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密斋笔记 宋 谢采伯
●自序
余好渔猎书传，时年六十有三，易班东归，天赐一闲，无以解日，书生结习未除，亦自▯角有闻见，岂应以▯弁泯没，遂著于篇以示儿辈，曰或问者，儿辈所质问也。经史、本朝文艺杂说几五万余言，固未足追媲古作。要之，无▯牾于圣人，不犹愈于稗官、小说、传奇、志怪之流乎？庶后之子孙，知余老不废学云尔。淳▯元年辛丑长至谢采伯元若甫引。
●卷一
《易纬稽览图》云：伏羲至无怀氏，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三年，神农五百四十年，黄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颛顼五百年，帝喾三百五十年，尧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年，殷六百四十四年（案：原本误作四百九十六年），周八百七十三年（案：原本误作六十七年》，秦五十年。已上六万三千一百八十六年。惟伏羲画八卦，传于后代，余既六万余年，略无文字，可考何耶？抑有，而不传也。班固曰：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又《乾凿》，度乃苍颉注，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与《素问》等书，皆书也，非有而不传者与。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战国二百二十五年，秦四十年生汉高祖；三国五十六年，晋一百六十年，宋六十年，齐二十四年，梁八十七年（案：原本误作五十六年），陈三十三年，隋三十八年生唐太宗；五代共五十余年生艺祖。三大英主，拨乱反正，拯民涂炭，汉尚高厚，唐立法度，国祚悠久。本朝用儒，立国以仁，卜世卜年，永永无极。
汉兴诸臣，虽非粹然一出于正，然皆能以功名自夺，乘芳汗青者，正以其一时言议合于事情而本于理义也。沛公意欲留居秦宫中，樊哙谏曰：“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沛公不听，张良又谏曰：“宜缟素为资。”二臣之谏，周公之《无逸》也。韩信言项王为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又言项羽实失天下之心，又言约法三章，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韩信能占民心为趋向，是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也。项羽杀义帝，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宜率三军，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举也。”董公之言，《春秋》讨贼之义也。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后上朝，太公拥筹迎门却行，是明于君臣之分也。人皆曰：汉初诸臣，多粗暴凶诈之徒。借以集事思之，皆明于纲常、合于礼义，此理亘万古，未尝一日泯灭也。
高祖好酒及色，范增又云：“贪财好色”。高祖兴王，史臣安敢加毁，缘是难遮掩，未免直笔。今观其一入秦宫，见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便欲留居，赖二臣之谏，回军霸上。一入彭城，可谓重地，便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是时无谏者，遂一败涂地。及得天下，又溺于戚姬，几欲废太子，微四皓，则又是一场狼狈。外物易移，内欲易动，幸迫于利害而止。我朝艺祖真圣主也。
真宗尝谓王旦曰：每除拜宰相，亲王不御崇德殿，不视朝，其意以命宰相，亲王示不敢专也。
崇宁五年，敕节文小钞，知通监造，书押印，造样号，年限条禁，并依川钱法，军人官员请给不用外，买卖、仓场、库务、出纳依见钱行用，三年为界。大观二年，第一料其样与今会子略同，上段印准，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画泉山，下段平写一贯文，省守姓押子，此会子兆端也。绍兴十二年，户部张澄欲行会子，给事中胡霈然沮之而止。绍兴二十二年，竟行之，今九十余年，其弊极矣。而大观小钞，民以为便者，造之有限，而换之有信也。
高宗语：东宫须是读书，便知古今治乱，便不受人瞒。朕初即位，群臣多劝法仁宗。仁宗固是仁厚，末年纪纲几乎不振，所幸得韩琦，遂无事。本朝自有太祖，何故不取以为法。
聘
译密斋笔记 宋 谢采伯
●自序
我喜好广泛涉猎书籍典籍，当时年纪六十三岁，调任东归，上天赐予我清闲，没有事情来打发日子，读书人的旧习气尚未消除，自己也略微有些见闻，难道应该让这些见闻湮没无闻吗？于是写成篇章来给儿辈看，称为《或问》，这是儿辈所提问的。经史、本朝文艺杂说共五万多字，固然不足以追比媲美古代的作品。总之，不违背圣人的道理，不还是胜过稗官、小说、传奇、志怪之类吗？希望后来的子孙，知道我在年老时也不废弃学习罢了。淳熙元年辛丑冬至谢采伯元若甫作序。
●卷一
《易纬稽览图》说：从伏羲到无怀氏，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三年，神农五百四十年，黄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颛顼五百年，帝喾三百五十年，尧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年，殷六百四十四年（注：原本误作四百九十六年），周八百七十三年（注：原本误作六十七年），秦五十年。以上共计六万三千一百八十六年。只有伏羲画八卦，流传于后代，其余六万多年，几乎没有文字，可以考证什么呢？还是说有文字，但没有流传下来呢？班固说：唐虞以前，虽然有遗留的文字，但那些言语不合常理？所以说黄帝、颛顼的事迹，不能明确知晓。又说《乾凿度》是苍颉所注，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与《素问》等书，都是书籍，难道不是有而不传吗？又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战国二百二十五年，秦四十年后生出汉高祖；三国五十六年，晋一百六十年，宋六十年，齐二十四年，梁八十七年（注：原本误作五十六年），陈三十三年，隋三十八年后生出唐太宗；五代共五十多年后生出宋太祖。这三位伟大的英明君主，拨乱反正，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汉朝崇尚高厚，唐朝建立法度，国运长久。本朝任用儒生，以仁义立国，预测国运长久，永远没有穷尽。
汉朝兴起时的各位大臣，虽然并非纯粹出于正道，但都能以功名自我激励，名垂青史，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言论合乎事理且基于理义。沛公想要留在秦宫中，樊哙劝谏说：“这些奢华美丽的东西，都是秦朝灭亡的原因。”沛公不听，张良又劝谏说：“应该以简朴为资本。”两位大臣的劝谏，如同周公的《无逸》篇。韩信说项王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又说项羽实际上失去了天下人的心，又说约法三章，秦民无不希望大王称王于秦。韩信能判断民心所向，这是三代以仁德得天下的道理。项羽杀害义帝，三老董公拦住汉王说：“仁德不靠勇力，正义不靠强力，应该率领三军，穿着素服向诸侯宣告而讨伐他，这是三王的举动。”董公的话，符合《春秋》讨伐贼人的道义。太公的家令劝谏太公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皇帝虽然是儿子，却是君主；太公虽然是父亲，却是臣子，怎么能让人主拜人臣。”后来皇上朝见，太公拿着手杖在门口迎接倒退而行，这是明白君臣的分别。人们都说：汉初的大臣，多是粗暴凶诈之徒。借以成就大事来思考，他们都明白纲常、合乎礼义，这道理贯穿万古，不曾有一天泯灭。
高祖喜好酒和女色，范增又说：“贪财好色”。高祖兴起王业，史臣怎敢加以诋毁，因为难以遮掩，不免直笔记录。现在看他一进入秦宫，看见帷帐、狗马、重宝、妇女数以千计，便想留居，幸亏两位大臣的劝谏，才回军霸上。一进入彭城，可以说是重地，便收取那里的货宝、美人，每天摆酒高会，这时没有劝谏的人，于是败得一塌糊涂。等到得到天下，又沉溺于戚姬，几乎要废掉太子，如果没有四皓，又是一场狼狈。外物容易改变，内心的欲望容易动摇，幸好迫于利害而停止。我朝宋太祖真是圣明的君主啊。
真宗曾经对王旦说：每次任命宰相，亲王不登崇德殿，不临朝听政，其意在于任命宰相，亲王表示不敢专断。
崇宁五年，敕令节文小钞，知通监造，书写押印，制造样号，年限条禁，都依照川钱法，军人官员的俸禄不用外，买卖、仓场、库务、出纳依照现钱使用，三年为一界。大观二年，第一料其样式与现在的会子大致相同，上段印准，伪造钞已成，流放三千里，已经行用的处斩。到庚寅年九月，不再使用，中段印画泉山，下段平写一贯文，省守姓押子，这是会子的端倪。绍兴十二年，户部张澄想要推行会子，给事中胡霈然阻止而停止。绍兴二十二年，终于推行了，现在九十多年，弊端极大了。而大观小钞，百姓认为便利，是因为制造有限，而兑换有信用。
高宗说：东宫必须读书，才知道古今治乱，才不受人蒙骗。我初即位时，群臣多劝效法仁宗。仁宗固然仁厚，末年纲纪几乎不振，所幸得到韩琦，于是无事。本朝自有太祖，为什么不取以为法。
聘