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藏客座偶谈二

卷一

子藏 · 笔记 · 已译 · 第 2–8 段

官不得言费，一言费即以作弊论罪。且费自费，公事自公事，毫不相涉也。至于钱粮之弊，人言全在书差。凡串票零数，固不免沾润，然口口声声，必抱定钱粮丝毫为重一语，谓之尚有忌惮则可，谓其洁己奉公则未然也。总之，官明则弊少，官昧则弊滋，一言蔽之矣，亦不得归咎于立法之不善也。

译官员不得谈论费用，一旦提及费用，便以作弊论处定罪。况且费用是费用，公务是公务，两者毫不相干。至于钱粮方面的弊端，人们说全在于书吏和差役。凡是税单上的零头数目，固然难免被他们从中牟利，然而他们口口声声，必定坚持“钱粮丝毫为重”这一句话，说他们尚存顾忌是可以的，说他们廉洁奉公则未必如此。总之，官员清明则弊端减少，官员昏聩则弊端滋生，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也不能归咎于立法不善。

前清官俸薄，而吏之禄徒有其名。今日者，吏裁而官独存，官存而俸独重，是以常苦不足也。然今日患官多，而专任之官却少。每一事，必使数人分任之；而分任之人，又各有其分任。如科员、股员、办事员，似官非官，其实化吏为官。皆食官禄者也，即《周礼》所谓府史胥徒之类也。《周礼》府史胥徒未曾实行，而今则已实行矣。议减政费者，竞言裁官，不知今之习为官者，皆名为士者也。官多则养士多。然则士可不养乎？报载法国减政，裁官八万人。法国正患失业人多，今又增此八万人，岂不更多乎？此事近成为环球通病，各国方共谋救济，所当择善而从也。

有清入关之初，文字之狱滋炽。康乾以降，崇尚儒术，满汉之见渐融。道光中叶，满人柄政，又复排斥汉才。迨洪、杨变亟，起用林文忠，中道星陨，行省糜烂殆半，ㄈ扰逾十稔。曾、胡、左、李诸公，以儒将风流，削平大难。朝廷惩前毖后，知汉人之有造中国，复壹意向用之。同光之际，外省大吏，满人所占特二三耳。宝文靖师相尝告余曰：“满洲一部人材，安能与汉人之十八省比？”盖满人之达者，固不以排汉为然也。光绪末造，举错渐歧，旋而亲贵用事，不特排汉，竟且排满焉，大事遂不可问矣。

林文忠于虎门之役，焚毁鸦片，朝廷以其办理不善，遣戍伊犁。论者谓权相媒孽，同僚猜忌，致铸此错。事后群引以为恨。其实不止此也。当日英人挟死力以求贸易，不遂其欲不已。文忠仅以一人，独任其艰。而一般▯▯之徒，布满中外，进退鲜据，奔走喘汗，酿成五口通商之局。此盖天祸中国，故使之毒痈四海，延及百年。中国兴败之机，关系甚巨，非得以一时一事论也。今者文忠声名洋溢乎中国矣，而流毒未已，九原有知，当必有无限隐痛者。是岂庸俗人所及见哉！

文忠仕于道光一朝。其时满人枋政，公适丁其▯厄，备历艰屯，而矢以忠纯，卒能以功名相终始。盖其自监司陟疆圻，所至有恩，每莅一事，不动声色，必挟全副精神以赴之。而生平所致力者，尤在农田水利。久办河工，洞悉利弊，尤以筹办畿辅水利，为根本之根本。即遣戍塞外，奉命屯垦，犹大兴农利于新疆。人第以禁烟之名震之，而不知纯臣之经济固别有在也。今者烟毒流行，英人尚且知悔，而国人之犯瘾者，效尤不已。事之可痛哭流涕者，夫复何言！惟当此全球患贫之日，中国根本之计，还在于农。诚举东西迤北闲旷之地，秉畿辅水利之议而推行之，参以大农新法，其规划必有可取，庶亦救国之一道也。

前清八旗，满兵隶京营饷较厚，各省之驻防旗兵次之，汉兵则较薄，且于厢正旗色白黄红蓝之外，别之曰绿营。或曰洪承畴定制，亦具有深意也，升平日久而暮气生焉。洪、杨起事，绿旗各营一败涂地，即仅存者，几不能成军，竟有互相残杀者。自湘军、淮军以乡勇继起，肃清海宇，而军制为之一变。二十年逐渐裁撤，而气势尚雄。余官赣、苏两省，赣则防营凑合约有七千，苏则练添新兵两标，海疆无事，亦尽足以资镇压也。北洋练兵日有声色，然尚未脱湘淮窠臼。今军阀失败，诸将虽变更面目，其意见岂尽销融哉？

曾文正率湘中子弟，起而平难，金陵克复，而捻匪尚炽。文正以湘军渐有暮气，器械亦不如淮军之精，且湘中子弟皆有田可耕，不若退而归田，而以剿捻责之淮军，盖让也，非诿也。李文忠起而继之，盖任也，非争也。厥后，卒以淮军平捻。其时湘军虽未尽消灭，其气势总不如淮军之盛。余到奉天时，过山海关，驻防三千，铠甲鲜明，身材骠壮，恍有临淮壁垒气象。文忠练兵北洋，淮将尚多才，然亦间收他省人，不过示畛域。袁项城重练新军，仍以北洋为名；而北洋虽为北人口头所公用，其根底则仍不脱淮军。后直隶诸将踵起，遂据北洋为已有，于淮将渐起争端，省界益明，而内讧之祸烈矣。

闻咸同之际，军务紧急，朝廷日盼军

译前清时期，官员的俸禄微薄，而吏员的薪俸更是有名无实。如今，吏员被裁撤而官员保留，官员保留而俸禄独厚，因此常常苦于经费不足。然而，当今的弊病在于官员过多，而专职负责的官员却很少。每遇到一件事，必定让几个人分担；而分担的人，又各自有各自的分工。像科员、股员、办事员等，看似官员实则非官员，实际上是将吏员转化为官员。他们都享用官员的俸禄，也就是《周礼》中所说的府、史、胥、徒之类的人。《周礼》中的府、史、胥、徒未曾真正实行，而现在却已经实行了。主张削减行政费用的人，竞相谈论裁减官员，却不知道当今习惯做官的人，名义上都是士人。官员多则供养的士人多。那么，士人可以不供养吗？报纸报道法国削减行政开支，裁减官员八万人。法国正愁失业人多，现在又增加这八万人，岂不是更多了吗？这件事近来已成为全球通病，各国正在共同谋求救济之道，应当选择好的方法去遵循。

清朝入关之初，文字狱盛行。康熙、乾隆以后，崇尚儒学，满汉之间的隔阂逐渐融合。道光年间中期，满人掌权，又排斥汉族人才。等到洪秀全、杨秀清事变急迫，起用林则徐，但他中途去世，各省糜烂近半，战乱扰乱超过十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各位，凭借儒将的风度，平定了大难。朝廷吸取教训，知道汉族人对中国有贡献，于是专意向用汉族人。同治、光绪年间，外省的大吏，满人所占特别少，只有两三个人。宝文靖老师曾告诉我：“满洲一个部族的人才，怎么能和汉族的十八省相比？”大概满人中通达事理的人，本来就不认为排斥汉族是对的。光绪末年，举措逐渐偏离正道，旋即亲贵掌权，不仅排斥汉族，竟然连满族也排斥，大事于是不可问了。

林则徐在虎门之战中，焚毁鸦片，朝廷认为他处理不当，将他发配到伊犁。议论者说权相挑拨，同僚猜忌，导致铸成此错。事后众人引以为恨。其实不止于此。当时英国人挟持死力以求贸易，不满足欲望不止。林则徐仅凭一人，独自承担艰难。而一般庸碌之徒，布满中外，进退缺乏依据，奔走喘汗，酿成五口通商的局面。这大概是天祸中国，所以让它毒害四海，延续百年。中国兴败的关键，关系重大，不能以一时一事论断。如今林则徐声名洋溢于中国，而流毒未止，九泉之下有知，当必有无限隐痛。这岂是庸俗之人所能见到的！

林则徐在道光一朝做官。当时满人掌权，他恰逢其厄运，备历艰难，而矢志忠纯，最终能以功名始终。大概他从监司升任疆吏，所到之处有恩德，每处理一事，不动声色，必定挟全副精神以赴。而他生平所致力者，尤其在农田水利。长期办理河工，洞悉利弊，尤其以筹办畿辅水利，为根本之根本。即使被发配塞外，奉命屯垦，仍大兴农利于新疆。人们只以禁烟之名震惊他，而不知道纯臣的经济才能固别有在。如今烟毒流行，英国人尚且知道悔改，而国人之犯瘾者，效尤不已。事之可痛哭流涕者，夫复何言！惟当此全球患贫之日，中国根本之计，还在于农业。诚举东西迤北闲旷之地，秉畿辅水利之议而推行之，参以大农新法，其规划必有可取，庶亦救国之一道也。

前清八旗，满兵隶京营饷较厚，各省之驻防旗兵次之，汉兵则较薄，且于厢正旗色白黄红蓝之外，别之曰绿营。有人说洪承畴定制，亦具有深意也，升平日久而暮气生焉。洪、杨起事，绿旗各营一败涂地，即仅存者，几不能成军，竟有互相残杀者。自湘军、淮军以乡勇继起，肃清海宇，而军制为之一变。二十年逐渐裁撤，而气势尚雄。余官赣、苏两省，赣则防营凑合约有七千，苏则练添新兵两标，海疆无事，亦尽足以资镇压也。北洋练兵日有声色，然尚未脱湘淮窠臼。今军阀失败，诸将虽变更面目，其意见岂尽销融哉？

听说咸同之际，军务紧急，朝廷日盼军

报。遇有胜仗，即用红旗报捷，飞摺八百里驿递。所谓八百里者，真八百里也。驿站遇军务时，每站必秣马以待，一闻铃声，即背鞍上马接递。其忙急至于如此。然奏报中所叙战情，委曲详尽，一若好整以暇者。按之事势，种种可疑。后查知其幕府言，此等奏稿，皆于未战之前，先行拟定；一得胜仗，即行发摺，驰陈其当日如何冲锋，如何陷阵，贼从何地来，我从何地追，杀贼若干，获战利品若干，皆由幕府以意为之。将来如有事实太悖谬处，只于奏报详细情形时，设法补救，亦不必显为更正也。然后来所撰，平定某地某匪方略，皆根据当日奏摺原文，酌量删削，不能自赞一辞。今之战事如此，古之战事何莫不然。读史者不可不知。

译回复。遇到打了胜仗，就立即用红旗报告捷报，通过八百里加急的驿站飞速传送奏折。所谓的八百里，确实是真正的八百里。驿站在遇到军务时，每一站都必定喂好马匹等待，一听到铃声，就立刻背好马鞍上马接力传送。其忙碌紧急到了这种程度。然而奏报中所叙述的战况，却曲折详尽，仿佛从容不迫的样子。对照实际形势，种种情况都令人怀疑。后来查知其幕府的说法，这类奏稿，都在未开战之前，就预先拟定好了；一旦打了胜仗，就立即发出奏折，飞速陈述当天如何冲锋，如何深入敌阵，敌人从哪里来，我军从哪里追击，杀了多少敌人，缴获了多少战利品，全都是由幕府主观臆断编造的。将来如果有事实过于荒谬的地方，只在奏报详细情形时，设法补救，也不必明显地更正。后来所撰写的平定某地某匪的方略，都是依据当日奏折的原文，酌情删减，不能自己增添一字。现在的战事如此，古代的战事又何尝不是这样。读史的人不可不知道。

同治改元，两宫垂帘听政，以恭忠亲王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大学士桂文端（良）、户部尚书沈文忠（兆霖）、侍郎宝文靖（▯）、文文忠（祥）并为军机大臣；鸿胪寺少卿曹恭悫（毓英）学习行走。元二年，群盗如毛，旋仆旋起；诸将争功，互相▯▯，且有官军互斗之事。曾文正能将将，不能将兵，临阵屡败，而犹能上秉朝谟，制驭诸将。得以决胜疆场者，非得军机诸臣运筹帷幄，知人善任，极力维持，何以得此？三年六月，南京克复。论功行赏，曾文正（国藩）晋封一等侯；曾忠襄（国荃）一等伯，加宫少保衔；提督李（臣典）一等子爵，赏黄马褂；萧（孚泗）一等男；均赏双眼花翎。按察使刘（建捷）赏世职。又以各路剿贼功，封僧王格林沁子伯彦讷谟诂为贝勒；官文忠（文）、李文忠（鸿章）一等伯；骆文忠（秉章）一等轻车都尉；都兴阿、富明阿、冯子材骑都尉；魁玉云骑尉。中兴功臣，戮力疆场，除死亡贬谪外，无不叨恩，所谓有幸有不幸也。八月，复以江南平论功，晋封恭邸子载▯贝勒、载▯入八分辅国公，载滢不入八分镇国公；加文文忠宫太保衔；宝文靖、李文清（棠阶）宫少保衔；曹侍郎（毓瑛）赏加头品顶戴花翎；其余宗亲、御前大臣、内务大臣，各赏赉有差。

军机加恩，所以后于诸将帅者，意谓军机特承旨书谕耳，无功可言，政权固操自上也。不知两宫初政，春秋甚富，骤遇盘错，何能过问？所承之旨，即军机之旨，所书之谕，即军机之谕，此亦事实之不可掩者也。恭邸虽总揽大纲，然宝文靖尝对余言：“恭王虽甚漂亮，然究系皇子，生于深宫之中，外事终多隔膜；遇有疑难之事，还是我们几个人帮忙。”当战事吃紧之际，可见王大臣同寅协恭，艰难宏济，为煞有关系也。恭邸、文靖在直二十余年，可谓得君专而行政久矣。光绪十年，军机全体被劾，恭邸家居养疾，文靖原品休致，盖皆念其前劳，未加降黜也。

文靖，吾师也。退居八载，吾常侍杖履。薨逝之日，饰终之典甚厚。及其葬也，吾送之，见平地一块，掘土二三丈，长如之，宽稍逊。旁露一旧棺角，盖其夫人葬在先也。下棺后，即将地上原土覆之，上筑一土坡，绝不加一灰石，盖恐一加灰石，即与地气隔绝。余则封树，自稍有规模。北人厚葬，不过如此。卧龙跃马终黄土，此黄土实际也。人生若梦，此固一热闹之梦；若未成功而殁，或竟遭杀戮，尚不知若干梦也。

沈文肃尝言：“中外在今日，皆有得过一日是一日之势，中国不必遽自馁也。”盖以当时列强，广置兵舰枪炮，用财如泥沙，而暴敛横征，民力不堪，实有岌岌之势，文肃之言非无见也。然文肃此言，亦在于光绪初年创办船政后，阅历渐深。渐有觉悟也。观其作船署对联曰：“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当时亦震列强之强，而毅然为之，后见列强以科学致富，济强政策万不足持久，故发此叹。今乃知其有远见也。

沈文肃任船政大臣时，藩司因买铜不报，谓与税款有碍，用札驳诘。乃立缚藩吏，以“阻挠国是，侮慢大臣”八字杀之。当时因绅士在乡办事，恐滋掣肘，闽省风气，绅弱官强，故不能不杀之，以示威耳。不数时，船厂有一小工窃洋匠汗衫。乃执而告之曰：“汝偷外国人汗衫，太不替中国人做脸。”遂喝令处斩。公余，亦集僚属作诗钟。有一日，未终唱，忽告人曰：“我适有事，少顷回来再唱。”遣人▯间之。则坐大堂又杀一人矣。当日船政，弊绝风清，洋匠忄▯伏，亦赖有此耳。

左文襄由浙赴闽，驻节上游，寄书到湘，说闽奇瘠。前阅其所刻家书，大有懊丧之意。且其时各省凋敝。饷源只靠厘金，乃以三千金拨款，动与人龃龉，其困苦情形可想。迨到省城，增建正谊书院，创桑棉局，大有百废具举之概。虽当时建设费省，究非有款不办。余少时，在老屋门口，见其湘勇三人，与肩

译同治改元，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任命恭忠亲王为议政王，在军机处任职；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兴、文祥一同担任军机大臣；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学习行走。同治二年，各地盗贼如毛发般众多，刚被击溃又随即兴起；众将领争抢功劳，互相倾轧，甚至发生了官军互相攻斗的事情。曾国藩善于统御将领，却不善于直接指挥士兵，临阵屡次战败，却仍能秉承朝廷的谋略，制约驾驭众将领。之所以能在疆场上取得决胜，如果不是军机处各位大臣在后方运筹帷幄，知人善任，极力维持，怎么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呢？同治三年六月，南京收复。评定功劳进行赏赐，曾国藩晋封为一等侯；曾国荃封为一等伯，加授宫少保衔；提督李臣典封为一等子爵，赏赐黄马褂；萧孚泗封为一等男爵；全都赏赐双眼花翎。按察使刘建捷赏赐世袭职衔。又因为各路剿灭贼寇的功劳，封僧格林沁之子伯彦讷谟诂为贝勒；官文、李鸿章封为一等伯；骆秉章封为一等轻车都尉；都兴阿、富明阿、冯子材封为骑都尉；魁玉封为云骑尉。中兴的功臣们，在疆场上竭尽全力，除了死亡和被贬谪的人之外，没有不蒙受恩赏的，这就是所谓的有幸与不幸啊。八月，又因为江南平定评定功劳，晋封恭亲王之子载某为贝勒，载某为入八分辅国公，载滢为不入八分镇国公；加授文祥宫太保衔；宝兴、李棠阶加授宫少保衔；曹毓英赏加头品顶戴花翎；其余的宗室亲属、御前大臣、内务大臣，各自赏赐有差别。

军机处加恩赏赐，之所以落后于众将帅，是认为军机大臣只是秉承旨意书写谕令罢了，没有功劳可言，政权本来掌握在皇权手中。不知道两宫太后刚执政时，年纪很轻，突然遇到错综复杂的局面，怎么能过问？所秉承的旨意，就是军机大臣的旨意，所书写的谕令，就是军机大臣的谕令，这也是事实不可掩盖的。恭亲王虽然总揽大纲，但宝兴曾对我说过：“恭亲王虽然非常精明能干，但终究是皇子，生长在深宫之中，对外界事务终究多有隔阂；遇到疑难的事情，还是靠我们几个人帮忙。”在战事吃紧的时候，可见王公大臣们同心协力，艰难中成就大业，关系至关重要。恭亲王、宝兴在军机处任职二十多年，可以说是深得君主信任且执政时间长久。光绪十年，军机处全体被弹劾，恭亲王回家养病，宝兴以原品级退休，这都是考虑到他们以前的功劳，没有加以降职罢黜。

宝兴是我的老师。他退居八年，我经常侍奉他。他去世那天，丧葬的典礼非常优厚。等到下葬时，我送行，看见平地上的一块地，挖土两三丈深，长度如此，宽度稍窄。旁边露出一角旧棺材，大概是他的夫人先葬在这里。下棺后，立即用原来的土覆盖，上面堆起一个土坡，绝不加一块灰石，大概是怕一旦加了灰石，就与地气隔绝了。其余的封土植树，自稍有规模。北方人厚葬，不过如此。卧龙跃马终归黄土，这就是黄土的实际。人生如梦，这固然是一个热闹的梦；如果未成功就去世，或者竟然遭到杀戮，还不知道有多少梦呢。

沈兆霖曾说：“中外在当今，都有得过一日是一日的态势，中国不必立刻自馁。”大概是因为当时列强，广泛购置兵舰枪炮，花钱如泥沙，而横征暴敛，民力不堪，确实有岌岌可危的态势，沈兆霖的话不是没有见识。然而沈兆霖这话，也是在光绪初年创办船政之后，阅历渐深，逐渐有所觉悟。看他写的船政署对联说：“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当时也震惊于列强的强大，而毅然为之，后来看到列强以科学致富，凭借武力逞强的政策万万不足以持久，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才知道他有远见。

沈兆霖担任船政大臣时，藩司因为买铜不报，说与税款有碍，用札子驳斥诘问。于是立即捆绑藩吏，以“阻挠国是，侮慢大臣”八个字杀了他。当时因为绅士在乡间办事，恐怕滋生掣肘，福建的风气，绅士弱而官员强，所以不得不杀他，以示威严。没过多久，船厂有一个小工偷了洋匠的汗衫。于是抓住他并告诉他：“你偷外国人的汗衫，太不给中国人长脸。”随即喝令处斩。公事之余，也召集僚属作诗钟。有一天，还没唱完，忽然告诉人说：“我刚才有事，一会儿回来再唱。”派人去探问。则是坐在大堂上又杀了一个人。当时的船政，弊端绝迹，风气清明，洋匠心服，也依靠这个啊。

左宗棠从浙江到福建，驻扎在上游，写信到湖南，说福建极其贫瘠。以前阅读他所刻的家书，大有懊丧之意。而且当时各省凋敝。饷源只靠厘金，于是以三千金拨款，动不动就与人龃龉，其困苦情形可想而知。等到到达省城，增建正谊书院，创办桑棉局，大有百废俱兴的样子。虽然当时建设费用节省，终究不是有钱不办。我年轻时，在老屋门口，看见他的湘勇三人，与肩

挑赌骰，失败，怒掷两钱，拿粳米▯果五粒而去。此是其部下蛮横处。此外并未闻有苛索滥征之举。足见其经画之精，规模之远也。

译他与人掷骰子赌博，输了之后，愤怒地扔下两枚钱，抓起五粒粳米和果子便离开了。这显示了他部下蛮横无理的一面。除此之外，并没有听说他有苛刻勒索、滥征赋税的行为。足以看出他筹划的精妙，以及格局的深远。

光绪甲申，法越肇衅，讲官张佩纶、宝廷诸人，相约弹劾权贵，操纵朝政，时人目之为清流。且有不闻言官言，但见讲官讲之语。虽阴主者固有其人，然全体军机同日罢职，懿亲如恭邸亦令退居，朝端气象为之一新，不得谓非钦后之从谏如流也。厥后，法舰闯入马江，海军以不战被▯▯，张坐失机落职。滇越陆军失利，▯老亦以举荐主将非人降调。功罪赏罚，各加其分，在清流无所为荣辱也。惟张于罢官后，为李文忠赘婿，致招物议；宝亦以福建试差归途，娶浙江江山船妓，上疏自劾落职。清流之贻人口实，亦不能一味尤人也。

近年大乱，非人有意为之也，误在“随声附合”四字。一事之起，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倡之者非尽出于无意，而和之者可断其为盲从，阴错阳差，必闹到不可收拾而后已。甲申法越、甲午中日之役，主战者不过一二人。后和之者日众，竟有明知其不可战，而不敢言和者；甚有料其战之败，先搬眷出京，而上摺请战者。及至割地赔款，则鸦鹊无声，瞠目相视而已。此余所亲见之事。拳匪之役，在余出京之后，其倡和情形，亦复如是。此又余所熟闻之事。两事已成隔世，追思之，尚有余痛也。

清流之起，人多疑其挟私意。然其激于义愤，志在救国者，往往而是。特流弊所极，有当时所不能意料，及至事变发生，则必瞠目相视，而有早知如此悔不当初之叹。夫论事必须洞烛始终，处事必宜熟权利害；旁观论事，与当局处事，要宜易地而观。世之訾人者，每曰成败论英雄，吾独以此论为未允。语云：“毫厘之差，千里之缪。”为英雄者，苟能毫厘不差，即为千里不谬，必可有成而无败。此按诸已事，无一爽者，可不惧哉！

中华开化数千年，中间奇奇怪怪之事无所不备，一一皆有踪迹可寻。承平日久，法度修明，或因事涉猥亵，正史不采；或因说近支离，正人弗道，日久半就消灭。迨纪纲一坠，乱象纷▯，世人所惊为创见者，实亦不过故态复萌耳。但如梦如泡，依稀恍惚，达者观其通可也。

北洋练兵之议兴，以三十六镇为标准。论者即惴惴焉忧之，以为中国国力，万不能堪此重饷也，今日之兵，何止五倍三十六镇之数，兵额几冠全球。然则饷何自出乎？官筹之不足，只有任其自筹，而苛税杂捐诸弊遂不可制止矣。今之人但苦兵多，而亦知兵之所以多乎？科学与人工互消长，凡兴一事业，便于多数之民，不暇计及少数。且新事业，亦未尝无用人也；不知所用之人，远不敌所不用之数也。是今日之兵，皆此等失业之民渐积而成也。其不容于兵，必趋而为匪。兵匪交哄，民无立足地矣。海国机器流弊，工商恐慌，其乱未必不与中国相等。国际亟亟开会，名曰救济，实则各自为谋，而其意在筹饷，则一也。

庚子以前，中国无警察也。余到苏后始创办。端午桥制军告余曰：“以中国地大，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年已需五万万。以全国岁入，办一警察，尚复不彀（当时岁入未至四万万），何论其他？”渠倡言立宪，喜办新政，所言竟与之相反，不知何意。嗣后各县勉强兴办，小县二三十人，大县亦不过五六十人。民国成立，却逐渐扩充。今者江西剿匪，以警察不足恃，又复劝行保甲。可知国土太广，国力太微，遽废旧法不可也。

《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后代则间用火攻。前清入关，犹以骑射取胜，可见当时火器尚未甚烈也。咸同时，曾文正初见开花炮，则曰：“此器不仁甚矣。然海疆多事，不可不备。”语载《求阙斋弟子记》。文正第言备而已，可见当时湘军并未惯用也。光绪年间，薛叔耘驻使，作《庸庵笔记》。云：“外国科学发明，战器日精，将来必有云间作战之一日。”当时尚未有飞艇投炸弹也。事未百年，战器名目，日新月异，不可胜数，而军费奇巨，虽富强之国亦感拮据。欧战之后，列强觉悟，迭订和平之约。然一面订约，一面购械，以固

译光绪甲申年，法国与越南发生争端，讲官张佩纶、宝廷等人，相约弹劾那些把持朝政的权贵，当时的人把他们看作清流。甚至有人说，不听言官的言论，只看讲官的言论。虽然暗中主使的人确实存在，然而全体军机大臣在同一天被罢免，像恭亲王这样的皇亲国戚也被令退居，朝廷风气因此焕然一新，不能说不归功于慈禧太后从谏如流。后来，法国军舰闯入马江，海军因不战而败，张佩纶因贻误战机被罢官。云南、越南的陆军失利，宝廷也因举荐主将不当被降职。功过赏罚，各得其所，对于清流来说，并没有因此带来荣辱。只是张佩纶在罢官后，做了李鸿章的赘婿，招致非议；宝廷也在福建试差返回途中，娶了浙江江山的船妓，上疏自劾而被罢官。清流留下被人攻击的口实，也不能一味责怪别人。

近年来的大乱，并非有人有意为之，错误在于“随声附和”这四个字。一件事兴起，一个人倡导，上百人附和；倡导者并非全出于无意，而附和者可以断定是盲从，阴错阳差，必定闹到不可收拾才罢休。甲申年的法越之战、甲午年的中日之战，主张战争的不过一两个人。后来附和的人日益增多，竟有明知不可战，却不敢主张议和的人；甚至预料到战争会失败，先搬眷属出京，却上奏章请求开战的人。等到割地赔款时，则鸦雀无声，只是瞪着眼睛互相看着罢了。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情。拳匪之役，在我出京之后，其倡导和附和的情形，也是如此。这又是我所熟悉听闻的事情。这两件事已成隔世，追思起来，尚有余痛。

清流的兴起，人多怀疑他们挟带私意。然而他们激于义愤，志在救国的，往往是这样。只是流弊到了极点，有当时所不能预料的，等到事变发生，则必定瞪着眼睛互相看着，而有早知如此悔不当初的感叹。议论事情必须洞察始终，处理事情必须熟权利害；旁观者议论事情，与当局者处理事情，应当易地而观。世上诋毁别人的人，常说以成败论英雄，我唯独认为这种论调不妥。俗话说：“毫厘之差，千里之谬。”作为英雄的人，如果能毫厘不差，即为千里不谬，必定可以有成而无败。这对照已发生的事，没有一件不符合的，能不畏惧吗！

中华开化数千年，中间奇奇怪怪的事情无所不备，一一皆有踪迹可寻。承平日久，法度修明，或因事涉猥亵，正史不采；或因说近支离，正人弗道，日久半就消灭。等到纪纲一坠，乱象纷呈，世人所惊为创见者，实亦不过故态复萌耳。但如梦如泡，依稀恍惚，达者观其通可也。

北洋练兵的提议兴起，以三十六镇为标准。议论的人就惴惴不安地担忧，认为中国的国力，万万不能承受这么重的军饷。如今的士兵，何止是三十六镇数量的五倍，兵额几乎冠绝全球。那么军饷从哪里出呢？官府筹措不够，只有任其自筹，而苛税杂捐等弊端于是不可制止了。现在的人只苦于兵多，但知道兵多的原因吗？科学与人工互消长，凡兴办一项事业，便于多数民众，无暇顾及少数人。而且新事业，也并非没有用人之处；只是所使用的人，远远抵不上所不用的人数。因此今天的士兵，都是这类失业的民众逐渐积累而成的。他们不被军队容纳，必定趋向成为匪类。兵匪交哄，民众没有立足之地了。海国机器带来的流弊，工商恐慌，其混乱未必不与中国相等。国际社会急切召开会议，名为救济，实则各自为谋，而其意在筹措军饷，则是一致的。

庚子年以前，中国没有警察。我到苏州后才开始创办。端午桥制军告诉我：“以中国地大，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一年已需五万万。以全国岁入，办一警察，尚且不够（当时岁入未至四万万），何论其他？”他倡导立宪，喜欢办新政，所言竟与之相反，不知何意。后来各县勉强兴办，小县二三十人，大县也不过五六十人。民国成立，却逐渐扩充。如今江西剿匪，因警察不足恃，又复劝行保甲。可知国土太广，国力太微，遽废旧法不可也。

《易经》说：“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后代则间用火攻。前清入关，犹以骑射取胜，可见当时火器尚未甚烈也。咸同时，曾文正初见开花炮，则曰：“此器不仁甚矣。然海疆多事，不可不备。”语载《求阙斋弟子记》。文正第言备而已，可见当时湘军并未惯用也。光绪年间，薛叔耘驻使，作《庸庵笔记》。云：“外国科学发明，战器日精，将来必有云间作战之一日。”当时尚未有飞艇投炸弹也。事未百年，战器名目，日新月异，不可胜数，而军费奇巨，虽富强之国亦感拮据。欧战之后，列强觉悟，迭订和平之约。然一面订约，一面购械，以固

国防，其费仍不赀，无论何国，杼轴空矣。故列强变计，而趋于军缩之一途，岂能视为儿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