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斋记事卷一
，与三分四厘六毫之差，然其声才下三律，葢黍细尔，其法则是矣。王原叔洙，胡瑗大不喜其説，朝廷但授庶试秘书省校书郎，不究其説而止。庶元龄之后，其为人简脱，尝与乡荐，然好音。宋子京祁、田元均、况皆荐而召之。是时丁正臣亦收牙笛二，与庶笛同。予尝于雄州王临处得北界笛一，比太常乐下四律，教坊乐下二律，犹髙于唐乐一律。又尝于才元处得并州铜尺一，比太府尺长三分，以之定律与唐乐声同。太府尺定律与北界笛同，二者必有一得也。若得真黍，用房庶法为律，以考之，其为至当不疑矣。眞黍一稃二米者，世尝言王朴为知乐，而不知乐之壊自朴始也。初太常钟磬皆无欵志，朴用横黍尺制律，命其钟磬而志刻之。太祖患乐太髙，和岘用影表尺八寸尺也，故乐比唐为髙五律矣。今太常鏄钟最大者，声中唐之黄钟，志刻乃云林钟，余钟率皆如此。李照则多镵凿旧钟，以合其律，而钟磬又不如朴时，虽非本声，而其器尚完也，惜哉。司马君实内翰光，于予莫逆之交也，惟议乐为不相合。君实以胡瑗一黍广为尺，而后制律。予用房庶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为律，而后生尺。律之法曰：凡律围九分，以尺而生。律者，律为十分三厘八毫矣。以其不合，又变而为方分。其差谬处不可一二数也。以律生尺，九十分黄钟之长，加十分以为尺。凡律皆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三分损益之，而十二律长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损益之，而十二律积实相通矣。往在馆阁时，决于同舍，同舍莫能决，遂奕棊以决之。君实不胜，乃定其后二十年，君实为西京留台，予往候之，不持他书，唯持所撰《乐语》八篇示之。争论者数夕，莫能决，又投壶以决之。予不胜，君实讙曰：“大乐还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领而归。岂所见然邪？将戱谑邪？抑遂其所执，不欲改之邪？俱不可得而知也。是必戱谑矣【按《宋史》称镇于乐尤注意，独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説，与司马光辨难凡▯万言。神宗时尝诏镇与刘几定乐，镇曰：“定乐必先正律。”帝虽然之，而刘几即用李照乐加四清声而奏乐成，诏罢局，并赐镇。镇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至哲宗朝，乃请太府铜为之，逾年成，比李照乐下一律有竒。帝及太后御延和殿，召执政同阅视，下之太常乐奏。三日而镇逝】
译与三分四厘六毫的差距，然而它的音高才比标准低三个律，大概是因为黍粒细小罢了，他的方法则是正确的。王洙（字原叔）、胡瑗非常不喜欢他的学说，朝廷只授予他秘书省校书郎的试职，不再深究他的学说罢了。房庶（字元龄）之后，他为人简约洒脱，曾经通过乡试推荐，然而喜好音乐。宋祁（字子京）、田况（字元均）都推荐并召见他。这时丁正臣也收藏了两支牙笛，与房庶的笛子相同。我曾经在雄州王临那里得到一支北界笛，比太常乐低四个律，比教坊乐低两个律，仍然比唐乐高一个律。又曾经在才元那里得到一把并州铜尺，比太府尺长三分，用它来制定音律，与唐乐的音高相同。用太府尺制定音律，则与北界笛相同，这两种方法必定有一种是正确的。如果得到真正的黍粒，用房庶的方法制定音律，以此来考证，那它是最恰当无疑的了。真正的黍粒是一壳两米的，世人常说王朴懂得音乐，却不知道音乐的败坏是从王朴开始的。起初太常寺的钟磬都没有铭文标记，王朴用横黍尺制定音律，给他的钟磬命名并刻上标记。宋太祖嫌音乐太高，和岘用影表尺（八寸尺），所以音乐比唐乐高了五个律。现在太常寺铸造的钟，最大的一口，声音相当于唐乐的黄钟，但铭文标记却说是林钟，其余的钟大多都是这样。李照则大多凿刻旧钟，以符合他的音律，而钟磬又不如王朴时期，虽然不是原本的声音，但器物尚且完整，可惜啊。司马光（字君实，官至内翰），与我是不分彼此的朋友，只有讨论音乐时意见不合。君实用胡瑗以一黍的宽度作为尺，然后制定音律。我用房庶以一黍的长度，累积一千二百黍的宽度作为律管，然后生出尺。制定音律的法则是说：凡是律管的周长为九分，用尺来产生。律管，律管为十分三厘八毫了。因为意见不合，又改变为方分。他的错误之处不可胜数。用律管生出尺，九十分是黄钟的长度，加上十分作为尺。凡是律管直径都是三分，周长九分，长度九十分，体积为八百一十分。从九十分开始进行三分损益，十二律的长短就相互对应了。从八百一十分开始进行三分损益，十二律的体积就相互贯通了。以前在馆阁时，与同僚决断，同僚不能决断，于是下棋来决断。君实输了，于是定下来。此后二十年，君实担任西京留台，我去拜访他，不带其他书籍，只拿着所撰写的《乐语》八篇给他看。争论了几个夜晚，不能决断，又投壶来决断。我输了，君实高兴地说：“大乐复活了。”过了半个月，最终没有抓住要领就回来了。难道他看到的真是这样吗？还是开玩笑呢？还是坚持他的主张，不想改变呢？都无法知道。这一定是开玩笑吧【按《宋史》称沈括对音乐特别留意，独自主张房庶以律生尺的学说，与司马光辩论达数万言。神宗时曾诏令沈括与刘几审定音乐，沈括说：“审定音乐必须先校正音律。”皇帝虽然认为他说得对，但刘几即采用李照的音乐加上四个清声而奏乐完成，诏令罢免乐局，一并赐给沈括。沈括说：“这是刘几的音乐，我参与什么？”到了哲宗朝，才请求用太府铜来制作，过了一年完成，比李照的音乐低一个律有余。皇帝及太后在延和殿，召执政一同观看，下诏太常乐演奏。三天后沈括去世】
皇祐中，再定雅乐，胡瑗铸十二钟，大小轻重如一。其状▯铎，为大环，铸盘龙、蹲熊、辟邪，其上为之旋蠡，而平系之，故其声欝而不发。又陜西铸大钱，民以为患。是冬，日食心宿，刘羲叟谓子曰：“上将感心腹之疾，是与周景王同占也。”予初不信然之。寻使契丹还，至雄州，闻上得心腹之疾矣。归问其故，羲▯曰：“景王铸大泉，又铸无射而为大林，所谓害金再兴者也。是时日亦食于心，而景王得是疾，故曰与景王同占。”噫！羲▯而不言，则左邱明所载伶州鸠之语为诬矣。是羲▯不独为知术数，其发扬邱明功，亦为不细。羲叟字仲更，泽州人，以修《唐书》授崇文院检讨，未及谢，疮发背而卒。
周礼靁鼓鼓神祀，灵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康成云：靁鼓八面鼓也，灵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数不见于经，然神有尊卑，则其数有多寡，隆杀理或然也。必汉时尚然，所以康成云然。几面鼓犹言几两车、几区宅、几防田也。而唐开元中，蜀人有绘图以献者，一鼔而为八面、六面、四面，既不可考击，乃于县内别置散鼓。国朝仍之，郊社宗庙设而不作。景祐中，冯章靖公言：靁鼓、灵鼓、路鼓并当考击，而散鼓请凖干徳四年诏废不用。然不言鼓之制，非是，甚可怪也。
自唐开元时，父卒，众子在，嫡孙不传重，以其不袭封也，然不知至于服纪则有所不齐。国朝亦着于礼令。景祐中，石资政中立卒，众子在，嫡孙不传重。未几而众子卒，其家奏嫡孙合与不合传重，下礼院议。于是宋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与予爲礼官。景文公遂令三人各为议状。不疑曰：“初当传重，不传重误也，宜改正之，使追为服。”次道则用江都集礼，以为当接服。若曰：“父死，众子在，嫡孙不传重；众子死，嫡孙服；嫡孙死，众孙接服。”是一尊亲为两等服也。予谓石氏之孙宜依礼令不传重，且为本服。自今而后别着令：“父死，众子在，嫡孙传重，然后得礼之正。”又为不疑难曰：“石氏子当传重，就令石氏子于服中犯刑，如何处之？必以见行法、见行礼处之也，岂可旋更礼法，使变朞服而传重，加以重刑也？”又为次道难曰：“众子死，嫡孙接服；嫡孙死，众孙接服，是何异家人共犯，止坐尊长，尊长方决而死，乃令次家长接续足其杖数邪？是无此理也。”然景文从次道议，仍请着为令。其后众子在嫡孙请传重者听传重，其不请者则不传重，岂礼之意哉？
故事，武臣不持防。韩玉汝奏请持防，下两制、台谏官议。唐子方介为御史中丞，其属皆不欲令持防。是时防议于玉堂后廊，子方曰：“今日不可髙论也。”欧阳永叔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为髙？”孙梦得抃坐予傍，不▯叹曰：“俊人也，率然一言，亦中于理。”两制与台谏官竟为两议，以上遂诏閤门，只候内殿崇班已上持服，供奉官以下不持。是则官髙者得为父母服，官卑者不为服，无官者将何以处之乎？
殿前司捧日、天武军、司龙卫、歩军司、神卫、马军司，谓之上四军。合左右厢，厢各三军，每军五指挥，各有都指挥使一员，都虞候副之。又有第四军，以处所退年髙者，无都指挥使，止有都虞候。殿前司又有神勇、宣武、骁骑各上下军二十指挥，又有宁朔、骁胜各十指挥，虎翼左右各三军，军各十指挥，并有都指挥使、都虞候、马军使。有云骑、武骑各十指挥。步军司右虎翼左右各三军，军十指挥，每军各有都指挥使一员，都虞候副之。遇转员，各以次迁补。凡迁至军指挥使，遥领团练员溢，即上落军职为正刺使之本任。其老疾▯有过，为御前忠佐马歩军都军头、副都军头，▯军头司。甚者黜为外州军马步军都指挥。
禁卫凡五百里，亲从官为一重，寛衣、天武官为一重，御龙▯箭直、弩直为一重，御龙骨防子直为一重，御龙直为一重。凡入禁卫一重，徒一年至三年止，误者减二等。傅卞尝误入禁卫，定私罪，永叔再为论奏，为公罪，得应制举。
周谏议湛善射弩，十发
译皇祐年间，再次制定雅乐，胡瑗铸造十二口钟，大小轻重完全一致。钟的形状像铎，铸成大环，上面铸有盘龙、蹲熊、辟邪等图案，并在上方设置旋蠡，平系悬挂，因此钟声沉闷而不外扬。又因陕西铸造大钱，百姓以此为患。这年冬天，发生心宿日食，刘羲叟对我说：“皇上将感应心腹之疾，这与周景王的占卜相同。”我起初不信，后来认为他说得对。不久出使契丹回来，到了雄州，听说皇上得了心腹之疾。回来询问缘故，刘羲叟说：“周景王铸造大泉，又铸造无射钟而制成大林钟，这就是所谓‘害金再兴’。当时日食也发生在心宿，而景王得了这种病，所以说与景王占卜相同。”唉！如果刘羲叟不说，那么左丘明所记载的伶州鸠的话就是诬妄了。这样看来，刘羲叟不仅精通术数，他发扬左丘明之功，也不微小。刘羲叟字仲更，泽州人，因修撰《唐书》被授予崇文院检讨，还没来得及谢恩，背上生疮发作而死。
《周礼》规定：雷鼓用于祭祀天神，灵鼓用于祭祀地祇，路鼓用于祭祀人鬼。郑康成说：雷鼓是八面鼓，灵鼓是六面鼓，路鼓是四面鼓。鼓的数量没有记载在经书中，但神灵有尊卑，那么鼓的数量就有多少，隆杀之理或许就是这样。必定汉代还是这样，所以郑康成才这样说。几面鼓就像说几两车、几区宅、几防田一样。而在唐开元年间，蜀地有人绘图进献，一个鼓做成八面、六面、四面，既然无法敲击，就在县内另外设置散鼓。本朝沿袭此制，在郊社宗庙设置但不敲击。景祐年间，冯章靖公说：雷鼓、灵鼓、路鼓都应当敲击，而散鼓请求按照干德四年的诏令废除不用。但他没有说明鼓的形制，这不是正确的，非常奇怪。
自从唐开元时，父亲去世，众子还在，嫡孙不承重，因为不袭封爵，然而不知道在服丧期限上有所不齐。本朝也著于礼令。景祐年间，石资政中立去世，众子还在，嫡孙不承重。不久众子去世，他家奏问嫡孙合不合承重，下交礼院商议。于是宋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和我担任礼官。景文公于是让三人各自写议状。不疑说：“起初应当承重，不承重是错误的，应当改正，使其追服丧服。”次道则采用《江都集礼》，认为应当接服。如果说：“父亲死，众子在，嫡孙不承重；众子死，嫡孙服丧；嫡孙死，众孙接服。”这是把一位尊亲分为两种丧服等级。我认为石氏的孙子应当依照礼令不承重，并且为本服。从今以后另著令：“父亲死，众子在，嫡孙承重，然后才符合礼的正统。”又为不疑辩难说：“石氏儿子应当承重，假如石氏儿子在服丧期间犯刑，如何处理？必定以现行法律、现行礼制处理，怎么能临时更改礼法，使变期服而承重，加上重刑呢？”又为次道辩难说：“众子死，嫡孙接服；嫡孙死，众孙接服，这与家人共同犯罪，只判处尊长，尊长刚决杖而死，就让次家长接续打足杖数有什么不同？这是没有道理的。”然而景文公听从次道的意见，仍请求著为令。其后众子在嫡孙请求承重的听任承重，不请求的就不承重，这难道是礼的本意吗？
旧例，武臣不持防。韩玉汝奏请持防，下交两制、台谏官商议。唐子方介担任御史中丞，他的属官都不允许持防。当时在玉堂后廊商议防事，子方说：“今天不可以高谈阔论。”欧阳永叔勃然变色说：“父母死而令持服，怎么能说是高谈阔论？”孙梦得拍掌坐在我旁边，赞叹说：“俊才啊，随口一言，也合乎情理。”两制与台谏官最终形成两种意见，皇上于是诏令閤门，只等候内殿崇班以上持服，供奉官以下不持。这就是官高的能为父母服丧，官卑的不能为父母服丧，没有官职的人将怎么处理呢？
殿前司捧日、天武军、司龙卫、步军司、神卫、马军司，称为上四军。合左右厢，每厢各三军，每军五指挥，各有都指挥使一员，都虞候副之。又有第四军，用来安置所退下的年老士兵，没有都指挥使，只有都虞候。殿前司又有神勇、宣武、骁骑各上下军二十指挥，又有宁朔、骁胜各十指挥，虎翼左右各三军，每军十指挥，并有都指挥使、都虞候、马军使。有云骑、武骑各十指挥。步军司右虎翼左右各三军，每军十指挥，每军各有都指挥使一员，都虞候副之。遇到转员，各按次序迁补。凡是迁至军指挥使，遥领团练员溢，即上报落去军职为正刺使之本任。其老疾或有过失的，担任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隶属军头司。严重的贬黜为外州军马步军都指挥。
禁卫凡五百里，亲从官为一重，宽衣、天武官为一重，御龙弓箭直、弩直为一重，御龙骨防子直为一重，御龙直为一重。凡是误入禁卫一重，徒刑一年至三年止，误犯者减二等。傅卞曾经误入禁卫，定为私罪，永叔再次论奏，定为公罪，得以应制举。
周谏议湛善于射弩，十发
十中，的隔屋射亦然。尝谓予曰：“其法虽由审固然亦自有神用。今以架缚弩，施箭其上，往往不中；至于用神之专，无不向的，非神用而何？”元昊叛时，杨侍读偕进神楯、劈阵刀。尝以步卒五百人试于殿廷，其法外环以车，内比以楯，楯刻兽状，设机使开阖，所以惊马，亦以御箭。当时人皆非笑之。其后王吉阵于兎毛川，贼以铁鹞子束阵，▯弩不可施放，乃以劈阵刀披其甲，豁马膁，马奔逸，堕崖壑，死者不可胜计。自陕西用兵，惟兎毛川胜防者，由劈阵刀也。铁鹞子，贼中谓之铁林骑士，以索贯穿于马上，虽死不堕，以豪族子亲信者为之。
译十支箭中，隔着屋子射箭也是这样。他曾经对我说：“这种方法虽然依靠仔细瞄准，但也自有神妙的作用。现在用支架固定弩机，在上面搭箭，往往射不中；至于精神专注，没有不射中目标的，这不是神妙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元昊叛乱时，杨侍读一同进献了神盾和劈阵刀。曾经用五百步兵在殿廷上试验，他们的战术是用战车在外围环绕，内部紧密排列盾牌，盾牌上雕刻兽形，设置机关使其开合，用来惊吓战马，也用来抵御箭矢。当时的人都讥笑这种做法。后来王吉在兎毛川布阵，敌人用铁鹞子结成阵势，弓弩无法发射，于是用劈阵刀劈开他们的铠甲，砍断马腿，战马奔逃，坠入悬崖深谷，死的人多得数不清。自从陕西用兵以来，只有兎毛川的防御是胜利的，这是因为用了劈阵刀。铁鹞子，敌人称之为铁林骑士，用绳索贯穿在马上，即使死了也不从马上掉下来，由豪族子弟中亲信的人担任。
范恪在陕西亦为有功，常挽一石七斗力，▯其箭镞如铧，谓之铧▯箭。羽间勒其官称姓名，往往一箭贯二人者，贼甚畏之。
东斋记事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东斋记事卷三 宋 范镇 撰
丁文简公度尝言：举进士时，以制诰文为贽。卷既而复自笑曰：「是不揆也。」然其后为知制诰、翰林学士、参知政事，葢其所存者从来有素矣。初举人居乡，必以文卷投贽。先进自糊名后，其礼寖衰。贾许公为御史中丞，又奏罢公卷，而士子之礼都亡矣。
薛简肃贽谒冯魏公，首篇有「嚢书空自负，早晩逹明君」句。冯曰：「不知秀才所负何事？」读至第三篇春诗云：「千林如有喜，一气自无私。」乃曰：「秀才所负者，此也。」
夏英公竦尝言：「杨文公文如锦绣屏风，但无骨耳。」议者谓：「英公文譬诸泉水，迅急湍悍；至于浩荡汪洋，则不如文公也。」
王文正公之为相也，王沂公为知制诰，吕许公为太常博士，知濵州。沂公尝见文正公，问君识太常博士吕夷简否？沂公曰：“不识也。”他日复见，复问之，沂公曰：“见朝士多称其才者。”凡三见三问，乃曰：“此人异日当与公同秉国政。”是时沂公既有名当世，颇以器业自许，中不能平，因曰：“公识之邪？曰不识也。问然则何以知？曰吾见其奏请尔。”沂公犹不信，强应曰：“诺。”其后丁晋公既败，沂公先在中书，而许公自知开封府，除参知政事，二人卒同秉政。沂公乃为许公言之，问其当时奏请，乃不税农器等事也。
李参自荆南召，欲以为三司使，参政孙梦得抃固执不可，曰：“此人为主计，外台承风刻剥，则天下之人益困弊矣。”由是遂改授羣牧使。
陕西路转运使请永兴军、秦、坊同【在京板无同字】等州官置醋坊。王沂公言：「▯酤之法，葢出于前代之不得已。今经费之广，未能省去，官自造醋，细民益见侵夺也。」
周谏议湛为盐铁判官，三司文帐烦冗，吏胥蔽欺，若不可究者，为之立勘同法，岁减天下计帐七千道。又括天下隐户三十三万，发其诡号，凢十二种。
夏秋沿纳之物，如盐麴之▯，名件烦碎。庆厯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以省帐钞。程文简为三司使，独以为仍旧为便。若没其旧名，异日不知，或再取盐麴，则致重复。此亦善虑事也。
韩持国知颍川府，时彦以状元及第，每称状元，持国怒曰：“状元无官耶？”自此呼为签判，彦终身衔之。马防、巨济亦以状元及第，为秦签，亦呼状元。秦帅吕晋伯曰：“状元者，及第未除也，既为判官，不可曰状元。”巨济媿谢。《湘山野録》载：胡旦乞入见，王沂公奏旦瞽废，乞送中书问求见之，因至堂。沂公与诸相具门生礼列拜，旦长揖而坐。中书堂，宰相治事之地，表仪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对，送中书引问，自有公礼，何暇讲师生之私敬？旦于都堂巍然受诸相之拜而不辞，决无此理。予于秘阁尝见其《演圣通论》，甚有出于人者，而所为如此，岂不惜哉？国朝言水利者，惟干州刺史张绘【京板作张纶】为有绩效之最。天禧末，为江淮发运副使，筑髙邮北漕河长堤二百里，旁锢石为距，分十闼以泄横流。泰州有捍海堰，久废不治，与范希文经画修复之，遂命兼知泰州。堰成，复租户万二千六百，州人复为立生祠。
陈公弼知潭州长沙县，部僧有海印者，多识权贵人，数挠政违法，夺民园池，更数令莫敢治，公弼捕笞之，以园池还民。又知防州雩都县，毁滛祠数百区，勒巫觋为良民七十余家。
湖南之民掠良人，逾岭卖为奴婢。周湛为广东提防刑狱，下令捉搦，及令自陈，得男女二千六百余人，还其家，而世少知之。葢亦古之良吏也。
仁皇初，薛简肃公知开封府。上新即大位，庄献临朝，一切以严治人，谓之“薛出油”。其后移知成都，岁丰人乐，随其俗与之嬉游，作《何处春游好》诗十首，自号“薛春逰”，欲换前所称也。
薛简肃公时，布一匹三百文，依其价，春给以钱，而秋令纳布。民初甚
译范恪在陕西也立有功劳，常常拉开一石七斗的弓力，他的箭头像犁铧，被称为铧箭。箭羽间刻着他的官职和姓名，往往一支箭能贯穿两个人，贼寇非常畏惧他。
《东斋记事》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东斋记事》卷三 宋 范镇 撰
丁文简公丁度曾说：考进士时，用制诰文章作为拜见老师的礼物。试卷发还后，自己又嘲笑说：“这是不自量力啊。”然而后来他担任知制诰、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大概是因为他平素的修养向来就有基础。起初，举子在家乡，必定用文章卷轴作为拜见老师的礼物。自从实行糊名制度后，这种礼节逐渐衰微。贾许公贾昌朝担任御史中丞，又上奏废除公卷，士子的礼节就完全消失了。
薛简肃公薛奎拜见冯魏公冯京，第一篇中有“囊书空自负，早晚达明君”的诗句。冯京说：“不知道秀才自负的是什么？”读到第三篇春诗说：“千林如有喜，一气自无私。”于是说：“秀才自负的，就是这个。”
夏英公夏竦曾说：“杨文公的文章像锦绣屏风，只是没有骨力罢了。”议论的人说：“夏英公的文章好比泉水，迅急湍悍；至于浩荡汪洋，就不如杨文公了。”
王文正公王旦担任宰相时，王沂公王曾担任知制诰，吕许公吕夷简担任太常博士，知濠州。王曾曾拜见王旦，问：“您认识太常博士吕夷简吗？”王曾说：“不认识。”过些日子再次拜见，又问，王曾说：“看见朝中官员多称赞他的才能。”总共三次拜见三次询问，王旦才说：“这个人将来应当与您共同执掌国家政事。”这时王曾已经在当世有名，颇以器量学业自许，心中不平，于是说：“您认识他吗？说不认识。问那么怎么知道？说我看他的奏请罢了。”王曾仍不相信，勉强答应说：“是。”后来丁晋公丁谓失败，王曾先在中书省，而吕夷简从开封府知府，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两人最终共同执掌政事。王曾于是对吕夷简说起这件事，询问他当时的奏请，原来是不对农具征税等事。
李参从荆南被召，打算让他担任三司使，参政孙梦得拍手坚决不同意，说：“这个人主管财政，地方官吏承风刻薄搜刮，那么天下百姓更加困顿疲敝了。”因此改授他担任群牧使。
陕西路转运使请求永兴军、秦、坊、同等州官府设置醋坊。王沂公说：“官卖酒醋的法令，大概出于前代的不得已。如今经费广大，未能省去，官府自己造醋，小民更加受到侵夺。”
周谏议周湛担任盐铁判官，三司的文书账目烦琐冗杂，吏胥蒙蔽欺骗，好像无法查究，为他设立勘同法，每年减少天下计账七千道。又清查天下隐漏户口三十三万，揭发诡名隐户，共十二种。
夏秋沿纳的物品，如盐曲之类，名目烦琐细碎。庆历年间有关部门建议，合并归为一项，以节省账册。程文简担任三司使，独自认为仍旧方便。如果废除旧名，日后不知道，或者再次征收盐曲，就会导致重复征收。这也是善于考虑事情。
韩持国知颍川府，时彦以状元及第，每次称呼状元，韩持国怒说：“状元没有官职吗？”从此称呼为签判，时彦终身怀恨。马防、巨济也以状元及第，担任秦州签判，也称呼状元。秦州主帅吕晋伯说：“状元是及第未授官，既然担任判官，不可说状元。”巨济惭愧谢罪。《湘山野录》记载：胡旦请求入见，王沂公上奏胡旦瞎眼废退，请求送中书省询问求见的原因，于是来到堂上。王沂公与各位宰相以门生礼节列队拜见，胡旦长揖而坐。中书堂，是宰相处理政务的地方，表率百官的在这里。外臣请求对答，送中书省引问，自有公礼，哪有空闲讲究师生的私敬？胡旦在都堂巍然接受各位宰相的拜见而不推辞，决无此理。我在秘阁曾见过他的《演圣通论》，很有超出常人的地方，而行为如此，岂不可惜？本朝谈论水利的，只有干州刺史张绘绩效最为显著。天禧末年，担任江淮发运副使，修筑高邮北漕河长堤二百里，旁边用石头加固作为堤脚，分十道闸门以排泄横流。泰州有捍海堰，久废不治，与范希文规划修复，于是任命兼任知泰州。堰建成后，恢复租税户一万二千六百，州人又为他建立生祠。
陈公弼知潭州长沙县，部僧有海印的，多认识权贵，屡次干扰政令违法，夺取民家园池，更换几任县令不敢治理，陈公弼逮捕鞭打他，将园池归还百姓。又知防州雩都县，毁坏淫祠数百处，勒令巫觋成为良民七十多家。
湖南的百姓掠夺良人，越过岭卖为奴婢。周湛担任广东提点刑狱，下令捉拿，并令自首，得到男女二千六百余人，送还家中，而世人很少知道。大概也是古代的良吏。
仁宗初年，薛简肃公知开封府。皇上刚即位，庄献太后临朝，一切以严厉治理百姓，称为“薛出油”。后来移知成都，年成丰收百姓安乐，随俗与他们嬉游，作《何处春游好》诗十首，自号“薛春游”，想换掉前称。
薛简肃公时，布一匹三百文，依其价，春天给钱，而秋天令纳布。百姓起初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