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四朝闻见録》卷四宋叶绍翁撰丁集

译杀害了守臣张定叟，用白色的丧服代替皇帝为太上皇服丧，并且举哀以顺从北方（金人）的旨意。宁宗登极的诏书刚到三天，陈（彦夫）便变了脸色，停止了阴谋。随即被他的同党告发，定叟在阅兵场审问他们说：“朝廷辜负了你们？太守辜负了你们？”然后命令将士们射箭射杀他们。事先标明了箭靶，射中肝脏的有某种赏赐，射中心脏的有某种赏赐，射中身体或四肢的有某种赏赐。打开陈的箱子，只有几千条白布头巾。据说先前赵蹈中详细记载了叶适称赞嘉王府的言语，有数百篇亲笔记录其始末。绍翁没有见到过。

译庆元丞相

嘉定初年，赵忠定被赐予谥号“忠愍”。大臣死得不明不白，所以用“愍”字来改定名号。他的家人上奏章，自行陈述这是子孙所不忍听闻的，于是将“愍”改为“定”【赵公被韩侂胄排挤，流放到贬所服用脑药】，但这掩盖了事实真相。他的家集本想以“庆元丞相”为名，又考虑到庆元年间还有其他宰相，所以只称为《赵忠定集》。他的家人又向朝廷上奏，请求销毁龚颐正续写的《稽古录》，又因为这本书已经在四方边远地区流传很久，请求特别削去龚颐正的官职，刊定正史。朝廷都听从了他们的请求。龚颐正是个平民，出身名门世家，住在和州，号称学识渊博。光宗朝时，他曾经进献《元符本末》《元祐本末》等书，皇上嘉奖赞叹，让他担任主簿。庆元年间，韩侂胄任太社令，曾经续写司马光《稽古录》的后篇，又接着撰写朝廷修史之事，纂进宁宗即位的事情，与他的《稽古录》相互印证。龚颐正在《稽古录》中记载赵忠定的事，说：“知阁门事韩侂胄入宫向太皇太后奏事，得到旨意用来晓谕赵汝愚等人。第二天早上，太皇太后在灵柩前垂帘，引导执政大臣进入几筵殿下排列班次。太常寺先引导赵汝愚等人到灵柩前烧香完毕，接着到太皇太后帘前问安奏事。奉太皇太后圣旨：‘皇帝因为生病未能主持丧事，曾经有御笔表示想要退位闲居，皇子嘉王可以即皇帝位’等等。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是赵汝愚、余端礼、陈骙等人率领百官按照礼仪行事。”根据龚颐正记载在《稽古录》中的内容就是这样。起初并没有诋毁赵忠定。我怀疑记载在正史中的必定有不同的说法。又详细查看赵忠定子弟为父亲洗雪冤屈、请求刊定史书的言辞说：“龚颐正修史，因为赵忠定有‘只立赵家一块肉便了之’的话，又有‘白龙之梦’，以此来诋毁赵忠定。”我惋惜没能拜读国史，恐怕前后史官早已删削。我之前所记载的宪圣太后册立宁宗的事，与龚颐正所记载的大致没有不同。龚颐正是外朝臣子，不知道当时宫闱内的事，应当以我从吴氏那里得到的记载为详细可信。嘉定年间，龚颐正已经死了。在此之前，我不敢以吴氏的说法为可信，曾经在西山书院防备赵氏子弟，他们的说法相符。赵氏把丞相的孙女嫁给西山的儿子为妻。

考异

在此之前，赵公汝愚告诉殿帅郭杲带三百士兵到延禧殿门，祈请国玺，想要从都省迎接并安置在德寿宫。郭杲入宫向内侍羊骃、刘庆祖索要国玺。两个内侍互相说：“如果国玺交出去，郭杲把它授予别人，那么大事就完了。况且丞相说立赵家的一块肉就可以了，这是主张吴兴王，那么国玺尤其不能轻易授予。”两个内侍于是设计，告诉郭杲祥曦殿门不是殿前司适宜进入的地方，适宜在门下等候，先交付国玺匣子，封得很严密，授予郭杲。郭杲捧着匣子到都省，两个内侍直接带着国玺从小路奔驰到德寿宫。宪圣太后殿，在此之前，宪圣太后已经召嘉王进入德寿宫。殿内赵汝愚不知道所捧的是国玺匣子，于是到宫门想要呈上国玺。宪圣太后晓谕说国玺已经安置在好的地方，嘉王已经即位。赵汝愚等人惶恐称贺，宪圣太后于是独占拥立之功。我私下详细考察前面的说法，与吴、赵两家的说法都不同，虽然龚颐正的《稽古录》意在诋毁赵氏，也不至于这样，应当阙疑，以备史官采择。

考异

副都知杨舜卿领兵

考异

和州平民龚敦颐，是元祐党人龚原的孙子。曾经撰写《符祐本末》《党籍列传》等书数百卷。淳熙末年，洪迈统领史院，奏请授官之后，避光宗名讳，改名为龚颐正。朝廷因为他有史学才能，嘉泰元年七月赐出身，任命为实录院检讨官。大概是托付他史事，不久龚颐正去世【出自李心传《朝野杂记》，前载龚颐正事，出自某公《说友录》龚颐正录】

考异

绍兴五年六月，宰臣留正等人入宫奏事，请求早日确立嘉王的储君之位，以安定人心，以建立万世无穷的基业。甲寅日，留正等人两次上奏，请求立嘉王为皇太子。当晚，发出御批：“朕经历世事年久，念想退位闲居。”壬戌日，留正再次请求离开国门。癸亥日，知阁门事韩侂胄入宫奏事，太皇太后得到旨意，用来晓谕赵汝愚等人。第二天早上，太皇太后在灵柩前垂帘，引导执政大臣进入几筵殿下排列班次。太常寺先引导赵汝愚等人到灵柩前烧香完毕，接着到太皇太后帘前问安奏事。奉太皇太后圣旨：“皇帝因为生病，至今未能主持丧事。曾经有御笔表示想要自己退位闲居，皇子嘉王可以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诏书说：“朕继承列圣的宏图，接受寿皇的内禅，统治四海至今六年。为何菲薄凉薄遭遇灾祸，突然遭受祸变，更加加剧哀痛摧折。虽然丧礼自行在宫中举行，但礼文难以示于天下。况且国事重大，久已倦于勤政，承受祖后的慈爱，曲加怜悯体恤。皇子嘉王仁孝之德，中外所推崇，平时小心谨慎，未曾违背礼法。继承大宝，这就是得到合适的人。朕退居安养，于是释去重负，何止遵循居忧之志，还将绵延传祚之福。皇子嘉王可以即皇帝位。朕移驾泰安宫，宣告远近，都使听闻知晓。尚赖忠良共同思考辅佐。”这诏书大概是宪圣太后命楼钥起草的，内中称“虽然丧礼自行在宫中举行，但礼文难以示于天下”，恰当。这一天，皇

译嘉王即皇帝位。于是赵汝愚、余端礼、陈骙等人率领百官，按照礼仪向新帝问安。

【续稽古】在此之前，甲寅年六月丁未日，宰相和执政大臣上奏札子说：“皇子嘉王仁孝之德早已养成，学问日益精进，应当尽早确立储君之位，以安定人心。”癸丑日，再次上奏札子，皇帝御批说：“很好。”乙夘日，再次拟定诏令呈入，请求交付学士院。当晚，御批传出八个字，就是上面所说的内容。留正丞相得到这个批示，才开始感到恐惧。丙辰日，再次拟定呈入御批：“可以立即施行。”己未日，宰相和执政大臣再次上奏，请求当面接受处分。晚上交付的封题稍有不同，丞相没有拆开信封，把它交给了内降房。七月庚申日初一，赵汝愚催促拆开信封，丞相看到文书末尾神色忧虑秘密，便打算离职。辛酉日，上朝时仆倒在地。这一天，工部尚书赵彦逾会见赵汝愚禀告事情，赵汝愚担心事情牵连到赵彦逾和子意，赵彦逾非常高兴。赵汝愚于是让赵彦逾快马告知殿前都指挥使郭杲，郭杲许诺，计议于是决定。壬戌日大祥祭，赵汝愚在五更天入宫上奏，辞官，乘坐肩舆出城离去。赵汝愚本想亲自拜见太皇太后，但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知閤门事韩侂胄，是太皇太后妹妹的儿子，与温州人蔡必胜同在閤门任职。蔡必胜通过同乡左司郎官徐谊、吏部员外郎叶适向赵汝愚进言，于是让韩侂胄将内禅之事附在慈福宫内侍张宗尹的奏折中呈入。太皇太后一向简朴严肃，没有其他话语，只是让转告赵汝愚耐心忍耐而已。癸亥日，韩侂胄再次前往，与重华宫内侍关礼相遇。关礼询问知道了他们的计谋，入宫禀告太皇太后，说话时眼泪俱下。太皇太后紧皱眉头很久，说：“事情顺理成章就可以。”关礼于是写信给韩侂胄，让他来到梓宫前垂帘，引导执政大臣，时间已过中午。赵汝愚于是将此事告知同僚。关礼又派亲信的閤门宣赞舍人傅宻制作黄麻诏书。当时皇上在嘉王府邸，完全不知道，正以生病为由告假。赵汝愚写信给宫僚彭龟年说：“禫祭是重大事件，王爷不可不进入。”甲子日禫祭，郭杲与步帅阎仲先分兵守卫南北面。太皇太后垂帘，命令关礼引导王爷先进入偏殿。执政大臣上奏事情，太皇太后说：“皇帝已有成命，相公应当奉行。”赵汝愚拿出拟好的太皇太后圣旨说：“皇帝因疾病至今未能主持丧礼，曾有亲笔信表示想要退隐闲居，皇子嘉王可以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太皇太后看完后，说：“很好。”太皇太后劝皇上即位，皇上坚决推辞，并且看着赵汝愚说：“我没有罪过，恐怕背负不孝的名声。”群臣极力请求，于是皇上在东楹的素色帷帐中即皇帝位。接着举行禫祭礼，人心才安定下来。在此之前，京口各军谣言四起，襄阳士人陈应祥也谋划作乱，举事前一天登极赦书到达，于是失败。朱熹曾经说：“皇上以前未曾有求取帝位的志向，今天未曾忘记思念亲人的情怀，大概是行使权变而不失正道。”庆元元年夏四月，才开始采用校书郎李璧的奏请，命令将御札八字正本缴付史馆。

译考异

甲集记载了吴琚赞策划之事，真文忠公朱熹曾防备其密奏的遗稿。那奏章大概是拟进呈给太上皇，请求太上皇向外界宣布。奏章说：“我与皇帝之间，起初没有猜疑隔阂。近来因为去太上皇宫请安的次数稍少，臣僚们劝请频繁，反而涉及了形式上的嫌疑。他们不知道三宫之间问候往来络绎不绝，难道只有每月四次朝见才算尽到礼节。如今天气趋向炎热，去皇宫请安的常规礼节应当免除。如果太上皇想相见，应当亲自召见皇帝。”请求抄录下发给留正等人。这是叶绍翁亲眼从吴琚的儿子吴钢那里看到的，后来又再次向吴钢的儿子索取。近来阅读水心先生叶适题写王大受《拙斋诗稿》的文字，其中说：“绍熙四年，光宗患病不能拜见重华宫，劝谏的人充满朝廷，诽谤的人充斥街市。宪圣皇后的侄子吴琚最为贤能，王大受通过吴琚上奏说：‘孝宗陛下只有一个儿子，如果不审慎处理利害关系，任由国人藉口议论来谋取私利，非常不利。况且群臣因为父子礼节的原因争辩，不敢停止。陛下何不发出手诏说：‘皇帝身体不安，朕深知，你们暂且不要议论，等到秋凉时，朕自会选择日期与皇帝相见。’孝宗喜欢这个策略，但因驾崩未能施行。叶适认为我亲眼所见，不知道两份稿子为何一点也不相似。”王大受在各位公卿之间往来，自以为有诛杀韩侂胄的功劳。到了这时，吴钢向朝廷陈述他父亲的志向，王大受必定想让吴钢按照叶适所记载的那样，说他父亲的稿子实际上是王大受所煽动。吴钢犹豫没有上奏。恰逢攻媿楼钥愤恨他先前与族兄王镛有嫌隙，并且诋毁他的文章，极力向史弥远进言，期望一定将他流放。王大受又跟随秀王师揆在朝廷上说：“王大受只是一个平民，凡是国家的大政方针，都要去讨取份额。”史弥远于是命令京兆尹去掉王大受的官服笏板，编管安置在邵武。吴钢这才上奏稿子，而削去了王大受的姓名【事情在甲乙集中已有记载，现在再次详细列出】

庆元党争

嘉定改元，真文忠公朱熹以太学博士轮对，上奏札说：“庆元以来，权臣专制，设立名目，用来阻挠天下善良的人有两点，一是喜好标新立异，二是喜好虚名。士大夫志在爵位俸禄，顺从地跟随他们，把慷慨敢言当作卖弄正直，把清修自好当作不通情理。流弊到了极点，以至于北伐，满朝趋向议和而争辩的人不过几个人。现在既然改变政风，应当先破除结党营私的习气。”六年春二月，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夏五月，当面向皇帝奏事，大意说：“自从权奸擅政，十四年才开始。朱熹、彭龟年因为直言进谏被驱逐，吕祖俭、周端朝因为上书斥责他们而被贬。吕祖泰被贬，那么近臣已经不敢说话了。又在那之后，盗用平章政事的名号，挑起边境的争端，想找一个像吕祖泰那样的人都不可得了。”文忠公这道奏疏，不仅仅是为了韩侂胄。在此之前，绍熙五年六月庚寅日，朱文公朱熹被任命为宝文阁待制，给予州郡差遣。己亥日，被任命为江陵府知府。当初宁宗被立为太子，赵忠定公赵汝愚不用吴琚【事情已记载在乙集，吴琚是慈福皇后的亲侄子】，于是召见韩侂胄【慈福皇后的表侄】并嘱咐他。韩侂胄本来不能通过慈福宫的籍贯，于是通过内侍关礼入宫禀报慈福皇后，甚至流泪坚决请求，慈福皇后召韩侂胄入宫，派遣人告知赵汝愚，他的计议才确定。韩侂胄自以为有安定册立的功劳，想除去赵汝愚而没有成功。朱文公从长沙被召入京，听到这个消息就警惕地感到忧虑，于是免职寓居，意在进对时指陈再三，又约请吏部侍郎彭龟年公开揭发他的奸诈。彭龟年因为出使金国而出行，韩侂胄更加得志。当时赵汝愚正打算召见知名之士，海内翘首以观新政，而事情已经多出于韩侂胄之手。朱文公既已向皇上进言，又多次用手书派遣他的门人告诉赵汝愚，想把韩侂胄安置在节度使的位置，赐宅第在北关之外，以酬谢他的功劳，逐渐以礼节疏远他。赵汝愚不能采纳。朱文公从长沙走到衢州，写信招他的门人蔡元定，蔡元定不来，回信没有其他话，只是劝他早点回去。朱文公还未离开，不久韩侂胄暗示伶人用木头雕刻朱公的像，戴着高冠穿着大袖在皇上面前戏笑，以迷惑皇上的听闻。朱公还留在讲筵，请求再次施行前奏，那么授予郡守的批文已经直接从宫中发出。然而韩侂胄还因为朱公当世重望，美化他的职名而优待以大藩。朱公既已离开朝廷，彭公正想归乡，于是上奏：“陛下近日驱逐朱熹太暴烈，臣也希望陛下赶快除去韩侂胄。”不久，彭龟年也因为直批授予郡守。庆元元年，韩侂胄想一并驱逐赵汝愚，诬陷他不轨，于是尽数除去天下不依附自己的人，以伪学为名，而太府寺丞吕祖俭因为争论赵汝愚的事，被贬韶州，而他的弟弟吕祖泰甚至被黜退而流放。起初，词臣傅伯寿曾经在武夷山跟随朱公，当朱公恳切辞谢待制时，起草制词说等等。等到这几年，才开始有陈前受之，是现在受之，不是谁，能不疑惑？大逊如慢，小逊如伪，难道是这样吗？看你务求顺从名声，高尚在我，难道轻视爵位？驾驭使解禁严之，直复居论著之联等等。唉！厌恶承明宫的劳碌，侍从既已违背持囊之班，归乡里，教授生徒，往究专门之学，于是授予修撰之命。朱公曾经用郊祀恩荫奏请他的儿子做京官，所以傅伯寿有几年后才陈述的讥讽。二年冬十月癸酉日，被剥夺职务罢免祠禄。台臣攻击伪学，以至于在朝堂张贴榜文，不久张贵谟指责太极图说的错误，而沈继祖以追论伊川程正公为察官【某书所载为胡纮，现在根据朱文公年谱考证，大概是胡纮起草而沈继祖使用】，而胡纮起草朱公的奏疏上呈，恰逢因为迁职去职，于是授予沈继祖

译祖，所以有此任命。庆元三年丁巳年春二月癸丑日，省札【蔡本作二年十月】臣私下看到朝奉大夫、秘阁修撰、提举鸿庆宫朱熹，本性邪僻，加上嫉妒残忍，起初侍奉豪侠，致力于武备防御，自己知道圣明时代这种手段难以得逞，于是改变所学，剽窃张载、程颐的残余言论，夹杂吃菜事魔的妖术，来蛊惑后辈，夸大虚妄，私下设立品评，招纳四方没有德行道义的人，来增加他的党羽，一起粗茶淡饭，宽衣博带，有时在广信鹅湖的寺庙中聚集门徒，有时在长沙敬简的厅堂上展示自己，隐藏形迹，像鬼怪一样，士大夫中那些沽名钓利、希望得到他帮助的人，于是称赞他，推荐他，根基已经形成，于是以平民身份窃取君主的权柄，并在私室中使用，飞快的书信奏疏，所到之处都有响应，小的得到利益，大的得到名声，不仅他的门徒都实现了愿望，而朱熹也富贵了。臣私下观察朱熹有六大罪过，而其他恶行还不包括在内。人子对于父母，应当极力提供甘美的奉养，朱熹命运不好，只有母亲在世。建宁的白米在闽中首屈一指，朱熹不以此供养他的母亲，却每天从仓库买米来吃，他的母亲受不了，常常告诉别人。曾经接受乡邻的邀请，回来对朱熹说：“那家人也有这样的好饭。”听到的人怜悯她。从前茅容杀鸡给母亲吃，自己与客人吃蔬菜，现在朱熹想要粗茶淡饭来钓取名声，不顾他母亲受不了，岂不是太悖逆了吗？朱熹不孝顺他的父母，这是第一大罪过。朱熹在孝宗朝，多次被召命，傲慢不前往；等到监司郡守有人招他，就急忙驾车前往。有人说召命不到，大概是想推辞小的而要求大的；命驾急忙前行，大概是图谋早上到晚上就有馈赠。他的同乡有与他同姓的士人，写信严厉责备他。朱熹无言以对。后来授予郎官，又不肯入部供职，借口脚病来要挟君主。又见于侍郎林栗的奏章。朱熹不尊敬君主，这是第二大罪过。孝宗驾崩，全国议论丧礼，应当合葬于绍兴。朱熹却凭私意倡导异论，首先上奏札，请求召集江西、福建的隐士另图改卜。他的意图大概是借此来让向来厚待的人做官。附和赵汝愚改卜他处的说法，不顾祖宗的礼典，不体恤国家的利害。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朝论坚决，几乎误了大事。朱熹不忠于国家，这是第三大罪过。先前赵汝愚执政，图谋不轨，想借朱熹的虚名来招致奸党，作为心腹羽翼，骤然升任经筵，越级取得次对。朱熹既然利用法例从恩例，封赠他的父母，奏荐他的子弟，更换他的章服了。却忽然上章极力推辞，哪有因为职名而接受恩数，却推辞职名，玩弄侮蔑朝廷，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朱熹的第四大罪过。赵汝愚死后，朝野共同庆贺。朱熹却率领他的门徒一百多人，在野外哭祭。朱熹虽然怀有私下的议论，难道不顾朝廷的大议，却还为死党，不畏人言。至于和储用的诗中有“除是人间别有天”的句子【这是武夷九曲诗，不是和储用的】人间岂能容有别的天？他的话意思何止是怨恨而已。朱熹的第五大罪过。朱熹既然相信蔡元定的说法，说建阳县学风水有侯王之地。朱熹想得到它，储用逢迎他的意思，认为县学不能为私家所有，于是把报国寺作为县学。恐怕是政和年间把县学作为报国寺，认为是朱熹日后可以得到的地方。于是在农忙时节伐山凿石，五人一组，取路。所过之处骚动，破坏田地，运送到县下。正要移夫子到释迦的殿，设机造械，用大木巨索，绞缚圣像，在通衢嚣市之内撼摇，而手足堕坏，观看的人惊叹。邑人认为夫子是千万世仁义礼乐的宗主，忽然遭受迁移的惩罚，而又加上折肱伤股的祸患，对风教的危害太大了！朱熹的第六大罪过。以至想报答赵汝愚援引之恩，就为他儿子崇宪做媒，求娶刘珙的女儿，而吞并了他身后的巨额财产；又引诱两个尼姑作为宠妾，每次去官任就与她们同行，说他能修身可以吗？“妇女没有丈夫而自行怀孕，诸子偷牛而宰杀，说他能齐家可以吗？”知南康军，就胡乱配给数人然后又改正；帅长沙，就隐匿赦书而徒刑者很多；守漳州，就搜求古书而妄行经界，千里骚动，没有不受害的；为浙东提举，就多发放朝廷赈济钱粮，全给他的门徒而不给百姓，说他能治民可以吗？又如占据范染祖业的山来扩大他的居所，反而加罪于他；发掘崇安弓手父母的坟墓来葬他的母亲，而不顾他们的暴露，说他能恕以及人可以吗？男女婚嫁，一定选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开门授徒，一定引富室子弟以责其束修之厚；四方馈赠接踵而来，一年之间动辄以万计，说他能廉以律己可以吗？夫廉、恕、修身、齐家、治民，都是朱熹平日窃取《中庸》《大学》之书来欺惑世人的。现在他的话那样，他的行为却如此，难道不是大奸大恶吗？从前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孔子相鲁七日而诛之。孔子是圣人而不得位，尚且能迅速除去他

译更何况陛下居于德政之位，掌握着可以成就大业的形势，而朱熹却犯有少正卯那样的罪行，难道可以不赶快诛杀他吗？臣愚钝，希望圣上的慈爱特别赐予英明的防范，将朱熹削职罢免祠禄，以此作为欺骗君主、危害世人、品行污浊、窃取名望者的警戒；仍按前例，削去他储用镌撰官的职务，永远不得担任亲近百姓的差遣；至于蔡元定，请求下令建宁府追回并押送其他州县编管，这样奸人就会知道畏惧，王道得以重新彰明，天下的学者从此以孔孟为师，而奸佞小人不敢在清明之时假托凭借，这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朱熹于是上表称谢说：“我的罪过多得拔下头发来数都数不完，甘愿承受在两观受刑的诛戮；陛下度量极大，包容荒谬，只是暂时表示轻微的贬斥；等到再次翻阅检举我的奏章，才知道自己已触犯丹书铁券的禁令。背负着镌阁论撰的名号，中断了真祠香火的供奉，这已是轻典，永远依赖洪大的恩休。捧戴皇恩的心情难以言表，感激藏于心中，不知如何表达？”中谢伏念臣出身草野，地位卑贱，像江海中的孤生草木，早年遇到明时，已经误蒙三朝皇帝的睿知奖赏；晚年逢到兴运，又叨扰上圣的深知，从藩镇召入，提拔到经筵侍讲，略无可记述的功绩，足以称颂的恩宠，既然已远离朝廷行列，就永远回归农田。然而还赐予我俸禄，让我在卜祝之间庇护自身，安置在清流之中，容许我跻身于图书府库。本应恭敬谨慎，或许能逃避悔恨过失，却对常法不谨慎，于是自己投到宪法的制裁之下。果然烦劳台臣弹劾，尽数揭发阴私，上冒犯天子的威严，下惊骇众人的听闻。凡是那些大谴大诃的日子，都已是不忠不孝的罪名。至于众恶交归，也是群情共弃。而臣耳聋眼花，起初没有听说，等到此时反省，才深深疑惧。哪里想到乾坤造化，特别回转日月的光辉？略依顺从的常规，既然只让我书写薄罚，查考终始的明训，倘若允许我度过余生，这应当是泪水容易滴落，只觉得大恩难以报答。这大概是伏遇皇帝陛下，尧的仁德广泛覆盖，舜的哲智周知，认为表率端正于万众，已经极尽忠邪的判别，那么曲全于一物，未彰显黜陟的公正，于是使顽劣之人得以逃脱窜殛。臣怎敢不沉浸圣泽，刻厉愚钝，虽然补过修身，来不及桑榆晚景，但在家里忧国，未忘葵藿之心。起初，台臣弹劾朱熹，只见到省札，而掖垣见不敢起草谪词。说以蔡、李所著的二年谱考证，二年十月中书舍人缺官，三年丁巳春，则高文虎实权中书舍人。三月真除，继而是范公仲艺、陈云宗、召常制，以年谱所载，二年、三年不同，续当有考。起初，元定先前因锡山尤公袤、诚斋杨公万里所荐，杜门著书，隐居不仕。台臣以元定与朱熹交游最久，说朱熹想荐举草泽之人改变阜陵的卜卦，诬陷说朱熹改变建阳乡校基规为葬地，所以疏云云。元定谪道州羁管时，建阳令储公用字行之，也因弹劾罢免，因为他听从朱熹的命令。朱熹复郑公景实栗书云：“储宰一日与邑中定议，而我也参与其中。那人【指元定】则起初不知道，而那地也不堪以葬。他时经由，当自知之。”又答储书云：“闲中读书奉亲，足以自乐，外物之来，圣贤所不能必，何况我们呢？但新学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髠，数日前已迁像设，令人愤叹不已。”庆元六年，朱熹终于正寝，郡守傅伯以党禁不以闻于朝，犹遣人以赙至其家，辞焉。时故旧莫敢致哀，陆公游仅以文祭，有云：“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朱熹没不忘，庶其歆飨。仅此六句，词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元定先朱熹三年殁，以柩归葬。朱熹以文恸之，其词曰：“窃闻亡友西山【元定号】先生羁旅之榇，远自舂陵来归故里，谨以家馔只鸡斗酒酬于柩前。呜呼哀哉，略无他词。”及其葬也，以病不能防，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得而见矣。天之生是人，果何为？西山之巅，君择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于君之生，未及造其庐，以遂半山之约。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拽病躯，以视君之及此真宅而永诀，以终天也。并游之好，同志之乐，已矣。”陆公之祭文，朱熹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字诵其屈。盖当时权势熏灼，诸贤至不敢出声吐气，以目相视而已。官荐书与士子家，俱以不系伪学为保任。朱熹与田子真帖云：“闻某颇居前列【姓名已载李秀岩朝野记，兹不复述】又朱熹与饶廷老书云：“道学二字标榜不亲切，又曾经官审验，多容伪滥，近易以伪学，又责保任虚实，于是真始判矣。”嘉泰二年壬戌，除华文阁待制，与一子恩泽，郡不以朱熹殁闻于朝，故有生前之命。于是党祸始平，而不知其所自。盖吴公琚与储公行之项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为水心先生门人，而吴又尝见止

译斋陈公以弟子之礼侍奉陈公【陈集中有回复吴直阁的书信】。起初，徐谊因忠诚而被谴责，贬谪到南安，当时的形势汹汹，祸患尚未平息。韩侂胄谋划为徐谊减轻罪责，有一天韩侂胄的女儿回娘家省亲，忽然带来了徐谊的信，韩侂胄打开信后神情黯然，随即把徐谊调往〇州，正商议再次调动，以防使臣蔡琏妄言牵连徐谊众人感到恐惧。韩侂胄调防，从容应对，最终得以将徐谊调往〇州，不久徐谊便回到了原来的郡县。于是胡纮、刘德秀等人，一方面编造险恶的言语，一方面想要株连陷害好人，人人惶恐，无法自保。韩侂胄又请求吴琚禀告太后，请求外朝不要再议论往事，韩侂胄的势力占据六七成【水心先生题拙斋□】。然而事情涉及宫廷内部，关系极其隐秘，即使是韩氏家族也不知道，吴公琚与韩侂胄所做的事，本来就不是当时外朝和武夷弟子所知道的。如果不是水心先生揭示明白，那么后来编写史书的人，去哪里考证呢？韩侂胄已经渐渐怀疑吴琚暗中援助道学，甚至对他哥哥说：“二哥只管引许多秀才上门。”吴琚因为次对，于是被派往郡县出任地方官。韩侂胄有一天借赏花的机会戏谑地对吴琚说：“二哥肯为侂胄入蜀，走万里之路吗？”吴琚回答说即使超过万里，他也不会推辞。韩侂胄笑着对他说：“慈福哪里容得下二哥远去，前面的话只是开玩笑罢了。”吴琚也去了其他的郡县。吴琚的谥议中说：“待制在西清陈明大义，慷慨无所回避，至于诚心乐善，深切关怀当世的君子，并且有深识远虑，痛恨私愤的危害，公正地厌恶偏颇言论的失平，关系到天下国家的大事，士大夫往往感到惭愧。”唉！像这样的人，世人难道能完全了解他吗？吴琚去世时，韩侂胄还没有败亡，所以谥议中涉及他的事情这样说。这是太常寺的说法。考功郎张嗣古赞同说：“有深识远虑，深切关怀当世的缘故，有非学士大夫所能达到的。”张嗣古是韩侂胄的外甥，一点也不趋附韩侂胄。他出使金国的一节，已经记载在前录中。又有谯公令宪，偶然翻阅朱文公的《论语》，因为韩侂胄邀请他，催促他上车，偶然没有注意到《论语》在袖子里，到了韩侂胄想要作揖的地方，《论语》掉在地上，韩侂胄为此一笑【后来令宪以江东部使的身份弹劾公的儿子，也说：“我曾经读过他父亲的书”】。当朱文公受到重用时，依附他的门人很多。等到党禁兴起，士人中清高修洁的人深入山林以躲避祸患，而贪图荣禄、畏惧罪责的人，甚至改变衣冠，带着妓女在湖山都市之间以自别清白。即使是文公的门人故交，曾经路过他的家门，也凛然不敢进入。乙卯年，丽水吴君棣独自穿着草鞋进入武夷山，传授四书，每天为他批改课业，公大多表示赞同。公大字写下“思斋”二字来勉励他，吴君棣因此用这个名字命名他的书斋。文公离开朝廷，寄居在西湖灵芝寺，送行的人渐渐减少，只有平江木川李君〇独自从容叩问请教，得以穷究理学的学问。有紫阳传授的学说流传于世。嘉泰年间，公为之〇者已经憣然而起。到了嘉定年间，偶然出于一时的交往，或者未曾被公所知的人，他们的踪迹在朝廷上相望。俗话所说当权者卖药，临安卖绵，大多不真，常常用药屑来加重分量，所以这样说。诵读老师的学说而失去其本真，即使是孔子的门人也不能避免，而没有出仕的仅有颜回、曾参等两三个人，利禄改变人，即使是贤者也不能忘记。当文公、武夷、绩溪的时候，与其师友门弟子分析义理的精髓，穷究性命的〇奥，看待风吹舞雩的快乐，几乎要超过它。出仕而龃龉于仕途，坎坷其身，几乎陷入深文周纳。虽然祸福决不是公所计较的，但士君子的出处确实很难。只有圣人具备道全美，相信文忠还赶上文公的时候，当时党禁没有人敢见他，文忠已经中了乙科，因为岳父杨公圭的勉励，一同拜见乡守傅伯寿，尽傅宏之业，不久中选，所以不及门云。可惜啊。

译考异

刘德秀字仲洪，担任桂阳教官，从长沙考校公务返回，途经衡山，遇到湖南安抚司的干办曾撙字节夫【南丰人】，也是从零陵考校公务返回。曾撙是朱熹（晦翁）的高足，也是刘德秀一向交情深厚的好友，两人同住一家旅店，相处得非常欢愉。刘德秀对曾撙说：“仓司下半年的公文，听说您已经打点好了，是真的吗？”曾撙说：“不是这样。”曾撙平生不向人请求推荐，刘德秀再三追问，曾撙极力陈述自己操守端正坚定，从未向人屈节。刘德秀说：“那么我想得到这份公文，可以吗？”曾撙说：“您自己去争取，与我何干？”刘德秀到了衡阳，把这事告诉了仓司的属官。仓司属官说：“长官已经答应给曾节夫了。”刘德秀说：“昨天我在路上遇到他，他说从未向人谋求公文。”仓司属官说：“不是这样，曾撙的信可以查验。”取来给刘德秀看，信中言辞极其卑谦恭敬，无非是乞求怜悯的话。刘德秀叹息着离开，说：“这就是他们所谓道学的样子吗？”等到刘德秀担任大理寺司直，负责在绍兴治理皇陵，朝廷议论有人想迁移陵址。丞相留正正在府第召集朝臣商议，刘德秀也去了。这天早上到丞相府，太常少卿詹体仁字元善、国子司业叶适字正则已经先到了。詹、叶也是朱熹的门徒，而且是刘德秀的同科进士。两人正并排坐着交谈，挥臂谈笑，刘德秀到了，他们的脸色顿时变了。刘德秀立即作揖，寒暄问候，叶适还说了几句日常客套话，到了詹体仁则只是长揖而已。作揖完毕，两人离开座位沉默而坐，凛然不可侵犯。刘德秀知道两人不理会自己，也移开座位另坐。过了一会儿，留正出来，詹、叶互相看了一眼，严厉地站起来说：“应当极力主张绍兴不是合适的地方。”于是登阶极力辩驳那里不是合适的陵址。留正怀疑地说：“谁能决定这件事？”两人说：“这里有蔡元定，深通郭璞的风水之学，见识议论无不精到，可以决定。”刘德秀知道两人的意图在于蔡季通，就独自站在台阶角落，沉默不说一句话。留正忽然看着他问：“你的意见如何？”刘德秀作揖上前说：“不问不敢回答，小子怎敢擅自专断？我年轻时经历宦途，奔走于东南湖湘闽广江浙之间，遍览无遗。山水的秀丽，没有比得上越地的，大概位居天下第一。安葬梓宫非常适宜，况且迁移山陵是大事。何况国家局势艰难，经费百出，怎么承受得起？”留正感慨地说：“你说得对。”各位大臣又向赵汝愚禀报商议。到了客舍，两人轻视地看着刘德秀说：“年丈何必这样呢？”刘德秀回答说：“我的见解如此，并非敢有不同。”随后刘德照旧辩驳，迁移陵址的议论于是搁置。刘德秀因此自忖说：“变脸色而离开座位，他们自以为是道学，却认为我不懂他们的旨趣。虽然是同科进士，却像不认识一样。到了枢密府才称呼年丈，难道不知道吗？自尊自大以傲视他人，他们自负于所学。而谋求私人的援引故旧，即使是迁移梓宫也不顾惜。借山林风水之行来施行私意，怎么如此狠心？曾撙、詹体仁、叶适，都以道学自命，而他们的行为如此，都是伪道学的徒党。称之为伪学，有什么可疑的？不久，刘德秀升任御史，于是全部弹劾朱熹的学者，将他们全部驱逐。伪学的名称从此开始。刘德秀镇守长沙时，亲自对我（乐昺）详细说了这些，所记载的始末就是这样。曾节夫也曾登门拜师于葵轩（朱熹），后来与王宣子辩驳此事，接连上了三封信，言辞颇为峻急。王宣子认为他悖逆而查办驱逐了他。他离开时，先生（朱熹）赠诗给他，其中有说：“如何幕中辩，翻作暗投疑？”又说：“反躬端复味，当复有余师【乐昺字明远，姓乐，湘中人】我认为考亭先生（朱熹）建立阜陵（宋孝宗陵）的议论，本是为社稷宗庙万年之计，天地神明实在鉴临，难道会私心偏向一个蔡氏吗？蔡氏过去因为孝宗征召尚且不到，也已经放弃科举而甘心隐居岩穴。朱熹曾经在衢州招他而他不来，只说“先生应当早归”。前后名公巨儒之所以对蔡氏有所考察，是出于至公。一个乐昺，有什么可奇怪的？《朝野杂记》也为阜陵的议论，有人说晦翁的意思似乎偏向蔡季通。那“有人说”是表示怀疑。执笔修史的人，怎么能发表疑似的言论？自从朱熹以来，建阳的乡绅贵族很少推荐乡里特别突出的英才，难道不是以此为戒吗？

文公谥议

起初谥号为文公。太常博士章徕议曰：三才定位，没有道就无法确立。儒者的学问，用来讲明这个道，端正人事的纲常，并参与天地的化育。所以世道的治乱，常看道的兴盛与污浊。就像饥饿的人吃饭，必定用谷粟；寒冷的人穿衣，必定用桑麻，是不可改变的。自从周朝衰微，正统的学问不明，道术分裂。急功近利的人，蒙昧根本，其流弊成为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崇尚清虚的人，忘记实用，其弊病成为庄周、老子的道家。孔子、孟子生在那个时代，亲身恢复这个道。既与他的门徒辩问讲习，又著书立说，使后世有传承。然而周游列国，遭受诋毁困厄，到老也不被任用，而在后世得以伸张。大概真伪的相互争夺，本来不能靠口舌取胜；而委屈自己来匡正别人，又是圣贤所不做的。百年之后，爱憎消亡，是非确定，那么毁誉平息而公议行通了。到了汉代的杨雄，隋代的王通，唐代的韩愈，学习孔孟的，他们的出处通塞，大体都是这样。所以待制侍讲朱公，从小有志于这个道，做官后志向更加坚定，屡次推辞征召

译请求退休祭祀，得以更加涵养所学。后来推辞未获准许，也曾多次位列朝廷，在外分符持节，但多与当权者龃龉不合，不被君主所容。皇帝即位后提拔他担任经筵侍讲，他极力排斥权臣并将其驱逐。不久因有人诋毁伪学，他被剥夺职务，而先生也随即去世。权臣被诛杀后，圣明的教化日益更新，于是恢复他原来的职务，特别下诏赐予谥号。鉴于先生的学问未曾能在生前充分施展，却仅在死后得以昭示清白，这难道不是儒者的道义本来就不能苟且迎合，也不至于最终泯灭吗？大概是不同时代而道理相同。谨按谥法规定：道德渊博、见闻广博称为“文”，廉洁方正、公正无私称为“忠”。先生亲身践行纯朴真诚，潜心治学，近承伊洛学派，远接洙泗渊源。从格物致知、闲邪存诚做起，将其作为实践应用的功夫，在看不见听不到的细微处下功夫，在日常行为中加以反省。等到行为显著而习惯察觉，品德更新而道理明晰，然后阐发圣贤深奥的意旨，斥责清谈和功利主义的偏颇，对诸经的训释平实坦明，使后学有所依据。在乡居时，对朋友守信，以切磋研讨为功；在任官时，对官吏百姓守信，以教化治理为务。这难道不是“道德博闻”所说的吗？先生秉持难以进取、容易退隐的气节，存有忧国爱君的诚心。担任郡太守时，勤勉体恤百姓疾苦，唯恐伤害他们，上奏减免苛捐杂税，修举荒政，为百姓请命，不避烦琐冒犯，务必使实惠下达百姓。担任部使者时，纠举揭发下级官吏，不屈从权势，虽然违逆当时的宰相，也一定要尽到职责才停止。至于在朝廷任职，则从容应对奏对，直言无隐，恳切上疏，发自至诚。当权臣刚得势时，窃取威福，先生知道其势头不可长，不顾及祸患。这难道不是“廉洁方正”所说的吗？那些辞章创作，兼备各种文体，雄浑深雅强健，追并古人作品，也可以称为“文”了；但不足以称为“道德博闻”之文。那些尽心进献，随事规劝，有的刚直以扬名，有的削稿而归美，也可以称为“忠”了；但未必都是“廉洁方正”之忠。所以说：“文”与“忠”，只有先生足以担当而无愧疚。将这两者结合，来评定先生的品行，传之于天下与后世，大概会越久越令人信服。谨此评议。

译覆谥

考功郎官刘弥正议论说：“谥号，是古制；覆谥，不是古制。谥法的道理，谥号是根据死者的德行产生的。如果符合其德行，一个字就足够了，何必再改呢？”

已故侍讲朱公去世时爵位未定，没能得到谥号。皇上认为朱公的道德值得赐谥，下诏让有关部门商议，于是谨献议说：“六经，是圣人承载大道的文章。孔子去世后，只有子思、孟轲二人记述遗言来传于世，因此这种道统没有坠失。汉代的诸儒对于经书，开始采集缀连来助长文辞。郑司农、王辅嗣又终老死在训诂之中，认为圣人的心意，仅仅在于句读罢了。到了隋唐时期，河汾讲学，已经不能达到圣贤的境界。最后韩愈出现，有人说他的文章接近大道罢了。大概孔子的道，依靠子思、孟轲而显明。子思、孟轲死后，这道几乎熄灭。等到本朝又显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扬其端绪，程氏的门徒阐发其光辉。到了朱公，圣道才灿烂显耀。”

朱公持守内心非常严谨，不萌生一丝一毫不正当的念头。他对于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的偏颇学说不能干扰他的思想。他对于道，不敢深入探求，担心陷入幽暗；不敢泛泛寻求，担心扰乱其统绪。读书初期，贯通百家学说，最终用圣人的格言来统摄。从近处入手进入端绪，由广博归于简约，在细微处推究本心，在毫厘间分析事理，采纳各种学说的精要而舍弃其粗疏，汇集诸儒的纯粹而去其驳杂。可以说纯粹了！自孟子以来，大概可以看到了。

朱公考中进士时年纪还轻，曾短暂游历泾州，闭门潜心思考。朝廷每次用好官职召他，他都不能被屈从，不得已才出仕，只担心离开朝廷不够早。晚年出任经筵讲官，不到五十天，而闲居在家四十多年。在山林的日子长，讲学的功夫深。平时和他的门徒切磋讨论，都是关于道德性命的言论，忠敬孝爱的事情。跟随朱公学习的人，必定行为庄重、为人诚信，居家则安于贫困而乐于道义，做官则尊敬君主而爱护百姓，重视名节而爱惜出处，符合古制而违背时俗。喜好像这样的，才是真正朱公的学生。

唉！师友之道丧失，人们各自逞强。朱公竭力扶持圣人的道统，根本宏大广阔，而玩弄笔墨小技的人认为他迂腐。他清瘦地隐居在山泽，与世俗没有竞争，而沉溺于朝廷市井的人认为他矫情。他从童年到老年，行动都遵循礼法，而放纵不拘束的人讥笑他荒诞。世人常常因此诟病孔孟，朱公有什么遗憾呢？

起初，太常寺商议用“文忠”作为朱公的谥号。考察朱公在朝廷的日子不多，匡正君主、庇护百姓的学问，郁结而没有施展，而著书立说的功绩，在后世大为畅达。结合“文”与“忠”，给朱公谥号似乎对但实际上不对。对这种文化有功，简略了。而且实际上，本朝欧阳修、苏轼没有得到“文”的谥号，而得到这个谥号的却是杨大年、王介甫。王介甫的经学，不能算纯正，他的事业也有可遗憾之处。杨大年不过是政事上的文士罢了。“文”啊，“文”啊，难道是这样说的吗？世人评价韩愈为文人，不对。《原道》说：“孟轲死后，不得其传。”这句话，程子取之于朱公。朱公晚年写了《韩文考异》一书，难道他的心意也有契合之处吗？请借用韩愈的谥号来赐给朱公。谨议，只听从覆谥，赐朱公谥号为“文”。【嘉定元年戊辰冬十月，诏赐谥与道表恩泽，特谥曰文】

科举为党议发策

庆元二年，告诫考场，交付给叶翥以下官员御笔手诏。

朕已经汇聚天下的优秀人才在礼部考试，期望得到器量伟大厚重、议论平正的人士，以符合将来公卿大夫的选拔。恰逢我遭受丧病，不能亲临考场，只能依靠你们同心协力、尽心竭力，精心衡量鉴别，网罗真正的人才，不要让浮夸轻躁的人冒领我的名位和官职。你们要嘉许，所以颁布这道诏书，想必应该知晓。大概因为居丧不能亲自策问，事情体统非常重大，所以加以告诫。从此沿袭成为惯例，即使是应当亲自策问，也加以告诫。

自从制科的名额和暗数之间既已废除【制科有名额有暗数，李心传记载也不详细】，绍兴年间曾经恢复但不兴盛。上面的策问，下面的对策，都出于虚文，所以读书人懂书的日益减少，而宏词科于是得以独占博洽的声誉。甚至明经科的人不学习旧典，词赋科的人不熟悉传注。有关部门既然奉行皇上的旨意，于是发出问目说：“孔子创作六经而王道完备，汉代儒生传授六经而师说兴起。自从汉武帝劝学，设置博士弟子员，而传授学业的人逐渐兴盛。一部经的解释达到数万言，众人达到一千多人。班固在《儒林传》赞语中说，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因为经说这么多，如果取这个而去除其谬误荒诞，经意自然明白，何必并存呢？”

汉朝兴起，讲《易》的原本田何，讲《书》的开始于伏生。考察《艺文志》，列出施、孟、梁丘、欧阳以及大小夏侯章句的篇数，而田何、伏生不著录他们的名字。难道因为田何没有《易传》，而伏生口头传授，继承学习的学者已经广泛，所以不必著录在志中吗？孟喜主张赵宾的说法，解释箕子说万物正在萌芽滋长，为什么认为明白？《易》有守小夏侯的说法，文字增加师法，他的话最多。解释说：“从‘若稽古’到三万言”，它真的对经书有益吗？《诗》有鲁、齐、韩三家，只有申公以训诂为教，不著录解说。辕固、韩婴都称为传，都不符合其本义。史家认为鲁诗最为接近。解说《诗》大概不在于多言了。善于作颂的人，不通晓经书，不妨碍成为礼官，能记住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说其义理，也是典乐。等到曹褒在东

译都，制定礼乐的次序，其事共有五百十篇。肃宗因为众论不一，议礼之家名为聚讼，于是搁置不施行。郑康成注释《仪礼》等记，书中既有驳议也有辩难，通晓经学的人颇讥讽其繁琐。这难道是通晓经文、阐明大义的人，恰好因此成为弊病吗？汉武帝尊崇《公羊传》，汉宣帝兴起《谷梁传》，当时的诸儒一并议论，有的遵从《公羊》，有的遵从《谷梁》，《左传》最后出现。刘歆移书太常，想要寻求援助，反而遭到讥讽。那么，《公羊》《谷梁》的确立，《左传》的难以兴起，难道是当时的君主各有喜好崇尚，或者诸儒党同伐异，于是有了取舍的不同吗？等等。发策词赋之士如此，然而还可以凭主观臆断应对。因为赋题出自天子，大采朝日已经是不宽恕的，大概没有现成的书籍可供查寻。所以策问防止宽恕，意图让写词赋的人稍微懂得传注之学。等到首篇问目说：“博物洽闻，是儒者所崇尚的。”已经防止像防风氏专车大的巨骨、肃慎氏楛矢那样的方物，如果不是圣人谁能辨别？应对神雀五采飞来聚集，有用鸑鷟在岐周作为证据的；问建章宫千门的制度，有用能画地成图、应答如流的。那么博学的君子，哪个时代没有这样的人呢？所以西都著作之庭，必定聚集见闻广博、学识渊博的人才；贞元年间取士的项目，兼设博通坟典的科目。这是国家所赖以推崇文治的，大概就在这里吧？等等。如今平民出身的士人，以科目应诏的，大多沉溺于虚诞的习气，起初没有根基之学。试着考察前代所谓博洽的儒者，见于世上的，与各位共同评价。汉高祖以马上得天下，一时共同成就帝业的，都是武力功臣，而能安定刘氏的，在于厚重少文的人。这难道是上位者不知道推崇儒学，而博洽之士未曾听闻吗？到了武帝时期，详细延揽文学之士，儒者数以百计。班固史书所称的博物洽闻、通达古今，不过几个人而已。当时制度多有缺失，诸儒议论封禅之事，等到得到精于诵读的人，制度才开始确定，而司马相如独自以儒雅著称。难道雅是博洽的异名吗？东都的儒者，有注释《周易》《尚书》《毛诗》《仪礼》《论语》《孝经》及《毛诗》诸驳，被称为洽熟；有撰写《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今同异》《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周官解》，所以在世上流传的，范晔不敢列入儒林。难道他们博通经学，不是以才艺自著吗？专门名家不同，是这样吗？唐贞观年间开设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与他们议论天下大事。开元年间相望，文学尤其兴盛，有以功业显著著称的，见到的不容易枚举。其中能辨别古铜器，知道是阮咸初作，请教《左氏春秋》的疑问，能言说三家七穆的不差，也可以说是博古了。然而考察这些人，有的以〇礼而作五难，有的仅能论胡乐之乱雅，其他没有建树。难道所学不充实，所用〇在？唐之前，又有博学多通，号为武库的人，能处理军国之要，计无遗策。他的智识如何？见谓书淫，坚守其志，不从辟召，而乃无意斯世，又果何所见〇？唐史臣品藻诸儒，书耑于记习，其他没有大事业，则次为儒学篇。于是举天下一之于仁义，归于儒为宰辅所当为的，那么今日想要得到实才，必定出于博洽者，其止于诵习而已吗？还是为经史学吗？至于第三问，还问左氏述虞人之箴，与兰台漆书之经，与金鉴序于贞观，连屏作于元和，大训帝范，衡扆君臣，刑政箴，太医等箴，固已兼制科宏词于问目，宜多士之不能渉笔也。中是选者，前二名莫子能，邹应干。莫已有官，易居邹下。子纯该洽之士，真足备制科宏词之选。已是岁主司自翥以下，曰倪思，刘德秀。防问指安，刘氏者乃重厚少文之人，盖隂誉侂胄。云先是台臣击伪学榜朝堂，未几张贵谟指论太极图説之非。翥思德秀在省闱论文弊，复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鼔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録之〇并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渉义理者，悉见黜落叶。刘俱附韩策问，非文节所为也。文节与韩赵皆无所附。翥为长，当出首篇，士愕莫知。对子纯以小纸帖所出于柱间，士皆感之。是时举子不事记诵，专习于空虚之谈，若射防中，至有心心有主，喙喙争鸣之语，转相模写，世之识者固已患之。特适值党议之兴，而士之遭黜者，往往以为朝廷不取义理之文，得以借口矣。当时塲屋媚时好者，至攻排程氏，斥其名于防云。

译嘉泰年间的制词

庆元党争兴起，中书舍人陈傅良被追削官职，居家闲居。嘉泰年间大赦，恢复其祠官职位，制词说：“往日，宗相当权，凶狠固执，刚愎自用，议论者指斥他为大奸臣，确实如此。何不考察他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大概也不过是个狂妄平庸的人罢了。什么小人，竟敢称元凶为恶？而当时的大夫士人追逐臭名，依附权势，几乎有了两个王、刘、李的称号。朕非常怜悯他们。”这些制词大概都顺应当时的喜好，暗指赵忠定（赵汝愚）感到羞愧。

《四朝闻见录》卷四

<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四朝闻见录》>

钦定四库全书

《四朝闻见录》卷五 宋叶绍翁撰 戊集

岳飞追封

君主没有私心，赏罚都归于万世的公理，天下有公正的是非，难道要等到百年之后才能确定吗？眷念名将，一向称为忠臣，虽然功业在生前没有埋没，但声誉威望在身后更加彰显。缅怀英雄气概，重新赐予哀怜的诏章，所以追复少保、武胜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户，食实封二千四百户，赠太师，谥号武穆。岳飞蕴藏着盖世之才，担负着冠军之勇，谋略像霍去病一样而立志消灭匈奴，意气像祖逖一样而誓愿肃清北方，屡次抓获俘虏并献上报捷，也运筹帷幄而建立功勋。对外威慑威灵，对内竭尽谋画，恰逢朝廷谋求和好，将要归马华山之南，你却仍然奋起威势，想要抚剑于伊吾之北，于是导致苍蝇聚集，很快形成市虎的疑案。虽然怀着郭子仪贯日之忠，却没有他的福分，最终落入李林甫偃月之计，谁能拯救他的冤屈？等到国家舆论刚刚明了，果然诬陷之辞自我辩白，中兴之主思念不忘，重华之君追赠褒奖特别丰厚。既然亲自临御，想到风烈如同存在，因此颁布我的诏令，赐予王爵，赐予熊途的故土，超越敬德的旧封。大概将要安慰九泉之下的内心，也用来激励三军的士气。唉！修车备器，正当闲暇之时，显扬忠良，不分幽明之际，尚且希望泉壤之神享受这宠光。可以特别封为鄂王，其余如故。嘉定四年六月二十日，中书舍人李大异宣读。大概韩氏兴师恢复中原，所以首先封为鄂王作为铺垫，而制词中因此有“激励三军士气”与“修车备器”的话。

考异

这道制词是《金陀粹编》第二十七卷所载。《金陀粹编》是王孙珂所载，绝不会出错。而记载传闻的人把李公大异当作颜棫，错误太大了。嘉泰年间岳飞去世，仅八十年，所以有“天下有公是非，难道要等到百年之后才能确定”的话。说一定要等到百年之后才能确定，为什么呢？大概记载传闻的人治理赋税，如果像所载那样，仅仅是一个无用的原韵起句罢了。恐怕史官误采其说，所以详细记载。

遗事

开禧初年，下诏兴师。李公壁起草起句说：“天道好还，大概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然匹夫无不报之仇。”累词将近数百。我侍奉叔父贡士泳，从浦城行至都城的玉津园前，购买摹诏而读之。叔父说：“以中国而对匹夫，气势弱了，怎么能胜呢？”不久军队果然大败。敌人因此也有伪诏诋毁韩侂胄说：“蠢尔残昏巨逆，竟然鼓动兵端，首先开启边隙，败坏三朝七十年之盟好，驱使两国百万众之生灵。”既然逆谋，此宜顺动，尚期决战，同享升平。

毕再遇

毕再遇，临安西溪人。淳熙年间，以勇名于军中，精悍短健，大概是骁将。开禧兵罢不支，毕再遇奋于行伍，年已六十，披发戴鍪，铁面，金楮钱，建旗曰“毕将军”。敌骑望其旗，已相顾愕视，毕再遇乘之，出入阵中，万死莫敌。大概先前敌中有“毕将军”庙，甚灵异，其后浸以不灵，其形又绝肖，且登其号于旗，敌兵以为本国之神。湖海贼作，毕再遇为淮东招抚使，建治于扬州，虽然杀戮过当，而贼亦旋定。尝延客高防，取贼肝胃烹而荐酒，又擒其魁，用火尺烙其背，为棊笛琴丝之形。毕再遇不善书，其弟【阙】颇能书，尝为其赞画于内朝。命毕再遇释印入觐，留都亭驿。其弟尝污其宠妾，因酒大悖，毕再遇不能忍，以铁尺杀之，具奏闻于上，待罪，且谓其弟非同产，盖义兄弟有防放罪。未几，台臣以其被召，乃以军容入国，且及其手残同气有防，徙之霅川。继而又论其在淮为招抚日，多縻金钱以馈过客，追十六万缗，寓于霅之军帑。毕再遇以田券折纳于有司，仅得十万，守臣杨长孺怜之，为代纳六万云【其详见季常簿者谥议】

周虎

周虎，平江人。今有武状元坊，则其家也。黄公由以进士第一人旌其坊为状元，故用武字以别之。周虎倜傥有大将器，身兼文武，能赋诗，工大字。开禧间守和州，敌骑蔽野，居民官军无以为食，城欲下者屡矣。其母夫人自防首饰奁具，巡城埤遍犒军，使尽力一战。命周虎同士卒甘苦与之俱，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