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乡公牍卷一

译恭敬禀告：卑县城内有一所邮政局，由英国人卜尼司管辖，租用民房三间，并聘请即墨人赵实丰主管账务。卜尼司常常前往登州等地，并不驻守邮政局。去年在卑职前任县令刘令任内，曾因赵实丰纵容局差向私宰屠户勒索规费，发生争吵，刘令审讯查究，此案已有案可查。卑县民俗喜欢赌博，卑职到任后多次出示严禁，捕获城乡赌犯张中桐等六人，先后惩办；直到现在赌风稍有收敛，但积习相沿，城内饭店客栈夜间偶尔仍有人抹牌赌钱，未能完全杜绝。本月初二日晚，据邮政局司事赵实丰到县署投帖求见，卑职接见他时，他当面拿出一张红纸字条，上面写道：‘大寺街黄平客店有人赌博，他担心局差被诱骗，所以特意把黄平、黄萃等五人抓到局里，送请审究办理。’同时，他的随从张花子又拿出一个宝盒，作为证物呈到案前。卑职当即告谕他：地方上有人赌博，按理应当严禁；但邮政局只有传递信件的责任，并没有捉拿赌徒的权力。如果担心局差被诱骗，完全可以自行禁止，同时禀告县衙拿办；如今却不这样做，冒昧带领局差在黑夜捉赌，万一因此酿成事端，罪责应由谁来承担？赵实丰唯唯诺诺地退下了。当日二更时分，又据赵实丰送来一张红纸字条，上面写道：‘黄平等人怀恨在心，带领多人到局里，把听差姜瑞海凶狠殴打，并失去毛巾一条，里面包着票子、大钱十五千五百文和一个时辰表。如果不迅速办理，本局将上请闭门，不办理公务。’卑职认为他出言要挟，事情可疑，便谕令说：姜瑞海既然受伤，务必立即送来验伤审讯；另派妥当差役到邮政局把黄平等传到案前讯问办理。不久，原派差役禀报说，赌犯并不在邮政局，而是初一日下午局差捉到六名百姓，押在鲁述凤店中；其中一人早已被卖放，另外黄平、黄萃二人住在自己的饭店里，并未被押。现在只把黄平等二人以及尚未释放的张行五等三人送到案前。初三日，卑职在公堂审讯，据鲁述凤供称：初一日下午，邮政局差姜瑞海等五人手持马棒，捉到六名人犯，用绳子捆住，押在店内。到初二日，经百姓祝华三说和，以京钱十千文卖放韩明清一人，约定放人交钱；又由生员姜诚之说和，以京钱二十千文卖放姜勋之一人，钱已交给姜瑞海收清；另有辛姓一人，因与姜瑞海相识，也用钱卖放。经质问收交钱款的祝华三，供词与姜诚之相互符合。又审问黄平、黄萃，二人都供称：他们确实只是抹牌嬉戏，不敢开设宝局，那个宝盒是张花子自己的。去年赵实丰误听说他们开赌，强行索取规费京钱八千文，是黄平交给鲁述凤，再由鲁述凤送给姜瑞海收取。本月初一日，赵实丰得寸进尺，又叫局差来索要赌规京钱三十千文，他们没有答应，经生员姜鸿藻说和，送给京钱二十千文，以免结仇。可是局差仍不依，终于把姜瑞海扭送到官，又到他们店里说话，双方发生口角争吵，确有此事，但没有凶狠殴打和抢夺物品的情形。同时，住在店里的张行五、朱光汝可以作证；张福等人也无缘无故被姜瑞海捉去。审问张福，据他供称：他进城卖火烧，所得大钱四百五十文，被局差抢去；张行五进城卖麦，所得大钱三千文，也被局差抢去。朱光汝供称：他进城找弟弟朱殿昌，在店中住宿，他们都没有犯赌，却无辜被扭送。又据孀妇陈李氏喊冤禀告说，她与黄平同住一屋，局差抢走了她亲戚刘宋氏的大钱三千文。质问姜瑞海，他只承认曾在鲁述凤手中收取黄平等人的京钱八千文，交给赵实丰收取；其余钱款都是同伙局差所得，记不清楚。姜瑞海头部和全身上下都没有伤痕，也不愿请求验伤。他供称自己是在黄平屋内因愤怒争吵，并没有黄平带领二十多人到邮政局殴打、抢夺物品的事情；各方都愿意具结证明属实。卑职谕令姜瑞海回局谨慎当差，宽免他此前的过错；又传谕赵实丰，不准私自向百姓敲诈索取钱财，如敢再犯，决不宽恕。黄平、黄萃虽未在邮政局赌博，但以抹牌为戏，也属不应，从严惩责发落，并让他们出具永不赌博的甘结存案。张福、张行五、朱光汝经审讯确系被诬告，当即释放。陈李氏所控不能指明确实证据，批示不准受理。案件已经审讯完结。只是查得邮政虽是西方人代办，仍是中国自行设立的机构；那司事、局差等人本应奉公守法、保全自己的名誉，却肆意妄为，任意贪婪勒索，甚至行为如同盗贼，扰害良民。如果赵实丰等人再执迷不改，被人告发，应请由卑职随时禀请，并照会所管辖的英国人卜尼司，将这些司事等撤换并严加惩办，以免酿成大祸、安定民心。除将供词和甘结附卷存查，并严禁赌博、务求彻底杜绝之外，理应把本案审断的缘由禀请您鉴核立案，以防赵实丰事后凭借刁诈再次上渎。恭敬叩请大人安康。抚宪袁批示：据禀报的情况已经知道。邮政局司账只负责收发信件，怎么能屡次借故滋事、敲诈索取陋规？实在太不安分守职。着令把该司账滋事的情形写信告知卜尼司，限半月内另换妥当人员接管；并将该司账提到案前质讯，依法拟办。如果逾期不换，立即把他捉拿解送来省，听候审讯惩处，不得稍有纵容拖延。此件发还。登莱道宪李批示 本案现已收到税务司来函，称已经将赵实丰、姜瑞海革职斥退。着即查照前一批示办理，并具文报告，以示惩戒警告。此件发还。○上呈抚宪袁，论述禁止百姓习拳的禀文【庚子年六月十五日】

译恭敬禀告：卑职接连两次收到宪台用六百里排单发来的公文和谕令，命令遵照圣旨剿办土匪乱民，保护洋商和教士，切不可稍有迟疑，以免造成贻误。奉到这些谕令，足见大人防患于未然、保全大局的深意，卑职敬畏感佩，难以形容。遵令查得，卑县偏僻地处海边，不通大道，洋商巨贾来往一向很少，境内本来没有教堂，也没有居住传教的西方人，全县教民只有二三十家，零星分散，与平民都很和睦。卑职自然应当依照约章妥善保护，以免滋生事端。只是土匪乱民虽然尚未显露苗头，也不可不尽力防范。查本道关于劝禁习拳一事，曾多次发函谕令，要求事先责成乡约、地保，平时劝告乡绅长者，彼此相互告诫。卑职反复思考，以上两件事确实是办理匪患的要务。只是能否禁绝匪徒，仍取决于绅士是否听从；而绅士能否听从，又尤其取决于官员是否坚决实行。民间得到官府千言万语的告诫，不如得到绅士一句劝导，这件事完全要依靠本地绅士作为枢纽。匪徒刚开始兴起时，他们用来迷惑视听的说法是：灭洋、仇教、能够躲避枪炮。等到京津事变发生，大沽失守，营口陷落，近来京城震动，百姓才知道习拳不但不能灭洋，反而严重误国；不但不能保全家庭，反而正好使自己丧命，而有所悔悟的人已经超过一半。卑职认为，要使百姓不再习拳，首先要让他们醒悟。从五月到现在，卑职接见各乡绅士，走遍乡里；查办保甲时，召集当地父老，告诉邻里乡亲和保甲人员：凡有习拳者，立即举报，列入保甲禁条。又把直隶沧州土匪造成的祸害说得比发匪、捻匪还严重，近来又以益都教师被杀一事作为证据，并以福山、黄县匪首被斩决的案件加以警戒。绅士百姓纷纷受到触动，都显出悔恨之色，甚至叹息抽泣；把祸害国家归咎于匪徒的，也不在少数。卑职知道他们悔悟的契机已经发动，于是反复开导，命令父亲告诫儿子，兄长勉励弟弟，从这个乡传到那个乡，务必让人人知道习拳的祸害，千万不可学习。遇到各乡年长稳重的绅士，隔一两天我就亲笔写信奖勉他们，询问乡间有没有习拳的事情，他们都回信说，这件事有害无益，没有人愿意参加。卑职又担心辖境较宽，见闻难以遍及；乘车外出办公时，人们又会预先防备，所以便换穿便服暗中访查。有时这样反而能够查到实情，便再次下乡微服行走，仔细查问，确实没有习拳的人；然而也不敢因此稍微懈怠防范，始终希望把精神和耳目时时贯注于四乡，这样以后听到事情就必定办理，发现习拳就必定禁止，不论是否已经滋事，都以禁止习拳为准则，希望对大局略有帮助。卑县西南乡一带同平度处处相连，虽然卑职已经下乡督促乡长等整顿团防、严加巡逻缉查，但听说平度土匪被练勇营击散后又重新蠢动；如果他们暗中前来勾结，必当迎头痛剿，设法擒拿，审明后惩办。因为杀掉一个为首的匪徒，随后便可以□凡为匪之人，这样能够保全的人就多；如果放纵一个为首的匪徒，就必然会祸及不当匪徒的人，留下的祸患就大。俗话说：细小的水流如果不堵住，终将汇成江河。首先要戒除因循拖延，其次要戒除姑息纵容；还要努力除去差役造成的蒙蔽，亲自询问民间疾苦，勤于访察，遇事留心，这样才足以稍稍慰藉宪台救民于苦难的苦心。卑职自知愚钝鲁莽，深怕不能胜任；值此时局艰难之际，只有竭尽赤诚，为地方多尽一分心力，希望能够稍微减轻一分责备。除了一经查知境内有匪徒习拳等事，立即访拿并禀报办理之外，以上做法是否恰当，恭请训示，以便遵照执行。○上呈抚宪袁，请查办教民唐宾庆等冒充官职、借名盗窃并诈骗钱财的禀文

译恭敬禀告：查得卑县所属朱翠村有教民唐丕清，家中有四个儿子，长子唐宾庆，次子唐宏庆，全家都信奉耶稣教，受美国教士郭显德管辖。只是唐宾庆平素行为不端，该教士拒绝、不准他入教。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据唐丕清呈报，他家在本月二十四日夜间被盗贼翻墙进入室内，盗去洋钱和衣物，请求派差役缉捕，呈文送到县里。卑职命典吏估算赃物价值六十余两银子，当即命令捕役严加缉拿。四月十九日，收到教士郭显德来函，请求命令捕役缉贼并赔偿赃物。卑职用委婉措辞答复，告诉他失窃后派差缉捕是中国的惯例，从来没有赔偿赃物的明文规定。该教士深明事理，颇为认可，所以此后没有再来函催促。卑职多次催逼捕役缉捕，也没有抓到。十月二十二日，忽然由邮政局转来青岛铁路工部局洋人哈司台而的一封信，信中说教友唐宏庆是该局测量绘图工人，今年春天被大刀会抢劫，务必看情形赔款。卑职查得境内并没有大刀会匪徒，便传讯该乡村长、邻里和事主唐宾庆到案复讯；众人都供称三月间没有听说大刀会之事，唐丕清被盗一案怎么会有大刀会滋扰的道理；各自出具甘结，显然是想索取赔偿，任意牵强混淆。卑职认为，不把捕获的犯人带来审讯追查，就不足以使对方信服，于是悬赏并严令差役缉捕。十一月内，先后将盗贼唐风月、邵上求等捕获到案，审明他们伙同在逃的唐林中、于正石、李孝东、王有大等人徒手行窃，供认不讳；并起获被盗的褥子、被子等物多件，传事主前来认领，领取凭据附在案卷中。在逃的唐林中、于正石、李孝东等人，分别发票交平度、印墨两地，会同缉拿解送审究，依法办理，毫不懈怠。谁知唐宾庆忽然到县署求见，自称是恩赏千总，起初以为他是因保举案件受到恩赏而奉命派差，询问后才知道他拿的是发给他的空白功牌。据他说，盗犯唐风月是县民李兆绪看守坟墓的人，便妄指李兆绪为窝藏盗贼的人；他仗着自己是失主，坚决请求传讯追究。卑职认为李兆绪虽没有窝藏盗贼的实际迹象，但他的坟工发生盗窃，因约束、监管疏忽而负有责任，这个过失难以推辞，正准备传来对质。不料唐宾庆又邀同党徐子杰等人来呈请免于传讯，以免牵连自己。卑职担心他暗中敲诈取得赃款，严厉驳斥盘问；唐宾庆再三央求，答应只要能出具诬告甘结，才准许免于传讯。唐宾庆竟然亲笔写下诬告李兆绪的甘结，投到案前。卑职心中非常疑惑。后来又访闻事主有教唆盗贼、妄加牵扯的情况，便将唐风月、邵上求分开审讯。起初据邵上求供称：唐宾庆在他被捕进城时，半路拦截并强令他诬陷县民富户李成修、一万、吴洛三人，以便栽赃敲诈；又因为已经收了王有大的贿赂，教唆他不许把王有大供出来。后来捕役刘盛听说此事，大声喝止，他才不敢听从唆使妄加诬陷。捕役也禀报了同样的情形。唐宾庆的用心刁诈，已经有了证据。卑职坚决拒绝、不准他进入县署求见，以杜绝他的招摇行骗。十一月二十八日，唐宾庆竟敢在县城西关的店内扭捕李成的父亲李廷松到案，指称他是自己盗窃案中的同伙。卑职斥责他不应违反规例擅自捉人，申斥一番后让他退下。审问李廷松，据他供称：自己年过七十，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并没有盗窃之事。再向邵上求等人质问，他们也说彼此互不相识，随即将李廷松释放，同时传谕唐宾庆立即回家安分守己，如再滋事，必定禀报惩办。可是唐宾庆忽然从青岛诱使他的弟弟唐宏庆前来，送来礼物，并投递书信说情，干预县民李兆公与其弟李楷树争夺财产的诉讼案件，强求枉法判决。卑职把礼物和原信退回，不肯收受；派差役押送唐宏庆一同回乡，并出示告示，禁止该事主招摇诈骗。正在核办期间，恰好耶稣教会的教头、即墨人焦正果奉郭教士之命来县传教，访知唐宾庆借盗窃案在乡间敲诈得赃，便到县署求见。据焦正果当面说：唐宾庆一向不安分，所以郭教士没有让他入教。今年夏天，唐宾庆在即墨以帮助洋人捉拿大刀会为名诈骗钱财，郭教士对此非常清楚。这次也借此案从李兆绪、王有大等人处敲诈了钱财，数额很大，所得是失窃清单上所列财物的十倍，所以才愿意出具诬告甘结。因为他的父亲唐丕清在教会中恳求代为办结此事，所以想看在郭教士的情面上从宽不究，并命令唐宏庆把不追赃物、悔过的切结投递给洋人哈司台而；而哈司台而并不是教会中人，本不应管这种闲事。他回到青岛后会把这些情况告诉郭教士，双方互不追究。卑职嘱咐焦正果委婉回复郭教士：盗窃案已经破获，并抓到了盗贼首领；起获的赃物已经交还失主，盗犯酌情责打并监押，在逃犯分别拘捕，待捕获之日另行结案，所以此案自然应先行注销。此后，保护教民、缉捕盗贼，是地方官的专门责任，没有不尽力办理的。只是担心教民借案件敲诈钱财，会激起民心愤怒，以致酿成变故，所以嘱咐他转告郭教士，恳切地加以告诫禁止。焦正果回答说一切都会照办，日后郭教士一定会回信致谢；只是唐宾庆并不是教友，今后如果再犯罪，千万不要轻易宽恕，以免损害教会声誉。卑职思考，本案经过商议已经结案，本来不必再上渎宪台，只是访闻唐宾庆回乡之后，又自称是职官，招摇撞骗；看他的举动乖张荒谬，倘若真有实职，更不知道将会怎样胡作非为，玷污官场规范。至于他所说今年六月在即墨县青岛领取恩赏功牌一事，真伪还难以辨明，因此合当恳请宪台下令查阅档案：本年六月间，卑县百姓唐宾庆是否曾在即墨县案内请求赏给恩赏千总；或者命令即墨县查明后移文送到本县，以备考查。此次能否顾念郭教士的嘱托，暂免革职斥退？如果他以后再敢借案件恐吓诈骗、架唆词讼，应请准许卑职随时禀明，将他革职究办，解送省城审理，以免酿成大祸、安定民心。除唐丕清盗窃案中尚未捕获的逃犯，由卑职再行备文关会催促缉拿，务必捕获解审，并遵照公文保护教民，不敢稍有疏忽之外，所有卑县教民倚仗所谓受赏职衔，借盗窃案件任意索诈，以及如今办理完结和发布禁令的各项缘由，是否恰当，理应禀请核示，谨遵办理。抚宪袁批示

译禀文所说的情况已经知道。关于唐宾庆恩赏千总一事，本部院衙门没有案件可以查考，已经命令即墨县查明后回禀。即使确有此事，像这样任性妄为，也可以追回并革除其职衔。着等候即墨县复文到达后，再行发令通知；同时仍要发文会同缉拿逃犯，务必捕获解送审究。此件发还。○上呈抚宪袁，请禁止平度州教民冷受谦越境敛钱的禀文 恭敬禀告：卑县桃花乡一带同平度只隔着一条河。去年平度境内贫女台，即二贞台一带有刀匪滋事，距离卑县沽西庄等处尤其接近。卑职多次告诫居民不得收留匪类，严格整顿保甲，督同乡长招集壮勇，沿河堵截防御，从六月一直到冬季，始终没有懈怠。仰赖宪台福庇，平度境内匪类被全部剿灭，卑县也没有刀匪藏匿的踪迹，居民得以安睡，地方终于平定。后来听说贫女台有一座古庙，常有匪人往来，于是又借去年十月会哨的机会，当面同该州萨牧商议，将古庙封闭，已有案可查。现在本年二月中旬，访闻平度教民有向卑县乡民敲诈的事情，立即谕令乡长、地保随时妥善查访并秘密报告。正在命令查访时，二月二十六日据县民孙凤寿呈称：他住在沽西庄，距他村十里的平度冷格庄有一个教民冷受谦，即冷子虚，曾到他村点名敲诈桃花乡店西村戴天赐，从戴天赐处诈去大钱一百八十五千；又向他和本村孙从舟共同敲诈大钱五百千文。他们畏惧，托请平度生员冷景点、冷喜盛出面说情，把期限宽限到二月二十五日交付大钱二百五十千。现在期限已到，无力筹办，恳请主持公道。乡长职员崔衡阳、地保于有信也作了同样的报告。卑职提审孙凤寿，据他供称，他与冷受谦并不认识。二月十四日他到冷格庄赶集，路上遇到该村冷士彦、冷振南，二人告诉他说，冷受谦因为他住得靠近贫女台，去年刀匪滋事时，他为什么不越境追逐，所以要向他和戴天赐索钱；如果不给，就到平度州衙门呈控。他们害怕，因此托人说情。卑职复查认为，冷受谦如果同孙凤寿毫无关系，怎么会平白无故向他索钱？而且平度贫女台虽然发生过刀匪事件，但那是在另一个境内，并非莱阳县乡民所能越境追捕，显然是点名恐吓诈骗。究竟有没有其他挑衅的原因，不查问平度方面就不能彻底弄清；至于代为说情的生员冷景点等，也都是平度境内的百姓，因此事情真伪都应发文查问，彻底查究。卑职当即飞文移告平度萨牧，请他设法查禁；同时谕知该乡乡长和孙凤寿等人，告诉他们保护教民是约章规定，所有官员、百姓和绅士都应一体遵守，不容故意违反。但教民如果平白敲诈钱财，也违反教规，自有官长替百姓主持公道。今后冷受谦如果再索钱，无论是否属于债务、是否另有原因，都可以谕令他到莱阳呈控，由县里秉公核办。现在是非曲直尚未查明，钱款又没有正当名目，不准私下互相交付钱财、用给钱来私了，以免犯下给予者和接受者同样治罪的过失；也不准因此同教民结仇滋事，双方都要分别出具切结，附在案卷中。后来又据戴天赐的儿子戴成玉和该社长张树令到案控诉：二月十四日，孙凤寿赶集回来，告诉戴天赐，说冷受谦向戴天赐索要大钱五百千。戴天赐听后害怕，托冷景点出面说情，同意交付大钱二百千；现在已经变卖房屋土地，筹得大钱一百八十五千，由冷景点经手付清，还差十五千没有付完。冷受谦扬言，如果有人呈控，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不敢呈报。现在听说孙凤寿已经具呈，便到案说明情况。其余供词同孙凤寿所说大致相同。卑职命令他们先回家安分度日，取具甘结附卷，等平度的查复文书到达后再行核办。后来因为该州尚未发文回复，又听说冷受谦已经到青岛谋生。恰好卑县书院绅董职员王锡朋、于赞阳、宋维坤等人借赴青岛贸易之便，卑职嘱托他们设法向冷受谦询问情况，查明究竟确有此事，还是冷景点等人借他的名义撞骗。现在据这些绅董回县当面禀报：他们在青岛见过冷受谦几次，他在某国洋人那里担任通事。据冷受谦亲口说，他是平度人，因为平度贫女台有一座古庙，打算在那里设立西学堂，教邻近村庄的子弟学习西学书籍，所以向各村庄募捐。平度境内邻近村庄都已经捐钱办妥，没想到向莱阳百姓劝捐未能如愿，只收到戴天赐大钱一百八十余千文。孙凤寿等人既不给钱，反而敢呈控，指责莱阳县令不替他主持公道，又阻止他们不给钱，实在是阻挠新学。他对此怀恨已久，一定要同孙姓为难。至于劝捐之事，是他的同族人帮忙办理，其中或许有强行摊派的地方，也在所难免。只是他现在因为平度境内邻近村庄很多人不愿意，打算暂缓设立学堂。卑职查得这些绅董众口一词，所说不无可信之处。只是冷受谦打算在莱阳、平度交界处创办西学堂，教导人家子弟，本来是为了开启民智；如果确实如此，用意十分可嘉。在当前振兴学校的时候，作为地方长官，都应当倡导率先整顿，让大家共同看到维新的治理，哪里肯稍加压制，使好事功亏一篑呢？但他既然有意劝捐，自然应当先呈请平度州，再移文告知卑县设法劝办；或者亲自来县投递名帖，请求指示。至于捐钱多少，理应听从百姓的意愿，酌情乐意捐输，这样才可以共同成就善举。可是他没有采取这些办法，开始时就托付了不合适的人，越境敛钱，并用虚声恐吓；后来捐钱到手，却停在那里不办，反而推说是别人阻挠。他这个人是否公正，他所说的话有没有隐瞒和粉饰，自当由宪台洞察鉴别，无须卑职再行烦渎。只是莱阳、平度交界相距很近，民情本来就十分浮动；孙凤寿、戴天赐等都是庄户农民，家境小康，安于耕作，平日没有为匪滋事的劣迹，有各乡长、社长的保结可以凭据。这次听说平度教民仗势恐吓逼迫、越境诈骗钱财，民心难免疑惧，深恐另外滋生事端。现在既已事先查禁，争端可以消弭。日后如果冷受谦再借其他缘故向卑县乡民敲诈，应请由卑职随时禀请惩办，以安抚善良怯弱的百姓，并警戒他人，不使相互仿效。卑职为了顾全大局、将祸患消弭于无形，以上做法是否妥当，恭请鉴察核示，以便遵照办理。

译辛丑年春夏之际，东省教案正在议定结案，教民动辄借拳匪祸乱为借口，向乡里的怯弱百姓借故勒索诈骗；甚至一件很小的盗窃案，也一定要牵扯到拳匪，以达到胁迫索诈的目的，唐宾庆借盗窃案诈骗赃款就是如此。冷受谦先借拳匪祸乱来恐吓诈骗，后来又借创办学堂来骗取钱财，其用心更加凶狠。当时项城宫保正任东抚，议结教案、抚恤教民、严惩拳党，不遗余力；创办学堂、提倡振兴，更不容地方官稍有阻挠，于是一时的坏人奸棍便妄自揣测上意，动辄拿拳匪祸乱来恐吓诈骗，借办学堂来谋取私利。地方官稍不强硬，就任凭他们夸张造势而不加禁止，因为害怕违背宪台的意思。我尽心惩办，并随时禀明，颇受项城宫保激励赞赏，地方也因此得以安定。回想当年，颇能感到支撑危急局势的艰苦。【光绪戊申年识】○上呈抚宪袁，说明犯妇傅孙氏谋毒亲姑，已经误毒亲夫傅淡儿等一家二命，前任审讯供词不确，现已审出实情，请提解到省惩办的禀文 恭敬禀告：查接管的案卷，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据县属地保徐进玉禀报，庄民傅明投呈说：他的胞弟傅英娶妻张氏，生有二子，长子傅三汉，次子傅淡儿，傅淡儿娶孙氏为妻，平日夫妻和睦。本月二十六日傍晚，傅孙氏做好苞米饭和汤，在其中下毒；傅英、傅张氏、傅三汉、傅淡儿以及佣工傅民都不知道，一同食用，只有傅孙氏没有同吃。谁知傅淡儿等人随后相继毒发，呕吐腹泻。傅明听到消息赶去查看，料想是中毒，便把傅英、傅张氏和傅民灌药救治，使他们活了下来；傅淡儿、傅三汉先后都因中毒身亡。他盘问傅孙氏，她言语支吾，明显有谋害的嫌疑，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受到指使，请求报验等情。地保前往查看，情况确实如此，合并呈报验尸审讯等情由；傅明的呈文也以同样内容送到县里。卑职前任署县刘令昌禄当即亲自前往验看。根据仵作验报：死者傅淡儿，问得年十七岁；傅三汉，问得年二十一岁。两具尸体仰面，面色都有变化；尸体各处不致命的部位，两眼都突出，口内、两耳孔、两鼻孔都有血水流出，上下嘴唇都破裂，上下牙根全呈青黑色；致命的腹部都胀大并呈青黑色；俯卧时身体各处不致命部位，两手十指甲、两脚十趾甲都呈青黑色，肛门都有血水流出，此外没有其他异常。用银针插入各尸口中停留一会儿取出，针都变成青黑色，用皂角水擦洗也洗不掉，确实是因中毒发作而死亡。验报完毕，刘令亲自复验无异；命令检验剩余的饭和汤，里面还留有米粒和饭块，当场分别填写验尸格目并取具结状。两具尸体都令其入棺收殓；又命令验看傅英、傅张氏、傅民的上下嘴唇，均有焦裂，列单附在案卷中。召集地邻、尸亲等人审讯，他们的供词同报呈相符，一并提讯傅孙氏；傅孙氏供词狡猾闪避。刘令当即将该犯妇锁押，一面把验尸审讯的大致情形，以及犯妇供词闪烁回避的缘由，禀请宪台鉴察；又因多次集合有关人员审案研讯，该犯妇傅孙氏的供词时而躲闪、时而翻供承认，致使刘令不敢草率定谳，也没有将案件详细上报后卸任。现准许将此案移交卑职到任办理。卑职查阅全部案卷，反复研究，若据最初报呈和供词来看，只有“傅孙氏图谋毒害丈夫傅淡儿以及丈夫的哥哥傅三汉”等语，至于究竟因何图谋毒害，卷内确实没有一字说明，刘县令也一直没有审问出实情。于是民间流传说，该犯妇是因为奸情而图谋毒害亲夫，众口一词，几乎混淆视听。试究其奸情究竟在哪里，却又模糊支离，无法指证。谋杀是重大案件，奸情又是重大情节，关系妇女名节，岂能凭空罗织？假如稍有不慎，死者既含冤于地下，被判抵命者又是冤上加冤，似乎不是情理和法律的公平处理。卑职有鉴于此，于三月二十四日提集全案人证，虚心审讯，从早到晚不用刑罚，先以恐吓，继而以理劝说，最后以言语感化。犯妇傅孙氏这才供称：现年二十岁，自幼许配给傅淡儿为妻，过门五年，没有生育子女，平日夫妻和睦。因为她的婆婆傅张氏素来凶悍泼辣，常常打骂她，整天叫她推磨、做饭，使她不得闲，又不给她衣服御寒、饭食吃饱。她向丈夫苦苦诉说，丈夫却没有理会。她因为长期受折磨，又冷又饿，觉得还不如自尽。又想既然不贪恋活命，不如拼上这一条命，先把婆婆谋害，再另找机会自杀，以解心中的怨恨。于是便起意伺机下手。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傍晚，她推磨完毕，婆婆便叫她做穇米饭和汤。她看见公公傅英、丈夫的哥哥傅三汉以及工人傅民都外出赶集，一时不能回来；丈夫傅淡儿正在床上患病，不能饮食。她料想饭汤做好后必定由婆婆独自食用，便悄悄到公公屋里，找到公公以前向一个不知姓名的人挑担买来的、用来毒鼠后剩下的信末，自己藏了起来。饭汤做好后，她便把信末撒入饭中搅匀，然后走开。婆婆见饭已经做好，就打发她出去喂猪。恰好傅英、傅三汉、傅民从集市回家，正在饥饿，便同婆婆一起吃了饭汤。丈夫傅淡儿在床上，也叫傅民给他取来一碗饭汤食用。她起初不知道这件事，等从外面回来，忽然看见傅英等人已经回家，料想他们必定已经吃完饭汤，又看见傅淡儿床边有一只碗，知道傅淡儿也吃了，心中不忍，却又不敢明说。她本来就不想活了，当即上前拿碗，想把这饭吃下去，以便和他们一同死。傅英等人正在上吐下泻，正好傅明赶来，把她扭住不放，使她没能吃到。可是她的公公、婆婆和工人经过救治得以活命，她的丈夫和丈夫的哥哥随后分别毒发身亡。确实是她独自起意谋害婆婆，结果误毒死丈夫兄弟二人；她自己并没有知情同谋，也没有其他起衅原因，更没有帮助下手、增加罪行的人。对质询问傅英等人，他们的供词都相同；再三追问，仍坚定供称如前。除填具格式、取具结状、记录供词并另行详细通报外，已将犯妇收监。各具尸体已经装棺安葬，剩余的信末和毒饭则存入库中，解送检验。该犯妇起初狡辩供述，继而认罪服输，最后悔悟，感泣流涕，说：“如果谋害婆婆，罪过本来就难以逃脱，死一回又有什么可说的？如今却谋毒一向亲爱自己的丈夫，又毒死向来没有嫌隙的丈夫哥哥，事情出乎意料，悔恨无穷。”由此可见，她不是因为奸情而谋毒亲夫，显然可信。只是该犯妇因为婆婆虐待她，竟敢起意谋害，结果误毒死丈夫和丈夫的哥哥，使一家死了两个人。虽然她供称只是存心谋害亲婆婆，起初没有料到丈夫等人会一起吃下毒信饭；她所说的确有一定道理，但年轻妇女不能深思远虑，也可能确实发生这种事。

译该犯妇谋害丈夫的母亲，已经实施但未将其毒死，依律罪应斩决。如今又误毒死亲夫和丈夫的哥哥，一家死了两个人；虽然罪已经到了死刑，没有可以再加重的余地，但两犯凌迟也有增加割刀数的条文。只是现行条例没有明文规定像本案这样的情形应如何加重，也没有办理过类似的成案。若按照法律重在追究犯人的主观心意来论，该犯妇谋害亲婆婆，假如未能及时救治，除误毒公公未死以及误毒亲夫等致死均属较轻罪行、不另议处外，依律应处寸磔。如今婆婆只是被谋害而未死，但她的丈夫毕竟死于该妇误毒之手，何况妇女对婆婆和丈夫服丧服制相同，那么误被毒死的亲夫，与她原本想谋害的亲婆婆，在亲属关系上并无二致。若只拟处斩，似乎显得过于宽纵；究竟应当如何定拟，卑职不敢擅自议定。此案前任拖延已久，如果再由卑职审讯拟罪，辗转解送勘验，将来仍须发交首府审讯办理，实在恐怕一再迟延。是否可以恳请宪台体念案情重大，俯加提省审理办理，以表示慎重并求迅速，现合应禀请示下遵办。另，卑职于三月初九日到任，如今审讯供词的禀报还在接审期限内，并未逾期，一并声明。○上呈抚宪袁大人：因县民邢治命案，前任审讯不确，现据实请求平反，谨此禀报。敬禀：卑职查接管的案卷中，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四日，据本县地保丁成绥禀报，称据庄民邢桂馨投呈：本月十三日傍晚，邢桂馨的族侄邢治替他家收割祭田里的豆禾，因为邢治的缌麻服叔邢桂曾、邢桂盛、邢桂廷前来阻拦，双方不服而发生口角争打。邢治与其叔邢化用木棒、铁锨将邢桂廷等打伤，邢治又被邢桂廷等用铁锨殴砍受伤倒地。赵兰等听到喧闹赶来劝止，通知邢桂馨前往共同询问缘由，将邢治抬回救治，不料搬移邢治时因伤身死。现合并报告验尸、审讯等情形，并据邢桂馨呈报同前。各项文书送到县里后，当时由前任署县刘令昌禄带领刑名、仵作亲自前往依法验看。仵作验报：死者邢治仰面，致命处额颅有一处刃伤，斜长一寸八分，裂口宽五分，深透内部，按摸可知骨头受损，皮肉翻卷、血污，伤处与右眼胞相连；右腮颊有一处木器伤，斜长一寸五分，宽六分，呈红色，按摸骨头未损；其他没有异常，确实是因伤死亡。验报完毕，刘令亲自复验没有不同意见，命令取来凶器。邢化呈出一把铁锨，与伤痕相符，当场填格、取结，命令将尸体装棺收殓。又验看邢桂曾，额颅有一处铁器伤、左手腕有一处木器伤；邢桂盛额颅、左胳膊、左手腕各有一处铁器伤；邢桂廷额颅有一处铁器伤，分别开列伤情取具验伤结状，命医附卷。召集地邻、尸亲等审讯，他们的供词大致与报呈相同。提讯邢桂廷等人，都说当时人多手杂，无法辨清邢治的伤痕究竟是谁打的；他们的供词任意狡辩。只是邢桂盛等人受伤很重，不便用刑，除等待邢桂盛等伤痕痊愈后查明真正凶手，务必取得确实情形，详细记录供词并通报外，刘令已将上述情形禀报在案。刘令复讯始终没有得到确供，未及详细通报便卸任。卑职到任后接准移交，查此案自验尸至交卸，刘令一直没有追究为何到七月邢桂盛等人的伤早已报称痊愈，也没有审问记录并详细通报实际下手情形。其中已经有可疑之处。卑职又将全卷仔细核查，才知道刘令当时只凭尸亲邢桂馨、邢化的呈报和空泛说法，便信以为真，先入为主，竟认定邢治确实是被邢桂盛等砍伤致死，不再从各方面推究，也没有传唤目击证人。等验尸之后，只略微提讯邢桂盛等人，他们的供词却与邢桂馨所说大不相同。刘令虽然知道他们在任意狡辩，但在通禀中仍照常声称提集地邻、尸亲等人的供词与报呈大致相同，同时又说明提讯邢桂廷等人的供词属于狡辩。既然犯人的供词有狡辩，就不能说与报呈大致相同。禀词本身已经互相矛盾，此外不合情节之处还有很多，不得不为宪台逐条说明。卑职考虑，审理命案，必须先把起衅根由和下手情形切实审问清楚。对于多人互殴的案件，依定例应以实际下手造成致命重伤者拟抵命，因此尤其重要。要辨明哪一处伤势最重、足以致命，是何人用什么器物造成的，就应当查清是谁持有何种器械，然后向持械的犯人追取凶器，与伤痕相互比对；如果长、宽、深浅和尺寸都相符，才能确定死者究竟是被哪个犯人打死，案情才有把握定案，也不会冤枉好人或纵放罪犯。凶犯即使想狡辩逃避，也无法逃避，这是一条确定不移的办案方法。尸亲邢桂馨在报呈中说，邢桂盛等人前来阻拦收割豆禾而起衅；看来邢治替他家收割祭田豆禾，必定与邢桂盛等有牵涉，否则他们怎么会凭空前来阻拦？但祭田是邢桂馨家所种，邢治不过是代为收割，与邢桂盛等有什么关系？邢桂盛等即使认为这块祭田不应由邢桂馨家收割，也必定会向邢桂馨理论，绝不会迁怒于代为收割豆禾的人，突然与他争吵。况且邢治在外收割豆禾，为什么邢桂馨的叔叔邢化等人也在场，将邢桂廷等打伤？究竟是邢化等与邢治同在田内劳作，还是邢化等赶去帮忙殴打？原来的呈报没有说清楚，承审者也没有查明。像这样，起衅根由已经有种种疑点，而且还没有先向动手殴打的邢桂廷等查明当时是谁持有何种器械，便贸然前往验尸，实在非常疏忽。等验出死者仰面、额颅有致命刃伤，伤处与右眼胞相连，右腮颊又有一处木器伤时，就应当向邢桂廷等凶手追取凶器。为什么反而是邢桂馨等人交出铁锨，便贸然相信这是邢桂廷等行凶所用的器械？有人或许会说，凶器是当时被尸亲夺下，留下来用于呈验比对，尚且可以解释。然而，死者右眼胞相连、右腮颊那一处木器伤所用的器械，为什么又没有追取出来比对伤痕？难道已经有造成致命重伤的凶器，其他凶器就可以略过不查吗？原来的禀报只有“命令取来凶器、铁锨与伤痕相符”一句，并没有说明铁锨是谁呈出，也没有“命令取何种木器，且与伤痕相符”的文字，可见当时根本没有查究木器造成的那一处伤。查铁锨有带锋刃的，也有不带锋刃的。核看原验尸格所记额颅刃伤，确实是刀刃砍伤，并不是铁锨造成的。调来检验的铁锨，刃口宽而厚，并不锋利；如果果真是此锨造成的伤，原验所记斜长绝不会只有一寸多，宽度也绝不会只有五分。因此，额颅伤无疑不是铁锨造成的。尸伤与凶器既未核实，案情中的疑点自然不必多说。刘令当时把邢桂廷等作为重点凶犯，立即收押，竟不追问邢桂盛等各人所受重伤；既没有取邢化等人的保辜限状，也没有将邢化等暂时拘押等待查办。他却不知道这是一宗互殴案件，双方都各自受伤；邢治虽已死亡，原报呈中也明明有邢桂盛等人受伤很重的话。

译假如其中有一人因伤死亡，而邢化等事后逃走，势必造成对方应有人抵命，而这一方却无人拟抵，又将如何使人心服？原来的判断未免顾此失彼。这就是刘令验伤却没有根究，草率按照报呈具禀，导致诸多疑点和悬案原委的原因。现经卑职明查暗访，又重新召集人证，分别隔离，再三彻底审讯，尸亲邢桂馨知道无法再狡辩，才供明：邢治是他的无服族侄；他与邢桂廷、邢桂盛、邢桂曾同为曾祖兄弟，分居各处，彼此一向和睦，没有嫌隙。邢治和他的妹妹自幼早年丧孤，因为无人抚养，才把二十亩土地托给他家照管。他的父亲邢佐和叔叔邢化贪图邢治的粮食，把邢治的妹妹找人收作童养媳，白白供他们食用。邢治就在他家做工，还没有聘娶妻室。邢桂馨的曾祖父邢汶在世时，将土地同邢桂盛等分开，留下十五亩，原先议定作为祭田，按各支轮流管理。后来邢桂廷因为他家霸占祭田不交，捏称祭田有二十五亩，控告到王前任署县那里，蒙县传讯。邢桂馨的祖父邢曰珍供称土地不是祭产，而是他曾祖母的嫁妆田；核对双方各自持有的分书，均未记载“祭田”字样，于是判令由他家拨出十五亩作为祭产，先交由其祖父邢曰珍管理，待其祖父去世后再按各支轮流管理，结案。后来邢桂廷再次控告，经徐前任县令传案复讯，调取契约查明，其中多是邢姓的粮名，并不是邢桂馨曾祖母的嫁妆田，于是另行判令由他家拿出二十五亩作为祭产，并立即按各支轮流管理。邢桂馨的叔叔邢化心中不服，于上年又以霸占契约、赖占产业等理由控告，蒙前任宪台批示。刘前任署县传集复讯，供词都与此前判决相同，命令仍照王前任署县的判决，由他家拿出十五亩作为祭田，以符合原判、彰显公允。从此便按各支轮流管理，结案呈报请销。此时土地已经种了麦子，尚未交割。麦收后又播种豆禾。到八月十三日，邢桂盛听说邢化等人在场看守，已经割了豆禾，便前往索要分取这块祭产地里的豆禾，但对方不答应。邢桂盛被叔叔邢化用包铁头的皮鞭打伤右额角、左胳膊、左手腕和右小腿。邢桂盛撞头、踢脚，又被叔叔用木杈柄打伤右手腕、脊背和左小腿，倒在地上。邢桂廷、邢桂曾听到喧闹赶来，分别用木棒、木杈将叔叔的右臀、左手腕、左膝和左右小腿肚打伤。邢桂馨的父亲邢佐赶来保护，也被邢桂廷、邢桂曾分别用木棒、木杈打伤右眼胞相连的右腮颊、右小腿肚和右手大拇指。叔叔邢化和父亲邢佐情急之下，也分别用铁头鞭、铁锨头将邢桂曾、邢桂廷的额颅打伤。邢桂曾上前揪扭邢化，邢化掉落了铁头鞭，便顺手捡起地上的木棍、石块，先后打伤邢桂曾的左手腕和右脊背。邢桂廷手持木棒帮忙护卫，恰好邢治到场院里送豆禾，看见后从邢桂廷身后拉住并劝阻邢桂廷；由于没有看清情况，木棒误碰到邢治右眼胞相连的右腮颊，伤势并不重。邢桂馨的祖父邢曰珍赶来劝止后，众人各自散去。当夜邢治仍在场内看守豆禾，不知为何被人砍伤头颅而死。邢化因为白天曾与邢桂廷等发生争打，邢治又被误伤，实在担心邢桂廷等人各自受了重伤而到案控告验伤，于是把邢治夜间被人杀死和白天斗殴的事情说成同一场冲突接续发生，派人去报验。当时，代书孙镇华因报人命案必须有见证，便叫他想办法找出旁人作证才好。邢桂馨想起赵兰、孙春湖与自己同庄，他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争打，但事后必然有所听闻，于是把他们的名字写入呈内作为证人。又怕验伤时没有凶器作证，便把自己父亲用来打伤邢桂曾等人的铁锨拿出来，捏称是邢桂廷等人的凶器。刘前县令没有辨明真伪。赵兰、孙春湖因为并非真正的目击证人，没有到案接受传讯。如今承蒙一再彻底追究，实在不敢始终狡辩坚持。向邢化等人质询，他们的供词都相互符合。邢化还供出，邢桂盛、邢桂曾确实没有殴打邢治。提讯邢桂盛等人，他们都说邢治是他们的缌麻服侄，一向和睦，没有嫌隙；邢桂馨与邢治之间的服制关系还比他们更近。邢治和妹妹自幼早年丧孤，虽然邢化等人代为照料土地，但抚养他们的用心不可测，对邢治兄妹十分刻薄。邢治心中敢怒而不敢言，常常私下对他们说自己心中不平。他们有时出于怜惜，怎么肯凭空把他打死？况且邢桂盛是去向邢化等人索要分取豆禾，这件事尤其与邢治无关。实情是邢治走过去拉架劝阻，被邢桂廷手中的木棒误碰而受伤。其余情形与邢桂馨现在的供词相符。传唤赵兰、孙春湖隔离质讯，他们都说邢桂盛等人与邢化等人发生争打，他们各自在收割秋禾，没有在现场亲眼看见。到晚上，他们先后回家，听庄里众人说，白天邢桂盛因为向邢化等人索要分取豆禾而发生争打，邢治前去拉劝，还被木棒误伤。他们并没有在意。第二天早晨，忽然听说邢治在场内受伤死亡，邢化等人声称这就是前一天被邢桂廷打伤所导致的。赵兰等人心中十分疑惑，事情关系人命，不敢多说。后来听说邢桂馨凭空把他们列入呈内作为证人，赵兰曾向邢桂馨表示不依；又因为到案后没有什么可以作证，若供称自己当时不在现场，恐怕会被怀疑是故意不肯说实话而受到责罚，所以托故躲藏。孙春湖事后正好因探亲不在家，如今承蒙传讯追究，也不敢胡乱供述。以上都是他们的说法。提验邢桂盛等人所受的伤，均已痊愈。查取的铁锨与尸格所记伤情核对，确实不相符合。此案关系到现犯罪名的有无以及生死出入，既然卑职已经访查、集讯明确，既不敢任凭尸亲挟嫌诬赖，牵连无辜，也不敢因为前任已有禀报在先，便曲意包庇维护。况且如果确实情真罪当死而使死者含冤，卑职自有天良，哪里肯听任犯人狡辩逃罪，存心为其开脱？本案已经彻底审问清楚，自应立即平反。拟请另行禀请，通缉在逃的真正凶手，务必缉获归案审办，以彰明核实。另一方面，再将验讯缘由记录供词、填具验尸格式、取具结状，详细通报本案。

译邢桂盛向邢化等人索要分取祭田豆禾，起衅原因细小，这一点没有不合。只是查邢治所受的各处伤势，先被邢桂廷用木杈柄误伤右眼胞相连的右腮颊，伤势很轻浅；[原文“伤甚轻浅不。致戕生”句有疑误]，真正导致死亡的是夜间被人砍伤致命，额颅的一处伤最重，毫无疑问是因此伤而死亡。邢桂廷依照以其他器物殴打他人致伤的法律，只应杖笞四十；伤势又属于误伤，且邢治是他的缌麻服叔，依律各减一等，罪止笞二十，属于轻罪，不再议处。只是邢桂廷、邢桂曾分别用木杈、木棒殴伤缌麻服叔邢化等人，伤势痊愈后仍应依照平人殴人成伤、笞四十的法律加一等，各拟笞五十。邢化、邢佐用包铁头皮鞭、铁锨殴伤邢桂盛等人，伤势痊愈后也都应依法议处。查验包铁皮鞭，是民间赶驴常用的器物，不能与凶器相比，均应依照以其他器物殴人成伤的法律，拟笞四十。邢化等是邢桂盛等人的缌麻服族叔，按例可以比平人减一等，各拟笞三十。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恩诏以前，应与邢桂廷、邢桂曾一并援例免罪。邢桂馨听从叔叔邢化等人的主谋，挟嫌不把邢治被人殴伤死亡的实情呈报，捏造为同一场冲突接续发生，声称邢治是被邢桂廷等殴打致死；又听从代书孙镇华的话，妄自列赵兰、孙春湖为证人，还拿自己父亲用来殴打他人的铁锨充作凶器，实在不合。本应依诬告罪治邢化等人，但姑且考虑事情确有缘由，并不是凭空诬陷，而且一经彻底追究，便据实供明，与始终狡辩坚持的人有所不同，应当请求从宽免予议处。代书孙镇华因为报案没有证人，竟敢唆使捏造两名见证人，也有不合，应从严责罚革职，以示警戒。祭田一事，徐县令曾依二十五亩判给，本来数额较多，应仍依王署令原先判定的数额，按各支轮流管理，永远杜绝争执。除取具结状、记录供词附入案卷，命令将尸体装棺安葬，把呈验的铁锨、木杈存入库中，赵兰、孙春湖予以释放、不再牵累外，所有审讯拟罪以及请求平反的缘由，理应据实禀报，请求鉴核批示，谨此遵照办理。抚宪袁大人批示。据禀报的情况已经知道了。该县令到任不久，能够把前任未结的命案审出实情，自应立即平反。着令按察司核查并饬令照办，同时通令缉拿本案真正凶手，务必抓获归案审办后缴报。臬宪胡大人批示。禀报已阅。该县面对前任含糊未结的命案，竟能详细推究审讯，查得真实情形，可以说是尽心办理民事。只是死者邢治恰好在当晚争打之后突然死亡，令人不能没有疑问。由此继续追查真正凶手，还怕不能真相大白吗？着令再行明查暗访，务必取得确实情形，审明供词后禀报办理，不要让凶犯逍遥法外。死者已经含冤日久，这是最要紧的事。仍须一面填具验尸格式、记录供词、取具结状，详细通报，听候裁夺。此件缴回。○上呈抚宪袁大人，复陈筹议变法中有关改革、沿袭、减损、增益等各项大事，谨此禀报。

译敬禀：承蒙宪台发札训令，因接到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谕一道，抄发恭敬阅读，命令将强国利民、哪些应当改革或沿袭、哪些应当减损或增益，以及有关政体的各项大事，据实直陈。奉到这一训令，仰见我皇上勤勉求治，日夜忧劳，凡属臣民无不深受感动而奋发。何况宪台虚心下问，特以广泛挽救时艰的志愿，出于诚恳咨询、广泛访求的诚意，教令我们尽量直言。卑职自知愚钝浅陋，幼年读儒书，曾列京官，粗略知道时务，虽不敢妄自参与末议、上助高深，但既承宪台明白询问所及，若明知而不说，实在违背昔日读书的道义。古语说：“天下之大，匹夫也有责任。”如今时局艰危，国威日益衰落，西方人越权代替我们行事，渐渐将要掌握我国内政的权力；如果不早日商议变更，竭力谋求振作，不久恐怕会有人凭借武力逼迫我国变法。与其权力被别人掌握，哪里如政令出自自己？改革的计划，不能再迟延。两宫圣明，已经洞察先机，且痛感创伤深重。恭敬拜读上谕，其中说：“各自根据地方情形，参考中西方政治要务，凡是朝廷章程、国家政务、培植养育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有应当沿袭的，有应当改革的，有应当减省的，有应当合并的；或者取法于别人，或者求助于自己，应该怎样分条议论，各自把所知道的列举出来。” 谨遵上谕，尽心筹议。卑职认为，不变法就罢了；既然要变法，就必须仰体慈训，取外国之长，来补中国之短。从这两点入手，才抓住了关键。慈训认为，外国有长处，外国也有短处；例如三纲五常、典章文物，是中国的长处，而是外国的短处。近来主张变法的人不取外国的长处来效法，却创议男女权利平等、君臣平等以及改变服色，反而先把中国的长处取掉并抛弃了；这就像出门的人车头朝南、车轮却向北，测量太阳的人背向光明去寻找影子一样。这样说要达到富强，能够实现吗？主张变法的人说：“设立议院，改革官制，废除科举。”他们只图逞快发表议论，却不知道该如何收束。西方各国也并非都有议院，天下大国没有比俄国更大的，俄国从来没有设立议院。维新最快的莫过于日本，而日本还深深后悔设立议院。西方各国民心质朴，胜过中华，但“新学党”这个名称尚且受到执政者的侧目，何况中国人聪明机巧而奸猾，如果任凭他们放肆发表横议、挟持朝廷、抗拒官长，将会看到议院刚一设立，聚众作乱的祸患就发生，无君无上的心思也会滋长。天下最大的祸患，不在于官制设置不当，而在于士大夫不知道有君主、有国家。如果确实能够去掉自私自利的见解，即使改革官制也能治理好，不改革官制也同样能治理好。否则，早晨设置一个官职，晚上更改一种制度，而庸懦的人悠闲地养望图名，奸巧的人阿谀奉承以保住荣宠，官制即使更改了，又有什么补益呢？科举不过是士人取得出身的阶梯；用八股文取得出身的是士子，用策论取得出身的也同样是士子。如果确实能够读书明理，一心想着君主和国家，那么由八股文取得出身的人，未必不同于由策论取得出身的人。若说只学习八股文不足以办事，那也没有看见擅长策论的人都能够办事。士人立身处世，各有根本和末节；从读书到考试，都是修身的事情；从成名到出仕，都是治理百姓的事情。先哲说过：“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做官。”只是整顿学校来端正人心；人心端正，人才就可以得到。因此说：“议院不可设，官制不必改，科举也不能立即废除。”那么，处在今天这样的时势下，所应当减损或增益的是什么？第一是开拓商务，第二是振兴学校。人才的盛衰，基础在学校；国家的富强，关系在商务。学校必须从崇尚实学开始，这样才会有人才；商务必须从讲求生产制造开始，这样才能收回利权、广泛开发财源，富强才有基础。现在试说学校怎样振兴。查中国的书院，名义上叫学校，实际上并不是学校。主讲者一天比一天懒惰，士子一天比一天嬉游；所学习的不过是辞章，所图谋的无非是膏火费。问到国家旧事、朝廷章程，他们一无所知；谈及时务，他们也不明白。即使合计二十二行省的书院，也不足以造就人才。中国的学校必须取法于外国，然后才能实事求是，人才才能兴起。亚洲应当结盟，东瀛是唇齿相依的邻国，学校是否应当以日本为法？日本有普通学校、陆军学校、专门学校，各校所学从文字、舆地、绘图、算学、化学、格物、体操、师范，到文科、法科、理科、工科、农科、医科，无不完备，尤其以陆军学校作为培养武官的地方。它的学校有官立、公立、私立之分，经费也不全由国民负担，人人都勤于学习，所以兴盛得很快。中国如果确实能够效法日本，聘请日本教习作为师资，仿照日本章程制定课程，先在沿江沿海的各大省创设学堂、储备人才，命令学生入学，等到学习有了门径之后，再逐步考核。到那时科举可以废除，也可以改制，不必担心人才没有储备。只是中国士人的风气已经日渐浇薄，一沾染洋风，先败坏原有习气；加上人心难测、立志不坚，确实有如两湖督宪张大人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中所说的情形，这是不可不及早辨明的。又试说商务怎样开拓。查和议将要订立，旧约将要修改，扩充商务，西方人实在非常急切。口岸如果是条约议定开放的，权力已经属于别人；口岸如果由中国自行议定开放，权力还在我们手中。秦皇岛、岳州等处，都已经由总署奏请自行开辟口岸，以杜绝外国人的觊觎。如今的办法，不如将中国沿江沿海应当开辟商埠的地方，由各省大吏派员勘查清楚，妥善议定章程，奏请开辟口岸，以保住利权，避免被外国人乘隙利用，造成纠纷。至于内河行■〈舟史〉小轮船，曾经由总署照会南洋大臣；因苏杭开关，准许中外商民设立小火轮船公司，以扩充商务。

译只是收税章程刚刚实行商办，英国政府就以税则没有海关自行酌定的权力为由，从旁阻挠议论。如果确实能够保住我们自己所有的税项，那么和议订立以后，内河行■〈舟史〉小轮船一定应当逐渐推广。内地土货的制造，也应当加意讲求，以期有所抵制。查两江、两湖都设立了商务局，刊发《商务报》，由委员和当地绅董详细考察本地适宜生产的物品，讲求制造；如果有新制成的货物，考验明确后，准许给予若干年专利。可见内地土货并非不能选择制造，似乎应当由各省设立商务局，照两江、两湖的办法，刊发《商务报》，由委员督同绅董先行试办。凡有矿产的地方，也应先尽量招募华人集股开采。这样讲求商务，将会看到土地不再吝惜资源，而土货可以避免滞销和利权外漏，弊端也可以逐渐堵塞。富强的基础，总不外乎这些。这就是商务和学校所应当首先整顿的方面。又听说古书中有话：“非常之事的起因，百姓会感到畏惧；变法是非常的举措。实行得太快，百姓就会突然惊恐；缓慢推行以求成功，百姓自然会欣然服从。” 譬如行路，如果有一条已经走熟的道路，百姓都会从那条路出行；新开一条道路，虽然路近而且快捷，但草木丛生、刚刚开辟时，人们都裹足不前。时间久了，走起来毫无困难，商人运输货物都集中到这条路上，人们便没有不争相奔赴的。这就是变法的一个证明。近来人们谈论变法，却不是这样。百姓的信任还没有确立，新旧事物混杂在一起，横冲直闯，强迫人们做难以做到的事；这就像新路还没有开通，先把旧日通行的道路堵塞了。民心产生疑惑，是有原因的。至于治理财政以充裕军饷储备、训练军队以抵御外来侮辱，这是根本所在，首先应当办理。然而不治理财政，军饷就无从发出；没有确定的军饷，军队凭什么精练？这要靠仰面对屋、主持财政的户部官员和掌握兵符的主将，尽心筹划，独自掌握取胜的谋略；卑职极其愚钝，不敢妄加揣测。只是京内京外的酬应往来、书吏的文牍，确实如谕旨所说，积习太深，文法太繁密；而造成上下隔阂的事情，尤其没有比吏胥舞弄文书更严重的了，一纸公文转行阻搁，往往数月。如果能够直截快速地传达，办成事情就可以加快，也可以减少驳斥。西方人治理行政的要点说：“面对下属应当简明，公事办理应当简捷；这样奸猾的吏员就无从施展伎俩，条例的弊端也可以逐渐廓清。” 卑职不过是一介书生，昏昧无知、见识很少，只是想到生逢世变，迫切希望挽救时局，悲愤之情不能自已，所以不顾愚昧直率，尽情陈述于上。这些意见是否可以供采择？恭请裁决。时在辛丑年正月，和议刚刚确定，变法维新的议论纷纷，尚未折中归于一是。项城宫保当时正任东抚，发札命令筹议办法，于是遵照训令，勉强抒发自己的愚见，很蒙受激励和赞赏。禀文中陈述的各项内容，到今天看来，已经成为屡见不鲜的议论。在当时，变法刚有一点萌芽，实在没有觉察到经营时局的艰难。【宣统元年八月自识】○上呈登州府宪吴大人，论述上控案件中情弊的虚实，谨此禀报。

译敬禀：卑县民情刁悍强健，词讼繁多。卑职到任已经将近五年，审结的词讼案件不下数千起，惩办讼棍不下百余起，但刁讼风气至今没有完全杜绝，都是因为讼师勾结串通，舞弄文笔，致使是非混乱、黑白颠倒，弊端极其严重。讼师只图案件被准许受理，不管案件是否审清；代书只包办使状词获准，不包办官司获胜。因此已经控告而结案的又继续控告，已经结案的再次控告，已经平息的又重新翻案，这种情况接连不断。讼师翻案的伎俩，不一定要让原审案情有很大出入，只要在案外添上差役诈取赃银的说法，那么无论原审怎样确实，这一案的翻控就仿佛是因为差役诈赃才开始。究其本质，控告差役本来只应针对诈赃的差役，不应再牵连原案的人证、被告一并受累。所谓控告差役，只是借题发挥的说法，其意图仍在原案的被告和人证，存心翻案是显而易见的。差役原本就很无良，要防止他们的弊端、堵住他们的嘴，若不从“据实究问、按虚妄定罪”这四个字入手，便没有办法。然而原告一旦上控，案件就从府里直接到省里，很少有发回县里办理的；即使想追究，又到哪里去追究呢？等到按照传票强行传唤人证、被告，把受到牵连的人拘押在店中等候审讯，有人花费进城的盘缠，有人花费被差役诈取的赃银，这些差役本来就不值得可惜，但案件中的被告和证人早已被拖累得筋疲力尽了。上控的原告不必回家，只在旁边暗中探听，心里非常痛快，认为诈赃的差役即使未必都有确实证据可以惩办，但被控的人证已经被无休止地拖累，这样就可以发泄怨气、助长自己的声势。即使未必真的能够翻案，私心也已经满足了。因为他们心中本来并不是对差役有怨恨，不过是借差役的名义作为开端的借口，至于差役是否受到惩办，根本无暇顾及。民情如此，讼案便越来越多。本年秋间，承蒙宪台批发卑县民于云卿、左廷栋、夏仑、刘长等四起上控案件，多次命令召集被牵连的证人，并将被指控的差役押候查办，但原告一直没有回县投案接受审理。于云卿得知案件已经判结后，又到宪台衙门翻控，承蒙宪台洞察隐情，严厉批示不准。于云卿知道宪台批示严厉，已经看明了案件症结，于是又逃到省城到藩司衙门肆意控告，至今仍不回县；而被牵连的证人因差役传唤之累，已经两次在县里守候，长久不能回家，实在令人怜悯。如果不是这些原告所控告的事情不实、因情虚而害怕审讯，又怎么会各案都纷纷躲避藏匿呢？原来，原告等到宪台衙门呈控以后，凡是进省的人都有讼师指使；他们害怕犯越诉之罪，所以相继先到府衙控告，以为这样以后进省便不能说是越诉、亵渎了。如今铁轨已经通到济垣，早晨出发，傍晚就可以到达。本职访查得知，本县有个著名讼棍秦尧，曾因受惩办被关押后逃脱，现在省城开设官司饭店，因此本县到省控告的人都住在秦尧的店里，都是秦尧招来的。即使奉省宪批示发回本县，原告也仍然不回来。原告即使确因情虚害怕审讯，原本可以按照两个月不到案的惯例详细销案；然而刚销案又来控告，继续控告又再销案，案件一次也没有审理，卷宗堆积满尺。这不只是把公事当作儿戏，也恐怕被控的差役根本没有同原告对质，日后原告反而说官府没有彻底查究，心中不服，继续控告时就更有借口。倘若差役确实有诈取赃款而原告不来，也恐怕差役仗恃原告未到，狡猾供词、推诿闪避，以致不能严厉惩办。本职为惩罚一人、警戒众人的计策，非传集原告与差役当面质证，查明事实、追究虚实不可。如果他们所告确属诬告，那么严办一两个诬告者，才足以遏制刁蛮诉讼的风气；如果他们所告确属实情，那么严惩一两个差役，也可以除掉衙门蠹虫的祸害。不过，本职不敢立即提出押送原告的请求，拟请宪台今后遇到批发本县传讯的案件，务必令该原告在府城取具店主妥善作保的保状，立即回县接受审讯。如果超过期限仍不回县，就只追究原保人的责任。如果原告第一次控告获准受理却不回县，后来又进府翻控，便请将原告押送回县，以便提同被告证人，查究虚实并依法处理。这样，被告可以少受羁押等候之苦，差役也会知道一旦舞弊，便有人来当面质证；事实质明之后必将受到惩处，他们就会更加收敛。本职一向蒙受宪台知遇的厚意，不敢把自己当作寻常庸吏，稍有敷衍粉饰，所以才敢直陈自己的愚见。另查于云卿的父亲于绍南，是讼棍蒙骗捐得的监生；夏仑呈控案件中的孙秀，是讼棍蒙骗捐得的职衔，两人都仗着护身符，在乡里横行。孙秀这一案，本职已经详细说明，前升任抚宪袁大人批示饬令严加押解、示众惩戒，所以不敢轻易释放，列在月报的押犯项目下。与他争夺继嗣的夏朋儿，是大讼师“霹雳手”夏恒希的孙子，也屡次涉有控案。这件争夺继嗣的案件，本职已经断结四年之久，双方相安无事；如今突然又翻案控告，其中必定有人架唆挑拨，特此一并说明。○上呈登州府宪吴大人查覆日本陆军步兵少佐干预诉讼一事的禀文。

译恭敬禀告：本年四月十三日接到您的函件，内称据日本陆军步兵少佐守田利远来函说，工人张清是莱阳县城西小院人，家信说他被贪蠹差役私自捉拿，勒索去大钱三十余千；张清因公务紧急，不便回去，请求饬令查办等语。此人是否确为日本人雇用的工人，是否有索诈行为，实在难以凭信。这封信出自日本弁兵，尤其属于不合规矩的干预；但差役勒索又是内政中应当查问的事情，因此已经按照公署访查的惯例，秘密查明究竟是什么实情，酌情核办，并禀报回复。奉到此函，足见宪台谨慎遵守条约、维护主权、整肃内政以处理外交的深意，卑职心中实在无比钦佩。本职查阅卷宗，本年正月二十三日，县民张绪显以偷卖坟地等情由控告张文成等人，到县后已经批准传讯。正值差役传唤之时，张文成即以阻止赌博、招惹嫌疑等情由具呈申诉；又有干证张振登呈请宽免传讯，先后到案。本职多次批示饬令：无论案情虚实，都应到案听候审断，不得借故不到而招致罪咎。一面比较差役的办事期限，勒令传唤务必抓获送审；差役等因受催逼而情势紧急，便一再催促张振登等人到案，确有此事，但从未听说他们向原告或被告索取贿赂。哪里知道张振登带领族人张清以及日本陆军步兵坂本与之助二人到县投见。本职当即接见。那名日本兵坂本与之助因日俄战争，担任间谍，已经剃发改穿华人服装，并且不会说汉语；只是据张清当面说，他和张振登都是回族，张文成因诉讼被传讯，便写信到烟台叫他回家到县里说情，坚决请求免其到案等语。本职告诉他，诉讼案件不是外国人应当干预的事情；张文成如果确实受到诬告，自有县官秉公处理，也不需要案外之人挺身插手干预。那名日本兵身穿华服，暗中潜入内地，正值中国严守中立之时，也不便任其逗留，于是催促他立即前往烟台通商口岸。该日本兵等当即连声答应离去。后来由于被告和证人抗拒不到案，原告张绪显也外出，时间已经超过两个月，本职当即按例注销此案，收回差票存案。现在奉到函件，谕令查办；本职详细查阅并秘密访查，差役等确无索诈行为，实因受催逼而情势紧急，传唤过于急迫，以致引起张文成等人的怨恨。张文成因此唆使张清勾结日本人，出面以差役索诈为借口，借此抵制今后传差役传唤，意图十分明显。如果张文成等确实被差役诈取了许多赃款，难道不会自行控告查究吗？为什么要等张清以案外人的身份出来干预？而且张清早已从烟台回到莱阳，又怎么能说因公务紧急而不便回来？这些案情的虚实，早已在宪台治理之中洞察明白，不必由本职再行冒昧陈述。除等候原告张绪显日后续行控告时另立新案办理外，现将奉令查覆的缘由一并禀陈，恭请明鉴。○上呈东海关道宪何大人阻止美国教士借住丹阳殿一事的禀文。恭敬秘密禀告：此前奉宪台密谕，称据日本领事来函说，要严查出境的牛只；遇有大批牛只过境，必须询问运往何处，立即通知前方，使其能够按路程查验考核等。遵令后，本职已派差役秘密通知各地保、村长，妥善迅速地严加查验，随时禀报，并已将遵办情形禀报宪台查阅存案。本职查考，严格禁止接济，是局外中立国家应尽的责任，必须严密防范，外国争端便不会无端发生。但牛只又是各国洋行所必需的物资，访闻烟台各洋行时常派人到内地购买牛只。查卷，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奉前升任道宪李大人札令，称据英国领事官谭大人来函说，滋大洋行购买食用牛四十二头，走到栖霞铁口等处，被百姓截留，饬令立即放行等。此事当时来往查究，函件札文纷纷往来，很容易给人留下口实。如今俄国和日本虽然已经失和，烟台各国洋行仍难保不会到内地购买牛只。如果因为查究而误行扣留，恐怕难免被外国人议论；但如果只是泛泛询问，任由洋行伙役假称是替别国购买，又恐怕其中暗含转运到下站的企图，难以追查，也无法辨明真假。本职愚见，不知可否恳请宪台转禀本道宪，俯准发函会同驻烟台各国领事：如果洋商到内地购买牛只而与日俄战争无关，务必由海关发给护照，载明所购买的牛只数目，以便经过各州县时验明执照，并通知下站查考；凡涉及日俄战争的，一概不准申请领取购买牛只的护照，以符合公约。本职为严格禁止接济、慎重处理交涉起见，所提出的这一点愚见是否可行，恭候批示，只管遵办。○上呈东海关道宪何大人阻止美国教士借住丹阳殿一事的禀文。恭敬禀告：本年二月二十三日接到您的函件，内称据美国教士维礼美森禀报，打算借住莱阳端阳祠传教，饬令立即查明该祠是否为官府所建、能否借给他人居住，酌情妥善办理并禀报回复等。承蒙此令，足见宪台怀柔远人、慎重处理交涉的深意，本职钦佩感激之至。遵令查明，端阳祠就是丹阳殿，在本县城内仓廒附近，是已革徐前任县令寿基捐罚民款所建。此前徐革令被参劾一案中，承蒙前抚宪毓大人奏称，该县令扩建丹阳仙宫，占用仓库地基，有违例禁，已经将徐令弹劾罢职，存案在册。后来刘前代理县令昌禄因该处空屋废弃可惜，改作义学。本职到任后，恰逢奉有整顿学堂的明文，便将义学改为蒙养学堂；正殿内设有神像，仍然保持原状。本年正月，美国教士维礼美森到县会见本职，曾请求借住。本职查考，教士传教载于约章，地方官理应保护；但条约中并没有准许教士借住民间公所的先例，这个口子似乎不能开。而且该处是占用仓库地基所建，已经奏明有案，也不是本县县令敢于擅自借出的地方，所以当即委婉地回复了该教士。他深明事理，也就高兴地离去了。现在蒙养学堂早已开学，该处并不空旷，也没有空地，似乎难以借给他人居住。现因奉函谕令查明，理应查阅案卷后禀报回复，恭请宪台鉴察。○详报县民奉祀生孔照、黄等捏造称奉旨优免、图谋抗拒钱粮一案的详文。

译莱阳县为详细请求严查根究，以惩戒刁顽、维护正赋事：本县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奉前护院宪奏准钦奉谕旨，通省地丁钱粮，无论以银号还是钱号征收，一律改用钱号，每银一两统一按制钱二千四百文征收，酌量提取盈余以备偿还洋款，并发布告示张贴；如果有人抗拒拖延，就是违抗圣旨，罪责十分重大等。该年八月又奉运司遵令筹议盐务加价弥补偿款一案，详细蒙前护院宪摘录电奏，凡百姓运输、百姓销售的州县，每张盐票加征盐课银一两，与原有盐课正杂各项款目一并摊入地丁，另列款项征收解报等。承奉此令后，本职分别发布告示晓谕：每征收地丁正银一两，按制钱二千四百文征收，另随征盐课制钱一百零五文，并禀报获准立案。本职查考，钱粮、盐课是国家的正供，无论绅户还是民户，都应体念时局艰难，一律按章完纳，不能像杂税差徭那样请求恩典予以免除。本县地丁连同随征盐课，每银一两共折收制钱二千五百零五文，已经禀明有案；上年并没有拖延抗拒的人，足见百姓尚有天良，心中存有报国之意。可是本年春天，据本县属下奉祀生孔照黄（即孔昭熿）、仲跻书、仲跻恩等联名呈称：“我们忝列圣贤后裔，多次蒙历朝将杂税差徭全部蠲免，有恩例可以证明；只是地丁粮银关系国家大典，不可任意更改。”并叩请批示遵行等情，呈到县衙。本职认为，这次摊派偿还赔款数额过多，期限又极为紧迫，上级遵旨筹议凑集，实在是不得已的苦衷，哪里有不到一年仍按旧规完纳的道理？何况既然奉有上谕，必定有邸抄可以凭据。本职当即提讯代书鲁润，鲁润供称，他并没有看见孔照黄等人持有上谕、要求仍按旧规征收的邸抄文字，只是听孔照黄等人口述，说衍圣公亲自传谕已有旨意，所以根据他们的口述写成呈文，自己不敢妄自供认等语。本职传唤孔照黄等人，他们却在传讯前逃走。此时正值维持正供、上忙钱粮紧要之际，花户听说后，往往多有观望，实在令人震惊。又有圣裔甲孟广秀、孟昭宏等人，也就抗拒交纳钱粮，彼此串通，企图获得优免。本职当即将孔照黄等人的呈词查案核对，严厉批示申斥，并提讯办理。代书鲁润被从重责罚革职，押候查办。民间知道这是讹传后，上忙钱粮随即纷纷完纳。本县正在详细请示咨查时，又奉衍圣公府札文，称据族人奉祀生孔昭熿等呈称如此如此等。承奉此札后，本职查核其中所询，是奉旨加征，还是书吏差役舞弊之处？本县确实是遵奉谕旨加征，不敢有丝毫舞弊。孔照黄等身为圣贤后裔，更应当急公奉上，与那些无知的普通百姓不同，这样才不辱没祖先，才算有心报国。何况详细解释衍圣公府札文，其中并未提到奉旨仍按旧规征收这一节，那么究竟是孔照黄等捏造，还是另有什么依据？本县没有奉到明文，此事又关系钱粮，不便稍有含糊。除仍然饬令孔照黄等恭敬遵守新章完纳外，理应详细请求宪台俯准发咨严查根究，并通知下属县，以便遵照办理，实在是公事上的便利。现将缘由备文呈报，恭请依照详文施行。抚宪张大人的批示。据详文所报已经知道。查东省钱粮改用钱号征收，是奏准制定的新章程。上年曾据汶上县锡令元禀报，该处一向有公府租田以及孔姓圣泽社、济宁孙楚卿的钱漕，请求一律按照新章征收。本宪当时批交司道核议，详细说明：除孔氏六十户以及原议中颜氏绅户的钱粮仍照常以银号完纳外，其余各属无论孔氏、颜氏绅户，一概不得援引旧例请求按旧规完纳，均已批令申明饬令遵办并存案。孔照黄身为圣裔，却不知道体念时局艰难、急公奉上，捏造词句呈诉，妄生觊觎，实在不合。应由该县传案训斥，饬令按照新章完纳。立即通知缴办。○详报抚宪袁大人，因县民孙秀仗恃护符好讼，请求追缴功牌一事的详文。

译莱阳县为追缴功牌、详细请求查明注销事：据本县姚格庄民夏昆以唆使、播弄逐继等情呈控夏仑等人。夏仑等到县后，本职传集审讯查明：夏仑是夏昆的同胞弟弟，早已分别居住，各自成家。光绪二十三年正月间，夏仑因年老无子，邀同亲戚族人商议，把夏昆的第三子夏元儿立为嗣子，并让夏元儿过继后同住。才过几个月，忽然有夏仑平素认识的孙秀，就是孙四货郎，又号孙西园，从中主持唆使，夏仑想把夏元儿逐回本宗。夏昆听说后前去理论，双方发生口角；孙秀假装调解，把夏姓族人夏惠等请来，让夏昆和夏仑各自立下字据。字据写明：夏元儿暂时回归本宗，由夏仑先给土地八亩多供其生活；等夏仑夫妇去世后，再准许夏元儿过继回来料理后事、承受产业，均有字据为凭。字据中还写有“孙西园即孙秀”的名字。后来孙秀唆使夏仑向夏昆索要并销毁字据，夏昆不肯，因而导致兄弟反目。孙秀又怂恿夏仑另立远支、无服关系的族侄夏朋为嗣，夏昆不甘心，于是呈上字据控告。本职前任代理县令王锡光曾饬令差役传讯孙秀。孙秀明知逐继没有道理，却暗中唆使夏仑躲避，不到县衙受审。王令始终也没有催逼差役将其送审，以致夏昆长久在城中等候传讯，遥遥无期。孙秀又与惯于唆使诉讼的刘全甲等人串通，借口调解，答应先给夏元儿土地四亩，设计使案件蒙混平息，实际上在呈文、供词和结案文书中都没有说明这一点。王令一时含糊，立即批准息讼销案。孙秀认为官府已经受他欺骗，颇为得意。又因夏朋儿与他狼狈为奸，素来交情很好，想到前一份字据已经呈入案中，实在担心双方仍藕断丝连、祸根没有拔除，于是主谋捏造由夏昆的姑表兄王绥昌出名，呈请把存案字据作为废纸处理。幸而王令批示不准。夏昆得知这一切是孙秀一人屡次从中架唆，心中愤恨，又再次控告。王令还没有来得及传讯便离任，前任县令徐寿基回任后，夏昆多次呈请，也都没有批准。如今据夏昆继续呈控到案，本职审问得知前情，质问孙秀；他自称是七品职员，仗恃护符，狡猾辩解。等到提审夏仑一同对质，夏仑供认不讳，孙秀见无从再行掩饰，才承认主谋唆使的各项事实。本职追问他的七品职衔究竟是捐得的还是保举取得的，他说咸丰六七年间，他在本县用银十两有余，捐得军功七品职衔。本职查检档案，咸丰年间本县并没有办理捐纳的案件。于是饬令他呈验捐照，他才呈出一张：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前宪台阎督帅剿匪、各属官绅士庶捐输的案件中，因孙秀捐谷草三千斤，折合银十两，填给空白七品功牌一纸，并不是捐照。这张功牌的真伪已经无法查办，当日又没有奉到行文通知，所以本县也没有案据可以考查。只是孙秀仗恃功牌作为护身符，竟敢架唆诉讼，遇事生风，主谋唆使夏仑逐出继子、违反例制另立继嗣，离间骨肉，实在刁诈到了极点。夏仑另立的夏朋儿，是本县舍亲，既不合亲疏关系，也不合继嗣条例，判令退继。夏元儿是夏仑同胞兄长夏昆的儿子，与夏仑服制关系较近，按分应当由他承继；而且此前已经议定过继并同居，应令按照夏姓亲族夏惠等人原先处理的办法，让夏元儿暂时回归本宗，等夏仑夫妇去世后，仍由夏元儿接续宗支、承继后嗣，办理殡葬，奉承祭祀，管理产业，这样才与字据中并未废除另继之意相符合。夏仑原先答应先给夏元儿土地八亩多，夏昆情愿暂时不索取，本职当即俯准所请。孙秀就是孙四货郎，又名孙西园，是本县著名讼棍，凶恶虐待乡民，多次涉入控案。这次又唆使夏仑凭空逐出继子、违反条例另立继嗣，导致夏昆兄弟互相纠缠诉讼数年，倾家荡产，实在是地方上的祸害。现已从重责罚，押候悔过，以警戒刁横强悍之人。夏朋儿设计陷害，垂涎产业、阻塞继嗣，与孙秀同恶相助，实在不合，酌情给予斥责。与本案无关的人证，审明后释放，免受牵累。除将供词录下、取得结状附入卷宗外，查孙秀原先领取的功牌已经追缴出来，无论真假，都应呈请注销，免得他再仗恃功牌逞强作恶，另生事端。是否妥当，拟连同该功牌具文详细请示宪台查核，俯准查销，实在有利于公事。现将缘由备文呈报，恭请依照详文施行。抚宪袁大人的批示。孙秀既然是著名的讼棍，以诉讼作恶、危害乡里，应当再次审讯，严加惩办，以示惩戒警告。功牌查明注销；此件缴回。○详报县民阎长顺到府控告张冠一一案的详文。

译莱阳县为详细报告销案事：奉宪台批示：据县民阎长顺以串通书吏舞弊等情由呈控张冠一等一案，承蒙批示查问：此案纠缠诉讼多年，曾多次经前任县令审结并详细销案，为什么又发生争执？究竟是张冠一明显违背前次判决，还是该民企图翻案而肆意烦扰？既然已经控告到县并传讯审理，仰令莱阳县再次提集相关人证，详细审讯查明，查照历次审讯结案的底案，秉公究断，具文报告。差役如果有图谋受贿、舞弊情事，也立即审明惩办。并将原呈中所说“为串书舞弊云云”等情一并呈上，送到县衙。本职查阅卷宗，此案起衅源于张冠一。张氏全族以及叶福海、阎长顺等人，阎、叶等各姓在本县昌河以北、墨河以南的祖业田地中，各自都有坐落地亩。张姓确有粮地可凭，叶、阎等各姓的土地大多是年代久远而无契据的土地，自从被河水冲淹后，张姓与叶、阎等各姓之间本来都没有争执。自嘉庆十三年间，该地淤积形成后发生争种诉讼，历经前任县令勘丈审讯、划定界限，多次结案又多次翻案。论双方情势，阎、叶等各姓人多势强，张姓等人少势弱；嘉庆年间就曾由本县前任延令勘验审讯，判令两河之间的土地东西拉直，南北平分，南面归张姓管业，北面归叶、阎等各姓管业。道光二十七年，双方再次发生争端，导致张源远等人共同殴打阎培锡，致其受伤身死。道光二十九年，阎丕璇进京控告，经提到省城审讯查明，仍按照原判饬令县衙丈量、划定界限。咸丰元年，本县前任县令凌令亲自到该处勘查，查得昌河以北另有一道新冲出的河道；这条新河以南、昌河以北的地带就是本案争夺的淤地。于是下令：从古昌河南岸量起，至新刷河北岸止，西面宽一百三十二弓，东面宽一百零八弓，中间宽一百二十四弓，东西拉直，南北平分，南面归张姓，北面归叶、阎各姓。又担心河水冲淤变化无常，难保以后不再争执，于是从南端灌里村山根向北丈量，至古昌河南岸止，共一千零二十五弓，是张姓升科纳粮的土地；再向北丈量至两河中间止，共六十二弓，是张姓应分的土地。张姓应有土地共一千零八十七弓，应当在山根窖立碑记载，各自管理各自的产业。如果河流向南冲刷，隔河的土地只要在张姓一千零八十七弓范围内，仍归张姓管业，叶、阎各姓不得以河南一侧为由越界争夺。这样的判决是否执行？如果水流向北冲刷张姓土地，张姓也不得向北侵占。案件判结后详细咨报。后来阎丕璇进京翻控，提到省城复审，改派海阳县王令会同凌令丈量清楚弓数，仍按照原先勘验结果划定界限，详细咨报并蒙部里备案。咸丰七年，阎丕璇等人到省控告，经本县前任县令陈令亲自勘验，已经与凌令所勘情形不□。从前古昌河与新刷河各有河身，可以分别辨认；陈令勘查时发现古昌河与新刷河重新合为一道河，中间并没有淤地。河以南是张姓土地，地以南又有一道新冲出的河流，这就是本职所勘的旱沟，早已冲成河道的那条河。陈令认为这与凌令原先勘验的情形不同，叶、阎等姓怎么能够强行指认南边的河为古昌河、两河合并后的河为新刷河，企图争夺中间的张姓土地？于是陈令会同委员张令复勘，结果没有差异，仍以凌令原判为准。除去张姓升科粮地一千零二十五弓外，其余淤地一百二十四弓，南北平分。光绪十二年，双方又因抢割而争斗成讼。经本县陈令再次亲自勘丈，因为张姓升科的一千零二十五弓土地难以判归叶、阎各姓，正好使他们得以实行刁赖的企图。除从南面山根碑界起量出一千零二十五弓外，其余双方应当平分的一百二十四弓土地，一并捐入书院，作为生员、童生的膏火费用。张姓愿意同意捐出，叶、阎等姓却不遵守判决。到光绪十三年，阎丕顺以恃强霸占产业等词遣抱，先后到抚宪衙门翻控，蒙前宪台札令栖霞县陈令毓松以及前县傅令锟复勘，查明道光、咸丰年间此案曾经数次交由栖霞会审。陈令随即携带该县卷宗经过本县会查，亲自到争议地点，与双方当面对照，逐项勘丈。当时勘得新刷河早已淤积起来，又同古昌河分成两条河，就是现今本职所勘两河之间淤出、双方各分六十二弓的地方。陈令等认为，古昌河虽然没有全部淤塞，但水面很窄；小河以南有一道大河，就是从前所谓的旱沟、如今已经成河的河道。再向南到灌里山根查丈，是张奎璧等升科的土地，共一千零二十五弓。大河就在张奎璧等升科地之中，而阎永升等先把大河混指为昌河、小河混指为新刷河，企图从大河北岸起丈，划出双方争夺的土地，意图侵占张奎璧等人的升科地亩；又说张奎璧等祖上从前按照凌令勘定的界址、在灌里山根所立的碑记，是私自捏造的，不足为凭，任意混淆狡辩。陈令等当即把两县卷宗中保存的历次勘单，以及进京控告、到省控告时所具的各份结状，都交给阎永升等人仔细查看，阎永升等也就无法再狡辩。陈令查知，叶、阎等各姓都属于贫户，他们原先分得的六十二弓土地，北面部分已经陆续被私下卖得差不多，所剩无几。如果再把古昌河北面、新刷河南面淤出的土地判归书院所有，买地的各家势必向叶、阎各姓索要地价并争闹；这正是阎永升等人把分到北面的土地陆续私卖，又仗势向南越界争地的缘由。陈令等再三筹商，决定变通处理，将原先判定把这块淤地归书院的办法改作如下判决：张奎璧等家境稍为宽裕，愿意把原先分得的六十二弓土地捐入书院充公；考虑到叶、阎等各姓已经穷困不堪，仍令他们照旧耕种原先分得的六十二弓土地，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因私卖土地再次引起诉讼。幸而双方都表示服从，于是督同书吏、差役从灌里山根界碑下起量，向北连同大河（即旱沟）在内，量至小河（即古昌河南岸）止，共一千零二十五弓，作为张奎璧等早年升科的土地，令张奎璧等管理产业。

译又从小河（即古昌河南岸）量至新刷河（即旧河唇北岸）止，中间宽一百二十四弓，西面宽一百三十二弓，东面宽一百零八弓，双方南北平分。张奎璧等应分的南面六十二弓捐入书院，掘窖立下界石，载明弓数，饬令由书院绅董管理；叶、阎等各姓应分的北面六十二弓，饬令遵照划定的界限管理，不得再次侵越，结案详细销案。到光绪十五年，叶福海与贡生张冠蓬互相控告毁拔界石等情，经本县前任县令裘令饬令差役确查，界石究竟被何人拔毁尚未查明。随即据张冠蓬等再次控告，称阎丕顺等纠集人员持械抢割他们的麦禾一百四十余亩等情。裘令传唤被告阎丕顺等审讯，他们狡猾辩解；经查，张姓的一百四十余亩麦禾确实被叶、阎两姓抢割殆尽，于是将阎丕顺责罚并拘押，追缴赔偿。同年八月，又据张冠蓬与叶福海等各自以抢割、凶殴等情互相控告。经裘令审讯查明，张姓地中的秋季庄稼被叶福海等纠集抢割二百余亩，以致双方相互争斗，于是将叶福海等责罚拘押。后来据张奎璧等呈控，称叶、阎两姓又把他们数十亩荞麦全部抢割。查讯属实后，裘令认为叶福海、阎丕顺等屡次抢割张冠蓬等地里的庄稼，并且胆敢伤人，实在是蔑视法律，判令叶、阎两姓折价赔偿张冠蓬等粮价大钱五百千文，押候追赔。多次催逼追缴仍未交纳。光绪十六年，张冠蓬以持枪炮、屡次抢夺等情控告，承蒙前宪台批令县衙审讯。裘令离任，傅令回任后传讯，仍令叶福海设法缴纳原判钱文，限期催缴仍未交纳，案件先行详细销案。光绪十九年，叶福海等各姓又纠集众人抢割张姓地里的麦禾，导致张铨鼎等人与之共同殴打，叶丕玉受伤身死。经前任县令简令禀请派员会审勘验，尚未到位，简令便离任；前代理县令吴令到任后，禀报获札，委派海阳县陈令会同吴令复勘并联名禀报，随即又离任，案件移交前任县令黄令，于光绪二十年间再次勘丈。判令张姓捐入书院的六十二弓土地由叶、阎两姓承认耕种、交纳租赋，并将张冠蓬掌责一事禀请立案。可是张冠蓬等心中不甘，于光绪二十一年以舞弊害民等情到省控告，承蒙批令前任县令徐令亲自丈量勘查；除张姓粮地一千零二十五弓掘窖立界石外，张姓捐入书院的六十二弓土地仍令叶、阎两姓承种纳租，取得结状，详细报请并蒙批示销案。光绪二十三年间，双方又因毁坏界限而发生诉讼。前任县令王令亲自到现场履勘，结果与徐令原先的勘查相符，判令照旧办理，只令东西两面修筑■〈土彦〉界，加高培厚，结案。到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张道一等到该处地里收割庄稼，被叶姓等人得知后纠集人员前去阻拦，导致叶世宪被大枪木柄倒着撞伤腹部，内伤身死。报由前任县令王令验尸审讯并联名禀报；王令离任后，徐令到任复审，拟定意见具文详细禀报，仍饬令双方树立■〈土彦〉作为界限。叶福海等随即将■〈土彦〉攀爬毁坏。到光绪二十七年二月间，张冠一等多次控告叶福海等。叶福海到县后也狡辩说张冠一有移动碑石的事情。本职因公顺路秘密前往亲自查看，勘得叶福海、阎长顺等各姓与张冠一等所控的各块土地，都坐落在本县灌里村山后、古昌河的南北之间。灌里村山根下靠山处立有一座碑碣，藤葛缠绕，石上苔藓斑驳破烂，碑座年代已久，形状明显，完全没有移动的痕迹。查碑中记载，该地共一千零八十七弓，其中除去张姓粮地一千零二十五弓外，还有判归书院的六十二弓。于是督同书吏、差役从碑记处起，由南向北丈量至原先所立的土■〈土彦〉处，连同原有旱沟、如今已经成河的第一道河身在内，只有张姓升科粮地一千零二十五弓；再从■〈土彦〉根外向北，连同第二道、即古昌河的河身丈出六十二弓，是张姓捐入书院、由黄令判令叶、阎各姓承种纳租的土地。核算下来，正与碑上所载张姓一千零八十七弓土地的数目相符。再向北丈量出六十二弓，是叶、阎等各姓原先分得并承种的土地。又根据叶福海在公堂审讯时所说，碑记原来在灌里村南面的老山根泉眼处等情，本职亲自到老山根勘验；该处两旁都是深沟乱石，根本没有可以立碑的地方。本职试着从老山根泉眼下面起，由南向北丈量，连同灌里村房舍在内，必须量到二百六十弓才到原先立碑记的地方。如果碑记过去立在泉眼处，那么张姓的房院村落如今都已经变成田地，这在情理上绝不可能。只是■〈土彦〉北面的第二道河，也就是古昌河，如今向南移动；而新刷河自光绪十三年以后又早已淤积，河形已经不同。叶姓控告指称，河南岸只有六弓，河北岸没有他们的土地。本职再次勘验第二道河身，发现它日渐向南移动，北端新刷河的河唇确实还留有旧日形状可供查验。只是河道向南移动，河北岸必然淤出土地，这是不言而喻的；而该处河北岸多是叶、阎各姓的土地，这对叶、阎各姓有利，不能说河北岸没有土地。勘验完毕，核对光绪十三年栖霞县陈令以及本县前任县令傅令会勘时的情形和丈量数目，都相符。只是查得光绪二十年间，叶福海与张冠蓬因抢割争斗而控告，经本县前任县令黄令勘明：从南山根碑记处向北量足一千零二十五弓，是张姓粮地；再分别向东西拉直，修筑土■〈土彦〉窖，立下界石。

译其余一百二十四弓中，南面的六十二弓是张姓应分的土地，就是从前已经判归书院、由叶、阎等各姓代为耕种并交纳租赋的土地；北面的六十二弓仍归叶、阎各姓管理。这次叶福海等又纠集叶、阎各姓人员，将■〈土彦〉攀爬毁坏，并在■〈土彦〉以南张姓升科土地内强行播种麦禾八十余亩，导致张姓再次控告。本职审问得知前情，仍饬令双方严格遵守原判，树立■〈土彦〉；同时当着双方的面，仍从灌里村南山根下的碑碣处起，向北量足一千零二十五弓，仍在黄令、王令、徐令原判立■〈土彦〉的地方，按照旧址把■〈土彦〉筑起。叶姓强行耕种■〈土彦〉以南张姓土地并播下的麦禾，虽然尚未收割，却不能再让叶、阎各姓越界抢割。考虑到他们曾经支付麦种，本职判令张姓归还叶、阎等姓麦种价值，约合大钱三十千文，缴案后发给领取凭据。所以判定支付这笔麦种钱，是为了证明叶、阎各姓越界强种张姓土地的事实；否则，如果叶、阎各姓所种果真是他们自己的产业，怎么会承认收取张姓支付的麦种价钱，并出具甘愿认账的结状呢？至于叶福海等人这次违背判断、霸占种植之事，本来就不合情理，姑且准予从宽免于追究结案。今年四月间，张冠一等又因情势急迫，喊冤禀告，控诉此事。经卑职审讯查明，叶福海与阎长顺、叶瑞兴、叶景福以及粮差叶升，将新立的[缺字]土再次扒毁，想要到张姓地内抢割麦禾，致使张冠一等情急再次控告。当即将叶福海、叶瑞兴、叶景福、叶升先后传到案内，分别责打并拘押；阎长顺在逃，尚未捕获。谁知叶福海被押之后仍不知悔改，竟敢唆使阎长顺仍以先前情由到宪台衙门呈控，承蒙批示如前。卑职遵令再次传集应讯人员到案，反复审问追究，供词都与先前相同，众人都说叶福海是首倡主谋，强行狡辩，非要推翻原来判定张姓应纳粮赋的地方才肯罢休；并且还在叶姓祠庙内聚众收钱、兴起诉讼，等等。据阎长顺上控图中所说的碑记，原来在灌里村南老山根下的泉眼处；张姓将碑移到灌里村西山根下，以及叶福海在春间堂审时所供各节，彼此说法完全一致。查卑职此前因叶福海狡辩说张姓迁移了碑，实地勘查发现，灌里村村南老山根下与灌里村西山根下立碑的地方，相距已经在数百弓之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如果说碑记在灌里村南老山根下泉眼处，按向北丈量起算，那么张姓地亩就应少二百六十弓，而且连灌里村的房舍都包括在其中，完全成了其所控的地亩，显然是捏造文饰、混淆狡赖。经审问，阎长顺供称，他所控告的各项内容确实都是叶福海指使他写状控告的，他本人实在不知道其中的情由。拿这些话质问叶福海，叶福海也直接承认是他主使阎长顺上控；又说因为原来的差役秉公丈量，他愤恨无处发泄，所以把差役也一并牵连控告，等等。又责问他：这块碑是什么时候迁移的？如果真有此事，早年为什么不具状控告？况且今年春天已经勘明碑并未迁移，你当时还出具甘结才准许立碑，如今为什么又混赖？叶福海供称，光绪十一年间张姓将碑记迁移；到光绪十三年七月间，阎丕顺派抱告人阎永升先后到抚渖宪各衙门呈控，承蒙前宪台批示，札委栖霞县会同卑职前任傅县令亲自勘查审讯，勉强逼他具结。又责问他：具结以后完全可以再次控告申辩，为什么又低头无言？详细核查光绪十三年七月间叶福海唆使阎长顺派抱告人阎永升先后赴抚渖宪衙门控告张奎璧等案的各份呈词，只有“私立碑记”的字样，并没有“私移碑记”的说法。又查该年七月间，栖霞县陈令毓松与卑县傅令锟会同详报中记载，阎永升等说张奎璧等人的祖上当年遵照卑县前任凌令勘定的界址，在灌里村山根下所立的碑记是私自捏造的，不足凭信，属于任意狡辩。陈令与傅令将两县卷宗内保存的历次勘查单据，以及赴京控告、上级控告时所具的各项结状，交给阎永升等详细阅看。阎永升等无可狡辩；当日叶福海也在堂上，并且低头无言。这些卷宗和结状都还在，确有凭据。可是叶福海先前控告时说是“私立碑记”，现在又狡辩说是“私移碑记”，前后说法自相矛盾，完全不相符合。况且此案距今已经十七年之久，忽然想要翻改已经奉委会勘并作出判断的案件，实在属于刁诈。又查陈令与傅令在会同勘查、审讯并详明断结之后，料想到叶福海、叶姓和阎姓等各姓人众必定会有争夺抢割、重新兴讼的忧虑，因此另行禀明抚宪：如果叶、阎等姓再次聚众达到五十人以上，持械抢割，就应当按照江南通州沙民争地案件的成例，分别首犯和从犯，拟处斩刑、绞刑等罪。此事已经呈报并获抚宪批准，存案在卷。今年夏间，叶福海竟敢主使叶瑞兴等纠集众人毁坏[缺字]，已经属于违法。等到被责打拘押之后，他仍不改正以前的过错，不肯安分息讼，反而再次唆使阎长顺捏造词句上控，更加胆大妄为。本来应当按照陈令等人的禀报拟办，姑且念在他已经受到从重责押，并且供认此事，从此悔改，因而从宽处理：将叶福海责打、上枷示众，枷刑期满后仍予押候，观察他能否悔悟，再行核办。阎长顺虽然据供词已明明是叶福海主使上控，叶瑞兴等跟随毁坏[缺字]也确实是叶福海一人主谋；但他们先后听从指使而行动，终究属于同恶相助，因此仍分别责令拘押，以示警戒。差役等人并没有图谋受贿、营私舞弊的情事，应当不再议处。除将各项结状取来附入卷宗外，所有勘查、审讯、断结和惩办的缘由，拟绘制图样并附说明，墨拓碑文，详细请宪台鉴察核准、批示销案，实在有利于公事办理。为此将缘由备文申报，恭请按照详文施行。○详报县民庞永清赴府控告史鸿玉一案的详文。

译莱阳县为详报销案事。奉宪台批示：县民庞永清以书吏舞弊、图谋受贿等情，呈控史鸿玉等一案，承蒙批示：前次呈文刚刚批示责令办理，竟又饰词夸张，冒昧烦扰，本来难以准理。但所控是否涉及书吏舞弊，虚实都应彻底查究，着莱阳县按照控词，传集有关人证，秉公审讯裁断，等因。遵查，所发来的最初控词中，承蒙宪台批示：此案既然争讼多年，为什么该县不深入查究？看来其中必有以前的缘故，究竟这项地亩是官荒，还是民地？着仍到县呈明，听候酌情裁办，等因，已经行文知照存案。又查续呈中所说书吏舞弊、图谋受贿等情，呈文已到县。查卷可见，此案起争，是因为庞永清与史鸿玉另有买卖坟地一案的嫌隙。自光绪二十二年五月间，庞永清嘱咐其子庞太来以停柩受阻等情由，捏造词句，将史鸿玉控告到本道宪衙门，获批责令惩办。此后双方嫌隙越来越深，庞永清于是故意制造诉讼事端，把它作为报复史鸿玉的计策。因为卑县仙格庄原有一处荒地，没有确切亩数。乾隆四年王令任内，隋士成等控告柳安生私自耕种官荒，呈称有地五十余亩；社约孟思山等禀复，只说有地三十余亩。原来所说的数目本来就不相符合。王令判令柳安生退出土地，却没有判明剩余荒地究竟还有多少。道光十一年，忽然有该村会首史克珍等人没有依照章程禀报官府勘丈，私自立碑禁止开垦。碑中记载：仙格庄村东原有一处荒地，共计大亩地四十八亩，永远不许开耕。这是查明原有官荒没有确切亩数的前后案件依据。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会首史勋、庞柱等人以强行开辟牧场等情由，到县控告史鸿玉等。史鸿玉拓下碑文呈验，碑文中说有牧场一处；史勋又呈验碑文，却忽然把“一处”改成“两处”。经卑县前任徐令派人勘查审讯，查明牧场原来只有一处，是庞太敬、庞太令、庞太庆、史成瑞等人的祖父在荒场中间开辟四阡，因而把官荒开成了两截荒地，造成亩数短少不符。庞太敬等虽供称他们的祖父是出价买了他姓的土地，耕种多年，但复验碑文发现“两”字笔画粗拙，明显是后来改刻的。于是将承认改刻碑字的史勋等责打拘押，并令其所占荒地查明后退出，但双方至今仍未遵照判决。实际上，史勋、庞柱的控告，就是村长庞永清主使的。庞永清与史鸿玉一向不和，双方又彼此互相控告。庞永清控告史鸿玉、庞太鳌使用会中钱款二十余千文；史鸿玉控告庞永清侵吞全会公款八百余千文。到光绪二十三年五月，案件经卑县前任署县王令锡光批准勘查、传讯。因为双方供词各执一端，赈据和文契又残缺不全，难以辨明真伪，只能谕令等候查明后酌情裁夺。双方虽然没有遵照判决，却又停止争吵多年。光绪二十七年四月间，庞永清又以先前情由反复到县控告史鸿玉等。卑职认为此案纠缠诉讼时间已久，历经数任官员，卷宗堆积有一尺多高，如果不及早彻底查明，必然牵累无辜，永远没有了结之日，于是立即批准勘查、传讯、审断。勘查得仙格庄荒地现在只剩四十三亩一厘四毫，比碑记所记亩数已经多有短缺。荒地四周的地亩，有的有红契，有的有白契，有的连白契也没有；其中开辟四阡的地方，不仅完全没有白契，连粮银也不能确实指明是依靠荒地开出的。四邻之间年代久远，彼此侵占已经毫无疑问。正在传讯期间，庞永清忽然找出卑县朱毛村的教民刘维师投函说情，请求替他枉法判决。卑职认为教民没有干预词讼的权力，而且此事与刘维师毫无关系，便置之不答。一面传集到案审讯，据庞永清、史鸿玉供称，靠近荒地的各处地亩都是他们祖上的产业，但都没有契据。只有史鸿玉除其祖业地三亩二分和卖给庞太鳌的地七分五厘之外，另行侵占荒地二亩二分四厘，并擅自立[缺字]、挖湾，属实。于是将史鸿玉从重责罚，管押并谕令退出所占土地，平整[缺字]、填平湾沟，然后再行释放。庞永清和史鸿玉所耕种的地亩虽然没有文契，但既然都说是祖业，便责令各自补立契据、投税办理。其余靠近荒地的四邻，如庞永兆等，以及开辟四阡的庞太敬等，有的没有红契，有的连粮名也不知道，本来应当严加查究。但由于侵占已经多年，其中又有从他人手中买来的土地，而卖主已经逃亡，根本无法追查根源。如果只追究买主，恐怕还会辗转牵连许多人。于是谕令没有契据的人，按照祖业亩数补立契据耕种；丈量出来超过本人祖业的，多占部分即行退出。祖业之外另有侵种的，也一并退出。庞永清、史鸿玉、李永安、蔡茂勋、史成瑞、蔡茂敬、庞永兆、蔡茂功、庞太鳌、庞太敬、庞太令、庞太庆等人，除祖业外，共应退出土地六亩五分二厘九毫。再加上剩余荒地四十三亩一厘四毫，合计共有四十九亩五分四厘三厘。拿这个数目与碑文所记四十八亩相比，尚且还有多出的土地；而庞太敬等从他人手中买来、历年耕种的四阡还不包括在内，也足以看出原有荒地根本没有确切数目。当时四邻和人证都愿意具结承认，没有异议。庞永清供称，已经查明他收取庞太鳌借用会中款项五千零六十文；至于史鸿玉所借二十千文没有证据，愿意不再追要。史鸿玉也供称，庞永清侵吞八百余千文的账目，考虑到他任村长办理公事已久，便不再追问。双方具结，案件结案。可是史鸿玉已经遵照判决，退出所占土地，平整[缺字]、填平湾沟；庞永清却抗拒不肯补契投税，反而主使蔡茂功、庞永兆、史成瑞都不退出多占的土地，以此作为继续兴讼的资本。又唆使庞永兆、史成瑞在补契时多写亩数，企图混淆蒙骗。经卑职传到案内复讯，将其责打拘押，年终保释，至今仍未遵照判决。今年正月间，卑职访闻庞永清仗恃自己充任村长，以控争官荒为名，在乡间按亩收钱，于是正在责令差役将其拘拿。

译庞永清于是捏造先前情由，一再奔赴宪辕呈控。承蒙批示传集审讯，据干证蔡懋功（即蔡茂功）、李永安、庞永兆等供称，史鸿玉早已退出所占土地，并没有另行开垦官荒、砍树毁堤之事。拿这些话质问庞永清，他低头无言。又供称，因为史鸿玉填塞的泥湾被雨水冲后塌落，怀疑他又私自挖掘；又因史鸿玉、史正玉等人不肯交纳所收钱款，所以将他们指控。刑书葛凤鸣等人并没有舞弊情事。又因卑职秉公勘丈，揭破了其中的弊情；代书滕一清替史鸿玉在县里书写呈词，所以庞永清把他牵连控告，以发泄愤恨。庞永清愿意具结承认诬告，并供明前后两次按亩摊派钱款：第一次按每亩一百二十五文收取，第二次按每亩九十五文收取，共收取大钱一百九十余千，全部作为路费花用，现已没有剩余，等等。审讯庞永兆，据其供称，按亩摊给庞永清大钱八千二百文，蔡茂敬摊给大钱四千六百二十文，蔡茂功摊给大钱三千五百二十文，王庆云摊给大钱一千五百文，史玺玉摊给大钱四千四百文；还有尚未到案的人所摊交的钱若干，数目不清。庞永清这次到府控告后返回县里，对他们说，所有路费还必须继续摊交；谁要是不出钱，就要指控陷害他，请求官府替自己作主，等等。经过再三追问，众人的供词没有差异，应当立即拟定结案。查该村长庞永清，因为与史鸿玉另有诉讼嫌隙，便借控争官荒为名，编造词句纠缠诉讼。从光绪二十二年直到今年，纠缠诉讼已经六年之久，收钱多达超过一贯。两次经过官府判决，他都抗拒不肯遵从；期间干证、邻居和保人屡遭牵连，已经有几家死亡或逃亡迁徙。及至卑职勘查传讯查明，已经责押史鸿玉并令其退地，酌情作出断结，似乎已经足以舒解他的怨愤、平息他的怒气。谁知该村长竟以惹事为荣，只怕案件一旦判结，便永远没有收钱的机会，于是又敢捏造前情，一再上控。刚刚奉批发回，又想在乡间借名收取费用，实在是出了名的顽恶好讼、逞强使刁之人。本来应当将其所收钱款追出充公，按照成例详细办理。姑且念在该村长一经审问质证，就据实供认，情同自首，卑职已经判令革退其村长职务，从重笞责，押候悔过。庞永兆等人被庞永清收去的钱款，供称愿意不再追索。只是该村乡民屡次被摊派钱款，又受到诉讼牵累，实在值得怜悯。拟由卑职传谕会首，另行推举公正的村长；同时出示告示，严令禁止按亩收钱，如有不遵、查出后严加办理，以体恤百姓隐情、清除诉讼根源。史鸿玉等经审讯并未另行开垦官荒，也没有毁堤砍树；其所占土地早已退出，而且先前已经受过责罚，请免予再次加重处分。但该处泥湾经雨后又有塌落，应责令史鸿玉等随时填平，使其不能借此作为借口。至于靠荒四邻应退出的土地，已经掘立界石，归入官荒，永远禁止开垦，作为全村放牛之地。没有契据的，分别补立契据、投税；邻证等人都已经释放。刑书葛凤鸣等人确实没有图谋受贿、舞弊情事，应当不再议处。除将各项结状取来附入卷宗外，所有勘查、审讯、断结和惩办的缘由，拟详细请宪台鉴察核准、批示销案，实在有利于公事办理。为此将缘由备文申报，恭请按照详文施行。○详报县民妇郑王氏赴府控告郑之同一案的详文。

译莱阳县为详报销案事。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承蒙宪台批示：孀妇郑王氏以恶侄欺凌婶母、买通差役搁置案件等情由，续行控告郑之同等一案，承蒙批示：案件已经批示责令该县传讯郑之同，怎么可能买通县役祝泰，随即向该氏勒索钱财，却不列单送审？着莱阳县查照先前和现在的情节，分别审讯追究，详细上报，不许任其屡次冒渎，等因。又奉发续呈，内称恶侄欺婶等情，呈文到县。奉此遵令查明：本案先前据该孀妇郑王氏以恶侄违法等情控告，承蒙批示责令审讯裁断。卑职当即责令差役传讯，谁知郑王氏情由虚假而逃匿，多次派差役催传勒传都没有捕获。卑职担心其余被控证人等久候而受牵累，于是将被控证人和抱告人提集到案，逐一审讯，实际情形与众人供词相符而证据确凿，依照成例先行详报销案；并请等候原告郑王氏续行控告，将其扣留押解发来，尚未奉批存案。现在奉到前项批示，看来似乎是前次详文尚未递到；但如果不将该原告传到案内审问取供，终究无法堵住她刁狡妄言的嘴。因此随后又责令差役严密访查。现据原差役将郑王氏传获，禀报并带到审讯。审讯据她供称：去年秋间，她因向丈夫的侄子郑之同索要钱财未能得逞，便捏造偷割芦苇、行凶殴打等情由，到县里控告。经批示责令办理但未准后，她又寻找已经革职的代书鲁之玉，给她缮写控告郑之同的呈词。鲁之玉起初没有答应，她便告诉鲁之玉：并不是真要拿着呈词到县里继续控告，只是因为郑之同愚懦可欺，想拿着呈词去上控，借此吓唬郑之同，使他一定害怕受牵累而花钱和解了结。鲁之玉这才替她出主意，写了一份红呈，把她丈夫的族人郑维捏造成族长，指称郑维亲眼看见郑之同偷割她地里的芦苇。不料红呈交给郑之同看后，他并不害怕，也没有受到影响。她私下的愤恨没有发泄出来，便拿着这份红呈上控，批发县里审讯。她探知原差役祝泰奉票传唤她，便自行进城，在城内李王氏家寄住一夜。第二天听说被村长郑作洪等人联名呈报首告，因情由虚假便逃到登郡，又再次续行控告。差役祝泰根本没有和她见面，怎么可能向她索钱，完全是妄控，等等。于是又传李王氏来对质。据李王氏供称，她与郑王氏一向认识；郑王氏回县投案审理时，在她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外出，说要到郡里再次控告。等到差役得知后，前往李王氏家传唤郑王氏时，郑王氏已经先行离开。王氏先已经起程，差役祝泰确实没有与郑王氏见面，也没有向她讹索钱财。提讯已经革职的代书鲁之玉，他的供词与郑王氏相互吻合；责令他缮写的呈词，字迹也与第一次上控的红呈相符。查该原告郑王氏，性情强悍泼辣，惯于讹诈，村中众人都害怕她的恶行，没有人敢稍微违拂她的意愿。二十多年来，她横行乡里，被她陷入诉讼牵累、弄得倾家败产的人不可胜数；即使是她所控告的案件，积累起来也成了一大卷，无非都是编造词句、诬告他人，实在是女中的讼棍。这次郑之同因为阻止她强行割取芦苇，致使她从县里一再上控；等到奉票传唤，她又躲藏不肯到案，目的在于牵连证人，实在是刁狡到了极点。如果不立即严加惩处，不足以警戒刁讼风气、安定良善百姓。应将郑王氏严厉责罚，交官媒管押，作为刁诈诬告者的警戒。已经革职的代书鲁之玉，是莱邑有名的讼棍，竟敢替郑王氏出谋划策、串通作呈，企图借此恐吓诈骗郑之同，也属于胆大妄为；当即重责后保释，谕令此后悔过守分。李王氏经审讯与本案无关，应当与查明没有索诈钱财的差役祝泰一样，一概不再议处；其余人证全部释放，其他情节见原详文，不再赘述。除将供词抄录并取具结状附入卷宗外，所有续行传获原告、审讯办理的缘由，拟合具文详细请宪台复核批示销案，实在有利于公事办理。为此将缘由备文申报，恭请按照详文施行。○详报县民可英赴府控告李连玉一案的详文。

译莱阳县为查案录复事。案件承蒙宪台札文说明：卑县县民李可英以书吏玩弄权力为由，呈控李连玉等一案，奉批：李连玉如果私自伪造假契，县中怎么会长期习见而不察，反而把该地判给他家？这话不合情理，恐怕其中有隐瞒，着莱阳县查明案件，录具供词，详细回复，不得拖延，等因。又发下原呈，内称“书吏玩弄权力”等情，呈文到县。查卷可知，光绪十三年间，据已经去世的旧职员李金果派抱告人抱着其子李连玉，以纠集众人抢割等情由，呈控李其逊等。呈文到县后，李可英、李金栻、李田玉又以其村西南有一片低洼地，共大亩十八亩，原本是他们祖传的产业，种植[缺字]条；该地与李金果合伙而未分，今年轮到李可英收割，作为供奉祭祀的费用。现因李金果挟嫌捏造控告等情，三人联名具诉。当时经卑县前任傅令锟先后传集双方审讯取供，各自坚持己见，等待查核。李金果呈验红契，以及李可英呈交的分书、李田玉呈交的总分单，都是道光年间的凭据，已经无法考证。只有李可英在十三年十二月间呈称，总分单在李金果手中，请求调取查验。他先将其祖李金枝以及李田玉之父李闰的两纸分单呈到案内，关于所争的河边低洼地十八亩，他说立分单时土地还没有完全淤积形成，所以分单中没有记载，等等。查验分单，里面并没有“祭田”字样。可是李田玉在十四年十月间忽然粘附呈交总分单，称总分单原来在他母亲手中，现在另外找出来呈验，等等。查阅总分单，恰好有“低洼地十八余亩共作祭田”的字样。如果这份总分单确实是真的，李田玉为什么不在李可英呈验其父李闰分书时一并粘呈？而且李可英又为什么说总分单在李金果手里？前后说法矛盾，显然是事后伪造总分单，把“祭田”字样添写进去，以掩盖他的分书中没有祭田字样的事实，这是不言而喻的。傅令一向号称宽仁，一时没有深入追究。因为争控的地方有八亩多，而李金果呈到案内的契据所载土地只有大亩五亩半。审讯当地族人李金贞、李若恺、李知可等人，众人都说，西南河原来是李金果的地亩，经他们从中调解，令李金果在自己产业南边的河崖上割出二三[缺字]亩作为祭田；李可英嫌少，不肯答应，等等。傅令于是折中裁断，命李金果割出一半土地捐作祭产，由四房轮流管理。李可英所割的[缺字]条折合大钱四十千文缴入案内，交给该族长具领结案。然而李可英不但不缴钱，反而借口傅令判决割出一半土地没有明确说明应割多少，又想利用“一半”二字狡赖。后来李连玉多次控告李可英等人到北边占割他家地内的[缺字]条，他上前阻止时被殴打等情。李可英的祖父李金枝便以李金果父子违抗判决、翻案控告等情具状。傅令又传讯审问，责令李金果割出中亩地五亩归公，并派差役前往丈量。因为中亩以三百六十弓为一亩，李可英却想按照大亩足量，即以四百八十弓为一亩；并且勾结李公一，拿出顺治年间在别处认垦的执照，插入诉讼并出面阻止丈量。傅令再次传到案内审讯查明，判令李金果仍按原判，在其土地南面捐出中亩地五亩归公，立定界址。以后淤积形成的地亩作为祭田，由四房轮流管理。李公一属于远房，他呈出的远年执照不足为凭，责令不得干预，案件结案。到十五、十六年间，因为判作祭田的土地先后被水冲塌二亩多，又再次兴起诉讼。傅令当时判明，被冲塌的土地等以后重新淤积形成，仍归公所有；李连玉不必补足土地。到十八年，李曰必帮同李可英等人在李金果的产业地内挖沟侵占，企图补足五亩的数目。十九年间，李连玉又因此一再控告，经前县黄令葆年传讯判定：李连玉的产业地与其父在世时捐出的公产，以东西方向的沟为界；沟南五亩仍作为公产，沟北土地归李连玉管业。又因李连玉屡次涉讼，责令将公产土地交由李可英、李金栻、李田玉三房轮流管理，不准李连玉再行轮管；但今后如有淤积形成的地亩，应归李连玉管业，案件结案。到二十七年间，李可英因为黄令判作界址的沟日久被沙土压平，便又在沟北另挖一条沟，企图混淆界址，想把新沟以南的土地全部划作公产；又因为前次被冲刷的土地后来陆续淤积形成，被李可英的弟弟李可芬占种，争端因此再次发生。二十八年十二月，李连玉控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六年〕 承蒙宪台批示责令办理，但未予准许。二十九年三月，李连玉再次控告，卑职批示责令查丈清楚，正在传讯期间，李可英便捏造先前情由，一再到宪台衙门翻案控告，企图违抗判决、刁赖不服。伏查此案，李可英与李连玉争控的土地，双方虽然都没有确实的业权凭据，但既然据该族人李金贞等众人一致称说，该处地亩原来是李连玉之父李金果管业，李可英本来就不应妄自挑起争端。傅令因为双方供词各执一端，无法取得一致，分单、红契都不足为凭，于是依照族人所说的原来情形，判令李金果出让中亩地五亩，捐作祭田，由四房轮流管理。其实傅令并不是以分单为凭，也不是按照红契作出判断；当时只是认为子孙拿出产业捐作祭祀之田，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对李金果来说，不能吝惜不出；对李可英等来说，得到这项祭产，也不会再有异议，正好借此迁就双方而了结案件。这是傅令查核证据后作出的判决，书吏、差役等人又怎么会从中玩弄权力？只是李可英一人的贪心未消，竟然得陇望蜀，屡次侵占。黄令也没有彻底查明，含混作出判决，以致事情藕断丝连，诉讼根源始终没有断绝。

译现在已经查明，向南一侧河道淤积形成的土地由李可芬经管，他又向北侵占公产。其兄李可英因为分界的旧沟被沙土填压，便在旧沟北面、李连玉土地边界处另挖一条沟，并且还想向北侵占，肆意施行贪婪狡诈的计谋。由于被卑职查丈勘破，他深恐通过诉讼不能得逞，所以不等差役传唤，便先捏造词句上控。这些就是已经查明的历任官员先后审讯判决情况，以及卑职现今查勘所得的实际情形。除仍将案件交回县案，责令传唤李可英等查阅卷宗、审讯判决外，因奉有前项批示，理应遵令查案录复，具文详细请宪台查核，俯赐销案，实在有利于公事办理。为此将缘由备文申报，恭请按照详文施行。●《卢乡公牍》卷二 《灵皞室文乙编》阳湖庄纶裔 详报县民解同顺赴府控告于成太一案的详文。详报县民刘凤昌赴府控告刘凤考一案的详文。详报县民孙兰馨赴府控告张尚谟一案的详文。详报县民宫殿珍赴府控告解宗一案的详文。移文即墨县程县令，商议缉捕票据的办法。致即墨县程县令函，商议预先制定接待、保护洋人的办法。致莱阳县丞胡某函，讨论办理教案的办法。致莱阳县丞胡某函，讨论英国商人招募工人的办法。致莱阳县儒学函，讨论庠生臧远明争控荒地之事。致泰安商会委员范某函，阻止奸商贩运铜元。致英国驻威海华务司函，申明词讼案件的成例。致泰安商会委员范某函，讨论车辆应差的办法。告示：对于词讼案件，永远禁止并革除罚款条款。告示：责令差役查办案件，不准捏造情形回复。告示：诉讼案件的续单必须加盖印信。告示：谕令民众和绅士捐款修城，严防侵吞。告示：城内外购买房产，一律办理税契。告示：严厉捕拿讼棍。告示：责令书吏、差役整顿词讼。告示：整顿词讼案件中积累的弊病。告示：严禁饭店包揽诉讼事务。告示：各代书必须在呈词中写明来稿。告示：严禁讼棍按亩收钱，再借机上控。告示：讨论校士馆生员科举改章的办法。举人汪岱霖的禀文批示。书吏、差役请求预先制定差遣章程的禀文批示。商人郝文晟等人的禀文批示。张俊荣等人为张中桐作保的禀文批示。生员张芑采等人为张中桐作保的禀文批示。教民门元福控告追查盗窃赃物一案的呈文批示。张振恒抗拒拖欠酒税的禀文批示。差役周太关于于成太一案的禀文批示。吴绍九等请求革除官中职务的禀文批示。王奉璋呈报遭受火灾，请求派差役缉查案件的呈文批示。倪太玙控告孙祥林一案的呈文批示。赵逢林控告赵芝一案的呈文批示。徐万仁控告徐丕贻一案的呈文批示。林绍元怀疑失窃而妄自控告的呈文批示。王丁氏控告王元进一案的呈文批示。王清琴控告争夺荒地一案的呈文批示。张丕基控告吴甲龙一案的呈文批示。王义控告高兴业一案的呈文批示。董柚控告苗迪吉一案的呈文批示。臧习重控告争夺荒地的呈文批示。臧慎之租地种树的呈文批示。郭桐控告隋坤一案的呈文批示。详报县民解同顺赴府控告于成太一案的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