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孔子赞同他，那他对武王的指责就太严厉了。这是孔氏的家法，世间的君子如果自认为是孔氏的后学，必定会遵守这个家法。国家的存亡，百姓的死生，都将取决于此，谁敢不严肃对待呢？然而孟轲开始扰乱了这一原则，说：“我听说武王诛杀独夫纣，没听说他弑君。”从此，学者们把商汤、周武王视为圣人的正统行为，认为理所当然，这些人都是孔氏的罪人。假使当时有像董狐那样的良史，南巢之事必定以叛乱记录，牧野之事必定以弑君记录。而商汤、周武王是仁人，必定会为了维护法度而承受恶名。周公作《无逸》说：“殷王中宗，以及高宗，以及祖甲，以及我周文王，这四人引导明智。”上面不提商汤，下面不提武王，也是因为这个道理吧？文王之时，诸侯不求自来，因此接受天命称王，行使天子的职权，周是否称王，并不计较纣王的存亡。假使文王在世，必定不会讨伐纣王，纣王不被讨伐而善终，或者死于内乱，殷人拥立君主来侍奉周，周任命殷的后代为二王后以祭祀殷，君臣之道，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武王在孟津观兵后返回，如果纣王改过，否则殷人改立君主，武王对待殷朝也不过如此罢了。天下没有君王，有圣人出现而天下归附他，圣人之所以不能推辞，是因为天命所归。而用武力夺取，流放他，杀死他，可以吗？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彧，是圣人的门徒，认为除了曹操没有人能平定天下，所以起而辅佐他。他与曹操谋划的，都是王者之事，荀彧难道是教曹操造反的人吗？用仁义拯救天下，天下既已太平，帝位自然到来，将不得已而接受，不到那个地步就不夺取，这是文王之道，也是荀彧之心。等到曹操谋划九锡之礼，荀彧就为此而死，所以我曾经认为荀彧是圣人的门徒，因为他的才能像张良而道义像伯夷。

译杀害他的父亲，却封赏他的儿子，如果那儿子不是人也就罢了；如果那儿子果真是人，就一定会为父报仇而死。楚国人将要杀令尹子南，子南的儿子弃疾担任国王的驾车士，国王哭着告诉他。子南被杀后，他的门客问：“逃跑吗？”弃疾说：“我参与了杀我父亲的事，逃跑又能逃到哪里去呢？”门客又问：“那么侍奉国王吗？”弃疾说：“抛弃父亲去侍奉仇人，我忍心吗！”于是上吊自杀。周武王亲自用黄钺诛杀商纣王，让武庚受封而不反叛，这难道还是人吗？所以武庚必定反叛，不需要智者就能知道。武王封武庚，大概也是出于不得已。殷朝拥有天下六百年，贤圣的君主出现了六七位，纣王虽然无道，但殷朝的旧族遗民并没有完全灭绝。周朝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殷朝不攻打周朝，而周朝攻打殷朝，诛杀其君主，夷毁其社稷，诸侯中一定有不满的人，所以封武庚来安抚他们，这难道是武王的本意吗？所以说：武王不是圣人。

周朝东迁是失策

太史公说：“学者都称周朝讨伐纣王，居住在洛邑，其实不是这样。武王经营洛邑，成王让召公占卜是否居住九鼎之地，而周朝又回到丰、镐建都。直到犬戎打败幽王，周朝才向东迁徙到洛邑。”

苏先生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错误的了。从平王到灭亡，并没有特别无道的君主。頿王神圣，诸侯朝拜进献，但最终仍然衰败不振，这就是东迁的过错。从前武王攻克商朝，把九鼎迁到洛邑，成王、周公又加以增修，周公死后，大概由君陈、毕公轮流居住在那里，只是为了加重王室的威严而已，并不是有意要迁都。周公想葬在成周，而成王葬在毕，这难道是有意要迁都吗？

现在富有的家庭，留给子孙的，不过是田地和房屋罢了。不幸遭遇败落，以至于借贷度生也可以，但最终不能商议变卖田宅。现在平王抛弃了文、武、成、康的基业而大肆丢弃，这是一次失败就变卖田宅的人。夏、商的君王，都统治了五六百年，他们先王的德行没有超过周朝的，而后王的败坏也不亚于幽王、厉王，然而直到桀、纣时才灭亡。在他们未灭亡时，天下尊崇他们，不像东周那样名存实亡。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不卖田宅的效果。

盘庚迁都，是恢复殷朝的旧制。古公亶父迁到岐山，当时，周人像狄人一样，追逐水草而居，这难道很难吗？卫文公向东迁徙渡过黄河，是依靠齐国才得以生存罢了。齐国迁到临淄，晋国迁到绛、新田，都是在强盛时期，并不是有所畏惧。其余因躲避敌寇而迁都的，没有不灭亡的；即使没有立即灭亡，也没有能再振兴的。春秋时楚国大饥荒，群蛮反叛，申、息两地的北门不开。楚国人谋划迁徙到阪高，蒍贾说：“不行。我们能去，敌寇也能去。”于是借助秦人、巴人灭掉了庸国，楚国才开始强大。苏峻之乱，晋朝几乎灭亡，宗庙宫室全部化为灰烬。温峤想迁都到豫章，三吴的豪强想迁到会稽，将要听从他们了，只有王导不同意，说：“金陵，是王者的都城。王者不因丰俭而迁都，如果弘扬卫文公大帛之冠的节俭精神，到哪里不可以？不然，即使是乐土也会变成废墟。况且北方敌寇正强盛，一旦示弱，逃窜到蛮越之地，威望和实际都丧失了！”于是没有迁都，晋朝又恢复了安定。王导贤明啊，可以说能安定大事了！唉，平王初年，周朝虽然不如楚国强大，难道不比东晋微弱吗？如果平王有一个王导，定下不迁都的计策，收容丰、镐的遗民，修明文、武、成、康的政治，凭借形势威临东方诸侯，齐、晋虽然强盛，也不敢有二心，秦国凭什么称霸呢？魏惠王畏惧秦国，迁到大梁；楚昭王畏惧吴国，迁到鄀；顷襄王畏惧秦国，迁到陈；考烈王畏惧秦国，迁到寿春：都不再振兴，有灭亡的征兆。东汉末年，董卓劫持皇帝迁到长安，汉朝于是灭亡。近代李景迁到豫章，也灭亡了。所以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错误的了。

秦国拙于取楚

秦始皇十八年，攻取韩国；二十二年，攻取魏国；二十五年，攻取赵国、楚国；二十六年，攻取燕国、齐国，初步统一天下。

苏先生说：秦国统一天下，不是因为有道，只是巧妙罢了，不是侥幸。但我认为秦国在攻取齐国方面巧妙，而在攻取楚国方面拙劣，没有败给楚国，是侥幸。唉，秦国的巧妙，也只是模仿智伯罢了。魏、韩像肘足一样相接而智伯死了，秦国知道模仿智伯而诸侯最终不知道效法韩、魏，秦国统一天下，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齐湣王死，法章即位，君王后辅佐他，秦国仍然讨伐齐国。法章死，王建即位六年而秦国攻打赵国，齐国、楚国救援赵国，赵国缺乏粮食，向齐国请求粮食，而齐国不给。秦国于是包围邯郸，几乎灭亡赵国。赵国虽然没有灭亡，而齐国的灭亡形势已经形成了。秦国人知道这一点，所以四十多年不攻打齐国。凭借法章的才能而秦国讨伐他，王建没有才能而秦国不讨伐，为什么呢？太史公说：“君王后侍奉秦国谨慎，所以不被攻打。”秦国想要统一天下罢了，难道因为谨慎就放过齐国吗！所以我所说的“巧妙于取齐”，是用来安慰齐国的心而解除三晋的交好的。齐、秦不能两立，秦国没有片刻忘记齐国，而四十多年不攻打，难道是它的本意吗？齐国人没有觉悟而与秦国合好，所以秦国得以利用这个间隙

译秦国攻取了韩、赵、魏三国。三晋灭亡，齐国也就岌岌可危了。在这个时候，还有楚国和燕国存在，齐、楚、燕三国联合，还足以抵抗秦国。秦国大规模出兵攻打楚国和燕国，而齐国不去救援，所以这两个国家灭亡，而齐国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俘获，就像晋国借道虞国去灭虢国一样，这难道不说是巧妙吗！楚国和燕国既然已经灭亡，齐国才发兵守卫西部边境，不再与秦国通使。唉，这也太晚了！秦国起初派遣李信率领二十万人去攻取楚国，没有成功，于是派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攻打楚国，这几乎是倾尽全国之力来作战。假使齐国有中等水平的君主和称职的大臣，知道灭亡的日子已不远，而倾尽全国兵力去讨伐秦国，让长期安定的齐国进入因厌战而空虚的秦国，颠覆秦国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所以我才说秦国“在攻取楚国这件事上是笨拙的”。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古代攻取别国的人必定有策略，就像拔乳牙一样必须循序渐进，所以牙齿脱落而孩子不知道。”现在秦国轻视楚国，认为楚国像乳牙一样可以轻易拔除，于是强行撬开它的嘴巴，一下子就把牙齿拔出来，孩子必定受伤，我的手指也会被咬。所以秦国没有灭亡，是侥幸，而不是有策略。吴国分设三军轮番出动以疲敝楚国，三年后攻入郢都。晋国平定吴国，隋朝平定陈国，都是用的这种策略。只有苻坚不是这样，假使苻坚知道采用这种策略，凭借百倍于敌的兵力，实行轮番出击的计划，即使是韩信、白起也不能支撑，何况是谢玄、刘牢之这一类人呢！我由此知道秦始皇和苻坚是同一类人：秦始皇是侥幸获胜；而苻坚是不幸罢了。

译秦废除分封制

秦朝刚刚统一天下，丞相王绾等人进言说：“燕、齐、荆等地距离遥远，如果不设置诸侯王就无法镇守，请册立各位皇子为王。”秦始皇将这一建议下达给群臣商议，群臣都认为这样做很合适。廷尉李斯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的同姓子弟非常多，后来亲属关系疏远，互相攻击如同仇敌，诸侯之间相互征伐，天子无法禁止。如今天下依赖陛下的神灵，统一都设置为郡县，皇子和大臣们用国家的赋税重重赏赐他们，非常足以容易控制。天下没有异心，这就是安宁的方法，设置诸侯王是不合适的。”秦始皇说：“天下共同苦于战争不休，就是因为有诸侯王。依靠宗庙神灵天下刚刚安定，如果再设立诸侯国，这就是树立祸端，想要求得安宁，难道不难吗！廷尉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每郡设置郡守、郡尉、监御史。

苏洵说：圣人不能创造时势，但也不会错过时势。时势不是圣人所能创造的，能够不违背时势罢了。夏、商、周三代兴起时，诸侯没有罪过，不可剥夺削减，因此让他们做君主，即使想要废除诸侯设置郡守，能做到吗？这就是所说的不能创造时势。周朝衰微，诸侯相互兼并，齐、晋、秦、楚都拥有方圆千余里的土地，他们的势力足以建立诸侯树立屏障。到了战国七雄都称王，行使天子的职权，然而最终没有分封诸侯，没有设立强大的世家世袭卿位，这是以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氏为鉴戒。世人畏惧诸侯祸患已经很久了，不只是李斯、秦始皇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划分郡县，设置守宰，按理本来就是这样，就像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布，是时势所适宜，不是人的私智独见，这就是所说的不违背时势，但学士大夫大多非议它。汉高祖想要册立六国后裔为王，张良认为不可，世上没有非议张良的人，李斯的议论与张良有什么不同呢？世人只是以成败来判断是非罢了。汉高祖听了张良的话，吐出口中的食物骂郦食其，知道诸侯王不可再立，是很明白的。然而最终却封了韩信、彭越、英布、卢绾为王，难道只是汉高祖如此，张良也参与其中。所以柳宗元说：“分封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时势造成的。”

从前议论分封制的，有曹元首、陆机、刘颂，以及唐太宗时的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后来有刘秩、杜佑、柳宗元。柳宗元的议论一出，其他诸子的议论就废弃了，即使圣人再兴起，也不能改变。所以我采纳他的说法并加以补充，说：凡是有血气的人必定争斗，争斗必定为了利益，利益没有比分封制更大的。分封制，是争斗的开端和动乱的起始。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父子兄弟互相残杀，有不因袭封而争夺王位的吗？自从三代圣人用礼乐教化天下，直到刑罚搁置不用，然而最终不能停止篡位弑君的祸患。到了汉朝以来，君臣父子互相残害的，都是诸侯王的子孙，其余那些不世袭的卿大夫，大概不曾有过。近代不再实行分封制，这种祸患几乎绝迹。仁人君子，忍心再开启它吗？所以我认为李斯、秦始皇的话，柳宗元的议论，应当作为万世的法则。

论伍子胥、文种、范蠡

越国灭掉吴国后，范蠡认为勾践为人脖子长嘴巴黑，可以和他共患难，不可以和他共享安乐，于是带着自己的私属乘船出海，到了齐国。写信给大夫文种说：“飞鸟射尽，良弓收藏；狡兔死掉，猎狗被煮。你可以离开了！”

苏洵说：范蠡只知道观察他的君主罢了，以我观察范蠡，范蠡也是黑嘴的人。贪图财货，是天下卑贱的士人，以范蠡的贤能，难道是聚敛积蓄钱财的人吗？何至于在海边耕种，父子辛勤劳作，来经营千金，多次散尽又重新积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才能有余而道义不足，所以功成名就后身退，但内心始终不能自我放逐吗？假如勾践有大的气度，能始终任用范蠡，范蠡也不是清净无为而老死在越国的人，所以说“范蠡也是黑嘴的人”。鲁仲连退却秦军后，平原君想要封赏他，用千金祝寿。鲁仲连笑着说：“天下士人所珍贵的，是为别人排难解纷而不索取报酬。如果索取报酬，那是商人的事，我不忍心做。”于是离去，终身不再相见，逃隐于海上。说：“我与其富贵而屈从于人，宁愿贫贱而轻视世俗放纵心志！”假如范蠡的离去像鲁仲连那样，那么他就离圣人不远了。唉，春秋以来，任用、舍弃、进退没有像范蠡那样保全的，但他在这方面有所不足，我因此连连叹息而深深悲伤。伍子胥、文种、范蠡都是人杰，而扬雄是偏狭的士人，想用微不足道的学问挑剔这三人的瑕疵：以三次劝谏不走、鞭尸借馆为伍子胥的罪过，以不强谏勾践而让他栖身会稽为文种、范蠡的过错。扬雄听说古代有三次劝谏当离开的说法，就想用它来规范天下的士人，难道不浅陋吗！三次劝谏后离开，是对君臣关系浅薄的人说的，像宫之奇、泄冶那样才可以。至于像伍子胥，是吴国的宗臣，与国家共存亡，离开将去哪里呢？百次劝谏不听，接着以死相谏是可以的。孔子离开鲁国，不曾一次劝谏，又哪里用得着三次？父亲不被诛杀，儿子报仇，是礼制。活着就斩首，死了就鞭尸，发泄极度的悲痛，无所选择。所以以前的君子都哀怜而宽恕他，扬雄难道不是人子吗？至于借馆，是阖闾和群臣的罪过，不是伍子胥的本意。勾践被困于会稽，才能任用这两个人，如果先战败就强谏以死，那么扬雄又应当以伍子胥的罪过加罪于他们了。这些都是孩童的见识，不值得

译评论的人，不忍心看到这三个人被诬蔑，所以替他们说话。

译论鲁三桓

鲁定公十三年，孔子对定公说：“臣下不应私藏甲兵，大夫不应拥有周长百雉的城池。”于是派仲由担任季氏的家宰，准备拆毁三桓的封邑。当时叔孙氏先拆毁了郈邑。季氏将要拆毁费邑，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人袭击定公。定公与三位大夫逃入季氏的宫室，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率军讨伐他们，费邑人败退，这两个人逃往齐国，于是拆毁了费邑。将要拆毁成邑时，公敛处父据成邑反叛，定公包围成邑，未能攻克。有人说：“危险啊，孔子执政，也是危难而难以成功啊！”孔融说：“古时王畿方圆千里，王畿之内不封建诸侯。”曹操怀疑他论述建立王畿的言论逐渐扩大，于是杀了孔融。孔融只是说说罢了，怎么能做得到呢？曹操认为天子拥有千里王畿，将对自己不利，所以杀他毫不迟疑。季氏亲自驱逐昭公，昭公死在国外，跟随昭公的人都不敢回国，即使是子家羁也逃亡了。季氏的忌刻狠毒到这种地步，虽然地势不如曹氏，但君臣互相猜忌，大概不亚于曹操，孔子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拆毁他们的名都并收缴他们的私藏甲兵呢！考查《春秋》，当时三桓虽然好像不高兴，但没有人能违抗孔子。认为孔子在鲁国执政，掌握了政权和民心，三桓畏惧他吗？那么季桓子接受女乐时，孔子难道能拒绝他吗？那些妇人的谗言足以使人出走，这是孔子畏惧季氏，季氏不畏惧孔子啊。孔子大概是起初修明政令刑法，以等待三桓出现裂痕吧？

苏氏说：这就是孔子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大概田氏、六卿不服从，那么齐、晋就没有不灭亡的道理；三桓不守臣节，那么鲁国就没有可以治理的道理。孔子被世人任用，他的政令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那个晏婴也知道这一点，说：“田氏的僭越，只有礼可以制止它。按照礼制，家族的施恩不及于国家，大夫不收取公家的利益。”齐景公说：“好啊，我现在才知道礼可以治理国家！”晏婴能知道却不能做到，晏婴不是不贤能，而是他那种浩然之气，以正直培养而没有损害，充塞于天地之间的，不及孔、孟。孔子以寄居之臣的身份执政一年，就能举出治世的礼法，来约束亡国的臣子，拆毁名都，收缴私藏甲兵，而三桓不怀疑他危害自己，这一定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的地方啊。孔子的圣明表现在行事上，到这里就毫无疑问了。晏婴在齐国被任用，时间比孔子长，景公信任他的臣子，超过定公，而田氏的祸患没有稍微衰减，我因此知道孔子的难处。孔子在哀公十六年去世，十四年，陈恒杀了他的君主，孔子沐浴后上朝，告诉哀公说：“请讨伐他！”我因此知道孔子想要治理列国的君臣，使他们符合《春秋》的法度，直到年老将死也不忘记。有人说：“孔子知道哀公与三子必定不会听从，而用礼来告知他们吗？”回答说：不，孔子确实想要讨伐齐国。孔子已经告诉哀公，哀公说：“鲁国被齐国削弱很久了，你讨伐它，将怎么办？”回答说：“陈恒杀了他的君主，不赞同他的百姓有一半。凭借鲁国的兵力，加上齐国一半的百姓，可以战胜。”这难道只是用礼告知而已吗？哀公忧虑三桓的逼迫，曾经想用越国讨伐鲁国来除掉他们。用蛮夷讨伐国家，百姓不赞同，皋如、出公的事情，可以断然知道，哪里比得上听从孔子讨伐齐国呢？如果听从孔子讨伐齐国，那么所有战胜齐国的方法，孔子承担是绰绰有余的。既然战胜了田氏，那么鲁国的公室自然强大，三桓不用治理就自然顺服了，这是孔子的志向。

司马迁二大罪

商鞅被秦国任用，变法制定法令，实行十年，秦国百姓非常高兴，路上不拾遗物，山上没有盗贼，家家富裕充足，百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赐肉给孝公，诸侯都来祝贺。

苏氏说：这些都是战国时期游士的邪说诡论，而司马迁偏离大道，取来作为史实。我曾经认为司马迁有二大罪，他推崇黄老，贬低六经，贬退处士，进用奸雄，这大概只是他的小罪罢了。所谓二大罪，就是论述商鞅、桑弘羊的功劳。自从汉朝以来，学者以谈论商鞅、桑弘羊为耻，而世俗君主却甘心于此，都表面上讳言他们的名字，暗中采用他们的实质，更甚的则名实都尊崇他们，希望成功，这就是司马迁的罪过。秦国本来就是天下的强国，而孝公也是有志向的君主，修明政令刑法十年，不被声色田猎游乐所败坏，即使没有商鞅，能不富强吗？秦国之所以富强，是孝公致力于根本、努力耕作的效果，不是商鞅流血刻骨的功劳。而秦国之所以被百姓痛恨，如同豺虎毒药，一人发难而子孙没有遗留，则是商鞅实际造成的。至于桑弘羊，是斗筲之才，穿窬之智，不足一提，而司马迁称赞他，说：“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司马光的话好啊！说：“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那里就在官府，譬如雨水，夏天涝则秋天旱。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不过是设法侵夺百姓利益，其危害比增加赋税还严重。”这两个人在天下名声，如同蛆蝇粪秽，说出来就污口舌，写下来就污简牍。这两人的术数在世上被使用，灭国残民覆族亡躯的事情接踵而至，而世俗君主却甘心于此，为什么呢？喜欢他们的言论对自己有利。

译尧、舜、禹，是历代君主的父亲和老师；敢于直谏的大臣和拂逆君意的贤士，是历代君主的良药和砭石；恭敬、慈爱、节俭、勤劳、忧虑、敬畏，是历代君主的法度与约束。如今如果让历代君主每天面对父亲和老师，亲近良药砭石，遵循法度约束，这并不是他们所喜欢的。所以那些推行商鞅、桑弘羊权术的人，必定先轻视尧、嘲笑舜、鄙薄禹，说：“所谓贤明的君主，只是专门利用天下人来迎合自己的私欲罢了。”这就是历代君主之所以人人都甘心情愿却不觉悟的原因。世上有人吃钟乳石和乌头，放纵酒色，以此来追求长寿，这大概始于何晏。何晏年少时就富贵，所以服用寒食散来满足他的欲望，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所做的足以导致杀身灭族的事情，每天都在接连发生，他能死在寒食散上，难道不是幸运吗？而我为什么要效仿他呢？世上服用寒食散导致背部生疽、吐血的人接踵而至，使用商鞅、桑弘羊权术导致国家破败、宗庙毁灭的人到处都是。然而始终不觉悟的原因，是因为喜欢那些言论的美妙便捷，而忘记了灾祸的惨烈。

译论范增

汉朝采用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国的君臣关系。项羽怀疑范增与汉朝有私交，逐渐剥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的事大局已定，君王自己去做吧，希望赏赐我骸骨，让我回到军队中去！”范增回去还没到彭城，背上生疽而死。

苏先生说：范增的离去，是好的；如果不离去，项羽必定会杀范增，只是遗憾他离开得不够早罢了。那么应当在什么事上离去呢？范增劝项羽杀刘邦，项羽不听，最终因此失去天下，应当在这个时候离去吗？回答说：不是。范增想要杀刘邦，是人臣的本分；项羽不杀刘邦，还存有君主的度量，范增为什么要因此离去呢？《易经》说：“能察觉细微的征兆，那就近乎神明了。”《诗经》说：“看那雨雪，先降落的是霰。”范增的离去，应当在项羽杀卿子冠军的时候。陈涉得到民心，是因为项燕、扶苏；项氏兴起，是因为立楚怀王的孙子心为王；而诸侯背叛项氏，是因为他杀了义帝。况且义帝的立位，范增是主要谋士；义帝的存亡，难道仅仅是楚国的盛衰吗，也是范增祸福与共的事，没有义帝灭亡而范增能独自长久存在的道理。项羽杀卿子冠军，这是杀义帝的征兆。他杀义帝，就是怀疑范增的本心，难道一定要等到陈平的离间吗！事物必定先腐烂然后虫子才生出来，人必定先产生怀疑然后谗言才能进入，陈平虽然聪明，怎么能离间没有疑心的君主呢？我曾经评论义帝，是天下贤明的君主。只派遣刘邦入关而不派遣项羽，在众人中识别卿子冠军，提拔他为上将，不贤明能做到这样吗？项羽既然矫诏杀了卿子冠军，义帝必定不能忍受，不是项羽杀义帝，就是义帝杀项羽，不用智者就能知道。范增起初劝项梁立义帝，诸侯因此服从，中途杀了他，这不是范增的本意。这难道仅仅是非他的本意，他必定会极力争辩而不被听从。不采纳他的意见，杀了他所拥立的人，项羽怀疑范增必定从这里开始了。当项羽杀卿子冠军时，范增和项羽并肩侍奉义帝，君臣的名分还未确定。替范增打算，有能力诛杀项羽就诛杀他，不能就离去，难道不是刚毅的大丈夫吗？范增年纪已经七十，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就离去，不在这个时候明确去留的分寸，却想依靠项羽来成就功业，太浅陋了。虽然如此，范增是汉高祖所畏惧的人，范增不离去，项羽就不会灭亡。唉，范增也是人中的豪杰啊！

游士失职之祸

春秋末期，直到战国时期，诸侯卿相都争着养士。从谋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类的人，下到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没有不宾客般礼遇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精美的食物住在馆舍里的，哪里能数得完。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都有门客三千人；而田文招揽任侠奸人六万家到薛地，齐国稷下学宫的谈士也有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都招致无数门客。下到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称多士，宾客厮养都是天下的豪杰，而田横也有士五百人。大略记载在传记中的就是这样，估计其余的，应当是官吏的两倍而农夫的一半。这些都是危害国家的奸民，百姓怎么支撑而国家怎么承受呢？

苏先生说：这是先王所不能避免的。国家有奸民，就像鸟兽有凶猛的，昆虫有毒刺的一样。安排处理，使他们各安其位，是有的；铲除并全部去掉，是没有这种办法的。我考察世道的变迁，知道六国之所以长久存在而秦之所以迅速灭亡的原因，大概出于这里，不可以不考察。智、勇、辨、力，这四种人，都是天民中的杰出者。大都不能厌恶衣食来供养别人，都是役使别人来供养自己的，所以先王分天下的富贵与这四种人共享。这四种人不失职，百姓就安定了。这四种人虽然不同，先王根据习俗设立制度，使他们出于一个途径：三代以上出于学校，战国到秦出于门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官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然不完全如此，取其中多的来论说。六国的君主虐待百姓，不比秦始皇、秦二世少，然而在这个时候，百姓没有一个人背叛，因为凡百姓中的杰出者大多被门客供养，不失职。那些努力耕种来奉养上级的，都是愚钝无能的人，即使想怨恨背叛，也没有人带头，这就是他们稍微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秦始皇起初想驱逐门客，因为李斯的话而停止。已经统一天下，就认为门客无用，于是任用法律而不任用人，认为百姓可以依靠法律来治理，认为官吏不必有才能，能遵守我的法律就行了。所以毁坏名城，杀豪杰，百姓中的杰出者分散回到田亩。以前吃在四公子、吕不韦之类门下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不知道他们能颈项枯槁、面色黄黑以老死在布衣中呢？还是停止耕作叹息以等待时机呢？秦的混乱虽然成于二世，然而假使秦始皇知道畏惧这四种人，有办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职，秦的灭亡不至于这么快。放纵百万虎狼在山林中而让他们饥渴，不知道他们将噬人，世人认为秦始皇聪明，我不相信。楚汉的祸乱，百姓死尽了，豪杰应该没剩多少，而代相陈豨随从车辆千乘，萧何、曹参执政，没有人禁止。到文帝、景帝、武帝的时候，法令极密，然而吴王濞、淮南王、梁王、魏其侯、武安侯之类，都

译争相招揽宾客，这是当代君主所不追究的。难道是吸取了秦朝的教训，认为爵位和俸禄不能完全笼络天下的士人，所以稍微放宽限制，使得有些人能够由此脱颖而出呢？至于先王的政教却不是这样，说：“君子学习了道义就会爱护他人，小人学习了道义就容易驱使。”唉，这难道是秦朝、汉朝所能达到的吗！

译赵高与李斯

秦始皇时期，赵高犯了罪，蒙毅审理此案，判处他死刑，秦始皇赦免了他并继续任用。长子扶苏喜欢直言进谏，始皇帝发怒，派他到上郡去监督蒙恬的军队。始皇帝向东巡游会稽，沿着海岸走到琅琊，小儿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跟随。始皇帝在路上生病，派蒙毅回去祈祷山川神灵，蒙毅还没回来，始皇帝就驾崩了。李斯、赵高伪造诏书立胡亥为帝，杀死了扶苏、蒙恬、蒙毅，最终导致秦朝灭亡。

苏先生说：始皇帝控制天下的轻重局势，使内外相互牵制以禁止奸邪、防备祸乱，可以说是严密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威震北方，扶苏监督他的军队，而蒙毅在帷帐中侍奉作为谋臣，即使有大的奸贼，敢在其中斜眼看吗？不幸的是始皇帝在路上生病，祈祷山川神灵还有别人可以派，却派了蒙毅，所以赵高、李斯得以完成他们的阴谋。始皇帝派遣蒙毅，蒙毅见到始皇帝生病，太子尚未确立就离开左右，都不能说是明智。然而上天要灭亡一个国家，其祸败必定出于智慧所不及的地方。圣人为天下着想，不依靠智慧来防备祸乱，而是依靠自己没有招致祸乱的方法罢了。始皇帝招致祸乱的方法，在于任用赵高。宦官的祸害，如同毒药猛兽，没有不使人肝裂胆碎的。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只有东汉的吕强、后唐的张承业二人号称善良，难道能在千万人中指望有一两个，以致招来必然灭亡的祸害吗？然而世俗的君主都甘心而不后悔，像汉桓帝、汉灵帝，唐肃宗、唐代宗，还不足以深怪，始皇帝、汉宣帝都是英明的君主，也沉溺于赵高、恭、显的祸害中。他们自认为是聪明杰出的人，认为奴仆中熏腐之徒能有什么作为，等到亡国乱朝，竟然与平庸的君主没有区别。所以我特意列举出来，以告诫后世像始皇帝、汉宣帝那样的君主。有人说：“李斯辅佐始皇帝平定天下，不能说他不智。扶苏是始皇帝的亲生儿子，秦国人拥戴他很久了，陈胜假借他的名义尚且足以扰乱天下，而蒙恬手握重兵在外，如果这两个人不立即接受诛杀而是再次请示，那么李斯、赵高就没有遗类了。凭李斯的智慧却不考虑这一点，为什么呢？”苏先生说：唉，秦朝失去正道，由来已久了，难道只是始皇帝的罪过吗？自从商鞅变法，把判处死刑当作轻典，把灭族当作常法，臣子们狼顾胁息，以能死为幸运，哪里还有闲暇再次请示！当他的法令实行时，追求没有得不到的，禁止没有不停止的，商鞅自以为超越了尧、舜而驾凌汤、武。等到他出逃无处可去，才知道制定法令的弊端。这难道只是商鞅后悔吗，秦朝也后悔了。

荆轲行刺时，持兵器的人看着始皇帝绕着柱子跑，没有人去救，是因为秦朝法令严酷的缘故。李斯立胡亥，不再顾忌这两个人，是知道威令一向实行，而臣子不敢再次请示。这两个人不敢请示，也是知道始皇帝凶猛强悍而不可挽回，哪里料到那是伪造的呢？周公说：“平易近民，百姓必定归附。”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那就是‘恕’吧？”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那么上面容易了解下面，下面容易通达上面，即使有卖国的奸贼，也没有空隙可投，仓促的变故，不会自然发生。然而其令行禁止，大概有不及商鞅的地方，但圣人终究不用那个来替换这个。商鞅通过徙木立信，通过弃灰立威，刑罚他的亲戚师傅，积累威信到了极点。等到始皇帝时，秦国人看待他们的君主如同雷电鬼神，不可测度。古时候公族有罪，三次宽恕然后才制定刑罚。现在竟然让人伪造诏书杀死太子而不顾忌，太子也不敢请示，这是威信过度的缘故。用严酷的法令毒害天下的人，没有不反过来中伤自身及其子孙的。汉武帝与始皇帝，都是果断于杀戮的人，所以他们的儿子像扶苏那样仁爱，就宁愿死而不请示，像戾太子那样强悍，就宁愿造反而不申诉，知道申诉必定不会被明察。戾太子难道是想要造反的人吗？计策出于无可奈何。所以作为这两位君主的儿子，只有死与反罢了。李斯的智慧，大概足以知道扶苏必定不会造反。我又特意列举出来，以告诫后世果断于杀戮的君主。

摄主

鲁隐公元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他是摄政。欧阳修先生说：“隐公不是摄政。如果隐公确实是摄政，那么《春秋》就不会记载他为公，《春秋》记载他为公，那么隐公不是摄政，毫无疑问。”

苏先生说：不对。《春秋》是可信的史书，隐公摄政而桓公被杀，记载在史书中很详细了。周公摄政而能够恢复给儿子，因为周公去世，所以不称王。隐公摄政而不能恢复给儿子，因为鲁公去世，所以称公。史书有谥号，国家有宗庙，《春秋》难道能不称公吗？那么隐公的摄政，符合礼吗？回答说：符合礼。从哪里听说的？回答说：从孔子那里听说的。曾子问：“君主去世而世子出生，怎么办？”孔子说：“卿、大夫、士跟随摄主面向北站在西阶南面。”什么叫摄主？回答说：古时候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子没出生就死了，那么他的弟弟或兄弟的儿子按次序应当立为摄主。儿子出生如果是女孩，那么摄主即位；如果是男孩，那么摄主退位。这就叫摄主，古时候有人这样做，季康子就是这样。季桓子将要死，命令他的臣子正常说：“南孺子的儿子如果是男孩，就报告并立他；如果是女孩，那么肥也可以。”桓子去世，康子即位。安葬后，康子在朝廷。南氏生了男孩，正常用车载着到朝廷，报告说：

译夫子有遗言，命令他的圉臣说：“南氏生了男孩，就向国君和大夫报告，并立他为继承人。”现在生了，是男孩，冒昧地来报告。”康子请求退位。康子所说的摄主，是古代的规矩，孔子实行了。

译自秦、汉以来不再修习这种礼制，而是让母后摄政。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教养。”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尚且不可以，说“母鸡报晓，家道必衰”，何况能让他们摄位而统治天下呢？女子执政而国家安定的，只有齐国的君王后、我们宋朝的曹太后、高太后、向太后，这大概是千中无一的情况。自东汉的马皇后、邓太后尚且不能没有讥讽，而汉吕后、魏胡太后、唐武氏之类，造成的祸乱简直说不完，王莽、杨坚于是借此改朝换代。由此看来，哪里比得上设立摄政王更稳妥呢？假如母后值得信任，那么摄政王也值得信任；如果两者都不可信，那么选择摄政王，毕竟是我们先君的子孙，不还是比异姓的人夺取政权要好得多吗？有人问：“国君去世，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事务，听从冢宰三年，哪里用得着摄政王？”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继位的天子已经成年，居丧而未发布命令，就按礼制设立冢宰。如果太子尚未出生，或者出生了但体弱，不能担任国君，那么按照三代的礼制、孔子的学说，决不会把天下交给异姓，而是交给摄政王。难道这不是合乎礼制而周公所实行的吗？所以隐公也是摄政王。郑玄是儒家中见识浅陋的人，他注解“摄政王”时说：“是上卿代替国君听政。”假如国君生了儿子而女儿，那么上卿难道是继承世位的人吗？苏先生说：摄政王，是先王的良法，孔子的正论。而世人不知道，习惯于看到母后摄政，就认为理所当然。所以我不能不加以论述，以留给后世的君子参考。

隐公不幸

公子翬请求杀掉桓公，以求得太宰的职位。隐公说：“因为他年纪小，我将把国家交给他。让他经营菟裘，我将在那里养老。”翬害怕了，反而向桓公进谗言诬陷隐公并杀了他。

苏先生说：强盗拿兵器指着人，人一定会杀他，这难道只是被指着的人吗？路上的行人都会抓捕攻击他。路上的人与强盗并非仇敌，是因为认为不攻击他，强盗就会连自己也一起杀掉。隐公的智慧，还不如这路上的行人，可悲啊！隐公是惠公继室所生的儿子，他并非嫡子，与桓公相同，但比桓公年长。隐公追念先君的意愿而把国家交给桓公，这难道不能称为仁人吗？可惜他不善于运用智慧。假如隐公诛杀翬而禅让给桓公，即使是伯夷、叔齐又有什么能超过他呢？骊姬想杀申生而忌惮里克，于是施优前来；二世想杀扶苏而忌惮李斯，于是赵高前来。这两人所做的事相同，而遭受的祸患也不怎么不同：里克没能逃脱惠公的诛杀，李斯没能逃脱二世的杀戮，都算不上值得哀怜。我特意列举出来，作为世人的警戒。君子施行仁义，并非算计利害，然而君子所做的事，义和利常常兼顾，而小人则相反。李斯听从赵高的计谋，并非他的本意，只是害怕蒙氏夺取他的位置，所以低头听从赵高。假如李斯听到赵高的话，立刻召集百官、陈列军队而斩杀赵高，他对扶苏的恩德，哪里会有尽头呢？何必担忧蒙氏！放弃这样做，而在市朝受尽五种酷刑，不是下等愚昧的人又是什么！唉，乱臣贼子就像蝮蛇一样，它们蜇伤草木尚且足以杀人，何况它们所咬噬的人呢？郑小同是高贵乡公的侍中，曾经拜访司马师，司马师有密疏没有收起，如厕回来，问小同：“看到我的密疏了吗？”小同说：“没看到。”司马师说：“宁可我辜负你，不能让你辜负我。”于是毒死了他。王允之跟随王敦夜间饮酒，假装喝醉先睡下。王敦与钱凤谋反，王允之已经醒来，全都听到了他们的话，担心王敦怀疑自己，于是大口呕吐，衣服和脸上都弄脏了。王敦果然照看，见王允之躺在呕吐物中，才放心。可悲啊小同，危险啊岌岌可危的王允之！孔子说：“危险的国家不进入，动乱的国家不居住。”是有原因的啊！我读史书得到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慨他们所遭遇的祸福如此，所以特意记载他们的事，后世的君子可以阅览观看。

七德八戒

郑国太子华对齐桓公说，请求除掉三族而以郑国作为齐国的内臣，桓公打算答应他，管仲认为不可以。桓公说：“诸侯对郑国有讨伐，没有取胜，如果有可乘之机，跟随他不可以吗？”管仲说：“您如果用德行安抚他，加上训诫的话，而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国将忙于覆亡尚且来不及，哪里敢不害怕？如果总括他的罪人来面对他，郑国就有借口了。”桓公拒绝了子华，郑伯于是接受盟约。

苏先生说：伟大啊，管仲辅佐桓公！拒绝子华的请求而不违背曹沫的盟约，都是盛德的事情，齐国可以称王了。遗憾他不学习道，不能从诚意正身来治理国家，使得家中有三归的弊病而国家有六嬖的祸患，所以桓公不能称王，而孔子轻视他。然而他给予桓公的评价也到了极点，说：“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不依靠武力，这是管仲的力量。他的仁，他的仁！”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桓公、文公事情的”，孟子大概是说错了。我读《春秋》以下的史书而得到七个人，都是盛德的事情，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又得到八个人，都是相反的，可以作为万世的警戒，所以详细论述他们。太公治理齐国时，举荐贤能而崇尚功劳。周公说：“后世一定有篡弑的臣子。”天下传诵，齐国应该知道了。田敬仲刚出生时，周史为他占卜，他逃奔到齐国，齐懿氏为他占卜，都知道他应当拥有齐国。篡弑的嫌疑，大概都集中在敬仲身上了，然而桓公、管仲不因此废黜他

译想要让他担任卿位，如果不是拥有盛大的德行，谁能做到这样呢？所以我认为楚成王知道晋国必定称霸而不杀重耳，汉高祖知道东南必定发生动乱而不杀吴王刘濞，晋武帝听到齐王司马攸的话而不杀刘元海，苻坚信任王猛而不杀慕容垂，唐明皇任用张九龄而不杀安禄山，这些都是拥有盛大德行的表现。然而世上的评论家，却认为这七个人都因为不杀这些人而招致祸乱，我认为不是这样。这七个人各自都有导致败亡的原因，并不是不杀他们的过错。齐景公如果不施行严酷的刑罚和繁重的赋税，即使有田氏存在，齐国也不会被夺取；楚成王如果不任用子玉，即使有晋文公，军队也不会战败；汉景帝如果不杀害吴国太子，不任用晁错，即使有吴王刘濞，也不会自发起兵；晋武帝如果不立司马衷为帝，即使有刘元海，也不能作乱；苻坚如果不贪图江南，即使有慕容垂，也不能叛变；唐明皇如果不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即使有安禄山，又能做什么呢？秦国的由余，汉代的金日磾，唐代的李光弼、浑瑊等人，都是外族出身，他们有什么对不起中原王朝的呢？却唯独要杀刘元海、安禄山！况且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刘元海、安禄山死有余辜，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们不免被视为无罪而被杀。哪有天子杀害无罪之人而不获罪于天的道理？君主失去了正道，路上的普通百姓都会成为敌人，天下的豪杰难道能杀得完吗？汉景帝因为周亚夫态度强硬而杀了他，曹操因为孔融名声太重而杀了他，晋文帝因为嵇康是卧龙之才而杀了他，晋景帝也因为夏侯玄名声太重而杀了他，宋明帝因为王彧家族势力大而杀了他，齐后主因为谣言而杀了斛律光，唐太宗因为谶语而杀了李君羡，武则天因为谣言而杀了裴炎，世人都认为这是不对的。这八个人，当时的考虑难道不是担忧国家、防备祸乱，与担忧刘元海、安禄山的人一样吗？世人以成败来判断是非，已经很久了！所以那些嗜杀的人，一定会把邓侯不杀楚子作为借口。凭借邓国的微弱，无故杀害大国的君主，让楚国人举国仇恨它，它的灭亡不是更快吗？我认为治理天下就像保养身体，担忧国家防备祸乱就像服药：保养身体的人不过是谨慎起居饮食，节制声色欲望罢了，节制谨慎是在生病之前，而服药是在生病之后。现在担忧寒疾而先服用乌头，担忧热疾而先服用甘遂，那么病还没有发作而药却把人杀死了。那八个人，都是在没有生病时就服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