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卷二

古代的人学习古圣先贤的道理后进入官场，意思是做官必须先学习古人的道理，然后才能入仕。然而官职有限，而学习古人道理的人却无限，如果学习古人道理的人都想入仕做官，那么天下就会大乱了。所以孔子对于子张询问如何求取禄位，就用“减少过失、减少悔恨”来抑制他；对于漆雕开说“我还不能确信”，孔子则感到高兴。这是因为孔子深知如果人人都去做官，必然陷入困窘的境地，所以用“谋求道义而不谋求衣食”的宗旨，劝告弟子安于命运。孟子说：“得到或得不到官职，是由命运决定的。”圣贤教导世人，无非是让人专心致志于做学问，不可急于求取官职，千言万语，意在防止天下大乱罢了。科举时代，广泛设立科目来容纳士人，严苛地持守标准来限制他们，使天下聪明才智之士在不知不觉中消磨精神，而选拔其中一二人，作为治理世道的人才。形势所迫，如果不这样做，不足以防止天下大乱。

清朝时期，也是一个科举时代。二百多年来，粉饰太平，祸乱没有发生，不能说不是科举制度的功效，所谓“英雄落入我的圈套”就是这个意思。大体上，利禄的途径，人人都争相奔赴。驾驭世人的方法，就是用利禄作为诱饵罢了。然而疏导没有方法，壅塞的弊端无法宣泄，最终导致决堤，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清末事变纷繁复杂，哪一件不是因为科举制度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呢？追究其根源，只不过是一步走错，在不知不觉中罢了。

科举时代，有举人，有进士。以前举人没有考中进士，也可以直接截取，以知县的身份按省份、按科目、按名次，归吏部轮选。当时的举人多么活跃。乾隆年间，因为这项选缺还不够疏通，于是增加了“大挑”这一途径。凡是举人连续三科没有考中，允许他们参加大挑。每十二年大挑一次。惯例是在会试之前，派遣王公大臣在内阁查验，由吏部分班带领引见。每班二十人中，先剔除八人不用，俗称为“跳八仙”。其余十二人，再挑选三人，作为一等，带领引见，以知县的身份分省候补。其余九人作为二等归吏部，以教谕、训导的身份直接选任。实行几科之后，逐渐拥挤，外省的知县，不经过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教职也是如此。光绪以来，拥挤的情况更是不堪问津。即使是进士分发为知县，名为“即用”，也不经过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所以当时有人把“即用”改为“积用”来戏谑。因为县缺只有一千九百个，而历科积累的人才十倍于此，形势本来就不能不困窘。

举人在大挑之外，还有教习、誊录、议叙等各种途径。种种疏通，无非是让举人都能通过知县、教职两条途径入仕。秀才则给予五种贡生的升迁途径：恩贡、副贡、岁贡可以选任教职，拔贡、优贡允许参加朝考；也是以知县、教职入仕，拔贡还有希望成为小京官。也未尝不为秀才谋划出路。无奈源泉滚滚而来而宣泄不及，当时千方百计疏导，终究于事无补。

当时进士分省的即用知县，拥挤的情况正如前面所述。主事这一途径，光绪年间，不经过二十年不能补缺。捐纳出身的人补缺没有期限，与此并无影响。我十四年才得到补缺，是因为在吏部，相对疏通一些。中书这一途径，想要升任侍读，与主事一样困难。至于补缺后，截取同知，分省候补的人，则与即用知县相同。只有翰林这一途径，当时最为活跃，每科学政十八人，正副主考三十六人，乡试、会试房考各十八人，每科有九十人的差事。而当时的翰林不过数十人，以此分派，每科一人竟然有得到两差事的，难怪他们占优势。到了光绪年间，长短大小各种差事，仍然是这个数目，而馆选太滥，人才拥挤，考差的人竟然有二百多人之多。平均计算，每人大约需要九年才能得到一差，而且得到一差如果是房差，那么九年中，只得到几百两银子罢了。试问这样供养士人，怎么能济事？两次推翻军机处的事，也是实在被形势所迫而成，不能说不是当权者的过错。

进士殿试的次晨，钦派八位科甲出身的大臣，入内阁读卷。譬如进士三百二十人，每人应分四十卷，由八大臣各自确定次序。八大臣中，以宪纲为次序，先抽取十卷，前一天进呈。其中第一本即为宪纲第一者所定，第二本即为宪纲第二者所定，依次类推直到第八本。第九本、第十本，则仍由宪纲第一、第二者所定。因此状元由宪纲第一者选取，榜眼由宪纲第二者选取，探花由宪纲第三者选取，传胪由宪纲第四者选取，其余则同归二甲、三甲。如果进呈的十本卷，有经过御笔改定的，则又看各人的造化，但总不出这十本之中。这种办法并非明文规定，当时必定是因为读卷屡次引起争端，所以确定这个标准，虽然说是调停，也是形势所逼罢了。其实著意的只在十本卷，其余则每八本依次堆叠，二甲成为进士，三甲成为同进士，也归于命运罢了。我字写得差，得以附在二甲，就是证明。而且好字不止十本，若

译如果（这些文章）完全不符合科举考试的规范，而（录取权）掌握在前面那四个人手中，那么状元、榜眼、探花以及传胪等名次，难道就没有一个写得好的吗？这也是一件极其不公平的事情。

译考试派遣差事，定例阅卷官十人，选取试卷只以八十份为限，每人选取八份，那么落选的试卷自然也不少。选取确定之后，由军机处揭去弥封，开具名单进呈皇帝，名单便留在宫中。不在名单上的人，断然不能派遣差事，所以军机处北屋保留一份底单，南屋的小军机不知道，礼部不知道，就连阅卷官也不知道。不过阅卷官记得诗句，或许在外面私下议论罢了。派遣差事的日子，礼部具文上奏，仍然按照完整名单列名请旨：军机处则检出底单，每个差事酌定正陪二人，请皇帝御笔在礼部题本上圈定一人，随即宣布。考差的人不知道取不取，只论放不放，所以恩怨不归咎于阅卷之人，而专门归咎于军机处。军机处在名单内挑选二人作为正陪，虽然在差事的肥瘦、路途的远近上，或许不免照顾私人；至于想要把录取名次低的人派大差，录取名次高的人派小差，则名单上明白易见，岂能当面作弊？大概派遣大省学差及正主考，除了大考差事的三品以上大员由皇帝钦定外，那些由小考差事而获得学政职位的，非录取在前十名不可。录取在中间的，可以担任主考，可以分房阅卷；录取在后面的，定为房差无疑。这也是情理势之所必然，不能任意营私舞弊。于是考差的人一遇到没有差事，不怨恨自己没被录取，而怨恨军机处。而且被派小差的人不怨恨录取名次不高，也怨恨军机处。翰林二百多人，得意的占十分之三，失意的占十分之七，人数不下二百人。怨气所积聚，说以后种种祸变，无不因此酿成，似乎武断；但不知道发端甚微，无形之影响，确实很大。

同治初年，左文襄公攻克收复全浙，移师督理福建。到任之初，百废俱兴。创立正谊书院，以考核举人贡生，并选拔举人贡生中的高才者，住在书院校勘刊印《正谊堂全书》。宏大开建广厦，贫寒士子欢颜，往事如今犹在眼前。记得院中撰写一副对联云：“青眼高歌，他日谁为天下士；华阴回首，当年共读古人书”。文章经世济用，名重一时。而在大乱之后，急切修明文事，元老宣扬谋略，其魄力之大，确实不可及。没想到此事只近在四十年前，竟然有人发出风尚衰微的感叹。科举时代，每省有书院，定期考核，给予膏火伙食，教育兼以养育，用意至美。各省各自为政，而大致不差。现在就以我们福建的书院来说。省城旧有三院：叫鳌峰，叫凤池，叫越山，用来考核生员童生。鳌峰、凤池由督抚主管，越山则由福州府主管，称为郡书院。又有一个叫龙光，用来考核驻防八旗，则归将军专管。称为八旗书院。外府县仍各有一二所。同治年间，左文襄公设立正谊堂，招募举人贡生校书，随即设立正谊书院。此后王文勤中丞（凯泰）巡抚福建，创立致用堂，随即改为致用书院，专门考核经学，却不限制考核举人贡生。其掌教名为山长，都由乡里先达退隐官员担任，虽然论辈分科分，也必以品德学问为重，这也是古代祠禄的意思。其束脩：鳌峰八百金；凤池六百；越山二百四十；正谊八百；致用亦然，间或一千，则记忆不清了。其膏火：鳌峰生员内课二千三百，外课一千八百；童生内课一千三百，外课八百。凤池略逊，越山则只数百而已。正谊内课四两，外课三两；致用亦同。每月官课一次，另师课两次，应官课不应师课，则分别扣除其膏火。官课另有奖赏，其额数奖银，都随官员的丰啬。师课前三名也有奖赏，但出于额定，为数甚微；膏奖细数记不甚清，但不失之远。正谊专考举人贡生，人本无多，而大多数之寒士，除教读外，都以各书院为生计；然而得之不得曰有命。别无所营谋，也绝不冒昧。世人以颜子为不学而致，吾则以为当日之书院生，未尝不知箪瓢之乐也。今日追思，分明是三十年前事也，琐琐记之，俾后来人知其来历焉。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奉旨：著自明年为始，乡会试改八股，试策论。八月奉旨：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内均改设大学堂外，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行之未久，又于三十一年八月，准直督袁世凯、鄂督张之洞、江督周馥、粤督岑春煊之请，谓科举不停，民情观望，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科举废而学堂大兴矣。乃奉行者人不一心。规制不能整齐画一，而所云教育普及一语，又徒托空言，不得谓非始谋不臧也。

余二十七年守抚州，于奉诏之先七日，即改兴鲁书院为抚郡学堂，置普通精舍

译凭借高才生的身份，（我）得以出任此职。“普通”这两个字，是我根据自己的理解拟定的，起初并没有沿袭前例。几年之后，才出现了普通学与专门学的区别。大概因为当时处于初创阶段，学制本来就不完备。后来我回到建昌任职，新建了一所郡学，刚刚落成，我就因遭遇丧事而离任。等到我到了苏州，因为其他类型的学堂已经很多，于是创立了农学堂。第三年，有一位从国外学习农学专业归来的人，被聘请为教习，我便对他说：“农学以选种、杀虫、制肥为关键要素，应当按照程序由浅入深地进行教学，以求得实际效果。”教习回答说：“我所学的是农理化学，无法一一进行实验。”我心里不认同他的说法，但又无法改聘他人。开学将近五年，情况却是这样。政变之后，我不再管理学务，这二十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就不再过问了。虽然如此，我难道能说自己是毫无罪责的吗？

译在民国元、二年间，政府机构林立，学生谋职相对容易，且薪水都在百数十元不等。如今则是事少人多，而求职者仍不肯降低标准去担任小职。我告诉他们：“我刚到建昌时，〇于江书院的生员每月膏火银六百文，童生三百文。我嫌这待遇太微薄，于是自掏腰包加倍发放；你们每月得到一千二百文或六百文，都喜形于色，悠闲度日。如今有十余元的教职，个个都不满意，这是什么缘故？况且你们在江西省城，从前有友教书院，山长每年的束脩只有二百四十两银子，虽然加上官方的津贴，数额也有限。而担任山长的，多是退休的老督抚。试问：当日太平盛世，读书人的享用不过如此；如今国债累累，财政几乎枯竭。如果非要让每个得到教职的人，薪水非百数十元不可，试问钱从哪里来？以后又靠什么维持呢！”然而这还是我在江西时说的话。近来连年匪患骚扰，百姓流离失所，情形简直不堪问津了。

科举时代，设立一个标准作为招揽，人人各自聘请老师，各自教导子弟，国家也不必为每个人聘请老师。学堂制度兴起，官立学堂，是由官府聘请老师。官府力量不足，失学的人很多，于是集合众人的力量创办私立学堂，这是私人代替官府聘请老师。私人力量又不足，失学的仍然很多，于是有财力的人自费出洋留学，以弥补官府派出洋留学人数的不足。费用巨大而名额狭窄，失学的人数依然如故。中国人口众多，失学的人数，至少也在百分之九十五的比例。这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国家想要扩充学堂，慢慢弥补这个缺口，力量一定不足；如果用强迫手段，让这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各自谋求上学，形势更行不通。况且今日学堂的弊端，不止在于失学的人多，即使没有失学的人，也没有地方应用他们的所学。议论的人说应当广泛开办工厂，每个工厂必须开设一所学堂；某厂需要何种人才，就招收何种学生；从前所有的毕业生，就按照他们的专长，各自回到各学堂担任教师，或者补习。这样，已经学习的人没有废弃的人才，后来学习的人有出路，而国家也可以节省无数学费，一转念间，精神全部振奋。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于法政这一门，专为培养官吏之用，近来既然不重视官吏，如果有愿意学习的，就可以按照从前科举的例子，各自聘请老师，听候官府考核。这样，从前法政方面的人才，也不至于无处安置。所说的话也自成道理，但所行的能否实践所说的，所说的能否有效，就在于办事者善于处置罢了。

今日学堂的弊端，与学生无关。而当时兴办教育的人，急于看到成效，仓促制定制度，人心不一，恰好蹈入不知轻重的弊端。一是毕业太容易。科举时代，三年一次会试，录取进士三百多人。三年一次乡试，各省统计，录取举人约两千人。五贡的人数并不及这个数。进士固然立即任用，而得意的尚不足一半。举人、贡生分途安置，消化十人不得一人，日积月累，后来已经拥挤不堪了。如今改科举为学堂，大学毕业视同进士，中学毕业视同举人、贡生，而且没有人不能毕业。如今默默估算这个数目，试问如何安置？二是酬报太丰厚。前清大学士，年俸三百六十两。而从前出洋毕业回国，当权者极力优待，年俸视同大学士的十倍甚至不止，其次也必是五倍，后来难以维持，失望的人很多。这两者都是看得太重，而形势处于必然穷尽的地步。三是索要学费。从前寒门士子读书，无所谓学费；而且书院的膏火银，还可以稍微资助家用。如今则把学田的田产，全部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收取学费，而且膳食住宿有费用，购买书籍有费用，其数额甚至超过学费。那些由官府资助出洋的，寥寥无几，自费出洋的费用，即使是千金之家，也必然止步不前，这样出洋留学生中就没有寒门士子了。四是不顾生计。学生抛弃家产，背负重债，以期毕业，不过是为了寻求出路以偿还债务罢了。如今对待学生的人，却说：“学生中才华出众的，不难自己谋生，历次考试，也有任用的。即使不然，也能得到学位，也就罢了。不看看当时的秀才吗？秀才中举中进士，固然有出路；如果最终只是秀才，也有秀才的顶戴荣耀其身。有什么不可以？”不知道当时的秀才没有资财，本来没有家产可破；如今的秀才，则大半是从破产中来的。这两者看得太轻，形势穷尽而发生变化，难以通达。唉！开始谋划不善，其由来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如今办学的人也不承担责任，没有办法，还是验证于外国吧？外国学生失业，也必然恐慌，应当有补救的方法，取他们的长处是可以的。近来有大政策，必须结合中外来谋划，这也是时势所趋，无可避免的。

●卷三

财政前清由户部专门管理。户部的库房，我在京城时，奉命跟随检查过四次，收支互有盈余和短缺，盈余时不过一千一百万以外，短缺时也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