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法第二十五
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誉，故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臣闻：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民徒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瞋目扼腕而语勇者得，垂衣裳而谈说者得，迟日旷久积劳私门者得，尊向三者，无功而皆可以得，民去农战而为之，或谈议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请之，或以勇争之。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则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释法制而任名誉也。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禁使第二十四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赏罚也。赏随功，罚随罪。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夫赏高罚下，而上无必知其道也，与无道同也。
凡知道者，势、数也。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今，夫飞蓬遇瓢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县绳之数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其数者，虽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离娄不见；清朝日撽，则上别飞鸟，下察秋豪。故目之见也，托日之势也。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通数者不然也。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故先王贵势。
或曰“人主执虚、后以应，则物应稽验；稽验，则奸得。”君以为不然。夫吏专制决事于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计书以定，事以一岁别计，而主以一听，见所疑焉，不可蔽，员不足。夫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则耳不得不闻。故物至则变，言至则论。故治国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见遁心。今乱国不然，恃多官众吏。吏虽众，同体一也。夫同体一者相不可。且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合而利异者也。若使马、焉能言，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于盖。贤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损。故遗贤去知，治之数也。
慎法第二十五
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乱者治，故小治而小乱，大治而大乱，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无不乱之国。奚谓以其所以乱者治？夫举贤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世之所谓贤者，言正也；所以为善正也，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势正使污吏有资而成其奸险，小人有资而施其巧诈。初假吏民奸诈之本，而求端悫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众，庸主安能以御一国之民？
彼而党与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举一与民，民倍主位而向私交。民倍主位而向私交，则君弱而臣强。君人者不察也，非侵于诸侯必劫于百姓。彼言说之势，愚智同学之，士学于言说之人，则民释实事而诵虚词。民释实事而诵虚词，则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以战必损其将，以守必卖其城。
故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为诈。夫以法相治，以数相举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损。民见相誉无益，相管附恶；见訾言无损，习相憎不相害也。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国治矣。
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万乘能以战者，自完也；虽桀为主，不肯诎半辞以下其敌。外不能战，内不能守，虽尧为主，不能以不臣谐所谓不若之国。自此观之，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于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无耕，危者无战。二者，孝子难以为其亲，忠臣难以为其君。今欲驱其众民，与之孝子忠臣之所难，臣以为，非劫以刑而驱以赏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释法度而任辩慧，后功力而进仁义，民故不务耕战。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贯也。
译当今的君主却不是这样，抛弃法制而凭主观臆断，背离功劳而看重声誉，所以军士不作战而农民流离失所。我听说：引导百姓的门径，在于君主所推崇的。所以百姓，可以让他们务农作战，可以让他们游宦求官，可以让他们钻研学问，这取决于君主所给予的。君主以功劳给予奖赏，百姓就作战；君主以《诗》、《书》给予奖赏，百姓就钻研学问。百姓对于利益，就像水向下流一样，四面八方没有选择。百姓之所以去做能得利的事，是因为君主给予奖赏。瞪眼捋袖谈论勇敢的人得到奖赏，垂衣拱手谈论说教的人得到奖赏，拖延时日、旷废长久、积累私门劳绩的人得到奖赏，尊崇这三类人，没有功劳却都能得到奖赏，百姓就离开务农作战而去从事这些，有的通过谈论议论来索取，有的通过逢迎谄媚来请求，有的通过逞勇斗狠来争夺。所以务农作战的百姓日益减少，而游食之徒越来越多，那么国家就会混乱而土地被削，军队软弱而君主卑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抛弃法制而任用名誉。
所以英明的君主谨慎对待法制。言论不符合法制的就不听，行为不符合法制的就不推崇，事情不符合法制的就不做。言论符合法制，就加以辩白；行为符合法制，就加以推崇；事情符合法制，就加以施行。所以国家治理得好而土地广阔，军队强大而君主尊贵，这是治理的最高境界。君主不可不审察这一点。
禁止使者篇第二十四
君主用来禁止使者的手段，是赏罚。奖赏跟随功劳，惩罚跟随罪过。所以评定功劳、考察罪过不可不审慎。如果奖赏很高、惩罚很轻，而君主没有必然知晓的方法，那就与没有方法一样。
凡是知道方法的人，依靠的是权势和法度。所以先王不依赖自己的强大而依赖权势；不依赖自己的诚信而依赖法度。现在，飞蓬草遇到旋风能飞行千里，是凭借风的气势；探测深渊的人知道千仞的深度，是凭借悬绳的法度。所以依托权势的人，即使遥远也必定到达；坚守法度的人，即使深奥也必定获得。现在在昏暗的夜晚，山陵再大，离娄也看不见；在晴朗的早晨阳光直射，就能向上辨别飞鸟，向下察见秋毫。所以眼睛能看见，是依托阳光的气势。得到权势的最高境界，不依靠众多官吏也能廉洁，陈列法度而万物各得其所。现在依赖众多官吏，设立丞、监。设置丞、监，本来是为了禁止人们谋取私利；而丞、监也想谋取私利，那么凭什么互相禁止？所以依赖丞、监来治理的，只是勉强维持的治理。通晓法度的人不是这样。分别其权势，使其道路艰难，所以说：权势难以隐藏，即使是盗跖也不做坏事。所以先王重视权势。
有人说：“君主执掌空虚、退居幕后以应对，那么事物就能得到检验；经过检验，奸邪就能被发现。”君主认为不是这样。官吏在千里之外专断决事，到十二月才确定计簿，事情按一年分别统计，而君主一次性听取，看到可疑之处，无法掩盖，人手也不足。事物来到，眼睛就不能不见；言论逼近，耳朵就不能不听。所以事物来到就发生变化，言论来到就进行讨论。所以治理国家的制度，百姓不能逃避罪责，就像眼睛不能把所见之物从心中遁去一样。现在混乱的国家不是这样，依赖众多官吏。官吏虽然众多，但同属一体。同属一体的人互相不能制约。况且利益不同而害处也不同。这是先王用来作为保障的。所以达到大治，夫妻、朋友不能互相隐瞒罪恶，却不伤害亲情，百姓不能互相包庇。君主与官吏，事情相同而利益不同。现在驺虞互相监视，不行，因为事情相同而利益不同。如果马、牛能说话，那么驺虞就无法逃避他们的恶行了，因为利益不同。利益相同而恶行也相同的，父亲不能质问儿子，君主不能质问臣子。官吏与官吏，利益相同而恶行也相同。事情相同而利益不同的，是先王用来作为准则的。百姓蒙蔽君主，却不伤害掩盖。贤者不能增加，不肖者不能减少。所以摒弃贤能、去掉智巧，是治理的法度。
慎法篇第二十五
凡是世间没有不以导致混乱的手段来治理的，所以小治则小乱，大治则大乱，君主不能世代治理好百姓，世代没有不混乱的国家。什么叫用导致混乱的手段来治理？举荐贤能，是世间所认为的治理，却是治理导致混乱的原因。世间所谓贤者，是言论端正；用来使言论端正的，是结党。听他们的言论，就认为他们有能力；问他们的党羽，就认为是对的。所以尊贵他们不等待他们有功劳，诛杀他们不等待他们有罪过。这种情势正好让污吏有资本完成他们的奸险，小人有资本施展他们的巧诈。起初假借官吏百姓奸诈的根本，却要求他们末端端正，大禹也不能使十个人服从，平庸的君主怎么能驾驭一国的百姓？
那些结党营私的人，不依赖我就能成事。君主举荐一个与百姓亲近的人，百姓就背离君主而趋向私交。百姓背离君主而趋向私交，那么君主就软弱而臣子就强大。君主不审察，不是被诸侯侵凌就是被百姓劫持。那种言论说教的情势，愚笨和聪明的人都同样学习，士人向谈论说教的人学习，那么百姓就舍弃实事而诵读虚词。百姓舍弃实事而诵读虚词，那么力量就少而非议就多。君主不审察，用兵作战必定损失将领，防守必定出卖城池。
所以有英明的君主和忠臣产生在当今时代而分散统领国家的，不可以片刻忘记法制。破除战胜结党营私，节制去除言论说教，任用法制就能治理好了。让官吏没有法制就无法坚守，那么即使巧妙也不能做奸邪；让百姓不作战就无法效验他们的能力，那么即使险恶也不能做欺诈。用法制互相治理，用法度互相举荐，不能互相增益；毁谤言论的人，不能互相损害。百姓看到互相赞誉没有益处，就互相包庇厌恶；看到毁谤言论没有损害，就习惯互相憎恨而不互相伤害。喜爱别人的人，不阿谀；憎恶别人的人，不伤害。爱恶各自符合正道，是治理的最高境界。所以我所以说：任用法制而国家就治理好了。
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能够防守的，可以自存；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能够作战的，可以自保；即使是桀这样的君主，也不肯屈辱半句来降低自己的敌人。对外不能作战，对内不能防守，即使是尧这样的君主，也不能以不臣服的态度去调和那些不如自己的国家。从这里看来，国家之所以重要，君主之所以尊贵的，是力量。在这两者中力量是根本，而世间君主不能致力于此，为什么呢？让百姓所苦的不是耕种，所危的不是作战。这两者，孝子难以为了父母去做，忠臣难以为了君主去做。现在想要驱使众多百姓，让他们去做孝子忠臣所难以做的事，我认为，不靠刑罚胁迫而靠奖赏驱使是不行的。而现在，世俗的治理者，没有不抛弃法制而任用辩慧，轻视功力而推崇仁义的，百姓所以不致力于耕战。百姓不把力量归于耕种，那么粮食就在国内枯竭；不把节操归于作战，那么军队就在外面软弱。进入国内粮食枯竭，出去军队软弱，即使有万里土地、百万甲兵，也与独自站在平原上一样。
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为之？非！如学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强。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
定分第二十六
公问于公孙鞅曰：“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
公孙鞅曰：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则奏天子。天子则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发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有敢 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以券书从事。
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为法令为禁室，有铤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禁 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岁受法令以禁令。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也道也。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治之，愈乱；势治而治之，则治。故圣王治治，不治乱。
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译况且先王能使他的百姓，冒着锋利的刀刃，承受箭矢和石块，这是百姓愿意为他这样做吗？不是！就像学习是为了躲避祸害一样，所以我的教令规定：百姓想要获得利益的，不从事耕作就不能得到；想要躲避祸害的，不参战就不能免除。境内的百姓没有不首先致力于耕战，然后才能得到他们所喜爱的。因此土地虽少粮食却多，百姓虽少军队却强。能在境内实行这两项，那么成就霸业和王业的大道就完备了。
定分第二十六
秦孝公问公孙鞅说：“法令是随着当时的情况制定的，第二天早上想要让天下的官吏和百姓都清楚地知道并运用它，做到统一而没有私心，该怎么办？”
公孙鞅说：制定法令，设置官吏，挑选那些朴实且足以知晓法令含义的人，让他们担任天下的法官，然后向天子奏报。天子就让他们各自主管法令，都下达命令，接受任命，发布官职。各自主管法令的百姓，如果敢忘记执行主管法令所规定的名称，就按照他们所忘记的法令名称来定罪。主管法令的官吏如果有调任或去世的情况，就立即让学习诵读法令含义的人，为他们制定程序，让他们每天多次知晓法令的含义；不符合程序的，就按照法令来定罪。如果有敢擅自确定法令、增减一个字以上的，判处死刑且不赦免。各级官吏和百姓，如果有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含义的，主管法令的官吏都要根据他们原本想要询问的法令，明确地告知他们。各自制作长一尺六寸的符信，清楚地写上年、月、日、时、所询问法令的名称，用来告知官吏和百姓。主管法令的官吏如果不告知，以及所告知的法令含义，都按照官吏和百姓所询问的法令的罪名，来分别惩处主管法令的官吏。然后把左券交给询问法令的官吏，主管法令的官吏，要谨慎地把右券收藏在木匣中；放在室内收藏，用主管法令长官的印信封缄。如果后来有官吏去世，就凭符信上的记录来处理事务。
法令都有副本，放置一份在天子的殿中，为法令设立禁室，有锁钥，作为禁室并用印信封缄，在禁室中收藏一份法令副本，用禁室的印信封缄。有擅自开启禁室印信，以及进入禁室查看禁室法令，以及禁室中增减一个字以上的，罪行都判处死刑且不赦免。每年接受法令以禁令。
天子，设置三位法官；殿中，设置一位法官；御史，设置一位法官及属吏；丞相，设置一位法官。诸侯、郡、县都各自设置一位法官及属吏，都隶属于秦的一位法官。郡、县、诸侯一旦接受宝来的法令，就学习并知晓其含义。官吏和百姓中知晓法令的，都向法官询问。所以天下的官吏和百姓，没有不知道法律的，官吏清楚地知道百姓知晓法令。因此官吏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百姓，百姓不敢触犯法律来冒犯法官。对待百姓不遵守法律，就询问法官，法官就按照法律的罪名告知他们，百姓就凭法官的话正式告知官吏。官吏知道情况如此，所以官吏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百姓，百姓也不敢触犯法律。像这样，天下的官吏和百姓，即使有贤良辩慧的人也不能说一句话来歪曲法律；即使有千金，也不能用一铢来行贿。所以那些有诈术和贤能的人都转而做好事，都致力于自我约束和奉公守法。百姓愚昧就容易治理，这是产生于法律明白易懂且必定执行。
法令，是百姓的生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用来防备百姓的。治理国家却废除法令，就像想要不挨饿却去掉食物，想要不挨冷却去掉衣服，想要向东却向西走，其不可能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只兔子奔跑，一百个人追逐它，不是因为兔子可以分成一百份，而是因为兔子的归属名称没有确定。卖兔子的市场里兔子很多，但盗贼不敢拿取，是因为归属名称已经确定了。所以归属名称没有确定，尧、舜、禹、汤尚且像鸭子一样追逐它；归属名称已经确定，贪婪的盗贼也不敢拿取。现在法令不明确，归属名称没有确定，天下的人就可以议论它。他们的议论，人人不同而没有定论。君主在上面制定法律，下面的百姓在下面议论它，这是法令没有确定，以下凌驾于上。这就是所说的归属名称没有确定。归属名称没有确定，尧、舜尚且将折断而犯奸，何况众人呢？这是导致奸恶大起、君主丧失威势、国家灭亡社稷的途径。现在先圣人著书传给后世，一定要通过老师传授，才能知道所说的名称；不通过老师传授，而人们凭自己的心意去议论它，到死也不能知道它的名称和含义。所以圣人一定要为法令设置官员和属吏，作为天下的老师，用来确定归属名称，归属名称确定，那么大奸诈的人就会变得诚信，大盗贼就会变得老实，而各自自我约束。所以归属名称确定，是局势治理的大道；归属名称没有确定，是局势混乱的大道。所以局势治理的不可混乱，局势混乱的不可治理。局势混乱而治理它，更加混乱；局势治理而治理它，就得到治理。所以圣王治理已经治理好的，不治理混乱的。
那些微妙意志的言论，是上等智慧的人难以做到的。不依靠法令绳墨，而没有不公正的，千万人中也没有一个。所以圣人用千万人的标准来治理天下，所以只有智者才能知道它，不能把它作为法律，因为百姓不都是智者；只有贤者才能知道它，不能把它作为法律，因为百姓不都是贤者。所以圣人制定法律一定要使它明白易懂，名称正确，愚笨和聪明的人普遍都能知道；设置法官，设置主管法律的官吏，作为天下的老师，让万民不陷入危险。所以圣人治理天下而没有死刑的人，并不是不刑罚杀戮，而是执行法令明白易懂，设置法官和属吏作为老师，来引导他们的智慧，万民都知道躲避和趋向，躲避祸害趋向福分，而都各自自我约束。所以英明的君主顺着治理好的局面而最终治理好它，所以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