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居蔡，明其非，知不宥其一眚也。圣人臧否人物，且有权衡。今之论古来人物者，震其功名，便极意揄扬，不留遗议；而于其薄眚微瑕，不惮曲笔而为之讳。夫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如谓建功立业之人，无一非循规蹈矩，是曲避吹毛之嫌，转失纪事之实，何以昭示后人哉？夫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律己之严，隐恶扬善，执两用中，察言之知也。而于论世知人之旨，固有间也。
译蔡邕居住时，明白那些人的过错，知道他们不会宽恕那一点小过失。圣人褒贬人物，自有其权衡标准。如今评论古代人物的人，被他们的功名震骇，便极力吹捧，不留任何批评的余地；而对于他们轻微的过失和微小的瑕疵，却不怕歪曲事实而为之隐瞒。人不是圣贤，谁能没有过错？如果说建功立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循规蹈矩的，这是刻意回避吹毛求疵的嫌疑，反而失去了记载历史的真实，这怎能昭示后人呢？不注重细微的品行，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严于律己，隐恶扬善，掌握两端而取其中道，这是考察言论的智慧。但在评论时代、了解人物的宗旨上，本来是有区别的。
香山诗曰：“胸中无细故。”放翁诗曰：“不思明日事。”此语看似平易，细按之，即主静之学也。人到老而闲退，则目前之事，何一非细故？即非闲退，而浮生若梦，一生之功名富贵，又何一非细故哉？明日之事，今日岂能预定，思之何益？苟知此意，即此是学也。
王亻禹翁曰：“上山则惫，下山则快，以下山之快，偿上山之惫，不如平地之安也；曝日则热，浴水则凉，以浴水之凉，解曝日之热，不如就阴之爽也。”此平易之言，亦即以静镇躁之意也。
吕新吾曰：“嗟夫，吾辈日多而世益苦，吾辈日贵而民日穷，世何贵而有吾辈哉？”此才算是有责任之言。今人动曰：“天下安危，匹夫有责。”试问比年以来，百姓日苦一日，日穷一日，果谁使之，孰令致之，试问何以自解？
语云：“虽万不可却之情，求屡亦厌；虽万不可抗之势，逼极亦争。”又曰：“有情不可讨尽，有势不可用尽。”此等阅历有得之言，求之近今之人，似未有见得到说得出者，殊不慨也。
朱柏庐曰：“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盖人有祸患，本是自作之孽，然安知无冤抑之时，若幸灾乐祸，岂不有伤忠厚乎？况生当乱世，人之苟全性命者，殊非易事，其身遭不幸者，何可偻指？此孔子所以不尤人而悯人之穷也。
《大学》曰：“为国者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是利须辅义而行也。今人亦云：“有权利，须有义务。”亦未尝惟利是图也。然利而曰权，是利所在，即权所在也。史迁曰：“贪夫殉财，夸者死权。”曰殉曰死，同一死路也，是权利直可作权害解也。人之争权夺利者，抑何知害而不知避也。
吕新吾曰：“且莫论身体力行，只听随在聚谈，曾几个说天下国家、身心性命、正经道理？终日哓哓剌剌，满口都是闲谈。吾辈试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间，可否如此度日？”此言诚是也。但今人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为藉口，逞臆而谈，祸人家国，卒之党派纷歧，闹成内乱不已。噫！人心世道之忧，是岂新吾所及料哉！
西人谓孔子为大政治家。吾自外任后读《论语》，便与幼时意境大不相同。新吾《呻吟语》，非徒讲学也，其论治处尤为真切有味。陈文恭所著《从政遗规》，亦语语著实。吕、陈相距百数十年，其体悉民情，多若合符节，然即证诸《论语》所云，亦何尝不一一吻合。无他，同是中国人，古今固同此性质也。今日欧风东渐，国体更变，渭将来人心世道，必异于古之所云，则亦一种疑案也。
人之言曰：“天下不患无才。”噫，此言缪矣。《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此言三公之任事至重大，非用当其才不可，安得不以无才为患。若百僚庶尹府史胥徒，以无关轻重之事，择无足轻重之人为之，何至有乏才之虑。而不知无足轻重之中，亦必有所谓稍足轻重者，此其人亦非头脑稍清晰，事理稍明白者，不足以当之。所以临事用人，每有人待事、事待人之叹，殆非更事较久者不能知此苦也。
人生世上，闲忙两字而已。吕新吾云：“耐苦易，耐闲难。”吾今日觉闲中大有佳趣，无须耐矣。可见人只知有忙，不惯有闲也，不知忙字害事殊大。语曰：“无事忙。”曰：“忙中有错。”又前人诗句：“举世尽从忙里老。”又：“诸公衮衮登台省。”衮衮二字，写热官之忙尤为深刻，皆极言忙之无益有损也。吾作闲人久矣，每笑世人之忙，然不知不觉，仍有无事而忙者。稍忍须臾，往往事有变化，便觉忙之无用。老来随事体验，每有所得。程明道云：“闲来无事不从容。”吾今日亦觉从容之有佳趣也。或曰：“民生在勤。”不忙岂非不勤乎？不知勤与忙大有区别，有当为者不得不忙，忙适以得闲也；若司为可不为之事，无所不用其忙，事后思之，未有不悔其赘者也。
吕新吾言：“古人有五省之法。一曰省作书，免人厌于酬答。”余固以此说为然。而平
译香山的诗说：“胸中没有琐碎小事。”放翁的诗说：“不去想明天的事情。”这些话看似平常，仔细推敲，其实就是主静的学问。人到了年老退隐的时候，眼前的事，哪一件不是琐碎小事？即使没有退隐，人生如梦，一生的功名富贵，哪一件不是琐碎小事呢？明天的事情，今天怎么能预先确定，想了有什么益处？如果明白这个意思，这就是学问了。
王亻禹翁说：“上山就疲惫，下山就轻快，用下山的轻快来补偿上山的疲惫，不如在平地上安稳；晒太阳就热，泡水就凉，用泡水的凉来解除晒太阳的热，不如在阴凉处清爽。”这些平常的话，也就是用静来镇住躁动的意思。
吕新吾说：“唉，我们这类人日子越多，世间就越痛苦；我们这类人地位越尊贵，百姓就越贫穷，世间为什么要有我们这类人呢？”这才算是有责任的话。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说：“天下的安危，普通人也有责任。”试问近年以来，百姓一天比一天痛苦，一天比一天贫穷，究竟是谁造成的，是谁导致的，试问怎么自我辩解？
俗话说：“即使是万般不可推辞的情分，请求多次也会厌烦；即使是万般不可抗拒的形势，逼迫到了极点也会抗争。”又说：“情分不可讨尽，形势不可用尽。”这些从阅历中获得的见解，在近代的人中寻求，似乎没有能看得到、说得出的人，实在令人感慨。
朱柏庐说：“别人有祸患，不可产生欢喜庆幸的心理。”大概别人有祸患，本来是自己造的孽，然而怎么知道没有冤屈压抑的时候，如果幸灾乐祸，难道不有伤忠厚吗？况且生在乱世，人想要保全性命，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哪里能数得过来？这就是孔子不责怪别人而怜悯别人困穷的原因。
《大学》说：“治理国家的人不把利益当作利益，把道义当作利益。”这是利益必须辅助道义而行。现在的人也说：“有权利，就必须有义务。”也不曾只图利益。然而利益称为权利，这是利益所在的地方，就是权力所在的地方。司马迁说：“贪婪的人为钱财而死，夸耀的人为权力而死。”说殉说死，是同一条死路，所以权利简直可以解释为权害。那些争权夺利的人，为什么知道危害却不知道躲避呢。
吕新吾说：“暂且不论身体力行，只听随处聚在一起谈论，曾经有几个谈论天下国家、身心性命、正经道理的？整天唠叨不停，满口都是闲谈。我们这类人试着猛然醒悟，士君子在天地间，可以这样过日子吗？”这话确实是对的。但是现在的人动不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为借口，逞意谈论，祸害人家国，最终党派纷争，闹成内乱不止。唉！人心世道的忧虑，这哪里是新吾所能预料到的呢！
西方人说孔子是大政治家。我自从在外任职后读《论语》，便与小时候的心境大不相同。新吾的《呻吟语》，不只是讲学，他论述治理的地方尤为真切有味。陈文恭所著的《从政遗规》，也是句句实在。吕、陈相隔百数十年，他们体察民情，大多像符节相合，然而即使验证《论语》所说的，又何尝不一一吻合。没有别的，同是中国人，古今本来就有相同的性质。今天欧风东渐，国体更变，推测将来人心世道，必定不同于古人所说的，那也是一种疑案了。
人们说：“天下不担心没有人才。”唉，这话错了。《尚书》说：“官员不必具备，只要合适的人。”这话是说三公的职务非常重大，非用恰当的人才不可，怎么能不担心没有人才。如果是百官众长府史胥徒，用无关轻重的事，选择无足轻重的人去做，怎么会担心缺乏人才。却不知道无足轻重之中，也必定有所谓稍足轻重的人，这些人也不是头脑稍清晰、事理稍明白的人，不足以担当。所以临事用人，常常有等人待事、事等人的感叹，大概不是经历世事较久的人不能知道这种苦处。
人生在世，不过是闲忙两个字而已。吕新吾说：“耐苦容易，耐闲难。”我今天觉得闲中大有佳趣，无须忍耐了。可见人只知道有忙，不习惯有闲，不知道忙字害事特别大。俗话说：“无事忙。”说：“忙中有错。”又有前人诗句：“举世尽从忙里老。”又：“诸公衮衮登台省。”衮衮两个字，写热官的忙尤为深刻，都是极力说明忙的无益有损。我做闲人很久了，常常嘲笑世人的忙，然而不知不觉，仍有无事而忙的时候。稍忍片刻，往往事情有变化，便觉得忙的无用。老来随事体验，常常有所收获。程明道说：“闲来无事不从容。”我今天也觉从容有佳趣。有人说：“民生在于勤奋。”不忙难道不是不勤奋吗？不知道勤奋与忙大有区别，有应当做的事不得不忙，忙恰好得以得闲；如果是司为可不为之事，无所不用其忙，事后想想，没有不后悔其多余的。
吕新吾说：“古人有五省之法。一是省作书，免得别人厌烦于酬答。”我本来认为这话是对的。而平
日则又以“案无留牍，家无长物”八字自课。所谓牍者，非指官文书言也。在官之时，凡亲朋之问候，及有求于我者，无论贵贱贫富，皆无所不答。尝谓：人之问候我者，与我有情也，若不答，岂不绝情乎？人之有求于我者，必其情之迫，冀我有以慰其情也，我不能尽副所求，或安慰之，或婉谢之，均无不可。若不答之，岂不拂人情乎？退居之后，朋笺亦寥寥矣，凡有一纸之书，必量其人之平素、与其来意之诚否，如量应付。如其素心可托，谈老态，数往事，亦足以慰寂寞。且穷乏求我者，勉强应之，惠而不费，亦偶有无心插柳柳成阴之妙。若概以老嫩自诿，是适成一炎凉中人矣。
译白天又用“案无留牍，家无长物”这八个字来勉励自己。这里所说的“牍”，并非指官府的公文。在任做官的时候，凡是亲朋好友的问候，以及有求于我的人，无论地位高低、贫穷富贵，我都一一回复。我曾经说：别人问候我，是因为对我有情义，如果不回复，岂不显得绝情吗？别人有求于我，一定是因为处境紧迫，希望我能安抚他们的心情。我虽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或是安慰他们，或是委婉地谢绝，都是可以的。如果不回复，岂不违背人情吗？退隐居家之后，朋友的信笺也很少了，凡是收到一封信，必定衡量对方平素的为人以及来意的真诚与否，酌情应对。如果对方心地诚恳可以托付，聊聊衰老的体态，数说往日的旧事，也足以慰藉寂寞。况且那些穷困匮乏来求助我的人，我勉强答应帮助，既施予恩惠又不耗费什么，偶尔也有无心插柳柳成阴的奇妙效果。如果一概以年老体衰为借口推脱，那就正好成了一个趋炎附势、世态炎凉的人了。
语云：“不妄花一文钱，便不必妄取一文。”意本以戒贪也，其实亦以救贫，且可以敦品也。语云：“饥寒生盗心。”官有廉俸，何至饥寒，若非随意挥霍，何至非所取而取哉？非所取而取，岂非盗乎？即非为官，凡强占人便宜，及借债不还，皆谓之非所有而取，皆盗也，皆妄用所致也。且“一文”二字，亦正不容忽过，一文可妄用，即千百万文亦可妄用。且更有一说，凡人今日所用之钱，明日试思之，有必要否，有悔否。若其必要，能勿悔乎？吾平日最恶守财虏，且极韪龚蔼人方伯财主财奴之言为漂亮，谓能用财则为主，徒守财直奴而已。今忽为此言，亦以国人太奢，势将溃决而成大乱，不能无惧也。
吕新吾曰：“余参政东藩，日与年友张督粮临碧在座。余以朱判封笔浓字大，临碧曰：“可惜可惜！”余擎笔举手曰：“年兄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笔一字，所费丝毫朱耳，积口积岁，省费不知几万倍。”充用朱之心，万事皆然，天下各衙门，积日积岁，省费又不知几万倍耳。心不侈然自放，足以养德；财不侈然浪费，足以养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慢弃而已。夫事有重于费者，过费不为奢；省有不废事者，过省不为吝。余在抚院日，不俭于纸，而戒示吏书，片纸皆使有用。比见富贵家子弟，用货财如泥沙，长余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弃于地，胸中无不忍一念，口中无可惜两字。或劝之，则曰：“所值几何？”余尝号之为沟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为大手段，不小家势。痛哉！余作课孙草，平日惜纸之事，取法于林文忠。其实幼读《呻吟语》，印在脑筋，故终身由之，初不觉其所以然也。
语云：“莠言乱政。”莠言非必邪说，即光明正大之言，不合国情，不应时势，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皆足以乱政也。泥《周礼》而酿祸变，岂非明鉴哉！
余当官时，每欲提拔一人，临时辄无机会，不得已，而谢却之。易一时，恰有机会，而其人又他去，不得已，而以不甚当意之人充之。又尝极力荐一人，十分注意而总不得当。他日，于不甚著意之人，随便荐之，而转如响斯应。屡试不止一事为然。曾文正晚年笃信运气，吾亦不敢谓人力之可胜天也。俗谚云：“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其殆天地无心成化之妙欤。
桑维翰言：“为宰相如著新鞋袜，外观甚好，自家甚不快活。”看似有责任之言。然宰相任大责重，身撄盘错，兢兢业业，自无快活可言。若太平宰相，忧盛危明，亦不能有侈然自放之一日。若说到外面排场，则浅之又浅也。
汉翟公，文帝时为廷尉，宾客填门。及罢，门可设雀罗。后复用，门庭又如市。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牛，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世态炎凉本属常事，乃积忿于心，而又宣之于口，稍有学问者必不出此。乃史录其言，几欲脍炙人口，非誉其美也，只足表暴其褊耳。
放翁《野兴》诗曰：“旧俗不还谁复念，古书虽在渐难凭。”此二语自系伤时而发。然旧俗有好者，亦有坏者，譬如中国往时婚嫁之繁耗妇女、应酬之无谓，殊可不必追念。至若古书纪载事实，时代变迁，本属无凭，譬如《朔方备乘》及《瀛寰志略》等书，当时海禁未开，谈经济学者均奉为至宝，及今观之，则殊多▯漏耳。至于说理讲学之书，则天不变道亦不变，虽一时难凭，终久必有可凭之一日也。
陈仲举“大丈夫当廓清天下，一室安事扫除”之言，谈气节者多韪之。不知“廓清天下”，平治之事，“扫除一室”，不得谓之非修齐之事。略修齐而侈平治，宜其不善厥终也。宋儒曾议之。大抵汉儒尚气节，不免涉于躁；宋儒说义理，渐近于醇也。
人之寿数有定，而人之精神不能尽副其寿数。左文襄、李文忠晚年时，下半日竟异样糊涂，公事皆任幕僚为之，特藉其威望，支撑门面耳。盖其盘根错节，敝精劳
译俗话说：“不胡乱花一文钱，就不必胡乱取一文钱。”本意是用来警戒贪婪，其实也是用来救济贫困，并且可以敦厚品行。俗话说：“饥寒会生出盗窃之心。”官员有廉洁的俸禄，怎么会饥寒交迫呢？如果不是随意挥霍，怎么会去取那些不该取的东西呢？不该取而取，难道不是盗窃吗？即使不是做官的人，凡是强行占人便宜，以及借债不还，都叫做不该取而取，都是盗窃，都是胡乱花费导致的。况且“一文”这两个字，也绝不容许忽视，一文钱可以胡乱花费，那么千百万文钱也可以胡乱花费。还有一层意思，凡是今天所用的钱，明天试着想一想，有必要吗？会后悔吗？如果确实必要，难道就不会后悔吗？我平时最厌恶守财奴，并且非常赞同龚蔼人方伯关于“财主”与“财奴”的说法，认为能支配钱财的人是主人，仅仅守着钱财的只是奴仆罢了。今天忽然说这些话，也是因为国人太过奢侈，局势将要崩溃而酿成大乱，不能没有恐惧之心。
吕新吾说：“我担任东藩参政时，每天与同年的朋友、督粮御史张临碧在一起。我用朱笔判案，封笔上的字写得很大，张临碧说：‘可惜，可惜！’我举起笔说：‘年兄这一念头，天下人都要受福了。判笔一个字，所费的只是少许朱砂罢了，积累起来，不知节省了多少万倍的开支。’推而广之，万事都是如此，天下各衙门，日积月累，节省的费用又不知有多少万倍。心不奢侈放纵，足以涵养德行；钱财不奢侈浪费，足以涵养福分。这不仅是因为天地的物产不应该暴殄，百姓的血汗不应该轻慢丢弃罢了。事情有比费用更重要的，过度花费不算奢侈；节省有不耽误事情的，过度节省不算吝啬。我在抚院任职时，对纸张并不吝啬，但告诫吏员书吏，每一片纸都要有用。近来看到富贵人家的子弟，使用钱财像泥沙一样，多余的恩惠既不能惠及他人，有用的物品都丢弃在地上，心中没有不忍的念头，口中没有可惜的言语。有人劝告他们，就说：‘值多少钱呢？’我曾经称他们为‘沟壑之鬼’，而他们却奢侈放纵地自我满足，认为这是大手笔，不是小家子气。痛心啊！我写《课孙草》时，平时爱惜纸张的事情，效法林文忠公。其实小时候读《呻吟语》，印在脑海里，所以终身遵循，起初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俗话说：“奸邪的言论扰乱政事。”奸邪的言论不一定是邪说，即使是光明正大的言论，如果不合国情，不应时势，毫厘之差，千里之谬，都足以扰乱政事。拘泥于《周礼》而酿成祸变，难道不是明显的鉴戒吗！
我当官时，每当想要提拔一个人，临时却没有机会，不得已，就谢绝了。换了一个时期，恰好有机会，而那个人又去了别处，不得已，就用一个不太中意的人来充数。又曾经极力推荐一个人，十分注意却总不得当。后来，对不太在意的人，随便推荐一下，反而像回声一样应验。多次尝试，不止一件事是这样。曾国藩晚年笃信运气，我也不敢说人力可以胜过天命。俗谚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这大概是天地无心化育的妙处吧。
桑维翰说：“做宰相就像穿新鞋袜，外观很好，自己却很不快活。”看似是负有责任的话。然而宰相责任重大，身处盘根错节的境地，兢兢业业，自然没有快活可言。如果是太平宰相，忧虑盛世而警惕危险，也不能有奢侈放纵的一天。如果说到外面的排场，那就浅薄极了。
汉代的翟公，文帝时担任廷尉，宾客盈门。等到被罢免，门前可以张设捕雀的罗网。后来又被起用，门庭又像市场一样热闹。翟公在大门上写道：“一死一牛，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世态炎凉本是常事，却把愤懑积在心里，又宣之于口，稍有学问的人绝不会这样做。然而史书录下了他的话，几乎要脍炙人口，并不是赞美他的美德，只是足以暴露他的狭隘罢了。
陆游《野兴》诗说：“旧俗不还谁复念，古书虽在渐难凭。”这两句话自然是伤时而发。然而旧俗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譬如中国过去婚嫁的繁复耗费妇女、应酬的无谓，实在不必追念。至于古书记载事实，时代变迁，本来就没有凭据，譬如《朔方备乘》及《瀛寰志略》等书，当时海禁未开，谈论经济学的学者都奉为至宝，等到今天看，则多有疏漏。至于说理讲学的书籍，则天不变道也不变，虽然一时难以凭信，终究必有可以凭信的一天。
陈仲举“大丈夫应当廓清天下，一间屋子何须打扫”的话，谈论气节的人多赞同。不知道“廓清天下”，是平治天下的事；“打扫一间屋子”，不能说不是修身齐家的事。轻视修身齐家而崇尚平治天下，难怪他结局不好。宋代儒者曾议论过。大体上汉代儒者崇尚气节，不免流于浮躁；宋代儒者讲求义理，逐渐接近纯正。
人的寿命有定数，而人的精神不能完全匹配其寿命。左宗棠、李鸿章晚年时，下半日竟然异样糊涂，公事都交给幕僚去做，只是凭借他们的威望，支撑门面罢了。大概是因为盘根错节，耗尽了精力
神，过于常度，故颓败至此。而世之享大年，登大位，自诩龙马精神者，殆亦善于啬养，否则终日无所用心，故得此福欤。
译精神超越了正常的限度，所以衰败到了这种地步。而世上那些享有高寿、身居高位，自夸拥有龙马精神的人，大概也是善于吝惜保养，否则就是整天不用心思考，所以才得到这种福分吧。
俗谚“升官发财”四字，误人不浅。盖讲究做官，必不会发财，即不讲究做官，亦何曾会发财？使人人明此理，则天下太平矣。忆少时吾师林勿屯阝山长，由状元放知府，升至▯南巡抚。罢官而归，余囊仅有三千金。其时年事已高，谓年用三百金，分作十年之用，可以就木矣。谁知老而未即死，乃赖正谊书院掌教束修以度日。官至巡抚，不为小矣，其宦囊竟不足以送死。沈文肃自江西巡抚丁忧归，鬻字为生计，每书一联，仅取润资四百文。及起服后升两江督，始致书友人，谓今日皮衣方稍全备。官至总督，其衣服亦未能绰有余裕也。其实贪官污吏，丰衣美食，ピ赫一时，竟有不待子孙败落，及身而穷窭者，亦比比皆是也。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苟者，将就之意；合者，聚也。玩“苟合”二字，可见未始有之时，分应流离转徙也。今之游食四方，流离转徙者，不可胜数，欲求苟合而不可得，而偏一一求完求美焉，则真不可解矣。
孔子曰：“周急不继富。”人到饥饿，不能出门户，死无以为殓，可谓急矣，则周之宜也。今之人，每以日用不充，挥霍不快，随意借贷，意以为取之外府也。及于至再至三，手癖惯而供应者亦厌矣。因是而流入穷饿者，不一而足。吾尝谓孔子不曰“周贫”，而曰“周急”，盖急固当周，若不急以为急，是周之适以害之也。
闽人多种兰花，每以兰花之荣悴卜家运之盛衰。而郭远堂中丞作▯▯言，独▯其说，意谓人家将兴，其家主勤，理家务细，至花木亦必不忘灌溉，所种兰花，自然茂盛。若败落人家，百务懒惰，荒嬉过日，何能顾及兰花，是兰花之荣悴，关乎人事，不关家运也。人生在勤，随事皆要体验，推此类言之，即修齐之义也。
语云：“役物而不役于物。”役者，奴隶也，役于物，是为物之奴隶也。今之讲究衣服，广购器具，甚至玩古董，买字画，是为物之所役也。孟子曰：“人役而耻为役。”夫为人之奴隶尚可耻，奈何为物之奴隶，而不知耻耶？近年景德镇瓷器盛行，大花瓶、大鱼缸尤为人所争购，无理可喻，只告之曰：“汝买许多大瓷器，要想到革命时如何搬运？”亦巽与之言，非恶谑也。吾刻一小印，曰“无长物斋”，不特他物无长，即前后在赣十八年，家中瓷器，何曾彀用，此固不能瞒人者也，此亦吾性之所近，非矫然为之也。
今人有旧家庭、新家庭之说。新者自诩开通，旧者自重礼教，以旧鄙新，以新厌旧，弄出无数是非。氓之蚩蚩，竟有不知适从之意。吾则别有一说以解之。《礼》曰：“七十曰老而传。”当未传之先，家事老者主之，子孙不得自专，谓之旧家庭可也。及既传之后，老者不能自理，传之子孙，子孙竭其心力，支持门户，自谋温饱，谓之新家庭可也。然此非调停之言也。门户既须支持，则图新不宜遽舍旧也。其实天道循环，新而旋故，故而复新，犹地球东行，不知不觉而变为西也。新故两字，本无界说可言也。
近人言：“有饭大家吃。”此亦愤一党一系垄断权利，故激而为是言也。其实吃饭二字，要大有分别，有家常之饭，有特别之饭。家常之饭，人人自食其力，且导其妻子，使各养其老，此无待多言也。若特别之饭，则钟鸣鼎食，非富贵之家不能享有，所谓得之不得为有命，分定故也。今不各安分而争，欲破格吃饭，是人人皆要玉食万方也，岂不率天下而路耶？科举时代，儒官以食苜蓿为生涯，俗语谓之食豆腐白菜；秀才训蒙学，资馆谷以终身，卒未闻大家有闹饭者。知吃饭之人必须安分，否则未闻有不乱者也。
曾文正当乱平之后，提倡家法，注意“书蔬鱼猪”。然当文正之时，欧风尚未盛行，提倡较易。若今日之奢俗靡靡，语人以“书、蔬、鱼、猪”四字，未有不斥其迂谬者。然当此欧风衰落之秋，各国失业者动千万人，虽欲求“书、
译俗谚中“升官发财”这四个字，误导人极深。因为讲究做官的人，必定不会发财；即使不讲究做官，又何曾发过财呢？假如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回想年轻时，我的老师林勿屯阝山长，由状元出任知府，一直升任到〇南巡抚。他罢官回家时，行囊里仅有三千两银子。那时他年纪已大，说每年用三百两银子，分成十年使用，就可以安然终老了。谁知年老却没有立刻死去，于是依靠在正谊书院担任掌教的薪俸来度日。官位做到巡抚，不能算小了，他的宦囊竟然不足以办理丧事。沈文肃从江西巡抚任上因丁忧回家，靠卖字维持生计，每写一副对联，只收取四百文的润资。等到守孝期满复职，升任两江总督后，才告诉书友们，说现在皮衣才稍微齐全。官位做到总督，他的衣服也没有宽裕富余。其实那些贪官污吏，虽然穿着丰美的衣服，吃着精美的食物，一时显赫，竟然有不等子孙败落，自己就陷入贫困的，也是比比皆是。
孔子说卫国的公子荆善于持家，刚开始有财产时说“差不多够了”，稍多一点时说“差不多完备了”，富有时说“差不多完美了”。“苟”是将就的意思；“合”是聚集的意思。玩味“苟合”二字，可以看出在未曾拥有财产的时候，处境应当是流离转徙的。现在那些游食四方、流离转徙的人，数不胜数，想要求得“苟合”都不可得，却偏偏一一追求完备和完美，这真是不可理解。
孔子说：“救济急难，不资助富人。”人到了饥饿的地步，不能出门，死了没有东西收殓，可以说是急难了，那么救济他是适宜的。现在的人，常常因为日常用度不充足，挥霍得不痛快，就随意借贷，心里以为是从外府拿钱。等到反复多次，手瘾惯了，而供给的人也厌烦了。因此陷入贫困饥饿的人，不胜枚举。我曾经说，孔子不说“救济穷人”，而说“救济急难”，因为急难固然应当救济，如果不急难却当作急难来救济，这是救济反而害了他。
福建人多种兰花，常常根据兰花的茂盛或枯萎来占卜家运的兴盛或衰败。而郭远堂中丞作〇〇言，独自驳斥这种说法，意思是人家将要兴盛，家主勤勉，料理家务细致，连花木也必定不忘灌溉，所种的兰花，自然茂盛。如果是败落的人家，百事懒惰，荒废嬉戏过日子，怎么能顾及兰花，所以兰花的茂盛或枯萎，关乎人事，不关乎家运。人生在于勤勉，随事都要体验，推论这类道理，就是修身齐家的意义。
俗话说：“役使物而不被物役使。”“役”是奴隶的意思，被物役使，就是成为物的奴隶。现在讲究衣服，大量购买器具，甚至玩古董，买字画，这是被物所役使。孟子说：“被人役使而以成为奴隶为耻。”被人做奴隶尚且可耻，怎么能成为物的奴隶，却不知道羞耻呢？近年景德镇瓷器盛行，大花瓶、大鱼缸尤其被人争相购买，没有道理可讲，只告诉他们说：“你买许多大瓷器，要想到革命时如何搬运？”这也是委婉的话，不是恶意戏谑。我刻了一方小印，叫“无长物斋”，不仅其他物品没有多余，即使前后在江西十八年，家中的瓷器，何曾够用，这本来不能瞒人，这也是我本性所近，不是故意做作。
现在的人有旧家庭、新家庭的说法。新家庭自诩开通，旧家庭自重礼教，以旧鄙视新，以新厌恶旧，闹出无数是非。愚昧的人，竟然有不知听从哪一方的意思。我则有另一种说法来解释它。《礼记》说：“七十岁叫老而传位。”在未传位之前，家事由老者主持，子孙不能自作主张，称为旧家庭也可以。等到传位之后，老者不能自理，传给子孙，子孙竭尽心力，支持门户，自谋温饱，称为新家庭也可以。然而这不是调停的话。门户既然需要支持，那么图新不宜立刻舍弃旧。其实天道循环，新而旋故，故而复新，犹如地球东行，不知不觉而变为西。新故两个字，本来没有界限可言。
近人说：“有饭大家吃。”这也是愤恨一党一系垄断权利，所以激愤而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吃饭两个字，要大有分别，有家常之饭，有特别之饭。家常之饭，人人自食其力，并且引导妻子儿女，使他们各自赡养老人，这无需多言。如果是特别之饭，那么钟鸣鼎食，不是富贵之家不能享有，所谓得之不得是有命定的，分定如此。现在不各安本分而争夺，想要破格吃饭，这是人人都要享用万方玉食，岂不是率领天下人走向困顿吗？科举时代，儒官以吃苜蓿为生涯，俗语称为吃豆腐白菜；秀才在蒙馆教书，靠馆谷终身，最终没听说大家有闹饭吃的。知道吃饭的人必须安分，否则没听说有不乱的。
曾文正当乱世平定之后，提倡家法，注意“书蔬鱼猪”。然而当文正的时候，欧风尚未盛行，提倡较易。如果今日奢俗靡靡，对人说“书、蔬、鱼、猪”四个字，没有不斥责他迂腐荒谬的。然而当此欧风衰落之秋，各国失业者动辄千万人，虽然想求“书、
余在江西时，江西人每与余言张勋家产三千万。余曰：“此事君未目见，自系耳闻，切不可随声附和。”我与张勋无一面之交，何必为之剖白？但此言一出，师长、旅长闻之，皆想做督军；营、排长闻之，皆想做师、旅长，大乱不可收拾，大家共受其祸果也。张勋抄家，余躬亲其事，南昌仅得二十二万（合他处所抄，却有百万），果也。军阀时代，师、旅长皆督军矣，营、排长亦半为师、旅长矣，其乱视张勋时将如何哉？江西人来沪，谓之曰吾在江西所言，今日验矣。试问：当时之言张勋者，于己利耶，抑害耶？项城之初登台也，京官无论大小，每人月俸限六十元。后有人倡重禄之说，一唱百和，哄然而起，于是一部之中，向用十人者，渐充至十倍焉，月俸十金者，渐加至数十倍焉。且有一人而兼十一差焉。肥马轻裘，般乐怠敖，而犹以为窘于挥霍焉。余尝代为之忧，谓盛极必衰，后难为继。果也，张作霖出京，郎曹荡然，而灾官之声洋洋盈耳矣。子贡曰：“赐不幸多言而中。”今观此两事，是使余多言也。
淫祠例所必禁。汤文正时，五通神惑民太甚，毁之，去其太甚耳。后此即无有继之者，非谓淫祠不应废也，亦以神道设教，究可以禁吓冥顽。且迎神赛会，究系以驱疫为名，即许愿求福，亦具忏悔之意。而依此为生者，资以饣胡口；连日迎赛，小贩亦得以资挹注。所谓弊未太甚，姑示宽大可也。非不知法令为何物也。推之僧道，及星卜巫祝之类，其不能不听其自生自养，何一不同此意。今者地广人众，国家又无大兴作以收养许多闲民，乃忽令九流三教之人，均须各归正执，别谋生计。生计何在？又无可确示，是徒托空言，立而迫之为匪也。文正亮节清风，死之日仅御一破葛帐，其事之可传者甚多。若禁毁淫祠，系当官应办之事，不必震而惊之也。
汉明帝诏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衰，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儋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仗腊悭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终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余尝见北京出大殡，上海大出丧，其虚耗之费，诚有糜破积世之业，如汉诏所言者。汉诏亦古矣，今何以不异古所云耶？
王偶翁曰：“俗人佞佛者曰‘吾无他觊，愿来生不断人身耳。’此语最可味，全生全归，此谓不断人身，岂修斋诵佛所能到耶？惜其习而不察也。盖随年盛衰，血气也衰极而死，则渐尽矣。惟志气不与年盛衰，志气则义理之性为之也，年日迈而志气精坚，义理昭著，其人死为明神，生为贤杰。夫子云：‘夕死之可’，孟云：‘立命’，老云：‘不亡’，皆是也，此不断人身者也。若恣情作奸者，未死而人身先断矣，虽佞佛何益？”余近作《灯注油》诗，推论浩然之气，有句云：“仙家证长生，老彭可窃比。佛传长明灯，其说亦近似。”与此意不侔而合。
余生平不看小说，十一岁时，疹后避风，不出房门，取《三国演义》读之，看其说神话处，却比正史有趣，旋即弃置，不复记忆矣。京中茶馆唱大鼓书，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北人好听戏，尤好武戏，武戏多演三国也。然凡属军人，无论南北，则谈吐间皆演义也，甚矣演义魔力之大也。但三国人才多矣，而独注重于关壮缪，或称关公，或称关老爷，南人则又称曰关帝。北人不敢唱关公之戏，谓一唱即撄奇疾。南人则不忌，然唱者亦必十分严重，一不慎亦即立遘灾害。出台时，观者为之一肃。北人崇拜者，视南人为甚，而关外为尤甚。忆出关时，自沈阳行至吉林，八百里间，山岭多以老爷为名。一日过一老爷岭，树木千章，参天蔽日。岭约里许，车行其中，四面阴森，赫赫然若有英灵之质旁临上也，心目为之震悚。归语涛园曰：“我过老爷岭不止一处，惟此处为最奇，俨若四壁皆关帝也。”涛园素豪放，亦作色曰：“此
译我在江西任职时，江西人常对我说张勋的家产有三千万。我说：“这件事你们没有亲眼看见，只是道听途说，千万不要随声附和。”我与张勋素无一面之交，何必为他辩解？但此话一出，师长、旅长听了，都想当督军；营长、排长听了，都想当师长、旅长，大乱将不可收拾，大家共同遭受祸害。后来张勋被抄家，我亲自参与其事，在南昌仅抄得二十二万（连同其他地方抄没的，总共有一百万），果然如此。军阀时代，师长、旅长都成了督军，营长、排长也有一半成了师长、旅长，那时的混乱比起张勋时期又该怎样呢？江西人来上海，我对他们说我在江西时的话，今天应验了。试问：当时说张勋家产丰厚的人，对自己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呢？袁世凯初掌权时，京官无论职位高低，每人月薪限定六十元。后来有人提倡高薪之说，一呼百应，哄然而起，于是各部院中，原本用十人的，逐渐扩充到十倍；月薪十元的，逐渐增加到数十倍。甚至有一人兼任十一项差事的。他们骑着肥马，穿着轻裘，沉溺于享乐，怠慢政事，却还抱怨挥霍艰难。我曾替他们担忧，说盛极必衰，以后难以维持。果然，张作霖离开北京后，各部院空空如也，灾官之声充斥耳畔。子贡说：“赐不幸多言而中。”现在看这两件事，是让我多言而应验了。
淫祀按例必须禁止。汤斌任江西巡抚时，五通神迷惑百姓太厉害，他加以毁弃，只是去除其过分之处罢了。此后没有人再继任禁毁，并非认为淫祀不应废除，也是因为神道设教，终究可以震慑冥顽不灵之人。况且迎神赛会，终究是以驱除瘟疫为名，即使许愿求福，也含有忏悔之意。而依靠此业为生的人，借此糊口；连续多日的迎神赛会，小贩也能借此获得资金周转。所谓弊端尚未太严重，姑且表示宽大是可以的。并非不知道法令为何物。推及僧道，以及星卜巫祝之类，不能不让他们自生自养，哪一点不是出于同样的用意。如今地广人众，国家又没有大兴工程来收养许多闲散百姓，却忽然命令九流三教之人，都必须各归正业，另谋生计。生计在哪里？又无法明确指示，这是徒托空言，站着逼迫他们成为匪盗。汤斌亮节清风，死时仅盖一床破葛帐，他值得传颂的事迹很多。如果禁毁淫祀，是当官应办之事，不必大惊小怪。
汉明帝诏书说：“从前曾参、闵子侍奉双亲，竭尽欢乐以供养；孔子安葬儿子，有棺无椁。丧事贵在表达哀痛，礼制崇尚节俭。如今百姓送终的制度，竞相奢靡，活着的人没有一担粮食，而财力耗尽于坟土；平时连糟糠都吝啬，而祭祀的牺牲却一次兼用；耗费累世的产业，来供给一朝的费用；子孙饥寒交迫，终命于此，这难道是祖先的意思吗？”我曾见过北京的大出殡，上海的大出丧，其虚耗的费用，确实有耗费累世产业，如汉诏所言的情况。汉诏也古老了，如今为何与古人所说的没有不同呢？
王偶翁说：“俗人佞佛者说‘我无所求，只愿来生不断人身罢了。’这话最值得玩味，保全生命，善终而死，这才叫不断人身，难道是修斋诵佛所能达到的吗？可惜他们习以为常而不察。大概随着年岁盛衰，血气也衰，衰极而死，则逐渐耗尽。只有志气不随年岁盛衰，志气是由义理之性决定的，年岁虽老而志气精坚，义理昭著，这样的人死后成为明神，生前成为贤杰。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说：‘立命’，老子说：‘不亡’，都是这个意思，这才是不断人身。如果放纵情欲作奸犯科的人，未死而人身先断，即使佞佛有何益处？”我最近作《灯注油》诗，推论浩然之气，有诗句说：“仙家证长生，老彭可窃比。佛传长明灯，其说亦近似。”与此意不谋而合。
我生平不看小说，十一岁时，出疹后避风，不出房门，取《三国演义》阅读，看其说神话处，却比正史有趣，随即弃置，不再记忆。京中茶馆唱大鼓书，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北方人好听戏，尤其喜好武戏，武戏多演三国。然而凡是军人，无论南北，谈吐间都是演义，可见演义魔力之大。但三国人才众多，却独注重关壮缪，或称关公，或称关老爷，南方人则又称关帝。北方人不敢唱关公的戏，说一唱即遭奇疾。南方人不忌，但唱者也必须十分严肃，一不慎即立遭灾害。出台时，观众为之肃然。北方人崇拜者，视南方人为甚，而关外为尤甚。忆出关时，自沈阳行至吉林，八百里间，山岭多以老爷为名。一日过一老爷岭，树木千章，参天蔽日。岭约里许，车行其中，四面阴森，赫然若有英灵之质旁临，心目为之震悚。归语涛园曰：“我过老爷岭不止一处，惟此处为最奇，俨若四壁皆关帝也。”涛园素豪放，亦作色曰：“此
语摹写入神，关帝信有灵也。”北人言其显应处，无奇不有，前门边有一小庙，香火之盛，无以复加。传言崇祯时，宫中塑二像，令日者卜之，曰：“一命长，一命短。”帝怒，偏令命短者供之宫中，命长者屏诸前门外。果也，不逾年，明亡宫毁，即像亦与焉。前门外之像，至今香火不绝，官员出差，必往拈香。又有一次，诸名士设一乩坛，忽乩书汉寿亭侯临坛。有一狂生，乃书“吕蒙”二字于掌，曰：“乩如有灵，当知我掌中何字？”乩书二语曰：“汉家天下今如此，关羽何须畏吕蒙？”众益惊服。其余似此者，不可殚述。祀典则以前清为盛。有清入关，战时，每显灵助战，以后遇有战役显应，则必加封号，祀典渐隆。他处庙像皆坐像，京城官祭之庙则用立像，因其庙皇上或亲诣祭也。或疑曰：“壮缪显灵助战，如果有其事，然不助明而助清，则又何说？”应之曰：“壮缪助清，亦助明也；明不能制闯贼，借助于清，以拯民水火，谓之助明，亦何不可？”此说亦言之成理。总之，正直之谓神。壮缪一生，殆不失“正直”二字，当其始从昭烈，旋为魏武所罗致，嗣觉魏武不轨于正，以昭烈为彼善于此，复从而为之戮力。伐吴之役，亦以其时大局尚纷，民生涂炭，不得不冀得一当，以致太平。秭归蹉跌，则关于天数，死有余恨也。而其浩然之气，下为河岳，上为日星，亘千古而不灭，其显灵助战也，亦以千万人壮气所锺，遂偶触之以为用，而其如在其上，在如其左右，则亦以人心为之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上干天怒，为人心之所不容，亦即正气所不容也。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者，亦谓正气千变万化，无方体，无定向，固难刻舟求剑，亦非惝恍无凭也。壮缪之事，当以此理断之，不然，则数百年之馨香，亿万人之意向，岂能毫无依据耶！
译描写摹写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关帝确实有灵验之处。”北方人谈论关帝显灵应验的地方，没有奇异的没有的，前门边有一座小庙，香火之旺盛，无以复加。传言崇祯年间，宫中塑了两尊像，让占卜的人占卜，说：“一尊像命长，一尊像命短。”皇帝大怒，偏偏命令命短的那尊供奉在宫中，命长的那尊被屏弃在前门外。果然，不到一年，明朝灭亡，宫殿毁坏，连那尊像也一同被毁。前门外的像，至今香火不绝，官员出差，必定前往拈香。又有一次，各位名士设了一个扶乩的坛，忽然乩笔写下汉寿亭侯降临坛上。有一个狂生，就在手掌上写下“吕蒙”二字，说：“乩笔如果有灵，应当知道我掌中是什么字？”乩笔写下两句话道：“汉家天下如今这样，关羽何须畏惧吕蒙？”众人更加惊服。其余像这样的例子，不可详尽叙述。祭祀的典礼以前清朝最为兴盛。清朝入关，战争时，每次显灵助战，以后遇到战役显灵应验，就一定加封号，祭祀的典礼逐渐隆重。其他地方的庙像都是坐像，京城官方祭祀的庙则用立像，因为那庙皇上或许亲自前往祭祀。有人怀疑说：“关帝显灵助战，如果真有此事，然而不助明朝而助清朝，那又怎么说呢？”回答说：“关帝助清，也是助明；明朝不能制服闯贼，借助于清朝，以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称之为助明，又有什么不可以？”这种说法也言之成理。总之，正直叫做神。关帝一生，大概不失“正直”二字，当他起初跟随昭烈帝，随即被魏武帝罗致，后来觉得魏武帝行为不正，认为昭烈帝比魏武帝好，于是重新为他效力。伐吴的战役，也是因为当时大局尚且纷乱，百姓遭受涂炭，不得不希望得到一次决断，以致太平。在秭归的失误，则关乎天数，死有余恨。而他浩然之气，下成为河岳，上成为日星，贯穿千古而不灭，他显灵助战，也是千万人壮气所聚集，于是偶尔触动它而加以利用，而他如在其上，如在左右，也是以人心为凭借。争夺土地而战，杀人遍野，上触天怒，为人心所不容，也就是正气所不容。所谓阴阳变化莫测叫做神，也是说正气千变万化，没有固定的形体，没有固定的方向，固然难以刻舟求剑，也不是恍惚没有凭据。关帝的事，应当用这个道理来断定，不然，几百年的馨香，亿万人的意向，难道能毫无依据吗！
同治癸酉科，福建举行乡试，时王文勤抚军（凯泰）充监临，查场弊甚严，适对读所同考官，查出誊录生私改墨卷，根究得数人，余友陈藻丞大令与焉。抚军大怒，令置重典，已传竖坡矣（凡督抚杀人，必坐大堂，排衙鸣鼓，将弁鹄立如坡，提囚上，绑押往法场行刑，故闽人呼杀人为传竖坡，亦土语也）。天忽大雷电以风，全城昼晦，抚署棋杆折焉。抚军警于天变，遂宽此狱，而陈藻丞数人免矣。藻丞是科因丁忧不能应试，冒充誊录生入场，为人改墨卷。定例，墨卷添注涂改，有例定字数，若犯例，不能送誊录。今所改竟过三百字，明明誊录舞弊，故为对读所举发。藻丞此役，固为贫所迫，未始非技痒之故，遂忘其所以也。后自应试，联捷成进士，而终于一邑，人谓其后运未终，故天示变以拯之也。余殊以为不然。王抚军执法以惩场弊，是也；警天变而缓狱，亦是也。科场条例太苛，寒士贫乏可悯，法重情轻，故特示变以拯之，天亦未尝不是也。谓因一县令前程，预示保全，天之降鉴，无乃太劳乎？然吾独不能无疑者，世之暴戾恣睢，杀人如麻者，所杀何一非冤？抑且两军相战，近日炮火之烈，一发动辄数百命，而视天固梦梦也。独于此次不梦梦者何哉？岂天亦忽明忽昧耶？有曲为之解者，科场严例，除杀一柏▯后，大概立法皆严，行法要必以恕，所以各省学政，考试拿获枪手，只以枷号示惩，向不褫▯笞臀，且不穷究真名姓，革其功名，所以恤寒士也。此次王抚军发怒，一转念未尝不悔，故藉一雷雨以解之欤。或又谓王抚军贤者，天以其可与言而与之言耳。若彼暴戾恣睢者，示变而彼不悟，天亦无可如何也。此二说虽亦言之成理，而罅漏尚多，但当日之事，身所目睹，间不容发，郑重如金滕故事，俨然明威在上也。
民俗之奢俭，由于地土之腴瘠，而亦有不尽然者。今就吾足迹所至者言之。山海关外，三省土脉久未发泄，农林之利极富，牧畜之产亦足。然过沈阳，则百数十里无人烟者甚多，中途偶有一二草屋，下而憩息，湫隘不堪，而屋中必有两大缸酸白菜。北地独多白菜，冬间腌之，一年即此侑杂粮以为食。每隔二三百里，必有一市镇，商贩亦粗笨之干货而已。近时火车通行，情形自异，然土太旷，人终不能不稀也。轺车所至，不能停留，然大致总在目，此北之偏于东者也。入关而西，风土只是萧瑟，绝非膏腴。种蔬麦以供食，而种稻粱者绝少。西度易水，与榆关内地同。及至京都，则空空九城门而已。然万流仰镜，百货填溢，可谓无美不备矣。居民无土著，所居只旗员旗民，与各省官商而已。日食之需，除朝贵及纨▯子弟暨南省京官盘餐兼味，食用稍丰外，其余上自闲散王公，及疏远之皇亲国戚、八旗官兵，以及北五省京官，一日之中，上者食面食，下者食杂粮。侑食之馔，羊肉鸡卵，一二品已为异味，下者生嚼葱蒜，若调酱则已丰矣。犹忆昔年于役东陵，到店只有面食，乃选豕肉鸡卵为馔。旋▯亲王至，隔店而住，以亲王之贵，旅行并不带厨传，乃呼豆腐干以侑酒。后查之，亲贵不当权，所食不过如此，特五王爷尤穷耳。甚矣北人口福之薄，远不及南人也。及到江西，赣称鱼米之乡，鱼并不佳，而米独足，夏布瓷器之产亦独优。然居家则一月之中只两日食肉，病则以肉为药。有一富家，熊慕蘧之封翁，余问其家食如何，则曰：“我年将七十，每日可食肉四两。”寻常人家，皆以辣椒、豆豉佐饭，鱼亦不能常具也。街上小户，每人捧一大碗饭，上加两箸蔬菜而已。一日出行，县大路上排芥菜大梗数具，问何物也，曰：“芥菜梗也。”问芥菜梗何以如此之大，曰：“本地种芥菜，不肯整根卖，先卖旁梗，梗随大随卖。到明春，则菜心大如萝卜，可多卖钱也。”问何以排列于地，曰：“晒于地上，干而腌之，切丝以侑饭也。”余闻之悚然曰：“官厨食火腿芥菜脑，取其心食之，惟嫌不嫩。今民食菜梗，尚须切丝，则吾辈
译同治癸酉年，福建举行乡试，当时王文勤（凯泰）担任巡抚，充任监临官，查办考场舞弊非常严厉。恰逢对读所的同考官，查出誊录生私自修改墨卷，追查下来涉及数人，我的好友陈藻丞（时任县令）也在其中。巡抚大怒，下令处以重刑，已经传令“竖坡”了（凡是督抚杀人，必定坐在大堂，排列衙役鸣鼓，将官武弁像山坡一样肃立，提犯人来，绑押前往法场行刑，所以福建人称杀人为“传竖坡”，这也是方言）。天空忽然雷电交加并刮起大风，全城白天变得昏暗，巡抚衙门的旗杆折断了。巡抚对天象示警感到惊惧，于是宽恕了此案，陈藻丞等数人因此得免。陈藻丞这一科因为丁忧不能应试，冒充誊录生入场，替人修改墨卷。按规定，墨卷添注涂改有规定的字数限制，如果违反规定，就不能送交誊录。现在所改的竟然超过三百字，明显是誊录舞弊，所以被对读所揭发。陈藻丞这次事件，固然为贫困所迫，也未尝不是因为手痒技痒的缘故，于是忘记了分寸。后来他自己应试，连续考中成为进士，但最终只做到一个县令，人们说他后来的运势未尽，所以天示警兆来拯救他。我却认为并非如此。王巡抚执法来惩治考场舞弊，是对的；因天变示警而暂缓刑罚，也是对的。科场条例太苛刻，贫寒士子贫困可怜，法重情轻，所以特意示警来拯救他们，天这样做也未尝不对。说因为一个县令的前程，预先示警保全，天的监察，未免太劳神了吧？然而我独自不能没有疑问，世上那些暴戾恣睢、杀人如麻的人，所杀的哪一个不是冤屈？况且两军交战，近日炮火猛烈，一发动辄数百人命，而视天象却浑然不觉。唯独这次不浑然不觉是为什么呢？难道天也是忽明忽暗吗？有人曲意解释，说科场严例，除了杀一儆百之后，大概立法都严，执行法律一定要以宽恕为本，所以各省学政，考试抓获枪手，只用枷号示众惩罚，向来不剥夺功名、杖打臀部，且不穷究真名实姓，革除功名，这是为了体恤贫寒士子。这次王巡抚发怒，一转念未尝不后悔，所以借一场雷雨来化解吗？又有人说王巡抚是贤者，天认为可以与他沟通所以与他沟通。如果是那些暴戾恣睢的人，示警而他们不醒悟，天也无可奈何。这两种说法虽然也言之成理，但漏洞尚多，只是当日之事，我亲眼目睹，间不容发，郑重如同金滕故事，俨然明威在上。
民俗的奢侈与节俭，取决于土地的肥沃与贫瘠，但也有不尽然的情况。现在就拿我足迹所到的地方来说。山海关外，三省的土地长久未开发，农林的利益非常丰富，畜牧的产物也很充足。然而过了沈阳，就有许多百数十里无人烟的地方，中途偶尔有一两间草屋，下去休息，低矮狭窄不堪，但屋中必定有两个大缸腌制的酸白菜。北方唯独白菜多，冬天腌制，一年就靠这个搭配杂粮作为食物。每隔二三百里，必定有一个市镇，商贩也只有粗笨的干货而已。近来火车通行，情形自然不同，但土地太空旷，人口终究不能不稀少。马车所到之处，不能停留，但大致总在眼中，这是北方偏向东部的情况。入关向西，风土只是萧瑟，绝非肥沃。种植蔬菜麦子以供食用，而种植稻粱的极少。向西渡过易水，与山海关内地相同。到了京都，则只有九座城门空空荡荡罢了。然而万流仰视，百货充盈，可谓无所不备了。居民没有土著，居住的只有旗员旗民，以及各省的官商而已。日常饮食的需求，除了朝贵及纨绔子弟以及南省京官的盘餐兼味，食用稍丰外，其余上自闲散王公，以及疏远的皇亲国戚、八旗官兵，以及北五省京官，一天之中，上等的吃面食，下等的吃杂粮。搭配食物的菜肴，羊肉鸡蛋，一两样已算美味，下等的生嚼葱蒜，如果调酱则已经丰盛了。还记得昔年我在东陵服役，到店只有面食，于是选择猪肉鸡蛋作为菜肴。随即某亲王到来，隔店而住，以亲王的尊贵，旅行并不带厨师，却叫来豆腐干来下酒。后来查问，亲贵不当权，所吃的不过如此，只是五王爷尤其穷困罢了。北方人口福之薄，远不及南方人。到了江西，赣地号称鱼米之乡，鱼并不好，而米唯独充足，夏布瓷器的产物也唯独优秀。然而居家则一个月之中只有两天吃肉，生病则以肉为药。有一家富户，熊慕蘧的封翁，我问他家饮食如何，他说：“我年近七十，每天可吃肉四两。”寻常人家，都以辣椒、豆豉佐饭，鱼也不能常有。街上小户，每人捧一大碗饭，上面加两筷子蔬菜而已。一天出行，县大路上排列着芥菜大梗数具，问是什么东西，回答说：“芥菜梗。”问芥菜梗何以如此之大，回答说：“本地种芥菜，不肯整根卖，先卖旁梗，梗随大随卖。到明春，则菜心大如萝卜，可以多卖钱。”问为何排列在地上，回答说：“晒在地上，干了腌制，切丝来佐饭。”我听了惊恐地说：“官厨吃火腿芥菜脑，取其心食用，只嫌不嫩。现在百姓吃菜梗，尚须切丝，那么我们……”
直暴殄天物矣。”其俭如此，其富可知。及到苏州，江南膏腴之地，无与伦比，米谷之种尤美，蚕利与浙共之，为他省冠，粤东后起弗及也。且密迩上海，商业发达，富户有逾千万者，其一二百万者，竟不足齿数。与浙比邻，富力与浙相竞。织货取之宫中，妇女皆穿绸缎，然冬衣只以灰鼠条缘边，非人人尽有皮袄。富不必竟逊于粤，而俭则殊胜于粤也。吾闽山多田少，物产极微。下游漳厦一带，风气近于粤东，通洋亦早，但侨多而商少，侨偶有富者，多不敢回国，逊粤殊甚。上游虽有竹木之利，多为江西人所占，盖上游七成江西人，三成土著人，土著人最有出息者，只开饭店而已。省城一隅，自无出产，士人毫无发展，徒事▯占哔而不讲求实业。科举时代，省士科名独盛，然科举而得仕，能彀消纳几何？则满城只装满穷秀才而已。且滨海海味极美，而秀才食性又馋，家食茹荤之外，暇则往酒馆醵饮，故中国说老馋者，闽粤并称。富不如人，而馋与粤人竞，岂不败哉？吾到赣、苏两省，见寒士必有数亩之田，怪而问其由。赣人曰：“我寒士就馆，馆谷所人，书院膏伙所人，今之学堂薪水所入，如有盈余，积铢累寸，今年买半亩，明年买半亩；且妇女搓麻织夏布，可资津贴。”苏人则曰：“妇女养蚕之外，持四条木棍，在门外张架刺绣，亦可以资津贴也。”噫，吾今乃知吾闽寒士不能一人有田之故矣。平日饭菜不能断荤，闲暇必上酒馆，虽有馆谷膏伙薪水之入，非随手辄尽不可，而妇女又不能养蚕织麻刺绣，又何从津贴以买田哉？闽之瘠，而奢甚于长江诸省，则因下游接近粤东，沾染华侨恶习而然，其由来亦非一朝一夕矣。统观全国，究竟俭多奢少，国奢示俭，中国其较易于外国欤。
译简直是白白糟蹋天然物产了。”他节俭到这种地步，他的富有就可以想见了。等到到了苏州，那是江南肥沃之地，无与伦比，米谷的种子尤其优良，养蚕的利益与浙江共享，位居各省之首，广东后来居上也赶不上。况且紧邻上海，商业发达，富豪有超过千万资产的，那些拥有百万或两百万资产的，竟不足挂齿。与浙江毗邻，财力与浙江相竞争。织品取自宫中，妇女都穿绸缎，然而冬衣只用灰鼠皮镶边，并非人人都有皮袄。富裕程度未必完全输给广东，但节俭程度却远远胜过广东。我们福建山多田少，物产极其微薄。下游漳州、厦门一带，风气接近广东，通商也早，但华侨多而商人少，华侨中偶尔有富有的，大多不敢回国，远逊于广东。上游虽然有竹木的利益，大多被江西人所占据，因为上游七成是江西人，三成是本地人，本地人中最有出息的，也只是开饭店罢了。省会一角，自然没有出产，读书人毫无发展，只从事空谈而不讲求实业。科举时代，省里的读书人科名独盛，然而通过科举做官，能够消耗多少呢？于是满城只装满了穷秀才。况且滨海海味极美，而秀才的食性又馋，在家吃饭除了吃荤菜之外，闲暇时就去酒馆凑钱饮酒，所以中国说老馋的，福建和广东并称。富裕不如别人，而馋劲却与广东人竞争，难道不会失败吗？我到了江西、江苏两省，看到贫寒的读书人必定有几亩田地，感到奇怪而询问原因。江西人说：“我们贫寒的读书人做私塾先生，私塾的束脩收入，书院的津贴收入，如今学堂的薪水收入，如果有盈余，积少成多，今年买半亩，明年买半亩；而且妇女搓麻织夏布，可以资助补贴。”江苏人则说：“妇女除了养蚕之外，拿着四条木棍，在门外架起架子刺绣，也可以资助补贴。”唉，我现在才知道我们福建贫寒的读书人不能一人拥有田地的原因了。平时饭菜不能断荤，闲暇必定上酒馆，虽然有私塾束脩、书院津贴、学堂薪水的收入，不是随手花光不可，而妇女又不能养蚕织麻刺绣，又从哪里补贴来买田呢？福建贫瘠，却比长江各省更加奢侈，这是因为下游接近广东，沾染了华侨的恶习所致，其由来也不是一朝一夕了。纵观全国，终究是节俭的多而奢侈的少，国家奢侈就提倡节俭，中国大概比外国更容易做到吧。
余自中年以后，每于睡将醒时，能倒影自见眼鼻或半面，然必是夜梦境清平时，始有此象，月不过三次耳。放翁自谓晚年目光夜能烛物，其殆眼藏有力欤，究亦莫名其妙。近数年来，更有一奇事：当将睡或将醒，目光▯蒙瞳时，每见仙佛神像，衣冠甚伟，参列榻前，或仙女、神卒，二三人不等；谛视久之，遂变成帐幔花纹，或为窗槛花格。此自目眩所致，然目眩何必见仙佛？其殆以夜寐不成时，想游仙界佛界以引睡，积想因而成象欤？然积想不入于梦，而必接之于目，则又何哉？其实人世间，何事非幻境？制之以理，断之以心，见怪不怪可也。
余少时即惯迟眠，然就枕即睡，尤失眠之苦。七十时作《匏庵寿》诗，中有“鳏鱼无睡”一语，当时亦特戏言耳。诗寄去之后，竟夜夜不睡，自疑诳语为神鬼所弄。乃年甚一年，后竟非天明不能酣枕。百计引睡无效，常服补阴之药无效，乃细检陆诗，见其七十所作之诗，皆言不睡，乃八十所作者，则多言美睡。可知人到七十，夜必无睡，若到八十，则夜睡而昼亦睡。然名虽为睡，恐亦只昏睡而已，其能得美睡亦甚难事。是睡与不睡乃年龄关系，只可任其自然，不必引以为病。医书失眠之症，特为少年有病者言之，与老年人固无与也。
余少时闻人言，郭远堂中丞半夜即起钞书，点一枝蜡烛，见跋及旦，日以为常。沈文肃之封翁丹林先生，每晚九点而寝，三点而起，默坐背诵注疏，到八十三时，习以为常，盖其未明而起，起后即不复睡。余则夜间看书，既明而睡，睡后仍得有六点钟酣寝。今年已届八十，秋后却可未明而睡，起时亦较平常为早，虽未至如放翁所云。夜睡而昼亦睡境界，而衰象已寝寻矣。人言老年人更事多，谁知寻常一睡，亦煞须阅历也。
郑稚莘言：”齿与胃相表里，齿之咀嚼力有若干度，胃之消化量亦有若干度；若齿之力强，而胃之量弱，未有不受病者。今之补牙，是助齿之力，而不能助胃之量，害事孰甚。况补牙种种不便，流弊尤不可胜言乎。”此说煞为近理。余六十岁时，与华再云太史（辉）谈，渠年差长，见其须发雪白，问其牙齿无恙否，乃曰：“十年前，谢味余太史（佩贤）予我擦药一方，保全至今，得以无恙。”味余谓齿病。只有风、火、虫三种，而风尤甚。医家重治火、虫，而略于风。此方用薄荷八钱治风，为独得之秘。后味余亦来，详问其方何药，则生熟石膏四两，青盐二两，骨碎补六钱，薄荷八钱，四味而已。余擦之，至今二十年，前后仅落六齿，近复落一齿，余皆无动摇者，未始非此药之力也。凡落齿时，虽不甚痛苦，终觉累赘，有人屡劝补牙，余终深信稚莘之说为不可破也。
黄陶庵《心医》一卷，言：“人之有病，皆心为之；心以为无病，便无病矣。”此即所谓安心是药方也，吾生平颇信其说。今者西医盛行，中医每与之相左：中医病要忌风，而西医偏要透空气；中医病每忌荤，而西医则必要食鸡露。其实同一病也，各治之，亦各愈；其有不治之症，各治之，亦各不愈，所谓药医不死病，死病不能医也。其有奇离之病，起死回生，中西医亦各有所能。惟解剖之术，西医似有特长，不知当日华陀亦优为之，惟其操术奇妙，取快一时，于人之寿源有碍，故当时禁之，其法不传耳。但中西医无优劣之别，而中西人体气实不同，中药偏于气化，而西药则偏于矿质，且药价亦有贵贱耳。
陆贾《新语》曰：“君子之为治也，混然无事，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人，亭落若无吏，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兵，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壮耕耘于野。如是，虽不言而信诚，不怒而威行，岂待坚甲利兵，深刑刻令，朝夕切切而后治哉！”所言升平景象，直追氵勿穆之风矣。然同光之际，亦略得大意焉。余作《忆昔》诗有云：“盛极同光际，升平二十年。投戈重讲艺，耕砚渐成田。荆棘途无阻，豚鱼税尽蠲。当时人
译我自从中年以后，每当快要睡醒的时候，能够像倒影一样看见自己的眼鼻或半张脸，但这必定是在夜间梦境清静平和时，才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月不过三次罢了。陆游自说晚年目光在夜里能照亮物体，这大概是眼窝有力气吧，终究也是莫名其妙。近几年来，又有一件奇事：当将要入睡或将要醒来，目光朦胧时，常看见仙佛神像，衣冠非常雄伟，参列在床榻前，或者是仙女、神卒，二三人不等；仔细看了很久，就变成帐幔的花纹，或者成为窗槛的花格。这自然是眼睛眩晕所致，但眼睛眩晕何必看见仙佛？这大概是因为夜间不能入睡时，想着游览仙界佛界来引睡，长期想象因而形成影像吧？但长期想象不进入梦境，而必定在眼前显现，那又是为什么呢？其实人世间，什么事不是幻境？用理性来制约，用内心来判断，看见怪异不觉得怪异就可以了。
我年轻时即习惯晚睡，但一躺下就睡着，尤其没有失眠的痛苦。七十岁时作《匏庵寿》诗，其中有“鳏鱼无睡”一句，当时也特别说是戏言罢了。诗寄去之后，竟然夜夜不睡，自己怀疑戏言被神鬼捉弄。于是年复一年，后来竟然不到天亮不能熟睡。千方百计引睡无效，常服补阴的药无效，于是仔细检查陆游的诗，见他七十岁时所作的诗，都说不能睡，而八十岁时所作的，则多说睡得美好。可知人到七十，夜里必定不能睡，如果到八十，则夜里睡而白天也睡。但名称虽然是睡，恐怕也只是昏睡而已，能得到美好的睡眠也非常难。这睡眠与不睡眠是年龄的关系，只可任其自然，不必引为疾病。医书上失眠的症状，特别为少年有病的人说的，与老年人本来没有关系。
我年轻时听人说，郭远堂中丞半夜就起来抄书，点一枝蜡烛，看见跋文直到天亮，每天如此。沈文肃的封翁丹林先生，每晚九点就寝，三点起床，静坐背诵注疏，到八十三岁时，习以为常，大概他天没亮就起床，起床后就不再睡觉。我则夜间看书，天亮后睡觉，睡后仍能得到六个小时的熟睡。今年已届八十，秋后却可以天没亮就睡觉，起床时间也比平常早，虽然没有达到像陆游所说的那样，夜里睡而白天也睡的境界，但衰老的迹象已渐渐出现了。人们说老年人经历的事情多，谁知平常的一次睡眠，也非常需要阅历啊。
郑稚莘说：“牙齿与胃相表里，牙齿的咀嚼力有多少度，胃的消化量也有多少度；如果牙齿的力量强，而胃的量弱，没有不受病的。现在的补牙，是帮助牙齿的力量，而不能帮助胃的量，害处哪有比这更大的。况且补牙种种不便，流弊尤其不可胜言。”这种说法非常近理。我六十岁时，与华再云太史（辉）谈话，他年龄稍长，见他须发雪白，问他牙齿是否安好，他说：“十年前，谢味余太史（佩贤）给我擦药一方，保全至今，得以无恙。”味余说牙齿病，只有风、火、虫三种，而风尤其严重。医家重视治疗火、虫，而忽略风。此方用薄荷八钱治风，是独得的秘诀。后来味余也来了，详细问他的方子是什么药，则是生熟石膏四两，青盐二两，骨碎补六钱，薄荷八钱，四味而已。我擦用这个药，至今二十年，前后只掉了六颗牙齿，最近又掉了一颗，其余都没有动摇的，未尝不是这药的力量。凡是掉牙齿时，虽然不是很痛苦，终究觉得累赘，有人屡次劝我补牙，我始终深信稚莘的说法是不可推翻的。
黄陶庵《心医》一卷，说：“人的有病，都是心造成的；心以为无病，便无病了。”这就是所谓的安心是药方啊，我生平颇相信这种说法。现在西医盛行，中医常与之相左：中医生病要忌风，而西医偏要透空气；中医生病常忌荤，而西医则必要食鸡露。其实同一种病，各自治疗，也各自痊愈；其有不治之症，各自治疗，也各自不愈，所谓药医不死病，死病不能医啊。其有奇异的病，起死回生，中西医也各有所能。只有解剖之术，西医似乎有特长，不知道当时华陀也擅长于此，只是他的技术奇妙，取快一时，对人的寿源有碍，所以当时禁止它，这种方法没有流传罢了。但中西医没有优劣之别，而中西人体气确实不同，中药偏于气化，而西药则偏于矿质，而且药价也有贵贱啊。
陆贾《新语》说：“君子治理国家，混然无事，寂然无声，官府好像没有人，亭落好像没有官吏，邮亭没有夜间行走的士卒，乡里没有夜间召集的士兵，狗不在夜间吠叫，鸡不在夜间鸣叫，老人在堂上享受美味，壮年在野外耕耘。像这样，虽然不说话而诚信，不发怒而威严施行，难道要等待坚甲利兵，深刑刻令，朝夕切切而后治理吗！”所说的升平景象，直追唐尧虞舜的风范啊。然而同治光绪之际，也略得大意了。我作《忆昔》诗有云：“盛极同光际，升平二十年。投戈重讲艺，耕砚渐成田。荆棘途无阻，豚鱼税尽蠲。当时人
不省，忆昔泪潸然。”语系据事直书，自无所用其粉饰。外任后，时事虽稍艰，而守建昌五年，属县只出一盗案。署南安时，虽遇拳乱影响，不三月即敉平。移摄抚虔两三年，仍晏然无事。所谓荆棘途无阻，豚鱼税尽蠲者，思之犹神往也。我之想望太平，不过如此，盖所求于造化者本甚廉，亦即孔子不怨天之意也。
译不觉间，回忆往昔，泪水潸然落下。言语都是依据事实直接记载，自然无需任何粉饰。外放任职后，虽然时局稍显艰难，但在建昌守任五年，所属各县只发生了一起盗案。代理南安职务时，虽然遭遇拳匪之乱的影响，但不到三个月就平定了。调任代理抚州、虔州两三年，依然安宁无事。所谓荆棘遍布的道路没有阻碍，猪鱼等杂税全部免除，回想起来仍令人神往。我所向往的太平盛世，不过如此罢了，大概是因为我对上天所求本就很微薄，这也正是孔子不怨恨上天的意思。
大禹德冠百王，而克俭于家，不过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而已。此三事寻常日用所易行，吾生平兢兢加勉焉。今且以菲饮食言之，余八龄失怙，幼而食贫，三餐虽不至断荤，而夏用冬瓜汤、冬用芥菜汤，日侑饭以为常。而平时所酷嗜者，隔宿芹菜、蒜一味，吾母每晨取前日残羹煨之，以侑早餐，盖芹菜与蒜，愈煨之而愈得味，吾至老食之尚未厌也。逾冠官京师，京曹清苦，家食不改儒素。旋膺外任，前后廿余年，官厨虽不甚俭，而常食终不断蔬。每到一处，必于官廨后锄地自种，盖蔬非种不适口也。退居海上十余年，无园可锄，市购价昂而味又劣，惟晚菘一种极佳，一年必食到二度，间或购芥于闽以充之。七十非肉不饱，吾盖非蔬不饱也，非不食肉，肠胃与蔬笋之气相宜，若食肥鲜侑饭，转无饭香也。此非有意为之，亦习惯成自然耳。此一事也。若衣服，亦非有意求恶也，弱冠当秀才时，夏衣长衫则用夏布，秋天则用漂白布，冬季衣絮而尚之以蓝布衫。有一日赴考书院，前襟为肩舆所裂，归仍取而纫之，未能即改造也。迨至释褐登朝，非复布衣之旧矣，然仕不去贫，官服艰于求备，夏天只用半折纱罗，终未御全透纱衣也；常服悉系自制。犹忆一履之费只京蚨六千，折铜钱六百耳。暑雨骤寒，早值进内，以三金购羽毛褂以遮寒。于役两陵，载道风霜，每假裘而行。出关时，制斜纹布缺襟袍以御尘沙，此物尚在笥未朽也。及膺外任，狐裘羔裘，仍袭京曹所陆续旧置；黑貂之裘，为薛外舅所赠送，皆逾三十年之物，此尚足以傲晏子也。退居后，嫁一女、一女孙，半举以充奁物。严冬御寒之大裘，尚煞费集腋之劳，颠倒紫凤天吴，而吾则服之无{无志}，绝不作金尽裘敝之叹。此又一事也。吾家有老屋，本不卑也，道光廿九年吾祖所置，于今八十余年矣。子姓渐繁，不能同居，吾即作宦，将来必须另自购屋。癸卯旋里，邻右有屋三椽，价值一千五百千，乃以无赀不能成议，卒赁庑以居。意拟积有余赀，于乌山之麓，购一有园之小屋，以庇风雨。旋集山赀四千以待用，乃以地价日高。嗣又以债务半遭亏损，则他日归山，只有仍赁庑矣。既无宫室，何论高卑？此又一事也。孔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吾之俭。吾故不耻为顽固也，但吾年已八十，当五十岁以前，所交皆旧人，所用皆旧物，守俭尚易。近三十年来，海邦机器益发达，衣食住之舶来货，一一尽美，且日本货比国货为廉，吾不免为习俗所移。然吾亻▯亻▯自守者，戒吸香烟，以其为鸦片变相也；忌用洋袜，以其穿著费事也。汽车盛行，下泽，车又不适用，吾必不得已出门，则借车乘之，借之不得，便不出也。其余饮食起居，随其所遇，惟适之安，仍以妄用一文钱为戒而已。余到上海时，人以余之俭为装贫，然余不轻言贫，自耐贫耳。初因亻予疾而迟留，继因连年家书烽火而阻，其实皆以归未有宅，遂致因循至今也。国奢示俭，当此欧风狂醉之秋，岂不徒费唇舌？然海邦经济恐慌，外人迫于大势，不得不力求节缩。吾国沾染奢俗三十年，不得谓由奢而俭之果不易也。今且将香烟、洋袜之类，凡家常之可有可无者，悉屏而去之，以求免饥饿不能出门户之一日，当亦人所乐从也。若大吃著华美，富贵人应享之福，各有因缘莫羡人，吾亦不必置喙矣。总之，三十年为一世，三十年中，世变极矣，物穷则变，变则通。《周易》一书，秦火未经烧灭，当时殆有天意也。余作此说毕，客有难者曰：“君此作现身说法，竟以神禹自居，不已泰乎？”余曰：“不然。禹一生事业，从自身克勤克俭做起；余不获有其事业，而但求克俭于家。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可为，禹岂不可为哉？”
译大禹的德行冠绝百代君王，而在家庭中能够节俭，不过是饮食粗劣、衣服简朴、宫室低矮罢了。这三件事是日常容易做到的，我平生一直谨慎勤勉地努力践行。现在且从饮食粗劣说起，我八岁时失去父亲，幼年生活贫困，三餐虽然不至于没有荤菜，但夏天用冬瓜汤、冬天用芥菜汤，每天配着米饭吃，成为常态。而平时我特别喜爱吃的，是隔夜芹菜和蒜这两种味道，我母亲每天早上取前天的剩菜煨热，用来配早餐，因为芹菜和蒜，越煨越有味道，我到老吃它还不厌倦。过了二十岁在京城做官，京城官员清贫艰苦，家里的饮食也不改变儒生的朴素。不久担任外任，前后二十多年，官厨虽然不是很节俭，但日常饮食终究不断蔬菜。每到一处，一定在官署后面锄地自己种菜，因为蔬菜不自己种就不合口味。退居海上十多年，没有园子可以锄地，市场上购买价格昂贵而且味道又差，只有晚菘这一种极佳，一年一定要吃到两次，偶尔从福建买芥菜来补充。七十岁不吃肉不饱，我是不吃蔬菜不饱，不是不吃肉，而是肠胃与蔬菜竹笋的气息相适宜，如果吃肥美的肉配米饭，反而没有米饭的香味了。这不是有意为之，也是习惯成自然罢了。这是第一件事。至于衣服，也不是有意追求粗劣，二十岁当秀才时，夏天的长衫用夏布，秋天用漂白布，冬天穿棉絮而外面套蓝布衫。有一天去书院考试，前襟被轿子撕裂，回来仍然取来缝补，没能立即改做新的。等到脱下布衣进入朝廷，不再是布衣的旧样了，然而做官不脱离贫困，官服难以求全，夏天只用半折纱罗，终究没有穿全透纱衣；常服全是自己制作。还记得一双鞋的费用只有京钱六千，折合铜钱六百而已。暑天突然变冷，早上值班进宫，用三金买羽毛褂来遮寒。在两陵服役，路上风霜，常常借皮衣穿。出关时，制作斜纹布缺襟袍来抵御尘沙，这件衣服还在箱子里没有朽坏。等到担任外任，狐裘羔裘，仍然沿用京城官员陆续旧置的；黑貂皮衣，是薛外祖父赠送的，都是超过三十年的物品，这还足以傲视晏子。退居后，嫁了一个女儿、一个孙女，一半拿出来充当嫁妆。严冬御寒的大皮衣，还费尽心思收集皮毛，颠倒紫凤天吴，而我穿它没有{无志}，绝不发出金尽裘敝的感叹。这是第二件事。我家有老屋，本来不低矮，道光二十九年我祖父所置，到现在八十多年了。子孙逐渐繁衍，不能同居，我即使做官，将来必须另外自己买屋。癸卯年回乡，邻居有三间屋，价值一千五百千，因为没钱不能成交，最终租屋居住。打算积蓄有余钱，在乌山脚下，买一间有园子的小屋，来遮风挡雨。不久筹集山赀四千等待使用，因为地价一天天高。后来又因为债务一半遭受亏损，那么将来归隐山林，只有仍然租屋了。既然没有宫室，何谈高矮？这是第三件事。孔子说：“奢侈就不谦逊，节俭就固陋。”与其不谦逊，宁可固陋我的节俭。我所以不耻于做顽固的人，但我年已八十，在五十岁以前，所交往的都是旧人，所使用的都是旧物，守俭尚易。近三十年来，海外机器日益发达，衣食住的舶来品，一一尽善尽美，而且日本货比国货便宜，我不免被习俗所移。然而我独自坚守的，是戒吸香烟，因为它是鸦片的变相；忌用洋袜，因为穿着费事。汽车盛行，下泽车又不适用，我不得已出门，就借车乘坐，借不到，就不出门。其余饮食起居，随遇而安，仍以妄用一文钱为戒而已。我到上海时，人们认为我的节俭是装穷，然而我不轻易说穷，只是耐穷罢了。起初因为疾病而迟留，后来因为连年家书烽火而受阻，其实都是因为回家没有住宅，于是导致因循至今。国家奢侈就展示节俭，当此欧风狂醉之时，难道不是徒费唇舌？然而海外经济恐慌，外人迫于大势，不得不力求节缩。我国沾染奢俗三十年，不能说由奢入俭的结果不容易。现在且将香烟、洋袜之类，凡是家常可有可无的，全部摒弃去掉，以求避免饥饿不能出门户的那一天，应当也是人们乐于跟随的。如果大吃大喝穿着华美，富贵人应享的福，各有因缘不要羡慕别人，我也不必多嘴了。总之，三十年为一世，三十年中，世变极矣，物穷则变，变则通。《周易》一书，秦火未经烧灭，当时大概有天意吧。我写完这篇文字，客人有质疑的人说：“您这篇现身说法，竟然以神禹自居，不是太傲慢了吗？”我说：“不是这样。禹一生的事业，从自身克勤克俭做起；我没有他的事业，而只求在家庭中节俭。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尧舜可以成为，禹难道不可以成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