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九百万以内。承平时，度支有常，而典守有制，每次查库，必报盈余少数。此部库也。至外省亦有省库。苏州有藩、粮二库，余任首府，凡遇巡抚司道交代，每年不止查过一次，为数不过数十万，间有过百万者甚少，缄藏严密，毫无假借。此省库也。江苏算是大省，而所藏不过如此，则小省可知。计部、省各库，计算不过三千万，视乾隆时部库尚存七千万者，殆已不及，中国可谓贫矣。今则改库藏为金库，而金库则由国家银行代理之，有亏无存，每况愈下矣。
译在九百万以内。太平时期，财政支出有固定的额度，而掌管库藏有严格的制度，每次查库，必定报告有少量的盈余。这是中央部库的情况。至于外省也有省库。苏州有藩库和粮库两个，我担任苏州知府时，凡是遇到巡抚、司道官员交接，每年不止查过一次，库藏数额不过数十万，偶尔有过百万的也很少，封存严密，毫无通融借贷。这是省库的情况。江苏算是大省，而所藏不过如此，那么小省的情况可以想见。计算中央部库和省库，总计不过三千万，比起乾隆时期部库尚存七千万的情况，大概已经不及，中国可以说贫穷了。现在则将库藏改为金库，而金库由国家银行代理，只有亏空没有积蓄，情况越来越糟了。
中国自同治元二年之后，十年生聚，渐复承平。官俸俭薄，兵饷节缩，取于民者，只厘金不能即除为弊政，此外仍恪守“永不加赋”之祖训。国用不足，推广捐例以卖官。疆吏有议行屠宰税者，人犹唾骂之。医疮挖肉，不免拮据，然未敢轻易借洋债也。乃甲午一败，赔款二万万。当日京官，震而惊之曰：“此二百兆也！”赔款各省分摊；摊解不及，即须借债以补之。庚子又一败，赔款四万万。于是亟行新政，藉新政以取民，藉新政以借洋债。京官又推广登进之路，于是富商大贾，遂辇载以求仕进，官常弛而奢侈之俗兴矣。丙午夏，余服阕到京，葛振卿尚书（宝华）对余言曰：“君知我国新打一胜仗，有人赔我四万万乎？”余曰：“何说？”渠曰：“若非赔我四万万，京官之阔，何能如此？君在外九年，岂料世变如此之速耶！”其时亲贵尚未横行，而祸根已暗长矣。旋而亲贵日盛一日，京官亦日奢一日，不数年而国亡矣。亡国之后，项城初到，即定为京官，无论大小，每人月俸六十元。然即如此，已较前清宫俸倍蓰矣。后乃变更平余办公诸旧制，名为化私为公，实则骤增政费。又有所谓善后借款五千万，以为挹注，而京官又肥马轻裘、狂嫖大赌矣。是河山方以奢终，功名复以奢始也。项城在洪宪以前，虽以洋债为挹注，而尚有眉目，至洪宪后，大动天下之兵，军费无所底止，而政费随之而滥，遂更感拮据矣。
光绪末年，户部册报，岁入一万万零八百万。迨项城时，逐渐加增，岁入已逾四万万。或云，所增之数，外债及学生学费均算在内。实在岁入之数，亦总在四万万矣。此四万万仍由民间所担负也，是人家年用百金，今则年需用四百金矣。此余在江西时所言也。今阅财政部报告，二十年度，岁入已在六万万以外；且只就国家税言，而地方税田赋大宗等等，尚不在内。虽以元易两，而大数已甚可惊。政繁赋重，民不堪其忧，岂空言已哉。
从前内债，有所谓征信股票等名目，后以捐照抵还，遂失信用。而外债则不然，后因屡次展期，抵押品有名无实，信用亦失。外债途穷，仍返而求之内债；内债途穷，乃减折以招徕之，卖时减折，还时十足。此饮鸩止渴也。然此法外国实开其先也，外国量出为入，借国债为挹注，取便一时，今日经济恐慌，势已将穷矣。中国尤而效之，而尚未甚，岂可不审慎从事哉？
从前各国通商，我以丝茶出洋，获大利；而外洋以鸦片进口，亦获大利。后外人自制丝茶，我之丝茶减色；而我自种鸦片以抵制之，外洋之鸦片亦何尝不减色。且外洋之制造品进口日新月异，而我之天产出口亦日新月异，近来之仿造洋货又复不少，特外人进步速，而我之进步迟耳。今则外国工商恐慌，百计倾销，商情大变，成败不可以道里计矣。
通商以出入货之盈缩为利败，此显然者也。光绪末年，与一德人谈，则谓：通商系两利，比之于水，水未有不平；所谓盈绌者，必有所救济，不能执一而论也。我德国输出，即绌于输入，不足为虑。譬如中国无银矿，市上银洋流行，从何处得来？乃证以《海关贸易册》：中外通商，惟同治三年，出超为二万七千万，为最旺之数；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三年，此五年内，出超已降为一千万有零；自光绪四年以后，直至二十六年，逐年递降，均入超于出，其甚者将及一万万。当时德人坦然言之，自必确有所据。今则超入之数，竟有七与一之比例，则水之不平甚矣。其崩决之势，不大可惧哉！
田赋按则定税，本有标准，乃日久弊生。有清入关，即欲矫明之弊而行清丈，因循二百余年，而不能行。只以土地太广，粮户太繁，税则又参错不一致，以致一国之中，完欠互异，不平已甚。县中册报岂能捏饰？而综核殊难一目了然。余外任廿余年，每到一县，必与县宰闲谈，问其所辖田地，每亩若干弓，完粮多少。皆猝不能对；即对，亦言人人殊。迨饬吏开单，有数十亩
译中国自同治元、二年之后，经过十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太平景象。官员俸禄微薄，军饷也加以节制，向百姓征收的赋税中，只有厘金未能立即废除而成为弊政，其余仍严格恪守“永不加赋”的祖训。国家用度不足，便推广捐纳制度来卖官鬻爵。地方大吏中有人提议征收屠宰税，人们还对此唾骂不已。治理疮痍如同挖肉，难免感到拮据，但也不敢轻易借外债。然而甲午一战失败，赔款达二万万两。当时的京官震惊地说：“这相当于二百兆啊！”赔款由各省分摊；如果分摊解缴不及时，就必须借债来弥补。庚子年又战败，赔款达四万万两。于是急切推行新政，借新政之名向百姓搜刮，借新政之名借外债。京官又拓宽了晋升的途径，于是富商大贾便用车载着钱财来谋求仕途，官场纲纪松弛而奢侈的风气兴起了。丙午年夏天，我守丧期满到京城，葛振卿尚书（宝华）对我说：“你知道我国新打了一场胜仗，有人赔给我们四万万两吗？”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不是赔给我们四万万两，京官的阔绰怎么能这样？你在外九年，难道没想到世道变化如此迅速吗！”那时亲贵尚未横行无忌，但祸根已暗中滋长了。随后亲贵势力一天比一天兴盛，京官也一天比一天奢侈，没过几年国家就灭亡了。亡国之后，袁世凯初到京城，就规定京官无论职位大小，每人月俸六十元。即便如此，也已经比前清官俸多出数倍了。后来又变更平余、办公费等旧制，名义上是化私为公，实际上是骤然增加了行政费用。又有所谓的五千万善后借款，作为财政周转，而京官又过着肥马轻裘、狂嫖滥赌的生活了。这是山河社稷以奢侈告终，功名仕途又以奢侈开始。袁世凯在洪宪帝制以前，虽然以洋债作为财政周转，但尚有条理，到了洪宪之后，大举发动天下兵马，军费无底洞，行政费用也随之泛滥，于是更加感到拮据了。
光绪末年，户部账册上报，年收入为一万万零八百万两。到了袁世凯时期，逐渐增加，年收入已超过四万万两。有人说，增加的部分包括外债和学生学费在内。实际的年收入，也总在四万万两左右。这四万万两仍然由民间负担，也就是说，以前人家一年用一百两银子，现在一年需要用四百两银子了。这是我在江西时所说的话。现在查阅财政部报告，民国二十年度的年收入已在六万万两以上；而且这只是就国家税收而言，地方税、田赋大宗等等，尚不在内。虽然以元代替两，但总数已经非常惊人。政务繁杂赋税沉重，百姓不堪其忧，这难道只是空话吗。
以前的内债，有所谓征信股票等名目，后来用捐纳执照抵还，于是失去了信用。而外债则不然，后来因为屡次展期，抵押品有名无实，信用也丧失了。外债走投无路，又转而求助于内债；内债走投无路，便打折招徕，卖出时打折，偿还时却十足。这是饮鸩止渴啊。然而这种方法外国确实开了先例，外国量出为入，借国债作为财政周转，图一时之便，如今经济恐慌，形势已经快要穷尽了。中国效仿他们，而且程度还不算严重，难道可以不审慎从事吗？
从前各国通商，我国以丝茶出口，获得大利；而外国以鸦片进口，也获得大利。后来外国人自己制造丝茶，我国的丝茶便减色；而我们自己种植鸦片来抵制，外国的鸦片又何尝不减色。况且外国的制造品进口日新月异，而我国的土产出口也日新月异，近来的仿造洋货也不少，只是外人进步快，而我国的进步慢罢了。如今外国工商界恐慌，千方百计倾销，商业形势大变，成败已不能用里程来计算了。
通商以进出口货物的盈亏来决定利弊，这是显而易见的。光绪末年，与一个德国人交谈，他说：通商是双方获利，好比水，水没有不平的时候；所谓的盈亏，必定有所补救，不能固执一端而论。我德国输出少于输入，不足为虑。譬如中国没有银矿，市面上银洋流行，是从哪里来的呢？于是用《海关贸易册》来验证：中外通商，只有同治三年，出超为二万七千万两，是最兴旺的时候；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三年，这五年内，出超已降为一千万两有余；自光绪四年以后，直至二十六年，逐年递减，都是入超大于出超，严重的将近一万万两。当时德国人坦然地说，必定确实有所依据。如今入超的数字，竟有七与一的比例，那么水的不平太严重了。那崩溃决堤的势头，不是大可畏惧吗！
田赋按照定额征税，本来有标准，但时间久了弊端丛生。清朝入关，就想纠正明朝的弊端而实行清丈土地，因循拖延二百多年，而不能实行。只是因为土地太广，粮户太繁，税则又参差不齐不一致，以致一国之中，完税与欠税情况各异，不平已经非常严重。县里的账册上报难道能捏造掩饰吗？但综合核查却很难一目了然。我在外任职二十多年，每到一县，必定与县令闲谈，问他所辖田地，每亩多少弓，完粮多少。都突然不能回答；即使回答，也是说法不一。等到命令吏员开列清单，有数十亩
一户，有一亩不止一户者，且亩不一则，则不一粮，一篇细账，不糊涂而亦糊涂矣。此吾亲历之事。苏、赣钱粮完欠，不能平均，而深痛整理之不易言也。近日财政会议，力求田赋平均，可谓知其要矣；但望无徒托空言也。
译一户拥有一亩地，不止一户拥有一亩地，而且亩数各不相同，亩数不同则赋税不同，这一篇细账，不糊涂却也糊涂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苏州、赣榆的钱粮缴纳与拖欠，不能做到平均，而深切痛感整顿之难，难以言表。近日财政会议，力求田赋平均，可谓抓住了关键；只希望不要仅仅停留在空谈上。
古者取民有制，田赋之外，常税而已；今则无税不增，而田赋转成为少数矣。古者理财，量入为出；今则量出为入矣。财政部计算表勉符预算，而田赋一项尚归诸省税，只国税收入已逾七万万矣。财政部专管收支，而代财政部而收支者，尚无帐可算。锱铢所入，何一不取之于民？语云：“暂累吾民”。民果何时而释此累乎？居今日而言，理财非裁兵不可，然兵何能遽裁也？抑欲裁官乎，官亦何能遽裁乎？兵与官俱不能遽裁，则政费之浮滥者，独不可减乎？然所减亦有限矣。且更有一说，官场所浪费者，仍有利于工商之民，正可以资挹注。此说乡人自乡来者，言之历历，尚非持之无故，然亦何能成理也。司财政者竞言无办法，诚哉其无办法，然环顾外国，亦何尝有办法也。支出无艺，国债日增，其病皆中于军备也。列强乃急急于经济会议，冀欲于商务补苴。既曰会议，则必各得其平，非专顾一国也。此议何时可成，大抵终归于各求省缩而已，各谋苟全而已，勿徒骋高论，而自欺欺人也。
米为民食所资，宜流通也。自禁米出口之说起，而百弊生焉。余初次到赣，在建昌时，米价贵过二千，绅士以米谷出境太多，须厉禁，以恤平民，余许之。旋有谢、梅两老绅士，来言此禁宜弛，否则恐米价更贵。余召请禁之绅士诘之，乃对曰：“谢、梅两富绅米多，利得厚价，所言全是私意。”余亦颇信之。越数日，米价果更贵，且河下因拦米闹事者亦多。查知禁米之令一出，刁生劣监即率人在河下拦米船，得钱仍放行，有健者不肯出钱，即互相斗讼；且索钱不止一处。米价遂因而加贵。后乃知请禁之绅士，即缘禁作奸之刁劣所指使也。此江西一郡之事也。旋守苏州，省会之地，密迩上海。上海有一秘密公司，实一大米蠹也，有一般人联洋人买办为之。闻其赀本数百万，春间放债与农民，秋成收米，故全省之米大半尽入此公司之手。米价涨落，归其操纵，有时创为禁米出洋之说，或又弛禁，皆为该公司所利用，官为傀儡而已。盛杏荪未为尚书时，告余曰：“中国尚食西贡洋米，那复有米出洋？”一语可以道破。彼纷纷者，殆别有作用欤，盖暗指此公司言也。有一日，苏州米价将涨过十元，扬言非涨至十二元不止。余以此弊全在上海，乃往上海与绅商筹平价之法，告之曰：“我在建昌时，米价过二千，即闹饥荒。相隔不过六七年，何至世变如此之速！苏州产米之区，且今年又非荒歉，米贵更无理由。我有一主意，今年苏州米价不许过十元，如不遵令，苟地方抢米店，我官场不负责任。哧诈之言，我总不听！”嗣后价亦渐平，殆该公司知我已烛其奸也。此苏州一郡之事，亦即上海一埠之事也。改革后到江西省城，虽无上海之大米蠹，而米商买卖之大，亦为人所注目。江西产米有余，只临川一县，年可余一百万石，势非出口不可。议会复开，乃当日刁劣拦河之故态复萌，怂恿由会建议禁米出口，官场无可辩论。后米商向议会暗中疏通，便复议弛禁。一年至少总有一次开禁，一次弛禁。其后军事迭兴，▯金加重，上海价低，出口无利可图，虽不禁而亦不出，与禁不禁毫无关涉也，此江西一省之事，又非徒一省之事也。总之，米谷如水之流，全国可通。价之贵贱，非有特别事故，不能过于轻重，禁令只助涨价之弊，绝无平价之效。此余外任多年，真知灼见，可以断言者。然后知剖斗折衡之说，庄子亦一大政治家也。
苏秦之客于秦，米贵如玉，薪贵如桂，谒者可恶如鬼，秦王难见如帝。后见秦王，乃曰：“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诉其作客之苦，苏秦去今已二千余年，犹今日米珠薪桂之窘状也。厥后治乱相乘，物价之低昂，人民之苦乐，不知经数百变，无可殚述。但以吾身亲见者言之。南人食米，北人食麦，此其大较也；北人兼食杂粮，南人亦有兼食薯芋者。余少时不预家务，但闻米一石二三千。光绪三年到京，米一包二两四钱，折合一石，
译古代征收民赋有制度，除了田赋之外，只有常税；如今则是没有不增加的税，而田赋反而变成了少数。古代治理财政，是量入为出；如今则是量出为入。财政部的计算表勉强符合预算，而田赋一项还归各省税收，仅国税收入已超过七万万了。财政部专门管理收支，而代替财政部收支的，却连账目都算不清。每一分钱的收入，哪一样不是取自百姓？俗话说：“暂时累及百姓。”百姓究竟何时才能解除这种负担呢？在当今而言，治理财政非裁减军队不可，然而军队怎么能立刻裁减呢？或者想要裁减官员吗，官员又怎么能立刻裁减呢？军队和官员都不能立刻裁减，那么那些浮滥的行政费用，难道不可以削减吗？然而所削减的也是有限的。况且还有另一种说法，官场所浪费的，仍然有利于工商百姓，正可以拿来作为资金的调剂。这种说法，从乡下来的人讲得清清楚楚，并非毫无根据，然而这又怎么能成为道理呢？掌管财政的人竞相说没有办法，确实是没有办法，然而环顾外国，又何尝有办法呢？支出没有节制，国债日益增加，其弊病都在于军备。列强于是急于召开经济会议，希望能在商务上加以补救。既然说是会议，那么必定各方都能得到公平，不会只照顾一个国家。这个会议何时能成功，大抵最终都归结于各自寻求缩减罢了，各自谋求苟且保全罢了，不要徒然发表高论，而自欺欺人。
米是百姓食用的资粮，应该流通。自从禁止米出口的说法兴起，各种弊端就产生了。我初次到江西，在建昌时，米价贵过二千，绅士说米谷出境太多，必须严厉禁止，以体恤平民，我答应了。随后有谢、梅两位老绅士，来说这个禁令应该放宽，否则恐怕米价会更贵。我召来请求禁止的绅士质问，他回答说：“谢、梅两位富绅米多，能获取厚利，所说的全是私心。”我也颇为相信。过了几天，米价果然更贵，而且河下因为拦米闹事的也很多。查知禁止米的命令一下，刁滑的生员和劣等的监生就率领人在河下拦截米船，拿到钱才放行，有强壮的人不肯出钱，就互相斗殴诉讼；而且索要钱财不止一处。米价于是因此更加昂贵。后来才知道请求禁止的绅士，正是那些借禁令作恶的刁滑劣等之人所指使的。这是江西一郡的事情。随后我驻守苏州，那是省会之地，紧邻上海。上海有一个秘密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大米蛀虫，有一般人联合洋人买办为之。听说其资本数百万，春天向农民放债，秋天收割米，所以全省的米大半都落入这个公司手中。米价的涨落，由其操纵，有时制造禁止米出口的说法，有时又放宽禁令，都是被这个公司所利用，官府只是傀儡罢了。盛杏荪未任尚书时，告诉我：“中国尚且食用西贡洋米，哪还有米出口？”一语可以道破。那些纷纷议论的人，大概另有作用吧，大概是暗指这个公司说的。有一天，苏州米价将涨过十元，扬言不涨到十二元不止。我认为这个弊病全在上海，于是前往上海与绅商筹划平抑米价的方法，告诉他们：“我在建昌时，米价过二千，就闹饥荒。相隔不过六七年，何至于世事变化如此之快！苏州是产米地区，而且今年又不是荒歉，米贵更没有理由。我有一个主意，今年苏州米价不许超过十元，如果不遵令，假如地方抢米店，我官场不负责任。欺诈之言，我总不听！”此后米价也逐渐平抑，大概是那个公司知道我已经洞察其奸诈了。这是苏州一郡的事情，也就是上海一埠的事情。改革后到江西省城，虽然没有上海那样的大米蛀虫，但米商买卖之大，也引人注目。江西产米有余，仅临川一县，一年可余一百万石，形势非出口不可。议会再次召开，于是当日刁滑拦河的老毛病又出现了，怂恿由议会建议禁止米出口，官场无可辩论。后来米商向议会暗中疏通，便又复议放宽禁令。一年至少总有一次开禁，一次弛禁。其后军事迭起，铜钱加重，上海米价低，出口无利可图，虽然不禁止但也出不去，与禁不禁毫无关系，这是江西一省的事情，又不只是一省的事情。总之，米谷如水之流动，全国可以互通。价格的贵贱，没有特别事故，不能过于轻重，禁令只助长涨价的弊端，绝无平抑价格的功效。这是我外任多年，真知灼见，可以断言的。然后才知道“剖斗折衡”的说法，庄子也是一位大政治家。
苏秦作客于秦国，米贵如玉，柴贵如桂，谒见的人可恶如鬼，秦王难见如帝。后来见到秦王，就说：“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诉说其作客之苦，苏秦离开今天已二千余年，还是如今米珠薪桂的窘迫状况。此后治乱相乘，物价的高低，人民的苦乐，不知经过数百次变化，无法详尽叙述。但以我亲身所见来说。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麦，这是大致的情况；北方人兼吃杂粮，南方人也有兼吃薯芋的。我年轻时不参与家务，只听说米一石二三千。光绪三年到京城，米一包二两四钱，折合一石，
则为三两余。光绪廿三年到建昌，米一石不过二千，边县则只千二百文。乃调南安，山多田少，地近粤边，米石八元，多者十元，与内地价几逾倍。光绪季年到苏州，产米之区，价亦七八元，间有至十元。甲寅到赣，米石以四五元时为多。壬戌到沪，则米十元以外，间有近二十元矣。大抵米价之高低，除僻地以丰歉为转移，其都市之处，皆操纵于米商之手。其因禁生奸，因税滋弊，皆由米商消纳之而入于米价。是米价定于商，不定于农也。是亦筹民食者所当知也。
译于是价格就达到三两有余。光绪二十三年我到达建昌，一石米不超过两千文，边远县城则只有一千二百文。后来调任南安，那里山多田少，靠近广东边界，一石米八元，多的达十元，与内地的价格几乎超过一倍。光绪末年我到苏州，作为产米地区，米价也达七八元，偶尔有高达十元的。甲寅年我到江西，一石米以四五元为多。壬戌年我到上海，米价则在十元以上，偶尔接近二十元。大体上米价的高低，除了偏远地区随丰收或歉收而变动外，在都市地区，都操纵在米商手中。那些因禁令而产生的奸诈行为，因税收而滋生的弊端，都由米商消化吸收而计入米价之中。因此米价是由商人决定的，而不是由农民决定的。这也是筹划百姓食粮的人所应当知道的。
矿产布天下，所谓地不爱宝也。然开之，或得或不得，即或得之，或衰或旺，或始旺而终衰，或始衰而忽大旺。此变化不测，殆有天为之主宰，而矿师之明昧，特为天所驱使耳。中国▯年前，山西煤矿中外喧传，谓可采至千年不竭也。随声附和，哄动一时，某巨公乃与外人合赀，开采煤油矿。不二年，各亏巨本而罢。当初如何合赀及亏本后如何分任？事属既往，不必深求，然山西矿名一败涂地矣。即汉冶萍煤矿，何尝不亏本，特以供给日本，取用未即废耳。他如漠河金矿、▯南铜矿之类，其衰旺情形，互有不同。大概不过养活一时矿工而已。若外国矿主所称为大王者，百无一二，其失败者亦不少。无他，天生田以养农，生矿以养工；田之利薄，故使之长享其利，矿之利厚，故特为之限制。其实酌盈剂虚，工之利又未尝不薄也。天道恶盈，冥思之，适见造化之妙而已。
《易》曰：“明慎用刑。”历代虽除肉刑而未净绝。民国新刑律，改大辟为枪毙，即笞刑亦废，可谓法网宏开矣。虽所定刑章，间与国情▯格，然苟折狱惟良，尽可徐图补救。惟滞狱贻累，已足上于天和，所当深戒也。
民国法律，视前代为宽。然历代法律，虽不免有苛细之处，前清法律亦未尝不然，而臬司及州县衙门，必竖一牌坊，书“天理国法人情”六字于其上，谓必合天理人情，而后成为国法也。语云：“立法严，行法恕。”又曰：“行法须得法外意。”古人之言深远哉。
狱讼之兴，不外酒色财气四字。民之求理于官者以此，官之取信于民者亦以此。而不知四字之中，以气为主，而色亦大有关系。淫为万恶之首，谚曰“色胆包天”。余外任二十余年，乃知所有命案，多系因奸而起，谋财害命却居少数，谚所谓“十命九奸”是也。其盗案亦有因奸起者，定狱时则从其重者处之，而不以奸情牵混也。赌可倾家。无家可倾，非出于窃不可，窃案所以多赌徒也。盗案亦有因赌者，小赌则窃，大赌则盗，定狱者亦从其重者处之，不以犯赌牵混也。至于饮酒亦有滋事者，然止于斗殴而已，其涉于命者，亦误杀斗杀而已，非重大命案可比；且饮之费究不如赌，亦不至遽流为巨盗也。此亦民情之大可见也。
户婚田土之案，从前归于钱谷，今则曰民事诉讼，皆为钱而已。金钱万恶，争钱必争气，讼案所以易涉货贿也。钱谷幕友，操守每逊于刑名，官场轻视钱幕，亦即为此，然而贪吏喜之矣。吏虽不贪，而有藉之为傀儡，于中取利，而吏亦不免贪名。是则贪吏之所喜，亦即廉吏之所惧也。故《牧令全书》谓：“钱谷之案不能轻断，断则必翻，不如诿之公亲调处，而翻者却少。”此即《易》象所谓君子以明慎用刑，无敢折狱之说也。
潍侄既到彭泽任，恶民情之刁，讦告之不易防也，来书问补救之法。余告之曰：“汝自命法政家，能断案耳。殊不知词讼一判曲直，便有一德一怨。汝断百案，便有百个怨家，怨家哪肯说汝好话。吾此言非教汝不断案也。真正刑事之案，却宜迅速断结，如果处当其罪，而又出以哀矜，则民亦何怨！所最宜慎者，民事之案耳。户婚田土，头绪纷繁，情伪百出，人各绘一图，各持一据，目迷五色，从何处说起！是非使之调处不可。《牧令书》曰：‘公庭之曲直，不如乡党之是非。’此调人之职，所以为世重也。”《牧令书》虽多门面语，不必尽合事实，然此数语却可诵。调处不了者，官岂能不断？但少断案，总少怨家也。吾生平听讼颇不让人，今为此言，岂尽滑稽哉！
乱世官威易行，平世官威转损。官之威，亦恃力为之助耳。乱世官以武助力，虽甚贪暴，民纵智，不能与武抗也。平世官以法助力，民之智，正可缘法生奸。吾平日不喜谈禁令者，即是此意。语云：“下民易虐。”此亦指良懦者言耳。然民即良懦，而其旁有不良懦者，指而导之，亦何曾易虐哉！盖民之智多，不特廉吏难为，即贪吏亦何曾易
译矿产资源遍布天下，这就是所谓的“大地不吝惜宝物”。然而开采矿产，有时能采到，有时采不到；即便采到了，有时衰败有时兴旺，有时起初兴旺最终衰败，有时起初衰败忽然变得非常兴旺。这种变化难以预测，大概有上天作为主宰，而矿工的明智或愚昧，不过是受上天的驱使罢了。中国若干年前，山西煤矿在国内外传闻，说可以开采千年而不枯竭。人们随声附和，一时轰动，某位大人物于是与外国人合资，开采煤油矿。不到两年，各方亏损巨额资本而停止。当初如何合资以及亏本后如何分担责任？事情已经过去，不必深究，然而山西矿的名声就此一败涂地。即使是汉冶萍煤矿，何尝没有亏本，只是因为供给日本，取用未立即停止罢了。其他如漠河金矿、某地铜矿之类，其衰旺情况，各不相同。大抵不过养活一时的矿工而已。至于外国矿主所称为大王的，百中无一二，其失败的也不少。没有别的，上天生出田地来养育农民，生出矿产来养育工人；田地的利益微薄，所以让它长久享有利益，矿产的利益丰厚，所以特别为之限制。其实调节盈虚，工人的利益也未尝不微薄。天道厌恶满盈，深思之下，正好看见造化的奇妙而已。
《易经》说：“明智谨慎地使用刑罚。”历代虽然废除肉刑但未完全断绝。民国新刑律，将死刑改为枪决，连笞刑也废除了，可以说是法网宽宏了。虽然所定的刑章，偶尔与国情不合，但如果审理案件公正善良，完全可以慢慢图谋补救。只是案件积压拖累百姓，已经足以伤害上天之和气，这是应当深深警戒的。
民国法律，比起前代要宽缓。然而历代法律，虽然不免有苛刻繁琐之处，前清法律也未尝不是如此，而按察使司及州县衙门，必定竖立一块牌坊，在上面书写“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字，说必须合乎天理人情，然后才成为国法。俗话说：“立法严厉，执法宽恕。”又说：“执法须懂得法外之意。”古人的话深远啊。
诉讼的发生，不外乎酒、色、财、气四个字。百姓向官府求理是因为这四点，官府取得百姓信任也是因为这四点。却不知道这四个字之中，以“气”为主，而“色”也大有关系。淫乱是万恶之首，谚语说“色胆包天”。我在外任职二十多年，才知道所有命案，大多因奸情而起，谋财害命却占少数，谚语所谓“十命九奸”就是这样。盗窃案件也有因奸情引起的，定罪时则按重罪处理，而不以奸情混淆。赌博可以倾家荡产。没有家产可倾，不出于偷窃不可，所以盗窃案件多赌徒。盗窃案件也有因赌博引起的，小赌则偷窃，大赌则抢劫，定罪者也按重罪处理，不以犯赌混淆。至于饮酒也有惹事生非的，但仅限于斗殴而已，涉及命案的，也是误杀斗杀而已，不能与重大命案相比；而且饮酒的费用终究不如赌博，也不至于立刻沦为巨盗。这也是民情的大致可见之处。
户籍婚姻田土的案件，从前归于钱谷类，现在称为民事诉讼，都是为了钱而已。金钱是万恶之源，争钱必定争气，诉讼案件所以容易涉及贿赂。钱谷幕友，操守往往不如刑名幕友，官场轻视钱谷幕友，也是因为这个，然而贪官喜欢他们了。官吏虽然不贪，但借他们作为傀儡，从中取利，而官吏也不免贪名。这就是贪官所喜欢的，也就是廉吏所恐惧的。所以《牧令全书》说：“钱谷案件不能轻易判决，判决必定翻案，不如委托公正的乡绅调处，而翻案的却少。”这就是《易经》象辞所说的君子以明智谨慎使用刑罚，不敢轻易断案的意思。
潍侄既然到彭泽任职，厌恶民情刁钻，揭发控告难以预防，来信询问补救的方法。我告诉他：“你自命为法政家，能断案罢了。殊不知诉讼一旦判定曲直，便有一德一怨。你断百案，便有百个怨家，怨家哪肯说你好话。我这话不是教你不断案。真正的刑事案件，却宜迅速断结，如果处罚得当，而又出于哀怜，那么百姓又有什么怨恨！最应当谨慎的，是民事案件。户籍婚姻田土，头绪纷繁，真假百出，人各画一图，各持一据，眼花缭乱，从何处说起！是非使之调处不可。《牧令书》说：‘公堂上的曲直，不如乡里的对错。’这就是调停人的职责，所以被世人重视。”《牧令书》虽然多门面话，不必完全符合事实，然而这几句话却值得诵读。调处不了的，官府岂能不断？但少断案，总少怨家。我平生听讼颇不让人，现在说这话，岂尽是为了滑稽呢！
乱世官威容易施行，平世官威反而受损。官威，也依靠力量作为辅助罢了。乱世官员以武力辅助，虽然非常贪婪暴虐，百姓纵然聪明，也不能与武力抗衡。平世官员以法律辅助，百姓的聪明，正可以凭借法律生出奸诈。我平日不喜欢谈论禁令，就是这个意思。俗话说：“下民容易虐待。”这也是指善良懦弱的人而言。然而百姓即使善良懦弱，而其旁有不良懦弱的人，指使引导他们，又何曾容易虐待呢！大概百姓的聪明多，不仅廉吏难做，即使贪吏又何曾容易
为？不特循吏难为，即酷吏亦何曾易为？古之称廉吏、循吏者，临行卧辙留衣，旋而立祠立传，何曾非此多智之民操纵其间，而运用其智乎？
译做什么呢？不只是循吏难做，即使是酷吏又哪里曾容易做？古代被称为廉吏、循吏的人，临行时百姓卧于车辙中挽留、留下衣物，随即就为他们立祠立传，这难道不是这些多智的百姓在暗中操纵，而运用他们的智谋吗？
《书》曰：“民可近，不可下”，《诗》曰：“顾畏民{品石}”，从古民气固不可侮也。自政衰官横，士之黠者，挟民气之说与官抗，而官败矣。官不甘于败也，乃挟兵而与民抗，而民败矣。民又不甘于败也，挟匪而与兵抗，而兵又败矣。兵亦不甘于败也，通匪而与民抗，则民更大败而特败矣。其实官也、士也、兵也、匪也，其始皆民也。民之黠者究少数，不黠者究多数，相持日久而无以了局，黠者悔矣，不黠者亦悟矣。其始之抗也，势胜而理诎；其悔而悟也，理胜而势诎，理胜势诎，天下太平矣。此亦古今治乱之机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以政则不能无禁令，禁令愈严，而缘法作奸者，滋弊必愈甚，此以政不如以德之善也。余外任廿四年，除禁烟及禁假命案外，绝不悬一禁令。明知佐贰杂职，皆藉例以收陋规，余只考察僚属，不使滥索，绝不容缘法者得以售其奸。此意稍明治体者亦多知之，非谓余有特识也。即以余所禁二端而论，禁假命案只在官能廉明，权自不至旁落；禁烟则以国际关系，不得不锐意行之。然不料继吾后者，破坏灭裂，一至于是也。
中外交涉，译署总其成，而教案则地方官之责也。教民播恶，鱼肉平民，余守赣九年，适丁其▯厄。百计镇压，终未得当，抱疚在心。嗣义和团起义，仇教号召，不无卤莽。外人以杀使辱国，藉保教为名，联军入京，索赔巨款，协定苛约，而始退兵。因是而教<舀炎>愈张，民怨愈甚，不数年，遂有南昌之变。南昌之案，外人实无戕官之事，兵舰一到，自满所欲而去。然外人从此亦大有觉悟，知教民之不可袒也，乃隐将教权裁削，禁教士不得干预讼事，而数十年之教祸息，而民脱水火矣。然外人初无明文宣布也，余到苏州时，见教士之不入公门，后始讠ぁ知其故，此诚中国教祸起灭之大转机也。
中国外患内忧相迫而至。然环顾海邦，仍各有岌岌自危之势，甚矣纷乱之已造其极也。此何故哉？天祸中国，天不止祸中国也，环球生计均感穷蹙，相逼而成也。试问今日何国之民得安居乐业者，恐未易言。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有国者所当上下觉悟，而谋所以转祸为福也。一国一党之争，皆局部之事，无关于大本也。
邵尧夫闻杜鹃，有南人作相之惧；宋高宗有“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何所归”之愤言。中国人本有南北之意见也，当国者持同轨同文之旨，极力维持，苦心消弭，不得谓毫无政策。明清两朝，各得延祚二三百年者，以割据偏安之祸根斩除殆尽也。清季议立宪，又有联邦自治之说；旋以南北争持，又有南北分治之语。不知联邦自治，是须邦邦备兵也；南北分治，是须南北各备兵也。近世殚一岁之所入以养兵，犹且不给，况又分之乎？北方地广民贫，南方地狭产富，以南济北，相安已久。且川之济滇黔，粤之济桂，浙之济闽，所谓受协省份者，南之中又相济焉，此理财之关系也。袒护同乡，悬为厉禁，本地人作本地官，亦悬为厉禁，故人才相资，四海皆为兄弟，无相猜忌。今曰自治，是此省之人，不能治彼省，甚至此郡此县，不能治彼郡彼县，是一郡一县之外，不相来往也。中国一千九百县，是分为一千九百国矣。外人不来瓜分，自己先瓜分矣！且一县为一国，是一千八百九十九国，皆敌国也。敌国相侵，乱岂有定乎？此又用人之关系也。然则中国不统一，其可能乎！今国难急矣，慎勿再搬演名词，徒乱人意也。
《诗》曰：“既克有定，靡人弗胜。”言天终有定时，终有胜人之时，且环球并无二天，天管中国，即环球各国无不管也。譬如天道恶盈，今日各国机器发达极矣，而天以工商恐慌警之，即天之恶盈也。天道福善祸淫，中国军阀当日狂嫖烂赌，而天以屡次覆败警之，京官当日亦狂嫖烂赌，而天以变作灾官警之，即天之祸淫也。天之阴骘下民，其舒惨迟速之数，固有示人不测者。莫谓天网不漏之说之不足信也。
译《尚书》说：“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凌辱”，《诗经》说：“顾念畏惧百姓的怨恨”，自古以来，民气本来是不可侮辱的。自从政治衰败、官吏横行，士人中狡黠的人，就挟持民气的说法与官府对抗，于是官府失败了。官府不甘于失败，于是挟持军队与百姓对抗，于是百姓失败了。百姓又不甘于失败，挟持匪徒与军队对抗，于是军队又失败了。军队也不甘于失败，勾结匪徒与百姓对抗，于是百姓遭受了更大更彻底的失败。其实，官吏、士人、军队、匪徒，起初都是百姓。百姓中狡黠的终究是少数，不狡黠的终究是多数，相持日久而无法收场，狡黠的人后悔了，不狡黠的人也醒悟了。起初对抗时，势力占优而道理理亏；后悔和醒悟时，道理占优而势力理亏，道理占优而势力理亏，天下就太平了。这也是古今治乱的关键所在。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用政令就不能没有禁令，禁令越严厉，那些利用法律条文作奸犯科的人，滋生的弊端必定越严重，这就是用政令不如用道德教化好的原因。我在外任职二十四年，除了禁烟和禁止假命案之外，绝不颁布一条禁令。明知佐贰杂职，都借例规来收取陋规，我只考察僚属，不让他们滥索，绝不容许那些利用法律条文的人得以行奸。这个意思，稍微明白治体的人大多也知道，并不是说我有什么特殊的见识。就拿我所禁止的两件事来说，禁止假命案只要官吏能够廉洁明察，权力自然不至于旁落；禁止鸦片则因为国际关系，不得不锐意推行。然而没想到继任我的人，破坏毁灭，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中外交涉，由总理衙门总其成，而教案则是地方官的责任。教民作恶，鱼肉平民，我在江西守土九年，恰逢其难。百计镇压，终未得当，心中抱憾。后来义和团起义，仇教号召，不无卤莽。外国人以杀害使节、侮辱国家为由，借着保护教民的名义，联军进入北京，索赔巨款，协定苛刻条约，然后才退兵。因此教焰更加嚣张，民怨更加深重，不到几年，就发生了南昌之变。南昌的案件，外国人实际上并没有杀害官吏的事，兵舰一到，满足了欲望就离开了。然而外国人从此也大有觉悟，知道不能袒护教民，于是暗中削减教权，禁止教士干预诉讼，于是数十年的教祸平息，百姓脱离了水火。然而外国人起初并没有明文宣布，我到了苏州时，看见教士不进入官府，后来才知道其中的缘故，这确实是中国教祸兴起与消灭的大转机。
中国外患内忧相继而至。然而环顾海外各国，仍然各有岌岌自危之势，纷乱已经造到了极点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上天降祸于中国，上天不止降祸于中国，全球的生计都感到困窘，相互逼迫而形成的。试问今天哪个国家的百姓能安居乐业，恐怕不容易说。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有国家的人应当上下觉悟，而谋求转祸为福的方法。一国一党之争，都是局部之事，与根本大局无关。
邵尧夫听到杜鹃啼叫，有南人作宰相的恐惧；宋高宗有“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何所归”的愤慨之言。中国人本来就有南北的偏见，当政者秉持同轨同文的宗旨，极力维持，苦心消弭，不能说毫无政策。明清两朝，各自得以延续国祚二三百年，是因为割据偏安的祸根被斩除殆尽。清朝末年议论立宪，又有联邦自治的说法；随即因为南北争执，又有南北分治的说法。不知道联邦自治，是必须每个邦都备兵；南北分治，是必须南北各自备兵。近代竭尽一年的收入来养兵，尚且不够，何况又分开呢？北方地广民贫，南方地狭产富，以南济北，相安已久。而且四川接济云南贵州，广东接济广西，浙江接济福建，所谓受协省份，南方内部又相互接济，这是理财的关系。袒护同乡，定为严令禁止，本地人做本地官，也定为严令禁止，所以人才相互依靠，四海皆为兄弟，没有相互猜忌。现在说自治，是这个省的人，不能治理那个省，甚至这个郡这个县，不能治理那个郡那个县，是一个郡一个县之外，不相往来了。中国一千九百个县，是分为一千九百个国家了。外国人如果不来瓜分，自己先瓜分了！而且一个县为一个国家，是一千八百九十九个国家，都是敌国。敌国相互侵扰，乱局岂有定论的时候？这又是用人的关系。那么中国不统一，可能吗！现在国难紧急了，千万不要再搬弄名词，徒然扰乱人心。
《诗经》说：“既然能够安定，没有人不能战胜。”说上天终究有安定时，终究有战胜人的时候，而且全球并没有两个天，天管理中国，就是全球各国没有不管理的。譬如天道厌恶盈满，今天各国机器发达到了极点，而上天用工商恐慌来警示，就是上天厌恶盈满。天道福善祸淫，中国军阀当日狂嫖烂赌，而上天用屡次覆败来警示，京官当日也狂嫖烂赌，而上天用变作灾官来警示，就是上天祸淫。上天暗中保佑下民，其舒缓惨烈、迟速的定数，本来有示人不测的。不要说天网不漏的说法不足以相信。
党派纷争，政局不定，无他，政不在养民而已。然昔之养民也易，今之养民也难；昔之养民也省，今之养民也费。何以谓之费？今日之势，非裁兵不可。未裁之兵当养，已裁之兵亦当养，且未为兵之人，尤不能不养，则养之费岂能堪哉！舍之不养，则战祸复起，广取民财以养之，则流寇亦必起。为今之计，非大借外国之财，大举建设不可。大举建设，则无论旧人新人，皆有所安置，而小民亦得以沾其利，岂不皆大欢喜乎！且痛减赋税，以旧日正供为度，专办旧日之政。如此，则政不繁，赋不重，物价大贱，而民不胜其乐矣，岂非一举而数善备哉。然欲借外人之款，必先量外人之力，欲量外人之力，必由大局之定而生。然则大局岂能长不定乎？外国亦不能不同负此责也。
译党派纷争，政局动荡，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政治没有致力于养育百姓罢了。然而过去养育百姓容易，现在养育百姓困难；过去养育百姓花费少，现在养育百姓花费多。为什么说花费多呢？当今的局势，不裁减军队是不行的。未裁减的士兵需要供养，已裁减的士兵也需要供养，况且那些尚未成为士兵的人，尤其不能不供养，那么供养的费用怎能承受得起呢！如果舍弃他们不予供养，那么战争祸乱必将再次兴起；如果广泛搜刮百姓钱财来供养他们，那么流寇也必定会兴起。如今的对策，不大量借取外国的钱财，大规模进行建设是不行的。大规模建设，那么无论是旧人还是新人，都能得到安置，而普通百姓也能从中获益，这难道不是大家都欢喜的事吗！并且大幅减轻赋税，以旧日的正税为限度，专门办理旧日的政务。这样，政令就不繁杂，赋税就不沉重，物价大幅降低，而百姓快乐得不得了，这难道不是一举而具备多种好处吗。然而想要借取外人的款项，必须先估量外人的能力；想要估量外人的能力，必须从大局的稳定中产生。那么大局难道能长久不稳定吗？外国也不能不共同承担这个责任。
华侨散处各地甚多，而能拥赀成业者，究以南洋为盛，而发达亦最先。从前寄款回国，络绎不绝，今则外国工商恐慌，同受影响。能举华侨之产，而救祖国之贫，杯水车薪，亦属无济。然人数究众且多，不忘祖国；其致力于实业，经验亦富，国家如果善为招徕，则源源归国，于国力亦不无小补也。
入其疆，土地辟，田地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庆，赏也。让，责也。此古者天子巡狩诸侯之制也。今观列国，其田野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者无论矣。乃有地无旷土，野无游民，而且市肆繁盛，日用优美，其国事则谋之元老，庶政则合之群策，不失养老尊贤之意，乃观其国中，人心不定，仍岌然若不可终日者。此何故哉？盖霸者欢虞之民，日久不能相安无事也。然不能相安，又何能终于不安哉？识者有以知其不然矣。
列强备战，战机逼矣。子独言不能战，何也？曰：“各国皆穷也。”“穷何以犹备战？”曰：“半以备国防，半以空言威胁，而欲以柔道制胜也。”曰：“此策不行奈何？”曰：“逼而再一战，亦暂时事耳。且战之胜负，亦无把握。”“绿气炮极猛烈，不恤人言，非不可以借一乎？”曰：“如用绿气炮，则人类必绝，乾坤毁矣，天固不许也。”“然则专用飞艇乎？飞艇价省而效速，横空飞翔，多多益善，不可以一逞乎？”“然一利器之出，科学家必另制一器以破之。闻近来甲年所造之艇，乙年即不能用。前途危险，正未可知。当日奇肱国作飞车矣，飞车与飞艇同，飞车果可利用，可以至今不传耶？战胜本侥幸之事，况胜一无所利，败则必至亡国，恐列强必不为也。”
韩非子说十过，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道也。”不量力而徒恃外国之助，国必至于削，此固然也。而按之近日时势，却不尽然。欧洲多小国，而间于大国，却赖各国联盟，得以均势，而免于削。惟国小必弱，即有礼于大国，如非均势联盟，岂能免于侵侮！则谏臣之审时度势，固不宜轻发议论，而使臣之御侮折冲，又岂可不慎重其选哉！
●卷四
余生于咸丰五年，正值大乱。至十二岁而各省肃清，廿三岁到京时，完全一升乎景象。《传》云“十年生聚”，其期固不爽也。今日各省民生涂炭，不亚于咸同之时，特不知何日可生聚耳？
《孟子》言：一治一乱。易卦于剥之后，继之以复。今固乱时也，乱必有治；此固剥时也，剥必有复。古人有见于此，著经世之书，以待将来，不以世乱妄自菲薄，徒忧伤憔悴以终。语云：“天下自乱，吾心自太平。”诚非无所见而云然也。
局外说闲话，天下无难事；事后说闲话，古今无完人。此四语，吾幼时闻之父执杨陶径学博森藩所言也。其人皓首庞眉，丰采焕发，议论风生。常到我家，所谈皆足以动听，惟此四语余牢记在心，至今不能忘。后生小子动辄开口骂人，亦自成其▯夭相而已。
孙夏峰云：“勿系恋既往，勿悠忽现在，勿希冀将来。”此三语吾屡屡举以告人。看似甚浅，然苟能力行此语，则不知心地要何等干净。吾老矣，从前所做之官，与所用之钱，绝不介介，即所谓勿系恋既往也。目前只守勤俭二字，应做事必做，应读书必读，即所谓勿悠忽现在也。至于后来之功名富贵四字，绝不一著梦想，即所谓勿希冀将来也。人以我之顽健，谓为善于养生，其实皆得力于此三语也。
名不可以太盛，盛则易惹是非；权不可以太重，重则易丛恩怨。周孔之圣尚且不免，况其下者乎？今而知巢、许之清高，老、庄之冲逸，亦自有千古也。
孔子之美柳下惠也，只述其三黜不去之言，此外不著一字。所谓欲求其遗议，则亦无形，诸叹赏，则已赘也。若论孔文子之不耻下问，许之为文，称其一节也。论臧文仲之
译华侨散居各地很多，但能拥有资本建立产业的，终究以南洋最为兴盛，而且发展也最早。从前寄钱回国，络绎不绝，如今外国工商界遭遇恐慌，同样受到影响。想依靠华侨的财产来拯救祖国的贫困，犹如杯水车薪，也无济于事。然而华侨人数终究众多，且不忘记祖国；他们在实业方面致力耕耘，经验也很丰富，国家如果能善于招引他们，那么他们源源不断地回国，对于国力也不无一点补益。
进入那个国家的疆域，土地开垦，田地治理，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就有赏赐；进入那个国家的疆域，土地荒芜，遗老失贤，贪婪刻薄的人在位，就有责备。庆，就是赏赐。让，就是责备。这是古代天子巡狩诸侯的制度。现在观察各国，那些田野荒芜、遗老失贤、贪婪刻薄的人在位的且不论。有的国家没有闲置的土地，野外没有游民，而且市场繁荣，日常生活美好，国家大事由元老谋划，各种政务汇聚众人的策略，不违背养老尊贤的本意，但观察那个国家内部，人心不定，仍然岌岌可危好像不能维持一天。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霸主取悦民众，时间久了不能相安无事。然而不能相安无事，又怎么能最终不安定呢？有见识的人知道事情并非如此。
列强准备战争，战争时机紧迫了。您独自说不能开战，为什么呢？回答说：“各国都很穷困。”“穷困为什么还要准备战争？”回答说：“一半是为了防备国防，一半是用空话威胁，而想以柔道取胜。”问：“这种策略行不通怎么办？”回答说：“逼迫之下再打一仗，也只是暂时的事罢了。况且战争的胜负，也没有把握。”“绿气炮极其猛烈，不顾惜别人的言论，难道不可以借用一下吗？”回答说：“如果使用绿气炮，那么人类必定灭绝，天地毁灭了，上天本来就不允许。”“那么专门使用飞艇吗？飞艇价格便宜而见效快，在空中横飞，越多越好，不可以逞强一次吗？”“然而一种利器出现，科学家必定另外制造一种器具来破解它。听说近来甲年制造的飞艇，乙年就不能使用了。前途危险，正不可知。当初奇肱国制造飞车了，飞车与飞艇相同，飞车如果真的可以利用，难道能至今不流传吗？战胜本来是侥幸的事，况且胜利了也没有所得，失败了必定导致亡国，恐怕列强必定不会这样做。”
韩非子论述十种过失，第九条说：“内部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外部依赖诸侯，那就是削弱国家的祸患。”第十条说：“国家弱小没有礼义，不任用进谏的大臣，那就是断绝世系的道路。”不估量力量而仅仅依赖外国的帮助，国家必定走向削弱，这固然如此。但按照近日的时势，却不完全如此。欧洲有很多小国，夹在大国之间，却依靠各国联盟，得以保持均势，从而避免被削弱。只是国家弱小必定脆弱，即使对大国有礼义，如果不是均势联盟，怎么能避免侵略侮辱！那么进谏大臣审时度势，本来就不应该轻率发表议论，而出使大臣抵御外侮、挫败敌人，又怎么能不慎重选择呢！
●卷四
我出生在咸丰五年，正值大乱。到十二岁时各省肃清，二十三岁到京城时，完全是一派升平景象。《左传》说“十年生聚”，这个期限确实没有差错。如今各省民生涂炭，不亚于咸丰、同治年间，只是不知道哪一天可以生聚罢了。
《孟子》说：一治一乱。《易经》卦象在剥卦之后，接着是复卦。现在固然是乱世，乱世必定有治世；这固然是剥落之时，剥落必定有回复。古人看到了这一点，著述经世致用的书籍，以等待将来，不因世道混乱而妄自菲薄，徒然忧伤憔悴而终老。俗话说：“天下自乱，吾心自太平。”确实不是没有见解才这样说的。
局外人说闲话，天下没有难事；事后说闲话，古今没有完人。这四句话，我小时候听父亲的朋友杨陶径学博森藩所说。那人白发苍苍，眉毛浓密，风采焕发，议论风生。常到我家，所谈都足以动听，只有这四句话我牢记在心，至今不能忘记。后生小子动辄开口骂人，也只是自成其短命夭折的相貌罢了。
孙夏峰说：“不要留恋过去，不要忽视现在，不要希冀将来。”这三句话我屡屡举出来告诉别人。看似很浅显，但假如能努力践行这三句话，那么不知道心地要何等干净。我老了，从前所做的官，与所用的钱，绝不耿耿于怀，这就是所谓不要留恋过去。目前只守勤俭二字，应该做的事必定做，应该读的书必定读，这就是所谓不要忽视现在。至于后来的功名富贵四个字，绝不一丝梦想，这就是所谓不要希冀将来。人们因为我顽健，说我是善于养生，其实都得力于这三句话。
名声不可以太盛，盛了就容易惹是非；权力不可以太重，重了就容易聚集恩怨。周公、孔子的圣人尚且不免，何况他们之下的人呢？现在才知道巢父、许由的清高，老子、庄子的冲淡飘逸，也自有千古的价值。
孔子赞美柳下惠，只陈述他三次被罢免却不离开的言论，此外不写一字。所谓想要寻求他的遗议，那么也没有形迹，各种叹赏，就已经多余了。如果论及孔文子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赞许他为“文”，是称赞他这一节操。论及臧文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