也不难按照册籍稽查，有条不紊。立法的良善，收效的巨大，没有超过这个的。只是力行保甲非常不容易，粗略计算，其困难有四点。

一是得人。州县政务繁忙，既然不能亲自编查，书吏差役保正又万万不可靠，自然必须责成绅士逐户查编。绅士如果不正派，仍然不可靠。那些正派的，如果家道殷实，则养尊处优，或者避嫌避怨，不肯干预这类事情；如果家道贫寒，又急于谋生，也无暇分身做这类事情。至于编查之后，保长、甲长、牌长需要的人很多，哪里能人人可靠？这是得人的困难。

二是筹费。编查之时，必须挨里清查，逐户编列路途既远，时日又长，那么夫役马匹有费用，伙食有费用。编查之后，必须造具清册，填写门牌号，册页既多，人工不少，那么纸笔有费用，工食有费用。其他如领牌、换牌、举报匪类之事，往返奔驰；修理寨栅、奖赏勤劳之事，款目繁多，也无一不需要经费。从公款中取用则窒碍难行，

译派出的民众则骚扰累赘更加严重，这是筹措经费的困难所在。

一是关于连坐邻佑保甲制度的设立，原本是为了清查匪类。如果不将“一家有犯，九家同坐”这八个字认真办理，那么人们都会把它看作虚文，仅仅悬挂一块门牌，有什么益处呢？但是连坐的方法，阻碍难行啊。为什么呢？以同牌亲属而论，律法规定各居亲属犯罪，彼此包庇隐瞒的不加论处，这是允许他们包庇隐瞒。又律法规定卑幼告发尊长，查实后尊长分别减免刑罚，但仍要治卑幼以干名犯义的罪，这是惟恐他们不包庇隐瞒。律法允许包庇隐瞒，而保甲的法令却不允许包庇隐瞒；律法惟恐他们不包庇隐瞒，而保甲的法令却惟恐他们包庇隐瞒，这不是用来敦厚人伦纲纪、淳厚风俗的做法。虽然律法有得相容隐的亲属代为自首，如同罪人自首的法令，似乎与保甲举发没有很大分别。然而律法说罪人自首免除罪责，亲属代为自首罪人也免除罪责，并不是说不代为自首的亲属应当连坐。虽然律法有谋反、谋叛、谋大逆的亲属不得包庇隐瞒的文字，卑幼陈告也不在干名犯义的范围内。然而保甲连坐并不专门针对谋反、叛逆，就同牌之人并非亲属而论，彼此犯罪原本不应包庇隐瞒。只是同乡共井，谁没有情面，他们不便举发，本属于人情常理。况且首告赌博，就可以诬告首告者一同赌博；首告盗贼，就可以诬告首告者分赃。挟嫌反咬，信口诬陷，不传讯就无法折服被首告者的心；传讯又不免落入被首告者的圈套。等到讯问明白，水落石出，而举发的人家已经破败了。既畏惧将来的报复，又害怕现在的牵连，他们不敢举发，也属于人情常理。因为他们不便举发、不敢举发，而用连坐的法令来约束他们，合适吗？不合适吗？至于居住在城市更与乡村不同，同村居住，早晚相见，还可以说匪类的踪迹难以瞒过同牌之人的耳目。如果居住在城里则迁移不定，来去无常，左右邻居虽然比户而居，却不互相闻问，不知道姓名的人很多，何况询问奸良？假如遇到闭门潜修之士，从不干预外事，因为邻家做匪类而连坐他，冤枉吗？不冤枉？这是连坐邻佑的困难所在。

译第一是改换户籍牌册的困难。从户数来说，今天同灶共居，明天就分家另过；一户可以变成几户。从人口来说，家人有的出生有的死亡，有的出嫁有的娶亲，雇工有的离去有的到来，有的增加有的减少；人口多的可以变少，人口少的可以变多。从职业来说，人的资质不同，境遇各异；读书人可以变成农民，农民可以变成商人。从行踪来说，远近往来没有定数，居住迁徙没有常规；在家居住的人可以变成在外谋生的人，住在城市的人可以搬到乡村。从房屋田地来说，忽然卖掉忽然买入，忽然典当忽然租赁；自己的产业可以变成租来的产业，租来的产业可以变成自己的产业。像这类情况，多得数不胜数，都是事情必然发展到这一步，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不随时改换清册和门牌，这些册籍就成了废纸；这未免完全废弃了之前的努力。如果一定要随时改换，保长和牌头在路上奔波，又难免反而滋生弊端。这就是改换牌册的难处。

○ 发放门牌必须防止勒索

查核保甲、发放门牌，必须严防勒索。光绪元年，湖北鹤峰州知州某命令保正散发门牌，每张门牌索要一千文钱，全州百姓没有不怨恨这位官员的。此后所有公事，百姓没有不与这位官员作对的，最终因为不合民意，被御史弹劾。其实所勒索的钱，都是门丁和书吏差役瓜分，这位官员并没有染指。因为案件勒索，已经不可取，但那还只是一个人的事、一家人的事，未必人人怨恨、家家怨恨。散发门牌，是全州的事，按户勒索，那就是人人怨恨、家家怨恨了。门丁书吏差役只看利益，一定不会为官员的名声考虑，官员怎么能不为自己的名声考虑呢？

○ 仓谷

仓库里的粮食必须充实储存，这样在紧急时刻才有所依靠。但这件事对地方官员来说颇为累赘，必须防止偷窃，防止霉烂。现将关于霉烂的条例摘录如下。

州县官员因循怠惰，对于渗漏的地方既不修补，对于应该建造的地方又不详细申报，导致米谷霉烂的，革去职务；动用国库资金购买补填，限定一年期限，按数追赔。一年期限内全部赔偿完毕，免罪并恢复原职；一年以外赔偿完毕，免予治罪，但不准恢复原职；两年之内没有赔偿完毕，就按照损坏仓库财物的法律以坐赃罪论处，仍责令家属赔偿缴纳。

○ 米价昂贵时必须因地制宜

袁易斋（袁守定）说：凡是遇到米价昂贵，处置必须有道。如果本地米粮充足，不依赖外地米粮，就应当降低米价；不降低，那么富人就会囤积居奇，百姓吃饭就困难了。如果地方靠近水路码头，依赖外地米粮，就不应当骤然降低米价；骤然降低，那么米商就会止步不前，百姓吃饭就更困难了。文潞公（文彦博）在成都时，米价飞涨，他在城门附近十八处降低价格平价出售，第二天米价立刻下降。赵清献（赵抃）在越州时，两浙发生旱灾蝗灾，米价暴涨，饿死的人相望，各州都禁止人提高米价，唯独赵公在通衢大道张贴告示，让有米的人提高价格出售，于是米商纷纷到来，米价反而降低了。这两位公所实行的办法，像水火一样不相容，但实行起来各自有效，这是因为蜀地米粮充足不依赖外地米粮，越地米粮不足依赖外地米粮的缘故。这确实是通达治理体制的话，深得古代名臣因地制宜的意旨。然而潞公降低价格，是官府降低价格平价出售，不是强制富人降低价格出售。如果强制富人降低价格，那么富人更不愿意出售，价格怎么能平抑？这一点不可不知道。

○ 赈济饥民首先要查户口

赈济饥民，没有比查户口更重要的，也没有比查户口更难的。户口不清，那么赈钱、赈米、赈粥都无从下手，实际需要多少经费，也无从核算。所以说没有比查户口更重要的。某户应该赈济，某户不应该赈济，或是真灾民或是假灾民，既未必确切；应该赈济的户，大口多少，小口多少，或是多或是少，也未必分明；谁是极贫，谁是次贫，谁是稍贫，层级等差，尤其未必清晰。交给书吏差役保正去查，那么书吏差役保正就会向灾户索要钱财，不应赈济的可以列入应赈济的名册，应赈济的户的人口也可以少报多，甚至捏造户名，作为冒领的余地。交给绅士耆老去查，那么绅士耆老与灾民，不是亲戚就是朋友，不是同族就是邻居，往往徇私情碍面子，所查仍然不确实。本官亲自普遍查访，那么地广人多，势必难以周遍；本官随便抽查，那么官员到这个村而那个村的灾民纷纷到来，官员到那个村而这个村的灾民接连到来，拥挤喧哗，终究难免混乱。所以说没有比查户口更难的。

○ 赈济乡村饥民难于城市

赈济城市和乡村的饥民，容易；赈济乡村的饥民，困难。城厢的饥民聚集在一处，人口多少尚易清查，弊端有无尚易觉察。如果是乡村的饥民，那么居住分散，无论赈钱、赈米、赈粥都不容易。救荒没有好办法，大概是指乡村而言吧？

○ 外来流民

外来流民，宜分散不宜聚集。富郑公（富弼）在青州，救活了数十万流民，他的诀窍在于不让他们聚集在一处。

○ 开矿

陈文恭公（陈宏谋）说：人口日益繁多，农田的收入只有这么多，如果有可以维持生计的途径，自然应当竭力谋求。何况出自地下而无穷尽，像矿利这样的，更是顺应百姓的美好利益，更与转移缓急、此处盈余彼处短缺的情况不同。

译于是地方官员只图自己省事，全然不顾百姓生计艰难，鼓吹“矿产不可开采”的说法，议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并且把防止祸患生事当作深谋远虑，以此来堵住那些主张养育百姓之人的嘴。他们不知道，聚集起众多人员，好坏混杂，关键在于弹压和稽查的人员是否得当，不能因为害怕噎住就废掉吃饭。这真是通晓治国根本的言论。

译○孤贫口粮

孤贫的口粮不可克扣，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以及残废之人，都是穷苦百姓中无处申诉的人。国家的经费有固定的常规，孤贫的口粮每人每天只给几文钱，借此作为补贴。如果对此进行克扣，于心何忍？天理昭昭，我恐怕那些克扣口粮的人，他们的子孙想成为鳏寡孤独残废之人却都求之不得。我在做县令时，发放孤贫口粮，都先嘱咐账房将每人应得的数额交给钱店开具票据，到了期限坐在大堂上点名，每人给一张钱票，不给现钱，以避免克扣的弊端。

○恤孤幼

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都是穷苦且无处申诉的人，而孤儿幼童尤为可怜，必须加倍用心抚恤。

○禁溺女

溺杀女婴最违背天地和气，想要禁止溺女，必须养育婴儿。建立育婴堂来养育婴儿，不如酌情给予钱米，让他们自己养育。朱性齐总宪说：育婴堂所雇佣的乳母，婴儿并非她们亲生，痛痒不相关，常导致疾病瘟疫，不能保证婴儿存活。而且乳母受雇进入育婴堂，自己的子女无法兼顾，如果允许携带亲生儿子，必定不能公平周到。况且许多乳妇居住在官办堂舍，往来出入，稽查稍有疏忽，嫌疑就容易产生。不如选择乐善好施的乡绅长老，广泛劝告晓谕。查访到确实是贫困小户生下的女婴，按月酌情给予衣物粮食，听任她们自己抚养，仍不时登门查验。婴儿病亡的停止供给，母女天性，痛痒相关，自然大多能存活，这主要依靠母亲本人。这女婴每月领取衣物粮食，必定更加爱惜，或一年或两年，就可以送给别人做养女、养媳。遇到来历不明、暗中送到育婴堂的子女，则另外选择附近善良慈爱的贫妇，交给她们领养，给予衣物粮食，不时查验，以防虐待。养大的给予奖赏。至于不贫困的人家，原本不是无力抚养，有溺杀女婴的，酌情罚钱米用来养育别的女婴。这番议论最为明晰，如果能够实心实意，随地劝办，比起收入堂内抚养，事半功倍。然而养房虽然可以不设，但育婴总局则必须设立，并遴选派遣总首事来经营管理，否则事情太大太散漫，地方官难以提纲挈领了。

○禁私宰

私自屠宰的人，是偷牛者的窝主。不禁止私宰，那么牛大多会被偷盗，必须严禁，以断绝偷盗的根源。但是官府禁止不如民间禁止有效。知县衙门的书吏，佐杂衙门的弓兵，营汛衙门的兵丁，以及乡约保正，没有一个人不抽取规费，包庇纵容。州县地域辽阔，耳目难以周全，所以禁止的自顾禁止，屠宰的自顾屠宰，其弊端与不禁止相同。农民耕田，全依靠耕牛，牛价昂贵，牛肉价贱，岂肯无故宰杀？然而耕牛因病倒毙，让屠夫开剥，这也是常有的事。兵役约保就因为他们开剥病毙的牛，而诬陷为违禁宰杀，良民害怕连累，只有忍气吞声，听任他们讹诈，其弊端更甚于不禁止。不如劝告晓谕正直的乡绅，共同商议禁令，每乡派遣总首事一二人，散首事数人（散首事的多少，以地界的广狭为等级差别）随时稽查。如果有违禁私宰以及假借倒毙之名行私宰之实的（私宰者必定不是农民，既无田地，哪有耕牛？既无耕牛，哪有倒毙？凡是冒称倒毙的，必定瞒不过本地人）共同处罚。不遵从处罚的，送交官府究治。农家病毙的牛，就近报告散首事，然后再开剥。不报告首事而开剥的，以私宰论处。兵役约保包庇讹诈，禀报官府究治。应该处罚、应该送官，而首事徇私隐瞒不罚不送的，一并共同商议处罚。如此办理，比起官府禁止，自然更得力。因为官府禁止是空文，民间禁止才是实事。

○禁妇女入庙烧香

妇女入庙烧香，不仅亵渎神明，而且败坏风化，必须严禁以挽回颓风。这件事并不难禁止，一句话概括，就是责成住持而已。住持不认真阻拦，就传案责打惩处，并勒令还俗，切勿姑息宽容，这样住持有所顾忌，不敢重蹈覆辙。律法记载：纵容妻女在寺观神庙烧香的，笞打四十，罪责归于丈夫男子。如果真的纵容，那么就是罪由自取，丈夫还有什么可推辞的？然而世间确实有妇女不听约束的，入庙烧香，不一定都是由丈夫纵容。负气的男子因此受责，回家后必定向妇女吵闹，恐怕家道由此失和，甚至吵闹过甚，妇女轻生短见，也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自然不妨就律法本意而变通处理。遇到有妇女入庙，只传唤丈夫男子到案，详细教训一番，免除责打惩处，这似乎也是体恤人情的一点。然而这是指初犯而言，如果妇女再犯，则应提拿丈夫责打惩处，不得一味姑息。

○禁修建寺庙

建造修缮庙宇，无非是耗费民财，而且庙宇太多，往往藏污纳垢，必须严禁，以节省耗费而遏制动乱的阶梯。律法记载：寺观庵院，除现有处所（指先前所建的）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过去没有现在有了，称为创建；在原有之外添修房屋，称为增置）违者，僧道充军，尼僧女冠没入官府为奴。条例记载：民间有愿意创造寺观神祠的，呈报督抚，具题奉旨，才允许营建

译擅自兴建营造的，按违制论处。同治六年，东南地区局势肃清，礼部奏请：不在祀典之列的祠庙，既然已经烧毁，不准提议修建。吏部处分则例中记载：民间擅自修建庙宇，州县官员不加以查禁，反而发给告示的，罚俸一年。法令昭彰，蕴含深意，地方官员不可不知。

译○禁止幼女出家为尼

条例中规定，民间子弟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不准出家，礼部则例中记载，尼僧不得招收年轻的女徒。此后如果有年龄未满四十岁就出家的，地方官要严加禁止。由此可见，出家为僧道必须在十六岁以下，出家为尼必须在四十以上。年长者不准为僧道，年少者不准为尼，这定例中自有深意。如今寡妇出家，年龄未满四十岁的居多，这确实违背了条例，但其中确实有夫家、娘家都无依无靠的人。如果一定要一概勒令她们还俗，这是逼迫她们再嫁，似乎不必如此。只是幼女出家是由父母做主，并非本人情愿。父母愚昧，既相信算命者的胡说，又听从奸尼的怂恿，妄称女命不好，留在家中必定夭折，于是让她们披剃出家，希望求得长生。无论将来长大未必能矢志修行，即使或能静坐蒲团，恪守清规，但终身陷溺其中，也令人怜悯。同治八年，我在宜昌，借清查保甲之名，将各庙尼僧的年龄逐一登记，其中有幼尼十余名，全部召其父母领回还俗。同治十年调任武昌，也仿照此法救出幼尼十余人，交给亲属具领。论天理、论国法、论情理，都应当如此。至于幼尼的师父怨恨与否，就不暇顾及了。

○禁止烧香聚众

愚民被祸福所迷惑，最相信鬼神，狡诈的僧道以及地方的无赖之徒，图谋敛财牟利，往往捏造说某庙某神非常灵验，愚民信以为真，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烧香聚集众人，举国如狂，如果不严加禁止，必然导致酿成事端，不仅仅是男女混杂，有伤风化而已。后唐明宗时，有僧人游历西域，得到佛牙来进献，明宗把它展示给大臣学士看，赵凤进言说：“世间传说佛牙水火不伤，请检验其真伪。”随即举起斧头劈碎它，佛牙应手而碎，当时宫中施舍的物品已达数千，幸亏劈碎才停止。又宋元丰年间，陈州蔡仙姑能化现丈六金身，曾设净水，到来的人必须先洗眼才能进入，有廖县尉一天率领他的部下约定只洗一只眼，等到进入用洗过的眼观看，宝莲台上金佛巍然屹立；用没洗的眼观看，大竹篮中一老妪叉腿而坐，于是喝令手下将其擒获。又程珦任龚州知州时，有传言区希范家神降灵，迎其神将到南海建祠，路过龚州，程珦质问他们，回答说：“最近经过浔州，浔州守臣不信，把祠具投入江中，于是逆流而上。”守臣害怕更加致礼，程珦说：“我请求再投入江中，就会顺流而去。”妄言于是平息。又云南风俗崇尚佛教相信鬼神，鹤庆元化寺称有活佛，每年士女集会，动辄数万人，争着用金粉涂面，林司寇【俊】巡视鹤庆，命令焚烧它，父老争辩说触犯它的人能招致冰雹损害庄稼，林俊命令堆积柴草点火，果然冰雹立即停止，火起后没有别的异象，于是焚烧它，得到黄金数百两，全部上缴官府，代替百姓偿还欠税。又乾隆年间，我家莲浦公任广东潮州府知府时，行人经过东门外，忽然有喊叫救命的人，仔细查看则四面无人，声音从地下发出，怀疑是死人复活，持锄挖掘，地下三尺左右，得到石狮一尊，巨蟒缠绕其颈，众人惊骇怪异，击杀巨蟒而把石狮扛到庙中，当地人有所祈祷灵验异常，或不敬信，立刻降祸，从此香火大盛，莲浦公听说后认为是妖异，将毁其庙，民众喧嚷，几乎激成变乱，莲浦公诡称迎石狮入城，将另外建庙，众人才答应，抬到演武厅，锤碎石狮，投入河中，毫无异象。以上几件事，都是防微杜渐的意思。我任襄阳知府时，有处置关刀神一事；任荆州知府时，有处置万善寺一事，现在附录在下面。

同治四年，襄阳县南乡下法龙官田畁地方，民家有一株栋椿树，是几十年的老树了。树腰分杈处，忽然抽出一根嫩枝，像寄生植物一样，长四五尺。下截圆而直，上截宽大而扁平，背厚口薄，酷似关刀。病人祈祷辄有应验，当地人认为灵异，称之为关刀神。远近烧香膜拜，每天数以千计，车毂相击肩膀相摩，男女混杂。我担心它酿成事端，于是召来襄阳知县杨【宗时】告诉他说：“愚民容易迷惑难以讲通，不必用口舌争辩，可以派遣狡猾的差役袖藏利刀，悄悄前往出其不意，将所谓关刀神一刀砍下，就没事了。但必须秘密迅速，不可泄露风声。”杨知县照此办理，众人于是散去，后来也没有其他事。

同治六年，江陵县生员刘明达等人，在万城地方创建万善寺，假借宣讲善书之名，聚集众人扶乩降神，收敛钱财牟利，并设立女坛，邀请妇女听讲扶乩。我因为督修万城大堤，顺路前往万善寺，抓获刘明达等人，到案审讯办理，命令江陵县将万善寺改为义学，所有香火田地十七亩，每年收入租谷若干，就作为聘请老师的费用。

○不禁之禁

赵凤处置佛牙，直截了当，可谓快人快事。西门豹处置河神娶妇，虽然不直截了当，却极痛快。此外还有不禁而自禁的，更是善处的方法。光武帝时

译宋均担任九江太守时，其管辖的逡遒县有唐后二山，百姓共同祭祀它们。众巫起初选取民间女子作为公妪，后来沿袭成为惯例，百姓家于是互相告诫不敢嫁娶。前后的太守县令都不敢禁止，宋均到任后，便下达教令：“今后为山神娶妻的，都娶巫家女子，不要骚扰百姓，这种祸害于是断绝了。”宝历年间，亳州传出有圣水出现，服用它能治愈久病，从洛阳到江西几十个郡的人争相施舍金钱前往汲取，获利达千万人之多，人们辗转互相迷惑。李德裕在浙西任职时，命令在大集市召集人取来那水，用五斤猪肉煮，说：“如果是圣水，肉应当保持原样。”不一会儿肉就烂了，从此人心稍微安定，妖术也随即败露。南山僧舍有一尊石佛，每年传说它的头部放光，远近男女聚集观看，昼夜混杂相处。执政者畏惧其神威，不敢禁止。程明道先生刚到任，质问那僧人说：“我听说石佛每年显现光芒，是这样吗？”僧人说：“是的。”程明道告诫说：“如果光芒再次出现，必须先禀报我的职事，如果我不能前往，应当取下它的头部来观看。”从此不再出现光芒了。这些都是不禁止的禁止。我在武昌处理高冠山神像一事，似乎也是不严厉却威严，现在附录在下面。

译同治十一年，武昌省城高冠山的百姓在荆棘丛中捡到一尊神像。无赖之徒妄称其有灵异，借修庙之名，敛财牟利，这就是俗话所说的修五脏庙。愚昧的百姓被他们煽动迷惑，烧香的人成千上万结成群伙，男女混杂。我将那尊神像迁到关帝庙，庙在府衙头门内，烧香的人于是绝迹。

○乡民求雨抬神像到县衙大堂

民间祈雨，往往抬着他们的土地神到县衙，请求官员叩拜祈祷。乾隆十二年皇帝下达谕旨，严厉禁止，但习俗沿袭，至今尚未完全革除。汪龙庄明府（辉祖）在《学治臆说》中说：从前我在宁远任职时，恰逢天旱，正率领属官步行祈祷，而抬神像的人先后聚集在大堂，共有二十多尊神像。礼房吏员援引旧例请求行礼，我说：“这不是礼法。”命令将神像移开，分别排列在大堂左右。升堂后，各乡长老跪下请求，我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是认为百姓急需雨水。百姓急需雨水，而官员不知道，应当用神来告知警示。现在官员本来就先于百姓祈祷了，这是做什么呢？况且官员行礼，是九叩首、六叩首还是三叩首，国家有定制，不敢增减。权衡幽明合一的道理，各乡土地神分与地保等官员，不可与地保平起平坐，土地神难道可以与地方官抗礼吗？不能抗礼却抬来见官，这叫亵渎神灵。而且神如果有知觉，应当去城隍庙祈求，没空进入县衙门。如果神没有知觉，那就是土偶，官员为它叩拜祈祷，在礼法上没有依据。我不是不爱百姓的人，但违背礼经和违反国典，不可以也不敢。你们赶快抬着你们的神回去，路上遇到亲戚朋友，转述我的话，不必再进县城了。”众人都应声退下，于是就没有再来的人。然而这是在到任两年后，百姓已经信任我，所以能用庄重的话晓谕他们。否则必定会说官员不体恤百姓，或者滋生闲话，随事制宜，不可一概而论。看龙庄的说法，可见想要革除这个习俗，全在于平时取信于民。如果官员和百姓尚未信任，那么不如照旧行礼，还不失《周礼》“索鬼神”、《大雅》“靡神不宗”的意义。或者趁百姓刚刚祈雨，尚未抬神来县的时候，多张贴告示，恳切晓谕，只准祈雨，不准敛钱，将乾隆十二年的上谕恭录在告示内，应当可以避免抬神来县。如果等他们来了再争辩，侥幸百姓信任还可以顺从，不幸百姓不信任，就不免滋生事端了。

上谕记载在会典事例中，现在恭录在下面。

乾隆十二年奉皇帝谕旨：我听说福建风俗，崇尚迷信鬼巫，偶尔遇到雨水阳光失时，于是有无赖之徒，意在敛财肥己，诡称某处神佛灵验，聚众迎神赛会，或将神像抬到街市，挟制地方官跪拜迎送，种种恶习，实在荒谬不经。凡是地方官遇到水旱灾害，从督抚大吏到州县官员，固然应当竭诚祈祷，为民请命，哪有棍徒借名聚众，抬神挟持长官，因而引起争斗起衅，滋生事端，这非常有害于风俗人心。这种风气断不可长，以后要严行禁止，如果有违犯，就按律治罪。地方官如果轻忽从事，姑息养奸，就由该督抚参奏处理。其他省份如果有类似恶习的，由该督抚一体办理。

○钱粮底册

州县征收钱粮，先造实征底册。底册内所载的名目，是户名，不是人名，也没有住址可查考。必须命令各里各甲的户书各自将所管的钱粮，另造一册，上面列户名某某，应完钱粮若干，下面注人名某某，住在某乡某处。遇到有拖欠的，就不难指名催追。但户书以此为奇货，往往不肯造册，如果不是恩威并用，未必会唯命是从。

○银钱兼收

州县征收钱粮，本应照例收银。但乡村偏僻简陋，没有银可换，而且小户数目零星，一定令其完银，也多阻碍，势必要通融收钱。但如果一概收钱，容易开启柜书勒索的弊端，不如银钱兼收，银按市价计算，对百姓较为便利。

○不恶而严

我在广济任职五年，征收地丁银十余万两，漕粮折价钱二十余万串。从未因抗欠钱粮而革除生员监生，也未因抗欠钱粮而刑责一人。只是在开征之后，必定走遍四乡，沿村谆谆劝谕。有刁顽抗缴的，锁在钱粮柜旁，让他看别人完纳钱粮，以激发他的羞恶之心。一俟完清，立即释放。这也是不恶而严的方法。

○禁止催差扰累

百姓拖欠钱粮，自然不能不用差役催缴，但必须严防扰累。催差下乡，凶横如虎，稍拂其意，就把票扔在地上，而以殴打差役为词；或者私下嘱咐柜书，说某某刁狡异常，必定多方勒索；或者怂恿门丁，说某某刁蛮无匹，必定多人拘锁。需索的浮费，数倍于应完的钱粮，如果不严防，恐怕愚昧的百姓不免卖儿鬻女了。

○契约不用官纸

乡民省钱，往往隐匿契约不纳税。从前有创办公纸的，发给约保收存。凡是买卖田地，必须向约保购买官纸，书写契约

译约保所管辖的纸张有多少张，出售的纸张有多少张，都有明确的数目可以查考。即使想要隐瞒税收，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也是杜绝弊端的一种方法，但权力掌握在约保手中，难免会借机敲诈勒索。这对官府有利，对百姓不利，实在不是体恤民情的做法。

译○杜绝漏税的弊端

民间买卖田地，没有不办理产权过户和税契转移的，应当命令负责管理过户事务的书办，在每年办理过户时，将某乡某人购买某人田地多少亩、价格多少，造册送交核查。应当缴纳的税契数额是多还是少，都能一目了然。有缴纳税款的，在册内注销；不缴纳税款的，就可以指名催缴税款。这比使用官印契纸写立契约，更能减少弊端。

○接收交接事务

接收交接事务，必须先将前任提交的抵销账目两份发给书办详细核查，并命令书办出具保结。保结中要写明某项定额征收多少，前任已征收多少，百姓拖欠多少，已解送多少，已征收但尚未解送多少，已支出多少，未支出多少。如果有应交而未交、不应抵销却抵销的情弊，愿意甘心赔偿等语。书办各自顾惜身家性命，害怕牵连赔偿，必定不会替前任隐瞒混淆。再聘请幕友核查税票根底、核查回批、核查领状，有无漏交、隐瞒抵销的情况，自然不难真相大白。因为已征未征以税票根底为凭证，已解未解以回批为凭证，已支未支以领状为凭证。

○接任者须持忠厚之心

今天的后任，就是未来的前任；接收交接事务，必须秉持忠厚之心。

○银钱出入账簿

汪龙庄明府说：州县官员身兼各种事务，万万不能琐碎地亲自理财，然而收支的数额，绝对不可以不知道。完全委托经手的人而自己不过问，那么我不挪用，别人会挪用；我不侵吞盗窃，别人会侵吞盗窃。等到交接时，真相大白，后悔也来不及了。应当嘱咐掌管钥匙的人，分别设立正入、正出、杂入、杂出四种账簿。正入簿，记录银米应征收的数额以及税契、杂税、耗羡等项目；正出簿，记录银米应解送、应支出、应发放、应垫付的数额以及廉俸、幕友修金等项目；杂入簿，记录银两的平余、米粮的斛面以及每年定额存在的陋规等项目【应当归入私囊的，可以质对鬼神，众人皆知，不必忌讳。如果是额外勒索，那是赃私，不可以记入账簿，不可以对人言说，即不可以问心无愧】杂出簿，记录应捐、应赠以及日常应费的各项、地价、冲繁等项。四种账簿之外，另设驿站账簿。公务稍有空闲，随时考核。正入稍微不足，就用杂入来补充，而用度自然不敢不节约。假如遇到离任交接，账册顷刻间即可完成，即使狡猾的吏役也无法作弊。这个说法记载在《学治臆说》中，真是好方法。我曾引申并扩展它，似乎更加清晰。大略来说，收支的数额，不外乎公、私两项。正入、正出都是公项；杂入、杂出都是私项。正入簿，记录应征收的数额，必须将已征收多少一并登记；正出簿，记录应解送、应支出的数额，必须将某日起解送多少，某日上缴兑收，某日奉到批文饬知，某日支发多少，某日取具领状附卷，一并登记，这样公项有无亏短，一目了然【假如应征收一万两，已征收五千两，现在只解送过四千两，自然应该存有银两一千两。如果这应存的一千两用去无存，便是亏短一千两，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又应征收之外，还有应赴司库请领的项目，应领多少，已领多少，应登记在正入簿；已支多少，应登记在正出簿【凡是应领的项目，都是应支的项目，因为坐支项下有时充足有时不足】养廉银虽然是应领的款项，却是自己应得的，应登记在杂入簿。税契有定额征收、有盈余、有盈余之外的盈余，定额征收多少，盈余多少，都是解送司库的款项，应登记在正入簿；盈余之外的盈余，历来是津贴州县作为办公之资，应登记在杂入簿，不必记载在正入簿中。幕友修金不是应支的公项，可比作应登记在杂出簿，不必记载在正出簿内，以免混淆。四种账簿各自分列子目，按类登记。四种账簿之外，再备收银用银流水总簿一册，收钱用钱流水总簿一册。本日收多少，连同以前共收多少；本日用多少，连同以前共用多少。除去用度尚存多少，或不敷多少。逐日结算总数，逐日滚动计算，或盈余或短缺，或不盈不亏，无不了如指掌，清晰如列眉目。

○为后任留余地

交卸职务时，必须为后任留有余地。方便之处，不可搜刮干净。

○离去之日如同初到之时

即将卸任时，必须严厉约束家丁，不许损坏门扇等物品，临行时必须亲自检查。叔孙所馆舍的地方，即使只住一天，也必定修缮其墙屋，离去时如同初到一样。到达这里，便是物我无间的境界。

○即将卸任时即令眷属搬出衙署

官员卸任在交接期限之内，即搬出衙署另居，不得久占衙署，这是定例。以往有新任知府催促旧任搬出衙署，而旧任以惯例限一月为借口，不肯立即搬出，因而新旧不和的。我认为道府交接定限一月，旧任的期限只有十天，其余二十天是新任的期限；州县交接定限两月，旧任的期限只有二十天，其余四十天是新任的期限。即使按惯例来说，旧任道府也只可住署十天，旧任州县也只可住署二十天，不能住一月、两月。迟早终究须搬出衙署，不如在交卸前一两天，即令眷属搬移，本

译官员在交接印信时搬家，对人对自己都方便。因为新旧任官员同住在同一官署，彼此的家仆混杂不清，不仅新任官员难以稽查防范，就连旧任官员也有很多不便之处。

译跋

唉！这是我老师菊人先生的遗稿。老师在咸丰初年接受胡文忠公的聘请，进入他的军营幕府，不久后奏请代理我们县的县务，一年多来，百姓的赞颂之声和谐一致，随即被正式任命为知县。计算从离任到现在，逐渐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但县里百姓的歌唱怀念之情从未减退。他的善政难以一一列举。我曾私下用一句话概括它，说：“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家的事。”我私下认为，古今人才相差并不太远，但吏治却远远不如古代。平庸无能的人且不说，稍微知道自立的人，认为我不胡乱索取百姓的一分钱，就对职位没有愧疚了。至于那些怀才挟智之士，有的专门选取能够带来声誉的事情来夸大宣扬。唉！现在的吏治大半都像这样。那街巷中的普通人即使非常平庸愚笨，但对于自家的事无不竭尽心力，曲折筹划，而精神思虑所到的地方，也无不各自妥善安排，以留给子孙安宁。如果熟悉世故，见识又足以辅助，那么子孙依赖他的利益恩泽就更大更深远。古代的循吏难道都是奇材异能？他们的治理方法难道都卓越非凡、难以企及？只是不忍心把百姓看作不是自家的人，所以在治理上很少有遗憾。现在我县的士民每当叙述老师治理救济时，政事无论大小都可以流传久远。后来的人即使想再换一种方法来裨益它，也终究不能想象他为百姓谋划得如此细微详尽，一定要达到美好完善才停止。等到他到任襄阳以及屡次升任府道、按察使、巡抚，始终都以治理救济的心态来治理。唉！官吏都这样，地方怎么会不治？吏治又怎么会不像古代那样呢？老师在治理事迹上多有著作，而谈论县令尤其详细，命名为《平平》。人们都说这是老师的谦虚，我说不是这样。圣门论政记载在《论语》中，都是平平常常的。慈爱的父母经营家计，难道有惊世骇俗的举动吗？只是话语虽然平平常常，但如果不是官民一体，蕴结在胸中，就不能一一体现在施行中，而且毫不懈怠。现在仕途很杂乱，但做州县官的人即使没有闲暇多读经史，只要熟读玩味这本书，总可以做一个好官，为百姓造福。所以急忙交给刻工刊印，以广泛传播我老师的学说。翰林院编修，常德府知府，门人刘燡谨跋。

平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