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法第九

译如今却不是这样。当今君主所致力追求的事情，都不是国家的急务。自身具备尧、舜那样的德行，而功业却赶不上商汤、周武王的谋略，这是掌握权柄的人的罪过。臣请陈述其中的过错。治理国家舍弃权势而任用游说之士，那么自身虽然修养良好，但功效却很少。所以如果重用谈论《诗》、《书》的游说之士，百姓就会游荡而轻视君主；如果重用隐居的处士，百姓就会疏远而诽谤上级；如果重用勇士，百姓就会争强好胜而轻视禁令；如果任用技艺之士，百姓就会轻捷而容易迁徙；如果让商贾之士安逸且获利，百姓就会依循他们而议论上级。所以这五种人受到国家重用，那么农田就会荒芜而军队就会衰弱。游说之士，凭借的是口才；处士，凭借的是心志；勇士，凭借的是勇气；技艺之士，凭借的是手艺；商贾之士，凭借的是自身。所以天下统一，而百姓都凭借自身的资本。百姓的资本重于自身，而将权势偏托于外。挟带重资，归附私家，这是尧、舜都难以做到的。所以商汤、周武王禁止这种情况，那么功业就能建立而名声就能成就。圣人并不是能用世人认为容易的事去战胜困难的事，必定是用世人认为困难的事去战胜容易的事。所以百姓愚昧，那么智慧可以战胜他们；世人聪明，那么力量可以战胜他们。臣愚昧，那么容易用力而难以用巧；世人巧诈，那么容易用智而难以用力。所以神农教导耕种而称王天下，是推崇他的智慧；商汤、周武王增强力量而征讨诸侯，是慑服他们的力量。如今世人巧诈而百姓淫乱，正效仿商汤、周武王的时代，却施行神农时期的政事，用来顺应时世加以禁止。所以千乘之国惑乱，这就是他们所致力追求的事情，是过错。

百姓的生存：度量而取长，称量而取重，权衡而求利。英明的君主谨慎地观察这三者，那么国家的治理就能建立，百姓的能力就能得到。国家用来要求百姓的很少，而百姓用来逃避要求的很多，对内使百姓归属于农业，对外使百姓专一于战争，所以圣人的治理，多用禁令来阻止才能，任用力量来穷尽欺诈。这两者偏重使用，那么境内的百姓就能专一；百姓专一，就从事农业；从事农业，就质朴；质朴，就安居而厌恶外出。所以圣人治理国家，使百姓的资本藏于土地，而将危险偏托于外。资本藏于土地就质朴，危险托于外就迷惑。百姓在内就质朴，在外就迷惑，所以他们的务农勤勉而作战勇猛。百姓务农勤勉那么资本就厚重，作战勇猛那么邻国就危险。资本厚重就不能背负而逃跑，邻国危险就不能回归。对于没有资本、回归危险而托身于外，即使是狂夫也不会做。所以圣人治理国家，观察风俗制定法律就治理得好，考察国家根本就适宜。不观察时俗，不考察国家根本，那么法律建立了而百姓混乱，事务繁杂而功效很少。这就是臣所说的过错。

刑罚，是用来禁止邪恶的；而奖赏，是用来辅助禁止的。羞辱和劳苦，是百姓所厌恶的；显赫、荣耀、安逸和快乐，是百姓所追求的。所以那个国家刑罚不足以令人厌恶而爵位俸禄不足以令人追求，这是亡国的征兆。受刑的人再次漏网，那么小人就会邪僻淫乱而不畏惧刑罚，就会在百姓和君主那里徼幸获利。追求显赫荣耀的门路不止一条，那么君子就会依附权势来成名。小人不避开禁令，所以刑罚烦杂。君子不设立法令，那么惩罚就会执行。刑罚烦杂而惩罚执行的，国家多奸邪，那么富人不能守住他的财产，而穷人不能从事他的职业，农田荒芜而国家贫困。农田荒芜，那么百姓欺诈产生；国家贫困，那么君主缺乏奖赏。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受刑的人没有国家职位，被杀戮的人没有官职任用。受刑的人有职位，那么君子就会轻视他的职位；穿锦衣吃肥肉，那么小人就会希望得到他的利益。君子轻视职位就羞于立功，小人希望得到利益就讨伐奸邪。所以刑罚杀戮是用来制止奸邪的，而官职爵位是用来鼓励立功的。如今国家设立爵位而百姓羞于接受，设置刑罚而百姓乐于承受，这大概是法术的祸患。所以君子掌握权柄专一公正以确立术数，设立官职尊贵爵位来称量它，评定荣誉举荐功绩来任用他，那么上下的称量就公平。上下的称量公平，那么臣子就能尽他的力量，而君主就能专掌他的权柄。

开塞第七

天地设立而百姓产生。在这个时候，百姓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他们的道是亲近亲人而爱护私利。亲近亲人就有分别，爱护私利就有危险。百姓众多，而以分别、危险为追求，那么百姓就会混乱。在这个时候，百姓追求胜利而用力征伐。追求胜利就争夺，用力征伐就诉讼，诉讼而没有公正，那么就不能得到他们的本性。所以贤者建立中正，设立无私，而百姓就悦服仁德。在这个时候，亲近亲人被废除，崇尚贤能就建立了。大凡仁者以爱护利益为追求，而贤者以互相超出为道。百姓众多而没有制度，长久地以互相超出为道，就会有混乱。所以圣人承接这种情况，制定土地、财物、男女的分别。分别确定而没有制度，不行，所以设立禁令；禁令设立而没有主管，不行，所以设立官职；官职设立而没有统一，不行，所以确立君主。既然确立了君主，那么崇尚贤能被废除而尊重尊贵就建立了。那么上古亲近亲人而爱护私利，中古崇尚贤能而悦服仁德，下古尊重尊贵而尊崇官职。崇尚贤能是以道互相超出，而确立君主是让贤能无用。亲近亲人是以私利为道，而中正者让私利不行。这三者并不是事情相反，而是百姓的道弊坏而所重视的改变了，世事变化而施行的道不同了。所以说：王道有准绳。

王道有一个端点，而臣道也有一个端点，所引导的不同，而所遵循的准绳是一样的。所以说：百姓愚昧，那么智慧可以称王；世人聪明，那么力量可以称王。百姓愚昧，那么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世人聪明，那么巧诈有余而力量不足。百姓的生存，不知道就学习，力量用尽就服从。所以神农教导耕种而称王天下，是推崇他的智慧；商汤、周武王增强力量而征讨诸侯，是慑服他们的力量。百姓愚昧，不怀念智慧而询问；世人聪明，没有余力而服从。所以以王道称王天下的人兼并刑罚，以力量征讨诸侯的人退让德行。

译圣人效法古代，不修治当今。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势，修治当今就会阻塞于形势。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朝，三代形势不同，但都可以称王。所以兴起王道有途径，而维持王道有不同的道理。周武王逆取天下而崇尚顺从，争夺天下而推崇谦让。他夺取天下依靠武力，维持天下依靠道义。当今世上，强国致力于兼并，弱国致力于固守，上不能达到虞、夏那样的时代，下不修治商汤、周武那样的功业。商汤、周武的道路被阻塞，所以万乘之国没有不作战的，千乘之国没有不防守的。这种道理被阻塞已经很久了，而世俗的君主没有人能废除它，所以三代之后没有第四代。不是英明的君主没有人能听从，今天我愿意用效验来启发他。

古代百姓质朴而敦厚，当今百姓巧诈而虚伪。所以效法古代的，先推崇道德而治理；效法当今的，先施行刑罚而立法。这是世俗所迷惑的地方。当今世上所谓的义，是建立百姓所喜欢的，而废除百姓所厌恶的；这所谓的义，是建立百姓所厌恶的，而废除百姓所喜欢的。这两者名义交换而实质改变，不可不仔细考察。建立百姓所喜欢的，百姓就会损害他们所厌恶的；建立百姓所厌恶的，百姓就会安于他们所喜欢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百姓忧虑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法度；百姓快乐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产生懈怠。所以用刑罚治理，百姓就会畏惧，百姓畏惧就没有奸邪，没有奸邪百姓就会安于他们所喜欢的。用道义教化，百姓就会放纵，百姓放纵就会作乱，作乱百姓就会损害他们所厌恶的。我所说的利，是义的根本；而世俗所说的义，是暴政的途径。端正百姓，用他们所厌恶的，必定能最终实现他们所喜欢的；用他们所喜欢的，必定会败坏他们所厌恶的。

治理国家刑罚多而奖赏少，所以王者刑罚占九而奖赏占一，衰弱的国家奖赏占九而刑罚占一。过错有厚薄，所以刑罚有轻重；善行有大小，所以奖赏有多有少。这两者，是世俗常用的。刑罚施加在罪行已经终结之后，奸邪就不能去除；奖赏施行在百姓认为义的地方，过错就不能制止。刑罚不能去除奸邪而奖赏不能制止过错，必定会混乱。所以王者刑罚用在过错将要发生之前，大的邪恶就不会产生；奖赏施行在告发奸邪的人身上，小的过错就不会遗漏。治理百姓能使大的邪恶不产生、小的过错不遗漏，国家就治理好了。国家治理好必定强大。一个国家实行，境内独自治理好；两个国家实行，战事就会减少；天下实行，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这就是我认为杀戮刑罚反而符合道德，而道义却符合暴政的原因。

古代，百姓戴着刑具生存而群居，混乱，所以寻求有君主。那么天下百姓喜欢有君主，是为了治理。现在有君主，却没有法律，其危害与没有君主相同；有法律却不足以制止混乱，与没有法律相同。天下不安于没有君主，却乐于战胜法律，这是举世都感到迷惑的。使天下百姓得利没有比治理更大的，而治理没有比确立君主更安康的，确立君主的途径没有比战胜法律更广的，战胜法律的急务没有比去除奸邪更迫切的，去除奸邪的根本没有比严刑更深的。所以王者用奖赏来禁止，用刑罚来鼓励；寻求过错而不寻求善行，借助刑罚来去除刑罚。

壹言第八

大凡将要建立国家，制度不可不考察，治理的法律不可不慎重，国务不可不谨慎，事物的根本不可不专一。制度合乎时宜，那么国家风俗可以教化，百姓顺从制度；治理的法律明确，那么官吏就没有邪念；国务专一，那么百姓就应用得当；事物的根本专一，那么百姓就喜欢务农而乐于作战。圣人制定法律、教化风俗，让百姓早晚从事农业，是不可不改变的。百姓从事于死守制度，是因为君主设立了荣誉的名位、设置了明确的赏罚，不依靠辩说和私门而功业就建立了。所以百姓喜欢务农而乐于作战，是因为看到君主尊重务农作战的人，而轻视辩说技艺的人，以及贱视游学的人。所以百姓专一于务农，他的家庭必定富裕，自身在国家显贵。君主开启公利而堵塞私门，以集中民力；私人的劳绩不在国家显扬，私门不向君主请求。像这样，功臣就受到鼓励，君主的命令就得以执行而荒地开垦，淫邪的百姓停止而奸邪没有萌芽。治理国家能集中民力而专一民务的，就强大；能从事根本而禁止末节的，就富裕。

圣人治理国家，能集中民力，能消耗民力。制度考察清楚，民力就集中，集中而不教化就不能施行，施行而不富裕就会产生混乱。所以治理国家的人，集中民力，是为了富国强兵；消耗民力，是为了对抗敌人和劝勉百姓。开放而不堵塞，就会长短不齐；长而不攻击，就会有奸邪。堵塞而不开放，百姓就浑浑噩噩；浑浑噩噩而不使用，民力就多；民力多而不攻击，就会有奸邪和虱子。所以集中民力是为了专一民务，消耗民力是为了攻击敌人。治理国家的人重视百姓专一，百姓专一就质朴，质朴就务农，务农就容易勤劳，勤劳就富裕。富裕的人用爵位来废弃他们，就不会放纵；放纵的人用刑罚来废弃他们，就务农。所以能集中民力而不能使用的必定混乱，能消耗民力而不能集中的必定灭亡。所以英明的君主知道协调这两者，他的国家就强大；不知道协调这两者，他的国家就削弱。

百姓不被治理，是因为君主的道术卑微；法律不明确，是因为君主长久作乱。所以英明的君主不道术卑微、不长久作乱；掌握权位而确立，垂示法律而治理，在上层获取奸邪，而官吏没有不尽职的；赏罚果断，而器物使用有节制。像这样，国家制度明确而民力竭尽，上层的爵位尊贵而伦辈举荐。当今的君主都想治理百姓，却用混乱来辅助；不是喜欢作乱，而是安于旧习而不窥探时势。这是在上效法古代而得到阻塞，在下修治法令而不随时势转移，不明白世俗的变化，不考察治理百姓的情况，所以多用奖赏来导致刑罚，轻用刑罚来去除奖赏。君主设立刑罚而百姓不服从，奖赏匮乏而奸邪更多。所以百姓对于君主，先刑罚而后奖赏。所以圣人治理国家，不效法古代不修治当今，顺应时势而制定治理，估量风俗而制定法律。所以法律不考察百姓的情况而制定，就不能成功；治理适宜于时势而施行，就不会干扰。所以圣王的治理，慎重作为、考察事务，归心于专一罢了。

译错法第九

臣听说：古代英明的君主制定法律，百姓就没有邪念；兴办事业，人才自然得到锻炼；实行奖赏，军队就强大。这三项，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定法律而百姓没有邪念，是因为法律明确，百姓从中得利。兴办事业而人才自然得到锻炼，是因为功劳分明；功劳分明，百姓就竭尽全力；百姓竭尽全力，人才自然得到锻炼。实行奖赏而军队强大，指的是爵位和俸禄。爵位和俸禄，是军队的实质。所以君主颁布爵位和俸禄，必须遵循正道。正道明确，国家就日益强大；正道昏暗，国家就日益削弱。所以爵位和俸禄所遵循的正道，是国家存亡的关键。那些被削弱的国家和灭亡的君主，并不是没有爵位和俸禄，而是他们所遵循的正道有过失。三王五霸所遵循的正道没有超出爵位和俸禄，而功劳相差万倍，是因为他们所遵循的正道明确。因此英明的君主使用臣下，任用必定出于他们的辛劳，奖赏必定加在他们建立的功劳上。功劳和奖赏明确，百姓就会在建立功劳上竞争。治理国家能使百姓竭尽全力在建立功劳上竞争，军队就一定强大了。

同等级的人互相奴役，指的是贫富差异；同样实力的人互相兼并，指的是强弱差异；拥有土地而君主有的强有的弱，指的是混乱与治理的差异。如果有正道，哪怕只有里巷之地也足以安身，士人和百姓就可以招致；如果容许在市井经商，财货就可以聚集。拥有土地的人不能说贫穷，拥有百姓的人不能说弱小。土地如果真的被任用，就不愁没有财货；百姓如果真的被使用，就不畏惧强暴。德行明确教化推行，就能把百姓所有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来使用。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役使不属于自己所有的百姓。

英明的君主所看重的，只是爵位的实质，爵位有了实质就给予荣耀和显达。不荣耀，百姓就不急于追求职位；不显达，百姓就不去谋求爵位；爵位容易得到，百姓就不看重高爵；爵位、俸禄、奖赏不遵循正道，百姓就不会以死来争夺职位。君主有好恶，所以百姓可以治理。君主不能不审慎好恶。好恶是奖罚的根本。人之常情喜好爵位俸禄而厌恶刑罚，君主设立这两者来驾驭百姓的心志，并确立百姓所追求的目标。百姓尽力而爵位随之而来，建立功劳而奖赏随之而来，君主能使百姓像相信日月一样相信这一点，军队就无敌了。

君主有爵位颁布而军队弱小的，有俸禄发放而国家贫穷的，有法律确立而国家混乱的。这三项，是国家的祸患。所以君主如果先便利请托走后门而后才看重功劳，爵位颁布而军队就弱小了。百姓不冒死犯难而利益俸禄就可以得到，俸禄发放而国家就贫穷了。法律没有标准，事务日益繁杂，法律确立而国家就混乱了。因此英明的君主使用百姓，使用必定竭尽全力来谋求功劳，功劳建立而富贵随之而来，没有私人的恩德，所以教化流传而成。这样，臣下忠诚、君主英明，治理显著而军队强大。所以大凡英明君主的治理，任用百姓的劳力而不任用百姓的德行，因此不忧虑不辛劳，而功劳可以建立。

标准已经确立，法律就可以修明。所以君主不能不谨慎自身。离朱能在百步之外看清秋毫，但不能用明亮的眼睛代替别人的眼睛；乌获能举起千钧的重物，但不能用多力代替别人的力气。圣人保持自身的本性，不能代替别人，然而功劳可以得到的，指的是法律。

战法第十

大凡作战的方法必须基于政治上的胜利，这样百姓就不争斗，不争斗就不会有私心，而以君主的心意为心意。所以王者的政治，使百姓在乡里争斗时怯懦，而在对外作战时勇敢。百姓习惯于用力攻克难关，所以轻视死亡。

见到敌人就像溃败一样，溃败而不停止，就可以免祸。所以兵法说：“大胜仗，追逐败军不超过十里。小胜仗，追逐败军不超过五里。”

战争兴起而估量敌人，政治不如敌人的，不要与他作战；粮食不如敌人的，不要与他持久；敌人众多不要做客军；敌人各方面都不如己方，攻击他不要犹豫。所以说：用兵的大原则在于谨慎，分析敌人观察众情，胜负就可以预先知道了。

王者的军队，胜利而不骄傲，失败而不怨恨。胜利而不骄傲，是因为战术明确；失败而不怨恨，是因为知道所失在哪里。

如果兵力相当，将领贤能就胜利，将领不如就失败。如果政治出于庙堂谋划，将领贤能也胜利，将领不如也胜利。政治长久保持胜利之术的，必定强大以至于称王。如果百姓顺从并听从上级，国家就富裕而军队胜利，实行这个，必定长久称王。

其过失，没有敌人深入，越过险阻断绝关塞，百姓疲倦且饥渴，又遭遇疾病，这是他们的道路。所以将使百姓的人乘坐良马的，不能不整齐。

立本第十一

大凡用兵，胜利有三个等级，如果战争没有兴起就制定法律，制定法律而风俗形成，而器具具备。这三项必须在境内实行，然后军队才可以出动。实行这三项，有两种形势：一是辅助法律而法律实行，二是举荐必定得当而法律确立。所以依赖人多的，叫做葺；依赖装备装饰的，叫做巧；依赖名誉目光的，叫做诈。这三项依赖其中一项，凭借他们的军队就可以被擒获。所以说：强者必定刚强地争斗其意志，争斗就力量耗尽，力量耗尽就防备，因此在海内无敌。治理实行就财货积聚，财货积聚奖赏就能重了。奖赏专一爵位就尊贵，爵位尊贵奖赏就能有利了。所以说：军队产生于治理而不同，风俗产生于法律而万转，过势本于心而装饰于备势。这三项有论述。所以强可以确立。因此强者必定治理，治理者必定强；富者必定治理，治理者必定富；强者必定富，富者必定强。所以说：治理强大的道有三，论述其根本。

兵守第十二

四面受敌的国家重视防守作战，背靠大海的国家重视进攻作战。四面受敌的国家，喜欢兴起军队以抵御四邻的，国家危险。四邻的国家一起兴起事端，而自己四面兴起军队，所以说国家危险。四面受敌的国家，不能用万户的城邑舍弃数万军队的，国家危险。所以说：四面受敌的国家务必在于防守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