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乡公牍卷四

译此案应当怎样判结？被告外出，而他所指的刘成海在案卷中没有姓名，确实无从传讯，只好采用权宜办法。这里的地保最喜欢唆使诉讼、制造事端，就用他自己的办法来惩治他。命令地保徐寿生回乡，传谕刘成海交钱六千文到案领取。如果做地保连这件事都办不好，就立即革退，实在不能胜任。这次传讯办得荒唐，原差应当责罚。被告王义理如果确实外出，就应设法另行传讯，为什么传来了干证，却没有被告？特此判决。○孙相臣控告任为本一案的堂判 此案原告、被告都很刁猾。孙相臣与任为本的孙子任玉传出钱做会，却隐瞒真实情况，竟说任为本入会后不还钱而控告，已经显出刁狡。任为本借口孙子不在家，推托不管，倚老卖老，装聋作哑，更加可恶。如果一定要等他的孙子回家才判结，那么今天审问就等于没有审问，日后枝节会更多。询问调处人和同会人四人，供词完全相同，众人的供词确凿无疑。其孙任玉借用会钱，实在没有疑义。现谕令不追所欠利钱，也不再参加会，只须交出已经使用的钱十一千四百五十文，事情即告结清。如果日后其孙回来，问明他实际上没有入会，再带着孙子来控告。这个老人还自以为计谋得逞，其实是在预先为抵赖作准备。如果他的孙子来案，必定扣留审明，责令把利钱全部付清。此判。○赵炳斗控告徐克恭一案的堂判 徐克恭、徐克宽兄弟二人，心术非常险恶。徐克宽亲笔写的草稿中有“不是把地卖给别人，就不能赎回此地”的字样，由此已经可以看出他们不讲道理。由此类推可知，原价一定不是九十二千五百文，必定是七十多千文，只是当时故意把价钱多写了。只是审案要以约据为凭，既然约据是赵炳斗亲笔所写，就应当照九十二千五百文定案。契约后面既有这样的字样，无论是不是替别人写的草稿，都应当按照赵炳斗亲笔所写的字来判定，毫无疑义。赵炳斗却想要狡赖，假称他写的契约是钱交到后赎回此契，并与代书盖福昌串通，呈称请求调取查看契约是否是他一人所写等等。他又好像是说契约由徐克恭改写，或是契后字样由徐克恭另行添写，认为这样迎合设计得很巧妙。等到将赵炳斗的字迹与契约对照，发现确实是他自己写的契纸，且没有撕裂、挖改的痕迹，末后的字也不是别人另行添写的，赵炳斗还有什么话可说？本来可以通融让他赎地，但既然赵炳斗有意狡赖，就必须设法惩罚。因此判令徐克恭继续耕种两年，到三十三年正月才准许赎地，以此加以约束。徐克恭这个人尤其可恶，明明收了别人现钱六十九千，数目并不少，却一口咬定一文钱也没见过。本县把送钱来的五个人分别隔开逐一审讯，供词都相互吻合。又先后分别审讯徐守仁、徐克宽，供词也相同。徐克恭仍然一口否认，赖称没有这回事。直到加以惩责，才供出事情经过，详细得如同绘画一般。核对送钱五人的供词和徐守仁的供词，完全一致。这些供词都是各人分别供述，没有一个人听见别人的供词，既难以串供，也没有泄露，但在细微曲折之处却一一相合，可见收取六十九千确有其事。更可恶的是，徐克恭为了赖掉这六十九千，故意让徐守仁不收王延坤已经拨来的钱，反而把马价另行退还给李绍宾，想要造成后来没有二十三千五百文一事，那么先前的六十九千也就是虚假的假象。他的心思更加诡诈。无奈后来发生的事实反而可以证明先前的事情，而且拨付的钱正是二十三千五百文，与已经交付的六十九千数目恰好相互吻合。徐守仁一到堂上就供称，他在冬月二十四日并不在家；仅凭这一句话，就可以知道这六十九千钱确实是在冬月二十四日交付的。本案所交付的如果不是现钱，就不会有送钱人作为证人；或者原契不是当事人亲笔自立，原告、被告双方也一定都会狡赖不认。现特意把事情曲折的始末详细记在这里。古语说：“亲民之官不可不知情伪。”但是，寻常的虚假情况容易暴露，讼棍制造的真假曲直却难以防范。若不下一番苦心，推问审勘就不能深入细致。如果害怕事情烦难幽微曲折，不能尽心深入，那么遇到案件只会敷衍搪塞、含混模棱，也就不能查勘清楚一切了。此判。○苏刘氏控告苏德九一案的堂判 苏俊登属于长支长房，他的儿子苏吉田早已去世，理应命令苏俊登的胞弟苏德九，让其长孙苏香儿承继苏吉田为子。这就是所谓“绝次不绝长”，以小宗承继大宗，名分正当、道理顺畅，也符合兼顾各方的意义。如果苏刘氏的儿子苏吉进现在还活着，核查他与苏俊登的儿子苏吉田是同堂兄弟，或许还可以争做苏俊登的继承人。如今苏吉进早已夭亡，苏刘氏本来已经没有儿子，还要另外承继远服的苏奎元为嗣孙。假如想让这个远服嗣孙同时成为苏俊登的嗣孙，按道理说，怎么能认为公平？苏俊登的儿子苏吉田，怎么能舍弃胞叔苏德九的孙子不承继，反而承继远服之人的道理？况且苏吉田关系到大宗的名分，官长既已裁定，就不能因私情废弃公义。苏刘氏的意图在于争夺长房产业，想一举两得，可以说是昏昧糊涂。判令长房产业仍归苏吉田的嗣子苏香儿承受；对苏刘氏则从权准许她承继苏奎元为嗣。特此判决。○李邢氏控告李成文一案的呈判

译李成美老实质朴，李成文刁恶。李成文说自己是被李成美蒙骗，前一次一同来告状，不应分摊诉讼费用。质问他说，既然状纸上有你的名字，就应当分摊费用。两人一起告状，一个分摊、一个不分摊，在道理上说得通吗？前一次诉讼确实是李成文招引李成美、李谦益来控告，导致李成美卖地交钱十八千，而李成文只给田兆昌十五千。这样李成美已经吃了很大的亏，只因张克文不能供出这十八千交给了谁，所以无从继续追究。李成美知道本县已经了解他的冤情，愿意不再追究。李成文却说，他交给田兆昌的钱是李成美借给他的钱，还想向李成美追索。向田兆昌等人质问，众人都供称没有这回事。这项诉讼费用应按三股均摊，以李谦益已经交付十八千为确凿凭据；五十四千文分成三股，每人正好十八千。李成文又说诉讼费用不止五十四千，希望混淆事实、扰乱分摊。若质问后确实不止这个数，就由他赔出诉讼费用。此判。○高云河控告高丑儿一案的堂判 本案并不是因地亩而发生争端，六亩地早已交清，这是因为李氏争闹而引起的。查高云河原先控称买到刘福贩卖的西县妇女一名；现在见赵敬义出来寻找，竟敢另外捏造一份契约，说是赵敬义自己卖掉妻子，前后矛盾。经再三诘问核实，高云河根本没有见过赵敬义，他显然是事后听闻而捏造控告的，原契必定不是这样写的。尤其奇怪的是，李氏到堂上痛哭申诉，说是被她丈夫赵姓之人卖掉，显然是听了刘福教唆而这样供述。法律重在追究人的内心恶意，刘福简直和恶棍一样，应当重责，勒令交出大钱四十千，把人赎回交给赵敬义，使夫妻重新团聚，并将假契销毁。李氏丧失良心，也一并重责。著名的人贩子高见，就是高建侯，另行捉拿严办。此判。○王张氏控告王荣廷一案的堂判 王贞儿所供先前承继的各项情节牵强到了极点。王文山三岁出痘就死了，她却说他十八岁才死，甚至连继父的名分也说不清楚，不是假造又是什么？王贞儿当面说初刚是初氏的胞弟，她的话可信；为什么初刚又呈称王贞儿是假造的呢？她所说的继单，经审问认定是捏造的，免予查验。王五儿在王和俭家住了十多年，经王和俭替他娶亲，并生有一个儿子，这就是早已承嗣的证据；质问王宝书，他也低头无话可说。王五儿虽然已经死亡，既然留下儿子王全儿，就应当把王全儿作为承重嗣孙，王和俭家的全部产业归他承受，王贞儿不得妄加争夺。原告、被告双方都表示服从，取具结状，结案。此判。○方文明控告邢方锡一案的堂判 本案此前已经解送即墨审办，但即墨又以方文秀在租界、不便传唤为理由，将案件退回，推卸不管，只好由莱阳判结。查问邢方锡一方，所传说事人都说没有交付人口价钱的事，邢方锡怎么能领人？而且方文明领来媳妇又卖作娼妓，正如即墨公文所说，不能先判为媳妇，又让她再被卖作娼妓；但也不能正好落入邢姓的计谋，竟然把人判给邢姓。自然应当判令双方离异，女子归宗，解送回即墨，命令传唤娘家领回，另行择配。不知即墨县还有什么话可说？料想也不能再把案件退回来了。此判。○隋云登控告隋晋元一案的堂判 没有儿子而要承继嗣子，按例应当先亲后疏。如今隋云登有胞兄弟四人，而且都有胞侄，却舍弃胞侄不承继，偏要承继远房的隋晋元，无非是因为自己年老、无人侍奉，想借承继嗣子来找人养老。贪心一起，开始诈取钱财，继而迁怒于人，最后又勾结匪徒，冒充委员，企图借此胁迫别人，想以此促成和息了事。这种种不法行为，真是平日未见、耳中未闻，胆大到了极点。不过隋云登有一个极好的借口：他曾在严任任内呈请标发继单，已经埋下了诉讼的根由，却不知道严任当时因为他的胞侄争着承继，并没有批准他立这份继单。本县替他揭破这一层后，他的奸诈诡计便无从施展。今后遇到本人呈请立继，而族长和继子不到案的案件，还应当对此三番加以注意。此判。○吕增儿控告丁本刚一案的堂判 吕登高是否是匪徒，如果不与丁保淞对质，就不能查明。丁保淞现在已经解送省里勘问转审，如果一定要等他回县后再判结，恐怕会造成拖累，所以暂且交给该会首等人共同保领回去安置。丁本刚不等本案判结，就敢把女儿另行嫁人，采取这种强硬手段，刁狡无比，实在可恶。至于控告托徐成交给王之元二十千文作为退婚钱一事，向徐成交质问时，他的供词扭捏支离，明显是假造的。如果他果真有钱交给别人退婚，为什么不交到案上领取？又为什么不直接交到吕登高手里？种种刁滑计谋，都是赵心海在背后主谋。赵心海自称监生，奸刁诡诈，情状百出，应当责打并拘押。丁女不愿再回吕氏为妻，吕氏之子也不愿要这个妇人，自应从权判令离异，并令丁本刚出给重资以示惩罚，命令他交给吕增儿大钱一百千文，作为另行嫁娶的费用。双方表示服从并具结结案□，此判。○郭玉管控告郭振东一案的堂判 郭振东当时置办产业，只知道自己写草稿，贪图多占别人的土地，以为写明六百弓为一亩就可以欺骗别人，却不知道郭玉管的土地只有这么多，势必不能越界占有别人的地。土地既然没有丈量足数，怎么肯把价钱全部交清？这是必然的道理。如果价钱早已交足而土地却不足数，恐怕郭振东早就呈控了，不会等到今天。至于郭玉管迟迟不出控，大概是因为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又年幼，今年已经十七岁，才有能力出面控告。郭振东起初供称钱已经交清，后来经过驳诘，又说还欠钱五千，后来又说是照七分的数额交价，已经交过四十千。果真如此，如果按七分计算，也只应交三十八千而已。这说明价钱并未交清，只是信口胡说。判令重新议定价格，这样他的伎俩就穷尽了。此判。○刘张氏控告宋同连一案的堂判

译本案实际是刘氏母女与宋同连通奸，愿意订婚成亲，后来刘氏母女又与杨姓之人通奸，因而反复改口，抛弃了原先的关系。宋同连醋意大发，纠集薛当志等四名无赖一同去寻衅。刘张氏的女儿此前曾与宋同连私通相恋，趁势跟他私自逃跑，李从谋追赶不及，因而具状控告。应当斥责各名犯人。像这样暧昧不明的事情，母女与人通奸，导致幼女跟人私奔，却还敢一再刁钻控告，声称是被强抢。如果不彻底查究清楚，刘张氏就会自以为计谋得逞。如今已经传获她的女儿，交给家人领回，案件已经查破；相关人员也予以惩办，并斥责原告以示警戒。此判。○张刘氏控告张立杰一案的堂判 张允广、陈兆会二人，是因为张立杰向张学勤索要垫付的工钱，二人拉架劝阻打架的证人，不能作为收取钱六十千的证据。张刘氏却带着张、陈二人作证，故意把这件事的证据拿来证明另一件事。由此看来，就可以知道张立煦所控因工人垫付钱款而发生争端一事属实，这一点可以相互印证。辛福虽然有欠张刘氏的岳父二千五百文一事，但不能作为收钱六十千的证据，难道有这么一点点事情就能证明六十千文吗？试问少掉的五十七千多文，是谁用了？张刘氏又说不出来。而且调取查验收单，单上只记载收了八亩地；如果真有收钱六十千文的事，单上难道会不写明吗？张刘氏的控告没有凭据和证据，无法继续审讯追究。此判。○郑彦廷控告郑福同一案的堂判。此案徐任原先的判断并没有错，但郑彦廷所说的改动，是把“南洼地二亩半”中的“二”字添上一笔改成“三”字，这与“小洼地一亩七分五厘”并无关系。徐任按照分单核对，明知茔前地二亩的“二”字上添了一笔改成“三亩”，已经用朱笔在分单上圈出；但对于所说添改的南洼地一亩，徐任却误用朱笔在分单上圈出了小洼地一亩七分五厘，因而使郑彦廷心中不服。其实这与案情毫无出入，徐任所指的地界方向判定得完全恰当，不能更改。但郑彦廷又以空兑粮银为借口争辩，因此本案尤其以粮串和征册为关键。当时郑福安兄弟呈出了咸丰年间纳粮充差的账簿两本，因为那时刚分家，各户都还没有卖掉产业，足可作为凭证。随即查出咸丰七年加盖印信的征册，查明郑彦璞名下粮银为五钱二分五厘【这是郑福安父亲的户名】，郑彦顺名下粮银为三钱九分六厘【这是郑彦廷的户名】，郑奉业名下粮银为四钱二分九厘【这是郑彦和的粮名】，都与充差簿上的数目相符。核对郑彦【廷、和】呈出的地册粮数，却多有不相符之处。于是命郑彦廷呈出光绪二十四年的粮串，数额为三钱六分五厘；因为他实际原有数额是三钱九分六厘，历年卖地后，粮银逐渐减少。但即使按照这张三钱六分五厘的粮串，与地册上郑彦廷名下四钱四分的数额核对，也已经不相符。郑彦廷又说其中还卖出了一亩七分五厘的地，应当减去粮银七分；从四钱四分中减去七分，应当还剩三钱七分。可是为什么二十四年的粮串只完纳三钱六分五厘？这就更加荒谬了。到了二十五年，他又卖了地，所以现在粮串上只剩三钱五分三厘的粮银。像这样逐渐卖掉产业，哪里还有剩余二亩地租给别人耕种的道理？可见他的分单是真的，所以才用笔补注；至于添改地册，竟然是改过分单以后任意捏造的。审断此案时，我曾责问他：如果你肯承认茔前地二亩中的“二”字是自己添了一笔【此处“二”字上所添的一笔墨迹较重，容易辨认，不像南洼地二亩半中“二”字上所添的一笔，墨迹浅而难以辨认】，那么本县还可以让你占一点便宜。他信以为真，才说实际上只是捏造添了一亩。先命他具结；但一处既然添改，便可知道两处都是添改的。如果以后再以钱粮被过拨等说法刁滑控告，应当立即立案不准，并治他抗拒纳粮、诬告的罪。以上判决。○张方礼控告张正一案的堂判。张方礼所不愿意的，只是要出这四千五百文的贴差钱而已。他要求追究历年的粮钱，是无理取闹，这种说法不应准许。所谓分宗，也只是借口。张礼、张立两户的粮银只有三钱二分四厘八毫，如今却要出四千五百文作为充差纳粮之用，数额几乎是五六倍，他当然不愿意。争端正由此而起，本案也应由此判定。查前街张方礼等人是九年轮流一次充差，向来没有出贴差钱的规矩，不能因为今年前街有人充差，才开始立下这种帖据。果真如此，今年出了四千五百文，以后八年岂不是年年都要出钱吗？这不公平。况且帖据中又不应写“两宗”字样，以免被人借题发挥。判令该帖据作废，后街的贴差钱照旧缴出，由粮差代为兑纳；前街的粮银仍由张方礼等自行兑纳，不必出贴差钱。张方礼供称：张礼、张立两户名下的粮在前街，又分作四家兑纳。今年张立收取了张礼的一钱七分二厘四毫。查张礼的粮银过给张立，合计仍是两户三钱二分四厘八毫，与后街毫无关系。以上判决。○夏昆控告夏仑一案的堂判。双方所争的，是帖据。帖据确实是本案的关键。帖内没有另立继嗣、废除原继嗣的说法，有亲族可以作证。因此夏仑因为索要帖据而争斗，并提出控告。孙秀唯恐到官后判自己输掉，所以串通差役压下案件不审。如今发出票据不过六天，就已经送来审理了。夏昆控称自己在城中等候了一个多月，王任不审，后来刘全甲等人对他加以蒙骗劝息，他只得答应。孙秀又害怕帖据留在案卷中终究会成为祸根，于是捏造王绥昌的名字，请求把帖据作废。王绥昌对此根本不知情。这与王任发票传讯时，孙秀勾引夏敬熙、迟瑶等人递呈的事情完全一样，心思阴险如鬼蜮。否则，迟瑶等人在堂上的供词，为什么会与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的呈文完全不相符？徐、王两任的批词都各有两种说法，不能使双方折服。现在依照例规立继，应当先亲后疏，并向夏仑说明：想立朋儿为爱继，就必须先立元儿为应继。夏昆愿意两人都不继承，死后再由元儿负责殡葬；夏昆也不立即索取这块地，具结后结案。孙秀押候究办。以上判决。○刘张氏控告江八十一案的堂判。

译本案中，江张氏、温正荣是卖人的主谋，与刘江、刘才无关。可是江张氏、崔大年、卢新英、刘光全先后递呈，都说是刘江放走莺儿并拐卖人口，与江八十无关。自然应当先从刘江入手审问追究，但刘江极力喊冤。刘光全却说刘江得钱五千文，有刘才亲眼看见可以质证。刘才自己供称得到二万五千文，坚持说刘江并没有得到钱。卢新英也说不知道。分别审讯后，才根据卢新英的供词查明，温正荣、江张氏、江八十等人卖人的事情属实。刘才也是刘光全找出来的，立下契约，用甜言蜜语哄骗他，才使他拿钱离开。后来事情被告发，刘才已经花掉三万多文钱，托刘光全蒙混息事。如今刘张氏提出控告，卢新英、刘才的供词都清楚表明，始终没有刘江参与。本案众多证人串通起来共同诬告，费尽言辞审问后才得以弄清。如果是刘江放走莺儿，又何必让刘才立契？而且刘江若是主谋，哪里肯只得到五千文就罢休？只是刘江如果不替人作抱告，也不会遭受这场诉讼牵累，实在是咎由自取，应当斥责。以上判决。○李寿普控告崔春林一案的堂判。李寿普奸猾善辩，他所涉及的各项事情一一审明后，供词与他的呈文都不相符。张正明供称，李寿普牵着驴赶集，崔春林因此扣住驴索要账款。如果确实如此，崔春林既然没有到李家去，怎么能拿到他那么多衣物和钱文？况且店账是崔姓所要，李云明怎么会一同去拉驴？这显然是李寿普诬告。至于粮钱一节，如果是自己封好投入柜中，断没有当时不索取粮串的道理；如果是交给李升举代为兑纳，李升举也不可能不索取粮串。何况只有把粮钱就近交给甲约代兑的事情，从来没有交给社约代兑的事情。李寿普先供称钱交给了李升举，叫张成莪来询问，张成莪却说没有这回事。李后来又供称是自己封好投入柜中，责问他为什么不立即索取粮串，他又改口说托李升举代兑；一会儿改了三种说法，不是假话又是什么？以上判决。○封盛控告姜崇一案的堂判。丁克化等人曾命姜玉给封盛一分地，因为双方的契约都遗失了。后来不知契约从哪里找到了，这是可疑之处之一。而且两份契约都是未纳税的白契，更不可靠。封盛的是乾隆年间的契约，姜玉等人的是嘉庆年间的契约，年代久远，难以凭信。封盛又呈出乾隆年间的另几张契约核对，笔迹似乎与其所粘契约相符；但双方都没有给契约纳税，都有不合之处，判令补税免罚。现在丈量姜玉等人的土地，按原契五亩二分计算，地却多出二分有余；封盛按契约计算只少一分有余，也没有少到三分之多。姜地多出，封地减少，情形很明显，为什么封地不增加而姜地却增加呢？命姜玉按原处给封盛一分地，姜玉多出的那一分余由其自行经营。如果姜玉的契约未税而封盛的契约已税，那么姜姓多出的二分余，连同封盛少的一分余，也不能归姜姓所有。如今因为两份契约都是白契、都未纳税，所以采取这种各自平分的办法。封盛的契约虽然年代久远、四至与现在不相符，但乾隆年间的契约，其四至到今天必然已有变更，不能一概拘泥。以上判决。○郭宋氏控告郭赶生一案的堂判。事情一定有原因，绝不会无缘无故发生。郭赶生九月十八日回家，二十日就去找郭心田索要代梢银两。郭心田想要逃跑，郭赶生便把他捆绑起来。捆绑必定有其原因。询问劝解此事的宋举相等人，他们都说听到郭赶生口中说是为讨要银两而起争端，可知并不是因为挟嫌报复。况且立帖改过一事已经十多年，与郭心田并无关系。郭赶生即使心怀旧怨，也不至于回家不到三天便如此急迫，凭空把郭心田捆绑起来。如果说他是有意向郭心田寻衅讹诈，那么郭心田又不是有钱人，更可见捆绑并非为了挟嫌。代梢银两的事情发生在关东，原本容易抵赖；但郭心田为什么对调解人张桂三说自己没有代梢，或许是他的儿子郭库儿代梢之类的话？这与郭廷杰所供郭心田所说“如果说是我代梢，我就丢脸，只能说是我儿子代梢；钱被他侵吞了，想办法少还”的话颇为吻合。先把捆绑一事判结，限令郭心田交出郭库儿，另案审究。○刘赵氏控告刘腾进一案的堂判。本案明显是因赌债而起争端。刘元儿天性痴愚，人人都想任意欺凌宰割，欺负孤弱的情状令人发指。与他一起赌博的人很多，刘元儿输的钱也不少。正好赌友刘玉峯与刘元儿有买地钱文往来，刘腾进等人便唆使刘玉峯以地价未清为由提出控告，表面上是索要地价，实际上是借机索讨赌债，其用心之巧、含意之深，由此可见。审问牵涉此事的证人刘建吉，据其供词，地价早已付清，刘玉峯还要狡赖。他既然有意逞强刁赖，就应当设法制止。查刘元儿因被刘玉峯在厅上控告，花费了二万零七百文钱，这笔钱本应由刘玉峯全部赔偿。现在姑且按照他的说法，以地价一万八千五百文抵扣，刘玉峯再赔二千二百文；这样处理，可以使他无言可说。惩罚恶人，不妨严厉一些。刘腾进竟然还敢在半路抢走刘赵氏的地契；如果不是彼此串通，刘玉峯的卖契有什么用，刘腾进又为什么出来抢夺？这些都是刘仁国的狡计，各自予以责惩，结案。以上判决。○李锡九控告李树荆一案的堂判。

译西村既然是早年侵占荒地，东村在近几十年间为什么一直不控告追究，直到现在土地已经成熟、树木也已长大，其中契地和荒地大多交错混杂，而且又经过辗转买卖，卖主有的已经死亡、有的已经逃亡，难道能把无辜的业主逐一追究，造成牵连拖累吗？这既不合政体，也很不合公允之道。现在只能采取既往不咎、严防将来的办法：除已经成熟的土地外，今后如有侵占，立即惩罚一人以警戒众人，以示惩戒。李树荆等人如果不是因为砍树理亏，哪里会因为拾草一事就赔钱三万文之多？如果侵占荒地全是西村的过错，为什么东村李正芳等人也种有荒地？如果一定要逐一牵连报复，势必酿成大争端。况且树镜、树窝调解时都说有人亲眼看见窝内有树根，难道这是临时能够挖出来的吗？李树荆奸猾游滑，善于巧辩掩饰过错，一经责问质证便无话可答。本案西村以李锡九等人为首，东村以李树荆等人为首。两村村长为人还算公正，命他们一同前往丈量剩余荒地，立界并禁止开垦。以上判决。○王福全控告宫德清一案的堂判。宫德柱所说的证据有两项：一是包袱，二是苏贻起。苏姓既然不到案，单凭包袱这种东西，谁没有一件？必须有人亲眼看见这包袱是从道士身上搜出来的，才算有证据。而且查验这包袱很小，未必能装下二千五百文钱。即使郭砚田也只说看见道士坐在店旁，没有看见他下手偷窃，怎么知道当时不是临街或店内的其他人偷走的？宫德清等人却一意把道士捆绑吊起来，肆意凶打。宫兆修不过是一个童生，竟敢私设公堂，任意拷问。宫德柱还狡辩说只是捆绑而没有吊起；查明用绳子捆住手叫作绑，捆住后吊在空中叫作吊。如今村长宫兆桐已经看见道士被吊在柱子上，还能抵赖吗？道士又不是小孩，如果没有宫德清等人帮忙动手，难道年过六旬的宫德柱一人能够把他绑吊起来吗？这里私设刑罚、逼供拷打的风气，几乎已经成为恶习。即使确实是真贼，已经拘捕后擅自把他杀掉，尚且有罪，何况没有证据只因怀疑偷窃就这样做？但该道士当天没有穿道服，也有不合之处，姑且略加申斥。以上判决。○赵袁氏控告赵元田一案的堂判。本案不过是为赵元丰清理死后的遗产，并不是要审断赵袁氏立继一事。先把章旨认定清楚，然后再作判决。赵福松既然不在家，不论他以前是否立过继嗣，赵袁氏此时都不能得到赵福松一丝一毫的产业。何况伪造继单、倒填年月，事实已经一一可以查证。判令把赵元丰的土地另交赵元喜管理，每年将折算的租钱缴到案内存入库中，等待领取。这些土地不准典卖，必须等赵福松回来时，钱和土地一并交还。如果福松晚回来一天，租钱就多积存一天，双方都不得再有异议。屋内存放的家具，也等福松回来后由他自己开门取用。以上判决。○张文成控告张全福一案的堂判。这次复丈后，张文成仍然少地七分一厘。张全福的南北地、东西地，按契约所载的分书管理经营。此外只多出一分二厘二毫，与张文成所少的七分一厘相比，以多补少仍然不够。张文成说张全福的东西地是从张西五那里买来的，只有一亩，契约上多写了二分。审问张西五，他已经承认此事。而且中间说合人曾让张全福按契约管理一亩，张全福也答应了，这就是他多占二分的证据。张文成又说张全福的南北地不足一亩，他的分书是伪造的。责问他契约中为什么多写了若干土地，张文成回答说分书上只承受了五分地。然而即使按照五分的数额退出五分，再加上东西地多占的二分，以及丈量多出的 一分二厘二毫，合计就是八分二厘二毫，难道不是超过张文成所少的数额吗？分书究竟伪造了多少，没有凭据可以质对。只是张全福如果没有隐情，哪里会向原处人主动答应拿出二万五千文钱来解决南北地的事情？照原处的处理办法结案。以上判决。○盖姜氏控告盖式度一案的堂判。本案递呈之人的说法变化离奇到了极点。盖姜氏最初递呈时，使用她父亲姜继达的名义作抱告；现在她的兄长姜振东又递呈说，这是伪造姜继达的名字作抱告。这两份呈文都是代书盖福昌写的，前后自相矛盾，尤其奇怪。现在审问查明，第一次呈文确实不是姜继达作抱告，而是刘开堂一同前来递呈；代书擅自伪写她父亲作抱告，固然十分可恶，但刘开堂以与自己无关的事情离间人家骨肉，使岳父和亲生父亲都对姜氏产生怨恨，刘开堂尤其荒谬绝伦。然而姜继达之所以憎恨女儿和亲家，也有原因，大概是想与他们商量把女儿卖掉，盖姜氏便借此断绝刘开堂往来的痕迹。刘开堂不能舍弃她，于是不顾廉耻，唆使她架空编造呈文；这个妇人是自取其辱，两家的尊长也有违背慈爱晚辈的道理，而种种恶因都是刘开堂造成的。将刘开堂重重惩罚，对这个妇人严加申斥后释放。特此判决。○张文江控告苏斗儿一案的堂判。张文江丢失毛驴是事实，苏斗儿、苏燕儿平日也一向不安分。如果说这头驴就是苏斗儿等人偷的，张文江却完全拿不出证据。前次禀呈说看见驴走进苏姓家门，自己一直追赶却没能进去。现在审问清楚了，不但他没有看见人，也没有看见驴直接走进苏姓门内。只是因为苏氏兄弟一向不安分，他便四处打听、旁敲侧击，怀疑是他们偷的。质问苏保多，他说完全不知情；苏洛五外出不在家，更无法作证。捕役张桐供称，也没有查到确实证据，只是因为苏姓的情形可疑，才根据地保的话来禀报。地保又没有到案，实在不能仅凭一面之词就断定苏斗儿是真贼。苏燕儿供称，自己与张文江是至亲，所以念及他的托请，答应代为寻找，并不是已经认定要退赃。应命张文江自己寻找确实证据，另行控告追究。苏氏兄弟既然是至亲，也可以协助查找。以上判决。○赵作兴控告徐万宝一案的堂判。

译耿碑四至以内不准采石，东、西、北三面的界限都相符，只有南面到石河村疃后的东西大道一项，现在有两条道路，一条小、一条大。如果按斜道来说，道路虽然宽大，但距离村后约有半里，并不是紧靠村后，因此与“村后”二字不太相合。况且查问于兆钦时，他曾供称：“明明是紧靠村后的路，原来是大道，后来因为年久被水冲刷变小；现在走的斜道原来是小道，因为近半里，抄近路走的人日益增多，越走越宽。”总之，道路可以改变，村庄却难以更改。即使以紧靠村后的地方作为南界，界内不准开石，也比以道路为界更有依据。以上判决。○张学控告张贵云一案的堂判。张太云呈出了真正的契约，价钱为七千文，并附带粮银二分。张学却呈称是五分，比原数多报了三分，已经显出虚构捏造。张学无话可说，自己承认有错。责问他：既然张太把草场卖给张贵云，为什么张太躲着不到案？他便供称张太出外去了烟台；张贵云也供称，确实没有买张太的草场。张太情形虚假而躲避，这种说法怎么能相信？因为张进人在关东，无法质证。如果张太云有意狡赖，正可以抵赖说没有买张进的地，为什么张太云反而肯把张进的卖契呈出来？张太为什么早不去烟台，却偏偏在成讼时不出面到案对质，反而先躲起来？显然是张学向张贵云讹诈未遂，因为张太云曾买过他弟弟张进的地，便牵连张贵云妄加控告。于天瑞也供称不知道所欠粮钱的事情，判令张太云缴税并办理过割，所欠粮钱免予追究。以上判决。○王寿堂控告谭永清一案的堂判。本案中，地方借机讹诈，乞妇肆意撒泼吵闹，王柱仗恃富有胡作非为，都令人发指。然而重重责罚地方、严厉惩处乞妇，反而会助长王柱的气焰。地方只作轻微责罚，乞妇的罪责归于丈夫，各按其罪惩处而止。王柱不能约束家中妇女，几乎酿成命案，而且到堂后自称耆宾，一会儿说“小的”，一会儿又称“耆宾”，满口不停地叫“父台”，其强悍恶劣的样子显露无遗，也予以戒责，打手掌数十板以惩罚刁恶之人。各自具结，结案。以上判决。○赵玉控告赵德义一案的堂判。护茔地原本有三亩，每一房分得一亩。赵玉的父亲又卖了一亩地给赵德义的继祖长房管理，因此赵德义除了管理长房原分的一亩地外，还买到了三房的一亩地。赵成玉属于二房，只管理一亩，赵玉对这块地已经没有份额。如今他用言辞掩饰争地而起诉，等查明后又改口说并不是争地，只是不准卖给外房。这是买地未成的赵成玉唆使主谋的，应判令立即把这块地加价卖给赵成玉，以此堵住他的嘴。供词和结状附在本判之后。○郭桐控告隋坤一案的堂判。姜逢寿、崔喜才是郭桐自己带来的干证，他们供称郭吉太确实不在家。隋坤是因为索要牛钱而起争端，并没有说过春画的事情。崔喜才还亲眼看见郭吉太去年赶牛回家等等。姜、崔是郭桐的邻居，如果他们袒护隋坤，为什么不反过来诬称郭吉太在家？左福臣虽然是隋坤带来的干证，但去年他去劝说归还牛债时，郭桐亲口承认曾亲手做面汤给他吃，因此左福臣所说的事情也不是捏造。既然所说的事情不假，就必定有欠债。况且隋坤呈称牛马是左福臣说可以拿来抵偿的；如果左福臣要袒护隋坤，完全可以说是郭桐主动交出牛马抵债来证实隋坤的话，为什么反而肯说不知道拉牛马是为了什么？郭桐仗恃儿子外出，拒不承认钱债，反而拿春画的事来搪塞。即使事情确实有因，也应当是他的儿子与人确有纠葛。隋坤并不是凭空诬赖，本应按照牛价全部偿还；姑念他儿子远出、家境贫困，酌情偿还隋坤债钱的一半了结。主谋写信的赵维汉本来就是讼师，如果以后再被人告发，一定严加究办。以上判决。○李守臻控告全正宽一案的堂判。李守臻认领耕种荒地，纳税土地二十亩。李守臻作价一万一千文，将荒地典给孙曰起。后来孙曰起想要前往关东，又把这片荒地改按大亩计算，作价典给全正宽的父亲全永保，并把原有的认照交给全永保，让他承接缴纳租钱，这可以作为尚未绝卖的证据。现在全正宽因为孙曰起不在家、无人可以质证，便捏称这是孙曰起卖绝的土地，又将荒地作价十万文卖给吕德让。吕德让又将这片荒地作价十二万五千文卖给于马氏。查全正宽明知这是官荒，手中又有认照，竟敢违例私卖，实属违法，应惩罚全正宽。李守臻私自典押官荒，也有不合之处，罪责归于行为本身，并责打手掌以示警戒。全正宽、吕德让、李守臻所得的地价，因为辗转多年，均免予追究。于马氏已经付出十二万五千文，判令这片荒地由其管理经营，仍按新章程出价领取凭单，永久经营。认照、卖契、租帖一律注销。以上判决。○段姜氏控告段夏儿一案的堂判。段姜氏屡次兴讼，是受其弟段保成唆使；段成锐出面递呈控告，是受其孙段夏儿，也就是段好祥唆使。骨肉不和，一定有原因。段姜氏的土地现在只剩下零星典卖的八亩，硕果仅存的也只有八亩，恐怕还保不住。段夏儿竟然愚弄自己的祖父，扣留地契，把它当作再次出卖的土地。虽说姜氏将来或许也一定会自己卖掉土地，但毕竟是自己的产业，仍然知道爱惜。命段成锐交出契约领取，姜氏也不准再卖地。以上判决。○李徐氏控告李茂增一案的堂判。李徐氏的地契在二十年前，已经由原来处理此事的人调解查明，属于四分地，为什么现在忽然出现八分的红契？其中的弊端可以想见。李龙田等人的约据都是未纳税的白契，更不足为凭。当日原来处理此事的人既然知道李徐氏只有四分地，为什么调解拨给的土地却有七分多？可见当时对这块地究竟有多少并没有准数。只是事情已经过去多年，现在只能仍按原来处理此事的人所立的界限，以小沟作为界址。双方的地无论多少，李龙田固然不得向东侵占，李徐氏也不得再争夺沟西的土地。只是这条沟南宽北窄，必须以沟中较为宽阔的中线为准，才能避免双方再次侵占沟地。以上判决。○葛永会控告葛庆三一案的堂判。

译葛永会把旧案捏造成新案，仅这一点就已经使他的虚假情状完全暴露。况且他在新呈中说：“我出外前往关东，一直没有回家。去年秋天回家，才知道发妻被卖。”查明他的妻子在二十年被卖，而他在二十年四月已经四次递呈追究，那时他哪里是在关东？控告到第四次，忽然又放置不告，可见他收钱的事情不是假的；既然已经不顾羞耻，所以后来在莱州又娶了后妻李氏。娶李氏两年后，又和李氏一同前往关东。试想其中有这么多前后经过，怎么能推说一直在关东，回乡后才知道妻子被卖？在黄任任内，他既然已经得钱而不再控告，如果真有冤屈，怎么肯忍辱另娶，却不在另娶时重新控告？可见他是为了得钱而反复改口，一再企图讹诈，把旧案改说成新案，故意刁滑控告。特地给他戴枷责罚，以警戒无耻昧良之人。以上判决。○蒋钦控告吕成儿一案的堂判。蒋钦十岁时，他的妻子就已经与人通奸。吕成儿与蒋钦的妻子叶氏通奸，后来叶氏竟敢听信他的话，把房屋陆续卖光。当时蒋钦的祖母已经去世，同族的蒋曰仁和吕姓族人等都想卖掉产业从中获利，于是一起谋划出卖。不满一年，产业就耗尽了。其中房产所得的钱，有叶氏自己花用的，有吕成儿从中侵吞的，蒋曰仁也插手分取。由前案来看，叶氏的呈文已经足以证明，是吕成儿、蒋曰仁把叶氏的房产变卖。叶氏索要卖价却没有拿到，便到吕邵氏家中吵闹；邵氏因此把这个逆子告发，又以儿子逃走为借口，托人调解息讼。息呈中所记蒋曰仁花费一节，就是含蓄指责其中有隐情；而所谓叶氏自用、与他人无关等话，更可以作为捏造掩饰、抗拒追究的证据。吕成儿与人通奸，反而敢从中牟利。据他自己供称，吞占房地价一万零五千文，实际绝不止这个数。但如果按照房地原价一千多串判令赔偿，似乎又不足以彰明公允。判令吕成儿拿出四十万文赔偿房价，用于给蒋钦置办房产。已经卖掉的全部产业，一概不许蒋钦回赎。叶氏作价十万文，一并卖给吕成儿，以杜绝后患。吕良儿与妇女通奸，命其拿出三万文解秽钱缴到案内，由原丈夫领取；幼女由蒋钦自行赎回。将吕成儿等人分别责罚，戴枷示众，以警戒淫乱、凶恶、刁滑、奸诈、诈骗和侵夺产业的人。以上判决。○倪允吉控告周中儿一案的堂判。案件刚刚兴起，双方打官司都想着抵制对方，于是搜罗与本案无关的事情，牵连控告来作为抵挡。然而真实情况终究无法掩盖。周崇和与倪允吉是因茔树起争端，周崇和却一定要牵扯周中儿拖欠工价一事。周中儿欠他的工价，他哪里能向周崇和索讨？显然是借此抵制。此事虽然确实存在，却与本案无关。如果周中儿据实供明得到工价多少，还可以念他贫困而不追究。可是周中儿故意少说，只承认花用一千五百文。等本县判令他退出五千二百文后，他又承认原来处理此事的人曾经裁定，还须退还工价二千文。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他花用五千二百文就是事实；否则只花用一千五百文，原来处理此事的人怎么会命他退还二千文？判令退还二千文，结案。双方如此刁滑，特此判决。○刘李氏控告任玉山一案的堂判。本案种种曲折，全是吴学古一人造成的。不重重惩治吴学古，就不足以警戒刁滑强横之人。吴学古只有一个女儿，却一会儿说已经许配给人作媳妇，一会儿又把她卖绝给别人。不论许配女儿的事情是否属实，卖绝却已经是事实，众多证人证据确凿，无法挽回，双方恩义也已经断绝。如果果真判令赎回，那么凡是卖掉幼女的人，等女儿长大后，都可以串通设计赎回再卖，天下还有谁敢买使女？刘李氏愿意不要这个媳妇，酌情判令吴学古赔给财礼。如果他所说媒说确实是真的，那么退还聘礼后另行婚娶，刘李氏并没有受到冤屈；如果是串通起来刁滑控告，那么设计害人的人先遭受白白赔还聘礼的损失，也足以制止吴学古。以上判决。○陈万云控告周曰年一案的堂判。本案陈万云名义上是争树，实际上是争地。他一到堂上就说树在地里面，有树就有地，意图已经很明显。现在必须查明这棵树是谁种的，才能断定这块地是谁的，才有把握；既不必查契据，也不必另行丈量。可是陈万云拿他的契据作借口，口口声声说周曰年侵占他的土地。谕问这棵树究竟是谁种的，他又说是在他父亲和他都不在家时，由他的工人种的。责问他此外还有什么证据，他说完全没有证据。他还说原有十四棵树，五年前自己砍了三棵，去年周曰年砍去两棵，剩下九棵；周曰年则说原来是十一棵，除去自己砍掉的两棵，剩下九棵，并且有五名见证人作凭。可见这些树不是陈万云所种，已经毫无疑义。陈万云随口又说，既然树是周曰年的，为什么种在他的地里，使他白白缴纳粮银。他其实又想借此讹占土地，却不知道周曰年的树已经种了几十年；如果果真侵占陈姓的地，陈姓素有陈老虎之名，哪里会早不控告追究，直到砍树时才来追究？显然是存心讹赖。本县再三开导，陈万云仗恃自己是武生，坚决不肯服输，还说愿意押在班房等话，实在令人诧异。他既然拿土地尚未丈清作借口，又说树是自己种的。本县办事向来必须让当事人自己心服口服，绝不用刑罚强迫。查此次房书丈量，陈万云的地是三十一弓，据陈万云自己说还少三弓；房书却说原本还可以再丈出几弓。陈万云坚持说那是四邻的土地，却又不呈出四邻的契据，不肯再丈，难保不是把自己的土地藏到四邻地内；而周曰年的地也少到四分有余，更令人无法理解。于是当即谕令周曰年先照旧管理这棵树和土地，命陈万云自己向四邻索取契据，再行复丈，查明究竟是否短少后再核定夺。若树确实是陈姓所种，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乡民不可能不知道；命他指出几个知道是他家树木的见证人，再行增传复讯。一天找不出四邻的契据，就一天不能复丈。如果种树一事也没有见证，树也不能归他管理。这就是不结案而自然结案的办法。以上判决。○刘凤仙控告刘凤考一案的堂判。

译刘国顺就是刘国瑞，与刘太都是族长，有刘裕谦、刘国林的供词为凭；而且刘凤昌在另一案中伪造的帖据里也列有他的名字，可以证明两位族长所举荐的人都应当充当差役。刘凤仙、刘凤考又都属于长支，只是长支中究竟哪一家最为年长，众多证人也说不清楚，这件事颇费斟酌。至于土地多少，刘凤仙多于刘凤考，也符合差报上户的惯例，本来应当命刘凤仙充当。但查刘姓五年一充，长、次、三支分三次轮流，因此要经过十五年才轮到长支一次。查同治十年由长支刘贞充当，他是刘凤考的祖父；光绪十二年由长支刘凤廷充当，他是刘凤仙的兄长。按照同治、光绪年间两次充差来轮算，一次是刘凤考的祖父，一次是刘凤仙的兄长。这次如果再命刘凤仙充当，仍然等同于刘凤廷自己充当，与光绪十二年充差的例子相比，岂不是重复吗？而且刘凤考也觉得自己被冷落，因此判令按照同治十年、光绪十二年的例子办理：这次光绪二十七年由刘凤考充当，下一轮十五年后到光绪四十二年，才准许刘凤廷、刘凤仙充当，或者由他们的子孙承充。刘凤考在此期间也不得出来争辩。以上判决。○孙永桢控告杨振声一案的堂判。本案种种情形都说明这笔账不实，所欠的是十八年的账，至今已经过了十年。孙永桢家里十分贫穷，怎么会不早些索要？既然索要却没有付款，怎么会不早些控告？况且欠账达到一百四十三千文，数目不可谓不大，难道只付五六千文，再用粮食抵偿，就可以了结吗？杨振声如果用粮食抵偿，孙永桢哪里会甘心？有这两点，他呈词中所说的虚假情形就可以想见了。然而如果没有确切凭据，孙永桢拿着账本中“由孙支出交刘还账”的字样，凭账索取，仍不足以堵住他的嘴、平息他的心。现在审问李德位、杨振声等，他们供称：孙永桢虽然在兴兴号入伙，但账内没有他的名字；仅凭有一个姓孙的人，也不能支取银两。所以合伙与刘姓出售紫草时，便以刘复和的名义，借银一百六十两，折合钱二百八十六千文。这笔钱由两股平均分担。后来因紫草生意停业，兴兴号催债很急，才由孙永桢先还钱一百四十三千文。但孙永桢在兴兴号账内没有名字，只能仍写作“孙永桢代刘复和交钱若干”。因此，账内十八年九月初十日有“支孙之款交刘之账”，并又作为“收刘之钱”记载。他抓住“交刘”二字，认为这是孙姓代刘姓还债的证据，凭账索钱，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刘姓后来交付的一百四十三千文，账内也一定会有记载。我曾谕令孙姓：如果查出一百四十三千文的账目确实有两笔，那么刘姓就不可能另行偿还欠款，这正足以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孙姓无话可说，情愿服从裁断。于是查到原账十月初一日，果然又有“收刘复和钱一百四十三千五百七十二文”的记载，以十二底伸八底，恰好符合一百四十三千文的数目，这不是合伙分摊钱款的证据又是什么？如果是借款，钱怎么会恰好相符？判令孙姓不得借此讹赖。这就是判词。○宋璋控告刘德平一案堂判 诉讼情节离奇虚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宋瑞云与宋卿云立帖，向刘德平借欠俄国洋圆一百零五元，借帖上刻有手印，可以查验。宋瑞云自己承认借帖不假，却又递上一份呈词，粘附一封所谓真信，故意说借帖是伪造的。询问送信人刘普以及宋瑞云，两人都说这封信也是立帖的唐立英所写。本县仔细思考其中缘故，才明白里面大有诡计。审问代书祝华三，他供认确实是自己授意，叫宋瑞云把真信呈出，再说成假信，借此影射。这样，即使借帖也是刘德平伪造的，就可以诱使问官落入圈套，把借帖也判为伪造。呈词中还说刘德平善于设局赌博；又看宋璋先前呈词说，宋瑞云不听管东。凡此都是想把这笔款项赖作赌债而不承认。祝华三精于舞文弄墨，应当责打并羁押示众警戒。刘义的伤，明明是宋璋的女儿所打；先前在堂上供称，是因为宋女没有到堂，才改称为宋瑞云所打，也可见其刁滑狭诈。却不知道宋女不到堂，还有宋女的父亲可以代为承担责任，罪责应归家长。刘德平借出的款项明明是俄国洋元，却故意说成英国洋元，是想在折算洋钱时多折成钱文，更加可恶。试想关东太阳沟的俄国人工程，怎么会使用英国洋元？由此完全可以看出莱人的狡猾。宋瑞云又供称借帖是刘德平捆绑吊打、强迫写成的，这也是无法推卸责任的说法。莱人对于自己亲自立下的借帖难以抵赖，便说是被人勒逼写成的，同样是代书设下的诡计。此为判决。○赵吉永控告陈贞一案堂判 近来悔婚赖婚的案件接连出现，必须彻底追究，重重惩办一两个，才足以挽救衰败的风气，警戒那些想要仿效的人。本案中，陈贞因为赵吉永的父亲赵元同当时担任社约，有钱有势，所以同他结亲。后来赵元同当差时遭受赔累，出关东谋生，过了十多年，赵家已经非常贫困，陈贞因此反悔赖婚。陈贞第一次上堂时，一口咬定双方从未结婚，彼此也毫不相识。后来本县再三开导，苦口婆心地告诉她：即使先前确已结亲，如果现在因为另有原因不愿成婚，好在人还没有过门，完全可以断绝婚约，如此等等。经过一再劝说，陈贞才狡辩说，去年曾经说亲但没有应允；后来又强令她如实供认，才透露出赵元同当社约时曾经说亲，只是还没有送聘书。之后又再三诱导劝说，她才供认实际上已经送过聘书。问她收到过什么聘礼，她才供称收过红布二尺、耳坠一副。去年赵吉永送过日单时，又收过大钱一千文，事情历历在目，如同绘画一样清楚。这是上天使她内心显露出来，可见她的良心还没有泯灭。可是陈万顺到堂后，反而说陈贞这些供词是本县用刑逼迫、以势压迫得来的。试问，送过聘书的供词可以逼迫出来，那么她所得的财礼，难道是陈贞一时之间能够胡乱编造的吗？况且为什么又与原告所说的相符呢？陈万顺是主谋，罪行确实不虚；陈安儿诬告；孙龙亭作为人贩子，更加可恶；三人都戴枷责罚。赵吉永虽然贫穷，仍判令他的母舅温义帮助他迎娶，并照应他的日常生活。这就是判决。○姜宪控告梁邹氏一案堂判

译本案买地卖地有几项弊端：卖地时没有让地邻查验丈量，这是第一弊端。卖主梁邹氏只有荒地，怎么可能带有庄稼，却把别人的带苗地丈量进她的地内，这是第二弊端。买主姜宪只付了一百千文钱，其余款项只是立欠帖抵偿，并不是有钱购买田产的人，这是第三弊端。卖价明明只有七百千文，却一定要写成八百五十千文，日后如果发生诉讼，必然真假难辨，这是第四弊端。何况梁邹氏的土地早已派人查验，实际面积并不足数；如果不及早裁决结案，将来反复寻找土地，梁邹氏必然控告梁姓族人侵占她的土地，最终还会牵累无辜的中证人等。明知其中有弊，却仍与他们勾连办理契约，无非是贪图所得的酬谢。既然买地一事有弊，判令梁邹氏退还地价，另行按真实价格出售，所有契约一并涂销。这就是判决。○黄暖控告黄在兹一案堂判 凡是因诉讼而判给钱财，必须确实有应当由此人出钱的理由，才可以判给；否则稍有迁就，正好助长讹诈者的刁风，这就是想图省事反而惹出事端。本案黄在兹的门外明明是伙路、过路，南边又是空地基，分书怎么可能不记载？况且黄在兹绝不可能在门外以及伙路以南，单独分得别人屋后的空地基。这块空地基在黄暖屋后，幸好其西边有三间房屋的山墙伸出，正可作为证据。如果没有西边三间房屋的山墙作证，黄在兹就更可以狡赖了。据原事人说，黄姓族长因为黄暖家比黄在兹富裕，所以处置让黄暖拿出五十千文给黄在兹，以免再次讹诈吵闹，并不是因为这块地属于黄在兹，才让黄暖出钱。黄暖认为土地是自己的，不同意出钱，如此说来，这笔钱怎么能判给呢？特此判决。○潘茂兴控告于振忠一案堂判 平兰社地方的一项差役，去年已经由潘姓充当，今年轮到于姓充当。潘茂兴因为连续充当多年，已经把差役规矩弄乱，因此贪恋这个差事，不肯放手。村长等人以前任由他连续充当数年，也不合规矩。这次如果确实是范均私自报送，当然不能不重惩范均。但实际上是村长等人共同商议，应该由 于姓充当，并让范均代为报送。范均因为以往一向由旧地保报送，所以不能不用旧地保的名字写报单。潘茂兴以为这件事可以作为奇货据为己有，于是声称范均捏造姓名、妄自报送，非要达到自己把持盘踞差役的目的才甘心。假如当时村长、社约联名公开禀报，把潘茂兴贪恋差役不肯放手、按理应报于姓充当，以及潘茂兴倚仗原报不肯列名等情况早已说明，潘茂兴又怎么能借“捏名”二字作为借口呢？他既然存心把持，本县绝不能让他得逞。于姓理应轮流充当，应由 于振忠充任此差。这就是判决。○赵孟臣控告姜殿元一案堂判 本案姜殿元如果是在买房管业、立契时完成买卖，就不可能没有中人在场说合，为什么契约内只有贺德贵一人署名？再拿姜殿元卖给王凤义的契约来比较，那份契约中作为中人说合的为什么有四人？这是第一弊端。姜殿元既然已经买房，怎么可能不立即居住？为什么从前年到现在仍然是赵孟臣居住？姜殿元既不招租，也不转典，这是第二弊端。既然立的是绝卖契约，为什么姜殿元不早早办理税契过割？偏偏等到房屋转卖给王凤义之后，才向赵孟臣追要过粮银。原事人贺德凤、姜守来等，又为什么说有找价，作为绝卖的依据？这是第三弊端。此契显然是押契无疑，押契不应转卖，姜殿元实在不合规矩。本应责令找补价款后卖绝，只是如果一经找价，恐怕正好落入赵鹤一伙帮同讹诈的诡计，不如仍按原价回赎，以断绝他们的觊觎之心。对赵鹤一严加申斥，因他还知道认罪悔过，暂且免予追究。这就是判决。○赵乃春控告赵乃榛一案堂判 西馆社赵姓社约地方的一项差役，一向由老三支按次序轮流充当：长支赵文礼，二支赵文兴，三支赵文义的后人按年承充。长支赵文礼的后人三年中轮到一次。光绪二十三年，轮到长支赵文礼长子赵枕的后人赵乃增充当。轮到二十六年，本应由长支赵文礼次子赵椿的后人充当，却误由赵文礼三子赵■〈木欣〉的后人赵克遂充当。当时赵椿的后人赵乃樽没有出面争执；本届二十九年，本应轮到赵文礼三子赵■〈木欣〉的后人充当。赵■〈木欣〉的后人因为二十六年已经充过差，不愿出面争执，于是赵枕的后人赵乃春等人分别出来争夺，导致诉讼，现作出裁断。赵姓众人中，除赵成忠是赵文义的后人外，其余都是赵文礼的后人；但长支内部还应分为三个小支，今年应由长支中的第三小支充差。考虑到二小支赵椿的后人赵乃樽在二十六年曾让给赵■〈木欣〉的后人充当，这次就让赵乃樽充当社约地方，以补偿二十六年未充差役的次数，赵乃春、赵代绍不得妄自争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六人〕 以后光绪三十二年轮到赵文礼长子赵枕的后人充当，三十五年轮到赵文礼次子赵椿的后人充当，三十八年轮到赵文礼三子赵■〈木欣〉的后人充当，永远作为定例，周而复始。因赵乃春无理争夺，赵奎春的儿子赵庆兰挟怨割了赵乃樽的草；赵乃樽的父亲赵新绍出面阻止，被赵奎春殴打致伤，有赵恩绍等人的供词可以证明。赵奎春捏造赌博之事进行刁告，责打并押候示众警戒；命令赵乃樽赶快把赵代绍所欠垫付的粮账算清，谨慎办理差役，永远杜绝纠缠。这就是判决。○戚运涪控告王会常一案堂判 据戚运涪供称：“从光绪九年起至三十年停止过粮时为止，每年王会常补贴粮钱三千八百五十文，年年都没有短欠。”乡间补给粮钱，只有比原银数额格外多给的情况。现在只根据所补贴粮钱的数目，就可以算出应当缴纳的粮银数目，核算粮数是有余而没有短少。如果当时补给的粮钱少了，他难道会甘心吗？经过三十年之久，足以证明所缴的粮并不少。戚运涪坚持要求重新丈量土地，想以此证明土地面积超出原数，从而要求粮额增加。查土地与粮额从来没有能够完全相符的；如果中了他的计，一旦重新丈量，土地必然会比原数多，难道还能再让王会常多交粮钱吗？这种诡计，绝不能听从。这就是判决。○于鉴贵控告叶松儿一案堂判

译一个疯病患者竟然能够自己借用别人的宝具出头捏造控告，实在不合情理。如果不是于鉴贵事后装疯，就是叶代子存心赖债，煽动这个狡猾刁徒来本案妄行控告。现在于鉴贵、叶代子都已经逃跑，暂且宽免，不再追究。如果于鉴贵反悔翻供，就只追究于光等人；叶代子如果反悔翻供，就只追究叶平儿。并谕令代书：今后凡有疯病人来告状，必须在呈词首页注明“有疯病”字样；如果违反，必定革退并追究。这就是判决。○邢肯堂控告邢方坤一案堂判 先谕告邢方坤说：“你可以直说。”本县问：今年是否应当由邢肯堂充任甲约？本县也知道他家境不富裕，不太可靠。邢方坤以为这正合自己的心意，于是回答说邢肯堂应当充任，但家境不富裕。若不是这样设问，他万万不会说实话。邢方坤已经供认，今年该处甲约应由邢肯堂充当，却又以家道不殷实为借口，还拉来一名乡约作证，可以说十分狡猾。判令邢肯堂立即充任该处甲约。所有上忙应得的津贴一共十七千文有余，因为邢方坤已经替各户催收粮款，钱在他手中，不便再作变更；而且他奔走了数月，也应当让他略有所得。命邢方坤收齐津贴后，除去自己应得的部分，再补给邢肯堂十二千文即可。这就是判决。○展丰湖控告展丰焕一案堂判 展丰焕刁滑狡猾，善于强辩，满腔怒气，目中没有官长，立即斥责。他既供认去年收过庙租，却又不承认过去的事情；又供称桥由他管理，是被别人偷走的，愿意认赔，却不承认焚毁桥梁。拿一干证人来与他对质，众人都说他霸占租金、毁坏桥梁是事实，已经众证一致，犯了众怒。难道能因为他狡辩固执，就任由他拖延吗？展丰焕管理租务九年，本应全部追缴；考虑到他曾经花钱修庙，宽免他四年的租额。剩下五年的租粮，每年租收一石五斗，五年共计十七石五斗，折合钱六十七千五百文，现从宽令他缴出六十千文，交给新会首领作公用。至于桥板，等七月底搭桥时交出；不准他再管理庙务。这就是判决。○邱含英控告隋福基一案堂判 陈本立是举人，徐同官是一个年老的贡生，正在候选教谕。陈本立喜欢谈论命案和词讼，徐同官尤其不安分，曾经持枪械擅自捆绑平民。这次隋濯方的叔父在烟台开设成兴德客栈，明明是自己出本钱经营；如果确实是原芝桂开设的，隋福基身为雇工，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哪里肯代替支付三成债项？隋濯方家的粮食，哪里肯拿来替原芝桂抵债？明明是欠了别人巨额款项而无力偿还，于是请出举人、教谕，想借他们的声势出面说情，以三成折钱偿债。这就是陈本立、徐同官替隋姓说情的初衷。后来邱姓不同意，隋姓知道将要成讼，便故意说成是原芝桂开设的，以此狡赖，居心叵测，显然是有人在背后架唆。现谕令陈、徐二人不必上堂，既挫败他们帮同讹诈的嚣张气焰，也保全士子的颜面；账项照八成清还完结。这就是判决。○董有修控告董丙寅一案堂判 董有修如果是雇用董丙寅做佣工，为什么偏偏不是早些时候，也不是晚些时候，而是在董王氏病故之时？可见他是把董丙寅叫来，让他奉养老人，等老人死后又想让他承担顶瓦的费用。后来董曰贤从外地回来，董有修便打算反悔变卦，以致发生诉讼。说到董丙寅代为奉养，按理应酌情判给他钱文作为劳酬；但因为董丙寅到厅上妄行控告，使董有修花费十二千文，就用这笔钱抵销劳酬，双方不再争论。准许董有修认董曰贤为儿子即可。这就是判决。○陈文礼控告刘贯一案堂判 本案同一块土地，却有两张典契：一张典价十五千文，另一张典价十六千文。第二张契约的后尾又注明扛钱三千文。两张契约相隔不过九十二天，实在可疑。现在审问得知，陈继化把坟地公产出典，原价只有十五千文；立契不到三个月，陈继化的族人陈清林出面首告争执，并扛钱一千文。当时本不应再让陈清林另立一张十六千文的契约，以致留下同一块地有两张契约的祸患。为什么知道其中缘故？理由有四点：第一，如果先典十五千文，后来又增加典价到十六千文，典地人必然会让典主另立一张三十一千文的契约，怎么会只让他另立一张契，反而造成日久纠缠、账目不清？这是第一点。第二，陈继化明知陈清林只得到一千文，所以仍肯把原立的十五千文契约留在典地人手中；否则，陈继化怎么肯收下十五千文典价，却把两张契约都留在别人手里？因为当时陈继化、陈清林都还活着，料想必定不会另有隐情。第三，典主刘姓明明把第二张契看得更重，所以增加的扛钱三千文不记在原契内，而记在后契内，这就是明证。第四，绝不可能典价只有十五千文，增加的扛钱却多到一倍，还另多出一千文。因此仍命陈姓按十九千文赎回土地。这就是判决。○修占桂控告赵彦隆一案堂判 被盗时不报案，抓到贼后又私自放走，反而把开店的修占桂拖打得遍体鳞伤。即便是真贼，也不可以私刑拷打，何况事情没有旁证呢？据僧人供称，只是在修占桂门前认出了脚印；又审问抓到的温三等人，干证修松全却说，邵四、温三是在修水志的空屋内抓到的，并不是在修占桂屋里抓获的。不论邵四、温三未必就是真贼，即使曾犯过小偷盗，这次没有赃物，凭什么一抓到他们就知道是偷窃僧庙的贼？修占桂却一味刑逼他们勒写帖据。除分别责罚外，将这张帖据注销，不准据此赔赃。这就是判决。○战有名控告王景升一案堂判 王家的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幼小无知，摘取甜瓜，被人偶然看见，也是常情。朱乐礼竟敢指认他们是贼，抓住后不放，以致双方争吵。践踏甜瓜是引起冲突争执的原因，朱乐礼实在是祸首。他又敢说战有名家的瓜经常被偷，这次抓到了真贼，强迫赔偿巨额钱财，种种行为都不合法，立即斥责。战有名的控词全属虚假；即使甜瓜被踩坏，也是他自己招致的，不能赔钱。考虑到他是受人唆使，免予追究。王殿、王景升一同前去争闹，竟还敢捏造事实、隐瞒情形，也分别斥责。这就是判决。○宋金相控告刘作先一案堂判

译刘史氏与柳钰合伙经营聚昌号，以“槐荫堂”作为字号。这是刘氏的堂名，不得推到已经出嫁的女儿周刘氏身上。刘作先是刘史氏的侄子，刘史氏守寡无子，便让他承继为嗣，有她的堂侄刘捷先的供词可以证明。因此，聚昌号是刘史氏开设的店号，聚昌号开出的票据，刘史氏不能不承认。刘作先是她的嗣子，当然应当替刘史氏偿还账款。况且这家店名义上是刘、柳两家合伙，实际上刘家的本钱较多，柳家没有钱，原本应按三七比例归刘、柳两姓承担，刘七柳三，分别赔偿。只是考虑到柳钰借这笔钱时没有通知刘氏，很难保证他不是故意借钱来连累刘氏，欺负寡妇、蒙昧良心，意图不言而喻。现仍按两姓合伙开店处理，由两姓各承担一半赔偿。刘史氏一个寡妇，拿出巨额钱财托付柳钰开店，却没有过问，结果倒闭后遭受重重亏累。柳钰如果丧尽良心，欺负寡妇，一旦抓获，必定严加追究惩办，以此警戒欺凌寡妇的人。这就是判决。○赵绳祖控告辛龙儿一案堂判 赵绳祖已是白发老年人，却以教职人员的身份挺身到堂上来刁钻诉讼；本县已经谕告他，有抱告人就不必亲自到堂，他仍不听。于是谕告他说：牛是没有知识的牲畜，即使遇到侯王陵寝、相府先茔，如果没有人牵制，也会冒然走过去。牛起初并不知道那是教职人员的坟地，只是放牛的人不能说毫无过错，应当训责。赵绳祖自己知道悔悟，又因为侄弟的伤势轻微且已经痊愈，代为请求宽容，便具结结案。本案实在既巧妙又有趣。教职人员在乡里倚仗势力勒罚他人，不得不加以惩处，以挫折他的气焰。特此判决。○赵徐氏控告郭龙起一案堂判 呈词中的情节竟变化到这种地步，尤其是赵徐氏的孙女，明明是地方迟文春、苏公一交给赵凖，以致辗转被领走，却不去控告赵凖，反而控告卖熟食的郭龙起的儿子，已经十分奇怪。况且原差郑祥既然向迟文春等人索要人，迟文春等为什么还不指出赵凖来告发？他们收受贿赂，混淆罪责，怎么能逃脱重责示警？勒令迟文春等交出孙赵氏，结案。如果不是本县留意查看差役的禀报，郭龙起几乎要蒙受不白之冤。这就是判决。○丁廷兴控告牟廷戒一案堂判 审讯可知丁廷兴不是拐骗银钱的人，但他与倪洪禄之间有往来账目，只能向倪姓追讨，不能扣留牟姓的银钱；而且倪洪禄是他推荐的人，以致倪洪禄拐走牟姓的银钱，丁廷兴怎么能不承担责任，导致异乡孤客滞留不能回去？丁廷兴害怕牟姓来要银，便先递上一纸控状，说自己与倪姓之间有牵连账目，好像与牟姓无关，心思尤其刁滑。现在判令丁廷兴把自己扣留的银钱以及倪洪禄拐走的银钱，全部由他一人偿还给牟姓；即使与倪姓另有账目，等倪姓回来后再行控告追究即可。推荐人不当，自己招来祸患，还能怨谁呢？这就是判决。○沈述球控告李京书一案堂判 本县最痛恨借尸体讹诈钱财。本案沈述球的母亲既然已经具结请求免予验尸，身上又没有伤痕，显然与李再书等人无关，何必责令中人调解，反而开启下属唆使诉讼、诈骗钱财的弊端？沈述球所控占地之事发生在嘉庆年间，为什么早不禀报追究？李再书所控欠钱之事既没有确实证据，也属于受人唆使。刘诰身为庙员，倚仗符牒唆使诉讼，从宽申斥。刘允起作恶多端，仍予责打戴枷；众人分别具结结案。这类事情本来可以在一堂之上判结，不必拖延，以免产生枝节。这就是判决。○孙王氏控告孙万松一案堂判 双方都没有立下继嗣文书，争议的继承人应由官府裁断。查孙秀林已经去世，孙王氏如果继孙书汉为孙，就会隔空一代；如果孙秀林曾经立有继嗣文书，本来可以由他的儿子双承，不必另行立继。如今既然没有继嗣文书，与其继孙，不如继子，按理应继孙万的儿子小林为嗣。至于小林订婚时是否写过婚帖，与过继之事完全无关，不必牵扯。关于帖据，命令另立继嗣文书，标明发给孙张氏分得土地一亩五分，事情已经办妥。原帖据和另立的继嗣文书一并涂销。这就是判决。○衣中文控告王福一案堂判 衣中文借银给王华堂，既然说杨树中是保人，杨树中却供称自己并不知情；列出的保人刘好青等都在关东，也没有凭据可以传来作证，衣中文又情愿不再追讨。这显然是假造借据，而且核对王华堂生前笔迹也不相符，更足以证明虚伪。王华堂并没有死亡不明的事情，他的妻子只是想清算账目，借死亡作为说辞，刁钻控告，实在可恶。杨树中与王华堂之间的合伙账目必定有纠葛，暂且免去彻底清算；就按中人李和等的议定，命杨树中给王马氏银三十两，以免纠缠诉讼。王福呈出的王华堂亲手所写账本，核对后与王华堂所写借据的字迹不相符，显然是衣中文伪造的。着令将王华堂所写账本附入案卷，以备比对笔迹；他所伪造的假帖、借约一并涂销，留案查考。这就是判决。○邢连升控告王兆和一案堂判 邢姓是马勇之人，他的父亲在世时，于光绪十八年把这块地卖给王兆和，当时就办理了过粮。如果是典押而不是买卖，邢某的父亲怎么肯办理过粮？可见这是卖地而不是押地，这是第一点。当时过粮时，邢父还在世；如果有短少拨付粮银的情况，邢父怎么会同意？这是第二点。至于靠近山岭、石块很多的地方，不能与平原相比；土地是按段计卖，不能用弓宽来裁定，粮银也不能恰好与土地面积相符，因为山岭土地所负担的粮额往往较少。如果对十八年买下的土地，到了三十二年又重新追根究底，或者拿着土地多出来寻找地，或者拿着粮额少了寻找粮额，那么民间从此就会纷纷生出事端。现判明不准找价，也不准回赎。至于邢连升呈出一张粮票，说“王兆和尚有短过的粮，否则为什么我手里还留着粮票”等话，这种说法尤其刁钻。谁知道不是邢连升另有一块地，这张粮票是另一块地的粮票呢？将邢连升斥退，结案。这就是判决。○周维汉控告周鉴三一案堂判

译周崔氏与周维汉纠缠诉讼多年。如今仔细审讯，周崔氏确有不安分的事情，周维汉也确有欺负寡妇的事情。周鉴三倚仗生员身份，与于维范同恶相济，二人都是周崔氏的私通者，也正是他们从中架构、造成这场诉讼。房屋后面的土地属于周崔氏自己的产业，周维汉凭什么阻止她典卖？左起采的各份契约都是周维汉替他典卖的，老契约也是周维汉拿出来的。周维汉才是租种左起采土地的工人，并不是周崔氏。周维汉与左起采确实有从中作弊、私立契约的事情。现在判令周维汉出钱给周崔氏养伤，并将这笔钱作为赎回左地的费用。另由周崔氏拿出二十五千文赎地，命左起采稍作情让，以示约束。周鉴三、于维范多次架构诉讼，违法已极，分别押候示众警戒。周崔氏多次呈控以及伪造、掩饰被抢钱文，都是周鉴三的计谋。这就是判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五千钱〕 ○初镜堂控告初未儿一案堂判 王德盛在厅上刁钻控告，事情已经确实有据；该厅却借口查无初未儿的控告，初镜堂又递呈词加以掩饰，这样是在欺骗谁呢？事情错在初镜堂，他不应当把王贵儿殴打成伤。既然已经打伤了人，而且还有原事人从中调解说合，为什么只给王贵儿麦粒四升，还欠二升？原事人明明说议定给麦粒六升，这话不会是假的。为什么知道呢？因为王德盛尚且狡赖说应给十二升，如果原事人和他串通一气，难道不能也说十二升吗？初镜堂刁钻地控告原事人为被告，故意把应给麦粒一事赖说成是因为王德盛替他织布，处处都显出刁滑狡诈；原告、被告都不安分。这就是判决。○张咸和控告张法中一案堂判 聂可如果有私自更换报单的事情，张咸和等人最初禀报时为什么不指名揭告？即使说张中喜、张法中等人是由张人阶图谋贿赂而报充，那么过错在张人阶等人，又为什么不指名控告张人阶？据供词，张法中与张中喜等都属于七支，都在应当充任的范围内。聂可属于外人，他怎么会知道张法中也属于七支？可见必定有人向聂可指点说明。如果是张咸和等人已经报送后又翻案妄控，把过错推给聂可，那居心实在可恶。本案经访查得知，张法中、张进中的呈请是有人在背后主使。聂可随同作弊，固然不合；但张咸和等人因为报单已经递出，便嘱咐聂可私自改换报单，更换张中喜等人的名字。聂可不肯，因此发生争讼，双方都有不当之处。如今既已调解妥协，而且两人都在应当充任的范围内，免予深入追究，但仍斥责聂可。这就是判决。○胡清等控告马成良一案堂判 本案此前胡清等人已经递呈控告，且已批准，命差役押解追捕。根据控告前情，显然有不实之处，明明是用虚饰之词加以抵制。该代书呈词中所写“又偷三次”四字，实在含混可疑。即使是照抄来稿，“又偷三次”究竟指谁去偷？每次偷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不把原稿一并粘附上来请求查验？这个代书荒谬至极，应斥责示众警戒。代书写呈词，必须知道轻重，不能下笔草率。下笔既然草率，胆子就会更大；这样写“又偷三次”，发展到极端，甚至可以写成“又抢三案，又杀三人”。这种积弊，必须严格防止其蔓延。试问于慎臣所写马成良的呈词，所谓“又偷三次”，发生在何年何月何日？偷了什么东西？出入经过如何？该代书茫然无词回答，只说马成良少了一些粮食。再追问他：一次少粮食，难道每次都少粮食吗？第一次少粮食，难道第二、三次也都少粮食吗？代书无言以对，只得责罚了事。这就是判决。○李凤翥控告李绍林一案堂判 本案的■〈木葛〉条位于界石和镶沟之间，当时买契没有写清楚，以致发生轮割争讼。如果不立即把这根■〈木葛〉条刨除，以后争讼就不会停止。这根■〈木葛〉条既然是李绍林的东西，就命李绍林刨去，连根带回由他自己收用即可。桃树确实在李凤翥的界内，这一点李绍林也已经供认。可是李绍林自己绘制的图，却故意把■〈木葛〉条东西走向的界线只画了一半，单独缺少东边的一面，把桃树画在东边，又故意不画南北界线。看那界线似断又不断，导致图形含混歧异。因为如果把南北界线画断，桃树就在李凤翥的地内；但如果把东西界线完全画断，桃树又不在他的界内。所以他故意画成这种似断非断的样子，反而自己留下了破绽。特此判决。○孙正德控告李德儿一案堂判 孙正德抓住李德儿没有赊卖猪只这一点，便向他的合伙人强行买取猪肉。又因为调解说合的人催他归还肉钱，便起意捏造控告，说李德儿欠他捏造购买猪肉的钱九千文。他把强抢所得的猪肉估价约二千文，拿来作为调解人催还的肉钱，说成是李德儿归还他垫付的猪价；这样既可以逃避追还肉钱，反而还可以请求追讨捏造的七千文欠款，作为索诈的凭借。吴泮子听从唆使，起初作虚假供词，后来才吐露实情。孙瑞是他的襟丈，供说事情确凿；既然没有见到付款，这不是刁诈捏造又是什么？刁诈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愤恨。问孙正德：“吴泮子为什么没有见到交钱？”他回答：“交给潘学纯了。”又问：“为什么呈词内不说交给潘学纯？”他便无话可答。再问：呈词说还钱二千文，你为什么供称抵作肉价的是二千一百文？他又说：“呈词没有写清楚。”这就说明，强买猪肉一事是真实的，他却想借此作为拒不归还肉价的依据。这就是判决。○左许氏控告王洛大一案堂判 左许氏是个乞丐妇人。她受人唆使，先控告说左氏死因不明，后来又把这句话坐实，说是王喜儿殴打致伤而死，并以王大功、王洛五为证人。拿这件事询问王大功等人，他们都供称没有亲眼看见，也不能作证。她控告王喜儿打死人，王喜儿是她丈夫的叔父；她明知公婆殴打儿媳不足以定罪，却假借控告丈夫叔父的名义，实际上控告的是公婆。谕令责打代书五百板。左许氏的女儿明明是产后死亡，供词已经证明确实生产过，只是来报信的人太迟，没能及时验看尸体，便草草殓埋，于是她才刁钻控告。着令责打掌嘴，以抵偿诬告反坐之罪。这就是判决。○李会清控告李铭典一案堂判

译复验李铭玉的伤口已经结痂，并没有向内流血水，仵作也没有受贿。李会清属于妄行控告，略加责罚以示警戒。唉，息讼结案的结状并不可靠，全靠官长临时审讯，查明事实后加以更正。本案原先递交的结状说，泥湾以东一半归李铭典，以西一半归李会清，双方都不得挖泥，似乎还算公平。不知道李会清的地东边到道旁泥湾，且在道路东面，哪有越过道路去找地的道理？被告虽然迫于原事人的处置，愿意分一半给李会清，但明年能保证他不来挖泥吗？应当把甘结另行改写：泥湾只给五分多，而且在道路东面，准许李铭典挖泥，与李会清无关；旧结作废。这就是判决。○周丕忠控告王金圃一案的堂判。王金圃惯于架词兴讼，自称是童生。这次周丕忠逃走，完全是他的诡计。查明周丕忠盗卖、典押官地，本来大为不合；但如果不是王金圃答应出钱帮助赎地，周丕忠哪里肯把地退给他耕种？原来王金圃是想一网打尽：先骗到土地，接着主使周姓逃走，想借着手中持有官府契照的缘故，把张、于两姓陷入诉讼拖累；以帮助出钱为名骗取土地，以持有官照为名对抗他人，行迹近于把持，实际上是祸首。周丕忠盗典官地，尚且不知道自己不对，反因王金圃答应帮助出钱，认为退地一事足以向王姓卖好，因此喋喋不休，也可见其刁诈妄为。张、于两姓明知盗典之事，反说有理，更令人愤怒。一干人等都不是安分守己之人，已经分别判决结案。此判。○李吕氏控告李臣一案的堂判。妇人溺爱子女，尤其偏爱所生的女儿，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李吕氏的丈夫在世时，曾经有意让李臣承继，并且有多人证明确实已经定下名分。李吕氏不与李臣同居，把土地出租，无非是疼爱女儿，又受到外孙张福儿的挑唆。她也应该想想，一旦自己去世，张福儿难道能够替李氏承继香火吗？实在太愚蠢了。但若强令李臣与她同居，又做不到；不如将这部分租地仍责令李廷管理并收取租金，李吕氏依靠女儿居住，也使她女儿稍微得到些收益。日后李吕氏如果卖地，责令李廷阻止；如果不阻止，只追究李廷的责任。李吕氏去世后，李廷应将土地全部交还，由李臣接管。李吕氏的一切殡葬费用以及祭祀扫墓费用，都由此项产业负担，以延续香火。至于已经卖掉的房屋土地，固然不能追究李吕氏卖掉它们的过错，但也应由李臣按价赎回，以符合承受继产的道理。此判。○展学保控告邴可盛一案的堂判。黄埠岭的牧牛官荒地，早年曾因争讼涉案；如今邴姓纷纷开垦私占，本来就不合规。展学保私自把母亲的棺柩葬在荒地里面，导致邴姓出面阻止，打毁坟茔土石，这也属于咎由自取。邴秀金行凶殴打他人，已有确凿证据。邴可明一人因为众人为他的事情争讼，便自己认定为殴人，推究他的心思，是认为只要有人埋葬在他所谓的地界旁，他就可以殴打别人，存心尤其显得刁滑狡猾。分别予以惩罚，勒令邴姓把夺去展姓的小车、[缺字]、镢等物一并查明交出；展学保另行寻找土地安葬母亲。邴可明私占荒地，将来依照章程出价认种。所有该处官荒地，禀请委员查丈后，由各村共同认领分种，以杜绝争端。此判。○盖聪控告丁成官一案的堂判。起初，士林还欠盖聪钱一万五千文。盖聪对此回答说，明明没有这回事。丁成官只收过他的钱四千五百文。盖环亲手收过他四千文。如果说盖环有意赖账，为什么不说一万五千文全部没有收到，却说只短缺六千五百文呢？可见理亏在盖聪，不在盖环。赵廷美作为盖聪的干证，也说所欠的只差六千五百文。盖环愿意不要这笔钱，盖聪反而索要麦子，因而形成诉讼。如今盖聪起初说已经交清，追问他何时交、分几次交，他又说记不清了，实际上并没有交清。于是判令扣除麦价一千文，再交五千五百文，他竟然走下堂去。我又把他叫回来，说：“你所控告被抢去的一万四千文，竟然不要追究了吗？”他回答说：“忘了还没有请求追查。”我告诉他，如果真被抢去，怎么会忘记？这显然是捏造的。于是按诬告结案，让他退下。若盖聪不欠盖环的钱，今年四月为什么还亲自替盖环支付四千文？这个道理非常明白，特此判决。○张维翰控告张廷文一案的堂判。张廷文替张耿氏看守树木，即使砍去了枝条，与张维翰有什么关系？张维翰即使侵吞霸占公项，自有会中人控告追究，又与张廷文一人有什么关系？原来双方挟私报仇，自光绪三年发生诉讼后，又再次兴讼。张维翰先到粮厅呈控，却来到县里抹杀真实情形，反而说张廷文到粮厅刁诈控告。张廷文因为张维翰控告自己而怀恨，便捏造“霸占吞没公项”等说法，在粮厅反过来控告。粮厅主事竟然把两案都准予受理，以致双方都被拘押。双方都不安分，分别予以惩罚。这种毫无道理的话，只要敢到粮厅呈控，但凡驳回一纸，就不能形成诉讼了。然而粮厅主事却不肯驳回，罪责应归在导致此事之人。张、张二人都不能说自己无过。此判。○董复春控告李曰松一案的堂判。李凤元替董复春卖地立约，他的儿子桂山竟然能够私自把这块地买去；父子所做的事情都涉及同一块地，哪有不知道的道理？除了勾结串通盗卖，还能是什么？李凤元所写的契约，笔迹既然相符，也没有“活口”字样，说明李曰松的契约明载价格且数额足够，完全没有错误。李凤元却推说这是董王氏所卖的地，他的儿子董复春不知情；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不以董王氏的名义立约？李凤元无话可说，又承认是自己把契约写错，误写成了绝卖；这样一来，过错更不在李曰松。责罚李凤元，并令他帮助给付董复春大钱二千文，将错就错，这正是惩罚人的妙法。此判。○王成寿控告王兴汉一案的堂判。

译王成寿控告的意思，一是挟嫌报复，因为这块产业他没有买到；二是凭借地形图讹诈对方，意思是他分得的房屋有四间，拆去一间后，才有这块作为过道出入的地方；既然这块地是他分得的产业，就不许大家共同通行，若要走这条路，就必须给钱。哪里知道按照图式，两户分得的都是三间房，既然有一间早已倒塌，为什么不早些修理，任由别人把它当作通路呢？绝没有王成寿这所房屋是四间的道理，明明是分得三间房，只是在房屋旁留有一条过路；他却硬说这块地方原来有房，后来拆掉才作为过路，以此来证实自己的说法。哪里料到房屋有固定的形制？如果多一间，地面就应更小；可是没有拆掉的三间房为什么这样大，已经拆掉的房子却如此小，只剩一块过道地基？这哪里是房屋的旧基址？谕令王双儿等人，如果不走这条路，就可以断绝他讹诈索取的根源；宁可争一口气，也不要掉进他的圈套。王双儿愿意开东门通行，王成寿无话可答，于是结案。此判。○徐岁更控告徐晚来一案的堂判。这块土地坐落在台头社，本来就应使用台头社的契纸。左德因为没有使用官纸，事后故意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向红土崖郭姓使用富旺社的契纸，来掩饰未用官纸的过错，可说狡猾诡诈到了极点。如果不按照土地的坐落地点使用相应契纸，假如有一个海阳人来买莱阳人的土地，难道能到海阳使用海阳契纸而不用莱阳契纸吗？这块地经查访价值四十多千文，而左德减价纳税立契；再三追问，据他供称并未减价，就按这个价格赎回，以示惩戒。徐岁更以前分地的事情并非虚假，只是徐晚来出生较晚，所以取名晚来。在晚来出生以前，徐岁更本来有承继的希望，后来没有承继，因此只给了他二亩多地。徐岁更出钱赎地，看起来吃亏，实际上是用半价赎回全部土地，也还是占了便宜。此判。○姜吕氏控告吕尔恺一案的堂判。吕华玉就是吕荣玉，捏造没有根据的话，架唆、带领姜吕氏进城妄加控告，并替她支付写呈的纸笔钱。他与姜吕氏只是相隔远房关系、分属两个村的人，毫无可以说的情谊，哪里会这样出于义愤而行动？必定是另有所图。况且如果吕尔恺等人想卖掉姜吕氏，姜吕氏完全可以找她丈夫的哥哥姜述出面控告，为什么甘愿听信吕华玉单方面的话，立即进行刁诈控告？本县详细查核，姜吕氏常住在吕华玉家中，其中必有隐情。吕华玉只是害怕吕尔恺等人据理追问，所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计策，想把姜吕氏占为获利的来源。念姜吕氏是妇女且无知，从宽[缺字]斥；吕华玉责打并拘押。此判。○李会臣控告李会儿一案的堂判。李会儿性情乖戾，虽然屡次被呈送官府，是他自取其咎；但是长兄李树彦的挑唆，以及母亲从中离间，致使李会儿更加失去亲人的心，这其中确实也有不公平之处。李树彦有三个儿子，都十分强悍凶恶；眼看着二房的李会儿被逐出在外，三房的李树臣痴迷有病，他的儿子凤儿又已经承继堂伯李会芹，于是想把李会芹的产业全部吞并，还想[缺字]吞并其二弟、三弟的产业。起初他仗着老母亲出面呈送，后来又依仗堂伯李会芹可以作为抵制。李会儿看到这种情形，更加愤怒乖戾，于是成了众人厌恶的对象。其实不给李会儿产业，在情理上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如今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可以依照官法判决，使公道得以保存。此判。○刘哲先控告刘史氏一案的堂判。此案头绪很多，原告、被告是叔婶和侄子的关系，彼此同族；银钱往来、相互借贷，日久难免夹杂纠葛。如今因不和而起诉，经审讯查得有凭据的借还款项如下：如刘捷先借给银三百两，连本带利折钱四百零四千，有刘擢先可以作证；以及刘史氏已经还钱一百八十三千，有刘仁凤、于克正可以作证。彼此借还而没有凭据的，如刘捷先供称后来又借九十千并押地四亩，而刘擢先供称并未说合；又借银二十两，以及在聚昌号借给的一百五十千，都没有见证人。刘史氏供称，陆续在家中由刘捷先及其子人模取走一百六十二千，也同样没有证据。再三开导后，谕令刘捷先所借的一百五十千、九十千、二十两，以及刘史氏已经支付的一百六十二千，无论真假，双方相互抵销，不再计较。只在四百零四千中扣除已经归还的一百八十三千，所欠部分由刘史氏付清，并将抵押的土地三十四亩退回，结案。此判。○臧访控告臧之圩一案的堂判。本案中，臧访、臧万福拆下围墙的砖石，是为了修桥筑坝。如果没有同臧之纯等人商量同意，那么臧访拆墙大约已经有一个月，臧之纯怎么会不来本案呈控阻止拆墙？显然是双方意见不合，事后才因此引发争端。臧之纯明知拆除残破的围墙、修建供人通行的桥坝并不违背道理，却无从指控，所以架唆臧之圩以拆毁坟茔围墙为由具状控告，这就是讼师的伎俩。然而臧访等人如果不拆坟茔围墙，又怎么会招来这些议论？判明其认拆的坟墙共十六弓，应替臧之圩把拆坏的围墙修好。既然是用来公共修缮，就不必另行赔偿。桥坝是两村共同使用的公共物，不是臧访西村等人独有，臧之纯等东村也应分摊费用。只是臧访等所说的九十多千文未免太多，判明东村只分摊三十千文。等臧访等把坟墙修好后，才能到案领取钱款；不足的钱文由臧访等自行赔补。今后围墙一律不得私自拆毁。此判。○郭邵氏控告王三儿一案的堂判。

译本案的关键，在于郭张氏先控告儿媳忤逆，又同儿媳一起控告他人抢夺财物，递交了两份呈词。据代书孙立清、祝华三供称，郭张氏两次进城属实，那么第二次呈词必定是受他人唆使。审讯得知，郭张氏的儿媳邵氏一向不安分，招引匪徒聚赌，以致王金鉴等人在深夜进入她家阻止并发生争吵。郭邵氏受荀江唆使，捏造强行抢夺之事，经查明并无此事。郭张氏担心儿媳不被人容忍，所以呈控儿媳忤逆，后来又反悔。如今姑且从宽不再追究，谕令她儿媳不得开设赌博。王金鉴等人在黑夜进入他人家中，也是不对，训诫后结案。讼棍曲士文呈文中歪曲事实、反复申辩，种种虚构捏造，原是刘前任批令查复，才使他钻入其圈套，可恶至极，严加训诫，谕令安分守己，不得再生事端。此判。讼师曲士文就是曲诗文，是莱阳童生，著名恶棍，住在柏林庄，专门喜欢造谣生事。我刚到任就听说过他，原拟将他捉拿办理，恰好曲士文以中证人身份到案，被我严厉训诫；我摘录揭露他的申覆文不下数百言，笔墨声讨，胜过刑罚。他这个讼棍惭愧惊恐，屏息畏服，收敛行迹于乡间，不敢再为非作歹。我在任六年，曲士文一直没有犯案，也没有到官府涉案。没想到今年莱阳因勒令捐款而发生民变，竟是曲士文带头召集，联合各庄社制造枪械，撞钟击鼓，营地连绵十余里，焚毁绅士富户王景岳等人的家，逼迫县官出具印文保证他们不死。东抚孙中丞特意上奏派杨观察耀林前往莱阳查办，又从胶济铁路调遣军队到莱阳驻扎。莱阳靠近德国势力范围，胶督也调来军舰停泊在莱阳海口，几乎要出来干预。星星之火至今还没有熄灭。假使当年我把曲士文严加惩办，就不会留下今天的祸患，我对此深深悔恨。然而，治理这片土地的官员，如果平日处置得当，曲士文感念恩德、畏惧威严，又怎么会演变出这样惨烈的悲剧呢？写下这些，因而感慨叹息。【宣统二年六月自识】●《卢乡公牍》补遗。呈给抚宪袁大人，议覆筹款理财办法的禀文。○呈给抚宪袁大人、议覆筹款理财办法的禀文。【光绪辛丑年四月】

译敬谨禀告：卑职接到札文训令，因各国索取的赔款数额非常巨大，如有可以筹措的财源和款项，不妨各自发表意见，详细清楚地具文回复，以便核定裁夺等情。承蒙这一训令，足见大帅广泛采纳意见、集中众人智慧、维持危局的至诚心意，凡属僚属都同样钦佩感激。卑职自知才疏学浅，本来不敢妄加参与末议；但既然有所了解，也不便安于缄默，以免辜负大人殷切垂询，谨将自己所能想到的意见向宪台逐条详细陈述。卑职私下思量，万民的家庭集合起来才成为国家，有了家才有国，有了国才有家，所以国与家不能分开看待。去年津京拳匪酿成祸乱，得罪友邦，社稷震动，两宫西行，几乎造成牵动全局的局势。朝廷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委曲求全，竭力主持和议，即使赔款巨大也不吝惜，无非是担心天下百姓都遭受战乱涂炭；日夜忧劳，是在思考如何保全万民的身家性命，难道朝廷是只为自己谋求安逸吗？国家安定，百姓家庭自然安定，这个道理非常明白，天下百姓都应共同体谅。假使公家力量不足，而那些将百姓从水火中救出、带到安乐境地的臣民反而冷眼旁观，按照人情天理，也必定难以心安。况且我朝厚重的恩泽和深厚的仁德，涵养人民已经二百多年；凡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享受国家恩惠的人，亲眼看见时局艰难，理应无不激发天良，共同生出奉献国家、急公好义的心意。因此，筹款这件事，是天下万民共同知晓的事情，也就是天下万民应当共同遵守的事情。现在查阅上海、湖广、京津、胶澳、香港各地报纸，和议中赔款已经议定为偿银四百五十兆，分四十五年还清，连本带利计算，不少于九百兆，每年大约必须缴纳二十兆银。西方人估计中国每年收入约可得六千五百余万；如果只从地丁一项计算，似乎可以增加收入二三倍，盐课也应照此增加。各国还有允许增加进口税等说法。卑职查到，就地丁项目增加收入而言，湖北省听说有人请求征收丁捐：有的主张每丁每年捐银一两，后来不作为常例；有的主张每丁每年捐钱三十文作为常捐；有的主张按老幼贫富划分等级次序，酌情征捐；又有统一征捐的办法，按照一县丁口总数由官府平均摊派；还有所谓报效捐，在统捐之外，再分别向有官职者和有产业的本地人另行征捐；更有罚游民以捐资，号曰罚捐者，纷纭扰攘，条陈不一。卑职以为中国人民虽号称四百兆之多，以每丁捐银一两计之，似足以抵现议偿款之数。第恐其间贫穷者多，富饶者少，贫穷者强之多捐，是谓不均；富饶者反可少捐，是谓不恕。欲均且恕，非分等级别次第不可；欲分等级别次第，非清查户口不可。顾清查户口之法，抑亦难矣。寻常办保甲查户口时，且未见能事实求是。首事报之差役，查之即有精明强干之吏，亦不过复核抽查而已，以云无弊，未敢必也。即以办账查户口而论，办账则查丁以抚恤，所报丁口尚有不实者；办捐则查丁以生财，所报丁口能无隐匿乎？况富者惮于出资，则可贿托而求免；贫者无钱营谋，且有无辜而被累者。于此而分等级别次第，则不肖绅士之利薮，胥吏家丁之一大弊窦也。况以丁口为衡，则逃亡必报，生死必报，新收者不胜其收，开除者不胜其除，且新收开除其间，即为胥吏舞弊之下手处矣。虽曰有治人无治法，胥吏作奸，在地方官驭之而已。然官长耳目或有不及，思虑或有不周，弊端一启，讼狱繁兴。与其令出而难行，何如发端之惟审？为今之计，不抽丁税则巳，抽丁税则莫如按旧有地丁额数变通办理之为便。在我朝征收地丁钱粮，原系以丁口摊入地亩，不论地之多寡，死亡逃绝，总以粮从地出。论地征丁，举行数百载，毫无弊窦。以地论丁，不特东省各州县厅卫有额可循，即各直省州县厅卫亦有旧额可遵。既不患书吏舞文，又无虑丁户诡避取巧。据征册而定摊派丁捐之数，头绪了如指掌，捐集之法，莫便于此。说者谓「祖制不可违，加赋不宜议」，然无加赋之名而有加赋之实者，抽丁税是也；有加赋之名而并无加赋之害者，抽丁税而按地亩旧额是也。法宜照四川省于地丁正银外收军饷津贴捐输之章，于正银一两外加收丁捐若干，名曰偿欵捐。由各省藩司议定数目，于开征时张贴告示，发行州县照数征收，另给串票。式如粮串注明“加摊丁捐”字样。花户完粮者，先完丁捐，再完正银，给予串票。有不完纳丁捐者，以抗粮论。如此钱从地出，有板串可稽，有红簿可据。官吏之不廉者，既无从染指，书役首事，亦无扰累中饱之虞。官民受益，其便有三：无清查之扰，及开报之繁，一便也；贫富不必计较，丁口自无匿藏，二便也；国家所得甚巨，花户所出无多，轻而易举，民不受欺，三便也。如蒙采择，拟请大帅核定入奏，以偿欵四百五十兆本利计之，约每年实需偿银若干。内除各国允增进口税若干，各省所增盐厘关税各杂欵若干，常年应偿不敷之数尚有若干。然后以此不敷之数，合二十二行省并讣地丁钱粮旧额共有若干，每省各分摊若干，名曰“偿款捐”。

译摊之地丁，援照四川军饷津贴捐输之说，立议则迹不涉于加赋，事且见其易行。若第就东省一省言之，则所办丁捐如按亩摊捐，流弊较少，裨益实多。昔年劝办昭信股票，东省州县按粮摊派，曾遭言官纠劾，然未经入告，则矫擅宜惩，事处万难，则当机立决，未闻川省常年摊派军饷津贴捐输而有人议其加赋者。况此次偿欵上关君国，下系民生，迥非川省区区一隅军饷津贴捐输之比。小民具有天良，咸感念国初盛时之蠲免钱粮者数次，则此项加派丁捐系属万不得已，谁敢曰不遵哉？以上办法，卑职于筹商新海防捐纳实职之便，筵集城乡绅商，皆以为如能将丁捐摊入地丁征收，咸皆乐从，决无异议。否则乡民见新章为畏途，且无知愚氓，尤难保不为刁徒朦蔽欺派。如果摊入向纳地丁数内，则其向完粮银若干，自有成数为衡，不致再受他人之欺。况此项仍系丁捐名目，不过摊入地丁，期其有旧额银数可以仿照而行，究。与永不加赋，谕旨毫不相背等语。卑职体察，所言均系实在情形。愚昧之见，是否可行？理合禀请察核示遵。署藩宪胡批。此案现据该县禀奉护抚院胡批开：“据禀筹款，莫如照四川军饷津贴捐输之法，此系出之田赋，核与正任抚院袁前饬司局会议之改银号为钱号，或亩捐，或印花税，名异实同。希布政司移会按察司会同筹欵局及在省司道督同首府县汇案核议详办。此致禀抄发等因。”到司，奉此查银号改钱号一层，前经由司咨商各司道局会详奏咨在案，除俟奉到朱批再行通饬遵办外，仰即知照此缴。辛丑春，和约既定，东省筹议偿款办法，为各省之先声。其时项城宫保以母忧夺情，然犹主持财政大计，设立筹款局，通饬各牧令条陈办法，虚衷博访，能受尽言。时有同寅某公与各邻封联名创议，禀抽丁捐，按户征取，颇足动听。余惧其讣之行而民将受累也，乃于万不得已之中，思一补救之法以抵制之。谓即欲抽丁捐，亦止可照四川军饷津贴捐章程。盖主文谲谏，并此收津贴捐之举，亦不以为善也。幸大府另有办法，其议遂寝，余可不再事哓渎。目今财政更窘于前，他日必有以丁捐之说进者，幸弗以余言为河汉也【宣统二年六月自识】●卢乡公牍书后。余长纫秋二岁，居同里，同登贤书，同举进士。余选任河南唐县，逾二载，纫秋亦谒选至山东莱阳，先后绾县篆，年皆二十有七。辛丑，余乞病归，未几，纫秋由莱阳调任泰安。泰安故剧邑，当事谂纫秋能，方倚之如左右手。丙午，以母艰去，于时复与余晤于里闬，距甲午都门一别，尘影马蹄，渺若隔世，而纫秋?固丰硕，视余瘦不盈掬，己心服其精力之绝果。既展读其治莱时公牍，乃叹儒吏自有真也。犹忆癸巳年间，余与纫秋翔集家衖，戏谓吾两人即作州县，亦必为能吏。今纫秋之公牍，固能吏之成绩品。余莅唐县仅两载，事后寻思，觉一日为官，便有一日厌世之想，竟无一可以自慊。读纫秋公牍，益滋愧矣。于以知纫秋他日恢振其抱负，以嗣响祖武者，尚大有在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懿夫，丁未正月，沈同芳。●附勘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